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江西工学院《红烂漫》战斗队、井冈山红卫兵江西大学指挥部九、一五战斗队联合编
1966.12.26


一、 十六条公布以前


1、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可江西省委却按兵不动，“江西日报”拖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转载这篇文章。

2、六六年二月彭真、陆定一黑帮盗用中央名义，向下发了一个黑文件《二月提纲》。连白栋材(省委书记)在八月间也曾说过：“《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里所批判的五个“法宝”。可是省委某些主要负责人却一直把它当作金科五律，大肆宣扬，积极执行。

3、阎王殿(原中宣部)陆(定一)阎王于三月九日到江西，四月十一日离赣。黄知真(省委候补书记、省文革小组长)、刘俊秀(省委书记)、方志纯(省长)给以殷勤招待，并进行了密谈。陆还对莫循、李定坤、吕良(均为省委宣传部正、副部长)等人作了黑指示。

4、三月十六日黄知真请陆阎王在江西宾馆召开的县级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陆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报告中大贩黑货，大量放毒，可省委却把报告编成册发给了各级党委学习讨论，并在省委党校宣读了。

5、四月二日陆阎王与省委某些领导搞阴谋让陆阎王盗用中央和毛主席名义到江西医学院二附院慰问和接见双目失明的贫农社员熊先返。并及时地在次日“江西日报”上以醒目的标题、照片报导在第一条位置。

6、四月三日晚黄知真一个人偷偷摸摸找陆阎王谈说，谈了很久，连陆的秘书也不在场。

7、四月二日，戚本禹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可“江西日报”却默不作声，直到受到批判之后，拖到五月八日才不得不刊登。

8、省委通过各种渠道竭力宣扬“二月提纲”，竭力为陆阎王卖命，四月省联社召开的各大专院校基层政工干部会上传达了，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召开的各大专院校理论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也推销了，以后的省团代会上也贯彻了，四月十六日，王朝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来到江西工学院作报告，宣扬的还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组织对“海瑞罢官”的假批判，纯学术讨论，高陵(院长，党委副书记)对此报告赞扬备至，两次叫大家鼓掌，以表示感谢。

9、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五月八日，高炬、何明发表文章，揭露前北京市委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可省委却在这前后还只是组织对吴、对“三家村”的一些学术性批判，妄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10、五月×日省委派黑帮分子李定坤到工学院等院校“视察”和了解各院校的“思想动态”，其实是为了针对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采取对策，从而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混过关。

11、五月十七日和次日上午，黄霖(副省长)在全省中等学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学习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恶毒地污蔑和攻击毛泽东思想，污蔑和攻击人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工农兵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比作夫妻之间的感情，把自力更生的政策比作生娃娃，和结婚，还对抗文化大革命说什么“保证省委没问题……”给运动定调子、划框框。

12、五月中旬、下旬，全省各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奋起千钧棒，痛打“三家村”，大字报象排炮一样射向敌人，可省委不让革命师生和工农兵刊登批判文章，使运动在全省搞得冷冷清清。

13、五月十八日工学院有革命同学批判王朝俊的报告，以书面材料交院党委，被高陵扣留。她为什么敢扣留呢？因为有后台老板江西省委一小撮人。

14、省委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揪出了黑帮分子李定坤，而省委迟迟不肯批判，不舍得拿出来，直到七月九日才被迫点名批判。

15、五月三十一日，省委在中苏人民友好馆召开了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由莫循作报告，黄知真、李定坤参加了。莫循在报告中说，能跟上中央就不错了。不要走在前面，中央点一个，我们就批判一个，还说什么我们决不要乱来，不要乱点鸳鸯谱等，于是大字报不准上街，书记、厅长、党委委员之间不准互写大字报，各高等学校不能通气都出来了。

五月二十五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已出来了，革命风暴的来临将使一切牛鬼蛇神全身发抖，在北京有人压制这张大字报，在江西有人顽固地守住反动的“二月提纲”，来对抗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何其毒也！

16、六月一日，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七位的大字报，于是揪出了黑帮陆平，揭露了一个大阴谋。这给全省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极大鼓午。

17、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全省革命人民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18、六月四日工学院同学贴出批判王朝俊的报告的革命大字报，下午，高陵请示白栋材、莫循之后，为王的报告大作解释，包庇王朝俊，并提出“紧跟省委”，医学院、农学院等院校及一些工厂也先后出现了“紧跟省委”，紧跟(院、校、厂)党委的错误口号，给运动设下了大障碍。

19、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石少培(农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在省委某些人的指示下，对革命师生进行残酷镇压，把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制造了革命学生自杀的流血事件，广大革命师生坚决要求省委处理石少培。省委却派莫循、王朝俊到农学院去视察，而莫、王、石谋划结论：“农学院的运动是健康的。”省委不仅不处理石，反而在七月份宣布石为大专院校文革小组成员，直至八月底才不得不点名批判。

20、此间，运动有了起色，各高等院校广大革命师生纷纷要求停课搞运动。省委迟迟不答应，直到六月十八日革命生师派代表到省委再三请求，于深夜一时才被迫直布停课。

21、六月十六日，南京大学革命生师揪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这对我省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22、六月十八日、二十日，“江西日报”上点名批判谷霁光(江大副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石凌鹤。要知道，省委某些主要负责人在这里玩了把戏，大耍了阴谋：①给谷霁光定为“三家店”黑店江西分店的老板，给石凌鹤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在江西的代表，妄图弃车保帅；②让黑帮“批判”黑帮，喽啰“斗争”主子——主持“批判”谷霁光的大会是李云扬(江西大学副校长，党委第一书记)，主持“斗争”石凌鹤的是李定坤；③不准南昌二中等单位去师院、江西大学声援。

23、六月二十一日，医学院革命生师把林怀远(党委第一书记)揪出来了，可林在黄知真家密谋后回校即对革命师生组织大围攻，大反扑。

24、六月下旬，省委向各高等院校派出了工作组，这本身就是方向路线性错误。工作组大部分是解放军，企图利用广大革命同学对解放军的热爱，有的扬言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出来的，为省委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蒙上了一层纱幕。工作组来了以后，解散了革命学生的革命组织，划框框定调调，束缚群众手脚，还把一批勇于斗争的革命生师打成“右派”“反革命”。

25、六月二十四日，洪都机械厂发生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严重事件，广大工农兵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该厂工人用大字报的形式揭露了厂党委许多问题，触怒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爷们，于是，吴清明(厂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三日请示白栋材、黄知真等人，经得他们的点头同意，在二十四日，厂党委便对贴了厂党委大字报的工人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反击。

26、六月二十五日，在前庐山党委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廷士、蔡绍玉(党委正副书记)的亲自出面策划下，制造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惨案，即骇人听闻的庐山“六、二五”事件，至今主谋和罪魁还逍遥法外。

27、六月二十六日江西大学同学写出了题为“倡议”的革命大字报，号召大家揭发校党委的问题，被李云扬说成是一篇煽动性的大字报，视之为敌，组织全校性的大围攻，大镇压，逼同学写书面检讨，这以前的几个月江大的运动尽是搞些批判“三家村”、谷霁光的纯学术性的“读书会”这是因为李云扬曾与陆阎王密谋过，是李云扬执行陆阎王及省委某些人的指示，在这次白色恐怖中，李云扬对一百六十名革命同学进行了政治迫害，把八十名打成“右派”，有一个小组打成反革命，这些受到迫害的同学中有百分之九十是红五类子弟。

28、七月三日江西工学院成立了一个“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开始揭发省委和院党委的问题。黄知真等视之为眼中钉，派吕良及工作组整理他们的材料，准备扼杀这一革命组织。

29、七月十四日，农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烧院党委的大好形势，千万张大字报打向石少培，可是省委却在四天之后派来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江西的推销员、石少培的老搭当王纪明(省教育厅副厅长)担任农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再行包庇石少培。

30、七月十四日，省委派来工学院“加强领导”的吕良作报告，大划框框，“什么运动分四步”走哇，什么“总结再教育哇，束缚群众手足，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事，农学院、医学院、江大都有。

31、七月十六日省委召开了一个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黄知真在会上污蔑“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的三点罪状：一是这个组织未经上级批准，二是反高陵、三是反吕良。因此宣布该组织为“不合法”打成反革命。

32、七月十七日晚，石少培向农学院党员传达了黄知真的报告，后有党员把此报告揭发出来了，石告诉黄，黄说：“好呀！好呀！这是你培养出来的好党员，真是活该！”

33、七月十八日上午，黄知真以工学院革命同学要求改组广播台的革命行动为“闹事”之借口，指使吕良、高陵及工作组宣布：“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为不合法，妄图从此打倒一切革命组织，造成严重的指示。

34、七月二十五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下令撤消工作组，号召广大革命学生踢开绊脚石，自己革命，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生师扬眉吐气，但这个消息没有及时传达到江西的革命生师中间，直至八月四日前后全省各大专院校才听到北京新市委宣布撤消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是录音)我省革命生师无不欢欣鼓舞，可省委又拖了五天，到八月九日才决定撤消工作组。

为什么主席下令后的第四天北京市委就宣布撤消工作组，并且开了革命师生大会，而江西却在半月之后才恋恋不舍地决定撤，更没有什么生师代表大会，为什么工作组撤后又急急忙忙地向各高等院校派来了变相的工作组——新院校党委？江西省委为什么要打折扣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二、 十六条公布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期


35、八月八日党中央公布十六条，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坚决拥护这一纲领性文件。广大革命学生宣誓要忠实贯彻十六条。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36、八月十日，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向革命群众发出伟大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连续几天，省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企业的革命群众纷纷表示决心，上街游行。

37、八月十一日，师范学院发生“八、一一”革命事件，革命学生大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成风，大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威风。

38、八月十二日到十六日，方志纯、白栋材、郭光洲连续到工学院、师院、医学院、共大、江大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他们仅仅是第一次到这些高等学校)。不仅是下车伊始，而且是有意包庇院(校)党委，包庇省委。更恶劣的是，白栋材二面三刀，在师院讲“八、一一”事件是革命行动，而在医学院却指责“这算什么革命”，“师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大骂革命师生是“乱糟糟”，白栋材，你该当何罪！？

39、就在停止工作组职权的不几天里，省委很快地向各高等院校派来了变相的工作组——新院党委，有的新党委书记就是工作组组长，有的是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老爷们的忠实奴才，显然，省委是早已蓄谋好了的。

40、八月十八日，首都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百万文化革命大军——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41、八月二十一日省委装模作样地召开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看江西的大会与首都的大会有什么不同呢？看看省委搞了什么鬼吧！

地点/事项

首都



发言--全是革命师生

红卫兵组织--战斗中诞生的

队伍位置--革命师生在会场最中间最显著的地方

首长讲话--林彪、周恩来的讲话获得一阵阵热烈掌声



江西大会


发言--（学生红卫兵）只有一个大学生代表,中学代表是一个不出名的教师


红卫兵组织--临时拼凑的，尤其是维持全场的红卫兵


队伍位置--革命师生在会场最偏僻的八一大道上


首长讲话

--方志纯在讲话讲到有些地方镇压运动时,讲这些地方打击右派后才改是打击左派



42、八月二十一日省团校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显文(团省委书记后被华东局停职反省)。可白栋材、方志纯与王显文同乘小汽车前往，是敌我不分呢？还是一路的货色呢？

43、八月二十三日，各大、中、小学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了。

44、八月二十四日，江大揪出李云扬，他是一个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刽子手，革命学生要求省委派人来看大字报，省委口头答应了，但总不派人来，终于在次日晚半夜里，王泽民来江大要把李云扬保存的材料拿走，被江大的红卫兵拦住不放，这些材料大多数是省委发下的，省委如此慌张，不是心中有鬼吗？

45、八月二十五日，白栋材、黄知真到工学院作“检讨”，第二天便放走了尚未向广大革命师生作检查交代的工作组。在师院等校也是这样，革命同学根据中央指示，暂不同意工作组离校。白栋材、黄知真害怕工作组交待问题会露了省委的“机密”，强行放走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

46、八月二十六日——三十一日，南昌市各大专院校和革命师生奔赴长沙和西安支援湖大。交大等院校革命行动，这次革命串连学到了不少斗争经验。

47、八月二十七日黄知真以联络员的身份到江大作报告(检查为名)，郭光洲代表省委讲了话，明目张胆地为李云扬辨护，公开对抗十六条，革命的同学太为不满。

48、八月二十七日，南昌无线电厂在省市委指使下，在胡彦臣(市机械局政治部主任)策划下，以工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贴了大字报，工人自己组织了造反队为罪名把十几名工农子弟打成“反革命”集团，有的工人当场受到恶毒殴打关达八小时之久，有的工人被关了九天九夜，为斗工人停产了两天，有的残废军人腰被打伤，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之一。

49、八月底，省委机关贴出了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革命大字报，揭了省委的一些问题，黄知真等一伙生怕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立即授意其亲信用另一部分大字报将其盖掉。此时，广大革命师生开始冲破省委障碍，大字报上街头，各高等院校开始互相串连了。

50、八月二十八日，“江西日报”点名批判石少培。这里白栋材等人又搞了一个大阴谋。请看事实。

三天前白栋材在向工学院革命师生作“检查”的会上，讲到了这一打算，他说：“批判石少培的材料和社论完全由农学院同学和和江西日报记者合写，我们不参考意见。”可是在由几位同学起草的“革命学生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社论中，原稿中的一句：“又一个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石少培被江西农学院的革命学生揪出来了”。硬被省委指派人改成了“一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魁首——石少培被江西农学院革命师生打倒了”。白栋材后来也承认说：“这篇社论是江西日报记者和江西农学院学生合写成的，我只是参考了几点意见。”同志们！白栋材在这里面搞了鬼不是明显不过了吗？想包庇自己过关的人尽管能说会道，他要欺骗革命群众是不能得逞的，他要对抗党中央是没有好结果的。

51、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文化革命大军——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52、九月份一开始，各大专院校开始大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53、九月三日上午，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在省人委揪出了彭梦庾(副省长)，省委书记刘瑞森应邀参加了大会，表示支持这种革命行动，可是九月五日刘俊秀在县级以上干部的省委会上，严厉指责刘瑞森、黄先这是走了群众的尾巴主义。同日洪都机械厂工人到省委去请愿、要求撤销吴清明的一切职务等情况，被白栋材阻止，白当众讲了话，后有工人带此录音上北京汇报，省公安厅还派人去捉拿工人。(未捉到)

54、九月四日，街头出现工人、干部围攻革命学生的严重现象，省市委某些人，利用劳模的名义大肆进行煽动，赵长生等人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的《向坏蛋作坚决斗争》的传单大量印发，满天飞午，著名张永红的第一张大字报问世(后又写了六张)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江西日报》为之付印了四吨多纸，而革命学生或支持革命学生的人要印传单省委和印刷厂却不印，直到今天也没印几份。

55、九月四日省人委西墙上出现了一张未署名的反革命大字报，(据王泽民查明是九江×学校×××写的)黄知真等省委领导人三番五次把它与革命同学的大字报相提并论，有意混淆。

56、九月六日省委在军区礼堂召开的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黄知真作了报告，说：学生无理取闹，“炮打司令部”我问了中央，你打我就是不倒！……(七日凌晨三时的讲话，就是这个报告的翻版)于是便出现了“誓死保卫省委”“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口号标语，有的工厂便开始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例如南昌汽车修配厂就被厂党委抓了五十多人，其中党员、团员十多人，红五类子弟十多人，还有文革委员，原因就是他们贴了厂党委的大字报。以后厂党委书记便当上了文革主任了。类似情况其它厂还有。

57、“九一六、七”事件，六日上午，因同学在街上被围攻，便到省委去表示对“炮打司令部”这口号的看法和要求省委给被围的同学解围，一直等到晚上省委还没人出来，于是各分批有人来叫同学回去吃饭，可是省委却组织了不明真相的工人、干部来围攻学生。这样学生被围在省委不能出来，学生多了些，工人更多了，省委竟公然打电话给市委，派来了大量的“维持秩序”的工人，借口“学生在省委闹事”从江纺、江西玻璃厂、郊区红旗大队等几十个单位调来一、两万工人，农民来“保卫省委”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当场还有人呼：“方志纯万岁！”等极端错误的口号，革命学生受到人身攻击。七日凌晨三时黄知真等省委领导人才出来，他把广大革命师生当作敌人(有二处特别提到右派分子)，拍桌大骂，当众撤谎，说什么毒论是“自发”的。黄知真等省委领导人向邮电部乃下令不准大学生向党中央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又派南昌二中部分红卫兵控制交通部门，不准革命师生上北京汇报。上午从省委大院出来，在人民广场及沿路的师院、工学院的队伍又被层层包围，直至中午已过分别回校。这几天，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昌，这就是南昌危急的“九一六、七”事件。

58、九月四日，在赣州的江西冶金学院等院校的革命师生炮轰了地委——贴了地委的大字报，地委某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立即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组织了大量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围攻革命学生，迫害革命学生。同时(五——八日)在吉安、上饶、九江、景德镇、庐山、乐平等地同样发生了压制革命学生的严重现象，自南昌到这些地方去串连的同学受到重重阻挡，甚至受到搜身没收所有传单，扣留印刷厂已为之印好的传单等迫害，这不能不使每一个革命者产生联想，江西省委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执行得多么坚决！多么全面！多么彻底！

59、九月八日至十日街头围攻革命学生的现象继续存在，被斗，被打，被审的同学多人，中医学院一女同学因散发传单被打伤几处，身穿的三件很新的衣服都被撕烂，坦胸露背，还有一同学被围斗后，押公安局，由公安人员非法审讯，同学提出抗议，公安人员竟纵容暴徒拖到街上再次殴打。八日农学院二十几个革命师生上街散传单，被不明真相的工人包围，强行下车，打烂玻璃，女同学遭侮辱。医学院九月七日和八日遭几万人的包围和占领，岂不怪哉！

这段时期全省的革命师生被围攻达三千一百九十九人，被打三百七十五人，被斗九十人，受重伤十二人，受伤一百七十六人，住院六人，戴高帽游街的九人，被送公安局的五人。

60、九月八日晚，省委公布五点建议，装成一个革命者的样子。其实还是在这里对抗十六条，不但这建议只字不提“革命学生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从未提过。

61、九月十日由几所高等学校发起，在人民广场举行了有七十多个单位，两万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游行，会上还有多米尼加朋友发表了学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62、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江西的情况，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了，这大大鼓舞了广大革命师生。可是省委感到日子不好过了，急忙于十一日在军区礼堂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黄知真在会上作了报告，说“保卫省委”是仅仅“不利于发动群众”，街头辩论是“自发的”，有意混淆是非，并组织毁灭罪证，把露骨的极端错误的“保卫省委”“省委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坚决拥护方志纯的广播讲话”的口号盖起来或撕掉。

63、九月十二日，黄知真发表广播讲话，还是贩卖相同的货色。

64、九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全省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上北京，我们强烈要求推迟时间，省委拒不答应，这使运动以后又造成了反复。

65、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二附院的护士万荷香放出她的毒箭一评、二评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反动本质，以后陆续出了七评，万荷香和张永红一样，得到省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欣尝，因为这几个跳梁小丑是他们自己的代言人。

66、九月十五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67、九月十八日省委召开赴赣串连同学座谈会，规定本地学生不能参加，刘瑞森、郭光洲只是表面上承认了三点错误和缺点。

68、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广场举行了十万工人参加的大会，成立了“南昌市工人赤卫队”，总指挥是曾经指责过革命学生直到如今还没觉醒的赵长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是从来未有过这种事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家想想看。

69、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左右，有五个人鬼鬼祟祟在八一大道上贴矛头指向革命学生的“郑重声明”的大字报，署名是江西医学院李永红。五人被南昌二中六位革命小将巡逻时发现，被认出其中一个是南航的，当场围住，有两人伧皇逃跑了，其余三人不肯露身份，拖到省委，直到十二时李永红才不得不出头露面，原来是调来江西医学院担任71级团总支书记的潘玉，现在搞“四清”工作。

后王泽民大骂这六位革命小将。于是在省委策划下，又闹了个满城风雨。文化革命又受到了挫折。张永红、万荷香、李永红是一样的货色。

70、九月二十八日，白栋材接见外地串连的同学(又是本地同学不能参加了，还在胡说什么“江西形势大好，方向对头”。并想方设法不让外地同学与本地同学在一起，把他们安排在宾馆，江西饭店等高级旅社，妄图隔离，妄图用物质引诱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黑龙江就有这么一个串连队，因受蒙蔽而为江西省委说了话。

71、九月二十九日在市委礼堂召开了一次干部会，市委副书记李华封作了报告，这一段时期省市委采取了更加狡猾的手段，更新的形式，欺骗群众，把矛头指向革命师生。

A)对支持革命师生的工人、农民进行政治迫害，如南柴的文革筹委会主任尹礼仕就被撤职，请看江西日报八月二十三日《英雄城里风雷激》是怎样介绍过尹礼仕同志吧：“南柴青工尹礼仕，今年只有二十一岁，自进厂以来，就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过得硬，被全厂三千名职工选举为文化革命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在波澜壮阔的工人游行队伍中有许多象尹礼仕这样的具有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青年，他们是青年一代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试问，难道造了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就有罪吗？就无理吗？就该撤职吗?

B)洪都机械厂压不垮战斗组在中山路一条街上统计，反对革命师生和支持革命师生的大字报的比例是220：1这就是省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搞的社会舆论。难道这不是赤裸裸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72、九月三十日、江西第一监狱以全体“红卫兵”的名义，不顾事实真相，泄露国家机密，公然违背军纪国法，恶毒地造谣污蔑说：“江西医学院一小撮右派分子煽动劳改犯人造反”并迅速大量印成传单发往全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被外国人抄走了，影响很坏，这一坏后果应由省委负责。

73、十月一日是伟大祖国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日，江西赴京革命师生受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但是在南昌市的庆祝大会上，省委不准揭发过省委问题的“江西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参加，百般阻挠，始终不让英雄城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在大会发言，而让另一个红卫兵指挥部代表发言。目前前者要炮打司令部，要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74、十月四日，省委在八一礼堂召开一个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布置了如何对抗快要返省的革命师生。(革命师生赴京期间省委召开了三次十七级干部会，须知十月一日林副主席的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省市委某些老爷们感到日子实在不好过了，于是拼命作垂死挣扎。

75、十月七日至十二日赴京师生大部分光荣归来，大批归来，都有省委负责人组织了群众欢迎，《江西日报》还报道，可去的时候就完全另是一样，冷冷冰冰的，《江西日报》连屁也不放一个。

76、十月七日黄知真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七日至二十八日)。

77、十月十日，肖华同志在传达林彪同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伟大号召，全省人民热烈拥护，纷纷游行表决心，有的本单位开了大会。

78、十月十二日省市委看见赴京光荣归来的革命师生要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高潮，真是情况不妙，于是来了个“调虎离山”——下令全市中学生下乡参加秋收一个月。革命小将坚决不执行这个错误决定。一中、二中、五中、六中、曲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三百多人从十五日下午两点开始向市委、省委抗议、直至斗争了三十五个小时之后，省市委才被迫接受同学要求，改变了计划。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得到一次大暴露。

79、十月十五日，师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去南昌步校叫回了工作组，从九月份开始，各大专院校便向省委提出了召回工作组的意见。可省委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或当面答应，其实拖延，妄想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0、十月十五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在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举行，他们的观点与革命师生总指挥部及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和谭力夫是一样的货色。

81、十月十六日省委发出通知组织学习中央关于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执行中央批转的军委的指示文件，在省委的通知中讲到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党委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要“一律予以平反”篡改成“要严肃地、认真地给于处理”；而就这样一个通知也是半月后才向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见面。

82、十月十八日江西省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在人民广场宣布成立，同时在昌革命师生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革命师生以无可弃驳的大量事实控诉了省市委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揭露了省市委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出面组织了一个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誓师大会，方志纯在东方红的奏乐中走出来，请看两次会议的特色吧！


十月十八日会 　　　　　 　　　　 十月二十一日会

主持人 　　　　　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1、省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省市委是好的、革命的

观点 　　　　　2、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 　　　　 2、“炮打司令部、火烧省

市委”口号反动笼统

工人不准参加，说参加的是搞革命串连　 通知工厂派工人参加

对工人参加 　　　破坏党的政策，参加了会的受纪律处分　　有些工厂还停产参加

、迫害

首都红卫兵总部　 邀请参加，并发了言　　 　　 　　　　　邀请参加并预先同意了发言

十二大队　　　　　　　　　　　 　　　　　 　　　　　　　可轮到发言又不准

省委发言　　　　 1、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1、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方志纯发言)　　　2、发言稿中没有毛主席语录　　　　　　 2、发言搞中有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你们的……”　　　　　　　　 “世界是你们的……”

对已下乡劳动的　　省委封锁消息 　　　　　　　　　　 省委发出通知

同学　　　　　　　不准参加　　　　 汽车接回来

对工人参加　　　　工人不准参加，说参加的人是搞革命串 通知各工厂派工人参加，有

连，破坏党的方针政策，参加了的受纪　　些工厂还停产参加

首都红卫兵总部 　邀请参加并发了言　　　 　　　　　　 邀请了参加，并无同意了

发言可轮到发言又不准发言

省委发言 　　　　1、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1、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2、发言稿中没有毛主席语录　　　　　　 2、发言搞中有毛主席语

“世界是你们的……”　　　　　　　　　录“世界是你们的……”

对已下乡劳动的 省委封锁消息，不准参加 　　　　　　省委发出通知，汽车接回来 同学

83、十月十八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

84、十月十七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了江西留京革命师生和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代表，王力同志肯定了革命学生提出的“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是正确的，提出了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从而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学生，这是错误的。录音带还在广场继续放了好几晚，不少工人群众来听了。

85、十月二十三日下午，赣州的三所大专院校和外地串连的革命同学在人民体育场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地委书记朱××不讲这是革命大会，要他回答赣州“九——六·七”事件是否是革命行动，他不但不讲，反而乘同学让他回家吃饭之机一吃饭就到了会场上来，红卫兵代表几次请他却不见人影，一百五十多名同学直等到二十四日傍晚，地委才不得不出来基本答应南昌的同学去声援了。

86、十月二十六日晚，中共中央接待办公室马习武给白栋材打来了电话，宣布有“严重错误的中共中央接待室答四川赴京代表问”的传单一律作废，在革命同学的强烈要求下，省委才答应把电话记录印成传单。对那错误的传单，省委如获似宝，大量翻印，还指示评剧团也大量翻印，流毒极广，省委真是做恶极多，使人子弟。

87、十月二十七日深夜当新华社“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广播说时，南昌市倾城欢腾，全省人民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战果。节日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二十九日。

88、为了响应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我省大专院校(中学早一些时间)革命师生分期分批下到人民公社帮助三秋。

89、十月二十日，省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组织革命师生在人民广场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彻底批判张永红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大会。对于这样一个大会，省委在大会主席团再三要求下仍不派人参加，与会者一致对省委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在大会发言之后造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刘瑞森出来讲话，说：“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是革命的，并呼这一口号。

90、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半，周总理在政协小礼堂接见了江西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留京代表，总理听取了大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代表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总理提出的同意了二点要求。

①勒令黄知真向革命师生作深刻检讨，必须低头认罪。

②省委必须就九·六七事件向全省人民作深刻说明和检查。

首批返回代表一下火车就参加了正在进行的“答问会”代表们当着白栋材的面宣布了周总理同意了的三点要求。

91、十月底广大革命师生响应中央号召，照陈伯达和周恩来同志的教导，认真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组织了不少小部分步行远征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了不少战斗组，向社会调查去了。

92、省市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新形式：

①不准支持和同情学生观点的工人和革命学生接触，联合我们去做调查，他们便说是串连。

②把支持和同情学生的工人调离本单位或调出省内，例如南柴铁扫帚战斗组近二百人欲调往贵阳，南昌无线电厂的筹委会主任张庆等调走了。

③把工人子弟十一岁的小孩沈慧萍及一个九岁一个六岁的弟妹也打成“小反革命分子”受到毒打、侮辱和虐待，原因是他的父亲(工人、共产党员)贴了党委书记(七里街发电厂)的大字报，被打成了“反革命”。

93、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黄知真开始离京回省，我们广大革命师生希望黄知真等一些主要负责人，能不折不扣的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识错误，深刻检讨，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正确的路线上来。

三、中央工作会议后

94、十一月一日黄知真从北京开会回来，下午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明天就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晚上，省委向各高等院校文革负责人等传达了中央十月二十日决定和省委的决定。

95、十一月二日及以后，革命师生代表带着周总理的指示回来了，他们分别向大专院校革命战友传达了总理指示。江西省委必须作公开检讨，这是肯定的，你们要经得起锻炼，革命都要千锤百炼嘛！……总理语重情深地教导，鼓舞了每一个革命师生的革命干劲，增强了他们胜利的信心。

96、十一月三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找到了一直两个多月不敢露面的“重要人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的代言人——张永红(江西日报记者)，心情异常激动，准备晚上在省体育场对“江西日报”负责人组织问答会，目的是要找张永红的后线，可“江西日报”社主要负责人随文山欺骗革命的红卫兵，出尔反尔，激起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极大义愤，于是深夜到《江西日报》社造反，暂时封闭“江西日报”，叫随文山回答问题。而随拒不回答革命师生的问题，这样会就到了四日。上午继续开会，中午黄知真由于红卫兵多次请才来到会场。他无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仗着周围有不少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于是后来发生了凶手撕烂了“红卫兵”旗的反革命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黄知真是这样对待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真是要顽固到底吗？黄知真，再不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

97、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

98、十一月四日在省委某些人的唆使下，以评剧团党支部书记和文革主任吴庆义为首带动评剧团赤卫队员及另一些人竟胆大包天到新华社江西分社无理取闹，要冲进去，并提出两条勒令：一、要新华社记者交出(拍摄他们支持张永红，抗议革命学生，赶走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大标语等情况大字报照片)胶卷，二、要交出(在“江西日报”社了解工人赤卫队及另一些人撕毁红卫兵旗和上一场的)记者来。遭到新华社江西分社的坚决拒绝和阻止，新华社将这一严重事件电报了中央和总社，这是罕见的发生在江西的严重政治事件。

99、十一月四日晚，医学院、党校、首都红卫兵总部第十二大队部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省委支持乐平中学革命同学革命行动会，深夜两点钟散会后，发现八一大道阳明路，叠山路等有人出动了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有人在撕大字报，革命师生立即围上去，这些人死不敢暴露身份，后来才查出有江拖、仪表厂……等单位的干部和工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深夜来撕大字报，他们说是为了使“工农加强团结。”真是荒唐！为什么他们行动会统一，口径一致呢？这是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策划了一个新阴谋，他们看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高潮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敲响了，又听说首都有十万红卫兵要来南昌造反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于是省委指示李华封、马键在三日深夜十一点在南昌剧场召开了五十来个单位党委书记及负责人会议，统一布置于深夜在两点去把街上贴的支持张永红，赶走十二大队的大字报撕掉，把这些镇压革命学生的罪证销毁掉，阴谋破产了，李华封于五日上午七时又电话通知了各厂，大字报你们不要去撕了，撕了也不好！”这又是一桩极端严重的事件。五日，六日，革命师生把出动的汽车及撕的大字报放出人民广场、八一大道展览示众，这一下，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顽固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搞得狼狈不堪，啼哭皆非，五日下午四时江西省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彻底地揭露这一阴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于十一月四日上午在体育馆庄严宣告成立，这是全省十几万红卫兵的一件特大喜事。

100、十一月五日晚，革命的师生和红卫兵，到市人委去要求供给我们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市人委拒不答应。而在省市委控制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他们星期六和星期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根本不报导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忠实地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上述原因，工学院、中医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十二大队的部分红卫兵就把南昌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接管过来由我们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负责广播了，可原宣传站的某些负责人，他们剪断线路，拿走电子管，制造假线路，致使我们修理检查了十三小时才正式广播，可六日的中午和傍晚有些工人赤卫队员无理几次冲进去，妄图破坏国家财产，阻挠正常宣传。

101、十一月六日清晨“江西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造谣中伤，说什么新华社记者石玉生同志被停职反省，他们和评剧团一唱一和，企图造成社会舆论，对党中央，耳、目、喉舌——新华通讯社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威信进行损害。他们可耻的行动遭到新华通讯社江西分社和人民日报江西记者站彻底地，毫无留情地揭露。“保”字号的面目又一次大暴露。

下午，江西省革命师生总指挥部、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首都红卫兵总部革命串连第十二大队的二百多名红卫兵造了东湖印刷厂的反，经过与省委秘书长王泽民东湖印刷厂负责协商，答应两部机器，给革命师生印传单，每天十万份。

102、十一月七日、八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坚决支持乐平中学革命师生控诉乐平县委书记镇压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

103、十一月九日，广大红卫兵和工农群众成立了“八、二七”平反团“为誓死捍卫以毛主席的路线，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为受迫害的工人彻底平反，进行英勇的斗争。”

104、十一月十日在“八、二七”平反团的强烈要求下，南昌市机械局政治部主任胡彦臣(南昌市无线电厂“八、二七”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被揪到省委礼堂，向人民低头认罪。晚上“彻底解放受害工人大会”正式开始。

10,、十一月十一日，经过两天的斗争，白栋材在凌晨一时半来到会场。在铁的事实面前，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白栋材同意平反，并由省市委主持于十二日下午四时在八一广场召开全市平反大会。白栋材亲自参加。

这一天，市机械局，省市文艺界及一部分工人赤卫队在省委召开了大会，斗争刘瑞森，会议五时流产。

晚上，省市内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卡车劫走了两名革命学生，当众被拦住，卡车上的人狼狈逃窜，革命师生接管了卡车。

106、十一月十二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斗争的暴风雨中正式成立。下午四时革命工人、革命师生，来到八一广场参加全市大会(平反大会)但是由于白栋材、马键等人有意破坏，大会没有开成，一直到晚十时，全体与会者拦住省委造反，强烈要求省委负责人出来与革命群众见面。

等到深夜还不见白栋材等人出来，革命群众只好上门寻找，于是队伍开到了开三级干部会的地方——江西宾馆。

107、十一月十三日，乐平中学革命师生乘车回乐平，晚上，一场严重的工人打学生，学生打学生的流血事件，在英雄城又发生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工人赤卫队，强行夺走了《江西省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指挥部》已经接管的《南昌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当场打伤了许多革命学生和红卫兵，撕毁了红卫兵队旗，把斗争锋芒对准到革命学生身上。

108、十一月十四日，殴打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流血事件继续发生。

晚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冲入宾馆，围攻学生，殴打学生。一些坏蛋还身藏刺刀、硫酸、王水。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当场抓住了冒充工人赤卫队员的打人凶手吕德璋，王楚保(均是南昌八一柴油机厂科长)。

在这一严重流血事件中，黄知真是目睹者和策划者。我们要正告黄知真及其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109、十一月十五日，革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群众斗学生，制造流血事件的滔天罪行。并且将打人凶手吕德璋、王楚保游街示众。这一下，又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顽固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致命的打击，下午四时，全体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在八一广场举行声讨大会，愤怒控诉黄知真等人挑动群众斗学生的罪行。

110、十一月十六日，凌晨，省委内的官老爷开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以及宾馆的全部服务人员撤出宾馆，对革命学生实行坚壁清野。省市委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广大红卫兵的愤慨和不满。“八·二七”平反团当即向省市委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声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由省市委负责。

晚上，市委副书记马键与“八·二七平反团”达成十条协议。决定十七日在南昌无线电厂开控诉大会。白栋材，马键参加，市委宣布毕武成罢官。胡彦臣停职反省的决定。

117、十一月十七日，省市委公然欺骗革命学生，撕毁已经达成的协议，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给受害工人平反。市委副书记与马键暗中通知一部分工人赤卫队，在把革命学生送往无线电厂后，他们自己演出一幕“绑架”丑戏，躲了起来。革命师生对此愤宾已极，当晚徒步赶回宾馆。省市委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的指示。

112、十一月十八日，经过反复斗争，晚上在南昌市无线电厂举行了“八、二七”受害工人控诉大会。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方晓参加大会，并宣布了市委关于撤消毕武成党支部书记职务，胡彦臣停职反省，张锡铭公开检讨的决定。

十天十夜斗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

当天晚上，革命师生从江西宾馆退出，转换新的斗争阵地。

113、十一月十九日，党校红卫兵司令部等单位轰走了无理住在党校的《江西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大造了保守派的反。

114、十一月二十日，由首都三个司令部红卫兵和全国赴赣革命串连团联合在八一广场召开了“全国在赣革命师生员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江西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大会，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反保守派的威风。会议震动了整个英雄赣。

115、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西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在八一广场召开“批判和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是一个何批判大会，革命派大造其反，会议在宣布了主席团名后就流产了。

116、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件发生了。晚上九时四十五分，在省委办公大楼，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战士赵德安被坏蛋暗中刺伤。这是继九月上旬以来，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残酷迫害革命学生和红卫兵事件的进一步恶化，这是阶级敌人作垂死挣扎的表现。

凶杀案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的无比愤慨，一致强烈要求江西省委立即严惩杀人凶手，并公开作出检讨。

同志们，革命者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要正告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117、十一月二十四日，《江西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再次在八一广场召开“批判和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继续玩弄假批判的花招，这样又一次暴露了他们“保守派”的真面目。大会主持者拒绝革命派代表发言，革命派上台造了他们的反。大会又一次流产了。晚上十点，革命派又一次造了“江西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反。

这天晚上，江西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打学生，发生了血染南昌城的严重流血事件。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意将革命学生捉到南昌柴油机厂内进行毒打，一夜之间被打革命学生和工人数达一千多人，这是江西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同时也是全国都无见的流血事件。“11、24”流血事件又一次大暴露了江西省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丑恶面目。


编后记


在纪念有历史意义的南昌九——六、七事情两周月的时候，我们把“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整理翻印出来了，每一个真正革命者，看完这个大事记——这个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历史以后，你一定会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啊！那么让我们全省革命人民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彻底捣毁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彻底地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本稿付印时，得知乐平发生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乐平县委书记倚仗着他的后台老板，出动全付武装的民兵，派出机报枪，等各种武器，对准革命学生，围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严重事件，为止我们对乐平中学及乐中串连的革命师生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对乐平县委及省委内一小撮坏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罢他妈的官！撤他妈的职！夺他妈的权！

由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有限，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习得不够，此大事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指正和批评。并请革命同志们提供材料充实大事记。

来源：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翻印


贵阳市文革大事记（1966年6月6日至7月31日）
1967.02.00 【？】




六月六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各中学,要求今日到校。

八中高三班学生邬国芳贴出两张大字报批评学校党支部,支部采取紧急措施镇压。学生派出代表到市委反映,市委不仅不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反而认为这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子女和有问题的教师兴风作浪”,决定立即派出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秉新、市计委办公室主任孙省三为首的工作组入校,配合校党支部对学生施行镇压。

师院学生派代表到省委贴大字报,造贾启允的反, 贾派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出面对付,派宣传部副部长张向阳到师院向学生"表明省委的态度"。

师院附中学生到贵州日报社造反,要求《贵州日报》停刊。市委指示公安局加强对贵州日报社的“保卫”工作。公安局以蔡邦臣副局长为首,出动大批侦察员到达报社。

文革办公室向市委请示两个问题:

第一，要求市委立即确定内部排队的标准。

第二,要求对第二人民医院、妇产医院、传染病院、工人医院派出工作组。今日自杀一人。


六月七日

市委派到八中的工作组,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生和教师,实行白色恐怖。高一( 2 )班蔡瑞民等十四位革命师生与工作组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质问工作组长刘秉新：“你们为什么不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汪小川,而是指向学生和老师?”工作组拒绝回答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学生到市委反映,文革办公室请示张一樵、丛亚凡后,决定由宣传部副部长汪清出面,把学生软顶了回去。

女中开始白色恐怖,三十四名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

师院附中、南明区委组织部的革命师生和干部到贵州日报社造反。

晚上,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各校工作组长紧急会议,由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于佳临主持。


六月八日

今天,一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八中、十七中、十九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合群路小学、省机械厅、化工局、工干校、市手管局、工商局等单位的革命干部继续到贵州日报造反。在这种大好革命形势下,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却一片惊慌,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研究措施”,张一樵、成克、丛亚凡、于佳临都在三次会上作了“重要指示”。

中午,贾启允把丛亚凡叫去面授机宜，丛急速返回机关，顾不得吃饭,立即召开各校工作组长紧急会议。

下午,市委召开各"口"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全市性的“反击”。

晚上,又召开各学校工作组长紧急会议,部署学校“反击”。

在这三次紧急会议上,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的言论是:

张一樵说:当前“学校力量薄弱”,我们已经“控制不住”,因此, “要发动左派连夜贴大字报”，立即“把跳出来的都抓住”……；

成克说:现在干部对“六六”事件的精神状态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理直气壮”,因此,我们要发动广大干部“把力量组织起来,除去不能丢的工作以外,要倾巢出动,把学校抓住”……；

解杰说:凡是到贵州日报贴大字报的人“必须反击”,要在“三天之内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杰还特别强调,对工交、财贸系统“决不能麻痹”,因为这两个系统，究竟是谁坐天下,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韩子栋说：“光说只听毛主席的话,这是一句反动的话。贵州日报是正确的”。对报社提意见“是反动的矛头”,“是对着省委的”,因此“革命者一定要反击”,“是党员,不拥护省委的,开除党籍”。


六月九日

各系统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昨日“紧急会议精神”。

女中工作组长秦延海启发诱导学生喊“拥护省委”,“谁攻击省委,我们与他们作拼死斗争”的口号,同时，勒令十五位送大字报到贵州日报社的革命学生写检讨。

市工商局董东海等三人,六月八日到贵州日报送大字报,市委工作组勒令他们写检讨,两人写了,董拒绝写。

妇幼保健院工作组开会斗争陈爱华。

市委文革通报批评“工交系统有些企业对反击行动不快,领导不力”。

自杀一人。


六月十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一樵、成克、解杰、丛亚凡、韩子栋主持。着重“研究当前文化革命形势,分析敌情,部署下步工作”。

会上,张一樵说:前段我们对“敌情”没有很好研究,只想到“闹事”,没想到机关和部队也在搞,现在替汪小川说话的人不少。今天,就是要讨论一下“敌情”,看怎么办?二十几个中学情况怎么样?机关怎么样?厂矿怎么样?在这个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秉公安局长王玉奎、云岩区委书记孙建修、工交二部副主任郑玉侠、财贸部主任愧永忠、统战部副部长李灿云、南明区委书记王忠臣,宣传部副部长穆颖等十四人,汇报了各系统的“敌情”。王玉奎说:这几天,全市跳出来的“敌人”有128人,但还是“处在暴露时期”。前天晚上,公安局已布置了“反击”的各项工作。

会议决定:要继续“发动群众”,“反击攻击贵州日报的牛鬼蛇神”,“要跟踪追击”、“乘胜追击” ,“把根子挖出来”。张一樵还提出要选择三张大学报印个材料发下去,于是臭名昭著的“六?十”通知出笼。

六月十日发生自杀事件五起,死亡一人，“逃跑”四人。(按:所谓“逃跑”,一是被公安局逮捕,二是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暂时外出躲避。下同)

到一八五厂实习的“北航”教师寇百万等九人联名写信质问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是什么态度?该厂工作队请示市委后,确定组织“反击”。

今天，十中、十八中、二十一中、新华书店计划发行部、市委组织部、柴油机厂等单位，都对革命群众进行了反击。


六月十一日

市委工交一部、工交二部召开厂矿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解杰亲自出马,作反击的动员报告,他在会上特别表扬了有些单位对市委紧急会议精神“行动迅速,火力集中,反击有力”,批评了一些单位。

文化、教育、卫生各局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攻击贵州日报,攻击贵州省委”的群众展开反击和斗争。

今天,自杀五起,死四人,“逃跑”二人。


六月十二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主持召开文革领导小组会议,扩大文化系统部分负责人参加,“着重研究运动重点对象的材料”,会上,张一樵叫大家讨论：“省委批判汪小川对不对?贵州日报批判汪小川对不对?”之后,张、丛对文化系统如何组织反击作了“重要指示”。

今天,云岩区委召开千人斗争大会,斗争两个小学教师；南明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斗争了十九人;文化系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斗争杂技团支部书记李秀旗；财贸系统“揭开了董东海的盖子”,“全系统展开了全面反击”;市东路小学教师张市琴,十六中教导主任陈登松被公安局“依法”逮捕。

晚上,工交一部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交流一八五厂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丛亚凡到会作了“指示”。

今天,自杀四起,死二人。


六月十三日

全市开始“转入查上当”,少数单位“开始有领导、有控制的顺藤摸瓜,挖根子”。

永恒仪表厂技检科四位革命职工对市委文革批转的三张大字报发表不同意见，肯定这是革命的大字报,并向市委提出质问,市委和厂党委闻讯心惊胆战,立即组织“辩论” “反击”,但这四位同志坚定表示：“一定要把这三张大字报寄到中央去”。

晚上,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听取文革办公室巡视组的汇报,张一樵指示文革办公室“凡是没有组织反击的单位,要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抓住重点,理直气壮的驳倒他“,已经开始反击的单位,”要做好分化工作,加强对敌斗争“。

今天,自杀二起,死一人；“逃跑“三人。


六月十四日

张一樵、丛亚凡到五中,成克、解杰到棉纺厂“检查”工作,具体研究重点单位的反击问题。

云岩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这期间的“反击”问题作了研究和安排。

市委文革办公室通报批评国营贵州烟厂、贵州水泥厂、橡胶总厂不组织“反击”。

今天,自杀死亡二人；“逃跑”一人。


六月十五日

上午,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继续到重点单位督战。

下午,张、丛召开市委文革办公室和文教卫生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他们提出对三张“反动”大字报,一定要“抓住重点,据理批驳,批深驳透”,一定要“把牛鬼蛇神挖出来”、并指示文革办公室立即“组织抓好几个典型经验”在全市推广。

丛亚凡亲自主持研究文革办公室黄英常(宣传部科长〉起草向省委汇报全市组织 “反击”的报功材料。

南明区委对越侨黄雄组织批判斗争。

今天,自杀四起,死一人； “逃跑”一人。


六月十六日

财贸、文教系统召开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组长会议,贯彻张、丛“指示”,对运动“重新作了部署”。

晚上,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均到会)传达省委的“指示”, 部署下步工作。这次会议确定,对“跑出来的人”可以“采取隔离反省的办法”。

今天,自杀四起,死三人,“逃跑”一人;公安局“依法”逮捕二人。


六月十七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主持召开文革领导小组会议,着重“总结前段反击的经验”。

云岩区委召开干部大会,批评一些办事处和派出所组织“反击”不力。

南明区委召开会议,“总结前段反击战的成绩,并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对下步工作作了部署”。

卫生学校311班革命学生贴出《一定要把黑店揭穿》的大字报,工作组一片惊慌。

今天,自杀四起,死二人； “逃跑”一人。


六月十八日

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丛亚凡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反击”的动员报告,他提出凡是到贵州日报贴大字报的,就是“攻击省委”，“就是牛鬼蛇神”；对这些人，“不仅要组织斗争”,“还要顺黑藤,摸黑瓜”。

下午,财贸系统、工交系统、南明区委、花溪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贯彻丛的“指示”精神。

由于白色恐怖统治着各个学校,各中学今日全部停课。

今日,自杀四起,死二人； “逃跑”一人。


六月十九日

成克、丛亚凡召开会议,审查文教系统“重点人物”的批斗材料。

文化、教育系统召开工作组长紧急会议。

今日,自杀三人,均死; “逃跑”二人。


六月二十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到乌当区检查“反击”的情况,丛在工作组长会议上作了“指示”。

解杰主持召开工交一部七个企业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审查对“重点对象”的批斗材料。

今日,自杀三人,死二人,“逃跑”三人。


六月二十一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主持召开文教、财贸、工交一部负责人会议,张、丛提出文化革命与四清的关系是“文化革命是四清的复查或补课,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 文化革命是把对敌斗争提前了”并强调“对少数反击、查上当搞得不好的单位,要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晚上,召开各“口”负责人会议,财贸“口”请示排队问题怎么办?丛亚凡答复： 排队都要排,各“口”要排局、公司一级,市委各部委,政法机关都要排。

今日,自杀四入,死二人； “逃跑”四人。


六月二十二日

苗春亭、成克、丛亚凡到花溪检查“反击”情况,三人听取区委书记吕俊峰和宣传部长李树芳的汇报,最后三人强调“要把矛头对准敌人,抓住敌我矛盾”,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同意小学教师要搞集训。

工交一、二部进行休整,贵钢、华丰帆布厂、手管局举办训练班。党群政法、农林、文教系统总结前段“反击”的成绩和经验。

今日,自杀三起,死二人；“逃跑”三人。


六月二十三日

上午,张一樵、成克、丛亚凡、韩子栋主持常委扩大会议,由团市委副书记李朝云, 传达胡克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决定下午开紧急会议传达。

下午,张一樵、丛亚凡主持召开工作队干部大会,由李朝云传达贯彻胡克实在北京镇压学生运动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丛提出两个问题：(1)文教系统各工作组力量比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单薄,决定再从市委各部和市级机关再增派一部分人。( 2 )要抓好人员的排队工作,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都要排。教员也要排。标准就按《二十三条》四类排。

晚上,五中工作组长刘超向丛亚凡系统汇报该校镇压革命学生的情况,并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华成胶鞋厂四十多名职工联合贴出一张署名“众声”的革命大字报。

今日,自杀一起。


六月二十四日

张一樵、丛亚凡主持召开四个区和教育局的负责人会议,确定在小学教师中都搞集训。

贵钢、棉纺厂、明星锁厂、农机修理广、搪瓷厂、华丰织布厂、玻璃厂、农药厂等单位召开大会，动员进一步“反击”。贵阳电石厂在“反击”中,遭到革命工人的坚决抵制,由于“出师不利”,引起该厂和工交二部领导人惊慌,工交二部文革领导小组立即决定,明日召开干部大会,对运动“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进行部署。”

晚上,张一樵、成克、丛亚凡召开各校工作组长会议,确定各中学这次一定“要把敌人斗倒”,然后“从上到下要大改组”。

今日,自杀一起,“逃跑”一起。


六月二十五日

丛亚凡召集八中、九中、十九中、二十二中、贵师等五个学楼工作组长汇报,五学校工作组长共同提出目前“工作组力量太薄弱”,丛同意“要充实加强”。

工交二部召开工作队长、企业领导干部会议,郑玉侠对电石厂、民修一处“反击不力”进行批判,并部署了下步工作。

市委组成工作队进入华成胶鞋厂,对“众声”大字报实行围剿。矿山机器厂到今天为止,共斗争“重点对象”十四人,有八人宣布停职反省,此外,还排出了八名“重点斗争对象”,该厂十七个支部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都有斗争对象。

永青示波器厂于六月十日迁来贵阳,因为对市委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指示”贯彻行动较晚,工交一部通报批评该单位“不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厂党委提出“不准打击革命群众”,部里批评该厂“乱出点子”。

今日,自杀两起,均死。


六月二十六日

教育局文革办公室向丛亚凡汇报中学领导干部的排队情况,丛亲自和他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排队”。

两城区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小教集训问题,他们提出在小教中要“捣黑线,倒黑旗”，“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六月二十七日

解杰召开棉纺厂、化工厂等六个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反击”的经验教训。解杰提出今后要“总结经验,鼓舞斗志”。“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挖出来”，“斗争面是百分之一、二、三”,要“大会斗，小会斗”“面对面的斗,背靠背的斗”“不断收集材料,核实材料，不打消耗战”。

市委工交一部决定对“问题多”的单位“加派力量”。八八四二工地拘留一人。 财贸部召开工作组长会议,解决工作队的右倾问题。

云岩区委召开文教系统干部大会,孙建修作小教集训的内部动员报告。

晚上,张一樵,丛亚凡与教育系统负责人总结前段“反击”的经验教训。

今日,自杀三人,死一人；“逃跑”一人。


六月二十八日

丛亚凡、解杰分别召开机关党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各部委、文化系统负责人会议，在这两次会上,确定要对机关干部立即排队。

华成胶鞋厂十一位革命工人组成战斗小组,揭发批判工作队的问题,工作队请示市委,解杰指示说:回厂后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和对策”,开始对革命工人进行镇压。

市委工交一部派工作组进入贵阳制药厂。

今日自杀三起,均死。


六月二十九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听取了一中工作组在师生中揭发“牛鬼蛇神”的“经验”的汇报,三人认为这个“经验”很好,确定由前文革办公室主任赵德山亲自出马,立即把这个“经验”系统总结出来。

云岩区委召开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干部“要大胆揭发牛鬼蛇神……”。


六月三十日

卫校411班革命学生对党支部书记万利贴大字报,工作组立即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各区、各“口”工作队进入整训,同时进行下步批判“重点”的准备工作。

工交二部重新进行排队,并加强了“重点对象”的内查外调工作。

市委文革办公室继续总结一八五厂镇压革命群众的“典型经验”。

贵阳酒厂召开斗争大会,工交二部文革办公室在《简报》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贵师工作组挑动学生斗学生。


七月二日

市手管局新筑鞋厂职工贴出揭露党支部的大字报,市委诬蔑是“坏人闹事”,是“向厂领导进攻”,工作队立即进行镇压。

南明区召开千人大会,正式“动员”小学教师集训。

市委农林政治部召开农林系统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了市管干部的排队问题。

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自杀八人,死亡五人,“逃跑”人。


七月三日

解杰召开工交系统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地书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文化革命的有关问题)。


七月四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等参加了会议,在丛亚凡传达李大章的“指示”后,张一樵说：“今天谈的，回去再不往下传达了”。

教育系统各工作队根据市委《文革简报》第九期的精种，派人四处出动，大量搜集整群众的材料。

南明区委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文教工作队”,加强了对小学教师集训队的控制。

市委城市基建政治部召开文革领导小组长会议,贯彻解杰的“指示”精神(具体内容不详)。


七月五日

丛亚凡主持召开了文革办公室办公会议,提出两项任务: ( 1 )重点抓工交、财贸系统的情况; (2)在中学选择一两个突出的“重点对象”"进行斗争。


七月六日

成克到川剧团、越剧团督战。


七月七日

市委工交一、二部总结“反击战”的经验，并统计了全系统共揭出“重点对象”一千一百零一人,其中开会斗争了一百零八人。

卫生局党委召开工作组长和各单位支部书记会议，总结、交流“分化”革命群众的验经。

评剧团张守先等七位同志集体写了一张向当权派开火的大字报,工作组发现后,立即请示文化局党委书记武克彬,武克彬命令工作组把张守先同志关起来,由工作组看守。


七月八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张一樵、丛亚凡、解杰、韩子栋、杜竹林等参加了会议,讨论并决定了郊区工委领导干部的配备问题。

下午,丛亚凡召开文化系统工作组长会议,由文化局、京剧团、川剧团、杂技团工作组长汇报他们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会上,丛亚凡强调指出:剧团的中心问题是“夺权”问题。

财贸政治部、城建部、农林政治部所属单位中,有三十一个单位开始大搞“对敌”斗争。

云岩区委训练了一百二十三名工作队员,为小学教师“集训”作“思想准备”和 “组织准备”。


七月九日

工交二部召开各局局长、工作队会议,决定在海光皮鞋厂、手工业系统、交通系统各选择一个“重点”,总结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城建部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干部大会,传播公共汽车公司、房管局等单位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农林政治部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介绍水电局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七月三日至七月九日自杀十二人,死亡五人; “逃跑”二人。


七月十日

丛亚凡召集三中、四中、八中、女中、贵师等五个学校工作组长会议,督促工作组抓紧进行排队,要求工作组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分化群众”,“深挖牛鬼蛇神”。丛亚凡说“排队工作要抓紧,赶前不赶后,要在八月底基本结束。”

云岩区委召开“动员”大会,小学教师开始“集训”。


七月十一日

上午,成克、丛亚凡召开卫生系统工作组长会议,会上,卫生学校和四个医院的工作组作了专题汇报。

下午,丛亚凡召开财贸系统工作组长会议,交流扩大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今天,全市共贴出大字报四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张,其中揭发批判所谓“重点人物” 的有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张,占总数的61.4%。


七月十二日

张一樵召开工交系统文革领导人和工作队长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反击”的问题。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庚申召开党群“口”各单位负责人和工作队长紧急会议,批判市人委办公厅和统计局干部中的“厌战”情绪,研究下步工作的具体措施。


七月十三日

市委工交二部派人到针织厂、化工原料厂作“敌情”调查。

到今曰为止,财贸系统共对四十七个“重点对象”进行了“对敌斗争”。


七月十四日

朱庚申再次召开党群“口”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加强机关的“反击”。

贵阳印刷厂革命工人揭发厂长冯殿阁的严重错误,但支部书记王安忠包庇了冯的错误,并与冯互相勾结,对揭发问题的革命工人进行压制。


七月十五日

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对外叫做“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出席。这是一次继续动员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大。会上,他们提出“要解放一批人,争取一批人”，说这样做对斗争“敌人”更有利。张一樵等人还提出,学校的“对敌斗争”,一定“要抓紧” ,“要在八月中旬搞完”。各区、各系统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贯彻“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精神。

棉纺厂工作队提出:把干部的问题搞完后,就挖工人;外部问题挖完后,就挖内部。并说:一天总得挖一两个问题才行。


七月十七日

花溪区开始“集训”三百九十七名小学教师。

针纺公司保管员罗淑芬被迫自杀。


七月十八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批准工交一部成立十个工作团,六个工作队;工交二部成立七个工作团。会上,工交二部第一副主任郑玉侠提议立即撤销市总工会主席王志德的针织厂工作队长职务,张一樵、成克等人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指示”工交二部先在工作队内搞两天,整理一个材料报给市委,然后再交给市总工会机关去整。

丛亚凡召开文革办公室人员会议,研究全市“转入大辩论(大斗争)的问题”，丛亚凡叫嚣说：“教育系统要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把所有牛鬼蛇神(包括本届高中毕业生)都揪出来”。

解杰召开工交系统工作团长、工作队长会议,强调各单位的“对敌”斗争一定“要斗得准,斗得狠,不要草率收场”。

农林政治部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确定把农林局、水电局、三江农场作为这次文化革命的“重点”去搞。

今天,组织部、城建部也分别召开工作队长会议。教育局还召开文革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七月十九日

上午,丛亚凡到乌当区督战。

下午,丛亚凡召开各中学工作组长会议。

农林政治部召开五个新单位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会上确定对明显的“敌人”要立即开展斗争。

南明区委为了加强对小学教师“集训”的控制,决定再从各部门抽调一批干部,充实文教工作队。


七月二十日

卫生学校工作组把学生贴出的大字报,归纳为十三个大问题,一千二百五十四个小问题,并印刷成册,交给学生辩论,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


七月二十一日

花溪区召开财贸系统干部大会,市文化局召开工作组长会议,总结交流斗争革命群众的径验。


七月二十四日

成克、丛亚凡召开教育系统工作组长会议,会上决定要在高中三年级学生中立即 “清理反动学生”,并强调各中学的“对敌”斗争“要争取八月六日以前完成任务”。


七月二十五日

张一樵、成克、丛亚凡、解杰、韩子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新成立五个局的领导干部配备问题。

丛亚凡召开四个区负责人会议,各区汇报了小学教师"集训"中的"敌情"动态，丛亚凡指示:小学教师“集训” ,要立即加上“开展对敌斗争”这项任务。

到今天为止，教育系统有十二个单位开展了“对敌”斗争,占全系统单位总数的77%。


七月二十六日

市委各部向市委汇报了“对敌”斗争的进展情况:

1.多数单位在做准备工作,少数单位进入斗争。市属三百五十五个单位中。七十七个单位开展了“对敌斗争”。

2.六月六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全市共贴出大字报一百三十万张,共有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八人被点了名,其中“重点对象”三千一百九十六人。

3.六月六日至七月二十四日,自杀七十五人,死三十人；“逃跑”三十五人；拘留和逮捕二十人。

下午,丛亚凡召开文化系统工作组长会议,决定在全系统立即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


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郊区区委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加强区公安分局、税务局、工商料、养羊农场、手管局等单位工作组的力量。

张一樵、丛亚凡、解杰召开工交系统千人大会,传播一二八厂、一八五厂、贵钢、房管局机关、邮电局机关镇压革命群众的经验。

七月三十日

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立即撤销学校工作组。市委公然抗拒,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明撤暗不撤。张一樵等人提出:学校里的工作组,要把文革筹委会建立起来以后才“撤出”，但每个学校“还要留下联络员”。


七月三十一日

市委确定在一中、四中搞建立文革筹委会、留下联络员的试点。


（这份材料是从市委文革办公室、市公安局在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中收集的资料中摘编出来的。）



來源：鄧振新：《貴州文革實錄》，香港：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2012.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
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
1967.03.00


前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革命烈火正以燎原之势，燃遍全中国，群众运动的革命风暴，震撼全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越来越好。

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不甘心自己的死亡的，他们总要作垂死的挣扎，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逻辑。武汉的谭震林——陈再道之流正是这样。他在我们革命造反派集中火力，向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巨浪猛烈地冲刷着中国大地上的污泥秽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遭到灭顶之灾之时，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为了大规模地镇压革命造反派，他首先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了工人总部，把四十八万工人战斗队员打成了“反革命”，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了把工人总部打下去，他们玩弄了极其卑鄙的手段，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耍阴谋，放暗箭，颠倒黑白，横加罪名。把历史完全颠倒过去，臭名昭著的“三·二一”眼看破产了，陈再道之流抛出了更恶毒的“六·四公告”，企图再次把刚刚兴起的工人总部打下去，以维持其频于灭亡的命运。

然而，陈再道之流想颠倒历史，左右乾坤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历史是最好的证人！(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写的谣言决掩盖不住血写的真理！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篇章，看看用战斗队员的血和汗记载的，是多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看看工人总部所走过的，是怎样光辉灿烂的斗争历程吧！历史将宣判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历史将无情地判决陈再道之流的死刑！

早在去年六月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长期盘踞的大本营湖北黑省委、武汉黑市委对群众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疯狂地抵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全湖北时，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黑指示，向各工矿企业，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这些进驻工厂的“消防队”，疯狂地扶植保守势力“工人赤卫队”、“职工联合会”，残酷地镇压群众运动，竭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大批敢想、敢说、敢冲、敢打、敢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顿时，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黑云笼罩着江城每一个工矿企业单位，白色恐怖布满了武汉三镇。仅武汉锅炉厂被斗革命群众达200余人，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革命群众达600多人。其他各工厂也是如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使革命的工人屈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工人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纷纷成立自己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以后又冲破层层阻力，广泛串连，成立了全市性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就是这支掌握真理的工人战斗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的威风扫地以尽!

就是这支战斗队冲破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围剿，与革命学生一道起来造湖北省委的反，揪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秋后算账派”总头目王任重，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镇压群众运动的急先锋张体学！

就是这支战斗队，英勇地顶住了“工人赤卫队”，“职工联合会”，“大专兵”的反革命围攻，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就是这支战斗队，在黑省委王任重、张体学疯狂地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唆使其御林军“职工联合会”等停工、停电、停交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乱发工资，滥用福利时，首先高举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喊出了“砸烂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响亮口号，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两付重担一肩挑!粉碎了这股经济主义妖风，及时地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请听听工人战斗队员的豪言壮语吧：“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造反派，抓革命，我们是先锋，促生产，我们是模范。”

“既做革命的闯将，又做生产的尖兵，誓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我们革命造反派天不怕，地不怕，天塌了，我们敢顶，地裂了，我们能填。”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诞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节节胜利也决定了战斗队必然壮大。她是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诞生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的，是经过了阶级斗争考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她本身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坚决捍卫十六条，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人战斗队员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阶级感情，鲜明的阶级立场，钢铁般的斗争意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艰苦扑素的战斗作风，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史册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在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力地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这一教导，证实了它是十分英明的，正确的。同时，我们也深信：工人总部这支武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在当前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在同武汉的谭震林之流的生死决战中，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


九月上旬


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迅速燃遍全湖北。经过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批转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以后，革命火种迅速传播到全国。我们伟大统帅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十六条的发表使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到了八月分，毛主席又号召进行革命串连，首都同学南下了，他们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带来了首都文化大革命的好经验。到八月分，各个学校都出现了一批革命的“少数派”，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起来造工作组的反，造变相工作组校文革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他们敢冲敢打，奋勇前进，为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他们又冲破重重阻力，和首都南下同学一起，自行串连，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为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先锋队。

同样，在各个厂矿企业，也出现了许多革命的“少数派”工人，积极支持首都南下的同学，支持本地的“少数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勇敢地起来造反。有许多工人还参加了一些院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的则在自己厂里组织了战斗队。这就是工人总部的雏形，也就是战斗队的早期活动。


十月中旬


林付统帅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讲话：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发表了十三期社论，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逐步和广大群众见面并日益深入人心。革命的“少数派”逐渐增多，发展壮大。各厂的“少数派”纷纷成立自己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有重型机床厂，第二机床附件厂，武汉锅炉厂等厂的“少数派”工人走向社会，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串连。并形成了工人总部筹备小组。


十月下旬


工人总部筹备小组开始活动。战斗队队伍迅速壮大，战斗队员希望赶快成立全市性的组织。阶级斗争的现实也需要工人总部迅速成立起来。

十月二十八日：由工人总部筹备小组单独主持在省委洪山礼堂召开批判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经过了多次反复的斗争。这是工人总部的第一次兴起。这次会议得到了广大红色造反者(钢二司、新湖大、新华工)的支持，开得非常成功。

十一月四日

由工人总部筹备小组、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等革命组织在武昌体育场联合召开了第一次“炮轰湖北省委、火烧王任重、猛攻张体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便是战斗队员。参加大会的有六万余人。后因省委百般刁难、两面三刀，不给新华工配车，又不给适当的地点、位置，使得新华工同学没办法开会，后来大会被保字号“大抓兵”破坏了。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隆隆炮声中正式宣告成立了!

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开成立大会，各革命组织都给以全力支持。送贺信、喜报。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革命造反派为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欢欣鼓舞。我钢二司代表在总部成立大会上发了言。对工总的成立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

工人总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历史转折点。从此，工人总部更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了武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

由于省委出尔反尔，百般刁难，赵修拒不答复工人战斗队的正当要求，拒不承认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当晚有的战斗队员到武昌车站要求上北京见中央首长，希望向中央首长诉说自己受迫害的情形。可是省委不准他们去北京，这时，战斗队员在该站展开了斗争。经过战斗队员一天的英勇斗争，终于在晚上九点钟左右上车了。战斗队员冒着大雨，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上北京了，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十六日下午六点钟，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外地红色造反者进驻《湖北日报》编辑部所在地——红旗大楼。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喉舌《湖北日报》的反。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煽动下，保字号“工人赤卫队”、“大专院校红卫兵”、“女红军”包围了红旗大楼，残酷围攻武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红色造反者，造成惨重的流血事件，血染红旗大楼。当时许多工人战斗队员前往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给予进驻红旗大楼的红色造反者极大的鼓励。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京战斗队员参加了在首都举行的“全国各地革命职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大会安排武汉地区工人总部400余名代表担任大会保卫工作，因为在大会筹备过程中，工人总部的代表对待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抓革命、促生产的看法，都比较正确，组织比较好，出身比较好，我们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大会由于受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的破坏而流产了。后来工人总部的代表曾到中南海要求见中央首长，这就是后来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造谣说是“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详情见北航红旗战士姜允珍大字报)。战斗队员恰恰是由于无限热爱毛主席，才要求见中央首长的心很迫切才去中南海的。铁的事实给了那些造谣生事的混蛋以一记响亮的耳光。

同日，工人总部所属武锅分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保守组织红铁军捣乱，会议失败，战斗队员士气空前高涨。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周总理打电话通知工人总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就在那最幸福的时刻，战斗队员们打着鲜红鲜红的旗帜，戴着鲜红鲜红的袖章，在西郊机场接受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检阅。工人战斗队员是多么地激动啊!他们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我们无限忠于您!我们誓死保卫您的光辉思想！誓死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京战斗队员第一批返汉。他们从首都学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决心投入到武地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

十二月二日

由于各工厂革命造反派力量的日益壮大，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镇压造反派，武汉黑市委一手操纵成立了保字号组织《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用来对抗革命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武汉锅炉厂职工联合会成立“武锅分会”，与革命造反派战斗队相对抗。联合会成员大批去北京。不上班，不生产，括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战斗队员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肩挑两付重担，同时向保字号组织“联合会”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旗帜，战斗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

十二月三日—四日

阿尔巴尼亚朋友访问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前往隆重欢迎，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工人总部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发了言。

同时，在京战斗队员分两批回汉。在家的战友们敲锣打鼓，前往迎接。

十二月十一日

保字号“职工联合会”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工人总部战斗队员对这大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二月十四日

工人总部、二司封闭了保字号“大专兵”所搞的“湖北日报复刊斗争委员会”。给了保字号沉重地一击。

十二月十九日

工人总部所属前卫兵团造了保字号“联合会”的反，把“联合会”设在市总工会的总部砸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市委、市总工会也不得不作了检查。

武汉重型机床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次煽动保守组织中的工人离厂，当时全厂百分之八十五的机床停工。加工一车间离厂人数达三分之二，革命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工人挑起了更艰巨的生产重担，又一次为“抓革命、促生产”做出了模范的一例。

十二月二十五日

“职工联合会”制造林焕运事件，策划了“12．25”反革命大游行，对革命造反派工人总部施加压力，制造白色恐怖，妄图一举搞垮工人总部，但工人总部巍然不动。各厂的工人战斗队员担负起更艰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

同时，武汉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正在武汉体育馆举行联欢！庆祝毛主席七十三寿辰，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十二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光辉日子。这天武汉三镇的革命造反派个个无比激动，人人满怀深情，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冒着风雨，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行，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此表达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表述了我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十二月二十七日

由工人总部、二司、新湖大、新华工，等革命造反派组织20多万人在汉口中苏友好宫雪地上召开“湖北省武汉地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在会上，大家一致表达了革命造反派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会后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二十万红色造反者同声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倒王任重!”“打对张体学！”“打倒湖北黑省委!”二十几万人的声音汇成了一股洪流，二十几万人的队伍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同日，由工人总部、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十九个组织联合组成“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共同商议斗争王任重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

“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有关事宜，并决定于元月一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第一次斗争王任重大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

武重的保守派十二时关门停工，一点左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工人战斗兵团的九十余人挑起了走掉的二百余人的工作担子，给了那些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来煽动工人罢工的混蛋又一记响亮的耳光。工人战斗队真正做到了听毛主席的话，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十二月三十日

由工总执行小组长李洪荣起草了一个通知，并召集了所属以下一百多个分部和兵团会议，讨论了工人总部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思想整风，会议开得很成功。


一九六七年


元月一日

由工人总部，二司、新湖大、新华工等革命造反派主持，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斗争湖北省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大会。大会在“打倒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怒吼声中开始，王任重被揪出来示众。会上武汉第二机床厂，武汉地区血泪控述团，清华井岗山等单位发了言，以铁的事实揭露了王任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及其镇压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最后大会宣读了《给全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向全国人民宣布：黑炮手王任重已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斗争了。

元月二日

工人总部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彻底揭露，批判王任重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表达了工人战斗队誓把王任重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决心。会后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大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元月三日

“联合会”于3日下午开始了一系列的反革命行动，疯狂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在火车站围攻阻挡了6次国际列车和16次客车的正常进行，使货车及38次、82次、301次、国际列车受到极大的影响，严重地影响国际声誉，更严重地破坏了援越物资的运送，犯下了滔天罪行。

战斗队员对于这种现行反革命行为非常气愤，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武重工人战斗兵团等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封闭了该厂“职工联合会”。

四日：由工人总部，钢二司主持召开了斗争王任重大会。大会地点分新华路体育场，人民公园，武昌体育场。人数达五、六十万。

五日：保字号“联合会”在幕后指挥者的策划下，借《中南区李一清给张体学的一封信》压制他们“革命”为借口，达到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给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的罪恶目的。三日下午围攻火车站，四日破坏斗争王任重大会，并跑到省委去聚众闹事，五日事态继续发展，从五日上午开始戒严，禁止行人车辆通行，实行白色恐怖，凡见到战斗队员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围攻，绑架、非法审讯和严刑拷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再一次犯下了滔天罪行。

武重齿轮车件战斗队和其他造反派工人自动集中讨论了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订立了十条公约，保证八小时工作，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其他六个车间也相继成立了指挥部。

六日：大量“联合会”人员畏罪逃跑，流往北京、广州、信阳、一去半个月之久，严重破坏生产。战斗队员全部挑起“联合会”丢下的生产任务，日以继夜地突出生产任务。

元月七日：新武重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

元月十日：工人总部自己的刊物《工人战报》创刊了。这是工人总部长期以来艰苦斗争才得来的，是广大工人战斗队员的喉舌，是广大革命造反派工人的喉舌。

同日，新武重战斗兵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制止随意上京“告状”的歪风：制止闹工资，福利、闹经济的歪风，呼吁“联合会”会员回厂生产，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元月十二日：工人总部、二司等武汉市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革命群众团体的贺电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决心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打倒经济主义，戮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耍的花招。

同日：毛泽东思想武重工人战斗兵团服务员，联络员，老工人紧急会议发出公告，号召革命造反派工人认真学习最近中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站稳立场，以身作则，决不上阶级敌人的当，号召受蒙蔽的同志赶快觉醒起来。这样很快把一股“福利”风，“劳保”风压了下去。

元月十四日：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影响下，为了配合当时斗争形势，工人总部起草了“告武汉人民书”，并邀请了十三个旗帜鲜明的革命造反组织进行了讨论，后来迅速增加到四十多个组织，通过了《告武汉人民书》，文中把夺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元月十五日：湖北日报新生。

元月十七日：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在新华路体育场第三次斗争了王任重。

元月十九日：“职工联合会”又一次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深夜，埋伏在红色造反大楼附近的“职工联合会”会员切断了电话线，封锁了交通要路，从向阳门到武昌桥头都布置了岗哨，用暗号和黑话联系，分兵三路包围了红楼，五、六百人气势凶凶地冲进了红楼，突然袭击工总、二司、红教工、红教联、红工兵等革命造反组织，绑架守卫红楼的红工兵，手持木棒，刀子等杀人凶器，砸烂了各司令部的办公大楼，把里面的广播器材，油印机等物资洗劫一空，还抢了宣传车、卡车、自行车等等。并绑架了工人总部等组织的工作人员11人，打伤多人。与此同时，在汉阳也有坏人挑动，砸了汉阳分部，家俱加工厂，红卫纱厂等四个革命造反组织，打伤七人，这伙混蛋又一次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元月二十日：下午，武汉三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震撼长江两岸，几十万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派队伍举行了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十九日“联合会”暴徒砸工总，二司等革命造反组织总部的法西斯暴行，并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联合会”中顽固分子戴“高帽”游街。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反扑。

晚上由工总、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大专、中学的)新湖大、新华工、北航红旗，西军电等十几个组织的代表开会商讨大联合问题，会议统一了认识，进行大联合的筹备工作。

元月二十一日：工人总部发表了《最最紧急通知》制止戴高帽游街的现象。

下午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继续二十日会议。增加了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九．一三、三司、红卫军等组织。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并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还成立了五个专案小组。

元月二十二日：讨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成立宣言草稿。

元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新湖大1—2号室召开部分单位会议，研究省市委夺权问题。

七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商讨有关省市委夺权问题。但会后来实际上变成了炮轰工总、二司的会议，当时工总代表很谦虚，谨慎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元月二十九日：上午继续二十四日的会议。但会议气氛不友好二司与工造发生摩擦，原因是由于工造在汉口所搞的一个小联合所引起的。

下午会议研究了几个具体问题。主要是：(1)确定夺权名称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2)确定总司令部的常委为七名；(3)决定夺权时间为元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4)分工：新湖大起草《夺权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新华工起草《第一号通令》；(5)由二司、三司摸省委内部造反派的底；(6)研究夺权方式。

晚上常委单独开会，二司与工造又发生摩擦。

元月二十六日：上午会议。二司与工造矛盾比较多，工总代表为了顾全大局，曾经让步：要二司代表退出常委。

下午在洪山礼堂门口外召开革命造反派夺权大会。

元月二十七日：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红工兵，就“1·26”夺权问题发表《联合声明》，鲜明表明了对“1·26”夺权的看法。这个《联合声明》完全是革命的，无可厚非的。

元月二十八日：工总等八个单位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对“二七造反军”的紧急通令。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为了粉碎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的资本主义复辟，工总、九·一三等十二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出“紧急通告”并组织二司战士连续几天维持市场秩序，对投机商进行处理，有力地粉碎了当时在市场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

下午在炮校有40多个单位参加的会上，工人总部、二司等七个单位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汇报了工作。

二月三日：黑省委更加疯狂地掀起经济主义黑风，大批不明真相的“职工联合会”会员离开生产岗位，一连几天不上班，一些工厂或车间停工，拦国际列车，交通断绝，实际上举行了严重的罢工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在武昌体育场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各个工厂战斗队在几天内都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小组。

同日，工总、九·一三、二司、北航红旗等十三个革命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出“紧急通告”。“通告”号召革命造反派工人“听毛主席的话，既做革命的闯将，又做生产的模范！”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通告”对粉碎武汉地区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突出地报导了工人总部“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肯定了工人总部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月二日——四日：

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组织了三千多劳动大军和百余辆汽车，于二四日战斗在“二七”车站，武昌车站、武昌港运码头和汉阳、桥口等堆货场、抢运了大批的粮食、蔬菜、肉食、水果等春节物资和部分工业原料，有力地打击了省市委内一小撮混蛋破坏交通，破坏生产，破坏人民生活的阴谋。

二月五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十一个组织写了倡议书，号召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二月七日：工总、二司、红教工等组织发出《关于冻结四旧缴获物资的紧急通知》，目的是为保护革命小将扫四旧的伟大功勋，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二月八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北航红旗、哈军工、西军电等等十二个组织针对当时围攻工人总部等革命组织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声明中所提出的反托派，是不符合红旗杂志三期社论精神的。

八日晚上，在水电学院斗争王任重，由二司主持，工总战斗队员参加。

二月九日：上午工总、二司等七个组织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揭发批判王任重、张体学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并把王张揪出来示众。

工总、二司、哈军工等十二个组织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斗争高潮的通告”通告号召革命师生与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再次号召贯彻“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同日，工总等二十五个单位夺了旧省市委所把持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并成立了毛主席著作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出版印刷发行总司令部，并发表了夺权公告。

二月十三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革命组织数万人在人民公园前集合，愤怒声讨苏修的滔天罪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二月十七日：由工人总部等主持在武昌体育场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下黑省委的要人李守宪。工总发出紧急命令：“……如果看到部队散发有对《长江日报》‘二·八’声明的不同观点的传单后，决不允许你们围攻，冲击军事机关，宣传车和军事人员。……”

二月十九日：工总、二司向所属战斗队员、红卫兵再次在《长江日报》发出紧急通知：“如看到武汉部队就《长江日报》‘二·八’声明所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其它有关材料后，决不准冲击、围攻军事机关、宣传车和军事人员；不许擅自到军事机关内贴标语、进行辩论。”

二月二十日：新武重工人战斗兵团发出通令，其中说：“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冲突。”

二月二十二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北航红旗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这是“二·八”问题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篇文章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存在的阶级矛盾，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月二十六日：工总、九·一三、红教工、二司等组织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和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几十万红色造反者从心底里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学习!”

二月二十八日：二司战士到工厂去与工人战斗队员交换关于“二·八”声明的新看法，逐渐认识到反托派是错误的。

更加艰苦复杂的战斗还在后头，工人战斗队员继续英勇地奋斗着。奋起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又一次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了出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来源：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供稿


湘江风雷活动大事记
湖南高司
1967.04.00


66年10月：张家政、舒无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湘江风雷，叶冬初也乘机钻了进去。当时，首都三司、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派和湖南赴京革命师生员工出于对毛主席故乡文化革命的高度负责，给于了大力支持。

10月24日：在首都三司、社会科学部造反派的支持下，要求陶铸交出张平化，在中宣部开了一个批判大会。这个大会本来是北京的工人、革命师生、干部一起召开的，然而叶冬初却把其他革命群众一脚踢开，急忙起草了一个“张平化被批判了”的电文发至长沙，将功劳完全归于湘江风雷。

10月26日：晚上，在北京水电部招待所，由张家政、叶冬初主持会议，由舒无助威，蒙蔽一部分群众，借口10月24日在中宣部批判张平化的会上，赵连城和彭少云等耍了阴谋，搞了“右倾”、“折衷”，对其进行突然袭击，围攻了四个小时。

10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陶铸接见湖南赴京代表，张家政给陶铸戴上湘江风雷的袖章，正式聘请陶为湘江风雷的顾问。

11月2日：湘江风雷一伙回长，张平化连忙指使秘书毛况生打电话，通知文革办负责人：“湘江风雷回来了，平化同志明天接见，你们要准备会议室，要专车专人到二招待所去接，他们的负责人叫叶冬初……，你们要热情一些，要跟省委招待所传达室的同志讲好，他们出入不要阻挡。”

11月4日：张平化与湘江风雷头目在省委招待所第九会议室会谈。(内容见前)

此后，叶冬初与张保持经常联系。

11月13日：革命群众在湖南剧院召开了批判张平化的大会，筹备和主持这次大会的不是湘江风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而叶冬初之流却不知羞耻将功劳全归于湘江风雷。

11月14日：封闭湖南省委，戳穿张平化之流窝藏、转移、烧毁黑材料的罪恶勾当，采取这种革命行动的是很多革命组织，不是湘江风雷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可是叶冬初却将功劳全归于湘江风雷。

11月19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建湘瓷厂的流血事件，许多革命造反者前往支援，叶冬初等看到时机已到，趁机搞反革命宫廷政变，排挤当时在司令部工作的真正的革命左派10多人。

11月×日3时：湘江风雷金猴支队187名暴徒没有买票企图冲进车站强乘604次列车，造成604次列车在长沙晚开9个钟头的事故。

11月20日： 80名湘江风雷暴徒抢占由长沙开往北京的658次红卫兵专车的4个车厢(经再三劝解才只占了两个卧车厢)，这次80人上北京，张平化亲笔批了两千元。

12月×日：早晨5点多钟，由南宁开往北京去的6次特别快车到长沙车站后，车将要开动时，由南边树底下跑出来70多名湘江风雷暴徒拦住6次快车闹事，造成晚点5小时的事故。

12月初：湘江风雷在长沙市南门口一个店里买了70把电工刀子。后来，孙云英、丁维克等到宾馆向省委汇报，候鸿业也提出：“这样搞事情不好办，建湘瓷厂也带去了很多凶器。”张平化之流却置之不理，不加制止，有意纵容。

12月8日：湘江风雷头目程松卿带了暴徒20人将曾被湘江风雷排挤出来的中南矿冶院学生赵××、杨××拘留三天三晚，因谢若冰诬告他们偷了黑材料；二人在拘留期间受尽了污辱和各种无理拷问，非法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连解大小便也有几个人监视。

12月15日：湘江风雷要跟张平化谈判，地点定在省委蓉园里，定时十天左右。

12月16日：叶冬初与侯鸿业谈判，叶给侯一分湘江风雷内部整风文件，张平化看了这个文件说，这个文件很好，要省委帮助印刷，并要求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宣读这个文件。

12月×日：湘江风雷600多人到长沙车站骚扰，其中300人强占车站广播室，另300人拉着章伯森。这群暴徒围住车站指挥部三个同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对一姓任的同志强行逼供。车站同志再三宣读中央指示，耐心解释，暴徒不听，还是强乘了624次列车，而且拦住列车达6个小时之久，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

12月×日：××织布厂湘江风雷100多人抓着市委书记要签字购票，当时逼着市委购了80多人的票，但只有30人乘车。

12月25、26日：湘江风雷红旗战团一、三战斗队反动头目打着造反的旗号，纠集200多人到省工矿贸易公司大造经济反，强行要求批给工作服6000套，雨衣1500件，纱手套10000双，并威胁说：“超过晚上11点不解决，第二天9000人不出工，工资照发。”该单位的当权派和反动头头狼狈为奸，如数批给。当时将仓库仅存的雨衣1000件强行提走。

元月3日：(1)上午由广州开往北京的16次特别快车到长沙后，湘江风雷一小撮暴徒以运送伤员为借口，用担架抬了一个所谓伤员直冲软卧车厢，列车员、列车长劝阻无效。暴徒们在车上殴打、绑架、审讯列车员，一直行凶到终点站北京。

(2)陶铸被革命人民揪出来了，湘江风雷看到顾问露出了马脚，好不惊慌，其总司令部急急忙忙在元月5日将其开除了事。一直不揭发，不批判陶铸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唯恐触到自己的痛处。

元月5日：(1)湘江风雷一手操纵的“1·15”大会常委会讨论会上，湘江风雷的头目叶冬初等人别有用心地恶毒攻击高司，扬言高校司令部是“修正主义”的司令部，要砸毁高校司令部，要在东风广场召开20万人的批判大会，批判高司的“修正主义”观点。并诬蔑说：“你们下乡、下厂不是积极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为了捞点材料，写几分传单。”等等。大作攻击革命组织的舆论准备。

(2)积极支持湘江风雷的三司驻长联络站的高继红、高飞、陶毅等5人在5号晚上和张平化在省委蓉园单独谈判达7小时之久，外面将门锁着，谁也不让进去。直到6号早晨5点，才让小汽车进去接5人回去。会上他们对张说：“你的问题暂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看你以后的行动。”

张平化送走他们后，高兴得了不得，说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革命者。给他送吃的时，张平化乐得二口吃了一个鸡蛋。

元月6日：湘江风雷唆使井冈山红卫兵中的一小撮混蛋开动宣传车谩骂高校司令部，并在大街上和高校司令部门口贴出了“踢开高校司令部这块绊脚石，彻底闹革命”等标语，并抓去高校司令部工作人员一人。

元月7日：湘江风雷唆使井冈山的一小撮混蛋深夜闯入高校司令部造反兵团驻地，砸烂后勤部的锁，抢走了司令部单车三部。

元月8日：湘江风雷一小撮强盗爬上五一广场上的电线杆，盗走了高校司令部高音喇叭。

元月9日：在“1·15”大会筹备会上，湘江风雷、三司驻长联络站、红旗军头头，提出要在长沙搞所谓“红色恐怖”(实际上是白色恐怖，是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货色)，蓄意践踏16条。他们谋划：要在“1·15”大会上给省、地、市、县委级的干部戴上不同高度的高帽子游街。

元月10日：叶冬初在“1·15”大会筹备会上说：“贫下中农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只能搞接待。”

元月11日：晚上，“1·15”大会常委未经研究，叶冬初独断专行，召开全省的电话会，其内容如何，其他常委概不知道。

元月12日：湘江风雷大游行，把矛头指向高司和湖大。拟定的17条口号中，有13条是攻击高司和湖大的。其中有“湖大一小撮右派的面目彻底暴露了！”“坚决打垮湖大一小撮右派的猖狂进攻！”“湖大革命师生不要受一小撮人的蒙蔽！”等口号，其来势之凶，有过于“8·19”事件中反革命势力的气焰。

元月13日：(1)湘江风雷的暴徒窜入高校司令部，劫走高司的喇叭、电话机。

(2)湘江风雷的帮凶红旗军凌晨1：30冲入野战军总部，抢走野战军军旗一面、自行车两部、打字机一架，油印机一架、闹钟一个、钢板一块及其他物资。

元月14日：(1)湘江风雷、长沙市井冈山红卫兵中一小撮强盗偷走高司六个喇叭，后被高司同志发现，抓住其3人。继而有百余名暴徒冲入高司抢走了那3个强盗和两部电话机，捣毁了几张门；将一部全新单车从三楼甩下，摔坏。准备抢走广播器材未成并打伤高司工作人员4人。

(2)在冶金招待所殴打衡阳市红色造反者代表，三人被打伤，汽车被砸坏。

(3)14号前后，将大量犯过错误的长保军和受蒙蔽的群众戴高帽子，手举稻草游街，连15岁的小孩也成了“铁杆保皇分子”。

(4)下午七时，湘江风雷，三司驻长联络站在新华电影院召开了湘江风雷所属支队长以上干部(400多人)会议，布置了攻击高司和湖大的“策略”和“措施”，摘录其中4点如下：

①要在15号晚12点前发动所有赞同湘江风雷观点的组织贴出攻击性文章。

②对于其他赞同高司和湖大的造反组织进行挑拨，挑拨的方法是，说什么“湖大和各高校的学生要造工人阶级的反”，以造成各工人组织对高司不支持。

③在暂时辩论时不动手，如辩论占弱势，在必要情况下发扬以往对“长保”、“三八”、“赤卫队”的手段，即抢、打、抄。

④对“长保”、“八一”及其他保皇组织的人，只要他们支持我们，大门应当打开，以壮大“革命”力量。

(5)《湖南日报》的权被红色新闻兵所夺，湘江风雷企图把湖南日报成为自己反革命的喉舌。

元月15日：(1)抢劫毛主席故乡红卫兵单车8辆，凶手被抓住。

(2)15—20日，正是批判经济主义的时候，湘江风雷4人找张平化要求批2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和50张南下代表团去广州的火车票。高×(省监委副处长)说：“要经过反对经济主义联合调查团的批准”(由高司等组织组成)，张平化说：“就按叶卫东(即叶冬初)同志的意见办事。”这真是有求必应，何等方便！

元月16日：(1)湘江风雷、红旗军90多人乘2部汽车于凌晨2点左右冲进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革命造反司令部，砸烂门窗，抢走公章3枚、现金88．39元，发票1400余元，存款205元，并抢走广播器材、录音机、发电机、收音机等物资，打伤该司令部战士邹松平同志。

(2)晚上湖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传队应邀到湖南剧院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刚演出不久，几个混蛋就制造借口，抢走全部道具。

(3)湘江风雷红旗战团4个头目到省工矿公司强行索取6009套工作服，当时在场的负责同志向他们反复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精神，他们却置若罔闻，还要抓走在场的负责人熊振华。

元月17日：(1)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160—170人借抄黑材料为名冲进湖南赤红造反兵团总指挥部，抢走价值3000元的物资，并抓走该指挥刘牛保等4人，扣留达一天之久。

(2)湘江风雷、红旗军等300多人闯入65年大中院校毕业实习生(红湘铁骑)革命造反军总部，将总部洗劫一空。

(3)抢砸毛主席的红卫兵湖南总部8辆单车，凶手被捉住。

(4)抢砸红卫兵湖南中等学校联络总部韶山兵团十二中分团。

(5)和红旗军紧密配合进攻军区，妄图篡夺军权。

(6)湘江风雷在新华电影院召开的会上，抛出极其反动的五点声明，叶冬初在会上叫嚣：“湘江风雷和湖大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湖大和高司是新的长保军”。并造谣说：“湖大要调回外地师生搞反革命政变。”

(7)湘江风雷红旗战团一千多人冲入东方红总部会场，绑架熊正吾，砸了其总部。

元月18日：(1)湘江风雷近1000人冲到矿冶，演出了围攻革命师生的丑剧，打伤矿冶同学2人。

(2)晚上11：40左右，湘江风雷、长沙市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一小撮暴徒冲进高校司令部，大肆抢劫，将广播器材、油印机、自行车、发电机等物资抢劫一空，并行凶打人，抓走了两名红卫兵战士。

(3)晚上10：00左右，湘江风雷、海燕、星火兵团抢劫湖南中等学校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破坏和抢劫大量国家财产。

(4)湘江风雷学生战团钢铁支队和帆布厂红旗军5人在凌晨2：15左右抢砸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湖南总部十二中分部，抢走了广播器材和油印器材。抢砸的借口是支持了高司。

(5)18日晚上，湘江风雷、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200多人抢砸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抢走红绸子54尺，深色红布228尺，红旗39面，现金125．5元等东西100余件。

(6)凌晨2点左右，湘江风雷学生战团钢铁支队和帆布厂红旗军300余人，由湘江风雷直属大队五支队长胡项山(劳改3年释放犯)带领，冲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农革命军总部，大肆抢劫和行凶，并抓走该部两同志。

(7)抢砸省文联总务室。

(8)与其帮凶红旗军配合，向军区猖狂进攻，扬言要接管湖南军区。封闭军区电台、电话总机房，强行冲入军区作战、机要二值班室肆意搜查和破坏，使机器失去控制。

(9)湘江风雷为张平化免受湖南省红色造反者的批判斗争，将张平化窝藏起来。

元月19日：(1)凌晨2点左右，湘江风雷中10多名暴徒抢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卫中学军分部，抢走新单车2部。

(2)8点多钟，湘江风雷的帮凶青年近卫军一小撮流氓乘坐一部小轿车冲入了十二中学，抢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军分部，抓走并打伤一人，抢走4部单车。

(3)抢劫红铁军总部第一支队队部。

(4)与帮凶红旗军配合，于晚11点左右，冲入军区机要指挥系统，中断战备指挥，同时对解放军战士拳打脚踢，打伤10多人，2人住院，并企图抢劫军区车辆。

元月20日：(1)湘江风雷中一小撮混蛋以批判张平化为名，行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平化之实，窝藏张平化，阻挠全省红色造反者对张平化的斗争，与广大的贫下中农对抗，企图扼杀革命的农民运动。

(2)破坏“1·20”大会，派出4辆卡车捣乱会场。

(3)《湖南日报》拒不刊登湖南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召开的文章，甚至对这样全省性的大会连消息也不报导，无视全省广大的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者。

(4)中午，湖南军区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红导弹等做贼心虚、慌了手脚，纷纷打电话到中央询问，并派人到北京去探听。以怀疑为名，行抗拒中央指示之实。

(5)军区要求《红旗军》的问题登报，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等拒不答应，《湖南日报》也迟迟不发红旗军的问题。

(6)公开抗拒中央指示，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向军区示威、支持反动组织红旗军。

元月21日：(1)凌晨3点左右，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红旗军等组织1000多人对高司进行阶级报复(当晚高校司令部等组织查封了红旗军总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翻墙破门，冲入高校司令部，毒打司令部工作人员，砸毁国家财产，抢走能抢的东西，甚至连同学的手巾、帽子、钱包，也抢劫一空。并绑架红卫兵100多人到天主教堂，私设刑堂，严刑拷打，其法西斯暴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惨案发生过程中，高校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200多人惨遭毒打，150人受伤，重伤2人。

(2)凌晨3点左右，湘江风雷、红旗军、红导弹、青年近卫军等1000多人冲入省文联，对省文联进行了疯狂的抢劫。

(3)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红旗军等组织中一小撮土匪抢劫了湖南版画战斗小组。

(4)晚上，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100多匪徒抢劫湖南大学文革宣传组河东联络站，打烂了门窗，强行抢走棉被10床、毯子6床、油印机一部、单车一部等物品。

(5)晚上7时，红旗军、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约400—500名暴徒由红旗军曾旦初、韦××等人带领冲进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大肆抓人打人，将工人李伯先等9人打伤，三入重伤，并抢走棉被14床、自动电话机一部、新单车一部、棕绷床10个、办公桌12张、椅子34张等共计30多种。

(6)晚11点左右，湘江风雷、红旗军400多暴徒冲入湖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湖医分部造反团，将其抢劫一空。

(7)湘江风雷等一小撮暴徒于11点左右冲入宾馆，殴打东方红“11·19”造反团人员，并绑架东方红总部负责人熊正吾。

(8)大肆散发“紧急辟谣”等反动传单，公然叫嚷中央指示是假的，大写“誓作红旗军的坚强后盾”等反动标语，企图为红旗军翻案，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向军区和革命群众示威。

(9)湘江风雷抢砸了常德农校、涟源东方红中学。

(10)凌晨3点，湘江风雷等50余人抢劫捍卫毛泽东思想长沙战斗兵团司令部，并抓走负责人2人。

(11)晚上打伤赴湘江风雷总司令部谈判的2名省红色造反者代表。

(12)晚上叶冬初抛下省红色造反者谈判代表不顾，急急忙忙接见红旗军的人，密谋策划。

(13)湘江风雷水电支队发表声明，遣责叶冬初之流的反动立场，并宣布退出湘江风雷。

(14)红旗军、湘江风雷等组织中的一小撮混蛋冲进湖南医学院南院、附一院等处，先后冲击4次，砸毁“九·一五”、“八·三一”红卫兵总部，进行捣乱，并抓走陈同春、张明亮等人，其中有一位同学被他们拳打脚踢，满身是血，直至22日上午10时才放回。

(15)凌晨2点多种，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混蛋在五一广场几次拦截解放军的宣传车，借故看有无抓红旗军的人进行非法搜查。

(16)首都赴湘联合战斗队到街上贴标语，受到一小撮湘江风雷暴徒的围攻。

元月22日：(1)1：30左右，湘江风雷、全国红色劳动者统一战线的100余名暴徒冲进造反有理军军部，抢走桌子4张，椅子1张等物资，并抓走该军战士四人。

(2)凌晨1：30湘江风雷东区分部1000余人抢劫中华儿女红卫兵司令部，围攻该司令部工作人员，砸坏了三部单车锁，这些暴徒一直闹到早晨5点才走。

(3)湘江风雷晚上抢劫了毛主席的真理军长沙市工人总部，将其总部抢劫一空，并抓走该总部工作人员2人。

(4)青年近卫军一伙人冲击高校司令部，叫嚣要封高司。

(5)凌晨，湘江风雷帮凶青年近卫军等一小撮暴徒抢劫长沙红卫兵兵团司令部。

(6)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开大会(中央关于红旗军的指示已经下达2天了)，但反动组织红旗军却打着红旗军的旗子参加了大会，后来鉴于群众的压力，大会主持者才温和地叫红旗军拉下军旗。

(7)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搞了一个为罗新发的平反大会。在会上抓了大大小小43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皇分子”罚跪，大搞武斗和变相体罚。这个大会是以搞平反为名，公开与全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对抗。

(8)益阳、衡阳、零陵等专区的红色造反者代表过河游行，游至蔡锷路时，湘江风雷无理取闹，打伤代表一人，抓走代表4人，打烂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的画象一幅。

(9)凌晨1点左右，湘江风雷、红旗军、红导弹抢劫革命到底红卫兵总部(朗梨公社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与此同时还抢劫了一个生产大队部。

(10)下午，湘江风雷、三司驻长联络站等二十多个组织召开了一个黑会，通过了一个对红旗军假打倒、真包庇，为红旗军涂脂抹粉的“联合通告”。在这个会上，湘江风雷等的负责人发言的中心内容为：①矛头对准高司，不准高司插手取缔《红旗军》的行动，有的人甚至要在声明中将高司与长保军、八一兵团并列点兵。②对红旗军的人要保护、要接管。甚至有人说：“以后红旗军战士要参加我们的组织，必须原来负责人证明他是红旗军的才能‘接收’。”

元月23日：(1)湘江风雷等组织60余人冲进高校司令部企图抢劫广播器材，由于已转移未遂。暴徒搞走了高司的牌子，捡了一些破书，没趣地溜走了。

(2)红旗军联合兵团在五一广场贴出“强烈抗议湖南军区非法扣留我红旗军战士！”等反动标语。

(3)凌晨3时，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一百多名暴徒抢劫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军部，抢走人民币60元及若干红卫兵袖章，砸坏汽车一部，走时抓走该军战士4人。

(4)晚上11：30左右，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中一小撮坏蛋横蛮无理地冲进“红流”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该部的东西抢劫一空。

(5)晚上，湘江风雷的帮凶青年近卫军等一小撮暴徒又一次袭击长沙红卫兵兵团司令部。

(6)在省展览馆打伤省红色造反者代表一人。

(7)凌晨2点，湘江风雷开来2部汽车100余人抢劫捍卫毛泽东思想长沙战斗兵团司令部，计抢走棉絮30床、毯子10床以及油印机、闹钟等10多种物品。

(8)凌晨3时，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200余人抢劫毛主席的真理军长沙工人总部，破坏汽车2辆，损坏了门窗，抢走手表一块、人币28元、粮票10斤等物。

(9)抢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

(10)清晨，湘江风雷的暴徒抢劫了财贸学院给在展览馆一夜未休息的省红色造反者代表送饭的宣传车，抢走高音喇叭2个以及一些其他物品。

元月24日：(1)以湘江风雷为首的一小撮混蛋冲进高司，撕掉了全部声援高司的标语，强行贴满了反对高司的标语。

(2)抢砸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造反激战兵团湖南总部。

(3)在长沙渡口绑架省红色造反者代表一名。

(4)湘江风雷浏阳河战团朗梨支队伙同联合指挥部于凌晨抄了朗梨市花园大队农民伍海秋的家。

(5)湘江风雷开大会，名为“批判”张平化，实则把矛头指向高司。

(6)湘江风雷长征支队宣布退出湘江风雷。

(7)湘江风雷出动大批人马，把高司和支持高司的大字报复盖、涂抹。

(8)湘江风雷总部散发支持红旗军的传单，并在解放军驻区大贴“解放军战士坚决起来造反，彻底打垮军区！”等反动透顶的标语。

元月25日：(1)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长沙井冈山举行大游行，高喊：“坚决支持红旗军！”等反动口号。

(2)再次冲进高司，没有捞到油水。

(3)湘江风雷纠集了10来个组织，秘密策划对付全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和高司的“办法”，摘录其中三条如下：

①利用某些地区贫下中农代表和厂矿代表对高司的不同意见(即站在支持湘江风雷一边的)进行大肆煽动，以便将代表拉过去。由他们再主持另一个全省“红色造反者大会”，如不成，再强迫省委另发通知，召集赞成他们观点的代表，召开分裂会议。

②加强宣传工作。

③对红旗军、红导弹的成员，应采取欢迎态度。

(4)湘江风雷总部某些人公开叫嚣：“我们和红旗军是有感情的，我们要等红旗军上京告状回来才能真正定是非。”

元月26日：湘江风雷等组织发出特急通告，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写出要“夺军权”的反动标语，再次向军区示威。

元月27日：(1)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继续向军区示威，大量散发红导弹驻京联络站的假传单，散布红旗军不是反动组织的谣言，贴出了“红旗军是革命组织”的反动标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2)上午，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三司驻长联络站等同时间出动宣传车，连续广播三司“送上门”战斗队的大字报。

(3)湘江风雷等组织的游行队伍向高司、湖大示威。大队人马在湖大办事处门口挑衅停留达3分钟之久。

(4)湘江风雷、三司驻长联络站一小撮人在黄兴路司门口附近抢劫益阳专区红色造反者宣传车，二人被殴打、三人被抓走！汽车被砸坏，当场抓住二个凶手。

湘江风雷跑到河西骚乱，高喊“打倒高司！”“打倒湖大一小撮！”等口号，向矿冶、湖大、师院革命师生示威。

元月28日：(1)下午2点，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三司驻长联络站、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等20多个单位开誓师会，高喊：“高司必败！”“湘江风雷必胜！”“打倒湖大一小撮！”等口号

(2)下午湘西红色造反者代表团宣传车行至南门口，湘江风雷等立即用五辆车子围攻，爬上湘西代表团的车子，抓、打、抢，如同土匪。

(3)砸抄高司所属矿冶学院、师范学院驻“湖南日报”全无敌战斗队。

(4)湘江风雷宣传车在火车站围攻高司湖南农学院宣传车，大肆抢劫。

(5)下午一时在湘江风雷的指使和直接参予下，国际红卫军等30余人抢劫了抗大造反军一部宣传车，同时强行封了抗大造反军总部，抢走了一切财产。

(6)26、27、28三晚湘江风雷等组织中的一小撮混蛋借故冲进高司，制造武斗，侮辱高司战士。

元月29日：(1)为强烈抗议苏修迫害我留欧学生的滔天罪行，全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和高司、矿冶、湖大总部冒雨游行，游行队伍被湘江风雷拦阻。

(2)下午3点左右，湘江风雷在南门口抢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的宣传车。

(3)下午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中一小撮暴徒在南门口砸坏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团、湖大宣传车各一辆。

(4)晚7时左右，北联站等一小撮人坐在一辆水陆两用汽车里，兔头鬼脑地到湖大搞反动宣传，大肆放毒。

(5)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等组织也开了宣传车到湖大造谣，制造反革命舆论。

元月30日：(1)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组织一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浩浩荡荡地上街游行示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打倒反动组织红旗军。湘江风雷等组织中一小撮亡命之徒对着解放军大喊大叫，湘江风雷后勤部的葛建华等无赖在地上打滚，拦阻解放军的宣传车，真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2)湘江风雷的暴徒在30号前后撕掉、涂改、复盖高司的大字报、标语不计其数。

(3)长沙纺织厂湘江风雷两部宣传车来湖大造谣诬蔑，扰乱全省红色造反者斗争张平化的大会。晚上，他们唆使长沙纺织厂不明真象的群众200余人来湖大，企图挑动工人斗学生，经解释后，他们自动回厂。

(4)湘江风雷于晚上在展览馆进行了“组织整顿”，慌慌张张“清洗了”一批历史不清的人物，企图欺骗革命群众、蒙混过关。

(5)元月三十日上午，三联站纠集北联站、红色硬骨头造反队，在省民政厅招待所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是：“一个中心，三条线。”中心是夺权。三条线是：支持湘江风雷；批判高司；炮轰军区。此会议于晚上在红色剧院继续进行，与湘江风雷等组织一起在会上确定：元月三十一日晚到矿冶行动，制造事件，把军区引出来，企图嫁祸于军区。二月一日与二月二日大量写标语口号，三号将标语口号贴满全城，四号到军区示威游行和静坐，企图迫使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出来谈判。

元月31日：(1)为欢呼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发表，高司举行大规模游行，湘江风雷组织了一些人和宣传车多次冲击和切断高司的游行队伍。

(2)湘江风雷伙同青年近卫军、北联站到矿冶进行挑衅，制造事件，他们围攻矿冶学院的革命师生，冲击矿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学生宿舍并行凶打人。

(3)晚上湘江风雷一小撮混蛋冲进哈军工驻长联络站，砸毁了该联络站，并打伤了哈军工的革命师生。

(4)晚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长联络站的宣传车被湘江风雷一小撮暴徒抢劫。

(5)下午五时，湘江风雷“谣言编辑社”又贴出了一张污蔑解放军和国际友人的所谓“最新消息”，声称：

①元月26日北京来的九个解放军参加了湘江风雷，并占领了龙书金的家。

②阿尔巴尼亚歌舞团带上了湘江风雷袖章，加入了湘江风雷“革命”组织。

(6)湘江风雷的爪牙——长沙一中夺军权兵团在市中心各地贴出了小字报，叫嚣要夺军权。

(7)反动组织红旗军拼命挣扎，妄图死灰复燃。五一广场上出现通告：《凡属原我部红旗军战鹰支队战士限于元月2日来我部报到，否则以除名论。地点：五一路房地局。》其上盖有公章。

2月1日：(1)湘江风雷在城区广播，要求“革命左派组织”到河西去！砸矿冶！

(2)湘江风雷伙同青年近卫军、井冈山红卫兵、红导弹等组织三万多人离开生产岗位，大举围攻矿冶，捣毁了“革命造反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大肆抢劫。

(3)湘江风雷的混蛋抢走了解放军的一部小吉普车。

(4)湘江风雷的暴徒包围并冲击湖大办公楼、科学馆、中楼，有几百人冲进中楼。

2月2日：(1)湘江风雷欺骗部分贫下中农到长沙来，围攻革命学生。

(2)早晨2—7点，湘江风雷伙同其帮凶青年近卫军、井冈山等洗劫矿冶学院一舍、教工三舍和机电楼。并多次冲击国防科研的重要保密地××楼，造成流血惨案。

(3)晚上6点湘江风雷数千人第三次袭击矿院，暴徒们冲到七舍，蜂拥而入，一直冲到4楼，逐室搜查和抢劫，大肆绑架和殴打矿冶和外地师生。

(4)几百名暴徒继续冲击湖大办公楼，动手打、抓学生。

(5)五一路出现反动组织红旗军、湘江风雷等的标语和大字报。例如：“红旗军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红旗军战士杀不尽！”

(6)张平化在全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上挨了斗争之后，绕道宁乡、湘潭然后回到省委。省委联合指挥部将张交给了湘江风雷反修战团保护。

2月3日：(1)湘江风雷制定了几条对付军区、高司及其他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措施。主要内容如下：①对高司，要乱打，打乱，压住这些大学生。②湘江风雷要死死抓住其他革命组织，说：“湘江风雷是个大的革命组织，若是一垮，其它组织就会被消灭。”③各基层单位多派人到五一路、湖大办事处等地方去压住不利于湘江风雷的宣传，压不过可以采取武力。

(3)清晨4点多，湘江风雷又调集数千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洗劫矿冶其他几栋宿舍，但遭到彻底失败。

(4)湖大革命师生在从湘江风雷抢劫矿冶返回的宣传车上搜出菜刀、铁棍、铁锤、铁哑铃及带血的匕首等凶器。

(5)白天、晚上有少数湘江风雷暴徒在矿冶骚扰。

(6)上午9点至下午3点，湘江风雷、红旗军临时指挥部、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等20多个组织主要负责人在东风展览馆开了一个反革命黑会，着重策划了以下几个问题：①各组织派出联合代表团上京告状。②各组织派出人到湖大去抢人。③派人包围军区，给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支持我们。④立即夺取各种大权。⑤炮轰军区，首先解决军区问题。⑥公开为红旗军翻案。

2月4日：(1)下午湘江风雷大批人马出动在街道围攻革命师生。

(2)湘江风雷唆使一批人成立一个所谓“与湖大谈判的代表团”，坐卡车到湖大，要求与湖大谈判，企图玩弄新的花招。在湖大革命师生的义正辞严的驳斥下，才灰溜溜地逃去。

(3)外地来长串连的革命师生自发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湘江风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参加者有二百多个单位共8000多人，声势浩大，群情激昂，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4)湘江风雷疯狂活动，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传“高司一小撮的罪行”，并且用几辆宣传车围着解放军揭露《红旗军》罪行的宣传车挑衅，把矛头指向军队。

(5)被革命造反组织封闭了的《湖南日报》突然复活，恶毒攻击高司。

(6)湘江风雷又一次窝藏张平化。经过如下：中午湘江风雷派龙××于下午2：30用白油布三轮汽车带张平化到韶山公社东方红大队麻东桥生产队姓邓的家里；下午5点湘江风雷负责人黄××又带了10人一直把张平化带到株洲一个工人家里，妄图保护张平化过关。

2月5日：(1)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宣布中央文革批示，宣判了湘江疯狗的死刑，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全力支持、拥护。

(2)革命群众大力协助解放军捉拿了叶冬初、舒无、王天保、李敬林等反动头头。

(3)湘江风雷的头头抗拒中央指示，拒不投降，例如××厂湘江风雷头头竟煽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围攻解放军，并行凶打人，打伤三个解放军。

2月7日：十几万革命群众在东风广场集会，愤怒揭露和控诉湘江风雷、红旗军反动头目的滔天罪行。叶冬初、贺孟宣之流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大事记（1967年2月9日-5月9日）
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传部犏
1967.05.00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整含革命历史衽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汞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说 明


这个《大事记》概要地记录了三个月来工总司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诞生与成长的历史。它有助于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它也有助于对工总司还不够了解的革命同志们，弄清历史真相，识破对工总司的种种攻击与污蔑，以便我们团结可以团牯的人们，沿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大事记


《二·九呼吁》以前的简况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震撼西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指出的斗争大方向，是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迫切要求。但是，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却存在着一股阻碍大联合夺权斗争的逆流：一月十五日，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以下简称统指）的某些领导人决定，东方红广播站向垒市广播批制交大革命学生领袖李世英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专题节目，把斗争矛头进一步公开指向革命造反派群众，甚至提出“西安落后、西北落后，出路何在，坚决反右”、“大反右、大联釜、大夺权”，把“反右倾”置于当时斗争的首位，当做斗争的大方向；一月二十三日，统指某些人在报祗上公开发表《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进一步为少数人进行武斗提供理论根据。这样，就使造反派内部可以协商讨论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不断发生“打、砸、抢、抓、揪、抄”等武斗事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群勺当权派利用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破坏文化大革命。当时，西安地区仅有的一个全市性工人文化革命组织员——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工联）的少数领导人，不仅不设法抵制这种逆流，反而违背广大基层组织和广大革命工人群众的意愿，受统指少数领导人操纵，也“大反右倾”，支持“革命的打、砸、抢”。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广大群众，以极大耐心，努力帮助统指、工联等组织改正错误，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但他们的少数领导人却一直坚持错误。在此形势下，许多革命造反派工人的组织和群众，迫切要求联合起来，建立其正代表自己的意志的革命联合组织，以充分发挥革命领导阶级的作用，更有力地抵制错误倾向，更有力的斗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杈派，促进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使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指出的大方向胜利前进。这一切说明，工总司的成立是必然的。


二月九日

▲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等二十九个组织在《革命造反报》上发表了最紧急呼吁，即《二·九呼吁》，指出当时的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权斗争，而不是“反右倾”。这篇呼吁书在西安引起了极大的反映：许多革命造反派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激动地藐。“这篇呼吁书，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要说的话”。统指、工联中某些领导人却认为它是一株“大毒草”，由统指、工联等少数领导人包办的“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给邮局发了一个“通知”，说《二·九呼吁》“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邪路”，“命命”邮局“立即扣压，听后委员会研究处理”。

▲ 统指方面借口《革命造反报》发表了《二·九呼吁》，非法武装接管《革命造反报》社，说报社文革是“保皇派”，打伤报社职工多人。

▲《参考消息》刊登了一条英帝借西安地区所谓“反右”浪潮，恶毒攻击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二月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

▲西铁联等二十三个组织坚决支持《二·九》呼吁，发表了《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夺权，夺取新的胜利》的呼吁，表示对《二·九呼吁》“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拥护！”

▲《革命造反报》文革就“武装接管”报社发表严正声明，《我们控诉，我们揭露》。

▲交大宣传车晚上应革命工人要求，参加了支持《二·九呼吁》的游行，在革命造反报社前被“红造司”和所谓的“夺权委员会”无理“没牧”，并打伤司机。

▲工联等二十一个组织发表《就当前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紧急呼吁》，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西安地区流毒甚广，危害栖大”，“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绝不会扭转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红卫兵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反右倾，大联合，大夺权》。

▲西光厂发生严重反革命打、砸、抢事件，即“2.10事件”。


二月十三日

▲由二百多个组织组成的工总司筹备处向全市革命工人发出《火急倡议》，倡议书说：“《二·九呼吁》好得很！好得很！好极了！”“我们革命工人决不允许（“反右倾”、搞分裂）这种不利于大联合夺权的局势发展下去，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要尽快成立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西安市第一汽车配件制造厂文革筹委会等造反派组织宣布退出工联，加入工总司。

▲交大万余名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上街游行，最坚决地支持《火急倡议》发表。


二月十六日

▲工总司筹备处发出海报，宣布二月八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

▲晚上“工联”等组织举行游行，高呼“打倒反革命小联合！”


二月十八日

▲数十万革命工人、郊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在市体育坊集会，宣告“工总司”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致敬电》和《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两个文件，表示一定要高高举超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革命农民、解放军、革命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紧密联合起来，特别注意团结革命的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核心，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坚守生产岗位，紧缩各项开支，粉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挺济主义，夺取革命、生产的双胜利。大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全市广大的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学生热烈欢迎游行队伍，和游行队伍共同欢呼工总司的成立。

▲“工总司”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表《迎接西北的新曙光》的最紧急呼吁：坚决反对“借口什么，批制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之名，行破坏大联合夺权斗争之实”坚决反对“打、砸、抢”；呼吁造反派“要联合，不要分裂，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便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轨上来”。

▲街头巷尾出现统指、工联所属某些组织的大标语：“打倒反革命小联合！”“绞死大杂烩！”


二月十九日

▲统指等五个组织在市体育坊集会，单方面宣布成立所谓“新西安革命委员会筹备处”，会上大喊“反右倾”。会后举行游行，喇叭车带着队伍高喊：“打倒大杂烩！”。“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

▲工总司通知所属组织，一定要坚决地、正确地执行“三结合”的方针，帮助革命干部“亮相”。


二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做好准备，为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文艺兵团中少数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工总司宣传车，制造所谓“朱德像事件”，诬蔑工总司，事件一经查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便立即将主使人依法逮捕。


二月二十二日

▲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发表“紧急动员起来，打垮阶级敌人猖狂反扑”的呼吁书，狠狠揭露了阶级敌人“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接二连三地制造事件，挑超武斗，打击革命群众，破坏生产，危害国民经济的滔天罪行”。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六点建议，表示“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钩棒，彻底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呼吁书表示对《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景最热烈地欢呼！最最热烈地拥护，号召垒市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广泛宣传，坚决贯彻。


二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四期社沦《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农民总会等组织在市体育坊召开“坚决响应《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誓师大会”，但会坊上却出现了“打倒右倾投降”，“反对大杂烩”的口号。让霍士廉在大会上“亮相”，霍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革命派内部支持一方，打击一方，恶毒攻击工总司是“反革命小联合”。交大革命师生见此恶劣情况，高呼：“霍士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退出会场。


二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工总司等组织在市体育坊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动员革命职工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的精神，积极支援春耕生产。会后举行了游行，但遭到某些人的无理拦截。

▲工总司生产指挥部向所属组织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


二月二十八日

▲统指、工联等组织举行游行示威，高呼“绞死工总司!”“打倒大杂烩”等反动口号。

▲一小撮人砸了工总司所属的西安造纸厂造反兵团，造成“2.28事件”。


三月一日

▲ 陈伯达、康生、王力、戚本禹、关鳞、穆欣同志接见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作了重要指示。

▲工总司发表《严正声明》，表示依然如故与西安地区各造反派组织加强团结，并肩战斗。并指出。工联在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是有成绩的，后来大反右倾，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必须改正；工联在二月二十八日晚的游行示威中，对“工总司”恶意诽谤，必须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三月二日

▲周总理接见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作了重要指示。

▲工总司主办的《红色工人报》创刊。


三月三日、四日

▲很多革命群众不断进行，热烈拥护中央首长指示。


三月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映西军区依法逮捕反革命2.10西光事件中的首恶分子王法法等人。


三月六日

▲西安地区革命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地区机关革命职工造反总司令部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宣告和告西安地区革命农民书等，表示要牢牢掌握斗爷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生产两付担了挑起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工总司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为贯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的精神，工总司组织支农大队第一批人员102人出发，包括技术人员、文艺队、医疗队，分别到东方红、向阳等公社的三十多个生产大队支援春耕生产。


三月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依法逮捕了西安国营庆华电器制造厂1.28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李文恒等七名犯罪分子。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进行，高呼：“拥护解放军镇压反革命！”


三月九日

▲《红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三月十一日

▲工总司发表《重要声明》其要点为：

一、殷切希望前一阶段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共同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二奋斗。

二、拥护解放军镇压反革命，坚决反对“打、砸、抢、抓、揪、抄。”彻底批制“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这一反动口号。

三、协同犯有错误但决心改正的革命组织，对一些利用造反派组织某些错误反攻倒算的保皇派以应有的打击。

四、坚决执行周总理指示，“努力整风，准备夺权”，进行开门整风。

▲工总司、机总司共同发出《节约闹革命的倡议》，并制定七条措拖。


三月十二日

▲西安地区文艺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成立大会，工总司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工总司根据《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并结合农时，发出《紧急呼吁》，呼吁革命造反派工人立即行动起来，支援春耕，组织人力支农。殷切希望工联的同志以革命利益为重，共同组成一支浩浩荡的支农大军。

▲工总司所属关中供电局革命工人红色造反委员会响应中央号召组织三十多人到向阳公社东方红大队支援农业生产。


三月十四日

▲陕西军区发表《通告》，坚决制止“打、砸、抢，”黑风。


三月十七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必须走群众路线》社论指出：少数人包办代替的“三结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发表。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个个欢欣鼓舞。工总司所属各分部，名工厂、企业文革组织纷纷开展庆祝活动和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三月十九日

▲工总司所属水电系统司令部等八个单位，组织三百余名革命职工，利用星期天去火车西站参加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的号召。


三月=十日

▲工总司生产部、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指出《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也是我们全体厂矿企业革命职工的大喜事。要求各分部立即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全体革命职工，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立即掀起以其彻执行这封信为中心的生产竞赛活动。


三月=十一日

▲工总司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并发出保证完成国家生产种划的倡议。

▲工总司所属西安变压器电炉厂革命工人造反兵团、西安电缆厂满江红造委会等组织，利用厂假日，到丈八沟公社等地支援春耕。在此前后，还有工总司南郊分部、新华印刷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组织革命职工，多次到郊区坐产队支持春耕。


三月二十二日

▲工总司西郊分部的革命职工，在庆安七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在团结战斗的气氛中，革命工人向毛主席表了决心，并用生动的事实回顾了前阶段的成棱。例如，人民面粉厂提前七天完成三月份生产任务；西安柴油机厂整月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45%等。全体与会同志，回顾过去，个个精神振奋，展望将来，人人信心百倍。

▲工总司所属3404厂临委会等八个组织，为了推动整个工矿企业的“抓革命、促生产”，于三月二十二日发出紧急倡议，倡议无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好整风，促进大联合，力争多快好省完或国家生产建设扦划。


三月=十六日

▲工总司在市委礼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会上陕西省汽车配件厂文革筹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3404厂文革临委会、先锋制鞋厂等革命造反组织介绍了经验，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


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上发表王效禹同志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工总司、机总司、文总司就西安地区阶级斗争形势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为突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而斗争”的紧急呼吁。呼吁共分三部分：（一）必须揭穿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阴谋，誓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二)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整风，狠夺“私”字的权。（三）坚决捍卫革命的三结合，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制》及《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等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大搞春季爱国卫生运动，防止流行性脑膜炎”的紧急呼吁。


四月一日

▲《人民日报》继三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之后，又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击的冲锋号，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四月二日

▲工总司备分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进军大会。


四月三日

▲工总司所属单位组织学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

▲工总司所属单位利用下班时间，连夜游行示威，愤怒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

▲工总司向军区提出建议：由军区出面召开各造反派组织（包括工、农、机、文四个总司，电包括工联、统指、红造司、农民总会）联合批判声讨刘、邓大会。


四月四日——五日

▲陕西省军区接受工总司的建议，于四日上召开西安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四月五日由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批判声讨刘、邓的十五万人大会，会上还达成协：大会由工总司方面代表工人发言，农民总会方面代表农民发言。但是，到了当天晚上，工联、农民总会、统指、红造司等组织又破坏协议，到陕西军区要求，坚持不让工总司方面代表工人发言，而要由工联方面代表工人发言，虽经军区努力说服，直到五日凌晨，他们仍然坚持已见，致使四月五日的批判声讨刘、邓大会，未能召开。

▲在各分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进军大会的基础上，工总司提出了四月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要点，号召革命工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完成和超额完成四月份生产计划，迎接“五一”。

▲自二日晚上以来，声讨刘、邓的游行从未间断。


四月七日

▲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联合举行声讨刘、邓游行示威大会，不少革命师生也参加了大会。

四月八日

▲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等联合发出紧急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希望西安地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对敌。

四月九日

▲工总司等召开批制刘、邓大会，为了顾全大局，工总司等应邀代表前往往参加并准备发言，但未能进入会场。

▲工总司所属西铁联1000余人进行，愤怒声讨刘邓。


四月十日

▲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等联合冒雨召开批制刘邓大会，并把刘、邓的忠实走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王林、赵守一、李启明等押出来示众。大会邀请工联等派代表参加，并把其列入主席团，但他们未出席大会。会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冒大雨游行，愤怒声衬刘邓。这次大会把西安批制刘邓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会后，工、农、机、文总司所属组织，连续数日，以开小会的形式，对刘邓进行深入的批制。


四月十七日

▲工总司政治部再次发出“关于彻底批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通知，要求各基层组织更加深入批制刘邓，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四月十八日

▲在交大体育坊召开了由机总司所属西北局红总、省委红总和交大联合发起的“彻底批制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霍士廉拚刺刀大会”工总司所属许多单位前去参加。


四月十九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四月二十日即将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工总司立即发出了贺信，表示最最热烈地欢呼，最最衷心地祝贺。

▲文总司在人民剧院召开了批判刘、邓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总司等单位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 工总司发出了通知，“高举革命的批制旗帜，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斗争”，“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就迎接五一”。


四月二十一日

▲工总司召开第二次“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大会。


四月二十二日

▲机总司召开“西安地区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彻底清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滔天罪行大会”，工总司所属单位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四月二十三日

▲工联东郊二分会召开批判刘、邓大会。会后举行进行游行大喊：“打倒大杂烩”，向工总司挑衅。


四月二十四日

▲工总司市区分部召开声讨批判刘、邓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四月二十五日

▲工总司东郊分部召开批制刘、邓大会。五十多个单位二万五千余人参加了大会。


四月二十七日

▲工总司向西安地区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发出紧急呼吁书——“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呼吁广大革命派战友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在大批判中促进大联合，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为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

▲工总司南郊分部等一百多个单位二万余人，在西安公路学院召开“西安南郊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刘、邓大会”。刘澜涛被押往会场陪斗。

▲工联等组织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刘、邓，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这个大会不邀请工总司参加，却请工总司的一些基层单位，企图分化工总司。这个大会要违犯协议单方面强行动用全市性有线广播，工总司等组织认为这样作不合理，为此引起争执，槛军区汇报中央，下午三点十分和四点十分，周总理曾两次电话指示：大会改期再开。有人却在会场上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会议照常，气死保皇”。他们无视总理指示，仍开大会。会后游行时还高呼：“气死保皇派”、“打倒大杂烩”等口号。

▲由工联、红造司等组织的某些头头策划少数暴徒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共七、八十人到工总司破坏捣乱，从上午十点到夜里十二点，围斗工总司工作人员，砸烂办公室的门窗，并绑架了三个工作人员。


四月二十八日

▲由工总司纺织城分部发起，纺织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万二千多人参加了《愤怒声讨刘、邓罪行，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三反分子赵守一等也被押去陪斗。

▲由工总司、文总司等单位发起，在新城广场召开了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并热烈欢呼《红旗》第六瑚时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昀发表和强烈抗议印尼反动派武装袭击我大使馆、迫害我侨胞的滔天罪行。


四月二十九日

▲《红旗》第六期社论发表后，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等组织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毛主席最近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分四路前往陕西军区、西安军分区、8133部队、8118部队慰问。

▲工总司西郊分部所属西纺（临)、西针(临)、三印染（临）等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召开“控诉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滔天大会”。会上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赵守一陪斗。


四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实行文艺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并积极响应拥军爱民号召．文总司毛泽东主义宣传队一行一百三十余人受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委托，前往173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正当准备返回新城广场和黄河机械厂，分别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三万多革命群众和黄河机械厂广大的革命工人演出时，被某军事院校“红总”非法扣留，达三天三夜。


五月一日

▲工总司各分部分别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公上进一步动员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瓷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大批判运动中，促进大联合。大会后分别进行了游行。


五月三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04厂文革临委会（属工总司）等三个单位发起，最最紧急倡议召开西安地区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寻求大联合的途径，如何实现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强烈指出无原则“内战”打不得。


五月九日

▲工总司第三次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


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事记(1967年1—5月)
天津市东方红二中(南仓)井岗山兵团
1967.06.04


一月


二日 李雪峰到天津。

四日 天津二十九个单位召开批斗张淮三大会，但是张淮三被×××送往山西。

六日 反动组织《天津政法公社》成立。

七日 《天津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夺权。

八日 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退出大专院校造反总部。

十日 保守组织野战兵团大规模派人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天大八·一三等组织查封天津电视台。

十二日 天大八·一三等组织夺电视台编委会权。

十四日 《天津日报》发表33个单位的《紧急通令》。

十五日 《天津日报》发表52个单位的《紧急通告》。

十七日 天大八·一三等组织在《天津日报》进行反夺权。

十九日 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夺华北局的权，因接中央文革通知，夺权停止。李雪峰就诬蔑说：“十二小时的政变流产了。”

二十日 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等六个组织夺公安局的权。

廿一日 中央党校反动组织红战团拉拢几个不明真象的革命组织，联名贴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廿二日 大专院校总部联合冲报社。天大八·一三砸大专总部。八·一三又冲击电台。同日凌晨，陈伯达同志就调查康生同志的问题打电话给蒯大富同志。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发表通告，砸了红战团。

廿三日 天大八·一三内一小撮参与炮打康生同志的人被揪出斗争。

廿四日 北大文革驻津联络站发表声明，指出：“八·一三的大方向全然错了”。八·一三砸了北大的宣传车。

廿五日 北大驻津联络站六名同学在天大宣布绝食。

廿六日 南大卫东带领三轮二社三百余人围住监狱。天大八·一三发表声明说：总部不知道炮打康生一事。

廿七日　胡昭衡同志贴出大字报，指出：“万、张反党集团御用工具之一的野战兵团应解散”。

廿八日 解放军接管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日报》社。

廿九日 北京大专院校发表严正声明，对天津警司关于八·一三问题表示强烈抗议。


二月


二日 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发表了《李雪峰在山西的罪行》。

二日至十一日 大专院校造反总部冲击警司。

六日至八日 李雪峰两次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和天工八·二五的代表，肯定他们是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八·一三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八日，接见劳二半八·一八红卫兵。

七日 八·一三等组织批斗胡昭衡。

八日 东大发生武斗事件。李雪峰接见新北大红六二团成员。解学恭对××组织说：“对于天工八·二五，我们不了解，希望大家提供情况，总之，是人民内部矛盾”。

十日 《新北大公社》红六团战士贴出：《八·一三炮打中央文革罪责难逃》的大标语。河大八·一八发表《刘子厚自供》。

十二日 八·一三连夜贴出《砸烂政法公社》、《天津政法公社是反革命组织》等大标语，改变了他们“誓作天津政法公社的后盾”的态度。同日，八·一三发了第一号《整风通告》，肯定一·二○夺权。

十三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取缔《天津政法公社》这个反动组织，结束了《天津政法公社》二十二天的白色恐怖，这是解放军天津驻军对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的新贡献。河大八·一八突然抛出一个声明，被奉为“当然‘左派’”。

十四日 华北局机关造反联络站在天津贴出《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

十五日 八·一三、卫东突然在内部辩论与河大八·一八联合的问题。

十六日 八·一三、卫东贴出《向河大八·一八学习》、《向河大八·一八致敬》的大字报，并突然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十八日 八·一三在全市挂牌请罪，掀起高潮，灭了革命造反派的威风，长了保皇派的志气。“保”字势力散布说：“我们虽然有些保，可是我们没犯多大错误”。

十九日 河大八·一八以天津市夺权筹备委员会名义发票，在体育馆召开夺权筹备大会，后来不知何故，又推迟召开。

廿二日 天津工交系统十一个造反总部宣布成立联合委员会。

廿三日 工交联委到河大八·一八总部联系批斗张淮三问题，要求河大八·一八协助将张淮三拉到大会批斗，遭到河大八·一八拒绝。

廿四日 工交系统在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万、张反党集团，解学恭临时说：“有人不同意把张拉出来批斗”、“军管会正在审查张淮三”。要工交系统与市里一起召开这个大会。

廿六日 民园体育场组织了只有二十八个单位参加的批判万、张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会场周围百米内实行了戒严。在这之前，河大八·一八秘密成立了一个天津市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


三月


三日 在宾馆举行夺权筹备小组会议，这个筹备会是以二月二十六日参加民园批斗会的单位为基础，开除了两个组织，增加了六个组织。河大八·一八在会上提出要对“野战兵团”重新认识，马路上也出现了《青松不老，野战兵团不倒》的大幅标语。河大鲁迅革命造反团发表“三·三”声明。

四日 河大鲁迅革命造反团的“三·三”声明正式张贴，这是天津革命造反派第一张向李雪峰宣战的动员令。是日，李雪峰在宾馆接见十八中红旗红卫兵，谈到胡昭衡问题，要求现在不给胡贴大字报。

五日 河大八·一八被迫开门整风。

六日 河大“七一”战团发表《十问李雪峰》。河大八·一八立即起而攻击，并诬蔑“三·三声明是反革命宣言书”。又贴出《愤怒声讨鲁迅革命造反团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巨幅标语。

八日 天津驻军接管电讯局。河大鲁迅革命造反团发表《三·八声明》，重申并补充《三·三声明》的观点。

十日 夺权筹备小组会议开会，传达总理转达的主席指示，大意是：先召开五个代表大会再夺权。

十一日 河大八·一八向全市发出“紧急呼吁”，愤怒声讨所谓的“反革命”。并同天大八·一三、新冶金等组织连夜行动，贴出了《坚决揪出河大鲁迅革命造反团“三·三声明”的策划者!》《坚决揪出恶意攻击李雪峰同志的后台老板》等大标语。河大八·一八甚至声明说：“谁怀疑李雪峰就是不相信党中央、不相信毛主席”。是日下午，李雪峰找天大八·一三总部×××谈话，当天夜上，八·一三就和河大八·一八同时发出支持李雪峰的声明。与此同时，×××向工交联委布置：“现在反李雪峰是一股反革命逆流，要顶住”。工交为此连夜开会，发生分裂，因成员不齐，由少数人操纵决定“坚决支持李雪峰”。

十二日 晚，人民解放军驻津联络站发表声明。同时，华北局保守势力云集天津，大保李雪峰，李的秘书黄××贴出：“李雪峰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三日 《天津日报》报导夺权小组成立的消息，但未公布名单。

十四日 《天津日报》刊登夺权小组“公告”。晚八时，李雪峰亲自到反修锦轮厂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就他们没有被选入工代会做执行主席之事假意表示“关怀”。

十六日 天津市贫、下中农代表会出乎意料地第一个召开，据天工八·二五调查，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

十七日 市级机关干部会议召开。李雪峰亲自找工矿企业造反总部负责人谈话，令其解散。同时，工交联委也接到解散的旨令。

十八日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召开，李雪峰讲了话。

廿日 解放军发出第四号通告。《天津日报》把“军字第×号”改成“第×号”。

廿一日　天津中等学校红代会召开。一中代表到宾馆问李雪峰：“为什么不要天工八·二五参加红代会，而要天工思想兵参加？”李答：“不是我不要他们，而是群众不要他们，我本想让他们三大块合并”。晚八点至十点半，李接见一中、女六中、十八中、劳二半、河大附中……等九个参加中代会的红卫兵，谈了天津形势。

廿二日　天津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李雪峰出席，并讲了话。江枫同志只参加过这次工代会。反修锦纶厂红卫兵联合指挥部代表在会上怒斥李在天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李丑态百出。十八中红旗表态：“誓与李雪峰血战到底！”劳二半八·一八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打倒李雪峰!”反修锦纶厂发表了《八十四个为什么?》质问李雪峰。

廿四日　公安局造反总部把《打倒李雪峰》的大标语全盖上，写上《打倒赵武成》。

廿五日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政法尖兵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打倒李雪峰！”周总理来电，叫天津两派代表到中央受接见。

廿六日　再次准备夺权。广场召开批判万、张反党集团大会。解学恭传达总理准备接见天津代表的指示。

廿七日　两派代表赴京，李雪峰带三十七名工、农、学、干代表赴京。

廿八日　华北局保李派竟然在北京召开所谓“庆祝天津夺权胜利大会”。廿五日至四月一日革命造反派和保李派斗争激烈，在和平路劝业场一带，保李派调动人马复（应为“覆”——编者注）盖反李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互相复（应为“覆”——编者注）盖竟达三、四次之多。


四月


一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发(67)117号”文件，但天津没有正式见文，只是通过造反派的电讯才了解。河大井岗山独立战团发表声明，提出“打倒李雪峰”的口号。《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

二日　天工八·二五等纷纷游行拥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

三日　津支左联络站发表五点声明。天工八·二五、劳二半八·一八、反修锦纶厂等单位召开“批判刘、邓、陶、李大会”，有万人参加，包括二百六十余单位，但是竟有人诬为“反革命示威大会”。

四日　中共中央华北周卫东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打倒李雪峰！”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也发表“坚决打倒李雪峰”的严正声明。夜，河大井岗山也正式发表“坚决打倒李雪峰”的声明。是日，河大八·一八等召开批刘、邓、陶大会。同日，天动造反总部出现静坐示威。

五日　天大开辩论会，提出“让河老八靠边站！”“河大八·一八滚出大联合！”“李雪峰是人还是鬼?”市内联动分子贴出“老红卫兵万岁！”“红八月万岁！”的标语。东大东风公社声明：“打倒李雪峰！”。《天津日报》突出地、单独报导河大八·一八声讨刘、邓、陶大会消息。

六日　首都新北大公社“誓死卫东”等九个单位发表联合声明：“打倒李雪峰！”在中心广场由天工八·二五、劳二半八·一八、反修锦纶厂等召开“坚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论修养》大会。天大八·一三部分战士贴出了许多对大联合和李雪峰提出疑问的大字报。河大八·一八以红代会名义在民园体育场召开批判刘氏黑《修养》大会。支持李雪峰的大字报见少。天大八·一三战士上街贴出：“炮轰李雪峰！”、“打倒李雪峰！”、“河老八滚出红代会”等大标语。

七日　河大井岗山兵团勒令《天津日报》马上停刊。河大鲁迅革命造反团发表关于天津驻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严正声明。街上出现北大、清华赴津部分战士“轰郑三生、肖思明几炮试一试”的大字报。天大八一三开辟新战场，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闫达开，公布闫达开材料。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天津各派代表。

八日　中学红代会在民园广场召开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发表“打倒闫达开”声明。

九日　上午，工农学干代表会议召开，游行时发现队列中有“打倒李雪峰！”口号。下午，以天工八·二五、劳二半八·一八、反修锦纶厂等单位联合主办，召开了“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与李雪峰血战到底誓师大会”，有七百多单位、三十余万人参加，会后游行。中央首长再次接见天津代表。

十日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天津各派代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对天津代表下达了十条指示和四点意见，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保守派的威风。工矿企业造反总部再次严正声明“打倒李雪峰！”南大卫东《大刀片》《红缨枪》等发表严正声明“打倒李雪峰！”

十一日　天津赴京代表返津。上午，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召开批判闫达开大会，陪批的有刘子厚、李曙森、苏庄等。天工思想兵反复大量广播“特快消息”，歪曲报导第三次接见时总理、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保字号们又活跃起来，似乎捞到稻草，“支持李雪峰”的标语又纷纷贴出来了。

十二日　河大八·一八在北院开庆祝八·一三大会(拉刘子厚下马)。

十三日　郑三生、肖思明到天工八·二五指挥部找负责人谈话。工矿企业造反总部再次发表“打倒李雪峰”的声明。

十四日　天工及劳二半等校内发生武斗。据悉：一夜之间发生七次。天工八·二五发表《百问李雪峰》。

十五日　《天津日报》发表《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与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有所不同，值得深思!是日，天津公安局红警造反团向李雪峰宣战。

十六日　造反派在广场召开“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刘、邓、陶，打倒李雪峰，誓死揪出万、张反党集团后台”的誓师大会。参加单位有1135个，人数达四十余万。同日，南大八·一八、八三一在民园召开“抓叛徒大会”，反对与支持者对半。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部发表“通告”。卫东、八·一三内出现多种观点，提出“炮轰胡昭衡”“打倒李雪峰”“胡昭衡是实力派”及“1·20”夺权等问题。劳二半八·一八、反修锦纶厂、天工八·二五等单位倡议成立“批判刘、邓、陶砸烂万、张反复辟联络站”。

十七日　天大八·一三贴出“打倒胡昭衡”的大标语。同日晚，八·一三开辩论会，叫来解学恭，辩论1·20夺权，解答不上来。北郊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打倒刘、邓、陶、李，砸烂万、张反党集团”誓师大会。天大八·一三部分核心就声讨刘、邓干将李雪峰的问题邀河大八·一八辩论，八·一八不参加。八·一三有人贴出《热烈欢送解放军》的大标语，但随即有人贴出《支持×政委》的大标语。八·一三派人赴京提出为1·20夺权翻案的问题。

十八日　河大八·一八发表声明，对天津的大联合完全肯定。八·一三、卫东游行，一手拿《1·20夺权是革命夺权》的大牌子，一手拿《砸烂政法公社》的大牌子。天工思想兵贴出《胡昭衡是人还是鬼》等标语。南大卫东有人贴出《打倒万、张反党集团后台李雪峰》的标语。天津公安局造反总部贴出《决不允许为反革命组织政法公社翻案》的大标语。天津中学红代会就中学的保守组织问题发表声明。八·一三总部不顾广大战士呼声发表《支持李雪峰》的声明。

十九日　大专院校造反总部对天津形势发表严正声明。八·一三“1·20”夺权联络站成立。

廿日　新北大、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对“1·20”夺权问题发表严正声明。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委，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不提名的指责了李雪峰在北京的表现。八·一三井岗山串连会声明“打倒李雪峰”。中学红代会自从发表关于保守组织的声明后，就开始被主义兵砸。天津拖拉机厂《铁牛》《卫东彪》等三十五名基干民兵为抗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武器发给保守组织举行绝食抗议，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声援，取得胜利。

廿二日　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又恢复工作，并举行誓师大会。十九中“红旗”，因贴反李大字报被发电设备厂保守组织“九·一五”打了。

廿三日　劳二半八·一八等组织在广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分子王光英”大会。上午，五代会也在广场开过一次会，会上，天大八·一三，河大八·一八，公安局造反总部，体院为“1·20”夺权问题干起来了。当晚，八·一三、卫东找河大八·一八辩论。

廿五日　由天工八·二五主办召开“批斗张淮三大会”。驻军支左联络站发表十点声明。河大八·一八突然贴出《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一部分人挑起武斗、制造分裂的罪责难逃》等大标语。

廿六日　天大、南大几个组织串连召开“向李雪峰之流宣战”的誓师大会。是日，体院思想兵，河大八·一八……等十几个组织在东大召开“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砸烂政法公社”的大会，会后游行至天大门口，因高呼“1·20”夺权是反革命夺权等口号，和天大八·一三战士发生争执，演成“四·二六”的大武斗。河北外专发表“打倒李雪峰”的声明。

廿七日　南大继续发生万人大武斗(以南大卫东和天大八·一三为一方，体院思想兵，河大八·一八……等十余组织为另一方，双方都有伤亡。甚至打伤了劝阻的解放军)。工矿造反总部发表五点严正声明。

廿八日　东大东风公社遍贴《揪出天大八·一二、南大卫东制造“四·二七”惨案的后台》等大标语。天大八·一三也贴出《向公安局一小撮混蛋宣战》《打倒李雪峰》《解放造反派》等大标语。

廿九日　天津一中革命到底红卫兵等十五个组织发表“关于水上集训大阴谋”的声明。市内红旗五中等贴出《公安局造反总部是第二个政法公社》等大标语。

三十日　天工八·二五发表严正声明，认为“水上集训”是个大阴谋。人民医院火炬战斗队声明退出干代会，并辞去常委职务。


五月


一日　在中心广场召开“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雪峰出师大会”，出席共四十余万人。公安局军管会给全市基层保卫干部发出公开信。

二日　南大卫东作了形势分析，主要观点是：①1·20翻案翻定了；②很多是带枪的刘、邓干将；③李雪峰对八·一三，卫东是耍阴谋；④卫东下厂支持造反派；⑤五代会应先起作用，如何搞由群众决定。十八中红旗再次提出胡昭衡滚出三结合。

三日　八·一三《井岗山》《百万雄师》贴出“八·一三，深思啊！”的大字报。下午六四一厂发生万人大武斗。

四日　天工八·二五召开批斗李颉伯大会。体院思想兵五个团队发出《紧急呼吁》说：“坚决把臭名昭著的新富农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清除红代会，欢迎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加入红代会，保守组织滚出红代会”。有人下午在新华路××号开秘密串联会。晚上体院等七校(无八·二五也无河大八·一八)在东大开会，财院也未参加。会上同意对河大八·一八采取团结的态度。

五日　从即日起对市委负责人实行军管，不能随便批斗，以防打死。体院等九校(无河大八·一八)与天工八·二五研究在艺师筹备联合批斗万、张反党集团；会后，体院等校说，必须让河大八·一八参加，天工八·二五提出：“既然有河老八，我们不出席”。公安造总在兴安路244号召集河老八及体院等九校开会(天工八·二五；财院未出席)。公安造总向各组织征求意见。一致反映“造总”太右，对天大八·一三斗争不坚决。艺师提出重新成立红代会，音院不同意。

六日　大专红卫兵造总查封了大专红代会。解学恭代表天津夺权筹备小组向天工八·二五提出四个问题。

七日　公安造总再次召开会议，到会的有河大八·一八；体院；南大八·一八；医学院八·一八；艺师八·一八等单位。会上多数学校要求摧垮红代会重新成立，河大八·一八不同意，认为应该改组。外专认为红代会不摧自垮，毫无权威性，并提出天工八·二五应该肯定，尽快联合。河大八·一八认为天工八·二五是高级保皇兵，不能联合。巴木兰派在人民礼堂召开“批斗万、张反党集团大会”被造反派冲垮。

八日　公安造总大量转抄铅印陈伯达同志“关于八·二五问题”讲话。(注：在向天工八·二五传达伯达同志讲话前，街上已有了关于讲话的大字报了)。砸烂“水上集训”联合指挥部接管了集训接待室。

九日　保守派似乎捞到稻草，大肆围攻天工八·二五，满城是“打倒天工八·二五”之类的标语。河大八·一八发表对天津形势的严正声明。

十日　天工八·二五贴出“毛主席万岁!”“谁欺骗中央文革决没有好下场！”“誓与全市革命造反派风雨同舟”等标语。反李派造反组织纷纷贴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支持天工八·二五的一切革命行动”“保守派休想在伯达同志讲话中捞到半根稻草”等标语。

十一日　公安造总贴出“希望天工八·二五广大战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标语。

十二日　铁路分局发生武斗(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陷害)。公安造总、河大八·一八宣称天工八·二五参与了此事，但据调查根本与天工八·二五无关。

十三日　铁路分局及其下属单位实行了军管。

十四日　上午在人民体育馆召开“河北省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及其爪牙大会”(一百三十个单位主办)。河大八·一八，公安造总游行主题是“打倒以天工八·二五为首的反革命逆流”。

十五日　天津支左联络站印发《支左负责人与天工八·二五负责人的谈话》。晚上解学恭对驻军支左站发表关于天工八·二五等问题的谈话。天津市批刘、邓、陶，砸万、张，反复辟联络站等发表“关于目前天津形势和五个代表大会的严正声明”。

十六日　天大八·一三发表对天工八·二五问题的严正声明。巴木兰在水上向“联委”干部传达了昨天解学恭的讲话。

十七日　首都红代会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反逆流兵团等五个单位发表支持天工八·二五的《严正声明》。同时有一百零三辆汽车满载保李兵分三路在街上游行高喊“血洗天工八·二五”“取缔天工八·二五”，其声势超过声讨刘、邓、陶，超过批斗万、张反党集团，也超过声讨反动组织“天津政法公社”。晚，有廿三辆停在和平路，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天工八·二五，严重的践踏了十六条，使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据说有的司机是用四百块钱买来的。操纵者为什么对天工八·二五下这么大本钱呢?值得深思。

十八日　晨三点多有五辆军用卡车到四·二一现场，强行搬走十九中红旗展出的武斗现场，十九中红旗给十八中八·一八及河北大学打电话，不通，因公安造总卡断了电线。因此十九中红旗及革命群众拒绝拆搬现场。十九中红旗写出一篇质问军管会的大字报。天工思想兵贴出“八·二五若不回头，将变为被打倒的对象”等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岛前线空军××部队的赴津战士冯光写了关于五·一七事件的大字报，题为“哑巴要说话”。津体院发生武斗。晚，天工八·二五等游行“抗议英国当局迫害香港爱国同胞的血腥罪行”群众夹道欢呼，和游行队伍一起呼口号。

十九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队到天工八·二五并贴出“支持天工八·二五，打倒李雪峰”等标语。

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队联络部发表严正声明，勒令李鬼交待三反问题。公安军管会给十九中红旗一封公开信。十九中红旗对军管会发表四点声明。河北外专发生武斗。解学恭等代表夺权领导小组写给天工八·二五一封信。北京支左联络站给天津支左联络站打电话，要求调查解决河大井岗山的经济问题。

廿日　八中井岗山公社《红革会》等十三个单位写出“向天津日报宣战”的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53部队的东方红造反纵队和促联合造反队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李雪峰”。

廿一日　上午河大八·一八、新冶金等在中心广场开会，出席人很小（应为“少”——编者注）。下午三点在中心广场由天津市批刘邓砸万张反复辟联络站等八大单位主办，召开“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臭刘、邓，坚决打倒李雪峰，彻底砸烂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重庆、山西、首都代表先后讲话，大会批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路达、樊青典、宋景毅。到会有一千多单位，达七十三万余人，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上午河北外专八·一八等九校也在市体育馆召开“彻底砸烂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

廿二日　在水上，巴木兰派“联委”召开“市委机关革命干部揭发万、张反党集团大会”(此会保李气十足)。下午，夺权领导小组在干部俱乐部请天工八·二五负责人座谈，有解学恭，杨银声十余人参加。公安局《窝心卒武工队》写出《从一条美女蛇的传说谈起——江枫何许人也》。公安造总挑起武斗，用斧头，消防用具打人。事后，他们却大写“立即制止武斗”。

廿三日　十九中红旗给公安军管会刘政提出三点要求，再次要求出面解决5·18事件。热烈欢呼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天大八·一三井岗山串联会发表“关于5·17，5·18事件调查报告”(关于围攻天工八·二五及十九中红旗之事)。全市主义兵游行高呼“打倒无政府主义”“坚决支持河大八·一八”“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

廿四日晨，天工八·二五指挥部给夺权小组一封公开信，要求立即召开座谈会，听取广大革命群众意见。水上“联委”召开揭发万、张反党集团大会。天津三大商场实行军管。

廿五日　一中《革命到底》等三十一个单位发表关于109中问题的声明。天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代表团给夺权领导小组一封公开信。河大鲁迅造反团向江枫宣战。下午在人民礼堂召开“批判刘氏教育路线”誓师大会。铁道部信号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发表《郑重声明》，提出“打倒李雪峰”。

廿六日　主义兵在体育馆开会，准备大干一场，从十九中红旗开始。京津公路发生的反革命事件是北郊2·23夺权委员会一手操纵的。十八中八·一八到资本家局长于福京家抄黑材料，遭到公安造总无理镇压。竟动用警车逮捕十八中八·一八战士，未逞，保留了现场。(在营口道)

廿七日　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公安保卫系统万、张爪牙》联络站成立并发表公告(由天大八·一三等发表)。

廿八日　上午由劳二半八·一八等单位主办游行庆祝大会，庆祝主席“讲话”发表廿五周年。东大东风公社六二二师批驳解学恭5·15的讲话，认为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下午，南大卫东、天大八·一三贴出“打倒大叛徒胡昭衡”的标语。公安军管发表第五号通告。十九中红旗等七十单位发表关于十八中5·26事件的联合声明。十八中八·一八写了“控诉公安造总的法西斯暴行，5·26事件真象”的材料。

廿九日　公安军管会发出第六号公告就5·12铁路局事件拘留了杨玉华与吴振忠。十九中红旗发表严正声明(关于5．18事件)。

卅日　十八中八·一八游行抗议公安造总镇压革命小将，并带警车游了街。天工八·二五贴出《揪出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的标语。下午全市主义兵(还有河大八·一八)大游行，高呼“打倒无政府主义”“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街上支持李雪峰的大标语铺天而来。津铁一中井岗山等单位写出《向全市人民辟谣——驳支左负责人“5·15”对天工八·二五负责人讲话第五条》的大字报。市委机关成立了“5·15”兵团与“联委”对立。津工学联《縳苍龙》兵团发出题为“向狗江枫宣战！”的传单。

卅一日　河大井岗山再次要求支左按上级指示办事，立即解决经济问题。四十一中反到底红卫兵贴出“百问公安造总”，天津市中等学校革命造反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天津形势的严正声明》，有一百九十三个单位签名。

(注：由于准备仓促，错误难免，仅供参考，我们对帮助支持整理这份《大事记》的革命造反组织表示衷心感谢！)

来源：《海河评论资料汇编专辑(一)》，天津《海河评论》报社翻印，一九六七年六月。


河南省委文化文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反复辟战斗队
1967.06.10


编者按：本文是由省委中几个已经“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共同讨论写成的。


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在省委内部进行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以刘建勋、纪登奎等革命干部为一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钱；而以 文敏生等为另一方，则始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省委内部的反映。

本文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省委内部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内幕，澄清了几个月来为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歪曲了的阶 级斗争的历史，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从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一定帮助的。因此值得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一读。


(一)《十六条》以前，省委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 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下达，六月一日毛主席又亲自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我国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在大中学校、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迅速开展起来了。从六月初到十一中全会期间，由于省委 处在“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第一、大、中学校和文教部门派了工作组，包办代替了群众运动；省委对运动所规定的框框套套，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致使斗争矛头没有完全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第二、去年六月份，在大专院校和机关对革命群众有过程度不同的压制。特别是杨蔚屏指示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先后在大专院校搞了两次教工和学生的左、中、右排队，严重地阻碍了群众运动的开展。

第 三、去年六月上旬郑大发生了王培育镇压革命学生的案件。省委的错误是：(1)盲目信任了王培育。六月二日晚，郑大党委派丛仁滋、祝一清到省委向杨蔚屏、宋 玉玺汇报学生写党委大字报的情况，提出要“反击”。杨蔚屏指出：“王培育不是北大陆平”，“一九五七年他们搞我们，现在是我们搞他们。怕什么，让他们放出 来再说。”六月六日工作组进入郑大，依靠王培育进行工作。刘建勋同志六月六日到郑大，听信了王培育的假汇报，又不了解王相海(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党员，写 革命大字报反校党委)自杀的原因，盲目地说“郑大形势好得很”。六月九日王培育在省委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郑大运动开展情况，刘建勋曾批评了王培育 的一些做法，仍未识破他有领导地镇压革命学生的真相。(2)王培育被革命师生揪出后，由于省委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因而姑息迁就王培育。同时，又没有放手发 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王培育，并对怀疑王培育问题的根子在省委的学生，进行了压制。

第四、六月二十五日省委制定了《五条讲话要点》。这个《要点》过分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一场激烈的斗争刚刚开始，就被压了下去。

第五、去年七月份，省委在河南日报上组织了对郭晓棠的批判，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了偏重于“学术理论”的批判。

这一时期的错误，主要由刘建勋同志负责。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常委宋玉玺，是全力抓运动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赵文甫在新乡、郑大，杨蔚屏在大学和省直一些机关，压制了革命群众，错误是严重的。

六 月九日在省委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提出了“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能反击学生”和“运动中不整学生的原则”。中央肯定了这个原则。由于指导思想 不对，这个原则便不可能得到认真贯彻。但是，总的看来，十一中全会以前，除郑大外，压制学生，斗争学生，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情况是较轻的。

文敏生在十一中全会前，对运动采取了“不介入、不关心”的态度，害怕群众起来革命，对省委这一段方向、路线错误有一定责任。


(二)《十六条》以后，刘建勋同志开始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十一中全会后，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九月五日调往北京，在河南共二十天。这一段刘建勋积极贯彻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十六条的精神，开始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 一、召开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十一中全会精神。刘建勋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提出炮打司令部。指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是省委和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 部，并公开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月二十四日，他支持省委机关革命干部改组原省委文革小组和省委宣传部的革命行动。他敢于接见到省委造反的学生和机 关干部，积极到郑大群众中去听取意见。

第二、八月十九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了刚刚冲杀出来就受到压制和围攻的郑大联委。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行动，对大专院校、中等学校以及党政机关革命少数派起来斗争，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第三、八月下旬，北京革命小将纷纷到郑州及河南各地进行大串连，煽风点火。对于革命学生的大串连，刘建勋同志积极欢迎，井决定以省委名义发出了通知，提出了：“对北京及外地革命学生进行大串联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第四、刘建勋给郑州市委、公安部门具体布置，指出工人和公安人员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革命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围了省市委，或造领导人的反，都不能干涉。

第五、反复动员，打破一切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九月四日又召开了一次郑州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动员大会，规定敞开省委大门，大字报上街，党团组织活动停止，党政领导干部参加院校文革组织的一律退出等等。

刘建勋同志开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他敢于打破常规，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又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郑大师生和其它学校群众参加的万 人大会上作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王培育问题上严重右倾，《五条讲话要点》压制了群众．问题是：对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的不深刻，在工 作组问题上，强调了河南的特殊性。

八月份积极支持刘建勋的是纪登奎同志。八月十八日他和刘建勋一起去郑大了解情况，支持刘建勋写大字报表 明对郑大联委的态度。赵文甫出国刚回，省委机关正酝酿揪他。杨蔚屏丛八月下旬起开始检查。这个时期，文敏生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抱着极为消极和旁观的态 度，“怕”字当头，根本不愿打破常规，怕群众，怕革命。文敏生对刘建勋同志支持郑大联委等革命派，表示怀疑、不满和反对，曾几次找文革大学组的同志说： “郑大联委不一定是革命的，还是文革方面的同学忠实可靠。”“刘建勋支持少数派，这个做法行不行?我看不一定可靠。”“文革方面党团员多，对党有感情。他 们(指联委)成份不纯，有什么阶级感情。”“大学学生中问题多，得抓一批右派。”

在省委内部，围绕着郑大联委和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一开 始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两种看法，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年二月以来，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打击郑大联委，打击无产阶级革命 派，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公然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段，诬蔑刘建勋的大字报，是“为了从政治上软化郑大联委、保自己”的大字报，其用心何其毒也!


(三)从去年九月起，文敏生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赤膊上阵压制革命造反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九月五日刘建勋同志离开河南省委，文敏生掌权出场，他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造反派恨得要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玩弄种种阴谋鬼计，破坏文化大革命。

第一、文敏生对以郑大联委为代表的革命少数派，进行压制，明一套，暗一套，妄图分化、瓦解革命组织。

(1) 九月五日联委带头召开第一次省会各界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文敏生在大会上讲话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我坚决 支持你们。”可是，散会后，他回到省委机关就召集省委常委会议，(纪登奎未参加)。会议一开始便充满了攻击郑大联委和压制革命小将的空气。王黎之说：“社 会上对郑大联秀发出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议论很多，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是攻击三面红旗的。”赵文甫说：“否定三面红旗，是原则 问题，很值得注意。”一片攻击郑大联委的舆论。当时，列席会议的张耀东提了不同的意见：“既然这样，常委对郑大联委究竟是什么态度应当明确起来。否则，大 会上支持，下来反对，这是不对的。”会后，文敏生对张耀东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分化瓦解的原则。”又说：“表面应付它，暗里慢慢地压垮它。我 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纪登奎、王庭栋对文敏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很不满的。

(2)此后，联委受到压制和围攻。九月十八日，联委抬上反对他们的传单到省委造反。文敏生和了一天稀泥，说：“你们发传单，他们也发传单，都有自由，这是正常的。他们发传单反对你们，我要表示态度，明天他们又来造我的反，我怎样答复?”继续压联委。

(3)对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文敏生一直不支持，他认为王燕生还是个好干部，因而支持院文革，压制造反派。

(4) 文敏生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九月六日晚上向地市委书记布置搜集北京南下串连同学的材料，说“表现不好的，可以把材料送北京，可以批判。”文敏生很害怕少数派 红卫兵先组织起来，于是便给王黎之下命令，要抽调干部快抓多数派红卫兵的组织工作，要求保字号“郑州红卫兵总部”一定要成立在少数派总部之前。文敏生对王 任重搞的所谓“西城纠察队”的经验和发的传单，十分赞赏，并亲自批准翻印“西纠”的传单、文件，指定专人散发，号召学习。文敏生还支持召开高干子弟会，并 派戴苏理去参加了会议。

(5)文敏生对郑大联委发起的第二次炮打省委司令部大会十分害怕，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让文革大学组动员大专 院校的文革也联合起来炮打省委司令部，争夺领导权。他说：“文革的同学就是老实，再不起来炮打司令都，领导权就被联委完全掌握了。”wengew ang.org

第二、文敏生对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研究、不贯彻，而对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却奉为圣旨，积极贯彻，坚决执行。

(1) 去年八、九月份，毛主席、党中央对红卫兵运动、大串联都有过重要指示，文敏生都不重视，一心想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九月六日晚先后接到电话 传来的王任重八条、陶铸四条黑指示，都是划框框、定调子来限制、破坏群众起来革命和对抗十六条精神的。文敏生指示文革办公室连夜用电话下达地、市、县委。 又于九月七日上午召开常委会讨论贯彻。这次常委会是个压制运动的会，当场纪登奎对文敏生的这种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尖锐地说：“一切具体措施，都不能离开 十六条，不能忘记毛主席关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研究具体政策，不能代替总路线。否则，把陶、王的具体意见和中央精神对立起来，要犯绝大的 错误。”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机关干部和红卫兵去揪赵文甫，文敏生公开对抗，说：“这样随便揪省委书记，我就没法工作了。”王庭栋、张耀东等对文敏生的思 想、态度提了意见，作了斗争。

(2)文敏生积极指示文革小组下通知，停止县中学的运动；不同意地委机关炮打司令部；还借中央九月二十七日的一个通知，决定停止医院的运动。

(3)九月二十日前后，以县级不开展运动为名，并串通中南局书记金明，阻止和压制安阳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揪杨贵，包庇杨贵。杨贵组织上万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围攻革命干部和红卫兵，文敏生是同情和支持的。

(4) 吹捧陶铸，含沙射影攻击中央文革。文敏生认为陶铸被调中央，成了第四号人物，对他极为有利。他曾对省委文革小组的同志说：“陶铸、王任重的指示早下来，运 动就好办了。”“陶铸这个人高明得很，了解基层情况，了解下级干部情况，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下面反映的问题不表示态度，事情难 办。”

第三、文敏生“以生产压革命”，想方设法限制运动的深入开展。

九月下旬，文敏生认为省直机关运动揭发高潮已过，害 怕深揭深挖追到省委司令部，便提出了十条意见，片面强调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压制运动。十条意见报告后，革命造反派反对。文 敏生怕群众再掀起斗争高潮，就又借口抗旱种麦和三秋生产，决定抽调5000多名干部下乡，以生产压革命；后又经过陶铸批准，省地机关运动全停下来，达到了 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第四、从九月初到十月初，是文敏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期间，运动搞得冷冷 清清，而省委内部是有斗争的。纪登奎、王庭栋等同志虽然也执行了文敏生的一些意见，但在林县问题、省地机关运动、县城中学运动等问题上给文敏生提过意见， 同他作过斗争。在大专院校运动问题上，纪登奎、张耀东虽也执行过文敏生的一些意见，有过折衷主义的表现，压了革命造反派，但在对待革命少数派，如郑大联 委、开封“八二四”等问题上，也与文敏生作过斗争。wengew ang.org


(四)去年十月以后，以纪登奎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开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了革命造反派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文敏生感到自己九月份压制少数派有问题，便对大学组的干部说：“河南就郑大联委这一个少数派，压垮了还不行哩!”

十月六日，让大学组召开少数派代表会议，要对他们表示支持，讨好革命造反派，以掩护他九月份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压制运动的罪恶。

文敏生十月八日离开郑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走前向纪登奎、王庭栋、张耀东等人说过“我们的运动搞得不坏，炮打了司令部，支持了少数派。对待少数、多数 派的关系，要支持少数派、不脱离多数派”。在北京开会期间，又几次电话指示(听了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要“支持少数派，教育提高多数派”。在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根本不提批判省委的问题。十月底从北京回省委，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吋，他曾说：“中南地区对陈伯达同志关于 多数、少数派关系问题的分析有不同看法，提了意见，正式文件下来可能修改。大家赞成广东‘一视同仁’的提法。”公开怀疑和反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少数关 系问题上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中国文革研究网 录入〕

十月十一日由开封师院八．二四，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发起，召开全省大中学校革命造 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纪登奎同志代表省委讲了话，公开给郑大联委平了反，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立场、态度是鲜明的。 之后，大专院校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通过大批判运动，保守组织院校文革、主席团纷纷垮台，革命造反派面临者一片大好形势。这时有人 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纪登奎让王维群、张耀东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提出批判反动路线，要从工作组向上批判校党委和省委的错误。纪登奎也亲自召 集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再三说服要向上批判省委，掌握大方向，不准批判群众。总之，十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是好的，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在组 织上开始占了优势，大多数学校对工作组的批判比较彻底，大大提高了群众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应当说，以纪登奎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在这一段基本上执行丁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在于(1)十月十一日纪登奎的讲话，没有检查和承担责任；(2)对文敏生九月份的错误，没有揭开。


(五)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开展，省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新的形式继续进行。


从 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上旬，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发展，河南运动发展情况是好的。当时，文敏生十分害怕运动深入后烧到自己头上，所以虽然被迫对革命造反派在 表面上作了些支持，但实际上是采取新的形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段以纪登奎同志为首，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第一、文敏生是陶铸的亲信，是陶铸安排在河南的刘、邓的爪牙。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文敏生深知再用“硬压制软调和”的办法对抗革命群众不行了，便采取了在表面上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手法，以掩盖错误，逃避群众斗争，蒙混过关。

(1) 文敏生明明对支持革命少数派不通，并曾公开表示怀疑陈伯达同志报告的精神。但是，他从北京回省委后却向纪登奎和文革小组的同志说：“你们支持少数派搞对 了。王庭栋被多数派从会场上赶下来，陶铸表扬了。我看，恐怕得支持少数派”。他真的想支持革命派吗?不是。他对大学组干部说：“你们赶快安排，我要接见郑 大联委党言川和开封师院‘八．二四’的负责人，熟了好办事。我和他们接触太少了，出了问题不好解决”。文敏生削尖脑袋想和造反派联系，讨好革命派，以蒙混 过关。

(2)按照中央规定，召开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到会干部在学习领会毛主席和中央指示的基础上，都进行了检查，并且要求揭发省委的问题。文敏生对此十分不满，坚持不让赵文甫、杨蔚屏到会检查，坚持不让揭发省委的问题。本来开会的条件很好，硬要抓紧结束会议。

(3) 文敏生根本不作检查，并压制批评，不让揭开省委盖子。十二月四日在讨论起草省委第二次检查稿时，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文敏生一言不发，只搪塞说：“我的脑子 坏了，一条意见也想不出来。”当时，张耀东提出：“九月份压制郑大联委，搞明支持、暗瓦解，一定要检查。”文敏生一听就进行压制，说：“常委会议讨论的精 神，没表现出去的不检查，以后可以在内部检查。”纪登奎、戴苏理批评了文敏生的态度。但是，文敏生的问题始终未作出彻底检查。

(4)文敏 生口头上支持革命派，遇到实际问题还是支持保守派。去年十一月十八日，革命造反派因为搜查黑材料抄了保守派“郑州市红卫兵总部”。文敏生支持了保守派，并 大量散发他的谈话传单，给了革命造反派以很大的压力。后来，纪登奎、王庭栋批评了他，采取了措施，才扭转了局面。

(5)从十一月份起，文 敏生对运动采取躲避态度。十二月八日他在郑大检查后被群众包围，挤了一下，他便趁此躲入153医院，一下住了四十天。张耀东去看他，他心怀鬼胎地问：“运 动高潮’日之过去了吧?”张说：“河南乱得不够。”他说：“河南省委的问题不大，想抓也抓不住大问题，我看乱不起来。”文敏生表面在医院等待观望，实则有 他的政治目的，运动搞好了，他出来摘桃子；搞坏了，把责任推给纪登奎等人，出来“反攻倒算。”

第二、在文敏生退缩、躲避后，省委和文革小组的革命同志支持和拥护纪登奎同志领导运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占了优势。

(1)纪登奎对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不揭开省委的问题有意见，对几个县、市压制群众的问题没进行思想批判也有意见。在会议总结后，纪坚持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揭开了问题，开展了斗争。

(2) 十一月三、四日两天，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全省性的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大会，揭发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纪登奎积极支持。会上文敏生代表 省委作了检查，在纪登奎、张耀东的坚持下，文敏生才被迫表示：“开封师院八二四、焦作矿院八一八、新乡师院八一八、河医东方红、郑工革命造反队是无产阶级 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3)在大专院校深入批判反动路线吋，即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在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和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操纵下，保字号组织中出现了攻击戚本禹同志和中央文革的逆流。新乡师院八三一印发了“三问中央文革”的传单，郑大战斗师攻击说 戚本禹的讲话是大毒草。郑州地区攻击说纪登奎的检查是戚本禹的观点，是大毒草。对保守派的群众，我们坚持了说服教育，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并对一些错误观 点进行了批判。wengewang.org

第三、纪登奎等同志积极支持革命学生进行革命大串连、徒步串连，和下厂下乡，城市工矿和农村运动全面开展。

(1)十一月份，在郑州、开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通过批判反动路线占了优势以后，纪登奎主张大学造反派到平顶山、洛阳、焦作、兰考等地去串连，支持当地造反派起来革命，对各地区的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weng ewang.org

(2)从十月份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全省红卫兵联合了起来，成立了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并主办了影响很大的《河南红卫兵》报，在全省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3) 十一月中旬，开封八二四开始进工厂，接着郑大联委也在十二月上旬进六厂串连，他们首先响应了中央下厂下乡的伟大号召。十二月中旬纪登奎传达了中央工业十条 意见，并召开了革命造反派会议，布置学生下厂、下乡。郑棉六厂党委书记杭惠兰抵抗郑大联委下厂，省委作了工作，坚决支持了革命学生和工人的结合。

第四、运动深入了，阶级斗争激烈了，暴露了公安部门的问题。首先是平顶山市公安局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一开始就参与了压制革命群众的活 动。纪登奎支持了工人、学生对公安部门中执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同时，指示公安厅调查市公安局领导干部的问题。这个指导思想和做法是对的。之后， 又再三教育公安厅的领导干部，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支持和保护革命造反派。这也是正确的。

这一段，省委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纪登奎同志掌握的，省委和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拥护纪登奎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领导运动；文敏生怕群众、又躲进医院，大家也想让他一边站，问题是思想上没有和他决裂，没有彻底揭开他的错误。


(六)“一月革命”以后的情况和军区开始介入运动的动态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是大方向。大事记要如下：

第一、一月四日，张耀东在第一轻化工业厅召开大专学校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军政训练的通知。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热烈拥护中央通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农学院红卫兵要求解放军第一批训练他们。当时，军区成立了训练机构，对省委支持的革命造反派是承认的。

第二、陶铸、王任重被揪出来后，文敏生恐慌万状，叫文革小组打听中央的态度，打听中南各省的反应。他一方面洗白自己，说“运动以来，与陶铸、王任重联系不 多，王任重没来过河南。过去是工作关系，光明正大没有阴谋。”一方面又说“陶铸、王任重揪出来，河南的问题要升级。”文革小组整理了运动以来陶、王对河南 的黑指示等材料，文敏生不让交给革命造反派。据说，文敏生还让他爱人把他和陶铸的合影以及来往书信等，清理烧掉。

第三、一月十二日，纪登 奎、戴苏理、王维群在省委三所召开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的大风暴，准备“乱’到省委完全瘫痪的程度。纪登奎给张耀东谈话 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并决定搜集和落实新乡八三一印发攻击中央文革的传单的问题，落实郑大战斗师和校外保守组织结合活动的情 况。

当夜，张耀东向省委机关红旗战斗组彻底揭发了文敏生运动中的错误。

第四、一月中旬以后，郑州六所大学的造反派都组织了省委问题的专业战斗队，进驻省委大楼，分别和省委机关各战斗组结合起来，搜集材料，准备大搞省委司令部的问题。

第五、一月十六日，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四人把文敏生从医院动员出来。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平顶山公安局问题，分析了形势，动员文敏生向群众作检查。

第六、一月十七日，以郑州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为主开始了分裂。当时省委了解的情况：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工学院革命造反队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要联合起来，先夺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

纪登奎、戴苏理表示：希望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夺权。

第七、一月十八日上午，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省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揭发、批判省委文、纪、戴、王的大会。从这天起，文、纪、戴、王四人被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管理起来作检查。

当晚，文敏生在粮院召开常委会，纪登奎参加了会议，王庭栋、张耀东和军区一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内容：(1)动员文敏生振作精神检查错误。(2)在文、 纪、戴被红卫兵管理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坚持工作。(3)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怎办?决定：革命造反派夺权， 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决顶住。

第八、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省委一所召开接管文革小组的会议。郑大联委代表宣布：“受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委托，由六所大学造反派负责接管省文革小组，先搞监督工作的方式。”王维群、王庭栋根据十八日省委常委会的意见，表示支持。

接管会议后，郑大联委代表六所大学造反派提出清理省委机要室问题，王维群、刘峯、王庭栋、张耀东四人在协议上签了字。晚上发生冲进机要室问题。责任应由此四人负。把罪名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并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第九、一月二十三日，军区派了两位处长级干部，到文革一办了解各大学革命造反派情况，张耀东作了详细介绍，军区代表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大学革命造反派分裂情况明显了。郑大联委等为首，酝酿联合起来，组织二七公社，进行夺权。

第十、一月下旬“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唐伟）”发表了“二十七个为什么?”一时形成了全市群众议论的中心，保守组织抬头活跃逐渐出现了“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口号和标语。

第十一、一月二十七日，开封八二四代表向文敏生、纪登奎汇报了驻军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文敏生领代表到军区向首长反映情况，被拒绝，军区不予接见。

第十二、一月二十八日，省委“红刺刀”战斗组印发了一张省委与党言川关系的传单，一时轰动全市，全市斗争矛头对准刘建勋和党言川同志，保字号组织大大活跃。

第十三、一月三十日军区武装游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紧跟。到郑大、河医门前，公开喊：“镇压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何运洪支持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进攻的号角吹响了。从此，省委已完全瘫痪了，军区开始了领导文化革命的全部工作。

一月二十四日公安公社成立，二十五日何运洪亲自接见全部服务员。何运洪操纵公安公社，由军区派干部领导，开始调查各大学革命派的人员，决心进行大逮捕。

 	1967.6.10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 井冈山兵团反复辟战斗队

《革命造反》《河南红卫兵》联合版1967年6月29日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2)
成都革命造反编辑部汇编、整理
1967.07.00
最高指示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记住二月逆流！粉碎二月逆流!

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吧!


(代前言)


四川盆地的二月，被李、廖死党及其一小撮同伙，勾结原成都××一小撮隐藏在×内的谭式人物、赵永夫式的败类，和被它们幕后操纵、扶植的反革命保守组织产业军等，秉承刘、邓黑司令部的意旨，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党、政、军权，打着红旗反红旗，把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各项号召、指示，甚至每句话、每个字都接过去，但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疯狂反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白色恐怖，拼命地策动阶级报复。展开全面的所谓“镇反”。妄图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公开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彭、罗和四川的李、廖及其同伙翻案。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二月“镇反”的逆流，就残酷地冲击起来了！

逆流从何而来?原成都××韦杰、甘渭汉之流及其追随者，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密示专政机关走资派，以极快的速度，极左的面目，采用反革命手段，利用其保皇喽啰——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司令部，非法地窃夺了专政机关大权。接着便阴毒地泡制了一·二九公安局事件，为“二月镇反”拉开序幕。

就在这时，韦、甘又授意给其同伙原成都×分区向轩之流，把产业军等同观点、同立场的臭货从阴沟、垃圾堆里拾拣出来，拼命地扶持、粉刷。并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串通，拼凑成“三勾合”。结成反革命神圣同盟，为反革命复辟，作了社会基础的实力准备。

与此，全省范围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在由它们自己幕后操纵的产业军、八一兵团、成电红旗、七四六八……等保皇分子公开鸣锣开道，冲锋陷阵的护驾下；在韦、甘之流带枪的刘、邓、陶助威下；在公安黑司令部的密切撮合下；经过一番修饰，戴上所谓“革命左派”干部的花冠，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痛哭流泪，咬牙切齿，撕下面纱，赤膊临阵。……

看，韦、甘之流，呕尽心血，为适应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准备了一切!……。

而这时，成都的革命派内部，正处于“内战”白热化。彼此，调兵调将，星夜不息，为两台两报问题，争打不休。无论所谓八·二六派和所谓红成派，都对对方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地上纲，视“内战”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放弃对走资派的斗争，适应了李、廖死党的需要，恰中了阶级敌人玩弄的新阴谋。

当所谓的“中央军委”来信出笼后，韦杰及其追随者，狞笑开了。并亲自布署，施展其反革命手法，利用红成派的宗派情绪与内战白热化的心情，进行拉拢。(而它们对红成派的实质，是假支持，真消灭。)利用红成派，打八·二六派，最后再消灭红成派。实现其一举扑灭四川、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正如“四川十条”所指出：“……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狱中、狱外，各造反派战士，吸取了内战的教训，彼此回忆战斗友谊，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自觉地团结起来，以无比激动的深情，日日夜夜，热泪满布，望着北方，怀念我们的恩人毛主席！怀念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怀念我们的中央文革!倾盼着毛主席的声音：红旗杂志社论。许多革命派战友，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举起手，向主席宣誓：誓以生命、鲜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肯定在成都、四川、全国、全世界取得绝对性的胜利。……。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认真回忆我们在“二月镇反”中，共同深受的韦、甘之流的残酷迫害吧!

平地一声春雷响!欢呼“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了!这是毛主席思想又一伟大的胜利!我们含着热泪振臂齐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老人家领导我们又一次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是您，又一次把我们从“资产阶级专政”下，解放出来。我们革命派，永远、永远地跟着您，干一辈子革命！”

毛主席派来了革命派的亲人，张、梁、刘、张四位首长，主持成都军区工作，主持省革筹小组工作。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关怀。接着又派出英雄的七八四八部队入川支左。我们革命造反派坚决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拥护！我们为维护树立省革筹小组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冲锋陷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誓与英雄的七八四八部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为了忠实地记录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实况，我们编写了“一九六七年分月的大事记。”在二月大事记中，所指的军区，系原韦、甘控制的旧成都军区。对于某些革命组织，在当时犯下如众所知的错误，我们认为是：认识问题。遵循“四川十条”精神，一般均未编入大事记内。正如毛主席指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

我们恳切地希望：“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我们认为，真正的八·二六派和真正的红成派，都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让我们记住：“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最后，我们向支持我们编写工作的军事系统和公、检、法系统的革命派致谢!向各兄弟革命造反派组织致谢!


 	编者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2月份)


2月1日

▲四川省范围内，“镇反”工作，在党内、政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被他们幕后操纵、公开扶持的保守组织配合下，准备工作，已从《1．29成都市公安局事件》以后，已初步策划、安排好了。成都军区密派军代表杜灵、田旭光等人，坐镇市公安局。只等所谓“中央军委二·一七来信”下达，在法律上找到依据，便正式公开，全面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

▲四川大学井岗山野战军(以下简称井野)就所谓的“一·二九公安局事件”发表《关于一·二九公安局事件》的严正声明。声明共七点。其中着重指出：

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成都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部队，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谁要想利用所谓“一·二九公安局事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兵团，甚至妄图把它打成反革命组织，予以整垮，谁就是反革命，就绝对没有好下场。

二、……。但是，我们必须警惕成都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支持左派”为名，蒙蔽，挑动不明真象的解放军战士，以行镇压，打击革命左派之实的特大阴谋。

三、西南局、省市委虽然有的“瘫痪”有的被“接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西南地区还有一个未暴露的地下黑司令部在活动。……。这方面，与成都军区有很大的关系。黄新廷、郭林祥被揪出来后，军区内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势力，还在活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对成都军区干的事情，我们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分析，绝对不应盲从。

四、成都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战士，把枪口、刺刀对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严重的，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一切严重后果应由这一小撮混蛋承担。同时，也必须指出，成都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作所为，丝毫也无损于由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光辉。

五、目前，西南局，省市委，成都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产业军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少数领导人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臭味相同，已经无形中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他们有的在幕后呼风唤雨，有的在幕前赤膊上阵，多方策划和镇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联合。……

六……。

七、对于所谓“一·二九公安局事件”必须由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和外地赴蓉的革命造反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和公安局的真正革命造反派，四方派出代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兵团亦就所谓的“一·二九公安局事件”发表题为《企图整垮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决没有好下场》的文章。

这篇文章着重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市公安局和成都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借此把斗争矛头指向我兵团，对我兵团大肆造谣，诬蔑，说我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狂妄叫嚣要立即解散我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团战士是坚决不能容许的。市公安局、成都军区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这一罪恶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并提出以下五点强烈要求：

1．市公安局立即交还所抓走我兵团的战士，由我兵团审查，若确系地、富、反、坏、右分子，我兵团坚决清洗，送交公安机关依法惩办；市公安局无权单方面处理。若是无辜战士，公安局必须实行真正平反。

2．揪出这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幕后指挥者。

3．李大章、廖志高立即交给我兵团进行批判斗争。

4．公安局立即就此事件，向全市革命群众，作公开检查。

5．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在市人民南路广场，正式宣告成立。参加大会的有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成都部队……等革命群众组织。


2月3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五一反修军团”，“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西安赴容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发表《粉碎反革命的大反扑——关于1．30事件调查报告之一》其中着重指出：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成都地区的铁杆保皇组织产业军等特别活跃，活动特别频繁，猖獗程度比之去年十月份的工人纠察队有过之无不及；大街上公然出现了‘工人造反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的大幅标语。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难道所谓‘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就是长的杀人行凶，干尽坏事的产业战斗军的志气?！难道所谓‘大灭了反革命的威风’就是把几十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这个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强令解散？！……”调查报告后又一针见血指出：“1．30大逮捕”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它是成都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对抗毛主席指示，所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这个事件绝不是抓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妄图从这儿打开缺口，对造反派进行大逮捕。他们妄图通过这个事件把街道工业分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借口工人造反兵团包围解放军将整个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以与他们进行的如康定、泸定、绵阳、宜宾等地的逮捕，遥相呼应。对这一点，一切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切莫失去警惕。他们的阴谋是非常狠毒的，他们的步骤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第一个对象就是搞垮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其次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成都地区的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吃掉，来一个全面的反扑，葬送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全面的保皇派，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


2月4日

▲东方红11．16战斗兵团发表有关《1．29公安局事件》的《严正声明》。


2月5日

▲《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人民南路广场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成都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东方红8．26战斗团等革命群众组织。


2月6日

▲军内战旗歌舞团《狂飙》革命造反队就成都军区1．29事件后的行动，发表《强烈抗议，严重警告！》，文章抗议说：“……成都军区党委对兵团，是否是革命组织，一直不敢表态。相反的，散发出各种流言诽语。就在此事件后(元月30日)，我军‘支左夺权办公室’宣传组组长李逢丹同志，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态度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的组织。任何人说不是革命的组织，我坚决反对；有人挑动说兵团是反革命组织，我坚决不答应。’这段话，却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对李逢丹同志，采取了围攻，谩骂，斗争，说他是‘反革命’！把他推上台，扒去领章，脸上涂墨。并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大会，进行非法的斗争。会后并把他拘留起来，不许任何人接近。”文章警告说：“在元日30日，是中央军委八条颁布的第三天，你们就采取了此项行动!竟敢把毛主席亲笔批示的中央军委八条，抛在一边，公开抗拒中央军委指示。……并严正警告军区党内一小撮混蛋，若再敢对抗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文章最后表示：“我们坚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的组织。”


2月7日

▲《解大联总》等革命组织发布《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紧急通告》


2月8日

▲按军区极个别领导人的指示，省公安厅拼凑了个“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并由三名军代表，五名各级掌权者，一名“群众”代表作陪衬，组成该筹委会的领导班子。独断了四川省内公安系统的专政人权。拼命先从公安厅内部，打击、排斥“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与此同时，市公安局黑司令部也扩充实力，除该局王家越，姚立军等五个处长充当该司令部的黑参谋外，副局长贾林山，张化素也赤膊上阵，亲自指挥。而原“成都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孙海波(处长姚立军手下的红人，打手)又摇身一变为“成都人民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了。(按：这个所谓的司令部，就是被成都广大革命群众通称的“黑司令部”。)

▲成都公安公社发表声明。声明中肯定了工人造反兵团，是一支革命队伍。并指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


2月9日

▲“成都革命造反组织联合接管中央成都市委员会”发表《一个私设的地下军工厂调查简报》的文件。文件指出：“……在六六年五月份由市委书记米建书出面，伙同成都军分区副司令员何明先数次密谈，决定由人防指挥部张达雄(文化局副局长)出面，以民兵演习需要子弹为名，把任务交给轻工局局长肖杰，又由肖杰布置给市联社，再交下面的合作社抽出“政治可靠”的人秘密制造，由军分区负责供应弹壳，并抽调原阎匪锡山旧部人员来搞，并由军分区给子弹样品，此事廖井丹(市委第一书记)也知情，”文件最后着重指出：“在彭真二月阴谋政变之后，五月份由市委出面，找合作社背着中央搞地下军工厂，这一严重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与最近成都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中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西南是贺龙准备负隅顽抗的老巢，这一事件不是偶然的。希望全市各革命造反派，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击退一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井岗山之声》报第八期(总第十三号)于今日出版。在该报第二版内发表了评论文章《反党篡军分子的丧钟敲响了!》和向前写的一篇文章《成都军区究竟是那家司令部?》

▲下午三时许，保守组织成都产业军多人自由进入军区，张贴“感谢信”。


2月10日

▲下午六时半，副司令员韦杰，亲临司令部第二食堂，召开了军区各支部书记“紧急联席会”。会上，韦杰说：“我过去右了，今后不能再右下去。要采取坚决措施。现在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要大抓。”

讲话完后，韦杰又作了四条关于如何进行大逮捕的重要指示。并准十一日凌晨二时开始，全面地，先从军事系统内，镇压革命造反派。

深夜，军区机要大楼，异常紧张忙碌。军内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全部集中，秘密布署。


2月11日

▲凌晨二时，由军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们，一手策划的“镇反”开始了！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军区机关。

机关内部的“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等革命造反派战士三十余名，于四时三十分左右，先后被毒打、捆绑抓捕。在这些同志被捕时，都表现了极其顽强、勇敢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的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的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次逮捕，在清晨六时左右才结束。

但，对尚未被抓捕的革命造反派，在“走资派”有计划，有组织的亲临指挥下，唆使部分受蒙蔽的保守派群众进行了围攻、谩骂和推打。

▲晨六时四十分，由原军区派出驻战旗歌舞团工作组组员陶远明带领全副武装战士，到军区歌舞团，无手续强行抓走战旗歌舞团的造反派战士王景德，孙跃军以及军乐队的姜炳庆和话剧团的张伯清四位同志。抓捕后，又调动五卡车全付（应为“副”——编者注）武装的战士，包围，冲入歌舞团。公开践踏和严重地违抗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打响四川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第一发信号弹!

为此，部队文艺工作红色联合造反团、战旗歌舞团、话剧团、军乐队等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发表《最最强烈抗议，最最紧急呼吁！》的正义呼声。并立即得到以兵团、八·二六战斗团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的声援，舆论和行动上的支持。

▲上午九时许，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二八部队《红总》战士十六人，《张家口军事工程学院》一人，《井岗山野战军川大纵队》一人，《七中》一人。当其余的○二八红总战士被撵走时，韦杰站在阳台上观察现场。○二八战士高呼：“打倒韦杰!”……。韦杰獗笑着：“不要吵!不要闹！!好看的还在后头，隔几天成都还要大搞!”

▲下午《战旗》造反派，《兵团》、《红教工》、《川大八·二六》等革命组织的部分战士在市内游行。抗议军区无理抓捕革命造反派战士。

为此《川大八·二六》等同观点革命组织，到军区营门口静坐，要求韦杰放出被抓的革命战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二八部队红色造反总团发表《关于成都军区实行大逮捕的严正声明》。强烈要求成都军区党委：

(一)立即释放全部被捕同志，公开平反，公开认错，赔理道歉，赔偿损失，向毛主席请罪。

(二)交出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严惩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三)提供一切条件，保证我总团“炮轰成都军区党委”造反队，和各革命组织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正常地开展无产阶级大民主。

▲对上述非法抓人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旗歌舞团《狂飙》革命造反队发出：《最最最强烈的抗议》，“抗议”中强烈谴责成都军区党委公开违抗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非法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错误，并勒令军区党委：

(一)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所有造反派战士。必须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二)揪出“2．11”事件的幕后人。

(三)给被逮捕的造反派战士在全市平反。

(四)给被捕的造反派战士保证人身安全和保证少数派的人身安全。

“抗议”最后强烈提出：“让韦杰这个老混蛋听着，以上条件如不答复，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否则，革命造反派就要砸烂你的狗头!!!”

▲上午三点多，战旗歌舞团、话剧团、军乐队的广大革命群众，为了抗议军区党委非法抓人，在人民南路一带游行，沿途深受革命造反派支持。四时许，队伍行至人民电影院时，突然被开来的两辆载满全付（应为“副”——编者注）武装战士的汽车截住。并强行冲上《战旗》宣传车上抓人。当场激起在场的革命群众的公愤。这些武装战士，手臂均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纠察队”的红袖套。后又有十名军区机关干部，强行冲入人群，围住宣传车。当时又遭到在场的革命群众坚决抗议。

▲军区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联合造反团等革命组织联合发表《二·一一事件简况》。如下：

“今晨五点五十五分，军区歌舞团大门突然一声汽车响，接着有人推了三次大门，把看门的同志从梦中惊醒，接着有人翻门而入，并声称我们是‘里面人’，看门同志见翻门而入的有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全付（应为“副”——编者注）武装的战士，其中有一个干部，是原军区派到歌舞团的工作组成员陶文明。他们进来后，先把院内的路灯全部关掉，战士持枪上刺刀分散在各个角落。而后押着看门的同志去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歌舞团政委)刘长岑，他们同刘长岑在漆黑的接待室里，密谈了一会儿(谈话内容暂不详)此时，看门同志问：你们把所有路灯关了是干什么?直政保卫科副科长牛家学立即掏出手枪，对着看门的同志威胁说：你不要问，出了问题你负责!这时，刘长岑来了，对看门的同志说：不关你的事，有什么事我负责。于是，陶、牛带领战士直奔大楼宿舍，进了大楼，一些人上了楼，一些人在楼下，同时敲部队文艺工作者联合造反团‘打落水狗’革命造反队王景德和‘红战旗’革命造反队孙跃军两位革命同志的房门，并在大门口，用枪口对着要去上班的家属周蓓和要去上厕所的毛文彬同志，吼令不准走动。当场毛文彬同志问：你们干什么?牛家学回答：执行任务!很快他们就把王景德、孙跃军两个人五花大绑强行押上车，毛文彬质问：你们为什么要逮捕人?有没有逮捕证?牛答：没有逮捕证，是拘留。毛问：有没有拘留证?牛答：没有，是临时措施。这时歌舞团的革命同志都出来了。持枪的战士便喊：不准动!并宣布现在戒严了。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口走去，于是，十几个战士端着枪挡住了群众的去路，大门口也被刺刀封闭了。这时逮捕人的汽车便慌忙开走了。于是群众便向直政保卫科副科长牛家学和陶文明，再次提出质问：为什么要逮捕人，他们犯了什么罪?牛回答说：他们违反了军委八条命令。群众问：请你说清楚具体违反了哪一条。牛说：我也搞不清楚，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问：即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抓人?答：军区党委知道!问：到底有什么证据?答：必要时我们还可以再补!问：先抓人后补材料这是什么逻辑?(牛哑口无言)群众又问：谁叫你们来抓人的?答：是军区党委。韦杰!众说：军区党委是黑司令部，我们不承认。此时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王三科坐着小吉普车来到现场。群众问：你来干什么?王答：听说有几个人没有回去，我来看看。问：谁叫你来的!答：钱春华、牛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问：你们抓人有什么根据。答：那这个嘛……可以到上面研究研究。问：到底他们犯了什么罪?答：他们串通了地方上的牛鬼蛇神，冲击军事机关。问：哪些人是牛鬼蛇神?答：这个嘛，领导上知道。此时(七点三十分)街上尘土滚滚，又突然开来六卡车全付（应为“副”——编者注）武装的战士，配合三门小炮、报话机冲进歌舞团。他们来的目的至今仍未搞清楚，此时我团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前来声援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向他们提出抗议。于是部队就往大门口冲，群众便档（应为“挡”——编者注）着他们让他们讲清道理。他们就污蔑说：有人要夺枪。这时，群众向王三科和带队的提出：你们必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再走，这样硬冲硬闯，势必发生冲突。于是，部队才停止了对群众的冲撞。群众又提出，要求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抓了人现在又来这样多的部队?你们枪口是对准谁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干什么，不能对你们说。至今辩论仍在继续，部队还未撤走，事态仍在发展中。

在辩论中部队有人在用报话机和吹号联络。为此需要说明几点：

1．现在军区总机控制了电话，他们还派人控制了电报局，断绝了一切联系。

2．他们在我团抓人的同时还抓走了军乐队江炳庆同志(该同志前天上午才从广州回来的)话剧团还抓走了张百勤同志。

3．他们还企图在歌舞团抓××同志，因人不在，未抓到。

现在事态正在发展中，望一切革命组织密切注意军区黑党委一小撮混蛋所制造的‘2·11’白色恐怖事件。我们正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迫害。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李井泉!打倒刘志坚!

打倒黄新廷!打倒郭林祥!打倒甘渭汉!打倒韦杰!

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月12日

▲市公安黑司令部勤务组派出陈泽民，刘俊卿等人，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一·二九事件以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的情况。

▲“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部分战士，应“战旗歌舞团”造反派的邀请，进驻“战旗歌舞团”。声援军内革命造反派。

▲《地区总部》在人民南路举行集会，愤怒声讨苏修集团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和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的滔天罪行。

▲军内战旗话剧团《反非法逮捕临时指挥部》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二月十一日凌晨出动武装，大肆逮捕革命派的罪行中，有关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张伯勤等同志被捕经过材料汇集” 。


2月13日

▲军区找市公安黑司令部开会。会上正式布署了“镇反”的准备工作。并组成了一套班子，专门搜集各革命组织的黑材料。并确定了一批拘留人员的名单。


2月14日

▲市内主要街道转抄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中央军委指示》。如下：


中央军委指示


现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发出，望立即转发，全军营以上党委都要认真组织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军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批：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此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引以上三点（原文如此——编者注）：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糟糕。

第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至尾要贯彻对学生的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发至营以下党委。

▲川大东方红战斗团《地下尖兵》发表《看成都军区是哪家人马?》如下：

成都军区司令部主要人物介绍：

李井泉：第一政委。原贺龙一二○师所属三五八旅政治委员。后提升为晋绥军区政委。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薄一波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员之一。

廖志高：第二政委。大西南李廖死党头目之一。

郭林祥：第三政委(已停职)。原邓小平部下。成都军区黑帮头面人物。

甘渭汉：第四政委。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

黄新廷：司令员(已停职)。原贺龙老部下。三五八旅副旅长。贺龙二月兵变干将。

韦 杰：副司令员。原邓小平部下，二野六十二军军长。

李文清：副司令员。原贺龙部下。一二○师某团团长。

何正文：副司令员。原邓小平部下。三八五旅参谋长，北京前市委黑帮万里的妹夫。

邓少东：副司令员，原贺龙部下。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孔骏彪：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原邓小平部下。

崔殿臣：政治部副主任。原邓小平部下。

×××：政治部副主任。

牛 击：政治副主任。原贺龙部下。

茹夫一：参谋长。

×××：副参谋长。

×××：副参谋长。

胡永昌：副参谋长。原邓小平部下。

成都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要人几乎都是贺龙、邓小平的老部下。我们抓出了贺龙，揪住了邓小平，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吓慌了，狗急跳墙，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产业军和新保皇势力红卫兵成都部队，制造“一·三○”和“二·一一”事件，企图搞垮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镇压部队革命造反派。用枪杆子为李家王朝抢权、保权。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是李家王朝的最后一张王牌，我们拿定了。成都军区司令部是黑司令部，我们砸定了!

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打倒李井泉!打倒廖志高!打倒黄新廷!打倒郭林祥!

打倒韦杰!打倒李文清！打倒甘渭汉!

▲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炮轰成都军区战斗队公布《战旗文工团“二·一四”事件起因》如下：

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对革命造反者的大逮捕，激起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愤怒。在战旗文工团，文工团内部各造反派组织和应邀前来声援的东方红八·二六等革命造反组织强烈要求带军队前来捕人的成都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王三科留下和群众辩论，把问题弄清楚。军区黑司令部竟派出二百人左右的解放军武装部队强行进驻战旗文工团，将王三科“保护”起来，和革命造反派形成对峙局面。

二月十四日凌晨，战旗文工团内铁杆保皇分子×××、×××与军区黑司令部勾结，密谋保护王三科逃跑，制造了解放军武装部队和革命造反派群众发生冲突的“二·一四”事件。

二月十四日晨零时许，战旗文工团内铁杆保皇分子×××与军区黑司令部暗中策划好后，突然以造反派勤务组的名义，通知“战旗”造反派同志开紧急会议，当“战旗”造反派同志们聚集礼堂时，进驻“战旗”的解放军武装部队便开始冲击造反派组织掌握的大门。同时，×××、×××，假冒“战旗”造反派身份出现，“指挥”守大门的革命造反同志撤，部队趁机保护王三科冲出大门。等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战士及部分工人同志与“战旗”造反派同志一起追出时，发现王三科已经畏罪逃脱。

现在，革命造反派同志正和军区黑党委继续展开斗争，强烈要求王三科回到“战旗”来。在这里，我们要严正声明：我们的矛头绝不是对准解放军，而是对准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我们要的是武装部队逮捕革命造反派的凶手王三科回“战旗”来辩论，而欢送解放军战士离开这里。那些造谣、污蔑、攻击、捞稻草者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我们决不罢休！

▲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炮轰成都军区战斗纵队，公布《解放军为什么要丢枪》材料如下：

继“二·一一”反革命事件之后，二月十三日晚，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又阴谋策划了“二·一四”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从外地调来一些不明真相的解放军战士，保驾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二·一一”事件的凶手王三科，与战旗保皇分子×××相互勾结，不由分说，翻墙夺门而出。解放军战旗歌舞团的革命造反派和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为了弄清事实，揭穿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政治阴谋，交出“二·一一”事件非法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凶手王三科，前去阻拦。但他们却蛮不讲理，公开挑起武斗，用枪托打人，当场打伤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211战士汤自成，战旗歌舞团军乐队杨禹福和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战士等多人，其中重伤二人。

正在学生、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相互拥挤之际，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战士，趁机丢下枪枝、子弹、军帽等物，但他们却高喊“围攻解放军”啦！不要；“抢劫枪枝子弹”啦！现在谣言四起，议论纷纷，竟公开提出要归还抢走的枪枝弹药。事实真相怎样呢?

我们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一百多战士是“二·一四”事件自始至终的参加者，我们亲眼看见有人趁群众要找他讲道理时，借势丢下迫击炮筒就走。当时，我们很多人在后面喊：“枪是解放军的生命，你们为什么丢下武器逃跑?丢掉武器就是革命的叛徒……”他们却置之不理。

我们又亲眼看到，有人将冲锋枪、子弹夹等趁群众拥挤时，扔下就走。当战旗的解放军同志将弹夹、子弹、枪等拾起交给本人时，他高矮不接，喊什么“有人夺”他的武器！

我们又亲眼看见，有两个战士，明明把枪上的刺刀折在枪上，却硬说是有人夺走了他的刺刀。

而我们“八·二六”战士呢?为了不至于中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早就有所警惕，切实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事，在“二·一四”事件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动过解放军战士的任何武器。

“二·一四”事件，诬蔑“八·二六”夺解放军的武器，这纯粹是造谣、陷害，企图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制造的反革命流血事件的罪名强加在我“八·二六”头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精心策划这一反革命政治阴谋，这是蓄谋已久的了。“二·一四”事件是成都军区黑司令部镇压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狰狞面目大暴露的又一铁证。

我们都知道，武器是解放军战士的生命，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怕过革命群众，更没有听说过解放军这样随便地放下武器，毛主席的战士，人在武器在，人亡了，武器还紧紧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没有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精心布置，秘密指示，解放军战士是决不会随便丢掉武器的。他们企图通过这件事，栽诬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解放军战旗歌舞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妄图打成反革命组织，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事实上，在十二号和十三号两天的辩论中，他们一些人已经完全暴露了军区黑司令部的反动嘴脸。他们骂我们都是牛鬼蛇神，和他们辩论的同志被打为“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从而挑动更大规模武斗，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以达到搞垮这些革命组织，扑灭成都文化大革命烈火的罪恶目的。

对于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军委八项命令，践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罪行，我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对于那些盲目听从“命令”，丢掉武器，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解放军同志，也应该好好想一想，你们对得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我们希望参加“二·一四”事件、受蒙蔽的解放军同志，赶快猛醒，反戈一击，起来造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反，揭穿阴谋，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月15日

军区作战部长徐××指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的情况怎样?要摸一下，原成都市副市长兼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是否参加兵团?据说他是兵团参谋长，成都钢铁厂副厂长郝天宝，据说是兵团副参谋长；街道工业分团，财贸、城建、公汽分团怎样?也要摸一下；主要摸清领导核心，活动规律，物质供应点等。”

▲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联合造反团西南分团等革命组织于15日早发表《最最最强烈抗议!!!》：

“二月十四日夜，十一点，军区后勤系统部分解放军干部、职工共约三百余人，在军区政治部‘文革’的授意、怂恿下，蜂拥至我战旗歌舞团大门口，他们以给住在歌舞团内解放军战士送饭、送水、送喜报为借口，还捏造出‘战士们三天没吃饭了；武器被文工团的人缴了械；还遭到文工团的拷打’等等谣言。他们喊着‘保卫西南’的口号，不顾我守门人员再三解释、劝阻、强行要冲入歌舞团，他们翻墙壁爬房屋，强拉硬挤，拳打脚踢，还有人挥起抬饭的大木杠进行欧（应为“殴”——编者注）打，当时尽管他们进行了武斗，但我们仍然竭力克制，我广播车和人员反复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抓人’等口号，并要他们赶快撤出现场，有问题可派代表谈判，但他们毫不理采（应为“睬”——编者注），仍然群起强行冲击，挑起武斗，使我们数位同志先后受伤。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由于革命造反派的援助，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

这次事件，是‘2·11’事件以来，军区黑司令部对我们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迫害事件之一，是韦杰等一小撮混蛋亲手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的，连日来，他们对我们使尽了威胁、恫吓，软硬兼施，编造谣言，妄图迫使我们屈服，这是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在此我们再次向军区党委提出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如果你们再想胡作非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反扑，镇压革命造反派，你们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街上大字报：北京来电二份(见附件)

一、北京来电(2月15日)

1．江青同志说：“你们(指造反派)要是造反不彻底，你们就要被重新打成反革命”。

2．军委文革很支持我们搞成都军区的问题，说我们抓胡参谋长上北京是革命行动。叶剑英、杨成武同志很关心我们，通知我们，最近还要接见我们。

3．北京文化革命也很艰苦，中学文化革命无法搞。最近，以“联动”为首的反动组织很猖狂，首都卫戎（应为“戍”——编者注）司令部奉毛主席命令已接管市公安局。公安局坚决镇压以“联动”为首的反动组织，我们也参加了这个革命行动，镇压以“联动”为首的反革命。

4．四川、新疆、内蒙等地的文化大革命任务很艰苦。北京是贺龙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中心，所以北京的任务也很艰苦。

 	通话人：工学院八·三一红卫战团
驻京联络员：方世兴

 	接话人：王邦奇
时 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二、北京来电


我们走访了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联合接待站，刘胜同志谈：“我们应该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应该支持革命左派。有些人在战争中是英雄，但十七[年]和平环境里变了质。挑动军队向革命左派镇压，真正的革命左派是吓不倒的。这样可以更快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赴京代表 　 　 　 二月十五日

2月16日

▲成都军区后勤部工程队，在军区司令部工程处文革的策动、指挥下，出动大批人马，在市内复（应为“覆”——编者注）盖造反派的大字报、标语。一名叫向道安的部队职工冒充解放军，在破坏四大时，当场被造反派捉获。

▲上午1703部队和军区家属全部出动，在市内刷写以下标语：

“成都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砸烂这个牛鬼蛇神的黑窝子!”(写在战旗歌舞团墙上)

“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并到处胡闹，大肆宣传：“韦杰是左派！”“李井泉是毛主席派来的！”等混蛋内容。

▲“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出“紧急通知”。

附：《紧急通知》：

当前，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已经成了西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李、廖死党展开全面夺权的最大障碍。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把西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以实际行动进行反帝反修斗争。总部决定召开《砸烂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为此特作以下通知：

1．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所属战士宣传召开大会的革命意义，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2．所属单位参加大会者，必须带毛主席语录，主席像，红旗，横幅标语。(标语口号由总部统一发)。

3．除坚持生产岗位的战士外，动员广大战士参加。

4．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带队入场，下午二时准时开会。

地点：人民南路广场。

5．星期五、六，各所属单位按总部决定，号召揭发材料，开动所有宣传工具，制作大字标语，广为张贴，为胜利召开大会准备舆论条件。

 	大会指挥部 二月十六日

▲当晚，八·二六战斗团用炮轰成都军区战斗纵队，就“一七○三”部队宣传车在战旗歌舞团造谣“破（应为“被”——编者注）砸”事件，发表“严正声明”。


2月17日

▲“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人民南路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时高呼：“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强烈抗议成都军区黑司令部非法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解放军必须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向坚持战斗在第一线的革命战友致敬!”等口号。

▲下午四时许，战旗歌舞团《风雷激》，《红艺》和川音《反到底》以及中央乐团、川大八·二六中学分团在城内贴标语，路经后子门公安总队驻地门口时，被一群别有用心的人围攻。当场被×××战士将战旗歌舞团黄凤仇、李绍文、朱凤琳和中央乐团洪惠民等造反派战士弄入公安总队，非法逮捕、审讯。

▲人民公安黑司令的两勤务员到军区开会。军区有韦杰、周子珍部长、支左办公室政法组的一些人参加。会议决定：立即统一行动，首批逮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50余人。同时，由韦杰签发向中央军委的请示申报。

▲人民公安黑司令部申占杰从军区带回十一个当权派的名单(廖志高等人)准备把这批人都抓捕起来。过了一个钟头，黑司令部接军区电话通知说：“中央电话通知，周总理指示，当权派，抓了的要分开看管，”当时的李大章、张呼晨、杜心源、米建书、张建等，分散关在八里庄、宁夏街看管。

▲当晚十二时左右，成都军区公布了所谓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


附后：

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予。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作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2月18日

▲凌晨一时左右，在军区门前，广播了所谓“中央军委来信”。

市内《地总》所属各组织的宣传车全部上街，同时广播了这封信。后八·二六战斗团也收到了军区转交的“中央军委来信”(传单)。于一时三十分撤离军区营门口。

▲下午，直升飞机在成都市内、川大上空撒《中央军委来信》。全省范围内共散发80万份。

▲下午，四时，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总部发出《紧急动员令》说：

“我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努力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一直敢冲、敢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好评。

鉴于当前形势，我国（应为“团”——编者注）发布紧急动员令：全团战士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弄清形势，明确任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守战斗岗位，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战到底，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达胜利，死不瞑目”。

▲韦杰、甘渭汉等人，在下午五时至十时亲自召集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支队以上干部会议。到会的还有《地区总部》工人组织的负责人，会上说：“中央军委(文革)给军区电报说：“无条件信任军区，这是军事秘密。只许传达到支队长一级，不要乱说”。并给了以下指示：

(一)成都地区没有形成真正的左派组织，因此，要以军区为核心，搞夺权斗争。

(二)产业军与红卫兵成都部队是人民内部矛盾。

(三)与“八·二六”，“兵团”是敌我矛盾。

(四)应无条件相信军区。

▲下午5时左右，《地区总部》系统各组织处于战备状态，准备随时配合军区，公安黑司令部对“8·26”、“兵团”同观点组织，采取行动。

红成××支队，工人硬骨头二团，红色造反工人成都部队伙同公安黑司令部，封闭了设在市文化宫内的《兵团红卫兵总部》和《中心分团团部》。

同时，川大8·26战斗团团部、兵团各分团：外东分团、财贸分团、燎原分团、九八分团、城建分团、公汽分团、一分团红卫军团和四川地质局等同观点组织，被“地区总部”各组织抄、砸。

▲当晚十一时左右，《地区总部》各组织，在九眼桥等地区，实行“戒严”。抓捕“8·26”和“兵团”的负责人。

▲韦杰直接指挥军队和保守派部队职工数百人，包围了《战旗》歌舞团，话剧团，军乐团等驻地，大肆强行抓捕革命造反派战士。并武装进驻。

▲军区政治部，直接正式下令，将军内革命造反派组织按“非法组织”，“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并规定所有成员，要象解放初期登记匪党团骨干分子一样，进行登记入档案材料内。

公安厅筹委会专门规定：即日起干部不放假，坚守岗位。指示说：“如果产业军有事找时，好去协助”。

▲《三军一旗》正式死灰复燃。对革命造反派实行阶级报复。“产业军”抄了太平街《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总部》。“成电红旗”抄了城守街《井岗山之声》编辑部。

▲晚，“成电红旗”全团人马出动，大街小巷刷满标语、大字报。为保守号组织——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翻案!写出什么“产业军是大西南的骄傲!”，“产业军是文斗模范!”，“成电红旗誓作产业军的马前卒!”等标语，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授意下，“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和其他保守组织打起旗帜，大批集队上街游行。拥护《2·17》来信。

产业王牌十一师，在该厂×××授意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反夺了502厂的权。

机车厂产业军抓兵团100多人，送公安局，暂时未收。

川大8·26部分战士对《2·17》信表示怀疑说：“信是假的，是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搞的鬼！”

▲《三军一旗》总头目沈福全进住政协礼堂，沈在廖志高公馆开过几次会议，每次都有廖志高参加。

▲产业军大批公布，免费赠送铅印所谓“12·31”反革命事件的材料，大造舆论工作。

▲产业军大肆抓人。

▲晚，六九产业军头目×××在该厂宿舍区第二灯光球场说：“成都地区的左派组织，中央排列的次序是：第一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中等学校红卫兵指挥部。第三，产业军。第四，贫下中农战斗军。……”

▲当晚，温江地区，以“温江革命联合造反兵团”、“地委《红色风暴》、《暴风雨》等保守组织，在当地武装部的指使下，发出所谓的的第一号“通令”，并控制和集中了全地区的大、小汽车，非法地对来往客、货车进行检查。大肆抓捕革命造反派战士。紧接着又发出所谓第二号“通令”，一口气将“温江红色造反军”等十个革命群众组织指定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这些组织的勤务员，常务人员及其追随者，不许退出，不许离开!”自此，四川省范围内，公路、铁路全被保守派控制、封锁。


2月19日

▲军区周子珍部长叫市公安黑司令部头目申占杰传达军委叶[剑]英的几点指示：

(一)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头头都抓起来，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路线投降。团结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请成都军区以我个人名义向四川的造反派致以敬礼。

▲同日，成都军区向《川大八·二六》和《兵团》提出三个请罪条件：

(一)必须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全省人民请罪。

(二)那里放毒那里消。

(三)交出后台。否则，请罪无效。

韦杰指示：把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车辆，财物全部没收。

下午，直升飞机又在成都上空(特别是川大上空)散发以下传单：(一)“中央军委2·17来信”，(二)“军区紧急通告”(暗示军区对产业军是支持的)。(三)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十大罪状。同时，军用摩托车十余辆，在市内冲撞，为保字号组织助威。

▲保守组织《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总部》(按：即“三军一旗联合指挥部”)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走了近一个小时，人数较多。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反革命组织！”，“支持解放军，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并抓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以及同观点组织的战士游街示众。该总部发出命令(内部发出军、师、团、纵队、支队)，大意为：

(一)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二)确有证据，民愤极大的反坏分子，必须密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检举揭发，抓送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依法惩处。

(三)不准查抄，抢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家。

(四)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受蒙蔽的革命群众，决不能发私愤，图报复，歧视打击他们。

(五)只能文斗，不能武斗。……。

但在这张冠冕堂皇的命令下达后，成都革命造反派组织，几乎全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扶持的保守组织抄，抢遍了。全成都、全四川一片白色恐布。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普遍蔓浸，革命造反派战士大批被抓捕。

▲下午，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召开全团大会。讨论形势。写出：“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等革命标语。

▲下午三时，产业军抄了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抓走三人。

保守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抄了人民中路(后子门)临工造反兵团总部，霸占了该房屋，作自己总部驻地。

“成电红旗”刷出大字报：“12·31事件真象”，“必须对产业军重新评价”等。

▲晚9时10分至50分，产业军袭击了东风路大慈寺《地区联总》办公室和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一、四军区。(按：当时“地总”还系成都所谓的唯一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

晚由川棉老产率领《贫下中农》和大批武装军警在川棉一厂戒严，毒打后逮捕49名川棉红旗战斗师和川棉分团战士，捆打游街后，送市公安局关押。


2月20日

▲军区对司令员李文清秘密指示说：“要跟上形势，改变工作状况，对群众(按：指保守派)抓‘反革命’，我们是制止，还是支持?！抓来我们就该收下，迅速审查。该关就关，该放就放”。

▲军区政治部牛击付主任指示说：“镇反斗争还很不得力，……。现在，要把该捕的捕起来，审讯，批捕可以放在后期处理”。同时强调说：“对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打击不够，现在还有50多个单位一个也没有捉。对‘兵团’要求公安机关对几个核心组织调查一下，必要时，进行取缔。”并指名点姓地说：“中、小学还动得很差，八·二六中学也有，现在还很嚣张，要研究打击一下子，红卫东成都部队，工人硬骨头战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首恶分子，要打击。组织要取缔”。还着重强调：“公安机关内部不纯！是个大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并有意图地宣传军区内部已抓了×××，宜宾公安处×××付（应为“副”——编者注）处长也抓了。还指示说：“对不同观点的组织，要想办法解决，大方向不合的，可以取缔”！等等．

▲省公安厅筹委会在军区授意下，发布了《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紧急通告。为配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它的御林军——“三军一旗”镇压革命造反派有了法律依据。

▲当晚，公安黑司令部申占杰，付××等到军区开会。会上确定对已批准抓捕的150余人，采取行动。并作出了军事部署。但后，茹夫一参谋长对申占杰指示说：“因周总理来电，把材料报到中央后，再行动”。故改变了原计划。

▲飞机在各专、县撒传单。

▲在××武装配合下，公安局直接支使产业军大肆抓捕革命造反派战士。

▲川大八·二六战士，又被抓捕四人。

▲川大校园内、“烽火”、“红旗公社”等保守组织将八·二六战斗团许多战斗组的资料，宣传器材等全部抢走。

▲下午二时许，产业五师木综战团老产全部停产，在当地桥头、大门等交通地段非法戎（应为“戒”——编者注）严，四时许，老产用该厂消防车堵作（应为“住”——编者注）大门后，便开始毒打，逮捕该厂造反派战士。并由武装科×××，带领产派民兵20余人，冲进该厂民兵值班室，强行夺权。

▲各地各单位反夺权陆续进行。高升桥汽车修理厂被该厂产业军反夺权。

▲成都东郊在“八一战斗兵团”写出“红总(按：指107信箱红总)是反革命组织”的大字报和标语后，于当晚抄砸了红卫东107纵队等革命组织联合组成的《107红色造反联合总部》。同时追踪107信箱的革命造反派战士。

▲成都地质学院“井岗山野战军”在东郊写出：“严惩制造川棉‘12·31’政治迫害事件的罪魁祸手!”等大标语。

▲成都市委基建干部姚体信，写出大字报：“廖井丹是镇压产业军的罪魁祸首。”这篇大字报说：“由于廖(井丹)曾于1966年12月29日晚，召开了一个会议提出：要以市委名义，发个声明，凡参加产业军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党团组织。(未通过)……。因此，廖井丹便是镇压产业军的罪魁祸首。”

▲《地总》发表强烈抗议，抗议产业军于19日晚，袭击该总部。

红卫兵成都部队体院支队程××与产业军×秘书谈话，当时，一产派人士插话说：“成都部队狼子野心；大家是了解的。现在他们(指兵团、八·二六等革命组织)不能出面，就叫红卫兵成都部队出面”。

▲产业十五师在青羊宫写出：“向红卫兵成都部队学习!致敬!”等标语。

▲晚上，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开会，斗争很激烈。有人说(传谣)：“江青点头说甘渭汉很老实。”

▲晚上，产业六九师紧急集合，前往东郊体育场“军训”。这时，该师头目传达了以下指示：“撬杆（四川方言，意思是“小偷”。这里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等组织——编者注）可能还要反扑，我们要作好自己的准备，中央批评我们说：我们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但不是捍卫十六条的模范。敌人已经动武了！你们还喊文斗!”

▲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加强营发表“严正声明”(内容如下)：


附：《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二·一八加强营严正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一、我们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成都军区于二月十八日凌晨一时二十五分转送来的中央军委给我们的指示信。……我们决不辜负中央军委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一定“作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

二、……。

三、我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坚决地，一如既往地支持大联合，大夺权的大方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成都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等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流血在一起，牺牲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运动初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二六“暴徒”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具（应为“惧”——编者注）之”。砍掉我们的脑袋，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灵魂，剖开我们的胸膛，是一颗永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

四、只要不是瞎子，都可以看见，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广大战士是敢冲、敢打、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的组织是革命造反组织。

五、……现在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耍阴谋、造谣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妄图把我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以达到彻底搞垮我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及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的罪恶目的，来迎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反扑的需要。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戳穿!……。

六、我们严正警告一切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你们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

七、……。

口号略……。”

▲统战系统安排产业军的“二线指挥部”住在市统战部斌陛街23号房间内。

▲下午两点，市公安局公安黑司令部几百人，突然开到公安公社(东城区公安分局)，无故限制了公社成员的自由，并把他们带到早已置（应为“布”——编者注）置好的东城区委礼堂“斗争现行反革命”的会场。

并在黑司令部头目罗翔高等亲自指挥下，疯狂、野蛮地对社员进行毒打，当场将社员曾官其、李治平、熊德才等同志打昏在地。……顽强的公社战士，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高诵“毛主席语录”，反击这群暴徒的迫害。


2月21日

▲军区薛付（应为“副”——编者注）参谋长到市公安局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给到会群众(公安干、警)打气说：“不要怕，大胆地干，有解放军作后盾，如果敌人胆敢整你们，老子枪杆子就不认人。我们刺刀，又不是吃素的！……”。

▲“镇压反革命”的高压政策，获得初效。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一千余名战士，被迫到军区，向毛主席请罪。

▲军区对八·二六请罪，提出三点要求(同前)。

▲军区对八·二六代表说：“八·二六受勤务组一小撮坏蛋蒙蔽，肯定有一小撮坏蛋，肯定有黑后台。”并出动宣传车跟随八·二六队伍反复广播上述三点要求。尾追至川大校园内。

下午，军代表到川大校园说：“1．29事件是八·二六密切策划的。”有××说：“八·二六到军区静坐时每天每人得三元钱。要夺军权，有计划先夺飞机场。团部有一部弯弯曲曲的黑电话，通向全国。”还说：“八·二六里通外国，中印边界设有联络站。”甚至传谣说：“老挝已抓到了八·二六的人。”“八·二六的黑手很长，全国都有情报纲”等等。

▲兵团等同观点革命组织，陆续到军区请罪，沿途高呼：“打倒产业军!”、“誓与产业军血战到底!”等口号。被诬为“假请罪，真反扑”，“与八·二六统一行动。有幕后指挥人。”产业军抓兵团战士—车人，送往公安局。

▲军区宣传车广播：叶剑英代表军委，接受成都军区对“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请罪三点要求。

▲《三军一旗》在其总部(红照璧礼堂)墙外贴出布告：“暂不参观”。在军区出谋下，产业军军部设置了一线(在红照壁)二线(在斌陛街统战部)。

▲韦杰在空字○二八部队讲话时，咬牙切齿地叫嚣：“空字○二八部队红色造反总团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恶毒诬蔑：“红总是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造反派要占领军区，接管军权。甚至连司令员、政委都委派好了。”


2月22日

▲军区韦杰到市公安局说：“(一)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敌人可能搞假请罪，真反扑，那不怕。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再反扑，再打!不能一下子扫干净。再来几次，再等它跳出来，彻底暴露，才能把幕后人抓起来。(二)群众自觉起来抓反革命的神精（应为“精神”——编者注），多可爱，每天很多电话，问军区往那里送，我们就说往公安局送。(三)有的旧框框，能用就用，不能用要突破。(四)现在业务重，你们的力量要适当调整。(五)大家要往左倒，倒在毛主席那边去，掌握政策，该抓的要抓，不该抓的就不抓。”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机关204革命群众”名义大量铅印的高级传单，全市散发。其题为：《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反革命罪行》。

川大校园内。下午，川大八·二六在礼堂开会“揪后台”。有八个解放军战士参加，并讲了话。但不准作记录。会上，成立了“揪后台临时勤务组”。

到会的×××说：“兵团和八·二六有一个大阴谋，要是这个阴谋得逞，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起来造八·二六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反，好得很!”他还说：“川大八·二六中一小撮，兵团中一小撮，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几个一小撮勾结起来，掀起这一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八·二六和兵团犯了滔天罪行，干了许多坏事，就是有一小撮反坏分子。”

▲晚上，川大八·二六战士听完《红旗》第四期社论广播后，战士们自发地串连起来，自动地组合成四人一排，开始游行。空前震动蓉城。

当晚川大保守组织《红旗公社》在他们幕后操纵人指挥下，骗走北科大战士陈龙康。毒打后，抓送公安局。

▲同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东方红礼堂开会，统一对产业军的认识。总部夏中和作了个内容极其混蛋的报告，遭到了广大红成战士的责骂。广大战士表示：“誓与产业军斗争到底。”但是，总部却发出命令：重新评价产业军。

▲产业军的烂兄烂弟——成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写出大字报：“我们为什么要和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战斗在一起”，大肆为产业军捧场，涂脂抹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杀敌战斗团”发表《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又一新反扑——揭露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假请罪，真反扑的反革命大阴谋。》如下：

当中央军委二月十七日向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发出之后，犹如一声春雷把成都和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心花怒放，斗志昂扬，牛鬼蛇神一片惊慌，连日来许多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中央军委的指示信。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反戈一击，与真正的革命群众一起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形势真是好得很。

但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还有一小撮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贼心不死，对中央军委的指示信阳奉阴违，继续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大搞反革命活动。挑动武斗、围攻、砸烂其他革命群众的宣传车。他们打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幌子，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的新反扑，连日来，他们大开黑会，阴谋策划，于二月十一日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大集会、大游行。他们一方面假惺惺地向毛主席像跪下“请罪”，一方面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继续战斗下去，就是胜利!”，“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打倒产业军”，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继续战斗下去，就是胜利!”，试问你们所指的光荣传统是什么样的光荣传统?你们过去干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难道你们还要继承这种反革命传统?你们叫嚷要战斗下去，究竟同谁战斗?你们所讲的胜利，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还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岂不是昭然若揭吗?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是什么意思?正当广大革命群众愤起揪出了你们组织中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之时，你们如此丧心病狂，大吼大叫，这难道不是为反革命分子打气壮胆吗?这难道不是你们继续顽抗到底的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吗?

“打倒产业军!”真是怪哉!在夺权斗争关键时刻，你们不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不喊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你们偏偏大喊特喊打倒曾经被你们长期残酷迫害，现在又刚刚起来的革命群众组织——产业军，难道这就是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吗?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上述事实说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向毛主席请罪是假的，进行反革命新反扑才是真正的。

革命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午（应为“舞”——编者注）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小撮所作所为正表明了这一点。一切革命的同志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知（应为“识”——编者注）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那些执迷不悟，死不悔改，坚决镇压，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仁寿县人民公安、检查、法院“革命”造反司令部公布所谓“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仁寿分团一小撮坏蛋的反革命罪行”十二条。其中一条是破坏“五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


2月23日

▲在韦甘之流授意下，市公安局分别设立市局、东城、西城、金牛、青白江、黄田坝等临时收容点。“收留审查”被抓的“反革命”，作为拘捕与释放之间的“缓冲地带”。

这个布署，是在市公安局军代表杜灵，田旭光插手下，由公安局副局长贾林山，处长薛在谓等人研究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东城、西城，市局等集训队，对抓来的人作收查和审讯工作，并由军区派出部队看守。因此东风路太慈寺，就变成了专门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集中营。

田旭光还在东城分局整风动员会上说：“凡是放了人的要追查!今后那个派出所没有把‘反革命’肃清，就由那个负责!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公安局老框框太多了，啥子拘留几天就到期了，这个不适用了。多关他几天有啥子关系?今后，放人必须经过市军代表批准。……”

▲产业军部马万年与支左办公室的人，同乘军用吉普车，到“二线指挥部”。进行密谈后二线情报部长李万荣说：“凡二线的人员均由军区审查，晚报、川报的人员现军区正在审查，所以未来。”

▲成都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如下：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阶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一·二九”抢劫市公安局的反革命事件，继后又围攻、冲击成都军区和公安机关，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就是这种反革命逆流的大暴露。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的威风。广大革命群众自觉行动起来，积极协助公安机关镇压反革命，这是大好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抓反革命为名，行阶级报复之实；捕捉行人，挑起武斗，并嫁祸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识破敌人的阴谋。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和最高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现根据本市情况，特通知如下：

一、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可以扭送各级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二、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广大群众应积极检举揭发，由公安机关根据犯罪情节依法处理。任何革命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随意抓人，欧（应为“殴”——编者注）打和非法拘留，不得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得制造事端，挑起武斗，违者严加处理。

三、各革命组织必须彻底清理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对其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要依法处理。

四、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

此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在《红旗》社论四期的鼓舞下，八·二六战士冲破“高压”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处处深受革命群众钦佩。八·二六战士满眶热泪，无限激情，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歌曲。深深感动了革命造反派工人，群众。好些群众在街上向游行队伍鼓掌，致敬。有的尾随队伍，一同游行。但队伍在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门口时，极个别的人，在广播中喊出了不能代表“红成”广大战士意愿的口号：“打倒八·二六!”而八·二六队伍则高呼：“毛主席万岁!”

晚上，川大校院内许多分团，被迫进行所谓“揪后台”的活动。

▲省委第二工业部革命造反兵团，印发题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的产生和发展——调查报告》的传单，大字报。把产业军捧成当然“左派”组织。

▲《战旗》文工团，召开全团整风动员大会。韦杰亲临督阵，他说：“哪里牛鬼蛇神最多，我就要到哪里!要说我报复!我就是报复!……”。

▲川棉老产在川棉一厂召开所谓“12·31”反革命政治迫害控诉大会。会议由张昭滏主持。成电红旗，成地东方红公社等保守组织参加了大会。

▲公安厅一小撮混蛋同老产一起在市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进行镇压性示威。狂叫：“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打倒川大8·26！”。


2月24日

▲军委转发了北京卫戊区的一个重要电报指示。指示强调指出：“捕人要十分慎重。尽量少捕。捕人较多时，尽快释放。”但省公安厅筹委会，拒不传达，拒不执行。

▲公安黑司令部驻京人员陈泽民、刘俊卿给该司令部头目孙海波，传达了所谓的中央文革四点指示。

电话说：“(一)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揪出了后台李(井泉)、廖(志高)；(二)你们反映的情况，看出了这个组织(按：指川大八·二六、兵团。)是什么样的组织，要狠狠地打！(三)反映出了我们在‘三结合’、大联合、大夺权的问题上，存在的问题；(四)继续深入调查，注意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现在春耕大忙季节，要了解情况。”等等。

据此，孙海波在其后台的策谋下，召开了“公安局各处、分局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

会上，公安局副局长贾林山亲自布署“镇反”任务。他说：“五天内作好准备，要集中逮捕一批，要大造声势。……”等等。并确定提出：“集中兵力，打击一批”为中心的六项措施：

(一)突出政治，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加强予（应为“预”——编者注）审，扩大战果；

(三)开展调查工作、侦察工作。打击敌人的现行破坏。要在三、五天内，把材料搞出来审批。请示军区搞大规模行动，打歼灭战；

(四)搞好“三结合”；

(五)作好春耕保卫工作；

(六)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制造舆论，开展宣传工作，瓦解敌人。

会后，黑司令部一面派人与韦杰单线联系，互通情况：一面把暗探派出，伸进各组织，借“串连”“要传单”为名，进行摸底，调查工作。并用反革命手法，从革命组织内部“策反”，进行颠复（应为“覆”——编者注）活动。与此同时，与五军一旗：产业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机关干部战斗军、文艺战斗军和成电红旗勾结一气，结成反革命同盟，大肆镇压革命派。此时，黑司令部，真可谓猖狂一世，反动已极。

▲臭名叫《坚决支持产业军联合作战委员会》的反动组织，在人民南路广场(新华书店对面)写出巨幅大标语：“不支持产业军，你就必定垮台!红卫兵成都部队何去何从?!”、“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虚心向产业军学习!”

▲政治投机商成电红旗，也急（应为“迫”——编者注）不及待地爬出来，为产业军在12．31事件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开脱，并倒打造反派一钉耙。写出大字报：“熊淑钰抢尸经过”(按：熊系成都六号信箱产业军参谋长王肇清的老婆，在川棉12．31事件中，化装成医生抢尸，当场被革命造反派捉获。)

▲《地区总部》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坚决支持解放军镇压反革命”大会。公布通令：“……川大八·二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并将其同观点的成员组织：川棉红旗战斗师、兵团外北分团、兵团直属团等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亦以开除。并要求交出：地总胸章、本组织的战旗、袖套等物。产业军也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彻底砸烂川大八·二六、兵团黑总部！”、“镇压一切反革命!”等。

▲当晚，市内传谣：

(一)中央文革，已勒令解散“军艺”等革命组织。

(二)空字○二八红总，与苏修相勾结。要夺军权。冯德华同志，有部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台湾有联系。


2月25日

▲军区周子珍部长、李××部长及支左办公室陈××科长、何××按叶剑英的“抓头头”的指示，进行研究。布置“集中力量打击一批头头”的政策界限。这个黑界限是：

(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及各分团勤务组、部长、专职人员都抓；

(二)街道工业分团纵队长、支队长以上的都抓；

(三)围攻公安局、军区的兵团中：城建、二轻、公汽、九八、财贸、西城、中心等七个分团按公安第六条、四条中，有罪恶的抓；

(四)川大八·二六团部一级和部长一级的抓；

(五)红卫军团勤务组及部长、专职打手的抓；

(六)川棉一厂红旗战斗师要抓。(但未具体研究。)

据以上界限，公安局进行了研究。在五天时间内，进行了所谓调查，共应抓捕头头五百一十三人。并以这个数目，由韦杰起草了一个向中央军委请示的电话底稿。

▲川棉一厂产业二师，在军部授意下，各保守组织总动员，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个自称有一百二十万人参加的所谓“控诉12．31川棉一厂反革命迫害事件”大会。会议由反革命分子张昭滏主持。

▲产业军总部对抄《地区总部》一事进行所谓的辟谣。否认有抄砸一事。并倒打一钉耙；

▲川大校园内。

上午，食堂外贴出署名：铁杆八·二六的建议：“为了发扬八·二六造反精神，于明日开纪念会。纪念八·二六半周年会。”这一革命的建议，当即得到署名为：钢杆、合金钢、金刚石等八·二六的热烈响应。坚决支持这一倡议。

当晚，八·二六战士在第301教室召开了大会。慎重地对第二天纪念会的议程、内容，进行讨论。

▲大专院校《红旗》红卫兵宣传车，于下午二时，在市文化宫门口吼叫：“……川棉‘12．31’反革命事件，是兵团(撬杆)、川棉红旗战斗师(川棉黑旗专偷尸)、工院‘十一’战团(工院死鱼)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

▲成电红旗写出大字报：“不许为兵团的脸上贴金。——评成地解大核导弹别动师的严正声明”。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等十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给兵团广大革命战士的一封公开信。”

▲川棉老产，赠给成都地院东方红公社对联一付（应为“副”——编者注）。(贴在地院后校门口。)

对联如下：

赠给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千层恶浪压屋顶，大勇大义驱散黑云；

一颗红心向北京、如钢如铁树立光辉!

(川棉产业大军)


2月26日

▲从即日起，军区周子珍部长及政法组的人，亲自到市公安局，参加集中审批、报请拘捕的对象。而这些要拘捕的对象，一般都只有一个简单的登记册，或很少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多系由原所在单位的人事、保卫部门及五军一旗等保守组织整理的。均未经过调查核实。甚至有的单位当权派、保皇喽啰，还把运动初期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也一并报送公安局。

周子珍部长，曾先后对公安干警说：“拉萨一次就抓了三百，还开了枪!”……“南京一次就捉了二千多!成都是最后解放的城市，社会渣滓多，敌情复杂，估计至少抓一千五，抓上二千也不算多!”……。“只有搞好了镇反，才能实现革命的三联合、三结合！”

▲下午，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所谓的“控诉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兵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川棉12．31反革命政治迫害大会。”会上，由带枪的刘、邓、陶同公安黑司令部助威。

并邀请：红卫兵成都部队参加。

对这些会议，地区总部、红成总部参谋部竟发表声明。声明说，产业军现在起来，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正确的。大好事情。对于这一革命行动，我部队表示坚决支持。可以参加。”

声明中又说：“支持大会召开。但如有大专院校红卫兵、成地东方红公社等保皇组织参加，则红卫兵成都部队拒绝出席大会。”

结果，红成未派出正式队伍参加。会间，产业军对红成提出所谓的抗议。

会间，红成一部宣传车，就会议内容，警告产业军说：“……如果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是不行的。”并造了这个“全面镇压造反派”的誓师大会的反。为此，老产、黑司合部暴跳如雷!

这一代表红成、红成派工人、八·二六派革命组织广大革命战士的意愿的革命行动，立即得到全市革命群众的赞扬。并相互转告。

▲东郊，铁杆保皇组织无线电工业学校“延安”红旗红卫兵写出：“电工校东方红公社，必须老部（应为“实”——编者注）交代与空字○二八一小撮混蛋的勾当！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川大校园。下午二时，川大八·二六战士约一千多人，在大礼堂召开“热烈庆祝八·二六战团成立半周年”纪念会。

会议宗旨：“发扬八·二六革命造反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会中，川大烽火、红旗公社等保守组织，在驻该校的军区宣调组一手策划下，造了大会的反。

校外，公安黑司令部的暗探密布，随时准备抓捕可疑的所谓“反革命”!

当晚，八·二六战士，不畏强暴，继续开会。校外革命战友，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参加这一晚会。

▲从这天起，成都被保守派组织，配合公安黑司令部抓捕的人数，急剧上增。

市内，谁敢说“老产”半个不字?!大街小巷天天非法戒严，由老产想抓谁，便抓谁!

但是，从这天起，市内各厕所、粪坑反抗性的革命标语倍增!

“打倒产业狗!”

“誓与产狗血战到底！”

粪坑、尿槽墙壁上，写满，“产业狗食堂!”、“产业军军部!”、“产业军是一切保皇狗的收容所!”、“保皇有罪、罪该万死!”……等等。


2月27日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三千人上街游行，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队伍经市公安局、西南局、军区时，高呼：“不准老保翻天!”，“不准迫害革命小将!”等革命口号，深受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的赞扬，士气大振，但也气坏了一小撮坏蛋和保皇派，说反革命分子又嚣张起来了，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镇压暗中准备了。

▲半夜，内江市公安局在川大抓了一个八·二六战士(物理系五年级)，反手剪绑逮走。

▲兵团总部，五冶分团，中心分团，财贸分团，一分团，城建分团，一分团，公汽分团和许多支队均被抄，广大的兵团战士(同观点的组织)含着满腔热泪将袖套和保存下来的支队战旗秘密收藏起来。夜深人静时，向着北方轻哼：“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兵团(八·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

天昏地暗，一队队革命造反派战士被绑打，游街后送进监狱。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四川。街上看不见一个代（应为“戴”——编者注）兵团等同观点组织胸章，袖章的人，也看不见一面兵团战旗，见到的是“产业军”和“硬骨头”的旗帜，从房子的窗门伸出来。

▲《地区总部》发表《严正声明》。这张声明说：兵团、八·二六于2月21日去人民南路向毛主席请罪是“阴谋进行新反扑，妄图继续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声明还号召：“我部战士，立即行动，最坚决地支持，最严密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和成都公安部队镇压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中的反革命分子!彻底干净、全部、肃清一切反革命!”

▲《地区总部》对所属各组织布置，内部有反革命，只要是被点了名的，就自己捆送到军区、公安局。


2月28日

由军区党委审查，修改并批准公布了由省公安厅黑筹委会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的《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布告》，发动全省范围内全面地进行“镇反”。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或者千方百计地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和把持领导权，打着“造反”的旗号，煽动群众，冲击军事机关和公安机关，抢劫武器弹药，盗窃国家机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工农业生产。为了彻底粉碎这股反革命逆流，各地公安机关应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以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安全，进一步巩固无无产阶级专政。

第一，坚决打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对于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依法惩办。

对于证据确凿的攻击诬蔑和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坚决依法惩办。

对于幕后操纵和打入革命群众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坚决依法从严惩办。

第二，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操纵和篡夺领导权，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组织，和由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幌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取缔。对这些反革命组织和集团的头目和幕后指挥者，按照“首恶者必办，胁（应为“协”——编者注）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分别处理：罪大恶极者，逮捕法办；罪恶民愤不大的，只要自动投诚，不再阴谋破坏，一律不予法办。对那些受欺骗蒙蔽的群众，一律不追究，不歧视。

被取缔的反革命组织，不准死灰复燃，如果进行新的反扑，坚决镇压。

第三，坚持文斗，严禁武斗。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准私设公堂，不准私设拘留所，不准私自抓人拷打，违者必究。对由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武斗和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予以镇压。

第四，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整顿纯洁队伍。把混进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清洗出去。

第五，广大革命群众，应当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积极检举揭发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加强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那些胆敢对检举揭发的革命群众进行报复的阶级敌人，坚决打击，从严惩办。

以上各条，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市内大街小巷贴出《彻底砸烂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黑总部》的大字报，附有名单，系红卫兵7044部队揭发，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批准，命令宣布的。

现将大字报转抄于后(摘要)：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常务委员会里：

主任：刘正庚(政委，兼参谋长)，系65厂监委书记，庐山会议被清洗。

委员：郭付人、刘传福、林佐夫、侯国才、郝天保、张森民、田文清、林永清、杨明伦、唐远清。

1．29抢劫市公安局幕后指挥：李大章、张呼晨。

(按：其中刘传福是前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于一九六六年十月病死，而兵团是六六年十一月后才兴起的，死鬼变成了活人的后台，真是天大的笑话。)

▲军区接待站李齐瑞说：“只有经过这么一个严肃的政治斗争，不管什么组织，现在只要能够与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作斗争，就可以联合起来!”

▲政治扒手张昭滏于下午五时，应产业六九师邀请，在东郊六九信箱作《川棉12．31事件调查报告》。

▲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又发表《再次声明》；宣布更名为《四川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红卫兵总部》。

▲产业军成金战团，组织了千余人，包围了成都金具厂，实行非法戒严，冲进车间，职工宿舍等地乱抓革命造反派战士。

▲成地保皇公社(即东方红公社)游击兵团写出：“彻底砸烂地院反动筹委会！铁证如山，罪责难逃——撕开成都地质学院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的真面目。”

▲市内走马街等处均写出：“不准红卫兵成都半工半读总部转移镇反大方向！”

▲根据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的指示，省公安厅筹委会派出几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温江，宜宾，绵阳等地，督促检查“镇反”工作。

▲市公安黑司令部勤务组负责人付××向该局五处布置说：军区指示：刘结廷是宜宾方面军的黑后台。宜宾军区已批准抓“刘”。但“刘”住在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要五处派人将“刘”抓到交宜宾军分区带走。后去抓时，“刘”已上北京。只抓到了“刘”从北京寄给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同学的一封信。


2月28日

▲由军区甘渭汉、韦杰主持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召开。

甘渭汉在这个会上，作了讲话。韦杰补充说：“我们北较场也不好受，他们来抓我们，我们两头受气，他们(按：指兵团、八二六战团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围攻了我们七天七夜，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好象天空弥漫了乌云，好象一点光亮也没有，他们的口号一个比一个高，高音喇叭一个比一个大。他们公开扬言要夺军权，他妈的来夺嘛!毛主席不让夺，革命群众不让夺!他夺不了。他夺了也没办法!下面他们要轰军分区，康定军分区都被他们分化得不象样子!他们要打倒一切，认为黄新庭、郭林祥是死老虎。他们要打活老虎，要‘打倒甘渭汉!’‘打倒韦杰!’‘打倒李文清!’他妈的什么都要打倒!”“连三个人的小组长都要打倒！”并由韦杰宣布：“公布一件事，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成都十五个革命组织代表参加，他们是：(1)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2)红卫兵成都部队；(3)红卫东成都部队；(4)刃具厂革命造反派八路军；(5)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五一’战斗团；(6)青苏公社战旗大队；(7)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总部；(8)成都五○二厂产业军十一师；(9)贫下中农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10)土桥贫下中农秋收起义军；(11)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部；(12)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部；(13)西南局霹雷战斗队；(14)西南局监委烈火战斗队；(15)省人委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等。”

▲“产业军二线指挥部”的工作，是在军区周子珍部长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个“指挥部”下设三个组：(一)指挥组有：政委，黄正立(五○二厂工作)；组长，马万年(雅安印刷厂)，顾问，军区支左办公室×参谋、吴永福(原黑龙江某军分区司令员)、杨德林(市委统战部)。(二)情报组：李万荣(五○二厂)；李秀蓉(五○二厂)、王大利、王治川(市委统战部)等。(三)编辑组：杨玉文(雅安汽车修配厂)及四川日报十一人和晚报二人组成。(四)组织组等机构。顾问的主要任务是：专门研究方针、政策和行动计划，提供军委会讨论决定。马万年说：“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一)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镇反。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新反扑。(二)建立通讯网，要求军部的指示，命令下达后四小时内，在全军生效。首长要我们拟定一个行动计划，主要对付兵团!”“军区说，四川三结合的基础，就是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机关干部的联合组织基本形成(指省级机关联总正在筹备)。学生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如果‘红成’坚持错误，非搞垮它不可。产业军准备成立一支红卫兵部队，挤垮‘红成’。川棉红旗战斗师，本来很容易搞垮，因为他们同‘红成’的关系，现在讲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不听军区的话，我们就要搞川棉红旗，就要搞红卫东、二七、硬骨头。这些组织同造反兵团一样的。把这些组织搞垮了，四川、成都的大联合，才能形成”。情报部长李万荣说：“军区支左办公室，已通知独立师，负责保卫二线指挥部。”并要部电话，便于及时向军区通话。又布置给汪治川以下工作，李万荣说：“军区批评我们对二线指挥部的地址，选择不慎重。事前未经充分调查研究，对统战系统造反派情况不清楚。所以军区要求绘制二线指挥部附近的交通图送军区。并了解以下三点：(一)附近支产，反产有哪些组织?(二)附近有哪些单位?(三)街道道路名称图等等。”产业军一线勤务组军办室主任陈文生说：“军区指示，要我们建立二线指挥部，把工作开展起来。”“找几个从公安局出来的可靠同志，搞情报。”

对于“二线指挥部”的工作，除“三线指挥部”派出干部指挥外，人民公安黑司令部，也派有单纯联络员，经常保持最紧密的勾结。

▲在此期间，设在红照壁的军部，是“一线勤务组”。共分七个机构：(一)军部办公室：陈文生(川棉师政委)；(二)组织部：马广清(又名马闯、科仪厂)、冯世英(一三二厂工读学校)；(三)宣传部：秦德嘉(一三二厂)、曾万芬(公共汽车保养场)；(四)后勤部：况新林(水电校)；(五)统战部：买治良(市基建联社)；(六)保卫部：张湛国(电冶厂)、黄永林(川棉一厂)；(七)秘书组：宋金良(五○二厂)。并按各部制定了具体工作任务。如，统战部，要建立内外接待制度，落实接待人员，统一口径。如军办室；(一)要检查各部门工作执行情况，责成各部按指定时间内，必须交出工作计划，人员编制及岗位责任制：(二)要健全汇报制度，一般情况各部常委一至两天汇报一次情况；(三)重点抓组织工作，协助组织部建立联络制度，建立联络网(情报网)各师团所留的联络员，由组织部负责登记等等。


 	(二月份大事记完)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光辉的斗争史: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大事记
湖南省长沙市高校风雷挺进纵队 编
1967.07.07


最高指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前言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是湖南文化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湘江风雷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她一出现，就与其他革命造反派汇成一股洪流，以磅礴的革命气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为湖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引起了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惶恐不安和刻骨仇恨。他们煽阴风、点鬼火，操纵御用组织和专政工具，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暗中策划，设值圈套，进行政治陷害。从湘江风雷开刀，妄图把全部革命派镇压下去。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出来两种相反的看法，便出来两种相反的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对湘江风雷，革命群众说好得很，一切阶级敌人都叫“糟得很”。

为了回击阶级敌人对湘江风雷的种种诬蔑攻击，特编写了这个“湘江风雷大事记”，把被颠倒了的事实重新颠倒过来，恢复湘江风雷的本来面目。


【一九六六年】


八月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会后，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在湖南，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洪流，汹涌澎湃，席卷全省。在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中，作为后来的湘江风雷的骨干成员的大批革命闯将迅速涌现出来，作为后来的湘江风雷的基本队伍的大批革命战斗组织也在斗争中很快形成了。他们最坚决地支持了革命的学生运动，他们勇敢地提出了“一改三罢”的革命口号，他们向张平化之流的省、市委黑司令部举行了出其不意的进攻，他们的革命行动使张平化之流丧魂落魄，使“长保军”咬牙切齿。这支工人运动的队伍就是湘江风雷的前身。

文化革命一开始，湖南军区内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之流就从右的方面介入了。在这一段，他们和张平化、王延春一伙暗中勾搭，揪群众运动的所谓后台，组织“长保军”，刺探革命群众的“情报”，策划武装镇压学生运动，还为张平化、王延春一伙提供“防空洞”等。

九月

9月18日、21日，张平化连续召开黑会，布置大抓“右派”龙书金参加并发言支持。9月24日，张平化臭名昭著的“9、24”黑报告，公开发布大抓“右派”的反革命动员令。在这个会上，张平化逐个点将，摆开阵式，省、市、地委书记在台上坐成一整排，龙书金是其中最显目的一个！

张平化9、24黑报告出笼后，湖南的天空乌云密布，湘江之畔一片白色恐怖。成批革命的闯将和广大无辜的革命群众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惨遭迫害；成批的革命战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党小集团”，横遭破坏。但是，革命的工人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反革命的围攻把他们锻炼得更坚定。可是，詹先礼之流<注：詹先礼，系中南矿冶学院文革联委会头头，现高司的第一号人物，省红联的头目、省文革付组长——编者>，胡说什么“张平化9、24报告基本精神是好的，我坚决支持拥护，但起的效果不太好”。极力为张平化涂脂抹粉，开脱罪责。

九月底十月初

湖南各地受迫害的同志(主要是工人、革命干部和中小学教员)在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突破重重封锁，陆续赴京告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采取记旷工、不发工资种种手段进行迫害。有的同志甚至在车站、在路上被抓回单位斗争；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派遣反革命爪牙到北京抓受迫害的同志。如株州601厂就是这样。当时长沙高等院校师生绝大部分在北京。矿冶文革联委主任詹先礼，湖大文革黄绍贤(后来高司湖大总部头目，“省红联”夺权机构圈定对象)，湖大文革主任张观安，付主任陈润泉之流，对这些“黑鬼”、“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十分害怕，不敢接近，还压制革命师生与他们接近。

十月一日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参加了国庆大典，第一次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亲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发誓：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十月三日

林彪同志国庆讲话《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吹响了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张家政(张辉)、叶卫东(叶东初)等同志激动地说：《红旗》十三期社论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好得很！好得很!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我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月六日

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参加大会，见到了总理、江青同志等

十月八日

上午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湖大学生，当时高司筹委会、湖大校文革派往北京汇报的代表，现高校风雷战士)，赵修奎(湖大学生)几个人一起在一机部第一设计院讨论后，决定分头与首都各造反派组织联系，迅速向中央汇报情况，争取中央首长接见。张家政、叶卫东去首都三司联系。

这天，张家政、叶卫东会见了首都三司组织部沈爱莲等同志，首都三司很关心湖南文化革命，坚决支持湖南赴京告状同志的革命行动。

回到住处，大家交换了情况，都得到很大的鼓舞，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决心更足了，提出成立一个革命战斗组织。

中央首长，听到了总理、江青同志的亲切的讲话，听到了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宣读的10月5日中央批转的军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不少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这个会上，赴京同志将叶卫东，张家政、易剑辉(李敬林同志的爱人)起草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递给中央首长。这封信集中表达了毛主席故乡人民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真挚感情，愤怒控诉了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代表湖南广大革命群众提出了六项紧急建议和要求(信中说：“请党中央和您亲自审查省委9月24日、28日的两个录音报告。……3、请党中央和您派中央首长到湖南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指示。……6、请求党中央和你同意，我们回去成立一个长沙市工人文革串联总部，目的是：①把长沙开展文化革命单位的革命工人串联起来；②建立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阵地，宣传毛泽东思想；③收集和交流文化革命经验；④帮助文化革命阻力大的单位搞好文化革命。……”)

十月十日左右

叶卫东、张家政、罗勇、刘荣华(湖大学生，现高校风雷战士)、赵修奎(湖大学生)，酝酿成立一个文教系统的造反组织。某日晚，在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宿舍，叶卫东、张家政、刘荣华、赵修奎四人讨论形势，研究成立组织的问题。张家政说：“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就象旧社会的帮会一样。”大家赞同他的看法。然后，大家为组织定名字，都认为“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这个名字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战斗风格，好。因为：①湘江是毛主席青年时代游泳的地方，“湘江”二字象征着毛主席的故乡；②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湖南地区一片白色恐怖。“风雷”二字为主席诗词所常用，这里意即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特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③由于阻力大，又是少数派，一定要冲破重重障碍，“挺进纵队”的含意是：这个组织应该是一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铜铁般的队伍。于是，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最后讨论行动计划，决定：恳切请求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接见湖南赴京告状同志(不要陶铸接见)，并作指示；向中央文革汇报湖南文化革命的情况，控告张平化破坏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在北京大造舆论，充分揭露张平化的欺上瞒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彻底批判张平化的“9、24”黑报告，在全国把张平化搞臭。向首都三司等革命造反派学习，争取他们的支持；然后，组织队伍杀回湖南，掀起革命风暴。

接着就开始行动了：①在工人文化宫、天安门前、前门、铁道学院等处开辟湖南问题宣传栏，张贴了由叶卫东、张家政、易剑辉等人起草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看谭立夫的“干爸爸——张平化9、24”黑报告》等大字报，并且还大量张贴了“张平化是破坏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张平化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张平化9、24黑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舍得一身剐，敢把张平化拉下马!”“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 的大标语，还撒发了传单，很快轰动全北京，影响全国。②与首都三司联系(叶卫东、张家政经常去三司与当时的组织部负责沈爱莲和专管湖南问题的李党育联系与蒯大富同志有过接触，得到他们的直接支持。)很快得到首都三司的坚决支持。③通过三司的同志向中央文革汇报不少情况，反映了湖南赴京同志希望接见的要求。

后来，首都三司的同志和叶卫东张家政等在战斗中愈来愈感觉到有必要将湖南所有赴京告状的同志联合起来，共同战斗，于是串联了770厂、裕湘纱厂、汽车电器厂、长沙港运局等单位以及株州、衡泉、柳州、湘潭等地的同志。

十月十二日

张平化抛出《郑重申明和检讨》，宣布9、24报告作废，企图开溜，“长保军”、“赤卫队”放出空气，说这是策略，报告基本精神是好的，放到以后作就好了。妄图保主子过关，妄图秋后算账。湘江风雷酝酿小组由叶卫东、张家政写出《作废是可以的，滑掉是不行的》的大字报，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一针见血地揭破了张平化及其爪牙的阴谋。

十月十四日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在北京诞生了！(注：他比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还早成立一天)诞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湘江风雷”，诞生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湘江风雷，诞生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的呐喊声中的湘江风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起草命的批判大旗，勇猛异常地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时选出的核心小组成员是：彭少云(抓全盘兼组织)、张家政(抓后勤、联络)、叶卫东(抓宣传)、罗勇(抓接待)、张智忠(抓组织建设)、聘请刘荣华、赵连城当参谋，参加核心小组会议，抓政治思想工作。

十月十五日

长高司成立，其决策人躬请张平化任顾问，湘江风雷战士闻讯非常气愤。

十月十六日

发表《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张平化猛烈开火——致全国革命同志书》一文。文中不仅揭露了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而且敏锐指出湖南省委大量印发、推销刘氏黑修养，毒害党员干部的罪恶阴谋，文中说：“他们要党员、团员学习《党章》、《团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加强党纪，党性的锻炼，束缚党团员的手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

湘江风雷一成立就把斗争锋芒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指向刘、邓、陶伸入湖南的黑爪牙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其斗争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

就在这一天，讨论了叶卫东同志起草的《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造反宣言(草案)》，宣言郑重宣告：“我们成立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就是造反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十六条，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造他的反!就夺他的权！就罢他的官！就砸烂他的狗头！”宣言有力地驳斥了张平化之流的种种谬论，其中一段说：“你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九级司令部”，笑话！……那些抗拒十六条，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司令，才是真正地炮打了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黑司令官，这样的黑司令部、黑司令官，为什么不该炮打?！在我们九级司令部中的一小撮黑司令官，为什么不该炮打?！湖南省委就是洁净?为什么不能火烧?！张平化对抗毛主席，为什么不能炮打？！“立下了湘江风雷战士的誓言，说：“我们的誓言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去闯、去干，去革命，去造反，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宣言最后说：“未来，是我们的未来！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的未来！是毛泽东思想的未来!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

《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造反宣言(草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战斗的宣言!

十月十八日

湘江风雷战士第二次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天，湘江风雷给《一封不敢署名的公开信》写代序《张平化，你滑不了》和代跋《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代序说：“这是一封暂时不敢署名的公开信，但它的事实却是确实的。这封信所反映出来的长沙市的白色恐怖，就是张平化9．24作的反毛泽东思想、抵制十六条的报告(及其他内部报告)所造成的。张平化24日报告露出了狐狸尾巴，28日急忙作了一个补充报告，对24日的报告作了一些解释；10月5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发出的紧急指示，张平化这个滑头见势不妙，又在10月12日写大字报作检讨，宣布9．24报告‘作废’。但是，这是张平化的一厢情愿！”“张平化，老实告诉你：自文化革命以来，你回湖南后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你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旧债未清，你对党和人民又欠下了新债！这次你再也滑不掉了！”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警告张平化：不管你是直接还是间接或是变相地镇压学生运动，也统统不会有好下场！”这篇代序撕破了张平化的画皮，打中了他的要害！

代跋说：“《公开信》中说的事，仅仅是9．24以前的。9．24张平化公开的反革命动员令出笼后，长沙市、湖南省更是一片白色恐怖，这个白色恐怖造成了流血和牺牲！而且在“10．12”张平化的检讨后仍未刹住车，不敢署名只是暂时的！我们的手抄油印宣传品也只是暂时的；当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毛主席故乡的时候，湖南革命人民必然扬眉吐气！必然会把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清除掉，建设一个崭新的湖南！”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代跋表达了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决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十月十九日

《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造反宣言(草案)》形成正式文件。

十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三日

这一时期，湘江风雷最初也是最坚决地实践了自己的宣言和计划，初露锋芒，就表现出了她的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和立场，显示出了她强大的生命力。

1．陶铸、王任重、张平化闻讯湘江风雷成立，惶恐不安，赶忙派人应付阻挠湘江风雷向中央文革汇报，当时，王任重派秘书很快与赵连城挂上了钩，并把张平化10月12日给王任重的“信”交给赵，企图迷惑湘江风雷战士，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等对陶铸、王任重非常信赖，对张平化寄予很大的幻想，积极地通过王任重的秘书与王任重联系向王任重交汇报材料，请求陶铸接见；以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为首的广大湘江风雷战士，戳穿了陶、王、张之流的阴谋诡计，抵制了赵、彭、张等的右倾情绪，积极地与首都三司(主要是蒯大富、沈爱莲、李党育)、哲学社会科学院红卫兵联队(主要是周秉方、邹永图、舍倍伦、王维)，民族研究所文革联系，通过他们向中央文革汇报湖南文化革命情况(汇报材料根本不给王任重的秘书)请求中央小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志同接见。张家政说：“如果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接见我们，那多好啊！不然关锋、戚本禹、王力同志接见我们也好，他们旗帜鲜明！我们根本不想见陶铸、王任重！万一不行，就逼陶铸、王任重表个态，看他同意不同意打倒张平化！”

2．大造舆论与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开辟“湖南问题”专栏，介绍湖南文化革命的情况，控诉张平化之流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揭露张平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当时，几百万红卫兵在北京串联，湘江风雷的造反精神很快影响到全国，叶卫东说：“毛主席讲：革命与反革命总得先制造舆论。听首都三司同志说：中央首长，每天都要上街了解全国文化革命的动向，现在又有几百万红卫兵在北京，我们要大造舆论，用大字报、大标语、开大会揭露张平化之流，这样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同时中央也了解到了湖南情况的严重性。”

3．当时，听说毛主席对长沙、西安、青岛问题有批示，于是与西安、青岛的造反派联合筹备《长沙、西安、青岛地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筹备处设在北航)后来，彭少云从筹备处回来埋怨大家说：“我们中间有人要炮轰陶铸同志，别人不同意我们湖南的参加筹备，怎么办?!”大家说：“能合作就一起开，不能就算了吧！”结果会没开成，西安的同志另外开了个会。

4．在北京铁道学院设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接待站”，与首都和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交流文化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来访人员络绎不绝。

5．向湖南革命造反派汇报北京的文化革命情况和湘江风雷在北京的战斗情况，传达中央的指示，给湖南革命造反派极大的鼓舞，给张平化之流及其御用工具“长保军”“赤卫队”以沉重打击。

6．10月上旬、中旬湘江风雷部分战士(港运局李慈顺、李铁凡、李敬林、易剑辉等)炮轰国务院接待站，揪周荣鑫、张文采黑线与西纠、东纠斗争。

7．听说张平化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就探听张平化的动向准备揪张平化批判斗争，张家政说：“要陶铸交出张平化！”

十月二十三日

湘江风雷与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民族研究所文革配合一道，去中宣部大院揪张平化，逼迫陶铸交出张平化。首都三司立即支持，派出参谋部周××、顾××协同作战。下午二时湘江风雷的先遣部队进驻中宣部大院，贴出“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大标语，向中宣部文革提出强烈要求，晚上，湘江风雷全体战士进驻中宣部大院，派出代表与中宣部文革协商强烈要求陶铸交出张平化批判斗争，中宣部的老爷们如临大敌，当晚，组成了批判斗争张平化大会的筹备小组(湘江风雷负责材料整理和大会组，首都三司的代表负责联络，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和民研所文革负责宣传)经多次催促，陶铸仍迟迟不予答复，中宣部曾种扬佯称没有与陶铸联系上，湘江风雷战士非常气愤，有的人说：“陶铸就是包庇张平化！”中宣部大院，歌声、语录声此起彼伏，部长、付部长老爷们通霄惶恐不安。

十月二十四日

凌晨，人们跨进中宣部大门，不禁大惊失色，说：“怎么中宣部“变天”了，全是湘江风雷的大标语、大字报！”又经过一整天的斗争，陶铸终于被迫交出张平化。晚上八点至十二点三十分，湘江风雷与首都三司、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民研所文革在中宣部小礼堂联合召开《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王天保、蒋学流(郴州的)等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的湘江风雷战士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愤怒声讨了张平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撕破了张平化两面三刀、欺上压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红卫兵代表闻讯赶来，表示坚决支持。中途，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阎德贵同志听了首都三司代表的汇报后，表示坚决支持，并表示立即向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反映会议情况。在会议进行中，一小撮“誓死保卫湖南省委”“誓死保卫张平化”的“长保军”企图冲进会场，破坏大会，但是，在群众的坚决斗争下，他们的阴谋可耻的失败了，最后只得灰溜溜地逃走了。大会上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清除张平化九·二四反动报告的流毒！”“彻底清算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打倒张平化！”等口号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张平化昔日镇压革命群众的威风扫地以尽，冷汗泉冒，全身发抖，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他口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斗争很激烈，湘江风雷战士不断递条子给主席团，要求大会继续开下去，大会秘书组负责人刘荣华同学集中大家的意见，两次把湘江风雷战士用血和泪凝成的《质问张平化廿个为什么？》递给大会执行主席赵连城，要求大会继续开下去，赵却借口什么“时间不早了！”“以后还要开一个十万人的斗争大会”，却擅自宣布大会休会，并说什么：“这是群众意见。”台下群众轰了起来，坚决不同意休会。当时，航运局的李慈顺同志立即站起来冲向主席台前，非常气愤地高呼：“我们今天还接到长沙来的长途电话，罗新发今天还在挨斗挨打！今天的会非要开下去不可！”有的人高喊：“张平化不老实，斗他几天几夜！”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指责说：“好出风头；本位主义！不听话！”还是强行休会，群众极为不满，意见纷纷，此时，叶卫东站起来，要赵连城公布张平化10月12日给王任重的信，以便把张平化两面三刀的丑恶咀脸暴露示众，而赵拒绝了，借口“未经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不能公开。”实际上，斗争大会前前后后，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一直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会前他们屈服于陶铸的滛威之下，企图将严肃的批判斗争大会搞成接见的形式，而张家政、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战士及学部红卫兵联队战士坚持开斗争大会，说：“搞接见形式，我们不但不参加，还要造反！”会后，赵、彭、张到处说：“这次张平化触及了灵魂。回去后会改正错误的。”张家政、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战士、刘荣华、陈勇、王有山反驳说：“狗改不了吃屎，张平化的本性是改不了的！”

湘江风雷与首都三司、学部红卫兵联队、民研所文革一起准备在10月27日召开10万人大会斗争张平化，蒯大富答应当大会执行主席，场地联系在工人体育场，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十月二十五日

凌晨，赵连城传达陶铸1．15来电，内容是：①陶铸同志同意接见一部份湖南来京代表(今天不行)；②大会不要再开了，张平化同志在北京还要有很多事要做，平化同志的错误检查一次当然不深刻，回去还要检查；③希望张平化同志能够改正错误。”湘江风雷战士要求中宣部文革证实此电话是真是假，中宣部文革曾科扬书面证实是真的，不等曾科扬将此电话稿读完，叶卫东跳上桌子说：“同志们10万人大会肯定要开！陶铸也不能代表中央！”衡阳锁厂郑开成(后来是湘江风雷衡阳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也说：“陶铸这几点指示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把它公布出去，进行批判。”在场的陈勇、王有山、刘荣华(当时的高司红卫兵，现都在高校风雷)立即表示赞同。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吓慌了，连忙说：“陶铸是中央第四号人物，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炮打中央，炮打中央文革！”并指责叶卫东说：“好出风头！炮打陶铸同志，别有用心！”这个大会就被陶铸破坏了，没有开成。

这天，叶卫东，刘荣华，李福钧(湘江风雷战士，后参加红旗)学部金吾伦起草了《最新消息：张平化被批判了——《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简况》的报道，以“大会秘书组”的名义发出，报导最后着重指出：“斗争还是很复杂、很尖锐的。张平化很狡猾、极不老实。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张平化至今还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还在继续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全体到会的同志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呼吁全国的革命群众、革命的红卫兵战友积极投入批判揭发张平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报道”用电话传回湖南，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长保军”大转，紧急“辟谣”。(后来街头播送批判张平化的实况录音后，“长保军”哑口无言。)

这天，湘江风雷和其他单位的同志分组讨论，总结工作，交换意见，推选近二十名代表见陶铸，强烈要求罢张平化的官。

十月二十六日

离开中宣部大院。晚上，湘江风雷战士召开民主生活会，尖锐地批评了彭少云、赵连城、张智忠的右倾情绪，彭少云一气之下，丢下湘江风雷袖章冲走，他们煽动几个人写大字报。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在水电部招待所)。

十月二十八日

晚上讨论“10．30”批判控诉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口号，造反派工人提出“打倒张平化!”的口号，高司代表坚决反对，强行删掉。

十月三十日

由大家选出的代表到人民大会堂见陶铸。

代表：叶卫东、张家政、李铁凡、赵南西、郑开成、蒋学流、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李福钧、刘荣华、三司代表周冬生等共十八名。

时间：下午二时——三时二十分，共八十分钟。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情况：陶铸事先给大家划框框，陶办通过中宣部文革传达，说什么：“陶铸同志最近工作很忙，时间特别紧，只能用一个钟头的时间给大家作作指示，大家最好在会上不要发言。”接见时，陶铸一进门，坐下来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为什么找中宣部?！张平化不是中宣部付部长了，你们下次再不要找中宣部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了不少漂亮话，但实际上是庇护张平化，替张平化定调子，划框框，并一再强调：“你们要立即回湖南去！”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等对陶铸的谈话极为不满，拼命插话，把陶铸谈的问题一个一个顶了回来，与陶铸辩论了起来，使陶铸十分恼火；赵连城、彭绍云、张智忠则用心听陶铸的“指示”，并多次压制大家的发言。最后陶铸说还要参加一个会，要走了。赵连城对陶铸说：“我们准备一起杀回湖南，希望给我们安排一个车箱。”陶铸一听大家要回湖南，如释重负，连忙吩咐中宣部文革曾科扬说：“你们给办办。”当时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尚未彻底暴露，湘江风雷觉得还有必要利用矛盾，(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先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张平化和“长保军”，从而最后彻底暴露陶铸。于是，张家政受湘江风雷战士委托，根据一般习惯的礼尚，送给陶铸一个袖章，并说：“陶铸同志，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主要是受迫害的工人和干部，请你当顾问。”陶铸慌忙推辞说：“我不当顾问，我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就当一个普通队员吧！”

陶铸走出门时又回过头来说：“你们要立即回湖南去，如果张平化再欺负你们，你们还可以来嘛！”

回到水电部招待所，赵连城、彭少云、张智忠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等代表反驳说：“根本没有解决一点问题！”张家政又对矿冶一同学说：“陶铸可能有问题！”还对易敬辑说：“陶铸靠不住，要戚本禹同志接见就好了！”张家政、叶卫东、刘荣华、陈勇、王有山几个人议论说：“陶铸的讲话有毒，回去不要大量翻印，内部批判地看看算了：”还讨论研究准备留下来继续斗争，向陶铸开火。

张平化从北京回来，所带回的东西都送到军区保管，连衣服、药品、老婆用的香水、孩子用的玩具等六、七箱都塞进了军区保密室。

长沙东方红总部在东风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批判控诉了张平化的罪行。工人群众由于亲身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迫害，对于张平化十分仇恨，在会上他们愤怒地喊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平化是镇压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张平化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等革命口号，把张平化揪到台上示众，对于工人造反派这种革命心情和革命行动，当时参加大会的“长高司”代表不仅不表示同情和支持，相反却表示反对，最后，甚至以退出大会主席团的手段来反对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

十月三十一日

湘江风雷考虑到湖南斗争形势的需要，准备杀回湖南。首都三司决定派一百人同湘江风雷一道杀回湖南，但来不及准备了。

晚八时，湘江风雷战士在水电部招待所集合坐卡车(民研所的)开往北京站，车经天安门前，大家凝视着天安门前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象，放声歌唱《浏阳河》、《大海航行靠舵手》，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在车站，王有山、刘荣华找到张家政商量回湖南后怎么办?提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半晚，湘江风雷战士坐上了红卫兵专车，当火车徐徐地开动时，大家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回忆着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时刻，回忆着在毛主席身边战斗的日日夜夜，湘江风雷战士的心里激起革命的波浪。

十月份

高司矿冶迫于形势，召开“批判省委工作队”大会。詹先礼的纠察大打出手，把主动上台控诉的矿冶井岗山红卫兵(原属高司人员)拖到体育馆门口，一路上拳打脚踢、受伤多处，遭到首都三司到会代表的坚决反对。此后，矿冶工作队直到现在仍未受到批判，原来工作队和院党委所泡制的文革筹委会那一套班子，仍盘踞高司各级领导。

十一月一日

在火车上散发了很多批判张平化“9．24”黑报告的传单，还吸收了不少成员，由68人发展118人，并在火车上编成了13个支队。讨论回湖南后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等问题。彭少云等几个人申请归队，经大家讨论，从团结愿望出发，同意他们归队。

十一月二日

湘江风雷战士胜利返长。一下火车，大家就一路高呼：“打倒张平化!”的战斗口号，直冲省委大楼，揪出了张平化，当即就在省委礼堂开会斗争，斗争由叶卫冬主持，提出了如下严重要求：

1．湖南省委必须马上派出专人负责调查10月30日长沙至韶山红卫兵参观毛主席故乡的翻车事件，并全力以赴支持革命大串连。

2．张平化要随叫随到，若借故不到，查出后，一切后果由张平化个人负责。

3．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是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现在必须全部集中住在一起战斗，省委应提供方便。

4．省委应在经济上一视同仁，供给文化革命的宣传器材和经费开支。

张平化是知道湘江风雷的厉害的，在中宣部大院就吃过苦头，此时又迫于压力，只得一一答应：

1．只要预先约好时间，无特殊事情，一定随叫随到。

2．其他事情责成官健平、韩江正负责解决。

晚上，湘江风雷战士集中住在省人委第二招待所。也就在这天晚上，湘江风雷将在北京斗争张平化的实况录音给当时的湖大河东战斗队播送，听众塞满了街道象盛大的节日一样。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感到从来未有过的痛快，齐声欢呼：“好得很！湘江风雷好得很！”“长保军”“赤卫队”，气极败坏，歇斯底里大发作，冲着说：“糟得很！还说是什么接见，明明是斗争，还把我们平化书记当敌人斗争，湘江风雷坏透了！”

十一月三日

林彪副统帅在天安门讲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刚从北京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感到格外亲切，无不欢欣鼓舞。

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八日发动群众阶段

(1)向革命造反派汇报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介绍首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广泛宣传军委10月5日紧急通知。

(2)批判张平化“9．24”黑报告，为平反工作扫除障碍。

(3)发展组织。湘江风雷革命大旗高高飘扬在毛主席故乡的上空，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将再一次兴起。

十一月九日

以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为主力军，从长沙市委大楼搜出大量黑材料，首创奇勋。这是震惊全市的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攻击的革命行动，搅动了省市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的酣梦，立刻大哗：“糟得很！糟得很！”“湘江风雷简直是土匪!”“长保军”“赤卫队”的保皇小丑们大叫大嚷：“就是反革命行动！”当时，高司的几个负责人对湘江风雷的行动很反感，又插手，别有用心地将抢出的黑材料转入矿冶学院(一直不予公布，至今下落不明)。相反，广大革命造反派和群众对这一革命行动无不欢呼：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十一月十一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出40多人(主要是金猴支队战士)，与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一道奋不顾身声援长沙纺织厂(裕湘纱厂)湘江风雷缚苍龙支队向该厂党委搜黑材料的革命活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该厂党委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长保军”“赤卫队”进行围攻殴打，当场首都三司三位同志光荣负伤。这次就是有名的“双十一”事件，这一事件教育了广大群众，长沙纺织厂湘江风雷缚苍龙支队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成为一个战团。

十一月初

军区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之流竟以备战的名义，给各地、市委书记架接通省委书记处的所谓“军用电话线”。张平化、王延春等就利用这条线，经常发黑指示。

张平化在省委常委会上布置，把机要文件和文革材料送军区保管。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与军区作了具体研究和安排。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办公厅等系统把大批文件和文革材料转移到军区。省委文革办公室三铁箱文革材料(其中有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也塞进军区保密室。

十一月十日

王延春躲进“一六三”医院，直到12月10日才出来。注：华国锋现是省筹小组成员，我们建议不要提他。11月中，军区一个负责人搭信到省委说：“平化同志到军区招待所去住，司令员、政委都很关心他的健康，很想和他谈谈。”此后张平化等就经常到军区招待所躲风，并在军区招待所开了几次省委常委会。

十一月十二日

省委把三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笔记本，全部送到军区保管。

刘子云亲自到“一六三”医院看望王延春、并找了医院负责人布置保卫、保密工作。龙书金和瀛文邦也先后去看望过。

十一月十三日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为主发起，在湖南剧院(中心会场)等四处召开《彻底批判、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万余群众到会。湘江风雷代表李仲昆(宣传部负责人、后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在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张平化的滔天罪行，到会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青年工人王建武同志的妈妈流着泪控诉了张平化“9．24”黑报告逼死她儿子的罪行时，全场愤慨、怒不可遏，要张平化低头认罪，有人用毛主席语录压了张平化的头。这时，“长高司”代表对于革命造反派的情绪表示很不理解，竟带着一百多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随即宣布退出会场。

十一月十四日

监于省委销毁和转移黑材料，公开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为了防止这种严重的政治事件的继续发生，防止省委消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证，湘江风雷、首都三司红色造反纵队、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等几个组织采取行动，搜查了省委部份办公室，其余查封、搜出大量黑材料。当时在湘江风雷的高司红卫兵赵连成、杨绍春企图将搜出的黑材料转移到高司矿冶，当时湘江风雷的同志不同意，便转移到湘江风雷一战士家中，赵连成等还多方打听材料的下落。

这天，在其他地方也同时搜出了大量黑材料。

十一月十五日

三时零五分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长沙井冈山等组织联合给张平化发出《通令》，《通令》说；“……今特令张平化迅速做到以下几点：

1．所有黑材料全部交出。凡被转移、藏匿的一切黑材料必须报告下落，并迅速交出。

2．以张平化为首的省委所作整理群众材料的黑指示，马上交出，张平化所作历次黑报告也一律交出，由革命群众审阅、批判。

3．凡销毁的黑材料必须立即开列清单，指使和执行销毁材料的人员必须如实交出。

4．如实交待公开抗拒军委、总政紧急指示的罪行，张平化必须公开检讨。

5．凡经查封或漏封的办公室、办公桌、柜子等(包括档案室、机要室、保险柜)，一律不准私自开封和动用，需用者必须经革命组织同意，各革命组织何时需进入搜查，有关人员必须立即携带钥匙陪同搜查，不得违抗。

6．自即日起一律不准各级组织偷偷销毁纸张等物，违者一律以销毁黑材料、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论处。

7．以上各条适用于各级党委与工作组等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有违者一律以公开违抗军委、总政紧急指示论处，有偷偷销毁、转抄、藏匿黑材料者，均以现行反革命论。

8．已执行销毁或藏匿黑材料，凡不从实交待，以及有材料不交者，一经查出，全部报呈罢官。

此令!”

这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彭克刚等三人带了搜出的黑材料赴京上报中央，并决定在北京建立驻京联络站。临行时，张家政再三嘱咐说：“不要把材料交给陶铸，不要陶铸接见，我们不相信他!”

十一月十七日

中央关于平反补充规定下达，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湘江风雷战士说：“中央关于平反补充规定是及时雨，长了我们的志气，撑了我们的腰，好得很！”

湘江风雷在清理从省委搜出的黑材料中，发现有人偷走了两份重要的材料，即：10月份张平化上报陶铸的《湖南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和《三级干部会议记录》，大家怀疑是彭少云伙同赵连成等盗走。12月初谢若冰证实此材料确被彭、赵盗走。

十一月十八日

湘江风雷总部派出战士声援船泊厂造反派抢黑材料。

湘江风雷与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在劳动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斗争张平化，当众公布和烧毁从省委搜出的黑材料如“谢若冰等九人反党集团”等。叶卫东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斗争坚决。彭少云任大会执行主席，为张平化讲话鼓掌、呼口号，群众极为不满。对于这次大会，高司湖大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二期(1966年11月25日)报导说：“十一月十八日在人民广场(编者按即劳动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彻底批判以张平化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平化同志回答了革命群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给那些谣言制造者打了重重的几个耳光。”左一个“同志”，右一个“同志”，对张平化是何等的亲热！

十一月十九日

建湘瓷厂党委对抗中央指示，拒不交出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20日凌晨，该厂党委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长保军”“赤卫队”在造反派搜黑材料时，进行围攻、殴打、搜身、绑架、侮辱，以至用灭火器毒杀造反派同志，当场就有六人中毒昏倒，五十一人因被打伤送进医院，一百一十八人分别被关在三个私设牢房里。湘江风雷总司令部闻讯，先后派千余人声援建湘瓷厂造反派。这就是骇人听闻的“11．19”流血事件。

十一月二十日

湘江风雷发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张平化之流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坐山观虎斗的滔天罪行。张平化闻讯潜逃，群众非常气愤，湘江风雷派人赶到衡阳把张平化揪回斗争。

张平化指使赵冰岩到军区烧毁黑材料。赵冰岩深夜出马，找刘子云说：“平化同志叫我给你们捎一个信，北京红卫兵冲了国防部，你们要作准备。”经过赵冰岩和刘子云策划后，分两处烧毁黑材料。一处是赵冰岩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在军区机要室斜对面的一间房子的火炉里，将省委文革办的三铁箱文革材料烧了一大半，其中包括部份工作人员和联络员笔记，从深夜二时一直烧到天明。另一处是张平化的警卫员和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将张平化历年来的手稿等东西烧毁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召开《“11．19”大惨案控诉大会》。会上，“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愤怒的口号惊天动地。在建湘瓷厂串联的北京女10中红卫兵，新西兰朋友在大会上发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政治扒手熊正吾(后来“省红联”的头号人物，龙氏夺权机构的要员)钻进了大会。

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右

从湘江风雷成立的第一天起，内部就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时明时暗而已。以张家政、叶卫东为代表的广大湘江风雷战士，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争坚决，与张平化之流毫无调和、折中的余地；而以彭少云、赵连成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人，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动摇，旗帜含糊，斗争软弱，与张平化之流调和、折中，不为群众所信任。更深入地、更彻底地批判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来的时候，彭、赵吓慌了手脚，制造种种借口，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企图排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家政、叶卫东同志。彭少云竟然背着总司令部的绝大部份同志和湘江风雷广大战士，(企图拉拢总司令部赵南西、曾明亮同志，未成)在湖南制药厂、汽车电器厂、湖南橡胶厂三次召开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企图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段排挤张家政同志。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就识破他们的阴谋，纷纷要求清除彭、赵。彭、赵闻风，急忙退去湘江风雷，并偷走一千多个袖章。为此，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根据广大群众的一再要求，讨论决定内部开除彭少云等九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江风雷在青少年宫门前宣传毛泽东思想时，湖大长保军的宣传车前往捣乱，当即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最强烈的谴责。后来，湖大长保军在众人齐呼“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灰溜溜地溜走了。

高司湖大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第二期上，在头条新闻位置以“本报评论员”身份发表题为《张平化同志必须为湖南大学革命师生‘平反’》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出“张平化同志必须对此负完全责任，非为湖南大学的革命学生“平反”不可。”“我们认为，这决非无是轻重的小事”，“张平化同志及湖南省委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同期及随后的第三期(12月6日出版)上，连续发表社论，为乞求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张平化为湖大“平反”，大造舆论。足见高司湖大总部的确把张平化为湖大“平反”视为“当务之急”的“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事”，也是衡量张平化及湖南省委是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标准。

十一月二十六日

湘江风雷在京战士，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兴奋激动。

十一月二十七日

“长保军”、“赤卫队”按照张平化的旨意，在劳动广场召开对张平化的假批判会，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代表要求发言，多方交涉，遭到无理拒绝。于是，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战士与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红卫兵，长沙井冈山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揭穿了“长保军”“赤卫队”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搞得这个混蛋大会狼狈不堪。

长沙市船泊厂湘江风雷等单位的数千名工人、学生在东风广场开“11．19”船泊厂事件控诉大会。会上群情激愤，当场揪出镇压革命工人的主谋和刽子手示众，并罢官，大快人心。

组织部制定了组织整顿方案。

十一月二十八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内部开始整风，并成立“总司令部工作人员审查小组”由首都三司北农大红色造反纵队和一些中学生组成，帮助对总司令部工作人员全面审查。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湘江风雷和水利机电局、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等单位，少年宫组织召开《彻底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水利机电局王俊杰同志平反大会》。来自各个不同工作单位的近万革命群众满怀革命激情进入会场，他们既是赶赴一个喜事，又是参加一场战上会，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水利机电局局长王俊杰同志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了省、市委对他的迫害，无情地揭了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十一月三十日左右

湘江风雷赴京代表张家政几次跑到首都三司对组织部沈爱莲及参谋部赵文明说：“我们不要陶铸接见，对他我们表示怀疑，不感兴趣。我们请求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或关锋、戚本禹同志接见！”又对湖大文革驻京联络员刘荣华、民研所工作人员吴永明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的同志多次说过这同样的话。

陈伯达同志、关锋同志在北京钢铁学院接见三司、北航红旗代表时，湘江风雷赴京代表肖立雄将“11．19”流血惨案汇报材料和给陈伯达同志的信交到陈伯达同志手里。信中说：“张平化之流在湖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故乡很快就改变颜色了！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毛主席故乡不改变颜色，我们准备献出一切！恳切请求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接见湖南赴京代表。

十二月初

张平化给军区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把省委放在军区体育馆的材料全部转移到军区保密室。军区照办了。

十二月一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正式开始筹备《愤怒声讨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滔天罪行大会》。张家政、张楚楩、常红(以上两人原是“东方红总部”战士，现在“长沙工人”)等为主组织，后增加刘荣华。几个人多次提出这次硬要罢掉张平化的官，都遭到“长高司”代表陈登高的极力反对，说什么：“张平化暂时不能罢官，还要看一看。”

十二月三日

长沙井冈山红卫兵小将毅然封闭了张平化的喉舌《湖南日报》，造反派拍手称快。“长高司”驻该报矿冶《全无敌》战斗队秉承“长高司”决策人占先礼之流的旨意，竟对这样的革命行动提出强烈抗议。

“长高司”还强行撤去参加封湖南日报的当时湖大河东战斗队；“长高司”还有人指摘井冈山红卫兵小将说：“一个月后，将证明你们干的是错误的。”

十二月四日

指挥部坚持要在“12．5”大会上提出“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战斗口号，刚到北京的所谓“赴京总司合部”熊正吾与高司代表陈登高《农学院学生》极力反对。

十二月五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在北京民族宫召开《愤怒声讨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湘江风雷战士陈国亮同志(“11．9”惨案的受害者)带着沉重的伤势上台控诉，到会的首都和全国各地造反派同志以及高司红卫兵战士，无不深受感动，以至热泪夺眶而出。首都三司代表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以湘江风雷为首的湖南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报》社派同志参加了大会，会后慰问了伤员，并对大会执行主席张楚梗同志(现长沙工人负责人)说：“同志们打得这个样子，湖南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一定马上向中央汇报。”

刚从长沙赶到北京的熊正吾，竟打着“赴京总司令”的旗号，挤上台自吹了一通，猖狂地叫喊什么“我是来为你们平反的！我是来为你们伸冤的！”到会群众很为反感。高司代表陈登高也拼命挤上讲台，表现自己。

十二月七日

张平化的黑爪牙梅永禄秉承省委意旨，策划启封《湖南日报》。

十二月八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布《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整风通令(第一号)》。

这个通令共分九部分：一、形势，二、关于学习，三、关于斗争的大方向，四、关于“要东西，要钱”，五、关于绝食，六、关于“罢官”和“抢黑材料”，七、关于上北京和互相支援，八、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九、关于组织问题。第一部分明确指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把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了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鬼计，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斗争的艺术，整顿思想作风，整顿队伍。加倍地提高革命警惕，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和更严重的反扑，并夺取新的胜利”。第二部分强调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的同志之所以在斗争中，在思想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学习不够，没有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六条》及其他有关文件放在第一位。为此，各部门、各级组织必须：1．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老三篇”，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狠斗‘私’字，树立‘公’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主观世界。……”第四部分敏锐地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问题，说：“目前，少数分部、支队向各级党委要大量的东西和钱，这是一种不良倾向，必须立即刹车，因为这种做，不仅不符合勤俭节约的原则，更严重的是败坏了组织的风气，助长了造反老爷的劣习。造反要有理，‘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凡属生活方面的，如单车、办公室、办公桌之类不必苛求，没有同样干革命。不要讲排场。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必须交钱、交粮。凡属于宣传用品、用具方面的，应要求与别的组织平等，据理力争。如不这样要求，我们的组织就会变质，就会丧失革命性，从而堕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我纵队全体战士对此务必充分注意。”第六部分深刻提出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张平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地批判这条反动路线，将其流毒彻底肃清，以最广泛地教育和发动群众，把广大的中间群众和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第八部分严肃指出：“各分部、战团、支队的脱产人员，必须严格控制，力求精简机构。脱产工作的同志，理应比不脱产的同志工作更忙、更辛苦；如发现有借脱产“闹革命”为名，行游手好闲之实者，必须制止，直至给与必要的纪律处分，甚至开除，”第九部分重申：“如发现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释放、贪污盗窃犯，流氓犯罪分子混入我队伍，必须立即清洗。”通令最后说：“以上九条，希各地司令部(分部)、战团、支队认真组织全体同志讨论，并遵照执行。”

这个通令是由叶卫东起草的。

这个通令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为全省革命造反派组织树立了榜样，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齐声欢呼：好得很！

总司令部决定由叶卫东，李敬林负责抓整风，并抽调得力干部廿多人，组成了整风调查小组，领导整风继续深入开展。

十二月

通过《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组织条例(草案)》。“条例”第三条“队员和红卫兵”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 “条件”第八条“与省委以下各级党组织的关系”说：“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拥护，否则就坚决抵制和反对”。

这个条件是由叶卫东、李敬林起草的。

十二月九日

“长保军”、“八一兵团”强行启封《湖南日报》，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出金猴战团和卷巨澜战团前去拼死营救井冈山红卫兵小将，与其他革命组织一道保证了封《湖南日报》的革命行动的实现。

十二月十日

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红卫兵等革命组织重新封闭《湖南日报》，发生大规模群众斗群众，张平化之流被迫派出代表，答应与封报单位谈判，张平化之流坐山观虎斗。

十二月十三日

以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红卫兵为主体的长沙市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的代表与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通过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1．双方决定：在双方达成正式协议之前，《湖南日报》不能复刊。2．双方同意，在《湖南日报》停刊期间，《湖南日报》社立即印发《人民日报》航空版发行。3．凡参加封闭《湖南日报》这一革命行动的工人、干部一律作公假处理，工资照发。4．此项声明立即印刷并连成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编的《造反有理》新闻专利《此刊发行一期，发到原《湖南日报》每一个订户。”

十二月十四日

张平化的忠实爪牙梅永禄策划“长保军”上京告状。

十二月十五日

一直紧跟张平化，紧跟省委的人一反常态，对章伯森等人提出抗议。

高司湖大总部、湖大校文革书面通知省委，要求省委为湖大平反。

十二月十六日

《湖南日报》造反有理总队针锋相对，定出十三名代表上京告状，梅永禄故意刁难，工人到省文革造反。

高司、总部政治部龙会光，原湖大校文革付主任高司湖大总部，成员陈润泉，先后分别电话乞求省委为湖大平反。

十二月十八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出《我纵队就开展整风运动告全省人民书》。

书中在估计形势时说：“全国的革命形势好得很！”“湖南、长沙的革命形势好得很！”“但是，我们更清楚地估计到了，更大的曲折、更大的反扑，更严峻的斗争，正在不远的面前等待着我们。”书中在谈整风的必要性时说：“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十月初以来，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我们每一个同志经受了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比之在反革命围攻之下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不是比较容易，而是更严峻了。”“就是有那么一些战友，他们不曾被反革命的重重围攻而征服，但是却在这些新的考验面前，不知不觉地碰了钉子，犯了错误。”接着，在列举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后说：“总之，有那么一些同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忘记了或者不大愿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革别人命的同时，忘记了或者不大愿意革自己的命，一句话，在触及别人灵魂的同时，忘记了或者不太愿意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头脑里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同时，我们的队伍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成立和壮大起来的，不可避免地混进了少数不良分子，他们为着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打着“湘江风雷”的革命旗号，干着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原则是：一经发现、立即清洗”，“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整风，经常不断的整风。”“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历历任务，我们必须整风！在激烈、复杂、艰苦的斗争中整风在不断地整风中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书中又勇敢地号召说：“全省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开炮吧，为了把我们纵队办成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了使我纵队成为更加革命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群众组织，请同志们激烈地开炮吧！”书中最后满怀信心地展望说：“通过整风，我们失掉的仅仅是我们身上的污垢，得到的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整个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通红通红的世界。”

这是继12月18日《湖南省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整风通令(第一号) 》发布以后，湘江风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又一体现。

这个文件是叶卫东起草的。

▲湘江风雷在市委大楼五楼发现大量枪枝弹药，张家政立即电话通知驻京联络站的同志，向中央文革汇报。

▲省委常委在军区招待所集中后，由军区派人送至马坡岭教导营的营房开黑会。这个月中旬，张平化就躲在一六三医院达廿来天。

十二月二十日

▲湘江风雷、长沙井冈山等十六个组织讨论通过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联名鉴章)、并派出代表团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请求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等接见，提出不要陶铸接见。这个报告书向中央文革小组恳切地提出了如下请求：

(1)恳切请求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亲自接见湖南赴京代表团。

(2)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

(3)改组《湖南日报》编委会。

(4)湖南军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与革命群众相对立，犯了严重的错误，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必须向全军指战员、全省人民做出深刻检讨。

(5)湖南公检法、动用专政机器，镇压革命群众，充当了张平化之流的御用工具，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

▲这天，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徐天贵，《湖南日报》付主编曾汉基统率“长保军”上京告状，企图推翻四项协议，给造反派妄加罪责。

▲张平化出院，由军区用军车把张平化、王延春、苏纲和各地、市委书记送到南岳开黑会。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湘江风雷、长沙井岗山等十六个组织派出的赴京代表团到京。

▲这天，陶铸接见全国新闻界赴京人员。会上，陶铸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徐天贵、曾汉荃统率的“长保军”赴京告状团也奇怪地纳入了接见会。湘江风雷战士闻讯，非常气愤。

▲12月上旬、中旬：

▲以湘江风雷为主的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与政治扒手、保皇干将熊正吾、陈登高(“长高司”代表)之流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12月初，熊正吾与“长高司”勾结，骗取一张由八个组织签章的介绍信，打着“赴京总司令部”的旗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赴京，到处招摇撞骗，散布什么“张平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暂时不能打倒！”“批条子，罢下面的官，还是要利用他！”等等谬论，还造谣说：“咯是长沙市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决定！”熊等并秘密成立的所谓“五人核心小组”，策划单独求见陶铸，“长高司”代表陈与熊一唱一合，密切配合，当时，“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正积极组织与陶铸的辩论会，准备围攻陶铸、熊正吾勾结反革命分子张利出、刘桂芝(北京红色造反团其中一派，后因非法夺中宣部的权而被逮捕)，伙同“长高司”代表陈登高，暗中阴谋破坏，造谣中伤，以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围攻，追捕当时积极组织与陶铸辩论会的指挥部负责人张楚楩、刘荣华、常红等同志。湘江风雷战士陈国亮、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的同志以及湖南赴京代表团的同志。以湘江风雷为主的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湖南赴京代表团、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及在京广大湘江风雷战士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支持下，与陶铸及其爪牙熊正吾、陈登高之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了他们搞政治交易的罪恶阴谋。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晚，在中南海小礼堂，湖南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组织与陶铸的辩论会，会前，熊正吾、陈登高纠集一帮人威胁恐吓指挥部会议组织者说：“张楚楩主持会议，老子就凑死他！”会议开始，熊、陈的一帮人坐在一起，摩拳擦掌，杀气腾腾，只等打人。当陶铸走进场时，群众高呼“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打倒张平化!”的战斗口号，陶铸如临大敌，面色发黄，熊、陈之流慌了手脚，赶忙请陶铸坐，阿谀奉承。首先指挥部代表发言，愤怒控诉了张平化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了张平化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强烈要求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字字句句打中张平化的要害，痛在陶铸的心尖上，陶铸双眉紧销，如坐针毡，熊正吾急急忙忙抢先发言，面对着陶铸献媚地连声不断地尖声怪叫：“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好领导！”“陶铸同志，你不要谦虚，你是我们的好领导！”肉麻刺耳，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慨。接着，湖南赴京代表团代表宣读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并当面逼迫陶铸表态，陶铸极力回避要害问题，庇护了张平化，指挥部刘荣华同志当即驳斥陶铸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平化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彭克刚同志从座坐上冲起来，愤怒地说：“张平化正在杀人！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正在遭秧！今天来的48名伤员，118名坐牢的，就是张平化的受害者，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对于张平化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我们能容忍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要老账新债，一起清算!你又打算怎么办呢?”陶贼无言以答，恼羞成怒，扳着面孔说：“是我讲，还是你们讲？！好，我不讲了，让你们讲算了！看你们闹！”熊正吾赶忙站起来压大家说“大家不要闹！大家不要闹！要尊重首长同志！请陶铸同志继续作指示！群情激愤，根本不理采陶铸、熊正吾的一套，接连不断地尖锐地质问陶铸，向陶铸猛烈开火，陶见势不妙，佯称另有会议，企图逃走，群众将其团团困住，熊正吾、陈登高之流拼命解围，高叫：“让开！让开！让开一条路！！给陶铸同志让开一条路！”这时，湘江风雷战士，重伤员陈国亮同志怒火满腔，眼冒金花，紧握拳头，咬得牙齿格格作响，自言自语地说：“老子揍死陶铸！”他又几次挣扎着，要冲上前去，被护理人员劝阻。在熊、陈之流的保护下，陶铸溜掉了。

湘江风雷名誉队员，首都三司红卫兵中央民族学院学生洪飙(即郭翠琴)等返校后，通夜未眠，后起草《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的草稿。

散会后，湘江风雷战士议论纷纷说：“陶铸、张平化是一条黑线！”这一场战斗，充分体现了湘江风雷敢于造反的彻底革命精神。对于陶铸的这次讲话，“长高司”如获至宝，大量翻印。

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省委五次电话正式通知“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于24日上午九时到省委谈判。高司总部派政治部主任龙会光去湖大参加组织《红色造反代表团》。于同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和声明，称“张平化等同志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教育下层各级干部以及那些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如长保军、八一兵团，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将派遣要平反代表团到省委进行谈判。”

十二月二十三日

洪飙以“湘江风雷战士”的名义贴出了全国第三张炮轰陶铸的大字报：《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又费了很大的劲要回熊正吾给陶铸的胶卷和材料。“湘江风暴驻京联络站与洪飙一道将大字报贴到中宣部大字报贴出后，熊正吾、陈登高派人去中宣部抓洪飙、彭克刚等同志，未得逞。

当天晚上，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将全文打电话告诉总司令部，总司令部坚决支持，后又抄成大字报并开宣传车广播。

十二月二十四日

晚，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的同志与首都三司、中央民族学院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紧密配合，一举封闭了张平化之流的特务机构——湖南省人委驻京办事处。

上午九时，高司湖大派出“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前往省委谈判。

十二月二十五日

洪飙与驻京联络站全体同志一同讨论研究，在中宣部贴出《炮打陶铸，揪出张平化》的革命大字报，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印发出这两张大字报。之后立即遭到保皇派的围攻和熊正吾、陈登高之流的进一步追捕，什么“反革命”啦！“炮轰中央文革啦”！“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啦！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革命战士大义凛然，毫无惧色。

十二月二十六日

湘江风雷与其他各革命造反组织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寿辰，在东风广场联合召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表达出了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以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钢铁般的决心。大会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给中央文革发了电报。

同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湖南省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关于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通令》即(整风通令第二号)。

十二月二十七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张家政打电话给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彭克刚，要他们在北京成立“专揪陶铸战斗队”。于同日，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成立“专揪陶铸战斗队”。

张平化26日跟他的亲信梅永禄说：“只要湖大问题一解决，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就好办了。”于是27日下午三时至10时“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湖大望江楼进行第一次秘密谈判。

十二月二十八日

湘江风雷等七组织发表关于封闭湖南省委一手泡制的《湖南省红卫兵战果展览》联合公报，严正指出这个展览纯属为“长保军”歌功颂德，立传树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制造舆论。封得好！

下午晚上，“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省委党校第二次谈判。

十二月二十九日

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专揪陶铸战斗队”彭克刚和洪飚去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与“专揪陶铸战斗兵团”联系，当时兵团负责人金吾伦、王维同志，高兴地说：“我们正要找你们湘江风雷，你们是全国第三个贴陶铸大字报的组织！”然后交换了意见、材料，后又成立“批陶联络站”并参与其工作。

12月29、30日，张平化、龙书金之流指使“长保军”“八一兵团”在省委礼堂挑起武斗，革命造反派战士惨遭毒打，身负重伤。青年近卫军闻讯赶到后，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立即派出一个支队前往支援，并下令各支队、战团、分部紧急待命，坚决反击“长保军”挑起武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

十二月二十九至三十日晨四时四十五分

“湖大要平反代表团”与张平化在岳麓山蔡松坡纪念堂第三次谈判，跟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张平化共同签订了臭名昭著，出卖造反派利益，背叛工人阶级的“红色造反者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中共湖南省委谈判协议”——《十三条协议》及“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与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同志谈判公报”，他们跟张平化、王延春之流亲亲热热、卿卿我我，争先恐后要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二页上签字留念，并提出要跟张平化、王延春之流留影，省委韩江正允诺送望江楼谈判代表各韶山纪念章一枚。会后与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同进美餐、举杯祝贺、共庆胜利、张平化又拟拨十万元给“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编者注：高司湖大总部黄绍贤是其中最活跃的分子)还准备公开“1．8”(后改为“1．10”)全省大会，专为湖大挂帅旗，令高司、湖大一小撮反动决策人镇压湘江风雷，高司湖大决策人受宠若惊，好不欢喜，誓为张平化效犬马之劳，与湘江风雷血战到底。

十二月三十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发出《致全省复员、退伍、转业、荣誉军人及烈军属慰问信》、主标题为《迎接伟大的胜利》

文中谈在分析形势，表示祝贺后说、“同志们：这新的一年，是关键的一年，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彻底崩溃、而又必作垂死挣扎的时刻。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履行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豪言状语，我们一定要丢掉幻想、准备更艰苦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造反者联合起来，迅速组成浩大的统一战线，让我们紧紧也把心连在一起，迎接伟大的胜利到来!”

这天晚上转钟两点，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联络部肖立雄到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商量揪陶铸问题。

在北京，以湖南赴京代表团和《湖南日报》造反有理总队赴京代表在中宣部大楼，乘“长保军”在四楼吵闹时，从二楼把潜逃北京搞鬼的《湖南日报》付总编辑曾汉荃和宣传部干事×××，揪到内务部斗争一场，后又要被揪的×××引路，扦入赴京“长保军”的巢穴，智擒徐天贵到内务部进行斗争。

这天，清晨六时、高司湖大总部向全校师生连续三次广播《最新闻简报》，“简报”称什么“经过全体代表共同艰苦努力和不疲倦斗争，谈判达成协议，“胜利结束”，毫不掩护地表露了他们被张平化用御封“左派和特大校旗等政治、物质手段收买的得意心情。“简报”还肉麻地吹捧说：“省委决心站在红色造反者一边，彻底改正自己严重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是十分成功的大会。”还说什么：“这仅仅是开始”，也就是说这次出卖革命工农群众只是刚刚开始，今后还要继续出卖革命工农群众。事实也正是如此，高司反动决策人“9．24”以后又找到龙书金、刘子云这类新主子，充当了二日镇压湘江风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黑店中的一名可耻的店小二，从而完成了他们叛变革命的店宿愿，用实际行动为自己铸成了一个“最完美”的“不朽”的“叛变徒塑象”

当天，湘江风雷湖大支队揭出：“望江楼谈判协议是机会主义的代表性”。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发生“省政协事件”。“长保军”、“八一兵团”打伤中医学院学生83人，高司决策人坐视不顾。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闻讯赶到声援，挽救了中医学院同学，挫败了“长保军”、“八一兵团”的反扑，并将“长保军”的老巢一举抄到掉，大灭了资产阶级猖狂反扑的气焰。

“红色造反者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私自作出《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意见》。

12月29日30日31日：连续三天在省委院内和省政协院内发生大规模武斗，打伤二百多人。张平化、王延春就躲在军区招待所，坐山观虎斗。值班室的负责人去找，也不让接见。


【一九六七年】


元月一日

一中《齐卫东》小将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坚决支持下，在长沙最先贴出《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阴谋家和野心家》的大字报炮打陶铸，(大字报底稿曾与张家政、叶卫东讨论过)大字报揭露批判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三大量的三反言行，以及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的黑关系，尖锐地指出：“陶铸是中南地区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中南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王任重、张平化的后台老板，提出“打倒陶铸”！“打倒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三家村！”的响亮口号。大字报一贴出，“长保军”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围攻《齐卫东》小将，长高司的混蛋在大字报上批语说：“这是一张反革命大字报!”，“空洞无物，恶意攻击!”，“长高司”湖大河东战斗队也慌忙发表评论，攻击一中《齐卫东》“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小心李洪山式的人物！”湘江风雷坚决支持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并写上转抄戚本禹同志写给徐昕等五同志的一封信，回去“长保军”和“长高司”的混蛋，不久，湘江风雷就贴出了。大标语揭露批判陶铸罪行的大字报。

这天，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翻印(铅印)了北航红旗红风战斗队的《革命少数派向何处去?—四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加《翻印者的话》，作为整风学习参考文件。《编印者的话》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当然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来，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向革命造反者推荐这篇文章”“北航红旗，我们认为不是无好处的。……”整风继续深入进行。

元旦前后，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布置，抓紧整风，学习毛主席著作，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错误，改造思想。

元月三日

下午两点，张平化在湖大礼堂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邀请湖大全体师生员工参加，自始自终由高司湖大红卫兵做保卫工作，张平化穿着军大衣作了一个多小时报告，当讲到为湖大“平反”，高司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望江楼谈判的内容时，获得高司湖大数次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台上台下、洋溢着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突然有工人要抓张平化，于是有人立即通知张平化，狡猾透顶的张平化马上起身，高呼几句口号后，由高司湖大保护并派车护送张平化去宁乡避难。

晚，由苏钢出面，高司主持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传达“望江楼谈判”情况，宣读“公报”、“协议”和“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几点意见”，大讲特讲张平化“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教育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为湖大彻底平反、为湖大恢复名誉。

湖大校文革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布置“1．8”(后改为“1．10”)大会的宣传，校文革副主任扬联京宣布，大造声势，从溁湾钲到湖大要形成一片红色海洋，经费开支，省委同意不受限制。

也就在这天，张平化、苏钢又指使苏钢秘书和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再次到军区烧毁大批文件和黑材料。

元月四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成立“批陶专刊”编辑小组，有《齐卫东》小将，洪涛、刘荣华、民研所吴永明、向东等同志参加。

晚上，张家政、罗勇，刘荣华三人谈起刹住“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问题，张家政说：“近来社会上要钱、要东西成风，这又是张平化之流的一个大阴谋，挫伤革命意志，转移斗争大方向，是一股反革命经济黑风，必须立即刹住！我们湘江风雷要发一个通告，戳穿张平化之流的这个大阴谋，号召湘江风雷战士雷厉风行，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联合各造反派组织，一齐行动。”

元月初，叶卫东看到市面物质供应紧张，就交代《湘江风雷》报。

编辑部写一篇社论制止这股经济主义歪风

决定湖大驻《湖南日报》〈夺取新胜利〉斗队(编者注：这个战斗队的同志，坚持与高司的决策人斗争，深受迫害，现战斗在高校风雷)贴出第一张批判望江楼协议的大字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抨击高司湖大少数决策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当时高司政治部主任龙会光看后轻蔑地对该队贴大字报的人说：“我们愿意听你们的反面意见，因为正面意见听得差不多了。”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贴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影响很坏?”

元月五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宣布开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队籍的决定。

这天湘江风雷组织反对“反革命经济黑风”调查团。

以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为主体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驻京联络站参加在北京体育场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誓师大会》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

在高校司令部中(苏)阿友好馆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一个全市部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上，湘江风雷代表支持长沙井冈山(现为湖南井冈山)的意见严肃指出：“1．10”大会把希望寄托在对湖南人民犯有滔天罪行的刽子手张平化身上要由他来召集全省红色造反者大会，要他承认谁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他来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平反，要他以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来教育下层各级领导干部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真是拿千千万万受迫害极深的同志的政治生命和血泪仇恨来开玩笑，这简直是犯罪，因此坚决反对“1．10”大会。

元月六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成立“专揪陶铸战斗兵团”，由宣传部负责人李仲昆负责。成立后立即由李仲昆率领去武汉揪陶铸，到武汉后，听说陶已畏罪自杀返回长沙，又组织“南下造反团”准备去广州炮轰中南局一直筹备到二月四日，正准备动身，湘江风雷被龙书金、刘子云之流镇压了。

在高校司令部中(苏)阿友好馆二楼会议室召开长沙市22个组织代表60多人的会议(高司湖大占30多人)由高司湖大决策人黄绍贤主持讨论“1．10”大会问题。湘江风雷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这样的会不能开，这样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向刽子手张平化屈膝投降的会，不能开，并对望江楼谈判“协议”和“公报”进行了严肃地的批判，还用大量事实说明张平化反党集团对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早就该千刀万剐了。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右倾机会主义的“1．8”大会，产生了由“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高司”等十三个组织组成的常委，湘江风雷被选为大会筹备主任。决定召开革命的“1．15”大会。

这天、赵永岩指使两个工作人员，带着他的信去军区第三次烧毁黑材料，刘子云看了赵永岩的信后，马上同意，并说：“省人委的文件已经在这里清理了两三天了。”刘还对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说：“你给杨树青打个电话，要他赶快派人来，把省委的文件清理下。”这次烧毁的文件和黑材料，就是在军区的火炉里烧毁的。

晚八点多，湖大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召开全校性会议，由龙会光作为什么造“1．15”大会的反的报告，大造谣言，煽动群众，把反湘江风雷的情绪推向高潮。并纠合工人造反军、造反有理军几个组织约30—40人团团围在中间，一片孔叫声、咒骂声、讽刺嘲笑声。……这样对叶卫东同志非法审讯、斗争达六小时之久。

湘江风雷下属的某些战团听说叶卫东同，后被湖大斗争了，纷纷要求把叶卫东同志接到河东来，总司令部考虑如果采取这个行动，可能发生武斗，叶卫东同志被斗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天，湘江风雷与长沙市其他十三个组织召开《湖南省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大会通令，会后游行。

元月十三日

凌晨4时左右，以高司湖大总部为首，高司负责人占先礼亲临指挥，强行封闭了“1．15”大会筹备处，并抓紧急通知，通知长沙市各造反派即日上午九时到湖大北楼开会，重新选举筹委。

高司湖大继续在河东大造声势一天，大肆攻击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市中心、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招谣撞骗、诬蔑诽谤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横幅。

晚上，湖大东方红联合指挥部召开全体大会，重作龙会光12日晚煽动性的报告。更可笑的是，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凑凑”“造‘1．15’大会的反”的理由，以充实宣传内容。

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6个革命组织组成联合调查团赵衡调查“1．9”“黑电话”会议的效果。调查结果，“1．9”电话会议并非“黑电话”会议。

这天，《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纵队正式成立，宣布接管报社大权，湘江风雷表示坚决支持。

元月十四日

湖大赵祝庆出面另组筹委会，串通几个单位，发出倡议策划“1．18”大会筹备会，由“贫下中农”代表莫国勋主持，莫推赵主持，实际上以后的会议大多是赵主持的。

高司游行，高呼“打倒叶卫东!”的口号。

湘江风雷所属的许多战团、支队对高司的进攻忍无可忍，湘江风雷总司令部被迫决定用四大给予高司还击。

“长保军”“赤卫队”等保字号，在京联合组成“赤、红”大队，竟胆敢冲击中南海，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同志、湘江风雷上京告状战士闻讯后，奋不顾身赶到，把这群小丑赶出中南海，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元月十五日

新生的《湖南日报》出版，湘江风雷表示祝贺。

元月十六日

“长保军”冲进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狂妄声称要与《红旗》评论员辩论，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及湘江风雷在京战士与首都三司战士前去保护《红旗》杂志社，赶走了“长保军”。

这天，又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提出“打回湖南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元月初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就派代表赴京动员湖南在京的同志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会就是在湘江风雷代表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

由湖大东方红联合指挥部总指挥、高司湖大总部组织部部长赵祝庆起草(由魏臣海、龙会光、赵祝庆二人商量，经高司负责人付琪审稿)恶毒攻击湘江风雷的两份黑电报(给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在“1．18”大会代表会上宣谈时，立即遭到代表反对，因此会场混乱，无法继续，“1．18”大会只好就此流产。

湖南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得知军区内窝藏了省委的黑材料，并正在烧毁，于是，派人前去封闭军区一、二、三楼，要求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派人前去支援封闭四楼。湘江风雷怕上龙书金的圈套，没有答应派人进入军区，只同意大造声势，大造舆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元月十七日

叶卫东代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在新华电影院召开的造反派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六点严重声明：

1．由高校司令部和湖大一小撮叛徒，与张平化达成的“望江楼”协议和公报，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省彻底进行的铁的罪证，是张平化的收买政策的产物，是革命队伍中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物，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物，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起来坚决抵制和批判协议和公报的流毒和恶劣的影响。

2．在“望江楼”协议和公报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召开会议，必然是为张平化之流涂脂抹粉，开脱罪责的大会，如果让其开成，必然要给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更大的阻力和曲折，因此，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坚决反对之。

3．湖大一小撮叛徒出尔反尔，两面三刀，挑拨离间，耍阴谋，放暗箭，造谣中场，强行封闭革命的大会筹备处，破坏“1．15”大会的召开，妄图独揽湖南文化革命的大权，保张平化过关，充当新的，“长保军”，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揭露其恶毒的用心。

4．目前全省的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某些地区真正的红色造反派队伍，尚未形成，因此，召开全省的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的时机尚未成熟。

5．原“1．15”“1．18”筹备处召集的会议我们不参加，我们坚决支持各地、市、县赴长造反者自己筹备召开的革命造反大会，向各地赴长革命者学习。

6．全省红色造反者立即行动起来，对以张平化为首的一小撮，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晚上，“1．18”大会筹委会，召集扩大会议，执行主席提出：“我们只斗张平化。我们不是惩办主义，而是通过斗争把右派打成“左派”“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张平化我们只斗一天!”

大会向党中央拍了一份电报，电报稿是王延春签发的。这天，王延春与省委常委在湖大开了一次秘密会。

北联站八位小将借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宣传车到矿冶宣传毛泽东思想，阐明自己的观点，遭围攻近35小时之久。湘江风雷先派金猴战团负责人，去矿冶交涉，要求时“红旗”战士放回，退还金猴战团的宣传车，交涉未成，反被围攻。到第二天清晨，湘江风雷不得不组织了一百多人前去解决问题，接回“红旗”战士，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则用广播叫来大量不明真相的学生，进行围攻、挑衅。企图制造武斗事件。但是，湘江风雷的战士，排好了队伍，不与他们争论。高司反动决策人，已专门在停放宣传车处安了广播器，进行挑衅活动。就这样一直到晚上，湘江风雷又组织了五、六百人整齐地排好队伍，护住宣传车，将躺在车前拦车的学生一个个劝走，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宣传车接到河东。

元月十八日

湖南红旗军要封军区四楼，湘江风雷劝阻他们不要去上当，红旗军不听。

“1．18”大会未开成。高司在王延春等人的指挥下，坚持改日再开这样的分裂会议，便改成了“1．20”大会。

元月十九日

晚上，湖大召开“时局讲演会”。通篇讲的是“湘江风雷有大国沙文主义”；“形”左“实右”，“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还说什么“当前是革命胜利的前夕，是夺权的前夕，因此，对湘江风雷的斗争，成了主要矛盾。”……。

元月二十日

湘江风雷拒绝参加由“长高司”操纵的欺骗全省红色造反者，出卖全省人民利益的所谓“1．20”“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晚上，湖南军区宣布湖南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开始，许多革命群众不明真相，不相信，打电话到北京查问，但邮电通讯已被控制，打不通。于是湘江风雷派出一些人到湖南红旗军总部去调查了解。“长高司”伙同“八一兵团”“长保军”乘机大肆抓捕“湖南红旗军战士。”

元月二十一日

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集合两万人开会，抗议湖南军区镇压红旗军广大革命战士。会后，示威游行，并派出代表去军区提出下列要求：(1)看中央拍来的关于红旗军冲军区问题的电文原稿。(2)看红旗军冲军区的现场：(3)看望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均被拒绝。

毛泽东主义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等就红旗军事件发表严重声明如下：

严重声明

就1967年元月20日，湖南军区出动军队，宣传车干予地方文化大革命，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红卫兵长沙市大专院校造反司令部，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革命造反总部，湖南省直属机关东方红公社，衡阳矿冶工程学院驻长联络站发表声明。

元月20日下午，4．30湖南军区一小撮混蛋盗用中央名义，把湖南红旗军打成反革命组织，连夜出动宣传车，并伙同“八一兵团”等四处捕人，抄总部，连红旗军普通战士也不放过，造成全城性的白色恐怖对此严重事件，我们发出严重声明：

一、强烈要求湖南军区交出中央关于湖南红旗军电文的原稿，澄清中央关于红旗军电文的真相。

二、湖南红旗军的绝大多数战士是革命的，其中许多同志是敢闯敢干的革命闯将，决不允许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三、湖南红旗军等革命组织从湖南军区抄出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

四、“八一兵团”“长保军”在此事件中又一次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的打手，到处抓人，为此，我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其中顽固分子必须逮捕法办，高校司令部的某些人充当了极不光彩的打手。

五、此事件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张平化和湖南军区负完全责任。

1967年元月21日

“1．20”大会去湖大操坪继续召开，会上有王延春、苏纲参加，与大会主席团主席张昌佑大演双簧，说湘江风雷窝藏了张平化，是保皇派发动代表大写大字报，标语，抗议书，号召把长沙城贴满，向湘江风雷开火。于是，一场大规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便开始一幕一幕地上演。

元月22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了解到中央对红旗军批示是真的，立即就红旗军事件发表严正声明，拥护中央指示。

严重声明

一、红旗军、红导弹的少数头目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区，冲入指挥保密系统，并扬言“夺取军权”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纵队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元月二十日凌晨的指示。

二、红旗军、红导弹的首恶分子，必须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三、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把红旗军、红导弹的广大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严禁随便打人，捕人。

四、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真假，“八一兵团”“长保军”“三八娘子军”等组织中一小撮混蛋如趁机实行阶级报复，进行反革命的反扑，我纵队将协同有关单位立即镇压。

五、严重警告高校司令部等组织中的一小撮叛徒，你们如果胆敢混水摸鱼，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坚强的革命左派，请当心你们的狗脑壳。

六、张平化之流转移斗争目标，挑动革命群众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其罪恶不赦，必须彻底清算。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部
1967年1月22日
湘江风雷和其他造反派一道去东风广场召开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为革命干部罗新发平反，会后，罗新发带大红花游行。

晚，高司一小撮混蛋挑动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代表围攻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为了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严防群众斗群众的局面发生，于11时左右将前来保卫总司令部的人员全部撤回各单位，然后又请贫下中农代表上楼避寒。湘江风雷做到仁慈已尽，但总司令部在元月23日仍连续遭到高司一小撮暴徒和他们唆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代表的洗劫，总司令部的牌子被砸烂，并抢走两部单车，一面大旗，两部轻便式的发电机，抓走两个工作人员。

元月二十三日

高司湖大学生和参加“1．20”大会的代表，绝大部分上街到河东，包围湘江风雷。口号是“打倒湘江风雷！”大会负责人在代表中煽动说“不打倒湘江风雷，我们就不回去!”

元月二十四日

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开斗争张平化大会，会后揪张平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这天，高司又去部分人砸了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回湖大后，大喊大叫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委托株州司令部派车派人上井冈山接运因脑膜炎被围困在山上的红卫兵，并发《告全省人民书》

元月二十五日

“1．20”大会代表与高司学生上午过河，又一次围攻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直到天黑才回去。晚上，高司有人宣扬说：“我们有军队支持！”

下午邵阳地区代表与湘江风雷卷巨澜战团谈判，卷巨澜同意将张平化交给高司操纵的“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斗争’，但高司一小撮决策人在张平化交出后，几天都未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而对围攻湘江风雷倒顶热心，每天调动大批人马过河向湘江风雷游行示威。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再次通知停止发展组织和严禁打、砸、抢、抄。此时，湘江风雷已发展到93万人。

军区派出部队为高司及高司的总部站岗。

元月二十六日

“1．20”大会并未斗争张平化。张平化、王延春等这天在湖大开3个省委常委会。

高司一小撮人在幕后操纵下串连和欺骗了十几个“革命造反组织，半夜里封闭《湖南日报》，扼杀了新生的《湖南日报》，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这是一场新的更大的反革命大反扑的开始。

元月二十七日

“1．20”大会部分代表仍与高司湖大学生过河游行示威，继续攻击湘江风雷。

晚上，“1．20”大会筹委会开会，执行主席提出大会任务之一是斗垮“政治扒手”“野心家”叶卫东，一部分人留下瓦解湘江风雷，一部人回各地去夺权。

元月二十八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湖南红色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东风广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打倒经济主义大会》。湘江风雷积极动员战士主动退出已领的补助费。

上午，“1．20”大会“斗争”张平化，当张平化，王延春，万达，苏钢之流走上主席台时，台上高司学生带头鼓掌，在代表诉苦中，引起了代表们的气愤，喊出了“打倒张平化！”的口号，大会执行主席立即宣布两条，重申纪律：一是口号必须统一喊，二是鼓掌必须经过批准。

元月二十九日

下午，“三联站”、“北联站”去湖大宣传毛泽东思想，受高司湖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

在张平化和他的新“长保军”的策划下“1．20”大会的游行队伍中，“打倒湘江风雷一小撮”的口号，比“抗议苏修无理打伤我留学生!”“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口号还响亮。

元月三十日

军区开动10多部宣传车，出动庞大的队伍，武装游行，“长保军”，“长高司”拍手称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341部队，硬骨头战斗队贴出“炮打湖南军区，火烧龙书金！”“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的大标语。

湘江风雷的宣传车在湖大被围攻，宣传车上的广播器材被抢走。

晚上，在人民电影院，叶卫东召开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由李铁凡谈了“20点”：当前形势大好，宣传跟不上形势，要发动群众，大造声势，大造舆论要继续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将混入湘江风雷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不良分子，社会渣滓和“长保军”、“八一兵团”的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去，再次规定暂时停止发展组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饭要付钱付粮等等。

这天本是斗争张平化，王延春等人，而高司湖大一小撮人操纵大会，千方百计制造种种事端转移分散代表们的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湘江风雷。

元月三十一日

上午，白马公社一批青年近卫军战士(全部是贫下中农社员)在长沙参加革命造反派的大会后，乘车回公社，被高司矿冶游行队伍包围，48名战士全部被非法绑架到矿冶，关进文革楼。青年近卫军总部负责人闻讯后派出代表与高司矿冶总部谈判，要求释放被非法绑架的战士。长高司矿冶总部的混蛋不但不放人，反而将谈判代表扣押，秘密关入机电楼内。

下午，三联站，北联站，341红色硬骨头，东方红总部等宣传车到矿冶再次宣传，长沙军分区马上打电话通知高司矿冶准备。五时许，三部宣传车陆续开到，刚进矿冶校门，高司矿冶的广播就叫高司的人紧急集合并造谣说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来抄家了。还再三地广播：“有来犯者，只要好打，……”。当宣传车刚开到造反楼前时，高司矿冶数百万人立即围上去大打出手，洗劫一空，人全部被抓，关在造反楼，学生八舍，还险些发生人命事件。

晚上，高司矿冶内一片慌乱，他们一会说青年近卫军来抄家了，一会说湘江风雷来了一万多人，于是不少人通霄不睡，慌着转移物资，准备策划更大的事件。事实上造反派并没有来冲击矿冶。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364组织仔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致派出代表到军区反映情况，强烈要求军区出面解决所发生的事件，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但军区拒绝处理，于是事态就按着龙书金之流的安排一步步恶化了。

晚上，在省展览馆三楼阅览室，由叶卫东，李敬林主持，召开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与主要工作人员会，学习《红旗》二期社论，讨论当前形势，商讨下一步工作怎么办，讨论认为，省军区内一小撮操纵了“长高司”攻击以湘江风雷与首都的革命造反派。当时，三联站的宣传单在河西被砸，三联站高飞被“长高司”矿冶扣押，要求革命造反派支持，大家很气愤，决定过河游行要人，不要发生武斗，即使高司暴徒动手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叶卫东同志给河西湘江风雷所属各组织打电话说：“我们支援三联站，北联站的革命小将，抢救被高司矿冶扣押的三同志，不要搞武斗，坚决按组织部“1．25”紧急通令办事，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执行命令!”参加会议者，对总司令部分后工作做出五点决议：①宣传工作要加强揭露“长高司”，造谣污蔑湘江风雷的实质。②叶卫东同志固定办公地点，③后勤工作搞好，响应毛主席的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坚持按国家财经手续办事，④严格整顿组织，⑤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二月一日

凌晨一时左右，军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派出了四名代表，组织“谈判”。造反派只有两人参加，高司以佘定成(高司负责人)为首十人参加，当造反派组织代表进造反楼时，警戒备森严，墙上到处贴满了“誓与湘江风雷血战到底！”的标语。谈判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向高司代表佘定成提出质问说：“你们是不是有意挑起武斗?”佘定成直言不讳地叫嚣说：“凡到矿冶学院来的有一个来的，就没有一个出去！打死两个给你们看看！”造反派代表又提出三点要求：1)立即释放非法拘留人员；2)立即归还非法抢劫的宣传器材；3)立即归还非法扣留的宣传车。高司代表无理拒绝。结果谈判破裂，造反派代表也被扣留了。

清早四点多钟，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出于救革命小将心切，顶着满天的大雪，迎着刺骨的寒风，来到矿冶，强烈要求矿冶释放非法绑架的同志。但长高司决策人在龙书金之流的授意下，竟蛮不讲理，地拒绝了革命造反派的要求，纠集一伙事先布置好的暴徒百般进行污骂、殴打，企图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革命群众才集队到造反楼，六舍、八舍、九舍、急于进去营救被非法扣留的阶级兄弟。此时，高司反动决策人认为时机已到，便歇斯底里地大发作，指使其受蒙蔽的群众大打出手，又抓了许多人。九点多钟，军区的宣传车也赶到了，警告工人回去说什么：“谁坚持武斗，采取坚决措施！”高司暴徒打得更凶了。在八舍、高司矿冶的一些家伙，竟胆敢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象作挡箭牌，来保护自己，躲在毛主席象后面，不顾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用消防水龙头冲击工人群众，许多工人被喷得满身透湿。更残忍的是，他们竟用六六六粉和石灰混合的水，来冲击革命群众。没过多久，学生九舍也架起水龙头扫射起来，并抓走一个人。有几个工人路过六舍马路前，六舍的两支水龙头向工人射了过来，几个工人在愤怒的情况下，冲进六舍205室，夺下了水龙头就下楼了，矿冶一小撮高叫：“保护现场！”

大约十点多钟，由军区出面，搞了一个假谈判，在军区的支持下，高司拒不放人，谈判破裂，事态进一步恶化。

下午一点多钟，造反派陆续撤退，高司矿冶乘机抓人，并毒打被抓的无辜群众，还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造谣言，胡说什么，湘江风雷打死了他们的同学，并狂吠“我们要报仇！”“我们要雪恨！”

晚，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三十一个组织再次到军区，要求龙书金接见，并紧急呼吁，龙书金立即派人前往矿冶学院制止武斗，尽量避免事件的扩大化、严重化。然而，龙书金把这三十一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阻住在军区门外，拒绝会见，对他们的紧急呼吁置之不理，反而派了一个加强连(三百多人)进驻矿冶，并由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政委、×团参谋长亲临指挥。这样，事态就按龙书金之流的预谋越来越恶化了！

二月二日

清晨，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数千群众来到矿冶，再次抢救被抓人员，他们得知机电楼关有受害群众，又得悉高司矿冶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喉舌——广播台也在机电楼时，愤怒的群众冲入机电楼，进入广播室，打碎了一些黄色唱片，拿走了部份广播器材，部分群众误入了电子学实验室和俱乐部，拿走了一些宣传用具，一些教学仪器，也误认为广播器材准备搬走，后经守门的人解释，并未搬走。

凌晨4：40—7：00在矿冶学生九舍一楼电话机旁指挥的高司反动决策人詹先礼对高司群众大肆进行煽动，说：“电话总机和广播全部被‘湘江风雷’抢了！”他还造谣污蔑，大肆煽动高司群众说：“现在湘江风雷全围了军区，调了四十万人来，一方面血洗矿冶，一方面攻击军区夺军权。”由于这样的煽动，引起了高司群众对湘江风雷的极大愤恨，把湘江风雷视为洪水猛兽。

革命工人，造反派战士为了防止武斗事件继续恶化，撤离矿冶。可是，高司反动决策人调动高司湖大、高司矿冶师范协同作战，从左家垅到溁湾镇公路上，设下层层障碍，把石块、篮球架、拖拉机等物，拦在路上，断绝交通，阻止革命群众撤出。占先礼还亲自出谋划策，他说：“把九舍的同学，派一些出去把车子围住，把轮胎的气放了，不要让它走，要放前胎，不要放后轮胎的，放前胎就不能走了”。

为了迅速解决矿冶问题，三十多个组织的革命群众数千人于下午三点多钟过河西游行，要求放人。大家决定让井岗山负责人谢若冰担任临时总指挥。谢若冰同志乘上宣传车，反复广播强调游行纪律，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不准随便出队伍，不准动手打人。就这样，游行队伍一直唱着语录歌，呼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公路向矿冶前进。沿途高司一小撮混蛋不断挑衅，企图挑起武斗。当时，指挥车立即用广播通知大家排好队伍，不要去管他们，以防武斗，队伍仍井然有序。到矿冶时，谢若冰同志立即用纸条通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宣传车，广播通知队伍去矿冶造反大楼前面停下来，排好队伍，集体呼口号，绝对不准动手打人，严防武斗。前面宣传车将此通知连续广播了十多次。六点多钟，前面队伍到了造反楼，停了下来。此时，高司反动决策人按他们早就策划了的计划，首先对第一辆宣传车发动进攻，故意将其队伍打乱。天黑后，高司按其主子的安排，关掉所有宿舍的灯，只留下学生七舍的灯光，把一部分群众引到最偏辟的、只有一条小路的通过的七舍，围攻、毒打。不迟不早，龙书金派出的早已埋伏在矿冶后山的三百多名全付武装部队从公路上自上而下地对着另一部分队伍冲了过来，把整个队伍搞得零零散散。也就在这些，早已埋伏好的高司湖大、矿冶、师院等地调来的大量学生和从农村调来的“洪流”等组织的农民，混在受蒙蔽的外地串联学生一起，向游行队伍发起了猛攻。他们把被冲散的队伍一片片地包围起来，围攻、谩骂、殴打、抓捕……见此情景，指挥部决定将游行队伍撤出矿冶。但是，高司反动决策人已按龙书金之流的计划，在沿途设下了种种阻碍。他们不惜大量地把完整的汽车和拖拉机破坏拦在公路上，把水泥电杆、建筑用材料、大石头等垒成防线，并派了许多人埋伏在道路两边的高地上，拦守在架设的防线上，同时，开动所有的机器以宣传大造谣言，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向队伍进攻。

随后，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又制造谣言，说湘江风雷打死了高司的人，一时，“向死难烈士致哀！”“为死难烈士报仇!”“死难烈士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贴满全长沙市，弄得外地来长串连的同学也写起“壮烈啊！……”之类的诗句来。

在此期间，高司反动决策人占先礼之流在龙书金的授意下，欺骗中央，假报“矿冶发生血案”，被湘江风雷暴徒“打死了人!”

二月三日

在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的提议下，湘江风雷等20多个造反派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讨论形势。

12时，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发出内部最紧急通告：军区与长高司合伙挑起大规模武斗事件，想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我们被打伤几百人，我们的同志未还一下手。他们这一阴谋未实现。明天(4日)高司将把被他们抓住的我们的同志，搞过河游行，企图触怒群众挑起大规模武斗，我们决不要上高司的当、决不能冲入游行队伍，或到游行队伍中抢我们的同志，希望各区、战团、各单位准备录音机，照相机等将游行实况纪录下来，为要。切切不要遗误大事。

晚，湘江风雷等组织排着队伍过河到矿冶游行，一路上，高司师院、湖大乱堆石头，篮球架，电杆，到矿冶后，高司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11时后，游行的人大部分去河东去，只剩下一部分妇女，小孩被围在矿冶八舍与四食堂之间的马路上。这时，六舍传出“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话来，底下高司暴徒则狰狞毕露，抓住妇女的头发乱打乱踢，小孩哭喊着妈妈，一片凄励的惨叫。

到此，所谓“血洗矿冶”事件也可以说结束了，但是，湖南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镇压湘江风雷是远没有结束的。

二月四日

湘江风雷联合34个革命组织(其中有省直东方红，东方红总部，341红色硬骨头战斗队，政干校风雷激，三八兵团，红旗等革命造反组织)开会研究，联合夺省委的权，要求军区表态，其目的是促使龙书金之流公开“亮相”。会上，叶卫东慷慨激昂地说：“军区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是有把握的，但反扑一来，我们可能会坐牢，甚至会杀头！”

会议决定五日全市性大游行，抗议党内一小撮纵容“长高司”挑起武斗，提出“打倒龙书金！”的响亮的战斗口号。

二月五日

设置陷井的主子们得计了！炸弹爆炸了！乌云滚滚，黑浪滔滔，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铺天盖地的向革命造反派压来！，湘江风雷等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张平化反党集团在湖南军区内的代理人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之流终于把屠刀抬出来了！大屠杀开始了!

凌晨，湖南军区龙、刘、崔假借执行“二、四”批示之名，宣布全省戒严，带着“长保军”“高保军”两个笼儿到处抓人、打人。顿时，资产阶级专政的恐怖的乌云又笼罩着三湘……

这天，叶卫东等同志被捕了!

二月五日的湖南，刀光枪影，血雨腥风，多少革命闯将被投进监牢，多少无辜群众惨遭毒打，又有多少干部横遭迫害！青山静静的屹立，湘江流水鸣咽着向北京流去……

夜晚，长沙城内灯光暗淡，从那大街小巷的窗户里，不时传来深沉的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二月七日

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

以长高司为首的新老保皇派去东风广场举行“控诉湘江风雷罪行大会。”

当时，叶卫东等同志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身上带着沉重的铁镣，被押上斗争台时，不远处传来了雄壮深沉的歌声：“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二月八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家政同志告别他的战友们，临行前，他无限深情而又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文革！我们相信湘江风雷的广大战士!我们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准备作长期的斗争，愿意付出鲜血和生命！”

二月——五月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湘江风雷在黑风恶浪中咆哮，在刺刀尖上呐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龙书金之流，你们用皮鞭枪托狠狠地打吧，死亡也无法叫湘江风雷战士低下高贵的头，我们面对魔鬼放声大笑，龙书金之流在笑声中发抖！

六月四日

湘江风雷的战士从血泊中爬了起来，组织好自己的战斗队，向张平化、龙书金之流讨还血债!湘江风雷的战士从牢房走向战场，树起湘江风雷的战旗，重新向张平化、龙书金之流猛烈开火!

麓山在怒吼，湘江在咆哮，湖南、长沙又掀起了革命的风暴。打倒张平化！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向湖南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开火!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让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迎接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湖南吧！

后语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光辉斗争史是不能用笔墨全部表达出的。湘江风雷为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写出了光辉的一页，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功勋决不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能抹杀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在二月反革命复辟逆流中，湘江风雷的广大战士，面对着铁窗，拷打，面不改色，心不跳，为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我们坚信：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湘江风雷的广大革命战士，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战斗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高校风雷挺进纵队
1967．7．7．


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由来和发展
河南二七公社、豫农红总《黄河之滨》
1967.07.20


河南，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原腹地，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一直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这种搏斗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缓和的，但有时却是万分激烈的，始终贯穿了河南党内的整个历史。

早在解放以前，吴芝圃就怀下了要当河南土皇帝的狼子野心。他到处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为实现这种美梦而努力。

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与河南合并，中央决定调潘复生同志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任第二书记，吴芝圃大为不满。从此以后，吴芝圃就勾结赵文甫、杨蔚屏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方百计打击陷害潘复生同志。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赵、杨之流在邓小平的幕后指挥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 党内主要危险》的长篇发言，抓住潘复生同志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肆意夸大，无限上纲，硬把潘复生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之，又抗拒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示，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大反“潘、杨、王”的反革命妖风。

当潘复生同志暂时被打下去以后（58--61年），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实现了个人野心，把持了省委大权，于是就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特别是阶级敌人乘机进行阶级报复，以致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信阳反革命事件。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之流，一方面竭力掩盖，欺骗中央，另一方面又把责任推给下级，为自己开脱罪责，甚至妄图杀人灭口，蒙混过关。

在处理信阳事件时，陶铸、王任重之流胡说什么：“潘复生是右倾，吴芝圃是左倾”。各打五十大板，把吴芝圃包庇了过去，他的罪恶活动根本没有得到清算。

客观事实证明潘复生等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领导干部，而吴芝圃之流才真是货其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潘复生等同志平 反。但是，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这一小撮坏蛋，拒不执行中央指示，迟迟不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直至一九六二年，中央专门派李富春付总理到河南，才为潘复 生等同志平了反。

一九六一年一月，陶铸把自己的亲信文敏生从广东调往河南，文到河南后，仍伙同吴芝圃搞左倾蛮干，使河南局面不能及时 扭转。同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毛主席亲自指派刘建勋同志到河南来主持工作。刘建勋同志到河南后，吴、文、赵、杨互相勾结，处处给刘建勋同志制造种种困 难，致使河南局面仍不能很快扭转，因此中央决定将吴芝圃调出河南。陶铸便趁此机会将吴芝圃安插在中南局，任文教书记要职。

文敏生与赵文甫、杨蔚屏勾结起采，组成地下黑司令部，处处打击、排挤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继续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之流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二月黑风以来，文、赵、 杨之流又勾结混入我党、我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运洪，扶植保守势力，动用专政工具，残酷地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唆使其御用工具— 一河造总、十大总部疯狂地攻击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使我省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又一次达到了空前激 烈、空前尖锐的白热化程度。

回顾我省十几年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历史，尽管某些时候，反动势力暂时占了优势，但最后总还是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管阶级敌人如何猖狂，不管运动出现多么大的曲折和反 复，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源及吴芝圃的狼子野心（52年以前）


位于我省南部的确山，是解放前河南最先创立、最有声誉的革命根据地，也是我省红色政权的发源地，它为河南五千万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曾多次到确山活动。作过许多黑指示，培植了一批爪牙，在河南省委内埋下了定时炸弹，为其篡党、篡军、篡改的阴谋准备了条件。

解放前，河南地下党出现过一个叛徒集团，黑邦分子郭晓棠（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现郑州大学付校长）就是其中之一，使河南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这批叛徒，有的后来就又钻入了党内，使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个人野心家吴芝圃（河南杞县人，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赵文甫（河南新安县人，大地主出身，参加过反动组织复兴社）抗日战争前，均在当时河南第八中学 （洛阳）教书，关系极为密切。抗日战争时期，吴芝圃到了；新四军，随后赵文甫也到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委，付政委饶漱 石，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吴芝圃是他们所属第四师的政治部主任，赵文甫也在该政治部工作。

一九四八年河南解放后，吴芝圃任省长，后又任 第一书记，赵文甫任组织部付部长，史向生任秘书长。此后省委出观了以戴季英（当时省委委员，开封市长）、刘玉柱为首的反党集团，戴是个人野心家，在新四军 五师反对李先念同志，在河南又对抗省委领导，把自己拥为河南的“领袖”，直至公开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由于戴季英的野心干扰了吴芝圃土 皇帝的美梦，所以初期吴芝圃与戴季英作了一定斗争，但后来吴的态度却是消极的。

吴芝圃是一个老牌右倾机会主义者，历史上脱过党，一直形“左”实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完全实行投降主义路线，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脚下；每次开什么会，总要弄一些民主人士参加，对地主资本家也是拉拉扯扯，关系颇为亲密。在土地改革运 动中，吴芝圃的态度一直是消极的，别人整天忙个不停，而他经常看古书，召开资产阶级绅士会议，并办了个什么“训练班”进行“训练”，对国民党反动组织成 员，也是一味迁就。合作化运动中，吴芝圃更是右的要死。一九五五年春，他武断地把我省发展合作化的计划砍掉一万，严重地阻碍了我省合作化运动的进展。解放 初期吴芝圃、赵文甫等在省委内还没有多大市埸，为了实现其独霸河南的野心，他们便与史向生结成死党，培植私人势力，打击排挤异己，连嵇文甫、王一斋反动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委以重任，甚至将大叛徒郭晓棠也重新拉入党内，为篡夺河南党、政、财、文各种大权作好了各种准备，也为以后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的斗争埋下了伏线。


二、吴芝圃勾结邓小平，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打击陷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潘复生同志（52--58年）


一九五二年平原省建制散销以后，中央决定调潘复生同志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任第二书记。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吴芝圃对中 央这个决定极为不满（因当时吴是中央委员，潘是候补委员），吴芝圃一直消极怠工，一度想去教书。赵文甫也扬言说：“我是老河南的，这么多好干部都管不了河 南。”后来斗争潘复生同志时说得就夏露骨了，赵文甫指着潘复生同志的鼻子叫道：“河南不是你打的天下！”他们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反对潘复生同志，是有着不可 告人的罪恶目的的，那就是要在河南搞独立王国，和党中央分庭抗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潘复生同志调河南 后，吴芝圃等人一方面到处散布潘复生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潘复生同志的威信，制造反革命舆论，另一方面又暗中整潘复生同志的黑材料，如讲话时录音，开会时 记录，从工作上到生活上，处处抓潘复生同志的“把柄”，为以后大规模反潘、杨、王的罪恶活动准备了条件。

1955年到1956年，临汝出现闹社问题。对此，潘复生同志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吴芝圃则硬按敌我矛盾处理，结果出现了很大问题。因此，潘复生同志要吴芝圃写了检查。但吴芝圃对潘复生同志这种作法怀恨在心，并待机报复。

一九五七年春，潘复生等同志根据中央有关政策精神，结合河南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个迎接春耕生产的“宣传要点”（即十二条），这个“宣传要点”是由潘复 生同志主持，宋致和起草，常委研究通过的。通过时吴芝圃、赵文甫、宋玉玺等人都是同意的（杨蔚屏当时在高级党校学习，不在埸），赵文甫还是举双手赞成的。 会后，以省委名义发了文件，并刊登在《河南日报》上。

现在看来这个“宣传要点”是有错误的，有些条文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就整个讨论、制定过程来说，责任是应由参加者共同承担的。但吴芝圃之流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象赫鲁晓夫一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

在文件下达两三个月之后，省委召开了各地委书记会议，汇报各地广大群众对这个文件的反映。到会的各地委书记都说群众反映良好，农民很高兴，积极性很高， 并没人反对，仅个别人提了一些意见。但与此同时，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却私下合谋说：“宣传要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于是他们就准备从这里下 手，大搞潘复生等同志。

一九五七年八月，党中央召开了“青岛会议”，在这个会让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的报告。会上潘复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河南的情况：河南最近两年遭了水灾，麦子长得不太好，不能调那么多粮食（平时收成好，河南可向中央调五、六亿斤小麦，差 的可调两、三亿斤）。在这次会议前后，吴芝圃就收集和整理了潘复生同志的“材料”。潘复生回省委后，吴芝圃就煽动说：潘复生悲观，说河南没有那么多粮食， 不向中央调粮。进行诽谤和攻击。

紧接着在省委常委会护上，吴、杨、赵之流突然郑重提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网领”，宋玉玺 也大喊大叫什么“宣传要点”是“为富农叫嚣”，当埸受到吴芝圃的赞扬，赵文甫这个地头蛇、跳梁小丑更是一马当先，指着潘复生同志的鼻子大骂一通，以致使很 多到会的同志惊慌失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就打响了大规模进攻潘复生等同志的第一炮。

就在这次会议上，吴芝圃这 个老混蛋，还强迫各地委书记对此发表意见，当时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同志，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同志都说“宣传要点”好，并且还有材料 证明，但对个别条文不同意，如“退社自由”等是不对的。就在这时，赵文甫站起来说：“现在是生死关头，是走社会主义道 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识上都要表态。”吴芝圃这个老混蛋更是气急败坏地说：“宣传要点”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并点名攻击了潘复生 同志。会上潘复生同志对这一间题作了深刻的捡查，承认了错误，并说：有缺点大家批评，我可以写捡查，并建议把自己的检查发至县级，同时上报中央……。会 后，潘复生同志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两 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井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就带看秘书刘子安同志到沁阳蹲点一个多月。回来后，潘复生同志更进一步地捡查认识了自己 的错误，并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文章。不久，潘复生同志病了，中央让他到颐和园休养。

尽管如此，吴、扬、赵这一小撮混蛋并不就此罢休，到五八年夏，党的八大二次会让上，吴芝圃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 要危险》的长篇发言，恶毒地攻击潘复生同志要“在河南发展资本主义”“是阶级熄灭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标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胡说 什么：“我们同潘复生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分歧”等等。同时，又把他的发言稿用电报拍回省委叫宋致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现中央物质部部长）、史 向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现北农大副校长），在家召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学习他的发言，并组织揭发。另一方面，吴又在北京串联河南在外工作的干部，大造 潘复生同志的舆论，妄图得到支持，对潘复生同志来一个全线围剿。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出：“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的省委成员，他不是闹分 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教人’。”允许潘复生同志改正错误。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却公然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唱反调，明目张胆地指使吴芝圃之流反对潘复生同志。会议期间，邓小平擅自召集河南省委书记和常委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公开叫嚣：“批判潘复生是完全应 该的。”还胡说什么“光荥阳事件就可以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这一小撮混蛋，竟置我们伟大领袖的指示而不顾，却忠实地遵奉邓小平 之流的旨意，在北京就残酷地斗争了潘复生同志。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吴芝圃在省委一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实际是刘邓）的所谓 意见。说什么：“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不要草率做结论，会议上不要做处理，要反复斗争，时间越长，斗争越深入，效果会越 大。”为更进一步打击陷害潘复生同志，定下了调子。

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一次开会休息时，邓小平把吴芝圃等叫到密室说：“你们在这儿不要搞了，回去斗。”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吴、赵、杨之流就按其主子刘邓的旨意，把正在北京养病的潘复生同志“揪”回了河南。于是一埸更加残酷的迫害潘复生同志的罪恶活动开始了。

此时，正值酷热的炎夏，潘复生同志又患有严重的疾病，发高烧达40C，但吴、赵、杨这群狠心狗肺的东西，仍然连续斗争了潘复生同志达一个月之久。斗争 时，不让坐下，不让喝水。直斗得潘复生同志汗流浃背，多次都几乎昏死过去，致使潘复生同志牙槽发炎，流血不止，嘴唇红肿，头昏眼花。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 很大摧残。同时他们还煽动许多不明真象的群众到潘复生同志的宿舍大吵大闹、大抄，有的人唆使小孩往潘复生同志的宿舍里扔传头，隔窗撒尿。前来参加斗争的人 流日以继夜，拥挤不堪，硬把潘复生同志拉出来念大字报，实行车轮战术，使潘复生同志日夜不得休息。潘复生同志含着眼泪请求给于休息时间，然而狠心狗肺、铁 石心肠的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却根本置之不理。后来连潘复生同志的爱人也斗争了，孩子也受到歧视和辱骂。真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吴、赵、杨之流竟又凭空捏造一个“贪污集团”的罪名强加在潘复生同志身上，污蔑潘复生同志和韩哲一（原平原省副省长，现华 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玉川（原平原省副省长，现林业部副部长）是贪污集团（当时韩、罗二人是搞财政的）。吴芝圃还阴险毒辣地说：“这个问题性质已经变了， 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贪污集团。”并已准备法办下狱。但是派人到北京找韩哲一、罗玉川调查对质，根本无此事，他们的罪恶阴谋才未得逞。更恶毒的 是，他们竟唆使当时组织部的一位部长李X X诬蔑潘复生同志是“国民党特务”，还强行追查潘复生同志和台湾的关系。此外，他们还两次派人到潘复生同志的老家山东省文登县调查潘复生同志的家庭出身， 企图把潘复生同志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幸而潘复生同志是劳动家庭出身，他们的这一阴谋就又失败了。

在他们的阴谋连连失败之后，吴、赵、 杨之流便老羞成怒，孤注一掷，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等同志的所谓“罪行”公布在报纸上（事先中央来电话指示不注在报纸上点名搞），把 党内的斗争，搞成了一个全省全民性的反“潘、杨、王”运动。当时他们开动广播电台、《河南日报》、《中州评论》等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诬蔑、攻击潘复生等同 志，吴芝圃、赵文甫、杨蔚屏、何运洪之流赤膊上阵，在《河南日报》《中州评论》上大写反潘复生同志的“批判”文章，三反分子宋玉玺、杜希唐还编写了一个名 为《东风烈火》的剧本，丑化谩骂潘复生等同志。此外，他们还强迫干部、群众写大字报，规定每天写多少，多少，甚至扎草人（潘、杨、王）用刺刀刺，等等。其 手段之恶毒，用心之凶恨，简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为了彻底从组织上搞垮潘复生同志，他们除了把从平原省来的杨珏、王庭栋同志无理打成“反党集团”外，又对其它从平原省来的干部和反潘杨王不积极的同志都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其中突出的有刘刚、耿其昌、刘玉峯三位同志。

刘刚同志原是平原省的，合并后任河南省委第四书记，不久被排挤到洛阳拖拉机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反潘杨王时刘刚同志已调到陕西工作，而吴芝圃一小撮坏 蛋，又把他从陕西揪回河南来陪斗，企图搞掉地，但终因没材料，才未得逞。结果还是把他拉到拖拉机厂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

耿其昌同志是潘复生同志的部下，反潘杨王时他说：“老潘的问题不一定这样严重吧？！”赵文甫当时就威胁他说：“老耿再这样，你右倾也跑不了。”耿其昌同志思想不通，斗争不积极，结果还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玉峯同志仅说了一句“反潘杨王是人事关系”，也被他们搞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带病被斗争。

特别是为了“肃清”潘复生同志的影响，他们在各地、县、公社以至大队，到处大抓所谓“小潘杨王”，结果使成千上万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忠实地执行了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潘杨王之后，潘复生同志被调往西华农场任副厂长，劳动改造，杨珏同志调到孟津，王庭栋同志被调往辉县进行劳动锻炼，耿其昌等同意潘复生同志观点的干部，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潘复生等同志被打下去了，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的个人野心实现了。吴芝圃登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杨蔚屏窃据了省委常务书记要职，成了省委第二号人 物，赵文甫也一跃而为省委第三号人物。其它人也都论功行赏，得到提拔重用。宋玉玺、戴苏理都在这次提了级（当时中央规定十一级以上干部都不准提级，吴芝圃 这样作是瞒着中央干的），杜希唐也因写剧本有功而成了堂堂的文化局长。

但是，吴、赵、杨之流的野心和罪恶不久就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党中央察觉。特别是信阳事件以后，毛主席当即英明地指出：河南省委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指出杨蔚屏是一个坏助手。并且决定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但 是，吴、赵、杨之流仍然对抗毛主席指示，坚持错误，一意孤行，迟迟不给潘复生等同志平反。

在潘复生同志到中南局任农办副主任时，吴芝 圃之流没有给他平反，在中央下调令调潘复生同志任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的前夕，吴芝圃之流还以省委名义发了个文件（所谓六条），胡说什么不能全部为潘复生同志 平反。潘复生同志调中央后，事情已经明朗化了，陶铸才慌了手脚，被迫向中央写了捡查，承认了错误。潘复生同志到中央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让上，吴芝圃见到了 潘复生同志还恶狠狠地说：“不能给你平反！”看，吴芝圃这个老混蛋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二年，中央又专门委派李富春副总理到河南亲自 为潘复生等同志平反。李富春副总理把在中央任职的潘复生同志叫回河南，把陶铸也从中南局叫来，由刚调来的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主持会议，写了一个平反方案和 平反决让，又把这个文件发到下面基层党支部，才为潘复生等同志彻底平了反。



三、吴芝圃一小撮人窃取大权以后，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58-61年）


吴芝圃和杨蔚屏、赵文甫把持省委大权以后，更加互相勾结起来，明目张胆地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

吴芝圃的《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是他反对辩证唯物论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作，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也是他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

从5 8年到6 0年，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对抗我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一味“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 估产的错误政策。结果，使河南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取得的辉煌成果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受到了严重打击。特别是阶级敌人乘机进行打 击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信阳反革命事件。

在一次开会期间，山东省有个县给陈伯达同志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县在三年内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根本就不相信。而吴芝圃却在会上大吹：“我们河南省在四年内全省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而吴芝圃连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没有，他放肆吹嘘说：“五八年上半年全省灌溉面积已达一亿一千九百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并普及了中、小学教育。”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能过关了。当时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羣众。”

一九五八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在郑州召开一次会议，主要搞反“五风”。会议之后，吴芝圃本应遵循主席教导，实事求是，可是吴芝圃、史向生之流却 继续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实现河南千斤省呀，每个人能合到两千斤粮食啊！甚至胡吹小麦亩产7320斤。浮夸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次郑州会 议后不久，毛主席又亲自主持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在会上毛主席肯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以大队为基础。在 毛主席的一再强调下，吴芝圃仍然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拒不接受主席指示。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 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好。”可是吴芝圃竟狗胆包天，仍然坚持其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示，人 民公社要有个发展过程，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可是以吴芝圃为首的一小撮混蛋，却根本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不顾客观实际，与毛主席大 唱反调，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当成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吴芝圃竟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产达四、五、八；水利化；除 四害；扫文盲）。为此，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就向吴芝圃狠狠地敲了警钟，指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议结束不久，毛主席感到他对这 一指示又没有听进去，又把他叫到武汉。指出：“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最后毛主席看他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 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看，吴芝圃这个老混蛋对抗我们的伟大的领袖已到了何等狂妄的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伟大的领 袖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载《党内通讯》）中指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 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而吴芝圃却针锋相对，倒行逆施。他在五月下旬的一次电话会 议上说：“全省小麦每亩产量平均250斤以上。”强迫基层干部虚报浮夸。

毛主席在信中又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需要十年 时间……十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后大解决。”而吴芝圃在《大办钢铁与农业机械化》一文中却说：“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用不了二十年，也用不了十年，而是三、五 年，或者稍为多点的时间。”而把事实求是的估计“十几年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之 极!

毛主席在这封信中谆谆教导我们党员和干部：“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 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之流也正是这样一批爱讲假话的人。他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 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又说：“一九五八年使全省每口人合到1500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了基础。

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大办食堂问题，毛主席曾指出：“巩固一批（百分之九十）。”而吴芝圃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们的食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巩固的。” 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两次点名批评吴芝圃。可是事隔不久，一九六o年元月，吴芝圃又吹嘘说：“全省三十三万个食堂都象钢铁一样地巩固起来了。”

如此等等，吴芝圃之流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罪恶活动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

由于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对抗党中央、毛主席，坚持“左”倾蛮干，到处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致使我省生产力受到很大 破坏，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受到了严重打击，人畜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特别是信阳地区，由于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大搞阶级报 复，弄得饿殍盈途，尸横遍野，不少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其景象之凄惨实在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这就是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信阳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拚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的同时，却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百般奉承，百依百从。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时，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大献殷勤，拿国家财产做人情，赠送给刘少奇、邓小平每人一箱土特产。真是大慨国家之慷！

一九六O年，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之流从上海回北京路过郑州，想看一看宠儿吴芝圃的炊具改革。这可忙坏了吴、赵、杨之流，趁请客吃饭之时，戴苏理、史向 生急忙派汽车把炊具展览会的炊具搬到北郊老鸦陈公社，又派高级“糖衣炮弹”省妇联副主任王恒化装成炊事员，进行表演，以求得主子的欢心。

由此看来，吴、赵、杨之流之所以敢于猖狂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与刘、邓、彭的背后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

1960年信阳事件暴露以后，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等人，一方面欺骗中央，不如实向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又把责任推到下面，为自己开脱罪责。当时，作 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宋致和，在信阳坐着汽车，亲眼看到死尸，置之不理，还胡说是坏人有意陈尸挡道。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竟无视国法，私自扣押群众向中央揭发 信阳情况的材料和信件。杨蔚屏则更是无法无天，他第一次去信阳调查，只坐着小汽车转了一圈，听县委汇报，根本不到群众中去，对阶级敌人的报复活动，听之任 之。第二次去信阳，他竟然坐着轿子直上避暑圣地鸡公山，游山玩水去了。并且让群众往山上背米、面、鱼、肉，甚至把信阳剧团、电影队也调上鸡公山，为他们几 个混蛋服务。在会上为了给吴芝圃他们这伙人开脱罪责，他竟然颠倒黑白，把信阳事件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大谈分配与积累的关系，根本不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毛 主席、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杨蔚屏对信阳事件所作的错误结论，并及时作了纠正，一针见血的指出：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报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杨蔚 屏第三次上信阳，仍不检查自己的罪责，并与吴芝圃勾结起来，企图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党籍，枪毙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杀人灭口，蒙混过关。但是他们 的这个阴谋再次被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现了，因而又未能得逞。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委派李先念副总理和陶铸到河南来解决信阳间题，实际上是陶铸主要负责处理的。

中央对河南间题的指示中指出：要先分敌我，后分是非。可是陶铸这个混蛋根本不执行中央指示，而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他几乎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起来，来一个所谓“民主补课”，一般的叫集训，间题严重的叫特训，实质上是对基层干部实施反革命法西斯专政，骂他们是国民 党，比国民党还坏等等。对基层干部实行全部“靠边站”的政策，仅仅就信阳事件，除了一、二个县委书记外，其余的二十几个全部被撤职，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关 牢。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受打击的就更多了。严重地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中央处理信阳事件时，吴芝圃把责任全部推给下边，扬言要枪毙这个，枪毙 那个，妄图杀人灭口，逃脱罪责。最后中央责令他作枪查，他才被迫在解决信阳事件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捡查。就在这次会议上，陶铸、王任重这 两个黑家伙，竟胡说什么：“潘复生是右倾，吴芝圃是左倾，这正象小车过桥，从右边掉下去会摔死人，从左边掉下去也会摔死人。”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把信 阳事件的罪魁祸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之流包庇了过去。


四、陶铸的黑线人物文敏生勾结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反对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继续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1961-1966年）


由于吴芝圃之流的左倾蛮干，使河南局势发娶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感到他的忠实打手吴芝圃在河南呆不下去了，河南这个地盘有失去 的危险。为了保住河南这个地盘，就于1961年1月把其亲信文敏生从广东调往河南。文到河南后，和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等互相勾结，继续推行吴芝圃的形 “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使河南局面不能得到扭转。同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时，毛主席亲自指派刘建勋同志到河南来主持工作。刘建勋同志当时是广西省委 第一书记，没回广西，就坐着飞机带着秘书到河南来了。

对于刘建勋同志到河南来，吴芝圃很不服气，他在会议上恶意地介绍说：“刘建勋是 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并在下边勾结文、赵、杨，处处给刘建勋同志制造种种困难，致使刘建勋的工作不能很好开展，因此中央决定将吴芝圃调出河南。陶铸 趁此机会将吴安插在中南局，并委一文教书记要职。吴芝圃这个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老混蛋，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反而由陶铸给封官加职了。刘建勋到河南 后，千方百计为扭转河南当时的严重局面而努力。首先狠抓《六十条》的贯彻执行，使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生产也迅速发展了。此外，他还下放了 一批机关干部，调整了领导班子，把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作能力强的纪登奎同志调到了省委。在水利上，原来是“以蓄为主”，结果使盐碱地增加了，刘建勋 同志就把它改为“以排为主，蓄排并用，因地制宜”，改造了盐碱地。在群众生活方面，强调“三留”，（留足口粮、饲料、种子）“三定”(定产、定购、定销 )政策，大大改善了群众生活。

60年和62年，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又亲自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在长葛，纪在项城，各蹲点 半年之久），树立了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杀住了单干风，投机倒把风，突出抓了阶级教育，利用诉苦会，忆苦思甜，使群众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在中 央的《前十条》上还受到了表扬。64年以后，刘建勋同志又狠抓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全省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干部问题上，刘建勋同志也 是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他大胆地提拔了那些忠于毛主席的德才兼备的同志到关键性的工作岗位上去，鼓励他们好好为党工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 同志，就是刘建勋同志经常表扬的一个。

总之，刘建勋同志到河南后，使河南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迅 速扭转了吴芝圃之流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他的成绩是巨大的。任何人，妄图抓住刘建勋同志的一些缺 点和错误而把他打倒，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永远办不到的！

相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敏生到河南后，就按其主子陶铸的意旨，与吴、赵、杨之流勾结起来，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千方百计地与刘建勋、纪登奎同志相对抗，继续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

文敏生因为有陶铸这个黑后台，所以根本看不起刘建勋同志，他每次讲话，总是陶铸同志怎么怎么说，从来不提到刘建勋同志。在省委内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不 和刘建勋同志商议，如省委在林县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总结，就没有争取刘建勋同志的意见。更恶毒的是，他还勾结赵文甫、杨蔚屏到中南局告刘建勋同志的状，妄 图把刘建勋同志排挤出河南。

文敏生到河南工作以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只抓业务工作，大搞物质刺激，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冬，文敏生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说：“在灾区是吃饱肚子的问题，不要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饭还没有吃的，那还有心肠去学习呀！”看！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多么仇恨！

1962年春，在刘少奇、陶铸的支持下，文敏生大搞借地（此事是陶与文协商后才告诉刘建勋同志，刘建勋同志也是有反抗的。）为了推行这一措施，他在一个 月的时间内召开两次电话会议，以省委名义连续发出三个电话通知，并亲自出马，从省直机关抽派干部下去检查督促。文敏生大肆宣扬借地是“革命措施”、“渡荒 政策’、“救命政策”、“拴人政策”等等，当借地政策受到下边干部抵制时，他竟仗势压人，说什么“借地是中央（即刘少奇）同意的”，“刘少奇同志说借地是 好办法”。他训斥下边干部是“左倾残余，阴魂不散”，勒令各地“要用党性保证，在麦收前把地借出去”，“如不执行要以党纪处分”，还说什么“黑猫白猫，捉 住老鼠就是好猫”，“社员自留地，小片荒打多了，也是社会财富, 又跑不到美国去。”真不愧为刘、邓修正主义的徒子徒孙！

1962年党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讲了形势、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批评了单干风，并且问到了河南的借地问题。刘建勋同志为此很苦闷，亲自向主席写 了书面检讨。而文敏生却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耳旁风，他拒不检查错娱，并且满不在乎地说：“何必那样紧张呢，借地是陶锜支持批准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情。”以后，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形势好转是什么原因呢，我看就是借地和放宽政策起了大作用，自由市场也起了大作用。不过文件上不能这样写就是了。”看， 文敏生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表现得多么露骨！

文敏生公开对抗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忠实执行刘、邓的“退够了才能站住脚”的大倒退修正主义措施，对全省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社办工业、企业，强令一律解散。结果把钢鈇工业全部砍光，把全 省总共二千六百二十三个地方国营企业关闭了五百九十八个，退转为集体的九百八十八个，井把大批地方国营企业转为手工业，把集体手工业转为单干或自负盈亏， 还积极提倡私人开业，使所有制大倒退，造成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损失达六亿多元，极大地破坏和阻碍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在三年经济困难 时期，文敏生以“备粮渡荒”“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为名，大搞自由市埸。他经常说：“没有自由市场，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他还经常到郑州市老坟岗去看自由 市场。在他的极力提倡下，投机倒把活动大为猖獗，资本主义经济到处泛溢，严重地冲击了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埸，纵容了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猖狂进攻。

文敏生为给自由市埸大开后门，还主张减少粮食征销，扩大议购，分散产棉区，不派棉花统购任务，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敏生是刘、邓、陶在河南的忠实代理人，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决战


党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下达，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在大中学 校，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而一步步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六月九 日，刘建勋同志在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能反击学生。”“运动中不整学生。”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从六月初到十一中全会期间，由 于省委处在“对于这埸伟大斗争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阶段，曾一度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主要表观 在：

第一、向大中学校、文教部门派了工作组，包办代替；省委对运动规定框框套套，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撤销工作组后，又包办代替，匆匆忙忙成立了“文革”、“主席团”等。

第二、六月份在大专院校和机关对革命群众有过程度不同的压制。当时，身为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杨蔚屏，先后指示文革小组办公室，在大专院校搞了两次教工和学生的左、中、右排队。

第三、六月上旬，郑大校长王培育镇压革命学生，破坏文化大革命，省委当时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王培育。王被揪出后，省委对他的处理有些姑息迟 迟下不得手。杨蔚屏则恶狠狠地说：“王培育不是北大陆平，怕什么，让他们放出来再说！”企图在革命师生中大抓“右派”。

第四、六月二 十五日，由杨蔚屏一手炮制了大专院校工作组《五条讲话要点》（1．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X X学院的师生员工，热烈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参加了这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xx学院党组织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一部分，大多数党员和党的 干部是好的，是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3．同学们在这次运动中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所提的多数意见是属于党员和 群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方面的间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4．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5．我们警告那些牛鬼蛇神，休想利用我 们在文比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扬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钻空子，混水摸鱼，蒙混过关。）闭口不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闭口不提要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工作组急如星火地贯彻了这个《讲话要点》，我省大专院校刚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

第五、七月份，省委在《河南日报》上组织了对郭晓棠的批判，把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导到了偏重于“学术讨论”的批判。

这一时期的错误，主要由刘建勋同志负责，但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常委宋玉玺都是全力抓运动的，也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赵文甫在新乡、杨蔚屏在大学和省直一些机关，疯狂镇压群众运动，当时即被揪了出来。

在此期间，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文敏生，却对运动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但省委司令部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他都是参与了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建勋同志开始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和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刘建勋同志号召炮打司令部，明确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是省委和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 令官”。八月二十四日，他支持省委机关革命干部改组原省委文革小组和省委宣传部的革命行动。同时又积极到郑大群众中听取意见，了解运动的情况。

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等三位同学赴京汇报河南文化大革命情况归来，自动串联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并于晚上召开了赴京汇报 会。大会开创了会前学习最高指示的先例，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革命口号，打破了郑州地 区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的局面。然而，这些革命行动却遭到了保守派校文革（郑大红卫兵战斗师的前身）的激烈反对，当时就骂他们为“非法组织”、“反革命组 织”，骂他们的赴京汇报会是“黑会”，还设立了三个广播站，大搞所谓“彻底声讨非法联委一小撮”，一张纸一个字的大标语从五层楼项直拉到楼下。郑大联委的 同学整天遭到数十人、数百人的长时间围攻。白色恐怖笼罩了郑州大学。

在此严重关头，八月十六日下午，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到郑大进行了调查研究，十九日，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坚定地、明确地表示支持郑大联委。


大字报写到：


“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的情况，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

“他们从北京回校后，召开大会向同学们汇报北京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这不仅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

“他们自动酝酿串连建立了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

“革命同学之间的争论，随意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类的帽子，我是不赞成的。”

“现在，我再次郑重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刘建勋同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行动。它支持了刚刚冲杀出来就受到压制和围攻的郑大联委，对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当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造反派，也是有力的支持。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表扬了刘建勋同志和这张革命的大宇报。毛主席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八、九月份，首都大中学校的同学，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连，传播北京文化革命的宝贵经验，有力地推动各地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保皇小丑，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大肆围攻、谩骂、殴打以至拘捕北京串联的学生，大抓“南 下一小撮”。对此，刘建勋同志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九月二日，省委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革命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通知》说：“首都北京的革命学生 来我省进行革命串联，支持革命，我们一贯表示热烈的欢迎。”

“省委重申：对北京革命同学是欢迎还是反对，这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 间题。我们坚决反对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习惯势力对北京革命同学来我省进行革命串联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各级党委和各部门负责干部，凡是对 革命同学进行种种压制和阻扰的，立即发动群众把他揪出来，开展斗争，该罢官的立即罢官。所有国家干部，凡是参与反对北京革命学生的行动者，一律追查责 任。”

刘建勋同志不仅这样说了，这样写了，而且也这样做了。九月四日，省委召开郑州大中

学校会议，刘建勋同志向大会作检查。由于误会，北京同学到台上造大会的反，和郑州同学

发生了冲突，刘建勋等同志也被赶下主席台。对此，刘建勋同志没有任何抵触和反感。反而对扶他下主席台的同学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到主席台上维持秩序，郑州同学不能和北京同学闹矛盾，他们从北京来支持我们，我们应该欢迎。你们去替我把这个意见说说。”

此外，刘建勋同志还通知郑州市委和公安部门，指出工人和公安人员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革命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围了省、市委或造领导人的反，都不能干涉。

在此期间，纪登奎同志是紧跟刘建勋同志并积极支持刘建勋同志的上述革命行动的。而文敏生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仍然抱着极为消极和旁观的态度，怕字当头，根本不愿意打破常规，怕群众、怕革命。对刘建勋同志支持郑大联委等革命派表示怀疑，曾几次找文革大学组的同志说：“郑大联委不一定是革命的，还是文革方面的同学老实可靠。”“文革方面党、团员多，对党有感情。他们（联委）成份不纯，有什么阶级感情？”“大学学生中问题多，得抓一批‘右派’。”

可见，圈绕着郑大联委和刘建勋同志的一张大宇报，一开始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九月五日，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文敏生任代理第一书记。这时，他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完全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玩弄种种阴谋诡计，赤膊上阵，疯狂地镇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九月五日，郑大联委带头召开了《省会各界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文敏生在会上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我坚 决支持际们。”可是会后文敏生却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分化瓦解的原则。”“表面应付它，暗地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纪登奎、 王庭栋、张耀东等同志对文敏生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态度极为不满。

九月六日晚，文敏生先后接到电话传来的王任重八条，陶铸四条黑指示， 都是划框框，定调调，对抗十六条精神的。文敏生对此奉若神明，当即指示文革办公室连夜用电话下达到地、市委，次日上午又召开常委会，讨论贯彻。这次常委会 是压制运动的会。当埸纪登奎同志对文敏生这种指导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纪登奎同志说：“一切具体措施都不能离开十六条，不能忘记毛主席关于敢字当头，放 手发动群众的指示。”“研究具体政策，不能代替总路线，否则，要犯绝大的错误。”王庭栋、张耀东等同志也对此提了意见，作了斗争。就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机 关干部和红卫兵要揪赵文甫，文敏生公开对抗说：“这样随便揪省委书记，我就没法工作了。”

八、九月份，毛主席、党中央对红卫兵运动， 大串联都有重要指示，文敏生却对抗这些重要指示。他在九月七日的地、市委书记会讲上传达了王任重关于收集南下同学的黑材料时说：“表现不好的，可以把材料 送北京，可以批判。”文对王任重搞的“西城纠察队”的经验和散发的传单，十分欣赏，亲自批准翻印，并指定专人散发，号召学习。

文敏生积极推行陶铸的黑指示，九月份强迫命令停止县中学和医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同意地委机关炮打司令部。九月二十日前后，在王任重的支持下，以县级不开展运 动为名，阻止和压制安阳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揪地委委员、林县县委书记反革命分子杨贵。杨贵在文敏生的包庇下，组织大量不明真象的农民保卫自己，围攻革命干 部和红卫兵。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到中央后，成了第四号人物，文敏生以为对他极为有利，曾肉麻地吹捧陶陶铸：“陶铸这个人高明得很，了解 基层情况，了解下层干部情况，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下面反映的问题不表示态度，间题很难办。陶铸、王任重的指示早下来，运动就好 办了。”如此等等，真是混蛋之极！

由于文敏生千方百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九月初到十月初，我省文化大革命弄得冷冷清清，受到很大破坏。

十月十八日，文敏生、戴苏理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文敏生几次打电话指示（听过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后仍是这样）：“要支持少数派，教育提高多数派”、“更多支持少数派，不要脱离多数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奉行折衷主义。

十月底，文敏生从北京回来，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曾说：“中南地区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派、少数派间题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提 了意见，正式文件下来可能会修改，大家赞成广东一视同仁的提法。”公开怀疑和反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少数关系间题上的阶级分析观点。

在此期间，省委以纪登奎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了革命造反派。

十月十一日，以郑大联委为首的省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了全省性大中学校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纪登奎同志代表省委讲了话，公开给郑 大联委平了反，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扬和态度是鲜明的。之后，大专院校展开了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批判了河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批判了校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院文革、主席团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通过大批判，院文革、主席团陆续垮台，出现了大动荡、大 分化、大改组的生动局面。

当造反派同学提出“上追下扫”的口号时，纪登奎、张耀东等同志便立即进行了说服和帮助，指出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要从工作组向上批判校党委、省委的错误，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不能整群众。通过这埸大批判，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在组织上开始占了优势，对两条路线 斗争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形势一片大好!

文敏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后，深知再用“硬压制，软调和”的办法对抗革命群众不行了，于是便采取表面上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手法，以掩盖错误，躲避群众斗争，企图蒙混过关。

一次，他对大学组的干部说：“你们赶快安排，我要接见郑大联委党言川和开封师院八?二四的负责人，熟了好事。我和他们接触太少了，出了问题不好解决。”看！文敏生要削尖脑袋往造反派行列里钻了。

十一月十八日，革命造反派因为搜查黑材料抄了保守派“郑州市红卫兵总部”，文敏生本性未改，又公然支持了保守派，并大量散发他的谈话传单，造成了保守派向造反派的一次大反扑。后来，纪登奎、王庭栋等同志批评了他，采取了措施，才扭转了局面。

文敏生对自己的错误从来不愿意作检查，并且压制别人的批评。十一月三日，文敏生代表省委作第一次检查，主要是十六条以前的问题，而且是由纪登奎、王庭栋 同志讨论起草的。十二月九日，省委讨论起草第二次检查稿。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文敏生一言不发，只搪塞说：“我的脑子坏了，一条意见也想不出来”。当时张耀 东同志指出，“九月份压制郑大联委，搞明支持暗瓦解，一定要捡查。不触及灵魂，不捡查实质间题，是过不了关的。”文敏生一听就压制说：“谁作的事情，谁负 责捡查。常委会议讨论的精神，没有表现出去的不检查，以后可以在内部检查。”纪登奎等同志当即对文敏生的这种错误态度进行了批评。第二天，文敏生又找张耀 东说：“昨晚的话脱口而出，请你放心，运动中的问题我一定负责，我以党性保证。”然而，文敏生在这次检查中，仍然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

从十一月份起，文敏生对一切问题都“没有态度”，什么事情来了，他都没有主意，没有办法，光说：“你们看怎么办，”自己退缩，怕见群众，成了运动的绊脚 石。十二月八日，文在郑大作捡查后，被群众包图，挤伤了腰部，他便进了l53医院，一下住了四十多天。在医院里，张耀东等同志去看他，他心怀鬼胎地问： “运动高潮快过去了吧，”张说：“河南乱得不够，和其它省比，革命造反派水平不高。”文奸诈地说：“河南省委的问题不大，想抓也抓不住大问题，我看乱不起 来。”

陶铸、王任重被揪出来后，文敏生恐慌万状，叫省文革小组打听中央的态度，打听中南各省的反应。他一再 洗白自己说：“运动以来，与陶铸、王任重联系不多，王任重没有来过河南。过去是工作关系，光明正大，没有阴谋。”据说，文还让其爱人把他和陶铸的合影以及 来往书信等，清理烧掉。另一方面，文敏生又恐惧地说：“陶铸、王任重一揪出来，河南的问题要升级。”省文革小组整理了运动中陶、王对河南的黑指示等材料， 文不让交给革命造反派，唯恐烧到自己。

文敏生住院后，省委司令部确定纪登奎同志领导运动。纪登奎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诸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河南农学院“抗大”战斗队（现豫农造司前身），等保皇 组织相继垮台，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在组织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十一月份以后，纪登奎等同志又组织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到焦作、洛阳、兰考、平顶山等地进行串联，支持当地的革命造反派。从此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十一月下旬，郑大联委、开封师院八、二四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到工厂串联，纪登奎等同志又及时召开了会议，支持革命学生下厂、下乡，郑棉 六厂党委书记杭惠兰抵抗郑大联委串联学生下厂，纪登奎等同志对此作了及时处理，使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迅速结合起来，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伟大的l967年到来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运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

一月四日，中央《关于大中学校学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下达了，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热烈拥护。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要求第一批进行训练，军区成立了训练机构，对省委支持的革命造反派表示承认。

一月十二日，纪登奎等同志在省委三所召开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的大风暴，要求各办公室负责干部坚守岗位，准备乱到省委完全瘫痪程度。纪登奎同志还给张耀东等同志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

一月中旬以后，郑州六所高等院校造反派都组织了省委问题的专业战斗队（炮轰省委战斗团），进驻省委大楼，分别和省委机关造反派结合起来，搜集材料，准备大搞省委司令部的问题，为以后的联合夺权打下良好的基础。至此，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反革命势力的拚死反抗。正当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以唐伟为首的所谓“清华井岗 山驻郑联络站”匆匆忙忙抛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二十七个为什么一一刘建勋是什么人，”文中胡说“为什么河南省不少单位只整中下层当权派，甚至只整一 般干部和群众，而省市委却稳如泰山？”全盘否定了河南五千万人民八个月来艰苦奋战的辉煌成果；就是这《二十七个为什么》大喊大叫：“为什么省委内揪出来的 黑帮分子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子，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从抓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的老帐？”把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 锐斗争说成“宗派斗争”，替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吴芝圃鸣宽叫屈，妄图割断我省的阶级斗争历史，保护吴芝圃之流蒙混过关；就是这个《二十七个为什么》狂妄 叫嚣“为什么省委书记处的亲信组成的红旗战斗队，最近抛出一篇《坚决砸烂以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顽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文章，放过刘建勋，又 把文敏生的罪恶全推给陶铸、王任重？”混淆阶级阵线，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建勋同志，包庇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陶锜，王任 重、文敏生；就是这个《二十七个为什么》，信口雌黄地说：“为什么一些人对过去的保守派不共戴天，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现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和 保守派阵线不清……至今仍在批判基层文革或保守派组织，而且越搞越厉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肆无忌惮地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使早已垮了 台的保守组织死灰复燃……。总之一句话，就是这个《二十七个为什么》充当了河南资本主义复辟的黑色信号弹！

混入我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击陷害潘复生同志的干将何运洪，出于其反革命本性的需要，立即对《二十七个为什么》奉若神明，大量翻印，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一日两次刊登在他们所把持的《郑州晚报》上。

一月二十八日，以赵文甫的秘书王鸣凡、宋玉玺的秘书胡泳等人组成的省委机关“红刺刀”造反队，印发了一份《愤怒控诉河南省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滔天 罪行》传单，二月五日，由文敏生的老婆张蕨元所把持的省委机关“春雷”战斗队也抛出了一份《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和利用党言川的内幕》的传单，这两株反毛泽东 思想的大毒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硬把革命干部刘建勋同志打成“反革命两面派”“三反分子”，把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打成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他们相互支持的革命行为说成是包庇利用的反革命活动。一时轰动全市，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刘建勋同志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革命造反 派，“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反动口号、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保守组织顿时异常活跃。

一月卅日，在何运 洪这个老混蛋的一手策划下，军区和郑大战斗师、六厂赤卫队等铁杆保皇组织搞了一个武装游行，宣布介入文化大革命。（此时省委业已瘫痪）游行队伍行至郑大、 河医门口时大喊什么“镇压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等挑衅性口号，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就此开始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俩说：“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面对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以郑大联委、六厂工人赤卫队为首的革命造反派于二月七日成立了英雄的河南二七公社。

二七公社一成立，就高呼“打倒文敏生，保护刘建勋”，“打倒赵文甫，保护纪登奎！”“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等旗帜鲜明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何运洪之流所掀起的反革命二月黑风。正因为如此，那些何氏左派们疯狂咒骂二 七公社是“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河南最大的保皇派”“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等等，狂叫要“彻底摧垮二七公 社”，妄想把刚刚诞生的河南二七公社一口吃掉。

这里必须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的闵题。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我们对省 委司令部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我们看出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虽然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他们历来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 和路线的，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虽也一度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 后，他们就认真作了检查，立即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们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保护。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则是陶 铸、吴芝圃的黑线人物，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必须坚决打倒。《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指出：“必须足够重观革命干部在夺 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贯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 干部》又明确指出：“对于当权派，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因此，我们坚决地、勇敢地提出了“打倒文敏生、保护刘建勋”、“打倒赵文甫，保护纪登 奎”等革命口号。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知道，我们保护刘建勋、纪登奎，绝不仅是保护某一两个人的间题，而是保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的间题。看着革命 的领导干部被敌人猖狂进攻而不加保护，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人民的极大犯罪。那他不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就是不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 而决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

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又不愿想到这 一点，否认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的甜蜜生 活。”混入我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何运洪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之流，就是这样一批即将被推翻的剥削者，为了挽救他 们死亡的命运，他仍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拚死的斗争。他们首先抓住造反派之间的一些矛盾，利用何运洪的 副手刘大坤的女儿在郑工造总作内线，以山头主义者，革命造反派的大叛徒郑工造总作点缀，一手拚凑了一个所谓“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作为他们复辟资本 主义的马前卒。同时又“分系统按部门”将所有保守组织扶植起来，建立了十大总部，特别是到处行凶杀人的公安公社，省、市工人总部和土联动一—郑州铁军，作 为他们挑起武斗实行反革命暴乱的御林军。接着他们又武力霸占了《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大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舆论，特 别是操纵罗瑞卿安置在“河南的黑爪牙所把持的铁杆保皇组织公安公社作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专政工具。至此，何运洪之流搞反革命暴乱的各种需要已经基本齐全。 一阵紧键密鼓之后，由何运洪一手导演的一埸大规模资本主义复辟的丑剧终于开埸了。

何、文、赵、杨之流的这一罪恶活动包括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疯狂地上打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其二是残酷地下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

何、文、赵、杨积三十年反革命经验之大成，深深懂得：革命领导干部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碍障。因此，他们就不惜采取一切卑鄙伎俩，打击、陷害革命的领导干部。

元月二十二日，唐伟之流恶毒攻击刘建勋同志的《二十七个为什么》出宠之后，何运洪派到省委机关坐阵的警察长XXX立即大加赞扬，吹捧它“符合运动的大方 向”。二月三日下午，军区接待站回答省粮食厅千钧棒战斗队左派的四条标准，第一条是“打倒不打倒刘建勋”；第二条就是“对待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 支持，还是反对”；明目张胆的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刘建勋同志。从此，“打倒刘建勋”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一阵紧过一阵。 三月六日，何运洪在其御用工具河造总的一次仅十万人的会议上，竟然盗用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名义发表了《致中央文革小组电》和《告首都人民书》，别有用心地把 刘建勋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妄图破坏北京三结合。

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初，在何运洪的精心策划下，由其御用工具“省委机关造反总部”出 面主持，连续召开了所谓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斗争刘、纪大会。省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不管其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没有罢官，统统参加会议，人人 “揭发控诉”，三反分子赵文甫、杨蔚屏也应邀参加斗争会，对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杨蔚屏大骂“刘建勋这个人品质很坏！”还咬牙切齿地 骂纪登奎同志：“你斗我二十多次，你就是死到棺材里，也记得这笔帐。”赵文甫则说：“刘建勋完全是两面三刀。”“我死也要和刘建勋拚到底！”并且煽动说： “现在中央广播电台天天广播刘建勋的消息（注：—指刘建勋同志参加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消息），我们赶快把刘建勋的情况弄透，反映给中央。”看他 俩的反革命气焰多么嚣张！在此期间，所谓刘建勋同志的“罪恶”材料纷纷出笼，满天皆是。《河南日报》《郑州晚报》整天刊登恶毒攻击刘建勋同志的毒草，《郑 州晚报》竟然违抗《十六条》，公开点名把刘建勋同志打成“反革命两面派”“三反分子”。甚至还把这些东西制成录音带，到全省各地播放。这种反革命舆论规模 之大，范国之广，比起58年反潘、杨、王时，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达到他们搞垮刘建勋同志的罪恶目的，何、文、赵、杨之流还唆 使御用工具河造总先后于二月十四日、三月十二日、四月二十三日三次赴京专揪刘建勋同志。特别是四月二十日刘建勋同志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参加北京市革命 委员会之后，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嚎叫什么“坚决打倒刘建勋！”“刘建勋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滚出去！”当天发表了一个“坚决打倒刘建勋”的声明，二十三日又 派出大批人马赴京专揪刘建勋同志，最近它又狗急跳墙，疯狂地炮打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谢富治副总理，狂吠什么“打倒刘建勋，揪出谢富治！”把矛头直指党中央 和中央文革，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猖狂之极！

在恶毒攻击刘建勋的同时，他们又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纪登奎同志软禁了近四个月之久，到处拳打脚踢，残酷斗争。硬逼毛主席多次表扬过的耿其昌同志披麻戴孝，斗得死去活来。另外还害死了辉县县委书记胡占春同志，又一次演出了反潘杨王的丑剧。

总之，在何、文、赵、杨控制下的河南，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要受残酷打击和迫害。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受到提拔重用。

何、文、赵、杨之流在残酷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的同时，对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疯狂地镇压。

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元月三十日，河南军区在何运洪的把持下，搞了 一个武装游行，公然违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明目张胆地支持郑大战斗师、六厂赤卫队等铁杆保皇组织。二月四日，郑大联委、豫农红总、河医东方红、粮 院联委、附中红旗等几十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抬着主席像，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到军区报喜，庆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并顺便送一些大字报、小 字报，对军区支持保守派的错误行为，提出我们的意见。然而，何运洪之流根本不理睬我们，不接见我们，甚至气急败坏地骂我们：“滚蛋：滚蛋！”在这种僵局 下，我们不得不在军区里耐心地等待。遗憾的是，我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二十余天，那些官老爷们竟始终没有露上一面。

可是，何运洪之流却利用我们在军区等待他们接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开动高音喇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整天一次又一次大骂我们“以报喜为名， 冲进军事机关，并且赖着不走”，还恶毒造谣中伤我们：“刺探军事情报，挑拨官兵关系，企图搞策反活动。”以此来挑动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敌对情绪。就这样，何 运洪之流还觉得不够劲，又公然以河南军区的名义先后于二月七日、十六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更加露骨地把刘建勋、纪登奎等同志打成“河 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闯将党言川同志打成“政治扒 手”，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硬给我们加上“挑拨我军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阴谋在我军内部进行策反活动，妄图瓦解我们的军队”、“打倒河南军 区”、“夺取军权”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他们盗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煽动，欺骗广大不明真象的群众，对我革命战友进行凶暴的围 攻、谩骂、毒打。更恶毒的是，他们竟用飞机将这两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散发全省各地，挑起五千万人民对我们的仇恨和敌视，妄图借此从政治上搞臭我们。他 们扬言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要“为非作歹”，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专政措施，坚决镇压。”何运洪之流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

二月初，何运洪这个老混蛋就召集了公安厅局人员会议，策划了彻底摧垮二七公社的计划，主要办法是打击一点，震动全局，重点打击，全面崩溃，然后指示其黑 爪牙公安公社，，调查二七公社的骨干组织郑大联委、黄委会东方红、粮院联委、河医东方红等革命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所谓“罪行”，准备大逮捕。

二月七日，因以郑工造总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抢砸《河南日报》社而发生了武斗，何运洪即派军区董参谋长指挥公安公社进行大 逮捕，一次就捕了我二七战友53人，连一个 13岁的小姑娘也被当作“打人凶手”投入监狱。二月十七日，老保们又调集了五、六万人准备血洗《河南日报》社，何运洪预先就布置好，准备再来一次大逮捕， 后来因周总理下达了关于《河南日报》社问题的四点指示，他们这一个阴谋就又破产了。（总理四点指示是：1．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把武斗双方立即隔离。2．宣 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3．接管后停刊几天。4．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制。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它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政委负责出 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决定后再来北京。）二月十九日，郑州印染厂老保《东方红》抢占八一红卫兵广播站，结果发生了武斗，何运洪之流 竟又一次逮捕八一红卫兵二百二十多人。

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何运洪之流竟敢对抗总理指示，拒不召集各方代表，肆意破坏赴京谈制。妄图 一举把二七公社压垮，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他们是正确的。就在总理命令下达第四天，即二月二十一日，何运洪的爪牙杨XX就恶狠狠地说：“我们根 本就不跟他们谈，谈判个屁，河南的间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看吧，到不了一个礼拜，他们就完蛋了。”三月六日，河运洪这个老混蛋狗胆包天，背着中央，擅自 在几万人的大会上公开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令其“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在全国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三月九日，把郑大联委的主要负责人 党言川同志非法逮捕入狱。三月十九日晚，他又到粮院对铁杆老保“八八团”面投机宜，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军区没有宣布粮院联委是非法组织，他们就合法 了，你们自己宣布也可以嘛！”何运洪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一下，全省各单位、各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勾结死灰复燃的保 守组织，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猖狂反扑。老保们竟然宣布原来被造反派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所夺的权一律无效。给他仍复官复职，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甚至一个小小的科长、办公室主任也竟敢在老保们的支持下，宣布某组织为“非法组织”、“反革命组织”，令其立即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全省不知 道有多少造反派组织被取缔，多少革命小将被逮捕（据我们初步统计约二万余人）。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豫南红卫兵造反 司令部等全省闻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先后被摧垮。甚至和上述各组织有联系或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也被勒令解散。更恶毒的是，他们明目张胆地对抗十六条和中央 指示，把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反革命”、“右派”，大搞人人过关、个个捡查、集体请罪，游街挂牌，建立“非法组织登记站”）迫使群众自首登记（国棉六厂工人 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有一千多人；郑大联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的近二百人）。在监狱里，他们抢走造反派战士佩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 不许学习毛主席著作，大骂造反派战士“越学越顽固”。在社会上，他们不允许我们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就遭到围攻、谩骂、毒打。甚至我 们欢呼《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也被骂为“搞非法活动”，“蠢蠢欲动”、“贼心不死”、“妄想翻天”、“妄图从中捞取半根救命稻草”等等， 等等。

总之，何运洪之流完全剥夺了二七战士和革命群众闹革命的权利，剥夺了我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权力。毛主席给予我们的“大 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民主被何运洪之流的“大围攻、大抄家、大逮捕、大镇压”所代替，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河南处于一片白 色恐怖之中。

何运洪之流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同时，大力扶植、唆使早已垮了台的保守组织和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

何运洪之流首先支持和帮助各单位的保守组织，从造反派组织手中捡走宣传车、广播站、印刷厂等各种宣传机器，并在《河南日报》社，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支持保守组织进行假夺权，大造复辟费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其次，是向各单位派工作组，公开支持保守派组织，摧垮造反派组织。

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是河南典型的保守组织，它保吴芝圃死党，保匡亚明式人物王培育，保校文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冲中南海，砸民族饭店，至今拒不认 错，反而死揪刘建勋同志。就是这个去年12月份只剩下18个人的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却深得何运洪之流的赏识，对它积极支持，撑腰壮胆，为其翻案三月十六 日，何运洪亲自到郑大给红卫兵战斗师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为其出出谋划策，要其打到第一线去，打到社会上去。在何运洪的指使下，总字155部队红色造 反委员会的一小撮混蛋还专门写了一篇《郑大纪卫兵战斗师是怎样被打成保皇派组织的，》文章，到处散发，广播，为其翻案。还毫不顾事实地宣称它是“河南第一 个造反派”，并为其冲南海的反革命行为辩解说：“郑大战斗师冲中南海是为了揪刘建勋，是革命行动！”真是胡扯八道！

河南农学院革命造 反司令部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保主席团的铁杆保皇组织——“抗大”战斗队的变种。它一出世，何运洪就派九辆武装摩托车帮助它从农学院红卫兵总部手中抢走 了全部宣传器材。当时造司的一个同学还洋洋得意地说：“军区有几辆武装摩托给我们配合，你们（指红卫兵战士）敢动，就非抓起来不可！”5月7日，造司一举 砸了我院学生灶六口大锅，何运洪派进的工作组对这种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不仅不予以批评，反而赞扬说：“左派砸锅不对，但造反精神是好的。”

元月二十三日，公安厅几个主要负责人召集一些铁杆保皇分子，在“河南省公安厅革命派联合总部”成立大会上，造谣说：“党言川要接管公安厅了，大敌当前， 得赶快组织起来，不然大权被夺走，那还了得！”就这样，以原厅文革铁杆保皇分子为主，拉拢一些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和一批不明真象的群众，以罗瑞卿的爪牙、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付厅长王一鸣的亲信于X X（前处长、铁杆保皇分子，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为幕后指挥，拚凑起了“河南公安公社”。何运洪竭力扶植这个“公安公社”，二月黑风以来，它盗用无产阶 级专政工具的名义，残酷镇压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在悲壮的五月里，它又多次挑起和直接参与武斗流血事件，充当了何运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 锋。

总之，那时的河南是：保皇有功，革命有罪，保守派扬眉吐气，造反派倍受压抑的何氏独立王国。

就在革命造反派倍受压抑的时候，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喜笑颜开，兴奋异常。

黑帮分子赵文甫象过节日一样，一连给何运洪写了三封信，肉麻地吹捧“《告全省人民书》，《向毛主席致敬电》及何运洪的‘3?6’讲话都是极其重要的文 献”，“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保皇派的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狂呼：“你们干得好，你俩干得 好，……你们要干到底！”激动地大叫：“我的头脑豁然开朗了，我不能再沉默了。”并且跑到何运洪的门口，手摇《郑州晚报》，不可一世地狂吠：“今天形势大 好，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蔚屏也不甘落后，先后于二月五日，三月廿六日，四月廿六日绘何运洪写了三封信，颠倒黑白地说：“人民解放 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大叛徒李庆伟，曾经领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 我党我军人员的大叛徒、大汉奸齐文俭等，也都成了何运洪之流的无产阶级司令官，并在河造总的“3?6”大会上亮了相，他们也要来“三结合”夺权了。早在去 年七月就被揪出并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三反分子、大叛徒郭晓棠也居然无耻地说：“我是被黑帮（指刘建勋同志）打成的黑帮”，“我是个共产党员”，企图翻案。一 句话，资本主义在河南就要复辟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首都红代会及工代 会、各地军事院校革命派、中央各部，上海、天津、西安、南京、武汉、广州、哈尔滨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发表《关于河南问题的严正声明》，一针见血地指 出：“河南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旗帜鲜明地表示：“河南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等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 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派出大批战士奔赴河南最危险的第一线，和二七战友并肩战斗。

四月二日《人民 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重要社论，接着中央又相继发出了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这一 系列重要文件象一声声震天动地的惊雷，划破了河南寂静的夜空，象一支支光焰无际的火炬，照亮了二七战友前进的道路。英雄的二七战士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奋，勇敢地站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向着吴、何、文、赵、杨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二七战士又成千上万的走 上街头，革命的大字报重新占领了宣传阵地，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然而，一切反动派都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它们必然地要和我们 做拚死的斗争。何运洪之流为了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中央指示，封锁中央消息，伪造中央文件，大搞独立王国。

他们只公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中央关于处理青海、安徽、内蒙、四川问题的决定及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拒不公布，当我俩转抄出来时，还有人污蔑为“造谣”、“大毒草”，甚至扬言要“彻底批判”。

他们对抗《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指示，竟然在《河南 日报》《郑州晚报》头版位置上刊登《打退郑大联委翻案风》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狂叫什么“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谁替郑大联委翻案谁就是反革命”，“二 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坚决踏平二七黑社”等等；

他们任意篡改、删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要社论 和文章的精神，特别是故意删去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道的谢富治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关于彭真旧市委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的独立王国的那段重要的讲话！他们发动大规模的排外运动，大骂首都红代会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是“救世主”、“混蛋”，大骂支持二七公社的解放军战士是“冒牌 驴”、“败类”，撕毁他们的帽徽、领章，进行围攻毒打，通令他们“滚蛋”；他们不顾党纪国法，指示公安公社在电讯局成立六人电信小组，扣压二七战士重要电 话、电报、信件，封锁向中央汇报的材料；wengewang.org他们顽固对抗中央指示，在中央关于青海、安徽、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拒不给郑大联 委、二七公社平反，反而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的第十天，即四月十六日，由何运洪的忠实帮凶余嗣贵重申“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扬言什么军区这一行为 “是郑重的，有充分根据的”“军区说话是算数的”，企图制造“中央批准”的假象，甚至伪造了所调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十二条》，对抗中央，蒙蔽群众；

更合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在河南不树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大树特树何运洪这个老混蛋的个人威信，他的“3.6”讲话，不仅刊登在报纸上， 而且在河南全省广播达一个月之久，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孩也必须学习“何政委的教导”，背诵“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二七公社是大杂烩”，等等。

他们明目张胆地、长期地、顽固地对抗党中央，对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是十恶不赦，罪该万死！

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是任何人也遮盖不了的，党中央的声音是任何人也封销不住的，我二七战士时时刻刻都在接着毛主席、党中央所指出的方向，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战斗，杀退了何运洪之流所掀起的滚滚恶浪，阵阵妖风。

四月二十六日，周总理第二次下令要双方赴京谈判，何运洪之流处在上待中央判决，外惧全国革命派声讨，内忧河南革命派力量壮大，下怕机校八．二六、郑工指 点江山（郑工革联前身）从后院点起的熊熊烈火的困难境地。他预感到末日将临了，于是就使出了最后一招一一大搞反革命暴乱，残酷地围剿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革命派。

何运洪之流为了再一次破坏赴京谈判，竟迟迟不释放我谈判代表党言川、申茂功等同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二七战士、 首都红代会及外地革命派战友两千余人于四月三十日十二时起，在郑州市公安局门前宣布进行绝食斗争。就在我们绝食1 0 0多小时后的第五天，即五月四日，何运洪之流唆使其御用工具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数万人，冲击我绝食现埸，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我二七战友数百人。事后， 他们又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我二七公社身上，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狂叫要向我二七战士“讨还血债”。接着，就煽动大批不明真象的工 人停工，农民进城，连续挑起“五·五”“五·六”“五·一二” “五·一四”“五·二六”“五·卅”“六·一六”等数十次流血大惨案。造成了停工停产，中断交通的严重恶果，直接影响了援越抗美，生产建设和备战备荒。

何运洪之流满以为来一场反革命的大屠杀，就可以把我二七战士斩尽杀艳，他就可以在我们的尸体和血泊中建立起他的独立王国土皇帝的宫殿。但是，他错了，完 完全全的错了！我二七战士个个都是铮铮铁骨，铿铿硬汉，是永远斩不尽，杀不绝的！“刀砍硬骨骨更硬，血染红旗旗更红”，“长矛刺刀奈我何，对血更唱国际 歌”，“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热血心欢畅”。在何运洪之流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我二七战友同阶级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浴血奋战，打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反扑，铸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如今正从四面八方向刘邓伸向河南的黑爪一一吴、何、文、赵、扬之流猛杀过来，这一小 撮害人虫完蛋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目前，二七公社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纷纷觉醒，何运洪之流已在谈判桌上输得净光，他已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

大局已定，二七必胜！这已是历史的必然进程。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何运洪之流还要在其临死的前夕，来一次最后的挣扎。

北京汇报过程中，何运洪之流唆使其御用工具河造总、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停工闹事，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使中央改变对河南问题的态度。中央关于河南军 区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批示在军队内部传达后(6月28日)，何运洪的死党钟生溢（军区付政委）竟在七月三日搞了个所谓“辟谣”，视中央指示为 “谣言”，七月十日，刘大坤（付司令员）又在河造总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将一如既往，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钟生溢的“七．三”辟谣和刘大坤的“七·十”讲话，是继续对抗中央，大搞反革命暴乱的黑色信号。果然，7月12日，河造总数千人围攻我七中“8.16”，并 纵火烧了大楼； 13日，又无理绑架我公社负责人六名，挑起大规模武斗； 16日，省、市工人总部、郑州铁军、河造总五万余人，在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北京“联动”等反动组织指挥和配合下，围攻我郑州纺织机械厂革 命造反总部，打死我二七战士张鲁明、许文州、王明铎、马焕章等数十八，打伤千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七·一六”郑纺机大血案，我二七战士的群血又一次染 红了郑州街头，黄河两岸。与此同时，开封、新乡、洛阳等地，也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我二七战友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最近，他们又在工厂加紧赶制大刀、长矛以致枪 枝、弹药等杀人凶器，妄图在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来一次更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 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反对势力愈是疯狂挣扎，就愈是加速他 们的彻底完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二七公社的战友们，我省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历史告 诉我们：潘复生、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王庭栋等同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他们对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贯献，我们必须坚决支持他们，拥护他们。而吴芝圃、文敏生、何运洪、赵文甫、杨蔚屏却是混入我党我军委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镇压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十几年来，他们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疯狂反对我们伟大 的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大搞独立王国，在河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必须彻底肃清他仍的流毒，坚决把他们打倒：非如此，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夭折，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真正翻身，河南这个独立王国就不能彻底砸烂。非如此，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河南就树不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在河南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就不能永远在河南 的上空高高飘扬；非如此，资本主义就要在河南复辟，河南五千万人民就要重新遭殃。因此，我仍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军，高举毛泽 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打倒吴、何、文、赵、杨，把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二七公社的战友们，用鲜血 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时刻已经到了，让我们跃身投入这最后的决战吧!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支持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我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 支持我们，千百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支持我们，不管敌人如何拚死反抗，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最后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未来的河南 必将是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打倒刘、邓、陶！打倒吴、何、文、赵、杨！二七公社必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思想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由来和发展》（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1967年7月）


	
陈再道与支保: 武汉军区支保压左大事记
钢二司新武大“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编
1967.08.00


前言


陈再道之流是地地道道的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早在军队未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之前，陈再道之流就已经和王任重暗中勾结，残酷地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了。

军队公开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之后，陈再道之流，这批王任重的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新的形势下，打着“支左”的旗号，以更加公开、更加“合法”的面貌出现，继续顽固地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加残酷地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他们比赵永夫更阴险、更毒辣！

这里记载的只是陈再道之流“支保压左”的几个小小的镜头而已，但是就从这个小小的镜头，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出陈再道之流是如何支保压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

(军区未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前部分略)


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元月份


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发表，军队正式全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任办公室主任，信俊杰、李良等为副主任。

元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向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之造反派内部的意见分岐，一·二六夺权失败了。陈再道之流为了把“工人总部”、“二司”等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后来竟将一·二六夺权打成“假夺权”、“反革命夺权”。

军区在一·二六夺权中既没有表态更没有参加夺权。只有武汉部队某空军大队支持并参加了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夺市委、市人委的权。

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武老谭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歪曲八条，利用八条镇压革命造反派。

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与市武装部的秘密策划下，“毛泽东思想红武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武兵)这个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的变种)正式成立。后成了百万雄师的骨干力量。


一九六七年二月份


二月五日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团(简称九·一三)、二司召集形势讨论会，会上，武字一五一部队张之华说：目前造反派面临四大敌人：①黑省委；②武汉军区内一小撮；③保皇派；④机会主义(托派)。他还表示赞成与会者对形势的分析。但“二·八声明”发表后，张之华又表示反对，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据说被军区拘留了。

二月八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革命的“二·八声明”轰动了武汉三镇，武汉军区未立即表态。

二月九日武汉三司等组织无理砸毁武汉展览馆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武汉军区第一次利用革命造反派在一·二六夺权上的分岐矛盾，拉一批，打一批。

二月十一日武汉部队八二○一某部大量散发传单，污蔑二司“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以后又勒令二司驻武展负责人多次写检讨，以此打击二司。

三司驻军区联络站放出空气说：武汉军区即将对二·八声明表态，即二·八声明是大毒草。并抄出武汉部队二·一八声明初稿，以此大肆攻击二司。

二月十三日武汉军区保卫部赶走驻军区大院的北航红旗同学，军区宣布恢复党委制，当权派上台，停止军区文化大革命。

△下午宣布王任重已由部队保护在军区总医院休养，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二司得知军区即将对二·八声明表态的消息后，负责人杨道远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并向二司全体战士发布了“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

二月十八日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笼。

第二天，武汉部队便举行大规模武装游行示威，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传大毒草“二·一八严正声明。”

二·一八严正声明和用革命的二·八声明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用无限上纲的办法，把工人总部和二司等革命造反组织发表革命的二·八声明污蔑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勾结，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的新反扑”。还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并扬言要“坚决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新的疯狂反扑，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八严正声明出笼后，武汉立即刮起了二月黑风。

二月十七日，二月十八日前夕，徐向前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的泡制。二月十七日徐向前当着陈再道的面对张广才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

从二·一八起，武汉军区大小军事军管单位全部制止第一道，第二道警界线，谁要是一不小心越过警界线，谁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就要被抓起来。孔庆德在沙市讲过：“(牛鬼蛇神)出笼，就不能让他们进去，冲击军区，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有一百用机枪扫”。

二月十九日徐向前离汉，武汉军区立即开始了对军内外革命造反派的血腥镇压。

二月二十日武汉部队二·二○公告出笼。

“公告”再一次把二司、工人总部等革命造反派打成“把斗争锋芒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逆流。”并扬言对这些人要“逮捕法办”。

公告是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大逮捕的黑色信号弹。

△同天上午，武汉部队传达内部指示：“不许在公开场合下发表与武汉部队正式文件不同的意见，否则将受纪律处分。”

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左右，由军区副政委叶明亲自率领二十个连，全副武装，突然包围了高级步校，同日用飞机散发武汉军区文件，宣布解散“红旗”、“红色造反团”，公布所谓“红旗”和“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的“罪行”，并逮捕了十六人。

从二月二十一日起，陈再道之流便分期分批地对武汉九所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杨子江边一片白色恐怖。

二月二五日工人总部、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为了表示不怕高压，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决心，举行几十万人大游行。口号是：“我们想念毛主席!”“坐牢算得了什么”“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但我们的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却被军区打成了“反革命游行”，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并在我们的游行队伍中散发《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传单。

二月二十七至三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汉口召开，军区和地方干部三百多人出席了会议，省委中姜一，大叛徒张旺午也参加了。

三月一日，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在会上讲了话，陈再道说：“我们省委也解放了一批干部”。(按：他的所谓“解放”，就是叫大叛徒张旺午也当“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副主任)。

孔庆德则更露骨地说：“现在有人喊打倒陈再道，这是反革命的。”

韩东山也摆出一付杀气腾腾的怪相：“二·八声明和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以后，阶级斗争明显化了谁是真革命，谁是反革命也来了一个大暴露，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

这次会议完完全全是武老谭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黑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


三月二日武汉部队接管电讯局，宣布工人总部电讯分部的所谓“罪状”，并逮捕了电讯分部十多人。

三月三日武汉部队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公开信进一步污蔑革命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信中还胡说什么对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实际上是视革命造反派为敌，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信还打着要把头头和群众区别开来的幌子，企图把二司、工人总部广大战士从工总、二司中分化瓦解出来。

三月四日《湖北日报》(当时由造反派所掌握)发表《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社论。《湖北日报》三·四社论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打中了武老谭和保皇小丑们企图借批判二·八声明对二司进行反攻倒算的要害。因此三·四社论立即被武老谭打成“大毒草”。并扬言“要彻底肃清二·八声明在新华工和新湖大的流毒”，“如果《湖北日报》编辑部不公开检查，就实行专政措施。”

三月五日武汉军区“支左”发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专兵)的五点看法。胡说什么大专院校红卫兵“在历史上有伟大功勋”、“横扫了四旧”、“二司是群众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是革命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可以恢复活动和总部。”甚至把华中工学院有名的铁杆保皇“乌兰牧骑”比之为“华工的阿尔巴尼亚”，公然为刘、邓路线翻案。

直到三月十一日在革命造反派的压力下，武汉“支左”才不得不收回这五点意见。但仍然坚持大专兵可恢复基层组织的错误意见，实际上是支持保守派。

在“支左”的扶植下，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大专兵”、“三字兵”全部恢复，“大专兵”和“职工联合会的变种如‘红武兵’”、“一月革命也纷纷成立，有的甚至已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组织保守派也退出了二司等组织。”

三月七日陈再道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讲：“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指挥和策划者揪出来”，甚至说：“批判二·八声明就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三月九日△湖北军区接管井冈山大楼(原工人总部占用，还搞什么《井冈山大楼展览》，不惜一切手段，造谣中伤我二司和工人总部。一“支左”人员甚至讲：“井冈山大楼破坏得一塌糊涂，工人总部连国民党都不如。”为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大造舆论。

△武汉军区《宣传提纲》出笼。提纲指出：“批倒、批臭二·八声明之时，就是实现大联合之日。”这个提纲是武老谭把三月黑风刮向一个新阶段的具体行动纲领。

三月十日△新湖大红八月战士举行游行。欢呼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发表。并高呼：“我们坚决和二司广大战士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结果被军区“支左”打成“反革命游行”，并要新湖大就这事作出检查。

△在军区“支左”多次勒令下，我革命造反派被迫撤离《湖北日报》社——红旗大楼，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雷行重新上台。

三月十二日孔庆德在河南信阳空军学校宣布取缔所谓反革命组织，《红色造反团》大会上大肆攻击武汉造反派。他说：“汉口高级步校是反革命的大本营，他们勾结二司、工总抓军队，想把军队搞垮。”

三月十三日三·一三前后武老谭分别对新华工、新湖大和武大派出军训团。公然歪曲和利用主席关于军训的指示，借军训之名，行支保压左之实，企图分化瓦解二司、新华工和新湖大，扶植保守派。

同时还向新一中等中学派出工作组，整理造反派黑材料，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三月十五日△“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召开。这是一个典型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黑会。会上陈再道胡说什么“当前……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这实际上是把工人总部和二司打成了“反革命组织”，钟汉华也大叫：“张体学是否是三反分子未定。”韩东山更是赤膊上阵：“他们(指造反派)是土匪，不是什么左派。牛鬼蛇神出笼了，我们要赶快捉拿……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从此象张旺午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台了，香花派统统靠边站，大逮捕开始了，三月黑风更猛了。

△八二○一部队“怎样识别左派”一文出笼，这篇大毒草极力混淆“革”与“保”的界线，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为武老谭镇压革命造反派制造理论根据。

三月×日陈再道对红武兵头头讲：“对工人总部，我们在作文章报告时都要注意，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人总部还要坏的组织。”

他又说：“在战斗队员中只提一小撮，实际上我们不能这样，而应该让他们统统靠边站。”

就这样，大造“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舆论开始了。

三月十七日△大逮捕开始，仅在三·一七晚就逮捕了几百个革命造反派同志(据公安联司田××揭发)。

△武大军训团召开传达了三月十五日陈再道在“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录音，军区特派要人在会上宣布：“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香花派(指二司)的大小头头滚出会场。”

△同日陈再道在高级步校大放厥词说：“什么火烧、炮轰，打倒呀!我们这些人打倒了那还了得呀？”

三月十九日△北京揪出谭震林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汉也开始掀起了“揪出武汉谭震林”的高潮。但陈再道心中有鬼，怕得要死，把我们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革命行动污蔑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股反革命逆流。”

△武大军训团宣布二司武大总部要“停止一切活动。”

三月二十日孔庆德在荆州市狂叫什么“凡给干部带高帽子的都是反革命行动。”“都是反革命复辟”。“都是搞反革命复辟”。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三月二十一日武老谭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舆论准备完成后，陈再道之流反革命复辟宣言书“三·二一通告”出笼了。这是武老谭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工总和二司，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黑色信号弹。三·二一通告出笼后，在武老谭的一手策划下，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有三百多个革命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六千多革命同志被无辜逮捕。就这样，武汉地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被镇压了下去，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

三月二十二日△三·二一通告一出笼，立即在武汉刮起了一股为刘、邓路线翻案的黑风。三·二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铁杆老保邓子政写出反动大字报。胡说什么：“刘少奇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说：“我从内心里拥护刘少奇。”公然为刘、邓路线翻案。与此同时，好些高等院校如华工、华师、湖大的铁杆老保也写出类似的反动大字报，对此，我钢二司等战士非常气愤，纷纷前往水利电力学院游行，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的罪行。但我们的革命行动却被武老谭污蔑为“转移批判二·八声明大方向”的“反革命逆流。”

甚至对参加游行的二司战士威胁说：“后果自负”。

△武汉部队宣布接管公、检、法单位。三司举行游行欢呼武汉部队这一“英明”决定。并开始大造“二司是反革命组织的舆论”。游行高喊：“二司是反革命组织”、“砸烂黑二司”、“揪出二·八声明的泡制者”。这些口号是经武大军训团批准的。

△武汉军区“支左”汪启炎对钢院“八一兵团”传达陈再道对二司的三点看法：

(1)二司过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后来大方向错了了，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反革命逆流，事物是发展的，矛盾是转化的，希望他朝好的方面发展。

(2)二司犯了严重错误，与工人总部相勾接，作了许多坏事，要把反革命分子揪出来。

(3)二司头头对二司所犯错误要彻底交待，揭发批判，并作出公开的深刻检查，要把反动思想分子揭发出来，办坏事要公开讲，公布于众，表示自己的革命行动。

△同日，武汉军区付政委叶明在汉口高级步校讲：二司的性质定了，二司是反革命组织。

三·二×日：武汉军区付司令孔庆德在炮兵学校猖狂地叫喊：“这次运动就是要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来登台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让我们来表演了，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就杀你们的头肥田，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二四△随着三·二一通告的出笼，武老谭更大规模地镇压学生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开始了。军区“支左”要人四出活动到处放毒。并且从三月二四日起向各工厂矿企业派出大量的军代表，打着支工支农军管的旗号，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人总部。

三·二五△渡口“支左”经验传至武汉，武老谭心中有鬼既不组织学习，更不宣传。

武汉军区把登有批判刘少奇文章的四五期《新北大》校刊全部销毁。对此，《新北大》校刊驻汉办事处向军区提出强烈抗议。

三·二六：武汉军区付司令韩东山在黄石市群众大会上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说，“造反，造个卵子，连土匪都不如……”又说：“管你工总几十万，我一个通令就叫你完蛋”。

结果，韩东山一声令下，黄石卅多个造反组织全部解散，三个最大的革命组织，如“革命职工红色造反联络总部”“学生一司”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三万多人)。

三·二八陈再道与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头头座谈时说：

(1)工人总部号称几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据了，解散工总，九个头头，七个是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

(2)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呢(指新华工、新湖大)，什么事不是和你们商量了吗？……我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企图拉一批，打一批)。

(3)工总干了许多坏事，你们二司也干了，工总没有的，你们二司也干了。

△同日，武汉军区李政委指示说：“批不批二·八声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

三·二九：王效禹同志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发表。当天空军张××在华师作形势报告说：“如果武汉有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那就是二·八声明”。并污蔑“工总、二司是最大的保皇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份


四·一：在武老谭精心策划下，湖北日报四一社论出笼。四·一社论离开两条路线斗争。空谈三结合，大联合。实际上是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要革命造反派与保守派合二为一，甚至给保守派吞掉，湖北日报为资本主义复辟再次制造舆论。

四·二：△正当广大工人战斗队员，二司战士在黑心恶浪中与武老谭艰苦搏斗的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了，广大革命造反派无不欢欣鼓舞，但武老谭对此怕的要命，恨得要死，指使“支左”人员对“三字兵”说这篇社论是对你们说的，(指三字兵)，二司已不是革命小将的问题”。

△下午，大批解放军战士参加三司的游行，(欢呼人民日报四·二社论发表)，而不跟二司，新湖大一起游行，充分暴露了武老谭支保压左的真面目。

四·三△由于三司头头紧跟武老谭，三司中真正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了其头头的反。成立了“三司革联”，但武老谭对其恨的要死，千方百计对其进行政治经济迫害，至今仍拒不承认“三司革联”。

△红司(新华工)提出“还我湖北日报”(即重新夺回造反派手中)军区“支左”说：“这是反动口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四：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举行声讨刘邓大会，但军区“支左”的支保本性难移，私自撕毁协议，打电话“三字兵”打着三字兵旗号和戴着袖章来参加声讨大会，致使声讨会被军区“支左”破坏。

四·六：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进一步解放了广大工人战斗队员和二司战士，给了武老谭当头一棒。但军区支左一不宣传，二不执行，拒不释放被捕的革命造反派，更顽固地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

四·九：派往新华工、新武大的军训团撤回。就连军训团的许多指战员也感到很突然。

四·十：新一中革司战士勒令支保压左的“支左”小组撤离新一中，交出整理造反派的黑材料。

四·十一：新一中革司战士向市“抓办”提出四项正义要求，并被迫进行了静坐，由于市抓办代表毫无诚意，新一中革司战士被迫于四·十二晚宣布绝食。

与此同时，四·十一晚，新华工“要见孔庆德战斗队”到洪山礼堂要求孔庆德回答几个问题，二司、新湖大战士等革命派纷纷前往支持，直至次日凌晨，孔才被迫接见，传达了陈再道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心内容，“三新、二司是左派组织，我们依靠你们是不会动摇的”。这是陈再道为了更残酷镇压造反派作的暂时让步。

四·十五：孔庆德被迫去市人委宣布接受新一中小将四项要求，但事后“支左”根本没执行，新一中事件就此了之。

四·十六：洪山礼堂召开公开批判扎庆德大会，孔中途退出，拒绝批判。

四·十八：二司二届红代会召开，主题是彻底为“工总翻案”。

武汉部队派解放军保卫会场，并发了言。

军区“支左”发言一方面拉拢二司，假腥腥地表示：“我们支持你们。”但另一方面又闭口不谈工人总部问题。

孟夫唐写信给军区，指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六月四日武汉部队在“六·四公告”中，便公开把孟夫唐打成“当前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从此，打倒孟夫唐的标语遍布武汉三镇。

四·一九：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指出武汉问题后，陈再道怕得要死，竟不惜一切手段盗窃中央名义从北京打来电话指示，来电内容是：

①江青同志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同志向陈司令员赔礼道歉说：“听信了假情况，闯了个大祸”。

②工总不能翻案。

③江青同志说：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

④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二一：侯付政委找新华工赴京战士谈判，耍尽两面三刀。一方面假腥腥地承认“支左”有错误，但又坚持认为“支左”大方向没错。一方面被迫承认二司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但又坚持解散工人总部。并且不承认军区“支左”站在三字兵一边。

四·二二：新华工、二司就释放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工人战斗队员一事与公安局军代表谈判，军代表无视军委十条命令，抛出夏帮银的所谓“十条罪状”，拒不释放。直至五月中旬，迫于压力，才偷偷释放夏，仍不公开平反，六月份，军区×××还扬言“夏帮银以后还是要抓起来的”。

四·二三：广大战斗队员冲破重重阻力，于四·二三成立全市联络站，“支左”拒不支持，四月中旬，二司三新战士又重新杀向社会。遭到武老谭极力反对，被污蔑为“反革命逆流”。

四·二四：从四月底起，武老谭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动红武兵甚至农民进城来集训，专门参加武斗。

四·二四湖北军区“支农”负责人芦车洪亲自到汉硚区找武装部负责人于枫桐，策划组织农民进城武斗。

四·二五：武汉部队两万人举行游行，行程四十里，历时五小时，游行队伍遇见“三字兵”等就高喊：“向革命小将学习”。看见二司三新战士就叫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等口号，这是武老谭向中央文革和革命造反派示威的严重事件。

四·二七：二司战士在京与陈再道辩论，要求陈再道交出“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陈说“正在调查”，真是狼狈不堪。

四·二八：军区单方撕毁协议将王任重先交给三司斗，而不交给新湖大斗，企图以此抬高三司。新湖大、二司被迫采取革命行动，从三司斗争会上将王任重揪到新湖大来斗争。事后，军区“支左”大肆造谣，二司、新湖大“打死打伤解放军”，企图为六月大屠杀制造舆论准备。

四·二九：武棉事件：四·二九武棉红武兵无理围攻毒打我在武棉厂前贴大字报的华师二司和新华工战士十余人。这是六·四公告前武老谭纵容红武兵故意挑起武斗，采取倒打一耙的可耻手段，为百万雄师的六月大屠杀找到借口的所制造的第一个流血事件。

汉硚区1000多农民在谭氏武装部直接组织下，借声讨刘邓为名，企图冲击夏帮银事件，火线指挥部。高呼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并有区武装部王参谋亲自指挥，红光公社党委书记廖明洪带头。这是武老谭第一次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事件。

四·三十：谭震林到机场迎接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支左”大肆宣传(而军委十条从未宣传过)，企图向揪出武汉谭震林的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四月下旬，徐向前靠边站(罢免全军文革小组长)的消息传到武汉，军区“支左”竟同时派十多辆宣传车排队到武大“谣辟”。

四·二八：在武老谭的指使下，武汉特动分子给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任爱生恐吓信，对任进行威胁和利诱。

为了迫害亮相干部，五月三日武老谭指使军代表李俊对任说：“你若改变观点，可以到××参加抓办”。利诱不成，又威胁说：“你不改变观点后果就很严重”。当晚任就被三字兵抄了家，并绑架和毒打，最后任被迫跳楼，才幸免被害。


一九六七年五月份


五·四：在武老谭的策划下，汉阳农民打着“汉阳贫下中农代表向新华工递交抗议书代表团”的巨幅标语，到新华工递交《抗议书》。

五·十：公安江汉分局100多名警察欧打新公校红司战士，军管会遇见不理，红司战士被迫宣布绝食而发生轰动全国的新公校绝食事件，这是陈再道之流操纵公安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绝食从十三日起历时六天，参加人数近万人。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军区下午四时企图派付司令员杨秀山应付了事，未遂，钟汉华只好更着头皮亲自出马谈判，十九日达成七条协议。但第二天军区便矢口否认了这七条协议，更可恨的是陈再道之流竟利用新公校事件中造反派的一些缺点，污蔑造反派“欧打和绑架钟汉华”，企图挑动解放军战士、工人、农民对革命造反派的不满，为六月大屠杀作舆论准备。

五·一四：陈再道在军区作“三支两军”工作总结报告，陈再道在报告中对自己的错误避重就轻，甚至把扶殖保守派的错误强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对错误的根源只空谈几句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调查研究不够”，根本不触及自己的灵魂，涉及问题的实质，企图蒙蔽广大战士，与毛主席路线对抗到底。

五·十五：由河南寄来湖北军区转交首都赴汉专揪叛徒联合战士兵团有关大叛徒张旺午的材料，武老谭竟亲自私自折开交给“三字兵”公布于世，企图以此抬高“三字兵”。汉桥区九千农民手持木棒进城游行，高喊“打倒大学生”“新华工是刘少奇的后台”等口号。

五·十六：由武老谭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小联合“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其成员“红武兵”“革命造反大军”“红城公社”“三字兵”“红旗联委”等组织。下层200多个单位几十万人。其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头头是辛甫(市委组织部长，现市抓办付主任)、王克文(市委书记处书记)、夏菊花(王任重的红花)，“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成了陈再道之流屠杀革命造反派的黑打手，“百万雄师”，的成立是陈再道之流为六月份进行大屠杀和进行实行反革命夺权的组织准备。

五·二一：陈再道之流以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名义发表大毒草《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这枝大毒草污蔑革命造反派，“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颠倒是非，把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并公开点了亮相干部孟夫唐的名，说孟夫唐赤膊上阵了，武汉部队五·二一文件为六·四公告的出笼作好了舆论准备。

同一天，在武老潭的策划下，省司、省人司(军区认为的左派组织)出面召开了农林水系统和工交系统的厅、局长亮相会议，同时驻省委军代表曾三次找史子荣等三个宣传部长谈话，五月二四日湖北军区政委周志岗说：“领导干部要他们表明态度”，于是到六月十一日为止就有三四六个省级干部集体亮了保相。这是武老谭一手导演的“干部集体亮相”的丑剧。

署名总字127部队的造谣的周总理四点指示出笼，指示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

五·二三：《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成立，她是从“三字兵”中造反出来的，表示坚决为工总翻案，但军区“支左”拒不承认该组织，并对其进行经济封锁。

五·二六：中午，武汉部队解放军战士近200人，突然包围新湖大校园，各门重兵把守，新湖大派代表交涉，军方置之不理，至今原因不明，这是武老谭准备大屠杀的又一严重步骤。

五·二七：凌晨二时，新二十中学生二司战士张昌森，被“特动分子”打死，当革命群众抓住凶手并交给电讯局军代表处理，可是，军代表却把凶器交还凶手，并将凶手放跑。


一九六七年六月份


六·一：震动武汉三镇的“六·一”街道口撞车事件发生。这本来纯粹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武老谭却利用这个交通事故，不惜一切手段，为六月大屠杀作好舆论准备，胡说什么这是工人总部，二司中的一小撮混蛋“策划已久”“迫害解放军的”“政治事件”并且还以公、检、法的名义宣制这个司机的“罪名”把罪名强加在工人总部头上。

联系下面情况便更可说明问题：

△五月×日，武汉部队陆军第六医院将武斗中被打死的群众尸体身上军装组织农民参观，说这是被二司、工人总部打死的解放军。

△五月初，武汉军区“支左”就胡说什么“武汉是和平解放的，所以牛鬼蛇神也特别多，企图为百匪所谓捉拿牛鬼蛇神(即六月大屠杀)制造舆论准备。

六·四：武老谭进一步挑起武斗的黑色信号弹——“六四”通告出笼，武老谭继续顽固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再扬言：“解散工人总部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在“六·四”公告中，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痛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污蔑为“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把揪陈再道的革命行动说成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在这黑色信号弹的后面，大屠杀开始了，就在“六·四”公告出笼的当天，“百万雄师”第一次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铁矛出现在街头，砸毁了我革命造反派在市委大楼的联络站。

“六·四”通告发表的第二天，便分别在市公安局面前，武昌司门口、青山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发生了百万雄师围攻革命造反派的流血事件。

六月六日中央“六·六”通令发表，武老谭不但不执行，相反却利用“六·六”通令镇压革命造反派。

“六·六”汉阳大血案。

汉阳五百多红武兵血洗强占了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中心联络站，事件发生前，8201部队宣传车在武斗区大叫“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

六月七日△在汉阳龟山下，百万雄师打伤前往武昌参加劳动的解放军战士659部队战士四十六人。事后百万雄师去空军司令部认错，空军司令部的负责人说：“自己人打错了就算了”。

△在武老谭的策划下，以辛甫(市委组织长)为首的第一批市级干部“集体亮相”。

△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赴汉调查组在洪山宾馆(军管单位)门前宣传中央“六·六”通令，高喊“六·四”公告大毒草，“支左”指挥部突然冲出几十人，大骂他们是“冒牌货”，从而挑动在场的百万雄师欧打我解放军，并且无理拘留调查组十三人。

六月八日△在武老谭幕后指挥下，“红卫兵”(三字兵)武汉地区司令部”成立，会后，武汉部队近几千名战士带着三字兵的袖章和三字兵一起游行，公开支持保守组织。

△毛泽东思想“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事件中8201部队护桥炮艇张排长，公安局丁科长亲自指挥。

△下午，携带凶器游行的红武兵和三字兵，突然袭击下乡支援夏收回来的新湖大同学，而随同三字兵游行的解放军战士不但不制止，反而替三字兵运石头，更不能容忍的是，原在新湖大搞军训的一营教导员和一连长在旁唆使暴徒专打新湖大勤务员，结果新湖大柴玉本等三位常委被非法绑架走。

六月九日△红峰中学三字兵，伙同“百万雄师”包围了革命造反派在汉阳的红色据点——红峰中学，当百万雄师强攻大楼时，“支左”来了九辆宣传车，车上人看着武斗而袖手旁观，“龟然不动”，百万雄师，三字兵给解放军汽车送标语，而车上的人则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

△同一天，武汉部队所谓制止武斗的“六·九”通知出笼。

六月十一日晚，军区“支左”办公室信部长找钢二司负责同志，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信部长无视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的事实，闭口不谈百万雄师行凶杀人，而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把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造反派身上，要造反派放下武器。

六月十三日百万雄师二千余人(其中有十五车是从东西湖调来的农民)，攻打武汉汽车配件厂，在武斗激烈进行时，只有20米远的军管单位的驻军，不到一站的硚口驻军，却置若网闻，不以理采。

血案开始时，军代表组长拒不报告上级。

最后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被迫派人来假装制止武斗，但他们借口。

“百万雄师不让我们进去”而呆在远处空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六月十日△原副省长夏世厚等人，第六批干部，“集体亮相”，六月十日前夕，武老谭一手策划的保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召开了。

△晚，武老谭唆使三千多农民袭击二司华师总部。

六月十三日△武汉部队发出《关于紧急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书》，呼吁书避开武斗的性质，武斗的幕后指挥这个根本问题，空谈制止什么武斗，结果不但武斗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激烈了。

△晚，钢二司新华农战士护送武重战友回去，路上被预先埋伏好的百万雄师和农民包围，打死新华农钢二司战士王体圣一人，重伤多人后，新华农医生打电话要武汉部队8201派车护送伤员，但横遭拒绝。

六月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与红司(新华工)头头聂年生谈判，(内容跟信部长与二司谈判类似)，钟汉华污蔑革命造反派要夺军权。

六月十五日，武老谭一手扶植起来的“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首届代表大会，武汉部队、湖北军区、百万雄师都派人参加了会议，武汉部队还送了贺信。

六月十七日△“六·一七”汉口六渡桥大屠杀。

在武斗中，武老谭曾派人用话报机亲临现场指挥(有电报可查)，武老谭还派军车(戍4——19——14等4辆)拦截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援军，去抢救自己的战友，致使三十多个“九·一三”战士被活活戳死，期间，就连百匪饮食也由军车运送。

在这次大屠杀中，二七区建筑公司参加武斗的江岸区百匪头头张伟(恶霸地主出身)。

六月十九日下午，住在新华师避难的二司红旗中学的同学，住在图书馆三司所在房间里，偶然发现二司证件(可能是冒充二司的证件)，二司同学一气气下，将三司剩下的东西扔到外面去了，便引起纠纷，三司华师总部打电话向“支左”告状求援，“支保”便立刻派十二辆汽车解放军，将图书馆包围住，捉拿红旗中学的所谓杀凶手，三司的人点一个抓一个，二司同学高喊“打倒陈再道”时，解放军战士便高呼：“捉拿牛鬼蛇神。”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血案。

六月二十三日，四千多百匪攻打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在攻打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时，据无线电厂一百匪揭露，该厂两位军代表曾召集攻打工造总司的百匪头头开会，后有两军官模样的参加，商量如何攻打工造总司的问题。

当百匪屠杀时，工造总司负责人多次给军区打电话，要求部队来制止，但得到的回答是：“吴焱金，警告你，你小心些！”致使工造总司牺牲四十多人。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大血案。

六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集中了二万余人，分水陆两路，对新水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围攻，烧杀和抢劫，打死我造反派工人一人，重伤三十多人。

在这次大血案中：

①军区“支左”曾派三辆全付武装的解放军并带有两挺机枪为百万雄师攻打水运压阵，还有巡逻快艇在长江巡逻。

②攻打水运的总带队是武汉汽车运输党委副书记，汽车运输公司五、六站的百匪头头梁玉泉。

③百万雄师血洗水运时军区曾打电话询问百万雄师攻打水运的情况(因军区打错了电话，被二司水运战士接了)。

有一“支左”人员公然在群众中高喊：“我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革命行动。”

④攻下水运的当天下午，东风纱厂军代表孙光对“百万雄师”发表广播讲话：“你们攻击水运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汉阳轧钢厂大血案。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汉轧的保守组织“2·18造反军”带领八百多名百万雄师包围了汉阳轧钢厂，结果三十多名革命造反派全部阵亡，其中有二司武大战士古立盛等两位同学。

在百万雄师血洗汉轧前两天，该厂军代表突然不见，而在事件发生那天，有人亲眼看见这个军代表坐在百万雄师的驾驶室里。

血洗汉轧的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是汉阳的武装部长。

六月二十六日，在武老谭策划下，百匪包围新湖大。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6．26电话指示下达，电话指示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给了武老谭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混蛋当头一棒。

同一天，武汉部队给百万雄师的一封信出笼，武老谭一方面假腥腥地装作执行中央6．26电话指示，但同时大耍两面三刀，对百万雄师中的杀人凶手不按六·六通令处理，实际上是纵容百万雄师继续屠杀革命造反派，就在六·二六电话指示下达的当天百万雄师便包围了“长办联司”。

六月二十七日为了骗取群众的信任，装出一付制止武斗的架势，武汉军区战报张社长等六人召集二司就接到六·二六电话指示后如何制止武斗一事进行谈判，实际上是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

六月二十八日△武汉部队“六·二八”通告出笼，通告空喊双方放下武器，停止武斗，而只字不提百万雄师杀人行凶，对百万雄师中的杀人凶手不按六·六通令处理，实际上是公开对抗中央六·二六电话指示，为百匪开脱罪责，继纵容百万雄师行凶，于是第三天百万雄师便包围了新湖大。

△六月二十八日晚，军区委员刘××在武昌区百万雄师头头秘密黑会上大肆放毒，“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派人指挥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中央把武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百万雄师身上。”“他们三新、二司、黑工总、九·一三杀害我们革命群众的凶手，杀害我们解放军的凶手要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我们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六月二十八日武汉“支左”军管了原造反派红色据点民众乐园等。

现在武汉的交通要道，制高点或造反派的据点都被武汉“支左”控制(除百万雄师所占据的外)在武汉军区周围几乎所有的机关(包括医院)都被军管，形成军区的一个保护圈。

六月三十日湖北军区政治处政委黄××六月十三日对××说：“联合会、三字兵、百万雄师是好组织。”

“劳改犯放出来怕什么，放出来打敌人，让他们立功赎罪。”


一九六七年七月份


七月二日8201部队一班长对202部队一战士讲：“工总太坏了，太滑了。要抓他们的头头抓不着，百万雄师二十九个穿着军装(有帽徽、领章)和我们一起去抓也没抓到。”

七月三日下午，在省委十三号楼省委机关召开的一个黑会上，钟汉华讲：

①“河南问题与武汉问题无关，决不能用河南问题来套武汉问题。”

②“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③“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

七月五日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前往湖北军区礼堂演出“收租院”看见8201部队战士刺杀枪上刻着“打倒二癞子”的字样。

(以上部份是七月初编的)

七月十四日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派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到汉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但是陈再道并不死心，于是一场由陈、王策划的反革命政变终于爆发了。

七月十五日武汉三钢、三新等革命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热烈欢迎中央首长到汉，声讨刘少奇的疯狂反扑。队伍游行至武圣路时，百万雄师包围了我游行队伍，制造了又一流血事件，我革命造反派牺牲数人。

七月十六日武汉三钢等革命造反派举行盛大渡江活动。谢副总理关心至极亲临指导。可是陈再道千方百计破坏这次渡江活动，即使六级大风，也没给一条救护船，甚至还暗中指使百万雄师阻拦渡江健儿返回武昌，纵容军事院校保守派欧打支持渡江活动的202部队解放军战士。

七月十七日凌晨一时，谢副总理到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要百万雄师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武斗。

凌晨一时，谢副总理再一次到了钢二司司令部，并接见了三钢代表。

当天，三钢遵照谢副总理指示，发表了关于立即查封自卫武器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良好气氛的声明。但百万雄师却对首长指示，阳奉阴为，继续为陈再道卖力，屠杀革命造反派。

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副总理到钢二司红水院接见了三钢战士。

同晚，王力同志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中央文革作了四点指示，大意是：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工总的案要翻过来，二·八声明主流是好的，三钢等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上陈、王干将——8201部队师长牛海龙立即退出会场，煽动解放军战士，七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陈再道反革命政变的反革命舆论在紧张地进行着。百万雄师的“打倒王力”的反革命标语武汉三镇皆是。

七月二十日△武汉军区被迫释放工总负责人朱洪霞等七人。

△凌晨一时左右，七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发生。在陈再道唆使下，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混蛋包围了东湖宾馆(谢副总理住处)绑架和欧打我们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这时陈再道赤膊上阵，急急忙忙来到现场，对谢副总理强加压力说：“现在就看你们做工作了，我是没有办法啦”。当天早上，8201和百万雄师出动了六百多辆汽车的人，包围了军区大院，胆敢斗争了我们王力同志。

△在陈再道的指使下，8201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名义发表所谓紧急呼吁。这个“呼吁”，接过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为“二月兵变”计划在武汉继续推行而大造反革命舆论。高叫百万雄师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左派，”并扬言“谁敢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百万雄师在陈再道的策划下发表了所谓“特急声明”。扬言要“舍得一身剐，把埋在毛主席司令部的各种定时炸弹(指王力)统统拔光，一个不留”。

△百万雄师造谣说：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评价是大、好、纯、要爱护他。

△百万雄师毛泽东思想野战军404部发出造谣传单：“特大喜讯”“中央文革来电”等，胡说什么“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

△三司司令部发表什么“造反公告”公然要造王力同志的反。

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和8201中一小撮侵占了新湖大，抓走了新湖大负责人张维荣等数人，并开了枪。

七月二十二日百万雄师进攻中南科学院，大批全付武装的百万雄师暴徒到新华工、红武测挑衅，扬言要血洗红武测和新华工。

同天，百万雄师在青山大肆屠杀钢“九·一三”战士，并抓走钢“九·一三”战士数百人。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谢副总理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革命造反派高兴得流下了热泪，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仍然顽固到底，仍然高喊“打倒王力”。

七月二十四日夜11时左右，百万雄师包围了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红武测和钢二司新体院，直到七月二十五日周总理来电警告他们才撤走。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国革命造反派支持武汉三钢打倒陈再道的消息。

武汉驻军海陆空三军游行，声讨陈再道，支持我三钢。百万雄师也出动了一百多辆卡车进行游行，喊打倒陈再道，但同时又喊打倒孟夫唐。

七月二十六日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公告，表示要打倒陈再道，支持三钢，承认武汉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值得注意是：武汉部队领导机关虽然发表了公告，但没有什么很多实际行动，他们闭口不承认武汉部队二月十八日严正声明和三月二十一日通告是大毒草，至今仍不对8201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采取措施，更没有揭发陈再道的罪行，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公开给工人总部平反。

七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九日东西湖农场事件发生，纠集在东西湖农场的百万雄师打伤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来动员百万雄师回厂产生产的解放军战士)一百多人，解放军战士光荣牺牲七人。

△在陈再道之流的暗中支持下，炮打中央文革的康三司这个保守组织公然在军区门口开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


八月一日为了庆祝“八·一”，为了声讨陈再道策划七月二十日反革命兵变的阴谋，武汉地区革命革命造反派举行盛大渡江活动，由于武汉陈再道之流的破坏，我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战士光荣牺牲一百多人，其中仅钢二司红水院就牺牲了十五人(有尸可查)这是陈再道之流垂死挣扎的一场有计划的对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迫害事件。

来源：武汉钢二司宣传部印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3月份)
成都革命造反编辑部汇编、整理
1967.08.00



目 录


最高指示………………………………………………………………………………………(1)

三月一日………………………………………………………………………………………(3)

三月二日………………………………………………………………………………………(5)

三月三日…………………………………………………………………………………… (8)

三月四日……………………………………………………………………………………(10)

三月五日……………………………………………………………………………………(12)

三月六日……………………………………………………………………………………(15)

三月七日……………………………………………………………………………………(17)

三月八日……………………………………………………………………………………(18)

三月九日……………………………………………………………………………………(21)

三月十日………………………………………………………………………………… (23)

三月十一日…………………………………………………………………………………(25)

三月十二日…………………………………………………………………………………(30)

三月十三日…………………………………………………………………………………(32)

三月十四日…………………………………………………………………………………(34)

三月十五日…………………………………………………………………………………(37)

三月十六日…………………………………………………………………………………(40)

三月十七日…………………………………………………………………………………(42)

三月十八日…………………………………………………………………………………(46)

三月十九日…………………………………………………………………………………(47)

三月二十日…………………………………………………………………………………(48)

三月二十一日………………………………………………………………………………(51)

三月二十二日………………………………………………………………………………(53)

三月二十三日………………………………………………………………………………(55)

三月二十四日………………………………………………………………………………(57)

三月二十五日………………………………………………………………………………(58)

三月二十六日………………………………………………………………………………(59)

三月二十七日………………………………………………………………………………(60)

三月二十八日………………………………………………………………………………(63)

三月二十九日………………………………………………………………………………(64)

三月三十日…………………………………………………………………………………(65)

三月三十一日………………………………………………………………………………(67)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代后记)……………………………………………………………………………………(70)


最高指示（略）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


三月一日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推行者；保守组织五军一旗的组织者、支持者；四川“二月镇反”和“三月复辟”的同谋者；李井泉的同伙，阴险狡猾的程子华(原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第一付主任、西南局建委第一付主任)窥探时机已至，便终于跳了出来，赤膊上阵，与韦杰、甘渭汉之流串通一气，公开扶持保守组织，掀起了一股从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残毒地镇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而甘、韦也把程子华抬出来，作为“三凑合”的领导干部。

程子华自二月二十六日与甘、韦在××密谈二个多小时后，西南局机关的资本主义复辟，便在他的一手指挥下行动起来。他纠集保守势力，蒙蔽广大群众，对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和镇压。他通过钱敏(建委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程的狗头军师)直接操纵保守组织《粉碎反革命逆流勤务组》(以下简称：“粉逆”)和《西南局机关大联合筹备组》(以下简称：“大联筹”)。并示命保守组织去牢牢“掌权”。又吩咐“粉逆”要随时同××取得联系。要求把机关“粉逆”中整理革命派的黑材料和传单，都给××送去。

▲韦杰于本日在《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干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大骂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搞反革命夺权!”“还要夺取军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支左”办公室政治组指示：“镇反”在成都地区还有一些问题，如卫生系统、省文联、省地质局、交通厅等。省市要统一行动，狠狠打击一批，同时要求今、明两天，把材料准备好。对象是：(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分团长以上的，一律打击；(二)川大八·二六勤务组的成员和部长以上人员通通打击，此项工作由市公安局办理；(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军团勤务组成员；(四)与工人造反兵团相关的先开除后打击；(五)省级机关，由公安厅办理。凡是要打击的对象，要先搞一份材料，实在搞不出来的，可以以名单搞。工人造反兵团分团长以上的，来投案自首的，不能轻易放掉。工作要强调“保密”。发现内奸，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能姑息等等。

▲××个别负责人，还要公安厅动用专政工具，公开违抗中央关于不准在党内搞侦察的规定，对原省委的几个秘书长搞侦察活动。但被公安厅的干部抵制。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团发表“严正声明”，阐明对产业军等保守组织的看法。

▲北工大东方红公社井岗山轻骑兵，在四川地质局招待所墙上写出大幅标语：“不准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不准把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强加于中央文革！”

▲公安厅黑筹委业务办公室负责人祁××透露：××曾向李子英、杨岗布置省级机关要抓四百余人。

▲在由韦杰、李××、茹××、胡××和省委杨超、苗前明等人组成的“镇反”核心领导班子下，又设了五人“镇反”领导小组，××周××、李××、公安厅杨岗、省法院张志英和市公安局的贾林山等人组成。这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共十七人)和三个专门调查组(共五十四人)。

▲为了抓住“刀把子”，韦杰派出以××(××××师师长)、田××(××师政治部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组成的×管会，打着“使专政工作进入轨道”的幌子，正式进驻市公安局。并立即开始镇压公安系统内的革命派，和同情、支持革命派的所谓“内奸”。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棉花大王”、简阳县县委委员张泗洲同志，由于敢造“走资派”的反，坚决支持革命派，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残酷斗争三十余次，并被非法拘留。直到四月七日，还被该县县委书记，李井泉的黑爪牙董启勋，唆使保皇派毒打、斗关。

▲由全市各校保守分子拼凑成的“红卫兵产业部队”于今日出笼，并发表所谓的《宣言》。

▲原保守派成都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以整风小组名义发出声明说：“宣布工人赤卫队自三月二日起，即不再存在。”根本矢口否认其是属保守性质，并以“左派”自居。实际并未解散，全部人马改名为“产业军直属师”。

▲保守派古田红卫兵(包括六九二八、八二一三、七四六八等)由于内讧，对设在斌升街二十三号统战部内的产业军二线指挥部，进行扰乱。××及公安黑司令部闻讯后，立即驱车前往保护，并主动转移二线指挥部的文件、物资。

××××师和斌升街派出所，以及附近派出所，都负责保卫“产业军二线指挥部”的安全。并属该部情报组长李万荣指挥、调动。

▲产业军军部特工人员石茂桐，崔春山(均属产业三师)搜集全市革命派材料后，向××支左办公室作书面汇报。汇报说：在部分革命(?)组织、革命(?)群众中搜集了反映，并在城的东、西、北门抄下些标语口号，从这些中，看来很不正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产业军，并为兵团涂脂抹粉，喊冤叫屈。现汇报于后：(一)组织名称：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二四九总部、成铁二七、刃具厂八路军、五冶造反兵团等组织。(二)上述组织所写的标语口号：(1)产业军必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2)不准为刘邓陶反动路线翻案！(3)不准形形色色的保皇机构死灰复燃!(4)产业军是一切保皇机构的坚强后盾！(5)欢迎产业军起来造反！(6)只许左派造反，不许产业军翻天！(按：原共二十余条，现只摘六条供参考。)等等。这些标语，都是在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内写的。是在二十六日控诉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后写的。他们(按；指革命派)行动、步调都一致，一定是有统一布署的。(三)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行动：(1)大力支持兵团；(2)反对控诉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3)涂盖揭发兵团的罪恶的大字报……等等。(四)他们与造反兵团的关系：据了解兵团成立时，是由红卫兵成都部队帮助建立的。……我们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等组织，是工人造反兵团的后备力量。(五)这些组织当前的动态和手段：(1)退出兵团，参加同观点的组织；(按：指参加红成派的工人革命组织)(2)改头换面，保留组织，如汽车修配厂兵团12．4战团，他们把“兵团”去掉，保留124战团的名称，人员未动。……等等。

▲除西南局的程子华外，省委的杨超、苗前明，成都市委的冯焕武、廖家岷(市委书记)等均按计划，粉墨登场准备大搞“三凑合”。自二·一七军委来信后，杨超就削尖脑袋四处活动。从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去××与韦杰密谈后，他们便进一步扶持、操纵保守派组织产业军和《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以下简称《省联总》)，搞复辟阴谋。二月二十五日晚上，韦杰、甘渭汉又专门请杨超去××会见。甘渭汉说：“老杨，革命左派叫你出来，二十八日要开三级干部会议，请你出来。”“在会上就农业问题你发个言，可以边工作，边检查。”随即，杨超就搬到东方红宾馆西楼“高干”房间住下，筹备“省农业三干会议”。并荣任“省生产委员会”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并于今日，在“三干会”上大叫，攻击革命派“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由于个别负责人上了韦杰的圈套。(在一·二九事件上同意××的看法，韦杰便承认“××”是左派。)在二月中旬支持韦杰的“镇反”。但，被广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唾弃，揪下台后，立即重新改组总部的领导班子。改组了的领导核心，认真分析了形势与任务后，决定狠与“产业军”作斗争。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十·一》战斗团发表《严正声明》，提出对产业军的十项原则。(被产派诬为“大毒草”)并写出《红卫兵成都部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老产的屁股我们摸定了！》等标语。揭发有关产业军的保皇嘴脸的大字报上街，引起全市震动。

▲××参谋长×××接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总勤务站杜军时说：“红旗支产没有错。今后掌权不掌在这些人手里行吗？到现在为止，据我们了解，产业军没有后台，不要说产业军有多大一个后台，就是有我这样一个后台，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喊‘打倒产业军’，你们就喊‘打倒刘少奇’，可以白天黑夜在街上游行，去喊，可以一次出去一个分团或几十人……。”

▲韦杰除拼命复活保守组织，把李廖死党的心腹程子华、杨超、李林枝、许梦侠、赵苍璧等塞进“三凑合”的领导班子外，又把黄新廷、郭林祥的同伙×××(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政治部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推上“支左办公室”领导宝座。


三月二日

▲甘、韦为了帮程子华摸清西南局机关内部情况，派出陈××去西南局“了解”程子华的问题时说。××表示：“对程子华站出来的问题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要中央表态是不可能的。中央表态反而被动，你们(指西南局建委革委会)去了两个人，向中央汇报，要他亮相，中央怎么表态?表了态就被动。”(按：暗示要支持程子华)

▲由甘渭汉、韦杰主持的复辟会议《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历时两天，于本日在东方红礼堂结束。××所属各×分区、县武装部的负责人，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按：指产派观点的。)在会上、会下统一了支“产”镇“革”的口径后，通过了所谓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信的决议》。会间，受到全省“产派”的捧场。

▲甘、韦控制的伪《四川日报》第六号今日出版，刊载了所谓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信的决议》”但，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均未转载。对甘、韦搞复辟活动，迎头一闷棒。

▲甘渭汉听取了保守派《省联总》的汇报后，谈到大联合时说：“联合中要注意‘三结合’的问题。从政治上去瓦解川大八·二六派的人。”还说：“对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问题，要真正批判资本主义当权派，过去几次批判，都没有成功，八·二六给你们破坏了。”关于产业军问题，他则说：“对他们(指产业军)要笑脸相迎，一点进步都要欢迎。革命不分先后，对他们一时的错误就算了。”等等。

▲《省联总》普永全(省委工交部)在传达甘渭汉三干会后接见他们时的讲话说：“二·一七以前，省市委的头头，多数被抓走，一个也没有批判好。过去对好干部支持不够，打倒一切。”“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涉及的地方，问题很大。他们去得少的地方，问题就少。越西，工人造反兵团组织五千人去围攻。奴隶主组成造反兵团，去斗争奴隶。他们一去就搞解放三、四类。宜宾方面军与党内走资派勾结，围攻军分区。这些都是‘反革命逆流’。”等。

▲公安厅筹委会，在××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的指示下，制作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经批准，便下发至全省各市、专、县等地，掀起一阵黑风，公开取缔了全省范围内的革命组织共七百余个。

▲××周××部长，常临“产业军二线指挥部”指导工作。并密示产业军，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有点“保”！公安黑司令部，亦在此，常与××、产业军头目共议机要大事。并筹划举办所谓的《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展览会。

▲公安局付（应为“副”——编者注）局长贾林山，与公安黑司令部保皇头目孙海波密切配合，在局内公开搞反夺权。并宣布其黑命令说：“各处、分局、股、所、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两个以上的，应该站出来一个，有错误的，今后再批判。”由于黑命令的宣布，于是被革命派集中看管的十四名处级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放了出来，官复原职，大抓“镇反”工作。如一贯以镇压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运动著称的大刽子手×处付（应为“副”——编者注）处长李学义，也被捧出来边“亮相”、边“镇反”。李学义在田××等人的支持下，反攻倒算了该处革命派已夺得的大权，便重登宝座。立即对该处所负责管辖的军工系统革命派(有红卫东成都部队、革命造反军工战团、星火造反兵团、南光红总和部分兵团、军团等革命组织。)挥动屠刀，开始残酷的血腥镇压。

▲本日凌晨零点左右，在××周××付（应为“副”——编者注）部长的亲率下，大量武装人员分乘七辆汽车(三辆吉普车、两辆大卡车和两车宣传车)杀气腾腾地夜击川大。仅凭一张事先拟定好的黑名单，既无拘留证、逮捕证，又无搜查证，就非法包围了学生宿舍的五舍、七舍，抓走八·二六战斗团勤务组罗闯、蒲先安、杨明远等十四名革命小将。被抓的八·二六战士高呼革命口号。

继后，又以所谓“没收罪证”为名，大肆查封八·二六的器材、物资等。甚至连八·二六的团旗和胸章、纸张等都一概查封。

近凌晨五时，对川大校区的武装戒严，方始解除。

但，自即日起，韦、甘的便衣密探，在四川大学附近一带(包括工学院)活动的人员，频频上增。

▲下午，四川大学内，由保守派烽火战团、红旗公社、无产阶级造反军川大纵队、共产主义红卫兵和太阳升公社等联合在校内大操场，召开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会上，主持人宣读了所谓的“川大八·二六十大罪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驻川大调查组对此发表声明：“坚决支持”。

▲晚十一时，金堂县公安局到四川大学内，非法抓走八·二六战士张(此处一字打不出)火(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定的罪名是：冲击县武装部，破坏金堂县文化大革命。

▲四川大学保卫处、武装部被反夺权后，立即发布其“镇反”通告。

▲驻本市西较场××后勤部李泽森奉令，每周到红照壁“产业军军部”访问二至三次。进行单线联系特务勾当。

▲周××给公安厅筹委会作指示：(一)甘政委、韦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同意，在省级机关开展“镇反”，但不一定采取统一行动，可以先由群众斗争，后逮捕法办，或先捉后斗。要求公安厅把执行情况每天填表送××；(二)工艺美术社昨天还在出版反动画，公安部门要依法取缔；(三)成都市公安局预审力量不够，省厅要派人帮助；(四)省级机关“镇反”要注意抓幕后操纵者。

▲公安厅内部“镇反”，拘留了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两名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一名。

▲产业军六九产业师满街刷标语：“产业工人战斗军的大方向，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

▲××支左办公室机关工作组直接派人向省级机关各厅、局了解有关组织和人员的情况，以利于“镇反”斗争。

机关工作组派人到省轻工厅巡视后，认为该厅的“镇反”工作很好。便指示该厅保守派写出《镇反经验》，以便推广。并指示说：“有关镇反工作，除××抓外。公安厅还有专人与你们厅的人联系。”

▲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按：即保皇公社。)除配合“成电红旗”拼命为老产翻天摇旗呐喊外，还贴出了造谣大字报：成地三系楼和红卫楼，是令人发指的白公馆、渣滓洞。

▲成都六九信箱保守派产业军三师(即六九产业战斗师。)在甘、韦遥控下，于本日停产召开声势浩大的《控诉声讨红卫东大会》。会上有特邀老保发言，咬牙切齿地叫嚣：红卫东罪恶滔天，……要求抓回彭县去斗争。会后，没收了红卫东六九纵队的宣传车和广播器材。并由×代表勒令已夺权的红卫东，把权全部交给产业军。由于驻厂×代表的大力“协助”，六九信箱首创了全国典型的革命派向保守派、走资派“交”权的“交权仪式”。看！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在四川全省何等猖狂！

该厂保守派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保守分子周正刚更公开叫嚣说：“一月风暴在全国范围内，不太合适用！只适用于上海。一月风暴为什么要在成都流行?!……。”产派人士更公开对造反派战士扬言说：“我们过去整你们的材料，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整对了！现在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保守派并大肆印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等大字标语，贴在红卫东战士工作岗位上、住宿地点。产派、八一等保守派，终日高吼：“红卫东是反革命组织！”不管在厂区、宿舍区，他们象疯狗一样，处处围攻革命派。并明目张胆地对革命派进行人身侮辱、非法绑架和毒打等等。

▲苗前明(前省委组织部付（应为“副”——编者注）部长)自一月份被梁岐山(省监委书记)及其一伙假逮捕，(住在高级房间中保护起来，每月生活费七、八十元)后由省委许梦侠出面，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把苗前明粉刷成“受害者”登上舞台表演。苗前明也写出了几张不象样的大字报，欺骗革命群众，给自己披上“革命干部”的外衣活动。二月二十四日后，继杨超与韦杰政治成交后，苗前明亦接踵而行：“要求出来”。韦杰密示《省联总》“苗前明要求出来，同意出来，到总部来。”于是，苗前明便“荣任”为“省生产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与杨超狼狈为奸，大搞复辟阴谋。杨超说：“如果把产业军扶植起来，四川文化大革命就走上正轨了。”苗前明便说：“产业军是我省今后夺权的依靠力量。”

▲冯焕武(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委常务书记)与杨超等谭氏人物串通一气，公开领导保守派组织《市级机关革命派联合总部》(以下简称：市联总。)搞“假亮相”后，蒙蔽群众，爬登上了复辟宝座：“成都市生产委员会”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的位置。便赤膊上阵，向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实行阶级报复，搞资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日

▲程子华发出了一份写给周总理，题为：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简要情况的报告，内容极其反动。恶狠狠地把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欺骗总理，蒙骗中央。其调子和甘、韦，完全一样。他说：“成都地区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补，以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煽动了几千人，于今年一月二十九日抢了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军区部队于一月卅日坚决镇压了一二九反革命事件，并在街道工业分团中当场抓住了李大章、张呼晨(四川省付（应为“副”——编者注）省长)，搜出了被抢去的公安局的弹药和密秘文件，逮捕了主犯宋立本等十人。”信中大肆鼓吹产业军不仅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而且是革命的左派，将来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主力军，应当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信中还说：“兵团的总部，分团，部以至支队的领导机构，大部分已被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分子所掌握。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革命的组织”。信的最后，自我吹嘘地说：“西南局×线建委原有革命群众组织六个，经过充分酝酿后，实行大联合建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最近几十天来，建委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一般会议，己吸收我和钱敏同志参加。”等等。

▲韦杰和杨超密谋后，借口支持工业生产，实际上是下厂发动产业军，搞资本主义复辟勾当。组织了支“产”镇“革”的工作组，后经研究“工作组”名字太臭，便更名为“宣传队”。但，这批宣传队，到工厂后，既不演出，又不写大字报，成天确（应为“却”——编者注）躲在阴暗角落里，充当走资派、保守派的狗头军师。其成员都是通过省、市黑联总抽调机关内百分之廿五的干部组成。条件是：(一)不是造反兵团的观点：(二)不是八·二六的观点：(三)不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一句话，要产业军的观点。这批支产模范、保皇干将于本日起，集中在东方红礼堂精读甘、韦的有关镇反支产文件、训话。于本月五日便卒业下厂。

▲××通知市公安局付（应为“副”——编者注）局长贾林山，公安厅付（应为“副”——编者注）厅长扬岗、李子英和×管会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田××去开会谋商。会上决定；三月四日凌晨二时，开始行动(抓人)。按拟定的黑名单共抓捕革命派五百余人。会中，周××对与会的人说。“北京南下的学生，都是表现坏的。北京多次催他们回去，都不敢回去。凡是对采取行动的组织，有些学生，不要轻易叫他们走了，要消了毒才能走，但不能抓人。”“批准了，马上行动!”与会人员中有人提问，是中央批下来的吗?周××回答说：“等不着了，先抓了再说。”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除重复周××的意思外，还特别强调并指示说：“对罪恶大的头头，应抓紧审讯罪恶特别大的，特别坏的，可以杀几个。”“象兵团的刘正庚就可以杀”等等。后，扬岗提出在成都、重庆两地分别召开“镇反”片会的问题。周××等人表示同意。

▲省公安厅唯一的革命组织《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被该厅保守派《黑筹委会》强行砸烂。并抓捕了总部革命战士扬××、孙××五人。驻总部的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两位革命战友，和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一位革命战友，亦被非法抓捕入狱。与此同时，公安厅走资派，保守派，狼狠为奸，以《筹委会》名义，将狱外的革命派，指名点姓地打成“干将”，“幕后指挥”，“烂参谋”，“狗头军师”等。并利用它们操纵的大会、小会进行围剿革命派。并将革命派弄去集训和监督劳动。对革命派采取搜查、跟踪、隔离反省，照象等特务手段，还限制行动的自由。李子英指令《筹委会》公开对《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所有战士规定六条命令：(一)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订攻守同盟；(二)不准互相串连，不准死灰复燃；(三)不准随便外出，外出要请假；(四)彻底交代并检举揭发；(五)凡被点名的“干将”，受批判斗争其中任何一人时，其他人不得参加；(六)向毛主席请罪，并用大字报写出来。从此，全省公、检、法系统的内部镇反，便排演开啦！

▲凡军工系统厂矿保卫部门的革命派(包括未正式参加，但同意造反派观点的。)均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不可靠分子”后或投入监狱，或宣布监督劳动。如九五信箱保卫部的革命派迟德奎同志，因敢于革命，建立了革命组织《前哨》，坚定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故被抓入狱。成都六号信箱保卫干部蒋桂铭同志，本人支持并参加《红卫东》六纵队，亦遭扣捕。又如，成都七号，六八信箱等厂保卫干部，因坚定地支持革命派，被打成“不可靠分子”受批判斗争。

▲产业军军部公开发布“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公告”，公告中再次表明，坚决支持军区二月十三日的《紧急通告》，积极协同××和公安机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经过××批准，和××唐部长的直接布置下，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大专院校红旗红卫兵等四个保守派于下午，发表：所谓“造反声明”宣布退出他们自己经营的《四川省无阶级革命造反军总部》。入夜，被人唆使的贫下中农战斗军，又假抄砸了这个保守派联合总部。

▲红卫兵战斗军(按：即由全市校老保联合拼凑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反动头目黄正立(按：产业军二线指挥部头头。)的布署下，于当晚十二时，写了封信给“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信中贼喊捉贼地说什么“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的阴谋。”这封信，表面上看来，是抱怨老产砸保守派联合总部太鲁莽，实际上是替老产造舆论；看！我老产多么大公无私，不愧为当然“左派”。

▲保守派产业四师(交通系统)在内部广泛介绍，所谓“汽九分团争取造反兵团受蒙蔽的的群众，团结大多数同志的经验点滴。”这份材料，注明切勿外传，机密的字样。他所谓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产派四大家族复兴后，残酷镇压革命派，死保走资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自供罪状。它说：“当走资派闻到造反兵团中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香味’时，他们便紧密勾结，里应外合，狼狠为奸。”“军区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对反动势力给予毁灭性打击，反动势力，就此垮台了。汽车九队产业军乘此良机，发扬狠打落水狗的精神，把罪恶极大的头目给逮捕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攻心，很快就把反动势力给瓦解了。”这份自供罪状共分六点具体“经验”：(一)抢夺大权；(二)造反兵团是敌我矛盾，对于他的成员，大部份是有错误，缺点的，要严肃批判，决不能迁就、马虎和麻痹；(三)对造反派的罪恶活动，要进行现场控诉和现场展览，最有力的方法是他们抓紧时间，不失战机，乘公安局大抓一小撮的关键时刻，一面协助捕人，一面把造反兵团抢来的东西进行展览，并把幕后指挥和头目，抓来揭发，批判斗争；(四)把揭发出来的反动事实，写成文章，总结成罪状，大量宣传印发、广播；(五)对于顽固分子，施以专政、勒令他们劳动，老实检查交待；(六)将过去被造反兵团罢了官的当权派，全部复职，请他们大胆放手工作(抓镇反、促生产)，使当权派得到了解放。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勤务组改组后，新勤务组去××，韦杰大发雷霆指责说：“把同意××意见的干部，都彻（应为“撤”——编者注）换了！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都滑到边缘了！”

▲由于红卫兵成都部队勤务组改组后，对甘韦不但要进行抵制，而且要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于是甘、韦便把它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方针，改为《依靠产业军搞夺权斗争》。并指示《省联总》和××各派十五人帮产业军整风(按：出谋策划)。

▲对于《三、四》大行动前，李文清准备报请中央批示，当请示甘渭汉时甘说“不要经中央批准，我们抓。”结果，便布置行动抓了五百余名。

▲仅成都附近的温江县，除抓捕几百人外，……，还集训八千余人，逼死二十多人。

三万多人口的新繁县，就抓捕了三百多人。……

▲为执行“三、四”大行动，市检查、法院分别组织干部参加大逮捕的统一行动。司法造反团的熊长碧说：“今天晚上执行任务要保密，泄密者，党员要开除党籍，团员要开除团籍。在执行任务中要狠得心，下得手。”

▲韦杰亲临四川棉织一厂，对该厂走资派保守派布置抓捕该厂“川棉红旗战斗师”“兵团”等革命组织的革命战士的作战计划。


三月四日

全市戒严大抓捕。于凌晨二时开始行动，共抓捕革命派五百余人。(即“三、四”大行动。)

▲在抓捕行动后，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李××和参谋长茹××，立即召见有关人员去××汇报这次大行动的情况。并亲自审查，修改，签发了《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把兵团、川大八·二六、红卫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四个革命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还特别指示说：(一)、印刷厂搞了没有?那里还在印反动宣传品，要很快去做工作，今后保证不许再印反动传单，要向公安机关备案；(二)、北京南下的学生，除新北大三人及三司几人以外，表现都比较坏，不能轻易放走了，必须消毒后，才准走，特别坏的人批判后送回原单位；(三)对罪大恶极的头头，可以杀几个，召开几十万人的大会，造声势，如象刘正庚和造反兵团市建指挥部那个抢汽车的，又碾伤了三人，我看都可以杀。最后要求公安局尽快提供一套贯彻执行的意见。

▲成都××《复镇反意见》电指示：对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南充分团的头头，要坚决打击，充分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在群众中搞臭。有关政策、策略性的重大决定，请与×××师研究取得一致的认识。

▲在抓捕时，许多无辜的革命群众，也错入魔手。如本市西胜街制球社的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支队长杨××，仅因广播了“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揭露所谓的“镇反”文章)，就以“广播反动传单”的罪名抓捕。……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于下午在市公安局给全体干警训话，大反干警的“右倾”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镇压反革命这样手软！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打破一切束缚我们手脚的旧框框。当前公安局的中心任务就是镇反！归根结底一个字：抓!抓！!抓！！！大家要大胆地干，不要怕，一切由××负责。前段时间，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警察一个个都灰溜溜的，现在该你们出去兜风了！现在是显威风的时候了！”

▲由李子英、杨岗等人亲自签发，由公安厅黑筹委会出面，抛出的高级铅印传单：“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反朴——揭穿‘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妄图死灰复燃的新阴谋”大量出笼，免费赠送，流毒全省。

▲《四川省生产委员会》于今日正式出笼。甘、韦将大批走资派抬出经过假“亮相”的表演后，便官复原职。又借关心生产的幌子，把坚持反动立场的走资派，推上省、市各级生产委员会的宝座。

省生产委员会的主任由××付（应为“副”——编者注）政委余××担任，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则是杨超。而苗前明便当上了省生产委员会委员、综合办公室主任。这个委员会共十九人，陈××委派七人外，省联总二人，当权派则占十人。除大部分系打倒对象外，其余都有严重问题的。

这个生产委员会，一直对抗中央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扣压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件。并歪曲中央指示，用生产压革命(对产派例外)，抓“镇反”，促生产。暗中破坏文化大革命。

这个生产委员会，是四川三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产物，是反革命夺权的过渡机构。是伪“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前身，它的活动，完全按照他们事先拟定的反革命复辟轨道浸渗。

▲以反革命分子张昭斧(系重庆南桐矿务局技工学校的教员)为头目的，所谓“找鬼打”战斗组全组十二人，伙同产业军、公安黑司令部等保皇干将，经批准联合成立了“成都川棉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揭发控诉委员会”。并宣布在太平街财贸职工俱乐部正式营业。成地东方红公社、成电红旗参加该委员会工作。

▲经过程子华和他的喽啰一系列的暗中活动后，程子华在西南局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被抬出来“亮相”了。这次亮相的程子华，对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检查，只是气势汹汹，咬牙切齿地大讲特讲镇压“反革命”，大骂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为西南局机关所谓的“粉碎反革命逆流”定了调子。他说：“拥护还是反对成都××，是衡量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标志，事实正是作了这样的结论。”“要把《粉碎反革命逆流》当作一个阶段来搞。”从此以后，“粉逆”勤务组和它的变种“大联筹”，按程子华定的调子，大打出手，把西南局总部负责人王××等同志，和机关较早的革命组织，如财办的“霹雳”、办公厅的“东风”、“反到底”和宣传部的“打倒李井泉”……等，作为粉碎的重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并大搞黑材料，准备抓捕一批“反革命”，疯狂地镇压革命派。

▲成都市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的居民点，成都西安路派出所辖区，在派出所所长(走资派)苏少丹和爪牙(保守派)周太洪、赖志福等人的密谋下，该辖区大规模地非法戒严，抓捕造反派群众六十余人。(第一批共一百余人，准备抓但未抓的有四十余人。)凡参加造反兵团的，几乎全部都搞人人检查，个个过关请罪等。苏少丹说：“要抓兵团百分之八十。”公开停产，大搞镇反抓人、斗人。并为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保守派公开平反。革命派在该辖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早、晚街上关门闭户，小孩也不敢出门，白色恐怖何等猖獗!(按：该辖区运动初期，被校红卫兵抄家者达一百五十六户，经兵团东方红纵队调查，大多是误抄的，是苏少丹出的点子。被逼供、武拷的遍及（原文如此——编者注）。打死的、逼死的共九人。当时，震动全市的新罗路事件，就出在西安路辖区内。)

▲近几天，全市产派四大家族，大抓“兵团”等同观点组织的革命群众游街示众，并进行毒打，抄家。

▲晚十一时，广汉保守派、县公安局、武装部在火车站戒严，非法抓捕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广汉分团革命派五人。

▲产业军军部的《给原无产阶级造反军总部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出笼。这封信，是对昨日红卫兵战斗军信的答复。信中虚张声势，为校老保们壮胆说：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不准借此对我们的战友进行迫害。如果谁要这样干，我们决不会饶他……等。

▲产派四大家族内部，大肆翻印所谓“钢鞭材料”《西南农学院赴蓉四人小组》调查的“关于川棉一二、三一事件调查材料汇编摘要”。摘要中，颠倒黑白，混淆事（应为“是”——编者注）非，捏造了一篇所谓“冲击产业大楼的进攻队伍负责人之一郭忠民”所写的旁证材料。这个材料首先说“我也是造反派的。事件自始至终我都在场。”“并未看见产业大楼里打人。”“砖瓦厂二百多个产业军是被一个个地捆走。”“二楼很多都是细纱车间，还有其他车间的女娃，约在卅一日凌晨三点攻下，还是同样一个个捉住捆走。其中有一青年女娃儿，被有人指着喊《狐狸精》让它见一见人！于是一下子扯脱该女娃子上身的全部衣服。从拾到的笔记本中看来，是个团员，没有结婚。并不是什么狐狸精。”“有个女工，裤子也被拖脱半节！……总之，作个总结，那种惨境，比渣滓洞好一点，但比国民党的大逮捕凶得多！”另一篇旁证材料，是轻工厅供销处李忠义写的。他说：“打五好工人、党团员，总之，……越是党团员、五好的被毒打得最凶，被捆得最紧。”西南农学院赴蓉四人小组最后声明，“以上材料为第一批材料，曾交产业军总部找人带去上报中央文革。”

▲今天“大抓捕”，很多被抓的革命派，连一份单行材料都没有。仅凭一张黑名单(有的连名字都弄不清楚)就把人抓捕了，审问后又无大问题。真乃资产阶级专政的鲜明写照。

▲韦杰、甘渭汉组织了神秘的五人小组。并确定牛×任组长，李××(××分区政委)任付（应为“副”——编者注）组长，茹××、鲁××和杜××等五人。主要任务是：一、管审讯，二、管专案；三、“整风”办公室。搞单线联系，互不过问，直接由甘、韦领导。只有李××有权布置任务。

▲二四九信箱联合总部七战斗团立新纵队贴出革命标语，“联总坚决永远战斗下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朴！”“不准为刘、邓路线翻案！”等巨幅标语。

▲成都六九信箱走资派白锋、张金城被产业三师捧出场后，唆使产业头目张宝禄、张永智等保守分子，整理“红卫东成都部队六九纵队”的“十大罪状”，按计划将“红卫东”扑成反革命组织。

在钱××的密示后，驻该厂×代表金×一手组织个专整“红卫东”的材料组(即镇反组)，并下设三个组：(一)接待组，负责收集原始材料；(二)调查组；(三)专案组。……无限上纲，用尽造谣、陷害和诬蔑的手段，为达到把“红卫东”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标准。对所整理的“红卫东”战士的“人头”材料，其标准是：只要能送进监狱，就不择任何手段的“整”！……。

竟（应为“尽”——编者注）管走资派和保守派对“红卫东”及将（应为“即将”——编者注）采取×事镇压，但69纵队每天仍威风凛凛，高唱战歌，集队上下班。对东郊、全市的革命派影响深大。……而走资派和保守派却吓得目瞪口呆，对69纵队恨之如骨。


三月五日

▲程子华的秘书胡克新，向西南局机关保卫科扬文襄说：“王××这个人觉悟那么高?那样早就写大字报上街(指六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这个堡垒非要攻下来不可。”

▲在甘、韦指示下，省公安厅黑筹委会，于今日派出干部乘飞机赴北京，追捕川大八·二六上京人员。妄图斩草除根，割断八·二六与中央的联系。由于中央发现，并及时制止，其阴谋方未得逞。

▲凌晨，北门、南门一带铁路地区戒严，××和公安黑司令部，在铁路局保守派“产业军铁路军分区”和铁骑战团的配合，抓捕了《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勤务组的十六名革命战士。迄今暂计，《二七》勤务员已被捕入狱共六十九名。抓捕仍在继续。资阳、内江等地的《二七》分团，已被勒令取缔，按反革命组织论处。

▲凌晨二时，四川棉织一厂非法戒严，产业军二师、三师配合××和公安黑司令部，非法抓捕了“川棉红旗战斗师”“兵团”等革命造反派战士七十余人。被抓捕的革命派战士，均遭到残狠的毒打后，五花大绑扔上汽车，搜身完毕，投入监狱。

四川地质局红色造反团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由保守派“川测”《雪山红旗》战斗队抛出所谓的；“愤怒声讨《川地红色造反团》一小撮坏蛋的罪行”。共捏造了十三条莫须有的所谓罪行。

▲在甘、韦的指示下，产业四大家族纠集全市保守派，于下午，在市人民南路广场，召开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了产派的“抓革命、促生产”紧急动员令。其目的，仍是借“促生产”为名，行“镇反”之实。

▲设在斌升街廿三号住宿一院的“产业军二线指挥部”于本日深夜，秘密撤走。(迁至文殊院内，后又转至×××厂战备防空洞)迁入斌升街的时间是二月廿日晚。(按：该地系原市委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指挥部住址。)其撤走原因是，××认为“二线指挥部”住址地不安全，决定悄然撤走。(按：凡二线头目和工作人员，均要填写“履历表”交××审查。三线是准?这就是韦杰之流，自封的“无产阶级当权派”和“左派”。)

▲经××批准签发的《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于本日正式出笼公布。(附，通告于后)


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


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造反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与西南局、省市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勾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们残酷镇压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到处聚众抢劫，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大批职工离开工作岗位，破坏生产；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地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疯狂地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煽动群众，冲击公安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和国家机密文件，多次冲击、围堵军事领导机关，绑架、毒打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甚至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严重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工农业生产。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公布后，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继续负隅顽抗，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反扑，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安全，公安机关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极积协助下，分别于三月二日和四日拘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造反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的一小撮罪恶严重、拒不悔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现特紧急通告如下：

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造反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彻底坦白，低头认罪，交出幕后指挥人。其中外逃的应迅速返回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如果负隅顽抗，继续进行捣乱破坏，坚决镇压。

二、上述四个组织非法强占、抢劫国家档案、文件和各种物资，必须由有关人员，全部清点，报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如有破坏、转移、隐瞒、盗卖等行为，坚决依法惩处。

三、上述四个组织中的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应当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与一小撮反、坏分子进行斗争；对在反、坏分子蒙蔽、支使下，干了一些坏事的人，只要能同坏人划清界线，并积极检举揭发，一律不追究，不歧视。

四、所有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应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防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份子的监督改造，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对于那些胆敢对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以及上述四个组织中起来检举揭发他们的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敌人，坚决予以镇压。

(口号：略。)

▲四川大学内，保守派《红旗公社》、《烽火战团》等，凭借“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呜喧呐喊，疯狂地围剿、斗争“八·二六”战士。并强行搜查“八·二六”战士寝室。

▲产业军军部发言人，以《大扫除战斗员》的名称，发表反动讲话《为什么人说话?》，它说；承不承认“12·31”川棉事件是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它还胡说什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垮台，就是产业军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新生、壮大。”

▲四川省公安厅黑筹委会，大造所谓的“兵团一小撮坏蛋妄图夺取军权的罪恶活动”的“镇反”舆论。高级传单，遍街散发。

▲凌晨三时，产业军王牌产业十一师(即五○二厂)夜袭队，偷走“红卫兵成都部队”挂牌。

▲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团部，被该校保守组织《烽火》战团砸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大学支队、《八·卅一》战斗团派出调查组到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对“革”派与“保”派在经济等方面作调查统计；该厂革命派经济开支算至元月十四日止共用于文化革命费用是3，241．13元，产业军算至元月9日止开支15，355．58元(其中：包括糖果、饼干、水果、路途补助费689．02元)。

▲××通知公安厅李子英、扬岗等人，要研究所谓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政策界限。李、扬二人遵令执行，指定专人起草了《关于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的意见》、《关于正确处理极少数红卫兵做了错事甚至做坏事的几点意见》、《关于逮捕、拘留、判刑审批权限的意见》。

××给李子英、扬岗二人阅读了军委批转北京卫戍区关于要少逮捕人，取缔组织要慎重[重]要指示。但李、扬两人，回该厅后拒不传达，拒不执行。还在一股劲地大抓而特抓！当天，便把《二·七》公开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在全省范围内铁路系统抓捕《二·七》革命战士。又抓《川棉红旗战斗师》的革命战士，魔掌逐渐伸向《星火》、《二四九》、《红卫东成都部队》、《军工战团》、《木综厂红色风暴》、《×××厂一一·一九派》、《南光红总》、《红教工》《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铲资兵团》、《晚报一二·七》、《四川日报造反到底第三司令部》、《硬骨头战团》等造反派组织。

并在铁路沿线设立关卡，绵阳、广元、宝鸡、西安……。革命派要想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插翅也难逃脱甘、韦的控制。

▲为配合××和公安黑司令部即将对“红卫东成都部队”采取抓捕的行动，六九产业师在市区、东郊大造其反革命舆论。并大量组织保守分子，在东郊街上、厂区、宿舍区主动找“红卫东”战士“辩论”。六九老产是全市著名的“文斗”干将，“红卫东”人在辩论过程中免不了挨围攻、口水、人身侮辱、挨几拳头，最后在“镇压一切反革命！”“砸烂反革命组织红卫东”的嚎叫声中，解押回厂，送交××驻厂的“支产”人员审查。

六九产业师的反动传单：“企图在我厂策划第二个川棉事件、大搞白色恐怖——二评红卫东六九纵队的大方向”大批出笼。

▲驻凉山××，在继雅安驻×正式宣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右派组织”之后，亦正式发出公告宣布；“凉山全区凡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有密切联系的，执行其指示，或基本观点与其一致的各种名号的组织，实属反动组织，必须依法取缔。”据不完全统计，该州先后明令取缔共六十五个革命群众组织。


三月六日

▲××副司令员李××，亲临《省联总》，了解省委负责干部“亮相”情况时，指示说：张力行(省委后补书记)来这里后的情况怎样?能否站出来?是否三反分子?孟东波(副首长兼经委主任)是否参加了一二·三一事件?李林枝(副省长)是个大老粗、准备把李林枝，杨超安排在省委。杨超和李林枝搞生产班子。苗前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要求出来，同意出来。到总部来。夺权以前，是不是可以搞一个临时的筹备委员会，工农商学，组织几十个人，下面分几个组，组长找站出来的干部担任。这个筹备委员会就是夺权的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为大联合和夺权打下基础，指挥各个厅局。我们××派人参加。以口为单位联合，八大口；工交、财贸、农林、文教、政法、统战、党群、省人委。这样系统就建（应为“健”——编者注）全了。各组织联合起来，在三月中旬搞起来。通过总部，建立临时委员会，就成立筹备委员会，向革命委员会过渡。夺权不能让它要夺就夺，要交就交。必须在本单位进行批判，承认错误，作出鉴定，装入档案。对作恶多端的严重的头头，过去有政治历史问题，冲军区的，要送公安机关依法惩处。

▲程子华直接操纵的建委革委会写出《热烈欢迎和支持程子华同志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革命造反派共同战斗》的传单，传单说：“在最近成都地区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他挺身而出，和革命群众一起，坚定地支持成都××和公安机关，镇压反革命分子。”除大量铅印散发外，还正式报送××，由甘、韦带到北京。

▲驻公安局×代表××为了假装正派，指示市公安局黑司令部，向部份人传达军委二月二十四日向各军区转发北京市卫戊区《关于严格控制捕人的三项政策界限的指示电报》后，仍反其道而行之，又研究了下一步的镇反工作。认为：三月四日的抓捕行动，对某些地区、某些组织还打击不力，准备再集中打击一批。打击数字，要比三、四大行动小点。打击重点地区是黄田坝(一三二厂)和青白江(四川化工厂)等两处郊外工区。打击方面，着重于以前打击不彻底的《井岗山之声》《兵团战报》《惊雷》《红涛》等群众组织的宣传机构及“红教工一一·一六战斗兵团”、“红卫生”、“红文艺”、“工农兵文工团”、“省歌舞团”和党、政机关内部及邮电系统、其他幕后操纵者。预计要打击三百人。

▲××支左办公室批评重庆“镇反”进度慢，捉人太少。(按：因重庆××军抵制了甘、韦的镇反指示，故抓人较少。)

▲韦杰把谭氏人物杨超捧上“省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室座后，又把杨万选(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拉出来作“亮相”表演。

▲全省范围内，革命派一批又一批地被按计划镇压的同时，走资派和保守派全面地反夺权，复辟倒算。在自贡市，××赤膊临阵，先将坚定支持革命派的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宗伯同志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后，便亲自指挥镇压革命派。该市竟非法拘捕革命派一万多人！……。在全省范围内，大批中、小学生亦被打成“现行或历史反革命”后抓捕入狱。初步统计约二十多万的革命派，将分期、分批地按韦杰“抓镇反”的方针，投入监狱。当然被临时韦氏集中营(即保守派在本单位私设的公堂、拘留所)扣押的革命派数字，尚不在此列。(按：迄至定稿止，全省详细数目尚未查清，查清后，即在当月大事记中公布。)

▲产派四大家族纠集形形色色保守派，集队到××送“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心书。藉以感激甘、韦之流扶持大恩。深受甘、韦嘉奖。

▲保守派产业军铁路军分区直属团，大肆散发《二七领导集团罪行录》。

▲红卫兵成都野战军深夜出动，在市内刷写“反产”标语，并在厕所内刷写：“产业军军部”、“产业军食堂”等等。

▲××文革接待站在接待二十九中“海燕战斗队”时指出“八·二六和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兵团、八·二六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没有存在的必要。”

▲李井泉的同伙——他的老婆肖理，是李廖死党伸向轻工厅的黑手，窃据了轻工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二月逆流”，“三月复辟”中，伙同李轩(轻工厅第一副厅长，厅党组副书记)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轻工厅筹委会》，粉墨登场，对革命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反攻倒算。

肖理回该厅后，立即找贾宇洲谈话，试探口气，说：“揭发我的罪恶不是事实”，贾宇洲(筹委会头目，该厅政治部人员)向她说：“不是事实，你可以向上写材料说明。”

接着肖理又为李井泉、廖志高开脱罪责，抛出三张大字报，说甚么：“志高遇事胆小，大小事都要请示李井泉的，助长了李井泉的家长作风。”……等等。

甚至为拘捕党××(革命派战士)提供材料。并咬牙切齿地叫嚣；“喊打倒肖理的人都进监狱了！”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肖理从此又大搞经济收买，三个月缴党费二百元，表示她对党的“忠心”；又把五百多元的存折交与贾宇洲。肖理借写“检查”为名，向贾宇洲要办公室。贾对朱××说：“她的性质未定，还按十六条办事嘛！”从此，肖理便进入该厅政治部，准备复辟办公了。

▲周××在××支左办公室召集的省、市公安厅、负责人会议上作指示说：“文教战线的盖子还未揭开，要狠抓。重庆打击不得力，象小脚女人一样，要督促他们抓紧。”“打击问题今后多搞公开的，抓的时候可以开大会，经过揭发把人抓起来。要把宣传工作抓起来，有些犯人嚣张，还以为是搞革命的，而不认罪。今后不一定搞集中行动，打击不力的还是要打击”等等。

而省公安厅杨岗对中央军委指示电却公开对抗地说：“军委二月二十四日指示，是参考文件。可以贯彻，可以不贯彻!”

▲由李子英、杨岗批准的高级传单《资阳县“二·一六事件”的真象》，为配合镇压《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的大行动，于本日凑合出笼。

成铁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自此也正式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了。(按：“二·七”当时属红成派观点的。但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后，无论八·二六派或红成派均视为反革命。只不过在时间上的迟早而已！红成派和八·二六派的战友们，冷静想想吧!)


三月七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同志，于本日邀请已被韦杰点名抓捕而尚未被捕的工人革命组织负责同志了解有关情况。到会的负责同志表示；宁坐牢、杀头，死也不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在成都、四川取得绝对性胜利。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也要跟毛主席干革命。并托××同志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周总理、林副统帅和我们最最敬爱的的领袖毛主席问好。并表示：成都的革命派提着脑袋也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恩人毛主席呵，毛主席！

会上，《二·七》新选勤务组的代表详细控诉了韦杰甘渭汉之流残酷镇压革命派的滔天罪行。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亦表示了态度。川棉一二·三一专案调查团负责人，亦就调查情况作了汇报。并指出：这是武斗事件。决不是韦杰所谓的“反革命迫害”事件。……等等。

▲公安厅黑筹委通知全省正式启用被它们窃夺的“四川省公安厅”公章。在此以前，公安厅的一切事务(包括抓人)都是盖的“筹委会”之章。

▲《省联总》普永全在内部传达×××的指示说；“工人造反兵团这一派夺权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犯了错误。对这些人，不能随便让他们把权交回来！不能要夺就夺，要交就交！必须在本单位充分揭露，彻底批判，作出鉴定，装入挡案。”“八·二六前天还要抄家，印地下《惊雷》……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办公室须要卅多人，由革命组织抽，十号报到，分几个组。现在不对外讲。准备开一些会，各革命组织可交谈交谈。厅局长会也要开。”“革命组织也可以开干部会，××支左办公室可以派人参加。”

▲在反革命复辟逆流中，充当主力军的成都二四九信箱产业军红浪师(即产业25师)终于把它们的主子，围攻革命小将的幕后人，反党分子高岗的亲信——林荫，戴上“左派”干部的花冠，粉墨登场，加入“三凑合”领导班子。并对揭发过林荫的罪行的革命派，重新宣判为“反革命”。进行残酷镇压。

▲在韦杰授意下，保守分子以“西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军”的名称，叫嚣《我们为什么要彻底砸烂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并公布《地区总部》的三条罪状：(一)、在一·二九反革命事件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在一二·卅一反革命事件中，是走资派的帮凶和打手，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三)、对造反兵团外北分团、川棉红旗战斗师，采取姑息养奸态度。实际是包庇他们，是个反革命的避风港等等。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士，集会《杜甫草堂》。纪念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到《杜甫草堂》参观九周年。他们分散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形势。最后，分别在毛主席照过像的圣地留影，鼓励自己继续战斗。红卫兵成都部队部分支队也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

▲晚，韦杰、甘渭汉，第二次在××接见杨超，一是要副省长李林枝出来工作，二是要杨超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抓“三结合”的筹办工作。副司令员×××在给任务时说；“……杨超还要参加搞一个筹委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个雏型搞。为搞工、农、干部和群众和部队的三结合的筹委打下基础。”

▲韦杰之流发表“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六战斗团大部分同志的公开信”。

▲在市检查院，市法院设立的“反革命审查点”，为了适应“镇反”需要，除成立了“镇反”指挥小组外，还从东城、西城、金牛区的公、检、法三家抽调一百多名政法干部办案班子。这个班子，下设内勤、审讯、审批和接待等四个组，昼夜不停，突击审查“反革命”。

它们拘捕革命派的标准，与公安黑司令部是同一条黑线，原则上是这六条：

(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分团团长以上的拘留；

(二)、拦截抢劫军车，欧（应为“殴”——编者注）打绑架军事人员的拘留；

(三)、冲击军事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指挥者拘留；

(四)、绑架欧（应为“殴”——编者注）打公安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拘留；

(五)、抢劫国家机密档案，枪支弹药的拘留；

(六)、搞武斗严重的拘留。

一般的成员，凡具备上述“罪行”者，拘留。

这个“审查点”仅只几天时间，便把产业军扭送的一百六十八名“反革命”，批入送转市大监。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孙××同志，因和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造反派组织《新闻联络站》，拟与人民日报，省内各专区报社联系，便被诬为搞“反革命组织，妄图夺取西南舆论大权”等罪名予以拘捕。

▲李子英授意该厅黑筹委，派专人到“首都红三司驻蓉联络站”抓捕了北京政法公社红卫兵王××(党员)。并进行所谓的“审查”。


三月八日

▲××政治部副主任孔××，召集省市公安厅局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上，大讲“形势”大反“右倾”。他说：“××领导(指：甘渭汉)提出捉全省人口的千分一至一点五，即七万至十万人。……整风才开始，就有人说是反动路线新反扑，很值得注意。……当前打击反革命要大造声势，要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军工厂的军事代表进厂要先抓坏人，群众才能发动起来。抓坏人，促生产。成都打击得不够。与文化大革命形势还不适应。……公安机关内部清理很重要，不然就不能发挥专政的职能……”

会上，省公安厅李子英再次要求召开“镇反”片会，部署“镇反”措施。××表示同意。

▲“四川省政法审批小组”，由××，杨岗等负责领导。代行省人委“政法党组”的职权。这个小组共由十一人组成，有贾林山、张中林(市法院院长，市政法党组副书记)，张××(市检查院副检查（应为“察”——编者注）长)等。另又抽调人员加强调查组的工作。重点调查“兵团”“八·二六”的问题。

▲××支左人员，在“驳镇反扩大化”时说，如果按百分之五的反坏分子计算，光造反兵团就应抓七万五千人!其他的“反革命”组织还不算。所以说，捕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等。

▲上午，程子华要西南局机关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参加西南局办公会议的各部委负责人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名单，成立“抓工作”的领导班子。

当该机关革命派遭受镇反的情况下，程子华把没作检查的走资派、保守派，甚至是李、廖死党都“解放”出来，搞了个“合二为一”的“三凑合”。程子华还指示西南局办公厅把“三凑合”的人员名单，上报中央，下发三省。程子华并在会上说，机关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任务很大，现在总部不行了。以后，要成立“革命委员会”。

下午，在西南局机关“粉碎反革命逆流”大会上，勤务组栽诬西南局办公厅革命派，非法夺了机关大权。并当场报告××“支左”办公室，请示处理办法，××支左办公室指令勤务组(保守派)向程子华报告，程得报告后，立即指示，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行追查。于是保守派便把办公厅的革命派，按照合法手续，从机要文件库房里单独存放的个人笔记本和未清退的李井泉等人的讲话，取出来清查李井泉等人的“三反”罪行的革命行为（原文如此——编者注），裁（应为“栽”——编者注）诬为“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程子华还要专案组，把秘书处革命派夺权的经过情况查清楚。还要查看这些机要人员(革命派)的挡（应为“档”——编者注）案材料。

▲公安局驻×代表××和走资派贾林山，在××召开了该局全局“抓革命、促生产”的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大讲对敌斗争形势，大反特反干警的右倾，并向全局布署了下一步的“镇反”任务。走资派贾林山说，军委二·一七来信公布后，大长革命派志气，大灭敌人威风。敌人纷纷土崩瓦解。号称一百五十万人的左派队伍(指：兵团。)实际是纸老虎，不堪一击!”×代表××说；牛鬼蛇神既然出来了，我们专政机关就抓嘛！又说今后送来的人，不要轻易放下。他更猖獗地说；保守派(指，革命派。)翻天了，现在不是把人抓多了，而是还有许多死角根本未动。

▲产业军总部大造舆论说：“廖井丹(省常委委员、市委第一书记)是镇压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罪魁祸首！”并狂叫：打倒廖井丹！其内容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廖井丹极力反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等革命组织。廖井丹扬言说，我除只接触过一次‘保守派’(按：即指产派)外，就根本未与他们接触过。廖还在这些‘造反派’和他们的随从人员中，经常咒骂‘保守组织’(即产业军)。”

产业军总部，还拉出旁证人证实廖井丹的上述讲话说，廖井丹在这次讲话前后，曾给重工业局负责人高宝林讲过：要你们去给产业军这类保守组织做工作，要动员这类组织中的党、团员赶快退出来，不要跟造反派作对。坚持不退的，要给他们说清楚，今后要开除党籍、团籍的。你们要设法散解这些组织。等等。

产业军部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廖井丹的讲话(按指上述讲话)完全与中央和周总理讲话精神相违抗。……等。

▲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巴山红旗支队，在今天反革命复辟全临成都，处处白色恐怖，革命派惨遭镇压的情况下，为革命贴出一篇题为《彻底打退产业军保皇嚣张气焰，粉碎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具有强烈火药味的革命大字报。深得全市革命派赞扬。并开出宣传车在市内作“反产”宣传。听众聚临。如集会一般。

产派四大家族，为此，惊惶万分，暴跳如雷，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御用走卒，对这一革命大字报进行围剿。哭啼地要求甘、韦严惩文章的作者这个“现行反革命”，并揪出黑后台。产派的反革命逻辑是，反对产业军，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逆流，就该“粉碎”，就该抓!抓！！抓！！！

▲在××布置下，产业军军部发布所谓《支援春耕的倡议公告》。其目的是借“支农”为名，行控制农村之实。为其更大规模地镇压革命派作战略布署。加紧缩小农村对成都的包围，击破“镇反”死角。凡离成都市区五华里以外，都是产派四大家族的“天堂”。来往行人有被其怀疑者，均请进入“拘留所”。

▲为显示自己是“支农模范”，产业军王牌十一师(五○二厂)产派一千余人赤手空拳仅拉着数车肥料，敲锣打鼓，故意绕道游行。

他们游行完毕，走向“青苏公社菜桥大队第七生产队”支农。由于缺乏情报，把肥料倒了一半后，才发觉支援错了，被支援的是与产派观点不同的造反派。亦（应为“于”——编者注）是，立即停止倒肥并要抢走已倾出的肥料，经过一场文斗后，产派理亏，自认倒霉！便把余肥拉走，去支援自己的同观点的贫下中农战斗军。

▲下午，《省联总》在传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小组会议时，毫不掩饰的说；××首长指示，建立临时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首长和杨超同志亲自负责领导此项工作。

从此，杨超便把“筹委”的大权掌握在手，成为“三凑合”雏型的泡（应为“炮”——编者注）制者、反夺权的指挥官。(按：具有原省委的一切权利。)

▲伪《四川省生产委员会》发出“关于清理、整顿汽车运力的紧急通告”。

▲李××召见《省联总》勤务组讲话指出：(一)、加强公安工作，一定把钻进去的坏人清出来，单方面夺权的要肃清流毒；“八·二六”、“兵团”的人要打击，围攻××的虽不是都要打击，但问题要装入挡（应为“档”——编者注）案：(二)、犯错误的组织，有的要取缔，有的要整风[，]改正了可以不取缔：(三)、山西省夺权工人作用很大，红卫兵的作用不大。等等。

▲原××“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余××在东方红礼堂作“抓革命，促生产建立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牛鬼蛇神出来很多”，“他们在军区围攻六天七夜，这就是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一小撮坏蛋勾结‘走资派’干的[。]总之，要夺军权，要实现反革命复辟。在绵阳、宜宾、乐山、康定、涪陵、内江等地都是这样。军委二·一七来信以后，镇压了这些反革命。”“现在他们阴魂不散，企图东山再起，对这些首恶分子，要坚决揭露，坚决镇压。”“‘八·二六’和‘兵团’损坏汽车六千多辆，现在归还了还不到二百辆”。等等。

▲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在四川普遍漫浸。走资派一边拉开全面的“镇反”，对无产级阶革命派进行血腥镇压，并从革命派手中反夺了权；一边又跳将出来，被他们自己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捧上“三凑合”的午（应为“舞”——编者注）台上，大搞所谓“亮相”表演。现举一例：原成都市建材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李荣，安排在硅酸盐厂劳动，窥探时机已到，便向该厂产业军头目蒋元表示：“坚决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后，蒋元即用小汽车陪送他回该局参加本日产派组织《争朝夕》专为他召开的“亮相”会。会上李荣说，“我就是左派！我就是产业军的观点，我就是《争朝夕》的观点。我就是站在《争朝夕》一边。那些人是借刀杀人我知道!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早就清楚！”、“我一定和《争朝夕》一起，把这次镇反工作搞好。……”等等。“亮相”后李荣担任了该局生产办公室主任，抓“镇反”工作，抓了该局兵团及其他革命组织四十余人，投入市大监内。李荣“镇反”有功出席了甘、韦的三干会。会间非常活跃，一再表示“坚决支持产业军！”“坚决倒向产业军一边”!……。

会后，李荣召开了该局范围内“厂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建材系统没有一个‘走资派’，没有一个三反分子，没有一个打倒对象！……”大肆鼓动该局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加紧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乘机利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抓捕革命派。沙石公司小“走资派”朱德功领得“圣旨”后，立即行动，找到革命派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说；“明天我不去劳动了！是你们斗争了我，我不找你们算帐，群众(指产业军)会找你们算帐的！”强迫革命派低头认罪，给走资派“平反”，一时，该局范围内当权派(支产的)都官复原职。对革命派采取残酷镇压，除投入市大监外，在各厂均设有各种名目的黑牢房关押革命派。大搞白色恐怖。凡不同意产业军观点的，均被取消民兵资格，调离生产岗位，不准参加集会，扣发工资等等。并将大批受蒙蔽的贫下中农战斗军调入该局属的一砖厂、三砖厂等地驻扎，为其保镖。”……这仅是三月复辟的一个例子。


三月九日

▲《省联总》，内部传达××副司令员李××指示；一、干部问题；①、谁亮相，谁未亮相要分析，已亮相的支持；②谁是走资派，谁是犯有错误，前者打倒，后者让其工作。二、对待群众组织问题：①革命群众组织正在酝酿建立革委会，同时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②开门整风，发动群众认真帮助批判，帮助继续战斗。三、对八·二六派：①八·二六、造反兵团被反坏分子操纵干了不少坏事，对接管、夺权要清算；②参加八·二六派的百之八十以上成员，是犯了错误的。要揭发、批判、检讨、鉴定，把材料装入挡（应为“档”——编者注）案。对这三种人：甲、作恶多端，干了坏事的；乙、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丙、冲击××的都要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等等

▲韦杰指示公安局黑司令部，从今日开始正式对《红卫东成都部队》进行军事镇压！

镇压《红卫东》的法律根据是三点：①是十二月卅一日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和打人凶手；②对1、29事件未表态；③不同××搞“三结合”等。

××出动了大量军警和数以千计的产业军、八一兵团和红旗红卫兵等保守派对东郊工业区的红卫东成都部队六九纵队、一○七纵队等七个纵、支队勤务员采取武装抓捕。被一阵毒打后，红卫东战士被反剪双手，五花大绑(绳子都绑扯断几根)绑上汽车，挂上黑牌，揪住头发(头发揪不着的便揪耳朵。)游街示众。游街时，×警刀出鞘，弹上膛。在架有机关枪的摩托车开路下，解押“囚犯”的汽车、“镇反”宣传车、“效果”视察的小吉普车……等以龟行速度，用阴森、恐怖的数小时，游遍市区主要街道后，将红卫东投入宁夏街市大监中。

这是“镇反”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狠毒恐怖示威性游行。比抓捕八·二六派的战士还要残忍万分。

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韦杰的计划，把红成派的工人革命组织全部打成“反革命”后，红卫兵成都部队便无后盾了。再抓红卫兵成都部队中抓一小撮反革命，红卫兵成都部队便不敢再跳了。迫使红卫兵成都部队与产派四大家族(当然左派)搞“三凑合”。但红卫兵成都部队以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为首的革命小将，全然不惧。相反地，却大写而特写“向红卫东学习!向红卫东致敬！”的巨幅标语，刷遍全市及东郊。

而《红卫东》广大战士，面对白色恐怖，无所畏惧。相反地更加团结，更加斗志昂扬，自觉地进行军训，每天上、下班时，打起《红卫东》战旗，威风抖抖，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顶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英勇地前进！(直到韦、甘之流勒令不准“红卫东”结队活动为止。)

▲成都白色恐怖气氛更呈严重，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连小孩也不敢出门玩耍。产派四大家族横霸成都，谁敢说产派半个不字?！公、检、法全为产派服务，产派手撑生杀大权，想抓谁，便抓谁。除产派外，几乎遍成都都是“反革命!”

▲程子华写信给甘渭汉、韦杰，询问西南局机关“支农”的介绍信，用什么章盖才好？下午，便由农林政治部主任李吉态，把信送××，面交甘、韦。

▲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师范学院支队陈××走访驻×部队，该部队发言人薛××说：“‘二七’是什么组织不清楚，但抓捕了很多人，有川师的黄宗秀。若是好组织，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垃圾！”“面粉厂的撬杆(指：兵团。)白天睡觉，晚上撬杆。(指：去偷、盗、抢。)”“我们没有听说×区欢迎炮轰!也没听说红炮手、黑炮手”。“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官办的。官办的不一定保皇，不官办的，说不一定要保皇”等等。

▲下午，××介绍贵州夺权经验。会上××李××说：“昨天党委讨论，经韦副司令员同意，抽几人来筹备，××十人，地方二十五人。有胡××、杨超、苗前明、高××、王××同志，共同协同省委、人委、革命组织，搞这件事。……三月底，四月初，逐渐地把组织全部组织起来，架子筹备起来，四月初开始夺权”李××还要杨超和他们所扶植、操纵的保守派组织“特别不要放松对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的打击，以求得把一小撮反动派消灭在我们大夺权之前，不要搞在夺权之后或之中。”“夺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真枪实弹的斗争。”

▲由韦杰于本日主持召开的××“支左”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上，胡××、高××(××师政治部副主任)按甘、韦的布署、指示，别有用心地在会上片面的介绍了山西、贵州等省夺权的经验之后，便提出己拟定好的建立“筹办”的计划。

高××重复甘、韦论调说：“立即成立三结合夺权筹委会，筹委会就是将来革命委员会的雏型。由省级两总部搞一个革命组织的联络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条件成熟时，再夺权。筹委会下设三个办公室；即文化革命办公室、政治办公室、生产办公室。还要设一个秘书处，一个干部部门。各办公室多放一些机关干部，××干部少参加一些”等等。

韦杰在大搞“镇反”之后说：“组织工作要跟上，先把筹委会办公室建立起来，宣传工作要做，干部摸底排队也要做。主要由地方省委、省人委机关革命干部来搞，应该承担。人员要干净些，要有革命性、要有代表性、要有知识有科学性。比如搞了编制机构，要能写点东西，来得快些”等。

李××接着说：“昨天党委讨论，经韦副司令员同意，抽调几个人来筹备，××抽十人，地方抽二十五人。由××、杨超、苗前明、高××、王××共同来搞。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把雏型搞起来，三月底到四月初，逐渐按需要组织搞起来，四月内有计划地夺权”等。

按照以上布置，省联总挑选了十一名“精华”，省人委联总拣出了十二名“产头”，送经苗前明、胡××、王××审定，加上××抽调的十二名干部，共计三十八人，秘密组成《黑筹办》。

▲六九信箱产业军头目张宝禄(该厂保卫人员)在其主子的支使下，将“红卫东69纵队”的“人头”材料报送市公安局×处，被该处革命派邱××坚决反对后，又转送当地派出所，转报东城区分局(此时东城分局比西城分局抓的人少得多，正感完不成任务，压力大。见了材料，便签发逮捕证)并于今日晚，用两部卡车、三辆摩托车，四挺机枪，在二十多名全付（应为“副”——编者注）武装人员的押解下，将红卫东69纵队勤务员×××同志抓捕。

▲晚，中央人民广插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严肃地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当前，我们特别记住毛主席这个教导。”

这时，正处于“非常时期”的革命派含着满眶热泪，逐句逐字地听着，我们日日夜夜倾盼着毛主席的指示，终于盼到了！听完广播，热血沸腾，千万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飞向北京！深夜，全市革命派，满怀革命激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杀向街头，最、最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发表!”当夜，标语刷满全市。

看!红卫兵成都部队杀来了!气象学校八、一八杀来了！川大八、二六杀来了!红卫兵成都野战军杀来了！红卫东成都部队杀来了！“二、七”战团杀来了！革命群众(即兵团、军团等革命组织)杀来了!……结成一股革命洪流，向“走资派”和保守派冲杀过去。韦、甘之流惊惶万分。

▲公安厅在李子英、杨岗布置下的业务办公室，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镇反斗争的紧急部署》。

▲市内主要街道标语、大字报如下：

保守派红卫兵战斗军贴出大字报：“评大毒草《告别蓉城》”。成都四中《学红军》红卫兵贴出标语：“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向产业军虚心学习!”。毛泽东思想捍卫者96革命造反纵队写出巨幅标语：“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成都部队何从何去?”“红卫兵成都部队向硬骨头、二·七、红卫东学习什么?”……。

革命派首都三司驻蓉联络站的油印中字报：“左右开弓，粉碎两股逆流，夺取新的胜利——致全市革命派。”于今日贴出，受到革命派的好评。红卫兵成都部队机校九一五贴出标语：“彻底粉碎保皇派对我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蚕蚀政策！”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团口腔分团红哨兵贴出油印中字报：“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观者众多。


三月十日

▲由甘、韦亲笔签字，发出一封定为“秘密”等级的给廖志高的信。信中他们亲密地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志高同志》。为“廖”出谋划策，援（应为“授”——编者注）意他要到“机关群众”中去(即《省联总》)检讨。(按：指廖去产业军一方“亮相”，以便作为三结合对象，搞资本主义复辟)。

▲杨超在省工业生产电话会议的讲话中，就按照他们事先安排，又一次放肆攻击革命派“破坏工业生产”，为大规模逮捕革命派制造舆论。

▲程子华在西南建工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上讲话，除大讲××的“镇反”成绩外，并诬蔑说：“反革命组织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夺权后，(一)把所有的革命组织搞垮；(二)大搞经济主义……；(三)革命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把带长字号的都集训……；(四)搞阶级报复，破坏生产；(五)冲击军事机关，围攻军区。”等等。程子华更对西南局机关内部的“粉逆”工作，抓得很紧。他要“粉逆”头目李国郑，代他起草一个西南局机关“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报告，报周总理。报告中主要抓四个问题：(一)一·二九事件前后，在西南局内传谣问题；(二)反动组织《成都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会》问题；(三)总部不支持军区，并向军区抗议的问题；(四)非法夺权和盗窃机密的问题等。报告要分三个方面：(一)揭露出的问题；(二)收获(包括干部认识提高，界限分清了)；(三)今后运动的打算等。报告写好后，阴险的程子华又指令以“粉逆”勤务组的名义报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文艺团体整风，作了专电指示：“用两至三周时间，以战斗组织形式进行”。但，却被××扣压，拒不传达。《战旗红色造反团》的革命派，在大搞“请罪”运动，即革命派人人请罪，组织请罪，向领导请罪等。运动中除写请罪大字报，挨斗外，其于（应为“余”——编者注）均受管制。

这天，××直属政治部主任王××督促第一学习组讨论时。该组王翔声同志对这样的“整风”提出不同意见时，王主任立即气汹汹地说：“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是要镇反！”

在学习中，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看所谓的“反面”传单，只准按××统一布置的正式文件(即八、二六和兵团的罪行材料)进行学习。在革命派的个人坦白交代中，不准说受蒙蔽，更不准提因热爱毛主席才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要“自觉”上纲。凡出身好的，则说是“变了质”。出身不好的，要自觉扣上“阶级本能”“阶级报复”等莫须有的罪名。若达不到这个水平，则是“顽固不化、死心踏地”[，] 于是“镇反”骨干们就要写“勒令”提“警告”[，]群起围剿。

▲成都热电厂驻×代表说：“谁反对产业军，就砸烂谁的狗头！”“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九、一五》有问题；工学院《十、一》也有问题，对产业军看法不对，要消毒，自己消毒，成地《解放大西南》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撬杆兵团就是反革命组织，联合首先要在党员中搞联合”。“军区出的材料和传单，百分之百的正确”等等。

▲统战部李××走访××接待站，该站002号接待员说：“阶级斗争到顶峰的时候，要来夺军权！”“如果再要来搞，我们的子弹是不分好人、坏人的”。“十七日以前，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黑云压顶，群众受到了打击”等等。

▲下午，××按计划对青白江工业区革命派采取军事行动。公安黑司令部青白江分局纠集保守派产业军十三师(川化师)、四川成都八一兵团川冶分团和川冶机关红色造反团等喽啰，非法戒严，抓捕革命派。二十八名革命战士，被斗争、毒打、游街示众后，投入监狱。

▲××责令御林军“成都铁路局公安处《红卫》革命造反团”为主体，纠集保守派产业军铁路军分区、《七一》革命造反团、《春雷》革造团、铁路局政治部机关革命造反联总、《铁道武装》造反团、《铁骑》战斗团、《险峰》战斗队等联合泡（应为“炮”——编者注）制出所谓的“成都铁路局《二七》战斗团一小撮反革命头目的十大罪状”。

▲红卫兵成都部队就“产业军”的问题，与××领导人展开辩论。“红成”代表说：“原来的保皇机构又起来了！造反派又受到压制，被否定了大方向。产业军过去是保字号组织，现在又吸收了不少铁杆保皇分子，不少早就对我们有刻骨仇恨，准备秋后算帐的家伙。产业军的队伍越来越不纯。”但，甘渭汉等人根本不听。

▲自本日讫算，全省被逮捕的革命派已经达到三万多人。

▲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紧急部署》的材料，今日正式定稿。

这个“部署”说：“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先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斗争，迄至三月八日，据成都、重庆、温江、雅安等十四个市专的不完全统计，取缔‘反革命组织’九十六个，逮捕六百九十六人、扣留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但斗争还仅仅是开始，发展还很不平衡。总的看来，城市、专区所在地和交通沿线的县城进展快一些，搞得好一些，一般城镇搞得慢一些，差一些，农村基本未动。”“公安队伍的状况，很不适当（应为“应”——编者注）斗争的需要，不少地的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对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还认识不足，对敌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开展对敌斗争的迫切性、必要性和深远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下不得手，‘斗得软弱无能’，个别单位甚至被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互相勾结，干了不少坏事。”

“部署”强调说：“各地公安机关，必须把开展镇反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争取在四月底前，把这个战役，基本告一段落。”“公安工作的各项业务工作，都要围绕镇反斗争开展起来”“在当前敌人有很大暴露的情况下，捕人多一点是完全必要的”“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搞好‘镇反’工作”……。

▲由公安厅黑筹委散发的高级传单《血的控诉——揭露“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一小撮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大量应市，免费赠送。

▲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

会上红卫东成都部队，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首都三司驻蓉联络站、首都大专院校赴蓉革命造反团等代表都发了言。在红卫兵宣誓后，通过了《给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游行。

▲名叫“找鬼打”战斗组的反革命头目张昭斧于今日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陈镭同学约定在人民南路广场辩论“川棉事件”。陈镭同学还未讲几句话时，便被埋伏在场的公安黑司令部抓捕入狱。辩论“胜利”收场。


三月十一日

▲韦杰、胡××等负责人，分别两次召见《省联总》《市联总》头目，研究“联合夺权”的问题。要求《省联总》多做工作。尽力从中调合（应为“和”——编者注）红卫兵成都部队、重大八·一五同产业军等保守派之间的路线斗争。企图实现其拼凑的小联合，搞“和平演变”的目的。但，遭到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抵制。

▲为适应四月反夺权的需要，标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御用工具《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办公室》(即伪革委的黑筹办)在甘、韦、杨、苗的策谋下，于今日秘密成立。

杨超，在成立的《黑筹办》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杀汽（应为“气”——编者注）腾腾，血腥逼人地狂叫；“……要支持产业军，这个要转弯。镇反的认识也有反映，现在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是关键时刻呢?领导干部才刚刚站出来，加上支持产业军的思想转不过来，镇反的弯子也不是转得很顺利的。”四川夺权有自己的特点，通过镇反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大联合。“四川先镇反，后夺权。……”等等。

会上，杨超宣布了以《黑筹办》名义公布的《镇反动员令》说；……“镇反继续进行。有些地方尚未进行。过去镇反，有些角落还未扫尽。……”

《黑筹办》设在原为土皇帝李井泉专用的省委书记院四号楼。

胡××、苗前明、高××等人，迁住李井泉的公馆——省委书记院五号楼。

苗前明并提出给《黑筹办》的人员开中灶伙食。要四两（应为“辆”——编者注）轿车，二十辆自行车……等大量“修式”装备。另外，还要四名公务员来听差待（应为“伺”——编者注）候。

此外，苗前明还在他自己直接控制的《省联总》中，大肆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胡说什么“贵州的社会情况没有成都复杂。……”“贵州军区没搞四大，比较一致些，四川搞了四大……”等等。

▲在宁夏街监狱内，关满八·二六派同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革命战士[，]他们在狱中共同战斗，紧密团结。不畏强暴，生死相连。有谁，还在分什么八·二六派?或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吗？……。

▲为加强全省“镇反”的领导工作，特从市公安局将该驻局××会主任××，抽调到公安厅任×代表。××率领大批人员坐镇公安厅，指挥全省“镇反”工作。

××训练部队部长、支“左”办公室政法组长周××亦带工作组进驻公安厅。

▲×××对公安厅筹委会头目说：“成都地区的中心是夺权、大联[合]、镇反。要夺权就要搞大联合，要大联合，必须进行整风，才能鉴别敌、我、友。成都一·二九事件，冲成都军区是鉴别。”“对社会上阶级敌人的破坏，抱什么态度?对军区的看法？这都是一个试金石。镇反搞不好，夺权就有问题，从成都地区就可以看出来；八·二六轰闹，就是为夺权！”。

▲市内标语、大字报：

革命派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小号兵发表“再谈我们对成市地区几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红成”西北中学支队写出：“红卫兵成都部队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并将永远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保守派产业军十九师的大字报“工院十·一战团犯了方向错误。”于今日出笼。

▲程子华在西南科学分院会议上讲话说：“走资派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掌握的工人造反兵团发展很快，范围很广。”“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中一小撮首恶分子是敌我矛盾。”“到了二十一日(按：指二月)工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这些反动家伙组织了假请罪，真反扑。他们并未死心，仍在阴谋活动，他们决不能放下屠刀，也决不能成佛。”他还强调说；“……反革命逆流范围遍及全省，××部西南指挥部各地的单位也都有这个问题。都要肃清反革命逆流。一定要揭深揭透。彻底肃清。否则他会闹事的”……等。

▲在支左办公室的参与下，保守派产业军军委会召开会议。由坏头目王忠臣主持。参加会议的坏头目有沈福全(秋收起义军军长、三军联合指挥部总头目)、买治良(产业一线勤务组统战部长，市基建联社施工员)、黄国昌(产业军长，峨嵋汽车修理厂)、黄正立(产业军政委，五○二厂)、马万年(产业军二线指挥部组长，雅安印刷厂)等人。会上着重讨论当前形势后，澄清了以下几项事实：

(一)所谓的砸烂和退出《四川省无产阶级造反军联合总部》的重大问题，不是军部搞的[，]是××命令砸的。××唐部长亲临设在统战部内的“二线指挥部”指示、批准的。而产业军部根本就不愿意撤消（应为“销”——编者注）这个总部。

(二)产业军一线勤务组(即设在红照璧礼堂的产业军部)抱怨《二线指挥部》乱指挥，造致（原文如此——编者注）步调混乱，下面的老产有意见。二线指挥部表明，指挥工作直属××领导。指挥部的成立系由××决定的。它除担负全军的日常指挥工作外、还负责拟定一整套长期性全军系统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三)产业军军部八个情报点，是经过研究决定，由徐天书负责搞的。

(四)马万年深感前途无亮，要求退“休”、回老家雅安当“老百姓”。

(五)决定由黄国昌抓全军工作(指红照璧一线勤务组)[，]黄正立专搞政治工作(即隐居幕后，负责二线指挥部)[，]李万荣除专管情报工作外，兼管保卫工作等。

会议结束时，“支左”办公室布置以下三点任务：

(一)明日参加会议的人员要增加。除军部勤务组外，各师部的一、二号负责人和直属团第一负责人参加。但总人数不得超出六○人。

(二)下午三点，准时到××三号楼会议室开会；

(三)参加会议人员，要携代（应为“带”——编者注）有关情况，和对其他组织(主要指对红成派)的看法，材料。

▲这段时期是“产业军”的全盛时期，除有庞大的组织体系外，还有大批文臣武将。真不愧为李家五朝的御林军！

壹、军部(红照壁一线勤务组)电话：7385，6850；

(一)军部办公室 军长黄国昌；军办室主任陈文生，军常委李祥国(六九信箱)副军长林荣华(钢管厂)副军长刘昌富(高升桥汽车修理厂)沈福全(秋收起义军军长)杨金玉(联指负责头目，川棉厂)

(二)组织部 部长王忠臣(川棉一厂)项××(“王”的女秘书，川棉一厂)马广清(科仪厂)冯世英(×××厂半工半读学校教员)杨××、李志明(市总工会)

(三)宣传部 部长秦德嘉(×××厂)曾万芬(公汽保养场)任邦鸿(市邮局)。

(四)后勤部长邝兴林(水电校)

(五)统战部部长买治良(市基建联社)马××(电焊机厂，联络负责头目)刑××(军部联络)。李××、张××、黄××(联络部)

(六)参谋组 问波(锦江川剧团)膝国东。

(七)保卫部 部长张湛国(电冶厂)黄永林(川棉厂)李××、狼××向××刘××、张××。

(八)交通运输联合指挥部部长张兴福

(九)秘书组组长宋金良(五○二厂)

贰；二线指挥部(略见“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九六七年二月份第31页)

叁；编制体系

一、产业一师：师部设在红旗玻璃厂内。共分九团：一团(成都制革厂)二团(电冶厂)三团(水碾河维修总站)四团(布鞋二社)五团(红旗玻璃厂)六团(罐头厂)七团(中心场川齿工地)八团(棉织一社)九团(双流运输公司宏济路成东站)。一队；直属队(九眼桥电车站)。

二、产业二师：师部设川棉厂内。共分川棉战团、针织战团、一砖战团、三砖战团。

三、产业三师：师部设六九信箱内。共分六九战团，耐火材料厂战团

四、产业四师：师部设梁家巷手管厅内。共分一团(水泥制品厂)、公汽战团、汽九分团等七个主力团(单位略)该师包括交通系统。

五、产业五师：师部设木材综合加工厂内。包括成套局、铁路二局等战团

六、产业六师：师部设峨嵋汽车修理厂内。共分三团六队。包括造纸厂、汽五队、电动工具厂、肥皂厂、龙江路办事处，盐市口至反帝路一带的单位。

七、产业七师：师部设成都金具厂内。分四团：一团(金具厂)二团(试剂厂)三团(红光修缮队)四团(成都染厂)和八队：一队(搪瓷厂)二队(金属配件社)三队(前进机器厂)四队(成都纺织厂)五队(纸板厂)六队(南光机械厂)七队(火星制硝社)等。

八、产业八师：师部设交通厅内。包括城南至红牌楼地方一带，共分五团十九队(单位略)

九、产业九师：师部设成都水泵厂。包括以下二十二个支队：邮电器材厂、水泵厂省邮机科、神仙树一库、神仙树二库、石羊场奶场、铁丝厂、锅炉厂、白玻厂、苏司南站、浆洗于旅馆、塑料厂、南门粮管处、光学仪器社、城南皮革社、西建修缮队、成都制锁社、发夹社、铆钉社、地毯社和锡铅社等单位。

十、产业十师：师部设建筑局内。共分六团四十三队。(单位略)。

十一、产业十一师：师部设五○二厂内。包括该厂附近各单位。厂内分十五个团、厂外分五个团。(单位略)。

十二、产业十二师：师部设市内骡马市街成建局内。共分十一个团和一个直纵。(单位略)

十三、产业十三师：师部设四川化工厂内。包括青白江区各单位。共分五团，十二个直纵。(单位略)

十四、产业十四师：师部设百货大楼内。包括全市财贸系统。共分五团七十个队。

十五、产业十五师：师部设青羊宫动物园内。共分五团二十五个队。

十六、产业十六师：师部设一○七信箱内。包括该厂八一兵团及附近挂钩厂矿。

十七、产业十七师：师部设灌县城关镇。包括灌县，茂汶独立团。

十八、产业十八师：师部设成都五七○一厂内。包括石羊场地区一代（应为“带”——编者注）。

十九、产业十九师：师部设市内供电局内。分四团十九队。

二十、产业二十师：师部设市内房管局内。包括红光路一带单位。

二十一师(即成都铁路局战斗师)师部设铁路局内。包括成都铁路系统的各单位。

二十二、产业二十二师：师部设绵阳×厂内。包括彭县独立团。

二十三、产业二十三师：师部设双流城关。包括新津地区。

二十四、产业二十四师：师部设机车车辆厂内。分九团二十九队。包括八里庄、二仙桥、下涧槽等地厂矿。

二十五、产业二十五师(即二四九信箱红浪师)师部设二四九信箱内。分九团三十六队。

二十六、产业五一师：师部设成都刃具厂内。

二十七、产业五冶师：师部设五冶公司内。

二十八、产业八二师：师部设八二信箱内。

二十九、产业直属师：师部设红照壁内。即原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

三十、产业一三二战斗师：师部设一三二厂内。

三十一、产业雅安军分区：分区设雅安××厂内。

三十二、产业乐山军分区：分区设乐山县××厂内。包括五通桥等地区。

三十三、产业五一指挥部：(即西昌产业军)

三十四、产业自贡工人联合指挥部(即自贡产业军)

三十五、产业直属团：团部设红照璧内。分直属一团(龙泉驿区)直属二团(××厂)直属三团(电焊机厂)直属四团(六八信箱)直属五团(××地区)百丈直属团、火炬战团保卫四组(专门搜集，整理革命组织的有关情报和黑材料的特务机构。并从事绑架、暗杀革命组织负责人的罪恶活动。)

…………。

从以上产业军的组织机构，编制不难看出，它的羽翼遍及全省，黑线伸入省级、市级，区级、合作社、居民小组内。

产业军“二线指挥部”为适应战略需要，逐手将全市产业军按四门和中心区分为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东郊一代)；第二方面军(北门一代)[；]第三方面军(南东门一代)；第四方面军(西门一代)[，]第五方面军(市中心区)。

▲《省联总》《市联总》“产业军”“八一”等保守组织，于今日在东方红礼堂召开假批判，假斗争的会议：《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志高大会》。会上由“亮相”的“左派”领导干部杨超、苗前明和曾庆祥(廖志高的秘书)等人进行揭发、控诉。会后，沈福全同“廖”握手表示“歉然”式的慰问。

▲由成都市小教(包括民中)中保守干将组成的小教《红色风暴》京城分团，于本日纠（应为“教”——编者注）唆当地保守派，伙同公安黑司令部于下午五时，抄砸了三圣街“东方红一一·一六战团《红教工》东城分团”团部。并抓捕了该组织的战士多人。

▲省公安厅《筹委会》写出反动传单：《明辩是非，分清敌我》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驻蓉联络站的《致全市革命造反派信》中的一些谬论”，《筹委会》在传单中恶毒地攻击“首都红代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群众，为反革命份子喊冤叫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筹委会》要“首都红卫兵驻蓉站”，“必须认罪，悔过自新，否则，就要坚决镇压”。

▲在韦、甘的指挥下，以公安厅的名义，从本日至十四日，同时分别在成都、重庆两地召开“镇反”会议。通过会议，要解决公安干、警的“认识问题”。并对“镇反”运动作更进一步的布署。

▲为配合成都召开的“镇反”会议，产业军于本日下午，在红照璧军部，召开《全军宣传工作会议》。各师、团负责宣传的保皇干将、造谣专家、整革命群众(组织)黑材料的狐狗，奉命聚会在一起。

会议由该军部宣传部长秦××作报告说：“……白色恐怖消除了，我们扬眉吐汽（应为“气”——编者注）了！形势大好。我们要感谢××和公安局。”“还应该更加努力，把镇反工作搞下去，不放过一个坏人！”“现在，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我们了。但，出现了一些标语(按：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刷写的)[，]什么欢迎产业军起来闹革命啦，什么产业军必须向毛主席请罪，这样就否定了我们原来的成绩。我们原来干了许多革命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一起就是造反，就是造反，就是造反！同志们，是不是?！”(保皇干将齐吼：是！是！！是！！！)接着秦部长列举行了产派的成绩说；“这几件事，我们做得很好：(一)造了《解放大西南广播台》的反，但还造得不彻底；(二)对他们封闭《四川日报》时，我们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他们。我们该造他们的反；(三)在一二·卅一”事件中，我们去了三万人，就一万多人受伤。我们去北京告状只有两千人，回来后，就立即投入生产；(四)我们一贯反对经济主义，我军没有一个战士闹工资福利，所以没上走资派的当；(五)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没有打人。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它又吼叫道；“过去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提法不同意，保留不喊，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我们过去不喊，现在不喊将来也不喊！”它布置任务说；“目前我们的大方向是，继续镇反，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贯彻三干会精神。要分地包干，建立情报纲（应为“网”——编者注）。”最后它得意忘形地说，“二、一七后，川大八·二六和工人撬杆(造反)兵团这两个反革命组织，被我们直接端(按成都土话意为：搞)了出来”。并通知说：“军部宣传部办公室电话号码是6651，找任邦鸿、钱普奏(按：该部三、四号人物)。

▲肖理被产业军文斗后，于今日给她的产业军川棉师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原文附后)。

川棉产业师师长、政委：

我要求你们把我的问题作详细的调查，我确不是一二·卅一反革命政治迫害的幕后策划人，给我定这个罪名，已在斗争会上共五次大会宣布这个罪名就有四次。我觉得你们很能执行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办事，比红旗(按；指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反动组织文明得多，当然你们是无产阶级左派，群众有眼睛，也会公正的评论。但是，如果你们硬把我拉成幕后策划者，我确实交待不出罪恶活动。

我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也是当权派，这些你们批判我，都是行的。我向你们请罪，愿意在大家的监督下改正错误。但是，如果把我定成一二·卅一幕后策划者，我确实不是。

目前，你们产业(军)的声望很高，我提议为了今后不致于被动，未搞清事实前，希望这个罪名暂时不用。

肖理 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二日

▲甘韦设计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权力机构《黑筹办》经过与扬超、苗前明和胡××、高××的密谋，又与《省联总》《产业军》等头目策划后，拟出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的分配和机构设置的计划》方案。先定为三十七人，后由韦、甘确定增补为七十一人。其中，工人廿五人；贫下中农七人；学生十二人；××干部十五人；机关干部十七人。委员的人选，全由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省联总及全省范围内产派代表组成。虽留有少量的革命派的代表席位，只不过起“陪衬”作用。

方案提出，伪革委会，下设一厅(办公厅)，一部(政治部)，八个委员会。这八个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包括一部六处)；工业交通委员会(包括一部十二处)；农业生产委员会(包括一部二处)；文教卫生委员会(包括一部五处)[；]财贸委员会(包括一部五处)；计划委员会(包括一部七处)；人民武装委员会(包括一部五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

按这个“伪革委会”的编制方案来代替原有的四川省级机关各部、委、厅、局等机构。方案编制人员共一千余人。扬超、苗前明等人，借编制为名，大批地清洗了省级机关的革命派，并把所需的一千余名干部，陆续调到省委办公室集中办公，为“伪革委会”凑合人马，实现四月反夺权的罪恶目的。

▲《三军一旗总黑窝》自元月份将《010联络站》改化为《四川省无产阶级造反军总部》后，又奉命改为《二线指挥部》后，基本上转入地下密秘（应为“秘密”——编者注）活动。廖志高这段时间，很受沈福全的欢迎和保护。而这几条黑线的活动，确（应为“却”——编者注）更加猖狂：李井泉的臭婆娘肖理同川棉产业军；丁旭派驻产业军部的市工会干部雷××，李××；李井泉的警卫员李全；《二线指挥部》的高级参谋吴永福、曹荣(市食品公司经理、“麻饼”大王)问轩等等。

▲程子华去锦江宾馆与甘渭汉商议“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问题。商定把“程”要开的西南局建委会议与“甘”要召开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一块合并召开。

▲韦杰、李××和胡××召开了“省三干会筹备办公室”工作会议。会上，李××讲话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的信……，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了，有的地区联合，正在联合。革命派的力量逐步巩固了，反革命势力土崩瓦解了。成都地区三驾马车。一套是红卫兵成都部队(以下简称红成)(包括一百多个组织)，我们认为大方向基本是对的，是支持他们的，当然不是真正的左派。现在搞整风，纯洁组织。另一套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是受害者，不到一个星期被打下去了。二月十七日又起来，有毛病，把保皇组织吸收进去了，大杂烩。也要整顿组织，纯洁内部。另一套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现在分化了，少数改头换面还在活动、顽抗。对上面这些大的组织，已做了一些研究，很不够，只了解一般。第一阶段一·二九前，第二阶段一·二九至二·一七，第三阶段二·一七以后。”“当前要注意：(一)要结合本单位斗批改，斗臭斗倒，考验造反派。有计划、有步骤，斗臭斗倒，揭深揭透。(二)镇反工作跟上去，成都七十多个组织，要赶上去，要清查。(三)整顿中能联合的就联合，不要等待。以单位联合。先搞小联合，再搞大联合。(四)两台、两报、交通、邮电、仓库，要把它搞好。舆论工作要跟上去。两台、两报先整风，先联合，准备好。一宣布，舆论跟上去了。宣传组也不放过对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的揭发。(五)我们这个叫筹备办公室，踏踏实实的做工作，对外不要讲”等等。

▲在韦、甘的指挥下，产业军、八一兵团、贫下中农战斗军于上午九时卅分在市内文殊院内，由该军军长黄国昌主持召开了“军、师及直属团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内容是“统一全军(产派四大家族)系统对其他群众组织的看法、意见和认识”。经过充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一、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结论，“是成都地区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大方向不稳。特别是对产业军，每次抄家都有他们。把矛头指向产业军，打成保皇派，所以他的大方向错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组织造反兵团，本是对的，但被走资派利用。故应和造反兵团决裂。在大联合之前，必须作到以下四点：(一)揪出其中一小撮；(二)彻底整风，纯洁组织；(三)彻底与造反兵团决裂(乒团垮台后，他们吸收了不少人的)；(四)要他们彻底与《地区联合总部》决裂。”二、对红卫东成都部队的结论：“红卫东是官办的。与造反兵团一样。它的一切行动，就是造反兵团的一部份，是造反兵团的继续。一·二九事件充当打手，公开说是造反兵团观点。一二·三一事件中是急先锋。组织高度不纯。它是造反兵团的外围组织。大方向错定了，不是革命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故不能联合，要干净彻底砸烂!”三、对红色造反工人成都部队、工人硬骨头战斗团和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等(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同观点的工人组织)的结论：“与红卫东相同，不是革命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干净彻底砸烂！”四、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的结论：“本来就是我们产业的观点。但，有见风使舵的情况。遇情况不好时，不敢表示自己的观点。在白色恐怖下，他们自身都难保，对产业的态度含糊(按：即指在二·一七前，成电红旗不敢公开和产业军站在一起，而打入兵团、八·二六同观点革命组织中去借房子躲雨。)但，不能怪他们。(按：请革命派仔细分析这句话。)对××的问题上，是第二个表态。这说明，在关键时刻能站住。对待我们产业军，经过讨论，在中央来信之前(指二·一七)就表示支持的。是革命组织，要联合他们。”

▲成都七四五厂党委书记晨×，被他的御林军“四川成都八一兵团”抬出来复辟“亮相”后，便撕掉遮羞布，赤裸裸地跳上“三月复辟”午（应为“舞”——编者注）台。除大抓“镇反”外，还亲自执笔，于本日在该厂抛出《红卫东是官办的》大字报。晨书记的造谣手段，深得保宝们的敬佩。

▲昨日在人民南路写了一条标语“产业军是一切保皇机构的收容所”后，被产派围攻长达十余小时之久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省技校支队的革命小将，无辜被产派扭送至公安派出所，非法拘留拷审。

▲在韦、甘领导下，李子英、扬岗以公安厅的名义，分于成都、重庆召开了“镇反片会”。在成都片会的开幕会上，李子英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清理内部”“抓革命、促镇反”之后。××便接着说：“要加强团结，统一思想，总结经验，一致对敌。镇压反革命应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你的坚强后盾，只要你们提出来，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主席语录：‘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反都没有肃?错怎么纠?”“现在不镇反就不能贯彻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如果不抓革命，促镇反，这样下去不得了，再下去就了不得！！！”周××更疯狂地叫道：“四川地区和其他地区不一样！夺权比较艰巨。反革命逆流没有打下，要保证三结合，必须镇反。把一小撮反坏分子夺的权夺回来!保证掌握在革命派(指：产派观点的。)手里。因此，需要统一认识，就要开会。……”等等。

会上，布置了“镇反”工作。对“反革命组织”坚决消灭。捕人不受数字限制，有多少捉多少。


三月十三日

▲在××党委领导下，以公安厅的名义，同时分别在成都、重庆两地召开的“镇反”会议继续进行。

在成都会议上，李××讲话说：“打击对象是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中一小撮反革命和坏分子”。“一·二九事件是个关键，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并提出对产业军采取的方针是：争取、团结、教育、提高。……等等。邓××专门在“成都片会”上作报告说：“以成都地区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搞的。”“我们搞了些调查，红卫兵成都部队作为我们的支持对象，我们在帮助他们，产业军是革命组织，我们采取团结、教育、帮助、提高的方针”。“打击的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造反兵团交通分团社会渣滓就占百分之六、七十，领导集团中尽是坏家伙。”“××有个‘红总’[，]公安厅有个‘总部’(按：指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人数很少，能量很大，内外勾结，流毒全省。”“一·二九事件是有历史意义的，是区别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公安机关内部不纯，这次暴露出来了!”[“]在文化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我们的不少同志思想跟不上形势，表现右倾动摇，‘怕’字当头，不敢大胆去执行任务。”“公安机关要迅速发挥专政的威力，不能软弱无能。”……等等。会上，他批评了重庆市公安局，渡口市、自贡市人民武装部，表扬了达县公安局、成都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等等。

▲××党委，政治部，分别把发了《省政法党组》《省公安厅》关于镇反布署的三个文件：《关于取缔反动组织的意见》《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紧急布署》《关于正确处理极少数红卫兵作错事、甚至作坏事的处理意见》。

又批准《省公安厅》派出五个工作组，分赴达县、乐山、涪陵、万县、宜宾和南充等地督阵指挥“镇反”。

▲韦杰和×××于今日晚，在“产业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韦杰说：“在一·二九事件后，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夺权，而他们却反对，围攻军队、围攻公安机关。一句话，就是仇恨毛泽东思想。”“反革命逆流基本上打下去，白色恐怖也基本上打下去了。”“情况很好，大联合，大夺权，很快会实现”等等。

▲公安×处副处长李学义，传达了贾林山的黑指示：把新都机械制造公司的《星火》《革联》等四个组织，拟定为反动组织，亦（应为“予”——编者注）以打击。

接着，李学义便到该公司，会同借二月逆流翻案复辟的公司保卫部长关风元、副部长董文广和治安科秦洪兴等人密策后，拟定了向成都××请示的《关于拟定在新都机械制造公司集中打击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在这份罪恶报告中，该公司革命组织(占公司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星火》《革联》被强加上被“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所掌握控制等捏造罪名(按：该公司革命派均属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观点)，又以所谓“群众强烈要求”为理由，初步把三十八名革命战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要立即拘捕法办。

▲西南局机关保派《大联筹》头目王振江等人向程子华汇报了该机关“粉逆”运动及今后打算。

▲扬超及其同伙，在拼凑《黑筹办》，搞反夺权的同时，又向省委机关、省级工交厅、局和各专区伸出黑手，大搞所谓的“亮相”干部出来凑合。胡××与苗前明密商后，又召开《黑筹办》工作人员会议。并宣布了“筹办五条任务和组织分组的职责范围”[，]《黑筹办》的五条任务是：(一)尽快把“筹委会”的方案提出来；(二)把“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物色出来；(三)大造舆论，扫除大联合的思想障碍；(四)狠斗党内“走资派”(按：指李大章同志等)(五)掌握敌情，注意阶级敌人的反扑。

《黑筹办》的组织分组的职责范围是：(一)秘书组：起草夺权文告，通电和广播，汇报各组工作，上传下达，搞一些情况简报；(二)干部组：了解、物色筹委会各大口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掌握专、市“革命”领导干部的情况；(三)宣传组：搞灵魂革命，联系两台，两报，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四)联络组：掌握分析各“革命”组织的政治动向，摸清各革命组织情况，保持联系。若发生问题，好及时进行协商；(五)保卫组：掌握敌情(指兵团、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分析动态，并作好“筹办”的自身保卫工作；(六)后勤：物质供应，生活安排(包括产派的需要)等等。

▲×内革命派组组整风，从本日起，转入第二阶段；“四大”全被宣布停止。《战旗红色造反团》全面转入“背靠背”的群众斗群众的状态。负责整风工作的××直属政治部王××在本日动员揭发大会上说；……这就是为了避免某些人，串连互相摸底。搞攻守同盟。……等等。并宣布了严格的制度。对革命派完全实施了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并加派武装弹压。牛×和保守派公开说：“如果谁不老实，就抓谁！”保守派狂笑说：“过去说我们保，现在看来我们保对了!保出头来了!”逍遥派说：“以后领导说啥我听啥！紧跟领导就犯不了错误。”等等。刘氏黑《修养》、法西斯奴隶主义、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和人生活命哲学论……空前泛澜，风行一时。

▲反革命辨护士张昭淦在公安黑司令部的护驾下，于本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在四川师范学院作内容不同于它在市内体育场公布的所谓《一二·三一调查报告》。报告过程中，受到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的模屁股（原文如此——编者注）。张昭淦狼狈万分。但在××和公安人员的护驾下，悄悄逃脱。本来，张昭斧之流的调查报告，全系捏造。明知红卫兵成都部队掌握住“钢鞭材料”，迟迟不公布。想借此之行，套出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材料来。但偷鸡不到，反融了米。

▲××、公安黑司令部、产业军和张昭斧等人交头接耳，拼命想把红卫兵成都部队(按：实际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工人、学生联合组成的《成都川棉一二·三一专案调查团》)的材料搞到手，韦杰下令，抓捕该调查团的负责人。但未遂。(按有关材料已分于元、二月份报送中央文革。调查后定性为：武斗事件。张昭斧之流做梦也想不到啊)

▲四川大学内“三勾合”组织的《四川大学反逆流联合总部》于今日宣告出笼。出笼会上，保宝们高叫：一切反八·二六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彻底砸烂反动组织八·二六!等等。××住（应为“驻”——编者注）川大调查组×代表说：成立“粉逆联总”是对八·二六反坏分子的沉重打击!钢杆八·二六、铁杆八·二六见鬼去吧!等等。

▲市检、法院“审查点”派出秘探，采取卑鄙手段，搜集革命派的所谓“反革命”活动。

▲××被韦、甘搞得一片白色恐怖。×内革命派家属，小孩广受残酷迫害。甘、韦到处搞盯哨、暗探，抓人成风，想抓谁就抓谁，不要任何证据。为了“镇反”需要，甘、韦把一些中、高级干部和家属，组成“123战斗队”，监视，谩骂、侮辱，甚至把在地方工作的家属随便欧（应为“殴”——编者注）打、斗争后五花大绑捆送进监狱。

▲韦杰等人到部分大专院校巡查后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大骂说：“现在我走到那个学校，纪律不好。不讲卫生，大便到处甩，……文风也要整。名字倒起来写，意思是‘打倒’啰！砸烂‘狗头’！是人嘛！怎么‘狗’喃！将来你们要当教授嘛！还要教人嘛！那么怎行?……中学复课闹革命，吐口水，弄得老师哭。街上人很多。……”等等。


三月十四日

▲在“成都片会”的大会总结发言中，李子英作了报告：“不搞数字比例，是‘反革命’就抓。有多少抓多少！……农村镇反，省里不作具体规定，各地摸清就搞！……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等等。并解答了与会人员提问的有关“镇反”十四个问题，其精神，仍指大方向是：有“反”就抓！大抓而特抓！尽快处理公批一判，杀几个首恶分子等等。

××更猖狂地提出：“镇反是当务之急。它对于工农业、财贸等事业的发展，将起重要作用。这次会议的精神，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根据各地情况去办。”等等。

为了李子英、××的重要“指示”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公安厅连夜打电话到重庆，把参加“重庆片会”的人，叫起床来听取传达。

会后，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武装部)专、州公安系统(武装部)，在当地×分区和驻×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县公安局”会议。层层传达，贯彻“镇反片会”的会议精神。

▲“××支左办公室”在东方红大礼堂，主持召开了《成都地区革命群众组织整风动员会》。韦杰在会上发表讲话(共分四部分，1．形势；2．关于整风问题；3．关于三结合夺权的方针；4．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他说：“兵团和八·二六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勾结起来，在走资派的幕后策划下，打着‘造反’的旗号，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很多反革命勾当。他们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组织，镇压革命干部。……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土桥事件》连小孩用的尿布都要抢。”“要开控诉会，控诉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迫害。如《土桥事件》《川棉一二·三一事件》《四川日报》《成都晚报》《泸定事件》等。”“任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夺权阻力，我们都要粉碎。”“希望不要轻信谣言，对谣言，我们一定要追查，严肃处理。”……等等。

▲杨超向胡××和苗前明提出：“可考虑在省委各部委也相应建立几个人的办公室或小组，以便和筹办挂钩，互通情况。”接着杨超又和苗前明策划，要把秦传厚(副省长兼公安厅长)、金石(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敏(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以及一些专区的当权派抬出来抓工作。《省联总》及其他同观点的保守派，按杨超的黑指示，大搞反革命“三凑合”。大搞干部假“亮相”。如在省级工交厅、局，也有四十多个厅级干部，占同级干部的约一半，被杨氏门徒封为夺权的“结合对象”。

▲《省联总》在杨超的指示下，出面邀请《红卫兵××××》代表，与《产业军》的代表举行谈判。《省联总》《产业军》按甘、韦、杨的计划口径，极力调和“产业军”与“红卫兵××××”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矢口否定《红卫东成都部队》《二七》等“红成”派工人革命组织的大方向。谈判会上，《省联总》与《产业军》花样百出，软硬兼施。《红卫兵××××》代表严正驳斥，指出这是搞的“三凑合”。并强调与产业军的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故谈判宣告破产。后《省联总》又派出二十八名待分配的大学生，去产业军部协助工作。

▲产业军在西南民族学院驻××代表的怂恿下，借该院地方召开《控诉反革命》的“镇反”大会，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民院支队、民院《红旗》战斗团的革命小将，采取断然的革命行动，将产业军及与会者强行撵出校门。并高呼：“打倒保皇派!”“不准老产反攻倒算！”等革命口号。

▲××驻四川大学调查组梁××给八·二六战斗团训话说：二月十七日以来的“镇反”是“红色恐怖”。“八·二六中受蒙蔽的群众，若不敢（应为“赶”——编者注）快同一小撮反坏分子划清界限，矛盾就要变化。就要叫到公安局去登记，可就麻烦了！”

▲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纠集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成电红旗及其他保守派，在该院召开所谓“《一二·三一》《一·六》反革命政治迫害控诉大会”。为此，产业军军部派出宣传车四辆，临会助战。公安黑司令部亦前往督阵。但，被该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和省技校《九·一五》战斗团强行造反，并撵出校门。

▲产业军十四师(财贸师)大肆抄印新兴保守组织《九六革命职工雷锋战斗团》写的“我们对红卫兵成都部队提五点意见和两点希望”。它的五点意见是：(一)为什么把主力军(产业军)过去打成“保皇”？现在打成“保守”?(二)为什么要与产业军血战到底?(三)为什么提“欢迎产业军起来和我们一起造反？……”(四)口口声声要向兵团、红卫东、二·七、硬骨头、星火、二四九联总学习！致敬！是什么意思?(五)工学院《十·一》战斗团要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大破大立。破什么?立什么?等等。它的两点希望是：(一)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二)请罪。

▲驻成都六九信箱×代表发布“军字○○三号《公告》”，宣布：决定要红卫东六九纵队，将所谓夺的权，退还出来。……各级干部，凡未经党委批准停职的，均应主动地站出来。

▲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全市局部反击产派四大家族。大打“标语、口号”战。

成都大学八·三一战斗团赤卫战士就韦杰的三月复辟阴谋于本日晚，在全市贴出革命大字报《大联合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首先尖锐地提出：“产业军的复兴代表了哪家路线?”后，接着便指出：在尖锐(按：请深思这两个字在当时的含义和针对性)的镇反斗争中，产业军复兴了。它的复兴代表了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哪一派政治力量?哪一条政治路线?而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呢?……从以下三个问题来分析：(一)产业军是什么样的组织?它们是以保守派的政治身份出现的；(二)现在吹捧得最厉害的是谁?是各机关、单位中积极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层干部和各单位、学校中的保皇组织；(三)产业军复兴后干些什么?除镇反外，便乘革命派组织开门整风之机，借“镇反”为名，对革命派大肆攻击，把矛头指向红卫兵成都部队。又同那些铁杆保皇组织(红卫兵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工人赤卫队)大搞联合。

文章着重指出：和产业军联合的问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夺联合领导权的问题。

文章又革命地急呼：红卫兵成都部队向何处去?

在文章最后鲜明提出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自豪地说：如果我们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因此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会感到最大的幸福，感到人生的满足！等等。

▲成都××支左办公室公布《整风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是：(一)能不能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同时在整风过程中建立、健全学习制度；(二)敢不敢开门整风，大胆揭露问题。敢不敢真正开展自我批评，破私立公，克服不良倾向；(三)愿不愿意大联合，团结大多数，共同搞好夺权斗争。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四)能不能正确对待革命干部，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走资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热情欢迎革命干部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五)能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办事。敢不敢把混入革命组织内部的反坏分子清洗出去，并肃清流毒等等。(按：请革命派用毛泽东思想仔细分析这五条标准。)

▲在杨岗亲临重庆主持召开的“重庆片会”上，他说：“……《红旗》杂志三期说的‘大扫除’就是大镇反。镇反是当前公安机关的中心任务，必须切实抓好。现在农村未动，许多工厂也未触及，必须继续深入镇反。公安机关内部的反坏分子与社会上牛鬼蛇神勾结的，要坚决处理。……”等等。

▲省公安厅筹委会，根据李井泉的老婆、轻工厅副厅长肖理写的诬告材料，拘捕了该厅科研所造反战士党××。

肖理的诬告材料(《揭发党××》)写道：“……这次从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厅被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棉分团×××、×××带到二四九信箱，我在当天晚上被他们审问时，党××也是审问我的主角人。……党××在火车上说，他把杨岗四川省公安厅长(付)的名字记下来了（原文如此——编者注），回成都要抓他！还抓杨超、欧阳天、王端等人。……党××与川大八·二六姓肖的男生在北航挂了钩，川大八·二六在那里就讲过回川要夺军权。……党××到北京造了不少谣言，例如一二·三一事件等。……”

▲韦杰派出变相的工作组，进驻到地质学院、电讯工程学院、工学院、成都大学等所大学，借（应为“以”——编者注）军训、整风为借口，利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采用边打、边拖、边压的策略，大搞“合二而一”，企图整垮红卫兵成都部队，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火。

今天在地质学院解放楼前开会，由“××宣传队”(即工作组)代表讲话说：“筹家(指该院筹委会、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抓了反革命，《东方红公社》抓了铁杆保皇分子，两家就联合。……”“你们(指：地院“解大”兵团、“东方红保皇公社”、“产业军”)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宣传队”并帮助《东方红公社》整风。并鼓励铁杆老保把自己观点坚持下去。为保守派打气。

当“解大”兵团抵制“宣传队”的意图时，就马上加上把矛头指向“×××”的罪名。并要抓“解大”的“黑”后台，抓“解大”的职业“特务”。若写反对产业军的大字报，便被韦杰亲自勒令不准张贴。当“反革命”们“秘密”张贴后，便被《宣传队》拍照，按“反革命”论处。……但，“解大”的反“产”大字报，仍然贴在校内、市区和东郊。


三月十五日

▲韦杰接见首都红三司驻蓉的革命小将座谈时，别有用心地说：“……西南地区是瘫痪了。什么问题都得由××抓。……说明主席、军委对我们莫大的信任，莫大鼓舞！我们感到很光荣，产生了强烈的积极性。……这些文章(指首都红三司发表的)在社会上影响很不好。一股逆流，三股妖风，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和其他新兴的革命组织。……”等等。

▲由胡××和高××出面主持，《省联总》拉线，召集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并要求红卫兵××××派出代表协商会谈的“筹备三结合夺权讨论会”（原文如此——编者注）。胡××在会上说：“夺权已经是好多回合了，但不能麻痹，他们会利用各种方法来破坏夺权。这是第一次邀请你们来讨论，时间非常紧张。现在迟迟不能夺权，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接着，便以提问的方式，灌输已拟定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方案》说：讨论这几个问题：第一、对外活动要有名称，是否叫三结合筹备办公室，简称筹办。但对敌人要讲点策略，不叫三结合夺权办公室。一句话，名称问题。第二、考虑委员会名额多少?地方的多少？比例如何?怎么办?第三、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来源，红卫兵××××一人，产业军一人，贫下中农战斗军一人，省联总一人，红卫东或二、七，重庆市革联二人(即重大八、一五、财贸八、一五各一人)组成七人小组。(按：实际上“黑筹办”早已正式工作了，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和省联总的人员，已参加领导班子的工作。此时，邀请红卫兵××××参加只不过是起陪衬作用，实现其“筹办”中，也有革命造反派的人参加的政治目的。)会上，产业军的头头对红卫东、二七派一名代表参加“筹办”七人小组提出“恐怕下面通不过”的异议，要求增加三军一旗的打手“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一名代表的席位。

红卫兵××××的代表，对此次讨论会，坚持原则，死死抵制。重大八．一五的代表支持红卫兵××××的抵制态度。会议宣告流产。但胡××为了稳住阵角（应为“脚”——编者注），便说：“如果没啥问题，准备三月十七日再碰头，注意保密。在总部酝酿，只限于总部之内。要加强同我们的联系。……”等等。

▲扬超、苗前明指挥《黑筹办》、《省联总》在省级八大口，八条战线中，把大批李、廖死党的心腹干将，抬出来复辟。它们公然圈定了所谓的“省级机关副部长，厅(局)长以上亮相干部”101名。其中包括，李林枝(副省长)扬万选(省委书记处书记)董弼忱(省监委副书记)张敏(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贾光后(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天民(省委二部部长)等。并从这批“亮相”干部中，又提出四十多个重点考查名单。

▲乐山县，自二月十九日起，军用飞机在上空撤发了所谓《二·一七来信》后，大规模“镇反”开始。该县桂花楼监狱已装不下了。驻公安处×代表罗××授意，从保守派中调来大批干将，将审讯组扩大成六十人，分为五个审讯小组和一个材料组。并开辟了陕西街三十七号改为第二监狱。并继续开辟第三监狱……。

▲西南局机关原总部负责人王××同志，就该机关所谓“粉逆”的问题，对程子华提出相反意见时，程子华竟耸听闻地造谣说：“反革命逆流面很广，云南、贵州都有。四川以成都为中心，搞经济主义，政治反扑得很凶，粉碎反革命逆流很需要。西南局机关通过‘粉逆’，受蒙蔽的人起来，可以把水搞清。你们是‘反革命’也逃不脱。群众会作结论的”。办公厅主任李辛夫同志，亦就“粉逆”问题提出相反意见，写信给程子华。请他看后交中央文革伯达、江青同志。程竟将此信扣压住。(后，又退还给李辛夫本人)。继李井泉在二月二十日给产业军作了“四点指示”后(特别强调：当务之急是镇反)[，]程子华亦给甘渭汉打电话说：产业军是革命组织。

▲二月逆流、三月复辟以来，北京驻蓉的革命小将，连遭保守派的围剿、欺凌、抢抄、跟踪生活刁难等反革命迫害。

周总理、伯达、江青同志闻讯后，特电责令程子华“立即通知铁路局，北京同学免费回京。不许扣留一人。不许再对他们进行任何刁难。”但，阴险的程子华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幕后大煽阴风，指令保守派到西南局内的驻地，疯狂围剿、侮辱、欧（应为“殴”——编者注）打革命小将，事态极其恶劣。

▲驻公安局×代表田××向该局党员、团员作报告说：“号称一百五十万的撬杆兵团，做尽坏事，罪恶滔天。我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帝，你们撬杆兵团，有什么了不起?！……”。

公安厅李子英主持召开该厅业务会议。××在会上讲：“镇反对内要强调稳，对下面不能强调稳。如果强调稳，下面会稳起不动。现在要放手抓!抓！抓！对释放的人要必须承认错误，因为你有错误，群众才把你扭送来了，要坦白交待，交出幕后人，要受群众监督，不再干坏事”等等。并大讲其“镇反”的所谓“四大好处”论。

驻该厅×管会代表李××亦给还未亮相的领导干部打气说：“要有职、有权的工作，大胆的工作，认真把事情办好。能解决的自己解决，不要把矛头上交”等等。

扬岗在重庆参加了“重庆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强调指出公安局要把“镇反”当成中心任务。

会后，扬岗亲临重庆钢铁公司保卫处布置任务说：“根据工厂敌情严重，要（似为“在”——编者注）深挖打击时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拘捕一批，群众扭送，收留一批”等等。

当晚，扬岗又对重庆市公安局讲：“要注要（应为“意”——编者注）抓工厂问题”等等。

▲位于川陕公路要道，临成都北郊区的新都镇(小小的场镇)一次就抓捕革命派两百余人。

▲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红卫兵、小号兵和横空出世等组织的革命小将，就成都的三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形势，写出题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革命文章。

但，在这张革命的文章旁，贴有“××101战团”的围剿性大字报。它说，请真正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注意工人造反兵团，清华“井岗山”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如果你们再继续跟着这一小撮反坏分子跑，执迷不悟，决没有好下场！

▲产业军军部奉命，发表所谓《对当前成都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它鼓吹“镇反，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又胡说什么“镇反，也是对一个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考验。你若是反革命派，就必然反对镇反，为牛鬼蛇神喊冤叫屈”。还胡吹什么“你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然害怕整风，或搞假整风”。并鼓吹什么“新的联合形势，应在镇反和整风的基础上”等等。为甘、韦的“三干会”散布复辟舆论准备。

▲产业军原军长马万年，因内讧关系，回雅安军分区(产业军的)。黄国昌。竹国学专门负责同成都××和×分区的单线联系活动。

▲产业军军部在××派驻该军部指挥的××人领导下，在文殊院(五军一旗指挥部)召开改组《一线勤务组》会议。×代表声明，是自己的意见说（原文如此——编者注）：产业军不敢干，怕得要死。今后要干起来，不干就要倒下去。新任头目扬××嚎叫：新的上来啦！旧的下去了，这是“新陈代谢”。但是，旧的不能全部下去，因为知道的情况较多等等。

自军部(即《一线勤务组》)经××审定任命的保皇干将上台后，产派果真“敢”字当头，公开调集贫下中农战斗军入城驻防，挑起武斗，潜捕、暗杀革命派负责人。把文殊院当着（应为“作”——编者注）刑场、监狱。(潜捕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红卫东成都部队八·二六兵团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在文殊院毒打、审押)

▲四川大学“反逆联总”发布通知《召开科级、处以上行政干部会议》规定以下四种人不准参加，一、地、富、反、坏、右分子；二、走资派；三、凡参加八二六的；四、属八二六外围组织的头目等等。

▲兵团外东分团一战士被抓，抓时家中无人，仅有一婴孩和一小孩。被抓走，该同志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下鲜血遗志《前扑后继》四字。赓即，被××毒打捆绑后，扔上镇反车押走。

▲××正式批发了重庆、成都“镇反”片会上发布的三个文件，由公安厅散发至全省。作为“镇反”的法定依据、纲领性文件。

▲成都市人委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筹委会)“二·一五”革命造反队的大字报：《驳对产业军保皇问题的谬论》。它说：“保皇派、保皇狗的帽子，前几个月在成都地区畅销，风行一时。一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政治投机商，为了保住自己‘革命左派’的头衔，怕烧伤自己的手指，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厚起脸皮大喊‘打倒产业军!’‘我是产业军的死对头！’有些所谓识时务的人，感到人言可畏，也只能摇头叹息！某些好心的人，念念有词地说：‘产业军未必就成了革命派?至少也是个保守号的组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人继续祭起保皇帽子的法宝，再来一个回合，把产业军扼杀下去。”

▲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山鹰游击队贴出大字报：《就是要干！干！！干！！！——评“成电红旗的评干！干！！干！！！是一篇反革命宣言书。”》（原文如此——编者注）


三月十六日

▲苗前明(黑筹办政治部主任)指令黑筹办了解厅局长中的王子谟、李林枝、张敏、王镛、明朗、袁仲凡、余涧南、冯焕武、廖家岷等十几个人的情况。

▲黑“筹办”干部组王克贤于本日主持召开了各保守组织头目会议，会上根据苗前明的指令，布置并具体领导保派去做所谓的干部的“亮相”工作。

▲程子华接见《首都红卫兵驻蓉联络站》代表。接见前，程子华责令他的“军师”钱敏，打电话给甘渭汉对口径说：“子华同志和我的意见，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左派组织，还要作工作”[。]程子华在回答红卫兵代表的问题时说，[“]西南局大会临时勤务组(按，指保守派“粉逆”和“大联筹”)，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都的运动是××领导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援市公安局的左派(指公安黑司令部)，遭到冲击，经过了艰苦斗争。西南局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是站在××方面的。但，前总部是错误的”等。

▲下午，成都××副政委余××打电话给西南局，请程子华去××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问题。

▲在××主持召开的《大专院校整风工作会议》上，××袁××公然说：“我们是向革命师生学习!不是向‘右派’学习，我们是镇压‘右派’。也是我们的态度。[”](学生中，除四川大学八·二六战团被抓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等革命组织均有战士被抓捕。特别是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外地联络站人员。)

▲××副司令员李××对《省联总》作了以下讲话：“单工人造反兵团被子就三百五十多万床。浪费的钱财不少，单宜宾×分区不完全统计就是三百多万元。……今后，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在市内停止串连。不同意这种说法。刚刚一镇反，有的就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不镇压反革命，联合就搞不起来，必须镇反。现在已有反革命组织，这种组织中，不光头头是反革命，一般成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反革命。……”等等。

▲北京清华《井岗山》和北航《红旗》等十六个驻蓉联络站，在撤离成都前夕，联合贴出《告别蓉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字报，给被韦杰宣布为“非常时期”内的革命派巨大鼓舞。这篇革命大字报上街后，立即遭到全市保守派的围攻。“镇反”模范××××××宣传车扬言要大抓《井岗山》《北航红旗》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叫喊得最凶的还有，省公安厅筹委会、市公安黑司令部、市人委联总(筹委会)和成电红旗等著名的保皇干将集团。

▲××驻四川师范学院宣传队(镇反工作队)召开该院整风会议。××政委周××指出：……镇压反革命，是需要批判斗争的，更要大整材料。有反必肃嘛！”“你们能不能把坏分子清洗出来?肃清流毒?纯洁组织”?！等等。

▲上午，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二·七和成铁五·一等革命组织商议夺权问题，并决定：产业军是一切保皇组织的收容所，它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它参加了夺权，就是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胜的问题。

▲首都红代会驻蓉联络站于今日全部撤离成都。临行前，去四川大学向八·二六战友告别。在川大校院内，受到《烽火》等保守派的围攻。但，在八·二六和红代会及前来声援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等革命小将的并肩战斗下，击退保守派的围攻。但《烽火》等保守派仍不甘心，纠集数百产业军、机关产派于今晚袭击西南局(首都红代会驻地)[，]非法戒严，对红代会战友和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采取强制性的搜身检查。企图抢走成都广大革命派委托红代会革命小将带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

▲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长驻产业军军部的保皇参谋张伯南、张朝文、雷治能和竺国强等人，就三月十四日策划在地质学院召开的会议破产后，悲痛万分的写了篇《成地王氏反动筹委会反革命丑恶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拼命攻击革命派《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胡说解大造大会的反，是“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撵产派四大家族出地院，是“反革命行动”等等。

▲成都二四九信箱的武装部长张××，于下午四时，在接待红卫兵成都部队三十二中支队代表时说：“由成都×分区派出驻市委武装部曾发出《关于三干会的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示如何贯彻传达‘三干会’精神和决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出席人员分派有军代表、本单位一级革命领导干部一人(由群众——保守派推选)和革命职工一人(凡是市公局通知中，所指出的各组织和同一观点的组织，参与围攻市公安局和军区的不能推选。)及武装部长一人，并决定二四九联总(按：红成派观点)无权选举。其理由如下：(一)联总和兵团大方向是一致的，又是联合夺的权[；] (二)在川棉一二·三一事件，联总是主力。并派有副总指挥(周命材)。用联总的宣传车作指挥车[；](三)请○二八红总作所谓的成都地区形势报告；(四)二月廿、廿一日配合兵团，搞反革命大反扑的示威游行(打倒产业军的示威游行)。

▲公安黑司令部派出郭忠民，与《小教红色风暴》等教师中的保守派，大整革命教工的黑材料。

▲市区街道贴出以下大标语：“砸烂红卫兵成都部队黑总部”(工农红卫兵)“向产业军学习!”(工农红卫兵)“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立即和一切反革命组织划清界线!”(红卫兵战斗军工农部队)“我们向红卫兵成都部队挑战!”“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中铁军)“坚决支持红卫兵工农部队！”(产业军一师)“谁把斗争矛头指向产业军绝没有好下场”“历史将无情地嘲弄反对产业军的蠢驴！”(红卫兵战斗军)。……等等。

▲革命派标语如下：“向红卫东、二、七学习!致敬!”(红卫兵成都部队)但，标语上，便被成电红旗《从头越》涂写或刷贴“向二·七学习什么?向红卫东学习什么?”等针锋相对的反动标语。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红卫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首都三司驻蓉联络站、清华《井岗山兵团》北地《东方红公社》等十四个革命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产业军第一方面军经过秘密策划后，于今日出笼。它的出笼，是属于产业军长远斗争策略的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布署。它包括了东郊各厂矿的保守势力。矛头直指红卫东成都部队、星火、刃具厂八路军和川棉红旗战斗师和红卫东成都部队成电支队、无线电工业学校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

这个方面军，由以下产业军、四川八一战斗兵团和成电红旗组成：产业三师、产业五一师、产业二师、产业八二师、产业直属三团、产业十六师、产业直属四团、四二○厂红旗、产业热电厂战团和产业前锋战团等组成。

它的勤务组有：总头目余如尧(四二○厂)魏××(六九信箱)组织徐××(川棉一厂)宣传付××(八二信箱)刘××(热电厂)。情报、编写大记事杨××(八二信箱工读学校教员。)等等。


三月十七日

▲镇压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等四大革命组织的罪恶报告被批准后，经过几天的布署，刽子手李学义今日出动武装，百二十余名，在该公司内《红旗》产派的密切配合下，召开了所谓的万人镇反大会。会上点名抓捕了《星火》《革联》等四大革命派战士四十一名。会后，革命派战士被五花大绑分扔二十余辆汽车，抓着头发，挂上黑牌，游街示众。还特别停留在市区主要街道反帝路，英雄口，人民南路等街头。狂吼：“镇压一切反革命！”等口号。气氛搞得极其恐怖。游展后，投入市大监内。

▲程子华参加西南局建委会议，谈了接见北京同学时的讲话。要点是(一)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学生组织，但犯有严重错误；(二)产业军是革命组织；(三)《省联总》《市联总》《西南局“大联筹”和“粉逆”》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程子华还说；我对北京学生说，你们说镇反扩大化，没有根据。我是同意××做法的。他们是有调查研究的。

这时，一位机械局副局长提问：“听说××只承认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基本正确，你怎么能说是左派组织?”程子华答辩说；“我不是折中调和，我还是坚持原则的。我与你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讲话也不应一个样”……，“我谈《西南局“大联筹”》《省联总》《市联总》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就等于批评了他们。”

▲《西南局“粉逆”勤务组》发布解散《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按：造反派组织。)的勒令。并非法正式成立《西南局机关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为西南局机关复辟作实力准备。

▲××在公安厅作报告，重申他的“抓革命，促镇反”的论调。并严历训斥革命同志的正确反映；“捉多了，捉了好人，把造反派也捉去了。”是极其错误的思潮。他还说：“从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二月十七日，将近七十天，闹得乌烟瘴气，受到了很大损失。……我也被他们抓去斗了，帽徽、领章都扯了，你们看凶不凶?！……”等等。

▲杨岗由重庆返回成都途中，到内江。对内江公安处布置说：“农村、工厂未怎样触动，值得注意。”等等。

▲省公文厅筹委会在省商业系统召开大会，斗争，拘捕了兵团商业厅分团×××等八人。事后散发大量的高级传单。

▲成都十六中《东方红公社》革命小将、成都气象学校《八、一八》战斗团的革命小将，和三中《红色堡垒》、二中《红闯将》、红卫兵成都野战军、兵团红卫兵、红卫兵西南革命造反军等革命小将。冲破重重阻碍(按：当时已属“抓一小撮”反革命的对象)积极准备迎着枪口、顶着逆流、冲出校门，杀上大街，欢送首都红代会驻蓉的革命小将返回北京。下午，终于参加了震动蓉城的红色怒涛中，冲破白色恐怖，奋勇前进！

▲下午，《市联总》打电话给西南局机关《大联筹》说：川大八·二六又出来活动了。要求组织机关干部去川大示威游行。《大联筹》头目向程子华报告后，程立即开会商定，本晚组织西南局机关干部，参加省、市的游行队伍，到川大向八、二六游行示威。

▲成都革命派(即八、二六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派)欢送首都红代会驻蓉小将回北京。送行队伍经过市区主要街道，直到成都火车站。革命派战士与红代会战友泪诉别情。车站内外人山人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彼此交换袖套、胸章等纪念性标志。……

但，《省公安厅筹委会》《公安黑司令部》《省联总》《市联总》《产业军》《八一兵团》《成电红旗》等保守派组织大批人马，齐上街“镇反”。它们闹遍全市后，又分期、分批冲进四川大学捣乱。

▲晚，××支左办公室聚集×用摩托车三十余辆，载乘武装人员，巡视市区后，经成都工院门口，开入四川大学助威。相继，产派四大家族十余万人的“镇反”队伍，齐会师《四川大学》内。它们狂吼，“打倒扒二流(指川大八·二六)，打倒撬狗！(指兵团)打倒黑母鸡！(指红卫东)！打倒蠢猪不对!(指红卫兵成都部队！)打死野鸭子!(指红卫兵成都野战军)……等等反动口号。

▲冯焕武自《三凑合》复辟后，对××韦杰和杨超、苗前明等人攻击，诬蔑革命派的黑报告、黑指示，拼命地贯彻执行。市财贸工作会议的报告，他参加定调子。并积极布置省工交会议出席的成员，一般不许革命派参加的规定。

▲在××的领导下，保守派(五军一旗)以反革命的“高姿”出现，发布所谓《开门整风的公告》，借窥探革命派动向，摸清社会舆论，以便修订其反革命保皇策略，实现全歼革命派的罪恶阴谋。

▲以××机关二○四革命群众的幌子公布的《再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的罪行》于本日在街头免费赠送。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人完全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捕风捉影，混淆事非，捏编了莫须有的罪名十条。

▲成都铁路局最大的保守派“铁骑”战斗团在驻该局×代表的授意下，大肆散发高级传单《看!成铁“二、七”战斗团中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洋洋数万字，捏举十一条所谓的“滔天”罪行。这张“镇反”传单结束语，矛头直指《红卫兵成都部队》道；现在还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说什么要向《二·七》学习!向《二·七》敬致!其理由是《二·七》的造反精神好。但，二·七一小撮混蛋们，究竟在造谁的反?为谁造反?你们(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向《二·七》学习什么?致敬什么?!……你们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那么你们将比成铁《二·七》死亡得更惨。……何从何去?由你们自己选择吧!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工院《十·一》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电支队、成电《东方红》战斗兵团铁支等革命小将，仍然在铁路局一带刷写大幅标语，“向二·七学习!向二·七致敬!”“铁骑是铁路局长的坐骑!”“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等革命口号。当写刷标语时，均遭到保守派的围攻，并抓到铁路公安处拘留、审讯。革命小将无所畏惧，前朴（应为“赴”——编者注）后继，坚持战斗。受到革命派的热泪赞扬。

▲由公安厅筹委会散发的传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交通分团”中一小撮坏蛋的罪恶事实》大批应市，免费供应。

▲市区主要街道、单位，都被各级机关单位贴出的巨量吹捧“产业军”的标语贴满。同时，也贴满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标语，产业军的大批宣传车在全市吼叫，矛头直指红卫兵成都部队。标语有：“红卫兵成都部队是炮轰成都军区的罪魁祸首！”“驳镇反扩大化的谬论。”“产业军是成都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不准把矛头指向产业军！”“谁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决没有好下场！”……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各支队的标语有：“产业军是一切老保的收容所”(体院支队)(工院十、一)……等。

▲在反帝路等地街头一带展出的产业军所谓《“12．31”川棉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图片展览，于今日由产业军军部指令收回。全市从此，再也看不到了。其原因是，公安黑司令部抓捕陈雷(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队)后，做贼心虚，这套假照片，已彻底现形了。

▲成都市轻化工业局政治部、武装部(该局党委书记张苒操纵的)向××“镇反”小组的所谓《情况反映》报告，于今日出笼。(附：《情况反映》报告。)


《情况反映》报告

轻化工业局政治部武装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分别对成都针织一厂、针织二厂、成都搪瓷厂、望江化工厂、成都染厂等五个工厂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状况，镇反情况；大联合夺权情况；群众组织状况、革命组织整风情况等几个方面作了一些初步的调查，现将情况整理如下：

一、关于干部状况：

这五个厂共有厂级干部一十八名。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状况：第一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在本单位或者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停了职、罢了官的，或者是接管夺权后被搞到车间去劳动的。属于这种干部的有××，占××‰他们大多数任书记职务，过去表现比较好，基本上够政治挂帅的，在这次白色恐怖中也顶得住，这些同志在《红旗》四期社论发表之后，一般都原（应为“愿”——编者注）意挺身而出，重新挑起工作担子。但有以下几种表现：个别同志虽然被夺了权，但自己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宣布回原工作岗位；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停职罢官是上级签字的，他们等待上级表态，因而近几天到局党委来反映访问的人多了；有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对过去的处理有意见，要求组织上把问题搞清楚；有的人受了委屈要“造反兵团”派人把他们的问题说清楚才出来工作；也有个别同志怕得不到群众的信任支持，因而不敢大胆的站出来，有的工厂的革命左派组织也不愿意与他们接触，因而增加他们的思想顾虑。第二种状况是；过去就有某种缺点毛病或者犯了错误、受过处分，这些同志一般个人主义比较严重，在使用上对组织有一定的不满情绪，他们过去不大过问政治，在政治上比较落后，运动中他们是保过自己，不致挨斗，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们半公开的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或者同类性质的组织，有的人也参加了这类组织的活动。造反兵团也把他们当作争取对象，拉他们，保他们。“针织一厂的红五一”反修军团的头目有时就在×××家里开会。由于镇反工作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这部份人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暴露，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可能就是有同牛鬼蛇神相互勾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属于这种状况的有××，占××％。这些人都是行政干部，在白色恐怖中，他们都没有挨过武斗，有的人甚至受到工人造反兵团的保护和表扬，“夺权”后都未下去，继续留在工作岗位，属于第三种状况的只有成都针织厂的×××。此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地在同级干部中闹不团结，运动初期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白色恐怖中顶不住，捏造事实，歪曲事实，推脱减轻自己的责任，挑动“兵团”对政治干部的严重迫害。属于第四类的有×××，×××，×××等三人，他们在“四清”中被划为三、四干部，比较早地下车间参加劳动，这些人是“造反兵团”扶植的，拉拢的对象，目前这份人仍在车间劳动，思想动向很不明确。

二、镇反情况

截止三月十六日，从轻化工系统已有三十四个工厂共计拘捕了一百三十二名反坏头目!最多的磷肥厂已拘捕十四名，各厂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观点的组织有八十六个，在镇反中垮台了的仅三个。

成都染厂、针织一厂、望江化工厂、成都搪瓷厂、针织二厂等五个单位共已拘捕反动头头二十八名，其中染厂十名，针织二厂六名，望化八名，搪瓷二名，针织一厂二名。这五个工厂大体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针织二厂，镇反工作开展得比较早，抓得狠，在拘捕了反动头头之后，便迅速地展开了政治攻势，组织职工控诉，揭发反动罪行。因而比较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对反动组织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左派队伍基本在组织上，政治上占了优势，革命生产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左派手中，大联合的局面还在形成，已经选出了比较好的领导班子，各项工作都能比较正常的开展，为进一步实现三结合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这个厂的主要问题是左派组织同革命干部，特别是同革命的领导干部还不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两方面都有顾虑，产业工人战斗军对革命干部说：“你们暂时委曲（应为“屈”——编者注）一下，不要和我们说话”。革命干部说：“只要你们这样斗争下去，不说话也可以”。第二种情况有搪瓷厂，针织一厂，也抓一些反动头头，但政治攻势没有跟上或不得力，有的反动组织虽然开始瓦解，但没有完全摧毁，有的反动组织还在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迷惑群众、保存实力、企图待机反朴（应为“扑”——编者注），有些原“造反兵团”的成员还采取消极怠工等手段影响生产。这些单位的“夺权接管”班子均已瘫痪，新的领导生产班子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工作有些混乱。第三种情况有成都染厂、望江化工厂，这两个厂的反动头头虽被抓得不少(成染十名望化八名)，但都是外单位去抓的，镇压反革命实际上还没有开展。反革命组织没有在组织上于（应为“予”——编者注）以摧毁，思想上也没有瓦解，反动气焰还十分嚣张，有的甚至还敢公开散布谣言、书写反动标语、为反动头头喊冤叫屈、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他们公开抗拒“三干会”精神的贯彻，拒不参加传达会议，在推选出席传达三干会代表时，故意制造麻烦，进行抵制。拒不参加革命组织召开的会议，甚至制造谣言，(按：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红五一反修军团)中伤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之所以很嚣张。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是公安局通告中点了名的，但是他们完全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同属一个观点或参与这两个组织的活动。

镇反工作主要问题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这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挺身而出，甚至个别人还有私心杂念，怕担风险，有些单位的人保部门和人保武装干部，也没有把这项工作及时的有力的抓起来。基于以上情况，各厂大联合夺权问题尚未解决。

三、组织情况

从已经统计的四十九个轻化工厂中，共有各种革命组织××个×××人，其中：产业工人战斗军或同一观点的革命组织××个×××人；倾向于产业工人战斗军或支持他们的观点×××个×××人；两者相加共计××个组织，占××％，×××人，占××％。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或同一观点的组织××个，占××％，×××人，占××％。此外还有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厂组织××××人。

这××个厂，革命左派组织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有×个，占××％。两派力量相等的××个厂，占××％。反革命气焰还很嚣张的××个厂，占××％。


三月十八日

▲从元月三十日到本日为止，省、市公安部门，已拘留和逮捕的革命群众共三千八百五十一人，占成都总人口的％0．24（应为“0．24％”——编者注），这是十八年来最高纪录。(不包括×内和外地串连逮捕的人数)。但，还距韦杰的想法，相差悬殊。按原计划在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三日内，还要大抓一批“反革命”后，再抓一批。

但，保守派却连半根毫毛也未动。连最坏的打人行凶的坏头头，都没有抓一个。反封“左派”。

▲成都市各机关、单位在冯焕武、廖家岷的“扶保镇革”的内部指令下，相应地建立了“各级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是由各机关、单位的形形色色保守派，与支保派的“亮相”干部组成的反革命《三凑合》。对过去有些支持过革命派的领导干部，则认为“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密令”不能轻易使用。并对其进行政治性的“了介”(隔离、软囚)等等。

▲下午，在××草坪，韦杰对群众的来访人员谈话。韦杰大肆替产业军涂脂抹粉，拼命攻击革命派，极力抹杀两条路线斗争、“革”与“保”的斗争。公开说，镇反就是大方向。矢口否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根本就不承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有什么迹象在四川省内、成都地区出现等等。

他说：“一·二九事件以后产业军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一·二九事件以前是白色恐布（应为“怖”——编者注）。造反兵团对他们实行阶级报复。他们有五多，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有些保守，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每天要上八小时的班，只利用业余时间搞革命。……他们过去打下了天下，现在吃穿也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应该是夺权的主力军!一·二九事件他们立场最坚定。第二天就表了态，他们戴上其他组织的套套进入军区，进后才亮底，他们是产业军。叫军区顶住这股反革命逆流，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说明他们立场最坚定、态度最鲜明，他们还写了许多支持军区[的大字报]。他们在抵制经济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在抓革命促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控制了许多宣传车，却不拿出来支援春耕。(这时产业军“粉逆”的游行队伍进到××内，韦杰指着说；这就是革命行动！这就是大方向嘛！)……有人说产业军有后台，若是无产阶级当权派怎么不可以嘛！”

他又胡说道；产业军开始是保守的。(保皇派是官办的，是思想保守，学习不够。)……产业军优点有：(一)抓革命的摸范；(二)斗走资派，本单位、省市委的都斗了；(三)没有围攻军区，帮助×××镇反；(四)穷革命，没有宣传车，很多东西都没有，照样干革命。

接着他又捕风捉影地说；工人造反兵团就是要夺军权，兵团领导有三线，一线三人，二线六人，三线九人。据我们了解掌握的材料，一线就是要夺军权。……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月份以前是革命行动，但一月份以后，就滑到危险边缘。……如果不把整风搞彻底，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红卫兵成都部队越整越疯。红卫兵成都部队有一条线，和周总理联系，我倒不晓得。据我了解，我们倒有一条线与××××有联系。……现在主要是镇反，但是他们却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他们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八·二六借口欢送(三司)，把矛头指向×××。……红卫东比八·二六好点，也就是那么一点。……《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最后，韦杰极其狡诈地说；我的讲话，可以拿出去讲，但不要说是我说的。

▲程子华在西南局办公会议上讲：北京同学与我们距离很大。对他们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嘛！……各革命组织应对北京学生的态度，讨论总结一下。……等等。

在程子华主持的这次办公会议上决定；西南局书记处的书记，凡没有定性的(包括李井泉在内)，一律发文件。还研究确定了各部门报的“三凑合”名单。

▲首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一连》发表题为《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形势评述文章。文章极其严肃地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现在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敌人毕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

▲公安厅筹委会头目，在××、李子英的召集下，开会研究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基层检查片会贯彻情况，拟订了具体要求四项：(一)会议中遇到的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二)干警队伍如何?思想上，组织上是否跟得上“形势”；(三)当前敌情动向；(四)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等等。××并在会上作了指示：“全面贯彻片会精神，把任务落实到人，要及时发现，确实弄清，认真解决。……”等等。

▲产业军于本日在市内游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并大量刷写以下直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标语：

“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黑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是撬杆兵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急先锋”。“红卫兵成都部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红卫兵成都部队把矛头针对产业军非垮台不可”……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血战到底战斗队”发表大字报：《焚毁反攻倒算的三月提纲——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下的二十八种表现》。


三月十九日

▲北京：梁兴初司令员给甘渭汉打电话，强调指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以前支错了，现在不要再支持了。但，甘渭汉对抗说：四川有四川的情况，……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甘渭汉在××作指示，表示同意韦杰提出的三点紧急措施：(一)坚决支持产业军；(二)红卫兵成都部队和产业军打起来就只有垮台；(三)如果谁把斗争矛头指向产业军，坚决镇压、打垮！谁反对产业军就要抓。

▲韦杰向××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指示，指责“镇反搞得不起劲。”

▲甘、韦主持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基建会议》筹备召开。大会秘书处拟定的三十二条口号中(约一千二百余字)既不提“两条路线斗争”，更未写“革命造反”四个字。

▲杨超在草拟即将在“工交会”的报告时，拟定在会上宣布“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反动组织”。他说：“八·二六已抓了五十多人，跳一个，抓一个……成绩就是大，几天内就抓了一万两千多人!”等等。

▲冯焕武更为猖狂，由他领导的《市生产委员会》上，抽调一百名机关干部，到市公安黑司令部报到，直接参加“镇反”工作。并亲临成都机车车辆厂、成都热电厂等重要厂矿，找“产业军”及其同性质的保守组织的头目谈话。打着关心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幌子，实际是对产派面授机密，鼓振士气，进一步镇压革命派。

▲根据××负责人的指示，为加速“镇反”工作，公安局贾林山等人，召集了一个仅有六人参加的秘密会议。研究“镇反”问题。并制定了一个准备拘捕两千七百余人的庞大血腥计划。特别就军工系统的“镇反死角”问题进行窥测。会议大肆鼓吹“以镇反，促生产”的反动论调。

会上，推定副局长张化素专门负责军工系统的“镇反”领导工作。又由张化素和李学义等人为主，成立“审批小组”。第一批共批准打击军工系统革命派二百二十五名，其中二百名已陆续抓捕投入宁夏街监狱。其他被非法抓捕和私刑拷打、残酷斗争的更不计其数。

贾林山、张化素和李学义等人，更频繁亲巡，坐镇各军工厂矿，依靠各厂的保守派，支“产”镇“革”的复辟干部，搞法西斯专政，疯狂镇压革命派。

▲公安厅筹委会派出五个工作组，分赴达县、乐山、南充、宜宾、涪陵、万县等专区，参加贯彻片会精神的会议，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指导“镇反”工作。

▲公安厅筹委会大量散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高级传单。

▲苗前明于今日正式指令《省联总》先把杨超、苗前明、李林枝、李子英等四个内定的常委的材料整理出来。

在伪“革委会”的法定常委人选名单：韦杰、李××、胡××，杨超、李林枝、苗前明、戴增斌、廖子英、董国新、潘阳泰、高峰、王镛、关长庆等十三人中，韦杰、李××、胡××等三人，是不需选举的伪“革委会”的“领导”和“常委”。而杨超、苗前明、李子英等三人虽名列候选人中，但，只许选上，不许落选的法定“常委”。

伪“革委会”的七十一个委员，尽被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秋收起义军、《省联总》……等保守派窃分。《三军一旗》的坏头目沈福全还是法定的当然“委员”。


三月二十日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在中央军委《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文另发)

副统帅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对于指导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支持地方革命派，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的胜利。

▲上午九时，由甘渭汉主持召开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基建会议》，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开幕。

甘渭汉在会上，作了长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大肆咒骂革命派。把支持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大加肯定，并胡说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更肆无忌惮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关于“造反有理”的教导)。他的报告共分四点：(一)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情况；(二)谈谈当前国际形势；(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四)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等等。

甘渭汉在他的报告中说：“……拿成都来说，围攻军区的就是工人造反兵团。这个名字响亮得很，所谓响亮，第一是工人，第二是革命，第三是造反，最后叫做兵团。这个什么革命呢?都是些拉板车、拖板车、拉架车的。他们基本上是社会渣滓，他们是在走资派操纵下干的。还有川大八·二六以及类似这样的一些组织，都受走资派操纵指挥，网罗一些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这两个组织势力不小，不仅在成都成了《恶霸》，而且手伸得很远。他们共有百多个团，在宜宾的叫《方面军》，其他的都叫《造反兵团》。

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破坏生产，大刮经济主义妖风，制造白色恐怖，私设公堂，对革命群众进行迫害。搞产业军搞得最凶，把产业军看成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产业军的总部被他们抄了二十多次。……造反兵团大搞假夺权，反夺权，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仅‘长’字号的靠边站，有的连文书和收发也靠边站。他们胡作非为，群众为他们编了首快板《白天睡觉，晚上胡闹；保上层，斗中层，打下层；抢财抄家，工资照发，麻饼一包，外加八毛。》……他们抄了不少人的家。军区有的家属在地方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参加兵团工资就提到六十多元。

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并不以为足，他们清楚，军权不到手，他们夺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都是空的，所以必须夺军权……他们公开的讲要夺军权，所有被围攻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讲要夺军权的。

在进行镇反时，有人提出：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反对老保翻天！我们认为这些口号，是和当前中央指示不一致，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我们给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领导人开了一个会议，我给他们开了两次会了，我们韦副司令员开了三、四次会了，李副司令员给他们开了六次会了，可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总是闹别扭。他们反对的主要对象是谁呢?就是产业军。……红卫兵成都部队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说他们是保守的。说你们(指：甘、韦。)现在支持他们，就是刘邓陶的新反扑。那就要断送革命的果实。提得很尖锐。

有人说造反有理，有人说造反无理，这个问题有时间性的。

产业军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不是军区要抬高他们的地位，而是应该给予他们的地位，这是毛泽东思想。……产业军是全省、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支柱。

红卫兵成都部队如果继续这么下去，就不好，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我们要上报中央，在成都实行军事管制，不准你们这样干下去。”

被捧到主席台上的“复辟”领导干部有：西南局的程子华、省委的杨超、苗前明等人和市委的冯焕武、廖家岷等人。

▲西南局办公厅“粉逆”会上，保守分子提出×××等同志，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程子华”的问题，并按定为（原文如此——编者注）“反革命罪行”予以追查。

该机关“大联筹”头目王振江宣布了“粉逆”的四条标准。布置各单位抓紧整理“粉逆”的重点人头材料和准备逮捕的“反革命”材料。并提出运动初期被反动路线迫害、打击的革命群众，是否有牛鬼蛇神的问题，公然为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推行的反动路线翻案。

▲市公安局贾林山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作战部长讲“镇反”的问题。他说：成都地区抓一批多不多?回答：不多。因为成都是和平解放的。对反革命渣滓整得不多。成都是蒋介石盘踞的最后地区，李、廖死党过去镇反不彻底。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遍及全省，其他地区不象这样情况。并布置说，对《公安局紧急通告》上列的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卫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四个组织及工矿、财贸系统打击得不彻底的单位，要继续打击，继续摸清《反动组织》的底子，收集罪证实物等等。

▲成都公安黑司令部头目申占杰、孙海波、赵永厚等人与贾林山商议后，派出宣传镇反的急先锋张锡田(公安局副科长，运动初期，曾被打成“反革命”。)等人，分赴各厂矿、单位及各大专院校……作“镇反”报告。

黑司令部的头目孙海波，还跟着张锡田等人一道听审张锡田的三次报告，上午在沙河汽车修理厂，下午在邮车总站，晚上在梁家巷搬运公司。每当张锡田等人讲完后，孙海波便从身上摸出稿子(经贾林山批准的)正式代表黑司令部作指示。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即产派)起来“镇压反革命”。

▲成都市武装部长×××，在成都二五三信箱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说：产业军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是成都、四川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真正可靠的左派。……我们当前坚决镇反，是主要的、重要的工作。……对于造反兵团、八·二六、川棉红旗、军团及同这四个组织同观点的，要坚决镇压。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抓多少，够多少条件，抓多少。总之，一个不留。……现在还有人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谁敢出来，我们一起到中央问问，我们可以派人去中央问问嘛！……现在是不考试的考试，走错了路，由自己负责。等等。(按：×××是六六年七月派驻该信箱的工作组长。)该信箱政治部副主任田××在会上补充说：八一兵团是后起之秀，以前是保守派，现在是造反派。红卫东以前是造反派，现在是保守派。八一兵团是无产阶级造反派，红卫东是资产阶级造反派等等。

▲下午五时，成都的联动组织(赤飙、七四六八、八二一三、六二三四、红色暴动委员会和红卫兵援越委员会四川特别支队等)集队上街“镇反”游行。并到四川大学示威。同时，××宣传车跟随游行队伍，公然为“联动”助威。

▲下午，红卫兵成都部队在西南民族学院内，召开支队长会议。会议就甘渭汉在《省工交基建会议》上的报告，进行分析讨论，决定在社会上全线停火打老产，但，加紧收集老产的翻天材料，上报中央。并集中力量狠斗各大专院校的走资派，狠打校老保。

▲韦杰两次到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团作报告，劝川医九·一五不要和产业军打战。

▲北京公安部通知成都××派省公安厅××代表去北京汇报韦、甘的“镇反”斗争。但××一直不敢派人赴京汇报。

▲孔××对公安厅杨岗，筹委会的头目祁××说：“昨天韦副司令员、李副司令员找我和参谋长去谈了谈，指出镇反抓的很不得劲，叫我具体抓一抓！所以今天请大家来研究一下镇反情况。”“……可是我们有些公安机关思想右倾，行动迟缓，对敌人打击不力。就是搞得较好的地区，也还有死角。如中、小学教师队伍，交通运输队伍，文艺单位等。研究其原因主要是干部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看不见矛盾的转化，明明是敌人破坏也不敢打击。因此，关键在于教育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划清敌我界限。”“重庆市在一·二九前后，敌人暴露的程度，没有成都突出，但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如果重庆的镇反搞得不好，就是夺了权也不巩固，因此，重庆的镇反要好好地抓一下。”“现在不是清理问题，而是要把该捉的捉起来的问题。镇反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工作要统一口径。公安厅要振作起来。”等等。

▲公安厅筹委会散发高级传单《挥起铁扫帚，扫除害人虫——揭穿造反兵团商业分团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勾当。》

▲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井岗山野战军川大纵队从今日起开始“秘密”活动。

▲市区主要街道标语，保派居多，锋芒仍指“红卫兵成都部队”。有：“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悬崖勒马！”(水电厅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屁股坐歪了！”(红卫兵产业部队)“坚决镇压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难兄难弟二·七，五·一，红卫东的反革命分子！”(红卫兵铁军部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错定了！”(红卫兵六七三九部队)……等等。

产业军的马前卒——“成电红旗”的大字报、标语布满全市显眼处。有：“为产业军大喊大叫——驳对产业军的种种诬蔑！”(红旗前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红旗烽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效。”(红旗千钧棒)“驳几种谬言”(红旗六五一二支队)……等等。


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程子华把他在三月二十六日工交基建会议上，要作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初稿，送给××余××审改。余又送给甘渭汉看。甘渭汉批注：“我看过，很好。”

在这个报告中，程子华大捧××的“镇反”，完全支持甘渭汉二十日的报告，大讲特讲“镇反”好得很，大捧产业军。疯狂地攻击革命造反派。

▲甘渭汉在支左办公室组长会议上作指示说：“对杨超，在群众面前要尊重人家，认人家高一点，我们低一点，注意谦虚。”竭立粉刷“杨超”。

▲驻成都二五三信箱的×营十部说：“(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起码是不完善的。(二)、产业军过去也是有贡献，可以成为左派核心，是联合的对象。(三)、红卫兵成都部队再这样下去(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就会前功尽弃。”并着重声明：“我以上说的话，在××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接着又说：看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有三条标准：(一)、这个组织总部是什么样的人在掌权；(二)、是否坚决执行十六条；(三)、有没有革命风度(指是否在大字报上骂)。最后强调说：“产业军在《一·二九》事件后，把矛头对准了最大的保皇组织、反革命组织工人造反兵团，是有贡献的。”

▲××驻东较场××的×营教导员谈，鉴别革命派的三个条件：(一)、对《一·二九》事件的态度；(二)、在《一二、三一》川棉事件上的态度；(三)、当前对产业军的态度。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外文系战士，成立《东方红自力更生广播站》。战士们用草席、报纸卷成园（应为“圆”——编者注）筒当喇叭，在窗口对外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件。大受听众欢迎。从此，“土”广播站，遍布四川大学校园。

▲省级机关革命派战士×××，因反对杨超的反革命“亮相”，同情和支持八·二六的观点，因此，被杨超和《省联总》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于是杨超就找他谈话说：“你竟敢不相信中央，跟着八·二六那些混蛋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你必须交待和八·二六反革命集团有什么联系，你是省(委)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反革命分子统统抓出来了，这次，……成绩就是大，几天内(成都)就抓出一万两千多人，看你愿意当反革命还是……”。终于被杨超和《省联总》送进市大监内。

▲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两侧，被××和产业军刷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反必肃”、“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错定了”！“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等标语。并扬言：抓“红成”的一小撮。

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在街上刷标语：便被××、产业军和公安黑司令部的打手围住攻剿。并指着革命小将的鼻子，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干部帮产业军辩论，被革命小将驳得无理时，便从衣袋掏出×帽，翻出衣领，露出××后，倒打一钉耙，污蔑小将“围攻×××”！并强行将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抓送公安派出所“教育”、“消毒”。人民南路一带这种现象，普遍得很。

▲李××亲临成都工学院，并给工院《十·一》战斗团作报告，极力调合红卫兵××××与产业军之间的路线斗争。但，遭到《十·一》这支革命的顶风船的坚决抵制。

▲××于今日在北较场×××会议室召开，研究成都各造反派及产业军的各个组织情况的会议。会议由××副主任许××主持。

会前，许××打开《毛主席语录》准备诵读。韦杰便制止说：“免了吧！”

▲韦杰指示××机关“为了更好地工作，要加强机关的组织纪律性，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烂掉的支部要从（应为“重”——编者注）新组织、加强、改选，所有烂掉的支部。”……(按：××四大部除被抓、被集训、被怀疑的人，所剩无几人。故只好组成一个支部。可见韦杰是忠实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型人物。)

▲韦杰等人在××机关会议室召开了绝密会议。决定抽调省、市检查、法院的干部，组成《调查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和红卫军团等组织专案小组》。

一、任务：1．查清这几个组织的组织形式、发展、演变情况、分布情况，把这些组织的大事记搞出来。2．查清这几个组织的主要“罪恶”活动，他们的目的要夺党、政、财、军大权，同时，还要查以下几件事件：(1)、川棉事件；(2)、土桥事件；(3)、青羊宫事件；(4)、新都事件；(5)、灌县事件；(6)、红照壁事件；(7)、一、二九事件；(8)、冲军区事件等。3．查清工人造反兵团分团长以上主要骨干的政治、历史、活动情况，以及打击情况(是否已抓捕)。4．彻底深挖这几个组织的幕前幕后指挥者，以及他们和党内“走资派”的勾结。5．通过了解以后，属于市上的(指市级单位)，由市上处理；属于省上的(指省级单位)，由省上处理。

二、组织领导：1．领导小组，由公安厅、市公安局抽调××干部组成。2．成立两个侦察小组，由省公安厅、局抽调干部多少名组成。3．成立审讯小组，由省、市法院、检查院抽调干部多少名组成。

三、工作方法：(略)

四、加强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略)

五、参加专案组的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1．真正的革命左派，不能含糊；2．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一个要顶一个用；3．思想意识好、工作积极肯干。除了这三个条件外，对于重大问题要认识一致，观点不问（应为“同”——编者注）的不能辩论，要辩论回机关去辩论。

六、人员分工：

1．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总部(包括新都委员会、九人委员会、三人领导小组、勤务组、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由一个小组负责侦查。

2．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几个重点分团(邮电、公汽、工交、城建、房司、五冶、财贸、中心、街道、九八、卫生、二轻)，红卫造反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八·二六战斗团及其他组织(包括红卫东、二七等)由五个小组负责调查、侦讯。

3．重大事件(指川棉、一·二九等)由一个小组负责侦调。

4．领导小组不（应为“下”——编者注）设办公室，负责内勤与专区联系。

七、其他(着重收集以下几方面的材料)

1．和党内走资派(指支革派干部)相勾的材料；

2．大搞“白色恐怖”，进行阶级报复的材料；

3．散布“反革命”言论的材料；

4．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罪恶”的情况；

5．“破坏”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6．“反动组织路线”的材料；

7．毒害青少年的材料；

8．搞假夺权的材料，以及夺权后的罪恶活动；

9．把矛头指向专政机关和军区的材料；

10．二月十七日以后的活动，如假请罪，真反扑，在城北公园召开会议，成立三线领导的材料等等。

▲公安厅李子英在《四川省财贸、农气系统保卫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毛主席亲自批转军委八条，公安六条，说明对镇压反革命很重视，很关心，重视，叫我们大胆去干。……敢不敢抓是方向问题，抓多了是缺点，不愿动的都靠边站。”等。

▲公安厅扬岗、祁××向厅内传达昨日孔××的指示后，扬岗说：“要研究那些地区、那些方面是死角，分析省一级，也分析全省。各单位要重新认识，重新布署，还要搞一次行动。”祁××补充说：“军工战团、红卫东、十·一战团是捉其首恶，组织是否解散？由群众(指保派)讨论。红卫兵成都部队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他们自己扭送。捉人问题由他们斗臭再捉。……捉人靠群众，不要再派部队。重庆思想跟不上，这次来开工交会议的人，一来就说捉人多了，分不清什么是反革命，……我们要纯洁队伍。公、检、法组成统一班子。”等等。

扬岗最后又说：“公安厅既要指导全省镇反，又要抓省级机关的镇反。省级机关才抓了三百多人，我看还不够，各业务处要抓一下，要重新部署。……”等等。


三月二十二日

▲甘、韦等人，于今日向《省联总》提出“省革委会”的常委候选人的名单。要求《省联总》迅速实现。这个伪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是：

杨 超 原省委书记处工业书记

李林枝 原省委常委、副省长

苗前明 原省委组织部付部长

戴增斌 省手管厅付厅长

李子英 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董国新 省林业厅政治部主任

潘阳泰 省委委员、卫生厅厅长

高 峰 省商业厅副厅长

王 镛 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关长庆 原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

甘、韦等人，在以上十个候选人中，选出五个常委时，对《省联总》着重指示说：“……杨超、苗前明比较好，李子英是去年从新疆调来的。……”等语。

伪“革委会”，实质上就是甘、韦等人，把李井泉的同伙圈定后，捧上独立王国的宝座，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之实。

▲由省公安厅前副厅长杨岗、省法院前副院长张子英、市公安局前副局长贾林山和××派出的两名部长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并由省公安厅处长孙佩瑜具体负责的七十余人的《省、市政法机关联合调查办公室》开始正式办公。在这个办公室下，分设有：专、县指导组，调查研究组，案件审批组及收容审查组等。主要任务是，广泛调查收集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四个组织的“罪恶活动”和“罪证”。要求是，通过调查研究，从性质上，提出结论性(反革命或右派)的意见。……。与此同时，并布置有关专、州，也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出材料报送《调查办公室》。(按：对下讲，是为了支左的需要。)其具体的工作方法共以下八点：(一)通过对“反革命”的预审，收留和对“革命”群众的接待等方面理出线索，摸出情况；(二)依靠产业军、八一战斗兵团、《省联总》、《市联总》、成电红旗战斗团、古田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和“亮相”的“革命”干部，提供情况、材料；(三)在街上搜集传单，抄摘大字报，听社会舆论；(四)建立并利用造反派的内部人员，秘密收集情况(包括造反派内部整理的“反革命”上报材料)；(五)将收集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筹划对策。对于重要的线索，则指派专人负责办理；(六)收集凶器实物等罪证；(七)出版内部的情况简报；(八)将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等组织成立以来的罪恶活动，编写成《大事记》等等。(按：由于中央及时发现，并勒令停止它们的活动，故这所镇压革命派的特务机关，被迫于四月十九日宣告完蛋。)

▲甘、韦之流密派出“镇反”干部，会同××驻川大工作组，策划在四川大学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大会。会上将再抓捕川大八·二六和四川大学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八·二六观点的)等二十一名“现行反革命”。

▲杨超在今日的《工交会议》上，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他的报告，完全与甘渭汉的腔调相同，口径一致。但在吹捧产业军，咒骂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及其他革命组织方面，却更胜于甘渭汉，出于韦杰之上，程子华等望尘莫及。竟然把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

程子华等人坐在主席台上，听了杨超的报告，并表示完全同意。

▲《省联总》何光前，在内部传达甘渭汉的接见讲话。甘说：“产业军主要成员纯，造反兵团搞产业军，很多是属于阶级报复。它们没有当权派插手，是工人自己组成的。……军区的态度是，对川大八·二六提出了警告，如果要搞武斗，军区就要出军队保护产业军。……要实现左派大联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八·二六是个反革命组织。造反兵团负责人九个就有三个与台蒋有关系，六个被收买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你们要多作调查工作，你们是先锋，但阶级感情并不浓。……抓反革命分子，你们不要提抗议，对产业军应是内部矛盾。……把大专院校红卫兵与产业军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你们是左派，心胸要阔些。……军区担负着备战、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如果要烧军区，我们相信毛主席是不答应的。……”等等。

▲伪《省生产委员会》派出由《省联总》抽调的三百二十余人干部，组成的九个工作组，于今日分赴温江、内江、江津等九个专区去支“保”、镇“革”，挖死角，抓“反革命”去了。

▲省公安厅筹委会毫无法纪一股劲的抓！抓！抓!抓到看守所的房屋都关不下了，还叫嚣：“这次‘镇反’比一九五一年大镇反，还要快，要猛！”等等。

并立即下令四处找房子，拨款一万五千余元，赶修监狱，要求在半个月内，抢修好能关押四百人的监房。

▲产派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团的革命小将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每天除派出一定数量的宣传车到《十·一》抓“一小撮”外，便密派特务跟踪《十·一》负责人。

英勇的工院《十·一》战士，在三月中，基本上很少休息，白天“整风”，晚上便“发疯”，越“整”越“硬”，越“整”越“疯”!百分之百的愿戴韦杰的“反革命”帽子。特别是女同学，有病也要坚持下厂、上街干革命。不怕“抓”！不怕“围攻”，以该团负责人汪××为首的《十·一》战士，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把生死置于度外了。


三月二十三日

▲韦杰在本市西城区人委机关，召开了秘密会议，作了一个极其反动的报告。公开命令到会听众，不准作记录，不准说是他作的报告。报告借讲所谓的形势，行施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实。报告中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兵团、八·二六、空字○二八红总、首都红代会等革命组织，大露杀机。

韦杰首先心怀鬼胎的说：“我今天的报告，大家不要作记录，大家宣传时，只能说是你们自己的观点。如果别人知道了，就会抓着不放。我这个人过去不出名，这次他们喊‘打倒韦杰!’所以我就出名了。”接着他又说：“……关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基本正确。但‘红成’认为没有他们就不能联合。现在的主力军是工农兵，没有‘红成’也要搞联合。红卫兵算老几啊!……关于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的问题，这两个组织干了很多坏事。……这些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把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都破坏了，把生产也破坏了。……不仅破坏了成都地区的生产，其他地区也破坏了。如崇庆州在文化革命前有牛一千七百多头，开展文化革命到现在只有两百多头了。……这两个组织的斗争特点是，‘保上层，斗中层，打下层’。有的人给他们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白天睡觉，晚上胡闹’；下联是：‘抄家抢财，麻饼八毛’；横联是：‘工资照发’。这两个组织，不是革命组织，而是右派组织。他们敢胡闹，肯定是有后台的。有些东西不是他们做得出来的。如办报纸，没有后台，他们就写不出来。八·二六围攻军区时，请人给他们当广播员，每天八元。晚上在军区门前坐一夜给一元。八·二六的问题，今后还要用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公布他们的罪恶意图。……有人说，我们的镇反扩大化了，我说还有些反革命还未抓。没有抓完的还要抓。工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的支队长以上的，已经抓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些没有抓进来，有的还要逐步升级。……北京来的学生，在成都胡闹!到处放毒。现在他们不受欢迎了才走的。我们军队内也出现了反革命，空字○二八红总，就是反革命组织。我早就对他们说，叫他们不要胡闹，他们硬要跳出来，我当然要抓嘛!……有些人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生怕表现不出来，这次跑出来了。在各项运动中，跳不出来的人，这次也出来了。……关于产业军的问题，……产业军就是好得很，我要到处宣传，大肆的讲！他们的斗争矛头是对的。”等等。

▲韦杰、杨超与冯焕武等人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现名《省联总》《市联总》的高级产业军(后改名为机关干部战斗军)于今日在本市体育场宣告正式成立。

××代表在会上，对这个复辟产物大加吹捧说：“这是革命的《三结合》条件，日益成熟。”……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王××，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人正在拼凑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搞反革命的《三凑合》……掀起这股逆流的家伙，有的在台下，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互相勾结，上窜下跳，狼狈为奸。“……等等。

对王××同学的发言，会场引起骚动。当即有人诬蔑这个发言，是“疯狂的反革命叫嚣”。

会后，高级产业军(包括西南局的“粉逆”、《省联总》、《市联总》、区级机关保守派组织等)与省公安厅《筹委会》、“市公安黑司令部”一道，举行了游行。广受按计划布置在各主要街口的“产派”群众的保护、捧场。但走到街道中段时，便受到革命群众的极其不友好的“欢迎”。游到最后，只好不游而散。

▲××驻川大调查组，下午在该校大礼堂，召开“反逆流联总”的所属保派会议。会场内外戒备森严。调查组传达了韦杰的形势报告后说：“目前的大方向，当务之急就是‘镇反’。……有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红旗》五期社论的最后两句话，说什么最近有什么刘、邓路线新反扑。要说有反扑，就是抵制‘镇反’。……对八·二六一小撮，要狠狠地打，不能右倾。……”最后，竟猖狂地煽动保守喽啰们说：“你们不要灰溜溜的，有枪杆子在你们背后顶起在。……”

▲韦杰之流，深感形势不是象自己吹嘘的那样，为了稳住阵脚，继续站在其反动立场上，蒙蔽群众，经过密谋，抛出了反革命诡辩书《驳镇反“扩大化”的谬论》。

这篇诡辩书，首先忧虑积心地声明“为什么要镇反？”接着又在美冠的语句下溜掉。它回答是：“就是因为有反革命，而且很猖狂。……”“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所以才进行镇反。……”(按；“有错必纠”这一英明指示，韦、甘就是不敢提。)

它在第二点中提问：“镇反真的‘扩大化’了吗?”后，作贼心虚地矢口否认说：“没有，肯定没有。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所有被拘捕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头目，幕前幕后者和情节极为严重的打手。他们的老底子，绝大部分都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错抓一个受蒙蔽的群众，更谈不上什么‘抓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了。……这次镇反，是细致而慎重的。有正式法律手续抓捕的。……这难道能说镇反‘扩大化’了吗?……要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反动头目和幕后策划者尚未抓到。……”

诡辩书最后狂吼道：“我们严正警告清华《井岗山》等驻蓉联络站一伙，如果你们继续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你们决没有好下场的。”等等。

▲驻省公安厅×代表李××指示公安厅筹委会业务办公室“搜集逮捕、拘留、收容数字；镇反结果，群众反映；和对烂掉了的公安处，局进行排队，以便通知各×分区进行整顿。”

根据这条指示，公安厅筹委会初步认为，与社会上牛鬼蛇神勾结干坏事，问题严重的有涪陵、达县公安处，温江、广汉、平昌、宜宾市等十三个公安局。

同时，根据孔××的指示，该厅筹委会通报了乐山公安处公判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大力提倡要大造声势，制造紧张气氛，大施“镇反”的政治压力。(按：本月十九日乐山县召开所谓的公判大会，实质是对革命派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这次“公判大会”事前是经过精心划策和充分准备。成立了专、县筹备小组，赶修公判台，培训“苦主”控诉，突击审讯，赶制照片，印刷布告、传单。……等。当天，会场上满布武装岗哨，会场周围实施军事戒严，该县保守派东方红一一·一○战斗军和东方红贫下中农总司令部、东方红学生总部、地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在乐山地委走资派宁道贵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支持下，跳上公判台上，以“受害者”的身份，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实施残毒的阶级报复。公判台上，革命派被五花大绑。……。

特别恶毒的是，当地走资派，为了扩大“镇反”效果，不择手段地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将在六六年十二月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杀人犯吴允让安排在这次大会上宣判死刑。这就是这次公判大会的奥妙所在。

会上，除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该死刑，一名罪犯该判刑之外，其余六名无辜的革命群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名革命造反派战士被非法逮捕。走资派为了欺骗群众，达到所谓的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的罪恶目的，又假意将三名革命战士“教育释放”。

×分区×副司令员还特地在会上作了“镇反”鼓动报告。

会间，全县有线广播全部转播大会实况。

会后，××宣传车和一部分武装人员，同东方红一一·一○战斗军等保守组织一起举行大规模的“镇反”示威游行。)


三月二十四日

▲李××给《省联总》的一些负责人员讲话：“产业军的干部应该是政治工作人员，肚量要大，要作老大哥，表示工人阶级的政治风度。如果你们这样作了，还要把矛头指向群众就是自己孤立，如果我们不这样搞，就不利于团结。……”等等。

▲韦杰在成都一中，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说：“在成都地区，有那么一小撮人，说成都镇反搞宽了。我说搞窄了。他们说军委来信下达后，革命派的范围小了。我说多了。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这是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他有他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立场。”“兵团，这应该说是右派组织。”“是成都最大的保皇派。”等等(按，一中，当时是××准备搞军训的试点学校)。

▲近两天来，公安局、产业军内部传达说；韦杰讲，在三月廿七日要采取大行动，取缔一批“反革命”组织。

▲韦杰控制的伪《四川日报》，今天采用极其反动的排版，完全封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它在关于首都工代会的重要报导的提要中，恶毒地私自删掉，忠于毛主革命路线的江青、杨成武等同志的名字。抹去“彻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原提要中重要内容。

▲韦杰召开《交通会议》于今日结束。

▲位于华云山上，渠江两岸的广安县区内，按南充×分区梁万华的密示，县武装部政委乔云裕，副部长解玉虎等人坐镇该县公安局指挥镇反工作。并捧出该县走资派孔宪斌(县委第一书记)、程泽广(县公安局长)等，公开扶植该县的保守组织并封为“左派”，大肆残酷地镇压该县革命派。公开宣布该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工农司令部》《革命司令部》等为“右派”组织。该县被抓捕的革命派人数，占全专区的40％。

▲中央军委通知各地公安机关一律释放被非法关押的革命学生。

但，省公安厅筹委会，竟拒不执行。

▲不仅如此对抗中央军委通知，李子英等还签批拘留了该厅“革命造反总部”的革命战士两人。在此以后，掀起了在全省公安系统范围内的“清内”斗争，先后共拘捕公安干警三百余人。

被关押在狱中的革命战士，今日被集中“训话”。公安黑司令部头目公开叫嚣：“不枪毙一批人，不能平‘民愤’。”并在此后，采用“监外提斗”的恶劣手段，对被关押的革命派进行无情的打击。“监外提斗”，就是将被关押的战士交给产业军等保守派用绳捆索绑，挂黑牌，坐喷气式，提到监外去斗争和游街示众。(当然免不了被老产用拳头“文斗”一顿)

▲红卫兵战斗军直属团民院“我是一个兵”战斗组的保守喽啰，写出：《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对待产业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一文，深得产派喝彩。

他（应为“它”——编者注）说：“怎样对待产业军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红成’究以什么态度对待产业军，这是对‘红成’一个严重考验。”“把矛头指向产业军，混淆敌我界线，‘红成’再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后果?”“向红卫东、二七、五一学习！”那个亲热劲！但事实证明它们是个反革命组织。可是，同这些货色能联合，打得火热。……《工院十·一》近来在群众(指：保守派)舆论中，已逐步获得《顽固派》(指：坚决打倒产业军)的‘美誉’了。……”等等。


三月二十五日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经过《全体战士辩论会》多次辩论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从产业军翻案的关键的关键问题《川棉一二·卅一事件》，反击产业军。并根据兵团、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和八·二六战斗团革命战士的秘密来信要求，决定派出优秀的革命小将秘密重返前线，进行革命串连。

故《十·一》战团约定产业军二师(川棉师)于本日下午一点，就《一二·三一》事件的问题，进行专题辩论。

产派做贼心虚，怕事件真象被《十·一》戳破，不敢参加已被迫签订协议辩论会。为此，工院《十·一》战团按协议赴会。但，产业军明知《十·一》掌握了有关《一二·三一》事件的钢鞭材料，若公开辩论，肯定被《十·一》钢鞭，打下“左派”宝座。又急又气。请示军部和后台后，决定大耍无赖、流氓手段，以拖、哄、诈、骂等办法，来对待革命小将。《十·一》战士忍无可忍，便用照像机拍下产业军的各式流氓手段，丑态。产业军惊惶万分，便借机挑起武斗，抢夺照像机，并非法毒打、抓走《十·一》战士两名。在全市革命派的声援下，数小时后，产业军方被迫释放《十·一》战士。

▲甘渭汉在《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基建会议》上，作总结报告。

他在报告中，仍然是大骂兵团、川大八·二六等“如此的疯狂”……“毫无疑义的是有幕后指挥者。”“可以为所欲为，不顾社会影响，不受中央十条和十六条的约束，不顾国家的损失，造成工厂停工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他们的来势很汹。”

报告中，大肆鼓吹其“三凑合”论调：“重庆来的同志说，回去不好传达。有一点怕。来时是一个观点(按；革派。)会议一开就变了观点(按；产派。)。甚至会议与家中(按；八·一五派)的观点不一致，回去就不好传达了。我想不要怕，应该回去传达。”

最后，甘渭汉为自己的报告和杨超、程子华等同伙的报告贴金说：“……杨超同志和我所讲的话，也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介绍过的经验来讲的。”等等。

▲程子华、杨超、冯换武等人出席了本日会议，并听了甘渭汉的总结报告。

▲成都一三二厂×管会副主任陈文英，在传达韦杰的《整风报告》和甘渭汉的《工交基建会议》报告后说：“某首长指示，要对造反兵团狠狠地打!如果一一·一九派(即该厂的造反派)死灰复燃，就坚决镇压。”“镇反不在于数字多少，抓一个抓错了，还是错。抓一百个抓对了，还是正确的。”等等。

▲晚七时，以《省联总》的《工交分部》的名义召集参加“省工交基建会议”的省级机关各厅、局代表(包括产派组织代表和复辟的领导干部)，匆忙地召开了一个短得只有半小时多的会议。会上，《工交分部》的保皇头目，宣读了杨超的亮相材料《杨超同志的材枓》，接着就布置代表们分组讨论，表示态度，看杨超是否符合革命领导干部的条件，该不该站出来。就这样，杨超的“亮相”经过“群众讨论”，完全“合法化了”，这个十足的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群众拥护”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韦杰在××召开的各分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作指示：“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是个右派组织，假造反，真保皇。红成是革命组织，但缺点，错误很严重。产业军也是不错的，正在写报告。”

▲红卫兵革命小将在韦杰的“镇反”高压下，并没有放弃真理。相反地，广大革命小将更进一步认识到四川问题，关键就在韦杰等人身上。他们根据《红旗》五期社论的精神，边与韦、甘作斗争，边向××指战员作细致的宣传工作；边向中央汇报情况，边冲破重重阻力，以各种方式在各工人革命组织中，进行宣传工作，为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而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三月的成都，是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的革命派顶住干的。他们没有放弃原则。

▲省公安厅扬岗布直（似应为“置”——编者注）指示：要围绕镇反加强业务工作，加强侦查破案，预审等。要总结农村镇反的经验，加以推广。等等。

▲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公布该团团长游寿兴给八·二六的公开信。信中强调指出：“……目前形势是刘、邓路线的大反扑，四川全完翻过来了。镇反不是抓一小撮，而是抓一大撮。据不完全的统计，八·二六仅在校内被抓的同学生就有一百一十多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出身红五类。”信中要求广大战士“顶住逆流”等等。

八·二六在市区贴出此信后，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

▲红卫东六九纵队勤务员王××同志被抓后，更多的革命派站出来顶起干！红卫东摧不垮！打不烂！！抓不完！！！……。产业王牌师——六九师的保守分子气急败坏，请示其主子后，又通过该厂保卫部(产派控制的)，上报了十二名红卫东的“人头”材料。深得公安黑司令部的重视，由贾林山、李学义等人组织成的“专门批示组”坐临东郊，负责抓人。并以该纵队为重点。准备大抓而特抓！


三月二十六日

▲××和公安局，因中央军委通知下达，便暂时改变策略，表面上不公开抓人。但，并没有丝毫认识错误和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的打算，相反，却阳奉阴违。去密谋“三·二七”大行动问题是按原计划搞呢?还是推迟日期?

田××还公开对干警作指示：“镇反不能动摇，按毛主席有反必肃的精神，军委2．17来信公布后，抓一批是必要的。当前，主要是加强政治攻势，搞分化瓦解，突出地揭露造反兵团的罪行。对八·二六要区别对待。总的是镇反不能动摇，不是不抓！而是掌握从严。”

▲为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造反兵团”，以《××四○八革命群众》的招牌，抛出《造反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和以《××四○三革命群众》为名，抛出《造反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破坏交通运输的罪行》等高级铅印传单，大肄（应为“肆”——编者注）免费赠送。

▲中央军委的通知下达后，但甘、韦等人拒不执行。下午，仍在市东郊搞大拘捕。非法拘捕红卫东成都部队战士三十四名。五时半，当各厂“镇反”大会结束后，李学义便亲临现场指挥，出动“镇反”汽车二十四辆(其中有六辆是宣传车)，调出某×厂驻的全副武装四个班的兵力，分乘两辆卡车，架设机枪六挺“警戒”按编制排列组成长达三百多公尺的“镇反”车队，调集产派四大家族上万人，排在建设路(长达两公里)两旁“助威”。“镇反”车队徐徐“游行”。宣传车沿途狂呼乱叫，产派观点应声附和，闹得天昏地暗，恐怖万分。

▲程子华在《工交基建会议》上作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后，遭到与会的革命干部的抵制。指出这是个大毒草报告，是为李井泉涂脂抹粉。而程子华对此，未作任何表示。对于报上已发表了两天的周总理在北京工代会讲的从上到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闭口不谈。而仍然高唱：“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须要反映到机关和厂矿企业内，每一个单位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要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继续镇压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成都部队、二·七等革命组织决定召开批判×××的大会。韦杰知道后，便出面要求红卫兵成都部队与产业军联合召开。并说：“你们联合召开，还可以派军队保护。”但，遭到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拒绝。

▲在省级机关中，从二·一七信件下达，至本日，短短的四十天中，省属一百一十多个单位中被捕三百另（应为“零”——编者注）八人。收留审查一百三十一人，已批捕而未来得及执行的六十三人，还计划拘捕(在三·二七后)约四百人，此外，市公安黑司令部拘捕一批省属单位人员，这样，省级机关共计划要打击一千人左右。

但，产业军等保守组织一个人也未被捕。

据统计，从“2．17”以后，至本日全市共拘留一千八百三十六人，收留审查一千[零]八十三人(但实际为一千九百八十八人)合计拘捕三千三百一十九人。


三月二十七日

▲韦杰之流，为了进一步扑灭全省革命烈火，竟敢对抗军委通知，批发了《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召开“镇反”会议的报告》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紧急布署》。并阴谋布置了“三·二七”大抓捕的罪恶计划。(按：并未实现。)

▲省公安局写简报向××和公安部反映情况，××领导人认为拘捕的人的数字大了。责令公安厅复查(意思是要把拘捕的数字报少点)。×代表××也批评说：“你们公安厅是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向上(指对公安部)反映情况，应经过××审查后再报。”

☆北京

康生同志于今天十一时四十八分至一时十分，接见了住在西苑旅社的原宜宾地委刘结挺同志。参加接见的有××、××、张更成等同志。

康生同志着重指出；“现在把宜宾问题，彻底解决一下，解决问题的程序，是否把各方面的人，都接到北京来。很明显，是非已很清楚了。但是我来拟名单。……”“宜宾问题，不是简单的宜宾问题，宜宾是四川问题。四川问题不是四川问题，是中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在四川问题上的体现。刘、邓、陶、李、贺……大汇合。彭真、杨尚昆现在也最关心四川问题。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他们不会放松。……”(系记录稿，未经康老审阅，仅供参考。)

▲公安局黑司令部的干将们，对《暂停抓人》的军委通知，抱着对抗的态度，十分悔恨，前段时期抓人太少，太不及时仍贼心不死，继续收整革命派的黑材料，准备二次“镇反”时再用。在行动上，更公开抗拒，李学义等人指令产派说；“你们可以开批判会”。于是全市产派纷纷出动，大抓本单位的革命派，进行阶级报复，大开什么“批判斗争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成都五七○一厂，《红卫东》战士钟××同志(革命残废军人)等八名革命战士，被该厂产业师抓捕后，捆打斗争。钟××同志的假腿，当场被产业军打断。战士们的双手，全被产业军用电线捆肿。并被揪住头发拍照。造反派战士在产业军刑场上，打死也不下跪，不低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革命口号。……成都木材综合厂产业五师，在该厂召开“镇反武斗大会”，把革命派战士，抓住头发，捆住双手，连拖带打，抓到保卫科武斗。武斗时，产业军边打边骂道：“去把你们什么成电东方红，什么红卫兵成都部队，什么三司，什么蒯大富都统统的搬来嘛！告诉你们，你们搬来一个，我们吃掉一个，来多少，吃掉多少。老实说，现在产业军就是不怕一切。……”等等。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于本日在《山东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着重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感情，对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去，主席指示不执行，对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人，处处打击，处处组织围攻，恨之入骨。这是可卑的资产阶级感情。这是两个阶级、两种阶级感情的斗争。”

“不管你成份多好，不管你是党员还是团员，只要你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阶级大搏斗中，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不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你的大方向，就是错误的。应该这样肯定这叫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如果我们仅仅拿着各人原来的成分好坏来分析和处理问题，那就要回到原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总的作为阶级报复来讲，回顾起来，恐怕打击革命造反派，围攻这些人，这才叫阶级报复。”“你如果跟着‘走资派’转，受他们的蒙蔽，给他们做‘御林军’，给他们保镖，那你就全完把矛头指向了正确路线！”“有的人把这叫做‘痞子运动’。主席讲是‘革命先锋’，因为他们代表了大方向。为什么说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是这一条(我们讲他是革命的，代表了大方向，这是主席的想法。)革命的同志，不应当跟着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信口开河，也叫‘痞子运动’。……”等等。(记录稿摘要)

▲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机校《九·一一》战斗团赴新凡观察小分队，在该团革命小将王××率领下，又第二次杀向白色恐怖严重的新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在新凡中师、幼师等学校，召开座谈会。重新组织当地革命派，反击反革命逆流。又在当地散发革命传单，刷写革命标语。当即遭到当地保守派产业军新凡汽七战团蒙瞒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围攻、绑架、毒打。

《九·一一》战士临危不惧，严正指出；“产业军借镇反之势进行阶级报复，抄抢革命组织，抓捕革命组织的积极分子，放肆攻击革命组织[，]制造白色恐怖[，]在全市，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单位的造反派都被你们压得抬不起头”。“肉麻的（应为“地”——编者注）吹捧老产的人，决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革命派！”“产业军就是一切保皇狗的收容所，是四川最大的保皇狗窝”等等。高呼“向《红卫东》学习”！“向《成铁二七》学习！”“向《硬骨头》学习！”“兵团、八·二六的广大革命战友挺起腰捍（应为“杆”——编者注）和我们一道干革命！”……。等革命口号：……深受当地革命派的支持。

象死水一斑（应为“般”——编者注）的新凡，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击下，革命烈火蔓烧起来，革命造反派开始抬头，猛烈地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

从今晚起红卫兵成都部队首都红代会赴蓉革命小将等一道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井岗山野战军川大纵队、各支队秘密重返前线，下厂，下农村，杀向机关，杀向专县，……。重新组织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派战友，彻底粉碎在四川地区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迄至本日全四川范围内“镇反”人数初步统计附后：


四川省内地各“镇反”人数统计

(截止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止的不完全统计，供参考。)


顺序 地 名 　 被逮捕的人数 　 被拘留的人数　 被收留的人数

1 　成都市 　 　二二 　　　　一、八三六 　 　一、九八八

2 　重庆市 　二○八 　　　　一、三○三 　　 (暂不详)

3 　乐山专区 一八六 　　　　三、一八○ 　　 　六五一

(乐山县) (四○) 　　 　　　(八二九) 　　　(四○○)

4 　内江专区 二四○ 　　 　　一、○○○ 　 　(暂不详)

5 　 绵阳 　　 一四八 　　 　　一、三二六 　 (暂不详)

6 　自贡 　　 二○九 　　 　　　　三四二 　　　 (暂不详)

7 　 宜宾 　　 一五六 　　 　　　　二八七 　　 　(暂不详)

8 　温江 　　 　 一七 　　　 　 二、四九三 　 　 六、四七一

9 　　新津 　　　　　　　　　 　　　　一八九 　 　　　八○八

10 　渡口 　　 　　 六 　　　　 　　　四四 　　二、四九三

11 　 雅安 　　 　四六 　　　　　　 三四一 　　　 (暂不详)

12　 南充 　　 一○○ 　　 　　　　 四二四 　　　 (暂不详)

13 　 西昌 　　 一三四 　　　　　　 四六二 　　　 (暂不详)

14 　 阿坝 　　 一四九 　　 　　　　 五六七 　　　 (暂不详)

15 　 梁平 　　 一六八 　　 　　　　一一八 　　　 (暂不详)

16　　 涪陵 　　 六五二 　　 　　一、四○八 　 　　　六五一

17　　 江津 　 　 二一七 　　　 　　　　五五二 　　　 (暂不详)

18 　 万县 　　 一七六 　　 　　　　九○九 　　　 (暂不详)

19 　 达县 　　　　 　 　二二 　　　 　　　 三一六 　　　 (暂不详)

20 甘洛 　　　　　 一五六　　 　　 二○二 　 (暂不详)

21 隆昌 　　　　　 　二一 　　 　　二○二 　 　一三四

22 省级直属单位 　 四一八 　　 一、五九三 　(暂不详)

23 成都铁路局 　　 　　　　　　　　　 　七九 　　　 七二

24 西南铁路局 　　　 二四 　　 　　 一五四 　 (暂不详)

25 ××××机关　　 一六○ 　　　　　 　　 　　　(暂不详)

26 ………………。

小计 　　　　 三、六三五 　 一九、三二七 ××、×××


(注：(一)本表所列尚不包括被各地保守派，在本单位私设的拘留所、公堂、劳改场中关押的各革命群众组织的战士人数。除上列地名外，尚缺几县。待补。(二)、本表未列入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三日的“大行动”中的预捕数。)


三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我们!

北京支持我们！

全国革命派，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开始对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进行全线反击！

看，革命小将们彻夜不眠地在战斗！在战斗！！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工学阶（应为“院”——编者注）《十·一》战斗团的全体战士，意气奋发，斗志昂扬，除准备全面反击复辟逆流用的炮弹大字报、传单外，连夜练唱“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等革命歌曲。同时又在该团负院（似应为“责”——编者注）人汪××同志的领导下，操练方形游行队伍，准备参加在四月一日举行的《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成都部队革命小将半周年，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誓师大会》。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全体战士，也积极准备全面反击。并在晚上，举办晚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四川医学院召开了《战士代表大会》，统一了认识；誓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坚决打倒产业军。成都气象学校《八·一八》战团、三中《红色堡垒》、九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七中《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兵团红卫兵、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二中《红闯将》等革命小将也纷纷准备反击。不畏死的铁杆兵团战士，已开始秘密串连、反产活动。

▲××党委向各×分区发出《当前镇反工作注意的几个问题》的电报指示说：“目前镇反运动发展不平衡，城镇和交通沿（线）搞得较好。农村和某些厂矿，搞得较差。”等等[。]

▲下午二时，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省联总》《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市联总》《西南局机关大联筹》《成电红旗》等保守派组织联合在市体育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大章大会》[。]

会上，复辟的领导干部程子华，作了所谓的揭发李大章同志的发言后，并“亮相”。他表示，要和产业军等组织“坚决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会后，保守派举行“镇反”示威性的游行。但受到市内革命群众不友好的欢迎。

▲西南局机关内，建委(程子华直接领导的)保守派公开在会上说：“打倒李井泉的口号，不要再喊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不要再提什么以刘、邓为代表的了！”

对这样极其嚣张的反动思潮和言行，程子华却默不作声。

▲晚，在《省联总》扩大会议上，钱××传达韦杰的讲话：……韦杰问：斗争李大章大会是那几家筹备的?(答：产业军、省联总、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又问：有多少人?(答：有几十万人。)

韦杰说：开这样大的会，搞不好，会被反动派抓辨子。“我认为规模不要太大了，地点可以选择，可以在锦江礼堂或那个工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但要讲策略。……树敌过多，就要犯方向性错误。这回肃反与往回不同，是实行四大。……抓人游街不好，秘密搞。……工交会议结束了，产业军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希望。”(按：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莫大侮辱。)

▲由××、李子英同劳改局走资派王三武主持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劳改工作会议》。

会上，主持人强调指出：“因为领导干部挨打、挨斗、代（应为“戴”——编者注）了高帽子，受了委屈，所以就把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要肃清兵团、八·二六的流毒。”等等。并宣布：公安系统的二次夺权属于反革命性质。

会间，统计了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李子英布置的各劳改单位中“反动组织”和“头头”的名单。

▲由扬岗和公安厅×代表办公室人员主持召开了该厅业务办公室联席会议。会上着重提出对在押的“犯人加强监所管理。要防止关在监所的“反革命组织”的头目，互相串供，订出[“]攻守同盟”等。


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王效禹同志的重要文章《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文章着重指出：“目前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出现，并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不能成佛”。我们决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及时识破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斗团于深夜二十三点，召开全团紧急会议。会上汪合生同志代表支队、团部，发布《开始全线反击，痛打老产，誓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血战到底》的命令。并立即派出专人通知老战友“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共同行动。

深夜，革命小将(“十、一”、“八、二六”、“红色堡垒”、“成都野战军”“北航《红旗》”、成电“东方红”及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肩并肩，手挽手，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个个情激奋发、斗志昂扬，热泪满布，分五路杀入市区、东郊、铁路区、南区和东区。贴出五十多天来，革命派日以继夜盼望的革命标语。革命的烈火，又一次燃烧在白色恐怖下的成都，将蔓延全四川，彻底捣毁李家王朝。

▲市公安局副局长贾林山传达了××关于镇反的指示；当前镇反需要慢一点，是为准、稳、狠一点。现在需要以实际出发的具体政策，规定今后拘留人，要白天拘，晚上押，不用传单公布姓名，不搞游街，抓头发，挂黑牌，架机枪。不用绳子捆，而使用手铐。不是不捕人，而是要有材料，并经批准以后，再抓捕等等。

▲程子华深感形势不妙，亲到建委“革委会”对头目谢道学提出，运动赶快转入斗争走资派，“粉逆”再拖长时间，就要犯错误等等。

▲四川棉织一厂走资派王瑞密示产业川棉师头目王忠诚、廖兴国等保皇干将，在武装部长韦××的赤膊压阵下，将关押在监狱中的革命战士押回该厂，召开大会毒打斗争。(包括川棉红旗战斗师和兵团川棉分团的革命战友。)

▲四川大学八、二六战团终于“暴动”了，对该校《反逆流联总》发起攻击性示威游行。

为此，驻该校调查组对八、二六提出严重警告“八、二六一小撮反坏分子，要老实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不准反朴（应为“扑”——编者注）！否则，就会再度滑到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中，罪上加罪，毁灭自己！”

▲中央通知甘渭汉、韦杰到北京开会解决四川问题。甘、韦早已知道中央精神：产业军是保守组织，兵团和八、二六是革命组织。但，甘、韦为了同中央文革对抗，便组织了一大帮子人马，大整兵团和八、二六的黑材料，大搞吹捧产业军的材料。

甘渭汉对××政治部起草的一份产业军材料不满说：“这不象个左派的材料，倒象个右派的材料。”于是，便重新改写，到硬是瞎编乱吹得吹象个“左派”为止。

甘渭汉还指示××保卫部×××等去找李井泉的老婆，产业军的后台肖理，叫肖理连夜赶写一份三十六页的美化产业军，诬告革命派的材料。除此之外，还派人向杨超、王真(产业军的后台)了解情况。苗前明伙同胡××等人召开《有关知情人员的会议》，大肆搜集兵团和八、二六战斗团等革命组织的黑材料，经过整理，编写打印后，交韦杰、甘渭汉带往北京《打官司》。

韦杰气焰嚣张地讲：“他妈的，这回去打官司，把材料搞充足。”并亲自督战，搜集了一大堆报纸，图片、实物、文字材料。甘渭汉看后连话说：“好得很！好得很哪！！”

▲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机校支队、成都一机校《九、一一》战斗团于今晚，就昨日产业军在新都县新凡镇非法绑架和毒打该团战士的“保守派工人毒打革命小将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到红照壁产业军军部内，游行示威，静坐抗议。《九、一一》战士，高呼：“打倒产业军，揪出黑后台!”“誓与产业军血战到底！”“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等革命口号，深受全市革命派的支持。产业军军部一片惊慌失措。

▲市公安局黑司令部、川棉产业二师的“镇反”报告《川棉一厂印染分厂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的几点作法》出笼。在这份臭长的黑货中，写道“川棉一厂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组织大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典型单位。专政机关在这个厂集中搜捕了一批反坏分子，但该厂的红旗战斗师和造反兵团仍然甚为嚣尘，漏网的反革命头目还在继续破坏，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还没有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政治攻势，把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攻破敌人营垒，打击顽固的敌人，就成了这个厂的镇反工作的重心”等等。


三月三十日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于今日发表。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重要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于今日发表。

▲韦杰、李××召见“重庆革联会”代表。

韦杰突然提问题说：“红卫兵成都部队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对的。‘解放大西南’的提法，对不对可以研究。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支持的。……”等等。

接着李××附和说：“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始终想培养成为成都地区的先进旗帜，当时，我们文字上，未说是‘左派’，口头上支持他们，团结他们。……”等等。

▲全市出现以下革命标语：(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八二·六战斗团等组织刷贴的)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要万岁（原文如此”——编者注）！！

把西南地区的谭震林式人物揪出来示众！

谁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打倒谁！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准产业军反攻倒算！不准老保翻天！

兵团和八·二六中真正的广大革命同志挺起腰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

▲××支左办公室×××对《省联总》头目郑××说：“对红卫兵成都部队，不要把它推到八·二六那边去了。你们是不是把口号加上一条《向红卫兵成都部队学习！》这样搞，你们就更主动了。”

▲自二、一七以后，××派驻产业军军部的工作组十余人，于今日开始撤退。撤退前，在《省妇联》召开《产业军、师、团主要头目会议》。共二十余人参加。

会上，×代表讲形势说：“成都××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产业军的。产业军起不来，是没有造反精神。举个例子，有三辆马车，第一辆跑得最快翻了车。第二辆快追上，并帮助第一辆修车，然后回过头，把第三辆马车吃掉。大家都为第三辆马车着急。在吃掉第三辆后，第一辆又会去吃掉第二辆。对这点，我不能说明，否则就会犯错误。(按：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这段话。)……我很想把‘硬骨头’关于一二·三一事件的录音带搞到手！”等。

▲五军一旗的御用歌午（应为“舞”——编者注）团《风雷文工队》(即文艺战斗军)等宣传队，深入各厂矿演出。

▲市公安局派出×××到四川大学作报告：“若四月一日八·二六敢开庆祝会，就请在‘公安局’内见面！”

宣调组插话说：“八·二六跳出来好得很！跳出来一个，抓一个；跳出来两个，抓一双。”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团大批战士，到四川大学串连八·二六的战士。并送给八·二六大批宣传用品。在八·二六团部和校园内外，刷写《八·二六广大战士挺起腰来干革命！》等醒目标语。深受八·二六欢迎。

四川大学《反逆流联总》见势不妙，积极准备后事，大规模销毁黑材料。

▲西南局机关，上午通知召开《机关“粉逆”大会》，下午突然宣布不开了。

“大联筹”头头王××向××支左办公室汇报情况时，支左人员谈：“程子华是亮了相的干部，以后西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可以多找他谈谈，要他当顾问嘛！”

▲××司令部党委召开了《关于××机关和直属单位放人和计划捕人的问题》的会议。会上具体决定(一)政治部拘留二十八人，放了十八人；再计划逮捕八人。(二)司令部拘留二十七人：放了七人；再计划逮捕十三人。(三)○二八拘留三十二人，再计划逮捕十人。(四)文工团拘留六十四人，在（应为“再”——编者注）计划逮捕九人。(五)工兵××连拘留九人，放了四人等。共已逮捕一百六十人；计划再逮捕四十人。

会上，李××传达牛×意见说：“××部东风战斗队是不是反动组织，要报材料，因为他们曾派代表参加过《红纵》的一次会议”。

▲临行前，甘渭汉、韦杰于当晚，还专门召开××党委常委会统一思想，共同对抗中央。

韦杰还对产业军头目黄国昌等人说：“我到北京是打官司的，你们把材料准备充足一点。”

▲省轻工厅政治部副主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尹世奇(走资派)为稳住阵角，亲自召集该厅的学习汇报会议，并布置以下指示：“(1)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四川和成都干部才开始“亮相”，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2)他们自己要跳出来，很好嘛！(3)不要听马路新闻；(4)现在大联合，只差一个红卫兵”等等。


三月三十一日

▲《省政法机关联合调查办公室》按韦杰、甘渭汉的指示，把收集拢的所谓“汇报材料”送给甘渭汉韦杰乘专机于本日到北京“打官司”。

▲《省公安厅筹委会》得知红卫兵成都部队要在四月一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接见半周年、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的消息后，勾结《省联总》《市联总》等保守组织，枪（应为“抢”——编者注）先上街“镇反”游行。

▲公安局李学义亲自在成都×××厂，召集全市《军工系统保卫部门负责人会议》。

他恶毒地攻击兵团、八·二六等组织“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胡说什么“一·二九事件是分界线”、“对一·二九事件的态度，可区分出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并拼命给保卫干部打气说：“要大胆地干，不要怕。镇反问题，不是打击多了，而是打击不多，应该打击的，还没有完全打击。要改变方式，达到慢、稳、准、狠的镇反方针”等等。

▲产业军军部头目，领略××意图后，以极左的面目，发表自欺欺人的《严正声明》。

它欲盖弥彰地说：(一)我军决无由原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组成的产业直属师。红卫兵七四六八、八二一三等部队，确属保字号组织，从来与我军就无丝毫关系；(二)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工人赤卫队、红卫兵中专部、川医斗批改、成地东方红公社等确属保字号组织。在我军造《无产阶级造反军联合总部》的反以后，就割断一切联系。我军已与他们从思想上、观点上、立场上划清了界线，(三)……(四)……(从略)。

▲李××于当天，接见产业军军部头目说：宣布红卫兵××××为左派，这是策略。你们要理解××的意图。这对于你们是有利的，以后，就会慢慢看出来等等。

在接见产业军后，李××突然召集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勤务组代表到××。

此次，李××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的态度就突然转变的说：“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党委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学生中的一支左派队伍。”并说要在群众场合下，公开宣布，要印传单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部代表深感突然，有怀疑。故表示说：“对我们的表态在群众中宣布不利于斗争，没有必要在群众中宣布和印传单”等。

▲在召开的成都市《东城区抓革命、促生产工交、基建会议》上，传达了甘渭汉的讲话。

▲被××和公安黑司令部所控制的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短短的四十余天内，共关押了二百六十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千六百余名造反派战士。仍在继续修建牢房。

▲西南局机关“大联筹”，组织“镇反”游行。

但，它对该机关内部的“镇反”，在程子华的指点下，却来了个急煞车。

▲这一时期，产业军、八一兵团、成电红旗等保守组织，取得在××大院内出入、活动、居住、医疗和生活经济等方面的绝对自由。

北较场、东较场、西较场等××驻地，成了产业军的天下。

××与产业军明来暗往，通过各种渠道与产派头目保持密切的联系。××人员不断出入设在文殊院的产派《二线指挥部》。

当时，革命群众说：“造反派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而产派是“产业军抬头望见北较场，心中想念韦司令。”产派稍有疼痒之处，就到北较场找甘、韦诉告。甘、韦则深表同情，给予保护、招待。

这段时期(二月、三月)便是甘、韦支持产派的全盛时期，整个四川被走资派、保守派控制。

▲中央通知杨超等人到北京，“杨”临行前，暗自带上李井泉及其同伙迫害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的大批黑材料，和支“产”镇“革”的黑材料。阴谋对抗中央。

杨超到京后，住西苑旅社。

▲成都刃具厂八路军、成刃八一兵团(属红成派)和兵团成刃分团(属八·二六派)等革命战友，打破派性界线，真正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自觉地、主动地联合起来，分别在南郊公园等处，秘密集会，准备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刘结挺同志，在北京西苑旅社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战团、红卫兵成都野战军赴京代表谈话说：“过去成地、成电、川医、川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希望你们和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联合。特别要重视北京三司的同学，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发生摩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要搞折衷的。我是当兵的。打仗需要把连、排、班的干部抽出来，组织一支队伍。保存力量，你们可以把他们要抓的人，喊来打这一仗。家里的人要抓就抓，关起来不久又会放出来的。我们这次打先锋，同宜宾打，我们要组织准备第二仗。……”

▲红卫兵成都部队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赴京代表，已陆续至京。驻地设在北京清华大学对外接待站。已至京的有：红卫东、成铁二·七、川绵红旗、硬骨头、等革命工人组织。

▲川大八·二六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赴京人员，驻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西南组对外接待站。已至京的有：兵团、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军团、红五一反修军团等革命工人组织。

▲产业军等保守派暗中派人到京从事秘密活动。不敢公开露面。

☆北京

周总理，康生、江青、××、××、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叶琼、李真、梁兴初等同志，于本日晚十一时至四月一日上午四时半，接见了四川省各地革命派同志及北京清华，北航、北地、北工大等几所学校的代表。首长们听取了四川的革命派和北京的同学关于宜宾、自贡、万县、重庆和成都等地问题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接见的谈话记录略)

最后，康生同志说：“我谈几个问题。文化革命中被抓的同志，交上名字来，我们打电话叫四川把人全部放出来。并不准四川任何地方到北京来抓人，能知道这情况，坚决拒绝。告诉公安部、卫戍司令部没有中央文革批准，一律不准捉。公安部批准也不行。若违反，把抓人的人给抓起。(略)四川谣传的什么中央军委的信(指二·一七的信件)，中央文革说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等全是造谣。告诉四川同志，不要信这些谣言。

三司联络站返回后，开过一次会。我们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坚信绝大部份干部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按毛泽东思想建立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要相信广大指战员。对抓革命、促生产取得很大成绩，支左、支工、支农取得很大成绩。坏人是少数，是支流。要相信我们解放军。不要提黑部队、黑军区。不要把军区、军分区的问题公开出去，在外边不要谈这些问题。不要在红卫兵报上登。……(略)今天谈的，不要打电话回去，不要写信回去。……(略)”。

(未经康生同志本人校阅。根据当时参加会议时作的记录摘录，仅供参考。)

▲成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所谓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和“八·二六”派)的革命工人组织，革命学生组织的代表，已秘密赴京。途中经过层层搜查、封锁(从成都站起，沿途绵阳、广元、宝鸡、西安、潼关、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过了郑州才算稍为安全。快到北京时，代表们才由怀中掏出袖套、胸章戴起。热泪满襟，内心充满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呵，毛主席!四川的革命派日日夜夜想念您。为了您，坐牢、杀头何所惧？！为了在四川大树特树您老人家的绝对权威，我们一定按照您的伟大战略布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致 谢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自出版以来，广泛地受到全国、省内各兄弟革命组织的支持、帮助。在此，我们仅表示致谢！

在此，我们特向支持、参加搜集资料、协助出版和帮助工作的兄弟革命组织建材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利民印刷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成都晚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四川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血战沙场》编辑部、成都气象学校“八·一八”战斗团指点江山战斗队、红卫兵成都野战军“捍卫红十条”司令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首都编辑部……等致谢！


 	成都革命造反编辑部谨启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代后记)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正是我们广大革命派的心愿，我们字字拥护，坚决照办。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空前广泛和深入的革命群众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要斗私、批修”批修必须斗私，斗私必须自觉。“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这个伟大的方针，及时地为我们指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明确方向。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思想上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就必须狠斗“私”字，继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从成都两大派(“八·二六”派和“红成派”)的革命斗争历史回顾，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同李廖死党的搏斗中，先后冲杀出来的革命组织，彼此都有革命的战斗友谊和深厚的阶级感情。两大派的革命战友，从运动初期、受压制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都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流血、牺牲在一起，为了国家不变颜色，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两大派的革命造反者，共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打倒产业军，揪出黑后台”的豪语壮志和革命的史迹。在跟刘、邓、李及其一小撮阶级敌人作剧烈地搏斗中，两大派的革命造反者，就没有分过彼此，闹过小资产阶级派性，而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战斗，取得胜利。真正显示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本色，雄强的力量。

我们清楚地看到，“红十条”下达后的今天，是毛泽东思想在四川取得绝对胜利的今天。两大派的革命造反者，在政治地位上，有了显著的变化，毛主席把我们从李廖死党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我们对于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促进了我们思想革命化。李井泉的独立王国已经基本完蛋了。四川广大的革命派，在省革筹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乘胜追击。为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导地位，而英勇地战斗。……。

我们编辑部的战士，自参加北京“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议回成都后，先后从派性中冲杀出来，象过去一样，坐在一起，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红十条”的基础上，作一名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为促进四川两大派的革命的大联合而努力。并作了很多的“促联”工作。尽管目前还有很大的阻力，但我们深信，两大派中的真正的革命造反者，能够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指南，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改造世界观，学会“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为早日成立四川新生的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而作出新的贡献。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战斗，英勇地战斗！

 	编者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
1967.08.00


组织介绍


钢工总：全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她是最早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其早期战斗队员大多是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厂党委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革命闯将，或者是很早起来支持革命小将，支持南下“一小撮”的革命工人，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首先在去年十一月十日成立了工人总部。她在斗争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到二·八声明时拥有48万战斗队员，成为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最坚强的主力军。广大的战斗队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与王任重、宋侃夫之流作斗争的先锋，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因此，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对他们恨得要死，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陈再道之流炮制的三·二一通告，首先把工人总部解散了，逮捕了大批总部、分部负责人，实际上已把她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四月份，在反逆流斗争中，工人总部战斗队又纷纷起来，恢复了基层组织和总部，重新成为了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在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钢九·一三：全名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以58年毛主席视察武钢的时间命名，她是以我国第二大钢都武汉钢铁公司的革命造反派为核心的坚强的革命的产业工人队伍，成立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她和工人总部一样，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武钢的顶梁柱，在二、三月黑风中，同样受到武老谭的镇压，几乎被摧垮。在反复辟逆流中，九·一三迅速投入了战斗，在六月的抗暴斗争中，她是一支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她和钢工总一样，是江城的骄傲，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钢二司：全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最早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学生组织，是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其基层组织在去年八、九月份就陆续产生，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司令部，因此，她是革命造反派学生大联合的产物。从去年十一月份起，广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纷纷杀向工厂，点燃了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革命学生与革命工人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有人说，二司与工人总部、九·一三穿一条裤子，这话一点不假，合称为“三钢”。正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她受到了与工人总部、九·一三同样的残酷镇压。在三月下旬，二司就和三新等革命派一道，投入了反复辟的斗争，她是武汉地区反复辟斗争、揪武老谭、为工人总部翻案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的一支队伍，也是抗暴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新华工、新湖大：她们和钢二司一样，是很早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去年和今年初与钢二司并肩战斗，1·26夺权斗争中产生了分歧，在二·八声明以后更加对立。在反复辟斗争中与钢二司重新并肩战斗。

新华农(东方红)：其基层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左右陆续产生，与钢二司新华农总部有过一段并肩战斗的历程，在1·26夺权前后起，就一直与新华工、新湖大观点一致，合称为“三新”。

三司革联：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摆脱了武老谭的控制，四月从机会主义的三司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四月中旬成立，成立后，她就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与钢二司等并肩战斗，在为工总翻案等问题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工造总司：全名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从元月份夺权斗争开始，与工总就产生了摩擦，1·26夺权时公开决裂，形成极端对立的局面。在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时，除部分队伍拉出去建立了保守派的新工造外，其余与工总等站在了一起。

三司：全名东方红红卫兵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其基层组织于去年十月中旬起开始陆续产生(有相当部分是从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冲杀出来的)，于十一月四日成立了司令部。当时就提出了“同意你们(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你们的作法”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是所谓“第三条路线”的典型代表，在与省、市委的斗争中常带有温和的色采，颇为党内和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欣尝。二月份以后，三司完全堕落成为陈再道之流镇压革命派的忠实工具，充当了武老谭镇压文化革命的黑打手和急先锋，并参与了7·20反革命暴乱，由改良主义的“策略”派走向了反动，终于在7月23日垮台。

百万雄师：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保守组织的大联合，声称一百三十多万人，四月份开始酝酿，五月中旬正式成立。成立以来，就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对革命造反派由一般的围攻发展到了反革命的武装镇压，最后发展到了炮打中央文革，是7·20反革命暴乱的主要力量。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陈再道之流所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致读者


这本《大事记》记载了武汉地区从元月至七月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门一斑。但因我们的水平有限，同时收集的材料不全及来源不同，且大部分不是第一手材料，因此，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一些重要的事件未予列出的情况也肯定存在，诚望革命派的同志们向我们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帮助，加以指正，以便今后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加以补正。


前言


历史的长河，怒涛汹涌，波澜起伏。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游泳，绕过了一个又一个岩石暗礁，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

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鼓午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揪出了省、市委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宋侃夫之流，之后，又乘胜挺进，与刘少奇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展开了最尖锐、无情的斗争。武汉地区钢铁般的革命派承受了二月黑风的考验，经受了三月逆流的洗礼，在六月百万雄师实行武装镇压时，奋起抗暴自卫，在七月反革命暴乱时，与陈再道之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实践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钢铁誓言，用自己的鲜血谱就了七月革命胜利的新凯歌。

胜利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党中央，归功于林付统帅，归功于中央军委，归功于中央文革小组，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功于死难的烈士，归功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与之同甘苦共患难的英雄的江城人民。

元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社论为六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勾绘出了新的红线。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摧毁了由王任重、张体学之流所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刘少奇在湖北地区的总代表，湖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这天，由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等十几个组织组成的斗争王任重指挥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及外地赴汉学生等二十余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首次召开斗争王任重大会。王任重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政治大扒手，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炮手，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十几年来，王任重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的“红”门秀才，一贯专横跋扈，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在我国困难时期配合国内外的反华大合唱，抛出《读书笔记》，宣扬古人、死人、“有道明君”，与邓拓、吴晗之流共一条裤子，同一个腔调，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他欺上瞒下，树假红旗(如金星大队、夏菊花、马学礼等)以捞取政治资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是他亲自披挂上马去扑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革命烈火，是他提出了“秋后算账”这个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反动理论。他虽然很久不在湖北、武汉，但实际上左右着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湖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幕后指挥。他早在四月份就向武大派出了工作组，把许多革命干部和师生打成大小“三家村”，是他在六月初公然提出了“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来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亲手镇压了湖大“六·二○”革命行动；是他在七月三日写信给省委常委，提出了“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所痛恨的敌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这一黑纲领；在大抓南下“一小撮”时，又是他指使张体学于九月十五日在洪山礼堂代表湖北省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赵桂林。在王任重“枪打出头鸟”及省、市委上下左右一齐扫的思想指导下，许多革命师生、干部和工人被斗争、被拘留，甚至被迫自杀……何其毒也！六六年秋天过去了，他的“秋后算账”彻底破产，现在是革命群众算他的账、向他讨债、枪打这个赤膊上阵的残酷镇压文化革命运动和镇压群众运动的出头鸟的时候了！会场上群情激昂，个个怒火填膺，与会者见了王任重分外眼红，个个咬牙切齿，不断高呼“打倒王任重”，“斗倒斗臭王任重”。会上，大会执行主席、赴穗(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代表、第二机床厂袁玉珍、湖大政治系青年党员教师、六·二○事件受害者张维荣分别在会上向王任重进行了血和泪的控诉。王任重在千百万人民的众目睽睽下，显出一付狼狈象。这次大会是向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的大会，是一次检阅革命造反派的力量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追随者的威风。



元月二日 (一九六七年)

工人总部等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揭露批判王任重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声讨湖北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

元月三日

继新华工等接管了印刷厂之后，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军、九一五革命造反团、七一战团、东方红红卫兵等正式按管院文革宣传部和铅印厂。之后，又大造了三军(大专院校红色政权红卫军、大专院校工人赤卫军、大专院校女红军)、两兵(武测八一红卫兵、武测井岗山红卫兵)、一挺(挺进纵队)这些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的反。

彻头彻尾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去年十二月份在革命造反派的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省、市委及联合会上层中某些贼心不死的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以金钱作诱饵，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上京“告状”或到外“串连”，以此向中央施加压力。这天，职工联合会一千多人要强行上京“告状”，受到车站革命职工的阻止，他们就蒙骗了五、六千人在这天下午包围了武昌火车站，卧轨拦截车辆，致使全国铁路运输遭受破坏，交通秩序被打乱，运送援越抗美物资的两列国际列车被拦截不能如期到达，在国内、国际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是继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反革命事件之后的又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此次事件延续了一天的时间。

张体学在文革办公室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王任重一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是读书笔记和对待批判读书笔记的干部、学生的态度；一是打油诗。”“王任重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要历史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现在看来，王不是黑帮分子。”在王任重已经被斗的情况下，张还说出这些话，由此不难看出对其主子王任重可谓忠矣。他又以严肃的口吻训斥道：“对于困难要层层担担子，不能相互埋怨，不能畏难而退，越是困难，越要团结，相互支持。”好一付要与造反派硬顶的架势。

钢校临时文革为工作组一手炮制，其大印被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掌握，早已失去了群众的信任。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令其交出大印，文革拒不交出，因而双方发生冲突。文革方面就故意把擦破了一点皮的肖××用教练车送往医院，企图制造假相来陷害二司战士。为了弄清真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人另乘了一辆救护车去赶，当其在大东门下来拦车时，司机温××(红色政权红卫军)竟快速朝前猛开，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吕××(工人出身)的腿压断，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在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严正要求并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公安当局才将现行犯逮捕法办。但在武老谭三月份刮起黑风之时，为虎作伥，纵虎归山，又将温××轻易释放。

元月四日

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两点钟，在新华路体育场(中心会场)、人民公园召开了第二次斗争王任重大会，参加人数达四、五十万。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墨水湖中学三名教师(一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五年徒刑)在会上联合发言，控诉王任重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当天武汉市委发出通知宣布六·一六墨水湖事件为革命事件，一律平反，所办展览宣布作废)。遭到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反动纲领迫害的水院学主郭明正，九岁被打成“老右派”的小学学生宋学明以及蒲圻工人代表，金星大队贫下中农代表等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参加斗争会的除了本市工人，学生及外地赴汉串连的学生外，还有市郊及特意赶来参加大会的全省各市、专县的工农群众。

职工联合会的某些顽固分子再次蒙蔽不明真相的会员四、五万人从下午起包围了省委十一号楼和十三号楼，他们无理殴打和强行绑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战斗队员。另外，他们还封锁了长江大桥，包围民用机场，造成交通停顿及工厂停工等严重事件，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直接与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相对抗。

元月五日

晚上起直到六日凌晨，职工联合会继续包围十一、十三号楼，见了工人战斗队、九·一三战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用砖头、木棒、炭碴、六六六粉、石灰等打，同时袭击新华工广播台，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数十名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被打伤，许多人下落不明。

元月六日

凌晨，二司二十二中总部、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华师一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火炬战斗队、二七革命造反司令部向阳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造了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的反，封闭了推行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支部生活》编辑部。

下午，四万左右造反派工人战斗队和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在洪山礼堂前集会愤怒控诉、揭发职工联合会五到六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展出了他们杀人的凶器(麻袋、绳子、木棍、砖头、铁块等)，还把抓获的部分凶手示众(这一批凶手后来被转移到红旗大楼六楼会议室，工人总部×××等未经讨论将其全部释解，工总将其开除，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被某些人利用，成了分裂工总武昌分部的角色)。当天下午，在红旗大楼前也有数千人集会控诉。

下午，武汉蛋厂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偷偷烧毁黑材料，革命造反派工人去抢时，引起冲突，发生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造反派工人二、三十人受了重伤。

许多工厂因职工联合会成员的外流，以及厂内部分当权派躺倒不干，使生产有可能瘫痪。革命造反派工人是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的闯将和模范，这天，武重革命造反派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其它的厂矿企业单位也有类似于武重的群众首创的“抓革命，促生产”班子。

元月八日

武棉三厂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配合该厂保守势力，共同策划转移黑材料的阴谋，他们准备下午五点钟采取行动，该厂红色造反者提前于下午一点钟抢出了要转移的材料。他们又欲再抢回去，与红色造反者发生了冲突，引起严重武斗，红色造反者四面战旗被撕，数人被打伤。事后，他们又利用他们所把持的工厂和车间的生产支配权力，制造了工厂停工事件。这件事正好与重型革命造反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张体学指使下，省委机要处付处长贺邦儒私自烧毁王任重黑文章、黑指示、省委常委会议记录等，被省直机关造反总部战士发现后抓获，由此，足见张体学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到了死不回头的地步。

元月九日

《人民日报》转登了上海《文汇报》元月五日发表的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这个文件，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威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给予了迎头痛击。使那些企图以停生产、停交通破坏国民经济，向中央、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施加压力，从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可耻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元月十日

工总武重战斗兵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停止上京“告状”，制止闹工资、福利、经济主义的歪风，呼吁职工联合会会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陈再道亲自出马，在夜深人静之时，把张体学、王树成、刘惠农等二十余人窝藏到滨江饭店达半月之久。实际上，军区招待所、医院等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避难所，以其来保护他们，以逃避革命群众的斗争，军区完全充当了保护他们的防空洞。除此而外，军区今年还帮助省直机关个人和若干单位保存了许多黑材料。可见，武汉军区早就从右的一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了。

张体学作《关于我们压制和打击红八月造反队的检讨》。必须指出，在镇压红八月造反队的过程中，武汉军区也是介入了的，派人打入了他们的内部进行间谍活动。

晚上，张体学对省直机关造反总部发表讲话，他说：“王任重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看来主要是狂妄自大，是什么矛盾很值得研究。”“中央没有肯定王任重的性质以前，王任重的问题要我揭，莫作这个指望，我是不能揭的，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陶铸的错误主要是对主席路线不理解。”“造反派要办新生的《湖北日报》，我很不放心，无论如何要由省委领导。”张体学对其上司王任重、陶铸可谓忠诚矣！

晚上，三司部分同学(主要是中学生)冲进了天主教堂，抢出了大批天主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照片、报纸等)以及窝藏的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的却是如此见不得天日的勾当。

元月十一日

早上，二司武测总部等数百名革命造反派前去声援红侨兵要求市委统战部交出整理他们的黑材料的正义行动，抢出了二十三麻袋材料，其中十八麻袋是市监委转移到机要室的，在这些材料中，有财贸学校转移到市委机要室的整理学生的黑材料(如笔记本等)，这是他们企图“秋后算账”的铁证。

省委付秘书长、原水利电力学院工作组组长刘真写了一封致张体学的公开信，指出张体学在对待职工联合会、《湖北日报》及王任重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公开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在此前后，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也写了大字报揭发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勇敢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元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转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元月九日的《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日为此向他们发出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以《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题发表社论，十一日中央还曾发布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一系列文件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的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经济主义，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煞住了这股歪风。武汉湖北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自己过关，如同上海等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一样，施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革命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例如，张体学就说过：“多花几百万元没关系，反正是国家的钱。”“在政治上不能让步，在经济问题上要大胆处理，大胆当家。”并把批物资的权力下放到付厅、局长以上干部。慷国家之慨，从去年九月至今年元月，挥霍国家钱财达一亿元之多，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紧急通告》和中央贺电给了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头一棒，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大的鼓舞。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这天还举行隆重集会和声势浩大的游行，热烈欢呼《紧急通告》和中央贺电的发表，誓作“抓革命，促生产”，粉碎经济主义黑风的模范，有不少组织还发表了《告武汉全市人民书》，呼吁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给反革命经济主义以粉碎性的打击。

武汉地区革命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陶铸大会。陶铸是中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头目，他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说太阳还有黑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湖北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王任重、张体学之流的后台老板就是陶铸。六六年九月上旬，他所炮制的两个三点指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的相当对立的情绪，使武汉地区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天的会上，发言者对陶铸的部分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元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武汉地区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混入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完全抽掉文件中“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及“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的精神，抽去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明知故犯，“在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中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残酷的“镇反”运动。

元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革命左派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敢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同他们站在一起，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同他们一起战斗，共同提高。”这篇社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而武汉军区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与社论背道而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走越远。

元月九日《人民日报》转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的编者按中说：“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编者按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各省市的革命造反派所指出的方向，是号召全国造反派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它一发表，就在武汉、湖北地区引起了很大的反映，《湖北日报》新生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天下午四点二十五分，湖北地区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了《湖北日报》。下午，《武汉晚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也同时接管了原《武汉晚报》。这是全市、全省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广大革命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写出大标语表示坚决支持，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钟，《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联系，告诉总编辑室《湖北日报》被接管的消息，并就有关问题通了话，《人民日报》总编辑室表示坚决支持。

由工总首先发起，邀请了十三个旗帜鲜明的组织起草了《告武汉全市人民书》，实际参加讨论和签名的有四十多个单位。在这次讨论会议上把省、市委夺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大联合。但是，这次大联合失败了。

元月十五日

《湖北日报》新生。新生的《湖北日报》报头改用主席的手写体，在新生号上登载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这天，犹如过节一般，从早到晚，敲锣打鼓前往红旗大楼报喜的人群络绎不绝，接踵而来，纵情欢呼《湖北日报》的新生，全省各地纷纷来电祝贺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伟大胜利。《湖北日报》的夺权斗争带动了其他部门、机关及工矿企业的夺权斗争。

毛泽东思想红工革命行动武汉总部成立。该组织原是工总前卫战斗兵团所属，元月份退出工人总部后，另外成立组织的。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第二机床厂成立的八·一七司令部。

武钢一冶及青山地区其它造反派组织九·一三等四千多人举行粉碎经济主义新反扑，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全面总攻击誓师大会。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二司等在新华路体育场斗争王任重。

去年十二月分张体学就和陈再道密谋，如果红卫兵闹得利害，电台就进行军事接管。这天下午三点，湖北军区出动解放军对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军事接管，湖北、武汉广播电台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了斗争，抵制了湖北军区的接管，自己夺了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及武汉电视台的权。

元月十六日

工人总部电信分部接管了市电信局。

元月十七日

工造井岗山兵团夺了市机电局(井岗山大楼)的权。由此，原来由工总机电分部、工造等联合成立的大楼指挥部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

为了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市银行红尖兵等革命造反派接管了市银行系统。

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会斗争王任重。

元月十八日

凌晨三点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配合公安厅内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和红战士夺了公安厅的权，封了厅内其他组织的办公室、书橱等。这次夺权是在李守宪策划指挥下进行的，排斥了厅内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一次假夺权，二司等驻公安厅办事处否认和反对这次夺权。

晚上，张体学派出张华、吕汉荣等到红色造反大楼(阅马场)与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商谈有关夺权及联合办公问题。

元月十九日

职工联合会凌晨包围了红楼(红色造反大楼)，冲击工总、红工兵司令部、红教工司令部、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红工兵的材料、宣传器材、自行车等被洗劫，十一人遭到绑架，不少工作人员被殴打。十八日晚上和十九日凌晨，工总汉阳分部、家俱工厂、红卫纱厂及其它不少地方均发生联合会砸工人战斗队办公室，砸二司联络站、广播台的事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对革命造反派的大洗劫。

上午，来到武汉的二百七十多个长征队数千人集会游行，强烈抗议湖北省委不过问外地长征队的食宿，摧残革命小将的身体健康的恶劣行为。

元月二十日左右

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继十四日《湖北日报》夺权之后，相断夺权的有市总工会、省科委、市人民邮局、湖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汉学报》、市教育局、团市委、省文联等以及许多厅、局、公司、部门和厂矿企业的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变革，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趋势。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性，由于没有经验以资借鉴和在一些组织中存在着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倾向，在夺权斗争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

元月二十日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红工兵、红教工、二司等二十几个革命造反组织及外地赴汉学生50多万人，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分别在汉口人民公园、武昌体育场、青山等地集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次游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大检阅，是向刘邓陶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发动的一次大示威。这次游行捉了相当一部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却成了后来在二、三月黑风中攻击“工总、二司大方向错了”的把柄。

晚上，由工人总部首先发起，由工总、工造、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南下造反大队等十一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商讨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等重大问题。

湖北军区假造中央“命令”，命令说：从元月20号起全国电台都实行军事管制：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台节目，不得播送地方争执的问题等等，企图再度接管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被革命造反派识破，又顶了回去。后来(大概22日)湖北军区负责人对比作了检讨。

元月二十一日

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唐金龙突然死去，继而吕炳安也死去，死因不明，至今是个迷。当时组织了唐、吕事件调查组。

原《武汉晚报》经过报社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等革命造反派及到《武汉晚报》造反的红色造反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了新生，并改用原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报头。她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旗帜鲜明地、尖锐泼辣地、毫不含含糊糊、毫不吞吞吐吐地为以工人总部、二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

工总等继续开会，决定增加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军、三司等共同商讨成立联合总司令部的问题，会上决定，工总为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工造为办公室主任，还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及省、市委夺权小组。

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红教工、红工兵等实现大联合，成立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新华工)。

元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其中谈到：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工总等组织继续开会，落实总司令部工作人员，讨论起草总司令部《宣言》等事宜。

元月二十三日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中还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并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听到这消息后，无不欢喜若狂，当晚立即组织游行到军区，欢呼中央这一指示的发布，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就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听毛主席的话，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中央这一决定下达后的不太长的日子里，武汉部队支持了工总、二司等革命派，但二·八声明以后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央这一决定下达后，武汉部队(2月1日)成立了个支左指挥部，其成员大部分是思想保守，甚至很右的人，有的是运动初期派往大专院校和工厂的工作组组长，本身就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子女也差不多是三字兵、大专兵中的钢杆老保。另外，还特地把属湖北军区管辖的独立师82师部队调拨武汉军区作为支左部队，……这些因素造成了武汉军区不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各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通过了总司令部《宣言》，之后三个小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委夺权小组)和办公室分别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工造代表提出办公室是最高权力机构，机构成员相当于常委，同时还吐露他们在汉口友益街十六号开会另立了一个总司令部(共有二十几个组织，叫做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他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等等。深夜，工造等又在新湖大召集了有关夺权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排斥了工总、二司、红教工等组织。

元月二十四日

上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会，决定下午专门讨论联合夺权问题，仍由工总主持会议。工造代表放出空气：“下午我们要摊牌了，会有好戏看的。”果然，下午召开筹委会议，欲讨论联合夺权的问题，工造代表以念语录为名，抢夺大会的主持权，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不同意，如果工人总部当领导，我们(工造)就不参加大联合。分裂的局面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了。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后叫长办联司)，夺了被原长办党委林一山等所把持的党、政、财大权。

元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指出；农村“四清”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条、廿三条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不要揪回去斗争；有意见，可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它方式提出；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华师三司战士内部造反，二司华师总部密切配合，砸了三司华师总部。三司司令部就此事发出内部《紧急通知》。从此，三司与二司的矛盾公开在社会上。后来，三司宣传组又发表了一个《紧急呼吁》，大肆攻击、诬蔑二司和工总中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个人野心家，是地地道道的铁杆保皇派。”并且声言：“我们坚决要把他们打倒，揭穿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罪恶阴谋，让这些傢伙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好一派杀气腾腾的气势！

上午，各组织代表开会，选出筹委会常委7人：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三司各一人。工造在会上散发了铅印的以工人造反司令部为首的十一个组织(不包括工总九·一三、二司等)联名的《公告》，当即遭到与会者不少人的反对，工造不得不对此事作出检讨。晚上，讨论在总司令部《宣言》上签字问题，由于工造坚持要把在汉口成立的总司令部与武昌成立的总司令部并列，签字问题未得到解决。

元月二十六日

上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夺权事宜，通过《夺权公告》和《向毛主席致敬电》等。工造代表不到会，只好派人到汉口去请。汉口会议正商量夺市委权的问题，代表们得知还有一个武昌会议后，便表示要参加武昌会议，但工造代表执意要他们留下继续讨论夺市委权的问题。十点多钟，工造代表赶到武昌会场，进门就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有他无我，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了顾全大局，保证下午夺权会议的召开，根据多数代表意见，二司代表暂时退出了常委，同时声明保留参加常委的权利。

下午，联合会在汉阳快活林猪棕厂围攻革命造反派，挑起严重武斗，在这天伤亡的人很多，还酿成了翻车事件。

下午六点，二、三千人在洪山礼堂召开夺省委权大会，工总代表担任执行主席。会上宣读了《夺权公告》、《第一号通令》、《向毛主席致敬电》并宣誓。张体学、宋侃夫等被拉出来示众，会后举行了游行。晚上，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省委夺权消息，并播送了《夺权公告》。事后张体学写信到各市、专区、县，要各地承认这一夺权。二十三时左右，工总、二司通令《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不准登载和广播《夺权公告》等。

元月二十七日

凌晨，工造等夺了市委的权，发表《夺权公告》和第一号《通令》，抢走了市委大印。

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五个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1．26夺权无效，要求立即解散总司令部。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公开说：工人总部头头修了，工总队伍严重不纯，战斗队员应该起来造反，并喊出“砸烂工人总部”的口号。第二次大联合就此破裂，而宣告失败。第一次夺权大演习也就此失败了。

二司武展总部单方面夺了武汉展览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介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联合指挥部(由二司、湖大、华工、三司等组成)的权，后来删改了有关新华工及三司方面的展品。

一·一八公安厅夺权以后，厅内革命群众酝酿、讨论、成立了夺权委员会，这天在工总、九一三、二司的配合下进行夺权，这次夺权也没有成功。

元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发布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八条《命令》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四大，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军队内备战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子女(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这个文件做了几点说明，并指示这个文件除第七条外完全适于地方)。这样就使得革命组织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如打、砸、抢、戴高帽游街、体罚等)得到了迅速纠正，使运动走上了更正确的轨道，而武汉谭氏人物却极力模糊革与保，混淆左与右的界线，用八条命令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另外还制定了个黑七条，决定解散各机关革命群众战斗组织，停止开展四大，停止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党委负责唐金龙、吕炳安之死的调查，到军区造反要派代表并经允许等，以此疯狂镇压军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所谓“稳定内部”。

《人民日报》用红字标题登载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负责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

由市武装部炮制的官办组织红武兵宣告成立，表面上是民兵组织，实际上是由职工联合会改头换面的保守组织。此组织和联合会一样不得人心，二月中旬基本上垮台。

红卫军武钢分会、武钢一冶工人战斗总部、武钢九·一三等革命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武钢指挥部后，这天晚上夺了我国第二钢都武汉钢铁公司的党、政、财的大权，挑起了革命、生产两付重担。

元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键问题在于大联合》的社论。指出：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阻力(阻力来源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同时又指出：有些组织中存在着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等妨碍大联合的错误思想。还指出：“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

为粉碎经济主义，财贸商业系统及南下造反大队发出八条《紧急呼吁》。

工总、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斗争张体学、宋侃夫，愤怒声讨王、张、宋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会上群情激愤，“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打倒九头鸟张体学”等口号声震天动地。

元月三十一日

省计划、工交工作会议在江汉路海军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在粉碎经济主义黑风中起了一定作用。会议于二月十六日结束。

晚上播送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而武汉地区的谭氏人物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拉一批、打一批的办法，竭力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晚上，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会议总结了前段时间“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同时对下段时间“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作了新的部署，表示决心要勇敢挑起革命和生产两付担子，他们说：“宁可让两个肩膀多磨去两层皮，也不能让那些有意给我们造成困难的家伙的罪恶阴谋得逞”。

二月一日

省直工交、财贸系统三十多个组织的代表和新华工、新湖大等学生代表在新湖大革命造反大楼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

红司(新华工)主持召开了斗争张体学大会，九·一三、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对张体学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为堵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泛滥联合发表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告》。

二月二——四日

由于省市委所掀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泛滥成灾，保守势力又以停工、停交通向中央、向造反派施加压力，造成运输紧张，港口堵塞物资屯积以至腐烂等严重现象，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人民日常用品供应中断，春节物资造成紧张。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保障市场供应，由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等发出号召，并出动三千多人、数百辆卡车连续三天在二七车站、武昌车站、轮船码头、硚口、汉阳堆货场等突击搬运积压物资，给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推行者以粉碎性的打击，为武汉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一件事有力地证明，以工人总部、九·一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的模范，他们在口上说、纸上写不含糊，在实际行动上更不含糊。

二月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要求在外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迅速返回本单位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参加夺权斗争。在步行串连中绝大部分同学受到了很好的锻炼，革命造反派串连期间，在全省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全国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成了一片。不少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同志经过艰苦的磨炼，经过调查研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迅速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有部分参加保守组织的人则不然，他们在其组织被造反派摧垮之后，带着对革命造反派的极端的嫉妒和仇恨，借长征之名溜走，当上了“长征老干部”。他们到全省全国各地煽阴风，点邪火，在本省的市、专县扶植保守势力，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庭对抗。中央规定停止串连，他们回来之时，正好是二·八声明大论战之时，他们就自然站在毒草派一边，仗武汉谭式人物之势，祭起王任重“秋后算账”的法宝，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的反扑，实行阶级报复。

新生的《湖北日报》是由内部造反派和工总、二司、三司、新华工等共同主持办的。在元月下旬，由于两派意见的分歧，常常引起纠纷，通过各组织协商讨论，达成协议，决定各组织调到《湖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从二月三日起全部退出报社，由内部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全权主办。

由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闻战士等十三个组织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分别在汉口、汉阳、武昌隆重召开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通告呼吁广大革命群众勇挑革命、生产两付担子，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由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筹44个组织组成的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工人、农民、财贸、工交战线上的职工、各厅、局机关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打退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此《紧急呼吁》登在二月六日的《湖北日报》上。在上面签字的有武昌分部等三个属于工人总部的单位和二司体育学院总部(体院的代表由于受骗参加了讨论会，感到气氛不对头，中途离开了会场，根本不知道紧急呼吁一回事，更未在上边签字，竟也在上边落了他们的名，为此，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湖北日报》不得不在七日登载他们的声明)。从这个《紧急呼吁》中已经明显地看出分裂工人总部、二司，挖她们的墙脚的迹象。

二月四日

《长江日报》公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湖北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的部分三反言行材料，同时登载了王任重戴高帽子挨斗争的照片，这张照片被武汉军区中某些人作为扼杀新生《长江日报》的把炳。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示春节后小学一律开学，在外串联的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单位，积极参加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

晚上，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组织负责人开会，151部队红总张智华同志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发了言。他说：目前，出现一股批评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气，在这个时候大搞左派是极端错误的。你们现在很被动，整了赔礼道歉，现在不是整风检查的时候。对武汉部队我们是有看法的，他们是不是真正支持你们？！目前你们四面受敌，你们面临四大敌人，四大矛盾：省委、军区、保皇派、机会主义。他的话完全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斗争，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九·一三、工总当即宣布不再整风，他的这次讲话成为二·八声明的指导思想。

二月五日

下午，二司、三司等二十多个组织以及北京南下学生五千多人在武汉体育馆举行斗争武汉市委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侃夫大会。发言代表对宋侃夫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推行王任重的修正主义黑货，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镇压革命群众，大肆泛滥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控诉。

二月六日

由于二司1．27单方面夺了武展的权，夺权后对展品布置作了修改，引起了三司、新华工的不满，于是三司、新华工等联合起来封闭了武汉展览馆，不准展出。二司以参加筹备的人员和展品最多，自始至终都起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据理启封并开馆展览，深受人们欢迎。

二月七日

二月四日以后，工总、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等观点鲜明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局势的声明，由二司水院井冈山兵团宣传部长雷志茂(曾在《湖北日报》社工作过，他有好几篇文章见了报)同志负责起草，经过两天时间完了稿，七日这天正式定稿，从起草到定稿这一段时间都是在红旗大楼和红楼之间往返，与刘真、任爱生、张华等没有任何关系。说刘真等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实在可笑，说王任重、李迎希、张广才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更是荒诞无稽。

二月八日

1．26夺权失败以后，在武汉三镇出出了一股反对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逆流，“工人总部、二司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二司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人总部、九·一三组织严重不纯”，“九·一三领导班子是投敌分子的集合体”，“九·一三战斗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的标语、口号充塞着各个场所、各个角落。声言要架起一百二十门火炮猛轰工人总部；要对九一三进行“全民整风”；某些组织置自己严重的经济主义于一边，去调查工总、九·一三的“经济主义”。同时，拉拢一些人分裂工总、九·一三的基层组织，蚕食工总、九·一三，以达到挖别人的墙脚，垒自己的山头的目的。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嗅出了射向自己的一发发炮弹的浓烈的火药味，为此，工总、九·一三、后字二四八部队红野、二司、红卫军、红工兵、大专红教工、中学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十二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和《紧急动员令》。二·八声明以透骨的锐利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出现的把矛头指向工人总部、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制造混乱和分裂的逆流，这是一篇革命的宣言书，是1·26夺权的继续，她的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她如初生的胎儿，毛里毛燥，并不漂亮，在这篇声明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把与工造、新华工的矛盾看得太严重了，并错误地提出了打“托派”(这主要是受北京影响)，伤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武汉的谭氏人物则利用二·八声明的缺点和错误，大做文章，拉一批、打一批，猖狂地掀起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二·八声明刚发表，韩东山、叶明等就在策划着批判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登在二月八日的《长江日报》上)一发表，报纸刚印出来才发出去少量，成千成万的工造总司的不明真相的红色造反者就来围攻《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及红旗大楼，造成了严重武斗。在工总战斗队和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的保护下，报纸被运了出去，经过后字二四八部队红野的解放军战士(用红旗大楼广播后)耐心地宣传、劝说，红色造反者于午后二点钟左右才纷纷离开红旗大楼。

二月九日

《长江日报》发表《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社论，声明《长江日报》要毫不含糊地为革命造反派大喊大叫。从二月九日以来，《长江日报》登了不少赞颂二·八声明的文章，这就是某些人攻击《长江日报》是“反革命的喉舌”的主要原因。

上午，工总、二司等七个组织数千人在汉口体育馆召开揭发、批判王任重、张体学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会上将王任重、张体学拉出来示了众。

工人总部印刷分部等二十五个单位联合夺了旧省、市委所把持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发表了夺权公告，并成立了毛主席著作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出版、发行总司令部。

二月十日

凌晨二点卅分，三司、新华工等上千人砸了武汉展览馆，展品全部被破坏(有的是用刀子划破的)，展览馆部份工作人员被刺伤，造成流血事件。武汉机械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于气愤，奔赴江汉路，砸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所获器材于二月底敲锣打鼓送给了新华工)。以后，观点对立的组织互砸广播台、联络站、总部办公室的现象发生很频繁。武展被砸了后，二司武展总部连续几天展出了被破坏的现场。

武展受到冲击，驻武展的解放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而退到三楼(展品在二楼)，激起了二司武展总部的战士的不满。当天，武展总部负责人与湖北军区司令员吴世安、付政委江洪海进行谈判，达成了追回展品，公布破坏实况等六条协议(湖北军区十一日否定了此协议)。后来，这就成为攻击二司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把炳。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指出只有“三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会真正夺得党、政、财、文的实权，才能巩固政权，获得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

二月十一日

武展事件加深了二司与新华工、三司的矛盾。这天早上，在红教工、红工兵等的配合下把与二司不同观点的人全部赶出了红旗大楼。

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内容已透露给了各组织，且在全市流传(这就是二·一八严正声明的前身)。部分军事院校造反派就这一严正声明发表声明，说它是大毒草。

二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及时地纠正了革命群众组织在处理党员问题上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错误。

二月十三日

《湖北日报》以《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题发表了社论，首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社论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大争权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从此拉开了轰轰烈烈批判二八声明的序幕，把二八声明的论战公开●了全省，甚至全国，湖北广播台广播了这篇社论，后来又播送了●●评论员文章等，则更进一步把二八声明问题的争论透露给海外。武汉部队三月二十九日所编印的工人总部“罪状”图片中所列蒋匪帮报纸报导了关于二·八声明的问题，原因就在这里，罪名完全加不到工总的头上。

武汉军区保卫科赶走与军区大院革命造反派(例如古田、捍卫毛泽东思想、老三篇等)并肩战斗过的北航红旗战士，同一天，在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上宣布当权派上台，恢复党委制，停止军区文化大革命，并在下午宣布王任重在军区保护下在总医院休养。骇人听闻的“内部整顿”就此开始了。

工人总部武昌分部宣布退出工人总部，后来成立了2．13司令部。但也就在同一天，国棉三厂的五百多名红色造反者毅然决然地宣布退出工造总司，申请加入工人总部。

省委机关革司和省人委革命造反总部三千余人在洪山礼堂召开斗争张体学大会，王树成张旺午被拉去陪斗。

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数万人在人民公园集会，愤怒声讨迫害我留苏学生滔天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徐向前在北京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向李、张施加压力，说军区七条不是黑七条，同时向陈、钟下达了赶快行动起来抓人，以“稳定内部”的黑指示。

二月十四日

工人总部武昌分部二十三个单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二月十三日武昌分部中的部分头头声明退出工人总部不能代表广大战斗队员的意志。这就给了那些分裂主义的头头一记响亮的耳光。

上午，军区在礼堂召开行政大会，大会由×付政委主持，当场给古田战斗队的蒲本侠(出身贫农，在军区文化部工作)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李颖杰(出身贫农、在军区宣传部工作)下了四项禁令，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行动，上下班要按时；出外要请假；不准对外通电话；不许对原战斗队员讲话等。

二月十五日

上午，由蒲本侠、李颖杰本科的工作人员斗争他们两个人，揭发他们的“罪行”。下午继续进行斗争。当天晚上十点钟，军区武装部派出全付武装的士兵将蒲、李二人非法抓走，接着抄了他们的家，日记本、信件等全部被抄走。

第二机床厂出现李守宪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认为工人总部(问题)更严重了，必须彻底改组，绝不是一般整风能解决的。”“工人总部与×××、×××(等组织)在政治上，在工人总部修了以后，就毫无共同之处了。”

在十五日左右，武汉市各军事机关都用石灰、油漆等圈出了警戒线，凡超过警戒线者，就被认为是冲军区，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工总二司等就此向广大战士发出了命令，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以免上当。

工总武昌分部三十一个单位(人数占武昌分部的80％以上)发表《严正声明》，接管原武昌分部，成立新武昌分部，使某些人企图分裂工人总部的目的成了泡影。

下午，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新华农、南下造反大队、省委机关革司数万人在体育场举行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这样的专门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小会开了许多。

二月十六日

《湖北日报》以《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为题发表社论，再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社论说：鼓吹分裂主义的二·八声明，实际上是为阶级敌人的反夺权鸣锣开道，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冲锋号。《湖北日报》还同时发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兼评〈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

汉口高级步校红旗、红色造反团等五个革命组织发表《对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郑重声明》，指出《严正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和镇压军内外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宣言书，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等。

上午，军区党委叶明、姚喆等出面与古田战斗队等代表进行谈判，要古田等交出李迎希(付司令员，主管后勤)、张广才(付政委)揭发陈再道的录音磁带(李、张二人是逐步站到古田、老三篇一边的。李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揭发陈再道炮制黑七条的罪行)。古田等代表不同意，要求自己把录音带送上北京。军区党委假惺惺同意派飞机，企图在途中讹诈，被古田等代表识破未逞。后来军区派人抄走了录音带。

二月十七日

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公安厅内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在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及工总、九一三、二司的大力支持下，同时原公安厅1．18接管委员会又处于自行崩溃状态，他们于这天胜利地完成了夺权斗争，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行使公安厅的权力，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由军事院校造反派、工总、九·一三、二司、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二十多个单位共同成立了湖北省公安厅革命监督委员会，并于二月二十日发布了《公告》。但由于武汉军区对这两个新生事物不予承认并对其疯狂镇压，革命造反委员会和监委会被无形扼杀了。

下午，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组织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批判地下黑省委李守宪大会。

晚饭后，工人总部汉阳分部十万人举行盛大游行，坚决支持新武昌分部的成立，新武昌分部的战斗队员参加了他们的游行行列。这天的游行向人们显示了工人总部不可分割的坚如盘石的团结。

二月十八日

继十五日凌晨工造铁军驱赶二司湖医总部女同学而与工总、二司驻井冈山大楼战士发生冲突之后，这天工造总司数百人再次冲击井冈山大楼，发生严重武斗，因此，工人战斗队把铁军等二·八声明毒草派赶出了大楼。

《解放军报》就福州1．26冲击军区事件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本来在此之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而且三月份党中央、毛主席又向福州军区作了指示，为1．26事件彻底平反，然而武老谭和保守派后来仍然把它作为围剿革命造反派、镇压工人总部的理论根据，武汉军区在四月份还大量翻印散发于全市，大专兵也将其大量抄录张贴于各个场所。

二月十一日武汉军区所起草的《严正声明》经过仔细修改及韩东山的批准和徐向前所控制的军委文革的默许(十六日来电说武汉军区有权发表声明)，所谓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出笼了。当天，陈再道、钟汉华从北京打来电话，指使其亲信派直升飞机和武装部队在武汉三镇街道、工厂、学校散发和张贴声明。该声明节外生枝，煞有介事地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明还说：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是二·八声明毒草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猖狂反扑，坚决反对右派(按：显然是指二·八声明香花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与此同时，传出“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徐向前定的基调)等流言蜚语。

自从武汉军区《严正声明》发表，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清楚地看到了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本来面目，开始依稀喊出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

上午十时，军区开行政大会，揭发斗争古田、捍卫毛泽东思想等革命造反派，给他们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并在会上逮捕谭明，行政扣留王长庚、孟奇武等六人，并抄了这些人的家。从十八日以后，军区开始大量捕人，后来又把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等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迫解散了。

二月十九日

武汉军区内部发布通知，通知说：军区二月十八日《严正声明》发表以后，发现我军队内部某些单位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严正声明公开反对，甚至散发传单，上街进行反宣传，这种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凡我军队内部人员，对《严正声明》有不同意见，应按组织系统提出，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反宣传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我军。否则，就是破坏我军声誉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严加追究。云云。并加盖公章，这是进一步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动员令，一场残酷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扼杀军内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就要来临了。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规定自三月一日起，停止外出串连，在外师生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并指出中学上课要和文化革命紧密结合。而湖北、武汉的中等学校复的不是阶级斗争的课，不是引导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向师生贯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素，宣传“工总坏、二司坏”等反动观点，有的学校竟公然把二·一八《严正声明》、二·二○《公告》、三·二一《通告》、工总“十大罪状”作为学习教材，其位置比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得还高。

武汉部队举行大规模武装游行，大批武装保卫的宣传车出没于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活动，连贴传单也警卫森严。在此以后，解放军参加宣传、辩论者日渐增多。

二月二十日

武汉军区内的某些人声称为了实现大联合，大夺权的光荣任务，彻底粉碎阶级敌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逆流，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二·一八《严正声明》中把矛头对准二·八声明香花派的部分观点外，同时又把锋芒指向了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威胁他们说：你们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假冒人民解放军，招谣撞骗，破坏我军声誉，妄图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月二十——二十二日

在乌云密布江城，白色恐怖笼罩武汉，阴风正向武汉地区工总、二司等袭来之时，二司首届红代会在水院图书馆大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数百名代表。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二·八声明，对于武汉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一批、打一批，企图搞垮工总、二司的罪恶阴谋及其罪恶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同时还共同研究了今后斗争的任务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是向武汉军区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的动员大会。在三月逆流中，这个大会被攻击为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大会。

二月下旬

武汉军区的二·一八声明和二·二○公告发表以后，江城上空乌云密布、阴霾满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处于高压下的工总、二司、九一三的战士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时，唱得最多的歌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广播中播放得最多的也是这首歌，宣传队每场必演，演出时感情最充沛、最真挚的还是这首歌，演出这个节目时，演员和观众都热泪盈眶，千万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千万颗心向着北京飞。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了斗争的暴风雨的洗礼，有一副铁铮铮的硬骨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连杀头都不怕，还怕高压、逮捕、坐牢吗？所以，尽管当时压得很凶，红旗大楼经常受围攻，有的人被抓了，但这并没有使人屈服，广播中经常播送《井冈山》、《坐牢算什么》、《就义歌》等歌曲，宣传队常常演出《要敢于牺牲》、《我们坚如盘石立江城》(见附件一、附件二)等节目。可是，有些人反而说工总、二司等在搞白色恐怖。

二月二十一日

武汉军区的二·一八声明和二·一九通知、二·二○公告为镇压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作好了舆论准备，一场残酷镇压武汉地区军事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军事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开始了。这天凌晨，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和副政委叶明亲自率领20多个连队解放军携带轻重武器，包围了高级步校，宣布红旗、红色造反团为反动组织，强令五个造反派组织解散，抓走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十六人，其余的负责人交给群众监督。打响了镇压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的第一炮。

《长江日报》杀出来战斗队在外界形势胁迫下，发表郑重声明“反戈一击”，承认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从此，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

工造总司、新华工、三司、省直革司等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和《公告》”，“彻底批判二·八声明”等口号。

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向《长江日报》编辑部递交了一分“通谍”。“通谍”说：《长江日报》(2月4日)登载了斗争某一个人(按：连王任重的名字也不愿提)的挂黑牌子的照片，被香港的报纸转登，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江日报》必须在二月廿四日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实行军事接管。

二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二十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认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长江日报》发表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二司等近四十个组织共同签署的《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这一篇近三万字的文章。文章通过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精僻地阐述了二·八声明问世的时代背景，使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二·八声明的正确性，文章深受人们的拥护，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振动，毒草派内部发生了更大的分化。

《湖北日报》发表《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的社论，三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二月二十三日

《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社论指出：在大联合夺权过程中，干部是关键问题，同时指出，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武汉的谭氏人物利用这篇社论大肆攻击工总、二司等，说什么：“造反派是靠怀疑一切起家的”，大反特反工总、二司等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他们又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抽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进行偷梁换柱，在干部问题上大搞特搞右倾投降主义，对干部不作任何阶级分析，凡是叫二·八声明大毒草的就是好干部，就保他们官复原职。

八二○一部队和武汉空军部队分别担任着武汉地区支左、支工的任务，8201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与保守组织相配合，残酷地镇压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201是地地道道的支保吃左的急先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8201之所以顽固地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是没有原因的。二月二十三日，8201政治部发出一个内部使用掌握的秘密文件——《怎样识别左派》。这个文件打着红旗反红旗，混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邓反动路线的界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划分左派、右派，把当时攻击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搞假夺权”、“有个人野心”、“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等作为“右派”的标志，把对待干部和党团员的态度等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这一个文件已经确定了工总等为右派组织。它和二·一八、二·二○文件一样，是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作舆论准备，是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先导。

后字248部队红野很早就支持工总、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是在二·八声明和二·二二文章上签字的唯一的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在武汉三镇影响极大，虽然他们已开宣传车在武汉三镇请“罪”，但军区仍不放过他们。这天，8201部队出动了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战士个个刺刀上枪，子弹上膛，机枪架在车头，长驱直进248部队，对其进行军事管制，接管了该校广播台，隔断校内外联系，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当时逮捕几人，后被送进劳改队。

下午，武汉部队出动七十余辆军车，乘载三千多名全付武装的解放军游行，向二·八声明“香花派”进行示威，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同时，天空有飞机配合散发二·一八声明，二·二○公告等传单。在此前后，军舰也开到红旗大楼旁边港口，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武汉部队还把大量解放军指战员推上第一线，十几、二十个一队出没于大街小巷，活跃于红旗大楼周围，大肆宣传二·一八声明和二·二○公告，参加与香花派的辩论，设下圈套，故意制造“围攻”解放军的表象，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破坏解放军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破坏工总、二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心何其毒也!手段何其狠也！

在红旗大楼受到白色恐怖的笼罩，随时都有被冲击、被接管的最困难的时刻，革命群众与红旗大楼里的红色造反者心连着心。这天晚上，群众耽心《长江日报》被军事接管，数万人云集在红旗大楼前，挤满了江汉路。汉剧院、话剧团等文艺团体的革命造反派(红艺军)，轮流地为红旗大楼的革命战友作精彩的慰问演出，整整闹了个通宵，二十四日晚上也是如此。红旗大楼内的红色造反者与广大革命群众结下的深厚的感情，在武老谭的高压下变得更加深厚了。

二月二十四日

《湖北日报》刊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冲破阻力，打倒“私”字，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

在二十三日武汉部队出动一排人马前往202部队(卫校)抓“反革命”扑空后，二十四日凌晨武汉空军部队又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武装包围了武字202部队，先后逮捕军内革命造反派十来人。后来又向该校派进工作组，工作组纠合保守势力，成立所谓护校指挥部，在“镇压反革命逆流”，“整顿护校”的幌子下，将丛中笑、铁军、赤旗造反队、红色造反队、红色造反团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许多人受到行政管制，群众监督。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三月十日，陈再道、杨秀山等还出席了该校的愤怒声讨红色造反队大会，会上把一些“首恶分子”拉上台示众，当场抓走七人，杨秀山在会上竟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把军区搞得好苦呵！把这个拉出水斗，把那个拉出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专搞打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春前算账。”这些话正好暴露了他们“秋后算账”的咀脸。

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军区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等团体的大会，到会两千人左右。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也到了会。会场警卫森严，会上，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孔庆德、韩东山相继登台控诉，训斥、大骂造反派是“假左派、真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牛鬼蛇神”、“纸老虎”，当场宣布解散刺刀见红、硬骨头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当场抓走了三个人。但是造反派是决不会在白色恐怖面前屈服的，会后，他们还不肯走，就在自己的战友被抓走的地方为大家作了演出，不少战士被他们的感情充沛的节目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二月二十五日

《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当心走向自己的反面》，四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在陈再道、钟汉华之流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和高压下，二司战士不屈不挠，日夜苦战，表现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下午，近二万名二司战士在武汉展览馆举行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歌《要敢于牺牲》，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想念毛主席”，“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二司游行队伍受到沿路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红旗大楼前经过时，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江汉路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鼓掌声如雷鸣般地响彻云霄。在这天的游行口号中，还喊了“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学习，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后来，这就被某些人作为攻击二·二五游行为“反革命游行”的根据。武老谭对这个游行怕得要死，竭尽中伤破坏之能事，竟派飞机沿途撒传单破坏游行。二十六日工总、二司等又举行了同样的集会游行，参加的人数达十几万。也正是在困难的时刻，工总不少分部和其它革命造反派组织还把红旗送到红旗大楼去，红旗大楼上战旗越来越多(最多时有三百多面)有不少组织还派出人帮助守卫红旗大楼这个红色堡垒。

二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登载《红旗》杂志推荐的两篇好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及时地把革命小将引上整风的正确轨道，以克服造反派组织存在的缺点、错误，狠斗头脑中的“私”字。

二月二十七日

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阎长贵与二司驻京联络站通话，谈到了二·八声明问题，他建议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把它与社论对照，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要求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出反托派是错误的。

武汉军区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钟汉华等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直开到三月一日才结束，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大会。

湖北省军区发布《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通知》。抓办一成立，原来各革命组织所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毒草派)成了空架子，从工人开刀直至学生逐个被赶了出去，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了障碍。

下午，工人总部的负责人被迫到武汉军区请罪。

二月二十八日

二司、九一三等开始认识到二八声明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识到打托派是错误的等，但认为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人总部各分部负责人乃至一般战斗队员纷纷去军区请罪，在以后的好几天时间里，工人战斗队请罪的队伍连绵不断。

三司武测总部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于不顾，晚上夺了二司武测革命造反广播台。与此同时许多院校二司的广播台都被三司抢走。二司丧失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减大叫的喉舌，直到四月初，许多院校的广播台都还不在革命造反派手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二司战士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三月二十三日左右，由水院首创了“穷棒子”(用马粪纸做成喇叭筒宣传)广播台，并迅速推广到了在社会上宣传，深受革命群众欢迎。

三月一日

二月底到三月一日，武汉军区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三月一日，陈再道在会上说：“我们省委也要解放一批干部，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孔庆德说：“现在有人喊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这是反革命。”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在组织上、舆论上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作好了准备。从此，湖北、武汉地区掀起了三月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午，武汉部队对武汉市电信局及二、五、六、九等几个分局实行军事接管，武汉部队《公告》无中生有地捏造种种罪名，说什么：电信局被单方面夺权后，少数坏分子利用窃据的职权，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窃听国家机密，盗走电报密码，非法动用战备物资，占用战备线路，任意扣压电报，使通讯联络受阻，国家机密遭到严重损失等。接管后，对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实行了残酷的镇压，逮捕四人，拘留十二人，强迫登记一百多人。电信分部成为了武老谭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个牺牲品，混进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响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第一炮。以后，电信局连续发生扣压、审查造反派电报事件，军管会还曾规定各组织向中央反映武汉文化革命情况的电报必须经军管会批准。《湖北日报》三月二日报导了这一消息，并且还在同版上报导了在此以前硚口区人民法院判处阴谋暴乱集团劫抢杀人犯邓青松(六四年十一月作案)和杀人刑事犯崔清山(六六年八月一日作案)等死刑、无期徒刑宣判大会情况，还为此发表短评。把两者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这是在杀鸡给猴看。这天早上，还对武钢广播台进行了军事管制，并派兵进驻了井岗山大楼，在此前后，又进驻了民众乐园、中南旅社等造反派的重要阵地。

武汉部队出动宣传车，在武汉三镇大叫：“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把杨道远揪出来游街示众”等口号。

陈再道命令支左指挥部宣布支持大专兵恢复组织，说他们党、团员多、成份好，两头好，中间犯了错误等，当即遭到南下造反大队、新华工、新湖大等的反对。而陈再道之流以势压人，终于四日决定恢复大专兵的组织。

晚上，武汉军区对前去请罪的二·八声明香花派的负责人发表三点口头指示：1．对《严正声明》不准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意见。(还提出要清除掉所有与二·一八《严正声明》观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以肃清其流毒)；2．不准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解放军；3．不同意见可在内部辩论(实际上根本没有辩论的余地)。

由于不摸电信局的底细被军区的《布告》所迷惑，晚上，许多院校的二司战士纷纷到军区“报喜”，军区不许二司的分团以上干部进去。也就在当天晚上，不明真相的二司战士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反，抓二司的头头。

三月二日

新生《长江日报》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停刊。为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大喊大叫的喉舌被武汉的谭氏人物扼杀掉了。

上午，工人三司等几千人包围了红旗大楼，包围不久，解放军某部二十多人全付武装迅速赶到，欲劝说我驻红旗大楼红色造反者撤出大楼，我红色造反者据理辩驳，解放军只好撤离，工三司也相继撤走。这天凡从红旗大楼出去的人都有人盯哨，监视其行动。

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了一封信。信中，王任重指示他们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并建议由钟汉华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参加，军区由陈再道、韩东山考虑，省委、省人委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祥、饶兴礼参加，群众组织由孔庆德、张竞决定。他还希望派出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院、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和《公告》，推动各个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联系到当时军区的一系列决策，这岂不是个人深醒吗?！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上午对红旗大楼武攻硬来没有使红色造反者屈服，则使用软办法进行内部分化瓦解。于是他们散布种种谣言，说什么刘真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工总的头头与王任重、张体学有勾结；工总要夺军权；红旗大楼保护了冲军区的“反革命分子”，保护了军事院校的“反革命分子”上北京；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等，无奇不有。不少院校中听信了谣言的二司战士，出于对战友的爱护，纷纷来红旗大楼作动员工作，劝说战友内部起义，并且向大楼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使得部分二司战士对自己过去坚持的观点发生了动谣，对大楼指挥部，对一些出头露面较多的人产生了怀疑，甚至人人互相猜疑起来。就在三月二日晚上，红旗大楼发生了内哄，有人提出请解放军来红旗大楼，这个意见以多数的优势成了定论，立时，大楼内部实行了戒严。

三月三日

凌晨，二、三百名全付武装的解放军进驻红旗大楼。红旗大楼——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束光焰夺目的火炬，革命造反派的●●，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注目的红色根据地，被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淹没了。解放军一进大楼，对各个地方实行了戒严，又象驱赶囚徒一样把驻大楼的红色造反者集中到六楼训话，命令红色造反者立即撤出红旗大楼。早饭后，红色造反者集中在零楼，红旗大楼宣传队含着热泪向全体战士作临别演出，他们满怀激情地用节目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用节目来鼓午战友的斗志。全体在场的红色造反者看了他们的演出，无不热泪盈眶。接着红色造反者又含着热泪高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在毛主席象前宣誓，表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色造反者的这一革命行动使某些人怕得要死，他们以宣布红色造反者有“罪”来威胁，要每个人写了“请罪书”才能出去，并要抓主持宣誓仪式的人。红色造反者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相持的时间里，宣传队又为大家演出了节目，有的同学主动为大家表演，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门外的革命群众深受感动，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久经考验的红色造反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午饭后，从正门出来，一、二百人的队伍高举战旗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没有罪，我们不请罪”，“武汉二司，红旗不倒”等口号，高唱《要敢于牺牲》的战歌，游行队伍一直开到武昌阅马场。这次游行向人们庄严宣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暴风雨洗礼的、承受过艰苦斗争环境●●的红旗大楼二司战士是不可战胜的。这些被某些人攻击为顽固派的人不愧为毛主席革命战线的坚强战士，武汉的谭式人物可以夺走红旗大楼，但是绝对夺走不了红色造反者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赤胆红心。

武汉部队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胡说二·一八声明和二·二○公告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沉重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公开信》否认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现实，煽惑人心，进一步把斗争锋芒指向二·八声明香花派，以分裂香花派组织，《公开信》借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大觉，不能“唯我独左”之名，隐隐约约把矛头指向了二·八声明毒草派中的造反派，行大肆复活保守组织之实。

三月初×日

武汉军区向新华、新湖大派了军训团。军训团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故很少起到积极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相反，在许多方面还起了消极作用，压制了革命造反派，扶植了保守派，把这两个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得奄奄一息。后来还向武大等院校派了军训团，其产生的作用与新华工、新湖大一样。军训团直到四月十日左右才撤走。

三月四日——十一日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湖北省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贼心不死，虎视眈眈，在武老谭制造白色恐怖的时候，再次出来登台表演，为自己翻案，与陈再道之流配合，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推波助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企图全盘否认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其“秋后算账”的个人野心。连日来，相继写出了三份所谓的“检查”、“交待”、“申辩”的材料。在他的第一份材料《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三月四日写成)，竟公然说：“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之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委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体学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湖北省直机关不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把持而烂掉的单位。”妄图洗刷过去的一切罪过。在他写的第三份材料《十七年来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况》中，竟厚颜无耻地竭力吹嘘自己，大摆成绩，为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以此掩盖其反动面目。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四月一日将上述三份材料(第二份是《我的历史》，三月六日写成)作为绝密文件发给了官方人士。联系到当时老保们的“王任重是二类干部”，“张体学是一类干部”，“我们保湖北省委、保王任重、张体学就是保对了”等一番满城风雨的议论，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吗?出现那些荒谬的论调难道是偶然的、孤立的吗？十一日王任重又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了一封信，竭力为自己鸣不平。

三月四日

《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这篇社论给予那些趁革命造反派犯错误之机，借批判二·八声明之名，大量捞取政治资本，行反攻倒算之实的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未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划清界线的顽固保皇分子当头一棒，这是完全正确的，发表得也是适时的。社论也有缺点和错误，它错误地估价了工总性质。然而这篇社论问世不到一天，军区某些人一表态，就被打成了大毒草，甚至还说它比二·八声明更毒。同时，支左指挥部还下令《湖北日报》编辑部作出公开检讨，否则将采取专政措施。从此，拉开了镇压所有的革命造反派(不管是香花派还是毒草派)的序幕，武汉谭氏人物死死抓住三·四社论，把矛头指向了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同时，三·四社论还成为扼杀新生《湖北日报》，在《湖北日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另一方面又以批判三·四社论为名，明目张胆地复活保守组织，就在三月初，保守组织死灰复燃，空前活跃，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干脆打原来的旗号，有的已加入二司、三司的投机分子又削尖脑袋钻入“左派”行列，对二司“反戈一击”。

三月五日

工总、二司等在二·八声明上承认了错误，并未使武老谭及其操纵的保守派，改良派组织心满意足，他们得寸进尺，向二司和工总施加重重压力，造成极端的混乱，下面战士几乎对每一个头头都产生了怀疑，二司司令部、总部头头全部靠边站，指挥机构处于瘫痪和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搞清楚二司司令部的问题，为了对革命负责，二司一些总部的战士自己成立了司令部整风办公室，在此前后各总部也成立了整风小组。

三月六日

下午，湖北军区在红山礼堂主持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等在会上讲了话，陈再道谈到形势时说：“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这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大会。在这个会议以后，掀起了批判二·八声明更高的热潮，不单是批判二司的二·八思潮，还批判新华工、新湖大的二·八思潮，到处都在叫嚷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二司战士稍微动一下，表示有所反抗，便是二·八声明的流毒，甚至是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就在这个会上，钟汉华点名要夏世厚、姜一、张旺午、韩宁夫等站出来抓工作，硬塞进“抓办”。当点到夏世厚的时候，陈再道抢上前去说：“夏世厚同志过去抓农业抓得好，经验丰富，有问题，可以在抓生产中改正错误”。除夏世厚民愤太大，当天被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拉下马外，其余点名的都加封显爵，姜一被任命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付总指挥，大叛徒张旺午被任命为“抓办”付主任，并企图把他们作为“三结合”的班子。为了抬高姜一的身价，陈再道之流还下令《湖北日报》为姜一歌功颂德，并且用解放军保护着到黄冈、黄石等地游说。

三月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武汉地区中等学校中的广大二司战士被武汉谭氏人物挥舞的二·八大棒打得抬不起头来，提出所谓“香花派”靠边站这个形“左”实右的打击一大片的口号，二司在各级机构中都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群众斗群众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甚至重新被打成“反革命”，故“复课闹革命”无法进行，而某些人却硬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强加在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指示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权力等。而武汉的谭氏人物则完全违反和破坏中央的规定，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资产阶级专政，拉拢保守派和改良派，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排斥在临时权力机构之外，实行“香花派靠边站”的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月八日

中共中央发布毛主席三月七日亲自批发的四川渡口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这一文件犹如及时雨、旱天雷，受压制的革命造反派在三月下旬看到这一转抄出来的文件时，无不高兴万分，迫切希望武汉支左办公室能够吸取渡口的经验，迅速纠正在前段时间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混入武汉军区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非旦不改，还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越滑越远，越陷越深，某些人甚至说转抄渡口支左经验文件是泄露机密。

三月八日左右

水院共产主义红卫兵(三司)和一月革命(大专兵)在武老谭授意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挖空心思，随心所欲，故意制造假现场，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所谓黑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以陷害二司，展出时间二十多天，每天接纳数千名观众，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们作贼心虚，开始还让二司战士参观，后来就只准三司、大专兵、三字兵参观，而且凭票入场。在展出期间，假造的现场被二司战士识破，故展出现场不断修改。由此可想到，三司已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孔庆德在军区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斗争会，被斗争的有蒲本侠、李颖杰等。凡被革命造反派斗争过的当权派都被请上台去控诉造反派的“罪行”，强迫被斗对象请罪，否则就被戴上手铐。三月九日还开了同样的会，并且当场宣布逮捕、铐上手铐者八人。

三月九日

在武汉谭氏人物的高压下，《湖北日报》编辑部被迫发表《沉痛检讨我们在三月四日社论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文，这个无限上纲的检讨，大长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志气，大灭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风。

湖北省军区三月八日对井冈山大楼实行军事管制后于九日这天发布《公告》，给井冈山大楼联合指挥部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散布“工人总部连国民党、连土匪都不如”的反革命谬论，宣布解散参与“强占”和“破坏”井冈山大楼的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军机电局总部(后又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并停止其一切活动，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取缔“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大楼指挥部(由十九个组织组成)，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员必须立即自行投案，否则予以逮捕法办。《布告》还说：军事管制后，凡有借此造谣惑众，破坏我军管声誉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他们造了谣，还不允许人家辟，这是什么法律？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与这个《布告》公布的同时，由武汉军区中某些人精心策化下，还搞了一个所谓井冈山大楼联合指挥部“罪行”展览，从12——19日数天的公开展出中，接纳观众十三万余，观众来自全省、全国各地，造成影响极坏，流毒极广。就在这个《布告》公开不久，井冈山大楼指挥部八人被逮捕。井冈山大楼的革命造反派有苦不能言，有理不能辩，眼泪只能往肚里吞。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社论高度地歌颂了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指出必须正确认识他们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必须正确对待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充分估计革命干部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但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进来，否则就会出现新的反复。社论还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应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社论最后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说出了工总、二司等受压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里话。广播完后立即佩带上袖章，高举战旗，涌上街头和交通要道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呼，“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发表”、“坚决拥护革命‘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等口号，同时还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表现出了战斗队和二司战士火热的革命热情。新湖大、新华工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天晚上也举行了游行。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布《宣传提纲》，这个提纲揪住革命造反派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不放，并加以扩大，无限上纲，宣扬“批倒批臭二·八声明之日即是大联合到来之时”的荒谬论调，大力鼓动保守组织死灰复燃，号召受到过革命造反派批判的干部反攻倒算，这个《宣传提纲》被作为校长时间内宣传的中心内容，支左办公室的人搞接谈或到各厂矿、机关、学校作报告也以此作为提纲，流毒很广。

三月十日

下午，新湖大红八月战士在二司艰苦的日子里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集队前往华师、武测等院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我们怀念二司战友”，“新湖大与二司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解散大专兵”等口号，给了二司战士很大的鼓舞。当晚武测二司战士一千多人又游行到新湖大，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新湖大的这一革命行动被武汉军区“支左”和军训团中的某些人打成“反革命游行”，并命其作公开检查。

三月十一日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张体学一手扶植的保守组织，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去年年底基本上垮了台。在批判二·八声明之时，大专兵从阴沟里爬了出来，跃于各个院校，在武老谭的积极支持、扶植下，有的改头换面，成立“一月革命”(如水院，二月底成立)、“一月风暴”(如武测，三月初成立)，有的则干脆重打破旗(如湖大红卫兵)，这一件事引起了革命造反派的极大不满，紧跟武老谭的三司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三司司令部三月九日就发表了关于大专兵的严正声明，提出大专兵不得死灰复燃)，就是军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三月七日支左指挥部某人发表五点指示，指出大专兵不宜恢复，但立即又遭到其他人的否定，说他不能代表支左办公室)，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保守思想占了上风，终于在趁二司处于挨整的地位、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武汉军区以支持大专兵起来革命为幌子，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声明。声明说：大专兵的基层组织可以恢复。从此，大专兵有恃无恐，更猖狂地对二司等革命造反派进行阶级报复，实行“秋后算账”。军区的声明一发表，三司风向标又灵敏地转动了，从此紧紧地与大专兵抱在一起，与之同穿一条裤子。

二司整风办公室在中南民族学院召开整风动员会议。

水运等总部消毒队上街，向群众检讨二·八声明的错误，表示要坚决克服头脑中的“私”字，彻底革命。象这种情况后来变得很普遍。

三月十二日

孔庆德带着陈再道的黑指示乘直升飞机于九日前往河南信阳空字005部队镇压该校红色造反团。十一日晚和十二日全校戒严，红色造反团战士不得外出。十二日上午用三个营的兵力武装包围造反派，并召开大会。孔在会上自称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来“挽救”他们，正式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在十二、十四、十七日连续三次逮捕革命造反派十四名、拘留二十九名、宣布看管九名，还把逮捕、拘留的人搞去游街示众，红色造反团的政治权利被剥夺精光。

二司整风办公室部分成员走访军区支左指挥部，丁××对他们作指示：1)光整上，不整下不行；2)希望你们把风整好，搞好了对你们是个挽救；3)要他们(头头)老实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到底通过整风达到什么目的，这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三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的社论。指出：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忠于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为公。这篇社论给二司战士等很大的启发。

上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武测大操场主持召开会议，邀请天津大学八·一三代表作报告。近万名二司战士参加了会议。天津大学八·一三赴汉代表介绍了他们在犯了严重错误(炮打康生等)后，经过整风，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的经验。虽然他对工总、二·八声明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此报告对二司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二司战士从中受到了一定的启发，决心通过整风，狠斗“私”字，把二司的战旗高高地举起来。各总部、战斗队都进行了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这以后不久，二司战士唱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倒‘私’字，彻底闹革命”的歌曲。然而武汉军区“支左”却说这个号召二司通过整风，重新把旗帜树起来的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他们欲吃掉二司这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用心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下午，在商校操场召开二司司令部负责人交待、揭发大会。象这样的所谓交待、揭发大会大大小小还开了许多。广大二司战士由于被种种谣言所蒙蔽，常常对司令部成员采取逼供信。但是，二司水院井岗山兵团在这样的狂风恶浪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决。在一月革命、三司等狂吼“把丁家显揪出来斗倒斗臭”，“丁家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喧嚣声中，他们巍然不动，并说丁家显是革命小将，“死保”丁家显。

三月十五日

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全市干部“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属各机关企业及基层单位干部六万人左右。陈再道、钟汉华、吴世安、付兆才等参加了大会。陈再道、钟汉华等在会上讲了话，陈颠倒黑白，胡说什么“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大联合，右派组织(按：不言而喻是指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在二·八声明上签字的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按：这明明是在向革命造反派反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钟汉华则对二·八声明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危言耸听，胡说什么“二·八声明是反动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

三月十五日左右

武老谭耍弄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表面上说通过整风挽救二司，背后却又在捣鬼，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造谣惑众，危言耸听，宣传二司是“反革命组织”，劝说二司战士退出自己的组织，就在十五日左右，二司绝大部分总部都动荡不安，搞得人心惶惶，二司战士出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任，不少人纷纷退出司令部。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却有部分中学生要求加入二司，他们说：“我们当‘反革命’，也要当二司的‘反革命’。”这种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三月十六日

陈再道、钟汉华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同志，说二司犯了严重错误，希望通过整风把二司整好。可是当杨道远向战士传达后，支左办公室却出面辟谣，说陈、钟没有这样讲。

下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湖大礼堂召开开门整风大会。

晚上，武测三司、一月风暴互相勾通砸了二司司令部，将司令部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测去。整风办公室成员就此事连夜走访了军区支左办公室，他们不但不予理采，丁××还威胁说：二司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首长决定再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要当机立断，将组织里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送公安局。

三月十七日

凌晨，大逮捕开始了。工人总部、分部的不少负责人被抓走，总部的九个勤务员全部抓进监牢。据说这天逮捕近500人。残酷地大规模地镇压工人总部的战场全面地铺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湖北日报》三·四社论发表后，资本主义复辟就在《湖北日报》社内逐渐实现，被拉下马了的社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雷行等重新上台，革命造反派受到批判和斗争，并重新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从此，《湖北日报》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喉舌，这天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决打退反革命逆流》的社论，说二·八声明是武汉地区一股反革命逆流的大暴露，对二·八声明的批判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还说二·八声明是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宣言书。如此云云，对二·八声明的缺点上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弄得人妖颠倒、黑白不分。

湖北军区付政委、新湖大军训团负责人张竞同志，因公开表示支持新湖大战士而被调走，其行动受到控制。新华工军训团的一个同志也因支持新华工而得到同样遭遇。

空军支左办公室数人到武测电影场作报告，大肆攻击二司。会后，出现许多“砸烂黑二司”，“二司是反革命组织”，“砸烂黑九·一三”之类的大标语。武老谭在镇压工人总部的同时又把黑手伸向了二司和九·一三。

三月十八日

工造总司、三司等组织为纪念二·一八声明发表一周月在武测大操场召开了控诉工人总部滔天“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两万人，解放军也有人参加了会议，并派出巡逻队(全付武装并带有收发报机)保护会场。发言者对井岗山大楼指挥部和工总武锅分部的“罪行”进行了控诉。这个会议是在为三·二一通告作舆论准备，以便把工人总部打下去。武锅保守派为纪念二·一八声明一周月还成立了“3．18”。

这天，支左指挥部分三批召集大专兵、三司、三新等组织开会，把工总的所谓“十大罪状”透露给了他们。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十九日起，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空气越来越紧张了。

中共中央发表《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三月二十日左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京揪谭震林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二司革命小将个个摩拳擦掌，更加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投入了新的战斗，纷纷写出列举资本主义复辟表现的大字报和质疑性的大字报。武汉的谭式人物对此怕得要死，把从首都北京来的声音诬蔑为“马路消息”，开出宣传车到各处去辟谣。当辟谣站不住脚时，就采取驼鸟政策，搬出武汉特殊论作盾牌，说武汉没有谭式人物。到实在混不下去了时，就偷天换日，巧夺天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是二·八声明，武老谭就是张广才、李迎希，再后来就是孟夫唐……。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的人就是如此不能自园其说，常常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三月二十一日

武汉部队发布《通告》、《告人民群众书》、《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十大)罪行》等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完全颠倒是非，把当时对工总、二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迫害、镇压说成是“形势好得很”，又肆意攻击工人总部，说什么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给工人总部安上网罗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阴谋搞暴乱、冲中南海，破坏大联合、实行反革命复辟、搞阶级报复、制造白色恐怖、大搞残酷武斗、大搞经济主义、窃取国家机密等等莫须有的罪名，简直描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更反动的是竟公然宣布解散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及其所属基层组织。战斗队的战旗、袖章被没收，中、小负责人和革命闯将挨斗、受批判，重新被打成“反革命”，又一大批人被逮捕拘留，从十七日以来，总共逮捕了三千多名战斗队员。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这个拥有四十八万战斗队员的组织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她一成立就始终把矛头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了省、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她充分体现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的大方向，她对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最勇敢、最坚决，她当然也就成为武汉谭式人物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障碍，最大的敌人，因此他们对工人总部恨得最凶，千方百计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三·二一《通告》实际上是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被解散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了，红武兵、大专兵更活跃了，三司这个武老谭的忠实打手踩着工总的肩膀扶摇直上，大发横财。他们游行啊，欢呼、庆祝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不仅如此，他们又仰武老谭鼻息，大造反革命舆论：“黑二司比黑工总更坏”，“砸烂黑二司”，“砸烂黑九·一三”，“黑教工是工总、二司的黑参谋”等等，企图把与工总战斗在一起的组织全部打成反革命，一口将她们吞掉，得天独厚，独霸天下，主宰武汉的命运。不仅如此，在全省各地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也因三·二一《通告》而变得更加猖獗了，全省绝大部分革命造反派被打下去，成千上万的革命闯将被打成“反革命”而遭逮捕。三·二一《通告》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宣言书，是镇压工人运动、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黑纲领。

空字006部队(雷校)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总部”有1100多人，占全校人数的93％以上，“三结合”的班子已基本形成，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革命左派组织。陈再道之流对她怀有刻骨的仇恨，指派空军副司令员×××亲率二千多名全付武装的战士，并配备了各种轻重武器，于二十一日突然包围了雷校，当场逮捕18人，并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对各级勤务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后又抓走二名支持红总的干部，并对红总的160人进行了366人次的斗争，强迫请罪，检讨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又扶植保守势力成立一个临委会，依靠其作为“镇反”的工具，就这样，红总被镇压下去了。

二司司令部负责人排着队打着黑牌上街请罪，支左指挥部还说干得好。

三月二十二日

水院老保邓子政写出反动大字报，公开为刘少奇翻案，说刘少奇在历史上有伟大的功绩，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给毛主席脸上抹黑，诬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是反动透顶！此事激起了水院二司战士的无比愤怒，立即打起旗帜，带上袖章到武大、武测等大专院校示威游行，强烈抗议邓子政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愤怒声讨刘少奇。

把工人总部打下去，除了陈再道的一大祸患之后，陈再道又把黑手伸向了革命造反派的学生组织武汉二司。按照陈再道原来的布置，湖北军区党委又作出了长达一万字的关于二司问题的报告，欲把二司打成反革命组织，搜集了很多黑材料，拟定了逮捕和拘留的名单，后因四·二社论的发表和十条命令的下达，阴谋才未逞。

武汉部队×副司令员亲率一营兵力包围151部队(炮校)。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上午逮捕了六个主要负责人及十一名一般的革命造反派，下午又召开控诉红总“罪行”大会。控诉会开了一天半，还举办了红总“罪行”展览，校园内贴满了请罪书。

三月二十三日

邓子政公开跳出来，激起了二司广大战士的无比愤恨，二司所属武测、武大、华师、水运、红旗中学等纷纷到水院游行，开始公开喊出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口号，新华工等非二司战士也到水院游行。在革命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厅于二十四日逮捕了邓子政，这是二司在高压下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其实，邓子政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类似邓子政的政治事件在湖大、华师等都先后出现，有人跳出来为王任重翻案，有人竟胆大包天地说：“不准为刘邓翻案”是极端反动的口号。而支左办公室的人对此事却麻木不仁，反而大肆批评革命造反派说什么：“小小的邓子政，何许人也？也值得你们爬山涉水，兴师动众!”还说声讨邓子政的游行是阴谋，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等，真是无稽之谈。

三月二十五日

各大专院校普遍转抄渡口支左指挥部支左经验。

三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报导渡口支左经验，并转载《解放军报》二十五日社论《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这给那些说转抄渡口经验是泄露机密的人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武汉军区对此仍无动于衷，甚至变本加厉。

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各总部代表会，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武汉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必须予以坚决反击。这个会议是反复辟的动员令，从此，二司开始了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新战斗。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八万人的群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你造反，造个×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你们革命，革个×子的命，老子革命几十年还要老子坐喷气式飞机，还给老子戴高帽子……，我×他娘，这次抓人用绳子捆，用枪押着走。”“叫你搞文斗，你要搞打砸抢，我×他娘，连土匪都不如，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冲军区的来多少抓多少，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十个，军里装不下，抓不急了，就用机枪扫。”看这个大流氓、大兵痞，对革命造反派怀有多深的刻骨的仇恨!恐怕当年陈独秀之流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也莫过于此吧!类似这样的报告在黄冈“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在黄石市黄州镇还作过，流毒全省各地。当时有些老保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没有阶级性”的荒谬论调绝非是偶然、孤立的事情。

晚上某部负责人赵××亲率一队全付武装的解放军前往安装公司欧打红色革命敢死队造反野战兵团的八个负责人，次日逮捕其中四人，并以所谓“打砸抢”，“和工人总部是一样的货色”(实际上这个兵团是毒草派)的罪名，当即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加以取缔。类似这种情况的还言八·一七(原属工人总部，在二·八声明前退出)，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强迫解散，其领导成员部分被非法关押，有的停职反省，十三名普通工人家被查抄。

三月二十七日

红司(新华工)举行庆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四十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武大、水院、湖医、湖大等院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把乌拉稀(按：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兵中的最顽固派，冒尖的“左派”)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的革命战友致敬”，“向二司战友学习”。这个游行也被某些人攻击为“反革命”游行。

三月二十八日

在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垮了台的红武兵，在市武装部的扶植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连重新复活了，它象瘟疫一样降临到江城，威胁着革命造反派。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复辟越演越烈，反抗的能量也就越来越大。下旬以来，不少大中学生提着脑袋写出了许多质疑性、鼓动性的大字报，到月底，反复辟的大字报与日剧增。中学以新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市抓办对此大好形势怕得要死，又施展起运动初期王任重的本领，二十八日向新一中派出了新的工作组(五人，其中解放军二人)前往扑灭正在漫延的熊熊革命烈火。与此同时还向其他几个“闹”得凶的学校派进了消防队中学。造反派对这一批工作组毫不客气，刚进学校第二天新一中就出现了赶工作组的大字报。

陈再道在军区与三司、新华工、新湖大等负责人座谈，他说：“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许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二司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也干了。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你们(新华工、新湖大)的组织就那么好呀!人人都是左派？！”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仇恨工总、二司，欲置之于死地进而吃掉所有革命造反派的狼子野心！钟汉华还说：“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一定要高举批判二·八声明的大旗。”看！其用心何其毒也!

下午，两千多名二司战士在武测临时礼堂听司令部负责人作检查，下边战士对此不感兴趣，人越走越少。

武汉军区军事接管公、检、法专政机关，为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迈开了新的一步。

三月二十九日

由武汉军区中的一小撮人精心炮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出笼。此图捏造事实，虚构现场，恶意中伤陷害工人总部。此图出笼后，在大街小巷广为张贴，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它是三·二一《通告》的具体体现。但谣言戳穿真象大白时，它却成为了三·二一《通告》的一个有力的反证材料。

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登载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同志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此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出现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武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表象比之王效禹同志所列举的山东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篇文章使二司战士对武汉形势看得更为明显，万丈怒火在胸中燃烧，积压在心里的仇恨犹如将要爆发的火山，处于一触即发的白热化程度。

武汉军区信部长召开整风办公室成员座谈会，点名要二司斗争丁家显、方保林两位同志，整风办公室坚决抵制了这一无理要求。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了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支持保护亮相的革命干部，勇于解放一大片，敢于为运动初期被错打成“黑帮”、“三家村”的干部翻案，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路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武老谭及其所操纵的组织则把“解放一大片”这个革命口号接过去，抽掉阶级斗争内容，把那些未经亮相的，甚至对革命派怀有刻骨仇恨的干部标榜为好干部，另外他们又胡说革命造反派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造反派“为黑帮、牛鬼蛇神翻案”。他们对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是一篇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章。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去的号角吹响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到来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听完广播后，立即上街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刘邓陶王！”“打倒谭震林！”“打倒武汉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后来还有不少的二司战士写出“不许诬蔑义和团”、“不许诬蔑工人总部”等大标语。

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布重要文件(五条)，指出不准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抓人，对犯错误的组织应该采取整风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群众上街挂黑牌子请罪，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等。中央四·一文件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宣判了三·二一《通告》的死刑。

《湖北日报》(下午版)就某些人精心炮制的，以武钢、武重、武船等八大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名义，并盗用各厂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共同发出的所谓《倡议书》发表社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贡献一切力量》。该社论混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打着革命大联合的旗号，兜售武老谭“合二而一”、折衷调和的私货，搞大杂烩，合稀泥，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未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干部上台，对革命造反派行反攻倒算之实。

上午在武昌体育场由二司整风办公室主持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热烈庆祝毛主席亲自批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中心会场出发，经过长江六桥、中山大道、江汉路等。游行队伍沿路高呼：“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打倒谭震林”，“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高唱“把红旗举起来，把红旗举起来，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爬起来，再干！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大步向前迈，大步向前迈!！”(见附件三)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对二司战士肃然起敬，给受压迫最深的工人战斗队更是极大的鼓舞。

同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等在新湖大举行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大会，大会收到了聂元梓同志的祝贺电。会后举行了游行，当新华工、新湖大的游行队伍与二司的队伍迎面而过时，双方热烈鼓掌，高呼相互勉励、相互鼓舞的口号，表达真诚的战斗友谊。

武汉军区与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座谈，研究帮助二司整风问题，决定军区派两名，新华工派3——4名，新湖大派4——5名，三司派5名代表帮助二司整风。后来新华工，新湖大表示相信二司能自己解放自己，决定不派人参加二司的整风。

晚上，三字兵多处同时出动，彼此配合，相互呼应，砸了一中、二中、六中、十六中、廿四中等七个单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的办公室。

四月二日

正当工总、二司、九·一三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顶黑风，迎恶浪与武老谭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大长了革命小将的志气，大灭了保守派的威风，特别给二司战士极大鼓舞，中央台广播完四·二社论后，二司战士立即自发组织起来到其他院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纯朴的阶级感情，队伍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同时高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秋后算账派”，“打倒春季算账派”，“瓦解一切保守组织”等口号。

武汉军区调动海、陆、空三军与三字兵、三司召开批判刘邓誓师大会，要新华工、新湖大参加，他们拒绝了。

四月初

《人民日报》社论充分体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革命小将的极大的关怀和最大的爱护。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在四·二社论的鼓舞下，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纷纷到社会上作调查研究和宣传。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武老谭对于革命造反派学生杀向社会，对革命学生与工人相结合怕得要死，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设置了许多阻拦革命学生的关卡(其实这些只对造反派起作用，对保守派则大开方便之门)，但这并不能阻止革命小将革命到底的决心，不能进厂就到工人家里去，直接找不到人，就通过关系去找。经过革命造反派学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扼杀得奄奄一息的工人运动又应运而生了。

四月三日

红司(新华工)召开首届红代会，南下造反大队代表、二司、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等代表应邀出席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表示祝贺。大会接连开了五天，于七日结束。

晚上，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整风办公室、三司以及军区支左办公室代表召开四月四日武昌体育场会议筹备会议。

四月四日

上午，韩东山在支左办公室就下午开大会一事召集大会筹备处成员开会，韩无理将二司整风办公室代表卡在外面，最后决议：①二司大旗不能打入会场；②二司不能参加主席团，③三字兵可不打大旗，不带袖章参加大会。二司对此坚决不予承认。

下午，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整风办公室、三司等联合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批臭黑修养誓师大会。三字兵、大专兵在武老谭的唆使下，在三司的支持下，打着旗帜，带着袖章，削尖脑袋往会场里钻，结果会场遭到破坏。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以及三司武大、武医等院校的部分战士退出武昌会场，迁移到新湖大继续开会，工造、红工等也有人出席了这边的会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批判刘氏黑修养”，“《湖北日报》四·一社论大毒草”，“还我新生《湖北日报》”，“雷行从《湖北日报》滚出去”，“打倒武老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三司剩下的部分和三字兵、大专兵和部分解放军战士在武昌体育场继续开会。这一天是三新与三司公开绝裂的日子，也是三司部分战士与机会主义绝裂的日子。参加新湖大会议的那部分战士是三司革联的前身，他们体现了三司的大方向，是三司的骄傲。

四月五日

新一中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经过酝酿、筹备、实现联合，成立了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此以后不少中学相继成立了革司。

在军区的幕后操纵指挥下，省司召开斗争“政治大扒手”刘真大会，企图把他打成二·八声明的炮制者，通过搞臭刘真，进而搞臭二司。

四月六日

中央军委发布毛主席亲自批示过的十条命令。命令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随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加以取缔，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不予追究，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还要求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大的行动前，要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对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倾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军委十条命令进一步宣判了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的死刑。在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军区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负隅顽抗，顽固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

四月七日

新湖大召开首届红代会。新华工、二司、新华农东方红、北京南下造反大队赴汉代表等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分别在会上发言表示祝贺。

四月八日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及三司部分战士等数万人在武昌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十六条发表八周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二司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经过江汉路及中山大道时，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不少人自动组织起来维持秩序，有的群众自发地喊出了“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等口号。

同日，三司在新华路体育场与解放军一起召开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

三字兵、大专兵也在汉口某地举行集会，会后举行游行。

晚上，武汉柴油机厂数十名工人战斗队不怕高压，不怕恐吓，迎黑风，战恶浪，从反革命复辟逆流中杀了出来，他们带上袖章，高擎火把，举行象征性(1．照亮黑暗的天空；2．将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游行，他们高喊“战斗队员要革命，就是要革命；战斗队员要造反，就是要造反”，他们的队伍受到了二司等组成的游行队伍的热烈欢迎，一见到了他们的队伍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的火把又引燃了汉口厂矿文化革命大火，汉口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燃起了燎原之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工人总部的金刚之一武锅分部的战斗队员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的鼓舞下，三月廿五号就写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字报。四月八日为了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发表八周月，三百多名战斗队员汇集在用四十多个袖章拼成的战旗下举行了长途跋涉的游行，队伍经由武测、武大、水院、省委、新湖大等地，长驱三十余里，威震全武昌。

二司整风办公室根据调查的结果，确认二司的头头一个也没有修，决定全部上班，挑起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重担。

四月九日

工人总部武锅分部500多人召开树旗大会，武锅分部顶着恶浪行，对着狂风笑，武锅分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越战越强，他不愧为是工人总部的金刚。

四月十日

三司在二司处于困难的时候，普遍从二司手中抢走了广播台，在三月武老谭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日子里，三司对武老谭亦步亦趋，死抱住大腿不放，与三字兵、大专兵串通一气，揪住二·八声明不放，利用广播等舆论工具大肆攻击工总、二司等。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堕落成为武老谭忠实的御用工具，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麻木不仁。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反复辟大喊大叫，水院、武大、华师等都先后夺回了广播台。二司武测总部也于这天凌晨智取了广播台，而三司武测总部的某些头头马上拉出队伍又去抢广播台，双方发生冲突，发生了武斗，两方面僵持了一天的时间，三司的人才退出。三司武测总部的头头利用这件事进行挑动，造成三司战士与二司战士感情上的对立，这就是武测没有形成坚强的三司革联的原因之一。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当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正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正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他们还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企图一棍子打死，并竭力扶植已经垮台了的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等。社论号召解放军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为左派撑腰。上午，许多院校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游行，热烈欢呼《解放军报》四·十社论的发表。

市“抓办”向新一中等派出的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大力扶植保守势力，大整革命小将的黑材料，实行白色恐怖，压制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新一中的革命小将对工作组极为不满，群起造了工作组的反，封闭了工作组的门，并向市“抓办”提出了撤走工作组、交出黑材料、工作组作公开检讨、交出幕后指挥等四点要求。市“抓办”耍弄卑鄙手段，趁晚上革司战士大批离校期间，劫走了黑材料。

二司整风办公室发表《严正声明》，坚信二司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虽然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并宣布从即日起解散整风办公室，武老谭要瓦解二司的阴谋就此彻底破产。

四月十一日

上午，支左办公室在武测播放林彪同志三月廿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听录音的单位有武测、商校、电校的二司、三司战士。三字兵、一月风暴也带着袖章，打着旗帜进会场。二司坚决反对，要他们取下袖章，拿下旗帜，他们不理采。二司战士绕场游行了数周，他们仍不动。于是采取了革命行动，三字兵、一月风暴被迫退出会场。空支左的人玩弄新花招，决定不放了。还公开撒谎说：已把录音带交给三司武测总部(实际上没有)。二司战士坚持要听，据理力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听到了我们敬爱的林付统帅的最新指示。林付统帅的讲话给了二司战士极大的鼓午，二司战士更加坚定了揪武老谭，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决心和信心。

四月十二日

新一中革司革命小将向市“抓办”提出的四点要求，遭到非难和拒绝。十一日晚，数十名新一中革司小将前往市委静坐示威，而市“抓办”却与他们软磨硬抗，对四点要求不作正面回答，使谈判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一百九十多名新一中革司小将晚上九点断然宣布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他们的行动得到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坚决有力有效的支持，不少人参与了他们的斗争行列。

四月十三日

凌晨，二中部分三字兵趁新一中革司小将在市委之机，闯进新一中，破坏烧毁“解放区”的横联，并留下威胁革命小将的反动诗，落款是“特别行动委员会”。

红司(新华工)二十多名战士为了支持第二机床厂八·一七和新一中(革司)绝食斗争，去红山宾馆要求支左指挥部孔庆德接见，解决问题，二司和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下午、晚上，上万人前往红山宾馆支援他们这一行动。晚上，清华井冈山还打来了声援电。孔庆德十四日凌晨才出来接见，在谈话中承认支左犯了错误，还说二司是造反派组织。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科技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北林东方红、上海炮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等赴汉代表团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明等同志的联合声明》。

四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二司、清华井岗山、北矿东方红、新北大校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驻汉联络站共廿二个组织发表声援书，坚决支持新一中(革司)绝食战士的革命行动。

四月十五日

凌晨二、三点钟，在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孔庆德警卫森严地去到市委新一中(革司)等小将绝食现场，代表军区党委答应了新一中小将的四点要求。为时60多小时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在孔庆德答复过程中，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孔庆德”。孔庆德耍弄面面三刀，当天下午否认了四点协议。

在反复辟的隆隆炮声中，工人总部联络站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工人总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坚定的革命造反组织，广大的战斗队员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人总部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要自己起来为工人总部翻案，决不能让文化革命半途而废；对无辜被捕的人，必须立即释放，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革司)、新东中东方红兵团及其他中学的二司战士杀进红旗大楼。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

四月十六日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在红山礼堂主持召开批判孔庆德大会。孔庆德中途退场，拒绝接受批判。

新华工、新湖大、二司、三司革命造反派、新华农东方红、工造总司、红工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在红旗大楼前召开封闭《湖北日报》五周月纪念大会。会上造反派学生代表、工人代表，《湖北日报》社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代表对武汉谭氏人物在红旗大楼、《湖北日报》社搞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愤怒的控诉。

四月十八——二十一日

十八日上午，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在红山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代表千余名，应邀出席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革命工人代表、三新、三司造反派、南下赴汉调查团代表及革命干部代表等。杨道远在会上致开幕词后，工人代表、解放军代表、北航红旗、清华井岗山、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三新及首都南下造反大队联合代表、省委革命干部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发言一致认为二司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或造反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二司的一切革命行动。北农机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说：“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二·一八声明是大毒草”。下午，丁家显同志在会上作了《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二司司令部工作总结报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总联络站及北航红旗赴汉调查组组成的为工人总部翻案调查组代表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总部十大罪状的调查报告》，代表用有力的事实否定了所谓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肯定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朱洪霞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闯将。十九日上午，二司付司令员方保林同志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就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热烈地讨论，一致认为揪武老谭，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是斗争的大方向。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通过了二届红代会的决议(草案)。大会于二十一日下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动员的大会，是誓师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迈开了把武老谭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胜利的一大步，吹响了为工总翻案的进军号。红代会后，武汉二司战士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顽强地奋斗，她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她不愧为是一个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武汉二司是钢二司。

四月十八日

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二司)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成立以后，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红”三司)以“同意你们(二司等)的观点，不同意你们的作法”而宣告成立。被当时的革命潮流所裹夹，三司尚能作为革命派的同路人。三司的改良主义劣根以及它的革命性之先天不足，决定了它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向右转。自二·八声明以来，其政治路线堕落成了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则采取了投降主义，实行“恶性膨胀”，成为保守派的大专兵、三字兵的收容所和防空洞。三司性质完全变了。在二、三月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逆流中，三司步武老谭的后尘，亦步亦趋，充当了武老谭的忠实奴才和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黑打手。它对三月底以来的反复辟斗争，不但麻木不仁，还充当了武老谭的辩护士，三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三司中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认清了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纷纷揭竿而起，与机会主义断然决裂，从三司中冲杀了出来，经过二十来天的斗争、串连，这支队伍已发展到近万人。这天，他们在武大召开了三司革联成立大会。她与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站在了一起，并且在反复辟逆流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武老谭对于三司革联的成立怕得要死，在政治上不予承认，在经济上进行封锁。三司则大骂三司革联是分裂主义。三司革联在高压下，在骂声中越战越强，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三司革联杀出来后，三司缺少了生气勃勃的力量，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头头的带领下，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甚至发展到炮打中央文革，与人民为敌的地步。

孟夫唐趁军区内部进行整训，给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并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指出军区对形势的错误认识和在支左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三点建议，表明观点，公开站在了造反派一边，捅了马蜂窝。从此，他便成了武老谭及保守派万炮齐轰的出头鸟。在此前后，刘真、张华、任爱生等也公开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站在了二司、三新一边，也遭到与孟夫唐同等的遭遇。

三字兵在十五中行凶打人，打伤革命造反派三十七人，其中重伤五人，休克一人。

四月十九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氏黑《修养》大会。发言的代表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痛斥黑《修养》这株大毒草。会场上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不时响起“打倒刘邓陶王”，“揪出武老谭！”，“批倒、批臭刘氏黑《修养》”，“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当呼“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时，解放军都不举手。

钟汉华从北京打电话给武汉军区，作了重要的黑指示，经军区中的某些利令智香的人一再发挥后，其主要内容如下：1．陈再道说，解散工总，我们请示中央，中央未批准下来，我们就办了，我们要作检讨。中央文革答复，中央过去没有规定，不要检讨了，工总也不必恢复了。2．江青说，红卫兵不要解散。3．陈再道说，我们可能多抓了些人。江青说，武汉地区情况复杂，多抓一些没有啥。4．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暂时的。5．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6．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整训。7．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等。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造中央首长的谣，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另外，某些人还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特大喜讯》(北京来电：1．武汉支左大方向没有错；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3．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十日起，《电话指示》，《特大喜讯》贴满了武汉三镇，三字兵、三司活跃非凡。

四月二十日

三司王牌军武测东方红总部召开红代会，大会代表三百五十余人。应邀参加有三十个单位，二百余人。举行开幕式时，全部战士都参加，在代表大会史上，开创了红全会的先例。在总部负责人的报告中和大会决议中都说武汉部队的五个文件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后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又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它的批判是完全彻底的革命行动。武汉部队解散工人总部的决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企图为二·八声明翻案，为工人总部翻案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就是对于这样的观点在以后的行动中也给予否决了(例如关于支左大方向问题)。由此就不难看出三司的王牌到底是什么货色。他们设立了个什么反复辟战斗兵团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破坏作用(例如他们抓住些枝节问题，否定关于工总问题的调查材料)，甚至变成武老谭得心应手的工具。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元月初)、山西(元月初)、贵州(元月下旬)、黑龙江(元月下旬)、山东(二月初)夺权之后的又一曲凯歌。这给予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极大鼓午，各革命组织纷纷打电报表示祝贺。

钢二司、新湖大与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农机东方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汉调查组联合发表声明：工人总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文化革命的一支坚强的主力军，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广大工人战斗队员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朱洪霞是革命闯将。声明还号召广大战斗队员起来战斗。

工人总部青山分部树旗，钢二司、新湖大、北航红旗等代表参加了树旗大会。

四月下旬

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造反派大量的重新杀向社会、杀向工厂。在工厂、机关建立了联络站，革命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中山大道的民众乐园等处都有革命造反派进驻，并建立了广播站。经过宣传鼓动，中山大道的群众绝大部分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中山大道很快成为革命造反派解放之路。就在这样的时候，出现了钢八司这样的新生事物，钢八司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是工人战斗队，其宗旨是“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有效保护革命小将，特别是杀向社会的革命小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支左”)，活动时间是晚上7：00——12：00。钢八司在“抓革命，促生产”、“支左”方面诚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组织形式毕竟是武汉运动中畸形的产物，是三·二一《通告》不撤销，革命造反派为抵制武老谭“枪打出头鸟”的政策而被迫采取的斗争策略，这种奇怪的现象对于那些不愿意彻底为工总翻案而空喊支持广大战斗队员起来革命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论调是一个有力的讽刺。钢八司由于它的无组织，无纪律性，坏人容易混入，决定了它有一定的破坏性，也决定了它没有真正的战斗力，当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施行武装镇压时，就无计可施了。实践正是这样作的结论。

四月二十一日

公检法被武汉部队接管以来，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公安局猖狂地推行着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残酷镇压了革命造反派，解散了一切造反派组织。当公安局内革命造反派在小将的影响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公安局的军管会默许的红公安(保守派)于二十一日成立。

四月二十二日

三新、钢二司等经过调查研究，确认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分部负责人夏邦银(出身小贩、共产党员)同志是坚定的革命闯将，汉阳公安分局三月十七日对其进行逮捕是非法的。这天，三新、钢二司200多名革命小将因汉阳公安分局拒绝放人，反被诬之为工人总部反革命分子翻案的情况下而开始静坐斗争。他们用两个低音喇叭向群众讲解静坐的原因，武汉谭氏人物及其追随者被这一革命行动吓得魂不附体，8201部队立即调动35个高音喇叭、14辆宣传车到汉阳公安分局前边静坐现场进行宣传，宣读三·二一《通告》，宣传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对革命小将的宣传进行干扰，以达到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一切对真理在握的革命小将都无济于事，他们坚持斗争直至胜利，他们把汉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了起来。

支左指挥部组成工总问题小组(先定罪名，后落实罪证，开创了办案史上的“奇迹”)，继续整工总的黑材料，到七月十五日之前搞出了所谓“工人总部罪状”一、二、三集，约二十二万字。

四月二十三日

工人总部联络站、九·一三战斗兵团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久经风雨的工人总部大旗插在主席台前正中央。工造总司、钢二司、南下赴汉调查组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席了这个大会。工总、九·一三及其他造反派工人代表、南下赴汉调查组代表、钢二司代表、三新代表、中学造反派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南下赴汉的数十名战士提出申请加入工人总部得到了批准(这就是工人总部五湖四海战斗兵团的前身)，当给他们佩带袖章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党声。会后举行了游行，清华井冈山战士高举着战旗走在前面。游行队伍高呼：“三·二一《通告》是大毒草”，“彻底批判三·二一”，“工人总总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打倒武老谭”等口号。工人总部战旗重新高高飘扬在江城，革命群众又惊又喜，游行队伍走到那里，那里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四月二十四日

下午，由钢二司武大总部和三司红色造反团联合召开揭发批判控诉武大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钢二司和三司造反派等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们用铁的事实愤怒控诉了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黑省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对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干部实行残酷迫害的滔天罪行。这次会议原决定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但是武老谭操纵红城公社(造反派叫它作“横扯公社”，其成员大部分是老太婆)与二司抢会场，二司对这些不讲道理的横扯老太婆没有办法，让了步，迁往新湖大召开(结果红城公社后来因要回家作晚饭而未开会)。在这次会议前后，各大专院校钢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纷纷写出大字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胆支持亮相的革命干部，勇于解放一大片，敢于给运动初期被错打成“三家村”、“黑帮”、“右派”的革命干部翻案，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出了极大贡献。而武汉的谭氏人物，则操纵大专兵、三字兵，三司等挥舞起“枪打出头鸟”的大棒，对支持二司、三新的革命干部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

武汉部队破天荒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写出大标语，内容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时，各厂军代表召开铁杆老保紧急会议，秘密指示赶走下工厂的学生。当天晚上，到处出现赶二司、新华工等战士和砸他们的联络站的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

武汉部队出动两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游程达四十里的武装游行。红武兵、红城公社、大专兵、三字兵、三司等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夹道欢迎。解放军见了他们则高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有的三字兵还在解放军的汽车上耀武扬威，这引起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愤怒。为了维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革命造反派采取了革命行动，从车上把三字兵拉了下来(中山大道和新湖大都有这种情况)，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后来这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为殴打解放军，冲游行队伍。这次游行前后，武汉军区和武汉各组织都有人在北京汇报情况，显然，这次游行是在向革命造反派示威，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当天，军区还命令广播电台报导这一消息，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成。当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写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四·二五游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不容许向中央施加压力”等大标语。

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三司等则利用这篇社论来攻击二司，光批判二司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检查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今天批判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明天自己又在搞无政府主义。二司曾写出过“解散工总是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等标语。

鉴于“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特动”，就是武汉的“联动”)活动猖狂，常神出鬼没搞打、砸、抢，到处威胁迫害革命造反派，中学红联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控诉“特动”大会。

数万名钢二司战士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热烈庆祝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大会。革命造反派工人、三新、外地来汉革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战斗气氛。大会上发言的代表一致认为钢二司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上海赴汉代表申请加入钢二司，杨道远代表司令部批准了他们。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由会场出发，浩浩荡荡跨过长江大桥，首次去到老保窝子汉阳。游行队伍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的战歌，高呼“热烈庆祝钢二司成立半周年”，“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打倒武老谭，解放全武汉”，“打倒武老谭，解放全湖北”，“汉阳老保休想翻天”，“解散红武兵，瓦解一切保守组织”等口号。革命造反派工人不怕遭报复，安设茶水站热情招待钢二司战士。游行队伍在老保的一片谩骂声和围攻中通过。铁中三字兵竟从楼房上把木棒、钢板往游行队伍里扔，打伤钢二司战士数人。

晚上，三司武工总部与解放军开联欢晚会，解放军全副武装出动，并带上了报话机与信号枪前往武工参加晚会。这是明目张胆地威胁二司战士的行为，激起了二司战士的不满，在会上与三司发生了冲突，二司战士数人受伤。三司武工总部恶人先告状，猪八倒打一把，当天夜里就在武汉三镇大造舆论，说“武工‘二癞子’殴打解放军”，“‘二癞子’夺解放军的枪”等等，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

四月二十七日

省委革命造反派干部在红山礼堂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大会。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发言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抨击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广播完了后，各组织立即上街游行。钢二司写山“揪出武老谭是最大的拥军，彻底为工总翻案是最大的爱民”，“拥军不拥谭震林，爱民不爱三字兵”等大标语。三司则利用《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来大肆攻击钢二司和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动不动就说“二司、三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等。

四月二十八日

根据陈再道、钟汉华四月十九日的电话指示，军区就第一个通知省司作好斗争王任重的准备，当周总理同意斗王任重时，就给他们斗王任重的优先权。这天竟不顾革命造反派的反对，公然将王任重硬交给毫无准备的三司(三司本决定庆祝《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的发表，他们上午九时开会，十一时才贴海报)、省司、省人司先斗，使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事先准备好的斗王大会遭到破坏。于是，新湖大和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革命行动，冲了武昌体育场三司等的会场，抢了王任重。由于解放军负责保护会场，故抢时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这是武汉谭氏人物制造的。武老谭操纵的三司等组织利用这件事来大肆攻击新湖大和钢二司，说什么“新湖大、二癞子打伤一百多解放军(实际上参加保护会场主席台的解放军只有几十个人)”，“新湖大，二司死保王任重，自己不斗还不让人家斗”等等。事实是，当天下午，就在新湖大召开了斗争王任重大会，之后又在新华工、武机、水院以及武汉钢铁公司斗争了王任重。

工人总部电信分部的大旗又树了起来，重新飘扬在市电信大楼的上空。

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革联及军事院校造反派等革命小将在北京与陈再道辩论。二·八声明的起草者雷志茂苦战陈再道，弄得陈再道张口结舌，只有招架之功，无还口之力。陈对二·八声明有无炮制者不敢正面回答。陈说：“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最后辩论会成了对陈再道的控诉会。

四月二十九日

由汉桥区武装部直接布置、指挥下，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约六千名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游行，冲击了在汉阳公安分局前静坐的革命小将，后又在汉口民众乐园一带挑起武斗，打伤过路群众多人。

三司许多总部的战士集队到解放区新湖大示威游行。高呼：“新湖大算老几，老子跟你拼到底”，“踏平新湖大”等口号，挑起了武斗，抢走“新湖大”校牌，砸坏了后校门。

硚口棉织厂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二司的几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贴“支持广大战斗队员起来革命”，“揪出武汉谭震林”等标语被红武兵覆盖，当与之辩论时，竟大打出手，揪住一女同学的辫子往里拖，猛踢下身，使之流血不止。当革命群众赶去声援之时，又大打出手，用敲了底的玻璃瓶和砖头石块从楼上往下扔，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十几名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受伤。而公安部门和“支左”人员，对此严重事件则不闻不问。从此，揭开了武汉市反革命武斗的序幕，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

武钢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韩宁夫。

四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五月一日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为五一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我们红卫兵小将的心愿，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愿，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共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冒雨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市性的游行，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游行是反帝、反修、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示威游行，也是向刘、邓发起猛攻，埋葬刘家王朝，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示威游行。这天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同志冒雨与工人战斗队一起参加了游行，并在武昌桥头贴出了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作的诗歌。

早上，三司武测总部因为钢二司武测总部打出校联而提出抗议，并采取行动，数次冲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游行队伍，一直追打到付家坡，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武测钢二司战士冲破一次又一次的阻拦，并在水院、钢校战友声援下，终于参加了游行。但队伍已经迟到了。这天武大，华师也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三司武测总部未搞到校联，回校后找党委书记毛远耀出气，向他施加压力，说他拉一批，打一批，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从下午两点开始，又搞了五个钟头的“绝食斗争”，并打电报给伯达、江青同志。欺骗中央文革，欺骗毛主席(如绝食刚开始时，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就说两餐未食)、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三司战士和保守派都前来声援他们的“革命”行动。在四月二十日召开“红代会”还邀请光临的革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打倒对象，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白天和夜晚在天安门与首都三百万革命群众和来自五大洲的外国朋友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人民共同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付统帅身体永远健康！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五月二日

专揪武汉谭震林革命造反兵团在新华师审讯王任重。王任重供出了陈再道等与他勾搭的罪恶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王、陈是相依为命的难兄难弟。

五月三日

在反复辟逆流的斗争中，任爱生、张华、刘真一如既往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很早就公开表明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提出要为工总翻案。武老谭对他们恨之入骨，明里暗里支持“特动”分子对任爱生等进行种种迫害。投匿名信、恐吓信，对其家属施加压力等。这天竟然抄了任爱生、刘真的家。将文件、资料等洗劫一空，并绑架了任爱生同志，将其搞到二十二中软禁，对他进行长期的逼、供、信。

《湖北日报》社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再次夺了《湖北日报》的权。但联印厂印刷大权为《湖北日报》伪第一线指挥部所控制，故尔报纸只能拿到新华工等院校印刷，印量极少，只能张贴。与捍卫总部同时出刊的还有一个《湖北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偷天换日的报纸(即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报头换成《湖北日报》的报头)。

工总电信分部在电信大楼举行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工总联络站代表、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农机东方红、上海炮司、新华工、钢二司、二十中(革司)、新一中、新东中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工总电信分部的一切革命行动。上海炮司赴汉战士还申请加入工人总部。

晚上，第二机床厂 “八·一七”三十几个人到井冈山大楼揪原工作组组长潘××到厂检查，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机电局机关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和干部，对八·一七战士大打出手，发生严重武斗。湖北军区井冈山大楼军管小组不但不主持正义，反而姑息迁就，并发出声明，说八·一七冲击军事机关。

五月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武汉革命造反派遵从毛主席的教导，纷纷杀向社会，杀向工厂，与革命造反派工人并肩战斗，重新点燃武汉地区，点燃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二司战士一如既住地与共过患难的工人战斗队员紧密结合，为工人总部翻案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工学运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革命造反派学生与造反派工人紧密结合，这是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

三司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庆祝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同时举行三司首届红代会开幕式。三字兵等保守组织被邀请去捧场。红代会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中途许多代表退席。会议于十日结束。从红代会的决议以及其他许多文件都可看出三司以“唯我独左”的面目出现，竭力谴责工总、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竭力为武老谭辩护，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次红代会将司令部领导班子中的左冀全部排斥了出去，领导权被极右分子篡夺。从此，三司彻底地向右转了。会议后，三司提出了反对“极左派”的政治口号和分化二司、三新的策略，扬言要为二司、三新的分裂“煽风点火”，并且还要“火上加油”。

十五中三字兵连续砸了红司红卫大队、红八月十五中分部、红色先锋办公室门窗和桌椅等，男女同学被打伤，踢伤多人。

华师一附中三字兵不准革司战士返回原来宿舍，调来十三中大批三字兵配合，使用钢鞭、通条、弹弓、铁尺等凶器大打出手，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九人重伤，一人休克。

二司武测总部、九·一三革命造反团、红教工等革命造反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五一部队在武测临时礼堂举行军民联欢晚会，武工、商校等部分二司战士参加了晚会，共同庆祝“五·四”，军民双方表演了精彩节目。解放军感情真挚充沛的节目尤其受到革命造反派的欢迎。同日，新湖大等也与解放军举行了军民联欢晚会。

武老谭挑动一万多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上街游行，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由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组成的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正式成立，这天在湖北戏校排练场召开了成立大会。

五月五日

湖北中医学院“一月革命”冲击革命造反派，打伤钢二司及红司战士数十名。

五月六日

武汉、湖南、山西、江西及首都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乘坐的六三七次列车，在河南遭到公安公社的围攻，造成了严重政治事件，打伤、抓走了部分革命学生。这天列车到汉后，他们前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要求揪出凶手和幕后指挥，释放被抓的革命战友，新湖大、二司战士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并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行列。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师生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了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才能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天，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了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当天对制止武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特向公、检、法专政机构发出呼吁，严正要求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武斗。

五月七日

为念纪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号召军、工、农、学、商、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统统行动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全力以赴，投入斗倒、斗臭、批深、批透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这是执行五·七指示最好的实际行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同时，《解放军报》也发表了社论《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办好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号召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更加自觉地贯彻五·七指示，把支左斗争同部队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支左斗争的过程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过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把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办得更好。

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坚决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市武装部组织一批农民到新华工寻衅闹事，由于新华工克制，并热情地接待农民，对其进行宣传后，才未炸开。

孟夫唐写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大字报，同时还写了封给伯达同志并转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向中央文革汇报武汉地区存在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有关问题。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继戚本禹的文章《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之后又一篇重要的文献。它象一发重磅的炮弹射向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射向刘、邓黑司令部，将刘少奇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修养》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听完广播，各学校、机关、工厂革命造反派纷纷涌向街头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打倒刘少奇”，“批倒、批臭《黑修养》”，“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口号。

五月八日

二司司令部在武测图书馆召开二届二次红代会。红代会做出了《关于拥军爱民的决议》。

由工造总司、工总、九·一三、八·一七、长办联司等十几个组织组成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宣告成立。

武汉第二机床厂“捍卫”等保守组织，停止生产，残酷斗争革命干部史光荣。八·一七的同志前往劝阻，竟遭毒打，史当场被打昏，八·一七战士受伤数十人。

晚上，工人总部汉轧分部召开树旗大会，二司、新华工、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参加了树旗大会。汉轧分部犹如暴风雨中的雄鹰一样挺立在白色恐怖区。

五月九日

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再现人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清华井岗山、西军电等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了为工总翻案的问题，决定由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南下同学共同组成工人总部联合调查团，对工人总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

晚上，钢二司战士在民院礼堂与八一·九九部队，一五○部队举行联欢晚会，解放军佩带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表演《革命小将志气豪》等节目。在这前后，还有解放军的宣传队带着造反派袖章与小将并肩战斗，出入大街小巷宣传的情况。

五月十日

凌晨二时，省柴、武柴、新华印刷厂的数百名红武兵，分乘七辆大卡车冲入新华工驻邮电器材厂联络站，进行打、砸、抢，几人被绑架，多人受伤。

《人民日报》登载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旗手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及第六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武汉谭氏人物的指挥下，出动上百人前往新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并假借贴大字报，送声援书为名，蓄意覆盖新公校革命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破坏大民主。新公校红司战士对他们劝阻，非但不听，反趁机打人，发生了严重武斗行为。红司战士二十三人受伤，其中四人受重伤，由此导致了一场轰动全市全国的新公校绝食斗争。

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工人总部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三百多个单位六万余人共同欢庆工总成立半周年。继大会主席讲话之后，首都红代会南下联合调查团代表，上海赴汉代表、九·一三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代表聂年生，钢二司代表丁家显，新湖大代表，新华工敢死队代表，工造总司代表等相继发言。一致认为工总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组织，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广大工人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为受迫害的战斗队员平反。新华工四十多名敢死队员申请加入工人总部，当给他们佩带袖章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革命群众看到期待已久，望眼欲穿的战斗队的游行队伍时，无不为之高兴万分，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五月十一日

由《湖北日报》社“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办的《湖北日报》被迫停刊。但捍卫总部办的《湖北日报》仍不能在联印厂印刷，这种现象直到七月下旬才结束。

钢二司司令部公布了武邮总部关于电信局的调查报告《武汉的谭氏人物在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的丑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此报告彻底粉碎了武汉谭氏人物在工总电信分部问题上所制造的种种谣言，打响了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又一炮。

上午，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在武昌体育场、中山公园前隆重集会，声援成都革命造反派，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参加了会议，数万人沉痛哀悼蓉城5．6事件死难的烈士，声讨西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忠实工具产业军。在武昌体育场的会上，联合指挥部张维荣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项决定后，会场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会上宣读了给成都造反派的慰问电。北京地院东方红代表等在会上讲了话，愤怒控诉了李井泉和产业军杀害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听到成都革命造反派遭迫害的悲惨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会后革命造反派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在武昌、汉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达对四川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表示勇敢接过烈士手中的红旗，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的决心。游行队伍高呼：“向四川革命造反派学习”，“向四川革命造反派致敬”，“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打倒武老谭，解放全中原”等口号。后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又募捐声援四川革命造反派组织，并组织赴川慰问团到成都等地有效支持川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武汉革命造反派与四川革命造反派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五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毛主席拥军的指示，在此前后，敲锣打鼓，排队前往军区去送大字报，对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是，军区无视革命造反派的意见。

《湖北日报》社捍卫总部在红旗大楼前边斗争社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雷行。

五月十三日

凌晨一点，中原印刷厂的保守组织联合兵团纠集厂外的红武兵、三字兵近千余人冲入该厂，打伤造反派工人及红司战士廿余名，毁坏印刷机两台，毁坏《新华工》战报三万份，其他印刷品若干，生产被迫停顿，损失上万元。

钢二司水院、武测、华师、湖医等部分战士杀回井冈山大楼，建立了井冈山大楼事件平反联络站，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提出：井冈山大楼没有什么反革命勾当，指挥部的头头绝大部分是革命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又指出湖北军区三·九《布告》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继2．18声明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宣言书。所谓《井冈山大楼展览》完全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黑货。井冈山大楼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

新公校五·一○事件发生后，该校红司战士联合了本校革命造反派组织及二司、新华工、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等代表多次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交涉，都没得到任何圆满答复。在此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数十名新公校战士被迫于下午六时三十分首批宣布绝食。五·一○火线指挥部向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七点要求，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孟夫唐在解放区新湖大发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并鼓励干部亮相支持革命造反派。

五月十四日

保守派的红武兵、三字兵、大专兵开大会斗争任爱生，任坚贞不屈，置个人利益于度外，没有向保守派低头。

经过新华工、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廿多天的静坐斗争，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于晚上十时被迫释放拘留了两个月的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夏邦银。夏出来后，新华工、二司等革命组织多次召开会议，请夏邦银作报告，控诉武老谭迫害他的滔天罪行。在此前后，公安当局还偷偷释放了其他的一些工人总部及其分部的负责人，如胡崇元、李洪荣、祝孝先等。

五月十五日

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上海炮司等十二个外地赴汉的革命派学生组成的工人总部五湖四海战斗兵团正式宣告成立。后来这个组织不断地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来汉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包括军事院校)的钢铁般的战斗集体，她在为工总翻案、反复辟等问题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她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指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为工人总部翻案关系到如何对待几个月来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问题，关系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我们定要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把被武汉谭氏人物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武汉“红”三司及工三司、新工造、省司、省人司等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斗争王任重大会。三司原安排了在运动初期被王任重打成“反革命”的杨家志(这是三司用来标榜的唯一的金字招牌)发言(已在海报中写出)。但因杨家志十四日晚上声明不参加这天的大会，并声明退出“红”三司参加三司革联，使会议内容冲淡了许多。工三司则因三司拒绝红武兵打旗帜入场，而中途退场。会议开得一塌糊涂。

汉桥区委中的谭氏人物，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向全市发出“呼吁书”，造谣说新华工、钢二司的学生打了贫下中农，为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学生作好了舆论准备。这天上午，汉桥区江堤、红光、井冈山、南泥湾等九个公社和四新农场一万多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武装部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及物质引诱下，在水稻栽插的大忙季节，置生产于不顾，带着锄头、冲担等到汉阳、汉口游行，高呼“不准为工总翻案”，“坚决拥护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打倒大学生”，“打倒新华工”，“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乱七八糟的口号，并有意制造了武斗、抢劫事件，无数的革命群众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有的手表、钱财遭抢劫。

市“抓办”第一线副总指挥薛朴若，扔掉了武老谭加封的“左派”桂冠，辞去副总指挥的职务，公开表明态度站在三新等革命造反派一边。

王力、戚本禹在京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王力、戚本禹同志带上了工人战斗队的袖章。这一则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战斗队员，同时也极大地鼓舞着钢二司战士。

晚上七时，革命闯将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分局控诉武老谭及公检法中的一小撮迫害他的滔天罪行。听众近十万人，这给了武老谭狠狠一棒。

外地赴汉专揪叛徒联合战斗兵团公布了被武老谭拉进“抓办”的大叛徒张旺午的叛党材料。在揪叛徒的过程中，武老谭耍尽种种卑鄙龌龊的伎俩，他们盗窃了湖北图书馆的有关资料，把有关的材料透露给三字兵，让其公布，使保守组织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身价。

五月十六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六六年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通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情，最最重要的是政权问题。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角，动摇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这个文件在一年后的今天发表，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向混进党、政、军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总清算的新高潮。广播完后，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举行了游行，高呼“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真”，“打倒武老谭”等口号。

以红武兵为骨干的，由乌兰牧骑、八一红星军、野战军、造反大军、红城公社等联合组成的，号称一百三十万人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式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公告。这是武老谭一手操纵的，由市武装部中一小撮人一手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8201部队中某些坏蛋参与了总联络站的领导工作。它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围剿钢八司，踏平九·一三”，“百万雄师威震江城”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联合，组织庞大，成分复杂，成员遍布江城各机关、学校和厂矿，分布在郊区农村各地。它一成立就严重地威胁着革命造反派，它就象幽灵一样降生在湖北武汉地区。

五月十七日

凌晨，汉阳红武兵在公安分局某些人的指使下，对在汉阳静坐的学生进行殴打，造成流血事件，数十人受伤。为此，孟夫唐发表公开信，痛斥武汉谭氏人物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的滔天罪行，并呼吁造反派的公安人员行动起来，制止武斗。

新公校首批绝食的战士已经坚持有九十多个钟头了。他们的行动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并有不少的人陆续加进来。而武汉的谭氏人物非但不予理采，反挑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去殴打绝食战士，还派出解放军与小将辩论，竭力破坏他们的绝食斗争。一个又一个的战士昏倒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学红联一万多名小将于这天下午二时宣布在市公安局、民众乐园、阅马场等处绝食，有力地支持新公校的斗争。参加绝食斗争的人员不断增加，汉阳区委、红旗大道、解放大楼、青山、红山宾馆、武汉军区等到处都有绝食的人群。有的学校内也展开了绝食斗争，规模达四万人以上。这次由武老谭逼出来的绝食斗争震动全江城，震动全国。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工造总司、九·一三、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绝食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通宵不断，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绝食斗争的呼声此起彼伏，表示坚决支持。十来岁的红小鬼打着“工总好”的红纸联，满街喊着“支持新公校，打倒陈再道”，“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黑武兵要解散，就是要解散”，“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等顺口溜。这次规模空前的绝食斗争，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一大批工人战斗队起来了、一大批中间群众和受蒙蔽的群众转变过来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受武老谭控制的部分干部与革命造反派站在了一起。在这一场绝食斗争中，三司充分暴露出了它的投机性。三司部分战士因大势所趋和正义感参加了声援绝食的游行，有的还参加了绝食，当绝食斗争胜利后，三司则大树特树牌坊，而当军区表态否定了七点协议后，则又大骂特骂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以拥护5．16《通知》为名，汉桥区委书记王××，付书记兼区长曾××亲自挂帅组织了六千多名农民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三新、二司”等口号，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湖北军区进驻井冈山大楼的解放军突然撤离机电局。

凌晨二时，红武兵暴徒有组织、有准备地袭击在汉阳静坐的红水院等二司战士。

五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登载《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我们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部门，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武汉市十七所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在反复辟的战火纷飞中宣告成立。上午，在新湖大举行了成立大会。发言代表都一致表示革干联要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要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坚决打倒武老谭。在大会召开的前后，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革命干部造反团。

任爱生同志为了摆脱三字兵的控制，防止他们的暗算，毅然跳楼，回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革命小将将其送到医院。跳下时，血压为零，瞳孔放大，脉搏停止跳动，休克达14个钟头。经诊断，右股骨、上臀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右边第10—12肋骨折断，肺被骨头戳坏，发生气胸，肾脏出血，轻度脑振荡。他在跳楼以前头一天彻夜未眠，给毛主席，给造反派写了信，还写了揭发和检举王任重、张体学的材料。他所想到的是革命事业，完全没有考虑自己，他作好了死的准备，就是死了，也要把骨灰留给造反派。

开完大专院校革干联成立大会的十七所大专院校的革命领导干部，分赴几个绝食现场游行，声援革命小将的绝食斗争，毛远耀等代表革命干部向绝食战士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对绝食的革命小将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并表示些决和革命小将团结、战斗在一起，打倒武老谭，共同胜利在一起。

五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登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应该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混入党、政、军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该集中力量打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必须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对待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正确对待受蒙蔽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

经过数万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绝食火线指挥部与钟汉华等进行了八个钟头的谈判后，于这天早上五点钟，钟汉华在红山宾馆前当众宣布了他签署的答应新公校提出的七点要求，历时130多个小时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下午，火线指挥部在市公安局前面召开了两万多人参加的、庆祝绝食斗争胜利、控诉武汉谭氏人物迫害革命小将滔天罪行的大会。许多革命组织送来许多贺信和慰劳品，以示对革命小将的关怀。杨道远代表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在会上揭发和控诉了武老谭所犯下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会议结束后，胸部佩带着大红花的绝食小将退出绝食场地。看到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小将，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

武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战斗兵团、红鹰战斗兵团、九·一三等十二个组织召开首届工代会，实际上是企图通过这个会议达到在一系列问题上搞折衷、改良并从组织上分割九、一三的目的。九·一三等断然退出了工代会。好些组织还产生了分裂，这就是三司所宣扬的工代会的一斑。

下午，武汉地区大专院校革干联两千多人在洪山礼堂召开了誓师大会，热烈庆祝新公校革命小将绝食斗争的胜利，各革命组织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武测党委付书记张肇翼首先讲话，他分析了武汉地区斗争的形势，高度评价了革命小将所建立的功勋，表示要坚决向革命小将学习。接着革干联第一号勤务员，年过七旬的付省长孟夫唐讲话，他严厉遣责武老谭扶植保守势力，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第二号勤务员、武测党委书记毛远耀及武大付校长刘宿贤等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革命造反派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大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还表示坚决支坚革命干部在最关键时刻亮相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会后举行了游行。

五月二十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不要忘记政权》，指出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军队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领导权，都决不能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让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去。人民的枪杆子，一定要永远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手里。不但要随时准备粉碎外部敌人明火执仗地用武力来夺取我们的政权，而且要严重注意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悄悄地窃取我们的政权。

孟夫唐在华师革命干部造反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赞扬革命小将斗争最坚决，对王任重的面目看得最透彻、最准确。这就是晚上搞游行的导火线。

下午，陈再道否定钟汉华与“五·一○”火线指挥部签订的七条协议。并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内部思想统一起来，军区不是没有指出他们(造反派)的错误。过去是内部给他们提，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不能挽救他们。要大造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陈的这些话，就是5．21文件形成的指导思想。

晚上，在武汉谭氏人物的一手策划下，武汉的保守势力——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举行了全市性的游行，抗议什么“孟夫唐为王任重翻案”(诬蔑他在华师的革干造反团成立会上为王任重翻案)，游行队伍高呼：“孟夫唐是王任重的黑参谋”，“打倒王任重的铁杆保皇派孟夫唐，打倒刘真、张华、任爱生”，“解散高干联(指大专院校革干联)”，“高干联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等口号。在此前后围攻大专院校革干联及各院校革命干部造反团，特别是孟夫唐的大字报、大标语、漫画触目皆是。可笑的是，许多大字报竟说武老谭就是孟夫唐，孟夫唐是工总、二司、三新的幕后指挥等等。

机电系统工人总部汽车分部、电机电器分部召开树旗大会。钢二司、新湖大，钢八司等革命造反派参加了大会。

晚上十时，由皮联、肉联、建筑公司等单位的红武兵勾通市二医院的保守组织红色尖兵、造反大军等，头戴柳条帽，手持凶器冲进二医院行凶作恶，企图抢走被他们打伤的伤员。革命群众群起保护，结果革命群众九十余人被打伤。

五月二十一日

凌晨，百余名三字兵特动分子两次袭击孟夫唐宿舍，抄了他的家，抢走文件及财物。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广播战士重新夺回了广播大权后，坚决站在二司、三新等革命造反派一边，保守派的文章连半个字也不予播送。保守派对此深恶痛绝，竟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越过警戒线，冲进广播大楼，抢走喇叭十一个、录音机一个、变压器九个，还有电子管、磁带等大量器材。

武钢轧板厂加热炉发生事故。九·一三及工总等革命造反派闻讯后，立即抢修。钢二司和红教工部分战士也在50度的高温下参加了抢修，使之提前投入生产。

武汉部队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继承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衣钵，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公开表示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的革命干部。公然点出孟夫唐的名，胡说什么(孟夫唐之流)赤膊上阵，幕前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保护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下午，红武兵游行至市公安局，冲击前往市公安局要求公审朱洪霞，以弄清朱洪霞问题真相的水院、武重技校等钢二司革命小将队伍，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而钢二司的宣传车针锋相对喊出了“解散黑巫兵，镇压反革命”的口号。红武兵则大打出手，打伤革命小将数人。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写信给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负责人张维荣，以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为由，否定了他亲自与绝食火线指挥部签订的七项协议。二十二日武汉部队出动大批宣传车上街宣传钟汉华给张维荣的这封信。他们这样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五月二十四日，五·一○火线指挥部发表公开信，痛驳钟汉华给张维荣的信，使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面目。

武汉出现造谣的所谓周总理的“四点指示”：1．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2．孟夫唐、刘真、张华操纵反革命逆流；3．三新、二司停止活动，一律回校搞本单位斗批改；4．武汉部队全部出动宣传，要求各单位、各组织配合行动。落款是127部队转抄。一小撮混蛋，狗胆包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炮打周总理。联系到二十日下午陈再道的讲话，事情不就很明显了吗？陈再道之流卑鄙到了何种可耻的地步?！

中午十二时半，武昌、汉口、汉阳的红武兵、红星军、红色工人、三字兵等保守组织以抗议港英当局为幌子，进行游行，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殴打。下午三点多钟，游行队伍从汉水桥打到利济路，再打到河运。一百余名群众被打成重伤，连六十多岁的老人和六、七岁的小孩也不能幸免。

晚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外地赴汉专揪叛徒调查团在民众乐园斗争大叛徒张旺午。

五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三字兵、三司利用这篇社论大肆攻击工总、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百般为红武兵开脱罪责。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号召进一步开展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向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他们所把持的领导机关、艺术学校、文艺刊物、文艺团体等一切权力，统统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坏戏、坏电影、坏作品批深、批透、批臭。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讲话》全文时，又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

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保守派组织联保总部头头勾结国棉二厂等单位的红武兵、三字兵五、六百人，用铁棍制成的语录牌和锉刀、电工刀等凶器行凶，打伤革命造反派三十余人，其中一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

下午，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武昌体育场及武汉医学院红旗广场召开大会，热烈庆祝《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在武昌体育场会议上，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以及新公校绝食战士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参加这个大会的还有从保守组织中杀出来的三字兵，他们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了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

新公校绝食斗争最好地发动了群众，特别是被打下去的工人总部蓬勃地起来了，犹如一泻千里的大江流水，严重地威胁着武老谭及其追随者，他们预感到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于是派出了大量的宣传车，充斥中山大道等主要街道，企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台。广播车上的人喊出“工总翻案，公鸡下蛋”，还比划着抓“一小撮”的手势，企图把重新起来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扼杀在兴起时期。

五月二十三日

上午，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师生、省直红司、省市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在红山礼堂举行隆重庆祝大会，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发言代表愤怒揭发了周扬文艺黑线统治湖北的种种罪行，一致表示要向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誓把文艺大权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手中夺过来。从这天起，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分别在红山礼堂，红旗剧场和武汉剧院等演出了革命现代戏《沙家浜》。

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出动三百余人手执木棒无理冲进三中，殴打红岩革命小将。红岩革命小将数十人被打伤。在群众的声援下，百万雄师被迫逃至汉阳区委党校，愤怒的群众将其包围，他们扔下许多石块、砖头又打伤多人。

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在钢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支持下，于这天下午在新湖大礼堂隆重成立。又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在腥风血雨的斗争前夜从保守组织中冲杀了出来，反戈一击了。她坚决地与工总、九·一三、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在反复辟逆流的斗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钢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武老谭对这个组织一直不予承认，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对她施加压力。

二司武大总部原定二十三日晚放映电影《毛主席第五、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而三司武大、武测、湖医、水院、华师、商校等八个总部却突线决定在武大电影场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双方发生冲突。三司仗着自己人多对二司大打出手，重伤二人，轻伤多人。之后又袭击二司武大广播台，抢走录音机、电话机等。

五月二十四日

中午，红武兵、红星军及不明真相的红光公社的农民砸了新华工驻汉阳广播台，六次冲击区委大楼，砸了5．17事件火线指挥部，受伤者近百人，同时还有江堤公社1000多名农民在公社党委书记主任的带领下，在派出所所长亲自指挥下，包围三中，廿多名革命小将被打成重伤。

下午，红旗联委(保守派及革命派学生的叛徒的结合体)在汉口体育馆斗争王任重。

五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上午八时半起，全市保守组织的头目四十多人在六机部安装公司召开黑会，密谋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大规模的镇压。在此以后，许多工厂由三班制改为一班制，各工厂、郊区公社抽调了大批青壮年，名为搞毛著学习练训班，实为进行武斗训练。又从许多门市部、生产资料管理处及工厂调集了大批藤帽、钢盔、锄把、洋镐柄以及钢钎等，有的工厂特别开炉生产长矛、匕首等杀人凶器。江汉公园、二·七区委、中山公园、汉阳铁中、汽运四站、汽运六站等地成为武斗的集训场，今日的渣滓洞、白公馆。一个个百万雄师的据点象饿虎一样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窥伺着人民文化园、红旗大楼、汉阳区委、险峰大楼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驻守的据点。一场陈再道出钱、出粮、出装备，百万雄师出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血腥的大屠杀就要来临了。

晚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大楼平反联络站(包括新湖大)在井冈山大楼召开了井冈山大楼平反誓师大会。二司、新湖大、工造等都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工造代表发言说：过去搞工总是上了武老谭的当，表示要坚决为工总翻案。这天，与井冈山大楼相对的红卫兵商店老保肇事挑衅，企图破坏大会的召开，第二天又砸了井冈山大楼平反联络站的广播台。愤怒的群众对其给予还击，保守派事后制造了停业事件。

晚上，机电系统工总汽车、电机电器、农机等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召开树旗大会。

工总一治兵团召开树旗大会，钢二司及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等出席了会议，并申请加入工人总部。

三司极右的湖北商校总部，一贯搞打砸抢，对二司商校朝阳兵团施行法西斯暴行、殴打朝阳战士成了家常便饭，因而成为武老谭的宠儿。廿五日深夜，三司商校外出活动，涂改朝阳的标话，被红旗二中钢二司战士发现，发生冲突，抓走红旗二中钢二司战士三名。红旗二中战士集队前往商校抢回被抓走的钢二司战士。三司商校勾结建校、钢校老保对该校二司朝阳兵团战士进行报复，毒打朝阳战士，强迫他们写检讨。朝阳战士被迫离校，在红武测、武大等院校避难，直到七月下旬才回学校。

五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应当重视电影〈武洲传〉的批判》。

红卫兵武汉司令部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此大会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中某些人一手策划的。原准备派大量解放军并发动农民、百万雄师参加的，但因内部分歧大，未能按计划执行，因而会议开得乌拉稀，只得草草收场。

武汉部队出动150多人武装包围新湖大，堵死前、后、侧门，声称要抓张华，但一无所获，半小时后撤离现场，扫兴而去。新湖大对此向军区发出了照会，以示抗议。

五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凌晨两点，铁中、十八中、十三中等三字兵中的“特动”分子三、四十人手执匕首、木棒、铁棍、钢鞭等凶器，在廿中附近撕毁大字报、大标语，并企图抢走廿中革司和二司在井冈山路口的广播器材。钢二司廿中战士闻讯前往保卫，三字兵大打出手。一凶手用铁棒狙击廿中钢二司小将张昌森，张立即昏死，处于休克状态。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凌晨三点零五分牺牲，死时年仅十七岁。从此，武汉武斗进入到新阶段。对此严重政治事件，驻守电信大楼的解放军看在眼里，他们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放走凶手。中午一点钟左右，全市革命造反派在东方红饭店开了控诉武老谭及“特动”暴行大会，会后用汽车载着张昌森烈士的遗体举行了游行。队伍跨过长江大桥到红山宾馆，于晚上八点左右，再次举行了追悼大会。二司司令员杨道远同志在会上致悼词。烈士生前战友、烈士亲属以及各造反组织代表也纷纷在会上发言，愤怒控诉武老谭幕后操纵的“特动”分子屠杀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三字兵、三司等组织中的某些人对此事件无动于衷，甚至说张昌森是狗崽子，打死活该，还有的造谣惑众，说张昌森没有死，张昌森活了等等。

九·一三战斗兵团在青山召开了工代会，外地赴汉代表、钢二司代表等应邀出席了大会，会议于廿九日上午结束，毛远跃同志出席了闭幕式，并讲了话。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与新湖大、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师、新华农东方红、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及新北大驻汉办事处代表进行座谈，表示坚决倒向三新、钢二司、三司革联、九·一三、八·一七、工造总司、工总一边，与之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老保的话半句也不给广播。并希望多写文章送到广播电台。

五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发表。社论指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文艺批评的五个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她是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党、篡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南。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结合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学习毛主席五个光辉文件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国内和国际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就必然存在；我们不但要用枪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用笔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和党的领导机构内部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贩卖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装腔作势，看来象是动不得的，事实上，他们那套货色，统统是纸老虎。同日《人民日报》就毛主席的五个光辉文件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的社论。

钢二司红水院井冈山、社教总团、红旗中学、抗大二中及红司十四中红旗公社等联合发表《郑重声明》，指出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同志绝不是三反分子，而是省委中亮相最早、最坚决、最好的革命领导干部，要依靠，要保护。自任爱生跳楼，脱离保守派的控制后，革命造反派对其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对其他亮相的革命干部也同样加以保护。

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的大小负责人在新湖大礼堂开会，对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对六·一·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经过两天多辩论、磋商，在坚持原则而又互相谅解的友好气氛中，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达成了相互能接受的协议。会上各组织都相互表示，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珍惜造反派之间的团结，坚决不打内战，有问题通过内部辩论、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五月二十九日

上午，由武重廿一个保守派组织拼凑的大杂烩、康派小联合——工代会开幕。九·一五战斗兵团被邀请去参加，但当他们去开会时，却不准他们进场，反诬他们冲击会场，为此发生冲突，造成武斗，打伤九·一五十多人。这次会议于六月一日在三司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大会上宣布结束。

工人总部数万人在人民公园前面召开大会，追悼钢二司小将张昌森。这次会上把工人总部联络站正式改成了工人总部。工人总部的战旗又重新在江城上空更高飘扬。工人战斗队员以战斗的姿态准备迎击陈再道之流及百万雄师所制造的反革命镇压。

晚上，由钢二司华师总部主持召开了陈一新问题辩论会，新华师陈一新问题调查组代表发言指出王任重、张体学把陈一新抛出来的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自己过关。陈在会上发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揭露了王任重、张体学、张国武(公安厅长)的罪行。他说，运动初期把他抛出来，主要是为了表蝗省委的成绩，另外是因为他支持了政法机关的革命造反派。

五月三十日

早在五月廿三日，周志刚(湖北军区)召集省司等头头开会，他就说：“现在两个阵线比较明朗了”，“肯定地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现在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王、孟一边，革命的干部要表示明朗的态度”。并示意省司等的头头要给领导干部以方便，于是这些头头们物色罗明(宣传部副部长)起草了个《对形势的几点看法》，再叫事先串连好的吕汉荣、饶兴礼、陈扶生等一伙四十二位干部签了名，这就算是亮了“相”。集体排队签名、跑步亮相，此乃武汉地区谭氏人物一大创造。与红武兵、百万雄师、三字兵一样，三司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亮相”叫好。其实这些干部绝大部分是迫于外界压力，为了免于抄家(因这已有前车之鉴)，而勉强在事先拟好的稿子上签了名，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这就叫“亮相”。这种经验被武老谭迅速推广到市级机关以及专、县。这是武老谭用来保护一小撮和“枪打出头鸟”的毒辣阴险的阴谋。

洪山区委造谣惑众，诬蔑新华工、九·一三打了解放军，组织一万五千农民分别在关山、青山两处向新华工、九·一三示威，部分红武兵、三字兵也夹在其中游行。沿路对表示出不同观点的群众进行殴打，造成骇的听闻的流血事件。

从四月中旬由新一中、新东中、十九中、廿八中等开始筹备的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即中学红联)这天下午在汉口体育馆正式宣告成立，参加大会的有数千人。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红卫兵革联、军事院校代表、全国赴汉代表、工总夏邦银、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中学红教工等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祝贺。

晚上，工总铸造分部、农机分部、综合分部、拖内分部等在井冈山大楼召开树旗大会。

五月三十一日

上午，三司、工三司、省市机关干部等十八个组织二万人左右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斗争孟夫唐(缺席)大会，红武兵、三字兵等组织参加。发言中揭发(诬蔑)了孟夫唐“拉一批，打一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许多“罪状”。六月一日，大专院校造反派严正声明，指控武老谭策划的斗争孟夫唐的大阴谋。与此同时，武汉军区斗争了王任重，要王任重承认与孟夫唐有联系，承认与孟夫唐配合掀起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苦肉计，也是一幕离奇的双簧。企图以此来达到打击亮相的革命干部，进而打击工总、钢二司、三新的目的。

晚上七点半左右，新武钢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一九红代会五位战士经过青山汽运六站门前喊了“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等口号。该站三·二七兵团撕毁了六·一九的战旗，并打了一个学生，引起了过路群众的不满，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假传消息说，“六站被围”。正在钢城游行的三·二七兵团由赵××带领迅速跑到六站，手执凶器的暴徒对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十九人受重伤，造成流血事件。

晚上，钢二司在民族学院礼堂主持召开热烈庆祝毛主席亲自批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武字202、总字423、空军护校、海校、七院十二所等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数百人及外地赴汉代表参加了大会。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要继承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革命造反精神，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六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发表。社论指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任务，把已经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逐步完成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且通过大批判提高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真正为无产阶级掌好权。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工人、农民、师生、军事院校造反派、公安部门造反派等二十多万人下午在新华路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亲自批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同时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公安联司等四个联合指挥机构。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隆重开幕。执行主席夏邦银(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讲话之后，新北大赴汉战士代表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红卫兵对大会表示祝贺，并代表聂元梓等六同志宣读给大会的祝贺电。造反派的工、农、兵代表也先后在会上发言。(这次会议在工总翻案问题上调子很低，钢二司等代表发言资格被排斥，北航红旗战士抢上台要求发言受到百般的阻拦。)聂元梓等同志的祝贺电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揪武汉谭氏人物的斗争。这在三司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映，一些人对三司的大方向产生了怀疑，一些右翼分子则写出攻击聂元梓的大字报，并自我嘲弄地说三司不靠外汇吃饭等。会后，各组织分别举行了游行。

下午，驻守在友好商场的三字兵向游行队伍进行挑衅，打伤二司红旗二中写标语的战士，激起了群众公愤，要上楼抓凶手。楼上三字兵用砖头、玻璃瓶、六六六粉、水瓶、木块等往下打，直打到晚上七点，造反派二十多人受伤。当群众把凶手交给支左人员时，他们说什么“这是你们内部矛盾，我们不好解决。”事后，商场的红武兵又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营业很长时间。

武昌印刷厂的红武兵趁造反派去开会之机，抢走在该厂印刷的钢二司《革命造反报》。在好多地方还出现保守派砸造反派办公室，挑起武斗等情况。

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同志在病中给陈再道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武汉“支左”办公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叙述自己受迫害的情况，并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工总平反，支持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等六项要求。

省委内麻佩山等二十二位干部第二批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

下午六时左右，在武昌街道口三岔路口发生一车祸事件。从关山方向开来的摩托车(乘三个解放军)与刚刚转弯的十二路汽车相撞，油箱撞破失火，两个解放军受了重伤。某些人歪曲事实真相进行宣传，在武汉三镇引起极大的混乱，抗议工总谋害解放军的游行接连不断(实际上司机张××根本不是工总战斗队员，而与红武兵观点一致)。钢二司武大穷棒子公社和三司武大红色造反团当即澄清了事实真相，可是在公检法中一小撮人的精心策划下，炮制了一个附有照片的歪曲事实的传单，散发于全省各地，恶意中伤工人总部和钢二司，制造反革命舆论。

由钢二司武测、水院、武机、武医红旗战斗队、新湖大、新华工等联合成立了武汉地区支持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联络站发出公告，表示坚决支持汉高红色、红旗造反团、空字006红总、后字248红司、总字423红总等。

六月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筹备处所属七十六个院校、医院、文体单位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三点声明，支持工总、工造、三新、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下午农业水泵厂的百万雄师联合外厂红武兵及受蒙蔽的农民围攻本厂造反派，挑起武斗，时间长达一天一夜，造反派被打伤二十多人，重伤四人。造反派就此事到支左指挥部进行交涉不予理采。在此前后，汉阳好多工厂都发生保守派打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致使工人不敢回厂、回家，乃至有的工厂被迫停工。事态迅速地扩大到武汉三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

晚上，新武汉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星火燎原”前往武汉邮电器材厂参加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庆祝大会，并表演节目。几千名红武兵包围了武邮，并有几百名头戴安全帽，手执棍棒的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宣传队员和新华工、新湖大、军事院校等参加晚会的人和驻该厂联络站的三十几人受伤，其中十几人受重伤，二人休克，并且抢走了大量乐器和道具。

晚上，武东战斗队召开树旗大会，保守派无理破坏会场，工总、二司、新华工等战士受伤住院者二十二人，其中头部受重伤缝针者十六人。

晚上，武大、武测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在武大小操场举行欢呼毛主席五个光辉文件的发表和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联欢晚会，毛远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上表演了精采的文娱节目。

晚上，长办发生大规模武斗，红武兵打伤二司、新华工、长办联司战士数人。

六月三日

继武昌造船厂五·三一事件(几个书记亲自率领几百名老保打伤造反派一百余人，重伤五人，撕破战旗十三面)、六·二事件(几百名老保冲护校欲砸二司广播台，打伤多人，绑架红学员、二司战士三人)之后，于凌晨二点多钟又发生了一严重流血事件，由×××率领的五十多个头戴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的暴徒打灭路灯，冲垮宿舍门，将战斗队周××等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使得该厂战斗队的战士不敢回厂生产，不敢回宿舍睡觉。

二司武测一百多人带着行李到胜利公社、东方红公社支援夏收，有力地粉碎了武老谭挑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游行围攻革命造反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谋。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一条消息。后来，相继有不少革命造反派师生下乡支援夏收。

工人总部新武锅分部等革命造反派二千多人在武锅斗争了中南地区大叛徒李一清。夏邦银同志参加了会议。中山大学八·三一四位革命小将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言支持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给武老谭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早在去年十二月，武锅造反派就开始揪李一清，在其他单位造反派的配合下，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揪回武汉，但武老谭以批判二·八声明是大方向为借口，将李放置一边不斗，并将李捧为上宾，百般关怀。

晚上九点多，头戴安全帽，手执凶器的百万雄师一伙人分乘十一辆卡车袭击机院和四中，阴谋未逞，百万雄师暴徒见四新村一带马路上的过住行人也乱打一气。

六月四日

由武汉军区陈再道之流精心炮制的武汉部队《公告》出笼了。这是继三·二一《通告》之后的又一残酷镇压群众运动，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宣言书。《公告》以检查为幌子，文过饰非，大摆成绩，说什么：“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解散工总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等等。《公告》还说：“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我们千万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他们阴谋不能得逞”。等等。这个《公告》是在为百万雄师搞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正是在这个《公告》的掩护下，百万雄师搞武斗逐步升级，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大血案，使武汉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江城被空前的白色恐怖所统治，被腥风血雨所笼罩。这株大毒草刚一出笼就遭到了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省直机关第三批一百六十九名干部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第二天还有十四个人签名)。

下午三点，近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等凶器的百万雄师突然包围市委大楼，发生严重武斗，新华工、钢二司十来名战士遭到毒打，各造反派驻市委联络站的材料被烧毁，驻市委大楼的革命造反派被赶走，许多革命群众被绑架。从此，市委大楼被百万雄师独霸，成为进攻造反派的重要据点和武斗指挥所。这是陈再道之流指使经过训练的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的第一次武装镇压。

六月五日

凌晨两点半，国棉二厂“抓办”头头带领数百名百万雄师暴徒砸了该厂战斗队、二·一三、红卫军、红体兵、红纺革司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将室内财物抢劫一空。并对二·一三的负责人赵××下了毒手，将其打得死去活来。

武汉公安、公检法等专政机关的保守派分乘七十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军区‘六·四公告’”，“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不许工总死恢复燃”等口号，有的车上还写着“彻底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等标语。在六月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镇压中，受8201部队牛怀龙之流控制的武汉公安、公检法充当了陈再道之流最得力的工具，充当了陈再道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黑打手。他们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四处抓人，审讯、拷打被抓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到处探听革命造反派的情报，到处搞策反活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省直机关王海山等十名干部第四批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

中午十一时，三司革联在文印厂印刷的《革联战报》被红武兵抢走，版面全部被砸，武大红反团的同学遭毒打后被绑架到洞庭街77号。

晚上六点半左右，武汉三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勾结二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及红卫村中学红卫兵五百人左右在厂长王××率领下借游行为名，闯进建财学校，冲击钢二司、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所在大楼，挑起大型武斗，造反派二十一人受伤。

六月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通令》说：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劫个人所有的财物；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通令》指示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通令》的执行，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六·六《通令》宣告了武老谭炮制的六·四《公告》的彻底破产。但武老谭却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权力，竭力抵制六·六《通令》，拒不执行。相反还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镇压。

汉阳发生大血案。血案发生前，8201部队派出宣传车宣读六·四《公告》，还说：“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为百万雄师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的舆论准备。中午，大量红武兵截断了通往钟家村的交通要道，数百名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棒、铁棍等凶器的百万雄师包围了钢二司、新华工等在汉阳区委的中心心联络站，蓄谋已久的血洗汉阳的法西斯暴行开始了。“雄师”们在对面手管局大楼指挥所头目的指挥下，向区委大楼发起了总攻。由于寡不敌众，区委大楼失守。紧接着又攻进了百货大楼。革命小将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还把他们的部分人拖进手管局大楼审讯、拷打。随后还有汽运四站的老保包围物资学校，钢二司战士被赶了出来。从此，汉阳城头上空又乌云蔽日，阴霾满天。

李衍授等二人写出批判刘真六月三日大字报的文章，大骂刘真“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六月七日

与陈再道之流一脉相承，在百万雄师的高级参谋、市委组织部长、市“抓办”付政委辛甫的半个多月的精心策划下，市委也搞出了一个127名干部集体签名“亮相”的杰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和态度》，竭尽全力保护武老谭。

六月八日

市电信局局长杨有山XXXXXXXXX电信分部工人战斗队等革命造反派，并揭露集体签名XXXXXXXX。

由钢二司、工总、九·一三、三司革联、新湖大红八月、新华工敢死队等组成的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火线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告》，指出工人运动能否成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是能否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关键，而工人总部能否彻底翻案是关键的关键。火线指挥部重申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是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强、最正确、最革命、最有代表性、最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主力军，他们代表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当仁不让的掌权阶级。若否认工人总部就是否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若镇压工人总部，便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总部的领导核心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好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朱鸿霞、胡厚民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必须立即释放。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动员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广泛的揪陈抗暴统一战线，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

上午九时左右，在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操纵下，红城公社三百多人，借口要在区委开会为名，要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搬家，双方展开了辩论。不一会，武昌曙光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进入武昌区委，控制了各大门，不到十分钟，武昌造船厂一车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棒等凶器的百万雄师迅速赶到，关上大门，卡死楼口，把在区委设联络站的二十几名小将困在二楼进行殴打，几乎全都受伤，其中重伤五人，休克一人，五人被绑架，下落不明。另外，在大规模武斗发生后，很快又来了四、五车百万雄师，车上装有石灰、六六六粉、石块等杀人凶器，街上，无辜受伤的群众不计其数。

上午，中学三字兵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中学红卫兵武汉司令部成立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呼“解放工总，镇压反革命”。革命群众自发地喊出了“打倒黑巫兵，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口号，三字兵和带着洋镐柄、警棍的百万雄师大打出手，不分大人小孩，乱打一气。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的人都免不了挨揍。在民众乐园、人民四路、人民三路、人民一路、大兴路一带均发生严重武斗，无辜群众的鲜血洒满了中山大道，有的群众被打死，受伤者则无法统计。武斗发生时，8201部队的宣传车还叫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参与这天武斗的还有公检法中的一些人，而且，在此事件以后，还买了大量的水果、面包等用汽车送往百万雄师巢穴，去慰劳那些杀人的刽子手。专政机构到底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专谁的政，这还不清楚吗？

上午十一时，武昌公安局五人到第二机床厂向八·一七进行挑衅，用手铐铐了与他们辩论的杨××。十二时，8201部队张排长又带领十几名战士往八·一七司令部楼上冲，同时调动武船一千多名百万雄师围攻大楼。十多分钟后，二百多名头戴安全帽，手持洋镐把的百万雄师跟随8201、警察冲上大楼大打出手，打伤三十多人，重伤十几人，四人被逼跳楼，十四人遭到无理非法绑架，其中有学生四名。闻讯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临委会成员柴玉本也被绑架。

中午，数千名红武兵、三字兵手执木棒、武装带、钢鞭游行。队伍接近新湖大校门时，肆意挑起武斗，用石头向校园内乱砸，还劫走喇叭两个，撕毁毛主席画像。新湖大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战士分乘三辆卡车返校正好与这伙暴徒遭遇，三字兵将他们的车被拦住，把新湖大战士团团围住，并用木棒、武装带、弹簧钢鞭进行毒打。这次事件中，120多人受轻伤，50多人受重伤，3人休克，还有人遭到绑架，不知下落。在场的一般群众也遭毒打。

下午三时左右，前往新华路体育场参加热烈拥护六·六《通令》发表大会的钢二司武测战士在汉阳桥头与三字兵游行队伍相遇。三字兵喊“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时，见在车上的武测钢二司战士无反映，仗着自己人多势众，蜂拥而上，用木棒等凶器大打出手。并招来附近汽配厂的红武兵相帮。车上的人大部分被打伤，其中二人重伤，一人被打得昏死过去。部分人还被红武兵抓到公安机关，进行非法审讯。公安当局理屈词穷，只有将其释放。这一天由武汉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和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联合将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的热烈拥护六·六《通令》发表大会遭破坏未开成，不少人遭毒打，军事院校造反派回校也遭保守派围攻和毒打。

下午，红武兵在江汉路食品厂附近向在汽车上的九·一三战士和群众扔石块、砖头，挑起严重武斗，街道被阻塞，直打至深夜。有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江汉路到处是斑斑血迹和砖头瓦块，不少民房和商店遭破坏。

百万雄师接连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打伤革命造反派和一般群众，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连它的后院也起火了，部分红武兵摆脱了陈再道的控制，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牢笼中杀出来成立了红武兵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表示要坚决和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站在一起，为工人总部翻案，向工人战斗队员学习。

六月九日

经过头一天的血洗之后，武汉上空笼罩着空前的白色恐怖，商店关门闭户，没人敢带袖章、证件，街道上大字报大标语寥寥无几，造反派的喇叭不响了，造反派所建联络站上空的红旗少了，革命造反派的自由之路——中山大道也变得人人自危起来。就在这一天，又一场严重政治事件——居仁门(红锋)中学事件发生了。陈再道为了扫清攻占民众乐园的障碍，拔除与育红中学(百万雄师巢穴)隔街相望的居仁门中学这个眼中钉，于早上六点二十分左右调集三、四千名百万雄师层层包围了只有三十几名办联络站的造反派学生(其中大学生三人，女同学二十二人)的居仁门小学，他们用砖头、石弹、棍棒无情地投掷、毒打学生，把学生逼上二楼、三楼、四楼，并断了粮、水、电，直到九·一三等援兵赶到，百万雄师才被迫于下午三时撤离，小将才幸免被百万雄师踏成血泥。在这次事件中，三十多人中绝大部分受伤，近十人受重伤，几个人被弹弓弹丸打得眼球都突了出来，四个人跳楼受伤，一些无辜的群众也有不少被打得头破血流。打破打坏桌椅、窗户不计其数。驻守居仁门中学红色造反大楼的革命小将始终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情况下，他们奋起自卫还击，他们高呼“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百匪完蛋”，“打倒百匪，镇压反革命”，“打倒陈再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等口号。目睹现场的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得流下同情的眼泪。

洪山区公社以上干部仿照省直机关干部“亮相”的办法，也搞了个四十五人的集体签名，跑步“亮相”。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所属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及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所属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共四十七个造反派组织为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为制止武斗，彻底粉碎武老谭的阴谋，联合发表了《紧急公告》(登在十日《湖北日报》第一版上)。

百万雄师的长矛大刀和烈士的鲜血教育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深深懂得：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对于百万雄师的大屠杀，必须与其针锋相对。正是这样，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守”这一革命口号，并且纷纷修筑工事和搞爆炸装置试验，每天早上拿起武器(木棒之类)搞战备训练。从来不做早操的三司的人，也突然变得积极起来，他们每天喊“要语录，不要棍棒”，他们对百万雄师有组织地围攻，殴打革命群众不闻不问，而企图把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手捆绑起来，任百万雄师宰割，有的甚至叫嚷“百万雄师打二司打得好，打死活该！”他们起到了百万雄师所起不到的作用。群众都说三司是陈再道的“文官”，百万雄师是“武将”，这话一点不假。难道三司真不要棍棒吗?否!他们为了对付二司的“进攻”，早就搬运了大量武器，他们修筑的工事比二司还坚固。实际上二司根本不会去进攻他们。

晚上，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发出两项通知：1)从晚上起，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都不准主动挑起武斗，谁主动挑起武斗，谁到厂外去搞武斗，谁负责，军区按六·六《通令》执行。2)十日早上八时前，所有外出参加武斗人员一律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某些人所炮制的《通知》，企图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造反派头上，他们目无中央，放纵百万雄师中挑动武斗的罪魁及幕后指挥，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十日

九·一三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三项《最后通牒》，强列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六·六《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等暴徒的武装，否则将武装自卫和反击。十日左右，九·一三战斗兵团举行了抗暴自卫誓师大会，发出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的钢铁誓言。钢九·一三在六、七月的自卫抗暴斗争中是一支最坚强、最勇敢、最有战斗力和组织纪律性、百万雄师最害怕、为之闻风丧胆的队伍，他们不愧为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九·一三威震江城。

下午，全国生产毛选用纸四大纸厂之一的汉阳造纸厂保字组织纠集几千农民殴打该厂造反派及在厂的造反派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和工厂停工，给生产和毛主席著作的发行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夏世厚等十人第六批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

六月十一日

《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使保守组织，网罗社会渣滓，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搞反革命暴乱的阴谋。同时严肃指出：那些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坏事做得越多，罪恶越陷越深。欠债是要还的，深重的罪恶决不能用“受蒙蔽”三个字一笔勾消。如果死不回头，就必将变成人民的死敌，那是死路一条。

不要棍棒，必须拿起棍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所取得的胜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重型机床厂的千余名造反派工人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十一日武锅保守组织3．18挑起武斗，殴打造反派工人，弄得不敢上班。十二日上午武锅一千多造反派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

六月十二日

凌晨1：25分左右，在钢二司武测总部所在学生九栋宿舍西端有人放了两枪，在二楼和三楼墙上留下了被(训练子弹)火药熏黄的痕迹。这是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威胁的政治事件，是更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预兆。

凌晨三点多钟，百万雄师两百多人杀气腾腾冲进十一日下午进驻了几百名解放军战士的硚口文化园。抢砸了早在五月下旬就在该处设立的红司(新华工)广播台，绑架了该站全部战士(十五名)，还有的被打伤。

电信局局长杨有山写信给军管会，谈到四个问题，其中谈到坚决要求释放工人总部电信分部负责人吴怀勉的问题。

陈再道借学习毛选为名，抽调大批人员进行武斗训练，造成武钢原料供不应求，机械失灵等严重情况，而“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对此严重现状置若罔闻，不予过问，这天下午一点半钟，第一号高炉被迫停止生产达四个小时之久。

下午，百万雄师在新一中附近向造反派工人挑衅，发生武斗，九·一三部分战士闻讯后前去声援，缴获其步枪八枝，子弹若干，炸药一包。据揭发，不少工矿企业皆启封了枪枝弹药发给红武兵、百万雄师等，这是武老谭策划更凶残的血腥镇压的预兆。

硚口区汽车配件厂是造反派实力较强的工厂(造反派占全厂人数的三分之二)，它是百万雄师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它吃掉。经过一系列的挑衅，阴谋未逞之后，终于在这天下毒手了，下午，百万雄师隐蔽在各路口，七时封锁戒严。晚上十二时左右，数千名百万雄师包围了该厂，对该厂二百多名护厂和上晚班的联司战士进行了血腥镇压。二百多人全部惨遭毒害。杨正超(八级工、工人工程师)等六人当场壮烈牺牲，其余大部分受伤。百万雄师为了毁证灭据，将重伤号和尸首抢走。事件延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事后，汽配厂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游行，强烈抗议武老谭血腥镇压造反派工人的滔天罪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有一付铁铮铮的硬骨头，不但压不服，反而越压越钢，血腥的镇压反而坚定了造反派胜利的信心。

晚上，关山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农民、学生在关山口召开万人武装自卫誓师大会。会上，群情激愤，发言者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武老谭制造流血惨案，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血腥罪行。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六月九日成立)负责人薛朴若在会上发言支持这个会议的召开，并表示要与造反派一道彻底粉碎反革命武斗黑风。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六月十三日

武汉部队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六条)，它没有指出武斗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揪出打人凶手及幕后指挥等)，故《紧急呼吁》发出后，武斗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见加剧。

武汉地区数万名革命造反派工人齐集在中山公园等附近，武装游行至汽配厂，声援汽配厂的革命造反派，声讨武老谭和百万雄师的罪行。游行队伍归来至3506厂附近时，该厂老保极力挑衅，用弹弓、石头等追打造反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九·一三战士去该厂辩论，老保放进部份战士后关门毒打，造成流血事件。

洪山公社六十五个组织召开农代会，实则是迎合武老谭的需要而召开的康代会。三司中的某些人在这次会议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并为这个大会卖力地吹捧。这个会议遭到造反派的反对，会议中途有五个组织退出会议。

从白色恐怖区中被迫出来的有家不能回，有厂不能归的革命造反派工人没有被武老谭的血腥镇压所吓倒，所征服，他们揩干眼泪，擦净血迹，组织起来又投入了战斗。这天下午，他们在新湖大召开了控诉武老谭罪行大会。

下午六时起，千余名洪山公社的农民包围红旗二中革司所在大楼，又有红武兵在武工衅事。一些生手持棍棒、锄头、钉耙、冲担等凶器的农民埋伏在马路边上，一辆由华农送武重技校同学回家的汽车途经武工附近被包围，车上二司华农战士被殴打，一战士跑回学校报信，马上又派几十人去援救，行至现场被拦住，锄头、棍棒向车上华农二司战士劈头盖脑地打去，跳下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王体圣被一暴徒用冲担从肛门附近刺入，直插到小腹，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十四日五时左右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另外还有十七人受伤。联系到白天洪山公社农代会的召开，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十四日八时，又有南湖长虹桥附近农民分乘十辆卡车准备袭击华农，因有准备未逞。

六月十四日

在青山“支左”朱××的策划下，以原九·一三头目李××、危××、匡××为首的二十多人组成的所谓“九·一三造反团”从九·一三中“杀”了出来，发表了“公告”，三司自然为其叫好，但它却丝毫无损于九·一三战斗兵团这堵铜墙铁壁。

晚上十一点左右，三字兵配合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中的保守组织强行占领了电视大楼，这是武老谭操纵三司等组织制造夺走造反派的喉舌(广播电台、《湖北日报》等)一系列舆论，七日抓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刘××之后，所采取的又一行动。对电台多次的冲击，使机器屡次发生故障，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不得不从十五日起宣布停播地方新闻节目。

六月十三日

继一冶印刷厂小小寰球战斗队十四日下午擅自打乱生产秩序，造成生产停顿，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事件之后，早上上班又将待印的钢二司武测总部《红武测》小报的四个报版全部砸烂。武测钢二司战士发扬了穷棒子精神，用手写稿代替铅版，保证了《红武测》的照常出版。

晚上，百万雄师七百人左右趁人民文化园造反派没有准备之时，攻占了中山大道人民文化园附近的制高点——水塔。

晚上十点半到十六日凌晨，在江汉路循礼门发生又一起流血事件。四十多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无车号)从市委等地开往井冈山大楼方向，暴徒手执铁梭标、头带安全帽。他们一路喊着“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有人与其针锋相对喊了“打倒黑武兵，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如丧考妣，立即在循礼门大打出手，将车上早已准备好的砖头、石块、石灰、化学腐蚀剂向群众乱扔，并且分兵两路，包抄街上群众。一辆未发任何信号的火车这时驶进站台，切断群众退路，使之成为孤军，一场大血案就此发生了。在整个事件中死者近十名，伤者不计其数，在群众奋力搏斗下，才抢出两具尸首，一具是汉阳民用机械厂仰××，另一具不知姓名。

六月十六日

在红山宾馆前，由钢二司、新湖大临委、红锋中学、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等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一千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怀着沉痛的心情追悼华农园艺系一年级学生，贫农的儿子，光荣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王体圣烈士，会后举行了游行。这天，在文化园也召开了追悼会，追悼在六·一五循礼门事件中受害的战友。

武老谭一手扶植的省司在红山礼堂召开首届代表大会，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均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送了贺信，前来捧场的还有百万雄师、红旗联委、三字兵、三司等保守派、康派组织。

某部队串联起来的69名解放军战士写出一张题为《在全市性的武斗中，军区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的大字报(请革命小将代抄)，深刻揭露了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支持保守派，制造武斗，造成流血事件，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血腥罪行。他们这张大字报在武汉三镇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武老谭对它则恨之入骨，对那些有怀疑的战士进行政治迫害，挑动不明真相的战士围攻、殴打这些战士，连住院的病人也不放过。

六月十七日

下午一点半，在红水院体育馆由钢二司、工总武重战斗兵团、五湖四海战斗兵团、新湖大红八月、新华工敢死队等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举行了形势辩论会。近十名代表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通过辩论，肯定了“文攻武守”这一口号，驳斥了那些说“文攻武守”不符合“文斗”原则的书呆子，一致认为工人总部必须彻底翻案，才能彻底击退反革命武斗黑风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革命造反派学生必须杀向社会，组织起千百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

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为了从造反派(钢工总、钢八司、钢九·一三、钢二司、工造、三新、三司革联等)手中夺走红色根据地人民文化园等，已逐步形成对人民文化园的包围圈，江汉公园、江汉区委、人民公园、市委大楼，育红中学、水塔等处都被其霸占为聚集巢穴，并且在人民文化园附近进行多次骚挠，六·八、六·九、六·一五在汉口发生的事件就是武老谭向驻守人民文化园的革命造反派跃跃欲试的严重步骤。六·一七这天，武老谭竟然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到空前规模，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触目惊心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午饭后，数千名手执梭标、斧头等杀人凶器的百万雄师歹徒，欲进攻中南旅社未逞，强行占领了财贸大楼，近逼中南旅社，直接威胁着人民文化园、南洋大楼等红色堡垒的安全。革命造反派敢死队二、三十人冒死深入虎穴奋勇抗暴，遭到百万雄师的反包围。由于孤军深入，隔断后援，寡不敌众，数人被百万雄师杀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九·一三的三十八名敢死队员乘一卡车冲入敌阵，也是由于与其一齐出动的另两车后续部队被8201部队拦下，造成孤军深入，失去后援，一暴徒用斧头砍倒了司机，车上的钢铁战士除个别虎口余生外，全部被梭镖等挑死。灭绝人性的百万雄师还使用水龙、毒气等来残害革命造反派和群众，事态发展到十八日上午九时才结束。在整个事件中，打死、杀死造反派工人、学生、群众不下于五十人，打伤、踏伤者不计其数。在转运伤员路经友好商场附近时，百万雄师等又进行了袭击，一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还有不少人被百万雄师蒙着眼睛绑架到江汉区委等地，并对他们下了毒手，不少人被打成内伤。百万雄师还在汉水桥、长江大桥沿线设下人马实行戒严，非法盘查过往行人，并且抓走不少无辜群众，十八日在人民一路的街道上砖头狼籍，两旁房上的瓦几乎全部揭去，不少民房，商店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繁华的中山大道和六渡桥一带等的商店，再次被迫停业，汉口城头笼罩着烈士的血腥味。铁的实事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看清了陈再道的狰狞面目，认清了百万雄师的反动本质，他们与造反派的心贴得更紧了。他们自发地起来参与了抗暴斗争，自觉地给驻守在红色根据地的造反派募捐、送饭菜、送茶水、运弹药(砖头、石块)、护理伤病员等，迎击陈再道的更大规模的屠杀。

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政策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凯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听了新闻公报后，立即举行了游行。然而在汉口，由于百万雄师正制造着一场空前的流血惨案，游行未能进行。

与汉口流血大惨案发生的同时，丹江口工地也发生了流血大惨案。在均县“支左”刘一飞和均县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包围下，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勾结丹江保守组织造反大军，煽动万余名农民冲入丹江工地残酷地屠杀丹江革联(包括造反兵团、长办联司、五一兵团、革命烈火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占工地总人数三分之二)战士，死伤二百余人，被抓一千余人，造成我国最大的水电工程全部停工的严重事件。这是陈再道之流向革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钢二司司令部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想尽一切办法杀向社会，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发动起猛烈的政治攻势，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坚决粉碎反革命暴乱的阴谋。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黑风是陈再道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企图使成都(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誓和武老谭刀对刀，枪对枪，人自为战，用人民战争埋葬武老谭，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坚决支持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硬革联、红卫兵革联等组织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和亲密战友，坚决支持大专院校革干联的一切革命行动。

六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指出，对一小撮坏人要揭露，要打倒、要专政。还指出：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革命派同受蒙蔽而参加保守派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方法，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必须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种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

上午，乘车前往汉口某医院看望六·一七受伤的战友的十一名钢二司武工东方红战士在汉水桥被拦截，将十人绑架至汉阳铁中审讯，红武兵多次打电话与该院三司联系，三司的人出卖了钢二司战士，致使钢二司战士惨遭毒打，五人受重伤。下午，钢二司武工东方红战士追查此事时，三司的某些人竟向他们扔石头、石灰包，并用长矛刺伤钢二司战士。不顾事实的三司恶人先告状，打电话诬蔑中伤钢二司，空军“支左”获电后，立即派来三车人，一车进入教学楼，保护凶手。

上午九时，武纲九·一三、新一冶、武钢一冶总部、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组织向支左指挥部和陈再道发出最后通牒，呼吁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中午十二时，武重战斗兵团、九·一五兵团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向厂“支左”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按六·六通令执行，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红武兵等武斗集团，勒令参加武斗人员立即回厂等，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

下午，百万雄师等在新华路体育场斗争王任重、孟夫唐(缺席)、梅白等。

六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十期《红旗》杂志还为此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这篇社论说出了正在受到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残酷镇压的革命造反派的心里话。陈再道完全违反毛主席的教导，违反6·12中央通知精神，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操纵百万雄师搞残酷武斗，搞反革命武装暴乱，杀害革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斗争，变成“镇反”运动，以此来扼杀文化大革命，维持其摇摇欲堕的统治地位。

下午，在新华师避难的红旗二中革命小将在图书馆原三司华师所用房间里发现二司证件，引起小将的激愤，将该房内的剩余物品抄了(贵重资料早已转移到华师二附中，所剩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三司华师总部的人向“支左”“告状”，“支左”得知“求援”电话后，派十多辆汽车火速赶到红旗二中抓“凶手”。三司的人指一个，抓一个。陈再道之流面对百万雄师打死造反派的血淋淋的事实连屁都不放一个，而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小将却如此狠得了心，下得了手，当即引起了在场群众的不满，在群众掩护下，小将才幸免被抓走。

下午，在人民文化园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成千上万的人沉痛哀悼六·一七大惨案中死难的烈士。

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钢二司、三司革联、中学红联、新湖大临委、红司(新华工)、新华农(东方红)联合发表《关于工人总部问题的(四点)声明》，指出：工人总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武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一支主力军。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武汉谭式人物对工总怕得要死，将其打成反革命组织，非法解散工人总部，逮捕大批工人战斗队员，陈再道之流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强烈要求支左指挥部为工总平反，释放革命群众，召开为工总彻底平反大会，公开检讨，为工总恢复名誉。撤消三·二一《通告》和六·四《公告》，工人总部一定要恢复。持决支持工总树旗，呼吁广大工人战斗队员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发扬革命造反精神，丢掉任何幻想，立即投入战斗，彻底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围剿。在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陈再道之流的决战中，日益壮大自己的力量。工人运动未起到主导作用乃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症结所在；工人总部的案未翻过来，是问题的要害。大中学校的革命造反派从一系列的大惨案中吸取了血的教训，在工总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声明的发表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又一胜利。

六月二十日

上午在武测临时礼堂召开了类似六月十七日下午在水院的形势辩论会。晚上，华师、武测、体院、红旗二中、建校等又在华师联合召开了形势辩论及内蒙问题报告会。

六月二十一日

在百万雄师大规模血洗汉阳、汉口之后，甚至准备大举进犯武昌之时，仰武老谭鼻息的市“抓办”主持召开了干部座谈会，策划着新阴谋。

六月二十二日

历时五天的省机关革司首届代表会闭幕。饶兴礼、武汉军区代表、三司代表均在会上发了言。大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司工作总结报告，三司恬不知耻地宣传这次大会对“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孟夫唐之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下午四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两百多人手执凶器，借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正常出版为名，进驻联合印刷厂，并在该厂安上喇叭，对红旗大楼红色造反者进行威胁，要他们撤出大楼。

六月二十三日

早上七时许，三十余卡车百万雄师出动包围了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内一百多名革命造反派，把他们逼上四楼及平顶，下午五时，又增派二十四车人增援攻打第四设计院，六点左右大楼失守陷入百万雄师之手，革命造反派全部被绑架。

上午，新汽配联司和红司在新华工校园内隆重集会，愤怒控诉武老谭所操纵的百万雄师六·一二——六·一三在汽配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献身的杨正超烈士。关山各工厂造反派、工造总司、钢二司等三十多个组织的革命派参加了这个会议。

公安联司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工人总部问题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工人总部绝不是被少数反革命份子所操纵的反革命组织，而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拥护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组织，武汉谭式人物在对待工人总部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二一《通告》所列举的十大罪状是武汉谭式人物一手炮制的，应该揭露和批判；根据掌握的材料，确认工人总部这个案翻定了，武汉军区党委必须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彻底为工人总部平反，撤销三·二一《通告》和六·四《公告》，恢复工人总部。并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斗争中把案翻过来，把工人总部大旗树起来，使工人总部重新成为工人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并呼吁全市人民同心协力为工人总部翻案。

中午一点多钟，钢二司新武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行二十多人经过武汉关准备过江，沿途高减“打倒陈再道！”等口号，驻码头附近的红武兵对他们慢得要命，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四名战士被迫跳江，四名遭无理绑架，其余下落不明。

晚上七点多，千余名红武兵包围了武昌司门口附近险峰大楼，挑起武斗，乃至使十二路公共汽车不能通行。

武昌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眼看就要受到百万雄师的蹂躏和血洗，为此，红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新武锅联司、红司(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司令部等六十五个单位发表七点《严正声明》，指出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我革命造反派有权武装自卫，这是武老谭逼出来的；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要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六月二十四日

百万雄师二十三日包围第四设计院时，上午十时有一载有百万雄师总勤务组政参部主任和作战部长(携有机密材料)等七人的小吉普去现场督战，被钢二司新水运战士发现后扣押带回了水运(分部)。百万雄师害怕内幕全部暴露，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把七人救回，他们从下午两时开始，先后数次发出通牒要新水运下午三点半前释放。新水运未予理采，于是一场攻打新水运(分部)的法西斯暴行就此开始了。武汉公安出动轮船在江上巡逻示威，封锁了江面。深夜，百万雄师出动上万人包围水运(分部)，他们水攻、毒攻齐用，对付八号楼上的学生和工人，除用上硫酸、凝固汽油弹外，还使用推土机推墙壁，再使用火攻，就这样持续了十来个钟头。在中午谈判过程中，百万雄师又擅入教工、学生宿舍趁火打劫，抢走大量的钱、金笔、手表、衣服等贵重物品，抢走食堂粮食，毁坏大量教学仪器。谈判达成四点协议后，新水运放了百万雄师的人，百万雄师仍不撤退，继续攻打，用卡车撞墙壁，撞开两个洞后，趁势占领一楼，把一楼里面的东西扔出来围在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楼，在此情况下，楼内革命造反派工人和学生满腔怒火，每个人眼含泪珠，唱起了《红军想念毛泽东》，有的人被迫跳楼。百万雄师逼着他们举手投降，否则就用铁矛乱戳，当场一名工人壮烈牺牲，多人受重伤，楼内的人全部被百万雄师绑架，二十六日早上，水运又有一百多名二司战士遭绑架。

早在二十二日前后，无线电厂的百万雄师就开始作了攻占工造总司(汉口友益街十六号)的舆论准备，并向驻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进行了挑衅，二十三日，大批百万雄师集结无线电厂，向工造总司大楼投掷硫酸瓶、燃烧弹之类，部分战士被烧伤，大楼起了火。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左右，百万雄师两万多人(其中有许多是不明真象的农民)头戴钢盔，身穿护身甲，手持铁矛、钢叉，封锁了各主要交通要塞，围困了工造总司大楼，占领了周围的房顶，并用高压水龙向大楼喷射硫酸液，敌敌畏液、六六六液及氨水，之后又用水攻，大楼里两百多名红色造反者及新华工、钢二司战士陷入了火海之中，不少人被烧得遍体鳞伤，在他们失去了战斗力的情况下，再用云梯攻占大楼，终因寡不敌众，于中午十二时沦陷。冲进大楼的百万雄师对驻守大楼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知有多少战士倒在了血泊中。大楼内活着的红色造反者和钢二司、新华工学生全部被百万雄师绑架。在这次大血案中，数十名战士壮烈牺牲，许多人受了重伤，光被百万雄师运走的尸体和重伤员就有三汽车，遗留下来的尸体也有十四具。经过血洗的工造大楼完全成了一片废墟，楼内的东西被烧焦，地下成了一片血海。不少看了现场惨状的群众皆泣不成声，无不切齿痛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杀人凶手。

百万雄师要拔掉工总汉轧分部——这个屹立在白色恐怖区的红色堡垒是蓄谋已久的了。二十三日，对汉轧的进攻开始了。这天下午，趁守卫汉轧的工人战斗队回家送工资之机，三百多名百万雄师歹徒对汉轧进行了试探性的冲击，停了该厂的水电，抢走了食堂内大米、面粉等日用必需品，还抢走了氧气瓶、钢材、冷冻设备以及一万多元钱和几千斤粮票，同时占领了冶金大楼，并在上面安装了探照灯。晚上，对驻守汉轧的工人战斗队员和钢二司、新华工、武大三司红反团战士进行了袭击，无数砖头、石块、铁弹、硫酸瓶向他们扔去，有的战友被硫酸烧伤。二十四日清晨，百万雄师又开始了攻击，向造反派所守的楼上投掷带毒气的烟幕弹。中午，百万雄师陆续增加到一万多人，把二百多名工人战斗队员和革命小将团团包围了起来，还开去了两辆消防车和四辆宣传车，还有许多人坐小包车去观战。百万雄师软攻“劝降”不行，便采取了硬攻，用砖头、石块、铁块、铁弹、硫酸瓶、水龙等猛攻造反派，还用高吊车撞楼房，这样，一楼、二楼被攻破，有的战斗队员就这样死在百万雄师的长矛下，倒在血泊中。就在这危急的时刻，被围困的钢铁战士决定爆炸氧气瓶，与大楼共存亡，誓与百万雄师同归于尽。他们唱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唱着《国际歌》，他们朗颂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氧气瓶没有爆炸，工人想到的是一百多名青年学生，汉轧付厂长热泪盈眶地对革命小将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党和毛主席把祖国的前途，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祖国等着你们去建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类没有解放，你们要活着。”革命造反派这时还想到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厂房，想到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的阶级兄弟，他们一旦觉悟就会向陈再道反戈一击。就这样，百万雄师冲上了主楼，对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直到五点多钟才结束。钢二司武大革命小将刘朝明、古立盛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钟××等为了保护小将生命安全而英勇就义，在汉轧保卫战中，共有六名英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百万雄师把大楼里的造反派战士全部蒙上眼睛抓走，分别绑架至油脂厂、中南轧钢厂、物资学校和汉阳铁中，进行非法审讯和严刑拷打，工人战斗队员和革命小将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誓死如归，把法庭变成对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审判场。三中红岩的一名小将苏醒后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杀陈大麻子”。直到中央六·二六来电后，百万雄师才把人放出。该厂付厂长、坚定的革命领导干部吴允恭直至七月二十六日才被释放，他在百万雄师控制期间受尽了种种折磨和迫害。

下午六时左右，驻红旗大楼的革命小将被迫撤出。

下午，新湖大造反派也被迫撤离学校，三十多名英勇的红八月敢死队员坚决反对指挥部的右倾，坚守阵地。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向全国人民发出《武汉告急》书。

晚上，陈伯达同志亲自给陈再道打电话要他制止武斗，陈再道不但不制止武斗，反而牢骚满腹。

六月二十五日

下午四时，百万雄师九卡车人飞奔王湖北剧场，后又至新湖大，他们撕毁了校园外的大字报，有一辆车竟冲进校园内，用长矛挑坏宣传画和大字报，抢走探照灯及喇叭筒，并抓走三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下午五点左右，驻守中山大道民众乐园、工艺美术大楼、中南旅社等红色根据地的造反派工人、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撤离。当晚，盘据在水塔的百万雄师就出来行凶抓人。在这一天撤出的还有武昌险峰大楼。

武汉军区用汽车接三司、新工造、武钢工代会、武重工代会等代表开会，策划新阴谋，欲叫新工造退出百万雄师，然后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以保存实力。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武汉地区严重局势得到了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的关心。在我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筹备处、七九三部队革命造反团等九十八个军队革命造反组织及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二十余个组织共约一百二十个单位联合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形势的(六点)严正声明》，支持工总、九·一三、工造、钢二司、三新等，支持亮相的革命干部，并指出百万雄师、红武兵之类是地地道道的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御用工具，是武汉的产匪。之后，他们还在北京集会支持武汉的造反派。

深夜，钢二司红水院战士在武测、华师等院校进行武装串联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彻底为工总翻案”，“抗暴无罪，自卫有理”等口号。

六月二十六日

清晨，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大批出动包围了钢二司武汉机械学院，封锁了各交通要道。为了避免大规模武斗，钢二司机院总部决定撤离学院，而该院的“汉奸”(大专兵)，吴三桂式的人物却与百万雄师勾结，狼狈为奸，引狼入室，下午二、三点时，百万雄师象疯狗一样窜进机院，将东方红大楼团团包围住，大搞打、砸、抢、抄、抓、杀，钢二司战士数十人遭毒打，鲜血洒满机院。钢二司机院总部办公室、广播台等被砸，喇叭、扩音器、录音机、唱片、自行车等被抢劫一空。数十名钢二司战士被绑架。这事就发生在中央指示下达以后，百万雄师以他自己的法西斯暴行戳穿了“百万雄师一贯按中央指示办事”的假面具。

早上，长办联司被迫撤离，不少人被百万雄师抓走。

武钢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并发表《公告》，《公告》主要内容是：武老谭在武汉地区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命革逆流，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完全符合大方向，三新、二司、三司革联、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总司、武钢一冶红旗等是从资产阶级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人总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武汉运动的主力军，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武钢第一线指挥部不是按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坚决抵制，坚决改组。

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即武汉三钢)联合向全国发出《武汉告急》书。

钢二司所属在武昌的各总部一万余人，上午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隆重开始。杨道远、丁家显及九·一三、工总、三司革联、红旗二中敢死队等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代表用慷慨激昂的语言表达了钢二司战士不怕牺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钢铁般的意志，表达了对广大钢二司战士的无限信赖及革命学生与造反派工人坚如盘石的战斗友谊，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会后沿华师——武工——军区——省委进行了武装游行，一路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打倒刘、邓、陶、王！”“打倒陈再道！”“为死难烈士报仇！”“彻底为工总翻案！”“钢二司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等口号。钢二司在武老谭制造的血腥屠杀面前毫无畏惧，锐气有增无减的英雄气慨和硬骨头精神，大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增强了人们的胜利信心。

上午十一点多，中央文革办事处、军委文革办公室向武汉军区发出电话指示，指示全文如下：“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中央指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当正在游行的钢二司战士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立即个个欢喜若狂，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为毛主席争气！”当天，新华工等也举行了隆重庆祝会，热烈欢呼这一大喜事。

中央指示下达后，武汉支左指挥部向百万雄师写了一封信，说百万雄师一些人连续对几个工厂、院校进行围攻是严重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并向百万雄师提出立即撤出据点，收缴凶器，解散集中人员，释放所抓的人，交出杀人凶手等五项要求。而支左指挥部中不少的工作人员却竭力反对这封公开信，说是对百万雄师“不公平”。但内容已透露给新华工，故尔仍然散发了。百万雄师也抛出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对中央指示的表态，一面说坚决执行电话指示，接受批评，从二十七日起撤走“自卫”人员，一面又说将予以坚决还击。这天三司也按照风向标所示方向来了个灵机应变，以政参部名义发出通知，要求战士不写公开支持百万雄师的大标语，如写了，应立即覆盖。大树其牌坊。

六月二十七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群众》，指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识别左派，要看大节。”“要有左派的立场，左派的思想，左派的感情，左派的革命精神。”“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好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更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决不能用任何借口束缚群众的手脚，把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要帮助革命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左派为核心去团结广大革命群众。”“要用毛泽东思想，用党的方针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将武汉军区的所作所为与社论精神相对照，支保的面目看得更为明显了。

中央六·二六来电宣判了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性质，给陈再道与百万雄师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象无头苍蝇一样六神无主。他们一方面与我们弄地宣传“六·二六通知是中央文革对我百万雄师的最大关怀”以稳定内部军心，另一方面则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疯狂地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天，汉阳公检法联合指挥部在写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封信中说：“六·二六一纸电文给百万人民泼了一瓢冷水，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志气”，又说“中央文革办事组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六·二六”来电是支持了一方，打击压制了另一方，把被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工人总部和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的罪名强加在百万雄师革命群众头上”，来电“起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给革命群众迎头一棒，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最后竟明目张胆地表示对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来电信不过，并要求重新调查，重新作决定等等，疯狂到了极点。

下午，驻水塔的百万雄师抓走两名贴标语的学生。钢二司武工宣传队前往水塔宣传中央电话指示，百万雄师竟出动人马用铁矛刺伤车上十余名战士，其中一人受重伤。这一事件完全暴露了百万雄师对中央电话指示阳奉阴违的真面目。

革命造反派斩不尽，杀不绝，征不服，压不垮。下午，工人总部武重战斗兵团与红农司、省红司、红八月等七、八个组织五千余人高举战旗在武昌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游行队伍高呼“解放军好，陈大麻子坏透了！”“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彻底为工总翻案！”等口号。革命造反派的战旗永远在武昌城头高高飘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一五部队革命造反团、斗罗筹备处、首都红代会、上海炮司、上海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华东纺院革委、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革委、西工大革委、天大八·一三、南开大学卫东、新疆红二司等联合赴汉调查团共一百零一个单位发出《告全国人民最最紧急呼吁》书，痛揭武老谭操纵百万雄师制造一系列流血事件的血腥罪行，呼吁全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密切注视武汉，用最大的努力支持武汉的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八日

武汉部队发出《通告》，提出凡集结人员在外单位安设的据点，必须立即撤出(并建议撤除广播站)，集结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不得私自制造凶器，已制造的必须收缴、销毁等七点要求。六·二八《通告》打着贯彻六·六通令和六·二六电话指示的旗号，回避当时斗争现实，捆着革命造反派的手脚，放纵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恶贯满盈的头目及其幕后指挥者过关，企图扼杀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混进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又一株大毒草，它未出笼还是雏形时就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反对，出笼后，钢二司司令部发表了与之针锋相对的七点《严正声明》。其它革命造反派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反对。

上午，三司、省司、省人司在红山礼堂召开斗争张旺午(省委常委、第一副省长)大会。正是武汉军区钟汉华叫张旺午“站出来”，把他硬塞进“抓办”，正是陈再道极度尝识张旺午的“才干”，称他是“活算盘”。经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揭发、斗争及专揪叛徒集团赴汉战士的努力，张旺午这个变节分子被暴露无遗，将其赶出了“抓办”。“你不倒，我就不打，你倒了，我就拼命地打”——这就是一贯仰人鼻息的三司的“高明”“策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检讨了右倾、逃跑的错误，杀回新湖大，上午八时起开始办公。撤走的人也陆续返回，新湖大又恢复了生气。这天长办联司也杀回了长办大院。

晚上，武昌各级百万雄师的头头二、三百人在汽运五站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形势。会场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百万雄师404坏头头、原武昌公安局秘书科长刘殿玉和百万雄师武昌区指挥部、第二指挥部负责人等在会上讲话。刘殿玉在会上故弄玄虚，恬不知耻地说六·二六来电点百万雄师的名，是因为百万雄师成立不久就干了许多好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点名是对百万雄师的最大关怀。刘又在标点符号上做文章，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说中央来电中所说的按六·六通令处理的杀人凶手是指三新、二司、工总、九·一三，说百万雄师侵犯革命造反派是“自卫”。最后给百万雄师吃定心丸，要他们坚持到底，不要解甲归农，半路散伙。百万雄师第二指挥部的头头也在会上鼓励大家努力干下去。百万雄师的会议虽然很秘密，但钢二司小将只身入虎穴，巧妙地获得了情报，革命小将神通就是广大得很。

六月二十九日

钢二司战士又纷纷杀向社会，上街刷标语、作口头宣传等，五湖四海兵团、武测、水院及中学生还重返人民文化园、工艺美术大楼等红色根根地，革命群众无不为之叫好，听到二司广播则掌声雷动，个个赞之说：“钢二司有希望”。保守派对此怕得要死，公然撕毁大字报、大标语，肆意挑起武斗，在大东门口腔医院、武圣路等均发生百万雄师打人、抓人的情况。

支左指挥部成立材料组，整理各组织情况、武斗情况、“抓革命，促生产”情况、工人总部情况等材料，准备上北京与三新、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官司。

六月三十日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炮打何运洪联络站发表《关于武汉战局的严正声明》，指出：武汉钢二司、工人总部等是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陈再道是镇压中原地区、尤其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三字兵、百万雄师等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是陈再道一手扶植起来的御用工具。

上午，百万雄师宣传队在人民文化园一带活动，口喊“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一小孩叫了“打倒百匪，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口号，触怒了百万雄师，揪住小孩就打，激起群众的万丈怒火，揍了打人凶手，于是不到二十分钟，数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执凶器的百万雄师火速赶到，在中山大道排开阵势，围攻工艺美术大楼、人民文化园等才驻进去不到一天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达四小时之久，下午一点左右，百万雄师抓走钢二司和五湖四海兵团的学生五十多人，还用铁矛等凶器刺伤数人，七人受重伤。

上午十时许，百万雄师二十余人在新湖大校门附近用大字报、大标语复盖革命造反派半小时前才贴出的大字报，革命群众加以制止，百万雄师竟行凶杀人，革命群众当场抓住一名凶手，送交新湖大处理，百万雄师立即派出二、三十辆卡车和八辆武船红船工(百万雄师)改装的“装甲车”围攻新湖大，杀死革命群众三人，杀伤数人，不少人被绑架，还用装甲车撞倒新湖大围墙。中央文革打电话要他们撤离和释放被抓去的人以后，下午四点——九点还继续用重兵团团包围新湖大，继续抓人和用装甲车撞墙。经过八一九九部队努力，百万雄师才撤离新湖大。从这天事件完全说明，百万雄师不但不准备停止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还准备把战争升级到更高形式，因此，武汉革命造反派对陈再道之流、对百万雄师中一小撮顽固分子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唯一的只有组织力量与他们斗争。

七月一日

这天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纪念日。四十六年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把我们党建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今天，通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又清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党员经受了革命烈火的锻炼，我党创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十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号召每个共产党员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大破“私字”，在头脑中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抛弃和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宣扬的地主阶级奴隶主义。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虚心向群众学习，与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些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和《修养》毒害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党员，应该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从中吸取教训，努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上午，武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湖大红八月、新华农东方红、三司革联、军事院校造反派、斗罗筹备处赴汉调查团、五湖四海兵团、公安联司、省红司等在新湖大操场举行隆重纪念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大会由工总胡崇元和九·一三负责人担任执行主席，任爱生为名誉主席。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致敬电，军事院校代表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收到了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清华井岗山、北农机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工业学院红旗公社、新人大公社联合发表的祝贺电。会后三万五千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湖大出发，经由长江大桥、汉水桥、中山大道、三阳路、解放大道、航空路、汉阳回到武昌。游程六十余里，历时近六个钟头。游行队伍纪律严明，阵容威武雄壮，口号声震天动地，注目的三钢横联定在前面，所到之处群众掌声雷动，如见久别重逢的亲人，如老苏区人民迎接红军，送茶水、冰棒、酸梅汤、面包、草帽、安全帽等热情动人的场面及造反派与群众之间的真挚深厚的感情用语言无法形容。这次游行雄辩地说明：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到处都是支持我们的群众，人心在我们这一边，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百万雄师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百万雄师，武老谭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上午，三司、红卫兵(少数)、公社(农代会)农民、工代会等数千人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七·一纪念会。会后两千余人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从体育场出发经由彭刘杨路到解放路散伙。三司等的游行与三钢形成一鲜明的对比，所到之处无热情的面孔，而得到的是冷遇和嘲弄，他们垮台之日快来到了。

武汉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百万雄师是陈再道之流豢养的镇压文化革命运动的反动组织。为此声明：坚决依法取缔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应该立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百万雄师中的骨干、凶手、幕前幕后指挥、暗杀队、首恶分子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的政策处理；对死心塌地地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在适当时机坚决镇压，严厉惩办；家属应立即动员自己的子女、丈夫离开百万雄师。

七月二日

凌晨两点多钟，新华工两辆大卡车从关山开出，经鲁家巷十字交叉口转弯开回学校，在鲁巷执行任务的红司战士正准备回学院，此时见有三辆军车尾随新华工卡车，其中第二辆急转弯欲继续尾随，但因弯急速大，故尔军车在小餐馆处翻转，车上的战士有的受了伤。红司战士立即投入抢救解放军的紧张战斗。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新华工谋害解放军”的谣言传遍武汉三镇。从三日至五日，百万雄师以慰问解放军为名，每天都从汉口及其它驻守据点开出数十辆乃至一百多辆卡车(有的是战备用车)人前往陆军医院“慰问”，实则是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毛泽东思想湖北省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发表《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指出武老谭搞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必须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把工总的大旗树起来，坚信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能力解决混进武汉军区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革命造反派的揪谭斗争，必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要识破武老谭搞集体“亮相”拼凑反革命“三结合”的阴谋，争取绝大多数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呼吁各革命组织吸取二月黑风的教训，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建立一个革命的、有表代性的、有权威的、以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的领导机构。

晚上，钢二司红武测红旗广播台为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为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应群众的强烈要求，主动向东方红太阳升广播台倡议：减少喇叭，减小音量，双方播音时间错开等。太阳升广播台为显示三司一贯是“节约闹革命的模范”，响应了这一倡议，并发出邀请于三日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但不到两天，东方红太阳升兵团内部搞了个宫庭政变，撕破“策略”派的面纱，单方面撕毁了协议。

七月三日

机床附件厂部份百万雄师成员，摆脱了省市委和混入专政机构内部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控制，起来造反，成立了新机附百万雄师革联，并发出《造反公告》。《公告》中说：百万雄师对抗中央指示，脱产搞杀人凶器，围攻若干院校，敌视革命造反派，实际上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三钢、三新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一定要平反，彻底翻案；下定决心揪出武老谭。继而，四日武昌造船厂的主要头头之一代××也起来造反。五日洪山区钢铁公司九·一三农业分场退出了百万雄师加入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站总站。六日洪山区东风公社毛泽东思想星火造反团七百余人退出百万雄师，表示下决心为工总翻案。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直至垮台，这是百万雄师必然的下场。

下午七时，钟汉华在省委十三号楼召开了一个省委机关保守派会议，钟说：河南问题与武汉问题无关，决不能将河南问题套武汉问题(按：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河南二·七公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保(刘建勋)也保对了，反(何运洪)也反对了；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目前犯了错误，我们要帮助改正；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我们还是承认他们是造反组织，但二司比他们滑得更远些等等。反对科学的人总是不能自园其说，常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军区对二·七公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就是一例。

晚上，三司各总部分别在内部传达了全军文革刘××对三司驻京联络站的几点意见：你们要向三新、二司靠拢，三新、二司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不是不允许翻案，工总的案是要翻的；中央的表态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你们要注意这一点，中央对二七公社已表态支持了，你们要考虑武汉问题；陈再道的问题内部轰，外部轰实质上是一样的；百万雄师的武斗这么厉害，你们要考虑不要和他们搞在一起；你们总是“策略”来，“策略”去，你们的造反精神就差了。风向变了，三司内部又动荡起来了。

七月四日

上午，在红光公社礼堂召开了农代会，参加会议的有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代表、市委代表、公检法代表、三字兵代表、三司代表等。大会一再强调农民要组织起来，以对付“牛鬼蛇神”(指三钢等革命造反派)，声言要控制几十个粮店，以便在困难时有来源。农民代表表示：再困难也要和百万雄师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如果有反复，可以到农村来。市委代表、公检法代表也在会上“亮相”表示支持百万雄师，并有效地配合他们的行动。三司所极力宣扬的农代会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七月五日

上午，三司、省司、省人司在洪山礼堂斗争刘真。

下午，洪山地区革命造反派联防指挥部、省红司在洪山礼堂联合举办报告会，邀请公安联司负责同志田××(负责处理过工人总部案件，并任付指挥)作有关武老谭制造“工人总部案件”内幕的报告。他指出：工人总部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的领导集团绝大部份是好人，绝不是反革命分子，领导权是掌握在革命派的手中的，武老谭目前对所拘留的人不敢放，又不敢转为逮捕，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他还用铁的事实说明三·二一《通告》所列举的所谓“十大罪状”，都是阴谋陷害。最后，他很强硬地指出：武汉军区必须为工总当众平反，否则，公安联司将和革命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控告混入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将向群众揭发武老谭镇压工人运动，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同日，新公校红司还就工总朱洪霞等被拘留一百一十多天，已远远超过法定时间；不通知其家属关押和劳役地点；不进行公开审理等向武汉军区并陈再道发出照会。

武汉地区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革命造反派十四个组织发表《关于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学校文艺团体无产阶级革命派(6月24日)联合声明的严正声明》表示坚决站在工总、九·一三、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声明中用武老谭在二、三月黑风中镇压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的铁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六·二四联合声明》颠倒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颠倒了是非。

原工总武昌分部分裂出去后成立起来的2·13司令部部份人发表《关于2·13司令部坚决回到钢工总严正声明》，以坚决杀回钢工总的实际行动为工总翻案。

七月六日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刀光剑影中冲杀了出来，在血淋淋的事实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经过几天的协商、讨论，形成了空前的大联合，这天，由三钢、三新、三联(三司革联、中学红联、革干联)、五司、(工造总司、长办联司、公安联司、红农司、省红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选出了领导机构，指挥部中树立了钢工总、钢九·一三等的威信。

七月七日

凌晨二点三十分，戴安全帽、大口罩、手执长矛、短刀的百万雄师出动七十多人(两卡车)包围了实师十几名钢二司小将，他们抄出被子、蚊帐，搬出课桌、椅凳淋上汽油在楼梯口烧，钢二司战士奋勇抗暴。四点多钟，百万雄师被迫撤走，我钢二司战士数人受伤。

在二、三月黑风中，武老谭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由王任重幕后提名，陈再道点头，姜一这个王任重的奴才被硬塞进了“抓办”，并委任为第一线副指挥，后来又竭力地把他吹虚一番，保护他到处游说，还利用《湖北日报》为他涂脂抹粉。这天，省直红司、高等院校驻省委联络站战士、钢二司红水院等在洪山礼堂斗争了姜一。会上，就陈再道之流不让赶姜一出“抓办”，不让革命造反派斗争姜一，发出了照会。省直红司代表在会上发了言，揭发了姜一一系列三反言行，新华工代表揭发了姜在麻城搞四清时对抗二十三条的罪行，黄冈革命造反派代表揭发了姜在黄冈十几年来的一系列罪行。

三司司令部就百万雄师赶三司宣传队，殴打、绑架、杀害三司战士等，向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提出抗议并发出《特急照会》：必须立即交出三司战士，医治好受伤战士，当面赔礼道歉；对所发生的事向全市人民做出公开检讨；不许侵犯三司战士四大民主等。最后指出：在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操纵下，百万雄师一意孤行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一向为百万雄师的反革命行为百般辩护，甚至叫好的三司，竟也向百万雄师提抗议、发照会，这除了暴露他们很狡猾，再没有别的解释。因为在此以前，对于百万雄师对三司的暴行从来是能“忍辱负重”的。九日，百万雄师就此照会给三司“小将”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三司的批评是对百万雄师的关怀，表示今后不主动挑起与三司的冲突，还表示要与“红”三司“永远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三司与百万雄师到底是什么关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晚上，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三百多人围攻交通部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破坏了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台。

七月八日

凌晨六点多钟，长办造委勾结百万雄师上千人包围了长办联司，欲破坏为造反派大喊大叫的广播台，把守卫大楼的十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逼上了五楼，后又被迫从五楼沿绳子滑下，在广大革命群众掩护下，将他们护送上一辆运煤卡车才安全脱险，幸免被害。

武钢九·一三、一冶红旗总部、一冶工人战斗总部等近三十个组织实现联合，七月初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新武钢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这天发表了《公告(草案)》表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定不移地和工总、工造等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武钢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的成立，誓作三新、二司等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坚决与武老谭和混进党、政、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血战到底。新武钢是约束九·一三的产物，它在工总翻案问题上搞折衷、调和，后来被九·一三等革命派否定了。

上午，洪山区革命造反派联防指挥部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愤怒控诉武老谭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水运、工造总司、汉轧等几个大血案的受害者对武老谭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军事院校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与武老谭血战到底，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武汉联络站赴汉战斗团发表了《严正声明》支持三钢、三新等，并希望三司马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七月九日

凌晨，百万雄师围攻司门口三钢广播台，打坏了大楼门、窗玻璃若干，打伤工作人员两名，抢走麦克风、扩大器、喇叭、电唱机唱片、变压器、钢板等播音和宣传器材。

四车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冲进四十四中，无理抓走数十名革命小将。

七月十一日

继武汉部队69位解放军联名写出大字报，揭露武老谭制造武斗，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以来，这天武汉部队×师111位串联起来的解放军战士写出了《百万雄师的大方向就是错了》的大字报，指出百万雄师的矛头对准的是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真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是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大方向就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方向。

下午四时左右，新一冶革代会作战部长徐颷同志到本单位领取工资及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特种工程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施展奸计，调来汽运六站的一百多名百万雄师(三卡车)团团围住徐颷等七人毒打，用长矛刺中徐颷同志头部和肋、背部等数处，并绑架他们七人。随后，一冶革代会派去三十四人去找“支左”谈判，也遭到了隔离审讯和非法严刑拷打。经多方交涉，才释放了谈判的代表。就徐颷等人被暗算、绑架一事，新一冶革代会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及陈再道发出了《紧急照会》，要求陈再道责令百万雄师交出徐颷及随行人员，责令百万雄师交出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者，确保徐颷等人的人身安全。

中央六·二六指示下达后，百万雄师中的大小决策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内哄事件不断发生。这天，武昌的百万雄师头目在武昌星火内衣厂召开会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相互推卸杀人责任，互相争执达到高峰时竟露出杀人凶相，抽出短刀和匕首，演出了狗咬狗的丑剧。

晚上，在武汉重型机床厂职工俱乐部由工总武重战斗兵团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公安联司省公安厅赵××、市公安局王××等五人参加了大会，并加入工总，戴上了战斗队袖章。赵××在会上发言说：“工总翻案是当前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工总的案一定要翻，而且一定翻得了。”钢二司宣传队给广大工人战斗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大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气氛。

七月十二日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某些人以及百万雄师无视新一冶革代会的《紧急照会》，拒不放人。下午一时牛，钢九·一三、新一冶革代会等青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八千多人于三十三街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控诉陈再道及百万雄师暴徒滔天罪行大会。再次向武汉“支左”指挥部、青山“支左”办公室发出《照会》，要求“支左”立即责令百万雄师释放徐飚等七人，并严惩杀人凶手。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经由汽运六站、工人村等，沿路高喊“打倒陈再道”，“还我革命闯将徐飚”等口号。

七月十二、十三日

武汉部队海陆空三军文艺单位造反派冲破武老谭的层层封锁、重重障碍到新华师与钢二司和海校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战士举行了热烈的隆重的军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联欢会。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造反派之间的血肉关系。十二日晚和十三日上午，海陆空三军文工团革命造反派不顾条件的简陋，不管天气酷热，为钢二司和海校战士作了两场精彩的演出。他们带着三钢的袖章，演出了《拥军爱民》、《支持左派不动摇》、交响乐《沙家浜》(片断)、《红色娘子军》和歌舞剧《收租院》等精彩节目。演完后，解放军高呼“向钢二司、三新小将学习，致敬！”钢二司战士高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会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气氛。

七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南、安徽、宁夏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持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实。并规定任何组织和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武器，发给枪枝弹药；不准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阻拦车、船，破坏交通运输；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任。六·一三文件给了武老谭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顽固分子当头一棒。

武汉军区“支左”中的某些人和百万雄师的顽固分子对于一冶和新武钢的一再照会置若罔闻，不予理采，新武钢革命造反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万多人于上午举行了游行，前往红山宾馆示威，强烈要求武汉军区陈再道不折不扣地执行六·六通令和六·二六通知，责令百万雄师交出徐颷等被非法绑架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撤出百万雄师在青山地区所盘据的一切据点，交出杀人凶器，保证革命造反派的生命安全等。一冶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出了《严正声明》表示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三钢、三新等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声援，游行了一天的新武钢战士晚上到了红水院、新武大、红武测、新华师等院校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对其食宿作了妥善的安排。充分体现出革命造反派工人和学生之间不可分离的骨肉之情。武老谭制造的徐颷事件迫使武钢的生产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

刘少奇借检查为名，七月九日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战斗兵团递交了一份所谓“请罪书”，实际是假检讨，真翻案，真反扑，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此消息传到武汉后，三钢、工造、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义愤填膺，于当天晚上纷纷举了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打倒刘、邓、陶、王”，“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十四日，三钢和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刘少奇。

七月十四日

上午，在武大小操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名武汉革命造反派沉痛哀悼在六·二四汉轧保卫战中英勇献身的钢二司武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刘朝明、古立盛烈士，参加这个大会的还有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及烈士亲属等。烈士生前战友、烈士家属、战斗队员、钢二司代表等分别在会上发言，对武老谭镇压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上午11点起三司一千多人横渡长江，他们有充足的安全器材，观看的群众却屈指可数，欢迎的群众更是少得可怜，三司已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了。

北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北京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和全国赴京的革命造反派冒雨在北京地院召开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中央文革办事处王××和徐××四人参加了大会，徐××发言表示支持这个大会的召开，大会通过了《告武汉市人民书》。

晚上，文艺革司战士在武大为革命造反派演出，分别表演了《汉轧壮歌》、《收租院》、《踏着血迹向前进》(见附件四)等精彩节目，极受造反派的欢迎。这是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到革命造反派之中与革命造反派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果，是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道路开放出来的新的文艺花束。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正当武汉地区处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亲人，谢付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等中央首长从重庆出发，风尘仆仆来到了武汉，并且于晚上十点到新湖大校门口看大字报，与在场的群众游行切的谈话，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情况。之后又于11点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红武测看大字报，与我钢二司部份战士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对三司武测太阳升广播台提出了批评(因为武汉军区给了三司不少喇叭，声音很大)。中央首长带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天，周总理也一同来到了武汉，不过没有公开露面。

七月十五日

捍卫毛主席路线鄂事务局红色造反总部发表《造反公告》，声明从即日起参加省直红司一切革命活动，属省直红司领导，坚决支持三新、二司、九·一三等的一切革命行动。

为了彻底粉碎武老谭血腥镇压武汉地区农民运动，实行其“农村包围城市”，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大阴谋，郊区农民革命造反派十八个组织于上午九时在红水院礼堂举行了愤怒控诉武老谭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大会。

百万雄师七、八百人横渡长江，为了安全起见，除了招来大量的船只外，还把各主要路口用手持长矛的重兵把手，禁止人们前往参观(其实根本没有人愿去参观)，虽然如此，真正渡过了江的也没有多少，大部分在江中上了小船，以致造成超重而船翻人死或喝黄泥汤的悲惨局面，故有“百万雄师沉大江”之说。

三司武汉财贸学校总部负责人张闯写信给杨家志，表示坚决丢掉改良主义的幻想，带领该总部一百余名战士申请加入三司革联，永远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主持了数万人的大游行，强烈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会负责人徐飚等七人的滔天罪行。游行队伍从武昌各院校出发，汇成了强大的洪流。队伍经长江大桥、汉水桥、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下午四时左右到红旗大道。队伍过了一半，电车公司大楼上的百万雄师向队伍抛石头，激愤的群众喊出了“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于是他们扔得更凶，迫使游行队伍靠边走。全付武装的新华工战士无所畏惧地在马路中间通过，刚走一半，百万雄师照样扔石头，并且冲出大门，大打出手，新华工被迫自卫还击，将其压进了公司，让队伍通过，但稍一动就又冲出来。在此危急时刻，工造铁军战士乘车赶到，于是百万雄师调来四、五百人，新华工扔了三颗自制的“手榴弹”，稍停，又向新华工战士杀来，当场八名战士倒在血泊中，他们还从居仁门、市委大楼、中山大道方向调来许多人切断汉水桥、红旗大道、新华路口等，包围了新华工战士，抓走了一些为群众掩护的小将，往新一中疏散时又抓了一些人。事后，百万雄师又制造了电车公司停工事件，致使一路电车等很久未能行驶，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经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百万雄师逼迫释放了徐飚等人。

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到新华工视察并参加了在电影场召开的大会，且讲了话。谢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向到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并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他说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最后，他要求：1．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在制止武斗方面作出更大贡献；2．坐下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王力同志讲：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能解决武汉问题。他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凡是骂人的口号都不要。我们的革命主流是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是林彪同志的名言。希望各派达成协议，制止武斗。武汉军区必须保证六·六《通令》的执行，群众的武器交出来，所有的工事都要拆除，要保证四大民主的进行。

七月十六日

上午，在洪山礼堂召开武汉地区工代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武钢工代会、武重工代会、三司等参加了这个大会。三司所谓工代会的道路实则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然走不通的，不到几天，工代会就产生了两极分化，自然而然地解体了。

七·一六这个日子是毛主席七十三岁高龄畅游长江的光辉日子，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的心情，为表达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冲破了武老谭的重重封锁，种种刁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训练，于这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长江两岸和大桥上观看的人群磨肩擦背，不下于五十万人。上午八时许，在武昌××号码头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钢工总夏邦银同志(渡江总指挥)致开幕词。之后，三司革联、北航红旗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宣读了大会给毛主席致敬电。夏邦银同志为大会剪了彩。当天空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后，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军事院校造反派、工造总司、长办联司，新华工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及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福建、安徽、河南、湖南、沈阳、新疆、陕西等地的五湖四海的革命造反派两万人左右纷纷下水，迎着四、五级的大风大浪游向彼岸。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所向披靡，克服重重困难，在救生船极少(不到十只)的情况下安全在彼岸登陆，开创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在下午渡江的二千多名钢二司渡江健儿，在没有一只船的情况下，只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就安全在滨江公园登陆，钢二司司令部的一号大旗顺利横过长江(打大旗的两人中有一人头部被百万雄师打破了)，飘扬在汉口城头。上午，当渡江的健儿们上岸后，顺沿江大道，一元路、中山大道、汉水桥举行了盛大规模的游行，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掌声雷动，人们自然地形成两道坚固的铜墙铁壁，让游行队伍徐徐通过。沿路送茶水、酸梅汤、冰棒、西瓜、面包的比比皆是。滚烫的水泥、柏油马路使赤脚的渡江健儿烫的难受，不少人立即送来了一双双凉鞋、拖鞋、胶鞋。下午钢二司战士过江上岸的场面同样感人，等在江岸的群众早就沸腾起来了，“彻底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惊天动地。游行队伍高呼：“钢二司就是钢，陈大麻子不给船，老子照样过大江”。游行队伍到工艺美术大楼时听到汉水桥被百万雄师截断的告急后，只好开进新一中，群众便立即紧急动员起来，为钢二司小将送来了饭菜食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犹如七·一游行一样，表明造反派人心所向，渡江及游行再次向人们庄严宣告：革命造反派必胜，武老谭必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在斗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朝气蓬勃，有勇有谋的革命小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成果。干百万革命小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产，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同时指出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革命小将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难免要喝几口水，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奇怪的。对待革命小将的缺点和错误，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满腔热忱地帮助，而不应该“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七月十七日

凌晨零时卅分左右，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接见百万雄师部份头目，要求百万雄师停止武斗，不要搞煽动武斗的宣传，所有武器、凶器上交。拆除工事同原单位生产，不准挑动农民进城，不准动用生产工具、动用汽车，不准拦车。还要百万雄师好好学习，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反对谁、斗争谁、打倒谁，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基本知识要晓得，要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

凌晨一点廿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第二次来到红武测，专门来找钢二司司令部。与钢工总沈复礼、九·一三陈涤、钢二司方保林、三司许谦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谢副总理作了重要指示：1．立即终止武斗，制造谈判气氛，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2．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王力同志说：武汉的问题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席派谢副总理和我们来，是来帮忙的，主要依靠你们，我们起的作用很小。王力同志指示不要乱提口号，他说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有关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谢副总理也谆谆告诫：要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年八月，毛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高度地评价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赞扬他们。他们是一批老红卫兵，后因骂人家黑七类、狗崽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谢副总理要求：以后不要骂康三婊子、二癞子等，还说：你们三司的喇叭大吵了，你们改掉没有，应该拆掉一些，太吵人了。三司为了哗众取宠，一方面肆意歪曲报导，另一方面大树牌妨，说什么“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讲话说出了我红三司的心里话，坚决拥护中央首长的指示”云云，然而，事隔两天，就……

根据凌晨谢副总理的指示，为了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联合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表示誓作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和中央六·六通令的模范，立即查封被迫自卫的一切武器，拆除防御工事，停止一切武器的试验和制造；坚决贯彻执行六·二六通知和中央在解决武汉问题期间不搞大型集会；凡能回厂的造反派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愿与百万雄师交换意见，呼吁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革命同志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强烈要求武汉军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和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这天，新华工及三联等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上午，三司在武昌体育场开“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主持大会的某些头头蒙骗三司战士，说中央首长要来接见(其实凌晨首长来钢二司司令部时就表示不参加三司的会议，并建议不要召开会议)，要三司战士夹道欢迎，结果迎来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政治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洪山区委仰武老谭鼻息，上千人在区委礼堂召开了农代会，实则是康代会。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记住鲁迅的话，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大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把他们批倒批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七月十八日

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423部队红联、革联战士在汉水桥头写大标语，表示支持三钢等革命造反派。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撕下“拥军模范”的假面具，肆意殴打解放军战士，并无理将四人绑架到汉阳公安局。下午，红联战士在球场街写大标语也惨遭毒打，解放军战士几个受伤，抢走帽徽一个，还将墨汁泼在战士身上。

武字202部队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就十七日晚该团战士到军区遭到殴打，造成流血事件，军区党委对此事不闻不问，并挑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家属、小孩对星火燎原战士围攻漫骂等向军区党委及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发出照会，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保障人身安全，调查打人凶手等。

周总理在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对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总翻案问题作出指示，对一·二六夺权、二·八声明问题和三新、二司、九·一三、工总、百万雄师、三司等组织性质表了态。当天总理回到了北京。8201部队竟违反大会规定，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了下级干部乃至每个战士，并恶意煽动广大指战员对中央首长的不满。

七月十九日

凌晨零点多到三点过，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同志在红水院接见了三钢、三司革联、武字202部队星火燎原等革命造反派数千人，并作了重要讲话。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同志戴上被接见的革命造反派的袖章。谢副总理首先讲话，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向武汉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谢副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重申了在钢二司司令部的两点要求。接着王力同志谈：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是排在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是解决得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受压制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要叫它一去不复返。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要把它翻过来。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别的人、对别的阶级兄弟、对群众采取打击、压制、报复，我们绝不能够采取这种作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点压迫有好处。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受打击，就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王力同志说：我们要把毛主席四月间强调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查、改正就好了，就不要打倒了。余立金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大联合方面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有利于当前斗争大方向，有利于大联合的事大胆去做，努力去做，不利于当前斗争大方向，不利于大联合，不利于解决武汉问题的话不说。武汉部队空军司令部余政委、刘丰副司令员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拥护中央首长的讲话，表示坚决检查、改正错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给空军首长也戴上了袖章。之后首长还和革命造反派战士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谢副总理谈到工总问题时说：“工总的案肯定可以翻过来”。当有人问到二八声明时，谢副总理与二八声明的“炮制者”雷志茂亲切握手，并说：“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好的，但有缺点错误。”王力同志也说：“二八声明基本上是好的。”有人问到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时，王力同志说：“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没有通过中央。”首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吃过早饭，三钢、三司革联、军事院校造反派分别上街宣传7．19讲话，把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尽早告诉武汉三镇的人民。

继十八日晚百万雄师武医二院分团中一些暴徒伙同外单位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手提皮鞭、身带短刀，在教工宿舍进行非法抄查，殴打我造反派工作人员之后，十九日又一次带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短刀冲进内科一病房，非法绑架九床病员岳××(武汉机床厂工人战斗队员)，严正地威胁着病员和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因而二院红联被迫从下午起停诊。

三司王牌武测总部发表《关于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说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绝不允许翻案。三司武测陈康、战到底兵团、二八声明就是大毒草战斗队、战江城战斗队等写出《如果真是这样……》、《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对的吗？》、《我们要找谢付总理对质》、《我们要找谢富治同志辩论二八声明》等大字报，胆大包天，声言要找谢付总理辩论，要炮轰谢付总理，并说如果孟夫唐之流掌权了，就上山打游击等。公开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类似这样的大字报在其它总部还有很多，三司由“策略”而变成改良，又变成保守，甚至于走向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这里已经暴露无遗了。

六月二十三日被从机关赶出来的新洪革司战士，为执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指示，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回去不到二天，洪山区东方红公社党委付书记兼公社贫协主席张××就挑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对贴中央的七·一三《通知》的新洪革司战士进行围攻、漫骂、殴打，连孕妇也不放过。

晚上，武汉三钢、军事院校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六、七千人在武大小操场举行制止武斗誓师大会。三钢、军事院校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表示要坚决贯彻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要与陈再道之流血战到底。之后，胜利文工团为革命造反派作了精彩的演出，每个节目都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和强烈的战斗气氛。

武汉军区继续召开师长级以上的干部扩大会议，王力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1．说“一·二六夺权是反革命复辟”是错误的；2．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3．工总必须翻案，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4．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四点指示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大地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在开会期间，8201部队出动了一、二百人在军区闹事。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反革命暴乱即将发生。

七月二十日

经过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四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根据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指示，关押了四个多月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朱洪霞、候良正、余克顺、胡厚明、周光杰、姜诗诚、赵修瑞等于凌晨正式释放。上午在红水院举行了欢迎大会，人们含着热泪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钢二司司令部发出《关于开展学习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等中央首长讲话的通知》号召钢二司战士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武汉市郊革命造反派农民联合起来了，于这天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农民总部筹委会。该筹委会发出《公告》，表示要和三钢、三新、三联等革命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共同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支保急先锋8201部队发出《特急呼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胡说什么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8201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其坚强后盾，最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并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完完全全错了。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宣言书，是更大规模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黑色信号弹。百万雄师联络站汉阳分站对此《特急呼吁》发表《特急声明》，胡说这是一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庄严誓词，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宣言，是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的模范行为。还有的分站发表《严正声明》说《特急呼吁》“不畏权威，不怕强暴”，有“造反精神”，“谁要敢动8201一根毫毛，杀得他有来无回”。真是反动到了极点，猖狂到了极点。

中央首长对武汉问题的初步表态，大大地激怒了陈再道之流，一场罕见的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就此在七月的江城发生了。十九日下午，8201一小撮坏蛋借传达谢副总理、王力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首长，煽动战士闹事。陈再道之流则耍尽两面三刀的手法，一方面，十九日深夜在扩大干部会议上表示释放朱洪霞等革命闯将，公开检讨，为工总召开平反大会，另一方面又邀集百万雄师、三字兵、三司等策划于密室，并指挥其别动队百万雄师午夜出动几十辆卡车在军区支左指挥部等处大搞反革命示威游行，造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反，全市保守派喇叭则配合行动，大喊大叫“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口号，企图向中央首长施加压力，继而又调集支保急先锋8201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等数万人全付武装卡断各交通要道，重重包围了东湖宾馆中央首长住宅(负责警卫的8201部队战士放纵他们长驱直入)，冲击军区大院、支左指挥部等军事机关，围攻、威胁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并把王力同志绑架到军区，还抓走随行人员张根成、尹聚平等同志，又砸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驻省委联络站，绑架九人，打伤1人，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不可一世。早上八点钟左右，当谢副总理等乘车到军区去时，还差一点被公检法的一个坏蛋暗算。早上，8201伙同百万雄师、三字兵、三司及公检法、各厂矿、机关的保守势力到处写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必须到农村去调查”、“余立金靠边站”、“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炮轰谢富治，打倒王力”、“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山去”、“踏平工总，为民除害”、“谁为工人总部翻案就枪毙谁”、“谁为二八声明翻案就砸烂他的狗头”、“百万雄师好”、“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王力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王力是工总、二司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和散发所谓“中央来电”、“周总理来电”、“中央军委来电”、“中史文革来电”、“谢副总理几点意见”、“王力几点答复”、“特大消息”等造谣传单(其内容是某某首长说工总的案不能翻，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百万雄师是左派组织，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武汉人民斗争等等)，如此之类，无其不有，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何其毒也！有些解放军战士还脱下军装，摘下军帽在陆军医院到付家坡一段伙同百万雄师、三字兵沿路专门殴打二司战士及同情二司战士的群众。并扬言“打死他狗×的，不打不成左派”，“你们二癞子打死我们一千多解放军(这纯属别有用心的造谣诬蔑)，我们为什么打不得”，许多革命小将因写标语，散发传单，或被三字兵、三司的人出卖而被打得头破血流。在新湖大门口，百万雄师用长矛刺杀革命小将和无辜群众，并开枪打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有的军事院校也受到了冲击。上午和下午都有四、五百辆运载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的百万雄师、三字兵、不明真相的农民及荷枪实弹戴着百万雄师、三字兵袖章的8201部队战士的卡车(有的系战备用车)、摩托车、装甲车、消防车等在武汉三镇示威游行，有部份暴乱分子将张根成同志搞来游街示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确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恶毒的是，8201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三司等竟无法无天对中央首长王力同志进行四次围攻、殴打、斗争，致使王力同志几次晕倒，血压降低，左眼睛被打肿，一只脚被打成骨折，身上一块块柴斑和一道道血痕，企图强迫王力同志改变观点，强迫首长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是可忍，孰不可忍。而王力同志在他们面前则处之泰然，毫无惧色，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8201部队、百万雄师等没有从他身上捞到半点油水，他们只能依靠造谣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王力同志的几点“答复”来掩盖他们内心的无限的空虚和极度的恐慌，真正的胜利者是王力同志。谢付总理也表现得非常冷静，在事情发生时，还要随行人员通知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百万雄师发生冲突，都不要把人拉到军区去。坚决！坚决！！坚决！！!”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坚决斗争，8201部队、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只好松手让王力同志休息，8199和171部队趁此机智勇敢地将王力同志转移到水果湖，再转移到8199部队，于是暴徒又对8199部队进行围攻，出动大量人马包围8199部队，逼得王力同志只有在洪山上荆棘丛中躲避度过了一夜。当天，谢副总理被武汉空军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就是全国罕见的七·二○反革命暴乱，这是“二月兵变”在武汉的尝试，这就是六七年七月发生在江城的匈牙利事件，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等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式的货色。“二月兵变”在中原地区的总代表贺龙死党陈再道、钟汉华之流以及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庭就是这次暴乱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事件不单是在武汉表演，在全省各市、专、县都由武装部组织了类似武汉的反革命游行。“打倒王力，绞死王力”，“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等反革命嚎叫声相互呼应，这就更雄辩地证明这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革命暴乱行动。七·二○事件是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将受到它的检验而决定其弃取。

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总理乘飞机于五时来到了山坡机场，带着他那两天未食宿的过度劳累的身体，进行了营救王力等紧张的工作，八点钟又乘飞机赶到了武汉。一到就调兵遣将，进行了战略部署，迎击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突然事变。

钢二司发布《武汉告急！告急！告急——告全国人民书》，最最紧急呼吁北京和全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设法向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中央文革报告七·二○事变情况，并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注意事态的发展。

武汉三钢、《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上海支汉联络站赴汉战斗团、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新化工师(筹)新化工总赴汉战斗团联合发表《关于7．20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事件的(五点)严正声明》，指出陈再道之流调动军队残酷迫害中央首长，疯狂镇压我革命造反派，是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反革命政变事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谁把矛头指向他们，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军委，炮打党中央、毛主席；历史将宣判陈再道死刑；8201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武汉三司中的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要革命的，我们一如既往团结大多数，这些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动头头充当了陈再道之流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最后重申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等中央首长我们保定了，陈大麻子我们打倒定了。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布《造反公告》，胡说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脱离武汉地区现实的，是不调查、不研究的官僚主义的产物，是湖北三千万人民通不过的。还说召开谈判会议代表名额(三司革联、三司各四名)的确定是极端错误的，是对三司几万革命小将的极大污辱和无情打击，宣布不参加下午的会议，并公然声明王力在没有收回四点指示之前，三司不参加由王力负责召开的解决武汉地区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云云。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三司硬革联发表《关于7．20反革命暴乱的严正声明》指出7．20事件完全是陈再道之流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反革命暴乱；混进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混蛋和百万雄师中少数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完全有权处理武汉问题，他们的讲话好得很；工总的案就是翻定了；三司完全倾向了百万雄师一边，叛徒、保皇嘴脸已暴露无遗，所谓的《造反公告》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它的出笼，宣判了三司的死刑；三司革联坚决和三钢、三新团结、战斗在一起，誓与陈大麻子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及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付总理、王力同志，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可能十五日左右到汉)全体指战员于下午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部队，参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谢付总理、王力、余立金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军党论，是二月兵变计划企图在武汉继续的罪恶目的的大暴露，必须彻底识破，并开展斗争；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反革命暴乱。

继武汉部队革命造反派支左战斗队发表《郑重声明》，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之后，就7．20发生的反革命事件这天又写出《戳穿陈再道的大阴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首长指示，坚决拥护谢付总理的号召，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左派，坚决要求解散百万雄师，揪出其幕后操纵者，坚决要求改组支左指挥部，踢出陈再道之流。

武汉的7．20事件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得到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齐声讨伐。当他们电悉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后，立即向武汉革命造反派打来声援电，强烈抗议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罪行，坚决支持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表示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团结、战斗在一起，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粉碎反革命暴乱事件中作出一切贡献。这天，上海、江苏、南京、山东肥城等地革命造反派分别打来声援电，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冒雨连夜举行了全市性的声势浩大的游行。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七·二○暴乱的事态在继续扩大着。二十一日，8201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三司、省直、市直机关保守派等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操纵下，出动了近千辆卡车、消防车、装甲车运载全付武装的暴乱分子在全市搞反革命恐怖游行。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用重兵包围新湖大、华师一附中、新武外等学校，数次冲进新湖大校园，开枪(数百发)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损坏国家财产，非法逮捕新湖大临委会成员张维荣、谢邦柱、彭勋及各兵团主要负责人20余人，抓走红八月战士和教工家属、革命群众200多人，大字报被撕毁，民兵训练的枪枝弹药被抢走，人事档案材料遭到破坏，宿舍里的东西洗劫一空。被洗劫后的新湖大是一片凄凉景象，惨不忍睹。水院、湖艺、武医、华农、新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学、汉剧院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红旗中学则被百万雄师放火烧成废墟。晚上，武锅3．18、8201部队等数百名暴徒冲进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将材料抢劫一空。二十二日，反革命暴乱的气焰更加嚣张。搞反革命恐怖游行的车辆猛增至1500辆左右，参加反革命暴乱事件的还有比20日、21日更多的农民，来自黄石市的农民就有三万多。这天武汉钢城遭到了空前的大血洗，百万雄师等在新一冶、业大、工人新村等大肆逮捕钢九·一三和新一冶战士，连家属和小孩也不放过，两天内抓走了两百人左右，三十三街坊的负责人全部被抓。之后又包围了新一冶一中、新华工、二十一中等也受到冲击。许多工人不取回厂，只好到一些大专院校避难。从二十日以来三天里，恐怖气氛严重威胁着各厂矿企业和机关、院校，许多人不敢在学校和家里睡觉而跑出去避难，有的在豆角田星过夜。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停顿和半停顿状态。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再道之流所策划的反革命暴乱，绝对吓不倒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英勇的武汉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他们冒着最大的风险，到社会上与敌人作斗争，他们深入虎穴，刺探叛变集团的情报，时刻惦记着中央首长的安全，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巧妙地营救受包围的革命小将，掩护他们脱离百万雄师的包围圈，革命造反派工人晚上拿着武器在一些大专院校附近巡逻，暗暗地保护革命小将。他们面对面地与8201和百万雄师中的反革命叛变分子搏斗，履行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的诺言。

在这两天里，全国各地声讨陈再道和8201、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呼声此起彼伏，成百上千封声援电如雪片一般从全国各地飞向武汉，全国都在密切注视着武汉事态的发展，各大、中城市的革命造反派纷纷涌上街头，刷出大字报，大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声讨陈再道之流，声援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北京、上海，内蒙为此拍摄了电影《北京支持你们》、《坚决和武汉革命派斗争在一起》、《武汉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等，许多地方与武汉钢二司联合出版声讨陈再道的小报，或出版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专刊，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全市人民，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以及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的心脏同时跳动，热血同时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和全国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紧紧地联系起来。武汉的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和支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支持，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吓得发抖。

七月二十一日

就武汉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农民总部筹委会发表《关于武汉局势的严正声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谁把矛头对准他们，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就是反革命；陈大麻子的御林军8201部队中一小撮混蛋所制造的7．20事件，完全是一次反革命暴乱；陈大麻子挑动农民进城游行，把矛头对准王力，对准中央文革，我们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呼吁受蒙蔽的农民兄弟赶快觉悟，反戈一击；武汉部队必须切实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呼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陈再道之流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并保证三钢、三新、三联等革命造反派战友生命安全。

武钢工代会所属一冶革命造反纵队、武钢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武钢东方红战斗兵团、一冶红卫军胆大包天战斗队、新武钢工农战斗总部、工农联盟、工农战斗兵团、一冶红鹰战斗兵团十分部等联合发表《特急声明》：王力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革命者；坚决拥护中央首长对武汉的四点指示；百万雄师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错误；我们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天从武钢工代会杀出来的人成立了工代会革联，后来又集体加入了钢九·一三，从此宣告了武钢工代会这个三司赖以招谣撞骗捞取政治资本的“康”代会的彻底破产。

下午，王力同志在空军司令部刘副司令员、8199部队师政委、师长、参谋长及8199部队七连指战员的掩护下，离开了8199部队安全脱离险境。

下午七时由武汉地区百万雄师、红武钢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红一冶革命派联络部、红船工、三·一八、红武锅革命造反军、红卫军武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造反军工人三司、武东工业区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武汉贫下中农汉桥地区革命联合总部、武汉地区农业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武汉地区红旗联委、武汉中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武汉司令部、省直联司、公检法、市委机关联司、市人委机关联合指挥部等在武昌造船厂成立所谓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联络站，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联合。

七月二十二日

凌晨，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发表讲话，她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江青同志给了那些所谓不“戒入”武斗，高喊“要语录，不要棍棒”，实质上充当陈再道之流的文臣的三司中的一小撮学生运动的败类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康生同志也在这个会上发表讲话，严厉遣责百万雄师的反革命叛变行为。

王力同志脱险后，与余立金，刘丰等同志一起乘车经关山、流芳岑、五里界、脂肪、郑家店，于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到了7333部队(山坡机场)，解放军指战员见到了被暴乱分子打得遍体鳞伤的中央首长，都热泪盈眶，心里十分难过，而王力同志却表现出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解放军指战员促膝谈心。不久，周总理、谢副总理乘坐飞机来到7333部队，当总理见到王力时尤如多少年不见的老战友突然相逢，热烈握手、拥抱。这是多么崇高的阶级感情啊！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流下激动的泪水。下午，首长们乘飞机到汉口，在7252部队的护送下，一支支银燕象箭一般飞向毛主席的身边，飞抵文化革命的策源地首都北京。在周总理的飞机着落十几分钟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乘坐的飞机安全着陆。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光荣地回到北京了，陈再道之流所制造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就此彻底破产了。与此同时，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3201师长)蔡炳臣(3201政委)、巴方廷(市武装部长)被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人民解放军扣留解押北京。陈再道之流随着反革命暴乱的破产而完了蛋。

三司王牌武测总部的部分战士踢开司令部、总部成立东方红公社，并发表《造反公告》表示坚决和三钢、三新、三联等革命组织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指出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立即纠正，7．20反革命事件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的，坚决要求严惩7．20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百万雄师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扶植和操纵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必须立即改正错误，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按：不知是感情上割裂不开还是过余天真，这里充满着对百万雄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为形势所迫他们又发表了《宣言》，声明加入三司革联。

15时30分至16时，北京通讯兵部队给总字423部队来电，转达了周总理给各军区的六点指示：1．中央现在正式定陈再道为三反分子，要打倒。2．8201部队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政变。其它四点与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指19日在四级干部会议上的四点指示)相同。

晚上三司司令部、各总部获得上述来电后，头头在武测四号楼(三司司令部驻地)召开会议，某些头头说：过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对的，成绩是大的，不可否认。以后我们还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东方红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现在我们的政治力量与政治路线不相称，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我们炮轰王力是对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这与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有本质区别，但被阶级敌人利用了，以后我们还要与王力辩论，他的表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跟二司的矛盾是很深的，以后再解决。当前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一致对敌，可能我们一改变态度二司要压，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顶得住，要向二司学习，二·八声明期间他们受压，都不垮嘛!我们也要这样，不散伙。有人搞7．16串连会这是错误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会上布置了如下任务：(一)转入地下，化整为零，单线联系，保存实力。(二)武装自卫，不管那方，如果要打，就坚决拼。(三)重要资料，重要机关转到农村。(四)上街宣传，刷大标语“红三司永远跟毛主席闹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

七月二十三日

正是斗争的最艰苦的时刻，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解放军。早上数天数夜在市郊潜伏待命的忠于毛主席的野战部队奉命进驻武测、新华工。与此同时还进驻了武大、水院、华农等院校，坚决保护革命小将，誓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许多院校的革命小将和在学校避难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热泪盈眶迎接亲人解放军，向他们敬献上自己心爱的袖章。解放军在车上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欢迎的人们挥舞，军民同声高呼：“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解放军、造反派永远心连心”等口号，解放军到那里，那里就出现一片欢腾的景象。在此前后，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指战员还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对8201等支保部队军事管制的地方进行换防，还进驻其他的重要的地方，有效地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这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主席、党中央派到武汉解决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乘专机于22日下午四点五十分光荣胜利地回到了文化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受到了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及武汉赴京革命造反派数万人的热烈欢迎。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用第一版整版篇幅登载了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光荣返京的消息和中央首长与群众到机场欢迎的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无数次(每次两遍)地播送了这条消息。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胜利返京宣告了陈再道之流所策划的反革命暴乱彻底破产，给了8201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反动头头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一件大喜事，更是武汉人民心目中的一件大喜事。清晨当武汉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流着热泪，情不自禁地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纷纷涌上马路和街头，载歌载舞，纵情欢呼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光荣返京。前往各大专院校支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造反派工人、革命小将一齐游行共同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天，驻武汉部队一些领导机关和所属支左部队还在驻地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热烈祝贺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衷心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怀和支持。

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喜讯传出后，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指战员都举行了规模隆重的庆祝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度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誓作我们的坚强后盾，坚决拥护中史文革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对武汉部队支左问题所作的正确结论。他们还分别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给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电。武汉地区的胜利的取得与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分不开，胜利属于党中央，属于毛主席，属于中央军委，属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属于武汉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从三司的机会主义罗网中挣脱出来与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反复辟逆流第一线的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严正指出：三司在陈再道之流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他们在机会主义道路上开始走向反动，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成了八二○一和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进行江城暴乱的帮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自三司革联杀出来后，就下决心夺三司的权，今天终于夺权了，并郑重宣布：1．三司的一切大权归三司革联行使。2．三司革联正式宣布解散所谓“红三司”司令部，以后“红三司”的活动都是非法的。之后三司硬革联对此又发表了《通告》，进一步宣判了所谓“红三司”的灭亡，“红三司”这个学生运动的叛徒败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结束了它的受宠若惊的“黄金时代”。三司的垮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三司的垮台向人们郑重宣告，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要在严肃的阶级斗争面前搞折衷、调和、搞改良的人，终将随着腐朽的势力一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七月二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指出被揪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只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因此我们决不能怜惜恶人，决不能丧失警惕，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一定要发动亿万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那些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势力，展开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深知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只是被揪出来远没有斗倒斗臭，一遇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便要伺机反扑，因而决心高举革命的大批判的旗帜，把王、陈之流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倒批臭。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九九部队首长冒着生命危险，施巧计救出了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等同志，并由谢参谋长等于这天早上新自护送到了新华工。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四大的正常开展，保护革命造反派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奉命进驻新湖大。新湖大在武测、武大等避难的战士陆续杀回了红色根据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晚上九点钟左右，体院三字兵返校收拾东西，准备逃窜，被钢二司战士发现，今其交出整理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放下武器留在学校与造反派共同闹革命。并声明保证其人身安全，但三字兵不听忠告，一方面挑起与钢二司的纠纷，另一方面密告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闻讯立即派出十八卡车手执长矛的暴徒，包围了只有几十个钢二司战士守卫的解放大楼。新华师、新武工、新武邮出动小分队骚挠牵制住了部分力量，驻红武测和新华工的解放军战士出动前去制止武斗。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造反派的强大压力下，百万雄师狼狈逃走，六十多个百万雄师完全落入天罗地网。由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于十一点宣布缴械投降，打破了“百万雄师无敌”的神话。几十名百万雄师投降使其头头非常恼火，于是在凌晨五点钟出动三十八卡车百万雄师、三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再次攻打体院解放大楼。在革命造反派的坚决反击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下未攻进，于是恼羞成怒，将宿舍洗劫一空，由于三字兵的出卖，我钢二司十多个革命小将受了伤，三个受重伤，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百万雄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长矛刺伤数十名解放军战士。

武测是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百万雄师将她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早想攻打红武测。二十四日晚前去攻打体院的百万雄师在武测与我驻红武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遭遇，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其车辆拦截下来，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六·六《通令》和播放二十三日中央电台报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回到北京的消息的录音(百万雄师的头头害怕真理，不敢广播，因此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回京的消息驻在巢穴的百万雄师战士不知道)。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此害怕得要死，唆使他们的人在下面起哄，他们还指使其女战士耍无赖，侮辱解放军战士，但这毫无用处，于是他们软的不行，来硬的，曾两度指挥百万雄师亡命之徒冲进红武测，刺伤我钢二司战士莫××等。武装到了牙齿的百万雄师手中无真理，内心无限空虚，终于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面前吃了败仗，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许，在周总理来电后，围攻红武测的数十辆卡车(其中还有一辆装甲车)狼狈逃窜，再次打破了百万雄师不可战胜的神话。

七月二十五日

武汉军区空军七二五○部队、八一九九部队、总字一二七部队、总后勤部中南物资供应局、东海舰队编队赴汉执行任务战士、一五二部队、武汉军区炮兵、武字一五四部队、一七一部队、总字七六二部队、海军驻四六一厂、四三八厂军代表联合发表《严正声明——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滔天罪行》，声明中说：“陈再道、钟汉华之流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自主持武汉部队支左工作以来，打着“支左”的旗号，玩弄两面手法，上抗中央，下骗群众，干着迫害革命小将，围剿革命左派，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勾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派往武汉解决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对武汉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而陈钟之流贼胆包天，操纵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发动七·二○反革命暴乱，对毛主席和中央派来武汉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进行骇人听闻的围攻、绑架、殴打、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陈、钟之流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们全体指战员坚决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坚决打倒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坚决同武汉地区的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衷心希望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赶快觉悟过来与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彻底划清界限，反戈一击。

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大小反动头头贼心不死，继续负隅顽抗，这天在头头们召开的会议上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等。根据后来的迹象表明他们还向农村，向全国各地遣散和潜逃，有的留下组织起暗杀队与造反派负隅顽抗，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扑，帮陈再道之流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

为迅速彻底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政变阴谋，争取受蒙蔽的群众，钢工总向各分部、各直属兵团发布《命令》：必须把七·二○反革命政变的首恶分子和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认真做好广大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热情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认真执行“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当前特别做好拥军工作，保持高度警惕，密切配合解放军平息反革命暴乱。坐下来认真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社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广大指战员戴着三钢等革命造反派袖章分乘数百辆卡车在武汉三镇举行盛大游行，沿路都受到了如山似海的革命群众的欢迎，所到之处，群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送茶水等的热情群众处处可见。革命群众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革命群众频频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等口号。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百万雄师也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同时又在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首都军民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人在天安门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谢付总理、王力同志光荣返回北京。下午五时许，林付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了欢迎会。坐在金水桥附近的武汉赴京革命造反派清楚地看见了中央首长，个个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沉浸在一片幸福和欢乐中。五时许聂元梓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会场群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同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到汉的北航红旗战士井冈山同志首先在会上发了言，他讲了七·二○反革命事件的经过，并热烈赞扬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接着首都工代会和农代会代表，解放军代表，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代表先后在会上发了言，热烈欢迎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光荣返京，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刘少奇，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刘少奇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表示不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一定要以战斗的双手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最后蒯大富同志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深受人们的欢迎，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向武汉革命造反派学习”，“向武汉革命造反派致敬”的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及雷鸣般的掌声。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指战员二十六日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解放军报》发表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你们》的社论以后，无不欢欣若狂，表示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一定乘胜追击，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北京、上海、河南等地来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三万余人，在红武测大操场召开愤怒声讨陈再道滔天罪行大会。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代表、解放军首长、军事院校代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赴汉代表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以血泪的事实愤怒声讨三反分子陈再道的滔天罪行。会场上“打倒刘、邓、陶、王”，“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呼声，惊天动地。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着革命群众退场，充分体现了解放军对人民的无比爱护。

七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指出：在史无前例的天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跳梁小丑，出来表演一番，没有十么了不起，其实都是纸老虎，虚弱得很。他们表演得愈起劲就暴露得愈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大的好事。事实正是这样，武汉七·二○反革命事件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百万雄师中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离奇的谣言所蒙蔽的广大群众，一旦谎言被戳穿真相大白之时就立即猛醒过来反戈一击，纷纷起来造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大街小巷举目可见百万雄师等写的退出百万雄师的“造反公告”、“声明”和揭发坏头头罪行的大字报。

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指出七·二○之后发生的围攻、殴打、绑架谢副总理、王力、张根成同志、《红旗》杂志编辑、《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事件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次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事件的罪魁祸首；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要坚决与陈再道划清界限，把他打倒，对所犯的错误将迅速作出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立即为工总平反，并向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同志承认错误，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公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得到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解放军指战员的拥护。《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就武汉部队7．26《公告》于29日分别发表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和《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社论，指出武汉部队领导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社论还表彰了武汉部队广大忠于毛主席路线的指战员在关键时刻，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的果敢革命行动。

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审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庭之流，周总理、康生、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和各军区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上中央首长、列席代表以及陈再道之流的知情人用许多无情的事实说明了陈、钟之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是蓄谋已久的，是强国焘叛党集团的人，是个反党老手。会上还揭露了陈再道在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幕前幕后指挥百万雄师、8201部队、公检法绑架王力，围攻谢副总理以及企图劫持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叛党的滔天罪行。在会议期间革命小将狠狠地斗争了陈、钟之流，大刹了陈、钟之流的体面威风。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佩戴着造反派袖章的解放军、三军指战员数十万人，顶着烈日，冒着盛暑全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返京，齐声声讨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及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中午十二点钟起统一举行了车队游行，千余辆卡车连绵数十里，队伍从红武测出发经过新湖大、长江大桥、中山大道、解放大道、汉阳而后再到武昌，到处都是欢腾的人群，军民共同欢呼武汉“天亮了，解放了！”游行的队伍一路高喊“武汉的公鸡生了蛋，工人总部翻了案，陈大麻子完了蛋，百万雄师要解散”，“王力好，王力好，王力支左不支保，百万雄师气死了”，“解放军好，陈大麻子坏透了”，“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陈再道完蛋”等口号。武汉市人民从未象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山大道的居民，特别是民众乐园一带显得格外热情，他们送来了一杯杯茶水，丢来一块块擦汗的湿毛巾，年迈的老太婆和几岁的小孩在汽车司机台窗口旁为司机打扇。那些动不动就指责我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小丑们，还是睁开狗眼瞧一瞧，到底谁最最热爱解放军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我们必定无往而不胜。

七月二十七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指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好转，而松懈斗声，忽视斗争策略。摆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孤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的重要条件，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了，就能彻底孤立敌人，使敌人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又指出在革命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要加强团结。廿八日该报又发表了《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更大的新胜利》的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对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指战员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同时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上午，武字202部队星火燎原、步校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总字423红总、公安联司等十四个军事院校及专政机构革命造反派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两万余人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斗倒、斗臭三反分子陈再道誓师大会，首先宣读了斗倒、斗臭三反分子陈再道大会筹备处成立《公告》，接着宣读了北京海陆空三军来电。军事院校代表、三钢、三新、三联代表夏邦银同志、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愤怒控诉了陈再道、钟汉华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支左指挥部、军事院校文办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坚决要求改组支左指挥部和文办，军市院校和外地赴汉代表发言表示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联的一切革命行动，三钢、三新、三联代表表示坚决和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把陈再道之流斗倒、斗臭誓不罢休。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最受欢迎，所到之处无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天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分乘四十余辆卡车在武汉三针和一些大专院校举行游行，喇叭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晚上，伯达、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司令员杨道远同志进去时，会议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他向中央首长献上了钢二司袖章。伯达同志发言后，谢副总理要杨道远讲话，他在会上代表钢二司战士表示了决心，新华工聂年生也在会上发言，承认以前对工总的态度不好。军事院校代表要谢副总理签字，谢副总理授意杨道远去签。最后还合了影，接见直到凌晨才结束，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大专院校革干联第二号勤务员武测党委第一书记毛远耀同志等。

七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高度赞扬了武汉地区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为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付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搏斗，创造出的非常巨大的业绩，指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杀出来的，他们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武汉地区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希望，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同时号召一切革命群众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特别警惕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要善于启发教育和争取一切受蒙蔽的群众，促使他们反戈一击，大造一小撮坏头头及其幕后操纵者的反，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解放军报》二十八日、三十日还为此连续发表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和《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篇社论。

省公安厅红司发出《敦促百万雄师头头投降书》指出：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操纵下，在8201部队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指挥下，在省、市委及政法机关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特别是在七月十九日以来勾结8201部队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疯狂至极，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特严正指出：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必须立即解除武装，放下屠刀，拆除工事，缴械投降，必须立即释放非法绑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必须坦白交待一切罪恶活动，彻底揭发幕后操纵者的罪行；我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胆敢继续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公安六条和六·六《通令》严惩不贷。

红教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杀回红楼，重新打出了司令部大旗。

汉阳区党政机关革命造反兵团、工总遵义战斗队、赤总工二司汉阳分部、三中红岩等杀回汉阳区委，汉阳又重见了光明。同日，公安联司杀回公安机关，夺回专政大权。

在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与我红武测钢二司战士一直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的红武测九·一五革命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红教工、三司硬革联等三个造反派组织为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加速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为了有利于争取受蒙蔽而参加“一月风暴”、三司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尽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发表了《联合声明》，申请加入钢二司，并重申三司是完完全全的保守组织，自二月黑风以来，三司逐渐彻底地暴露了它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面目，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充当了陈再道的黑打手，在7．20反革命暴乱中，三司的某些头头再一次和陈再道之流，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同流合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由革命的同路人走向反动，为三司的彻底垮台提供了条件，因此诚恳地希望三司中受蒙蔽的战士反戈一击，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参加到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九·一五革命造反团等三个革命派组织参加钢二司，为武测的大联合做出了新的贡献。

武汉地区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海陆空三军广大指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五十多万人，在继续四天的大游行示威以后，于这天汇聚在新华路体育场及其附近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隆重的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誓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上午十一时，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大会执行主席工人总部负责人朱鸿霞首先在大会上致词，他首先回味了武汉地区一年多来的斗争历史，然后说：党中央、毛主席把彻底解决武汉问题的重担交给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这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和鼓舞。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的指示，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对待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团结大多数。工人总部勤务员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代表胡厚明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爪牙的老巢。”解放军驻武汉三军指战员的代表在会上说：“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服务，永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之所急，爱革命派之所爱，恨革命派之所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共同战斗。我们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表示坚决与武汉革命派生死与共，同混进党内、军内走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一死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上宣读了给《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谢信》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给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致敬信》、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指战员《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给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慰问电》。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特别浩大的示威游行，长期受压制、打击的工人总部战斗队员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钢工总的旗帜迎风招展，沿途群众为之热烈鼓掌致意和助威。热情欢迎的人们人山人海，与游行队伍心心相印，齐声欢呼武汉的新生和解放，齐声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晚上，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了拥军爱民联欢晚会，参加晚会有一万多人，才从北京来汉的与武汉革命造反派有着深厚战斗友谊的赵桂林和新人大赴汉战士以及云南、内蒙赴汉战士等出席了晚会。在会上，武测总部代表、解放军代表、文艺革司代表、赵桂林等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之后，文艺革司、725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了精采的文艺演出。

七月二十九日

在陈再道之流所掀起的二、三月黑风、逆流中被扼杀了的，三月二日强迫停刊的《长江日报》光荣复刊，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果，它一经复刊就一如既往地，毫不含糊地、旗帜鲜明地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为他们大唱赞歌，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鸣锣开道。在此前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也恢复了地方节目，革命造反派舆论工具再次获得了新生。

职工联合会、红武兵、百万雄师的武斗堡垒、罪恶滔天血债累累的人间阎王殿“肉联”，于上午获得了解放，正式复工投入生产，当场逮捕二十多个百万雄师头头。群众追问他们捉去的革命同志下落时，死不认账，后一再追问，才说杀了剁成肉块喂了猪。听到如此惨不忍闻的罪恶事实的群众无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上午，在各大专院校避难的武钢九·一三的战士在武测四号楼前召开杀回武钢誓师大会，钢二司战士出席了这个大会，革命领导干部江涛、153部队政委、九·一三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会后，153部队开来的专车把九·一三的战士接回了武钢，钢二司战士热烈地欢送钢九·一三人杀回工厂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上午，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农民总部一千多人和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斗争陈再道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表示了贫下中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王任重、陈再道之流斗倒、斗臭的决心。会后乘车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大游行。

上午十一时，钢工总长航分部、新长航联司、港务局革联、船管部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万余人分乘五十余艘船只，由金口出发到青山一段举行了历时五个钟头的水上示威游行，欢呼武汉的解放，讨伐陈再道之流。

下午，三司中的某些头头玩弄新花招，蒙蔽部分战士，企图重新拉起原“红三司”的破旗，复活三司，于这天物色近三百余名战士(绝大部分是中学生)举行了游行。表面上喊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口中却念念有词地嘀咕着“二癞子”。

刘少奇向中南海革命造反大队递交了一份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所谓“检查”。这分“检查”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反扑的反革命宣言书，“检查”否认既成的历史事实，企图赖掉历史上的罪过。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更恶毒的是，他竟说他现在也不清楚他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全盘否认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斗争，否认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果，攻击毛主席。刘少奇心不死，他随时都在伺机反扑，革命同志务必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三司革联就三司中部分人三十日还将在支左门前表演控诉陈再道对三司“迫害”的滑稽剧，向支左办公室发出照会，希望支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许制造两个三司。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钢工总杀回了红楼。

七月三十日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来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创造出的巨大业绩。信中说：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信中尖锐地指出了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指出他们操纵百万雄师等所制造的7．20事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信中又说：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信中接着说：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指出，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来信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来信给武汉地区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指明了斗争策略。这是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喜事。凌晨，解放军极快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并开出宣传车播送这一封信，到处张贴这一封信，武汉三镇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热泪盈眶，千万遍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指战员在今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游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参加了游行，人们共同欢呼“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这天，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在新华路体育场举行了热烈庆祝中共中央来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大会宣读了中央来信后，工总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代表、解放军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表示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刘少奇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首都红代会新人大公社赵桂林同志也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赞扬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乌云笼罩武汉上空的艰难日子里相互鼓舞，相互支持，同呼吸、共患难、用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和钢铁般的大团结，同时号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努力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伟大著作，要读了又读，用了又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对阶级敌人要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在革命派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算老账，切切不可上当，切切不要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号召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同时还要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乘胜前进，人人痛打过街的老鼠，人人口诛笔伐，彻底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登载武汉部队空军司令部付司令员刘丰同志的文章《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下午，三司硬革联在武大小操场召开坚决斗倒斗臭三反分子陈再道誓师大会，三钢和新人大等赴汉代表出席了会议。

晚上由钢工总、3506厂、建工分部、钢二司武医总部、广播战士、文艺革司、新华工驻武医联络站、红体兵、红尖兵机关革司、新华总工会等发起在武汉体育馆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象这样的军民联欢晚会在各院校和工厂开了很多，广泛的接触促使了相互间深刻的了解，人民解放军与造反派在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新的战斗友谊。

七月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热情地歌颂以毛主席、林付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尖锐批判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德怀、罗瑞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号召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混进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清洗出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红旗》杂志十二期就武汉所发生的严重的7·20政治事件发表一篇社论《向人民的重要敌人猛烈开火》，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工造、新华工联合在新华工校园举行杀回工造总司誓师大会和联欢会。

下午三点半，中央给武汉军区来电说：遵照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批示，任命原沈阳军区付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原武汉空军司令部付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乘有首批赴沪回汉造反派和上海赴汉造反派的东方红七号轮在汉口时跳板突然断裂，死伤数十人，这是十几年来未有的事件。据说跳板上的螺丝被下了。该船三十日晚八时路过安庆时，流窜于安庆的百万雄师勾结本地老保向该船发炮两发(未中)，打枪数十发，船甲板、玻璃被击中数处，数人负伤。隐蔽的阶级斗争还在残酷地进行着，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不可因胜利而自满自足起来。

晚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万人左右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热烈庆祝八·一建军四十周年军民联欢晚会，钢二司司令部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表演了精采的文艺节目，人们沉浸在节日欢乐之中。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表《紧急通告》，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犯了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改邪归正，同样给予出路等等。八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一《紧急通告》。


结束语


夺取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必须记取，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丧权的教训必须引为借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更高地举起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武汉地区武斗及反革命暴乱大事记
武汉钢二司编
1967.08.00


写在前面的话


四月二十八日，残酷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武汉的谭氏人物陈再道，由京开会折回武汉了。日暮途穷的老疯狗陈大麻子，不但不接受中央首长的教导，反而变本加厉，马不停蹄地又举起了屠刀对大武汉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大围剿。从此江城上空乌云滚滚，长江汉水恶浪滔天，棍棒横飞，长矛乱舞，独裁代替了民主，专制代替了自由。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惊回首，武老谭的打手“百万雄师”、“红武兵”挑动的武斗，实行的血腥大屠杀，历历在目。这里，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材料，编集起来，请同志们再看看“百匪”的残忍，陈再道的罪恶，让我们凝聚起这深仇大恨，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为死难烈士报仇。

不打倒陈再道，我钢二司誓不罢休！


 	编者

武汉武斗及反革命暴乱记实

(4月29日～7月20日)


1967年4月29日

*硚口武汉棉织厂“红武兵”三、四十名，围攻、殴打华中师范学院二司贴标语的同学及革命群众，将玻璃瓶、石头、木棒等从楼上砸下来，打伤二十六人，重伤九人。

*武棉厂工人总部“战斗队”开树旗大会，“红武兵”挑起武斗，打伤数人。

*中南汽车制造厂工人总部“战斗队”开新生大会，“红武兵”挑起武斗，打伤数人。

*粮食学校红司(新华工)驻粮校联络站被保守派砸了，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武汉机械学院，保守派挑起武斗，打伤二司战士多人。

*汉口电池厂，保守派挑起武斗，打伤战斗队员、二司战士多人。

四月三十日

*汉口水塔附近，晚九点左右，××厂一女工在街上讲述武棉惨案，后回家走到无人处，被暴徒揪住头发，拳打脚踢，惨遭毒打。

五月一日

*武汉测绘学院二司游行庆祝，武测三司赤膊上阵，抢校帘，挑起武斗，从学院追打八里路之长(至傅家坡)，冲击游行队伍九次，双方受伤几十人。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等学校发生与武测同类事件。

*火炬中学，凌晨二时“三字兵”砸新华工联络站，毁掉器材，将棉被、衣服扔于屋外。

*解放中学“三字兵”殴打造反派老师十余名，并将其中一名关于屋内毒打。

五月二日

*三司近千人纠集部分“三字兵”连续三次冲进新湖大(上午七点，十一点，晚上七点)挑起武斗，新湖大被打伤数人，一战士被打成脑震荡，校牌被劫。

五月四日

*十五中“三字兵”“红滑兵”连续砸了红司(新华工)红卫大队，红八月十五中分部“红色先锋”办公室、门窗、桌椅毁坏数十件，男女同学被打伤、踢伤多人。

*华师一附中“三字兵”不准革司战士搬回原来宿舍，调来十五中大批“三字兵”使用通条、钢鞭、弹弓、铁尺等凶器毒打革司同学，当场廿人受伤，其中重伤九人，一人休克。

*新红松中学“三字兵”有计划地破坏该校红司(新华工)、二司、红八月、满江红等举行的纪念“五四”大会挑起武斗，打伤造反派学生四名，老师一名，损坏国家财产不计其数。

五月五日

*捷峰鞋厂“红武兵”冲击造反派会场，挑起武斗，造反派工人受伤数人，两人被打得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湖北中医学院“一月革命”冲击造反派，打伤钢二司及红司战士数十名。

五月六日

*清华井岗山中南调查组五战士在汉阳调查时，遭到武冷冻机厂、武汉通用机械厂“红武兵”又冷机校“三字兵”的毒打。

*武汉制药厂“联合委员会敢死队”对重新戴上工总战斗队袖章的刘××，肖××大打出手，将刘左手食指与中指撕开，伤口长四厘米，深0．8厘米。

*十五中一伙“三字兵”闯进二司“红色先锋”办公室及“砥柱”办公室抢窃、破坏，用木棒打人。

五月七日

*十五中几十名“三字兵”手持木棒、铁钳等凶器闯入红司(新华工)红卫大队办公室，对红司战士猛抽狠打，当场两名重伤，一名脑袋打破，伤口长达一厘米，脑浆都可以看到，生命垂危，当即送进医院。

*晚上七点，硚口一大群“红武兵”对贴大字报的学生进行挑衅，对红司(新华工)等大打出手，214工厂一年轻女工许秀平为保护新华工大旗被暴徒踢伤在地。

*晚上，武重“红哨兵”“红黑风暴”等保守组织强占“工人战斗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撕毁战旗六面，捣毁门窗，劫走宣传用品，并行凶打人，使得二班生产人员停止生产，中断全厂电话一个多小时。

五月八日

*武汉第二机床厂“捍卫”等保守组织停止生产，残酷斗争革命干部史光荣同志。“八·一七”的同志上前劝阻，竟遭毒打，史光荣同志当场被乱拳打昏，“八·一七”战士受伤数十人，老工人杨群手指被折断，腹被踢伤。

五月九日

*汉阳轧钢厂“二·一八”造反军等保守组织阻挠“工总”战斗队员召开树旗大会，用铁锤、木棒打伤十多人。“造反军”等又企图冲击广播站，将变压器、玻璃打破，并将三、四十名战斗队员及红学员打伤。

*物质学校保守派于晚上十点，纠集外校三百余名“三字兵”砸造反派办公室，将东西乱抛乱丢，并用皮带等凶器打新物校战士。

*机械学院“大专兵”趁二司外出开会，洗劫“二司总部”。

*二司武汉测绘学院驻汉阳联络站被砸。

*邮电器材厂晚八点“红武兵”趁新华农、二司机械学院同学外出开会，将其联络站内棉被等东西抢走。

五月十日

*邮电器材厂凌晨二时，省柴、武柴、新华印刷厂的“红武兵”纠集五百余人，乘七辆卡车冲入红司(新华工)驻厂联络站大打出手，九人被绑架，二人受伤。

*公安学校下午一时许，江汉公安分局，调一百名武装警察，伙同该校“三字兵”等五个保守组织，将新公校(红司)大字报全部复盖并扭住红司战士毒打，持续一小时之久，红司战士十多人头部、腰部受伤。张××被踢得小便处出血。当即昏倒，送往二医院抢救。

*武汉锅炉厂“三·一八”保守派等二千余人，阻止钢二司、红司(新华工)、三司革联的联络站三十余人前往参加“联欢会”，大打出手，造反派战士当即被打伤三十余人，重伤一人，昏死过去。

*汽运六站，清晨保守派挑起武斗，“红武兵”殴打造反派，八名工人受伤，其中几名是老工人。

*新八中，晚上该校“三字兵”纠集大批外校“三字兵”毒打钢二司新华师驻八中的同学，在场四十几人全部被打，重伤三人，头破血流，当即送医院。

*硚口区，凌晨一点，二百余名“红武兵”“三字兵”乘五辆大卡车袭击红司(新华工)驻硚口联络站。

*汉口，红武测二司总部驻汉口联络站被砸。

*物质学校，红司(新华工)联络站被“三字兵”砸，宣传用品等全部被劫。

*制氨厂，红司(新华工)联络站被“红武兵”砸。

*电力制杆厂，下午六时半“三字兵”及三司一伙人再次盗用钢二司名义写与二司不同观点的标语，造反派当即揭穿，使之恼羞成怒，打伤造反派二人。

五月十一日

*武汉制氨厂“红武兵”冲击造反派“新武氨(革司)”树旗大会，并纠集武汉制药厂、武汉染织厂的“红武兵”冲击造反派的游行队伍，当场打伤造反派工人十多人，战旗撕破八面。

*汽运四站“红色造反兵团”战士写“揪出武汉谭震林”的标语，遭“3·22”保守派的围攻、谩骂，当“红色造反团”战士拿着被撕破的战旗游行时，又遭“3·22”的围攻、殴打，当即被打伤八人。

*汉口电池厂王××等十几个保守派辩不赢造反派工人朱××，竟把朱××打得遍体是伤，第六肋骨骨折，左手食指裂伤。

*东西湖深夜，一伙暴徒冲进红司(新华工)、新华农东方红设在东西湖联络站的广播台，将宣传器材洗劫一空，用木棍毒打工作人员。

五月十二日

*二七运输分部二七联社，凌晨四时，“红武兵”等一伙暴徒乘两辆大卡车，手执钢鞭、木棍、虎钳、铁锤、小刀等凶器冲进工人总部二七分部，见物就砸，见人就打，在场的九名战士全部被打，一名重伤，右肋骨内伤、脑震荡，并抢去手表一只，人民币二十元，打字机一台。

*钢材厂，深夜，一千名“红武兵”把该厂的红武测、新华师同学，强行绑架上车，丢在汉阳桥头。

*汉阳纸厂，晚“7001”兵团、“红武兵”、“三字兵”围打革命派子弟中学的“新红工”、新纸中小将，将八人从楼上打滚下来，十九人被打伤，还有一个老太婆也被打伤。

五月十三日

*中原印刷厂凌晨一点，保守组织“联合兵团”纠集汉阳等地“红武兵”，“三字兵”近千人冲入该厂，打伤造反派工人及红司(新华工)战士近廿人，毁坏两台印刷机及几万件印刷品，三万多分《新华工战报》，生产被迫停顿，损失上万元。

*武汉制瓶厂，下午六点，保卫科负责人高作楚亲自带领二百余名暴徒冲击该厂战斗队员的会场，许多战斗队员惨遭毒打，伤员有十六岁的小孩，有六十三岁的退休工人，有孕妇、技术员等，砸烂了会议室的门。

*显正街小学，凌晨二点多，二百余名“红武兵”“三字兵”翻墙冲进该校红司(新华工)“大喊大叫”第一分团住房，砸毁玻璃门窗多件，宣传用品、衣服、棉被等洗劫一空，十二名红司战士被打，重伤四人。

*汉正街872号，深夜，长虹、长江、江汉、一色布厂“红武兵”二百人袭击钢二司，新华工驻针织厂联络站和水运工程学院钢二司驻汉口联络站。暴徒翻墙而入，打破玻璃、门窗、砸烂喇叭。两名学生被打，一女工被暴徒用刀砍伤后又从楼上推下，血流满地，送医院急救。共计摔伤我九人，重伤了三人。

*二七区公安分局，肉联“造反军”冲击公安局，殴打民警，强行抢走打人凶手徐大行。

五月十四日

*武汉染织厂，中午十一时，保守派“八一星军”的王××借口原战斗队员周汉珍透露了他们的身分，纠集一伙暴徒冲入“红色造反者”(即工人造反总司)办公室对周汉珍和××进行毒打。

*武汉柴油机厂保守派王××，无端打战斗队员的耳光，厂长邓××视而不见，军代表只隔两米远，袖手旁观。

五月十五日

*农民被挑动进城游行，中午，游行队伍至中山大道，武斗不断。仅六渡桥一带，很多革命工人和革命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当即有十五人重伤送进医院，马路上血迹斑斑。

天津大学“八·一三”同学因拍两张照片，被绑架，照相机被抢。

仅二、三医院就收了四十名伤员。

*东升路，晚十点多钟，新华印刷厂、电池厂、制瓶厂的“红武兵”肆意拦截汽配厂“红色造反者”的队伍，我被打三十多人，伤十人，其中一人重伤送进医院。

五月十六日

*新华印刷厂，下午三时，该厂“红武兵”对前来参加工人总部“战斗队”树旗大会的十七女中、新华工、钢二司机院、新四中、廿六中的男女同学拳打脚踢，十八人被打伤，重伤而昏倒的九人。

*红旗中学“三字兵”，破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的纪念大会，竟用垒球棒将宋××罗××两战士打昏在地，生命垂危。

五月十七日

*汉阳公安局：凌晨两点，武汉冷冻机厂，汉阳水泵厂等六个工厂的“红武兵”等保皇组织近千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公安分局门前严正要求释放工总夏邦银而静坐的学生，进行突然袭击，大下毒手，他们高举木棒、铁棍、铁架、虎钳等凶器毒打革命小将，有五名战士当即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重伤近廿人，轻伤不计其数。毒打之后，还抢走所有广播器材帐蓬等物。

革命群众对在专政机关门前竟发生如此践踏党纪国法的严重政治事件，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胸。

五月十九日

*服务学校：晚十点半，该校“三字兵”勾结“联动”“特动”分子抢劫国家财产，用铁锤、铁链、菜刀等凶器打伤革司(新服校)战士数人，两人被打成内伤。

*财贸学校：深夜，财校造反派大楼18栋坏人用汽油纵火，上层全部被烧，下层被烧几间，有关部门不追究凶手，处理此案。

*八中：八中三字兵勾结社会流氓毒打钢二司战士，冯润等人受伤。

五月二十日

*江汉路新华书店：凌晨四时，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的“红武兵”四五十人，手持木棒、铁棍冲进新东中(东湖中学)钢二司东方红兵团驻汉口广播站(江汉路新华书店)，打伤新东中十一人(重伤三人)，打伤书店职工五人(重伤二人)，抢走广播机等物，同学给支左和江汉分局打电话，他们不理。

*东风纱厂：东风纱厂一批红武兵、红星军在街上喊“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路边的小孩喊了“解散黑武兵，镇压反革命”，红武兵当即朝小孩头部打去，引起路边革命小将的激愤，当场把两名凶手揪住新河街派出所，派出所拒绝收下，经商量后，委托钢二司水运总部处理其余暴徒四处求援，将水运三名在外面贴大字报的战士绑走，拳打脚踢，还企图诱骗水运代表入厂，进行陷害，后将我营救战友的战士，拖入厂内，用石灰撒在他们的眼里，并毒打战士，当场一人昏死过去；其余被关押的同学也惨遭毒打。

*井岗山大楼：工人总部运输公司分部在井岗山大楼前举行树旗大会，红武兵七百多人有意向大会挑衅，用铁条、刀子、鞭子当场打伤工总五名战斗队员。

*市二医院：晚十时，由皮联、肉联、区建筑公司等单位的红武兵、造反大军几百人勾结该院保守组织红色尖兵企图抢走被他们打伤的伤员，他们冲进医院，用铁条、刀子等凶器打人，周围群众保护伤员，也挨了打，共伤九十余人(十五岁以下的有十五人)。

*孟夫唐家被抄。晚一点半，近百名暴徒冲进孟家大搞打、砸、抢；三点多钟，又有几十名暴徒声称是“联合行动委员会”来的，冲进孟家再次搞打、砸、抢。

五月廿一日

*中午十二时半，武昌、汉口、汉阳的红武兵、红星军、红色工人、三字兵等保守组织借口反对港英当局进行示威，三点多钟，游行队员殴打革命群众，从江汉桥打到利济路，又打到河边，伤势重的和比较重的102人，连六十多岁的老人和六、七岁的小孩也惨遭毒打。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凌晨四时，一群暴徒冲进广播大楼，抢走新喇叭十一个，录音机一部，变压器九个，还有话筒，电子管，胶带等大量广播器材。

*一元路：三字兵游行到一元路，把几个学生打得血肉不分，公安人员在旁边鼓掌，“支左”宣传车拒绝群众正义要求，开走不管。

*市电信局：下午四时，红武兵打伤革命学生、工人多人。

*长办：晚上，肉联“造反大军”等保字号组织二百多人，因抢新华工、三司革联调查组在长办的广播器材未成，打伤新华工、三司革联战士各一名。

五月廿二日

*制漆厂：“古田地区”造反派在该厂隆重集会庆祝《讲话》发表廿五周年，欢呼《红旗》八期社论和《通知》的发表，遭到红武兵殴打，打伤战斗队员、二司武大学生、新华工战士各一名，革命群众要求空后“支左”制止武斗，他们说：“你们自己解决吧，各人有各人的事。”

*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该院保字号组织联保总部头头勾结国棉二厂等单位红武兵、三字兵五、六百名，用铁棍制的语录牌、锉刀、电工刀等打伤造反派三十三人，一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

*武汉拖拉机厂：该厂“百万雄师”召开所谓“五·二一”流血惨案控诉会，污蔑造反派，不让红司及红司(新华工)的战士澄清事实，打伤两名战士，伤员送往四医院途中，他们又勾结外厂的红武兵阴谋抢人灭证，未逞。

*肉类联合加工厂：肉联造反大军、红岩中学三字兵，伙同长办造委等保守派两次袭击二司驻长办修配厂联络站，二司同学被迫转移，结果打伤长办“联司”多人，其中两人受重伤。

*低压锅炉厂：该厂老保在肉联厂老保配合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多次袭击该厂“红色造反者”及新华工、三司革联驻该厂联络站，打伤造反派战士王××等人，并企图绑架革命干部张××，扬言要血洗低锅厂。

*汉宜小学：十七中、廿六中的三字兵持木棒到汉宜小学，门房女工不认识他们，要他们文斗，话音刚落，三字兵就用石头把她打得头破血流。

*市建筑工人学校：肉联及其它工厂的“造反大军”、“百万雄师”两次袭击新建工，毒打钢二司、红司战士，打伤十三人(重伤九人)还抢走了许多广播器材，解放军766部队战士对新建工革命造反派给于有力支持。

五月廿三日

*武汉大学：早在五月廿一日晚二司武大总部定于廿三日晚放映电影《毛主席第五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廿三日下午三司武大总部突然单方面发出通知于廿三日晚邀八所大专院校三司战士到武大电影场开会，二司战士要看电影时，三司挑衅地大骂“二癞子”并仗人多势众，对二司大打出手，重伤二人，轻伤多人，事后还袭击武大二司总部广播台，抢走录音机、电话机等物。

*新三中：“百万雄师”汉阳分部三百余人手持木棒冲进新三中，打伤《红岩》战士及群众数十人，后逃至“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区委党校)，愤怒的群众将其包围，红武兵扔石头、撒药粉，又打伤多人。

五月廿四日

*新华工驻汉阳广播分台：高××带领红武兵及其不明真象的农民数百人，手持木棒、锄柄砸了广播台，打伤战士近十名，后又包围区委党校，又打伤群众多人，六次冲击驻区委大楼“五·一七”惨案火线指挥部，总共打伤近百人。

*砖瓦三厂：该厂战斗队员杨××在一天之内被红武兵打了四次。

向东中学：向东中学、要武中学三字兵伙同流氓近廿人袭击钢二司红武测驻汽车工业公司联络站(住向东中学)，打伤二司战士多人，钢二司红武测一战士严重脑震荡，南昌十三中上京告状团的红卫兵也被打伤。

五月廿五日

*武汉制漆厂：晚九点多钟，武药、武瓶、武柴等厂的红武兵，冲进该厂破坏生产，恶骂造反派，打伤工人多人，打伤武漆战斗兵团负责人二人。

*长办修配厂：肉联“造反大军”一伙人手持木棒，屠刀来到该厂狂叫：“老子的刀不光是杀猪的，人血一样放”；

*肉类联合加工厂：该厂一老保喝醉了酒跌倒在地，老保说是战斗队头头谢×打的，谢×不敢回厂，次日回厂被老保抓住勒令解散战斗队，谢拒绝后即遭两人(其中一人是拳师)毒打，重伤昏迷。

*商业学校：三司商校深夜出外“战斗”，抓来红旗二中钢二司战士一名企图毒打，红旗二中钢二司来要人，商校三司不但不给，反而大打出手。

五月廿六日

*商业学校：商校三司手持利刀对钢二司朝阳血洗，一百多名二司战士几乎全遭毒打，女同学钻到床下、厕所里也未幸免。

*新湖大：武汉军区竟然派出一百多名战士强行包围新湖大校园，前后侧门均重兵把守，不许造反派出入。

*井岗山大楼：保守组织“红色造反兵”砸“红色造反者”广播台。机子、麦克风等被损坏，打伤“红色造反者”多人。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下午四点，一伙“三字兵”配合修建电台广播大楼的“红武兵”冲进电台，多方寻事，进行挑衅。

*商业学校：凌晨四时，商校保守派，勾结建校、钢校保守派突然袭击钢二司新商校总部和朝阳兵团，暴徒手持锄头把、体操棒、弹簧鞭、长马刀，二司战士重伤十余人，四、五人被刀砍，一人被迫跳楼，室内用品洗劫一空。至钢二司战士全部被迫离开学校，到武测、武大避难。

*肉类联合加工厂：晚上“造反大军”等保守组织血洗肉联，革命造反派十三人受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并砸了“工人战斗队”等革命造反组织。

*东风公社：革司《敢闯》兵团贴革命标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拨不明真象的农民打革命造反派，一生产小队李××将张××打得鲜血顺嘴直流，暴徒公开喊：“我们讲不到文的，只会武的，打了再说。”《敢闯》兵团多人受伤。

五月廿七日

*已军管的电讯局对面马路上：凌晨两点多钟，一伙“特动”分子用木棒、匕首、钢鞭等凶器毒打新廿中革司、二司战士打死新廿中初三(6)班二司学生张昌森(17岁)，打伤多人，军代表无动于衷，并放走凶手(连同凶器)。

*地质学校：晚上七点多钟“三字兵”伙同一群暴徒(十多人)翻过地校后门院墙、手持木棍、弹簧鞭冲进新华工驻地校联络站，毒打当时在场的两名工作人员，一内伤，一重伤。

*武汉机床厂：中午十二时半，该厂“红武兵”等撕毁、复盖大字报，并围攻、殴打该厂红司、革司、战斗队战士，打伤九人，一人重伤，昏死过去。

*武汉电线厂“红武兵”中的打手对在厂门马路上宣传的新华工五战士进行毒打，并抢走宣传品及器材，强行绑架新华工战士一名，拖到制氨厂被群众救出。

*新华印刷厂：中午十一点至下午两点，该厂保守组织中的暴徒毒打原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熊自淑同志，打了两个多小时，受重伤。熊自淑同志全家九口，五人遭毒打。

五月廿八日

*华中橡胶厂：原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季××，无理毒打工人战斗队员邢有刚同志，顿时鲜血直流。

*下午六点，湖北柴油机厂保守派杨功成等四人，无理殴打工人战斗队员陈学×同志，休息五天尚未恢复健康。

*晚十一点左右，在制氨厂门前马路上二司新华农、新华师战士与“三字兵”辩论，战斗队员前往劝同学们休息。氨厂“红武兵”武斗联络员王声佩，纠集省柴“红武兵”等，以肖永兰(大恶霸地主之子，其父五五年被我镇压)为首一伙二、三十人，企图绑架华农战士、氨厂战斗队员保护小将，未能得逞，于是暴徒绑架氨厂战斗队员负责人之一龚乃陶同志(肖的同乡、贫农儿子)进行阶级报复，龚被打昏在地，工人来救回，受重伤(呕吐不止，脑震荡)。

*制氨厂：十一点左右“红武氨”打手张良才(其父过去参加过红帮、一贯道、海员特别党等反动组织)对战斗队员张素珍进行阶级报复(只因张素珍贴了抗议“抓办”破坏生产的大字报)。先是辱骂这个未婚的女青年，随后把她打昏在地，头面部挫伤肿胀，裂口，鲜血直流，满脸都是。

六月一日

*武汉印刷厂：该厂“红武兵”趁造反派外出游行(庆祝毛主席批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几机，武汉钢二司在该厂印刷的“革命造反”报被劫走一万五千分。

*傍晚六时许，武昌街道口三岔口发生一起车祸，由关山方向开来满乘三位解放军的摩托与刚转弯的十二路公共汽车相撞，油箱撞破起火；两位解放军受重伤，某些人大肆作歪曲宣传，轰动武汉三镇，诬陷工总谋害解放军，经调查，十二路公共汽车司机张××根本不是战斗队员，相反他曾于五月三十一日写出严正声明，声言要“镇压工总中的一小撮王八蛋。”

六月二日

*农业水泵厂的“百万雄师”与该厂的“红武兵”以及受蒙蔽的农民挑起武斗，历时一天一夜，革命造反派被打伤廿多人，重伤四人，造反派至支左交涉，不于理采。

*晚上，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星火燎原”(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等组成)去武汉邮电器材厂参加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庆祝大会，并表演了节目，此时，几千名红武兵包围武邮，几百人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棍的“百万雄师”大打出手，我战士受伤三十九人，重伤十九人，两人休克，且抢走了大量乐器和道具。

*三五○六工厂武装科负责人亲自出马指挥战斗，该厂革命造反派十几人被打伤，新武机同学刘为庆路过该厂也被打。

*钢二司武大总部、三司革联等组织慰问团百来人抬着慰问信、毛主席诗词前往陆军医院慰问六·一车祸中受伤的解放军同志，遭到“三字兵”围攻，有人从医院里冲出来撕毁慰问信、毛主席诗词。

*武车工人战斗队召开树旗大会，保守派破坏会场，战斗队、新华工、二司战士共受伤二十二人。

六月三日

*武昌造船厂5．23事件(几个书记带领几百名老保打伤革命造反派一百余人，重伤五人，撕破战旗十三面)，6．2事件(晚上，武船的几百名保守派冲进护校大门，要砸二司护校广播站)之后，早晨两点多钟又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由×××带领的五十多名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棒的暴徒，打灭路灯，冲垮宿舍门，将战斗队周××和工人三司徐××打伤。

*晚上九点钟，头戴安全帽，手持凶器的一伙“百万雄师”分乘十一辆卡车袭击武汉机械学院和四中，阴谋未逞，四新村马路上的群众倒挨了“百万雄师”的打。

*3506工厂造反派被逼得没办法，于零时起静坐斗争，提出五项要求，向厂“抓办”要四大自由，要人身安全。晚2，000多红武兵包围二司武机总部，将二司一个同学毒打，并抢走电话机一部。

六月四日

*上午三点，近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持凶器的百万雄师包围市委大楼，欲赶走造反派联络站，以至发生严重武斗，血洗市委大楼，烧毁了造反派联络站的主要材料，遭毒打者，计新华工二人、二司红旗中学一女生、四中一人、电校一人、武大二人、武师二人，此外，革命群众被打遭绑架的无法统计，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武汉棉织厂：红武兵砸了“4．29”血案火线指挥部设在该厂的广播台，周纪庭、李之清等几名惨遭毒打。

六月五日

*汉轧保守派组织“2．18”头头刘木桃、陈桥洪、黄成、李至×、杨文清、陈××、栾和廷带领100多名头戴安全帽、手持凶器的暴徒血洗汉轧工总分部，并围困了一夜。贫下中农，工人出身的胡海珊、张怡新等数十人受重伤，特重伤三人。

*十一点钟左右，三司革联在文化印刷厂印刷革命战报，全部被红武兵抢去，版面被砸，武大三同学被打，并绑架到洞庭街77号。

*晚六时半左右，武汉第三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勾结二砖瓦厂的百万雄师、红卫村中学的三字兵共五百多人在厂长王××的带领下借游行为名闯进建材学校冲击二司、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挑起大规模武斗，二十一人受伤。

六月六日

*六·六汉阳大血案发生前的一星期，百万雄师在汉阳铁中集训，扬言血洗汉阳，事件发生前有8201部分宣传车在武斗区宣传“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对付‘流氓阿飞”，高音广播“六·四”通告。

宣传车刚走，计500—600个红武兵头戴安全帽、手持大木棒、身穿兰工作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血洗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中心联络站——汉阳区委大楼。

红武兵冲进一、二楼后，以此作为指挥所，革命小将誓死捍卫大楼，数十名小将在血泊中被暴徒绑架拷打、审问。广大革命群众目不忍睹，扑上去抢救革命小将，却被暴徒毒打，有无数的无辜群众，老人、小孩也倒在血泊中。

最后，由于寡不敌众，百万雄师强占了大楼，革命小将受残害者不计其数。

*下午，“红武兵”等保守派在光天化日之下，砸了新华工驻司门口联络站，该校一教工受重伤，“腰子”被打出来了。

*钢二司驻汉阳联络站被“红武兵”暴徒砸掉。

*九·一三兵团负责人刘××被六车全付武装的“红武兵”带走，至今未放。

*第三公司门前，晚上出动三辆车，满载“百万雄师”头戴安全帽，手持带钉的木棒，有十几人上前拦阻，竟被他们打伤，后来机总来人包围了他们，将他们车子放了气，抓住三个头目，是该厂的书记，厂长，武装科长。

*新四十中被“百万雄师”，“三字兵”包围，抢走了该校的所有纸张，油印机，广播器材料，四十中小将从楼上跳下跪到×××“支×”办公室，请求制止武斗，而“支×”人士置之不理。

*中午，“百万雄师”数千人包围某区委礼堂，殴打二司水院等单位的革命小将，有的被打成脑震荡，有的被打伤抢走，下落不明。

六月七日

*早晨六时许，有一辆满载359部队解放军指战员的卡车，由汉口开往武昌卓刀泉支援夏收。路经汉阳文化宫时，“百万雄师”六、七十人以抓“九·一三”为名，对解放军战士施行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三十多名解放军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抓至公安局才证实是“误打”。

*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筹备处赴汉调查团借电力设计院交通车和新湖大广播器材，到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前宣传毛泽东思想(洪山宾馆)和批判《六·四通告》，支左指挥部就指挥解放军拘留车上十四人，其中十二人是解放军战士，武老谭公开违抗《六·六通令》。

*六·六血洗汉阳之后，“百万雄师”在武老谭的指挥下向造反派发动更猖狂的镇压，制造空前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流血事件，在民众乐园，人民一路，人民三路，人民四路，六兴路，江汉路，汉水桥，司门口，大东门等地均发生流血事件，头戴安全帽的“百万雄师”打着拥护《六·六通令》的旗号手持凶器与“三字兵”，“红武兵”一起游行，凡遇到叫他们不同观点口号的就当成“牛鬼蛇神”穷追猛打，若有人喊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那就大祸临头，连五岁小孩也不放过，街道上砖石狼籍血迹斑斑，实为寒心。

下午，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及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准备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会，欢呼《六·六通令》的发表，并声讨美英帝国主义镇压我法西斯暴行。这个大会遭到“百万雄师”的棒子队破坏，参加大会的革命造反派有的汽车未到会场在路上就被截被打，受伤者不计其数。

*长办造委杀人案发生，晚八时，长办联司战士许天栋(党员)回家看病人(爱人)，被“长办造委”一伙暴徒毒打，刘庆×闻讯赶来制止武斗也被围攻毒打。

早晨“百万雄师”十六卡车人去长办大院寻衅武斗。

*汉阳桥口武汉机械学院二司的同学欢呼中央《六·六通令》，下午四时“红武兵”行凶打人，重伤九人。

*武汉低压锅炉厂，汉口化工厂，汽车改装厂惨遭“百万雄师”汉口肉联几百名暴徒的血洗。暴徒们使用木棒，铁棒，大刀，日本指挥刀，匕首等屠杀革命造反派及革命群众，重伤二十多人，轻伤不计其数，抓走的无法统计。

*居仁门中学被“百万雄师”数百人围困数小时，革命造反派奋起守卫，终于击退百匪。

六月八日

*上午八时，“红武兵”匪徒分几路包围民众乐园，进行猛攻，打伤不计其数。

*下午，新湖大红八月战斗兵团战士二百多人下乡劳动返校，途中遭“三字兵”，“特动分子”，“红武兵”围攻，重伤二十六人，轻伤七十一人，柴本玉等三位临委会常委被架走，至今未放。一司机被支左指挥部扣押、拷打、审讯后放回。

*下午一时，保守组织“红城公社”砸二司，新华工在武昌区委的联络站和广播台，后来又调五十人，都带木棍，横扫两旁群众，冲入大楼，群众奋起抗暴，“红武兵”又调来了三车“红武兵”人，撒石灰和六六六粉。打伤不计其数。

*毛泽东思想“八·一七”司令部被暴徒砸烂，二十多人被打伤、打断手脚。

*中午，“红武兵”又冲击民众乐园，未冲进，武机也发生同样事情。

*四百名“红武兵”冲入三民路粮店，抢走大米几万斤，粮食洗劫一空。

*几千名“红武兵”暴徒，乘车去汉口，在工艺美术馆附近挑起武斗，打死造反派四名，伤者不计其数。晚上，红旗大楼附近，“红武兵”武斗一直到夜十二点。郊区有八车农民进江汉公园(“百万雄师”驻地)。

*中山大道、六渡桥、江汉路“红武兵”挑起大规模武斗。

*毛泽东思想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8201部队护桥炮艇张排长，公安局丁科长亲自指挥，八一七伤九十多人，十三人重伤，非法逮捕七人。

六月九日

*居仁门中学大惨案：

居仁门中学(红锋中学)的对面育红中学是“百万雄师”刚开辟的硚口区根据地，他为了清除自己周围的造反派，居仁门中学的武汉钢二司战士就成了他的眼中钉。六月七日曾出动数百名“百万雄师”手持木棒，头戴安全帽攻打红色造反大楼(二司所在地，激起群众公愤未成，六月九日又派六百多名分批攻打，居仁门中学的数十名二司革命小将奋起血战自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抗暴长达30—40小时，从一层楼退到四层楼，在危在眉睫全部阵一的情况下，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协助革命小将，由于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百万雄师”才被迫撤走。数十名小将每人都负了轻、重伤。

“百匪”撤后，群众潮水般涌上楼。群众捐款二百多元，粮票一千多斤，面包、汽水，牛奶大批送上，慰劳英勇的革命小将。

六月十日

*下午四时“支左”宣传车开至民众乐园附近宣传，群众十分护挤，谈论武斗情况，车子行驶不便，有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分别登上车两侧帮助分开人群，以便让车顺利行驶，车子刚过人群，车子突然加大油门，增速飞车，两青年被抛在地上，群众高呼救人时，车子扬长而去，华徐吉勇爱自护送受重伤的两青年去市二医院。

*清华井岗山六月八日，余真×京赴汉调查，被抓进三分局。

*晚十二时三十分，武老谭唆使三千多名农民手持铁叉、冲担袭击二司华师总部，与巡逻队遭遇，三人(学生)被打伤，华师有准备，后来农民撤退。

六月十一日

*晚，八时多，钢二司战士李郁华，梁泽等去武汉制汽厂取喇叭，被该厂“红武兵”绑架、审讯、拷打。

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武汉汽车配件厂大血案：

汽配厂联司汪福雷同志在回家路上被“红武兵”非法绑架，军代表等三方谈判一天未成，“红武兵”毫无谈判诚意，意在寻衅，“红武兵”重兵包围汽配，水、电、交通齐断，军代表呼吁无用。联司仅有百余人，原来上千人，由于提前发工资都回去送工资去了，厂内空虚。大屠杀开始后，杨正超(11级工)当场牺牲，程世雄等三人被捉，暴徒除了手持凶器外，氨水，六六六粉，石灰都用上了，惨无人道，无所不用其极。军代表和革命造反派联司一起奋起抗暴，因寡不敌众，联司只有上百人，“百万雄师”就是七千多人，农民共有十辆车，手持铁叉，冲担，头戴安全帽，将汽配重围，外不能援，内不能撤，联司同志都惨遭毒手，“红武兵”的法西斯暴行，惨不忍睹。

六月十三日

*华农大血案：

晚九时，二司华农十一名同学送三名武重技校同学返校，车至武汉工学院附近，受到马路两旁伏击，被绑架走了，下落不明，马路两旁的“百万雄师”已埋伏三天了，其中一同学脱险逃回华农报告，随即有几十人来抢救，车到现场又被重围，园艺系王体盛同学被冲担由肛门刺入，阴部穿出，重伤，支左不愿出车护送至医院，抢救无效而牺牲。田吉放同学脑子被打出，生命垂危，重伤(头部)二十八人，轻伤多人。

六月十五日

*江汉路循礼门车站大血案：

晚十时“百万雄师”四十二辆无牌照的新解放牌车子满载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棍的“百万雄师”，从江汉关大智路开往江汉二路，路上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小孩就喊“打倒‘红武兵’，镇压反革命！”于是“红武兵”就全部下车，沿江汉路一直杀到循礼门，据血迹判断死伤不下数十人，男女老少都有，群众只抢到二名尸体，余皆被他们用汽车装走，从十点钟一直杀到次日一点多，以循礼门车站为最惨，车站张贴的一张大红纸抄写的《六·六通令》，有一个人就死在那“通令”的下面。

六月十七日

*中南旅社门前大血案，死伤无法统计。下午一时许，大批车队满载全付武装的“百万雄师”，气势凶凶，直逼中南旅社而来，妄图以此为跳板，扑向人民文化园。惨无人道的“百匪”兵，开动六辆大卡车，轧向群众，“百匪”挥刀舞矛，乱砍乱杀，同时，部分“百匪”强占财贸大楼，不惜糟踏国家财产，把用来修建的红砖，雨点般地向下面群众劈头盖脑地打来。为了抢救受伤的战友和群众，为了支援被围的中南旅社战友，我守卫在人民文化园的三十多名钢铁战士乘一辆卡车出动了。此时，群众和我方强烈要求停止武斗，举行谈判，当我方代表和解放军同志进入街心谈判地点时，“百匪”破坏谈判，蓄意不到，却大举砸下石块，打伤我方代表，打伤解放军同志，我三十多名代表忍无可忍，乘坐卡车向财贸大楼驶去，强烈要求“百匪”住手。车开至街心，后路被武老谭的宣传车阻断，群众不得前进，我方战士陷入无后盾，无退路，无掩护的境地，落入“百匪”虎口。暴徒用斧头将我司机劈死，许多战友来不及下车就被“百匪”用铁矛刺死在车上，三十多名战士大部分光荣牺牲，仅逃出三人。除少部分尸体被我们拼死抢回外，其余的连同卡车，被他们派司机运走。鲜血渗透车板，洒了一路……。大屠杀一直至次日上午九点多才撤退。

“百匪”数万名包围民众乐园，血洗、围剿革命造反派达二十一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九·一三”有九十三名战士状烈牺牲，其他无辜的革命群众和小孩被“百匪”打死、打伤的无法计算。

*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血案：

六月二十四日早晨三点钟左右，四千多名“百匪”在武老谭的驱使和指挥下，头戴钢盔，手持长矛和钢焊，一下就包围了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五点钟“百匪”占领了工造总部周围的所有屋顶，并用高压水龙头朝工造总司屋顶猛射，六点钟“百匪”朝工造总司放了好几枚烟幕弹，并广播了所谓工造总司的几大罪状，九点半“百匪”发出最后通谍，并向工造总司驻地投了六个燃烧弹，工造总司大楼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六点四十分，有两千多受蒙蔽的农民参加了“百匪”的“战斗”。十点二十三分“百匪”又向工造总司投了燃烧弹，喷火器喷火。十点四十分“百匪”占领。“百匪”用现代化的武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有的同志被迫跳楼，连二岁的小孩也惨遭残杀，多少阶级兄弟牺牲在“百匪”的钢焊、钢矛之下，十二点四十二分“百匪”集合撤退。

在这血腥的大屠杀中，英勇捍卫“工造总司”大楼的二百多名革命工人和革命小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少有四十多名英勇壮烈牺牲(在场这摆了十几具尸首)，其他同志都下落不明，在长达九小时的斗争中，守卫在大楼里的战友给了“百匪”以坚决有力的还击。

六月二十五日

*上午新湖大临委会在“百匪”的大屠杀的威胁下，决定撤出校园，下午四时“百匪”就出动了大批暴徒围攻新湖大，在新湖大看大字报的外校群众遭到匪徒毒打。

*汉口的红色堡垒人民文化园红旗大楼节节失守，“百匪”趁机洗劫，抢走人民文化园内的粮食万斤，其他财物无法统计。

*“百匪”在汉口和武昌车站，码头，搜身检查，无理绑架钢二司战士数百人。

六月二十六日

*特大喜讯：上午十一时中央文革办事组，中央军委办公室根据武汉的实际情况给武汉军区打来电话(并通知群众组织)，全文如下：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的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

军委文革办公室

1967．6．26

中央来电，毛主席的关怀，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激动万分，武汉三镇处于一片欢乐之中。

*中央来电后，武老谭并不甘心，大耍两面手法。下午“百匪”围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长办联司)，绑架十余人。

*晚上“百匪”暗杀队在青山绑架“九·一三”战士三十余人。

*“百匪”绑架武汉京剧团赴京告状团成员二十余人。

*武汉机械学院，武汉钢铁学院遭“百匪”围攻抢劫。

*“百匪”今天又继续在武昌，汉口的车站，码头搜身检查，又无理绑架我钢二司战士数百人。绑架钢二司新水运的战士有一百多名。

六月二十七日

*在汉口，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钢二司武汉工学院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中央六月二十六日电话指示，深受群众欢迎，与“百匪”无任何直接关系，然而集结在水塔的一百余“百匪”两次冲出来，第一次刺伤一个老头子，这时有一军区宣传车从此经过，把老头子救上车。“百匪”龟缩进去。片刻“百匪”又手持长矛直奔武工的宣传车，车上三十多名同学从车上跳下来躲避，“百匪”打破驾驶室窗玻璃，刺伤司机，宣传车，路经水塔附近时，里面的“百匪”拼命往车上丢石头、标枪长矛，数人受伤。这是六月二十六日中央电令之后的又一次屠杀，可见武老谭及“百匪”是不会立地成佛的。

六月三十日

*新湖大血案

六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携带匕首的四十余名“百匪”在新湖大门口刚贴好的大字报上写标语，显然这是故意寻事。这一举动当即受到在场群众的斥责。杀人成性的“百匪”却拔出匕首向群众刺去……。

这样，一场武斗发生了，“百匪”立即出动一辆装甲车和三十余辆汽车包围并血洗了新湖大。

一群“百匪”冲来，体院钢二司战士姚正国未来得及跳开，退到墙角外，“百匪”赶上，一枪刺破头成，紧接着又一枪刺破腹部，这时铁门里的老婆婆合掌向“百匪”求饶，“百匪”置之不理，又朝姚大腿刺一枪姚倒在血泊中。钢二司武测一战士拍摄“百匪”的装甲车被刺伤。一名中南电力设计院的“观众”也被刺中腹部。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制止武斗中也被刺中腹部，生命垂险。至于受伤者，无法统计。

第一次围攻于下午二点多钟才结束。

下午五点多钟去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和八辆装甲车第二次围攻新湖大。用装甲车撞倒围墙三处。整个血案中，杀死我红体兵三名，杀伤新湖大、赤总、钢二司外专、钢二司红武测和中南电力设计院数十人。

*汉口：

上午九点钟至下午一点半钟，“百匪”围攻了工艺品陈列馆和人民文化园。

工艺品陈列馆里的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队(即首都红代会及外地来汉调查组)钢二司红水院战士三十多人被打伤，四十多人被绑架，其中有首都红代会五人，至今二人下落不明，十几人住医院。

人民文化园内的钢二司红汉测等校战士从园内撤出，才未遭毒手，被绑架数人。

七月三日

*早上4时武昌关山鼓风机厂，一回厂上班的工人就被百匪杀伤。

七月四日

*钢二司战士在汉正街贴大字报，百匪拿出两把刀威胁战士，并把大字报复盖。

*中午新机校井岗山兵团几个同学在中山大道水塔下贴大字报，忽然从人群中飞来一棍朝新机校的学生打来，原来是一个百匪，40来岁又矮又肥长着一脸横肉伙同两个党羽在打人，学生机智勇敢，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又将旁边一学生模样的青年，边拖边打抓到水塔匪巢里。

七月五日

*百万雄师竟然到利济路殴打两解放军战士，革命群众怒吼“不准打解放军！”但暴徒仍继续打战士头部。

*发传单有何罪?五日下午一学生在三民路被百匪殴打。

*在武老谭的策划下，在空字006部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殴打和绑架造反派战士的严重事件。

7月5日下午空字006部队“红总”召开热烈庆祝“红总”成立半周年及欢迎赴京告状团胜利归来的大会，并邀请其它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参加。武老谭对此怕得要命，纵空保守组织《空字006部队临委会》勾结《百万雄师》某些人大打出手，大打、绑架，对女同志大耍流氓手段，把一女同志从大路上拖到值班室，把军帽放在地下踏，许多战士军衣被撕破。

七月六日

*上午九点半左右，友好商场附近十二中同学发传单被五六个三字兵追打。

*上午新华工学生在中山大道二路电车南京路附近贴大字报，刚不到二十分钟就被百匪复盖。一革命群众当面指责百匪破坏四大的罪行，百匪竟行凶。

七月七日

*新实师七·七大血案：

百匪在七月二日、三日围攻新实师造反大楼未成，于今天凌晨二点，八十多名百匪伙同该校三字兵又一次偷袭我造反大楼，无故抢劫我校仅有的广播台，杀刺我红色造反者，由于该校造反派无准备，百匪强行攻占了造反大楼二楼，绑架我二司战士多人，这时三楼战士闻讯奋勇抵抗，百匪便把绑架的战士作掩体猖狂地叫“老子攻上三楼后把你们统统捅死。”

几次冲击未成，百匪便把二楼战士的被子、衣服、蚊帐、课桌加上煤油、汽油强用火攻，三楼战士被火烟呛得睁不开眼，但我三楼十三名战士仍奋力自卫，杀退了手持长矛全副武装的百匪。表现了钢二司战士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慨。

在这次血战中，我钢二司战士重伤三人(一人昏迷不醒)、轻伤和损失的国家财产无法统计。更不能容忍的是军区“支左”在我几次强烈要求下竟不予理采。

*上午红司(新华工)一队人在中山大道工艺大楼一带宣传，这时来了二车百匪将他们的旗帜抢走，新华工战士跟着要旗帜，车开到东来顺附近时，两车百匪突然下车，头带安全帽，手持铁棍长矛向群众和新华工战士杀刺，当即受伤数人。

七月八日

上午八时，百匪200余人包围了长办联司，长办联司有两位战士已被迫跳楼。

七月九日

*红阳中学四个二司同学被抓走。

*七时左右4车百匪去武汉四十四中，抓去造反派战士71名。

*十时左右新湖艺广播台被百匪砸了。

*凌晨百匪围攻我三钢广播台(司门口)。开始用弹弓挑衅，打碎了大楼门窗玻璃。约四时左右大批百匪从隔壁邮局闯入，非法砸了我三钢广播台，打伤我工作人员，一个被踢，一个头部被铁铣击伤。抢走麦克风一个，150W扩大器一个，25W喇叭四个，变压器二个，电唱机一个、电表、钢板、电烙铁、电话机各一，电灯泡两个、旗二面、唱片若干。

七月十日

凌晨六点四十分左右，武钢耐火厂“九·一三”战士吴炳华在青山公园公共汽车站被暗杀。

七月十三日

武老谭恿怂百匪行凶杀人，并非法绑架武钢一冶革委会负责人徐彪同志。

七月十四日

新一中战士在工艺大楼贴标语时(下午三时左右)，工艺大楼里的百匪出来行凶，殴打我新一中战士，这情景被我钢二司新五中一负责人陈志林和一同学看见。这时又来了一伙人问是谁在打人，陈志林就指着工艺大楼里出来打人的百匪说是他，这伙人说不是的，陈说是的，原来这伙人是早已知道陈的身份的百匪，当另一同学发现时就赶紧要陈跑，当陈跑时，这伙人就说陈是杀人凶手，被站在远处的百匪用脚把陈撞倒。将陈抓住时毒打一顿后，又抓往公安分局并说他是杀人凶手，有匕首，这完全是造谣，当时陈只穿了一件短裤，连上衣都没穿，那里有匕首，江汉分局无理扣留我钢二司新五中负责人至今未放。

七月十五日

我造反派为了反对刘少奇的新反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中间到了汉阳和武圣路一带时，驻在这里的百匪用大量石头向队伍中扔，打伤我造反派多人，这时红司(新华工)敢死队就回来，叫群众队伍先走，同时百匪就从电车公司方向冲出来，人数不断增加，将游行队伍截成几段，一段在武圣路，一段在汉阳，当时新华工朝没人的空场投了三枚自制手榴弹，根本没有炸伤任何人，只是吓唬一下。四五十辆车的百匪向我造反派用铁矛乱刺，当即牺牲就有20多人，被打伤的不计其数，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有的群众也惨遭毒手。

七月十六日

*武老谭、百匪百般刁难，破坏我造反派横渡长江，调走所有救生船只，切断火线指挥部电线，使两岸失掉联系。但我钢二司战士冲破了武老谭的重重障碍。在下午六时没有安全设备的条件下，渡过了长江天险，一路游行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在汉水桥已有四五十车百匪和不断地增加百匪准备拦去，但我游泳健儿在新一中过了一夜，粉碎了武老谭的阴谋。

*在水塔附近，中午百匪把我二名学生抓进水塔。

*中午东方红大楼(武汉关)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06部队红色造反总部一队人经过，并高呼“打倒陈再道！”这时东方红大楼里的百匪全部冲出来殴打我四五十名造反派战士，并抢走解放军战士帽徽和领章，还绑架一人。

七月十七日

下午百匪(工艺大楼)为抢传单一事殴打革命群众，后拖进工艺大楼，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放出。

上午在汉阳桥头“百匪”殴打和绑架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四二三部队《红联》战士四名，至今未放出。

七月二十日

在陈再道亲自策划指挥下，8201部队及百万雄师的一部分反动分子于19日晚包围了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地，二十日凌晨围攻谢副总理及王力同志，接着又绑架王力同志，殴打、谩骂王力同志并把王力同志架到军区大院开大会斗争了王力同志，事情一直延续到二十一日。这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政变。是陈再道叛党篡军反革命面目的总暴露。

七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四日

数百辆车“百匪”围攻新体院、武测(钢二司司令部)达数十多小时，解放军(空军、8199)制止武斗，多人被打。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新疆乌鲁木齐武斗大事记
新疆红二司驻汉联络站编
1967.08.00


六月二十三——七月二十七


【六月二十三日】晨，在王恩茂亲自授意下，在军区付参谋长马森，军区文办主任李照明等人指挥下，调动《八野》《工农革委会》《红促会》三万余名暴徒，攻打红二司坚定组织之一，八一农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先砸毁价值十几万元的电话总机。接着又卡断水源、电源，封锁通往八一农学院各路口。七点左右开始火攻八农《八八火种》大楼。红二司小将奋勇反击。但由于寡不敌众，于二十四日七点大楼失守。全部守楼《八八火种》战士被抓走，临走把《八八火种》战士于××，扔进通气道里，两天后才发现。于××已奄奄一息。《八野》《工农革委会》暴徒将楼内物理、化学、生物、解剖实验室仪器，教学用品洗劫一空。大量国家财产遭到破坏。初步统计，损坏国家财产达百万元以上。这就是“六、二四”八农事件。

【六月二十六日】晚《工农革委会》千余名暴徒攻下苇湖梁电校造反楼一楼。然后以窗户放火烧二楼，还把许多臭鸡蛋往里扔。投入炸药包炸伤数人，最后把全部守楼战士抓走。

【六月二十七日】《八野》《工农革委会》数千名暴徒，用马队、吊车、汽油、石灰、硫酸。调动数千名哈萨克马队攻打红二司据点——新疆财贸学校、农机厂。财校十几名红二司小将硬死不屈，高喊“毛主席万岁！”集体跳楼。从此，新市区被“八野”“联总”“工农革委会”“红促会”所控制。

【六月二十八日】“工农革委会”五万余名暴徒，火攻苇湖梁发电厂及六道湾煤矿红二司，职工总司驻地。

【六月二十九日】“八野”围攻十月拖拉机厂，经红二司，职工总司声援，老保不得人心，被迫撤退。

【六月三十日】有色局老保，石联司暴徒(系工农革委会)围攻新疆工学院。

【七月一日】“工农革委会”一万余名暴徒，使用马队、吊车、喷雾器攻下工学院造反大楼第一层。将工学院实习工厂的机器砸得一塌糊涂价值万余元。在红二司战士英勇抵抗下，暴徒未冲上二楼。老保转攻宿舍楼，抓去数百人，抢手表、收音机、钱、粮票、绸被面。丢下旧皮鞋穿上新皮鞋，拿不走的全部砸坏。

【七月六日】新疆军区发出“制止”武斗公告。当天“红促会”“三司”冲击红二司驻人民广场大会战阵地，撕毁广场造反派大字报。

【七月十一日】上午，《八野》《联总》两千余人，包围工一师，并用10辆卡车运汽油前往工一师。

【七月十三日】晨二时许，数千名手持长矛，头戴钢盔“八野”“联总暴徒，血洗人民广场大会战，打死红二可战士十余人，打伤一百多名，抓走三汽车造反派战士。红二司，职工总司扎广场帐篷全部抢走。两名到现场拍照的新华社记者也惨遭毒打，照像机被抢走。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驻守在广场附近新疆军区×部，非但不制止武斗，等暴徒走后，还用水洗刷血迹，脑浆。在广场旁边的军区总通讯站(设在区党委大院内)还窝藏杀人凶手，杀人凶器。

【七月十四日】《红促会》《八野》数万名匪徒强行“查封”新华分社，绑架了九名记者，制造了国防外交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迫害事件。当日下午，又围攻职工总司团结剧场据点。次日晚，军区付司令员张希钦召集“八野”“联总”头头开会，张在会上讲“口里各地早就打了，而且打得很励害，新疆还很平静，中央支持你们(指“八野”“联总”)我们新疆军区也支持你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不大打，可以小打”并把这个反革命黑指示星夜传到各基层。

【七月十五日】在八道湾三十三辆满载《八野》暴徒的大卡车，在王恩茂的得力干将，警察长姚××、国民党警察长吴××，恶霸地主、三青团骨干分子周××带领下，向正在上班的“职工总司”的战士及在场的红二司小将杀来。暴徒用钢鞭抽，用大刀砍。当场杀死“职工总司”战士九人，九十多人负伤，四十多人被抓走。

同日，在新疆日报社《工农革委会》调集两千多名暴徒把出版《红色电讯》的机房，编辑部大楼层层围住，进行挑衅。在门口，一年过五十的老人被暴徒用长矛戳死，并将死尸抢走。

【七月十六日】军区声明“双方谈判协商制止武斗”，但当天，在八农《工农革委会》油运司“交通红旗”八百余名暴徒提着锋利的长矛，有装甲车趁“八农”不备之际，冲击“八农”，“八农红旗”战士×××被刺七矛，壮烈牺牲，十三名受伤。

在新疆工学院，有色局“联合兵团”暴徒趁同学们吃饭时，围攻饭厅。当场刺死一人，抓走三人。

【七月十七日】乌市郊区“安宁渠公社”军管会代表高某和五一农场“走资派”×××组织了二千多名受蒙蔽的农牧民一百匹马的哈萨克马队，殴打和绑架参加夏收的红二司战士和当地造反派，当场打死六十多岁的军属老人(其子在新疆军区是支持新疆红二司的)打伤二十五人，其中三人受重伤生命垂危，二百多名红二司战士被抓去。

【七月十八日】新疆军区派出部队“制止”武斗。却在当日发生三起大规模镇压红二司等革命组织的流血事件。

①在六道湾，数以千计的《八野》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长矛，大刀行凶抢劫造反派的私人财产。

②在报社“走资派”即勾结《工农革委会》数千名暴徒攻打报社大楼，抓走了驻守的四十余名《职工总司》战士。在烈日残酷拷打十名战士，膝盖骨被打坏，成终身残废。

③工农兵印刷厂受到冲击，暴徒竟把装订毛主席著作的车间砸得粉碎。

【七月十九日】在军区人物的指挥下《八野》暴徒为抢占自治区二医院作为武斗的战备医院调动五千名暴徒，围攻此医院，守在医院的红二司，“职工总司”战士被迫自卫还击。暴徒便下毒手，刺死职工总司战士聂××张××。新疆大学红二司战士李××刺伤后，暴徒又将李投进和平渠活活淹死。

同日下午《八野》《联总》二百余人到商业厅，军管会×××打开库房门，暴徒将所有地毯、被子、褥子全部拿走，准备冬用。

煤校红二司战士在光明路截一辆小汽车内发现军区兵团武斗计划(已上交中央)

《八野》暴徒在人民公园砍死工一师一造反派工人，在军区门口两名解放军战士公开绑架红二司新大一战士，下落不明。

【七月二十日】上午军区召开“制止”武斗大会，兵团发布“自卫反击声明”。会议期间《工农革委会》《红促会》在出版《红色电讯》的新疆日报社门前戒严，绑架了十三名红二司战士，一百名群众被扣留。

在公共汽车公司“风雷激”与“红泉公社”数百名暴徒抢走了二十七辆汽车，砸坏三十余辆。将50吨油库汽油全部抢走。刺伤公共汽车《全无敌》战士三十多人(此事就发生在军区司令部附近)

【七月二十一日】铁一中铁三中红二司据点被攻下，红二司铁一中勤务员崔××坚强不屈，被暴徒把腿打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被攻下《八野》暴徒砸毁该院物理、化学所大楼，打死四名“职工总司”战士抓去二十余人。

同日《工农革委会》铁路局老保将火车南站全部造反派赶走。同日新疆“百匪”《八野》在军区直接指示下勾结《联总》《工农革委会》《红促会》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

【七月二十二日】《工农革委会》“石油联司”将工学院门前大桥炸毁，妄图困死工学院红二司战士。当日下午，全疆最大的冷藏设备——乌鲁木齐冷库被《八野》炸毁。职工总司驻守在冷库的肉联厂战士全部被抓。

【七月二十五日】晚十二点，医学院“一月保守团”勾结新疆的百匪“八野”、“联总”、“工农革委会”、“一三司”、“红促会”等老保组织包围我新疆医学院红二司战士驻地，封锁了各条线路路口，切断了水源、电源，占领了电话总机，把一切对外联系全部切断了。接着，他们于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利用汽油、雷管、炸药等武器，向住院大楼发起了总攻击，包围了整个医学院(包括附属医院)将一座楼攻下，将职工、病人营养食堂全部砸光、抢光，把粮食全部抢走了。

同日，老保又攻打红二司石油“井冈山”，被火烧伤的井冈山战士很多，伤势也很严重。有一个烧伤面积20％(大脑大部被烧伤)，一个烧伤60％，一个烧伤50％，一个烧伤40％，当病人被送到医学院，保皇派的医生不给血浆，造反派的医生又被抓的抓，逃的逃，病人得不到治疗，结果也死了。

【七月二十六日】晨四点，老保发出第一颗信号弹，准备进攻新疆医学院一号楼和二号楼，造反兵团立即集合自卫。五点，开始了攻击，他们使用了三十多颗燃烧弹及大批炸药(具体数字不详)，从五点到七点，炸伤炸死造反派四人，重伤三十六人，轻伤不计其数，十点左右，老保包围附属医院，四百多名医务工作者大部分被抓，只逃出十余人，当场三个病人死亡(其中一个病人患严重心脏病，医生正在给作手术，也被暴徒赶走，致使病人死亡)下午一时多，才放出二十多个小护士，开第一次饭，只有馒头和凉水，病人因无人医护，不断死亡。造反派坚持斗争了一天。

【七月二十七日】老保调集了更多的人马，轮流攻打，他们在工人文化宫和“军”字号新疆日报社吃饭。下午两点，老保发起总攻击，使用了八二炮、六○炮、钢炮、燃烧弹、汽油瓶，毒气、火焰喷射器、手雷、装甲车、吊车、六六粉等应有尽有的武器。在攻击时喇叭一吹，一、二号楼就被炸、被烧、后来才知道，老保在两座楼的地道里埋上了炸药。一号楼由学生守卫，二号楼由工人守卫，老保用救火车、高压泥浆泵将汽油喷射到房上，用燃烧弹点火，造反派面临熊熊大火，英勇不屈，他们写了“向毛主席告别书”，手捧语录本，约有三十多名战士高呼“毛主席万岁”，集体跳楼，死亡三十余人。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一、三号楼全部失守。造反派跳楼未死者，进行突围，老保用长矛、标枪乱刺，不死即伤，无一幸免。至此，医学院已全部被踏平，全院八百多造反派被抓走，大火烧了一天一夜至二十九日仍未全熄，老保禁止救火车前往救火，医院的医生下落不明，粮食被抢，近千名病人处于危急状态，不断死亡。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暂至67年1月昆明地区两大派分立为止)
昆明八．二三《风展红旗》
1967.09.00


前言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 级立场上，违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 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八月廿三日，革命小将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十六条的鼓舞下，杀向社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直捣阎、孙黑帮老巢!

阎红彦叛党自杀后，但是他的阴魂不散。大叛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赵健民之流跳出来 了。他们煽阴风，点鬼火，挑拨离间，分裂造反派，导演了“1．26夺权”丑剧，挑拨支边工人，兄弟民族、华侨和造反派的关系，使造反派互相残杀，两败俱 伤．然后取而代之。他们又秉承反革命两面派王力的意旨，策划“大揪军内一小撮”“武装一派，屠杀一派”的新阴谋……。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闯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他们正在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不断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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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一—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知指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丧钟。

五月廿四日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露了彭真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把矛头直指《三家村》后台——旧北 京市委。阎、孙黑邦见大势不妙，孙雨亭私下召集其得力干将张曙光及其爪牙，密谋“舍车马，保将帅”，收集整理了群众早已揭发出来的三反分子高治国的材料， 密送阎红彦，准备抛出三反分子高治国。

五月下旬 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阎、孙黑邦制定了一个大逮捕、大收监、大劳教的黑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六月一日 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月四日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旧北京市委。

六 月五日 旧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阎红彦不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只传达西南局重庆黑会上李井泉的黑指示，强调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加强领 导，运动重点是放手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布置“有啥揭啥”，有意将矛头引向群众。会上，阎、孙黑邦打着批判《四月提纲》的幌子，开始把高治国抛在一 边，孙雨亭掌握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实权。

六月六日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

但是，阎、孙黑邦秉承刘、邓黑主子的意旨，极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加强领导为名，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向几个主要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并由孙雨亭亲自抓大学片。

六月七日 在地委书记会上，阎红彦为旧云南省委定调子说：“1963年单干风、翻案风，文艺上的自由化，机关读古书风，全国有，我省也有”“我省有单干问题，过去被于一川、梁浩隐瞒了，所以认为问题不大”“我们的问题是阶级觉悟不高，水平低，当时没有发现”。

云南日报发表署名陈岩(王甸执笔)的文章和“《滇云漫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材料抛出了李孟北。接着，各地群众来信，要追《滇云漫谈》的根子。孙雨亭在大专院校叫嚷：“把李孟北揪出来了，说明省委是正确的”

六月十日 阎红彦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 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 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阎红彦在会上以“组织革命化”为名，阴谋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 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五千人顶替”。根据这个黑指示，各专州组织大批工 作组，集中整训中、小学教师，把大批教师打成“反革命”。

六月中旬 阎红彦最害怕机关干部起来造反，后院起火，本来他们的方针：对机关是‘压制”。先收拾学生，回过头来收拾干部，但迫于形式，不得不研究开展省级机关文化大 革命问题。由“压制”变为“控制”。为了控制党政机关，旧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省级机关文化革命小组，由刘明辉出面任组长，并直接安插一批阎、孙黑邦的 亲信，如阎南君、李文、王腾波、张克、荆克洲、刘华等控制掌握各级党群、农水、政法、工交、财贸等六个大口，孙雨亭并亲自指挥省级机关的运动。大搞白色恐 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一次研究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的省人委党组会议上，阎、孙黑邦再三强调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突出重 点”，“干部要按左、中、右排队”。孙雨亭还说：“重点搞学校，如果机关也开展四大就会干扰中心”，会议确定全省的重点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勘察设计 院等单位及文教系统。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

六月十八日 阎红彦、孙雨亭布置各大专院校运动时，除了抛出几个臭名昭著的老右派如李广田掩人耳目以外，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大叫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普遍揭发”“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对广大教职工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围攻。据统计，云大、师院、工学院、农 林学院、医学院五所高等院校的3470名干部及教职工中，被大字报点名围攻的达1867人占53.7%。

六月廿二日 阎、孙黑邦妄图扑灭已经燃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孙雨亭立即派出得力干将率领大量的“工作人员”到各校镇压。并亲自在师院“蹲点”，总结“控制运动的经验”。

六月廿六日 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草案和孙雨亭密谋制订了全省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阎从西南局带回的一个绝密文件上说：“全国要抓 40万右派”。在一次常委会上阎问：“57年我们搞了多少右派”?孙雨亭、岳肖峡回答：“l.1至1.2万”。阎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 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

六月廿八日 阎、孙黑邦闻讯全国已经揪出了一小撮盘踞在宣传、文教部门的三反分子后，旧省委慌忙召开常委会议，对高治国进行所谓“批评帮助”。当晚，密电西南局决定免除高治国省文革小组长、西南文革小组成员职务，由孙雨亭任组长。

六月三十日 旧省委组织部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阎、孙黑邦的意旨，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庞大计划，并拟成两个黑文件，一是：“省委对各 地区中、小学文化革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个是：“省委批转组织部关于抽调五千人加强教师队伍的报告”，批发全省各地执行。

六月下旬 中央公安部明文通知在运动中不准多抓人和过早抓人，这个通知与旧省委要多抓人的通知针锋相对。公安厅荆××却按照阎红彦旨意，大肆宣扬：“两个通知精神是一致的”“省委通知适应于社会上，公安部的通知适用于内部”。为大逮捕计划作舆论准备。

六月×日 赵健民又把王任重大抓“右派”的反革命方案、私自给工交系统的某几个负责人传看，暗示给他们要在革命群众中大抓“反革命”。在赵健民的指使下，工交系统成 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仅就省级工交厅局机关等十八个单位的统计，就有八百人之多。

七月一日 《红旗》第十期发表了“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社论。

七月二日——五日 旧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高治国进行了假批判、真包庇，会上根本未触动省委任何问题。五日，阎红彦在会上对高下了个结论是：牛鬼蛇神。

七月九日 旧省委写报告上报中央，吹嘘省委揪出高治国的“英明”，闭口不谈省委的问题，背地里与李井泉、邓小平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包庇高治国。此后西南局关于处理高 治国问题报告的批示中就说：“关于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经我们与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批判。撤销高治国职务问题，可待进行批判到一定阶段再宣 布。”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竭力掩护，提出三条黑指示：1 高治国过去是一个好的地委书记；2 不要开除他的党籍；3 不要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旧省委秉承黑主子意旨，一直包庇三反分子高治国，从未在群众中进行批判斗争。

接着，阎、孙黑邦散布“省委宣传部是烂了的单位，立即组织庞大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扑灭刚刚兴起的从高治国问题烧向黑省委的革命烈火，并以宣传部作为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对省委机关干部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就加以扣压、围攻和打击。

七月上旬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雨亭到各大学工作组开会，总结“经验”，出笼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是疯狂镇压各高等学院群众运动 的黑文件。孙雨亭还提出，要“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右派”“要在学生中抓右派，让他们在运动中暴露”“有反动言论的学生，一般都要记一笔账”。孙雨亭还推行昆 明师院成立“文革”的经验，布置搞“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形成“领导核心”，加强“组织控制”。阎红彦十分赞赏，叫立即在各校推行。

七月十五日 孙雨亭到云大检查工作，反动透顶地说：“只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实际上连毛主席也不相信了”。

七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就毛主席畅游长江发表“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

七 月廿五日 旧省委又发表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大清洗、大换班、大斗争作了具体布署。各专县普遍派出工作组，在中、小学大搞 “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进行武斗，把不少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加以清洗开除。许多县达到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七月下旬 阎红彦说：“这次摸摸，机关里家庭被杀、关、管、斗的，表现不好的，拿钱不干工作的多少”。阎红彦参加十一中全会以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机关运动，提出 “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要排排队，要搞彻底”“一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另一种不是分子，但问题较多，也比较严重”“排队的名字直接送王甸亲收”。

还规定一系列清规戒律，框框套套缚住广大革命干部的手脚，借口“保密”“内外有别”，“不准机关之间相互看大字报”，否则“要经过省委文革办公室同意”“本 单位的大字报不得到外单位议论”“不准机关干部上街看大字报，不准干部和学生串连”“不准机关职工成立战斗组织，这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控制不住了， 就搞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阎、孙黑邦专门在新华山上成立了黑情报站——省委机关文革办公室，收集各种黑情报。

七月下旬 阎红彦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下令撤销工作组，但阎红彦拒不执行，借口说：“云南的工作组没有打过一个反革命，问题的性质和北京工作组不同”。严密封锁中央的指示。

七月廿七日 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毛主席已提出大学不要工作组的问题。从27日至31日，阎红彦接连就工作组问题打来电话。只是叫省里各大学“酝酿”是否撤出工作组。

八月二日 孙雨亭对各大学工作组讲“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工作组撤了，右派反攻也好，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

八月四日下午 阎红彦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透露说：“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暗示孙雨亭赶快作好对抗中央的准备。

八月五日 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撤销工作组，阎红彦感到实在混不过去，不得不撤出工作组，又继续玩弄花招，散布说：“派工作组是对的，现在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孙雨亭还露骨地主张：“不按北京的解释”? (不承认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八月六日 孙雨亭走窜各大、专院校。他在云大胡说“撤工作组是受到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启示”。“云南工作组少而精，没把学生打成反革俞。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

八月八日 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接着发布了十一中全会公报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旧云南省委书记处却召集会议，讨论工作组再派回学校的问题。阎孙黑邦 继续对抗中央，欺骗群众，又巧立名目，以派“调研组”、“联络员”为名，继续派出大批人员到学校控制学生运动，扑灭革命烈火。

八月十日 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五日 孙雨亭仍继续召集各大学工作组会议，他说：“一、今后不要工作组，怎么领导运动，大家要想个办法；二、各校成立文革，工作组都要表态(支持)，各校成立文 革时，工作组一定去，一祝贺，二做点鼓励性的检讨今后就更好了解情况”“选举文革筹委会，实质是争夺领导权”。会后各工作组都以联络员等身份，幕后操纵控 制各校群众运动，煽阴风。点鬼火。

八月十六日 省委宣传部的革命同志提出要斗争高治国，追省委根子，孙雨亭即密令工作组切断高治国与黑省委的关系，宣扬“不要追无底洞”。省委机关干部一给领导贴大字 报，就遭到打击迫害。省委卫生所同志给阎南君贴了大字报，不仅大字报被扣压，阎南君还诬蔑这是“阶级报复”，并散布“大字报是揭露牛鬼蛇神，也是暴露牛鬼 蛇神”的论调。孙雨亭立即把矛头引向下，大肆挑动群众斗群众，扬言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揭”“一锅煮”，掀起一场群众之间的大混战．

同时，阎、孙黑邦通过刘明辉宣布：“其它单位转入理问题，梳辫子”“搞思想革命化”，布置在十月份即草率结束运动。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大军。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月十九日 云大二同学贴出大字报揭露揪斗高志国是旧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丑剧。孙雨亭慌了手脚，立即组织上千人的大字报围攻，孙雨亭还亲自到云大讲：“曹、保(二同学的姓)大字报，说它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也不过分”。

八月廿日 毛主席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文件发到云南，中央要求立即传达。而阎、孙黑邦公然扣压和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孙雨亭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说：“现在学 校闹得很厉害，机关再乱起来，可不得了。已经传达了的，就算了，没有传达的就暂时停一停。”阎红彦立即赞成他的意见，结果把毛主席大字报扣压了一百多天。

阎红彦开十一中全会回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不作认真传达，对刘、邓的问题闭口不谈，歪曲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不能随便套，没有 党的历史知识的人也看不懂”。并狗胆包天地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首先要炮打工交口司令部!我说的话也算对工交口的一张大字报!”

从 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一个月里，阎、孙黑邦在省级机关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省级机关参加运动的8900人中，被列为重点就有1900多人，占 20%。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的干部就有4400多人占45%，而阎红彦等却没有一张大字报。给孙雨亭贴了一张大字报的干部，就遭到围攻，受到迫害。

八月廿一日 《红旗》十一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

八月廿二日 深夜，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冶金工校的革命师生，在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接见首都革命师生的鼓舞下，连夜串连，传送北京学生给农学院学生周鸿的一封 “清华来信”，传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传送北京及其它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情况，互相鼓舞，组织炮轰省、市 委。

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时昆明农林学院、工学院，师院、中医学院、冶金工枝等院、校的革命造反派，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到省委礼堂集会。“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点燃了全 省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限的生命力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吹起了向阎、孙黑邦等一小撮走资派的进军号，吓得阎、孙黑 邦胆战心惊。阎红彦玩弄两面手法，表面“欢迎”，另一方面又制造反革命舆论，把“八．二三”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说什么这是“匈牙利事件”“小政变”等等。

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马文东、王甸等人蒙蔽、煽动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围攻主张“炮轰”的革命学生。同日，昆明工学院成立“金棍子”战斗小组。

他们认为：“红卫兵没多少‘炮弹’，真正有‘炮弹’的还是机关干部”。当晚，阎红彦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让他们再暴露一下。”刘明 辉对机关干部谈话“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黑省委立即下令停止省 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致对付红卫兵”，强迫干部“保卫省委”。既阻止了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又制造机关干部和红卫兵的对立，把干部推向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上，真是恶毒之极。

旧省委深夜组织机关干部围攻写大字报炮轰省委的宣传部等部门的45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叛徒”，强迫写“检讨”。阎红彦还亲自下令秘密拍摄了五张大字报的“黑照片”准备秋后算账。

阎红彦、×××，利用军权，调动一批部队及公安人员进驻省委。廿三日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动用专政工具，派出警车监视镇压革命群众，省公安厅副厅长×××座镇指挥。还公布收到北京来信的昆明农林学院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以进行政治迫害。

八月廿四日 旧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名为贯彻十一中全会精神，实则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放了“八．二三”大会录音，作为“反面教材”。晚上，旧省委指使马 文东、王甸调动一批受蒙蔽的学生来围攻革命造反派时，还通知地市委书记参观，美其名曰：“接触实际”。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

阎红彦还亲自交待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黑照片保存下来，准备秋后算账。

八月廿五日 旧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大耍两面手法，叫嚣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 还说：“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赵健民也为旧省委涂脂抹粉，说什么：“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时间长达二月之久，革命派学生受到激烈围攻。

八月廿六日 地市委书记举行小组会，大肆攻击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的炮轰派，说这两个学校是“右派控制领导权。”

下午，孙雨亭在地委书记会上大讲对待“八．二三”事件的四种人，把干部分为四类，即“一、左派肺气炸了；二、中间派无动于衷；三、右派暗中窃喜；四、有的里应外合。”

孙雨亭发现“八．二三事件中，昆明工学院学生十分积极，立即密召工学院院长赵凤歧，威胁他必须立即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八月廿七日 周兴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把话说透一点，地市委书记要心中有数。革我们的命，我们欢迎，但革什么命?炮打司令部打什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 打，但执行的你还能打，本来是造帝、修、资的反，不是造有缺点的人的反嘛!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就搞乱了”。“通过这样一来，暴露了敌人，有问题的人，胡涂 的人，也发现很多‘左派’，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反革命”等等。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镇压“八．二三”的反革命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

刘明辉到公安厅布置组织近百人的工作组，由两个副厅长率领，到昆明市东风、新华两个公安分局坐镇指挥，抄大字报，抢传单，跟踪盯梢，刺探情报，大搞黑名单，黑材料。

旧省委成立省委文革接待站，调张曙光为站长。确定方针是：“应付、吸引红卫兵，突出接待站掩护文革办公室，确保书记处”，各地市委接待站也相继成立。

八月廿八日 第一批南下学生共23人来到昆明，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赵健民为阎红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好，说什么：“阎红彦同志在八月廿五日、廿八日两次讲话都讲得很好!水平很高，很有辩证法，既没有伤害‘左派’的积极 性，就是有右派也抓不住什么把柄，红彦同志讲话我们要好好学习。”赵健民在工交厅局长会议和厂矿负责人干部会议上公开说：“对炮轰应该有阶级内容，阶级分 折，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

八月廿九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对付南下串连革命学生。周兴在会上拍着桌子说：“问题很明了的他们的方针已定了，就是来打倒我们的。”×××还露骨叫嚷：“这些人 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孙雨亭还叫喊：“这些人一来就钻昆明工学院。”大造“大抓南下一小撮”的舆论，春城开始出现围攻南下学生的大字报。

黑省委文革办公室开始建立“情报小组联络办公室”，各大专院校及有关机关，设立小组，收集“情报”。如“××厅，何时成立了什么战斗组织?有多少人?负责人 是那个?”“××厅×××，今日上街参加辩论”。凡集会游行，要及时汇报队伍的行动、目的，喊什么口号，向何处去，谁领头等等。

八月下旬 黑省委密秘派遣公安人员便衣侦查监视盯梢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并制定了大逮捕计划，并已准备好劳改农场。

八月底 阎孙黑邦釆取真包庇假批判的两面派手法处理了“汽车技工学校镇压学生事件”，“昆阳的九．九组织农民、干部围攻昆明化工学校红卫兵的事件”、“呈贡的七． 七把大批给县委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事件”、“云省勘测设计院八月中旬镇压革命大字报的事件”。并四处散布：“省委正确”“是十六条中的第一种类 型”妄图上骗中央，下欺群众。

八月三十日 云大陈立新、师院李木昆等革命小将秘密成立“反修战斗队”，是组成炮兵团的第一个战斗队。

八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九月初 在一次工交大口会议上，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和×××都说“大敌当前”“九月十五日是个大关，这些学生可能来大闹一场回去过国庆”。赵健民私下还攻击说：“毛主席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组织反击，还在稳坐钓鱼船。”

九月二日 阎红彦、孙雨亭搬进昆明军区招待所，把黑省委指挥中心移到军区。设立了大三线(阎红彦、孙雨亭退居三线，为最高决策，周兴等居二线，岳肖峡、张曙光等人居一线)、小三线(接待站，大门口接待站居一线，黑省委是二线，书记处属三线)对付群众。

九月三日 中央文革小组与西南局来电了解省委中有那些人不能但任文化革命的领导，省委书记中有严重问题的有谁?书记处当晚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只报了高治国一人是牛鬼蛇神。

阎红彦与×××密谋，挑选了四个军区部长级的干部冒充《解放军报》记者，分赴大、中学校刺探情报，每天向黑省委汇报。他们汇报了南下学生中带头的是李忠、麦 克元，阎红彦就立即下令文山地委书记火速调查李忠的家庭情况，把李忠家庭原属上中农硬说成是恶霸地主，准备陷害，还在学生中物色培养“保”字派。

九日四日 北京南下学生和昆明师院红卫兵小将，在省委机关门口冒雨静坐20多小时，要求阎红彦接见，阎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孙雨亭还在军区大骂“今天是什么‘世道’”、“哼!革命几十年，现在成了革命对象了”。

九月五日 云大政治副主任尤正发和省公安厅抛出了一张反动大字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周鸿》

九月六日 黑省委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段，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省委书记处开会，阎红彦提出要搞“平衡”政策，要依靠“二司，平衡三司，打击杂牌”，秦××在会上提出了 “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磨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 的‘小辩子’，整一下”。孙雨亭、马文东立即对各大学文革发出四点指示：“一、不纠缠“炮轰”与“保卫”的口号，不主动挑起辩论；二、实在非辩论不可，要 抓住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宣传十六条，不讲阶级路线等根本问题；三、南下学生中的黑崽子，由他们自己审查，我们不去抓，对很坏的要把材料收集起来； 四、各大中学的坏人，要向群众揭底”。以上这些黑指示，成为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纲领。

九月七日 阎、孙黑邦继续对抗毛主席指示，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昆明医学院学生×××歪曲八．二三大会真相，污蔑造反派是“右派”。岳肖峡得知得马上密 令其秘书帮助编写修改，写成“八月二十三日在省委礼堂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大量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张贴，阎、孙黑邦大为赞赏，密令多印，散发全国全 省。还专门指令要送给贺龙五份，后因阎红彦怕太露骨而未送。

九月九日 黑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孙雨亭在会上讲话，要各地委“认真研究”“掌握控制”“地县委所在地城镇，着重搞一搞四旧”“正面宣传教育”等等，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我省文化大革命引向扫四旧，压制群众运动。

九月十日 李井泉秘密来昆。下午，李井泉找阎红彦、周兴、秦××、孙雨亭等人密谈。晚上，在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李井泉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组织 “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放由他带来的宣扬反动“血统论”的录音。二、核心是组织“左派”力量，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 有战斗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 打游击”。孙雨亭拍手叫好，说：“井泉同志一讲，我们思想开朗了，有办法了”。会上，阎红彦当即和贺龙通了电话。

九月十一日 下午，李井泉召开保守派学生座谈会。会上，把“八．二三”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政变演习”。李并给云南省委定调子是“正确的”。他还鼓动“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血战到底”，要“几红夹一黑”。

傍晚，省委书记处匆忙开会策划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与革命造反派对抗．指定赵增益出面组织。大搞反革命“平衡”政策。

晚上，阎红彦指使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李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电话转告陶铸。

九月十二日 红卫兵总部成立，阎红彦率领省、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指定秦××等人为辅导员，拨给房子、汽车、大量活动经费，大肆推行反动的“血统论”，贩卖谭氏黑 货，组织三万多人听李青源大讲所谓的“阶级路线”，并在云南日报头版刊登，还将录音送到各学校放毒，挑起大规模学生斗学生。

九月十三日 旧省委秘密开会，确定在北京私设情报站(即北京食宿接待站)，派省科委副主任李书成任组长，省民政厅付厅长刘鑫任副组长，到北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北京南下学生和云南上京学生的活动情况。

昆明地区到处大抓“南下一小撮”。

九月十四日 上午，云大、师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正式成立。

下午，南下串连学生和昆明地区革命学生，由于揭发了九月十日、十一日《云南日报》社论的严重错误，几千人整队到报社抗议，遭到围攻及扣留。随后到省委机关， 再三要求阎红彦等人接见。阎孙都躲在军区拒不接见。同时，又用窃听器窃听礼堂会议情况，并指使岳肖峡贴出大字报污蔑革命师生。?

九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部分云南学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讲了炮打司令部问题。刘明辉明目张胆地歪曲林彪同志的讲 话，说：“阎政委的讲话与林总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黑省委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准备大反扑，孙雨亭密令王甸主持编写“反击材料”，针对炮轰省委的几个关键 问题，进行歪曲事实的答辩。还声称：“这些材料打出去，形势就会大变。”

九月十九日 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秦××献谋说：“最近贵州把一些内部情况，甚至省委常委会记录都弄丢了，我们这些人随便讲几句话都记下来，万一拿出去，说不清楚，我 看清理一下。”阎红彦作贼心虚，立即赞成，会后即由王甸、林建中负责清理，烧毁了一大批书记处和常委会会议记录，毁灭罪证。

九月中旬 阎红彦、孙雨亭组织人秘密收缴高志国、梁浩、李孟北、张更生的全部工作笔记、日记等，在机关内部，实行“坚壁清野”，把全部文件和材料，包括干部的私人笔记，一律密封转移，以此对付红卫兵小将查抄，怕泄露省委的内幕材料。

省委办公厅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孙雨亭指使下，大批烧毁全国各地寄来的传单，不让昆明群众看到，封锁消息。

对省委机关干部加紧控制，规定几不准；不准同红卫兵接触，不准暴露身份、说出姓名，不准记笔记和随身带笔记本，上街要三人以上同行，看大字报要编组前往。违犯规定以叛徒论处．?

九月下旬 周兴到各大专院校，到处接见革命师生，大肆为黑省委涂脂抹粉，他说：“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基本上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可以信赖的， 先后打掉了于、高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凭良心说，云南省委没有做过亏心事。”阎红彦立即加以夸奖，说：“周兴主动出去接见效果很好，希望继续这样 办。”孙雨亭也拍手叫好，说：“这些话只有你去说才行，别人是办不了的。”

九月三十日 北京已经批判谭立夫反动血统论的黑货，但周兴在书记处会议上，却公开赞扬谭立夫的第一篇大毒草很好，说：“谭立夫很有才干，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阎红彦还说：“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九月下旬 阎孙黑邦通过文革、组织部、公安部门三个系统大肆收集黑名单，查档案，查家庭情况，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调查了四十多个南下学生的情况，准备拘留逮捕。

九月下旬 昆明地区各中学，大搞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七类”的黑风，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黑省委为了逃避斗争，不顾中央的计划安排，大量怂恿炮轰派师生上京，对徒步串连的更是“有求必应”。孙雨亭还恶毒地说：“让他们(指中央)也尝尝学生的滋 味。”同时，黑省委又借口“支援秋收”，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策划，把大批学生远远调离昆明，妄图使炮轰省委的烈火熄灭下来。

九月底 吴作民召集财贸大口主管运动的厅局长开会，酝酿准备成立打游击的后勤部的工作。吴说：“局势紧张，省委可能和你们失去联系，要转入地下，你们要有独立工作能力，如果文化大革命搞不成，就准备上山打游击。”并布置各单位调查了解，到时候能带出多少人。

十月一日 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二日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十月×日 阎红彦提出“大乱几个单位”(共七个：交通、邮电、粮食、物资、供销等)，企图破坏生产压中央。当时，有人提出交通、邮电还能停?阎恶毒的回答：“机器坏 了就坏了，我到军队打电话，全国不怕就你怕?全国大得多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停了?不是不要怕乱吗?怕什么?影响就影响嘛!汽车停就停嘛!”当时同全国比，昆明运动“冷清清”，阎又怕乱，又怕说他没有发动群众，因此，也是做样子给中央看，同时借此再抓一批“牛鬼蛇神”。

十月五日 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整群众的材料，经群众和被整同志同意，可以当众烧毁。黑省委拒不执行。并早在九月底就转移了一批黑材料，档案文件也大量转移，阻止干部揭发黑省委问题。

十月十二日 谭立夫到昆后，周兴指使专人把谭立夫等九人隐蔽在二十二中。谭立夫的二篇大毒草《告全校革命师生》书交给周兴，由云南日报秘密印刷。周兴还派老婆、秘书看 望过谭立夫。最后因谭被南下同学发现，要抓他，周兴又派专车将谭立夫、刘京等九人专程送往川沪州转赴成都。

十月十四日 南下同学反复要求看揭发省委的大字报未成。黑省委后来又撰拟了“十月十四日，南下一小撮在省委机关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歪曲了实事真像的传单。并在群众 中大量散布谣言，说：“三司专门学了一套打人经验，是从西安打到成都，呆不住才跑到昆明”“看来他们不带着几件血衣回去，是不甘心的”。

十月十五日 旧省委听说中央要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由王甸指挥，秦××同意，连夜把第二批黑材料转移到军区。”?

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黑省委为瞒骗中央，被迫成立清理黑材料小组，由周兴、岳肖峡等负责。中央十六日规定，“责成原工委组、党委或其它组织负责人”。但黑省委十月八日的通知却 说：“要各大口、各学校、各单位成立“专门小组”“清理小组”，一直未发动各单位检查处理平反、黑材料问题，许多基层单位迟迟不动。

十月中旬 中央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来电关于参加人员问题，曾经提出要有省委中持有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参加会议，但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云南省委意见一致，没有不同意见”，并决定由阎红彦、赵增益、马文东三人出席会议。

十月二十日 昆明工学院成立：“井岗山八、二三战斗团’。

十月二十二日 阎红彦与秦××密谋，将省委书记处大楼自行划为军管区，冒充军事机关，并指定云南军区付司令员王银山负责，周密布置，会同公安厅付厅长毛崇横组成三人小组，“保卫机关”，与红卫兵对抗。省委书记及办公厅部份工作人员都换上军装，伪装成军区工作人员。

十月二十七日 市邮电局第一个造反组织“工人战斗总队”成立了。

十月下旬 市公安局刘殷农同志作为机关干部第一个杀出来在街头贴出大字报，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刘殷农同志杀出来后，阎孙黑邦非常恐慌，布置要“防止内奸”，加紧控制。刘明辉要省级机关文革办公室摸摸各级文革办公室人员的底，“看看有什么问题”。王甸 说：“凡是发现叛变、动摇的，要及时处理。”“你要揭发我，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我就先枪毙你。”张曙光说：要把揭发他们的人“装进麻袋里，扔到河里去”。

十一月三日 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萆命大军。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昆明八．二三“井岗山”战斗 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阎红彦被迫在检阅台召开的 群众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参加三干会的地、市、县委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大会。阎在“检查”中顽抗抵赖，给旧省委定下了对文化大革命“只是很不理解，很不 得力”的调子。

十一月五日 黑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为贯彻中央十月工作会议精神，实则继续顽抗，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午，孙雨亭在预备会上布置：会议准备开二十天，以十 五天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五天期间要安排“四清”、财贸、生产，根本不提清算和批判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三干会期间，阎红彦被迫出来在宾馆接见群众，当群众高呼“炮轰云南省委”的革命口号时，赵健民仍拒不举手。当群众质问时，他公然对抗说：“共产党员旗帜要鲜明，我反对笼统地炮轰。”

这 一天，工交大口继续烧毁黑材料，被昆明“八．二三井岗山”革命小将发现，取走了两箱，当晚赵健民亲自到新华山处理，竭力进行辩护。革命师生问他：“是不是 黑材料?”他一口否定，撒谎说：“烧的不是黑料材，是多余的，重复的简报材料。”当革命小将问他：“中央军委十月五日的指示适不适合党政机关?”他狡辩 说：“指示说适用于县以上的大专院校。”公开抵制中央军委的指示。

在检阅台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他仍然矢口否认，抵赖工交烧毁黑材料，革命小将当面斥责他“不要脸”，这位堂堂的“本届中央候补委员”竟然破口大骂“你才不要脸。”?

十一月七日 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黑省委的反。

十一月八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今天昆明机床厂广大工人同志冲破了走资派设下的重重障碍，杀了出来徒步从北郊来到昆明参加了检阅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人委、省委机关出现一批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十一月十日 晚上，阎红彦召开地、市委书记、厅局长座谈会，有人反映机关干部对拍炮轰大字报的黑照片有意见，阎红彦说：“有权利拍大字报的照片，拍照有什么错误。”有 人谈到学校文革选举和党委领导问题，阎红彦插话说：“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阎还说：“你对 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露骨地威胁说：“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 长”，妄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压制革命干部起来揭发黑省委的问题，保护以他为首的黑省委一小撮走资派过关。

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十一月十六日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指出：必须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今天中央又发了补充规定。但是阎红彦、赵健民仍拒不执行，坚持不给革命群众平反。

十一月二十日 中央发来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规定。黑省委清理材料小组由一个部长乘专车去军区取回材料。阎、孙密令王甸，借口“现在条件不成熟”，怕“搞乱”，任何人不得启动这些材料。

十一月廿三日 冶金机械厂十多个工人战斗组织在一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杀向黑省委，揪斗了阎红彦、赵健民。就在这一天十多个工人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23战斗团”。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织又联合组成“炮打司令部作战部”，并召开第一次“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革命群众喊出了“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的革命口号。阎孙黑帮派爪牙四处宣扬说：“这是反动口号”。

十一月廿九日 早在十月初，云南砖瓦厂“八．八”“曙光”“红旗”等工人战斗组织联合成立了“重炮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怀恨在心，于11月29日这天勾结保守组织，趁 重炮团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大会时，采用武力公开镇压“重炮团”。“重炮团”重伤十二人，轻伤十人。

十一月下旬 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阎孙黑帮及其爪牙大肆反对中央文革。张曙光等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我想这些人写文章倒可以，作领导工作不行，没有什么实际工 作能力。”阎的老婆、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攻击陈伯达同志说：“这些大理论家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你唯一的理论家讲话，也要叫下面能够理解嘛!”? “陈说几种怕字派，他只在上面讲，把下面工作的干部都要整死了!他们在上面的都是正确的。”她叫嚷：“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 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她还直接攻击林彪同志说：“林彪同志讲的乱子观，没有向下面交底，到底要乱到什么程度?”原省文革小组成员、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竟狗 胆包天攻击中央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这次尽搞的是北方局、西北局，就是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后果不堪设 想。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下旬 昆明地区开始大规模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甸、林建中秉承阎孙“平衡力量”的反革命方针，一手泡制的保皇组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司令部”出笼，专门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这些组织直接向林汇报，林随时布置工作。

十一月下旬 省人委机关革命造反组织“打倒刘明辉大会筹备处”，在东风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刘明辉三反罪行。

十一月底 阎孙黑帮收到陈毅同志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对部队院校的讲话，认为捞到稻草，省委文革小组密令各大口迅速组织阅读，准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第二次大反扑。于是，黑省委组织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一)准备大逮捕、大清洗。在保山，昭通大盖“集中营”及监狱。

(二)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打、砸、抄家等，并广泛传播蒯大富失踪等谣言，大肆抄贴盗用姚文元同志名义写的“论造反者”的反动文章，威胁革命造反派。

(三)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保守组织代表上京“告状”，黑省委一次就批准了二十多批。?

十一月三十日 今天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同志，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11．30战斗兵团”。

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了批判党群大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次大会。孙雨亭见到“后院起火”，惊恐万状，千方百计进行压制破坏。

十二月二日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黑省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绉的大黑会，是统一口径研究对策，交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经验，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黑会。会议结束的晚上，阎红彦讲话，一再强调：“路线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界限要划清。”并对地市县委书记说：“只有靠你们自 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十二月六日 省建公司全公司工人造反派今天联合起来成立了“12．6战斗兵团”。

阎孙黑帮为了稳住阵脚，维持其反动统治，大搞加官晋级，收罗党羽，明目张胆抗拒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任免、不调动干部的决定，一次就在八十多个县提拔了县委常委以上干部三百九十四人。(其中有一些是党内走资派)

十二月上旬 省委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刚开始贴大字报揭发省委问题，阎孙黑帮就以加强接待工作为名，把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负责人几乎全部抽调搞接待工作，企图把他们推向和革命造反派对立的地位，阻止他们揭发黑省委内幕。

十二月十二日 《红旗》杂志发表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社论对旧省委以沉重的打击。

十二月中旬 阎红彦策划建立“地下省委”，代号叫做“红湖”，妄图同党中央、红卫兵小将对抗到底．并选定了西山党校高干读书班。还选择了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便和黑 省委取得联系。阎孙还同意拨出三万元钱筹建，安装了保密电话，准备了汽车及锅、碗筷、大米等生活物品。

十二月中旬 阎孙黑帮镇压群众运动的阴谋不成!又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阎红彦公开煽动说：“七亿人口的大国吃不垮”，“打开仓库， 要什么拿什么”。孙雨亭也宣扬：“谁要谁给。谁不给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还私下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多给钱，给东西，减轻对省委的压力，不然 过不了关。把造反派放出去，快叫他们定。”赵健民在一次工交厅局长会议上布置说：“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低了应该解决”，还提出“工资福利要解决”，并 在黑林铺作了试点。

由于黑省委发出了四个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黑文件，导致昆明大批工厂停工，市场紧张，造成极大混乱。阎孙黑帮的死 党张曙光还唯恐天下不乱，咬牙切齿地说：“什么叫乱?就是要电源断了，汽车停了，自来水满街流就好了。”在制造大混乱后，他又反过来煽动接待站的一部分干 部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他说：“你们可以给中央文革写信，这样写：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目前昆明地区形势大好：粮票告急，油漆告急，扩大器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 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封闭旧“云南日报”。黑省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煽动保守派在社会上开展了“是否该封闭云南日报”的大辩论。

十二月十九日 旧“云南日报”地方版暂停，报社造反派改出“新闻电讯”。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井岗山”、“红军战斗团”等十一个战斗团队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十二月下旬 黑省委又开了两次会议，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他们选择了曲靖、红河、玉溪、楚雄等几个地方作为打游击的据点。会上还对高干子女及家属的转移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黑文件及一些贵重财物也先后进行了转移。

十二月×日 赵健民在书记处会议上，无耻地边哭边说：“检阅台召开的会，提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我想不通。”

十二月底 云南有色局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传达黑省委指示，反复说：“现在情况在变化，要作最坏的准备，把大多数党团员组织好，必要时把队伍带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粉碎了旧云南省委“秋后算帐”的阴谋。

一月二日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月三日 张曙光在召开的接待工作会议上煽动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召开黑省委书记处碰头会，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 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 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月四日 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旧省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决定拒绝出席，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 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月五日 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黑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 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月六日 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黑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 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态度非常恶劣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 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威胁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 他戴高帽子游了街。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 属医院是个胡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 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黑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黑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威胁，“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月七日 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妄图欺骗中央，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竭力宣扬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 查。污蔑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妄图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竭力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阎红彦并对下发出黑指示：“能 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保皇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故意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阎孙黑帮妄图借此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一月八日 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陈伯达同志在电话中反复指示要阎“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阎红彦极为不满的 说：“我怀疑你是中央”，“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等等，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畏罪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 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雨捉拿活阎王，清晨六时到达小麦雨时，见到的只是一个死阎王。

当日，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月九日 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黑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 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旧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公安厅的“追悼会”上，一些人抱头大哭，为阎红彦 招魂。

原“红卫兵总部”的黑三字兵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切，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旧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月十日 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旧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月十二日 周总理对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六点指示，叫军区、旧省委彻底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旧省委于晚十时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毛主席致敬电”、“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等重要文件。

全国出现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开展夺权斗争的高潮。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周总理在中南海东会议室接见了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

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来了支持电：“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 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指示，经过反复讨论，迅速撒出昆明军区。we ngewang.org

一月十四日 周总理接见各大区书记时，对阎红彦叛党自杀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阎供给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毛主席，不读毛主席的书……下不请教群众，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

周总理谈到赵健民的问题时说：“群众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告诉。群众恼了才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三、四个钟头，住在医 院，当防空洞了。……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周总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对群众的态度时，又指名批评了赵健民。

一月十五日 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一月十六日 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孙雨亭及其死党十分惊慌，密令其爪牙四处活动，进行破坏。

一月十七日 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月二十二日 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小撮走资派蒙蔽一些群众组织，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来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集）》，出版单位：昆明八．二 三《风展红旗》。


苏州革派“文攻武卫”大事记
苏州纺院5．8造反兵团
1967.09.00


七月十一日 ××××发布“紧急通告”。

七月十七、十八日 大批不明真相的农民(约四千人)手执铁棍、长矛等凶器围住苏州六个城门，设卡拦路，并冲进郊区工厂，大肆打砸、追捕革派。叫嚷“我伲（似应为“们”——编者注）不懂十六条，只有扁担一条”。

七月廿四日 联匪冲进市内砸1．16红联会，用麻袋装九个红卫兵到郊区挖眼睛、活埋，我革派面对血的事实，根据江青同志22号“文攻武卫”的指示，开始拿起武器自卫。当晚，全市革派开大会武装游行，声讨武汉陈再道！

七月廿五日 老保借游行之名行抓人之实，大批农民进城武斗，我革派奋起自卫。

七月廿六日 苏州第一个战役——金门阻击战，我革派战士用大刀长矛打退了使用土枪土炮的联匪的八次进攻，首战告捷。无锡“九匪”开始血腥屠杀苏州革派。

七月廿七日凌晨 ×××在北兵营向我革派开了第一枪，我战士当场伤二人，牺牲一人。

七月廿八日 ×××赤膊上阵，提枪指挥联匪向观前街进攻，我革派奋起反击，联匪溃败，退缩匪巢苏医。

八月二日 苏医大捷：我攻克匪巢之一苏区，粉碎了苏医与长风厂南北呼应，牵制我兵力的计划。在战斗中×××和联匪竟用自动步枪、冲锋枪、机枪、化学毒气等残杀我革派战士，苏工司负责人杨明春等同志英勇牺牲。

八月三日 我收复另一市内大据点长风机械总厂，苏医被我攻克后，联匪主力——长风工贼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逃到纺院和农村。长风厂无私无畏兵团接管长风厂。

八月九日 我方攻克联匪最后的一个杀人魔窟——江苏师院，自此，市区全部控制在我革派手中。联匪一部分集结于九个城门之外，每晚打枪或全线进攻，或小股偷袭，我方各个阵地巍然不动。

八月中旬 联匪除继续围攻苏城外，更多次破坏沪宁铁路，拦截列车，滥捕无辜的旅客，抢劫从外地运来的大批面粉。

八月廿三日 我方火攻阊门外匪巢赵天禄，联匪趁机用燃烧弹烧民房200余间，并用机枪封锁，不许我革派前去救火。

八月廿四日下午 联匪向吊桥打了五发无后座力炮弹，革派战士七人负伤。

八月廿四日晚 娄门外联匪继红绿信号弹之后，以两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疯狂向革派阵地扫射，妄图强占专区医院。革派娄门附近的电网，被联匪手榴弹炸断，联匪并冲到东风幛绒厂、六中，被我革派击退，逃窜纺院。

廿四日夜 胥门外联匪丧心病狂地用八二炮、六○炮、枪榴弹猛轰我方阵地和居民区，并用重轻机枪长久扫射，我方阵地屹立不动。

八月廿五日 一时半，我革派坚决服从中央文革江苏调查团的命令全线停火，然联匪仍目无中央，继续在九个城门外，用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八二炮、六○炮向我阵地射击炮弹几十发，子弹几千发。联匪抗拒中央文革命令达11小时之久。

八月廿六日晚 在北兵营同6307部队、苏州军分区、硕放空军部队和苏州人武部等邀请了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匪)、苏川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连会签订了关于立即停火，建立缓冲地区的协议保证书。自八月廿七日十时生效。

然而，“帝国主义分子决不会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联匪多次撕毁协议，如廿七日在胥门市我方推进工事五十公尺，并刺伤我战士二名。我革派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将“坚守苏州城，保卫新上海”的战斗进行到底!

来源：《苏南风云》第4期第3版，苏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外地支持苏南革命造反派联合主办，1967年9月8日。


湖南长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草稿)
(1966年3月——1967年8月)
长沙市十中《劲松》《战犹酣》战斗队、长沙教联、湖南省直党群政法联络站、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编
1967.09.15


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湖南长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我省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密切关怀下，以“十六条”为纲领，向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是我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们编写这个《大事记》，是为了配合当前开展的革命大批判，提供某些材料和线索，同时也是为了记下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珍贵史实，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参考研究，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扬革命造反精神，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事记》记载了1966年3月到1967年8月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根据运动的进程，划分若干段落。《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于各革命造反派的报刊、传单和调查报告等，有些是我们耳闻目见的事实，同时也参考了某些反面资料。这里发表的还是初稿。由于湖南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深揭透，加之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还很不够，政策水平不高，收集、阅读的材料也不够广泛，因此，《大事记》不可能很完善，有些记载不一定确切，缺点、错误一定不少。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批评指正，并希望多多提供材料，帮助核实，以便继续补充修改。


 	一九六七年八月

1966年


66年3月到5月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主席一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内以张平化、王延春、孔安民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对抗文化大革命，他们忠实地执行刘、邓路线和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妄图按照反革命修正主义《二月提纲》的方向，将运动引入邪路。

3月初 ①二月底起，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下，《红旗》杂志陆续发表关锋、林杰、戚本禹等同志批判吴晗、翦伯赞的文章。

②二月底，三反分子张平化、王延春看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二月提纲》，如获圣旨，赶紧交代省委宣传部：“迅速向省直文教五界有关单位传达，很好地领会这个文件的精神实质，以便于贯彻执行。”宣传部负责人领旨以后，立即通知省直五界的头头，去省委学习一天，由宣传部代部长徐天贵传达张平化、王延春的“口谕”，说：“这是中央发的绝密文件，份数很少，省直各单位都没有发，所以组织这次传达。”极力抬高《二月提纲》的身价。

③徐天贵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大力鼓吹《二月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的方针，要大家很好地领会。并且“指示”省社联和省文联根据这个精神来组织好“学术批判”。

④张平化之流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资产阶级的“学术讨论”，大放烟幕，使自己蒙混过关。张平化亲自对师院同志定下基调说：“这场学术讨论，我们湖南的主力军就在你们师范学院，特别是中文、历史、政教三系。”

3月20日 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召开扩大委员会议。省社联副主任刘寿祺同徐天贯一鼻孔出气，强调所谓“学术讨论”要实行“三不主义”，实行“放”的方针。省历史学学会理事长、三反分子谢华在会上跳了出来，大肆宣扬历史学学会通过所谓《海瑞罢官》的讨论，扬言对“清官”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入讨论。在张平化、王延春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指导下，反革命修正主义《二月提纲》在很短时间内流毒“五界”。

3月下旬 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来到湖南，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指示”要“加强文化革命的领导”。之后，华国锋向文化战线有关负责人作了传达。

4月3日 张平化之流的喉舌——旧《湖南日报》竟把外地讨论《海瑞罢官》情况拼凑在一起，冒充为湖南学术界讨论《海瑞罢官》的综合报导，为张平化大摆“学术讨论”的迷魂阵，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4月中旬 ①陶铸在广州召开中南区“学术讨论座谈会”，贯彻二月黑《提纲》。他在讲话中引用一个典型材料，就是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一年级到四年级史学观点的统计数字。他说：“大学生一年级还好一点，到四年级修正主义就多起来了！”带头对学生打了一棍子。

②张平化照彭真的办法依样画葫芦，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王兴久(省社联副主任)当主任，还调省委宣传部两个处长任副主任，不久又成立御用写作小组，加封为“左派尖子”，还先后举办两次“左派”训练班，培训“骨干”260多人，任务是“大写学术批判文章”。

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社论根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写成，第一次公开揭露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湖南日报》竟将这一重要社论刊登在第三版，企图贬低它的重要意义，缩小它的影响。(又：早在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张平化之流心怀鬼胎，一直不让《湖南日报》刊登，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

4月27日 ①华国锋代替张平化去中南局参加常委会议，讨论文化革命问题。

②三反分子陶铸在5，000人的大会上作《文化革命动员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所谓“加强领导”、“组织和壮大左派队伍”等等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框框条条。

4月30日 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徐天贵在湖南剧院，召开大会，向文教战线党员副科长以上干部1，000多人传达《二月提纲》和陶铸在“中南学术讨论座谈会”上的黑报告。原来规定只能传达到省、军级(又一说是县、团级)，张平化则极力扩大了传达范围。

5月初 革命群众对彭真的问题有所察觉，并且有所议论。王延春知道以后，大动肝火，急忙传下令来：“不要乱怀疑！今天怀疑彭真，然后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怎么得了！要警惕有人把矛头针对中央！”王延春就生怕有人怀疑到他所统治的那个省委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上来。

5月7日 毛主席写信给林彪同志，指出，无论是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学生，还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做别样，都要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这个英明指示，给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完成斗、批、改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5月9日 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延春在宾馆九楼，召开长沙市部分大、中学校党、团负责人和学生代表会议，规定“不联系本单位”、“不抓小邓拓”，强调“多写批判文章”。在县委书记会上，他大喊“提倡小字报”，规定“不准写大字报，不准画漫画，不提倡上街宣传，不成立战斗小组”等等，给学校群众出五个讨论题，每题讨论一星期。迈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第一步。

5月10日 姚文元同志的《评“三家村”》的重要文章发表，我省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热潮。

5月12日 省会工人、青年、妇女分别举行盛大集会，愤怒声讨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5月16日 ①中共中央发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历史文件——《5·16通知》。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消“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 ①张平化与华国锋在广州开会，同时，在精心策划炮制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具，成立由七人组成的省委文革小组，万达任组长，实际上由华国锋直接指挥，具体贯彻陶铸的所谓“加强领导”、“组织和壮大‘左派’队伍”的黑指示。

②运动尚未开展、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的情况下，省委就已确定一批批判对象。在初步确定的十几个重点对象中，除厅局长级干部占少部分(约三分之一)外，其余多系中级教学人员，有些还不是党员。其中没有一个省委各部、委的负责人。除选定这么一批准备牺牲的车马之外，还准备打杀一批无名小卒。运动初期，在省直“五界”被大字报点名攻击的达三千多人，全省被斗争的达六百多人，还有不少人被逼自杀身死。他们却成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替罪羊。真是何其毒也！

1966年6月1日到8月18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了湘江两岸，毛主席故乡的革命人民动员起来开始炮轰省、市委资产阶级司令部。张平化、王延春之流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慌忙向党政机关和“五界”派出“消防队”，即工作组，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保自己过关。这是湖南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这场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第一次大反扑。

6月1日　①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自上而下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揭露和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从此，在全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②张平化之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为了扑灭文化革命的烈火，赶忙召开厅局长会议，布置省级机关“揭得差不多时，就要转入斗争”，“没有斗争对象的，大家座谈收获”，转入所谓“系统学习主席著作”。把一些厅局刚刚起来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了下去。

6月2日 ①陶铸从广州到北京上任，同张平化一道来到长沙。

②湖大土木系62级女生战斗小组贴出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向校党委提出了11个“为什么”。校党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搜罗一批打手，向这个战斗小组进行围攻。

6月3日 ①张平化召开省委常委会，贯彻刘、邓黑指示，确定向大专院校和“五界”(即指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派出工作队，连夜通知调人。

②湖南水电学校八同学写大字报批评王延春规定的“四不提倡”。当晚王延春和赵冰岩去水电学校，为此进行辩护。

6月4日 ①省委召开了所谓“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王延春提出“抓小邓拓”、“枪打出头鸟”的极端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②晚上市委孔安民召集紧急会议，秉承张平化、王延春旨意，决定连夜组织工作组，准备翌日进点，因此组织部一夜之间调集了300—400人，其中有的是从马路上拖回来的，有的是从戏院里叫出来的，都还不知道是干什么。

6月5日 ①省委在宾馆召开了常委和各战线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张平化传达彭、罗、陆、杨的问题时大吹刘少奇、邓小平，说：“我们中央不少负责人出身于剥削阶级，但背叛了阶级，如刘少奇、邓小平等，成了主席的接班人。”又说：“少奇同志……他和毛主席在一起是正确的，不在一起也是正确的，许多事情是和毛主席不谋而合。”

②省、市委派出的“消防队”即工作组进入全市各中等学校。

6月6日 省委集中工作队训练，张平化亲临作报告，他说：“省委是可以信赖的，市委是可以信赖的，工作队是省、市委派出的，也是可以信赖的。”这个反动的“三相信”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了。

②下午，张平化又在省人委礼堂召开各校工作组组长和各校负责人会议，再次提出“三相信”、“工作组领导一切”、“建立革命的新秩序”等等反动的口号和方针。

6月7日 张平化在厅、局长会议上又一次吹捧“刘少奇、邓小平是主席的当然接班人。”在军区礼堂对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说：“刘少奇一贯是正确的，……周恩来老是犯错误，作过几次检讨。”提高刘、邓，打击周总理。他又说：“我对彭真的印象过去是好的，对于彭真过去搞修正主义看不出来。彭真搞假人民币和毛主席的人民币分不清。彭真、罗瑞卿反毛主席是冒险的。”继续放毒，并为自己开脱罪责。

6月8日 ①省委工作队700多人集训完毕，自本日起陆续派往“五界”和大专院校。

②省会工农兵和革命文艺工作者揪出周扬手下的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康濯，开始揭露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月9日 ①章伯森向长沙市委传达张平化在省委韶山会议上的五点“指示”。张平化说：“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通过各级组织来进行的……全国绝大部分党组织是可以相信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省委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谁去领导，由省市委分别派出工作队。”孔安民如获至宝，要各学校源源本本传达。自己和韩曙光亲自出马到一中和十一中作示范报告，公开提出“三相信”的反动口号，压制群众，不准群众起来革命。

②湖南省体委运动系体操助理教练戴以珍同志执笔，联合其他5个同志写出了《这里面有鬼！》的第一张揭露省体委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大字报，因激怒了以苏钢为首的省体委一小撮走资派，遭到了大字报围攻。最后他们把她打成“反革命”，逼得她于7月9日凌晨自缢身死。

6月10日 ①省委召开省直属机关负责人大会。张平化在会上再次大吹特吹刘少奇、邓小平，他说：“刘少奇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

②万达传达邓小平的十条黑指示，提出要在教师、学生中“排队”、“分左、中、右”、“工作组要加强领导”、“党团组织要恢复起来”等等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措施。

6月12日 湘潭县委干部姜××等三位干部写了一张《看，湘潭县级机关政权是谁掌握?》的革命大字报，华国锋知道后，说：“这张大字报很恶毒，要组织反击，你们如果不反击，县委就会没有威信。你们不要怕，大胆的搞。”这三位同志遭到残酷围攻后，被送到农村劳改。

6月17日 湖南师院革命师生揪出湖南史学界的反动学术权威林增平。批判他的反动著作《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月23日 省委常委会议在韶山举行，对镇压全省文化革命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和决定：“运动中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特别是问题复杂的单位，要防止上当。地、县机关，一般暂时不提文化革命……少数冒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群众迫切要求进行解决的，按省委‘枪打出头鸟’的精神办理。……”。

6月26日 ①省委文革办派张平化的老婆、王光美式的政治扒手唐慕兰到六中。(此人行动诡秘，入校后，只与工作组长、支部书记、人事专干等接触，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校74名教职员工，决定清洗50人，占67．5％。其中23人劳改、劳教，27人退职退休。计划补充的都是铁杆保皇分子。)

②省教育干校党总支书记吴晓庄因压制革命群众运动，迫害写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被开除党籍，宣布撤销一切职务。

6月下旬 ①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和贯彻了清理教师队伍“二十五”字方针，计划全省清理3—4万教师，扩大打击面。(25字原为刘少奇提出的，到了湖南，王延春又增加了5个字，共30个字。即：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区乡保，僧道巫尼会，资代小牙娼。)

②张平化、万达公然打击《湖南日报》社里起来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真假海瑞辨》的革命群众，而把报社编委、《真假海瑞辨》的作者之一的方×，封为“编委中的左派”。

7月10日 万达、赵冰岩在河东、河西分别召开工作队长会议，传达刘少奇的十点黑指示，公然提出：斗争“假左派，真右派”、号召党员起来“保党”、“抓紧分类排队”、“边斗边排”等一系列反动措施，竭力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

7月18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马上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19日 一中革命小将、高三学生谢若冰，因反对以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为首的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小“右派”，不久和其他7个也是反工作组的革命小将一起上京告状。

7月20日 ①省委开常委和地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文化革命问题。王延春在会上吹嘘：“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核心，是坚定执行主席思想的。”华国锋再次布置搞“左派队伍排队”，企图把革命群众运动控制起来，压制下去。

7月24日 中南局转来水电学校十几个学生批评王延春的“四不提倡”的信，王延春无耻地说：“他们有意地搞我。”并追问：“他们是什么家庭出身?”

7月26日 王延春在北京给万达打电话，要准备撤工作组。当天万达假造民意回电说：“学校左派和群众不同意撤工作组，要求留下工作组。”王延春即示意原工作队中省里的，可担任联络员。

7月下旬 王延春从北京给华国锋打来电话，要赵冰岩、徐天贵到河西各大学“蹲点”。后来决定万达去湖大，赵冰岩去师院，徐天贵去矿冶，以便加强控制。

8月4日　迫于形势，省委决定从学校撤出工作队，留下部分人员作为联络员。联络员名义上的任务是看、记、听、想，实际上是撤走了工作队的工作队，继续镇压学生运动。

8月5日 ①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是射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全面反击的宣战书和动员令。

②孔安民下令，限一个晚上，一个上午把全市几万下乡参加“双抢”的师生，水陆并进，全部撤回，听刘、邓的录音讲话。

8月8日 ①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照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

②矿冶革命师生批评工作队包办代替，要求广播×××的材料。院党委支持保守派。省委派徐天贵前往解决，徐因对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拒不表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詹先礼之流则说：“徐天贵可以欢迎，也可以不欢迎。”散布调和折衷论调。

8月10日 ①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湖南大学同学在市委门前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质问为什么长沙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市委未予答复。

8月12日 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同时发表公报。这次会议，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会议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集会游行，热烈庆贺。

②省委召开13次全会。由华国锋传达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原准备印发，以后王延春来电压下了。

8月13日 ①长沙市十二中革命小将、高25班胡宜民等5个同学在市委一楼贴出了《坚决打倒三相信》的革命大字报。

②华国锋特派赵冰岩到湖大召开大型座谈会，辩论要文斗还是要武斗，实际上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并要求以湖大为重点，带动各校的所谓“大辩论”。

③军区副司令员刘子云在省委会上听了华国锋传达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后，便指使他的儿子刘××、李副司令员的儿子李×，串连王延春的女儿王虹霞(一中学生)，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以后简称“长保军”)。省委书记徐启文、前省委书记周礼的儿女都参加了；接着，龙书金的儿子龙××在一中也参加了同“长保军”一样观点的“8·31”组织。军区当时即指派干部易中固为顾问(顾问专机电话：2053)，具体操纵“长保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同时，还授意长沙军分区在工厂、企业中组织“工人赤卫队”，蒙蔽部分工人，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

8月15日 王延春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长沙。下午开会传达。讲到选举结果时，王延春说，现在中央常委次序，是按选举所得票数多少排列的，有意回避刘、邓问题，同时也抬高了陶铸。

8月16日 ①上午，在蓉园俱乐部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第二届第281次会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首道参加。对于文化大革命领导问题，决定：“工作队撤出单位后，省文化革命小组给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派‘联络员’和‘观察员’。”并提出：“‘联络员’工作要四多一少(多看、多问、多听、多想，少说话)。”

②孔安民亲自找曙光、汽电等厂党委书记，要他们当天组织几百工人报喜为名，到市委门前看十二中革命小将贴出的《打倒三相信》的革命大字报，企图挑动工人与学生的对立。

③下午，王延春接见湖大土木系给水专业62级8个学生(即后来湖大土木系“赤卫队”成员)，称赞他们前一段“做得好”，并要他们根据省委的意图写倡议，由省委帮助印发。当晚，王延春又接见了以刘爱华为首的湖南农学院全体文革成员，并要刘倡议召开大学的联合大会，介绍他们的经验。积极拼凑御用工具。

8月17日 长沙市一中“长保军”由王虹霞、韩××(韩曙光的儿子)等高干子弟组成。他们打着旗子，敲锣打鼓到省委报喜。随后各校相继建立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首脑人物是湖南军区李副司令员的儿子李×、衡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之子王××等。“长保军”是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林军”。

8月18日 ①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主席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湖南革命小将谢若冰在会上发言，毛主席接见时在她的笔记本上签了金光闪闪的“毛泽东”三个字。谢若冰亲口向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②王延春接受华国锋的意见，将“五界”和工厂的工作队退到第二线。王延春并在接见从学校撤出的工作队员的大会上为他们打气说：“你们为省委受了委曲，我代表省委慰问你们。”他还说：“要枪打出头鸟。”

③孔安民为了对付革命学生，指使张惠民在市委机关、东站路一些工厂，迅速建立“工人赤卫队”，为省市委“走资派”保驾。

④湖大先后有四批革命小将到长沙市委质问“三相信”口号是从哪里来的。主持接待的市委人员未作答复，与革命学生的对立情绪不断扩大，为“8·19”镇压学生运动准备条件。

1966年8月19日到10月13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湖南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张平化、王延春、刘子云之流，一手策划了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8·19”反革命事件。他们对支持革命学生运动的广大革命工农、革命干部恨之入骨，迫不及待地抛出臭名远扬的“9·24”反革命宣言书，大抓“右派”，刹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省，湖南文化大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英勇奋战，击退了这股逆流。

8月19日 ①上午，湖大土木系279名革命小将到长沙市委机关宣传毛泽东思想。市委内以孔安民为首的一伙人，如临大敌，把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视之为“右派翻天”，“坏人闹事”。当学生进入院内后，张惠民、张庶民等人就指使干部用电话调来工人“赤卫队”和十二中等校“长保军”，配合机关内部的“赤卫队”对湖大学生发动围攻，高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以致发生殴斗。市公安局长张庶民、副局长王××、李××也赤膊上阵，出动一批民警及公安干部在市委大楼对革命学生进行监视等秘密活动。

②傍晚，湖大学生同“工人赤卫队”，“长保军”到省委招待所。王延春接见时偏袒“长保军”。晚，铁道学院学生要求介绍白天事件的经过。苏钢叫来二附属医院的医生，要医生对被打学生的伤情作了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明”。

③省委在宾馆开常委会通过歪曲了“8·19”事件真相的向中央的报告。苏钢提出，王延春同意，再经常委决定次日召开10万人的辩论会，后改名“调查辩论会”。晚，章伯森坐镇市委，由市委起草宣传提纲。

④苏钢到省委办公厅部署保卫省委办公大楼，增加办公楼的武装岗哨。

⑤华国锋签发省文革接待站王向天向中央文革发出歪曲事实真相的电报。

⑥龙书金之流指使长沙军分区进驻长沙市委大楼，并挂上《长沙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牌子，企图制造冲击军事机关事件。当晚又以“防暴乱”为名，组织汽电、湖橡、新华印刷厂等厂的4个武装基干民兵连待命。并规定行动暗语、代号和夜间标记，准备镇压学生运动。

⑦晚上刘子云之流确定副参谋长陈××与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专门联系，派作战处长到省委院内活动，并架设三条直通省委的军用电话，掌握动态，准备随时镇压冲击省委的学生。当晚省委院内出现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省委办公大楼还配有4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守门。

⑧晚上，在长沙市委办公大楼前坪举行“赤卫队”成立大会，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主持，市委副书记兼长沙市军分区政委孔安民讲话。实际上是声讨湖大土木系宣传队革命小将的黑会。

⑨市委宣传部长周世华亲自出马，作了几十分钟的歪曲“8·19”真相的广播讲话。

8月20日 ①凌晨5时，孔安民带着王延春等人组织“8·20”万人辩论会的指示回机关，立即召开局长、区委书记会议。孔安民作了五点“指示”：(1)找“见证人”，辩论市委是否血腥镇压了学生运动。(2)让湖大学生进来，最好把市委办公楼打掉。(3)学生来市委动手就录音、照相。(4)联络员各管各校，出来少量的劝架。(5)宣传车马上出动。

④上午8时，由省委5个书记主持召开了河东、河西数万人的所谓“调查辩论会”，河东由华国锋、章伯森主持，王首道、王延春也参加了。湖大代表由于被“赤卫队”封住渡口未能参加。会议主持者妄图制造舆论，造成湖大同学理屈，不敢到会的假象。王含馥还造谣说：“湖大不到全是理亏不敢来，是王晓搞的鬼。”长沙铁道学院等革命师生，见此情景，要上台控诉省委，被“赤卫队”拦阻，发生冲突。苏钢叫在场记者赶快照相。为了抗议省、市委不法行为，铁院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宣布退出会场，又横遭围攻。河西由李瑞山、万达、徐启文主持。由省委事先安排好的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孙桐英、刘孝安和柳同仁分别在两个大会上按照省市委的《宣传提纲》造谣。由于当事者湖大学生代表的大会揭发，“调查辩论会”的阴谋被戳穿。下午，万达找王晓谈话，施加压力。

③刘子云同王延春勾结策划“8，20”绝密军事行动。由军区参谋长段秉善于当日召开紧急会议，命令某部队监视河西动态。傍晚学生游行，段连打三次电话，部队迅即出动，占领制高点和军事要道，彻夜巡逻，如临大敌。

④刘子云对军内提出，凡属支持学生运动的，一律清洗出部队；同时，又命令部队从今天起一律一级战备三天；与王延春随时保持联系。

8月21日 ①上午，王延春在军区礼堂召开“长保军”和“赤卫队”200多人的骨干分子大会。王赞扬他们保省委有功，并说：“‘8．19’在市委发生的问题和‘8．20’辩论会，是我们政治上打了两个败仗，上了敌人的当。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说，蛇是在洞里打好些，还是把他们引出来好打些?”会议开始之前，湖南军区负责人接见了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们是军队，不好出面。”

③省军区和长沙军分区各武装合派出便衣到处搜集革命造反派的材料，直接向军区作战处汇报。

④晚上9时至11时，军区政委×××先后两次给王延春的秘书蒋××打电话说：情况紧张，省委不安全。随后用小汽车把王延春、晏福生、王首道等人接到军区，保护起来。

8月22日　①湖大等校学生游行，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三相信!”等革命口号。晚，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形势，认为将出现“匈牙利事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为资产阶级专政。

②王延春接见“赤卫队”，说：“你们……不怕牺牲，很勇敢，大胆奋起保卫省、市委机关，保卫我们这些人，特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这些人使我们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并授意“赤卫队”要“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

③下午，由省委委员杜一夫打电话给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张惠民4人携带家眷逃跑，并为他们配备武装。晚上，章伯森又当面通知孔、王、韩、张4人立即躲起来。以后，由张惠民每天和省委电话联系一次。

④晚，有学生误入市委办公大楼军分区临时值班室打电话。华国锋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不要告诉他们是军分区，让他们砸烂就好了！”妄图把冲击军事机关的罪名强加到革命学生头上。

8月23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由省、市委挑起的群众斗学生的现象有所缓和。全市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支持革命学生革命行动的越来越多，举行游行集会，强烈要求改组长沙市委，要求罢掉孔安民等人的官。

②上午10时左右，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首道到了湖南农学院找刘爱华，谈了约20分钟，授意刘爱华用“搞好本单位”作幌子来拉住学生不走向社会，阻止学生炮轰省、市委。

③王延春在军区礼堂召开会议，歪曲地“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苏钢说：“市委机关闹得很不象话，进进出出的。”军区×政委说：“军区就不能这样，进来一个抓一个。”

④省委常委会确定与大专院校、中学学生、“长保军”、“赤卫队”代表成立联合调查团，调查“8·19”事件。湖大和高校的学生拒绝参加，指出省委是“8·19”事件的策划者，无权参与调查。组织所谓“调查团”一事未实现。

⑤《湖南日报》秉承省委的意旨，深夜，把已排版准备付印的“省委举行二届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的通讯报导的版子毁掉，将当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偷偷塞进全会决议，企图蒙骗群众，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打扮成“紧跟中央”的样子。

8月24日 ①王延春看到学生拒绝参加调查团，形势不妙，把组织联合调查团的会议改为“检讨会”。

②省委常委会讨论改组长沙市委的问题，并决定罢孔安民、王群伍、张惠民、韩曙光等人的官，以便牺牲车马，保存主帅。

③晚，苏钢开电话会，布置控制农村局面，不准学生下乡。

④革命群众冲击市委大楼，军区通知驻长部队当晚全副武装待命。军分区所有人员也荷枪实弹，进入战斗状态。副司令员吴耐先说：“如果冲进军分区，听命令行动。”

8月25日 整天，公安厅长李强等不断给王延春谎报“情报”，认为“矛盾将会转化”，“会出现暴动”、“政变”。

8月26日 ①凌晨2时，军区副司令员刘子云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明天(26日)河西有6—7万人过河来，要暴动了，要占领报社、电台，包围省委，抓省委书记。湘西有几千土匪下来了，正向长沙开来，可能会发生‘匈牙利事件’，省委书记今晚要离开长沙。”王延春、华国锋、王首道、于明涛、万达、徐启文等听后，吓得要死，当即研究，决定徐启文在家，指挥公安系统配合军区行动，其余书记逃跑。徐启文对省公安厅长李强说：“不要紧，我们还有×××军。”半小时后，刘子云又给华国锋电话，说：“情况很急，今晚(凌晨)4点以前，省委书记一定要离开长沙。”

②凌晨3点多钟，王延春逃往韶山，王延春的老婆也携儿带女，并拖着苏钢的儿子急急忙忙逃到韶山。还带去了军用电台和发报员。一路上如临大敌，除公安厅配备有警卫人员外，湖南军区还派了一卡车全副武装的战士架着机枪护送。随后，又把苏钢的老婆、孩子当作“军用物资”送往宁乡花明楼，把万达的孩子也藏在省委机关警卫连。

③晚上8时左右，支持学生绝食斗争的游行示威队伍来到湖南宾馆，找到了章伯森，要求章交出孔安民，遭到拒绝。

④晚，公安厅长李强再次谎报“军情”，说有人包围省委，陆上、水上都包围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李瑞山、华国锋、赵冰岩、郭森因之都跑到军区。刘子云和参谋长段秉善接待了他们，约密谈两小时后，用军车把李瑞山、华国锋、赵冰岩送往平江。徐启文则出入军区指挥公安系统准备配合军区镇压所谓“匈牙利事件”。但到后来，徐也和李强、高文礼(公安厅副厅长)，郭森、杨树清于夜晚跑到浏阳去了。

⑤在华国锋未走前，刘子云曾对他说：“军区的部队已经调动，报社、电台的领导干部已经作了牺牲的准备。”

8月27日 ①上午，陶铸、王任重对湖南长沙问题发出黑指示。

②根据陶、王的旨意，王延春第一次假检讨出笼。

③金明根据陶的旨意，乘飞机来长，坐镇湖南。金下飞机后，首先到军区，听取龙书金之流汇报学生“闹事”的情况。

④下午，宣布中南局改组长沙市委的决定。

⑤孙云英由常德地委书记调来长沙任长沙市委书记。上任后，他一面假惺惺地“支持革命学生，炮打司令部”，一面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定调子，贴标签，在全市进行三天三夜的大宣传，高唱：“拥护王延春的检讨”、“拥护改组市委的决定”、“拥护新市委的成立”的滥调，一面又恶狠狠地咒骂：“闹得狠的是大学！”

⑥晚，矿冶2000多学生在省委办公楼门前通宵静坐示威，要求省委负责人接见。至第二天(28)下午王延春回来才接见。

⑦晚，省人委副秘书长王治国在办公厅党团员大会上发表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他说：“这次运动是大暴露，大分化，大改组。”还号召党团员“当无产阶级保皇派！”

⑧省人委“燎原战斗队”散发支持湖大土木系“赤卫队”学生8人的《我们的看法》的反动传单。两天内散发99730份。

⑨株洲航校和中南矿冶学院4位同学因抗议孔安民畏罪逃跑拒绝接见，进行绝食斗争已达60多小时，首都红卫兵小将同上万的革命学生和群众到市委和宾馆前声援，抗议省、市委包庇隐藏孔安民等人的罪行，同时要求交出孔安民。革命学生见徐天贵老不作答，愤怒之下给徐戴了一顶写有“保皇派”字样的高帽子，徐仍不作答。11时左右，湖大同学报告“孔安民有下落了”，徐才在群众的要求下于下午1时左右和学生代表一道乘车去找孔安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绑架徐天贵事件”。

8月28日 ①凌晨1时许，王延春、万达、苏钢、王首道、于明涛等人从韶山回长会见金明，开会研究形势。于明涛挑拨说：“韶山念了王延春的检讨，群众对学生很气愤，说我们辛辛苦苦种了粮食给他们吃了闹事。”金明提出要发一个通知，妄想“暂停”“炮打司令部”。

②下午，王延春接见静坐示威的矿冶学生，同意停止院党委林讷、关延社两人的职务。

③孔安民、韩曙光由革命群众找回来了。王延春一见面就说：“都是我的错，你们代替了我，你们是不是感到委屈呢？……”演出了一场挥泪斩马谡的丑剧。

④刘爱华在高校串连组织“长保军”。

⑤湖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

⑥湖大土木系“赤卫队”战斗小组发表保皇的《六点声明》，省直机关翻印的不少。

8月29日 ①省委发出陶铸、王任重六点黑指示。

②省委派出30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到长沙县镇压农民运动，宣传王延春的假检讨，阻止农民支持革命学生。

③逃跑在外的省委负责人陆续回长。晚，召开常委会。

8月30日 ①上午9时许，张平化从北京回到长沙，军区马上主动地派人到省委蓉园，要张平化把东西放到军区去保管，并专为张平化安装了一部军用电话机。

②下午，张平化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陶铸的黑指示，研究罢王延春的官的问题，龙书金参加了会议，一起讨论。

8月31日　①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同志和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②张平化到湖大，大唱高调，说什么他回来的任务是：第一、请罪；第二、造反。因此，学生为他挂了“红卫兵”袖章，他暂时骗取了学生的信任。

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

9月1日 ①全市大中学生、工人、干部大游行，提出“一改三罢”(即改组省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的官)的革命口号。

②张平化、王延春与张体学勾结由湖北调来一批保守学生到长沙。王首道在接见时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看到现在的情况很难过(说着眼睛边湿了)！我们不好讲话，你们是外省的，现在很需要你们站出来说话。”

③张平化在蓉园召开省委常委、战线负责人的会上说什么“运动有正产物和副产物(即暴露了‘牛鬼蛇神’)。”

9月2日　①张平化在省委礼堂召开厅、局、院校党组成员和文革负责人会，大讲：“要当‘好得很派’，不要当‘糟得很派’。”冠冕堂皇，目的是要通过与会者宣传出去，为他收买人心。

②晚，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去张平化处谈情况，张说：“不要怕，牛鬼蛇神都要来登台表演的。”

③苏钢四他的秘书给宁乡县委副书记杨世芳去信，要他们赶快转过来抓“右派”。

9月3日 连日来，省直机关形成大字报的高潮，大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形势大好。

9月5日 ①大字报高潮吓坏了张平化之流，郭森召集省委各部负责人和有关干部处长会议，布置抓干部所谓“活思想”，其实，是在为抓“右派”作准备。

②华国锋提出干部排队，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布置省委组织部进行。

9月6日 ①张平化对他的黑爪牙梅永禄就《湖南日报》的办报方针问题强调指出：(1)《湖南日报》必须紧跟省委。(2)如果不紧跟省委就停刊。(3)如不紧跟省委又不停刊，就办同人报。以此威吓报社内部的革命造反派。

②晚，王延春在省委机关作假检讨。

③省委常委开会，研究机关形势。晚9时，中南传来陶铸、王任重盗用中央名义炮制的所谓“八条”(由电话记录)。张平化等如获至宝。华国锋毫不掩饰地对省人委办公厅副秘书长王治国说：“前些天紧张得很，睡不了觉。看到《八条》就放心了，硬是睡了个好觉。”

④湖南农学院“东方红”战斗队成立。

9月7日 ①省委常委会研究紧急传达陶铸黑“八条”(当时冒名为“中央八条”)。传达范围，中南局开始说各省自定，后说传达至县科级。张平化为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压制群众运动，决定传达到全体党员，实际上遍及群众。

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张家政、刘定安等十余人。

9月8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张平化提出所谓对工作要全面安排，要争取主动，要大胆抓工作，要让下面听到省委的“声音”，以表示省委没有倒。华国锋说：“中央表态了，各级要挺起腰杆抓工作，要加强领导。”所谓“中央表态”，实指陶铸的黑八条。

9月9日 ①《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由于省委破坏，河西几所高等院校大部分师生没有参加，只到工农、学生几千人。后来迫于群众的压力，省委才勉强同意9月11日再召开大会。

②兰州大学附中学生王庆长等人写了《向“湖大”文革筹委会和全体同学提出几个问题》的传单，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9月10日 ①大街上出现了《炮轰张平化》的大字报。

②刘子云按照陶铸旨意。盗用周总理名义，同徐启文亲自带领大批军事武装人员突然对省广播局、省广播电台实行军管，并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担任了各部门重要职务。接着，刘子云之流买了大批麻绳，准备捆可能进入电台的学生。他们解散了电台革命造反组织，限制电台工作人员人身自由，还把革命职工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拍照复制，制造恐怖气氛，准备抓“右派”。

③上旬，军区××处萧处长对王延春的秘书说：“延春同志的文件放到军区里面去好，那里比较保险；如果要用，随时可以去拿。”十月份，他又讲了一次：“你们(省委书记)的东西放在机关，如果不安全的时候，可速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开军车去拿。只要说是我们的，是可以拿走的。”

9月11日 ①开《炮轰省、市委司令部》的大会。会前，张平化见华国锋有病，要华别去。华说：“没关系，我要去，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会上：(1)王延春代表省委作第二次检讨。(2)张平化盛气凌人地说他9月8日向陶铸打了电话，不同意开“9．9”大会是阳谋，不是阴谋。主席团要张平化对大会表态，张公开对抗说：“什么群众意见，我看见是你们几个人商量的，是你们在煽动的……”会后，王延春吹捧张说：“这就是高姿态”。

②张平化在接见中南矿冶学院“长保军”头头时说：“你们的方向是对的，你们进行的斗争，是原则的斗争！”

③《湖南日报》发表张平化调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免除王延春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的消息。

9月12日 王庆长等又发表《炮轰“湖大”司令部》的传单，叫喊“土木系279人的行动，不是革命的，而是违背了主席教导的冒险行动，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他“打击一大片”，企图为“8·19”反革命事件翻案。

9月13日 ①“炮轰省、市委司令部”的大会主席团与张平化谈判。张盛气凌人地说：“……湖大第一个发言的，锋芒就是对准了我。”

②省委召开厅、局长会议，张平化表扬保皇干将，说：“这些人恰恰是一些好同志。”

9月14日 ①王任重来电话，叫张平化或其他书记去汇报，张决定华国锋去京汇报并领取黑指示。

②宁乡来1，400多人到省委，要求罢县委书记郭连贵的官。张平化说：“郭连贵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随后派出了以纪照青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去宁乡，镇压宁乡的革命群众。

③晚，张平化召开地、市、县委电话会。会上，张叫大家“挺起腰杆”，“忍辱负重”，“控制时局”。

④保守组织“长沙保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发表宣言，宣布成立。

9月15日 ①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林彪同志讲话热烈赞扬红卫兵小将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战斗中所取得的光辉战果，并且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大方向。

②张平化之流成立省直文革小组，以大叛徒杨英杰为组长，徐明为副组长。这个组织是省委在省直属机关抓“右派”的前线指挥部。

③华国锋等着手搜集关于我省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上京汇报，他说：“成绩我脑子里有，你们给我搜集问题就行了。”结果弄了些什么城市、农村受冲击的情况和王延春的假检讨如何使人“感动”、“拥护”的情况。以此欺骗中央。

9月17日 ①张平化、苏钢听取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贞茂抓“黑鬼”蓝云飞的经验汇报。苏钢提议开现场会，张平化要开大会，印发传单，办展览会，向全省推广这个“典型经验”。

②华国锋在京向王任重汇报：“长沙事情多，冲击面大”“影响生产严重”。王当即“指示”说：“要反击！”“动手晚了要失掉时机。”

9月18日 ①华国锋带着王任重抓“右派”的黑“指示”回长。张平化召开省委常委会作传达，同时介绍程贞茂抓“黑鬼”的经验。龙书金参加了会议，发了言，污蔑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是“闹事”，同意抓“右派”。从此，大抓“右派”运动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②晚，张平化之流召绝对可靠的“左派”厅局长会议，传达王任重的黑“指示”。

9月19日 ①上午，省委召开有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和省直各战线负责人王治国等参加的会议，具体贯彻王任重的黑“指示”。华国锋说：“我们前段不说话是对的，现在我们要说话了，要抓紧时间，赶快搞。”还说“自己赶不上形势”。王延春又大喊：要“枪打出头鸟”。

②中午，华国锋等专门部署省计委徐羽等人研究揪斗“右派”张犀文同志的事情。

③下午，省委秘密召开42名所谓“可靠”的厅局长会议，再传达和布置王任重的黑“指示”精神。华还歪曲林彪同志的讲话，说：“林彪同志已讲了话，是真右派不会出来了。”

9月20日 ①晚，省委召开所谓“省直机关部分干部大会”，到会的人都经过组织部审查批准，认为是可靠的“左派”。会上，由程贞茂介绍抓“黑鬼”蓝云飞的典型经验。张平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说：“抓幕前的、幕后的，特别要注意在幕后摇鹅毛扇的。”王延春更是得意忘形地说：“过去我们被整了一肚子气，人家说我们有组织、有计划，现在就来个有组织、有计划地抓。”按着又问大家道：“你们听了怎么样?过瘾不过瘾?”还说什么“湘潭电机厂是全省的缩影，湘潭电机厂走的路，是全省都要走的。”

②《湖南日报》发表了《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社论，歪曲林彪同志讲话的精神，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为张平化抓“右派”鸣锣开道。

③湖大“长保军”筹委会成立，得到校党委张健等人的支持。

9月中旬 由湖南财贸学院学生唐德元，湖南农学院学生刘爱华发起，在省政协设立“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市高等院校联络站”，积极扩充保守势力。

9月21日 ①王延春向杨大治作如何抓“右派”的五点黑“指示”：(1)穷追猛打、打准、打狠，要象打日本鬼子一样；(2)要打活老虎，不要打死老虎；(3)抓前台，挖后台，前后左右一齐来；(4)文革组织不纯的要改选，或成立战斗组取而代之；(5)打破处、室和单位之间的界限，组织联合斗争。要求各单位都抓，先抓一个大的“右派”。

②华国锋参加省直文革召开的部分厅局长会议。华在这个会上骂这个人顶不住，骂那个人又是软骨头，说：“为什么顶不住?这是叛党行为，应该立即调整。调整后，这种人不能负责党的工作，做行政工作，也只能是副职，不能当正职。”

③省人委办公厅在副秘书长王治国一手把持和操纵下，顽固地贯彻王延春提出的“各单位都抓，先抓一个大的‘右派’”的黑“指示”，斗争所谓大“黑鬼”老红军盛翼联同志。

9月22日 ①《湖南日报》发表《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社论，把革命造反派诬蔑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张平化、王延春之流的御用工具“赤卫队”、“长保军”说成是无产阶级“左派”。

②张平化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当前形势大好，好处三条，增加了一条，充分暴露了牛鬼蛇神，过去伪装的、隐蔽的敌人出笼了，有人说：这是公安局的大丰收。”王延春公开提出：“抓右派、促生产”，“反右要反到公社，每个公社抓两三个尖子货。”在这个会上，张、王还同龙书金、谭文邦、华国锋、万达、苏钢等研究了“9·24”黑报告的内容和抓“黑鬼”的部署。

③周礼在长沙市第三次贫下中农大会上作了为省委贴标签的黑报告。

④省人委副秘书长王治国作大抓“黑鬼”的动员报告。他说：“很长的时间是围攻‘燎原战斗队’，(保守组织)实际是抓幕后指挥，我就是(‘燎原战斗队’的)幕前、幕后指挥！”

⑤晚上，长沙市委斗争长沙市水利机电局副局长、大“黑鬼”王俊杰同志。

9月23日 ①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深入布置抓“右派”。会上，张平化说：“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王延春说：“你们看现在是不是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苏钢说：“右派有多少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②苏钢根据张平化授意，召开各战线负责人会，号召大写为省委评功摆好的文章。

③王庆长等写出《再炮轰“湖大”司令部》的传单，诬蔑革命学生在“8·19”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复辟导火线”。

9月24日 ①张平化以接见所谓“左派”学生为名，作了臭名远扬的“9·24”黑报告，发出了大抓“右派”的总动员令。同时，自封“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

②王延春也作了六点黑指示：(1)现阶段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2)开展大辩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3)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4)地、专机关的文化革命搞3个月；(5)县以下运动的搞法，按长沙县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办法，采取学、揭、辩、斗、改的办法；(6)长、衡、株、潭大中学校要把矛头引向本单位。

③张平化作“报告”时，湖南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也在座，并极力鼓掌。事后，把黑报告当作学习资料，发给本地军事院校每人一册。

④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长沙铁道学院等高等院校绝大部分学生、教职工上北京学习，省委认为抓“右派”的阻力大为减小，因此抓“右派”的部署全面铺开。

⑤刘爱华、唐德元奉省委文革办红卫兵联络员徐政敏“加紧筹备，争取在造反派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之前，把‘红色政权保卫军’总指挥部搞起来，提前开成立大会”的黑“指示”，于当天晚上召集6所高等院校的“长保军”负责人开会，经过两天两晚的紧张筹备，决定于27日开成立大会，会后上街游行。

9月25日 ①革命造反派听了“9·24”报告，十分气愤，将报告录音送去北京揭发。

②张平化听省直文革小组关于机关抓“右派”的汇报后，恶毒地“指示”：抓“右派”，要挖“右派”的“政治纲领”、“组织活动”和“思想体系”。

③张平化、王延春接见孔安民等4人。王延春关心地说：“省委叫你们回避的想法，是怕群众给你们戴高帽子、游街。”接着，张平化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你们不要翻案，不要代替省委检查，不要受人挑拨离间。最后，示意孔安民等人向新市委孙云英介绍长沙市负责干部的情况，为孙云英抓“右派”提供材料。

④省委成立以杨大治为首的名为“挖彭、黄、张、周黑线”，实为对革命群众搞特务活动的班子。华国锋责成杨把抓出来的“右派”写成《群魔录》，后来改名为《人物志》。

⑤刘秀英二上北京为陶铸通风报信，“反映”“9·24”报告等情况。(以后多次上北京，都是干的不可告人的勾当。)

9月26日 ①华国锋主持研究，派郭森、侯鸿业去省体委把抓“右派”的火点了起来。

②由于革命造反派抵制、反对“9·24”黑报告，张平化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补救“9·24”报告的措施。张并与陶铸通电话，陶说：“我是主张斗的，但不要把斗争面搞得过宽。”

③湖大的“长保军”总部贴出《热烈拥护张平化“9·24”报告》的巨幅标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广大革命师生对“9·24”黑报告坚决反对，开始贴大字报进行严肃批判。

④省政治干校学生李仁生写大字报批判“9·24”反动报告。他还冒着被“长保军”、“赤卫队”围攻的危险，到五一广场向群众演说，揭露张平化的阴谋。

⑤在副秘书长王治国“孤立‘右派’政策”的指示下，省人委第二批“黑鬼”7人，连续遭大字报、小组会两天两晚的围攻。王公开号召“抓完‘黑鬼’过国庆”。

⑥下午，在省委一手包办下，柳同仁、孙桐英、刘孝安等由团长程贞茂率领，组成赴京观礼代表团，离长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同时，“长沙保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头目盗用“全体战士”名义发出了《最热烈欢送》的传单。

9月27日 ①金明从北京带着陶铸的黑“指示”回广州，途经长沙。

②张平化、华国锋听农业战线准备开大会斗争农业厅“大右派”的汇报。后迫于形势，大会没有开成。

③王延春在长沙市第三次贫下中农会上讲话，把斗争锋芒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运动诬蔑为“反革命复辟”。

④王延春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抓“右派”的现场会，肯定和推广了杜××抓“黑鬼”的经验，即：一要快，争分抢秒；二要大，声势越大越好；三要乱，把造反派从思想上、组织上搞乱。他们的口号是：“不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幕前幕后的，通通一网打尽。”有个负责人补充说：“不管他有官无官，草帽子官、啄木官、大官、小官都要抓。”

⑤上午8时，孙云英带着张庶民到宾馆会见孔安民等人，密谈约4小时。孔积极为孙云英抓“黑鬼”提供情况。其中，特地介绍了市委常委胡鹏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还说胡的儿子胡宜民是造反有理军负责人，“要整胡宜民，先就要整胡鹏，整垮了胡鹏，胡宜民也就垮了……”

⑥北京南下串连第一大队贴出了大字报：《严肃批判张平化“9·24”的反动报告》。

⑦《湖南日报》发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竭力为张平化、王延春之流所把持的省委黑司令部评“功”摆“好”。此文系苏钢组织专人写作，亲自修改，并由张平化最后定稿，以“本报记者”的名义抛出来的。

⑧湖南水利电力厅勘探设计院团员王建武同志(贫农出身)因写孔安民等4人逃跑的《奔命记》的传单，被打成“右派”，受到斗争，最后被逼于今日自杀。

9月28日 ①下午，张平化召开省直机关部分青年干部会，作“五个问题的解答报告”，竭力掩饰自己的罪行，为“9·24”报告辩解。

②周礼根据王延春(27日)的安排，在省直机关干部会上作为省委评“功”摆“好”的报告。报告后，即放张平化“五个问题的解答报告”录音。苏钢说：“周礼同志出来做报告，身份最合适。”

③高等院校“长保军”在省体育馆开成立大会，万达、赵冰岩亲临“勉励”，还宣布张平化作他们的顾问。同时，印发经王延春审阅过的保皇传单。

9月30日 ①张平化从北京回长。军区马上主动地要张平化把东西放到军区去保管。

②各县先后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根据“9·24”反动报告大斗“右派”。

九月下旬 “9·24”黑报告出笼后，刘子云布置军管小组在省电台大抓“黑鬼”，并规定军管小组每天向军区作战处写一书面汇报。革命群众对该黑报告进行批判时，刘子云还说：“张平化的报告如果有错误，只是讲早了。”

10月1日 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首都举行空前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了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革命群众组成的游行大军。林彪副统帅和周思来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

②《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发表，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

③省会各界人民举行国庆集会。会上张平化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大讲“湖南的成就”。两个“长保军”代表也发了言。按张平化及其帮凶的意思，是要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④保皇干将刘孝安、孙桐英、柳同仁通过陶铸、周荣鑫这条黑线被塞进北京观礼台。刘秀英也通过陶铸把持的中宣部的黑关系，钻到了观礼台上。

10月2日 张平化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他召开长、衡、株、潭四市书记会议，说：“文化革命中的问题，不作为抓右派的条件。现在停止斗争，学习文件，总结经验。”企图秋后算账。王延春、华国锋则解释说：“右派不是不抓，只是暂时不抓”而已。

10月5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6日 ①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湖南赴京告状的同志参加大会，听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和张春桥同志传达军委紧急指示后，无比兴奋激动，当即由叶卫东、张家政等起草《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并递送中央首长。信中愤怒控诉了张平化反党集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并代表湖南广大革命群众提出六项紧急建议和要求。

②为了平息衡阳革命群众对“9·24”黑报告的义愤，张平化到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作假检讨。

10月7日 ①张平化从衡阳回长沙，召开常委会议。龙书金参加了会议。

②张平化、万达、章伯森去北京开会。张带去“9·24”、“9·28”黑报告稿，只送给陶铸、王任重，却不送给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

10月10日 张平化写了《郑重声明与检讨》的大字报，陶铸要张在其中加进9月28日五个问题的解答要点，帮张平化蒙混过关。

10月11日 ①江青同志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开始在省、市机关和长、衡、株、潭四市放送。

②张平化的《郑重声明与检讨》传到长沙。王延春打电话要求缓贴，说对“左派”“压力很大”，实际上是怕乱了保守派的阵脚。

10月12日 张平化抛出经陶铸审查和修改过的《郑重声明和检讨》，宣布“9·24”黑报告作废，企图开溜。“湘江风雷”酝酿小组叶卫东、张家政马上写出《作废是可以的，溜掉是不行的》的革命大字报，并印发传单，及时戳穿了张平化的阴谋。

1966年10月14日到1967年2月4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革命造反精神空前高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了大批判。而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并不甘心失败，伙同军区刘子云、崔琳等，竭力阻挠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揭露批判。他们扶植新老保守势力，分裂革命派，挑起群众斗群众。他们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他们耍阴谋、设圈套，陷害“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组织，把“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从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10月14日 由叶卫东、张家政、罗勇等人发起、串连，并在首都三司的直接帮助下，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湘江风雷”的意思是：“湘江”象征着毛主席故乡；“风雷”，“一丛大地起风雷”，为主席诗词常用之词；“挺进纵队”，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湘江风雷”成立时，核心小组成员有叶卫东(政治部主任)、李铁凡(联络部长)、李敬林(组织部长)、柳梅青(办公室主任)、李仲昆(宣传部长)、赵南西(后勤部长)、黄长春(接待室主任)。组织建制：第一级总司令部；第二级分司令部(地区)；战团(行业)；第三级支队(单位)，第四级分队(在单位支队之下)。“湘江风雷”一成立，便在北京大造舆论，将斗争矛头对准张平化。

10月15日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长高司”或“高司”)宣布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詹先礼(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佘定成等。会上华国锋讲了话，宣布接受“高司”聘请张平化当顾问。

10月16日 ①由叶卫东起草，通过《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宣言》。

②“湘江风雷”发出《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张平化猛烈开火——致全国革命同志书》。宣战书中列出了张平化的种种罪状，揭穿了张平化利用《党章》、《团章》和用《论修养》来加强“党纪”、“党性”的“锻炼”，约束党、团员的手脚，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同时他们在北京贴出了《张平化是破坏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的大标语、大字报等。

10月18日 ①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乘车检阅150万革命小将。这是短短两个月中，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②“长保军”长沙市高等院校总部装模作样举行《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批判”大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大会主席叫喊：“张平化同志‘9·24’报告好得很，10月12日《郑重声明与检讨》好得很”。

③湖大土木系8人“赤卫队”战斗小组抛出《不要充当资产阶级右派喉舌》的大型(对开)传单，肯定张平化“9·24”黑报告还有4个“优点”，企图继续把大批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打成“右派”，恶毒地把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不要党的领导，为右派辩护”的“反革命行动”。

10月19日 王延春步张平化后尘，巧施缓兵计，写了《正确评价湖大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为湖大革命师生搞假平反。

10月20日 “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以下简称“三联站”)革命小将来到长沙。该站负责人为高继红、高飞、李党育。

10月23日 湖南赴京告状革命工人和“湘江风雷”，到中宣部大闹阎王殿，将大字报、大幅标语贴满了中宣部，下定决心要揪张平化。陶铸急忙策划张平化“接见”。

10月24日 “湘江风雷”、“三司”革命小将与湖南告状革命工人在中宣部礼堂召开了《批判张平化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有王天保等被打成“黑鬼”的同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声讨了张平化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会后，大家情绪高涨，计划第二天(25日)召开一个10万人斗争张平化的大会，由蒯大富同志当执行主席，场地设在工人体育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陶铸吓破了胆，竟冒充中央的名义，说什么“中央不同意开”，结果把大会破坏了。

10月25日 在北京中宣部礼堂由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和湖南的革命造反派联合召开《彻底揭发批判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实况报导，传送到长沙，轰动全城，给了革命造反派以极大鼓舞。保守派则出大字报“辟谣”。但事实给了阿保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0月27日 “毛泽东思想红导弹长沙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告成立。

10月28日 ①“红卫兵湖南井冈山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政治委员为谢若冰。同时发表《长沙市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宣言》。

②晚，“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组织开会讨论《10·30批判控诉张平化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口号。造反派工人提出“打倒张平化”的口号，“高司”代表反对，强行删去。

10月30日 ①长沙市革命群众召开控诉批判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张平化在陶铸指点下，当日坐飞机回长，参加大会，作了一个很不象样的检讨。当有些人鼓掌时，张很嚣张地说：“他们(指造反派)就是害怕博得较多的掌声。”刘秀英跳出来说：“我代表工人希望平化书记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高司”决策人詹先礼更明目张胆地在大会上多次反对工人高呼“舍得一身剐，政把张平化拉下马！”“张平化是镇压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等革命口号，并派出“高司”亲信，将领喊“打倒张平化”口号的“三联站”革命小将调换了下来。

②张平化与龙书金一起研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内容，商量要地委书记在湖南宾馆报到，然后用军区的车子再接到招待所。开会时，龙书金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③张平化布置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转移省委机要材料，烧毁黑材料。

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陶铸接见了湖南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当时对大叛徒陶铸的政治历史情况缺乏了解和认识，张家政受“湘江风雷”战士的委托，根据一般习惯的礼尚送给陶一个“湘江风雷”袖章，并请他当顾问。陶说：我现在已经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我不能再当你们的顾问了，就当一名誉队员算了吧!(大意)说罢，把袖章收下了。

⑤在“三联站”革命小将强烈要求下，张平化被迫辞去“高司”“顾问”。

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在东风广场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同时批判控诉了张平化的罪行。该组织，已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11月中旬，发展到10，000多人)。

10月31日 ①张平化借口保护国家机要文件和档案，把大批黑材料连同自己老婆的香水、小孩的玩具及刘少奇、王光美的照片都转移到军区保密室收藏起来。

②张平化接见“长保军”头头刘爱华等人时说：“现在你们比较被动。这个好办，由被动变主动，一是由我作检查，另外你们也批判。”

③“湘江风雷”68名战士从北京出发，杀回长沙，参加战斗。他们在火车上散发了批判张平化“9·24”反动报告的传单。

11月2日 ①“长保军”召开“批判”张平化的大会。张平化摇头摆尾地“检讨”，还获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因张平化曾亲口对“高等院校长保军”政委刘爱华讲过：“你们不要明保了，再明保，会帮倒忙。”“你们要批判我”“你们批判和他们(指造反派)有本质的不同。”)

②中午，“湘江风雷”战士从北京杀回长沙，一下火车就一路高呼“打倒张平化！”的口号，冲进省委，揪出张平化。当即由叶卫东主持在省委礼堂开会斗争。

③晚，革命造反派播送在北京斗争张平化的实况录音，革命群众无不称快。同时，给了“长保军”一记耳光。

11月3日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11月6日 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张平化提出三大方针和五项紧急任务，把保密列为紧急任务之一。张平化害怕群众冲击大会，龙书金之流便将会议安排在军区招待所秘密召开。为了欺骗群众，刘子云亲自指挥，半夜接送会议人员。

11月8日 ①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省委被迫发出平反通知。张平化矢口抵赖说：“‘9·24’报告没有号召抓‘右派’，只是错误地理解了林彪同志9月15日的讲话。”王延春则帮腔说：“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实质上是不平，企图秋后算账。

②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在工人文化宫作了一个极不象样的检查，并当众被迫宣布恢复王俊杰的名誉，给其平反。

③“湘江风雷”、“湖南井冈山”、“三联站”等从长沙市委大楼搜出大量黑材料。

④“湘江风雷”发表第一号整风通令。

11月上旬 ①张平化利用广州军区布置战备名义，由军区出面，省委出钱，给各地、市委书记架通军用电话线，专为贯彻“黑指示”。

②“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建立组织。(到1967年2月，已发展到2万多人。成员以青工为主，也有学生。)

11月10—11日 10日，毛主席身穿军装，精神焕发，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分乘6000辆汽车和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6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他老人家对参加接见的一些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1日下午，毛主席乘敞蓬汽车继续检阅了150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其中有从毛主席三十多年前发动秋收起义的浏阳地区来京的1000多名革命小将。

11月10日 刘子云包庇张平化、王延春、万达等躲入163医院逃避斗争。刘向医院领导作了三点指示：“(1)绝对保密；(2)保证张、王等休息好；(3)实报实销。张、王未躲入医院前，刘就作了周密布置：(1)化名，张平化化名张军，冒称海南军区政委，王延春化名丁一名，冒称海南军区副政委，×××化名何义，冒称海南军区副政委，万达化名李明，冒称海南军区副政委；(2)专人护理，严格控制外来人员接触；(3)确定转移路线，以逃避红卫兵搜查；(4)封锁消息。

11月11日 “湘江风雷”总部派出40多人，配合长沙纺织厂“湘江风雷”缚苍龙支队的革命工人，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在该厂搜黑材料，受到厂党委和“长保军”的阻拦。“三联站”革命小将遭到“长保军”的殴打，伤2人。谈判时章伯森承认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指责了“长保军”的错误行为。

11月12日 省委把三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笔记本全部送到军区窝藏起来。

11月13日 ①省会各革命造反派，在湖南剧院(中心会场)等四处召开万人群众大会。省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参加斗争张平化。会上王建武烈士的母亲和爱人进行控诉。“湘江风雷”革命战士出于义愤，将张平化的头往下压了几下，叫他向毛主席、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当时“长高司”负责人詹先礼竟带着100多人大喊“要文斗，不用武斗!”随后退出会场表示“抗议”。张平化在会上散发了《向全省人民公开检讨》的第一次书面检讨。可是会后，他竟对赵冰岩说：“这是火力侦察”。后来，陶铸也为他的检查涂脂抹粉说，他“态度是好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是严重的。”等等。

②张平化成立“秘密小组”(“五人小组”)和张单线联系，活动地点设宾馆四楼422号房间。在宾馆后四楼的入口写着“外宾住处，请同志们止步”的假牌子掩人耳目。该组有侯鸿业、韩江正、李敏中，姜保胜、康政五人。侯、韩、李抓革命群众组织，姜、康抓“保”字号组织。

11月14日 ①张平化组织人员在省委办公楼转移黑材料，并将部分材料销毁，当场被“湘江风雷”、“三联站”、“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等革命造反组织查获，采取了革命行动，查封了省委办公大楼。

②张平化勾结军区刘子云、崔琳之流把已经参加了“长保军”的荣、复、转、退军人从中拉出来，单独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荣、复、转、退军人八一兵团湖南总部”(简称“八一兵团”)。并派长沙军分区司令员张本科伙同省市委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还指使省直属党委武装部长秦××亲自抓这一工作。

11月15日 ①凌晨，革命造反派将省委办公楼逐一清查，成堆的黑材料被搜出来。“湘江风雷”总部派出彭××等携带搜出的黑材料，上报中央文革。临行时，总部负责人交代：“不要把材料交给陶铸，不要陶铸接见，我们不相信他。”

②张平化玩弄阴谋将省委大门敞开，组织数万人停工参观现场，因而出现了全市性的谩骂、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局面。

③张平化就处理材料问题，亲自起草四条通知，第一条说：“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在平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不得烧毁文件、材料。”实际上带头破坏的就是他自己。

④“三联站”、“湘江风雷”、“湖南井冈山”等革命组织向张平化发出不得销毁和转移黑材料、迅速交出窝藏的黑材料的八项《通令》。

1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暂停免费乘坐车、船到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连。中央支持徒步串连，要求有组织地进行试点。

11月17日 ①中央11月16日《关于处理文化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发布后，张平化之流却亲自布置、隐藏、销毁黑材料，公开对抗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②张平化提出下厂“办点”，企图躲进水电设计院、汽车电器厂等单位去逃避斗争。

11月18日 ①“湘江风雷”总部与“东方红”总部等革命组织在劳动广场召开《批判、控诉、斗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当众公布与销毁省委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如《谢若冰等九人反党集团》等)。

②张平化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授意韩××批给六个组织物资、现金共25，000元。

③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彻底批判以张平化为首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湖大“中国工农红军接班人长征队”出发长征。其他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也先后出发，奔向韶山、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

11月19日 ①建湘瓷厂发生骇人听闻的“11．19”流血事件。造反派在搜查厂党委黑材料时，被“长保军”、“赤卫队”围攻殴打，伤数十人，百多人被关押。“湘江风雷”总司令部闻讯后，立即派出千多名战士前往救援。

②裕湘纱厂、船舶厂也因搜黑材料发生武斗流血事件。这些厂子共打伤革命群众200多人。惨案发生后，(20日)张平化逃走了。后来由“湘江风雷”从衡阳将张揪回，交造反派斗争。

③“湖南红旗军”开始筹备工作。她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湖南红旗军”。发起串连的有贺孟宣、聂其权、彭文彬、黄原泉、杨福臣、彭寿南等7人。她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针锋相对，以粉碎张、龙之流的猖狂反扑而着手筹备组织的。

11月20日 ①张平化指使赵冰岩亲自到军区烧毁黑材料，当时张还嘱咐赵说：“不要留下痕迹。”赵冰岩领旨后深夜出马，找刘子云说：“平化同志叫我给你们捎一个信，北京红卫兵冲了国防部，你们要作准备。”经过赵、刘策划后，分两处烧毁黑材料。一处是赵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在军区机要室斜对面的一间房子的火炉里，将三铁箱里装的省委文革办的两套《文化革命简报》等黑材料烧了一大半。从深夜2时一直烧到天明。另一处是张平化的警卫员和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龚××将张平化历年来的手稿等烧毁了。

②龙书金亲自到163医院同王延春密谈。

11月21日 ①张平化被揪到衡阳，受革命群众批判。张的忠实保镖韩××等急忙乘汽车赶到衡阳，趁矿冶学院红卫兵疲劳熟睡的空子，偷偷把小汽车推往院外，再发动马达，拐走了张平化。

②“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召开“11．19”惨案控诉大会。会上提出“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的革命口号，大长无产阶级志气。

11月26日 ①张平化打电话向陶铸请“病假”，陶的秘书复电，叫向中央写报告。后复电同意张休息几天。但张却躲了十余天(另一说是“直到12月26日才露面”)。

②“湖南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在北京天安门前成立。她的成员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较深，她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压下杀出来，按系统、按单位联合起来的。

11月27日 “长保军”、“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在劳动广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湘江风雷”总部代表要求发言，遭到拒绝。“湘江风雷”金猴战团、“三联站”、“湖南井冈山”战士冲上主席台，揭露“长保军”、“赤卫队”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造了这个大会的反。

11月28日 ①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国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创造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学。

②“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内部开始整风；并成立“总司令部工作人员审查小组”，进行全面审查，纯洁组织。

11月29日 刘子云见革命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得要死，怕得要命，咬牙切齿地说：“现在湖南这个形势，不杀几千人不行。”

12月1日 省委成立所谓“平反检查团”，郭森任团长，卢廷桢、耒炳仁等任副团长。同时，省直各战线也成立了“平反检查团”，由各战线负责人任分团长。以上组织都没有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这根本不可能为受迫害的群众平反。(以后事实证明正是这样)

12月2日 “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北航红旗驻长游击队”发表《造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宣战书。

12月3日 晚，“湖南井冈山”在全市20多个造反组织支持下，封闭了紧跟湖南省委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湖南日报》。“高司”驻报社“全无敌”战斗队提出口头抗议。张平化煽动上万的“长保军”、“八一兵团”袭击革命造反派的司令部、总部，冲击《湖南日报》社办公楼，挑起全市大规模的武斗。“湘江风雷”总部随即派出“金猴战团”、“卷巨浪战团”前去营救“井冈山”革命小将，与“湖南红旗军”等组织一道，保证了封闭《湖南日报》的革命行动的实现。

12月4日 ①晨，梅永禄向张平化汇报《湖南日报》被封闭情况，张授意报社向中央写报告，诋毁革命群众封闭报社的革命行动。

12月5日 以“湘江风雷”为主体的红色造反者赴京联合指挥部在北京民族宫，召开《愤怒声讨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有“湘江风雷”战士、“11．19”惨案受害者陈国亮带着沉重的伤势进行控诉。会后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报》同志表示：“同志们被打成这个样子，湖南问题严重，我们一定马上向中央汇报。”

12月6日 “湖南红旗军”在省委第二招待所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200多人，会上宣布：“湖南红旗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诞生。

12月8日 “湘江风雷”总部发出《整风通告》及《告全省人民书》。总部确定由李敬林、叶卫东负责抓整风，并抽调20多人组成整风调查小组，领导整风继续深入发展。同时通过《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组织条例(草案)》。

12月8(—12)日 ①张平化派出联络员到“八一兵团”作幕后指挥。

②王延春从163医院回省委。刘子云要王住军区招待所，说：“那里保险些。”王便到军区招待所“休养”，——逃避斗争。

③“八一兵团”、“长保军”连续多次在《湖南日报》社围攻革命造反派，妄图强行启封，挑起武斗。在此紧急关头，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肩战斗，日夜坚守，打退了他们的猖狂反扑。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12月10日 晚上，“八一兵团”、“长保军”在《湖南日报》围攻“三联站”和“东方红”总部，殴打革命造反派。“湖南红旗军”开赴报社，打退了保守组织的进攻，制止了武斗。

12月上旬 ①“红色怒火”和“红色暴动”、“红色风暴”、“红色爆破”、“卫东独立师”分别成立。这些组织都是“长保军”的变种。因为他们的观点和路线没有差别，故后来联合成立“红色怒火”。据悉：“红色怒火”骨干都是原“长保军”的骨干。具体任务是：(1)为“长保军”平反；(2)与“高司”等配合，侦查革命造反派情况，整黑材料；(3)用打、砸、抢、抄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组织里龙××、黄×参加了北京“西纠”，李×负责与北京“联动”联系，“联动”也派有专人坐镇长沙指挥。其主要头目有：曾有根(司令)、彭湘华(副司令兼后勤、联络)、熊克勤(副司令)、张茂钧(副司令、组织部长)，王海江(总指挥)、张子坤(副总指挥)、李建龙(宣传部长)。它的指挥部一度设在军区大院里面。

12月11日 凌晨4—6时，“八一兵团”少数暴徒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约3000人向解放路第三招待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首都三司”、“红旗湖南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地发动突然袭击，革命造反派伤20余人。

12月13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②章伯森代表省委同封闭《湖南日报》的代表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声明》。被迫承认封闭报社是革命行动。

12月14日 ①“三联站”收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电，文如下：“第三司令部驻长联络站：来电悉，同意你们暂留长沙，希将人数和联系人电告。”

②中央对荣复、转业、退伍军人三条指示下达前，“湖南红旗军”已由200多人发展到20余万人，由一个纵队发展到四个纵队，由长沙市扩展到各专区。17日获悉中央三条指示后，立即整顿组织，吸收革命学生、工人、农民参加，再由4个纵队发展到90个纵队，由20余万人激增到47万人。分布全省大小城市和农村。

③张平化的忠实爪牙《湖南日报》总编辑梅永禄，策划“长保军”上京告状。

12月15日 “湖南红旗军”、“大专院校”、“东方红”总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封闭了长期以来充当长沙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长沙晚报》，揭露了它的一系列罪行，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

12月16日 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达，苏钢思想非常抵触，散布怨言。省委对抗中央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公布。

②“高司”总部政治部主任龙会光、原湖大校文革负责人、“高司”湖大总部成员陈润泉先后分别用电话请求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湖大“平反”。

12月17日 ①省委用密码电报通知地、市委第一书记赶到飞机场报到，以后迁到宾馆，准备去开“南岳黑会”。

②“湘江风雷湖大支队”成立，支队长为刘年仲(传闻刘系“高司”湖大总部实习工厂大队派往控制该支队的。他很少与“湘江风雷”总部及西区分部联系。他不是“高司”湖大成员，但一切都听命于“高司”湖大总部。)

12月18日 ①省委在军区营房召开常委会议，龙书金、谭文邦亲自参加。

②长沙铝厂工人郭建华到“湘江风雷”总部反映，他在11月15日在省委门前拾得一张纸条，即所谓“007号密令”。据郭回忆其内容是：“命令你部师、团和民兵师团，于十二月十六日晚统一游行会议，拟于元旦政变。手谕”因未找到原件，总部一面派人赴京向中央反映，一面作好应付紧急事态的计划。

12月19(—21)日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开门整风。

12月20日 ①张平化在省委常委会上，决定成立“接待领导小组”。组长官健平，副组长徐天贵、纪照青。组员有康正、杨大治、王承康、张兰明等。书记不出面，在幕后指挥。

②“湘江风雷”、“湖南井冈山”等16个组织讨论通过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书》，并派出代表团赴京汇报，请求陈伯达、江青等同志接见，提出不要陶铸接见。《报告书》向中央文革恳切提出：改组湖南省委、罢张平化的官；改组《湖南日报》编委会；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化革命犯了严重错误，必须作深刻检讨；公检法动用专政机器，镇压革命造反派，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

12月20(—23)日 省委在南岳磨镜台国际招待所召开黑会。张平化、王延春、苏钢主持，地、市委第一书记参加，企图搞攻守同盟，顽抗到底。所以张平化最后嘱咐大家说：“回去传达时，不要讲是谁讲的，只说是自己的体会。会议地址不能公布。”地委书记去南岳是龙书金知道后派军车把他们送去的，并派了一卡车解放军负责警卫。

12月21日 “高司”湖大总部、校文革召集学校各组织开会，特邀“长保军”等一些“保”字号组织参加。“湘江风雷”湖大支队派出3名代表出席，并提出3点意见：(1)凡工、农、干部因支持“8．19”而被打成“黑鬼”、“右派”的要平反；(2)平反要依靠群众，联合全市革命造反派组织，共同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3)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充分发动群众。并对倡议提出意见。上述意见都未被采纳。除刘年仲外，其他2名代表也被排斥。

12月22日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洪飙在北京贴出大字报，揭发陶铸有意包庇张平化过关的阴谋。“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随即全文电话通知长沙总部。总部坚决支持，立刻通过广播车、大字报传遍了全城，这是湖南揭发陶铸问题最早的一张大字报。(注：洪为“湘江风雷”名义队员、编辑工作人员，是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

12月22日(——23日) 两天中省委5次电话正式通知“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于24日上午9时到省委谈判。

12月23日 ①下午，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化革命委员会在一厕所的煤球堆中搜出一大木箱黑材料。这是“长保军”总指挥唐德元一伙窝藏起来的，明目张胆对抗中央军委指示。

②“高司”湖大总部邀请全市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到湖大开会，因意见不同，到会人数不多。“湘江风雷”总部看到大家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因此没有参加。

12月24日 ①上午9时，“高司”总部派出由政治部主任龙会光参加组织的由黄绍贤任团长、刘年仲、陈润泉任副团长的“湖大要平反代表团”29人前往省委谈判。后来，加上“高司”矿冶王广忠、医学院的任凡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周爱芳、“毛泽东思想革命工人造反军”柳兵、“国际红卫军”毛昌祥及“湘江风雷”卷巨浪战团专为罗新发平反找张平化的2名代表共计36人组成的代表团。(“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没有派出代表参加，“卷巨浪”战团不代表“湘江风雷”总部)中午，副省长王含馥接见代表团，张平化没有到会。

②张平化之流的情报机构——湖南省人委驻京办事处，被“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战士与“首都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一举封闭了。

12月25日 ①“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等到12点，仍未找来张平化。代表们提出：如果25日晚上12点以前张平化还不出来，将押王含馥上北京告状。晚12时张仍未到，于是代表们将王拖至火车站。

②深夜，张平化授意万达在省干疗养院接见“八一兵团”等8个“保”字号组织的25人，谈了三点：(1)今天如不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旗帜(即“保”字号组织搞假批判)就站不住脚，就要垮台；(2)说什么“各派中都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在经济上要一视同仁”；(3)答应批给物资。

12月26日 ①今天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诞生的日子。由“湖南红旗军”发起，与“湘江风雷”、“三联站”、“东方红”总部等革命组织在东风广场联合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张平化作了《再向全省人民公开检讨》的第二次书面检讨。

②“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强迫王含馥搞来当日16次特快车票，准备去北京。当火车开动前几分钟接到张平化的亲笔便条。张表示：“愿在27日下午3点开始谈判。”代表们随即下车。“湘江风雷”卷巨浪战团感到张平化之流耍尽花招，不能再抱任何幻想，而“高司”与张平化谈判，也不可能真正为受迫害的工人平反，坚持上京告状，故未下车。

③“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政治部发出《湖南省“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关于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通令》(即第二号整风通令)。

12月27日 下午3时至晚上10时，张平化、王延春与以“高司”为主的“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在望江楼举行第一次谈判。

12月28日 ①“湘江风雷”等7个组织封闭了为“长保军”歌“功”颂“德”的《湖南省红卫兵战果展览》，并发表《联合公报》。

②下午和晚上，在省委党校，张平化、王延春为一方，“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为一方，开始第二次谈判。

12月29日(——30日) ①从晚上到30日凌晨4时45分，在岳麓山蔡松坡堂举行“望江楼谈判”的第三次会议。

②“八一兵团”、“长保军”等保守组织，在省委院内挑起大规模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湖南红旗军”联合各造反派，组成“12·29”事件指挥部，与保守势力作斗争。在这次事件中“湖南红旗军”战士3人光荣负伤。

12月30日 ①晨，4点15分，张平化、王延春与“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最后达成《望江楼协议》并发表所谓《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与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同志谈判公报》。协议由刘年仲(此时，刘已脱离“湘江风雷”湖大支队)与张平化签字。签字后，有代表11人争先恐后要张平化、王延春之流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二页上签名留念，并由十三条协议起草者杨××提议合影留念。会后，共进美餐，举杯互贺。张平化又拟拨款10万元给他们作召开全省平反大会之用。在会谈期间，“高司”矿冶王广忠每天都用电话向詹先礼等汇报了谈判的详细情况。后来追查责任时，詹先礼翻脸不认账，说“不知道。”并将王广忠的常委撤了，还开除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掩人耳目。

②凌晨6时，“高司”湖大总部向全校师生连续三次广播《最新新闻简报》，大肆吹捧臭名昭著的“望江楼谈判”说：“经全体代表共同艰苦努力和不疲倦的斗争，谈判达成协议，胜利结束”，“省委决定站在红色造反者一边，彻底改正自己严重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个谈判会，是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是团结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是十分成功的大会”。张平化看中了“高司”决策人的右倾思潮，加以收买。“高司”为了小集团的私利，公然背叛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张平化之流。

③晚，“长保军”同“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在省委和省政协院内继续发生武斗。距省委较近的农民得到“组织通知”赶来省委协同“长保军”围攻革命造反派。张平化、王延春躲在军区招待所，坐山观虎斗。

④“长保军”窝藏转移大量的黑材料，并抓了“三联站”革命小将毒打。“青年近卫军”坚决要求他们释放。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仗势行凶作恶。“青年近卫军”战士立即给予迎头痛击，迫使“长保军”投降。随后，在这次事件中受伤的一百多名“青年近卫军”战士，赴京告状，又参加了保卫中南海的斗争，粉碎了“联动”分子的阴谋。

12月31日 ①张平化将《望江楼协议》拿到省委讨论，龙书金亲自参加。当时张平化给刘子云一封信，要军区把材料从军区体育馆转移到保密室。(注：据章伯森等4人揭发，给信是在12月初。)

②“三联站”、“湖南井冈山”、“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组织，对《望江楼协议》与《公报》表示坚决反对，严重指出：“协议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性纲领，是高司、湖大一小撮叛徒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铁的罪证，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起来坚决批判《望江楼协议》，消除它的流毒，斗倒、斗臭我省以张平化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③近两月来，张平化之流，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掀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到年底为止，据长沙和韶山接待站不完全统计，已开支现款1400万元(包括红卫兵接待等项开支)。刘子云在军区内也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

④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召开2万人的《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大会》。会上，王延春被迫宣布开除“长保军”高等院校总指挥唐德元的党籍。

⑤中午，在省政协门前，中医学院的83名革命学生遭到了“八一兵团”一小撮暴徒的毒打。“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赶往支援，打败了“八一兵团”和“长保军”的大反扑，并将“长保军”的老巢一并抄了。大灭了“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气焰。

⑥下午4时至12时，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十多个单位就12月28日至12月31日发生的流血事件与张平化在省干疗养院谈判，达成6项协议。

⑦晚，“长保军”调集2万余人与“青年近卫军”于长沙砖厂一带发生武斗，造成革命造反派200余人遭毒打的流血惨案。事件发生后，红卫兵湖南中医学院总部等8个单位立即发表声明，指：“长保军”的幕后指挥就是“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起群众斗群众。


1967年


1月1日 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为此最高目标而努力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②一中“齐卫东”小将在长沙街头贴出《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阴谋家和野心家》的大字报，“湘江风雷”马上转抄了戚本禹同志给徐昕回答关于可以炮轰陶铸的信。而“高司”却大保陶铸，说什么“这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对“齐卫东”和“湘江风雷”进行攻击。

③晚上，省委常委开会，汇报望江楼、马王堆(即省干疗养院)谈判情况，研究措施，决定派苏钢到湖大参加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月2日 ①张平化、苏钢布置苏钢的秘书组织“可靠”的人去军区再次清查和烧毁黑材料。张说：“我们一些材料在军区要赶快处理，现在有的军区已被冲，造反派找军区的麻烦。”

②晚上，苏钢指示他的秘书何文兴去军区把王延春、华国锋、李瑞山、苏钢、万达的箱子搞开，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材料在化纸坑中烧了。

1月3日 ①省委在湖大召开省级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和各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望江楼谈判的情况。张平化在会上别有用心地说：“‘湘江风雷’和‘红旗军’、‘高司’等10个左右的组织是革命左派，是依靠力量。”当“11·19”流血惨案造反团来人要抓张平化时，张故作姿态，麻痹群众，连忙高呼几句口号，由“高司”湖大保护，并派车护送去宁乡“避难”。

②张平化指使徐启文在东屯渡退休干部宿舍第二次接见“八一兵团”总代表5人，由张派驻该团的秘密联络员秦××用小汽车接去。接见中徐启文传达了张平化的两个意图：(1)“湘江风雷”抄了你们的家，你们莫还手，损失由省委再批；(2)你们拆散参加到“湘江风雷”、“红旗军”中去。想用“打进去”的办法把这两个组织搞垮。

③晚上，由王延春在省干疗养院第三次接见8个“保”字号组织。他说：“本来是平化同志亲自来的，因为他在对河(湖大)开会，要我来了。”检讨了几句之后，就引导“18个总部”去和“湘江风雷”、“红旗军”谈判，并要事先做好工作的“无产阶级联合军”、“赤卫队”介绍谈判“经验”。这次开会，因为狗咬狗，没有结果。最后由王延春答应打发各个组织几个钱而散场。三次接见，一个目的，就是蒙蔽、操纵保守势力对付革命造反派，保护自己过关。

④晚上，由苏钢出面，“高司”把持，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传达了关于“望江楼谈判”的情况，宣读了“谈判”《公报》和《协议》，以及《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关于召开全省革命群众代表大会的几点意见》，大讲特讲张平化“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教育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为张平化涂脂抹粉。

1月3日(—4日) 湖南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采取了革命行动，先后封闭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因该厅、局在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充当了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镖。

1月4日 湖大驻《湖南日报》“夺取新胜利”战斗队贴出一张批判《望江楼谈判协议》的大字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它抨击了“高司”湖大少数决策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当时“高司”政治部主任龙会光看后轻蔑地说：“我们愿意听听你们的反面意见，因为正面意见听得差不多了。”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贴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影响很坏。”仍然坚持错误。

1月5日，①首都革命造反派3—5日连续3天到中南海揪陶铸。“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发出《关于开除陶铸队籍的决定》。决定说：“陶铸于1966年10月30日在北京自愿申请加入我纵队。……我纵队总司令部决定：开除陶铸队籍。特此通告。”

②“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东方红”总部发起筹备召开了揭露批判张平化幕后操纵御用组织“长保军”、“八一兵团”挑起武斗罪行大会，并勒令张平化到会，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请罪。会上，用铁的事实粉碎了张平化、龙书金之流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

③“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根据“望江楼谈判”精神，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布置召开“1·8”大会，后改为“1·10”大会。

④“高司”在中苏友好馆二楼召开全市部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斗争激烈，“湘江风雷”代表坚决支持“湖南井冈山”的意见，反对把希望寄托在对湖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刽子手张平化身上；坚决反对“1·10”大会。

⑤革命群众要华国锋揭发王任重的问题，华表示要省委集体揭。

1月6日 ①张平化写了两张大字报：一是《省市公安机关封得好》，一是《我怀疑档案馆里有黑材料》，张亲自批准多次转移烧毁黑材料，现在又玩弄花招，欺骗群众！

④张平化参加“12·29”、“12·30”、“12·31”血案控诉大会。会后，被一学院革命师生带去。

③赵冰岩指使两个工作人员，带着他的信，去军区第三次烧毁黑材料。刘子云看了赵的信后，马上同意，并且告诉他：“省人委的文件，已经在这里清理两、三天了。”刘子云还对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说：“你给杨树青打个电话，要他赶快派人来，把省委的文件清理一下。”这次烧毁文件和黑材料，就是在军区办公室主任的火炉里烧的。

④“高司”继续召开会议，讨论“1·10”大会问题，“湘江风雷”负责人郑重表示：“这种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向刽子手张平化屈膝投降的会不能开。”经激烈斗争，否决了“1·10”大会，产生了由“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高司”等组织组成的革命的“1·15”大会常委会，“湘江风雷”被选为大会筹备主任。

1月7日 ①“1·15”大会第二次常委会议在湖大召开。争辩的焦点：“湘江风雷”认为：张平化是敌我矛盾，要坚决打倒；“长保军”、“八一兵团”是张平化的御用组织，要瓦解；“三联站”、“北联站”是彻底的革命派，在湖南作出了杰出贡献，可作为大会常委。“高司”则认为：张平化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三类干部，不能打倒；“长保军”、“八一兵团”还是革命组织，只是造反精神不强；“三联站”、“北联站”包办代替，形“左”实右，不能作大会常委。经过辩论作出决议：(1)大会定名为《湖南省红色造反者向以张平化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展开总攻击大会》；(2)大会内容主要是揭发、批判、控诉、斗争张平化等，而不是乞求他为革命造反派“平反”。

②省委被迫召开常委会，揭发陶、王的问题。王延春签发文件时，将“陶”字删掉，死保陶铸，欺骗党中央。

③教育系统省教育厅普教处副处长丁云禄同志，由于在与厅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搏斗中，被当权派剥夺了及时开刀治病的权利，因而延误医治致死。

④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两同志来到北京红卫医院，接见该院红旗战斗队和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北医8·18部分战士，同时接见了受刘、邓反动路线迫害而关进该院的“精神病人”陈里宁等4同志。王力同志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戚本禹同志说：“你(指陈里宁)62年就批评刘少奇的错误，你没有精神病，你要出院。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材料写得很好，他们才有精神病。……你还要向革命的小将学习。”陈里宁同志因过去揭发批判刘少奇的三反言行，受到政治迫害。刘少奇通过张平化、徐启文、周政等黑爪牙，将他秘密逮捕，送往北京，关进了“精神病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和首都红卫兵小将的帮助下给他平了反，恢复了自由。(按：据中央文革办事组王广宇同志8．26给傅××的信中指出：陈受迫害，应平反。但社会上对他别的问题有不同看法，需进一步调查。)

1月8日 ①从66年12月到目前止，长沙市委“走资派”继续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向各单位共支出补发工资、奖金及各种福利费达400余万元。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②“八一兵团”副指挥张××由于打人成性，被革命群众用卡车拖出来游街示众。

③“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总部、“湖南红旗军”、“三联站”、“北联站”等10多个单位发出制止经济主义的黑风的联合通令，组织“湖南红色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联合革命委员会”。“湖南红旗军”代表被推选为反经济主义核心小组的组长。

④“1．15”大会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讨论修改通过了“1．15”大会的《郑重声明》和《宣言》，向全省发出大会通告。并通过了大会的组织机构。

1月9日 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第二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一月革命”的新阶段。湖南也是一样，有很多省、市单位先后开始夺走资派的权。

②《湖南省红色造反者向以张平化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展开总攻击大会筹备委员会》(即“1·15”大会筹委会)，宣布“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与省市委达成的《十三条协议》及《公报》，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产物，现宣布一律无效。

③晚上8时，“湘江风雷”负责人、“1·15”大会办公室主任叶卫东主持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指出：望江楼谈判《协议》和《公报》是右倾思潮的产物，但要把“高司”湖大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与“红色造反者要平反代表团”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小撮决策人区别开来。接着叶卫东同志逐字逐句地宣读了“1·15”大会的《宣言》、《声明》和《通知》。

④农业厅发生“长保军”、“红色怒火”、“八一兵团”、“三八娘子军”毒打“国际红卫军”、“红导弹”人员的“1·9”事件。“湘江风雷”和“红导弹”战士闻讯后冒着瓦片砖头，奋勇冲进院内，抢救革命造反派同志，并且乘胜砸了这个保守据点。

1月10日 ①我省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开始揭发陶铸、王任重的问题。

②省委常委被迫开会，研究“揭发”陶、王的问题，并联名出了王任重的一张大字报。张平化出了陶铸一张大字报，多是鸡毛蒜皮，避重就轻。

③由“湖南红旗军”发起，与“湖南井冈山”、“三联站”、“省文艺办红色造反团”等组织一起召开公审徐启文、李强，声援政法部门革命造反派大会，揭发批判省(市)公安厅(局)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

④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产物的“1．10”大会被革命造反派造了它的反。

⑤市公安局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安机关中开始酝酿成立革命造反派组织。

1月11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派团体发出贺信，祝贺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湖南红旗军”所属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军战士学习、宣传、执行这一通知。

③“红旗湖南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向赵冰岩追查省委文革小组的黑材料，后来他们冲入军区，封了保密库房和办公楼的部分办公室。

1月12日 ①曙光电子管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和“曙光红旗”同其他七个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正式成立“曙光电子管厂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为“曙光联总”)。

②“高司”湖大总部负责人龙会光召开了全校大会，说“1．15”大会常委会召开了电话会议，把“高司”打成了“修正主义红卫兵”，动员全校同学奋战通宵，在全市贴满标语：《彻底批判‘1．15’大会筹备处主要负责人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1．15’大会筹备处的一小撮政治扒手！》、《反对‘1．15’会议经济主义！》同时，准备炮制“1．18”，搞右倾、投降的大会，妄图把全省红色造反者引向右倾机会主义的邪路上去。

③湖南政法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走资派的操纵下，同时酝酿建立“公检法司令部”。

④革命造反派找刘子云了解湖南军区伙同省委转移、窝藏、销毁黑材料的情况。刘拒不交代，说：“省委转来的是党的文件资料。”还推卸说：“不是我经手的。”当摆出大量事实后，他才不得不说：“有一些(指黑材料)”，但又始终不讲有多少，是谁办的，极力包庇张平化。

⑤以“高司”湖大总部为首，由“高司”负责人詹先礼亲临指挥，于深夜12时封闭了“1·15”大会筹备处，并大造舆论，恶毒地攻击“湘江风雷”和“三联站”革命小将。当时，“湘江风雷”认为“高司”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故未将矛盾公开化，以免张平化之流坐山观虎斗。

⑥“湘江风雷”与长沙市其他13个组织在东风广场召开《湖南省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湖南红旗军”代表被推选为执行主席，并发出大会通令。

1月13日　①“红色新闻兵”《湖南日报》纵队正式成立，发表《公告》，宣布接管报社大权。

②市公安机关“东方红长沙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成立。表示支持“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等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

1月14日 ①中共中央公布《关于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事机关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些坏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

②“湖南红旗军”发出《艰苦朴素闹革命》的整风通告，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一起，对湖南的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用大量事实进行揭露；同时总部主动搬出省人委二招待所和五一服务大楼，并将缴获“八一兵团”的两部汽车交给市人民汽车公司。

③“高司”红卫兵在长沙游行示威，将主要矛头指向“三联站”革命小将。

1月15日　①上午，“高司”决策人在湖大向各县代表作“1·15”大会筹备处被封的欺骗宣传，说什么“湘江风雷”搞形“左”实右；叶卫东是政治执手；大会不应该给省委一级干部戴1．5米的高帽子；不该搞经济主义，开一个会要200万元的巨款。

②晚，张平化与“湘江风雷”负责人谈判，并被带走。

③晚，省委常委赵冰岩等签字证实，曾勾结刘子云等在军区内烧毁黑材料。

④《湖南日报》提前出刊(原定20日)“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表示热烈祝贺。

⑤“1．15”大会，由于“高司”少数决策人的破坏而流产。

1月15(—23)日 “湘江风雷”把张平化关在新华电影院一间房子里，并多次命令张平化到航运局、交通厅运输局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上陪斗。

1月16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内提到“红色政权保卫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御用保皇组织，正式宣判了它的死刑。可是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勾结北京“联动”分子，冲击《红旗》杂志社和中南海。在京养伤的“青年近卫军”战士闻讯后，立即从病床上奋起，赶去保卫《红旗》杂志社和中南海。在保卫中南海的时候，“长保军”纠集了1，000多人，而他们才200多人，任凭暴徒拳打脚踢，“青年近卫军”战士手挽手，组成五道人墙，誓死保卫毛主席。

②“红旗湖南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湖南野战兵团”、“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先后于16—17日封闭了军区办公大楼一、二、三楼。

③“湖南红旗军”、“红色新闻兵”、“三联站”三个组织代表负责起草《反对经济主义联合通令》。并联合了48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讨论签名(后于20日在《湖南日报》上发表)。当通令下达后，银行停止了付款，要求付款的人围攻银行，阶级敌人扬言要砸金库，形势特别紧张。“湖南红旗军”派出战士，日夜坚守在长沙市碧湘街和太平街两所银行，保卫国家财产。

④各县部分贫下中农代表过河到“湘江风雷”总部，和参加“1·15”大会筹备工作的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了解“1·15”大会筹备的实际情况。

⑤熊正吾成立“东方红革命委员会”与原“东方红总部”对立。(到3月27日自动解散。)

⑥中午，长沙高等院校红卫兵(“高司”)和毛主席故乡红卫兵在省人委贴出《通告》宣布夺权，当即将省人委印鉴保险柜抬走了。由于缺乏大联合，又没有与本单位革命造反派取得一致行动，半月后又自行退出。

⑦晚上，在“1·18”大会筹备会常委会上，由大会操纵者宣读了两份精心炮制的黑电报：一份给广州军区政治部转江青同志；一份给中央文革，意思基本一致，都是恶毒攻击“三联站”和“湘江风雷”，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的样子，想骗取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的支持。

1月17日 ①叶卫东代表“湘江风雷”在新华电影院召开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会议上，发布六点严重声明，大意如下，(1)望江楼《协议》和《公报》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张平化收买政策的产物，是不折不扣的右倾思潮的产物，全省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2)必须坚决反对在《望江楼协议与公报》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召开的任何大会；(3)必须彻底揭露“高司”湖大少数决策人破坏“1·15”大会、妄图独揽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权，保张平化过关的恶毒用心；(4)全省的运动发展不平衡，召开全省的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的时间尚未成熟；(5)不参加原“1·15”、“1·18”筹备处召开的会议，但坚决支持各地、市、县赴长造反者自己筹备召开的革命造反大会；(6)全省红色造反者立即行动起来，对以张平化为首的一小撮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上，还有部分外县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虽通过近一天的辩论，仍未统一思想。

②晚上11时许，“湖南红旗军”根据“红旗湖南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反映(军区擅自启封了两间房子)和要求，开出两部车子(约70人)，到军区加封了一、二、三楼，然后派出欧阳军、萧勋吾、彭永等5名负责人与军区黄副司令员、萧玉枝、商××(保密处长)、刘×(后勤处长)等第一次谈判。先由商处长介绍窝藏省委黑材料情况，后由“湖南红旗军”提出七个条件：(1)承认封军区是革命行动；(2)湖南军区必须承认是自觉地干预了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窝藏了黑材料和庇护省委烧毁黑材料；(3)湖南军区执行了湖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除了6个单位(省委、省人委、农机局、公安局、湖南日报、外贸局)，湖南军区有两个地方寄有和窝藏了黑材料，再保证无其他黑材料；(5)对在湖南军区内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人身安全，由湖南军区负完全责任；(6)限一周内，将窝藏黑材料的幕后指挥者揪出来；(7)湖南军区公开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必须公开向全省人民作深刻的检查，并上报中央。

军区代表对此拒不表态，会后还调出全副武装人员进行包围，谈判延到翌日凌晨4时，没有任何结果。

③“东方红长沙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公安、检察、法院三大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斗争张庶民、童育忠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

④“高司”矿冶总部宣布夺中南矿冶学院党、政、财、文大权。

⑤上午11时许，“北联站”的宣传车到矿冶宣传，揭露张平化之流与“高司”签订《望江楼协议》的阴谋，当即遭到围攻。晚上“湘江风雷”红旗战团派去一部分人前往解围，矿冶学生躺在路上拦阻汽车。

1月18日 ①龙、刘、崔之流为了把“湖南红旗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在军区参谋长段秉善的授意下，设置了“机要部门”的圈套。这天上午，段率领作战、机要、通讯人员由省军区撤至×××，立即架通了与××军区和各军分区的线路。军区四楼的“机要重地”是在前两天临时布置起来的，楼上备有水和馒头，准备“湖南红旗军”冲击。所谓“湖南红旗军中断作战指挥系统长达21小时”以及“在军区抓人打人”等多是捏造、夸大事实。

②“三联站”、“北联站”、“湖南井冈山”、“矿冶研究所”派出宣传车到矿冶宣传并就1·17发生的事件与“高司”谈判，无结果。晚8时，“湘江风雷”把睡在车下的矿冶同学抬开，将“北联站”车子推出来，他们被困35小时，没有饭吃，没有水喝。

③“1·15”大会后，张平化、王延春、刘子云等收买蒙蔽了“高司”，秘密组成反“湘江风雷”的统一战线，积极策划“1·18”大会，大会筹委会在湖大开会，“高司”湖大代表提出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名义，以免“湘江风雷”“破坏”。铁院代表提出除上述名称外，再加上“全省红色造反者代表大会”，因邵阳等地代表反对，未果。大会改在“1·20”召开。

④“湖南省公检法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公检法”)正式成立，并敦请三反分子李强当“顾问”。

1月19日 ①晚11时，“湖南红旗军”封军区四楼，有些战士不肯离开，被抬下楼来，后总部负责人发现中了圈套，谈判时要求启封，但当时军区表示：“封了容易，启封就不容易了。”

②晚，“1．20”大会筹委开扩大会议，讨论大会如何开法。代表们对长沙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不参加会议提出质问，并对“高司”等少数人决定大会执行委员一事提出抗议。

③“高司”开“时事讲演会”，大肆攻击“湘江风雷”搞“大国沙文主义”、“形‘左’实右”，“破坏团结”，还说，在“夺权”前夕，“对‘湘江风雷’的斗争，成了主要矛盾”。湖大贴出《桃子归谁来摘》的大字报，竟说。“省委的权我们是要夺的，你们开了会赶紧回去夺地、县委的权，以后好好听我们的。”

1月20日 ①凌晨，军区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来电：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到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反动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注：1967．8．11“湖南红旗军”总部接赴京控告团杨兵来电称：8．11凌晨周总理、戚本禹接见谭海青等七同志时说：经查对，中央并没有“1．20”这个指示。)

②中午，龙、刘、崔之流不和“三联站”等革命组织打招呼，首先把“1．20”批示交给“高司”、“八一兵团”等组织，以便他们作好准备，配合行动。

③午后，军区开始逮捕“湖南红旗军”的负责人。当宣布“湖南红旗军”是反动组织时，许多革命群众不明真象，感到突然，怀疑刘子云之流谎报军情，欺上瞒下。他们与北京联系，电讯不通。晚上“三联站”高继红等五人去军区了解，军区要求第二天在《湖南日报》上报导“湖南红旗军”的事，他们拒绝了。

④当晚，“湖南红旗军”总部及矿冶“延安红卫兵”等其他几个组织被“高司”捣毁。

⑤由张平化、王延春、刘子云之流导演的“1．20”大会在东风广场召开。大会主持者说“张平化没有找到。”代表们要求把王延春、苏钢接过河来，又借口怕“湘江风雷”抢走，不让过河。结果把大批厅局长、高等院校的校长、党委书记、各地、县委书记搞到台上自报姓名，低头“认罪”，还特地把一个县邮电局的党支书跪在台上当替罪羊。很多代表对此不满，退出会场。晚上，筹委开会，各县代表强烈要求改选筹委会和执行委员会，都被拒绝。

⑥晚上，“湘江风雷”曾××应800名贫下中农代表邀请，谈有关“1．15”大会问题，澄清了事实真象。会上群情激愤，要求按“1．15”大会的精神来开好“1．20”大会，并提出把反经济主义作为大会内容之一。

1月21日 ①“湘江风雷”和“红旗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东风广场召开2万人大会，抗议湖南军区镇压“湖南红旗军”广大革命战士，会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去军区提出下列要求：(1)看中央拍来的关于“湖南红旗军”冲军区的电报原稿；(2)看“湖南红旗军”冲击军区的现场；(3)看望解放军被打伤的伤员。上述要求均遭拒绝。

②上午10时，“1．20”大会在湖大操坪召开大会。“高司”借请王延春、苏钢交代张平化被窝藏的地方为名，挑动代表攻击“湘江风雷”。引起混乱后无法收场，才由执委周××在会上宣读了张平化19日给王延春的密信。信上说：“延春同志：明天的大会，我看情况是无法参加了，原因你是知道的，请向大会主席团适当说明。”随后执委周××在宣读“湘江风雷”于22日开为罗新发平反大会的请帖时，煽动地说：“湘江风雷”给罗新发平反，一定有张平化，张平化肯定在“湘江风雷”。大叛徒王延春立即作证：“10号下午在省委内吃晚饭看见他被‘湘江风雷’一辆汽车抢去了。”苏钢也说：“可能张平化与‘首都三司’和‘湘江风雷’谈判去了。”主席团张××大呼口号：“谁窝藏张平化，谁就是保皇派！”“谁窝藏张平化，谁就是反革命！”由于“高司”挑动代表，转移斗争大方向，下午，向“湘江风雷”开火的大字报、大标语、抗议书贴满了长沙城。下午，开各县代表会，“高司”的人“指示”三点：(1)去河东游行，向“湘江风雷”示威。(2)不准参加22日“湘江风雷”为罗新发同志平反大会。(3)通过发给中央文革的假电报，污蔑“湘江风雷”窝藏张平化，破坏大会。

③湖南省委发表声明，说“封军区办公楼时，由于省委负责人都在各个革命组织司令部，知道较晚，同时互相联系不方便，因而未能及时表态承担责任，造成许多革命组织对军区的误会”云云，妄想推卸他们把矛头引向军事机关进而镇压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罪责。

④在革命群众揭露的铁的事实面前，张平化不得不承认在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后，仍两次销毁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1月22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省、市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这一社论的发表。

②周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全国工农兵红色夺权司令部、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继《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后再次宣布了“长保军”的死刑。

③上午，“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召开《给罗新发同志平反，斗争张平化》大会。湖大派出由张××领队的20人去东风广场会场想抓张平化。当“湘江风雷”的人告诉张××没有把张平化搞来的原因是怕发生流血事件后，他们一个个溜回去了。新邵县代表团全部敲锣打鼓来参加大会时，被“高司”阻拦，并威胁他们不准带代表证，“去了的是叛徒。”

④晚上8时，“高司”矿冶、湖大、师院各广播站突然传令：“代表们赶快到湖大操场集合，到河东游行，向‘湘江风雷’抗议，捉拿张平化。”因城步、新化等地代表反对大会决策人挑起群众斗群众，才平息下去。

1月23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②原“八一兵团”与“赤卫队”中的部分成员组成了“秋收起义”。

③“湖南红旗军”黄××、邹××等在碧湘街72号开会。决定在省民政厅内成立“湖南红旗军临时指挥部”。

④“首都三司”给驻长联络站来电说：“关于‘湖南红旗军’一事，我们正迅速调查，希你们密切注视形势发展，调查情况，暂不表态。”

1月24日 ①下午，“湘江风雷”在东风广场主持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张平化大会，由于张极不老实，革命群众给张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并将他留在“卷巨浪”战团。

②市法院秘书长黎迪祥，伙同梁俊杰等数人私下集会，商议成立“长沙地区红色造反派夺权委员会”，并确定“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及委员名单，次日召集全局群众大会，宣布从张庶民手里夺过权来。广大干警直到开会宣布夺权时才知道。

③晚上，“长保军”、“八一兵团”、“专政军”等残余保守势力在军区开会，军区某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公开活动，如果谁来捣乱，就告诉我们，我们支持你们……”湖南橡胶厂的保守派回厂后便大叫“军区支持我们！”于是厂里的“红色造反团”又开始活动了。

1月25日 ①“湘江风雷”将张平化交给“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即“1．20”大会)筹委会。张平化到湖大后的第二天就和王延春等开了一天省委常委会。

②“高司”给军区打电话说：“湘江风雷”封锁了渡口。军区急忙派出几卡车全副武装的战士赶到渡口，结果并无其事。

③上午，“高司”操纵指使所谓贫下中农代表到军区“慰问”解放军。刘子云向代表作黑报告，“鼓励”代表们继续“战斗”，同时又造谣说：“湖南红旗军”如何打人、想夺军权。“高司”决策人马上煽动代表砸了“湘江风雷”总部。

④晚上，龙书金借口“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要求派人维持秩序，向河西派出一个连，向河东派出两个连，抓回喊“红旗军不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支持红旗军”的两个小孩和三个大人(以后放了)。

1月26日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就镇压“湖南红旗军”一事，发布《紧急通知》。

②“三联站”送上门战斗队贴出《向湖南军区提几个问题》的大字报，就军区处理“湖南红旗军”问题提出质问，批评军区对抗中央指示，大量捕人，制造白色恐怖。末尾说：“如果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反动的，可以来抓，我们等着你们！”

③“高司”湖大发布“特好消息”说：“24日晚上，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带领解放军战士数人来我司令部，表示对我司令部坚决支持。”“昨晚(25日)我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全部从河西回司令部，当晚军区派了部队在我司令部附近站岗放哨，对我司令部表示坚决支持。”

1月27日　①凌晨1时，“高司”和“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强行无理封闭了新生的《湖南日报》。

②三司、北航、地质东方红、北林、北邮东方红等驻长联络站发出“口号单”，其中有：“坚决揭开湖南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军区的老虎屁股我们摸定了！”“不准把‘湘江风雷’‘东方红’等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

③上午，“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委开会，决定：1月28日开大会，执委周××提出三点建议：(1)要代表帮“高司”的忙，共同担担子，搞垮“搞分裂”的“湘江风雷”；(2)大会要斗张平化，也要斗叶卫东。要各个代表团打个电话回去，把各市、县的“湘江风雷”总部统统砸掉，配合长沙这个大会的行动；(3)派人回专区、县去准备夺权。晚上，大会负责人在会上还透露：大会政治处到军区开了一个会，军区作了“指示”，说是“不要过分强调军队支持了你们，要讲究策略，如果你们这样搞，你们犯了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

④晚上，由于张平化花言巧语，也由于“高司”决策人一贯“右倾”，居然同意把张平化和王延春、万达等搞在一起开了个黑会。

⑤省监委、经委、档案局、省人委办公厅分别举行夺权大会，夺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1月28日 ①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命令指出：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军队“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同时指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②解放军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队成立，领导成员有李长元、赵恩华等。

③“反对经济主义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东风广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打倒经济主义大会”。“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动员战士退出已领的补助费。

④“1．20”大会“斗争”张平化。当张、王、苏及万达走上主席台时，一个“高司”的人带头鼓掌(群众未响应)。大会执行主席两次喊“请各位地委第一书记到前面来坐”，代表们不满，第三次才改口喊：“各地委第一书记来前面受教育”。代表们对王延春、万达披了军大衣不满，命其脱去。“高司”决策人马上叫一同学拿来两件青大衣给他们披上。代表们要给张、王、苏之流戴高帽，主席台上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把帽子甩了，还搬来凳子请“首长”坐下。晚上作大会总结时，执委张××洋洋得意地说：“别人做好了的高帽子送来，我们都不给张平化戴上，这是由于‘高司’保卫人员起了模范作用。”投降主义嘴脸，暴露无遗！

⑤“红色新闻兵纵队”等革命组织发起召开启封《湖南日报》的会议。“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参加。

1月29日 ①晚8时，“三联站”、“北联站”革命小将的4部宣传车到湖大宣传毛泽东思想。“高司”一小撮人砸喇叭、打泥巴、抛稻草，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横幅上涂写“造谣车”字样，两次驱散群众，还发号施令：“大家不要听，免得中毒。”致使宣传无法进行。

1月30日 ①上午，在刘子云之流的策划下，湖南军区近万名战士举行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示威，为保守势力壮胆，空气颇为紧张。

②上午，“1．20”大会“斗争”张平化，宁乡代表揭发省委大抓“右派”的罪行时，执行主席造谣“欢迎郊区代表”，将群众诱出会场后，由大会主席团带头包围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下午，“高司”决策人又谣传“湘江风雷”围攻解放军游行队伍，马上组织“声援”，这样又把大会冲散了。半夜，大会执委张××命令津市代表团张××率领5人冒充“湘江风雷”成员，混到总部，去抓叶卫东。

1月31日　①“1．20”最后一次大会，执行主席作总结时说：“这次会议成绩很大，把‘湘江风雷’搞臭了。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改正了错误，这是好的。张平化回答问题是深刻的，诚恳的。这次大会能取得胜利，主要是省军区的支持，‘高司’的支持。”

②下午5时，“三联站”、“北联站”的宣传车开到矿冶。“高司”得长沙军分区通知，马上调集数千人，围攻“三联站”、“北联站”的革命小将，并把另一车上所载的白马公社“青年近卫军”战士48人全部抓去，关进造反楼。

③深夜，“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三联站”、“北联站”等36个组织代表到军区，要求处理矿冶发生的事件，龙书金拒不接待。

2月1日 ①“矿冶事件”爆发了。凌晨1时许，军区派出4名代表组织“谈判”，有革命造反派2人和“高司”的佘定成等数十人参加。革命造反派提出三点要求：(1)立即释放非法拘留的人员；(2)立即归还非法抢劫的宣传器材；(3)立即归还非法扣留的宣传车。“高司”反而说：“凡到矿冶学院来的，有一个进来，就没有一个出去。”“打死两个给你们看看。”结果，谈判破裂。革命造反派代表也被无理扣留。

②凌晨4时许，有各革命组织(包括“湘江风雷”)近2000人到矿冶造反楼要人以及被抢去的宣传器材，并要求赔礼道歉。他们走到离六舍20米的地方，遭到“高司”人员消防龙头的冲击，惹恼了群众，群众冲进六舍，抢下消防龙头，把凶手关在203号房间写检讨，其余的去八舍要人，又遭到消防龙头的冲击，因此群众也用石头自卫回击。

③上午，大部分人都集中在造反楼要人。首先上去的是“湘江风雷”。9点多钟，军区的宣传车赶到了，警告工人立即回去。“高司”认为解放军是帮他们说话，打得更凶。寒天大雪，再次用水龙头冲击工人群众，还打666粉等。由于“高司”拒不放人，事态进一步恶化。

④10时许，由军区出面组织谈判。下午，造反派开始撤退。晚上，“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大专”等31个组织再次到军区，要求负责人接见，又被无理拒绝。事态更加恶化。

⑤这时军区派出一个加强连(300多人)进驻矿冶，并由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吴耐先、政委田云、×团参谋长亲临指挥保护。事态完全按张平化、刘子云之流的预谋发展。

2月2日 ①凌晨，由于“高司”不肯放人，发生了革命造反派冲机电楼事件，被混进队伍中的一些坏人拿走了一些电子管之类的东西(重要仪器，早已转移)，可是“高司”决策人借题发挥，大肆造谣，开始说“机电楼起码损失200万元”，后来说2万元，最后落实仅几千元。

②詹先礼之流对“高司”群众大造谣言：“现在‘湘江风雷’围了军区，调了40万人来，一面血洗矿冶，一面进攻军区夺军权。”煽动“高司”群众对“湘江风雷”的仇恨。

③下午，谢若冰指挥“湖南井冈山”等30多个革命组织的数千群众，到河西举行抗议游行。沿途“高司”不断挑衅，企图挑起武斗，队伍进入矿冶，在造反楼前停下，齐呼口号，高唱语录歌。天黑后，矿冶一片漆黑，唯独七舍有灯，这是“高司”设的圈套。“湘江风雷”“湘江闪电”等冲入七舍，挨了打又没有找到人，只得退出来。这时“高司”放出空气：“湘江风雷”打死了人，煽动不少不明真相的外地学生和附近由“洪流”组织的农民围攻工人。工人被困在一条仅能容一部汽车出入的袋形地带，直到10点左右，才最后丢掉汽车逃出矿冶。当走到湖大麓山门处，右边山上飞石如雨，不少工人负伤。谢若冰也被抓到湖大去了。

④晚上，张平化、苏钢等从湖大溜回省委，坐山观虎斗。

⑤湖南军区印发《反动组织红旗军头头贺孟宣口供摘录》。在前面说明文字里，龙、刘、崔之流恶毒的污蔑“湖南红旗军”的“这些反动家伙处心积累地干尽坏事。”“他们在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的直接领导下，以“革命造反”之名，行反革命之实。这次冲击军区封闭军区办公大楼就是打的“革命造反”的旗号，有预谋有野心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其罪恶阴谋就是接管军区，夺取军权，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于这些反动家伙，我们必须坚决地实行专政，予以制裁……。”(据悉，贺本人否认有所谓“口供”，他在狱中身心受到摧残，释放后神智不清了。)

2月3日 ①《湖南日报》出版。

②张平化被迫再到“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当即被“湘江风雷”转移到株洲。

③“湘江风雷”等30多个革命造反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讨论当前形势。随后，“湘江风雷”发出最紧急通告，严禁过河，并已指出军区阴谋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

④晚上，仍有“湘江风雷”等许多革命组织排着整齐的队伍过河游行，强烈抗议“高司”决策人唆使“高司”学生打人。11时后，这时，游行队伍大部分回去了，学生六舍传出“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谣言，剩下的许多妇女小孩被围，挨打，被抓。事后矿冶一个大个子“自豪”地说：“我就抓了八个！”

⑤刘子云等把“公检法”司令部的决策人吴××召到军区，要他出面物色所谓“左派”组织，搞“大联合”，即拼凑大杂烩省“红联”。由于“湘江风雷”是一大障碍，故欲置之于死地。

⑥晚10时30分，龙书金、刘子云等就“湘江风雷”问题向周总理报告如下的情况：一、昨晚“湘江风雷”去矿冶学院，我们派两个连保护教学大楼，仪器被砸烂一部分，然后他们几个头头坐车到易家湾。二、今晚“湘江风雷”包围铁道学院从湘潭调来22部汽车，坐满了人。三、据下面反映，“湘江风雷”准备搞暴动，在黔阳地区向八面山转移，湘江地区的准备转移，指挥部已进山。四、“湘江风雷”成立临时指挥部，有首都三司的人和工程兵学院一个连去参加。五、新华社记者(姓王的)今天几次告诉军区首长，不要出来。“湘江风雷”准备搞暴动、冲军区、要抓军区首长。六、“湘江风雷”扬言要接管市委、冲军区，今天已开大会。七、“湘江风雷”的组织中有很多五类分子和劳改释放犯。八、三日，左派已开了大会，有40多个组织参加，估计可能争取50多个单位，要求以军区和工程兵学院为首，军区提出要以地方造反派为首。请示总理早点指示，我们尽快解决湖南问题。

2月4日 ①7时，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批示下达湖南军区，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1967年2月4日7时”。(注：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指出：“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②龙、刘、崔之流骗到中央“2．4”批示后，又进一步歪曲批示精神擅自决定：“‘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一律逮捕’。”为了作好大逮捕的准备工作，批示、决定，当天没有宣布。

③刘子云之流为了制造镇压“湘江风雷”的反革命舆论，指使“高司”大搞所谓“矿冶事件”的现场展览会。

④“湘江风雷”联合30多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会议，研究联合向省委夺权问题。会议选出常委，由“湘江风雷”负责政治部的工作。

⑤晚上，由叶卫东主持开大联合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春节在东风广场举行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誓师大会，斗争张平化。《人民日报》的记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⑥近日来，“三联站”、“北联站”印发了《“湘江风雷”好得很》的传单，热烈赞扬“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精神，指出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发布“口号单”，其中有“打倒龙书金”，“彻底粉碎张平化、龙书金反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等。

1967年2月5日到4月6日 以张平化、王延春为首的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暗中窥测方向，伺机反扑，而湖南军区少数领导人又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故二月以来，在全省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刘子云、崔琳等居然胆大妄为，谎报军情，上骗中央，下欺群众，把“湘江风雷”等革命左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把数以万计的革命闯将和革命群众投入监牢。他们提出所谓“肃流毒”、“打帮凶”的反动口号，蒙蔽、操纵“高司”、“公检法”，拼凑大杂烩“省红联”作为御用工具，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革命造反精神，使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并没有被反动势力的凶焰所吓倒。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残酷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增强了信心，迎着逆流，向前冲杀，终于扭转局势，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2月5日 ①凌晨1时，龙、刘、崔宣布中央“2．4”批示后，立即下令戒严。军区参谋长段秉善整天坐镇作战室，调兵遣将，发号施令。以“高司”、“公检法”为首联合“长保军”“八一兵团”等新老保守组织，配合军区武装部队到处围剿“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成员、支持“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负责人和革命群众。顿时风云突变，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湖南。叶卫东等许多人当即被捕。

②凌晨，湖南军区广播：“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请你们赶快行动起来，把‘湘江风雷’一小撮反动头目抓起来。‘湘江风雷’的群众同志们，你们是受蒙蔽、受欺骗的，你们没有罪，应当迅速站出来，抓住一小撮反动头目。”

③凌晨，军区派出几辆满载武装部队的大卡车驶进民政厅，到处岗哨林立，宿舍后面还架起了机枪。“三联站”小将问：“你们把枪口对准谁?”有人回答：“我们要抓‘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革命小将说：“这里没有‘湘江风雷’反动头目，我们是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的。”这时外面一小撮暴徒趁机闯入“三联站”，劫走现金1800多元，照相机3部，以及广播器材、私人笔记本等。小将们仍然反复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进行抵制。

④省航运局副局长、“湘江风雷”的成员罗新发及“东方红总部”顾问、退休老干部江一舟同日被捕入狱。

⑤早晨6时左右，军区派部队到省展览馆要保管员把仓库打开，直接把两箱装有25支短枪的箱子搬到关有34个“湘江风雷”群众(其中展览馆工作人员11人)的南翼厅，说：“你们说‘湘江风雷’不是反动组织，这是什么?大家排队看！”随即将箱子撬开。站在旁边的两个讲解员看了说：“这是展品！”这一讲，几十个被抓的群众立即要求澄清问题，但遭到镇压。一个来长串连的武汉十一中同学，当即被反绑双手架走了。这些枪枝就是刘子云之流诬告“湘江风雷”进行“暴动”的所谓“罪证”。

⑥上午7时，“三联站”高飞、“北航红旗”张清泉、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造反队”李长元及另一成员孙××等4人，组成“赴京告状联合代表团”，乘车离长。

⑦长沙纺织厂“湘江风雷”1000多人抓去147人。770厂“红旗军”、“湘江风雷”共210余人，抓去24人(其中5人并非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长沙船舶厂“湘江风雷”100多人，当晚抓去12人(其中12岁的1人)，都不是“湘江风雷”的。长沙一中抓走学生55人，教师2人。

⑧谢若冰被“公检法”的几个人用几枝手枪，五花大绑押到上大垅第一监狱。

⑨半夜，三公里派出所所长石××带着3个户籍把“湘江风雷”1927支队的廖洁带到北区公安局，同时进行搜身、审问，剃半边头，第二天转到××公安局，再次将她打成“反革命”。

⑩上午，湖南军区出动飞机散发《“湘江风雷”一小撮反动头目的反革命罪行》。龙、刘、崔给“湘江风雷”捏造了以下所谓十大“罪状”：(1)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在一起，网罗地、富、反、坏、右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2)对抗中央指示，为反动组织“红旗军”翻案。(3)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锋芒指向群众。(4)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破坏军民关系，企图夺取军权。(5)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6)残酷镇压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7)大搞经济主义，大搞物质刺激，腐蚀革命群众，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8)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9)破坏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注：即“1·20”大会。)(10)仇视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⑾“三联站”革命小将10人在长沙纺织厂被抓，有人打电话向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健，建议将“三联站”的人送回河东再放，史答复说：“在河西放，抓去打死了活该！”

⑿张平化被“湘江风雷”转移到株洲后，上午被空军部队发现，在途中被抓回长沙交给军区。龙、刘、崔之流连忙与“公检法”司令部决策人易炳坤、“红讯兵”决策人刘秀英等密商后，晚上将张平化送到市邮电局交由该局驻军看守，并嘱咐刘秀英不要外传。刘果然遵命和张平化“和平共处”16天。

⒀“2·4”批示后，刘子云得意忘形地对章伯森说：“我们有现代化武器，自动步枪，一梭子弹打几十发，可以打死好多人，必要的时候，我们开枪，不要怕。”

2月6日 ①“高司”湖大发布所谓《特好消息》：张平化和“湘江风雷”顾问刘景泉(长沙市副市长)被公安机关逮捕交军区法庭审判。为军区窝藏张平化大放烟幕。

②谢若冰在狱中戴上手镣，又遭毒打。为了抗议刘子云、崔琳之流对她的迫害，今天开始绝食斗争。

③龙、刘、崔盗用湖南军区政治部名义向其驻长部队团以上单位发出《关于暂时停止部队直接抓人的通知》。这说明“2·4”批示后大量捕人是不合法的。

④曙光电子管厂革命工人造反总部(简称曙光“工总”)成立。其成员中有不少是原“八一兵团”、“赤卫队”的。(二月逆流中他们伙同“高司”大整革命造反派“联总”的黑材料，后被拉进“省红联”，当上“常委”。)

⑥刘子云、崔琳之流为了进一步镇压革命造反派，变本加厉，由军区作战处主持，连续召开三次情报会议，把支持“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作为“湘江风雷”的外围组织，通过四条渠道，收集情报：(1)“公检法”、各公安局、派出所；(2)各基层武装部门，武装系统；(3)通过“高司”打入各工厂；(4)部队直接派便衣侦察。方法：单线联系，打入内部，获取情报。

2月7日 ①上午8时，“高司”、“公检法”、“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军”、“造反有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20多个单位串通一气，在东风广场召开所谓《愤怒控诉“湘江风雷”、“红旗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滔天罪行大会》。会上主席团勒令省直“东方红”、“东方红”总部、红色新闻兵《湖南日报》纵队、三八兵团、飞虎兵团等10多个革命造反组织倒旗、缴旗，甚至撕旗。会场上戒备森严，派出武装人员将“湘江风雷”的叶卫东、王天保、李敬林，“湖南红旗军”的贺孟宣等人，手镣脚铐，押上台去，挂牌、罚跪示众。会后，又将他们以及“湖南井冈山”、“大专院校”、“三联站”、“北联站”等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和革命小将，押去游街。为了迷惑群众，将反动组织“长保军”的头目唐德元也拉在一起游街。

②“高司”派出由湖大、湖医、矿冶组成的50余人的工作队到湖南制药厂，任务是：(1)肃清“湘江风雷”“流毒”；(2)重新组织“左派”队伍，为此曾贴出了《保皇派翻天，是极大的好事》的大字报，明目张胆地为复活保守组织鸣锣开道。

③张平化写《我对“湘江风雷”的揭发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讨》，无耻地控诉“湘江风雷”对他的所谓迫害。由“高司”财院“中流击水”战斗队抄成大字报贴出，企图反攻倒算，

④革命群众不断要求斗争批判张平化，都被刘子云之流拒绝了。刘子云之流还撒谎说：“张平化下落不明。”在这前后，龙书金说过：“军区喊打倒张平化是逼出来的，如果不喊，造反派不相信我们，我们就站不进去。”刘子云等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时也说过：“张平化、苏纲可以监督工作，王延春靠边站。”

⑤崔琳向“公检法”决策人易炳坤作了处置“湘江风雷”的七点黑指示，其中规定：“外面贴的反对中央指示(按：实指革命派批判龙、刘、崔之流歪曲中央指示的种种错误言行)的传单、大字报、标语，按反动标语论处。”又规定“抓了的也不要随便放”。

⑥4日以来，“高司”决策人蒙骗一些同学利用“2·4”批示，以革命造反派支持过“湘江风雷”为借口，捣毁了12个外地驻长联络站，和省、市革命造反派的39个司令部，170多个战团、分部和支队。

2月8日 ①在龙、刘、崔之流的策划下，由“高司”、“公检法”串连其他12个(外地3个)组织发起筹备“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省红联”)并开始在省委办公。

②“高司”派200多人驻进湖南橡胶厂，提出“中心的中心就是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接着提出：“保守派的帽子要摘掉了！”并张挂起大横幅：《保皇派翻天好得很!》

③刘子云、崔琳等一手炮制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喉舌《追穷寇》报出刊，第一期载有《告全省人民书》，向保守势力“招魂”，鼓动他们起来向革命造反派夺权。

④长沙军分区副政委郭廷贵亲自正式宣布“东方红长沙公安”为反动组织。并主持斗争会，斗争和指使“政法公社”暴徒殴打“东方红长沙公安”的负责人。

⑤除夕的夜晚，“长保军”、“八一兵团”大肆活跃，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有的被“高司”关进了他们私设的牢房，有的被盯梢、被跟踪，有的流落在街头巷尾。

2月9日 ①湖南军区发布第二号通告。这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也是张平化“9·24”抓“黑鬼”动员令的翻版。《通告》公开剥夺“湘江风雷”和“湖南红旗军”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不许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并且提出所谓“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的反动口号。这个《通告》一出笼，就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抵制和批判。

②崔琳在“省红联”筹委会上说：“《湖南日报》革委会联合夺权的经验好，夺权就出报，准备登一篇《湖南日报》联合夺权的好文章。你们要宣传《湖南日报》的好经验。”

③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驻长联络站、首都三司“千钧棒”战斗团，在刘子云、崔琳等的指使下，印发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的对开传单，编凑了几万字的黑材料，加上种种罪名，欲置“三联站”的革命小将于死地。

④下午，部队游行。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队李长元等10多人被摘掉帽徽、领章，以所谓“湘江风雷的死党”的罪名，押着游街示众。从中山东路一直游到矿冶。

⑤湖南建湘瓷厂于1月4日夺了权，保守派说造反派是“保狗派”，要“肃流毒”，强迫他们把权交了出来。

2月10日 ①在“高司”决策人的指使下，一些同学进驻湖南动力机厂，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又来了！》对造反派说：“我们是帮助你们肃清‘湘江风雷’流毒，你们自己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还骂老工人是“保狗派”。其实这个厂没有一个“湘江风雷”的成员。

②龙、刘、崔派出由7个处长组成的63名庞大的变相工作队下到曙光电子管厂。“工作队”负责人杨××处长竟威吓造反派说：“‘联总’一小撮野心家，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要小心你们的脑袋。”“你们‘联总’一小撮，分部一小撮，筹委一小撮，三小撮，我们是要抓的。”“抓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要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我们要把你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指‘联总’)，完全可以作决定，根本不要经过中央批准。”“高司”师院的一些同学也配合行动，特地在该厂成立了一个“剿匪兵团”，借肃“流毒”为名，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

④“高司”《大字报选》上登载有“光荣呵！矿冶的壮士啊!死难的烈士啊！”有记者要看尸体，又交不出来。

⑤长沙县桐木公社新和大队，63个贫农、下中农基干民兵，参加过3—10天“湘江风雷”，可是在取缔“湘江风雷”的时候，公社武装部长向他们宣布：(1)今后不能参军；(2)今后不能当选文革负责人。因此，他们叫地主分子出工时，有一个地主分子竟骂他们说：“你们‘湘江疯狗’还这么厉害呀！”另一个地主分子在田里讽刺说：“唉！我们当了十多年地主，还没有挨过抓，你们‘湘江疯狗’是反革命，是要抓的！”他们要求斗争两个地主，民兵营长说：“不行！上面不批不能斗！”龙、刘、崔之流所干罪恶勾当，由此可见一斑！

⑥刘子云、崔琳之流又盗用湖南军区政治部名义发出《2．10通知》。提到“关于抓人问题”和“关于投案自首问题”，疯狂打击革命造反派。和“关于投案自首问题”，疯狂打击革命造反派。

⑦街头出现：《炮打龙书金！》《火烧刘子云》《踢开湖南军区第二号通告，自己闹革命！》《军区第二号通告，是张平化“9．24”报告的翻版》等大幅标语。

2月11日 ①王延春、万达给詹先礼一封信，为了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以“建议”代指示，大意如下：“建议”由“高司”出面，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建立省、地、县三级机关抓革命促生产两个班子；《追穷寇》办好，争取出日报。……为“高司”出谋献策。

②“红铁军”风华正茂支队气象观测站发出《寒流警报》。它形象地指出二月反革命复辟逆流所带来的白色恐怖，比“9．24”黑报告有过之无不及，呼吁革命造反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提高警惕，准备战斗。

③谢若冰在狱中一连绝食6天，粒米未进。“公检法”一小撮决策人慌了手脚，怕她死在狱中，激起公愤，被迫将谢释放，交给她的母亲谢巧瑜带回家中。次日，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她连夜行走70里，由浏阳奔江西乘车赴京告状。

2月12(—28)日 “高司”决策人在其后台张平化反党集团和刘子云、崔琳等人的指使下，借口“肃清‘湘江风雷’流毒”“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更有计划有组织地派出大批变相工作组，扶植保守派翻天，大搞反攻倒算，将矛头指向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为了刺探情报，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即“通讯兵团”(对外称“河东联络站”)编印了《动态通讯》、《专题通讯》、《跳梁小丑》、《工厂通讯》等几种刊物。每种都给军区送20份。《动态通讯》中一种增刊，每期仅印15—20份，只发给龙、刘、崔和总部负责人，极为机密。《专题通讯》负责暗中收集各造反派组织的人数、成员分布、机构设置、发展过程及各级负责人的详细情况。军区经常有人和“通讯兵团”联系。

2月13日 “高司”决策人在其后台的直接指使下，大规模地“反蒯”(大富)、反“三联站”，他们说：“蒯大富狂妄自大，一心想挤垮聂元梓。”挑拨革命造反派的关系。

2月14日 ①湖南省水电厅勘测设计院6个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青年工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起组织“水电系统孙大圣挺进军”(简称“孙大圣”)，他们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诞生的，以后逐步壮大。

②龙书金对“公检法”作了以下四点黑指示：(1)目前如何发挥政法部门的作用问题，要求政法机关出面搞“左派”联合，对“新反扑”采取措施。(2)发动群众把“社会渣滓”控制起来，不许乱说乱动。(3)对支持两个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有材料搞材料，对他们提出警告。(4)要扎扎实实与基层组织联合起来，开展一个政治攻势。审讯中要求先搞头头，搞出来的问题用材料形式公布出去。

2月15日 ①崔琳等人以湖南军区的名义发表所谓《奉劝某些追随“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人》的文告，对革命造反派大施威胁与压力。街上反“三联站”的大字报日渐增多。

②湖南军区×××在曙光电子管厂讲话。他说：“为什么要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和影响，因为这个‘流毒’是当前湖南文化革命的障碍，不扫除这个障碍，就不能使文化大革命正常开展。”竭力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2月16日 ①“高司”驻京联络站来电公开叫嚣：“现在北京造反派分成两派，有一派没有掌权。清华井冈山一派是蒯大富；另一派是唐伟，这一派是左派，是中央首长也承认了的。现在蒯大富已承认了错误。”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据调查，‘三联站’是蒯派。”并扬言要揪出“三联站”的后台，炮打中央文革。

②“高司”矿冶和湖医的30来个学生在建湘瓷厂出了一张“勒令”，要在该广实习的3个新西兰的革命青年学生交出他们帮该厂革命造反派抄写的大字报，否则要采取“革命行动”。这一挑衅立即遭到厂内革命造反派和新西兰战友的坚决回击，弄得他们狼狈不堪。

③下午4时，刘子云从北京开会回到长沙，当晚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策划对“三联站”、“北联站”等革命组织进行政治迫害。

④晚上，“三联站”“北联站”的宣传车在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高呼：“向‘三司’、‘北航’的革命小将学习！”

⑤万达、章伯森、郭森写了《我们的初步揭发》。

2月17日 ①龙书金把张平化从市邮电局接到军区密谈了两个小时后，又送回市邮电局保护起来。

②龙、刘、崔的宣传车正式公开点名要抓“三联站”、“北联站”的所谓“一小撮混蛋”，说他们是什么“‘湘江风雷’的帮凶”，“湘江风雷’的狗头军师”等等。

③“高司”决策人在龙、刘、崔的指使下，紧跟军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报刊、传单、大字报、广播等)把矛头对准“三联站”、“北联站”。

④下午2时，《寒流警报》作者、长沙工人“红铁军”战士黄启球突然被衡东县的“公检法”逮捕。逮捕时没有逮捕证，也没有拘留证，抓去后长期未放。

2月18日 ①刘子云、崔琳以湖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名义散发《请看“湘江风雷”一小撮头目的反革命罪证》的照片传单。所谓“湘江风雷”抢劫枪枝、财物等的“暴行”，大都是捏造、编凑起来用以欺蒙群众的。

②“高司”纠合“三司千钧棒”、“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长联络站，在青少年宫声讨“三联站”“北联站”革命小将，扬言要把他们扣留下来给全省3800万人民“批判”。

③晚上，“高司”紧跟龙、刘、崔出动了几十部宣传车对“三联站”革命小将进行围攻，大肆广播《“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快醒悟吧！》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三联站”小将头上，并且威胁说：“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必定遭到与‘湘江风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同样的命运。”

2月19日 ①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②“高司”发出《紧急通告》，大叫“打倒‘三联站’！”“打倒‘北联站’！”“不能让‘三联站’和‘北联站’轻易跑掉，要把他们批臭，然后叫他们滚回去！”等等，气焰十分嚣张。

③“高司”在火车站毒打并扣留即将启程返京的北京卫校四个女同学。

④“湘江风雷”总部宣传部长李仲昆、后勤部长赵南西在北京被捕。

2月20日 ①“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由18个单位拼凑起来，正式成立。这是龙、刘、崔之流在二月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一手炮制的以保字号为主体的合二而一的大杂烩，成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得力工具。

②龙书金、刘子云等把张平化接到招待所密谈，并和谭文邦一道，将他送往机场。张平化到北京后曾写信通过军区转给王延春、万达、章伯森及张的老婆唐慕兰，说什么他在北京“学习”，“通读《毛选》四卷，没有什么问题”。还嘱咐他们说：“省委大印不能随便交”，企图反攻倒算。

2月21日 ①梁春阳与省委机关造反派一起向军区代表反映军区在汽电、长纺、交通厅等单位支持了保守派，提出了批评意见。

②被“高司”非法扣押的北京卫校4位女同学再次逃脱，准备返校。“高司”决策人立即纠集几百名打手，追到车站又把她们抓走了。并且狂叫：“‘三联站’的4个混蛋在湖南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她们妄想逃跑，我们一定要抓住她们！”

③军区支左办负责人萧玉枝赤膊上阵，居然出动8辆宣传车，围攻“三联站”小将的一辆宣传车。

④“省红联”“造反有理”军贴出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谢若冰！》矛头直指革命小将。

2月22日 ①湖南军区发布第三号通告，公然宣称：要剥夺“湘江风雷”“红旗军”所窃踞了的部分基层权利：“凡这些组织所夺的权均为非法，一律无效。凡联合夺权机构中有这些组织的代表，应一律清除。”对所谓“反动头目”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所谓“受蒙蔽”参加“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一股的群众则强调“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原组织彻底划清界线，断绝联系。”这个《通告》同样是颠倒黑白，混淆敌我，继续迫害广大革命造反派。

②“省红联”成立“斗批改组”。由省委机关“卫东总部”(后为机关联合筹委会)、“高司”、“公检法”、“洪流”、(贫下中农)“红卫兵二司”等组织抽调人员组成。所谓“斗批改”，就是一方面“肃流毒”、“打帮凶”，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给省委划了个张、王、苏“三家村”的框框，以此束缚群众的手脚，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过关。

③龙书金等人在曙光电子管厂作报告，他说：“建湘有人提出秋后算账派，……我们认为牛鬼蛇神的账，不但秋后要算，现在就要算账。”又说：“现在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抓。”

2月23日 ①“省红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说所谓原先的“保字号”，就是真正的“造反派”。“秋收起义”的人也说：“讲明的，我们就是‘八一兵团’、‘赤卫队’、‘长保军’组织起来的。我们造反就是好得很!”詹先礼向宣传组提出26日开一个《愤怒声讨“湘江风雷”、“红旗军”反动组织的帮凶“三联站”、“北联站”滔天罪行大会》。当时有人问道：“愤怒声讨”是否把“三联站”当成敌我矛盾处理?詹说：“就是敌我矛盾。”次日，宣传组的人又谈到这个问题，与詹商量，这才改成《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

②《追穷寇》报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反“三联站”的文章。

③晚，“三联站”的宣传车被“高司”的宣传车围攻直到天明。

④萧玉枝对“高司”的总部负责人讲话时说：“我们看‘高司’被动，我们作了两件事：(1)找‘三联站’负责人谈，同时由政治学校出来辟谣，并发表两篇文章：一是《打倒‘高司’是个政治阴谋》，二是《‘三联站’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

2月24日 ①《湖南日报》革命造反战斗团主办一个所谓《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勾结红色新闻兵＜湖南日报＞纵队决策人篡夺党报大权罪行展览》。这个展览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以此陷害革命造反派。

②“长沙公检法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抛出《告全市人民书》，大肆威胁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

2月25日 ①曙光电子管厂党委书记刘××，副书记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一来马上贴出《郑重声明》公开反对参加“联总”造反派召开的一切会议，猖狂反扑。

②晚上，“湖南井岗山”“孙大圣挺进军”“大专院校”出动宣传车，高呼：“‘三联站’‘北航站’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打倒‘高司’一小撮！”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③近日来，“高司”贴出大量的巨幅标语：《反对高司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对高司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2月26日 ①湖南军区×部参谋长许×在建湘瓷厂作报告时说：“现在有些所谓造反派，什么乌七八糟的乌龟王八蛋都有(边说边卷袖子)……这些造反者，原来都是需要别人做工作的，现在一晚之后，就造别人的反，教育别人了(拍桌子)，你们说，这些是真造反的吗?能造反吗?”“什么人起来造什么人的反?我们要带着阶级观点去分析，每个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擦亮眼睛，衡量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造反派。”颠倒黑白，把矛头直指革命造反派。

②五一广场突然出现《据现有材料，张平化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幅标语。群众见此，议论纷纷。后查明，系湖大电机系电机61—2班彭××写的。

③首都第三司令部发出通告，召回驻外地联络站。因此，连日来，和“三联站”小将谈心，给他们送纪念品的革命群众，络绎不绝。

2月27日 ①在首都三司驻外联络站会议上，陈伯达同志接见了谢若冰，谢当即反映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中央文革的同志说：“湖南的问题很严重，你们不要怕挫折，要坚持真理。”

②龙书金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了话。

③章伯森、万达、郭森写了一篇《打倒湖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平化、王延春》的大字报，抄贴街头。

2月28日 ①公检法(省的)、政法公社(市的)印发《严重警告“湘江风雷”中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暴徒》，污蔑攻击革命造反派。

②长沙人民印刷厂文革筹委会(革命造反派组织)被强行解散。革命造反派工人跪在毛主席像前伤心痛哭！

3月1日 ①章伯森、梁春阳向广州军区副政委晏福生同志汇报了工业生产情况，同时特别提出了基层“支左”中实际上支持了保守组织，希望引起注意，否则，将要走张平化的老路，犯路线的错误。晚上又和省委机关造反派同志一起向“支左”的几个同志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并提出了不宜由原“红色政权保卫军”中的骨干分子重新建立组织，只能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②在省农业厅全厅职工大会上，副厅长王树乔、张勇，乘“肃流毒”的机会，大骂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张勇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已，你们顶多不要我‘三结合’，你请我，我都不来。”王树乔说得更露骨：“原来的‘左派’(指抓“右派”时的保皇干将)还是左派，‘右派’还是右派，以后算帐，还是依靠你们保皇派。”其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③“公检法”“政法公社”印发《严重警告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中一小撮混蛋!》进一步恫吓和镇压“三联站”革命小将，加剧了长沙地区的白色恐怖气氛。

3月2日 龙、刘、崔的黑爪牙萧玉枝准备采用更卑劣的手段，用大量花圈以“送瘟神”的方式来送走“三联站”革命小将，给中央文革脸上抹黑，丑化文化大革命运动。

3月3日 ①下午“省红联”找章伯森谈话。章说：“我想站出来，就是不晓得能不能站出来。”

②“长沙市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市委革联)成立，宣布以“肃清‘湘江风雷’流毒”作为首要任务，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叫嚣“大敌当前，我们要杀出去。”幕后操纵者为新市委副书记李照民。

③近日“省红联”小会“斗争”王延春、华国锋、赵冰岩等，会议开得冷冷清清。

3月4日 ①在刘子云、崔琳的策划下，由史健亲自主持拟出上报中央军委的所谓《关于分化瓦解“湘江风雷”的几点经验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大肆吹嘘不费一枪一弹将拥有80万人的“反动组织”“湘江风雷”镇压下去的“经验”，他们谎报情况，欺上瞒下，给自己涂脂抹粉，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行。

②下午，“高司”铁院伙同“高司”湖大一小撮人，借辩论为名，行挑起武斗之实，一窝蜂冲进“三联站”。“三联站”小将为了避免武斗，拒绝和他们辩论，坐在寝室里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司”的人冲进去打、砸，把毛主席语录和小将们的床被砸得一塌糊涂，为“3·5事件”揭开了序幕。

③晚上，“三联站”战士洪飙被“高司”、“公检法”绑走，送进市公安局监狱。(又一说是3月19日)

3月5日 ①上午，“三联站”革命小将准备在劳动广场举行大会，向湖南人民汇报几个月来的工作，因“高司”及其黑后台的破坏，没有开成。

②下午，“三联站”革命小将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忽然“高司”红色造反者调查团纠集数百名打手冲杀进来，一边大喊大叫：“打倒反革命‘三联站’！”一边将“三联站”的负责人高继红、高飞、李党育3人从寝室推出院子，按倒在地，一顿毒打。当时“三联站”24人，个个挨打，其中2人重伤，10人被抓。革命群众见了，奋起抢救，才救回8人。同时，李党育已被暴徒捆绑起来，关进老糠屋里(第二天转移到长沙铁道学院)，高飞则被扔进汽车劫走。暴徒们叫喊：“他就是反革命，就是要抓！”“3．5”事件发生后“高司”大造舆论，反诬“‘三司’打了‘高司’的人”。

③龙刘崔指使“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传达长沙军分区指示：凡与“湘江风雷”、“红旗军”观点一致的组织，必须按以下三点摸底：(1)现组织名称、人数以及总、分部详细地址；(2)主要负责人姓名、历史、家庭情况、详细地址；(3)主要活动规律。并限令在8日前造好册子送交各公安分局。这一调查目的在于进一步镇压革命造反派。

④“省红联”发展第一批组织(6个)：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红色造反团”、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立毛泽东思想战斗纵队”、曙光电子管厂“革命工人造反总部”(工总)、“毛泽东思想二七铁战军”、“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湖南体育红色造反军”。

⑤刘秀英指使陆××公开坐在长途台偷听“三联站”去北京的长途电话。以后，刘还指使程××等3人偷录“三联站”的电话，大约两天。

3月6日 ①下午，“高司”铁院等校钢杆和外地同意“高司”观点的人，在铁院召开了所谓“三联站”在湖南所犯严重错误的批判大会。“三联站”负责人李党育、陶俊刚宣布绝食抗议，使湖老谭、“高司”决策人狼狈不堪，不知如何下台是好。

②下午，“省红联”召集人开紧急会议。首先由萧玉枝“介绍情况”，他说：“‘三联站’没走前，要把同情‘湘江风雷’的组成联合统一行动指挥部，……我们这次是要打在‘三司联络站’身上，痛在联合指挥部心里。”然后由崔琳作颠倒黑白的四点黑指示，以统一对付“三联站”的口径：(1)“3．5”事件是“三联站”撕了铁道学院的旗帜而挑起的武斗；(2)“高司”要“三司”留人辩论是革命行动；(3)出动宣传车揭露“三联站”在长沙欠下的政治帐和经济帐；(4)以“红联”名义向北京发电报，说明“三联站”在长沙的政治帐与经济帐，要留人辩论，不能走。会上有人指出“高司”不该打“三联站”的人时，又有人说：“要历史地看问题，不要一风吹草动，就对‘高司’的态度动摇。”

3月7日 ①湖南军区派出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厂矿、各企业单位作歪曲“3·5”事件真相的宣传，硬说“‘高司’没有打‘三司’的人”，而是“‘三司’打了‘高司’的人”。

②全市出现“高司”抄贴的《我敢用脖子担保“高司”没有打人》的大字报。写稿的人是“高司”湖医的一个解放前的伪保长。

③“省红联”第二号公告出笼。

3月8日　①湖南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上街正式表态：“坚决支持‘高司’的革命行动！向‘高司’的革命师生学习！”

②湖南军区驻“省红联”的联络员李国栋召集“省红联”的几个坏头头布置：以“省红联”名义，组织4个调查组，上街找“三联站”“辩论”。每组配“公检法”武装干部一个，准备随时抓人。

③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杨树青，于元月份由中南局批准罢了官，二月逆流一来，竟被保守派请到办公厅政治处去“蹲点”。

④“高司”公然无视党纪国法，押解“三联站”革命小将陶俊刚回北京。

3月9日 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中会”)成立，其成员大部分是从“毛泽东思想长沙造反有理军”中杀了出来的。

3月10日 ①《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发表。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教导：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红旗》第五期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以及编辑部的调查报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毛主席的教导以及《红旗》的社论和文章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也给了“走资派”及其御用工具以沉重的打击。

②保守组织“长沙市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在其黑后台的操纵下，借“庆祝”《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发表之名，举行游行，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游行队伍高喊：“‘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联络站!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等口号。游行大旗后面紧跟着一群“8．19”以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孔安民、王群伍、韩曙光、丁维克、张庶民、张惠民等。他们跟着队伍也大喊大叫。

③“高司”、“公检法”在其后台的指使下，伙同“真理军”、“秋收起义”、“古田烽火”等保守组织，在长沙纺织厂破坏驻该厂清华井冈山“东彪”战斗队、矿冶“井冈山公社”、共大“全无敌”战斗队联合召开的辩论会。矿冶“井冈山公社”、共大“全无敌”战士当场惨遭毒打，并有二人被绑架，清华井冈山“东彪”战斗队由于厂里革命工人造反派的掩护，免遭围攻。这就是长纺“3．10”事件。

④龙、刘、崔蒙蔽、唆使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千钧棒”红色造反纵队写出《打倒“高司”是一个政治阴谋》的传单。

⑤晚上，以“市委革联”为首的包括“公检法”、省广播电台的三辆宣传车围攻“汽电”的革命群众达两小时之久。他们恶毒地谩骂革命造反组织汽电“造反有理总队”是“湘江风雷”的“死党余孽”。

⑥“省红联”成立以来的这一段中心工作，就是搞所谓“彻底肃清‘湘江风雷’流毒”，并将斗争矛头对准“三联站”革命小将。

⑦上旬，“省红联”4次打电话请示中央批准夺权，中央未批。湖南军区马上警告“红讯兵”：“谁要是讲出去，谁就负责任！”

3月11日 ①军区政治部的杨×处长在×××厂威胁造反派说：“……现在的确有人在搞名堂，我讲一句老实话，这样下去，到扫牛鬼蛇神的时候，注意你们的脑袋……”这时，保守派高呼：“打倒牛鬼蛇神！”

②“公检法”非法逮捕“首都三司”参谋部特派员、革命小将白朝栋，并横加凌辱。

3月12日 ①“省红联”原拟3月底或4月中旬夺权。为了制造舆论声势，赶忙召开《彻底批判斗争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大会》，让华国锋、万达“亮相”，以便把他们拉入“三结合”。华国锋、万达站起来发言，主席台就赶忙高呼“热烈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的口号，给群众定调子。这次大会斗“三家村”是名，保万达等过关是实。

②建湘瓷厂的革命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1100多人，在龙、刘、崔之流的镇压下，只剩下170人。保守派马上成立了“秋收起义”等组织，大肆活动。

3月13日 ①据查：王延春确系叛徒。他于1932年在河北曲阳县教小学时混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被捕。1937年元月，曾写信回家设法保释，并再次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声明”：“……年幼无知，误入歧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誓死服膺三民主义，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安分守己，做一忠实国民，今后决不参加共党及其一切反动活动……”就这样，王延春被提前从敌人的狗洞里爬了出来。

②“高司”《通讯快报》31期转载重庆大学“8．15”战斗团写的《三司危险》，攻击中央文革，攻击革命闯将蒯大富。

3月14日 ①在龙、刘、崔的导演下，《湖南日报》演出了“3．14”反革命夺权的丑剧。它以保守派为主体，组成“革委会”，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尹岳中独揽报社一切大权。使《红色新闻兵》中的革命闯将梁裕吉等同志再次受到打击迫害。

②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被首都革命小将揪出来后，消息传到长沙，革命造反派立即与长沙形势联系起来，猛轰湖南的谭震林及其黑爪牙。

③“三联站”革命小将全部撤回北京。

3月15日 ①矿冶“井冈山”和矿冶“井冈山公社”写出大批大字报，盖满了整个五一广场。比较全面地揭露了长沙二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为革命工人运动再次兴起作了舆论准备，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御用工具很大的打击。与此同时，巨幅的革命标语——《所谓新生的＜湖南日报＞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奏》也贴出来了。

②所谓“新生的”《湖南日报》复刊。

③“省红联”研究发展第二批组织。会上，有人说：“组织负有改造任务，中间组织吸收几个，多联几个没关系。”同时，它召开所属各组织宣传工作负责人会议，中心内容是宣扬《湖南日报》革委会的夺权经验。

④“省红联”研究发展第二批组织计有：“湖南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外事系统红色造反团”、“《湖南日报》革命委员会”、“中共长沙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筹委会”、“湖南教育战线抗大造反军”、“毛主席的红卫兵第二司令部”、“长沙矿山设计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省人委办公厅灭资兴无革命造反总部”、“毛主席母校红卫兵‘八·二一’革命造反兵团”。

⑤军区支左办负责人萧玉枝在一次会上说：“‘高司’代表长沙的大方向，支持‘高司’的，就是革命左派。”

3月16日 湖南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由龙、刘、崔一手炮制的“革命委员会”夺了局、台的党、政、财、文大权。下午集会，崔琳亲自前往祝贺。电台与《湖南日报》反革命夺权，是龙、刘、崔精心炮制的、准备在全省推广的两个“三凑合”典型。

3月17日 ①龙刘崔派往各单位的工作队，大都是支“保”压“造”的。如长沙机床厂的所谓“大联合”筹委会的15个筹委中，80％是保皇干将和“抓黑鬼”的打手，其中指定参加的有原“长保军”、“八一兵团”的政委和赤卫队的副队长等。

②龙书金在工业基建会议和计划会议上作总结时说：“要彻底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有的地方流毒未肃清，有的地方还在泛滥。我们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搞成几派不团结，观点不同?为什么不同?‘湘江风雷’影响未肃清。”

③二、三月逆流的舆论工具《追穷寇》开始由“省红联”主编，正式成为它的机关报。

3月18日 ①所谓“新生的”《湖南日报》第一篇社论、大毒草——《打倒“私”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出笼。它胡说什么正是这个“私”字使得有的人为个人的名利造反；正是这个“私”字，使得有些人增长了极端民主、无政府主义；如此等等。就是闭口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②在龙刘崔的操纵下，“省红联”召开了一个副厅局长以上干部会。开始时叫“读书会”、“学习会”，因有人抵制，才叫“揭发检讨会”。会期4天，由“省红联”常委、省委组织部干部唐俊光指派厅局长自己掌握。龙书金在会上大放厥词，说：“你们受了委屈不要计较，以前毛主席也受了几次委屈，还开除过党籍，以后还是领袖嘛！你们难道还受不得一点委屈?”谈到当前斗争任务时，他还强调要“进一步肃清‘湘江风雷’流毒”。

③军区萧玉枝在省纺织公司公开放毒：“文化大革命九个月来都是群众斗群众，把人都斗恨了！”

④“红中会”在文华剧院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⑤史健得知他亲手炮制的《关于分化瓦解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几点经验和今后意见的报告》骗得中央军委的批示后，得意忘形地说：“军委批转湖南军区的材料这还是第一次！”随即打印转发团以上单位，组织全体人员学习。

3月19日 ①“省红联”要华国锋、万达在厅局长会议上作了一个根本没有触及灵魂的“检讨”。当时有人大喊“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出来亮相！”据说连某些厅局长自己都不满意。

②龙、刘、崔派驻政法部门的军事代表私自圈定未过关的3个当权派和“公检法”的7个常委组成省临时保卫小组，行使原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一切职权，并向全省政法部门布置大肃“‘湘江风雷’流毒”，对各群众组织开始调查。

③二月以来，各单位“走资派”、保守派纷纷起来掌权，“省红联”唯恐暴露自己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真面目，晚上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23日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同时故作姿态写了个《粉碎资产阶级保皇派反扑》的意见书。可是，詹先礼之流看过之后，又认为“对争取中间群众不利”，怕“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的“余孽”抬头，怕助长了“大专院校”的威风，于是赶忙收起。

3月20日 ①“省红联”负责人打电话给王延春的秘书说：“请延春同志参加会议(即厅局长以上干部会)”又把载有群众揭发张、王、苏罪行的《会议简报》送给苏钢，同“走资派”勾勾搭搭。

②中央指示学校师生均回本单位闹革命。按此精神，“高司”河东人员均应撤回河西。然而龙、刘、崔却暗中把“高司”、“通讯兵团”留下，并由军区安排住在“少年之家”，继续干着搜集革命造反派情报的勾当，为龙、刘、崔搞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③军区萧玉枝给“高司”回校学生作形势报告，恶毒地污蔑“湖南井冈山”、“孙大圣”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的小联合”，并“盼望‘高司’成为真正的左派，”以便紧跟龙、刘、崔。

④湖南军区统一布置，操纵“公检法”、“高司”等御用工具，准备把“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孙大圣”、“东方红”总部、“红岩”战斗兵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长沙军分区曾3次通知市委机关“革联”，准备汽车、司机，“紧急待命”，配合抓人。由于中央一直未批，才未得逞。

3月21日 ①龙、刘、崔之流向“公检法”司令部少数坏头头下达黑指示，大意是：当前，社会上的反动逆流还没有压下去，反动组织还没有取缔，肃清“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流毒还是一个大任务。……要求政法机关赶快搞好“三结合”，充分发挥专政机关的威力。

②深夜，“省红联”坏头头之—唐俊光布置保守派赶写诬蔑、攻击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标语和大字报。

3月22日 ①崔琳在曙光电子管厂讲话时诬蔑革命造反派说：“自己的命还没有革好，还革别人的命，那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保守派是受蒙蔽的，是好同志，出身好，成份好，工作好，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造反派嘛：敢字当头，敢说敢冲，冲军区，冲矿冶，血洗湖大。”他把镇压“湘江风雷”和保守派翻天的一片白色恐怖说成是“长沙第二次解放”。他对革命造反派揪湖老谭的行动十分害怕，竟说：“现在北京揪出了谭震林，你们的劲头又来了，他和湖南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又跳起来了，你们，不要用马路消息代替政策，我问北京斗了谭震林没有?中央说不知道。所谓革命闯将的同志，要注意和‘湘江风雷’一小撮划清界限。”

②“公检法”司令部坏头头易炳坤传达龙、刘、崔之流的黑指示说：“地方专政机关除了进行政治工作、政治攻势外，还要辅以专政措施(指对革命造反派)。不扫除障碍，就谈不上大联合。现在有30多个组织在搞联合，他们也要夺权，还要揪出‘高司’的后台老板，这是大联合的障碍。”

3月23日 ①湖南军区萧玉枝在湖医给“高司”一部分人作报告。他说：“湖南军区是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支持‘高司’也不是从今天开始，只是没有公开。3月5日反‘高司’时，我们就公开支持‘高司’，这是为了稳定小将们的心情，为了稳定长沙的局势”。“军区首长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秘密支持到公开支持，这是斗争的策略。如果表态早了，就会缓和局势，埋下定时炸弹，发生后患。不早表态是乱一下子，让牛鬼蛇神充分暴露，这样就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三联站’问题，军区同意用大量的花圈、挽联，把反革命修正主义‘三联站’送走。军区采取行动，准备20万份揭露批判‘三联站’的传单，长沙撒5万份，北京2万份，其余交给列车长，让他沿途撒。同时我们准备把这列车用大字报、标语贴满，这样送瘟神。”“有同志提出来要清算后才让他们回去。我们认为很好。由‘高司’找‘三联站’谈判，未成功。因此，‘高司’就要留头头，我们就要抓头头，结果发生了抢头头。‘高司’3月5日去抓人，没有完全按我们布置的搞，结果打伤了‘三联站’的人……这样，‘高司’就被动了。在抓人的时候，‘三联站，就贴了传单，说‘高司’打了‘三司’的人。他们是有准备的，敌人是狡猾的，我们中了他们的计。……”又说：“至于今后怎么办？怎么行动?我们和‘高司’的负责同志正在研究，要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作战计划，越快越好！”这几段黑话，充分地暴露了龙、刘、崔之流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狼子野心！

②“造反有理军”串连“高司”中的部分革命师生一起组织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游行，“省红联”决策人把已经集合的游行队伍压了回去。事后还指责“造反有理军”负责人：“你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犯了严重的错误，要写检讨”。

3月24日 ①萧玉枝在水电部长沙勘测设计院作《当前长沙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黑报告。他恶毒诬蔑、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说：“(1)‘三联站’培养了两个反动组织：一个是‘红旗军’，一个是‘湘江风雷’。(2)‘三联站’太不讲究党的政策，所以犯了严重错误。(3)挑动群众斗群众，长沙一般武斗都有‘三联站’”。他大肆吹捧反革命复辟工具“省红联”，说：“有了‘红联’，给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这样的大联合，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权夺回来奠定了基础。”

②下午，“省红联”在省委大礼堂召开了一个与它有关系的140多个组织的负责人大会。会上，詹先礼作了“形势报告”，说“两方面的敌人都要注意”。大叫：“现在‘湘江风雷’流毒还是占优势，不是保皇派翻天的问题”。萧玉枝又在会上诬蔑和攻击“湘江风雷”。他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容易，如果‘湘江风雷’要是在的话，就不能这样开了，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今晚能否回去还是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的形势是好的。”对“湘江风雷”真是恨得要命，又怕得要死！

③晚上，长沙军分区向“高司”情报机构下达“特别任务”：必须在晚上五点以前弄清“东方红”总部、“红岩”、“井冈山”、“狂飙”、“实践兵团”、“飞虎兵团”、“青年近卫军”等“反动组织”的头目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办公(明、暗)地点。并要“高司”的李冬生化名黄尉，冒充益阳市五中化学教师，专门侦察谢若冰的动向，寻找她的下落。

④传闻，刘子云今天作了一个与张平化“9．24”捉鬼动员令相似的黑报告。当时，会场气氛紧张，不准记录。

3月25日 湖南军区成立文革办。据崔琳透漏：准备4月15日夺权。

3月26日　①湘中供电局、曙光“联总”、长机“联总”等50多个单位在东风广场召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②崔琳在湖南军区文革办会上，为保守派翻天造舆论。他说：“‘保字号’的里面党团员多，积极分子多、模范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多、过去‘湘江风雷’夺了他们的发言权，不准他们革命，革命是捞稻草。现在他们起来造反，主要是造‘湘江风雷’的反，是对的。”

3月27日 梁春阳同志请省工交小组组长王恒一同志(解放军)一道，去长沙汽车电器厂听取汇报。他们明确支持革命造反派汽电“造反有理”总队。

3月28日 ①“省红联”召开常委会，军区代表说：全国有7个省是要紧急夺权的，湖南就是一个。中央打来三次电报催要‘三结合’夺权名单。随即，“选举通过”代表27名。其中：军方7人(龙书金、刘子云、黄立功、谭文邦、叶××及××军军长、政委)；领导干部5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工人代表3人(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农民代表3人(欧国轩、毛泽容、罗迭开)；学生代表3人(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民兵代表2人(姜才香、唐绍球)；政法1人(袁成定)；新闻1人(言星明)；机关干部2人(唐俊光、罗建辉)。

②龙书金在工业基建会议和计划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说：“如果是‘湘江风雷’、‘红旗军’或其他右派组织夺了权，那就要用革命的‘三结合’夺过来，如果是和‘湘江风雷’、‘红旗军’同观点的右派组织夺了权，要发动群众反夺权。”

③“省红联”发展第三批组织(9个)，计：“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红色造反者筹委会”、“长沙矿山研究所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省冶金厂革命造反委员会”、“省机械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省建六公司建工委员会”、“省人民医院红色造反团”、“水利电力厅革命联络委员会”、“长沙水泵厂革命造反筹委会”、“中共湖南省委科委革命造反委员会”。

3月29日 ①“省红联”向中央上报一个“三结合”名单，并写好了《夺权公告》，准备在4月份夺湖南省委的权。

②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决定演出革命现代戏《红灯记》，遭到“高司”的反对。一刹时，长沙城里到处出现了大幅标语：《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是“湘江风雷”的死党！》在剧院门口张贴不准演出的“勒令”，贴出题为《现在是演＜红灯记＞的时候吗?》的反动大字报。当晚演出时又有“高司”的一群人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破坏。因而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斥责。

③湖南军区驻政法机关代表传达谭××的黑指示说：“当前，左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右派组织逐渐瓦解孤立，原有920多个组织，现在还有200多个组织。已联合起来的组织有30多个(指参加了大杂烩“省红联”的)，有联系的100多个，还有30多个右派组织在搞小联合……阶级敌人还在掀起新反扑，有些基层单位的权力还掌握在改头换面的‘湘江风雷’手里，有些右派组织正在联合，有些还在发展……要抓紧对右派组织的分化瓦解。”企图把大批革命群众组织作为“右派组织”一棍子打下去。

④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湖南日报》发表《提高警惕，粉碎敌人破坏革命大联合的阴谋》的社论。文章恶毒地咒骂革命造反派。

3月30日 萧玉枝在“高司”召开的所谓打退“逆流”的大会上发言，极力吹捧“高司”，鼓励他们作出“新贡献”。

3月31日 ①“省红联”发出通知：参加夺权的代表增加到55名，每常委单位平均一名，要求各单位两天内把名单交上来，汇总上报中央(后因长沙形势剧变才被搁下)。

②下旬(或4月初) “省红联”斗、批、改组成员周继明写出《红联当前所存在的几个问题》的小字报，说“省红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材料挂帅”、“领导右倾”，等等。

3月下旬 ①总理办公室传达总理对湖南军区的重要指示：“你们支持‘高司’，但是湖南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高司’?你们要很好考虑这个问题。”但刘子云、崔琳之流，对此，仍然置若网闻。

②湖南军区拟定一个文件，准备对7个革命群众组织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内容大意是：(1)“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动组织，应予取缔。反动头目谢若冰、谢介眉、陈勇、刘建华，采取专政措施。(2)“飞虎兵团”，对总头目胡均国和第二纵队长缪清水专政。(3)“毛泽东思想狂飙战斗纵队湖南总部”定为反动组织，应取缔。支队长以上头目(民愤大的)和个别本身坏，民愤大的一贯作恶分子，实行专政。(4)“青年近卫军总司令部”，对头目李佑之、张双南等人实行专政。(5)“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定为反动组织，须采取专政措施的负责人有刘定安等人。(6)“孙大圣挺进军”。(7)“湖南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在军区上报要把这七个组织打成“反动组织”的报告的那天下午，刘子云、段秉善就急忙召开驻长部队负责人和公安人员会议，策划行动计划。随即，部队作好行动准备，公安部门开好逮捕证，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大肆捕人。)

③刘子云之流妄图把“湖南井冈山”、“东方红总部”等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材料上报后，总理办公室电话问：“‘东方红’总部到底有多少人？”刘子云为了欺骗总理，夸大数字，谎报“30万人”。总理办公室转达总理指示，严肃地提出：“湖南是个谜。湖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反革命?为什么左派那么少，右派那么多？搞了‘湘江风雷’、‘红旗军’之后，为什么又出现了那么大的反动组织?你们做了什么工作?”据说总理办公室还算了一笔账，据刘子云之流的报告，“湘江风雷”、“红旗军”、“东方红总部”等在长沙的人数加起来超过了长沙的总人口。龙、刘、崔对总理的重要指示，不研究、不传达，还说：“上面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为了继续欺骗中央，信口向中央报告说：“‘东方红总部’共两三万人，在长沙的有几千万把人。”

④长沙军分区司令员张本科，为了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假夺权的需要，匆忙下令召开所谓“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在“市革联”的13个常委中，有3个是所谓“因工作需要”由张本科之流圈定硬叫代表“选上”的。

⑤连日来，街头出现了大批揪北京谭震林的大幅标语。有人走访湖南军区群众接待站，接待员说：“已经问过中央军委，北京没有揪谭震林。”事实上，北京正掀起了揪谭高潮。

3月　龙、刘、崔及张本科之流，多次召开武装部长、民兵干部会议，策划召开长沙市民兵代表大会，搞所谓“三结合”夺权。他们规定：“反动组织”(指“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等革命组织)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和“反动组织”中“罪恶大，民愤大，逮捕后释放”的一般成员，都“暂停参加民兵活动”。妄图以此来剥夺革命造反派尤其是革命闯将的民兵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把保皇干将刘秀英等人封为“革命闯将”，圈定为参加“三结合”夺权的“民兵代表候选人”，并印发其“模范事迹”给广大民兵“学习”。甚至，当他们见到某些单位选出的民兵代表是革命造反派的人时，便不予批准，或者暗中通知民兵中的保皇干将去开会。他们还借“恢复民兵活动”、“选举民兵代表”之名，布置登记上报各群众组织的人数、领导人的姓名和政治情况以及该组织的活动情况。同时，他们以同样手法，布置省直机关民兵“选出”代表参加长沙市民兵代表大会，为省直机关夺权“取经”。显然，所谓长沙市民兵代表大会是二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搞“三凑合”，搞反革命的假夺权。(四月份，他们还继续此一阴谋活动，但由于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能得逞。)

4月1日 ①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五点决议，大力支持革命造反派。省市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纷纷翻印传抄。

②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发表，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出了总攻击令。

③根据中央精神，原“工交系统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岩战斗兵团”、“二轻系统红色造反者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红色造反总勤务部”、“外贸系统造反革联”等革命造反组织，通过酝酿讨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联合起来，成立“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长沙工人”)。

4月2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社论指出：对革命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同时指出：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

②革命造反派经过浴血苦战，在劳动广场召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大会。会上愤怒声讨谭震林的滔天罪行，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③“省红联”、军区、“高司”在东风广场开了一个大会。然而，会上竟没有一人提到戚本禹同志于昨天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重要文章的重大意义！

4月3日　①省军区、省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省红联”在东风广场召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师大会”。可是，会上没有喊一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会后，军区部队和基干民兵全付武装游行。

②“湖南井岗山”、“红中会”等革命组织在劳动广场集会，向二月逆流发起反击。到会的有许多革命造反派工人代表，会后举行游行。

4月4日　革命造反派纷纷喊出“打倒省红联！”“红联是个大杂烩！”的革命口号。“省红联”日子难过，召开全体筹委及工作人员会议，讨论“红联”的领导机构是否改组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想找出路。

4月5日 龙刘崔之流强行解散新华印刷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委”，诬蔑“联委”“大方向错了”。该厂革命造反派坚决地进行了抵制和反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4月6日 ①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给了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

②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吴耐先在全市“民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污蔑、攻击革命造反派批判“高司”少数决策人的错误是“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和“全盘否定前段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并煽动说：“‘湘江风雷’等反动组织的残余还在负隅顽抗……对这股逆流必须彻底清算。”

③晚上，刘子云、崔琳之流听说造反派要封《湖南日报》、马上派出一排武装前去保卫。

1967年4月7日至8月中旬 这一时期，我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4月7日，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封闭了资本主义复辟喉舌——所谓“新生的”《湖南日报》，为反击二月逆流打开了政治缺口，革命风暴滚滚而来，锐不可挡。革命造反派工人自下而上地联合起来，举起了“工联”的革命旗帜，战斗在第一线。革命组织“湘江风雷”从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重登政治历史舞台。其他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不断壮大，越战越强。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感到末日已临，便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进行反扑，作垂死的挣扎。他们操纵“公检法”、“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并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对革命造反派大搞武斗，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以“长沙工联”、“湘江风雷”为代表的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战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击退了这股反革命逆流，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八月十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告了张平化、王延春等一小撮“走资派”在政治上的死刑。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它标志着我省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4月7日 ①上午，“湖南井冈山”、“大专院校”等革命组织封闭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所谓“新生的《湖南日报》”。随后，“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等革命组织封闭了龙、刘、崔的御用工具“省红联”和它的机关报《追穷寇》，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打响了第一炮。

②长沙军分区发出关于民兵代表大会通知，大会原定4月9日召开，改为4月11日召开(后来流产了)。

4月8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的重要社论，将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推向新的高潮。

②凌晨1时15分，湖南军区广播说：“《湖南日报》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夺权单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对《湖南日报》社有意见，可以采取协商办法解决，采取强行冲入的做法，影响宣传工作的正常进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都是极为不利的。”“高司”紧密配合这一宣传，立即贴出《封新生的＜湖南日报＞是反革命行动！》《混蛋敢封，老子敢启！》等反动标语。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成立并贴出《布告》。《布告》只提该司令部、政治部接受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竟然不提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

④全市革命造反派上街游行，欢呼《人民日报》“4·8”社论的发表，支持封闭《湖南日报》的革命行动。“高司”、“公检法”等游行则拥护长沙警备区司令部的成立。

⑤“公检法”决策人眼看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喉舌《湖南日报》被封，出动全副武装游行到《湖南日报》社前，大喊：“打倒牛鬼蛇神！”企图向封闭报社的革命造反派、革命小将施加压力，进行挑衅。

⑥刘秀英昨天指使张×带领“红讯兵”在街头上贴出巨幅标语：《红联是个大杂烩！》《舍得一身剐，敢把詹先礼拉下马！》今天又在邮电局坪里挂出一个大横幅《高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⑦首都“红代会”在京成立“湖南问题联络站”并发表声明，受到湖南革命造反派的欢迎。

4月9日　①上午曙光“联总”等58个组织发起在劳动广场召开“高举革命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会上，有各革命造反派和首都红代会代表发言。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②“省红联”在东风广场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与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唱对台戏。

③“工联”筹备小组组织各基层组织，针对我省二月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掀起了一个揪“湖老谭”的高潮。许多工厂、企业都揭露了二月逆流在本厂的表现，公布了大量的材料。

④“省红联”常委、市委机关“革联”坏头头严××，秉承龙刘崔与张本科之流的旨意，在市委机关干部大会上疯狂攻击、诬蔑革命造反派。他说：“(今天)这两个会(指革命造反派在劳动广场召开的大会和“省红联”在东风广场召开的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延安’和‘西安’的问题。”并且把革命造反派封闭《湖南日报》诬蔑为“反革命夺权的信号弹”。

4月10日 ①上午，湖南军区直工处处长萧玉枝与“高司”决策人詹先礼、龙会光密谋策划，煽动了几千人，于下午再次冲入《湖南日报》社，撕毁革命造反派的旗帜86面，丢下旗帜(革命造反派的)134面，还毒打英勇护旗的革命小将。这一行动激起了群众强烈的反对。连“高司”“曾伏虎”战斗队也把自己的旗帜插上了《湖南日报》楼顶。以示反对。

②下午3时许，“高司”数千人，以启封《追穷寇》为名，强行冲进《湖南日报》社，毒打“湖南井冈山”、“红中会”、“红造会”等红卫兵革命小将。“东方红总部”、“孙大圣”的革命工人也遭殴打。“高司”这次撕毁近百面旗子，打伤50余人，造成了轰动全市的“4．10”流血惨案。

4月上旬 ①湖南财贸学院成立“井冈山”、“8·15”战团与“高司”财院总部对立。

②湖南大学革命造反派成立《造反到底》联络站。

4月11日 ①“高司”政治部下令各高等院校总部，叫嚣“批判”《人民日报》“4·8”社论。旋即在街头贴出大幅反动标语：“《人民日报》4月8日社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革命造反派打电话与北京有关方面联系，回电肯定这篇社论没有错误，给了炮打“4·8”社论者以有力的还击。

②大专院校红卫兵“缚苍龙”贴出《正告湖南的谭震林》的大字报。连日街上陆续出现《揪出湖南的谭震林》的标语。

③“红中会”革命小将400余人到河西游行，抗议“高司”制造“4．10”事件，从轮渡码头一直到矿冶学院，遭到“高司”的全线围攻。“高司”的人用破蓆子、臭袜子、烂稻草朝游行队伍中直扔，歇斯底里地大喊“送瘟神!”

4月12日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指示，先后进驻省人委机关、曙光电子管厂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

②“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总司令部发表《封“红联”就是好得很！》的严正声明。

③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揭露“高司”决策人借所谓“批判”《人民日报》“4．8”社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

4月13日 ①在革命造反派的冲击下，“红联”内部发生危机。上午，“高司”决策人詹先礼、佘定成找军区某负责人汇报“红联”内部严重情况，提出了两个改组方案：(1)“高司”等12个组织接管“红联”，开除一些保守组织；(2)“高司”等12个组织杀出“红联”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新的革命“三结合”。因龙书金同意第一个方案，就照龙的旨意办事。

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于今日零时宣布退出“红联”。

③下午6时许，首都红代会高飞(原“三司驻长联络站”的负责人)杨国华在电讯局看大字报，被刘秀英发现，刘立即对他们围攻辩论。事后，高飞等在五一广场贴出了《小丑刘秀英》的大字报，就此予以揭发。

④晚上，“高司”、“公检法”、“省委机关筹委会”、“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10多个组织，在“省红联”开会，发动“宫廷政变”，成立了“临时接管小组”，宣布对“省红联”“夺权”。

4月14日　①凌晨“省红联”通过第三号通告，“郑重宣布”从1967年4月14日零时起“湖南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一切权力归“红联临时领导小组”。

②“工联”筹备小组负责人和拖拉机配件厂、长沙锅炉厂、长沙电机厂等20多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找军区负责人当面提意见，指出军区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③红色新闻兵《长沙晚报》革命造反团宣布退出“省红联”。

④毛主席母校“8．21”革命工人造反军、东方红革委会先后声明退出“省红联”。

⑤下午，被“省红联”决策人拟予清洗的11个保守组织和几个被“红联”承认的组织在省委招待所开会，宣布不承认“红联临时领导小组”的这次“接管”，并酝酿反夺权。以后，又纷纷跑到“红联”质问，闹了一通。

⑥晚上，“省红联”开会，“省公检法”提出要将“接管”改为“整顿”，詹先礼仍主张“接管”，而且认为“事不宜迟”。

⑦晚上9时至10时，首都红代会代表会见龙书金。龙认为“红联不是大杂烩”，“‘高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湖南日报》不应该封”。当问到湖南有没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时，龙说：“没有，……。有人要揪湖南的谭震林，那就是我啰！哈哈！”

4月15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强调：我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大力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

②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冲杀出来，宣布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工交战线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工联”的诞生，标志着长沙地区的工人阶级已经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成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③詹先礼召集“省红联”原筹委紧急会议，承认“宫廷政变”是错误的，宣布前两天发布的《通告》作废。

④“高司”政委佘定成主张：杀川“红联”，保存“高司”。因此钢杆“高司派”立即把他赶下了台，随后河西贴出了“打倒投降主义”、“打倒卖国主义”等标语、大字报。

⑤“省红联”决策人迫于内外的压力，宣布开除“毛主席的真理军”等十几个组织。

⑥“高司”矿冶“反到底兵团”、“造反有理军”等组织封了“省红联”，同时发表声明。

⑦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迫害的陈里宁同志，从首都给湖南革命造反派寄来一封信，表示要“坚定地同刘、邓反革命党羽作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

⑧被张平化抓过“黑鬼”，以后投入龙刘崔怀抱的湘潭“革造联”决策人蓝云飞，于晚上在湖大礼堂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大喊支持“高司”，支持“红联”，暂时稳住了“高司”的阵脚。

⑨下午4时至6时，“高司”矿冶总部两派斗争表面化。一派坚决要求退出“省红联”，要揪出湖南的谭震林。深夜2时，“高司”师院、湖大的人得讯后，气势汹汹地到矿冶游行，高喊“反对分裂”、“不准退出省红联”。

4月16日　①“雄鹰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革命委员会”、“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组织退出“省红联”。

②章伯森、梁春阳两同志找湖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明确指出龙书金之流犯了路线错误，希望迅速改正。“高司”随即贴出《把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章伯森揪出来！》的大标语。

③上午8时，原“高司”编辑合工作人员、农学院学生刘国社，因为起来反对“高司”，竟遭“高司”司令部钢杆的突然袭击，被打、抓、推、拉，斗争达两小时之久。

④连日来，湖大的钢杆“红联高司派”举行游行，口号是：“青松不老，‘高司’‘红联’不倒！”

4月17日　①上午10时，“高司”湖大总部决策人指使职工大队抢、砸湖大“造反到底联络站”，并往造反派女战士的脸上倒墨水，画花脸，进行侮辱。

②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琳，再次提出省军区在前段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

4月18日　①“高司”矿冶负责人王占中唆使一群“钢杆”辱骂矿冶“红旗”兵团是“反革命”，叫喊必须对“红旗”兵团实行专政，并毒打了“红旗”战士颜××。

②晚上，“高司”“审问”章伯森，直至19日凌晨两点钟。

4月19日　“高司”等组织在东风广场举行纪念八·一九8周月大会，矿冶“红旗”兵团抬着《砸烂“红联”》的标语牌进了会场。“高司”决策人见了，歇斯底里大发作，立即指使湖大学生围攻“红旗”兵团战士，打烂毛主席像，撕毁语录牌和红卫兵袖章，并将“红旗”战士边打边拖，一个个拖出会场。会后游行，他们的主要口号还是：“青松不老，‘红联’‘高司’不倒！”。

4月20日 ①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对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又说：“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军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

②“高司”师院一批同学经过下厂调查，同工人接触，逐步改变观点，杀出“高司”，成立了“横空出世”兵团。他们当中有不少是“8·19”的时候开始造反的，有的还是运动初期赶刘、邓工作组的革命闯将。

4月21日　龙书金在支左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承认《湖南日报》“三结合”有问题。但又说“‘高司’是长沙市最早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还说：“红联”不是大杂烩。

4月22日 ①章伯森发表《对当前形势的声明》，要点有三：(1)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表现在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支持保守势力，打击老造反派上。(2)认为造反派封《湖南日报》和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是革命行动。(3)表示要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②军区群众接待站扬言：“如果‘红联’垮了，就是剩下‘高司’一个也要支持到底。‘高司’即使垮了，就对全省进行军事管制”。

③“省红联”捏造并贴出所谓《国务院办公厅给湖南‘省红联’的复电》，假冒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吹嘘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4月23日 ①“省红联”宣传部负责人陈×(省广播电台的)因观点不同，自动退出。事后，揭发了“省红联”充当二月资本主义复辟御用工具的大量事实。

②“矿冶延安红卫兵”贴出《“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的大标语。

③晚，湖南军区崔琳与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诬蔑革命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行动是“逆流”，胡说揪湖老谭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责章伯森、梁春阳的《声明》是“挑起群众斗群众”，吹嘘“红联”、“高司”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并叫喊什么“打倒他们，就是打倒军区”。他继续攻击“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说：“依靠老造反派，团结新造反派，这种提法缺乏阶级分析，因为有的单位老造反派内部成分不纯，如‘井岗山’、‘近卫军’、‘孙大圣’，实际上是‘湘江风雷’的外围，怎么依靠?”

4月24日 ①章伯森、梁春阳、贾镛、吴玉玺联名写出第二张大字报，除重申第一张大字报的观点外，还指出：“省红联充当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工具，它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它的组织本身就是一锅大杂烩。”

②刘秀英操纵的“红讯兵”曾在市邮电局贴过《封＜湖南日报＞有罪！》的标语。不久，章伯森等的声明发表了，刘秀英又开出车子上街宣传：“《湖南日报》封得有理！”“红联的家丑就是要外扬！”

③在革命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湖南军区文化革命办公室撤销。

④华国锋与万达发表联合声明，说章伯森等人的大字报，一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二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4月25日 ①上午，长沙市广大革命造反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迎着朝阳在长沙车站隆重举行集会，热烈庆祝采色文献记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从祖国伟大首都北京送来长沙。

②“公检法”主要决策人×××突然吞服过量雷米封的药物，企图自杀，因发觉较早，送往医院抢救未死。

③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发出联合声明。声明说：鉴于“省红联”是个大杂烩，“红联”少数决策人企图用改良主义办法维持残局，因比决定退出“省红联”，同时声明退出省委机关联合筹委会，另外成立“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④《长沙晚报》发表题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正确地分析了长沙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战斗，彻底粉碎二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广大革命造反派连日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前往祝贺。

⑥梁春阳对××机关革命造反派讲话，就当前形势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革命造反派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武装镇压。

⑥下午，军区政委谭文邦找余定成谈话，说：“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很大的错误……，有错误就要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坚决越好。再封《湖南日报》有理。建议‘高司’出面解散‘红联’。”

⑦王延春、华国锋、万达写出大字报，都不承认二、三月有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⑧“为《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平反调查团”发表《公告》，宣布正式成立。

⑨“省红联”、“高司”成立所谓“专揪章伯森兵团”、“五洋捉蹩战斗队”，对支持“工联”的亮相领导干部进行打击。

⑩晚上，“红讯兵”发表声明，退出“省红联”。

⑾师院“横空出世”兵团、“湖南井冈山”与一中“红造会”，在师院外语楼联合举办“再封《湖南日报》有理展览”。“高司”师院临时总部，于深夜12点4次广播，煽动几百名“钢杆”，强行冲入展览室，撕烂、焚毁全部展览图片，四、五个人拉一个人从楼上拖到楼下进行毒打。“横空出世”战士高呼：“要按《十六条》办事！”“高司”暴徒怒骂道：“管他十六条、十八条，我们就是要打死你们！”这次事件中师院造反派轻伤20多人，重伤10多人。

4月26日 ①“长沙工联”发布第一号《通令》，声明：(1)一切革命造反派，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党内头号走资派，斩断他伸向湖南的黑爪。(2)要坚决维护解放军的尊严和威信，有意见送大字报，不得上街。(3)欢迎和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4)坚持文斗，反对武斗。(5)“高司”决策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应把广大革命师生同他们区别开来，帮助广大革命师生造“高司”决策人的反。

②“工联”在市总工会小礼堂，召集长沙市工矿企业支持“工联”的亮相革命干部90多人开座谈会，同他们交换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与两条路线斗争的体会。会上，“工联”负责人着重批判了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明确表示了革命造反派“敢于解放一大片，勇于打击一小撮”的鲜明态度，鼓励和支持他们站出来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③在“东方红总部”、“湖南井冈山”、“共大全无敌兵团”、“湖南海员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的强烈要求下，“公检法”宣布释放退休老干部江一舟同志。江出狱后，向各革命组织的代表介绍了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他是作为“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的“顾问”被捕的。

④《长沙晚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

⑤近日，××军区支左办湖南组电话通知长沙警备区司令部：(1)“高司”是革命左派，“高司”是老造反派，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2)湖南军区没有谭震林和赵永夫式的人物；(3)“公检法”是革命群众组织；(4)“红联”成立以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要走北京的道路；(5)章伯森、梁春阳的亮相，我们还要看一看。

4月27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广大革命造反派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这一最高指示。

②“工联”邀请省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和部分革命干部开座谈会，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并研究了如何争取军区某些负责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也充分估计到有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可能挑起武斗，必须作好思想准备。

③“湘江风雷”1927支队负责人廖洁在关押82天后于今日被释放。

4月28日　①“8．19造反有理军”宣布成立。负责人是胡宜民。大部分成员是从“造反有理军”中杀出来的。

②《湖南日报》“革委会”主要决策人、报社“走资派”尹岳中的反动面目日益被揭露，他混不下去了，发表声明退出“革委会”。但他借机放毒，遭到革命造反派的痛斥。半小时后，他又急忙写出第二个声明，“检讨”错误。随后，湖南军区驻报社代表也撤离报社。至此，龙、刘、崔一手炮制的“三凑合”典型——《湖南日报》“革委会”宣告垮台。

③长沙市委副书记、“走资派”李照民、张肃斋等，在长沙军分区的支持下，串通41名领导干部，抛出《我们同章伯森的根本分歧》的大字报，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污蔑攻击，对领导干部亮相进行压制。

④重大“8．15”、天大“8．13”、西交大文革派代表到湖大，拼凑反革命小联合，大反“首都三司”和“红代会”，并写出《向太上皇宣战》的大字报。“高司”湖大土木系工程兵“送瘟神”战斗队也贴出《团结起来战斗》的大字报。它说：“我们要学习重大‘8．15’不怕死、不信邪的精神”，“和‘三联站’的小丑决一死战”。很明显，它们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文革的。

⑤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崔琳等在“红联”所属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讲话。龙书金说：“红联、高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谁说你们的方向不正确呀！有点错误是难免的，改正就是了嘛！现在要走北京的联合道路，红联要促进这样的联合，目前不能解散，如果解散，就会中了敌人的计。”“章伯森的大字报不符合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人认为是好的，我认为不好。第一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第二是指向群众，当然也是指向军区。打倒高司、红联，就是打倒我们，揪高司的后台，就是我们。”崔琳说：“章伯森的两张大字报，是跳出来，还是站出来呀？！你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写出这样的大字报，用心是恶毒的。‘红联’要想办法把他过去的材料公布出来。要抓住他进行批判，把他的嚣张气焰压下去。看来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后台。”

4月29日　凌晨两点，在省委招待所召开有“红联”、“高司”、“公检法”及有龙书金、谭文邦亲自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詹先礼代表“红联”向军区提出10个问题。很久，龙、谭没有表态。“公检法”的人也提质问。龙、谭先后讲了话，大意是：(1)“高司”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过去支持它，现在没有说不支持他。“红联”大方向是正确的。过去从未正式表态，但你们明白，我们清楚。现在要再一次公开表态，你们看是否好?(2)“湘江风雷”我们从未说过它是反动组织，军区三个通告便是明证。对头目进行专政措施是中央的批示。现在有人翻案，我们的态度是看中央意见，中央说可以翻案我们就翻案。(3)章伯森的两张大字报，第一张是对解放军的，第二张是对“红联”的。对他这个人，过去在北京开会时想结合他，后来发现他问题不少，没有结合他了。现在他这样“亮相”不好，自己还没有过关呢！(4)军区的工作有缺点和错误：一、肃流毒打击面太宽；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去，好多地方屁股坐歪了。这样谈了以后，会场情绪才缓和下来。

4月30日 ①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文革的联合接待站的同志。他在谈到一些省市情况时就谈到了湖南。大意是：湖南目前斗争也很激烈，是在“湘江风雷”的问题上。我们说过，“湘江风雷”里混进了极个别的坏人。可是他们处理时，抓了许多人，里头有很多是好人。为这个问题，听说有个章伯森同志出来造反了，这很好嘛！章伯森同志是省委书记处里一个书记。

②龙书金向“工联”汽电“造反有理”总队负责人“征求意见”后，发表谈话，假意向受迫害的革命造反派战士道歉，只承认抓了“湘江风雷”5200多人(实际上抓的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③“高司”财院总部负责人李太平集合几十个“钢杆”冲散了“井冈山”“8．15”战团去戏剧学校参加大会的队伍。王××同志曾因贴出质问“长高司”决策人的16个问题的大字报被他们开除后，这次又遭毒打。

④“省公检法”中有9人反对“红联”，宣布退出该组织，另成立“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团”。

4月下旬 军区文革小组开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同志严肃指出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崔琳听了暴跳如雷说：“我们军区没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就是多抓了一些人，基层有些宣传队站错了队。”

4月　革命闯将毛士凤(龚湘)同志被营救出狱。以韶山党支部为核心的敌后人民武装“湖南人民解放军湘中纠察总队”司令员毛士凤同志及其战友们，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因坚持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礼、官健平、庞柱中(地主分子)、周政所推行的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解放以来一直受到周、官、庞、周的疯狂政治迫害。“湘中纠察总队”被打成“反革命部队”、“土匪部队”，毛士凤等同志被打成“反革命”，或被开除党籍，或被判刑劳改。1958年，周、官、庞、周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小舟、罗琪南以及徐启文勾结，把毛士凤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土匪头子”，判处徒刑10年(后因“在劳改中表现好”，减刑两年)。刑满后，他们不仅不予释放，反而妄图杀害毛士凤同志以消灭罪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都红代会革命小将和我省革命造反派，组成了首都红代会赴湘专案调查组等组织，深入群众作长期艰苦的调查，终于初步揭开了这个沉重的阶级斗争盖子，并于四月份将革命闯将毛士凤同志营救出狱。毛士凤同志出狱后，和“湘中纠察总队”的战友们同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正在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湖南的黑爪牙猛烈开火。

5月1日 ①上午10时，由“工联”组织的以工人队伍为主体的各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15万人，在东风广场举行《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总攻击。会后，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行示威。

②郊区贫下中农2万余人准备进城参加集会游行。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由“工联”出面，进行劝阻，没有进城。但“高司”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借口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长沙县大圫公社和岳麓公社煽动1000余农民上街游行。“高司”和“红色怒火”混杂在农民中，毒打一个喊“打倒‘高司’一小撮”的小孩，蓄意挑起武斗。

③省直属机关红色造反者总勤务站(简称：“省直红勤站”)成立，声明坚决支持“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

④“公检法”内部开始分化，一批杀出来的战士组成“永卫东”革命造反兵团。

⑤“省红联”发出《“五·一”公告》，声称：“要走北京道路”，分战线搞联合。随后积极筹划所谓“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等。

5月2日　①“再封《湖南日报》有理展览”，前遭破坏，经过整理，改在报社内展出。

②龙、刘、崔蒙蔽、指使“高司”学生到各厂矿、企业、机关搞情报活动，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遭到革命造反派强烈反对。许多地方赶“变相工作组”。

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华社综合报导中提到长沙市广大革命群众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高司”大为不满，他们分几批到新华社湖南分社寻衅、质问，均被分社接待员严辞驳斥，扫兴而归。

5月3日 ①上午，“红艺会”、“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省文化局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等在红色剧院联合举行大会，声讨三反分子刘少奇的滔天罪行。省文化局副局长张瑞同同志，在大会上表态：(1)二月以来有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2)再封《湖南日报》有理。(3)“红联”是个大杂烩，必须彻底解散。(4)“高司”必须彻底改组。(5)坚决支持“工联”的一切革命行动。

②下午2时，“高司”在湖大礼堂举行“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章伯森”大会。会议进行中，有“高司”一同学将一张写有《章伯森的两次声明好得很！》的长标语从二楼放下来，马上获得部分同学的掌声。放长标语的同学被无理赶出会场。

③下午，师院“横空出世”兵团举行批判刘少奇专题广播。“高司”师院决策人煽动大批“钢杆”进行围攻，“横空出世”10多名战士惨遭毒打。“高司”决策人还说：“这是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晚上，师院“横空出世”兵团就此事游行抗议，又遭到“高司”矿冶和湖大暴徒的围攻殴打。

④“高司”纠集约1，500名受蒙蔽的农民放弃生产，上街游行，故意向“六号门”工人挑衅。由于工人革命造反派采取回避态度，才避免冲突。

⑤为了恢复四大的正当权利，许多革命造反组织要求收回“2·4”以后被“高司”强行霸占的河东各广播站，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⑥龙书金在接见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的代表时说：“取缔’红旗军’时，中央四个单位的批示是抓几个头头，没犯错误：‘2·4’批示，中央文革说，对‘湘江风雷’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排长是头目，班长是头目，所以我们就抓多了。”“抓到支队长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妄图把自己的罪责往上推。

5月4日　①《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在编印《新华社电讯》的工作中，出了一处严重的政治差错。他们自己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即将当天报纸全部收回(仅零售了一小部分)，并随即去电中央文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两次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然而，“省红联”、“高司”一小撮决策人想捞稻草，乘机大造舆论，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还搞了所谓“罪行展览”，欲将“红色新闻兵”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后快。由于革命造反派坚决反击，这一阴谋没有得逞。

②长沙市邮电局“红旗战斗兵团”在一中小礼堂举行了“关于刘秀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情况的调查报告会”，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刘秀英与陶铸、张平化的黑关系，以及她在二月逆流中利用职权，窃听造反派电话，收集情报，为龙、刘、崔效劳的罪恶活动。

③由“省红联”组织的《发扬“五·四”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大会》在东风广场召开，会后游行，高呼“打倒章伯森、梁春阳”、“谁为湘江疯狗翻案，谁就是反革命！”“青松不老，红联、高司永不倒！”等口号。

5月5日 ①章伯森被“高司”湖大绑走，连续斗争5天之后，今日放回。

②“省红联”斗、批、改组和省委机关联合筹委会在体育馆主办章伯森问题专题报告，到会5000余人。会议开到中途，由于省体委“红旗”公社造了反，只得草草收场。

③晚，军区林国兴副政委召集各革命造反派负责人开会，讨论制止武斗。与此同时，“红色怒火”抢砸了“青年近卫军”总部，打伤值班战士，抢走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材料。“青年近卫军”虽遭受损失，但坚决自卫，当场捕获5名暴徒，其中就有军区×副司令员及处长萧玉枝等人子弟3人。军区连续几次派摩托车来要人。

5月6日　①《湖南日报》革命职工“造反有理”总队，“红色新闻兵”总队在痛斥“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及其同伙在《新华社电讯》问题上恶毒诽谤和攻击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无耻谰言中，指出“高司”在公开印发的各种宣传资料中有过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

②“青年近卫军”成立“专打‘联动’武工队”。“联动”和“红色怒火”对“青年近卫军”更加恨之入骨。

③据悉，中央派人来长调查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保守派纷纷上街，向“高司”河东的几个据点送标语、对联，互相游行支持。“公检法”还暗中布置居民买鞭爆“欢迎”“高司”队伍。龙、刘、崔之流假造民意，虚张声势，为“高司”捧场。

④晚上，“红色怒火”暴徒50余人，自称“联动”，翻墙冲入“青年近卫军”总部，竟然疯狂地喊出“打倒江×”“刘××万岁”等反革命口号。

5月7日　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将刘氏黑《修养》从政治上、理论上批判得体无完肤。省、市无产阶级革命热烈欢呼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

②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驻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表《我们的看法》，公开支持该厂“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队”等革命造反组织的革命行动。这是驻长解放军第一次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

③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人民日报》为庆祝“五·七”指示一周年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厂解放军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兄弟工厂的革命造反派70多个单位的代表参加。

5月8日 ①湘潭锰矿为了迎接宝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6954部队驻湘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东方红红色造反者东升司令部、湘锰捍卫总队三方面达成协议，共同派代表迎接。由于保守组织湘锰捍卫总队撕毁协议，而革命造反派组织东升司令部坚持按协议办事，双方发生冲突，引起武斗，“捍卫总队”打伤首都红代会赴湘调查团及“东升”战士与其他革命群众数十人。革命造反派要求湘潭警备区司令部及当地驻军调查处理，得不到答复，便于晚8点开始绝食。长沙“红中会”、“湖南井冈山”战士闻讯后前往支援，也参加了绝食斗争。

②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声援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街头贴出“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标语。

5月9日 ①上午8时，军区副政委林国兴，就有关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军区支左，屁股坐到“保”字号一边去了。对“工联”、“红联”、“高司”及“三联站”，说要进一步调查；“公检法”是不是专政工具，由群众去看。并且说《湖南日报》革委会有问题，是合二而一的结合。

②长沙汽车电器厂革命造反派举行夺权大会。尚在狱中的革命闯将梁甘林被选为革委会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字341部队驻汽电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汽电造反有理总队”是左派组织，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表示坚决支持。下午3点以后，一直到午夜，全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纷纷前往祝贺。

5月10日 ①《红旗》杂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江青同志的《谈京剧革命》。这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②“工联”发表《关于湖南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第一号)，提出：(1)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2)坚决响应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决不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3)“省红联”只准解散，不准改良；(4)对于“高司”一小撮决策人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③“工联”、“红中会”、“红造会”、“红艺会”、省体委“红旗公社”近200名革命战士乘车至宁乡花明楼，宣传毛泽东思想，并抄了刘贼少奇的黑窝。

④“汽电造反有理总队”夺权后，崔琳在军区招待所接见该厂保守组织“革命军”的代表，勉励他们“坚持斗争”。于是“革命军”上街游行贴标语，诬蔑汽电革命造反派的“5．9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并殴打支左驻军代表，叫喊“总字341部队不能代表解放军！”气焰十分嚣张。

⑤长沙市革命造反派中等学校教职工联合委员会(简称“中教联”)发表《给全市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同志们的一封公开信》和《对当前形势的几点声明》，宣布支持“工联”。

⑥晚上，支持“工联”方面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全市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主要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张平化为首的反党集团！”“揪出湖老谭！”“要工联，不要红联！”“打倒高司一小撮，解散红联会！”等。

5月11日 ①凌晨2时，湖南军区群众接待站广播：“最近许多来访群众问我们对‘高司’态度如何?我们认为‘高司’在湖南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革命发展转折点的复杂情况下，犯过一些错误，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相信这些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定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过去支持他们，现在仍然支持他们。”“高司”和其他保守组织连夜游行，大造声势。这是龙、刘、崔又一次出面配合保守派、压制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步骤。

②长沙市妇联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批判斗争市委委员、市妇联党组书记、市妇联主任、保守组织“真理军”政治顾问张敏东。张非常顽固，斗争会后，于12日逃到广州“告状”去了。

③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召集龙书金、谭文邦、刘校长(解放军长沙政治干校)、黎军长(47军)初步研究了湖南问题。龙书金打来电话，大意如下：(1)处理“湘江风雷”善后工作要做到除少数反动头目外，群众一律无罪。(2)“高司”问题，黄司令员没表态。(3)“红联”与形势发展不适应，必须解散，回到本系统去。(4)“工联”需要调查，如是左派，要支持。章伯森、梁春阳插手，究竟是什么关系，暂时不理他。

④梁春阳、贾镛商量解决湘潭革命造反派进行的绝食斗争问题。晚上，由贾带队去湘潭。

5月12日 ①章伯森、梁春阳、吴玉玺、贾镛、毛华初、杜一夫等25人写出《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表示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批判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他们认为“省红联”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产物，必须解散，对于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领导干部，不能采取“枪打出头鸟”的错误作法。他们表示要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战斗，接受新的考验。

②龙、刘、崔之流抛出了一份《湖南军区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检查》，避而不谈军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有意抬高“高司”的身价，进一步挑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敌对情绪。

5月13日 ①李××等向军区领导人汇报《湖南日报》的情况时，崔琳说：“过去听说《湖南日报》的战斗团(保守派)很好，现在你们作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不同意。说报社的夺权是保守派翻天，这是反动的。我不同意‘封报有理’，不承认报社的‘革委会’是反革命复辟的‘三结合’，不承认新生的《湖南日报》是毒草。”又说：“如果你们思想跟我一致，大家心齐，我在他们封报的几天之内，是可以把报社重新夺回来的。”

②晚，“大专院校”、“高校造反军”、“井冈山”、“红中会”等革命组织，采取革命手段，从“高司”河东联络站等几处地方，搜出了大批黑材料。

5月14日　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广州、湖南军区发出最新五点指示，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一、现将广州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是犯过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三、不能动动摇摇，犹豫不决，听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问题都想通了。

②“红中会”、“红造会”就湘潭“5．8”事件向湖南省军区发出《照会》，强烈要求军区和湘潭警备区司令部迅速解决绝食问题。

③长沙革命造反派战士为了声援湘潭革命造反派就湘锰“5．8”事件所进行的绝食斗争，从下午2时开始，在湖南军区门前展开绝食斗争。同时，首都红代会赴湘联合调查团向湖南军区发出《照会》，为支援革命造反派宣布静坐绝食。

④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30多个单位10万余人在东风广场召开“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誓师大会”，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要文章的发表，同时声援湘潭革命造反派的绝食抗暴斗争。会上，省水利电力厅副厅长贾镛和首都红代会赴湘调查团代表发言。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⑤下午5时，中央文革办周子荣同志给首都红代会赴湘联合调查团来电，内容如下：(1)军队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和群众心连心，爱护群众，对群众正面进行政治教育。(2)军队支左有错误、有问题，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3)要协商解决问题，不要绝食，吃饱饭干革命，掌握斗争大方向。

⑥崔琳在一次会议上说：“支左办的工作转向反对绝食的斗争，其他的事都往后推。要把湘潭、长沙的绝食经过写个材料上报，准备打官司，目标对准章、梁，上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市广播。”

5月15日　①“工联”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一面与龙刘崔及其御用工具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采取措施，保护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

②“工联”曙光“联总”几百人在五一广场举行静坐示威，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绝食斗争。随后，建湘瓷厂、长沙纺织厂、湖南线带厂、汽车电器厂等单位革命造反派也纷纷前往支援，一道静坐示威。

③长沙水泵厂革命造反派在市公安局门前举行静坐示威，原因是“公检法”整了他们的黑材料。

④“高司”在东风广场斗争亮相革命领导干部章伯森。会上，将章反绑，使劲按章的头多次。

⑤章伯森、梁春阳、吴玉玺、贾镛联名上书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汇报龙刘崔等人大力推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

5月16日 ①一年前，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公开发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通知》的公开发表，举行了广泛而隆重的庆祝活动。

②下午4时，戚本禹同志给章伯森同志打来电话，大意是：(1)你站出来很好。(章说：“我站出来，保皇派斗我，造反派不太相信我。”)你站出来工作嘛！你认为对的就坚持；(2)你动员绝食的同学吃饭，吃饱饭闹革命；(3)湖南问题中央已经考虑了，准备安排。

③章伯森、梁春阳、贾镛三同志积极传达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说服绝食同学无条件复食。

④省会革命造反派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号召，从晚上8时半起开始复食，并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⑤晚上8时许，“工联”等革命左派组织，采取断然措施，到“省红联”搜出大批黑材料。

⑥“公检法”司令部决策人易炳坤传达一次广州座谈会精神，说：“341部队，政治干校有些人的讲话不能代表解放军，是吹牛皮。”“‘湘江风雷’是经过中央批的，把一些人放出来没关系，让他们闹，和帝国主义一锅煮。”

5月17日 ①由刘子云之流指使“高司”决策人一手炮制的所谓“红代会”，已由14个单位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宣布对外正式办公。

②军区突然将省委机关(包括省委档案馆)的岗哨全部撤掉(经过提意见，档案馆的岗哨于27日恢复)，以后，又撤了省人委的岗哨，善意制造混乱。

③下午3时许，省物资局保守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带领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强行冲入章伯森、梁春阳同志(他们是16日要求来省物资局住宿的)的住处。革命造反派省物资系统红色造反者纵队总部，为了确保章、梁的安全，迅速将他们转移。

5月17(—18)日 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烈欢呼中共中央《5·16通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重要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的发表，热烈庆祝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一周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

②梁春阳被“高司”绑架到湖大进行斗争。“高司”硬要将“挑起绝食”和“砸”“红联”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梁不承认，“高司”的人便强迫他下跪，把他“坐飞机”，对他拳打脚踢，进行体罚。次日，继续开小会斗争。

5月18日 ①据湖南军区三支办透露：(1)“工联”是自下而上的联合，比较纯，应该支持。(2)章伯森的问题应重新考虑，因戚本禹同志已经表态。(3)“红联”肯定要解散，但要在适当时间。(4)“高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决策人必须作检讨。此讯传出，“高司”在军区院内大吵大闹，施加压力。

②崔琳在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讨论支持“工联”的会议上大放厥词。他说：“你(林国兴)主张支持‘工联’，是你个人的意见，在军区党委讨论时你是少数，不要搞成是党委的意见。支持几个厂子我同意，支持‘工联’我不同意。‘工联’是谁控制的?好几万人都是什么人你清楚吗?反正我不支持‘工联’。”还说：“如果‘井冈山’是左派，我崔琳的脑袋就不要了。”

③“高司”湖大河东战斗队私自烧掉整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与湘中印刷厂造反派发生武斗。“公检法”司令部派人参加武斗，殴打革命造反派工人。

④“高司”矿冶负责人唆使一群“钢杆”辱骂革命造反派矿冶“红旗”兵团是“反革命”。叫嚣必须对“红旗”实行“专政”，并毒打“红旗”战士颜××。

⑤“高司”各总部相继成立“武工队”。其中“湖医”有“尽开颜自卫反击武工队”、“逼上梁山武工队”、“被迫自卫武工队”。师院有“红旗纵队驻司令部武工队”、“师院红旗自卫反击武工队”等。

⑥在刘子云之流的纵容下，“高司”决策人采用由社、队补助钱粮和记高额工分等办法，煽动农民兄弟上千人进城游行，反对“工联”，支持“高司”。

⑦刘秀英在长沙邮电局就长沙地区邮电职工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又臭又长的谈话，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5月19日 ①“湘江风雷”广大战士经过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冲破重重阻力，开始恢复或建立组织(如“金猴”、“缚苍龙”、“卷西风”等战团、支队)，为“湘江风雷”在政治上重新登上湖南文化大革命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②市委机关有一批革命同志，不怕围攻谩骂，冲杀出来，成立了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团，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欢迎。

③上午，“高司”财院40多人，开会斗争梁春阳同志，逼他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后台。梁趁此机会，大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阐明自己的观点。“高司”“钢杆”们恼羞成怒，将梁按倒，并打耳光。下午，又把梁送到“高司”铁院开大会斗争。

④“工联”等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大会批判斗争王延春、华国锋，并揭发批判“省红联”的罪行。会上高呼“打倒刘少奇！”“砸烂‘省红联’！”等革命口号。会后举行游行。

⑤“八·一九造反有理军”负责人胡宜民路过“高司”湖医总部，见到“高司”一伙人正在围攻一个贴大字报的，便前去劝解，也遭到围攻、殴打。

5月20日　①上午，梁春阳同志被“高司”由铁院拉到中医学院斗争。开始，他们要梁向“群众”低头，梁说：“你们现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如果向你们低头，就等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低头。”接着，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当天，“高司”湖医也开会斗争梁春阳。在下楼梯的过道上，梁就被打伤几处。到礼堂后，由于主持会议的人的煽动，十几个人把梁按倒在台上拳打脚踢。当时，梁被打得不能行走，由两个人夹持着送到一间空房，加以看守。一小时后，又把他送到矿冶。梁曾多次要求找医生诊治都被拒绝。

②“工联”就章伯森同志亮相问题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在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章伯森同志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愿意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勇敢地站出来亮相，这是非常可喜的。他的四个声明，旗帜鲜明，对此，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同时，也就“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非法绑架、残酷斗打另一个亮相干部梁春阳同志的暴行，提出最最严重的警告和最最强烈的抗议。

③湖大王晓同志贴出《给“高司”负责人及广大革命师生一封公开信》。认为“省红联”是个大杂烩，必须解散；封《湖南日报》有理。表示支持“工联”和高校造反派。指出“高司”犯有严重错误，必须悬崖勒马。最后建议“高司”各总部在校外的同学回校，在校内的同学必须保证“四大”。

④湖南军区第四号通告开始在农村生产队长一级干部会上传达。通告大体内容如下：(1)“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中小头目，除少数坏人、公安六条中的第四条所指出的几种人外，一律不追究，不登记历史账，不整材料，整了的当面烧毁，并允许自由选择加入革命组织(即第一、二、三条)。(2)除依法判刑的，凡受党团组织处分一律无效，工资照发(即第四条)。(3)由军区用文字或口头取缔的组织应予平反；宣布解散的，可以恢复组织(即第五条)。这个“通告”仍然把“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作为“反动组织”看待。“通告”不敢在长沙市内张贴。可见龙、刘、崔之流是如何做贼心虚的！

⑤“政法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宣布成立。

⑥龙、刘、崔迫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压力，于晚上7时将省航运局副局长、“湘江风雷”成员罗新发释放出来。但军区和“公检法”仍然一口咬定“罗新发有罪”。

5月中旬 ①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将《长沙晚报》“4．25”、“4．26”两篇社论编印成《活叶文选》以后，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欢迎，但刘子云、张本科之流又恨又怕，唆使“高司”疯狂反扑，把这两篇社论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污蔑出版《活叶文选》是“反革命行动”。长沙军分区通知出版社“走资派”不许向长沙以外的地区发行这期《活叶文选》。出版社、晚报和市新华书店的保守派还印出传单，大肆诽谤攻击。5月中旬，“高司”派出一小撮暴徒闯入市新华书店，竟在《活叶文选》第一页“毛主席语录”栏上贴上“大毒草，仅供批判”的油印条子。对于这些捣乱活动，革命造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工联”等革命组织派人保卫了长沙晚报社；《红色新闻兵》长沙晚报革命造反团、《红色出版兵》、省新华书店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战斗队、市新华书店红色造反者联合战斗队等革命组织及时印发了《＜长沙晚报＞4．25、4．26社论不容诬蔑！》等传单，并通过发行系统以及“工联”等革命组织，终于将《活叶文选》发到了全省各地。

②“工联”战士把万达弄到工厂，有意识地给他一个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受教育的机会。但万拒不回头。他从工厂回去后，立即又同龙、刘、崔勾结，利用“省红联”这个御用工具大干坏事，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对抗。

③“湖南省会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主要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砸烂周扬的黑爪牙周立波之流把持的省文联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受迫害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平反。该站与湘潭、株洲、衡阳等地业余作者联系后，现改名为“湖南省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联络站。”出版了《造反文艺》。

④在章、梁的带动下，在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已有省级副厅(局)长以上干部56人，市级机关副局长以上干部60多人公开声明站在“工联”等革命造反派一边。

⑤“红色怒火”指挥部搬进中苏友好馆。

5月21日 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15万人在东风广场举行《斩断刘少奇伸向湖南的魔爪的大会》。大会发言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红旗内燃机配件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省委机关“永向东”、首都“红代会”赴湘调查团等革命组织代表，刚出狱的革命领导干部罗新发和亮相领导干部杜一夫也讲了话。根据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大会当场公布了“省红联”整革命群众组织的部分黑材料。

②大圫公社2000多农民被龙、刘、崔诱骗进城支持“高司”、“红联”的游行队伍来到小吴门。他们跟着“工联”的宣传车喊“打倒‘高司’一小撮，解散‘红联会’！”的口号，弄得两旁群众啼笑皆非。他们进城是上面布置的，每人每天三角钱、半斤米，还记工分。

③“高司”决策人指使矿冶“万山红遍”等战斗队和师院“不怕压”战斗队，向湖南军区指战员发出一封公开信，题目是《龙司令，你想错了》，向龙书金施加政治压力，企图继续维持“省红联”摇摇欲坠的残局。

④“高司”财院“南下武工队”贴出反动“布告”，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诬蔑、谩骂、威吓，说什么“近日来财院‘扒衣服’(八一五战团)、‘精光散’(井冈山)、‘疯鸡’(红旗)等保章派活动猖狂。我队是打抱不平，专杀保章派，自今日起‘扒衣服’、‘精光散’、‘疯鸡’等如执迷不悟，继续保章，打、砸、抢各革命造反派总部，欺凌革命小将，格杀勿论，格揍勿论。切切此布。”

⑤湖大“造反到底”联络站战士回到学校，“高司”湖大总部决策人立即将该联络站战士刘××抓住，从三舍一直拖到土木系食堂，打得昏迷不醒。“造反到底”联络站从河东叫来救护车，“高司”不让急救。请来湖大校医，医生说了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遭到“高司”辱骂、围攻。王晓同志闻讯赶来劝阻，“高司”骂王是“老混蛋。”王的儿子王若克也因说了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遭到“高司”近300人的围攻，被毒打成伤，衣服被撕得粉碎。

⑥龙、刘、崔之流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组中南组的通知，要湖南军区到北京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和部队支左情况，他们认为这是进一步欺骗中央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有利机会到了，史健亲自披挂上马立即通知支左办分头组织材料。汇报总的指导思想是“告状”：对省委着重谈了章伯森；对“工联”表示自下而上的支持，但又说它的大方向有问题；对“红联”说它不适应当前形势，但又极力美化；对“高司”则认为是坚强的革命左派；对军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则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对湖南发生的武斗和绝食斗争，把罪名都加到了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的头上。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5月22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立即制止武斗》的社论，指出：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通告》，全国各地工、农、兵、学、商和广大干部，都应当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②凌晨2时，省委机关“永向东”被砸。后据“联动”分子张敬秋(6月3日)交代，是“红色怒火”干的。

③“高司”师院“红旗”纵队驻“高司”司令部“武工队”贴出《布告》(武字001号)，发出四点反动“禁令”：(1)“凡在我司令部境内一切张贴大字报标语者，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得恣意攻击谩骂我司令部。”(2)“我司令部及境内各兵团、战斗队，我队应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破坏之行为。”(3)“在此斗争紧张期间，凡在我司令部境内从事阴谋或充当坐探，或里通外合者，就地严惩，一律不贷”。(4)“凡在我司令部捣乱，挑动武斗，打、砸、抢、洗劫破坏者，我队坚决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最高指示，格打勿论，格揍勿论。”

④下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首都红代会、解放军总字341部队的代表，在省体育馆隆重集会，热烈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⑤下午5时，省新华印刷厂革命造反派斗争大叛徒王延春。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严厉审判下，王不得不低头认罪。

⑥晚“高司”决策人纠合数十名暴徒砸了省委机关“永向东”战团总部，砸烂资料室、接待室、广播站，“湖南井冈山”革命小将3人挨打，批判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资料被抛入塘内。

⑦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副市长丁维克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

5月23日 ①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红旗》杂志发表《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重要社论。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集会游行，纷纷开展学习、纪念活动。

②由“红中会”、“中教联”主持，在红色剧院举行《愤怒声讨、控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伸向长沙市教育系统黑手罪行大会》。大会命令孔安民、韩曙光、朱传琦、魏泽民、沈立人到会受批判。据大会揭露，孔、朱等根据刘少奇其及黑爪牙王延春的“30个字”的黑指示，决定在全市教职员2，000人中清洗、劳改1，200人。凡家庭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都在被清洗之列。孔、朱等并以“进修学院迁到农村去办”为名，拟将被清洗的教职员工送长沙县鼎功公社和莲花桥两处劳改。何其毒也！

③原“高司”政委佘定成等5人发表声明，决定从1967年5月23日零时起退出“高司”，公开谴责“高司”决策人一向右倾，现在已经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④下午，首都红代会和长沙“红中会”革命小将、省建六公司工人10余人，乘车去宁乡调查张平化的罪行，过轮渡时，遇上“高司”的游行队伍。“高司”中有人认出首都红代会革命小将张征，便将张从车上拖下来，毒打之后，又非法绑架到矿冶去了。同去的“红中会”小将和工人同志上前劝阻，也遭毒打。

⑤湖南军区宣布在农村传达的《湖南军区第四号通令》作废。

④为了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斩断它伸向湖南的黑手，“工联”、“红大会”、“红中会”、“首都红代会赴湘调查团”等19个单位发起成立“湖南省会革命造反派专揪黑线总团”。

⑦由“工联”、省委机关“永向东”等革命组织发起成立“湖南省会革命造反派文化革命联合调查团”。

5月24日 ①龙刘崔之流拼凑的所谓“红工联”正式出笼。它是集各厂、矿保字号之大成凑合起来的。

②“高司”矿冶“倚天剑”一小撮反动文人写出一首颠倒黑白的反动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长沙不平事，人命分贵贱，‘工联’千金令，摩托寻君还。‘高司’夜梦劫，呼救无人管。世上多虫害，军内有昏官。我也要杀人，完蛋就完蛋！”

5月25日 ①“毛泽东思想长沙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农联”)、“红卫兵长沙高校造反军”、“东方红长沙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长沙市文化系统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给湖南军区、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照会》，强烈要求确保梁春阳同志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对践踏《十六条》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暴徒采取专政措施。

②“高司”一小撮决策人为了挽救其垂危的命运，实行高压政策，在原来各系所成立的“武工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武装部”，专门围攻殴打不同意见的革命师生。

③“高司”师院决策人唆使一批暴徒将“横空出世”兵团负责人唐××打成重伤。下午4时，又抄了“横空出世”办公室。晚上，对“横空出世”的游行进行破坏，并抢走横幅和旗子。

④下午2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驻曙光电子管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崔同志接军区李副司令员的电话通知到军区去。崔在军区大院被保守组织曙光“工总”的人围住，强行索取“支左材料”。崔解释说：“在军区没有批示前，原则上不能单独公开。”史健知道后，反而对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先不要管他，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结果。”当“工总”暴徒无理取闹，殴打政治学校支左人员，并企图冲击军办大楼机要区时，史健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为他们开脱罪责，说：“你是受蒙蔽了。”后来崔同志被“工总”暴徒折磨纠缠到第二天早晨，并遭到殴打。“5．25”事件，完全是刘子云、崔琳、史健之流一手策划的。

⑥驻长解放军表态支持长沙机床厂以“331”为首的革命左派组织“红总”。

5月26日 ①首都红代会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6个单位赴湘联合调查组发出《为“湘江风雷”广大群众平反呼吁书》。他们经过调查了解，认为“湘江风雷”中广大群众绝大部分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其基层组织大部分是革命组织，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②解放军6965部队表态支持新生水泥厂革命造反派。

③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农联”)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高举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组织起自己的阶级队伍，重新杀出来。”

5月27日 省委机关“永向东”给湖南军区和湖南省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发出《照会》，强烈要求立即制止“省红联”、“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大搞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煽动农民进城，挑起武斗，破坏生产的罪恶勾当。

5月28日 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五个文件是：《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红旗》杂志第9期社论指出：这五个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的文献。”这五个光辉文件，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指明了斗争方向，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力量。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向湖南省委发出通知(编号：015523)，全文如下：“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江风雷’中央没有批示是反革命组织或反动组织。有关‘湘江风雷’问题，请省委按具体情况处理。”(6月25日下午2时北京来电，查明落实)

③长沙市科委干部张君丽同志在市工会礼堂作报告，讲述她通过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和访问中央文革，由“高司”观点转变成“工联”观点的过程。她的讲话录音，连日在街头播送，效果良好。

④《追穷寇》报在北京以“红联”和“专揪张平化、章伯森”兵团名义主编出版专刊。以张平化作陪衬，把矛头集中对准章伯森同志，在京招摇撞骗。

⑤由于省军区、省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拒绝接受革命造反派组织正确意见，上万的农民被刘子云之流及其御用工具“省红联”、“高司”等煽动进城游行，并发生了武斗。

⑥晚上11时许，市蔬菜公司“征伐”和人民酱园“红尖兵”等革命造反组织在酱园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部队给“工联”首届代表大会的贺信。“高司”广播站进行干扰，在高音喇叭里大骂群众：“南门口，八角亭，都是一些牛鬼蛇神！”革命群众对此十分愤慨，纷纷到酱园楼上要求跟“高司”辩论。“高司”暴徒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菜刀、铁棍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许多人被打成了重伤。

⑦深夜，革命造反派机智果敢地从矿冶把被“高司”囚禁的梁春阳同志救了出来。

5月29日 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刊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分别发表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指出：“一九六六年二月，是一个不平常的二月，是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二月。这时，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一个是彭真的《汇报提纲》一个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两个文件是代表两个阶级的两面旗帜。”“是从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司令部里发出来的两种号令。”“提出两种不同的斗争方向。”

②去年三月经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座谈会纪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文艺界建国以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我们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1966年3月22日，林彪同志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曾经指出：《座谈会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同志还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座谈会纪要》的公开发表，进一步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③中央军委命令(十条)的补充规定下达，(1)一、二月被错捕错抓的群众，除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外，一律释放。(2)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3)非法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一律恢复，军以上的领导机关的群众组织，已解散的不再恢复，未解散的按上述规定执行。(4)个人所写的检讨书、请罪书交还本人。(5)对以上各条，各单位立即检查执行。

④下午4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曙光电子管厂举行《积极支持左派群众大会》。各革命组织派代表热烈祝贺。龙书金讲话，轻描谈写地承认了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

⑤早晨6时20分，“高司”武工队伙同“红色怒火”的暴徒包围市蔬菜公司“征伐”和人民酱园“红尖兵”联合宣传站进行打、砸、抢，该站5个工作人员被打成重伤，2人轻伤，被抢走130瓦扩音机一部以及国家和私人的财物。最后，他们无中生有，给这5个被打成重伤的人横加上“血洗”200多人把守的“高司”广播站的“凶手”的罪名。

⑥晚上，“红色怒火”抄了“工联”设在司马里出口处的广播站，抢走了扩音器、麦克风、唱机，并将挂在街中的6个喇叭剪走了4个。

⑦史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组中南组汇报。听取汇报的有中南组组长王子章、政治教导员谢谦等11人。史认为宣读汇报提纲的人不够分量，又亲自提出几个所谓关键问题企图迫使中南接待组表态：(1)二月逆流来自地方还是来自军队?(2)“湘江风雷”如翻案，是否涉及陶、张问题？(3)军队院校开展了四大，能否代表军队支左?(4)章伯森、梁春阳是否站出来的革命干部？

5月30日 ①凌晨1时许，一群暴徒手持铁棒等凶器冲入省委机关二楼“永向东”总部，砸开13、18、21、22号房间，并将《红旗》杂志通讯员朱早生同志打得口吐鲜血，腰部青肿，遍身是伤。14号房间住有首都红代会4名小将，也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暴徒们抢走一批国家财产和文件。

②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驻《湖南日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军区和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批准，郑重宣布：“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总队”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一支左派队伍，坚决支持“红色新闻兵总队。”下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近5万人纷纷来到湖南日报社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总队”表示热烈祝贺。庆祝大会在省体育馆操坪举行。

③龙书金在长沙汽车电器修配厂说：“支持汽电造反有理总队，夺权也是支持的，革命委员会是合法的。341部队是驻长部队的一部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代表驻长部队来支左的，当然有权代表解放军表态，有人说不能代表是错误的。”

④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十条)补充规定第三条，“卷西风”总部随即组织先遣部队，高举“湘江风雷”大旗，配带“湘江风雷”符号、袖章，进行示威游行，同时宣布：“卷西风”的历史任务已告完成，“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部正式恢复。

⑤在“湘江风雷”正式恢复的同时，在海员俱乐部另自成立了“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革命委员会”。(以后活动不多)

⑥长沙表带厂革命造反派职工40多人开始在市公安局前坪过道上静坐示威，要求“公检法”退还整群众的黑材料。延续数日，最后取得某些胜利。

5月31日 ①解放军驻省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总字341部队、长沙政治学校支左领导小组，在“工联”召开的首届代表大会上表态：“‘工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长沙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领导力量，我们坚决支持‘工联’的一切革命行动。”

②章伯森同志发表《向革命同志请罪，和革命同志一起造反》的声明，印出传单散发，承认自己是“8．19”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对张平化抓“右派”的“9．24”黑报告，自己不但同意，而且执行了。另外，还检查了其他方面的错误。再次表示要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③长沙铁院原“高司”红卫兵唐孝明等50人发表退出“高司”的声明。

④下午2时，省人委机关“誓卫东”战团从省人委机关保守组织“灭资兴无”纵队中杀出来了，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有26个兄弟单位参加，到会的近800人。大会主席团发表《对当前时局的声明》，坚决支持“工联”。

⑤“怒火铁骑”(长沙机床厂的)30多人到中苏友好馆，同“红色怒火”总指挥曾友根、副总指挥王××等商量后，于晚上砸了省文化局和“红艺会”。暴徒抢劫行凶时，革命造反派多次报告长沙警备区司令部，但该司令部置之不理。后来长沙机床厂革命造反派协助抓到一名凶手。

⑥“高司”“公检法”一小撮暴徒纠集一伙保守势力冲击中南海。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在京战士闻讯后，勇敢地进行阻挡，使暴徒的阴谋未能得逞。

⑦晚7时许，五一广场一商业局三楼东头墙上，挂出一张“高司”财院用草席写的《打倒湘江疯狗！》的巨幅反动标语。原“湘江风雷”的8个同志开会路过，要求取下交给他们。辩论时，“高司”倒打一耙，栽诬他们是“来砸广播站的”，蓄意挑起武斗。在混战中，坏人乘机捣乱，打了“高司”广播站的一个女同学(十五中的)×××，并发现有侮辱行为。事后，“高司”大造舆论，诬蔑“工联”、“青年近卫军”“奸污”了女学生。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后经医院检查诊断及当事人自己证明：并无其事。

5月下旬 ①刘子云之流指使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挑起一系列的武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健经常斥责“红联”“高司”的人“软弱无力。”他说：“有事就报告军区，军区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是靠自己干。你拿棒子，我也拿棒子；你拿刀，我也拿刀。搞他几万人，把‘工联’砸个稀巴烂！”又说：“‘高司’就是怕，人家一攻就跑，结果都跑到河西。”当时“高司”提出：(1)“红联”不能解散；(2)马上调人成立武斗组织，大搞武斗；(3)打完了上京告状。史健听了非常欣赏地说：“这第二条很重要，能办到，‘工联派’就不敢打了。”

②湖南军区直属门诊部护士长孙素洁同志向《解放军报》记者王同志反映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刘子云知道后，暴跳如雷，立即给门诊部协理员下道命令：“孙素洁是个军人，老找王记者谈什么，有意见在内部反映嘛！你找她谈谈。”还来了个“约法三章”：不准把军内分歧公开到社会上去；不许找王记者谈话；等等。否则，要受到军纪制裁。

6月1日 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省市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热烈举行庆祝活动，并认真学习了当天发表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和方法。

6月2日 ①“高司”矿冶武工队毒打原“高司”政委佘定成之后，还召开几百人的大会进行残酷斗争。原矿冶联委负责人李超及原“高司”负责人李华雄(他们和佘定成一道退出“高司”)均遭围攻毒打。

②长沙军分区司令员张本科、政委田云等人给住在市委大楼的“高司武工队”写信打气，表示要作他们的“坚强后盾”。

6月3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搞好夏收夏种的指示。可是刘子云之流一直扣压，不往下面传达。

②龙、刘、崔直接对抗中央，发出所谓《6．3紧急通告》，企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

③上午，“红中会”革命小将200人到河西游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路过湖大时，惨遭“高司”上千人的袭击。据统计：革命小将和革命工人重伤19人，另有9人下落不明。

④军区派人到中苏友好馆，找“红色怒火”总负责人曾友根(东区汽车修配厂的)谈了两个钟头。“红色怒火”代理宣传部长萧建奇(后被俘)路过他们身边时，听到军区来的人说：“我们支持你们‘红色怒火’！你们打人莫打死了，不然交不了差。”

⑤在中苏友好馆的“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开始往楼上搬窑砖、麻石、石灰、此外还备有小口径步枪、气枪、刀子、狼牙棒等凶器。中苏友好馆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⑥晚上，“公检法”给“高司”打电话，造谣说“湘江风雷”要血洗河西。“高司”惊惶万状，连忙搬运大批砖头、瓦块、石灰等准备武斗。同时，对高校内部的革命造反派进行监视、盯哨，叫喊“外打‘疯狗’，内防奸细”。

⑦在革命造反派的指控下，湖南军区被迫将原在农村传达后收回的第四号通告重新发布(作了某些修改)。通告仍然将革命组织“湘江风雷”、“红旗军”当作反动组织对待。

⑧“新北大公社”追穷寇战斗队贴出《把长高司赶出新北大》的大字报，指出“高司”少数决策人早已被张平化、刘子云之流所收买，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

⑨设在人民酱园楼上的“高司”广播站发生武斗。“高司武工队”使用木棒、铁棍、砖头打伤群众数人，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汤福之被诬告为“章工联”的“凶手”，打昏之后，拖到煤堆里，用煤盖上。

6月4日 ①凌晨，刘子云之流为了陷害革命造反派，派出五卡车的武装人员，在一部无牌号的小轿车的引导下，自称“是林副主席派来的”，强行驶入省物资局，以“制止”武斗为名(当时无任何武斗迹象)，向革命造反派挑衅。省物资局“红色造反者纵队”识破这一阴谋，将车辆人员一并留下，要求与军区谈判，澄清问题。但军区混淆是非，散发大量传单，反诬“红纵”“扣押解放军”。由于革命造反派坚决斗争，刘子云之流只得灰溜溜地将武装人员撤离省物资局。

②上午8时许，“高司”矿冶14名学生借写大标语为名进入矿冶研究所工作区。刚被劝阻随后又冲入200多人，大搞武斗。所内保守组织“红色海啸”成员姜××切断所内电源。随后，“高司”有千余名学生冲入该所生活区，围打革命造反派赵桂荣等五同志。赵是食堂老工人，58岁，右腿残废，当时正拿着菜刀切菜，竟被“高司”诬为“手持凶器要杀人”，被绑架走了。该所连续七次给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打电话，请求派军队制止武斗，都被无理拒绝。全所革命造反派约400人，下午2时过河游行。当他们路过湖大时，又被“高司”湖大千余人包围，用木棒、铁棒、皮鞭、尖刀打杀，重伤20多人，轻伤200多人，失踪数十人。与此同时，“高司”矿冶又乘虚打、砸、抢了该所的工作区和生活区。造成“6．4”流血事件。

③“公检法”派小汽车给中苏友好馆内的“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送去一批食物，并将伤员接运出来。

④上午，有四个穿便衣的军区干部跑到中苏友好馆(到房里后换上了军装)，找“高司”负责人密谈。下午，又有一军区干部对“高司”负责人说：“你们放心吧!情况已经上报了，6号中央会表态支持你们的！”

⑤在刘子云之流操纵下，“高司”成立所谓“长沙自卫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并发出所谓《通告》，声称：“我警备区司令部担负处理在我警备区内所发生的一切武斗事件，有权先斩后奏。”

⑥上午，全市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为“湘江风雷”重新树立起革命造反大旗，举行《唤起“疯狗”千百万，重新干；炮轰龙书金、刘子云誓师大会》。会中，“高司武工队”3人，阴谋切断电源，破坏大会，被一小孩发现，未逞。小孩头部被他们刺了一刀。凶手一人被抓。

⑦晚上，“高司”所属院校实行戒严，派出大批武工队员把守大楼、宿舍，盘查过路行人。大写大贴《有来犯者，坚决打死，一个不留》等反动标语。

⑧“高司”决策人为了对高校内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控制，不准他们退粮和退伙食费。

6月5日 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成立。(原名“革命治安指挥部”)有6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参加。

②湖医1206警卫团发出《用自卫的“打”来消灭侵略的“打”》的油印传单，为武斗作舆论准备。

③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解筠同志发表《给长沙市公、检、法广大革命干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承认“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和“政法公社”元月25日的夺权是假夺权。同时表态支持“长沙政法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东方红长沙公安革命造反团”。

④下午，“高司”将市委办公大楼三、四、五、六楼全部封锁。上楼的过道只留一个二尺见方的小洞，钻进钻出戒备森严。各楼早已堆满大批砖头、石头、石灰、刀子、铁棒等凶器，还有灰面21袋(每袋50斤)大米2袋(每袋150斤)以及油盐蔬菜等生活物资，准备武斗之用。

⑤晚上8时许，湖南军区派二人到了中苏友好馆四楼，他们到各楼看了一下情况，后来到广播室停留了个把小时才离开。

⑥中苏友好馆形势紧张，晚上11时许，有人被楼上推下的近百斤重的大麻石击中，当即倒在血泊中，这时群众十分愤怒，焦急地向楼上呼喊：“打死人啦!不要再打！”以后又有不少人被楼上的石头和汽枪子弹所伤。

⑦革命造反派冲入长沙警备区司令部，要求出面制止中苏友好馆的武斗，并派出18名代表和他们谈判协商。张本科、田云、吴耐先等毫无谈判诚意，郭廷贵还大骂革命造反派谈判代表“胡搞”“乱来”。

⑧长沙市监委“红旗”战斗队向市委革联提出：应动员“高司”等组织撤出市委机关制止武斗。市委“革联”的负责人公开谩骂：“这是投降主义”、“怕死鬼”。后来虽然勉强同意，但又扬言：要做“高司”的所谓“坚强后盾”，继续支持他们，坚守“阵地”，大搞武斗。

6月6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联合《通令》，《通令》说：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全文略)“工联”等革命组织热烈拥护“6．6”通令，但刘子云之流对这一通令，十分冷淡，阳奉阴违。

②凌晨一时许，不少革命群众跑到工联“六号门”去求援，要求前去中苏友好馆制止武斗。“六号门”接受群众意见，先派出2人去观察动静，随后开去一卡车30多人，到现场执行任务。

③军区支左办李××看到中苏友好馆打起来了，连忙叫在军区招待所开会的“红联”农代会邵××等人，马上回去调几百农民背锄头、扁担去参加武斗。

④凌晨2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军委文革办公室来电：湖南军区党委并转告各革命群众组织：

关于中苏友好馆发生武斗问题，湖南军区应立即派出徒手部队，前去劝阻，把武斗双方隔开，制止武斗。任何一方如不听劝阻，不停止武斗，湖南军区可按照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第二条规定的精神进行处理，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自觉遵守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

⑤凌晨3时许，中苏友好馆大楼两侧南阳街、玉泉街一带杀出70余人的队伍(这些人是午夜由河西过来事先潜伏在那里的)，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防护衣，手持马刀、铁棍，口喊“打倒‘高司’一小撮，解散‘红联会’！”冲向大楼正门后便突然转身，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杀去，当即打倒一些人。群众来不及自卫，从邮电局方向又开来一辆卡车，跳下一群头戴安全帽，手持凶器的暴徒向无辜群众乱冲乱打，趁人群混乱之际，迅速将尸体拖上汽车向先锋厅方向开走。后来又有两辆卡车，急驰而来，在大楼正门将暴徒按上卡车，越过路口障碍物分别向黄兴北路，五一路轮渡码头方向逃窜。大约4时45分，当3次载满杀人凶手的卡车刚刚离开现场时，军区的宣传车和制止武斗的徒手部队，跚跚来到现场，将大楼团团围住。由于刘子云之流在接到中央文革电报后，拖延时间，把部队集结在火车东站待命，迟迟不进入现场制止武斗，群众对此十分愤慨。当时军区的两部卡车和一辆吉普，被推倒在地。一说是群众出于义愤干出来的；一说是阶级敌人利用群众的情绪进行破坏活动。(据闻：香港反动报纸第二天就刊载了“6．6”惨案的照片)上午，革命造反派向困守大楼里负隅顽抗的“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展开了政治攻势，反复宣传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10时左右，楼内的暴徒为了突围，在大楼底层纵火以配合外面“公检法”的消防车制造混乱局面，三次向楼外冲杀，其中几个向人群乱打乱杀的暴徒则被自发起来抗暴的群众打死或生擒。直到午后大楼内160多名暴徒除一部分缴械投降外，其余全部逃跑，军区派出的部队也撤离现场。

⑥凌晨，长沙军分区司令员张本科亲自派出一个班将18名谈判代表团团围住，企图把他们作为中苏友好馆武斗的“凶手”抓起来。

⑦“高司”湖大河东战斗队广播站全部撤走。与此同时，“高司”派往各单位的人员也全部撤走。

⑧“6．6”惨案后，长沙警备司令部大楼全部腾空。军区的家属也在转移。

⑨下午2时，师院“横空出世”女战士陈状林在河西“二里半”附近被“高司”武工队围攻，惨遭铁棍毒打头部，流血昏倒，暴徒们将她拖到印刷厂里，非法关押审讯，陈状林同志英勇不屈，又遭毒打，于8日凌晨壮烈牺牲。她爱人张明一(师院外语系教师、转业军人)当天去参加一个会议，途中被暴徒围攻殴打，将他的一条腿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的儿女，也遭迫害，不能回家。

⑩午后4时，盘踞市委大楼的“高司武工队”全部撤回河西。

⑾“走资派”市委副书记李照民之流，步孔安民的后尘，携带家眷逃跑，市委机关大门关闭数日。

⑿晚，“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策人制造恐怖气氛，造谣说：“‘工联’等组织要血洗公安局，不留一个民警”。市局如临大敌，四门紧闭。10时左右，奉刘子云之命，全部撤离机关，司令部转移到了军区内。市公安局走光了，留下“走资派”张庶民没有人管，带着老婆在街上游荡。下面的分局也都走光，如东区8个派出所，除东茅街的以外，其余都走了。

⒀下午，9时25分中央文革小组何天其(音)同志给“长沙工联”急电：关于长沙武斗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有以下三点建议：(1)立即制止武斗，有分歧要用协商的办法解决。(2)请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协助湖南军区制止武斗，并同军区一起参加双方的协商。(3)严禁打、砸、抢、抄、抓，杀人、放火凶手要拘留法办。

⒁晚上，有“高司”“公检法”暴徒300余人，在“公检法”带领下，冲击中南海，一直冲过第一道岗哨，在京的“青年近卫军”组成“红一排”，再次参加了保卫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英勇斗争。

⒂湖大党委副书记、原“长保军”的黑后台张健，叫他的女儿带领“武工队”暴徒闯入王晓家里，将王家的衣服、被子、帐子、鞋子、收音机和三口箱子搬到门外，付之一炬。王晓本人不在家，幸免于难。侄女和他的儿子惨遭毒打。

⒃“高司”在河西开始疯狂迫害造反派同学，有许多人的生活用品(包括衣物、书籍等)被烧光了。

6月7日 ①传闻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成都等12个军区的兼任政委的一批人的职务，其中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

②上午10时，红专会将“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牌子砸烂烧了。

③衡阳群众到军区接待站询问有关“六六”惨案一事，接待站大肆宣传说：“中苏友好馆被暴徒放火烧了，打死了‘高司’同学50——60人。”

6月8日 ①凌晨，龙、刘、崔之流，借用驻长部队名义，发表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部队联合通令》(即“6．8”联合通令)，与中央的“6．6”通令相对抗，公然宣布“工联”、“湘江风雷”等数十个革命组织联合成立的“革命治安指挥部”是非法组织活动，要立即解散。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通令刚一出笼，就受到革命派的抵制和批判。

②“高司”成立所谓“河西自卫指挥部”，在河西制造白色恐怖。

③湖南军区内署名“丛中笑”的战士写信给“工联”，揭露龙、刘、崔之流设置圈套，陷害革命造反派的阴谋，提醒大家注意斗争策略。这封来自军内造反派的信，以大字报贴出后，争相转抄，布满街头。

④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原为“革命治安指挥部”)发出《重要通告》。

⑤湖南革命造反派专揪黑线联络总站，省人委机关“誓卫东”革命造反战斗团把副省长、“红联”三结合对象、叛徒王含馥揪出来了。王含馥原名王玉芳，男，现年56岁，1932年被捕，入狱后，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公开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了“反共启事”，无耻地说：“我年幼无知，误入歧途，参加了共产党，经过上峰的训导，深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与共产党断绝一切关系，不再参加反对政府的活动，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做一个老实国民……”

6月9日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341部队，就“6．8”通令发表郑重声明，指出“6．8”通令是与中央“6．6”通令相对抗的，是压造支保的宣言书。参加签署“6．8”通令的无权代表总字341部队，因而是非法的，宣布无效。

②下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10万余人，在东风广场举行《坚决拥护中央“6．6”通令，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誓师大会》，会后大游行。

③一个“高司”武工队员在“6．6”血案中杀了革命造反派四个人之后，被龙、刘、崔之流转移到湘潭，他在湘潭两湖公园写了一封自白书，揭发龙、刘、崔操纵“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制造“6．6”惨案的一些内幕，并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要向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请罪。这封信直接寄给红色新闻兵《长沙晚报》，署名是中南矿冶学院“悔过自新”(代名字)。

④近日来“工联”、湖大“造反到底”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工人造反兵团，省委机关“永向东”、省人委机关“誓卫东”、省公安厅“永卫东”，“湖南井冈山”、“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等革命造反组织连续发表文章，彻底批判揭露湖南省军区一手炮制的“6．8”联合通令，大幅标语贴满全市。

⑤“红联”、省委机关“筹委”等11个保守组织，合伙搞的所谓《严正声明》出笼了，竭力吹捧“6．8”通令。

6月10日 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定成立“毛主席塑像筹建委员会”，并自即日起从有关单位抽人成立办公室，开始筹建工作。

②章伯森、梁春阳、吴玉玺、贾镛等58名革命领导干部发表《高举革命批判旗帜，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声明，大意是：(1)认清形势，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2)坚决贯彻执行中央“6．6”通令，立即制止武斗，反对政治迫害。其他签名的有杜一夫、徐明、毛华初、李克孝、韩治国、张瑞同、徐千里、王德茂、梁宝华、阎柏华、张景春、刘鲜枚、张肖韩、王治安、陈祖训、张从山、耒炳仁、郑琼、张原(邵阳地委书记)、贺正南(浏阳县委书记)、谷子元、杨大治、史星三、翟定一、汪立康、龙禹贤、辛先柱、卓康宁、刘君实、王德广、梁书文、李坚、盛翌联、陈松岳、黄滨、倪法先、林斌、徐斌、贾庭彦、刘亚球、于殿武、刘农畯、刘先达、木林、白希清、李文祥、戈华、刘健、刘英、胡鹏、高峰、张一彭、刘金贵、王晓。

③“高司”政治部向各总部、各报刊编辑部发出《通知》(秘密)，对当前工作有以下部署：(1)发现有出卖或陷害我同志者，抓到后，也不要急于打。(2)明确规定，今后不许抄家和焚烧私人财物。(3)宣传口号中提出打倒反动组织“青年近卫军”，“工联”、“六号门”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打倒铁杆保皇组织省委机关“永向东”一小撮反动决策人，打倒“工联”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决不允许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翻案。(4)对于谭文邦要立即从他爱人那里去挖材料。

④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门口贴了一张《通告》，内称：“凡是我所关押的“红旗军”“湘江风雷”以及其他组织人员，已经释放了的人的材料和现在在押的人与材料已全部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

⑤“高司杀不绝战斗队”在市区贴出杀气腾腾的大标语《杀回河东，浴血奋战，解放全长沙！！》同时，河西出现大标语《热烈欢迎土地雷制造成功》。

⑥截至今天止，解放军驻长部队公开表态支持的已有26个单位。(其中“工联”所属基层12个单位)

6月上旬 军区机要处长胡××在接待省委机关“筹委”的人时说：“湘江风雷翻了案，红旗军就要翻案，希特勒也要翻案。”他还污蔑戚本禹同志说：“他算老几，一个十七级的研究员。他要湘潭革造联释放被抓的人，湘潭军分区反问，中央‘6·6’通令是否收回，他无可奈何。……”

6月11日 ①凌晨2时左右，“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一批暴徒企图袭击《湖南日报》社，“红色新闻兵”及时发出警报，各革命造反派迅速支援，暴徒惊慌逃窜。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刘校长承认“6．8”联合通令没有很好地讨论研究，起了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作用，并提出要向全省人民肃清它的流毒。

③下午，由“湖南井冈山”主持，在湖南剧院举行追悼龙庆平烈士，向龙书金、刘子云猛烈开火的大会。谢若冰代表井冈山红卫兵致悼词，介绍了龙庆平的生平及他在“6．6”血案中被“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的刽子手连刺9刀、残酷杀害的经过。愤怒地控诉了龙、刘、崔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会上发言的还有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703部队赴湘代表。

④“高司”在东风广场举行所谓“愤怒控诉刘、邓的黑爪牙章梁之流血洗长沙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一小撮决策人颠倒黑白，把矛头指向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军区代表在会上表示要和“高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⑤“红联”“高司”矿冶普查兵团第一、二、六、九分团发出《战斗口号》24条，内容反动，如“报深仇，雪大恨，还我战友，还我血！”“千刀万剐章伯森，碎尸万段梁春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三联站’！”“‘红联’‘高司’红旗永不倒，气死疯狗和章阿保！”“向‘红色怒火’革命小将学习！”此外有《万炮齐轰戚本禹》、《揪出“工联”的黑后台——谢富治》等等。

⑥“高司武工队”以“打抱不平军团誓言”名义，寄给“六号门”的恐吓信。咒骂“六号门”战士是“牛鬼蛇神”，扬言要洗劫“这班魔鬼的老巢”。

6月12日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就“6．8”联合通令发表四点《郑重声明》指出“6．8”联合通令是少数人决定的，偏袒一方，打击一方，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须彻底批判。

②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迎春到”战斗组郑重宣告脱离省委机关筹委，另自成立“迎春到”战斗队，自成立之日起，申请加入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③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冲击下，刘子云、崔琳之流，感到形势逼人，企图改变策略，通过军区三支办公室向有关单位传达：(1)“工联”是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组织比较纯，应该支持。(2)对章伯森的问题应重新考虑，因戚本禹同志已经表态。(3)“红联”肯定要解散，但要在适当时间。(4)“高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决策人必须检讨。

④军区指战员举行游行示威：一派喊“打倒龙书金！”一派喊“打倒谭文邦！”

6月13日 ①长沙市高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愤怒控诉，揭发党内一小撮操纵“长高司”御林军残酷迫害高校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②下午，省委机关“筹委”坏头头萧××就准备北京谈判提出的从七个方面整理黑材料：(1)章伯森四月以来把矛头指向军区的活动；(2)梁春阳受章伯森操纵的情况；(3)“永向东”成立以来的活动；(4)“永向东”组织成员被打成“黑鬼”和“铁杆保皇分子”的材料：(5)厅局长以上干部亮相支持“工联”或“红联”的基本情况；(6)“筹委”和“永向东”、章、梁的分歧；(7)张、王、苏的材料。

③晚，龙书金、刘子云、崔琳、谭文邦、刘校长、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等人，就当前形势展开了辩论。刘子云、崔琳态度仍然顽固。

④近日，“高司”钢杆已将高等院校造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他们认为要整的人的姓名和照片张贴出来，并扬言抓到这些人“必须就地正法”。

⑤“公检法”革命造反团赵××冒称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农院作歪曲“6．6惨案”真相的报告。会后“高司”大喊：“‘起宏图’从农院滚出去！”“从明天起‘起宏图’之流不能在食堂用餐！”晚上一点，“起宏图”战斗队及其他造反派200余人被全部赶出农院，部分同学的行李、书籍被烧毁。

6月14日 ①“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总部发布五条《整风通令》。要求青近战士掌握斗争大方向，执行“6．6”通令。同时要严肃军纪，对混入组织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渣滓，坚决清洗。

②湖大王晓发出《给高司同学们的第二封公开信》，除重申上次的各点外，着重指出“6．6”惨案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保守组织挑起来的。

6月15日 ①凌晨4点20分，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工联”，省委机关“永向东”，要找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接电话，接着周总理与章伯森同志直接通了电话：总理：“你和梁春阳同志上午去找詹才芳同志(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毛主席对你们讲的话，我用军用电话告诉了他，要他把毛主席的话全部告你们。”

②上午11时20分，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由广州军区詹才芳副司令员陪同乘专机上北京，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下午1时20分安全到达。

③湖南省红色水电会(简称“红水电”)宣告成立。

④下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召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流氓阿飞大会》，10万革命造反派战士冒雨前来东风广场集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⑤“八·一九”造反有理军贴出大幅标语，内容是：“打倒刘子云、崔琳，挽救龙书金，解放谭文邦！”“龙书金只有摆脱刘子云的控制才是出路！”

⑥湖南军区内署名“丛中笑”的战士给“工联”、“永向东”等革命造反派写出第二封信。信中揭露军区内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已经步前省委的后尘，靠造谣来过日子寿命也就不长了。同时建议革命造反派提高斗争艺术，做好争取教育广大受蒙蔽群众的工作。

6月16日 ①林彪同志给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一封信，信上说：“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转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根据林彪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了正式文件。

②上午，“工联”赴京代表来电：中央文革接待站专人接见了“工联”代表，谈话一整天，接待员在许多方面支持造反派。

③下午4时，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同志接见了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等同志。中央首长作了五点重要指示：(1)不要上街游行；(2)不冲击别人，(3)不搞武斗；(4)不号召农民进城；(5)学习好，生产好。这五点指示谁执行得好，谁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

④下午4时左右，3卡车“红色怒火”的暴徒在街上示威，被革命造反派发现，跟踪追赶。“红色怒火”的卡车有两部开到军区院内，畅通无阻，最后一部被群众拦住了。片刻，军区两边门口冲出一队队武装人员抓革命群众往里面拖。操场上还架了6挺机枪，群众对龙、刘、崔如此保护“红色怒火”感到愤慨。

⑤刘子云、崔琳之流派出7辆卡车去郊区路口公社接送受蒙蔽的农民上街游行，为了迷惑人心，鼓舞士气，还购买大量鞭炮，发动群众鸣放，制造假象。

⑥湖南军区群众接待站，就群众来访发表声明如下：“15号凌晨4时，总理给詹副司令员打来电话说：‘主席委托我处理湖南问题，你的身体怎样?能否来北京，来时将章伯森带来’。詹副司令员根据总理指示，已于15号上午11时多，乘广州军区给他派来的专机飞往北京。其他传说均系捏造。”保守组织据此大作文章，说章伯森是詹才芳“带去”的，“在北京挨斗”，“日子不好过”等等，但在事实面前，这些谣言都不攻自破。

⑦长沙军分区李捷同志向吴耐先正面提出意见，吴大发雷霆，拒不参加常委会，扬言“李捷不作检讨，我就不上班”。吴竟缺勤两天，向革命派施加压力。

⑧晚10时，“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三卡车人马经韶山路开往湘潭，途经长沙拖拉机修配厂时，被该厂造反派将第三部汽车截住，32个土联动全部落网。经检查，发现车上载有石头、木棒、铁棍等凶器和一桶汽油，两桶凝固汽油(军用品)。

6月17日　①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辉煌成果。毛主席早在1958年6月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一英明预言已经实现了。

②凌晨，高司湖大总部主要负责人胡忠勇从军区开会出来后，被高校革命造反军留下送至“工联”，了解有关情况，当晚放回。

③“红中会”、“红造会”等组织贴出《罢龙书金、刘子云、崔琳的官，改组军区》的新的“一改三罢”的大字报和《严防龙书金之流狗急跳墙搞兵变》的巨幅标语。

④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刘校长、湖南军区政委谭文邦奉中央指示到达北京，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弘强同志同往。

⑤晚上，“高司”湖大文革召集“钢杆”们开会，会上，湖大一负责人流着泪传达来自军区的消息，大意是：中央首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梁春阳三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詹电话告诉了军区，要制止武斗，解散“高司武工队”，停止对武工队的训练。“工联”方面要章伯森、梁春阳打电话给“工联”做工作。“钢杆”们听完报告，垂头丧气，议论纷纷，有的人竟然攻击周总理和中央文革。

⑥晚上8时，高司矿冶的钢杆们举行了一场“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进攻矿冶的大型演习，矿冶全院戒严，熄灯，广播中不断播送《骑兵进行曲》(紧急集合暗号)钢杆们手持凶器，右手捆着白布，急忙奔赴角楼、山上。此次演习，包括进攻、退却等项，直到10时过后才结束。

⑦长沙军分区郭副政委向“公检法”作“报告”，说什么：“6．6”血案是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复辟的信号弹；“6·6”血案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教育了许多人，现在“工联”中真正的左派已站出来向我们靠拢；“工联”最近将有一次大规模冲击军区的行动，他们就是想要我们开枪，捞取稻草，我们就是不开。郭在“肃流毒”时曾说：“每一根狗毛都要拔掉，不然，它还会起保暖作用”。

6月18日 ①街头出现《叶卫东有功无罪》的大字标语。

②长沙军分区政委田云亲自动手，组织大批人马，大整章伯森、梁春阳等革命领导干部和“工联”“青年近卫军”等革命组织的黑材料。指导思想是尽量与章、梁挂勾，无限上纲上线。阴谋打倒章、梁，搞垮“工联”“青年近卫军”。此黑材料直整到七月上句，专为田云上京谈判使用。

③下午，龙书金在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护送下到河西、向“高司”作报告，并回答问题。口头上说要“支持”“工联”，对“高司”也不敢得罪。

④“高司”决策人之一胡忠勇写出《声明》指出“高司”的大方向错了；军区有问题。同时谈到他被革命造反派留下交换意见时，工人对他的生活照顾很好，没有打骂、挨饿。驳斥了“高司”散播的各种诺言。

6月19日 ①戚本禹同志在首都红代会隆重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10周年大会上问红卫兵小将：这个大会有没有湖南的人参加?小将答：没有！戚问：你们支持哪一边?小将答：我们支持章伯森！戚说：那你们支持对了，支持对了!

②“高司”决策人詹先礼和“红联”决策人随龙书金上北京。

③晚上8点多，8名不明身份的暴徒持匕首等凶器，冲上停在东风广场的七路人民汽车(车号：162)将4名乘客驱逐，劫车后全速往湘潭方向逃窜。“工联”长沙人民汽车公司“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为救护国家财产，派出战士，先后分乘3部汽车追到板塘铺时，被湘潭警备区司令部截住，湘潭“革造联”暴徒将人民汽车公司战士押送到“革造联”。诬告他们是“工联”、“青年近卫军”派去“血洗湘潭”的。抓去后游街示众，进行迫害。事件发生后，人民汽车公司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立即要求湖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长沙警备区司令部采取行动，追回车辆和被绑架的战士，但长沙警备区司令部一味敷衍拖延。

④湖南军区内署名“丛中笑”的战士向“工联”、“红中会”、“永向东”等革命造反派发出第三封信。信中揭露了龙、刘、崔时时想“抓”革命造反派的阴谋；建议革命造原派模范地执行中央的指示。

6月20日 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庆祝活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著作。

②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同志从北京打电话给湖南军区，讲了五条，并指示立即研究执行。(1)不能再干扰毛泽东思想的贯彻；(2)军区要请真正的造反派给全体指战员作报告，扭转部队的情绪。(3)造反派、左派冲击军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更不能开枪。(4)立即制止武斗。(5)军区两派斗争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化。

③晚，章伯森、梁春阳来电传达周总理指示：(1)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2)扣了湖大的同学马上放掉；(3)抓了你们的人，将各单位人数、名单上报中央，无论如何，政治上要争取主动；(4)个别单位不执行，你们可以发表声明。

④晚，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的北京52中语文教师郑兆南烈士的爱人、现《北京日报》工作人员唐锡阳同志和他的女儿唐桦应邀抵达长沙，准备分别向造反派组织作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报告。

6月21日 ①赴京回长人员带回章伯森传达的中央首长几点最新指示：(1)不在外单位设广播站。(2)一股不要干预外单位的革命。(3)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律不抓。不准搜查行人、车辆。(4)保护少数派，保护四大，保护人身安全。(5)对袭击别人的头头，抓到警备区司令部，双方参与审问。

②由于人身安全没有保障，12时起，市内人民汽车停止行驶，对龙、刘、崔制造“6．19”抢车、拦车扣人严重事件表示强烈抗议。下午，有80多部汽车列队游行。

③高等院校教职员工300多人，从“高司”决策人的高压之下杀出来了。经过几次串连后，于今天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讨论成立“高校联络站”，王晓同志参加。

④华国锋奉总理指示去北京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行前发表《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字报，内容大致如下：(1)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2)二月逆流中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革命造反派是错误的。(3)“红联”“高司”“公检法”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4)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⑤刘子云指示，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打击流氓、阿飞指挥部”下设预审、调查、抓捕三组。他们的行动口号是：“坚决镇压杀害高司革命小将的反革命暴徒！”“誓为被杀害的高司革命小将报仇！”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行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实。

6月22日 ①《湖南日报》原定今日复刊。因故改期。

②经过造反派的斗争后，湘潭“革造联”被迫释放长沙人民汽车公司的造反派战士，但还有3人一直继续被非法扣留中。人民汽车公司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在下午向军区提出第三次最最紧急照会，要求在23日上午11时以前作出答复。

③“高司”决策人得悉中央首长要解散“武工队”的消息后，再加上武工队名声已臭，决定改名为“高司直属兵团”。

④“高司”在河西用大字报和传单发布了一个所谓《工联袭击河西计划》，说“工联集中20000名身强力大、家庭拖累少、保守秘密好的人其中4000人包围湖大，10000人主攻矿冶，2000人防止西线农村援军，以小部队4000人压制师院。22日晚9时以前作好准备，待命出发。”全系造谣。

6月23日 ①上午，省直机关“永向东”省人委“誓卫东”革命造反派在省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大叛徒王延春、王含馥、杨英杰、刘洪源。

②清华大学井岗山负责人蒯大富同志正式表态支持“工联”。

③省委常委赵冰岩省教育厅厅长方用，先后分别写出大字报，表态支持“工联”。

6月24日 ①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199号)《通知》指出：“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在京会谈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中有争论意见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1)不上街游行。(2)互不打架，互不冲击。(3)不抓人，不扣人。(4)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5)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6)不夺枪，不开枪。”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广泛宣传，贯彻执行。

②“高司”放出谣言说，华国锋的大字报是斗争华国锋一个多月以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签字的。当华国锋登上飞机离开长沙前即行宣布作废。

③上午8时，由“中教红旗”、“中教联”主持召开的，《愤怒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告会》在红色剧院举行。由《何其毒也》的作者唐锡阳同志及其女儿唐桦同学进行控诉。

④上午9时半由“省教朕”在省人委大礼堂主持召开的《长沙市教育界愤怒声讨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为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员工平反大会》。大会命令王延春、王含馥、孔安民、徐天贵、孙云英、韩曙光、丁维克、朱传琦到会接受革命师生员工的批判斗争。

⑤“长沙工联”发出《通令》(第三号)规定：(1)执行中央“6·6”通令，严禁打、砸、抢、抄、抓。(2)凡占用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应归还原主。(3)被扣留的流氓、阿飞、扒手、打手，教育后交专政机关处理。(4)凡发现冒充“工联”组织成员招摇撞骗，打、砸、抢、抄、抓，应通知“工联”处理。(5)加强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严密监督。

⑥章伯森、梁春阳、贾镛、毛华初等67位领导干部发表《给全省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的信》主要内容有三点：(1)概述了二月逆流以来，革命造反派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说明四月以来长沙革命造反派又重新起来向反革命复辟逆流猛烈开火，形势大好。(2)提高警惕，粉碎阶级敌人唆使和煽动农民离开生产岗位，进城参加武斗的阴谋。(3)抓革命，促生产，全力以赴，搞好夏收。

⑦省委宣传部长徐天贵写出《拥护支持章伯森、梁春阳等同志＜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紧紧掌握斗争的大力向＞的大字报》谴责“湖老谭”策划组织“高司”武工队，支持纵容“红色怒火”挑起武斗事件，镇压革命造反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并表示“坚决站在以工联为主体的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学习章伯森、梁春阳等同志的革命造反精神。”

6月25日 ①“工联”、“省直红勤站”、省委“永向东”、“红大会”、“红中会”、“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等15个单位，特就最近有些企业单位，增加工资福利待遇、临时合同工、轮换工转正、精简下放人员、复工复职等违反中央指示的现象，发出《决不允许反革命经济主义死灰复燃》的呼吁，并提出3点要求：(1)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掌握斗争大方向。(2)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劳动工资制度的规定。(3)革命造反派除本身应模范执行外，同时对违法行为要及时揭露，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②上午7时许，“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封闭刘子云、崔琳之流的喉舌——军区接待站并发出《通告》，指出自二月反革命复辟逆流以来，军区接待站奉龙、刘、崔的旨意，造谣支保，干了许多坏事，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信。

③总字341部队永远忠于毛主席“红色硬骨头”造反队，宣布与捍卫毛泽东思想“驱虎豹”造反队等14个组织联合成立“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在红色剧院召开大会。

④下午，(此处一字打不出)梨市东湖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召开革命造反派联络成立大会，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快过完湖南农学院食堂时，被“高司”武工队将队尾切断，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据统计有5人被长沙警备区司令部抓走。

⑤下午7时，湖南军区被迫通知湘潭警备司令部将人民汽车公司惨遭迫害的3名革命同志无条件释放了。随后，市内各路汽车恢复行驶。

⑥红卫兵长沙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大会”)正式成立。

6月26日　①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封闭湖南军区群众接待站联合指挥部”，并发出《紧急照会》，随后派人站岗，军区接待站停止接待。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过十多天的学习总结后，原定今日全部回到原单位继续执行支左任务，由于龙、刘、崔的阻挠破坏，未能实现。

6月27日　①华国锋就“高司”等对他19日的大字报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作出说明。他从北京来电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己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己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

②深夜，长沙市警备司令部摩托车巡逻队经过湖南动力机厂前，造反派将路上设置的障碍物移走，便于通过，巡逻队发现他们背有木枪，连忙停下拍照，阴谋陷害，造反派要他们交出胶卷和照相机，公开承认错误。可是在湖南军区和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唆使下，巡逻队居然不顾人民子弟兵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开始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静坐示威”。当时有军内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吴耐先气势汹汹地说：“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他还极其恶毒地说：“死几个人(指战士)没啥了不起的，只不过多几个寡妇。几十个战士都打死也没啥了不起的，这样，我们就主动了。”虽然战士思想动摇，但在吴的阴谋策划下，巡逻队指战员，直到7月1日才被迫撤离。

6月28日 下午2时，在首都“北航”召开了《愤怒控诉龙书金之流残杀湖南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由湖南“红艺会”代表介绍“6·6”惨案情况，龙庆平烈士的父亲控诉“高司”暴徒惨杀他儿子龙庆平的经过。会上发言的还有新北大北京公社，武汉钢二司，新疆红二司，河南二·七公社等革命组织的代表，并发表了《告首都人民书》，一致表示支持湖南革命造反派。

6月29日 ①下午4时正“长沙工联”、“长沙工人”、长沙市级机关革命派联合委员会(“机联”)进驻长沙市委大楼，同时发表了接管市委大楼的《通知》，革命造反派的宣传车，贺喜队络绎不绝。红旗招展，盛况空前，从此市委大楼正式命名为“长沙革命造反大楼”。

②刘子云和崔琳看到革命造反派一张《敦促龙、刘、崔投降书》。崔琳暴跳如雷，说：“你们去投降吧!我崔琳是死顽固，死也不投降！”刘子云反过来“安慰”他说：“沉住气，我们不会垮。”

6月30日 ①凌晨近百名持有凶器的暴徒分乘4辆汽车先后驶向长沙矿山研究所，越墙而入，口称要抓“红色造反团”负责人，由于值班人员鸣铃示警，全体职工奋起保护，未逞。

②省直统战系统革命造反派及其他革命组织，强烈抗议“省红联”、“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窝藏包庇该系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健平。

③下午2时，湖南军区组织处打电话给省委“永向东”，说：“接中央电话，要立即释放叶卫东，并请他到北京参加湖南问题的大辩论。”请“永向东”接回叶卫东同志。“永向东”早有警惕，当即指出三点：(1)中央向你们要人，我们没有接到电话，不知道这件事情。(2)叶卫东同志是你们军区抓的，中央要他上京辩论，只能是由你们护送。你们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3)叶卫东同志释放后，首先应送“制止武斗指挥部”，因指挥部是69个造反组织的联合机构。你们不准备送指挥部，也不准备送“湘江风雷”，却要送到“永向东”，是个大阴谋，我们要彻底戳穿！龙、刘、崔之流接到电话后，狼狈不堪。

④为了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刘子云之流的唆使下，“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勾结各单位保守派，在南郊挑起武斗。黑石铺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捍卫毛泽东思想“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战斗队，因大标语被厂筹委任××撕毁，便找任辩论，当即遭到20余人的围攻毒打。厂武工队队长彭××还行凶杀人。“511红色造反团”为抢救战友，冲向前去，结果也被打伤多人，暴徒扬言：要“打死这些家伙！”

6月下旬 ①逃往河西的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张兰明、艾群、张健、林纳、李照民、范平、郝全之流，勾结省“红联”一小撮坏头头，多次召开“河西抗暴自卫指挥部”的黑会，策划七月初“杀回河东”。据李、范、郝在望江楼透露：(1)由省“公检法”、省委机关“筹委”、省广播电台“革委”勾结附近机关及桂花大队农民组织所谓“联防区”，阴谋赶走省委机关“永向东”进驻省委，安上据点。(2)由“高司武工队”、“真理军”、“红工联”共抽“钢杆”1000名，杀回湖医，安上另一据点。(3)指使省“红联”所属组织于7月1—2日在全城张贴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

②省委机关“筹委”为了紧密配合省“红联”打击亮相领导干部，收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帮助龙、刘、崔整理领导干部摸底排队的黑材料，以省委组织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队”为主，组织大批人马到全省各地大抓所谓干部亮相工作。同时散布反革命舆论，说什么“龙书金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啦”！“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问题不大啦”！“‘湘江风雷’翻不了案啦”！“章、梁是跳出来的啦”！“‘高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啦”！实际是准备搞一次反革命“大串连”，交流反革命“经验”。

③晚上，刘子云把军区门诊部薛协理员叫去申斥道：“据说你们作首长保健的医生，他爱人是‘工联’的，那怎么行呢?整天在我们身边和机密的地方转来转去，你们要重新调整，明天就换。”同时还命令“工联观点”的家属搬出营房，并且不许孙素洁同志(军区门诊部护士长)去招待所与记者谈话。

④长沙警备司令部派参谋长孟××率领50余名战士到天心阁配合“公检法”以抓“劳改犯”为名，镇压革命造反派。当时在场的“青年近卫军”战士坚决抵制，打了起来。孟命令部队撤回。军分区负责人田云骂道：“为什么把‘公检法’的丢下不管？为什么见死不救?”

6月底 军区把“公检法”的头头梁俊杰、易炳坤找去，说现在是“反革命夺权”，下一步就要占领公安局、公安厅、省委大楼，“你们是群众组织，要大胆干”，建立“河东解放区”。根据军区这个黑指示，由省、市“公检法”出面，找到省委“筹委”、铁路公安、省电台等单位的头头和领导干部在军区招待所开了几天会，研究成立了一个领导机构，并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武斗计划。(1)组织机构：分核心组：由“公检法”、省委“筹委”、“红联”、“高司”等组织组成，地点设在湖医；参谋组：由省“公检法”头头和领导干部组成。(2)行动计划：决定拔掉省委机关“永向东”，以“红联”搬回省委大楼为借口实行强占。经研究安排8000人冲击省委，强占后两天退出，留2000人驻守。如发生武斗，伤员由后门送军区。与此同时，大造夺回市委大楼的舆论，制造假象，声东击西。由于革命造反派及时揭露，这一罪恶阴谋，才未实现。

7月1日 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46周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三篇重要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干革命》。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隆重举行庆祝纪念活动。

②省直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体育馆召开大会，揭发批判龙、刘、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③长沙保守组织内部传达了释放叶卫东的消息，一片慌乱，有人惊叫：“‘湘江风雷’的最大头目都放了，这不就翻了案吗?”“公检法”司令部头目解释道：“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打电话给周总理，总理办公室再打电话给詹才芳副司令，詹副司令打电话给湖南军区，要释放叶卫东，我们如果反对，那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才堵住了保字号的嘴。

④晚，梁春阳同志从北京给贾镛同志打电话，其内容：(1)中央文革要湖南军区把叶卫东护送到北京，作为造反派代表之一参加辩论。(2)中央文革要湖南两派各派20名代表上京辩论。叶卫东作为造反派代表上京，所以造反派代表为21名。

⑤湖南军区内署名“丛中笑”的战士，向“工联”、“永向东”、“红大会”、“红中会”、“井冈山”的革命派战友们发出第四封信。揭露了“高司”一小撮反动决策人在龙、刘、崔的策划和纵容之下，竟肆无忌惮地在军内散发一批又一批颠倒黑白的材料，公开对抗中央有关军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的指示精神，企图挑起军内矛盾，破坏军民团结，以达到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目的。

⑥长沙郊区武装部长张×、政委萧××授意郊区机关东方红真理战斗队出面，串连郊区十多个工厂的保守组织(如曙光工总等)成立所谓“工农联盟委员会”。此后，南郊各厂保守派与“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勾结，煽动农民进城，挑起了一系列的武斗。

7月2日 ①上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六万多人的群众大会，愤怒控诉龙、刘、崔之流镇压“湘江风雷”的滔天罪行。

②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电告湖南军区支左办联络组李开，转告湖南军区：“湖南来京代表经多方调查，已确定。请军区通知代表在7月5日前乘火车来京。”

③长警司张、田、吴、郭之流召开党委会，对中央决定参加北京谈判的代表张弘强同志进行迫害。吴耐先咬牙切齿地说：“有我就没有张弘强，有张弘强就没有我！”会上决定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拍发黑电报，说什么张弘强逃跑上京，目无组织纪律，要求中央取消张弘强的代表资格，请求中央令张弘强回原单位。

④在龙、刘、崔之流幕后策划下，长沙县“联筹”伙同县武装部在市南郊大圫区召开全县、区、社“高司观点”负责人的黑会。会上由大圫区黄××介绍武斗“经验”，提出一个反动的自卫原则和三条武斗标准。原则是有来犯者必歼。标准是：(1)要使暴徒(指革命造反派)有来无回；(2)要打艺术战，使我方无损伤；(3)要求达到1—2万兵力，200部汽车。

7月3日 ①刘子云、崔琳之流对军内造反派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上午，崔琳命令薛××盗用军区门诊部“全体医生、护士”的名义，给中央写黑信，阴谋取消她的代表资格。

②由詹先礼主持召开省“红联”和“高司”各总部、“公检法”、省委机关“筹委”各战斗队头头会议。会上，万达说：湖南军区支左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极力为龙、刘、崔涂脂抹粉。他还说：“‘6·6’惨案发生后，章伯森的性质可以定了。这下子，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③下午1时左右，大圫公社团委书记、“红流”头头和冻肉厂的几个保字号，以到管道厂贴标语寻衅挑起武斗。半小时后，“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几百暴徒乘车冲进赛璐珞厂，抓走4个革命造反派工人，冲进管道厂又抓走5人，并煽动不明真相的200多农民包围了肠衣厂“蒯大富兵团”。南郊各厂，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晚9时，由于军区对殴打和非法扣留“工联”代表的行为不予制止，谈判无法进行。

④晚上，长沙市“革联”伍××对市委办公室李××说：“想个办法把孙云英、丁维克、王长熙搞到河西去，交给学生伢子去打。”因孙云英等表态支持“工联”，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7月4日 ①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策划下，从河西调来大批“高司武工队”，同时煽动数以千计的受蒙蔽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小口径步枪等越过南郊专用铁路线。南郊几个工厂的革命造反派为了护厂自卫，派出警戒人员，形成以铁路为界的对峙局面。

②万达以“红联高司派”湖南赴京谈判代表的身分披挂上阵，发表了一个支持湖老谭、支持保守势力、诋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形势声明”。在河西湖大，还特为他开了一个“万达上京告别会”，“公检法”的坏头头易炳坤扬言：要把长沙“红联观点”的人统统联合起来，成立全市统一指挥部，以拳头对付拳头。

③下午，“红联”在湖大科学馆三楼召开了一个有“红联”常委、“红联”所属组织负责人、省委机关“筹委”所属战斗队的代表、一部分住河西的领导干部和一些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公检法”的负责人易炳坤说：人家(指革命造反派)在搞我们，我们不能听人家搞，要起来斗，要有点“造反派”的样子。我们昨天已在河东开了会，组织分区联防，“红工联”也参加了，他们很积极，愿意同我们一起搞，就叫做红联指挥部。他公开提出为了集结力量，凡是反对“一揪三打倒”和赞成打倒章伯森的人，都要联合起来。

④市“公检法”召开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7月1日詹才芳的“五点指示”如下：(1)章、梁保张平化有问题。(2)“高司”革命小将能在“6·6”惨案中压过来是革命左派。(3)各级革命组织可自卫。(4)对杀人放火者，要采取专政措施，但不要影响左派。(5)从思想上、物质上要作好准备。10日，梁春阳同志来电说，詹才芳否认上述“五点指示”。

⑤“高司”湖大成立所谓“八·一九”公社。在长警司张本科、田云、吴耐先的指使下，派出1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送去贺信、锦旗和一卡车纸张，作为“献礼”。

7月5日 ①“长沙工联”等62个革命组织的10万多人，怀着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比热爱的心情，在东风广场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首先由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致词，热情赞扬解放军政治学校、总字341部队在支左工作和揭露龙、刘、崔的斗争中的伟大成绩。解放军政治学校代表接着宣读了《关于撤出支左工作的严正声明》，表示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续关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上，还向支左模范解放军政治学校和总字341部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献了锦旗。

②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谈判代表启程赴京。“红联”方面的代表也同时出发。

③凌晨，南郊肠衣厂“蒯大富兵团”在水粮断绝的情况下，30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突围出来。管道厂派出两名代表到长警司要求解决问题，又遭拒绝。

④“高司”发出通告，自即日起又将总部从河西迁往湖南医学院，纠集了各方面的保守势力，准备进行新的反扑。

7月6日 ①凌晨5时许，冻肉厂“5·18战团”煽动不明真相的大圫区农民，伙同“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约千余人再次冲击管道厂，打伤，抓走20人，抢走一批生产用的金属。并对厂房、宿舍进行了破坏。下午2时许，暴徒又用小口径步枪打伤守护在铁路边的长沙机床厂革命造反派工人黎建勋等3人。晚上，700余名“高司武工队”暴徒从南面偷渡湘江，与从大圫、洞井铺、南圫等地调集的4000多不知真相的农民同时汇集于冻肉厂，他们大吃大喝，一天杀猪30头。

②湘中供电局常德供电所32位革命同志到长沙开生产会议，会后返回常德工地，路经河西，“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拦劫车辆，绑架、拷打生产人员。经供电局多次交涉，才不得不放回26人，其中2人被打成重伤。另有6人下落不明。

③“高司”、“造反有理军”各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红底黄字的招牌。长沙军分区党委决定：“要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牌子。”张本科还亲自交代门岗：“人家冒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牌子，我们要冒生命危险来保护。”门岗战士问：“要执行‘三不’，怎么保护呢?”张本科恶毒地说：“你们的刺刀干什么的?”但那块牌子最后还是被革命群众摘掉了。中午，新华印刷厂“红印兵”去警备区贴标语，当场被抓走4人，打伤3人。

④“湖南红旗军问题联络站”连日开会，并发表“关于湖南红旗军问题声明”，指出，龙、刘、崔之流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将“湖南红旗军”打成“反动组织”，是一桩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

⑤上午，“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和“造反有理军”300多人在中苏友好馆开“6·6”惨案一周月的所谓“追悼会”。

⑥下午2时，长沙政法革命造反联络站、长沙公安革命造反勤务站52名革命干警杀回公安局闹革命。市“公检法”夺委会调集大批“钢杆”，手执长棍、竹刀，大搞武斗，当即有3人受伤，连过去营救“夺委”决策人梁俊杰的革命小将欧阳祖文也遭到梁手下人员的毒打。与此同时，市“公检法”夺委会下令消防和贴空了望哨值勤人员全部撤除(17年来第一次)。3时下令全市交通岗撤离，各分队、分局、民警全部调往市公安局。

⑦关于南郊武斗事件，晚上，在政治学校解放军的督促下，军区派出代表与“工联”负责人协议三条：(1)双方不冲，军区派部队维持秩序。(2)双方放回所抓的人。(3)停止武斗以铁路为界(大意)。“工联”立即进行了传达，并遵照执行。

7月(6—7)日 晚上9时半，由湖南军区40余名战士分乘4辆卡车，护送近百名“高司”“红联”人员到达长沙车站，随即车站和五一路处于戒备状态。10时18分，16次快车进站后，非法为他们加挂客车一国内(车号：23132)，并无理拒绝“工联”乘务员交接班，列车便于10时39分到达北站。北站革命造反派立即发现列车违章多挂了一个车厢。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铁路运行、管理规程和命令，于7日凌晨，将这个客车甩下。(即“7·7”甩车事件)

7月7日 ①长沙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所谓《严重声明》就北站甩车事件，作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恶意宣传，胡说什么“省委机关‘永向东’唆使‘六号门’等组织强行绑架劫走‘高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派往北京谈判的代表和工作人员97人”。紧跟着省委机关“筹委”、“公检法”司令部也发出所谓“抗议”。

②全市中学、中专近40个单位在第十中学召开了串连座谈会，经过一天的研究讨论，决定成立“促进全市中等学校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省教联”、“中教联”、“中教红旗”以及没有参加社会组织的各单位分中学、中专推选代表组成。以后没有结果，由发起单位另行串连成立“长沙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长沙教联”。

③凌晨，“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撕毁协议，对赛璐珞厂和管道厂进行突然袭击，打伤前往援救的机床厂造反派战士多人。下午3时，他们又集中千余人，分三路包围赛璐珞厂，当场抓走长沙机床厂革命造反派工人13人，打伤4人。谭福林同志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挺身而出，当即被暴徒用马刀、梭标杀伤，五花大绑，毒打致死后，丢于稻田中。这时，暴徒已抢占高地，架起机枪，再分三路向铝厂、化工厂逼进，情况十分危急。长沙机床厂“331红色造反团”和附近工人造反派战士，个个义愤填膺，于4点30分开始自卫还击，英勇奋战，夺回了赛璐珞厂和管道厂。

7月8日 ①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14所院校的对外作战部联合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郑重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支持章伯森、梁春阳的革命行动。同时指出：“省红联”、“高司”、“公检法”等已成为龙、刘、崔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工具。“6·6”惨案是他们一手策划的，必须取缔“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

②“长沙工联”就7月9日凌晨长沙船舶厂的枪枝被“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枪走及南郊“6·30”冻肉厂事件和波及长沙铝厂被迫停工一事，先后向湖南军区司命部、政治部和长沙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紧急照会》。

③北京来电：湖南赴京代表团对长沙当前形势的几点意见：(1)加强制止武斗指挥部的领导。(2)坚守长沙市区的阵地，一个也不能放弃，应坚持到底。(3)晚上要加强警戒，组织机动队伍。(4)任何时候不能打到对方家里去，要避免在街上碰头。(5)铁路一定要畅通。这一点要顾全国家。(6)对受蒙蔽的战士和农民要作细致的政治宣传工作。

④由“高司”反动决策人一手把持操纵的所谓“红代会”原定今日召开。计划邀请詹才芳、龙书金、刘子云、崔琳、万达、郭森、李照民、蓝云飞、张德隆等参加。

⑤在长沙北站“7·7”甩车被扣的“高司”人员中矿冶学生俞贵东、贾广化、王延东等5人发表声明说：“长沙警备司令部、‘高司’总部广播站、宣传站说我们是赴京谈判代表，我们慎重声明：我们不是赴京代表，我们这次赴京，是汇报文化革命情况，特此声明辟谣。”

⑥长沙县武装部在电话会议上作了五条规定：(1)要在农村广泛宣传“章工联”杀人放火；(2)要以公社或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章伯森、梁春阳的罪恶活动；(3)全县各地组织自卫队成立抗暴指挥部；(4)全县各地“造反派”(实指保守派)要组织动员支援大圫；(5)组织全县贫、下中农游行。

⑦晚上，长沙县贫代会筹备处和“红流”总部联合召开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电话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区、社的所谓“三结合”主任、造反派(实为保守派)负责人。会议内容：(1)歪曲宣传南郊流血事件真相，煽动农民与工人对立，挑起更大规模武斗。(2)进一步制造反革命舆论，欺骗广大贫下中农，为龙书金之流开脱罪责。

7月8(—12)日　①据冻肉厂刘××去北京时说：谈判期间“家里自卫反击由周礼负责，在河西开了会议，有‘红联’及同观点的各组织和在家的领导干部参加，周礼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

②省委机关“筹委”委员张昌主向当时在河西的人传达了一个所谓“用农村包围城市进行自卫反击的计划”：(1)万达去北京后，河西建立一个指挥部，由“红联”、“高司”、“真理军”、“革命工人造反军”、“红工联”、“红色怒火”、“工人主力军”、“农代会”筹备处、“工代会”筹备处、“公检法”等组织组成。指挥部设在河西××工程公司。内分司令部、参谋部。参谋部由有斗争经验的部分领导干部组成，由张兰明负责。(2)指挥部的任务：组织武装力量，指挥自卫反击的武斗，研究部署作战计划。(3)选派了部分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去宁乡、浏阳、平江等县发动和组织武装农民进城，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扭转目前长沙局势。(4)河东城市四区，按区组织力量，各区均设一指挥部，挑选有战争经验的干部作指挥，以便里应外合。并已指派“公检法”的易炳坤和刘忠在河东组织力量，原计划是在南郊全歼“工联”有生力量后，便乘胜追击，杀进城内，占据省委等地作为根据地，然后立即直捣“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汽车电器厂等单位，最后“解放”全市。由于解放军政治学校及时打电报给广州军区，制止了南郊武斗，这一罪恶计划才未实现。

7月9日　①广州军区向湖南军区传达戚本禹同志关于批判陶铸的五点指示：(1)批陶由广州先发起，中央同意发稿批判。全国也配合搞，广州开始以后，听听反映再说。(2)何时开始由广州军区决定，看7月中旬好不好。(3)批判可由陶铸的几本书入手(按：三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随行纪谈》、《思想、感情、文采》)。可以把陆根荣的大字报(陆是上海的小将，写了反陶铸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迫害致死)先在报上发表，加上按语，作为开始，然后批书，逐步深入，逐步提高。(4)重要的是发动群众，搞人民战争。陶在广州影响很深，发动群众批陶，对促进革命组织大联合很有意义。(5)广州先批，中南几省可以跟着来。怎样批?掌握大方向就可以。上述指示，由军区先通知省委机关“筹委”广播后，再通知“永向东”和其他革命组织。

②凌晨3时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约150人到长沙船舶厂，与厂内的保字号勾结，抢走轻机枪2挺，长、短枪23支，企图乘船逃走，被该厂革命造反派黄洒生同志发觉，当即予以拦截，暴徒为了杀人灭口，将黄的胸口猛刺一刀惨死。革命造反派及时向长警司报告，张本科、吴耐先不仅置之不理，还暗中称赞“红色怒火”行动迅速，动作敏捷。

③解放军表态支持的26个厂矿企事业单位联名发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工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给全省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的一封信》。

④上午8时半由“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工联”、“长沙工人”、“东方红”总部、“红大会”、“红中会”等30个革命组织发起在湖南剧院召开“愤怒声讨龙、刘、崔之流血腥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滔天罪行大会”。

⑤省“红联”在京代表团在冶金部二楼开黑会，策划派代表团回长，“组织发动群众”，搞大规模武斗。决定派张敏东(原市委妇联主任，“真理军”黑顾问)闻华(原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鲁庆祥(“贫下中农总部”在京头目)、黎迪祥(市“公检法”夺委头目)等4人回长。

7月10日 ①周总理接见湖南军方代表。被接见的有林国兴、刘顺文、孙素洁、龙书金、刘子云、崔琳和独立师张政委等。总理问到7月7日北站事件的97人中有没有谈判代表，崔琳说有一个。总理说，少一个不影响谈判。又说：“你们根本不合理，违反了铁路规定。”

②凌晨两点多，市“公检法”夺委会借口受到群众所谓“围攻”，300多名“钢杆”腰挂手枪，手执狼牙棒，头戴钢盔，经过军区副司令员何能彬的同意，由张本科、吴耐先、郭廷贵亲自指挥公安政法干警开始第二次逃跑。逃跑时由军区派5个排的军队护送，从市公安局后门经三星街、三泰街、黄兴路、中山路、小吴门、军区，到达独立师驻地。逃到独立师后，又由军区调用6部战备用车，将他们运往长沙县金井。逃跑后向中央报告时，统一口径是“突围”，不准讲“撤退”。

③“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大会，机床厂“331红色造反团”、冻肉厂“511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长沙政法革联站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发言，以大量的事实揭发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保守派疯狂屠杀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④“高司”农院“红代会”郭德荣、王汉华等60名教职工声明退出“高司”所属一切组织。

⑤“高司”矿冶物探70级1班学生罗大全就“高司”宣布他为“烈士”、做好花圈准备开追悼会一事发表《郑重声明》，说他没有死，并指出南郊冻肉厂武斗事件是党内走资派唆使“高司”挑起来的，违背中央“6·6”通令。

⑥晚8时许，“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暴徒50多人袭击矿冶研究所，劫走烈性炸药梯恩梯12公斤、特屈尔10公斤及导火索20根。13日再次砸开仓库，抢走烈性炸药百余公斤以及放射源、剧毒药品等。由于连续发生这样严重事件，湖南军区不闻不问，该所只得电告中央要求采取保护措施。

7月上旬 ①关锋、戚本禹同志对批判刘少奇《认罪书》发出指示：(1)通过对刘少奇7月9日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团”的《认罪书》的批判，进一步掀起批判刘少奇的新高潮。(2)刘少奇的《认罪书》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的新反扑。通过对刘少奇《认罪书》的批判，牢牢掌握革命大联合的斗争大方向。(3)全国都要开展对刘少奇的《认罪书》的批判，各单位切不可等闲视之。

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感召下，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据省委组织部革命造反派统计，至目前为止厅局长以上干部亮相支持革命造反派的103人，约占这一级干部的三分之一；表示支持保守派的31人，约占这一级干部的十分之一。省委领导干部中章伯森、华国锋、赵冰岩支持革命造反派，万达支持保守派。据市委机关“永向东”掌握的数字，副局长以上干部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有70人，支持保守派的47人。

7月11日 ①10时许，60多个“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亡命之徒冲入长沙汽车西站，持刀强迫司机将4部客车抢走，站长刘干全等工作人员7人同时被绑走。革命造反派给“长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要求追查，对方竟说：“放屁！你们专门捣蛋！”

②中午11时30分，东风钢厂保字号40余人煽动附近五一、桂花两个大队的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了工厂，然后将该厂武装部的全部枪支(包括机枪4挺，冲锋枪、步枪26支)抢走。

7月12日 ①“高司”矿冶成立了“批判戚本禹的联络站”。当晚还搞了所谓专题广播大会。诬蔑戚本禹同志“4·30”报告是“大毒草”，胡说什么“由于他的反动报告，出现了全国性的武斗……”。

②上午，“高司”在湖大操坪举行了所谓“悼念死难烈士，为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龙、刘、崔之流送了花圈并派出代表在会上讲话，为“高司”打气。全场警戒森严，在悬挂的挽联中有一副写道：“送死的不如送活的；送花圈不如送机枪。”

③市委“革联”在河西开会，传达省“红联”的罪恶计划后，确定“革联”兵分三路：一路由“革联”坏头头宁贤书带队，分别到(此处一字打不出)梨、大圫、霞凝进行反革命串连，烂动农民进城武斗；一路在城里做工交、财贸、文教、内四区的基层煽动工作；一路由“革联”坏头头伍罗坤带领一班人马搞联络、资料、宣传，计划在双抢(7．18左右)前组织反革命暴乱。

7月12(—13)日　周总理、陈伯达、萧华、戚本禹等中央首长，于晚上9时25分至13日凌晨2时25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赴京代表团。参加接见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叶卫东(湘江风雷)、胡勇、唐忠富、张学晃(工联)、张楚楩(长沙工人)、谢若冰(湖南井冈山)、王家根(省直红勤站)、符子如(政法联络站)、刘友桂(农联)、黄振东(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佘定成(矿冶)、胡宜民(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红联高司派代表：詹先礼、黄绍贤(高司)、张春利(造反有理军)、王泽焱(真理军)、刘国辉、黎正海(革命工人造反军)、易浩然(红流)、唐俊光(省委机关筹联)、言星明(省电台)、吴菊聪(省公检法)、李智仁(市公检法)、王吉贤(矿冶)、胡少奇、严龙安。

领导干部：章伯森、梁春阳、王晓、华国锋、万达、韩江正、张德隆。

军方代表：龙书金、谭文邦、黎原、刘子云、林国兴、崔琳、史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广弼、田云、王恒(××师副师长)、刘顺文(政治学校校长)、张弘强(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孙素洁(军区门诊部护士长)。

会上，叶卫东、唐忠富、谢若冰、张楚楩等就湖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张平化、龙、刘、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湘江风雷”、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公检法”、“高司”的代表吴菊聪、詹先礼之流企图狡辩，当即遭到驳斥。最后，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1)制止武斗为中心达成协议，不要动员农民进城。不动刀枪，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在湖南，我相信湖南一定会搞得好的。(2)湘潭、株洲、衡阳、常德、邵阳、零陵、郴州、黔阳、益阳等地各派一名代表(指造反派)。(3)把情况调查清楚。(4)军区通知把人找来，每一个军分区来一个人，到长沙后再一起来京。(5)双方抓的人要放，火车上扣的人再不要扣了，把人放出来。

7月13日 ①中共中央7．13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发(67)218号)决定：(1)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枝弹药。(2)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3)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应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4)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所谓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发给。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5)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果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规定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②毛华初同志，应“工联长沙泥木工人联委会”、“农联贫造会”、“长沙政法联络站”等革命组织的邀请，在湖南剧院作了《关于湖南目前形势的报告》，下午4时半，省“红联”直接控制的所谓“抗暴指挥部”指派省委机关保守组织筹委干部陈××、徐××等4人来到平江县武装部，准备策划3万农民进攻长沙挑起武斗。它们的计划是：长沙县发动8万，湘潭县5万，宁乡、浏阳、平江各3万，分配给省委机关筹委的任务是宁、浏、平3个县。指使他们以群众组织名义，与县贫下中农常设机构联系。通过贫下中农组织，由他们自己出面去发动。15日以前落实数字后，15日下午3时回预定地点汇报。由于中央“7．13”禁止农民进城的通知及时下达，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

③晚上9时，被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唆使蒙蔽的2000多农民，乘火车到达东站。他们来自邵东、涟源、湘乡、湘潭等专县，都说是“到湖大公社扮禾的”、“每天两块钱。”革命造反派发现这一情况，马上紧急动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及时揭露了龙刘崔“以农村包围城市”，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阴谋。农民兄弟在“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热情接待、帮助下，纷纷觉醒，反戈一击，挫败了这一阴谋。

④窜京的省市部分“走资派”于下午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开黑会，为省“红联”代表团出谋划策。会议由纪照青(省委组织部长)主持，屈正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一个发言，他说：“与章伯森、梁春阳和‘工联’一小撮决策人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过去我怕站错了队，怕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坚决与‘红联’‘高司’站在一起。”苏明(长沙市副市长)说：“对谈判不能寄托希望，关键在长沙，要巩固根据地。”周世华(长沙市委宣传部长)说：“我在长沙县、区工作多年，人地很熟，我回去组织队伍干。”他还提出：“我们要有个战略部署，要敢于挺身而出。我们不仅要当参谋部，而且应该是司令部，要把北京和长沙连起来，组成两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以北京来领导长沙。”佟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咬牙切齿地说：“两个战场，关键在长沙，定盘子在大家。要确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方针。要在政治上反击，军事上反击。要变谈判为审判，变挨打为反击，变被动为主动。不能只搞防御性自卫，要搞进攻性自卫。”最后，郭森说：“当前迫不及待的是组织力量反击，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要乱打乱杀，也不要束缚群众手脚。”这些发言，暴露了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造反派的刻骨仇恨。

7月14日 ①“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热烈拥护《7·13通知》，积极开展宣传。“高司派”在河西却贴出《“7·13通知”是大毒草》《揪出“7·13通知”的炮制者》《“农村包围城市”万岁》等反动标语。

②市“机联”负责人找张本科、田云、吴耐先谈判，要求召开长沙县电话会议，传达中央《7·13通知》，张、田、吴开始说：“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以后又说：“我们不负责任。”整整谈判了3天，顽固抵制、对抗中央指示，企图继续煽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③上午“湖南红旗军”战士在湖南剧院开会，决定恢复“湖南红旗军”组织。会后300多名战士举行了游行，并成立“联络指挥部”开展活动。

④上午“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在河西拦劫援越抗美枪枝弹药汽车两部，×厂武装押运人员和该公司两名司机同遭劫持，并被非法关禁在矿冶学院冶金大楼。

⑤中午，张昌主叫李××和黄××过河到市郊桂花大队、二十六中去送一份河西(抗暴)总指挥部的命令给刘忠(省经委一处长)，内容如下：(1)7月20号前采取行动，要河东在7月18日前将各县来的农民，集结在距城30里的地方待命。(2)请河东将集结在城郊的农民的人数、地点、指挥者姓名和城内四区各区指挥部所在地，指挥部负责人姓名、枪支弹药情况一并搞好，速报河西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3)7月18日左右，召开干部动员会，准备战斗。(4)做好市内侦察工作，摸清市内“工联”、“六号门”、“青年近卫军”的实力，各重要据点等情况，以便重点击歼。行动前河东还可伪装潜伏一部分农民作内应。(5)这次战斗的方针是：四路进攻，乘虚而入，里应外合，分片包干，重点击破，首恶必办。

⑥下午2时，“高司”在京人员6人乘飞机回长沙，他们声称：“我们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的辩论会上。”他们歪曲地介绍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三方面代表的情况，煽动敌对情绪，“高司”一小撮马上在各院校挑起一个“批戚”高潮，贴出《打倒陶铸二世》、《万炮齐轰戚本禹》等反动的标语、大字报。

⑦“红色怒火”在溁湾镇劫走解放军总后驻省某厂运往某地的子弹410箱。张本科、吴耐先听到此讯后，连声称赞：“劫得好！劫得好！要是到了河东落到‘工联’手里就不得了。”张、吴派4名参谋以处理子弹为名，作了黑指示，将58万发子弹全部送给了“红色怒火”。

7月15日 ①周总理接见湖南军方代表时，就湖南军区谎报“湘江风雷”材料、训练“高司武工队”和煽动农民进城等问题，向龙、刘、崔提出严厉批评，在座的还有陈伯达、黄永胜同志和政治学校的刘校长。

②“湖南井冈山”“湘江风雷”等34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关于湖南红旗军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湖南红旗军是一个拥有47万包括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和工人、农民、学生、教师以及革命干部的革命造反组织。它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声明号召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龙书金、刘子云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彻底为“湖南红旗军”翻案。

③凌晨4时，“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武装暴徒到溁湾码头，扣留了第一班长轮8号渡轮，并绑架了司机在船上架了机枪。8点左右，轮渡公司保字号10多人，配合“高司”行动，又强行将另一艘长轮6号，全速开往河西，迫使汽车渡口和轮渡全线停航。

④由“高司”一手策划的所谓“红代会”在湖大开幕。重大“8·15”、天大“8·13”、省军区、长沙军分区、长沙警备司令部、湘潭军分区和省、市一些保守组织都派人参加。合上，各单位保守组织代表竟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的黑名单、黑材料向大会“献礼”。张本科、田云的老婆通霄达旦，赶绣了一面最漂亮的锦旗，附带纪念章若干，作为大会“献礼”。此外，还发动干部、战士捐献了不少的衣服和粮票。长沙军分区派政治部主任殷××参加，湘潭军分区副司令员杨兴中讲话，并亲自领喊“打倒章伯森”、“绞死梁春阳”等口号。

⑤下午4时，解放军政治学校军车一辆，赴该校某大队驻地送医药、文件，于5时20分经又圫公社返校。由于沿途散发了“7·13”通知，遭到一个农民打扮的人的步枪射击，颜亨伟同志当即中弹倒于车中，随即送医院抢救。

7月16日 ①今天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

毛主席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重温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倍觉亲切，深受鼓舞。为了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有省体委毛泽东思想兵团，省航海俱乐部红旗，解放军政治学校、总字341部队，以及长沙、株洲、湘潭市基层造反派战士120多人，排成一列纵队簇拥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从猴子石畅游到中山西路汽车轮渡码头。全程24华里。

②“高司”决策人组织了“中南矿冶学院批戚联络站”发出第一号通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戚本禹同志。

③“高司”矿冶总部一小撮顽固对抗中央“7·13”通知，蓄意反其道而行之，贴出《中矿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工人罢工武斗的通知》。胆敢与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分庭抗礼，颠倒黑白地将挑起武斗、破坏生产的责任，完全推到革命造反派身上，疯狂已极！反动已极！

7月17日 ①上午10时许，长沙纺织厂革命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携带《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在宿舍区张贴，遭到“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和纱厂保守派的突然袭击，抓去4人，另有7个女同志，被关押于粉厂内，纱厂革命造反派梁春桃等同志前往援救，对方以“谈判”名义，诱使梁春桃放下手中的梭镖，乘势将他砍伤。当晚“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欺骗上千的农民围攻和强行占领长沙纺织厂，暴徒用机枪扫射，革命造反派战士和无辜群众被杀伤多人。

②湖南军区发出《紧急通知》，以收缴民兵枪枝为借口，企图解除革命造反派的武装。

③市“公检法”负责人梁俊杰领来省“公检法”坏头头易炳坤在省公安厅给溜回来的人员作报告，胡说：“‘工联’是反革命”。“章、梁掀起了“反革命复辟”。省、市“公检法”要联合起来“反击”，还要继续“农村包围城市”。作完报告，市“政法公社”的人继续逃跑。

④“高司”矿冶吴××，曾××等8人以52681兵团独立师5—227新曙光兵团机动师5—217、5—204名义贴出极为反动的大字报、题目是《想不通要上北京》提出五个荒谬透顶的问题，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文革。

⑤“红色怒火”由于有黑后台撑腰，公然贴出公告，招收队员。在“高司”中发展，扩大组织。

⑥长沙军分区欧阳参谋奉张本科之命从保密室取出长沙县、市两份军用地图，送往望江楼，交给“红联河西抗暴指挥部”。

⑦张敏东、闻华从北京飞回长沙。张本科、吴耐先派一个警卫班将张、闻二人从大圫机场接到军分区，密谈至深夜。次日，又让张、闻二人换上军衣，用军车送到河西望江楼，筹办长沙的“百万雄师”，研究攻打河东的行动计划。据透漏，他们准备绑架、暗杀“工联”负责人和亮相的领导干部，阴谋发动农民包围城市，以武斗扭转局势。

⑧下午，市邮电局“红讯兵”勾结武装部长尹××冲入武装部，抢走一批梭标枪支，并集中占领了电讯大楼二、三楼。企图切断“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断全市邮电通讯。下午6时左右，又开始往楼下打砖头石块，阴谋挑起武斗，制造冲击重要部门的借口，但这一阴谋被革命造反派识破，未能得逞。

⑨下午，“红大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宣布，自1967年7月17日起，进驻湖南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积极援助下，接管了学院党、政、财、文大权。

7月18日 ①凌晨4时许，“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暴徒分四路向长沙纺织厂进攻，占领制高点，架起3挺机枪，向革命造反派扫射。女工滕月华和老工人陈玉生同志中弹牺牲，还有百余人被劫走。正当危急时刻，长沙船舶厂的造反派前往解救，同时河东“青年近卫军”、“红旗军”、“湘江风雷”、“工联”的革命战士闻讯赶过河去，经过一场奋战，终将暴徒击溃，当场缴获机枪2挺，保住了长纺。

②“工联”就长沙纺织厂发生的严重武斗事件，发出急电，向林彪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报告情况，要求采取措施。

③长沙工联抗暴护厂司令部、政治部就“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抢劫枪支一事，发出《紧急通告》指出：民兵武器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准动用民兵武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要求广大革命造反派、民兵和革命同志，要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模范地执行“6·6”通令，制止武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动用武器屠杀革命造反派，大肆抢劫国家枪支弹药，必须依法惩处。

④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吴耐先为了阻挠领导干部“亮相”，亲自找长沙市副市长王群伍谈话，他说：“你不要站错了队，你每月拿180多元，等着处理算了，何必‘亮相’，亮错了就麻烦。你支持‘工联’如果‘工联’出了问题，你就脱不开，就成了幕后指挥”。又说：“你在‘8·19’只有两天错误，我看罢不了官，运动后期，可以恢复市长，书记职务。你站错了队，可就不好办了。”

⑤“工联”长沙市邮电局革命造反委员会、长沙市邮电局井冈山兵团、长沙邮电永向东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发表《夺权公告》郑重宣布从邮电局一小撮“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红讯兵”的手中夺了党、政、财、文一切大权，掌握全局业务。

⑥上午，省、市交通系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抢劫汽车，破坏交通的罪行并照会长沙警备司令部负责追回车辆，严惩抢车打人凶手，保证交通运输的安全。

⑦下午1点50分左右，“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一伙暴徒80余人，突然包围了北站，另一批暴徒冲入长北铁路公安派出所，抢走一批枪枝弹药。当铁路职工追赶时，这伙暴徒越墙跳进了湖医北院，随后又乘车追赶车站职工护送伤员的汽车投了两颗手榴弹(都爆炸了)，并枪伤护送人员孙××。暴徒行凶后，向经武门方向逃走，由于车站工作人员失去了人身安全保障，南北火车被迫停驶。

⑧崔琳恶毒攻击“湘江风雷”、“红旗军”说：“我认为‘湘江风雷’是形左实右的组织，是陶铸、张平化的御用工具，是保守组织。……张在政治上出卖，经济上收买。‘红旗军’被取缔后，‘湘江风雷’把它成批吸收进去。‘红旗军’是什么组织，很清楚，一条，大力发展组织，不管什么人都要；二条，打倒当权派；三条，夺取政权、军权。……如果‘湘江风雷’不取缔，它代表了方向，代表了路线，我想不通。我们的功劳建立在取缔‘湘江风雷’上，我们的错误也犯在取缔‘湘江风雷’上。”“整个的取缔‘湘江风雷’，不是方向、路线错误。”

⑨下午3时许，“高司”武工队数十名暴徒，在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闻华的带领下，冲入人民银行岳麓山办事处，殴打和劫走银行工作人员各一名，砸开银行金库，劫走步枪4支，随即于19日下午非法武装进驻银行，并狂妄叫嚣“奉指挥部命令，接管银行，调济河西金融，以备战时运用”。据省市银行革命造反派已知情况，到20日为止，“高司”武工队和“红色怒火”已非法转移和盗用国家资金44万元，有的已作为制造武器和煽动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费用。革命造反派当即要求长沙警备司令部派人保护国家财产，但遭拒绝。

⑩十中受迫害教职员在《中教红旗》报刊上，愤怒控诉以李×为首的一小撮混蛋，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他们规定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教职员工在起床、吃饭、劳动、学习前唱“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向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如若我不老实，如若我要顽抗，把我砸碎，把我砸碎”。当唱到“把我砸碎”时，还要受害者配之以“鬼舞”，即自己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脑袋，并发出响而声后止，何其毒也。

7月19日 ①深夜，总理召集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万达及军方负责人在人大会堂研究解决交通和制止武斗问题，开始“高司”代表拒绝参加，总理说：“中央都叫他们不来，看你们(指军区)把他们惯成什么样子了?”戚本禹同志说：“我上次批评了‘公检法’，可能他们在捣乱。我们谈了28个(组织)，都没有这种情况。”这次接见时，总理指示三点：(1)双方伤员都要医治。(2)抢枪要调查，要实事求是。彭真就是搞特务活动，流毒很深，你们小将不要学他们，不老实就不好了。(3)今天主要解决交通问题，衡阳至岳阳，由47军保证铁路畅通。

②省“公检法”决策人易炳坤召开会议，研究所谓“联防自卫”问题，易说“我们同独立师斗争，搞回了一些枪。”省委保卫处副处长樊××说：“保卫处存有几十支枪”。随即派人从秘密的地方取出，送往东区联络站(高桥小学)，分配使用。

7月20日　①凌晨2时20分至3时30分，周总理、戚本禹同志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湖南代表，专就恢复铁路交通一事，指派黎军长和双方代表共9人，7时起飞返长。总理说：“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请黎军长晚上恢复铁路通车”。总理离开会场时，还紧握黎原同志的手说：“祝你们胜利归来”！

②下午2时，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人文化宫，听取“工联”负责人赴京代表团团长胡勇同志的汇报。

③下午4时15分，黎军长在工人文化宫的大会上表态，他说：“你们‘工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我们47军的同志坚决支持你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将长沙、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④黎军长、工联负责人和工联铁路工人一起协商，于下午6时起恢复通车。

⑤近日，刘子云又给军区处以上干部和全体人员作了两个上抗中央、下欺群众的黑报告，内容大致如下：(1)周总理已表态湖南军区在前段文化革命运动中，只有缺点错误，但并不是方向路线错误。龙书金是毛主席司令部的。(2)周总理要我们表态坚决支持“工联”但要划清两个界线；一是“工联”与章伯森的界线，二是“工联”与其他外围组织的界线。支持“工联”，是要把“工联”拉过来。(3)大联合问题：将来工代会以“工联”为基础，红代会以“高司”为基础；机关干部以省委机关“筹委会”为基础；农代会以“贫下中农造反军”为基础。(4)“湘江风雷”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政治上翻案；二是政治上、组织上彻底翻案。但是周总理已经讲了：即算是彻底翻，担子也由中央来挑，军区没有责任。“肃流毒”的责任，军区来负，“公检法”和“高司”没有责任。这些多是捏造，妄想继续蒙蔽群众，保自己过关。

7月21日 ①武汉军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指挥8201部队配合反动组织“百万雄师”围攻中央派往武汉解决当地文化革命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二同志的武装叛乱的消息传到长沙后，群情愤激，纷纷贴出大标语、大字报，愤怒声讨三反分子陈再道的滔天罪行，不少受蒙蔽的群众也开始觉醒。

②为了拔除“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在河东挑起武斗的重要据点，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封锁湖医和铁院。

7月22日 ①凌晨，江青同志在河南代表团会议上发表极为重要的讲话。她说：“我们不要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又说：“同志们：我们听到‘百万雄师’及其他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进攻、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

②下午4时50分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在革命群众的欢呼声中，由武汉乘专机光荣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迎上前去，问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亲切握手、拥抱。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后，《湖南日报》和《长沙晚报》立即发了号外。傍晚，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上街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解放全湖北！”“打倒龙、刘、崔，解放全湖南！”“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等口号。

③由长沙政法革命造反联络站、汽车公司红造联、大专院校等10多个革命组织联合成立的“少年交通岗哨指挥部筹委会”招收训练中、小学生，以便代替外逃的交警维持市内革命秩序。

④革命造反派为了抢救湖南医学院住院阶级兄弟姊妹的生命，发动政治攻势，并解放了南院。

⑤晚上9点钟，“高司”矿冶联委负责人王××在回答下面请示武汉问题的电话时，说道：“武汉也分两派，‘百万雄师’跟我们‘高司’是同一个战场的战友，他们是坚决支持我们‘高司’的，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另外，还有以武汉‘工总’为代表的一派，就是同‘湘江疯狗’一样的货色，‘湘江疯狗’要揪龙书金同志，‘工总’要揪陈再道同志，他们都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高司”和“百万雄师”的黑关系，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7月23日 ①凌晨4时，革命造反派夺回湖医北院后院南头大楼。在战斗中，湖南动力机厂宋志钧同志，中弹牺牲。下午6点多，北院除前院第一栋教学大楼外，全部被革命造反派占领。当时，军区一行20多人，以贴标语为名，在湖医周围侦察情况，当即被造反派拦住。

②清晨，在长沙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援下，“湖医红旗革命造反联络站”、“湖医抗暴自卫指挥部”等造反组织，进驻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南院)，并立即着手恢复医院秩序，克服“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前一时期，以湖医为武斗据点所造成的困难。

③上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10多万人，全副武装，举行“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龙、刘、崔抗暴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武汉革命造反派、解放军政治学校、总字341部队和军区杀出来的指战员。会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

④王汉平(市经委主任)和宁××由河东赶到河西开了一个黑会，会上决定三条：(1)调王贵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到河东，加强充实河东指挥部；(2)在大圫、(此处一字打不出)梨开辟两个战略据点，把“红色怒火”、“真理军”等一部分人马调到河东；(3)把所有在河西持枪的公安人员调到河东，准备大股集结，小股骚扰，妄图打开河东的局面。

⑤“省红联”所属“河东抗暴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兰明(省财贸政治部主任)政委孙国治(副省长、省委农水办副主任)参谋长齐××。指挥部办事机构有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下分6个支队，近700人，由梁俊杰、易炳坤等人负责。

⑥中央宣判了陈再道的死刑，湖南军区拟订的标语中有一条支持“工联”的，张本科、吴耐先看了大怒，说什么“既然表态支持，‘工联’，也要表态支持‘高司’。”并亲自打电话给军区，争来一条支持“高司”的口号。与此同时军区广播站在喊“坚决支持工联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的口号时，又喊“坚决支持高司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工联”宣传部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刘子云之流支持“高司”是真，支持“工联”是假。

⑦军区有关人员指使163医院，利用当晚有大风雨的天气预报，将全院工、伤人员集中到俱乐部听报告，然后秘密地将“高司”伤员转移到附近农村。

7月24日　①孙国治给红联抗暴指挥部的人作报告说：“当前形势和全国各地一样，对我们有利。目前乱一点，让他们充分暴露有什么不好？现在长沙‘章工联’反革命暴乱，也是牛鬼蛇神的大暴露。”他还说：“‘湘江风雷’不能翻案，中央也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我看章伯森非打倒不可，这个人实质上早就是个反革命。”最后为大家打气：“我们每个人有条枪怕什么！好好干下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7月25日 ①首都百万军民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林彪副统帅及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刘宁一、江青等同志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和驻京部队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随同谢富治、王力同志去武汉的北航红旗、井冈山战士和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及陆海空三军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发言，一致表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这以后几天均连续发表多篇重要社论。表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武汉革命造反派的亲切关怀和巨大的支持。

②凌晨，戚本禹同志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指示：江西、湖北的情况，你们要研究一下，湖南造反派受压制，中央是知道的。中央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你们不要走错一步棋，走错以后，就不好办了。事情做得不要过火，过火就错了。47军是支左部队，造反派围医学院，47军有不同的看法，你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保证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航运)不要出问题，双方要停止武斗。

③“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发布第一号《紧急通告》，决定：(1)严禁冲击军事机关，抢劫军队武器；(2)各革命组织之间，不得互相抢夺武器；(3)严禁随便开枪和玩弄枪支；(4)严禁抢劫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如仓库、银行、车辆等)；(5)严禁冲击机要单位和破坏国家机密；(6)全市巡逻任务，由本指挥部执行，其他组织非执行巡逻和无特殊任务的车辆，一律不得使用各种信号，以免造成意外事故，影响社会治安。

④“工联”、“市农联”、“省委机关永向东”、“省直红勤站”、“红大会”、“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等12个单位，就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抢夺人民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严重事件，发表《最紧急的严重声明》要求制止这一行为。

⑤下午3时，47军军长黎原、革命领导干部贾镛和革命造反派赴京谈判代表谢若冰、张楚楩、熊玉林、陈勇分乘二辆汽车去飞机场，途经大圫公社冻肉厂附近，被“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暴徒绑架，47军马上派去部队，在冻肉厂弄了回来，但后来在营地又被“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抢走，谢若冰当场被打伤了头部，张楚楩和其他同志也挨了打，黎原不久被放回坐飞机去北京。这是“高司”决策人蓄谋破坏北京谈判的严重事件。

⑥省委机关“筹委”反动决策人眼看大势已去，开始布置转入地下活动：(1)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思想要坚定，不要听信谣言，动摇自己的意志，湖南的形势与武汉不同。(2)少搞公开活动，多搞小型活动和个别串连，了解情况整理材料，将来寄出去登《东风》小报。(3)以宿舍为单位，确定一个联络员，将来有人来联系。(4)动摇的人总是有的，但要防止叛变。(5)告诉大家“筹委”，没有解散。

⑦吴耐先以参加广州集训为名，匆匆忙忙乘飞机逃跑到广州。并将张本科的儿子张××换上军装，冒充军分区政治部干事同机飞至广州避难。

⑧下午6时起，龙、刘、崔之流敞开军区大门，放任人群入内搬走枪枝、弹药，并造成军区机要部门严重失密等严重事件。

⑨晚9时许，“长沙工联”就“7．25”军区内抢枪事件发表《紧急声明》指出：龙、刘、崔应对这一严重事件负责。

⑩“省红联”代表团和陆续来京的各专、市“红联派”代表，以及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郭森、纪照青、李照民、张德隆、韩江正、佟英等，于上午在西苑旅社开黑会。会上由“省红联”决策人詹先礼、唐俊光、王泽焱等介绍长沙的所谓“血的教训”，要大家“组织起来，坚决自卫”，强调“要特别注意抓枪杆子”。湘潭代表介绍了所谓“反击”经验。会后，各专、市的代表纷纷打电话回去“要抓枪杆子”。于是全省许多地方相继发生了抢枪和军分区、武装部给御用组织发枪的严重事件。

7月26日　①早上，“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占领“长纺”宿舍，下午5时许，暴徒大举进攻，“青年近卫军”和“湖南红旗军”赶往支援，将暴徒击退。

②“百万雄师”暴徒700多名，从武汉逃往长沙，潜伏在南郊大圫公社，同“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集结，伺机进行反扑。已被革命造反派捕获数名。

③晚上，“红联河东抗暴指挥部”在(此处一字打不出)梨区召开连排长紧急会议，严××布置抢枪任务，由黎迪祥、李浩带领80余人分乘2部卡车到马坡岭××仓库。由黎下车交涉之后，全部武装人员一口气搬走了所谓市公安局寄存的20余箱枪支、弹药。

7月27日 ①凌晨2时15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了湖南赴京三方代表。接见时，中央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大意如下：(1)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党委。(2)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3)“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我们是信得过的。“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左派，应该恢复名誉，恢复组织(按系统)。“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4)下一步应该着手研究建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最后，周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亲切的嘱咐革命造反派代表：“你们刚取得胜利，不要骄傲。”

②凌晨，总理对湖南代表作了四点重要指示：(1)“工联”方面的赴京代表谢若冰等5同志，必须立即释放；(2)湖南医学院的问题，造反派必须立即撤退，不得进攻；(3)冲军区和抢枪的问题，是什么人干的，是什么组织干的，要调查清楚，不准抢解放军的枪；(4)要设法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不准拦路、拦车。以上问题，中央派47军郑波副军长并指定双方代表回长沙从速解决。

③郑波副军长传达中央军委给47军的电报，内容是：(1)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目前湖南军区已经瘫痪，起不了作用，经军委商量，改组湖南军区领导，由47军领导湖南文化革命。(2)“工联”等组织是革命左派，“高司”等组织由于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受了蒙蔽。当前两派要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停止武斗。每方推派代表十名，由47军副军长郑波负责处理制止武斗问题。地点设在政干校，省军区应立即派人与郑副军长联系。(3)当前要处理的三件事：1．冲击军区的问题；2．马坡岭军药库问题；3．围攻医学院问题；(4)“高司”放出扣留“工联”方面的代表，最近立即来京，原“工联”方面扣留“高司”方面97名代表，如果没有放出的也立即放出；(5)两派夺军队的武器由各派封存起来；(6)“湘江风雷”可以恢复组织；(7)在几天之内研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8)要求各组织今后都要配戴符号，以免坏人捣乱。

④上午，湖南省军区广大指战员听了中央对湖南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之后，纷纷觉醒，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军区院内和门外贴出许多标语、大字报。

⑤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东方红总队”负责人向全体人员传达中央对湖南问题的重要指示后，广大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坚决拥护。

⑥“长沙工联”广大工人战士得知中央对湖南问题的重要指示后，个个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大家激动地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誓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⑦市“机联”找张本科谈判，要求召开长沙县全县电话会议，传达中央对湖南问题的指示。开始张拒不同意，以后又说要请示47军。公开抵制和反对中央的指示。

⑧《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计十条)，正式在京签字。签署这份文件的三方面代表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汇报代表团(名单略)、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赴京汇报代表团(即“红联”方面，名单略)、军方代表：47军军长黎源、湖南军区政委谭文邦等。

⑨晚上，“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湖南红旗军”、“工联”战士收复了“长纺”。当“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暴徒撤走时，对“长纺”进行了破坏，并截断了长沙船舶厂的水电，还绑走了驻“长纺”的60名解放军徒手战士，副指导员被打伤。

⑩长沙军分区革命造反派得知中央“7．27”指示后，马上冲破阻力、打出旗号，宣布成立“7．27”战团，向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张本科、田云、吴耐先等猛烈开火。

⑾“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政治部向湖南省军区发出《照会》，要求军区在全省范围内立即派出飞机散发中央“7．27”指示的传单，并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部和所属各专区、市、县司令部、战团、大队、支队负责人和战士以及因“湘江风雷”问题而被关押的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革命群众。

7月28日 ①“湘江风雷”广大革命战士热烈欢呼中央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举行了武装游行。刚刚才从牢里释放出来的“湘江风雷”总部负责人张家政、李仲昆、李铁凡等24人，也胸戴大红花，参加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在街道上前进的时候，街道两旁，人声鼎沸，鞭炮声、口号声、革命歌声响彻云霄。

②省委机关“筹委”、省人委机关“灭资兴无纵队”等保守派听到周总理有关湖南问题的指示以后，垂头丧气，有些人开始觉醒，马上与革命造反派一道参加了游行。

③根据周总理第三次接见三方面代表时的指示，经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充分讨论，分别由“工联”、“湘江风雷”、“市农联”、“湖南红旗军”、“长沙工人”、“孙大圣”、“青年近卫军”、“高校风雷”、“湖南井冈山”、省委机关“永向东”各抽派一名代表，参加协助47军制止武斗的工作。(各代表不代表各派出单位。)办公室设在解放军政治学校，由47军郑波副军长领导。由于“红联”方面未派代表，无法开展活动。

④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7．27”指示传到河西“高司”以后，“高司”军心大乱，矿冶、湖大、师院、财院的“钢杆高司”和“红色怒火”开始裹胁家属纷纷向宁乡、湘潭等地撤退。走时一片慌乱，“高司”矿冶总部的大印，军区及保守组织送给“红代会”的几十面锦旗，以及枪枝弹药、生活用具等散落满地，各院校的墙上、地上还写有“今日含恨别，明日杀戚贼”“不杀戚笨愚、章伯森、梁蠢羊，死不瞑目”等反动标语。

⑤高校造反派听到中央“7．27”指示后，个个欢欣鼓舞：(1)共大“东方红”、“新湖大公社”、“矿冶井冈山”立即杀过河去写大字报、刷标语，并向当地居民宣传中央首长的指示。(2)立即成立了许多“接待站”，欢迎“高司”受蒙蔽的同学，起来造反。

⑥上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向盘踞在湖医第二教学大楼的“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开始了强大政治攻势，宣传中央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下午4时许，以“高司”湖医“湘江公社”头头刘××为首的“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300余人向革命造反派缴械投降，立即被安置在省卫生厅内，受到宽大处理。

⑦下午，“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湖南红旗军”和各造反派密切配合，进驻河西溁湾镇。

⑧晚上，在北京北航大礼堂斗争张平化。大会由罗新发同志主持，“湘江风雷”王天保、“工联”张学晃、解放军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兵团”的代表在大会上进行揭发批判，会后将张平化游行示众。

⑨晚10时梁春阳从北京来电，建议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注意做好对机关、学校受蒙蔽的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⑩晚上10时许，“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代表，“湘江风雷”卷巨浪战团、教工战团、“红工会自卫团”、“红药兵自卫团”的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驱车前往军区法院，接出刚刚宣布释放的一批原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湘江风雷”的张家政、李铁凡、李敬林、罗勇、李仲昆，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团的李长元，“湖南红旗军”的贺孟宣、欧阳军、聂其权、萧勋吾、陈忠华等。

⑾省“红联”代表团在京陷于空前混乱状态，万达亲自来到代表团“做思想工作”，他说：“家里的队伍可能分化，要分化不怕，怕只怕急躁，急躁了会出问题，要沉住气。我们要求总理单独接见，要据理力争。”

⑿崔琳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央说：“7．25”冲击军区问题，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到头来我们还得做检讨。他手里拿着枪炮，你不能还手，还手是方向错误，不还手又说你没有坚决保卫，这个共产党员难当呀！”

7月29日 ①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财政临时接管委员会成立，并发出《公告》，宣布于1967年7月29日接管龙、刘、崔控制的财政大权。这个“接管委员会”是由“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所属60多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的。

②“省红联抗暴指挥部”开会，由“参谋长”齐××布置今后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计划：第一步拔钉子，硬拔农科所；第二步控制东屯渡大桥，与革命造反派对抗；第三步深入市内搞突然袭击；第四步从东南边小工厂下手，一个个吃掉；第五步“解放河西”。

③经过省电台革命造反派及各兄弟革命组织的艰苦斗争，由徐启文、刘子云亲自宣布实行军管、建立了“三凑合”的省广播事业局、省人民广播电台“革委会”宣布垮台。

④高校革命造反派杀回河西各院校，在矿冶、湖大救出被“高司武工队”非法关押的革命造反派战士30多人。

⑤下午2时，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林国兴同志给军区内部打电话，大意如下：(1)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应该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一定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任何对中央怀疑的情绪都是错误的，对中央施加压力，更是错误的，同志们一定要接受武汉的教训。(2)“工联”等组织是革命左派，要坚决支持他们。“高司”等组织是偏保守的组织，对他们是争取团结教育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左派一边。(3)军区内“工联”观点的同志，应挺身而出，向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稳定情绪，恢复秩序。(4)要尊重47军的同志，主动协助他们，做好工作。(5)对暂时思想不通的同志，要允许他们保留意见，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说服解释。

7月30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12期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文章指出：阶级矛盾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人民就不可能翻身。没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一切反抗，都没有胜利的希望。

②晚上，周总理第四次接见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湖南赴京代表团部分代表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1)革命造反派要掌握武装，不要麻痹。武器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掌握在工人手里。要严格控制，主要为了自卫。造反派内部不要到处抢枪。(2)做好受蒙蔽群众的争取教育和团结工作。造反派起来了，不要压制另一派群众，要孤立的只是少数坏头头，保守派里大部分群众是受害的，受蒙蔽的。

③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向47军及湖南省军区所属军事机关、院校发出文件；大意如下：(1)号召部队坚决拥护周总理“7．27”接见湖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2)号召部队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3)希望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工联”和其他一切革命造反派，为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斗争。

④上午，47军副军长郑波在省人委礼堂，向长沙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亮相领导干部表态：(1)以“工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2)当前要动起向湖南军区龙、刘、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掀路线的大批判，大揭露的高潮。

⑤上午，飞机凌空散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及周总理对湖南问题的指示的传单。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341部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即“联委会”)就二月逆流时“肃清‘湘江风雷’流毒”和参加军区炮制“6．8”通令的错误，发表《我们的检讨》。承认上述行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7月31日 ①“红联抗暴指挥部”在马坡岭非法绑架47军副军长郑波同志和“工联”的8位工作人员，盘问数小时后，才释放。

②下午3时，师院、湖大、矿冶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分别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家属大会，要求全体教职员工坚守工作岗位，保护国家财产，并动员家属劝其受蒙蔽的亲人赶快回来，反戈一击。现在派出教工家属到岳麓后山等农村去动员他们回来。

④晚上11时，被“高司武工队”非法绑架的赴京谈判代表团代表贾镛、谢若冰、张楚楩和代表团工作人员熊玉林等同志已被救出，在47军的护送下，由广州乘专机安全到达北京。

⑤省“公检法”杜××等8人，携带长短枪15枝，脱离“红联抗暴指挥部”，弃暗投明，反戈一击。据他们揭发：“省红联抗暴指挥部”所属部队有“红色怒火”、“公检法”、“农代会”等8个单位近2千人。武器有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数百枝，经费20万元，总指挥所设(此处一字打不出)梨中学。从马坡岭到浏阳河大堤设有五条防线，河边驻有部队。

⑥“省红联”赴京谈判代表、长沙革命工人造反军负责人黎正海，争取作“红联”代表趁回长制止武斗的机会，召集革命工人造反军成员商议，决定反戈一击，发出《郑重声明》，表示同“省红联”“高司”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⑦湖南革命造反派于下午1时，在北京民族学院主持召开了“愤怒控诉斗争龙书金的大会”。“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大专院校”及原“三联站”的代表在会上愤怒控诉了龙、刘、崔之流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龙书金作了检讨，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哭了15分钟。)

⑦晚上，在北京民族学院隆重召开了“首都及全国各地在京革命造反派热烈庆祝湘江风雷彻底翻身大会”。发起大会的有：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农口批谭联络站、红代会、解放军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等65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的有全国137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共2万多人。在会上“湘江风雷”代表叶卫东、王天保同志和首都工代会、解放军代表、原“三联站”代表愤怒声讨和控诉了张平化、刘子云之流血腥镇压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7月下旬 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的前几天，刘子云放出空气：“总理对章梁说，你们不要纠缠军区嘛！不要把矛头对准军队。中央有刘、邓，中南有陶、王，湖南有张、王，你们应该把矛头对准他们嘛！”甚至说：“章伯森的两篇声明，主席看了批为‘奇文两篇’，林副主席批‘章伯森的声明是反革命宣言书’。”歪曲造谣，以此欺骗军区广大指战员。

8月1日 ①今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并重新发表了林彪副主席的光辉著作《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还分别发表了重要社论。

②上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长沙支左部队在东风广场隆重举行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拥军爱民大会》。会上，47军郑波副军长和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讲了话，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党中央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湖南问题的重要指示，彻底批判龙、刘、崔之流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郑波还在会上宣布：湖南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一切通令、通告一律作废。“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应该恢复名誉，可以恢复组织，不要跨行业；对于“湘江风雷”和其他组织中受迫害的群众，应予坚决平反，恢复名誉。

③47军部队分数批进驻长沙，受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欢迎。

④总字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战斗团”和“湘江风雷”等军区领导人谈判后，从军区清查出龙、刘、崔整“湘江风雷”、“三联站”、“北联站”等组织的大批黑材料，其中还有一份所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业已排版，只待付印。

④省荣军休养院造反派代表参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庆祝建军40周年拥军爱民大会后，于返院途中在大圫机场附近遭“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的伏击，荣军黄绍泉、夏国奇等4人当场牺牲，另9人负伤。荣军休养院及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愤怒声讨“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的暴行。为了保护荣军的安全，47军迅速派部队进驻该院。

8月2日 ①零时50分到4时10分，周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第五次接见了湖南赴京双方代表，在座的还有黄永胜、黎原。接见时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1)“二·四”批示有错误，毛主席最先察觉，中央要承担部分责任。(2)对“湖南红旗军”的批示，待查、以后由省革筹小组研究处理。(3)湘潭“革造联”夺权是非法的；(4)“高司”反对“7．13”通知，他们越反对，越说明中央正确；(5)各军分区立即打电话把散发给保守派的枪支收回来；(6)“三司”同学在湖南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要感谢他们；(7)同意用飞机散发“6．6”通令、“7．13”通知及双方制止武斗协议等文件。总理还说，对流氓阿飞一定要采取措施。在接见过程中，省“红联”“革命工人造反军”代表黎正海反戈一击，揭了龙、刘、崔利用“高司”在二月逆流中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当即受到革命造反派的欢迎。

②47军副军长郑波在长沙政治学校接见衡阳地区造反派时表态支持衡阳工联等革命组织，并承认在衡阳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衡革会”也是如此，正在调查解决。

③晚上，军区“丛中笑”革命造反兵团战士批判参谋长段秉善、政治部副主任史健所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工联”、“青年近卫军”等许多革命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大会。

8月3日　①湘潭在长全体红色造反者在解放剧院集会，热烈欢迎湘潭“红造联”革命闯将沈桂华、金世钧二同志出狱胜利归来。沈、金二同志为了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曾在狱中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肌肉上，让它永远闪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会上47军代表讲话，坚决支持“红造联”。

②47军给湘潭军分区、6954部队发出指示：对他们前段支持一方(革造联)、压制一方(红造联)的方向性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认真检查、并研究改正错误的具体办法，尽早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8月4日　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10余万人在东风广场隆重举行“热烈庆祝‘湘江风雷’彻底翻身大会”。李仲昆同志代表“湘江风雷”的全体战士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坚决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表示衷心感谢。“长沙工联”等革命组织热烈欢呼“湘江风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②湖南军区“丛中笑”革命造反兵团正式成立。

8月5日 ①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一致表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②军内外革命造反派分别在军区省委礼堂、省体育馆举行集会，批判段秉善、史健、张本科、萧玉枝等人所犯方向路线性错误。

③军区“八一风雷”革命造反战斗团宣告成立。

④“红流贫下中农造反军”的主要负责人“红联”赴京代表易浩然从北京回长沙，写出《我要造反》的声明，揭发龙、刘、崔操纵保守组织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⑤省“公检法”司令部常委、“红联”赴京代表吴菊聪发表《郑重声明》：承认龙、刘、崔及“高司”、“公检法”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布退出“公检法”。

8月6日　①凌晨，戚本禹同志接见“红联”代表时，警告他们不要走“百万雄师”的道路。他说：炮轰周总理，而且示威游行，这是极端错误的。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总理代表中央。你们这一派也不纯，反总理就是最大的不纯。还说：你们应该检查错误，起来造反才是对的。“红色怒火”应由你们自己宣布是非法的，因为他们与你们的观点相同。在接见时，“红联”代表胡少奇蓄意捣乱，戚本禹同志怒斥道：“根据你干的坏事和这种恶劣态度，我可以撤销你的代表资格，对你采取专政措施。”

②湖南省革命造反派反经济主义联络站，“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湖南红旗军”、“省直红勤站”、省委“永向东”等19个单位，联合发布《紧急通令》。宣布各单位财政开支自本通令公布之日起，一律由革命造反派组织控制掌握。号召革命造反派带头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搞好“文攻武卫”，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8月7日 ①下午6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审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签署“已阅，同意。”

②《红旗》杂志为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发表重要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指出：“革命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被彻底摧毁。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要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③零点28分到2点30分，周总理、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在人大会堂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接见时，周总理作了如下几点指示：

(1)湖南总的情况是大好的，把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以便解决。(2)湘潭抢枪是路线错误，名为抢枪，实是军分区发枪给保守派。赵仁山(湘潭军分区司令员)坦白交代就好，其他军分区有类似情况的，要象湘潭军分区一样作交代，发出去的枪要收回来。(3)因军区失掉威信，要野战军负责文化革命运动。47军是最高统帅指示去的，林副统帅同意的，造反派要相信和支持他们把工作做好。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抓人和夺枪是不对的，是不爱护、不支持解放军的表现，更谈不上相信解放军。(4)“工联”保卫马坡岭、洪山庙仓库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无产阶级的风格，大家要学习，要提倡。造反派要武装自己是有道理的，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抢枪是不对的。(5)现在长沙时局很乱，中央准备采取新的措施，我们一定要建立新的秩序。(6)部队支左犯了错误，与刘、邓黑司令部不同。

④上午，“长沙工联”，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着重总结前段工作、开门整风。会上，常委周国强等同志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作了检查。

8月8日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一周年。《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里程碑》指出：“这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正如林彪同志所概括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样一个大胜仗，大胜利，带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大好局面。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胜利前进。”

②上午，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长部队，为了热烈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在东风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大会一致强调要“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同时指出被龙、刘、崔打成“反动组织”的“湖南红旗军”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在湖南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应予彻底平反。会上由“工联”、首都红代会调查团等单位向“湖南红旗军”赠旗。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②上午“湘江风雷”叶卫东、“湖南井冈山”谢若冰、“高校风雷”陈勇等同志从北京来电，报导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名单，包括：主任：黎原。干部：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贾镛。群众组织代表：“工联”唐忠富、胡勇。“长沙工人”张楚楩。“湘江风雷”叶卫东。“湖南井冈山”谢若冰。“大专院校”朱顺祥。来电说：四十七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部队，一定要维护四十七军的威信，坚决拥护。他们有缺点错误可以善意的提出，内部批评解决。同时，强调造反派一定要大联合，不准分裂。这是中央精神。关于蔡爱卿、吴自立的问题，周总理、戚本禹同志讲：他们是彭德怀的死党，必要时要抓起来斗。

③省直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体育馆召开《纪念大会(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党内走资派王延春等揪到会上斗争。

④47军副军长郑波召开了军分区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长的电话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将“6．6”通令、“7．13”通知以及周总理对湖南问题表态的讲话，翻印50万份传单，用飞机向各地散发。

⑤“工联”胡勇、“湘江风雷”叶卫冬、“长沙工人”张楚楩、“青年近卫军”熊玉林，就保护马坡岭仓库问题，在北京通过谈判，发表了一项《联合通告》。

8月9日 ①林彪副主席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②上午，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数万人在劳动广场集会，庆祝“湘江风雷”彻底翻身，庆祝金猴战团恢复组织。会上一致希望革命造反派内部加强团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大批判中促进大联合。

③原驻《湖南日报》解放军政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回到报社继续支左，受到报社“红色新闻兵”战士和革命职工的热烈欢迎。

8月10日 ①中共中央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②上午，“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孙大圣”等组织将彭德怀的死党、原山西军区副司令员蔡爱卿揪了出来，抓在汽车上游街示众。

③47军支左办召集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开谈心会，以促进革命造反派的团结。

④晚上，47军召开全省运输电话会议，钱副参谋长就当前抓革命促生产提出三点意见：(1)大力宣传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2)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战胜暂时的困难。(3)号召各级武装部门、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造反派共同势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立即恢复运输生产。

8月上旬 ①由“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青年近卫军”“孙大圣”“红工会”“东方红总部”“省直联络站”等20多个单位成立了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

②军区“丛中笑”造反团在马坡岭抄出由军区转移去的一大批黑材料，其中包括整省委机关“永向东”和章伯森、梁春阳等领导干部的黑材料。

8月11日 ①一月夺权的新生的《湖南日报》复刊，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全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同斗争的伟大胜利，为此，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向毛主席致敬信》。省革命组织，纷纷前往热烈祝贺。

②由长沙、株洲、湘潭、郴州、邵阳、浏阳、岳阳长沙县等8市县“工联”和省总工会“9．4”革命造反总队发起，就成立“湖南省革命造反派工会联合筹备委员会”(省工联筹委会)发表《公告》。

③长沙电业系统造反派开出3辆卡车前往易家湾援救湘潭供电局翻车失事的战友，遭到“公检法”“高司武工队”的伏击，坚持战斗，救出战友。次日中午，湘潭“革造联”进行报复，竟动用坦克(2辆)大炮和其他各种轻重武器，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湘潭军分区负责人郭宗凯、杨兴中还亲临前线指挥，情况十分危急，“湘江风雷”、“长沙工联”、“青年近卫军”、“孙大圣”、“湖南红旗军”等组织迅速派人前往易家湾，将“革造联”暴徒击溃，双方互有伤亡。

④近日来，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和“红中会”的部分同学贴出标语、大字报：要揪“二月逆流的总后台”、“黑主帅”，指责省革筹小组是“调和折衷”的产物，并为“极左派”叫好。这一情况引起了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严重注意，纷纷发表声明，指出“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轰周总理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同时鉴于最近以来造反派存在内战的危险的趋势。因此，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卷入内战旋涡，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百倍提高警惕，粉碎阶级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阴谋。

8月12日 ①晚上9时15分至11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中央首长和陆海空三军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七次接见了湖南三方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周总理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全文如下：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的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作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②当总理宣读完《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后，会场一片欢腾，革命造反派热烈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接着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1)要“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2)高举革命批判大旗，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陶，指向张平化、王延春一小撮走资派。(3)要警惕敌人挑拨离间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要开展内部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4)作好争取团结受蒙蔽群众的工作，矛头向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5)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坚决制止武斗，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革命秩序，严惩地、富、反、坏、流氓分子的破坏活动。(6)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8月10日的决定，把湖南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③会上，责令龙书金宣读了湖南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并散发了万达及詹先礼等人的检讨。詹先礼极不老实，扬言要收回检讨，把责住推给中央。中央首长当即严正指出：“你的检讨可以收回，但错误是收不回的。”散会后，群众问崔琳，“1·20”批示是怎么来的，崔琳惊慌万状，结结巴巴地说：“‘1·20’批示是我们拼……凑起来的。‘2·4’批示以前，我们欺骗了中央，我们……谎报军情，罪该……万死！”但第二天，他又上书中央，鸣冤叫屈，推卸责任。说什么：“我不是军区党委常委，也不是党委委员，有关军区支左工作中决策问题我并不能参与。”“打击‘湘江风雷’问题”“未过问”，“关于压制‘工联’问题，我在3月底发现这问题的严重性，并多次向党委建议。”他还要挟中央：要“在北京把我在湖南军区支左工作中应负的责任弄清。”

④《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正式公布。

⑤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和大会《公报》发表一周年。在长沙担负支左任务的6955部队广大指战员与“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的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十六条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进一步认识了当前的大好形势，领会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增强了军民之间的团结。

8月13日 ①《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宣布后，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呼这一决定的大字报、大幅标语贴满全城，热烈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②自7月27日周总理对湖南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宣布后，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悟，反戈一击，据“省直红勤站”调查统计，省属十六个厅局的41个保守组织的1280人中，退出来的多达1102人。

8月14日 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指出：“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根木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路线，是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所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极为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最后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②《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下达。《通知》说：经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萧望东、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贾启元、阎红彦、汪锋、欧阳钦、李范五、乌兰夫、王铎、王逸伦、王昭、任白戈、王鹤寿。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走资派有：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批判的走资派有：西北局刘澜涛、习仲勋、胡锡奎；东北局马明方；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天津市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省林铁；安徽省李葆华；福建省叶飞；河南省文敏生、赵文甫；广东省赵紫阳；江西省方志纯；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赵林；宁夏自治区杨静仁、马玉槐；山西省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

③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15万人盛大集会，庆祝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大会。47军、解放军政治干校、总字341部队及军区造反派战士、首都红代会赴湘调查团及河南二七公社的战士参加了大会。会上有47军、“工联”、“湘江风雷”、“农联”、“红大会”、“湖南红旗军”的代表发言。大会进行中宣读了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给大会的贺电，最后通过了《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④长沙革命造反派与湘潭“革造联”就易家湾问题，在北京达成双方立即停火、互不进攻等六条协议。但“革造联”多次破坏协议。

8月15日 凌晨2·45—4·30分，周总理、戚本禹等同志在人大小礼堂接见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团和部分工作人员。会上，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要点如下：

一、形势问题。中央认为形势大好，但有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现在处在全国性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把大好形势说成逆流，这是有人想拆中央的台。江青同志说过：他们是办不到的。

二、革命造反派的团结问题。你们(指“工联”、“湘江风雷”)开了个团结大会，很好，我很高兴。主席很关心湖南造反派，要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你们，你们要加强团结，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要互相指责。你们要在这里了解中央意图，要把这个精神传到家里去。

三、文攻武卫指挥部，要纳入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统一领导。现在先搞文攻武卫指挥部，然后再转入人民自卫指挥部，先要武装造反派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他们有组织，最可靠。

四、对“高司”等组织受蒙蔽的群众，他们原来也造过一段反，原来的成绩不能否认。“二·四”批示特别是湖南军区对他们是有影响的，他们自己也有责任。他们表示改正错误，你们要欢迎，要诱导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革命造反派要高姿态，不抓主流，只抓支流就不是高姿态。这不仅对一般群众，对一些头头也要给出路。

五、对亮相干部，有的听这一方意见多一些，有的听那一方意见多一些。今后要多听双方意见。亮相是好的，他们参加筹备小组，要支持他们，犯过错误的，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在筹备小组中考验他们，区别他们。中央考虑提出这四个领导干部，是主席提过的。是通过中央研究了的。你们要相信中央领导对干部的了解比你们多得多。

六、要相信解放军，要支持四十七军工作，要树立四十七军的威信。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缺点错误，要与党内走资派区别开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要充分信任。

8月15(—16)日 ①8月15日晚11点05分至16日凌晨2点45分，周总理、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在人大会堂接见湖南三方代表及三方全体在京人员。总理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全体到会人员问好，并祝贺“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在京人员召开团结大会的成功。接着，总理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作了详细说明。并对湖南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重要的指示。会上，戚本禹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四十年前，湖南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四十年后的今天，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应该搞得很好。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前一段，的确作出了不少成绩，在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下了光荣的篇章。针对造反派的情况，他讲了三条意见：一、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对解放军犯错误要有正确认识，不要揪住不放，要热情帮助。斗争矛头指刘、邓、陶，指向张平化、王延春等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正确对待“高司”、“红联”中受蒙蔽的群众，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亮相”干部要支持。对中央批准的革筹小组，要支持他们工作，服从他们领导。二、湖南造反派要团结。“工联”不要搞“工联主义”，“湘江风雷”不要搞小团体、大国沙文主义，不能以“我”字为中心。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摆在你们面前的危险是自己打倒自己，希望你们不要演悲剧。三、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蔡爱卿、吴自立这样的野心家、反党分子，要特别注意，决不能上他们的当。目前长沙等地有一些以“左”的面貌出现的组织，炮轰周总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动摇中央的阴谋一定要失败。会上，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谢若冰、胡勇、叶卫东等同志讲了话，并呈读了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最后周总理殷切勉励湖南的革命派一定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真正团结起来，在省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团结广大群众，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水平，真正把湖南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做毛主席故乡的好战士。最后，到会全体人员接受了总理赠送的毛主席像章。

8月16日 ①《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连日来愤怒声讨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行。《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等揭露了大阴谋家彭德怀及其死党蔡艾卿、吴自立的三反罪行的大批材料。

②《红旗》杂志13期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的重要社论。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8月17日 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举行了“长沙农联首届代表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湖南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月18日 ①长沙大中院校的革命小将隆重集会，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8·18”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一周年。热烈欢呼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小将们表示决心：“要做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与此同时，小将们还开展了纪念“8·19”一周年的庆祝活动。

②“湖南省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筹备委员会”(省工联筹委会)宣告成立。它是全省各市县工联组织的联合领导机构。省市191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派代表参加大会，47军副军长郑波在会上致贺词。

8月19日 凌晨4时15分，周总理在连续的作30多小时之后不曾休息赶来接见即将离京和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总理听完湘潭、益阳、株洲、黔阳、自治州、衡阳、岳阳等地区的代表的汇报之后，又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你们，希望你们迅速把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开展工作，把“文攻武卫”指挥部办好。迅速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秩序，搞好革命左派的大团结。我们接见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团的次数最多，总是希望湖南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我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受毛主席的委托处理湖南问题的。你们“工联”、“湘江风雷”这两大革命左派一定要搞好团结。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利害关系的冲突，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周总理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奉毛主席的指示讲这番话的，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你们的期望，代表们听完之后，无限激动，热泪盈眶，怀着恋恋不舍心情，向总理挥手告别。带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随后胜利回到长沙，投入战斗，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全文完)
来源：《红色出版兵》，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第九期，1967年9月15日。


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3-1967·10）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编
1967.10.00



最 高 指 示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

对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切或者否定—切，都是片面的，肯定—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它们的工作似乎一叻都好，这个不舍乎事实·不是．-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切都坏，这也不合事实。要加以分析．


林付主席语录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已取得了伟大辉慷的胜利．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



三月份大事记



3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势》介绍贵阳棉纺厂按部门联合经验。

△统指发出<整风通告>，提出大学“老三篇”要“破私立公”“欢迎广大工农兵群众给统指提意见。”交大代表签字同意，但回校后又出铅印传单，声明签字无效。

△“西安地区机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市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


3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3月3日

△统指陕工大等八校参加整风交大大会，会上交大宣布三月六日把霍士廉、肖纯拉到交大来亮相，并传达北京来电：三月一日晚康生同志单独接见李世英，说“形势对你们有利……”

△军区王付司令在总理面前撒谎说：“西安统指—夜砸了I 4个工厂。”其实—个也没有。

△工总司主要负贵人黄锡文在机总司成立前一次准备会议上说：“工、农、机总司共8大总司成立，和军区机关干部一结合，夺权就有把握了。”


3月4日

△西工大文革和红总部发表严重声明“坚决判处打砸抢死刑！”西电总勤务站发出《紧急通知》坚决取缔“革命打、砸、抡好得很”之类口号。


3月5日

△凌晨1时统指“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管。

△军区逮捕“2·10”反革命事件中的王法法等六人，并发出布告说：“王法法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勾结一小撮走赘派、碰会上的牛鬼蛇神约2千人冲击西光厂。”

△军区出动四辆宣传车要西光、华山厂等工联与王法法等反革命分划清界限。


3月6日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

△统指各院校分别传达：三月一日、三月二日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接见西安地区赴京代表。讲话中着重指出：（1）“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是反动口号；（2）反右倾犯了方向往错误；(3)努力整风，准备夺权。

△机总司、农总司成立。


3月7日

△统指上街游行，支持解放军镇压王法法等，游行队伍在钟搂、大差市沿途遭诸总司方面群众吐睡沫、辱骂、围斗。

△交大（总）给西北局临指公开信说：“步湘江风雷后尘的人巳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制裁，西光厂反革命王法法已被解放军依法逮扑。”

△2 1军进驻西安。


3月8日

△统指各院校“想不通”情绪严重，相互送毛主席语录勉励。

△统指各院校，坚决响应周总理的指示：努力整风，准备夺权，开始进行整风。

△军区宣布庆华1 ·2 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出布告，逮捕李文恒等负责人。


3月9目

△《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公布。

△西电临发表《坚决取缔革命打砸抢好得很之类的反动口号——我们的初步检讨》。

△西工大文革在全校会上作“打砸抢问题”检查。


3月IO日

△红旗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

△交大沈荣水向全校师生作整风报告。

△大叛徒，西北局六级干部刘子久给李世英和交大总会递交了一封长达5千余字的信，信中除长篇累牍对交大（总）进行假惺惺吹捧外，还献策说：“世英同志及总会同志们……你们要揪反右倾和打砸抢的后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那里摇鹅毛扇子。”

△西北局党校风雷激连续发表文章攻击西工大、西电的整风文告，说：“非垮台不可。”

△西北局红总宣传工作会议决定：“交大批霍士廉的大字报一律要抄。”


3月11日

△ 西工大第三次送还3404厂宣传车，受到工人同志热烈欢迎。

△西工大发表《反对经济主义，实现公物还家》公告。

△统指各院校，进行开们整风。


3月12日

△统指各院校同志拿上意见本到交大、农村、工厂、街头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西电、西工大、西大、师大、冶院等院校在全市各重要街头设置了“整风接待站”，收集群众的批评意见。

△西工大召开与党委第一书记刘海滨校长寿松涛拼刺刀大会。


3月13日

△工联、机总指、文艺兵团等先后发出通告，揪出“所属各单位一律进行整风，要求“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的指示，努力整风，准备夺权。”

△西电召开“革命三结合”大会。


3月14日

△西工大文革作第—次整风检查，全校同学讨论“反右倾是否有后台”等问题。

△陕西军区发表坚决取缔打砸抢的通告，并发出传单《打砸抢是反动的》中说“那些煽动打砸抢的人，为了给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制造借口，竟在打砸抢头上加上革命，还喊万岁。”


3月15日

△西工大校内斗、批、改，拟定处理“靠边站”人员的8条意见，安排整风中进行革命“三结合”的问题。

△军训解放军8118部队进驻交大，交大召开欢迎大会。

△西北局红总贴出攻击青海8·18大字报说：“青海8·18是反动组织”、“杨植霖是8.18的后台”。


3月16日

△8145部队进驻西电、西电全院师生冒雨迎亲人。

△统指陕工大等院校召开的彻底批判打砸抢抓揪大会。


3月17日

△西电正式开始军训。


3月18日

△解放军8 0 5 7军训师进驻西工大，全院师生冒雨迎亲人，举行宣誓大会，并发出《关于向解放军学习的通知》

△人民日报社论《无私才能无畏——向郭嘉宏学习》

△统指驻郑州联格站在全国赴郑造反派联合声明中支持河南二七公社。


3月19日

△中共中央给全国职工革命干部的公开信，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西电举行军训誓师大会


3月20日

△军区给西电打电话，要求公布调查材料和检讨。

△统指各院校先后发出“向郭嘉宏同志学习”的公告。


3月21日

△西电开展忆苦教育活动。

△西北局大叛徒刘子久参加西北局红总中心小组整风会议。


3月22日

△西工大正式开始军训，师政委孟称心作动员报告。

△机总指召开揭发斗争徐步和曹素仁拼刺刀大会。


3月25日

△机总司公检法召开干部会，要整理1 8种人材料，第一个就是“打砸抢干将”。


3月25日

△西电总勤务站发出《进一步开展向解放军学习的通知》。

△交大召开红卫兵小队以上干部会，进行整风，总部提出“对我校红卫兵工作的初步意见”。

△西北局大叛徒刘子久说：“西电问题大……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人摇鹅毛扇”。


3月26日

△机总司西北局红总西北局党校等发起全市召开“控诉统指反革命打砸抢大会”，西光厂（临指）代表捏造事实控诉了西电(临)在西光厂的打砸抢罪行。


3月31日

△大叛徒西北局刘子久向西电、西工大写了一封黑信，攻击西工大、西电说“你们不仅犯了方向错误，而且犯了路线错误。”“……你们要老实交待。”

△红旗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四月份大事记


4月1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红旗》杂志1 9 6 7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批判》和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吹晌了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进军号。


4月2日

△统指各院校在新城广场召开“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大会”，李世英代表统指在大会上发言。会后冒雨进行了游行。

△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


4月3日

△西工大派出“向交大革命师生学习代表团”去交大。

△西电、西工大召开“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4月4日

△关于4·5 大会的决定公布工总司代表工人发言，医工大等院校同学坚决反对，半夜军区通知4·5大会不开了。


4月5日

△交大1师1团一连四班在西安街头贴出大标语“统一指挥部和造反司令部靠边站”及同样内容的大字报。此外还有“踢开统指，自己闹革命”、“解散统一指挥部”标语，打破军训后街头大字报冷落局面．

△西工大公布军区拟定的4·5大会口号，没有“打倒刘、邓”却有深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根子”，统指西工大等院校对军区提意见的大字报，说军区有人传出不喊“打倒刘、邓”是因为“刘少奇还没定性”。

△西电发出掀起批刘、邓高潮的决定．


4月6日

△西工大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8118部队参加。

△西工大、西电传达军队8133有关西安陕西革命三结合问题会议。


4月7日

△工联、统指所属单位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


4月9日

△由工联、农总会、统指、红造司等2 6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大会”，会后600多个单位5 5万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4月10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靠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革命小将撑腰，统指各院校纷纷向解放军报喜。

△交大四团三连八排“未足奇”战斗队在全市贴出“统指何去何从？”大字报，主要说陈毅、霍士廉、刘镇是统指后台。

△交大未足奇“在全市传出毛主席2·23批示”，未足奇说：这是对交大的支持，统指是极左派。


4月14日

△西工大发出“告全市人民书”《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4月15日

△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解放军报：“再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统指再去军区报喜、游行。

△交大在全市贴出大字报“反右后台必须揪出西安向何处去?”集中力量揪后台，说后台是陈毅、刘镇、霍士廉。

△西电军训正式结束。


4月16日

△红造司发出“有关解放军个别负责人大字报不上街，宣传车不上街，不辩论”的文告。


4月17日

△西安地区军事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愤怒声讨批判刘邓大会”。工联、统指、红造司等六大组织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十五万人的盛大示威游行。


4月18日

△红造司召开彻底批判大毒草《论修养》大会。

△晚，由西北局为“红总”发起在交大与霍士廉拼刺刀大会，审问霍与六大组织的关系，会后主席总结“霍不能做三结合对象，这一点必须向全市人民讲清楚。”

△全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8133部队郭小四同志在西工大作活学活用毛著的经验报告会。

△机总司团省委“红色造反团”传达机总司会议，张天成说：“统指整风没诚意，他们要为打砸抢翻案，要为西光厂翻案。”


4月19日

△ 西工大“从头越”战斗队贴出公开信，紧急倡议成立交大、西工大联合战团，得到了较大同学热烈响应。

△由机总指发起召开“愤怒控诉和声讨刘、邓滔天罪行大会”，六大组织等参加了大会。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春意盎然，人心沸腾。六大组织冒雨在新城广场集会，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统指各院校准备对工总司表态，各校组成工总司调查团。

△8133部队施主任等去西工大座谈征求对军训意见。

△总理、江青等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要求搞好大批判、本单位的斗、批、改。


4月21日

△胡、黄首长召开交大、西工大、冶院、西电负责人会，讨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问题，会上胡问交大李世英，陈、杨信件从何而来，李支唔其辞说是西北局红总给的，通过了住在交大的刘澜涛秘书、前工作团党委副书记侯永。

△西医、工联各分会纷纷举行批判刘、邓大会，统指参加。（西郊1-4分会，东郊国棉厂）。

△西电、冶院参加交大欢迎军训解放军大会。

△《红旗》元旦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发表，人民日报发表《在斗争中联合，联合起来斗争》的社论。


4月22日

△工联东郊二分会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交大晚上402辩论会提出“西安内战危机”。

△南郊地区无产阶级份额名牌在陕西师大召开批判刘、邓大会。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成部分》的重要社论。

△交大“八一野战军”在西安街头贴出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报告一个新情况》，提出“一场内战危险即在眼前”，大标语“坚决制止内战”，“反对煽动人家推出工总司，加入工联”。机制52第二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全市革命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制止内战。”

△西工大8000人举行军训结束大会，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把8037部队送回驻地。


4月25日

△统指各院校普遍学习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统指各院校参加由公路（临）等单位发起召开的批判刘邓大会。

△统指联合会调查团开始调查西光、庆华、造纸厂等“反革命事件”。


4月26日

△机总指等单位在市委礼堂召开“炮轰张国声大会”。

△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西安上映。


4月27日

△西安地区造反派五十余万人在市体育场和新城广场召开达到刘邓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会议期间遇到重重困难，使会议延续到深夜，晚六时许，黄经耀司令员传达总理指示：劝说今天不要开了，以后两派协商再开。


4月28日

△《红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大号召》发表。

△统指各院校辩论4·27大会为什么遇到重重困难，一致认为：有人向总理谎报军情，必须查清。


4月29日

△统指西大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刘端棻大会。

△统指派代表团赴青海慰问八一八革命战友。

△交大（总）公路学院（造）就4·27大会发表声明，说：“统指炮打敬爱的周总理。”


4月30日

△《人民日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重要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统指发出紧急呼吁：（1）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直指刘邓及其黑爪牙。（2）狠抓革命，彻底批判刘邓，猛促生产。

△西安地区工农兵文艺演出团、文艺兵团、统指等在新城广场集会，举行庆祝”五一“，为期一周的文艺演出开幕式，并举行文艺演出。



五月份大事记


五月一日

△西安地区工联、统指、文艺兵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文艺宣传队奔赴工厂、农村、街头，为广大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共同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晚，红冶院革命师生同8134部队举行军民联欢晚会。


五月三日

△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郭小四统指应邀在陕西工业大学向革命师生介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

△西工大全体革命师生晚上听青海八一八代表介绍青海2·23事件真相及青海八一八战士英雄事迹。


五月四日

△上午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人民大厦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

△下午青海八一八革命战友在外院作关于“2·23事件”的报告，师大（筹）、政法（临）、石油（临）、公路学院（红临）等院校革命战友也参加了大会。

△关于“2·10事件”联合调查团成立。

△西军电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联欢会，西工大、西大、体院、西航技校773等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应邀参加了大会。

△红冶院召开了“彻底斩断刘邓伸向红冶院的黑手进军大会”。

△机总司红总贴出大字报《霍士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文中提出27条线索材料。


五月五日

△统指所属各高校传达毛主席的“四·二三”批示：广泛开展谈心活动，为促进革命大联合而努力。

△陕工大召开“批判刘邓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滔天罪行大会”，西工大、002部队、工联等十五个单位参加了大会。


五月七日

△统指外院临等院校为了坚决贯彻主席“五七”指示精神，进一步开展院内斗批改，成立斗批改联络站。


五月八日

△陕工大与8228部队举行军民联欢和友谊球赛。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


（以下缺少11页至12页）


五月十六日

△西安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和《红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决心为促进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做出贡献。

△文艺兵团等单位在人民剧院召开“打倒刘邓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

△工联、工总司决定发起召开“热烈欢呼《5·16通知》公开发表”的大会，得到军区和驻军的大力支持，后因某些分歧致使会议延期至五月二十四日。

△工联《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联合起来》一文发表，得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支持。


五月二十日

△交大举行市级干部亮相大会，有李瑞山、舒同、王飞、章泽、肖纯等人登台亮相。


五月二十一日

△霍士廉贴出大字报，揭发刘澜涛在组织上积极推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西工大、西大、西军电、陕工大等院校“光阴迫”兵团，在西工大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会上，霍士廉、李瑞山、薛焰等人发了言。


五月二十二日

△西北大学等院校组织的联合调查团，就“2·10”事件的真相向军区提出了三项合理要求。


五月二十三日

△上午十时整，文艺兵团等三十多个革命群众组织在市体育场，新城广场等地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胡家庙地区工联、工联所属三十八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胡家庙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刘邓路线，推进大联合大会”。


五月二十四日

△由工总、工联联合发起召开的“热烈欢呼五一六通知发表大会”因故由五月十九日推迟至五月二十四日，五·二四大会由于工总司、机总司及交大的破坏未开成，但却说明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大联合的迫切愿望，为今后大联合奠定了基础。

△陕工大发起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彭康大会”，大会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参加大会的有二百四十多个单位两万余人。


五月二十五日

△工联发表《大力推广胡家庙地区大联合的经验》的生命。

△统指、红造司发出关于支援三夏的通告。

△下午三时至六时，交大（总）召开了工总司、机总司和交大参加的绝密会议，会上他们认为，四大组织提出联合是有阴谋，四大组织过去是革，现在是保，我们得改变过去“风雨同舟战友”的看法，西安联合要以我们为核心，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联合。

△李世英贴出《红色造反者重振军威：致我校革命派》的大字报。

△中央首长接见黄经耀司令员和胡炜军长，并作了重要指示。

△国防科委批准了西工大、西军电成立革命委员会。


五月二十六日

△工联发表“几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一周年大会”的积极呼吁。

△统指陕工大等院校开始整风。

△二十六中等十二个单位发起召开中等学校“庆祝毛主席批发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


五月二十七日

△红冶院刘明友同志讲调查的有关霍士廉指示下级自首问题，向省军区、驻军首长作了汇报，并打电话向中红中央办公厅作了汇报，并让杨梦云同志在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西工大、西军电、红冶院革命委员会筹备成立。


五月二十八日

△胡家庙地区大联合促进筹备处发表了关于《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呼吁书。

△西安地区二轻系统发出“关于相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实现西安市二轻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打破工联、工总界限大联合的紧急呼吁书”


五月二十九日

△西北大学召开“与三反分子刘澜涛拼刺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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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十点，在新城广场，诸总司系统三千多人使用“喷气式”揪斗刚从三原被揪斗回来的霍士廉。


六月四日

△西安无线电工业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

△支夏动员，统指陕工大、红外院等院校革命师生，陆续奔赴夏收第一线。

△统指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文件指出：“现在，认真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努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是摆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号召统指战士“一定要在本单位的斗批改中立新功，建新劳。”


六月五日

△胡家庙地区工联和工总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又一次联合召开大会，8133部队主任参加并支持这个大联合的大会。

△霍士廉在交大被关押，交大向省军区交涉，要求军管霍士廉。

△“工总司西安市商业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

△统指、红冶院、西北局临指、省委烈火战团等单位发起并在红冶院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王林、舒同大会”。

△人民交大刊登了题为《打倒刘少奇式的大叛徒——霍士廉》，文章说：“事实最雄辩地证明了霍士廉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当权派，什么二类干部，对霍士廉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根本不能大节应肯定，而是一个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刘少奇式的大叛徒！”


六月六日

△西北局红总的《红色造反报》创刊号，又一次提出“打倒大叛徒霍士廉”，并在交大“六·六”纪念大会上作出了攻击性的发言。

△交大举行“发扬六·六革命造反精神，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大会，纪念“六六事件”一周年。四十五万人参加了大会，有重大“八·一五”、四川“红成”、长沙“高司”等单位发言。

△西安地区六大组织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发表，并贴标语、大字报进行宣传。

△工联发出“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革联合会就工联和工总司联合成立西安地区工业生产统一指挥部的最紧急倡议”。

△“西安地区蔬菜系统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在民主剧院成立，并发表支持交大及诸总司的“宣言”。

△机总司西北局红总《东方欲晓》战斗兵团，西北局党校在革命造反指挥部《风雷激兵团》发表长篇传单《打倒刘少奇式昀大叛徒、曲线救国式的大汉奸霍士廉》。

△机总司省委红总不顾中央“六·六通令”，六天以来已对霍士廉游行六次大会斗争，每次都是“喷气式”，压头发，拳打脚赐。


六月七日

△由西北局临指、省委烈火、统指冶院、统指中学部、西大等十多个单位发起并在冶院召开斗争三反分子王林、舒同大会。

△《解放军报》发表了“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社论。表扬陕西省军区和驻军领导同志。

△ 西安机床工业公司系统2 1个单位《工联工总》发出了“联合呼吁书”，其中指出“没有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不能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就不能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下午六对，由工总司南郊分部、农总司分部、机总司中央驻西安机关司令部、中革会、教工六、六战团等单位联会发起在西北局礼堂召开斗争霍士廉大会。


六月八日

△地址学校成立革委会。

△西安地区统指等二十多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联合发起的“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联络站”宣告成立。

△国务院文革联合接待站西北组XX同志讲：“……交大5月30日的做法是错误的，霍士廉问题中央没表态，不要先定上某人是叛徒……”

△工联、农总会、陕红联发表了“联合通知”，指出：“遵照毛主席“四·二三”批示中央开展关于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进行串联谈心活动。”

△机总司省委红总散发了题为《坚决打倒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大叛徒霍士廉》的传单。


六月九日

△工联、统指等六大组织在西北大学斗争了三反分子、大叛徒刘澜涛大会。

△西电“紧跟党中央”战斗队抄出了康生同志在接见外事口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抓了一些叛徒，……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在抓叛徒，……你也抓，我也抓，这里也是叛徒，那里也是叛徒，……这不是否定了我们伟大的党了吗？”

△工联、统指等四大组织游行抗议美英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滔天罪行。

△工总司第一、第二商业系统发出了“紧急呼吁”，指出：“我们紧急呼吁投系统成立工总司第一商业局系统司令部、工总司西安市第二商业局系统司令部，坚决同工、农、文总司、高联、交大（总）等革命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黄经耀、胡炜同志请交大（总）负责人，传达中央首长讲话。

△交大集合各专区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召开会议并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提出“批斗霍士廉”。

△工联西光厂“红烂漫”，到军区贴大标语，强烈要求军区公布“2·10”事件真相。

△西安市文艺兵团等各大组织联合成立了“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联络站”。


六月十日

△西安市新华书店文总司制造武斗事件。

△统指、红造司在解放军和各兄弟革命组织大力协助下，举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打倒刘邓展览”，受到全市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长安县电影站、长安县邮电局造反派在西安街头贴了《交大的一些人在长安县的活动》的大字报，批评交大在长安破坏夏收的活动。

△总理联络员吴XX讲：“霍士廉不是大叛徒，中央没有指示，决定权在中央，不要在下边公布某人是大叛徒，不要马路上公布。”


六月十一日

△黄经耀、胡炜同志在给交大（总）传达总理在汇报时的讲话，其中讲到对霍的三点指示。“你们搞霍士廉自首问题，是对革命负责的精神，但引出不妥当。（1）干部档案材料，历史问题不应在社会上公布，中央是知道的；（2）标语不合适，“打倒霍士廉，气死保皇派”，不利于大联合。（3）希望你们公布材料应和军队打招呼，不能擅自公布。”

△《人民交大》刊登题为《霍士廉是人还是鬼》的长篇文章。

△工、农、机、文、公安等总司，高联、中革会、红总司、交大（总）等联合发表《紧急行动起来，大联合、大批判、大斗争——最紧急的呼吁》，再次提出以批斗霍士廉为大联合的先决条件。


常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上)
常州市大联合(筹)机关联合会
1967.11.04


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旧常州市委长期以来，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杜文白、韩本初，于春开、章德之流的把持下，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忠实地秉承刘邓的旨意，贯彻江渭清的黑指示，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顽固地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疯狂地反对和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疯狂地反对政治挂帅，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针，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那套破烂搬到我们的工厂企业中来；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教育、新闻黑线，流毒很广。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一起，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丧钟，粉碎了他们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黄梁美梦。旧常州市委内以章德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顽固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常州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誓死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年半的艰苦而卓绝的斗争，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回顾常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下旬；第二阶段，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第三阶段，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底至四月初；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四月初至十月中旬。


第一阶段　1966年5月中旬至9月下旬


毛主席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章德等一小撮走资派就企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入纯学术讨论的邪道。当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布以后，革命的群众运动迅猛异常，旧市委章德之流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利用他们窃居的党、政、财、文大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急急忙忙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下去扑火；规定了许多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散布“运动后期反右”论；用“枪打出头鸟”的办法，压制群众起来造反；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在群众中大抓“游鱼”，大揪“牛鬼蛇神”，大搞斗、游、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掀起罢“官”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当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他们又伸出黑手操纵了三字红卫兵，使之成为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妄图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黑手遮不住太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的指引下，常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压，不怕逼，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心摧毁刘邓黑司令部。

×　　　　×　　　　×

五月十六日 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旧市委拒不执行，仍然贯彻彭真的《二月提纲》，妄图将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引入纯学术争论的邪道。

五月中下旬 黑司令章德继续违抗中央五·一六《通知》，实行“中层开刀”，在文教单位科长和基层干部中进行排队，找“三家村”，而对旧市委常委内的阶级斗争盖子不许任何人触动。

六月一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月上旬 全市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数天之内，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一小撮走资派。全市学校短短几天，就贴出四十多万张大字报。革命形势好得很。

六月十三日 常州无线电工业学校，革命小将，贴出把矛头指向党支部的大字报，运动发展迅猛，旧市委匆匆派出陈萍为组长的工作组，彻头彻尾地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六月中旬 工人起来了。一批革命闯将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纷纷贴出大字报，大造本单位、本部门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第二电子仪器厂一夜之间就贴满了“炮轰厂党委，揪出×××”的大字报。至此，文教、工交、财贸等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运动，彻底冲垮了旧市委贯彻《二月提纲》所划定的纯学术批判的框框。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扼煞革命的群众运动，急急忙忙采取灭火措施，成立了旧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和文革接待站。

六月十五日 黑司令章德赤膊上阵，召开万人大会，大做黑报告，给群众运动横加许多条条框框，如“内外有别”、“几个不贴”、“大字报不上街”、“运动要分期分批”等等，束缚群众手脚，力图把运动纳入资反路线的轨道。

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旧市委迫不及待地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镇压学校、文化单位的群众运动。章德经常在各种场合散布“运动后期要反右”的空气，一方面吓唬群众，另方面，使工作组忠实地执行资反路线而不能自拔。

七月五日 旧市委进一步采取措施，镇压文教系统革命运动。黑司令章德召开全市文教系统师生演职员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给运动划分三个阶段(学习鸣放、批判斗争、组织建设)，把运动纳入旧市委的轨道。同时，又决定撤掉纺织、城建两个社教分团，改编成文化革命工作组，增派入各中等学校和剧团等文化单位。小学教师也分块集训。

七月上旬 旧市委在工交战线正在开展四清的单位提出“政治经济一起清，两类矛盾一起揭，上下左右一起放，斗一个带一批”的反动口号，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推行资反路线。

七月二十日 申云章作运动第二阶段报告。这是把大批革命闯将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动员令。据不完全统计，工交系统一、二批四清运动单位，经过旧市委批准斗争的有二百十九人，其中当权派仅十六人，一般干部和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七。学校中的白色恐怖更为严重，中小学教职员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有五百多人。市三中被打入“牛鬼蛇神改造室”的占百分之三十，被训话斗争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月底 中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工作组。旧市委拒不执行，拖至八月中旬才陆续撤回，但在暗中仍留下三员(即联络员、巡视员、观察员)，继续收集情报，通过工作组炮制的假文革，推行资反路线。常州无线电工业学校革命小将，指出该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勒令工作组留校作检查。

八月五日 平地一声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怕得要死，竟狗胆包天，长期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八月八日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公布，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广大革命群众一片欢腾。

八月十二日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公布了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常州市广大革命群众，决心冲破白色恐怖，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前进。

八月十二日 旧市委大耍“障眼法”，一手包办召开了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文瑞大会，丢车马，保将帅。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检阅红卫兵革命小将。当时，遭受章德等一小撮走资派非难、压制的革命小将，纷纷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常州无线电工业学校、省中部分革命小将，最先冲破旧市委种种阻力，胜利到达北京，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并在北京成立了“常无八·卅一”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 省中、一中、二中、三中等校的革命小将从学校“杀”向社会，上街破四旧，立四新。就在这个时候，申云章就赶到省中，召开省中、一中、二中、五中、八中、会校等学生代表大会，提出红卫兵组织要以红五类为主体，宣扬反动血统论，为控制红卫兵运动伸出了罪恶的第一步。

八月二十四日 革命小将捣毁了天宁寺、清凉寺佛象。

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旧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朱佳林同志，连续贴出两张矛头针对黑司令章德的大字报，揭发章德阻拦革命小将上北京串连，以及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这是本市第一张向章德之流开火的大字报，引起章德的极度恐慌。

在此期间，本市红卫兵革命小将，纷纷杀向社会，大破四旧，把剥削阶级、吸血鬼、人民的仇敌的罪证搜出来示众，战果赫赫。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竟利用红卫兵的革命积极性，扩大打击面，扩大斗、游、抄。二十八日，旧市委一面贯彻“不准随便斗、游、抄”的若干条，一面大耍花招；布置下面“要搞抓紧搞”，因此，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市斗、游、抄形成高潮，使很多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流氓阿飞”。

八月卅一日 黑司令章德与公安局长宋文惠策划，组织了一次全市性大搜查。搜查名单由公安局提供，全市红卫兵骨干一千多人，统一由旧市委发袖套，章德作行动动员，公安人员分头带领，搜查了近百人。这是章德明目张胆控制红卫兵，违反中央指示，动用公安部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

同日，朱佳林同志到市一初中参加关于一个学校能否建立几个革命组织的辩论会。会上，朱佳林同志支持少数派学生另外成立革命组织，旧市委章德之流乘机打击报复，挑动学生、机关干部对他们进行围攻、斗争，把朱佳林同志打成“政治扒手”。

八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周总理在接见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部分学生分期分批上北京串连的决定后，章德阻拦革命小将上北京串连的阴谋彻底破产，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七天内，连续组织七、八千人拥到北京，破坏北京的接待计划，减少革命小将对市委的冲击。同时，大肆贩卖谭力夫的反动血统论，不准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外出串连，挑动学生斗学生。

九月三日 三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名毛泽东主义赤卫队)，发出《最最最紧急地呼吁》传单，揭露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阻止革命小将外出串连的阴谋，章德之流恨之入骨，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阴谋逮捕革命小将，搞垮他们的组织。

同日 旧市委在北京设立“地下情报站”。旧市委为了了解北京文化革命的动态，窥测中央动向，以便研究对策，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紧镇压群众运动，就通过旧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春开(一九六六年六月由刘邓司令部调往北京镇压群众运动)的黑关系，建立“地下情报站”。

九月六日 常州红卫兵总指挥部筹备处成立。这个旧市委的御用组织，从选头头、拟“宣言”到报告，均由旧市委办公室和文革办公室一手包办。经费物资更是优厚供应。还召开了所谓常州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发了一个由旧市委办公室代拟的倡议书。旧市委派候补委员左端祥去“辅导”，后感到还不得力，又派市否副书记汤永安去“指导”，就这样，红卫兵总指挥部筹备处成为旧市委的第一支保皇军。少数派学生贴出大字报激烈反对。

九月上旬 由章德一手操纵的机关红卫兵，汤永安，颜诚发动组织的工交红卫兵，胡仰德一手扶持的财贸红卫兵，高凤宽协助发展的郊区红卫兵，宋鲁峰支持的文化红卫兵相继建立。至此，章德的“红卫兵组织我们要抓在手里”的黑指示已经实现，形成了一支保皇“大军”。广大红卫兵受了蒙蔽，成了执行资反路线的工具。

九月上旬 革命小将揭露常州市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的大字报日益增多，黑司令章德伙同汤永安等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提出“把斗争搬上街”的口号，有组织有计划搞了第二次斗、游、抄，前后二次，共斗、游、抄五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革命群众。九月中旬，旧市委大耍“以生产、压革命”的阴谋，组织了全市性生产大报喜，妄图压制工人群众起来革命。又在《常州日报》上报导了所有常委接待报喜的消息，造成常委没有问题的空气，以便蒙混过关。

九月十日至十一日 北京林学院革命小将陈祖锡同志，贴出《到市委去放火》的大字报，第一个点革命之火。章德随即派人至四中调查陈的情况，并布置常柴厂、益丰昌染厂等单位用大八字报围攻，布置体委、旧常州日报社、毛选积极分子办公室等单位，以辩论的名义，对陈祖锡实行围攻，企图把他轰走。

九月中旬 旧市委进一步采取保卫旧市委的措施，抽调“可靠”的机关红卫兵和工作人员，配合三字兵纠察队，在旧市委层层设岗，日夜值班巡逻，在章德家中设有保卫人员，外出专人保护。市委与公安局设有直通电话和警铃，随时准备镇压群众运动。同时，章德抽调公交人员组成“马路小组”，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跟踪、盯梢、监视等特务活动。

九月份 旧市委章德之流大量翻印反革命传单，从九月份起的一个月内，共翻印反动传单九十九种，五十八万多份，臭名昭著的《扬州非常事件》就印了一万八千份，《谭力夫讲话》印了五千多份。局处长级干部中第一个起来支持革命小将，帮助翻印《评非常事件》的左康兆同志，遭到旧市委章德、颜诚之流的打击，打成“反革命”，撤职罢官。

九月二十五日 省中东方红、省中、一中、三中、女中等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省中首次集会，筹建全市性的革命的红卫兵组织。自从市委操纵三字兵以后，学生中的少数派受到严重压制。他们在全国革命形势鼓舞下，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相互串连准备建立常州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

九月二十七日 参加筹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的各校少数派学生百余人，不畏艰难险阻，同黑司令章德进行了面对面斗争。这是革命小将对旧市委的第一次冲击。章德凶相毕露，对革命小将横加污蔑，大耍阴谋说：“我知道你们是来要房子的。你们跟红卫兵大方向一致，应该联合”，妄图把革命的红会兵纳入三字兵总指挥部筹备处。

九月二十九日 旧市委拆除市委门口的大字报栏。革命的大字报上了街，旧市委老爷怕得要命，以迎接国庆和加强保卫工作为名，布置机关红卫兵大队部发出“倡议”，拆除市委门口大字报栏，省中东方红战斗队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市委老爷一面着宋鲁峰主持机关红卫兵头头出面与小将签订所谓协议，一面组织围攻革命小将，于二十九日深夜拆除了大字报栏。革命小将揭露市委阴谋，要求恢复大字报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九月三十日 大毒草《告全市人民书——对当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笼。这株大毒草由市委办公室秘书拟稿，黑司令章德亲自审稿，以市二中红卫兵名义发表的。这是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划框框，定调子，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污蔑革命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大毒草。

九月上旬到十月上旬 掀起第一次罢官风。章德在常委会上公开煽动大搞罢官风，并首先抛出旧市委常委、副市长池道生组织群众罢官，从此全市罢官风掀起，全市被罢官的各级干部竟达四百五十多人，疯狂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阶段　1966年10月上旬至1967年1月底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群众性的批判资反路线的新阶段。革命的学生运动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汇合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向旧市委走资派及其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章德之流预感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继续利用他们所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进行反扑。

这一时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教育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顽固地抵制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恶毒污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散布消极埋怨情绪，阻挠干部起来革命；采取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手段，玩弄假俭讨，真抗拒的把戏；扶植保守派，镇压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保守派群众，上北京告状，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向中央文革小组施加压力；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主力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一小撮走资派的疯狂反扑，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通过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旧市委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冲击下，陷于瘫痪。阶级阵线日益分明，保守势力日趋分化，在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策划和示意下，采取改头换面的策略，继续充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在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日益发展壮大，在“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和推动下，掀起了自下而上进行夺权斗争的高潮。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常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空前大好形势。

×　　　　×　　　　×

十月一日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在首都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

十月五日 全国在京革命小将，举行有十万人参加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十月七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成立。它是在前阶段学生运动的基础上，最早成立的全市性革命学生组织，它一成立就把斗争矛头直指旧市委，猛烈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月上旬 旧市委策划建立红卫兵联络总站。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势的推动下，本市革命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起来，章德之流为了加强控制，策划建立了“常州市红卫兵联络总站”，以帮助服务为名，行拢络和刺探情报之实。章德继续动用专政工具，指派公安局人员，以市委工作人员身份，分别在总站和文革接待站工作，专整群众组织的材料。先后共整理整群众的材料二百多份(其中有革命派负责人的材料四十多份)。

十月十五日 被旧市委打成“反革命”的京剧团演员赵立中，发出了《我要伸冤》的铅印传单，指出旧市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第一个为平反问题冲击旧市委的革命群众。

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市委机关门口重建大字报专栏的斗争取得胜利。旧市委为压制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在市委门口贴大字报，拒不执行在国庆节后三日内重建市委门口大字报栏的协议，省中东方红革命小将一再交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击旧市委，章德避而不见，并组织机关红卫兵和接待站人员对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进行造谣攻击。经过艰苦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省中东方红在重建的大字报栏内贴出第一批批判谭力夫的大字报。

十月中旬 黑司令章德在四清工作队队员大会上，布置对基层干部排队，说：“如果三、四类干部一寸分不清，就放在一起批判斗争。”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有些工厂，三、四类干部竟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十月廿七日 毛泽东思想红艺兵大队部(后改为总部)成立。旧市委在文化系统贯彻资反路线后果十分严重，充斥白色恐怖，京剧团、锡剧团、沪剧团等单位少数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冲“杀”出来，并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总部，与文化系统保守派文化红卫兵相对立。它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旧市委和工作组，提出“蔡忠有罪，市委有责”的战斗口号，猛烈冲击市委派出的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它同全市革命造反派一起建立了很大的功勋。

十月下旬 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成高潮，旧市委老爷们害怕群众，开始转入“地下”，躲进“秘密窝”。

十月底 旧市委黑司令章德，在长生巷召开工作组组长、部分局处长秘密会议，布置要顶住群众的冲击。宣扬“在困难的时候，不能推人一把”的反动论点，企图稳住阵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到底。

十一月一日 以黑司令章德为首的旧市委市委，又在长生巷召开所谓“记者招待会”，出席对象扩大到文革接待站工作人员和部分工作组组员。章德在会上说：“市委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派出的工作组也没有发现犯方向、路线错误”。企图定下基调，统一口径，蒙蔽群众，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十一月三日 旧市委以支农为名，大批集中安排学生下乡，破坏革命小将对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外地来常串连的红卫兵革命纵队，就此举行辩论会，揭露旧市委的阴谋。

十一月五日 本市少数派在市委大会堂第一次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当日，旧市委派人在大光明电影院机房，监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的活动。为此，司令部向旧市委提出强烈抗议，旧市委乘机调兵遣将，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行围攻。经过彻夜辩论，拆穿了旧市委的阴谋。最后，把辩论会开成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会后，有七十六个单位的革命派，表示坚决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小将战斗在一起。

十一月十六日　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旧市委拒不执行，确定了“权力下放，自行处理，认真对待”的黑方针。这样，就在全市范围内，刮起了私自转移、销毁整群众的材料之风。从九月份到年底，单市委保密委员会就十次去无锡销毁各种文件四万余斤，其中就有一大批整群众的材料。旧市委把罪责推向基层干部，刮起开除党籍风，全市被开除的基层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多人。

同日 发生“秦新臻事件”。卓德指令接待站、红卫兵联络总站对外地学生作“社会调查”，准备秋后算帐。在金德培直接策划下，由秦新臻以市委组织部名义调查外地来常串连学生李光富的家庭情况，被省中红反团小将发觉，进行了无情揭露。这是对章德、金德培之流镇压外地来常串连革命师生的有力反击。

十一月中旬 为阻碍革命大字报的发展，旧市委策划并部署全市大搞“红海洋”，省中501作战室等革命小将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

十一月十六日到十七日 化工机械厂事件。化机厂“捍卫十六条”战斗队等革命派冲击工作组，勒令其交出整群众的材料，受到保守派的围攻。保守派竟狂妄地提出了“誓死捍卫杨桂、吕淮、洪锡生(工作组组长)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口号，遭到了全市革命派的一致谴责。旧市委老爷派社教工作团政治部副主任薛剑峰前往灭火，革命派不屈不挠地斗争，并选派代表上京告状，得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小将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振新五金厂、五金锁厂、客车厂等二十八个单位的革命派也先后冲“杀”出来，革命小将纷纷下厂与工人运动结合，酝酿并帮助建立全市工人革命造反组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江苏省常州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赤卫军，后改为主力军)成立。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在革命小将和红艺兵的帮助下，工厂中的少数派，冲破旧市委的重重束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杀出了全市工人阶级的第一支革命造反队伍——苏常“红总”(主力军)，这标志着我市工人阶级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一成立，就把斗争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旧市委老爷们对主力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连声叫喊：“吃不消”，他们对主力军横加污蔑，说主力军是“牛鬼蛇神”“还乡团”。

旧市委为了压垮主力军，一方面对抗中央关于工矿企业红卫兵“三不一保留”的指示，布置基层党组织，滥肆发展工交红卫兵；另一方面由旧市委后补委员初茂昌出面，一手炮制了红卫军，在一星期左右时间内，红卫军发展了三万多人。

同日 八一炮轰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省中红反团、红艺兵、全国赴常战斗队等“抢”旧市委整群众的材料。旧市委挑动不明真相的三字兵围攻革命派，发生“一一·二一”武斗事件。随后，污蔑性大字报“抢劫市委机密文件是反革命行为”贴满街头。

十一月下旬 九丰灯芯绒厂主力军为平反和处理整群众材料问题冲击旧市委后，上南京告状。这一时期，各基层单位的革命派围绕平反和处理材料问题，向旧市委推行的资反路线猛烈冲击。

十一月下旬　戚机厂工总成立。

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常州剧院和人民剧场武斗事件。旧市委老爷违反十六条中关于文化教育单位是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的指示，抓演出，压革命。章德之流大耍两面手法，一面签字同意红艺兵关于剧团停演闹革命的要求，一面金德培又出面支持保守派演出。因此红艺兵、主力军、省中红反团、八一炮轰队、四海翻腾等革命群众组织去两剧院造反。旧市委老爷听凭革命派遭围攻，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派战士被打伤数人。红艺兵一百名战士上北京告状。

十一月二十八日 旧市委耍花招，同全市二十一个群众组织进行所谓“协商”章德第一次检查问题。这次检查稿是按江渭清的检查稿炮制的，是章德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还没有回常时匆忙草就的。在“协商”中，主力军、毛红等革命派，揭露其“采取主动，蒙混过关”的手法。

十一月三十日 主力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了章德第一次假检查的反。三十日上午，旧市委突然决定于当天下午一时，由章德作第一次公开检查，并发了通告，要凭票入场，事先布置一中、女中、一初中等三字兵到场“保驾”，红卫军头头张××带领队伍，围住章德，控制话筒，保章德假检查，主力军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时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旧市委的阴谋，造了这个大会的反。会后，章德挑动红卫军、三字兵一起围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将。

同日，旧市委走资派汤永安在九丰厂活动被北京来常串连学生和厂里革命派发现后，要他解决问题。红卫军总部闻讯，即调集数百人前去，以找汤永安解决问题为名，冲散革命派把汤护送到总部，后半夜又送他回家，保皇面目暴露无遗。

十二月二日 申云章接见文化红红卫兵，声泪俱下地感激文化红卫兵在人民剧场事件中的保皇举动，挑动保守派去北京围斗红艺兵。

十二月初 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二总部、毛泽东思想警卫兵、无线电系统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相继杀出来；另一方面，部分工厂的保守势力以保卫工厂为名，成立工人纠察队，后改为“五一”总部。

十二月四日到六日 发生轰动全市的围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事件。四日，召开“红总”(主力军)成立大会。会后，主力军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联合作战，合署办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迟迟不解决办公用房的旧市委副书记颜诚采取革命行动。旧市委借此蒙蔽群众，胡仰德在土产公司召开公司书记会议，组织人员去围攻。三千多三字兵围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达三昼夜，打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十多人，开大规模武斗的罪恶先例。

十二月八日 由旧市委驻北京地下情报站传来《三问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大为赞赏，并大量翻印流传，在全市刮起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妖风。

十二月九日 和平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初红反兵团、七初八一炮轰队、省中红反团等发起，成立“一二·九革命串连会”，后改名为一·八革命串联会。

十二月中旬 以转复军人为主的“红军革命委员会”成立。它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主力军等革命派，因此，得到旧市委走资派金德培之流的尝识和支持。

十二月十八日 主力军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与旧市委签订七项协议。七项协议的要点是：第一项规定市委必须坚决执行省的八项协议；第二、三项是制止武斗，明确挑起武斗的责任在于旧市委；第四项是责令章德向全市人民作第三次公开检查；第五项是动员市级机关干部揭发批判旧市委，改变冷冷清清的局面；第六项是市委应迅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平反的指示及材料处理的规定；第七项是市委主要负责人要与革命造反派建立直接联系，随时解决问题。这个协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深入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二月十九日 旧市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会上，章德只是把林彪、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匆匆地读了一遍，而以谈“体会”为名，大肆放毒，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反对中央文革，散布埋怨情绪，说什么这次运动是“出代价，付学费，边检查，边工作，为革命，受委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以此阻挠干部起来革命造反，阻挠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妄图秋后算账。

十二月二十日 本市主力军等革命派赴沪参加华东地区迎头痛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十二月廿五日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来常举行汇报大会。同时省中红反团、七初八一炮轰队等革命派造了常州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筹备处、机关红卫兵大队部等旧市委御用组织的反。旧市委的御林军三字兵摇摇欲坠朝不保夕。

十二月廿七日 三字兵万余人纠集在市委机关门口，名为找旧市委解决问题，实为向革命派示威。旧市委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达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十项协议，企图稳住保守势力的阵脚。

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在革命派强大压力下，旧市委与三字兵的十项协议没有兑现，旧市委借此煽动工交、财贸红卫兵一千多人上北京“告状”，旧市委副书记颜诚和汤永安带队。

十二月三十一日 由主力军、戚厂“工总”、红艺兵、红二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八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首先实现革命联合，成立常州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同日　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立，它是机关中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无锡市委走资派，煽动保字号组织“工联”近万人配合上海赤卫队步行上北京“告状”，向中央施加压力，路经常州，主力军总部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急电向中央报告，另一方面配合无锡主力军进行劝阻。

十二月下旬至一月上旬 旧市委走资派章德、汤永安之流，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确定了在“经济上开明一点”的方针，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首先由汤永安同意商业、物资系统所属公司补发已经取消的综合奖，仅此一笔就发了十四万元。自此，在工交和其他系统补发工资、奖金、福利费成风，在短短十多天中，全市这方面的财政支出达二百多万元，用于做出租军装的布达一万多公尺，还煽动了三万多下放工人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倒流城市。汤永安还公开煽动临时工、合同工和下放工人上北京，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一月四日 革命派开始反击经济主义妖风。先锋厂主力军、省中501作战室首先发出《最最紧急呼吁，告全市革命群众书》，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

一月五日 省中501作战室举行全市革命派负责人座谈会。在会上，“红总”负责人梁炳生同志发表四项公开声明，表明主力军坚决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严正立场。一月六日，主力军总部代表向旧市委抗议章德刮经济主义妖风的罪责，并勒令各级党委无权在经济问题上签字，还采取临时紧急措施封闭了人民银行。同日，主力军总部召开工作人员会议，当场开除了闹经济主义的沈龙根。

一月六日 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它的大多数骨干均是机关三字兵，保守势力占统治地位。它执行了一条资反路线，一度时期，成为全市保守势力的总头头。

一月九日 申云章作机关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机关联总造了大会的反，并主持斗争了申云章，猛杀了旧市委老爷对机关干部的威风，大振机关干部革命造反精神。

一月十二日《常州日报》革命派夺权。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常州日报》卫东战斗队在主力军等全市二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的支持下夺了《常州日报》的权，出版《新常州报》，揭开了常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序幕。

一月十三日 在全市革命派的猛烈炮轰下，迫使章德向全市人民作了第二次检查，其检查极不老实、极不深刻，受到革命造反派的无情揭露和坚决批判。

一月十九日 进一步刹住经济主义妖风，游斗汤永安、胡仰德。

一月中旬 保守组织为避免彻底垮台的命运，纷纷改头换面。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在大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三字兵中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开始反戈一击，出现分化迹象，为挽回这种局面，旧市委急急忙忙授意保守组织改头换面，工交红卫兵改为红联会，手工系统红卫兵改为燎原公社红卫兵、财贸红卫兵改为一反到底红卫兵，由文化红卫兵改成的红色文化兵团，后又改为文化系统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等，学生三字兵人数大大减少。各系统三字兵改组，有的是换汤不换药，有的是仅仅改换组织名称，原封未动，这就增加了以后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瓦解保守势力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

一月中下旬 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高潮逐步形成。一月十四日汽车营业处主力军，在红革三司的支持下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一月十六日邮电局主力军等革命派联合夺权，一月二十六日，戚机厂“工总”、公安局“革联”夺权。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全市有二百多个工厂、企业、机关的革命派进行了夺权斗争。虽然这次夺权存在一些缺点，但是，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正当革命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和进行“三结合”夺权的指示发布，极大地鼓舞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准备向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


第三阶段　1967年1月底至4月初


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正当常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驻常部队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积极投入到支左工作中来，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驻军某些负责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彻底改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打击、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首先是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苏常“红总”(主力军)、戚机厂“工总”等打成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拘捕了一些革命闯将和革命同志。后来又提出了所谓“彻底肃清主力军流毒”的错误口号，使这些革命组织及其并肩作战的其他革命组织中的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受到严重的压制和迫害。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趋于瘫痪的保守组织，就利用了驻军的错误，趁机复活和扩展保守势力，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使常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英勇顽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不愧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　　　　×　　　　×

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4105部队、市人武部、6549部队等驻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介入常州市文化大革命。

一月二十七日 常州市革命造反派联总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红卫军总部调动千余人围攻大成二厂主力军，这是保守势力向革命派的又一新反扑。

二月一日 “一月革命”风暴吓破了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胆。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章德、汤永安和宋文惠，在机帆船上密谋镇压主力军等革命派。后因旧市委不久就全部瘫痪，章德没有来得及执行这个计划。

二月三日 市委办公室造反队，以斗争罗我白为名，行保章德之实。机关联总等革命派造了这次保章大会的反。

二月四日 有五一总部、红联会、燎原公社红卫兵等二十多个保守组织凑合成江苏省常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联指)。这是常州市保守势力改头换面以后的重新大集结。

同日 以红艺兵、红二总、省中东方红战斗队等革命派为主，召开第一决斗争章德大会。

二月十二日 主力军总部成立飞虎队。二月以后，保守势力又一次大反主力军，主力军总部、主力军机械、城建、交通、财贸、街道、文教等指挥部不断被砸。在此白色恐怖下，主力军总部为加强自卫才成立飞虎队。保守势力对飞虎队横加污蔑。

二月十五日 五一总部、红联会、燎红等十三个组织六百多人，于当夜袭击主力军总部，狂叫“活捉梁炳生，解散主力军”。梁炳生安然脱险。

二月十六日 在某些人的策动下，红联会等七百多人，洗劫了主力军机械指挥部。当机械主力军去交涉时，人武部派人去说砸主力军机械指挥部是革命行动，几个主力军就把这个人武部干部拖到主力军总部去评理，这事就被大肆污蔑为“主力军绑架解放军”。二月十八日，化机厂十六个主力军战士到人武部门口要求澄清事实，并要求释放留在人武部写检查的两个主力军战士，这事被说成是“冲击军事机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严正声明，指出所谓“绑架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主力军的污蔑，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信号弹。

二月十七日 主力军总部被迫转入地下。

二月二十日 发生了红公联“二·二○”反夺权的重大政治事件。公革联一·二六夺权以后不久，市人武部一些负责人对公革联夺权抱否定态度，于是采取代管公安局的办法，遭到公革联等革命派反对，被迫撤销。这就引起这些负责人的更为不满，暗示红公联、机关联络站等保守组织，进行反夺权。这次反夺权是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前奏，它的大方向错定了。

二月二十二日　《新常州报》发表《打退阶级敌人的反夺权逆流》社论，这篇社论尽管存在某些缺点错误，但是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它敏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存在。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市保守势力发动了猖狂攻势，围攻报社卫东战斗队，成立了“二·二二社论批判联络站”。保守势力从这里又进一步集结起来，有些革命组织在此问题上犯了错误，一度站错了队。

二月下旬 驻军介入常州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小撮走资派策动保守势力，纷纷到人武部去大诉所谓主力军等革命派的罪状，人武部门庭若市日夜三班，通宵接待。而革命派去反映情况，却多次遭到冷遇。

三月初 驻军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错误地发动了取缔主力军运动。三月三日，驻军负责人分别找有关群众组织负责人谈话，暗示要对主力军明确表态。三月五日，驻军×××召开有红军、五一总部、红卫军、机关联络站等十多个保守组织参加的座谈会，进一步动员说：“主力军近几个月大方向错了，最近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主力军总的说是不好的组织，应该大量揭发主力军的罪恶。”一些趋于瘫痪的保守组织乘机复活，大贴标语，大造舆论，诬蔑主力军“上保章德、下护牛鬼蛇神”，“要求解放军取缔主力军。”

三月四日 主力军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司令部代表二十余人，上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常州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情况，控告旧市委阴谋策划镇压主力军的罪行。

三月六日　驻军把戚机厂“工总”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

三月七日 民丰厂主力军走访人武部，接待人员说：“我们对戚机厂‘工总’上午还没有表态，下午就去宣布取缔了，你们的组织解散不解散，自己考虑吧！”下午，该厂主力军四百多人(大部分是老工人)集会，含着热泪，表示不肯解散组织，会议开了六个小时不肯散，最后，厂主力军负责人反复教育大家要相信解放军，忍痛宣布解散组织。

三月九日 机关联络站评论员《为什么必须取缔常州主力军》出笼，为取缔主力军提供了错误的理论根据，一时乌云压城。主力军刷出大标语：“主力军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

三月八日到十日 常无八卅一、省中兵团等大游行，拥护驻军取缔戚机厂“工总”，并要求取缔主力军。首都三司驻常联络站抛出了所谓主力军罪行的大量材料。全城围攻主力军的大字报、大标语触目皆是。在市人武部某些负责人的授意下，常无八三一、一·八等下厂搜集主力军所谓罪行，帮助五一总部、燎红、红联会等围攻主力军战士，砸主力军基层组织，犯了严重错误。

三月上旬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省中501作战室等革命小将奋起反击围攻主力军的逆流，贴出“主力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主力军跟着毛主席迎着风浪上”、“誓死击退资反路线新反扑”、“一·八串连会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人云亦云”等大标语。省中501作战室革命小将连续十二次到市人武部找负责人摆出大量事实，反映真实情况，表示支持主力军。但接待人员竟说：“你们站在反动立场上，这里没有你们的自由，连一分钟民主也不能给。”主力军战士也同保守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月十四日 驻军把常州市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力军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同时被取缔的还有主力军飞虎队，化机厂、九丰厂主力军，并规定主力军基层组织停止活动，把主力军总部负责人梁炳生、吴燕良等四十二位革命同志拘捕入狱，一百六十九人填了反动骨干登记表。接着，又提出“彻底肃清主力军流毒”的错误口号，使广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受到了严重压制和迫害。

三月十五日　联指、五一总部、燎红、红联会、红军、红卫军、机关联络站、常无八卅一、省中兵团、一·八等，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三字兵重打破旗，耀武扬威，活跃街头，向革命派示威。

同日 由联指、五一总部、机关联络站署名的《常州主力军罪状录》(五十大罪状)出笼，这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限上纲的黑传单，为基层保守势力大整主力军提供了所谓“根据”，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驻军错误，赤膊上阵，操纵和策动保守势力，向革命派大肆反攻倒算，基层主力军负责人纷纷被斗，甚至一般主力军战士也要上台请罪，一时黑云翻滚。

三月十九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常州市实行军事管制。

三月中旬到下旬 以主力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打了下去，常州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死气沉沉。保守组织重新抬头了，部分党团组织也恢复活动了，许多未亮相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官复原职，钻进了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保守势力，乘机排斥革命派，对革命派的夺权实行反夺权。

三月份主力军取缔以后，红公联大整革命群众组织的黑材料，机关联络站、红联会、燎原公社红卫兵、文化红卫兵……等保守组织积极参与，整理了八十六个组织计一千余份材料，其中有整501作战室、红二总、红艺兵、报社卫东战斗队、红医兵、红教兵等组织的材料。省中501作战室革命小将被红公联非法传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迫停止活动。白色恐怖再度笼罩常州。革命派日夜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心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四月二日 全市斗争章德大会。这次斗争大会是军管会具体帮助机关联络站、红军、常无八卅一、省中兵团、一·八等组织发起召开的，排斥了许多革命组织参与发起，不让一些革命派上台揭发。会后，机关联络站等保守组织，还散布了章德已经打倒的谬论，引起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烈不满。

四月三日 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军管会包办代替的，甚至让臭名昭著的红联会、红卫军也参与发起。


第四阶段　1967年4月初至10月中旬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表了，又一次拨正了常州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经过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严峻考验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杀出来了，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所操纵的保守势力围绕主力军彻底平反问题，进行了反复辟斗争，沉默一时的常州城，又重新沸腾起来了，形势一派大好。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所操纵的保守势力，猖狂地向革命派反扑，对军管会施加种种压力，妄图阻挠为主力军彻底平反。当他们的阴谋被识破以后，就狗急跳墙，妄图用武力一口吞掉革命派。他们在组织上、舆论上、物质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武斗准备以后，于七月、九月挑起了两次大规模武斗。革命派战士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英勇地进行文攻武卫。正当革命派遭到工农学方面用现代化武器大量屠杀的紧要关头，中央非常关心常州文化大革命，周总理连续两次电话指示，中央调查组和6483等部队相继进驻常州，制止了武斗，粉碎了他们妄图用武力吃掉革命派的美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一再教导下，在广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常州市军管会中一些负责同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九月一日贴出公告，检讨了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为主力军和戚机厂“工总”彻底平反，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经过反复辟斗争，革命派战士同广大革命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在文攻武卫中，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关怀和全力支持。一小撮走资派和保守势力中的坏头头，淹入了汪洋大海之中。英勇的常州市人民，在常州市文化大革命史上写上了壮丽的一页。

×　　　　×　　　　×

四月六日 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犹如春雷一声，沉寂的常州城又重新沸腾起来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月七日 主力军战士冲破白色恐怖，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常州市文化大革命情况及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情况。

四月七日到十六日 军管会帮助机关联络站、红军、红卫军，红联会等保守组织整风，而把不少革命派组织丢在一边不管。

四月九日 清华井冈山苏南问题调查组常州分组到达常州，接着，北京、上海、南京等外地学生纷纷来常组成全国赴常调查团，支持常州“红总”，戚机厂“工总”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平反。

来源：《常州革命报》第17期，1957年11月9日，《新常州报》卫东战斗队主办。


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1967.12.00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
·北京·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要斗私，批修。


前言


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象春雷一样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潮流，其势如百川归海，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不出风头的人。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懂得客观发展规律并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

所谓规律，就是必然性，认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深刻地领会毛主席指导文化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坚定地而不是动摇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才能有力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事实材料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这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事纪，就是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步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端，应当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到现在，已经四年。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以前。主要表现为京剧革命。

第二，舆论准备。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5．16通知”发表，主要表现为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开始，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伟大的转折。从一九六六年“5．16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到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勃兴和刘邓抛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基本解决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主要是通过群众性的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了，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全面夺权准备了队伍。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以前，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党政财文大权。

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而初步巩固了政权。

纵观上述几个阶段，总的过程是，上边点火，从下往上烧。先制造舆论，解决司令部的组织上的指挥权，造成群众夺权的有利条件，群众夺权，又造成司令部彻底夺权的基础，革命的大批判则实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夺权，以保障、巩固和发展组织上的夺权。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据的单位，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大事纪里，我们力求反映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搏斗，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表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力求明确地表现出运动本身的阶段性。运动本身是无限雄伟壮阔的，处处是空前的场面，再现这种伟大的场面，这是未来的雄壮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诗的任务。一份大事纪，即使是较为详细的，也终难为力。但我们也力求使人们感觉到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气氛。在一个阶段上，甚至同一个时间内，都有相类似的很多事件发生，我们则择其中对整个北京和全国的进程较为有影响的予以记述，其它从略。

客观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使象这种最简单的记述，也需要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取得比较真实的记述。至于历史进程中比较隐藏的成分，我们则先按裸露的面目记述下来，有待于历史自己揭幕和给予矫正。

我们小组的毛泽东思想水平还很低，资料不全，虽然每个同志都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实践范围极其有限，特别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了解不够，又加小组才成立不久，时间仓促，讨论、研究不够充分，遗漏谬误之处，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指出，以备今后修正和补充，使之日臻准确和完善。


第一部分伟大的开端（1963年9月——1965年9月）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解放以来，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根本问题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以来，两个司令部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着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斗争。

一九五九年以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利用三年暂时困难，勾结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利用篡夺的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和窃踞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企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为全党和全体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颠复阴谋，针对着突出地表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严重阶级斗争，毛主席采取了—系列伟大的革命措施。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强调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些指示和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击了刘少奇司令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了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先后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根据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迎头痛击了刘少奇司令部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煞住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风，巩固了城乡的社会主义阵地。

一九六二年起，毛主席多次尖锐地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先后作出许多重要指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新闻、戏剧各界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资产阶级大反攻开始了。

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阻挠和压制，亲自领导了京剧革命，攻克了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此，文化革命的洪流，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上，冲开了缺口，奔腾起来了。

“革命通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以京剧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是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一九六二年八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刹住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自由风。

在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着重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的这些号召是迎头痛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的动员令。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展了大批判。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果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六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它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纲领。

九月

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能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亲自着手抓京剧改革。

十月

周扬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召集两次戏曲工作会议，大讲京剧表现帝王将相很带劲儿，叫嚷“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并根据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十一月

毛主席指示文化部：“《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个方向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改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江青同志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重重压制和阻挠，深入北京京剧一团等蹲点，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和我国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九六四年十月底。

刘少奇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指派他的臭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这期间，王光美前台表演，刘少奇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煞费苦心炮制了一个假四清、其复辟的所谓“桃园经验”。刘少奇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转全国，并亲自带着臭妖婆王光美到各省市兜售。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

十二月

①毛主席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尖锐的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春

江青同志的京剧革命遭到了刘邓黑司令部的破坏和围攻。刘少奇亲自出马反对京剧革命，叫嚷：“老戏很有教育意义”“《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了个新中国？”“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两种戏要保留：一种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说：“表现帝王将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大叫：“要两条腿走路。”周扬气急败坏地叫喊：“历史传统戏不可偏废。”明目张胆地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面对反动派的猖獗围攻，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分毫不让。她严辞回击：“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我们那么一点点小苗苗他们就是不许。”“十四年的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彭真污蔑现代戏是“穿裆裤”，“吃手指头”，是“洋教条”，是“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江青同志当即怒斥道：

“就是要允许演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观看了革命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并做了重要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毛主席的指示对刘邓一伙当头一棒，革命派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但是反动派并不死心，又以加倍的疯狂反扑了。彭真把黑手伸进北京京剧一团，一面妄图分化江青同志领导的革命队伍，一面死死控制实验京剧团，亲自整理帝王将相剧目，大搞黑试验，用“政治任务”、“经济任务”强迫剧团上演。

江青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顶住了这股逆流，义正辞严地回击他们，并教育革命派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战斗。”“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有解放军战士守卫国防，做为一个演员应该永远满怀激情来歌颂他们！这是演员的职责！”她教导演员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家头脑。使他们明确方向，增添了勇气。

江青同志领导的京剧革命迎着风浪前进！

五月

林彪同志听取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艺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灭资兴无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

六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一次作了极其重要的、非常尖锐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时，毛主席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所谓《整风报告》上批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六月五日——七月三十一日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江青同志几年来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英勇斗争，辛勤劳动，终于开出了光彩采夺目的红花。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胜利举行。

演出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优秀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京剧革命的道路。

在京剧革命的第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江青同志发表了京剧革命的宣言——《谈京剧革命》。这个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次观摩演出的成功，攻破了京剧这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艺术中反动势力统治得最顽固的堡垒，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开拓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纪元。

七月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教导我们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七月——九月

毛主席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准备）发到全党县一级，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在毛主席的发动和指导下，思想文化战线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

哲学界：大叛徒杨献珍拾起刘少奇一九三九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到处宣扬，妄图为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制造理论根据，猖狂对抗毛主席伟大的“一分为二”论。这个反动理论一露头，就被革命群众驳得体无完肤。

经济学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等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革命派奋起批判。

历史界：围绕着反动“权威”罗尔纲等人提出的李秀成问题，对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以及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展开了大批判。 资产阶级保皇党吴晗、翦伯赞、罗尔纲之流被杀得落花流水。

文艺界：长期以来，三十年代文艺的老头子、修正主义文艺鼻祖周扬、林默涵等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来同毛主席文艺路线相对抗，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与写真实”、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姚文元等同志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开展了猛烈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这场大批判中大显身手，他们拿起笔作刀抢，把《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批毒草电影批得臭不可闻。

其他各界也是战火纷飞，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九月刘少奇抛出了所谓《后十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歪曲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提出了一条系统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七月——十一月

毛主席的真“6·27”指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胜利举行，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兴起，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引起了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党羽的惊慌。于是，在周扬刘、邓——彭、陆之流的指示下，导演了一场抗拒毛主席最高指示，牺牲车马，保存将帅，打击左派，保庇右派的假“整风”丑剧。他抛出夏衍、齐燕铭、邵荃麟之辈，进行所谓“批判”，企图蒙混过关，掩饰刘、邓罪行。

一九六五年一月

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她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的文件。毛主席在二十三条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建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十月

②大批判判的浪潮越来越大，猛力地冲击着刘邓的前沿阵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周扬跳将出来，极力要将大批判拉向右转，邓小平忍不住满腔仇恨，破口大骂革命左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搞得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抵毁大批判运动。

二月——三月

刘邓炮制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文件说：64年以来学术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要赶紧刹车。会上，邓小平又大骂：“有人就是想靠批判人家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

彭真公然包庇右派，扼杀批判运动，大大喊文艺界要除“三害”：形而上学，自以为是和个人主义。

会议纪要下达后，报刊上的批判把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大部分被压制下来了。接着党内刮起一股对64年批判运动的翻案风，攻击群众批判是“爆破组”，“人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等等，妄图反攻倒算。

但是，文化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几个小丑，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第二部分进军的号角（1965年9月——1966年5月16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叛卖，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由来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单纯的“罢官革命”并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源。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形成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广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底根除。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准确地深刻地洞察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复阴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党权、政权和军权，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伟大的战略部署。

从1965年9月开始批判吴晗，批判三家村，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知的发表，毛主席说这叫做舆论准备。在这个时期里，毛主席首先调兵遣将，及时地准确地砍断了刘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伸向军队、电台和公安系统等要害部门的黑手，防止了反革命政变，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同时发动和领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集结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和一九六二年前后修正主义的思潮牵系着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三家村”的阵线。毛主席发动批判《海瑞罢官》触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枢神经。

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激烈地展开了。

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什么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这场大革命？

彭真在刘邓的指使下，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批判吴晗，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圈套里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守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二月提纲》就是他们的反革命纲领。

毛主席领导革命左派，排除万难，经过几次的反复斗争，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入手，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捣毁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打乱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阵线。《5．16通知》就是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胜利结晶，它提出了无产阶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特别是他老人家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革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九六五年九月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伟大号召。当面指示彭真要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吴晗。

毛主席质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封锁毛主席这个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有份”的棒子来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十日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一九六五年初，在“二十三条”中，毛主席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候主席又意味深长地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最危险。”

刘少奇却叫嚷：“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他强调指出：“全军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大野心家罗瑞卿拚命反对“五项原则”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的体制，“是瞎说一通”。私自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歪曲为五项原则中最重要一条，而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到次要地位。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下，江青同志冒着风险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开发表。

姚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揭开了向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的序幕，发出了一颗划破长空的红色信号弹。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文。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会上，他包庇吴晗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阎王周扬等马上附和说：“姚文元的文章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文。

姚文元同志文 发表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郑天翔（书记处书记）、邓拓（书记处书记）、李琪（宣传部长）、范瑾（副市长）等频繁接触，密谋如何对付姚文。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元文的“背景”。邓拓马上给吴晗通风报信，让他准备反扑。吴晗气焰嚣张地说什么：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文 同姚文元辩论。邓拓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宣扬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文，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表态，直到二十五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真包庇吴晗恶毒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他说：“吴晗的性貭，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别的人还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大红袍》，《小红袍》。”以后，彭真又攻击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判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扬亲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一到，就问：“ 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其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文，一面又提出所谓“放”的方针，并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报》不得同一天转载姚文，“以免震动太大”，彭真还布置给旧北京市委一伙说：“明天要转载姚文元文章，要赶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编著按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是吴冷西按照彭真意见起草的。按语只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强调所谓要“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扑。

②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要人们去查史料，钻故纸堆。

陆平黑帮立即胁迫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师生查《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把批判引上了“纯学术”讨论的圈套。

十二月一日

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肆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并吹嘘《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彭真大肆鼓吹所谓“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大讲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其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化名“方求”写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市委会上，彭真又亲启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十二月四日

在彭真指使下，旧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 刊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攻击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来了北京京剧团反党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说吴晗是被剧团拉上马不得已才写出这个剧本。李琪露骨地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配合彭真等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攻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诬蔑姚文是“大棒子”，“文学狱”等等。

十二月八日

① 《红旗》发表 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赞、吴晗等的反动历史观。

② 吴晗写出了反扑的文章，但不敢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当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按：即刘邓黑司令部】，《北京日报》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又是鼓励又是定调。

十二月九日

刘少奇指挥彭真、蒋南翔、陆平等大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吹捧自己，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十二日

旧《北京日报》、《前线》抛出大叛徒邓拓的大毒草，学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株大毒草是彭真亲自领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传阅定稿。阎王许立群、姚溱也参加了“审阅”。

在修改此文时，彭真大放厥词，叫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企图把水搅浑，混战一场，转移目标。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国际饭店开旧市委工作会议，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都可以讲”。给吴晗撑腰要他坚持反动立场。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揭发批判了大军阀罗瑞卿的三反罪行，斩断了刘邓——彭真资产阶级司令部伸向军队的一只黑手。

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把罗瑞卿、陆定一塞进中央书记处。之后公然宣称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到军队加强活动。罗瑞卿伙同彭真、贺龙等人积极呼应，背着军委和毛主席，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和各省市民兵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提倡突出军事，通知全军学习黑“修养”，提倡突出刘少奇。

在刘邓的纵容和指使下，罗瑞卿之流在军内秘密组织篡军班子，恶毒攻击、污蔑林彪同志，公然叫嚣要林彪同志“交权”、“让位”，由他来当国防部长，独揽军权。

罗瑞卿之流的政变阴谋逃不过毛主席敏锐的目光。他们的阴谋破产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大大鼓舞了左派的斗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 等同志以及彭真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再次强调指出：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跳起来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竭力掩盖吴晗的要害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事后，这个野心家狗胆包天，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旧《北京日报》抛出吴晗假检查、真反扑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时，不加按语，支持吴晗的反扑。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见报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给姚溱“审阅”。

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了，彭真极为恼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就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题为《<海瑞罢官>代表—种什么社会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的反动的政治实质。

十二月三十日

① 《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编者按语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根本没有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反动实质。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忍痛”删去。

吴晗的假检查一出笼，阎王殿马上在《宣教动态》上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为之助威，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等。

② 彭真在旧市委开黑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地搞反革命情报，说“太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于是，旧《北京日报》马上抛出一批为吴晗辩护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让三反分子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会上，彭真大谈所谓“放”，别有用心的说：“扯得越宽越好。”并又一次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胡说什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大阎王陆定一召开阎王殿会议，极力反对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同彭真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接着提出一串“学术研究”题目，说“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并再一次攻击上海发表姚文没有同他打招呼。

在这次会上，康生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一月八日

旧《北京日报》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署名李东石。把吴晗的三反罪行说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示下起草，并经彭真，旧市委书记处和周扬、许立群等“讨论”“审阅”、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竟砍去了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一日

旧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对陆平搞的反革命经验大加赞赏，说“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个条例，就是个好办法。”鼓吹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不能空对空”。陆平受宠若惊，回校更起劲地压迫北大革命师生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甚至动用修正主义党纪法规，命令“党团员应当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一月十七日

彭真为了进一步控制局面，让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人员开会，并叫许在会上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刊由他们来管，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许立群又强调一通所谓“放”，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妄图转移对吴晗问题的批判。

一月十八日

×××今天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猖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话都正确”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炮制的《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许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后搞了七个包庇右派，攻击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并附上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意见”。为炮制反革命“二月提纲”作准备的。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

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跑去作了报告，挥舞“左派要整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并胆大包天，造谣说什么：“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信来打击左派，包庇陆平黑帮。这次会议，由邓拓、许立群出面挂帅，彭真亲自导演，刘少奇、邓小平背后撑腰，残酷斗争北京大学一百多名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学以哲学系为核心的革命左派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的革命气概，顶风斗浪坚强不屈。一月份，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旧市委反党集团开始暴露了。邓拓说：“形势发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治错误了。”迫不得已，只好草草收场。

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粉碎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基础，会后，写出了《座谈纪要》。

二月三日 与江青同志的座谈会完全对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斗争。

彭真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发下了许立群搞的七个黑材料，大肆攻击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同时又竭力包庇右派，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他美化反共老手邓拓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又大谈所谓“放”，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并叫许立群宣扬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 “许多人不敢讲话了”等等。陆定一与彭真紧紧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一直作了坚决的斗争。康老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线，要保护左派，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同志严励斥责许立群之流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黑材料。

会后，彭真利用权势，成立了所谓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叫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行！并问彭：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电话中决定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说这样做比以彭真个人名义发表好。这个黑电话为《提纲》定好了调子。

二月四日

许立群和姚溱，在钓鱼台关起门来炮制所谓《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也严密封锁。

《二月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文化革命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列主义基本论点。扯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祭起“放”、“先立后破”、“左派学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纯学术讨论”之类的法宝，妄图挑起一场混战，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修正主义轨道。

二月五日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彭真在提纲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许立群、胡绳口头“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信，“汇报”完后，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了。”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问刘，是不是就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可见，这个“提纲”的后台老板就是刘少奇，实际上也就是刘少奇的“提纲”。

二月七日

彭真、许立群、姚溱等密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姚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讲。企图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昌去向主席作所谓“汇报”。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一通，他作—些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和彭真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事后却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诬蔑这些批判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刻严励驳斥，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以后，这个反党野心家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语，把他的《二月提纲》变成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又用罪恶的欺骗手法，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

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支持下，反革命“二月提纲”正式发到全党。这个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二月提纲》的出笼，是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篡党、篡政、篡军阴谋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二月黑“提纲”他们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思想斗争、学术争论时应当“暂时忘掉无产阶级专政”。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陆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在讨论时，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到三线“参观”，和李井泉密谋，走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了长期写匿名信恶毒攻击林彪同志的陆定一老婆严慰冰。陆定一的反党阴谋败露了。

三月一日 彭真一伙以为阴谋得逞，得意洋洋。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名义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短时期内，《二月提纲》流毒全党。全国的批判运动被引入邪道。什么“论清官”、“论封建道德”、“评价历史人物”之类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文章充斥了各种报刊，思想界弥漫着沉闷的气氛。

三月二日 旧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叫他到昌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彭真找了邓拓、范瑾、蒋南翔、宋硕及部分高校负责人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狱”的“经验”。这个“经验”介绍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查检了可能找到的有关海瑞的文献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写出一篇批判吴晗关于‘平冤狱’问题的文章。”彭真对这个反革命经验非常重视，倍加褒奖说：“批判吴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写得很好，这篇是几个大学生查了许多古籍，论证了海瑞平冤狱是假，这种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他还在上面批示说：“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值得推广”。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琐考证中去。

这个会上，彭真反革命集团又抛出了调虎离山计，用假“半工半读”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陆平又创造了一个“典型”。还在二月一日，旧市委就在北京大学搞假“半工半读”的反革命试点。彭佩云亲自带队，把北大历史系搬到十三陵。“开学典礼”上，邓拓，宋硕、蒋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亲临会场，以示重视。会上，他们大肆放毒，叫革命师生不问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狠抓教学”，蒋南翔还肉麻地吹捧大叛徒邓拓一通。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彭佩云就愈加着荒，她上窜下跳，拉线搭桥，频繁地来往于前市委（彭真）——燕园（陆平）——十三陵（历史系）之间，死死保住这个反革命的试点。他们强迫革命师生要“三个月内解决世界观问题”，“编出三本书”，就是不让搞文化革命。三月底，旧市委把这个“试点”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这个会上，彭真说，“所有学生都下乡去搞半工半读，要批判旧的教科书，改革教学方法。要*系下去。……帐蓬已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以挂帅。”于是，北京市刮起一股下乡搞假“半工半读”的歪风，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月中下旬 ①中央和中央军委开会批判大野心家阴谋家罗瑞卿的反党罪行。罗瑞卿畏罪跳楼自杀未遂。彭真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罗瑞卿的罪行采取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妄图为罗翻案。

②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了会谈，差不多从此时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的就明显向右转了。

三月二十一日 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林副主席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价力量。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发出了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励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主席的讲话是彻底捣毁反革命“三家村” “四家店”“阎王殿”的动员令。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亲手三次修改《座谈纪要》。

三月三十一日①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否认他包庇吴晗的罪行，说他只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与此同时，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刘仁急忙把正在参加四清的李琪，张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调回，准备负隅顽抗。

②刘仁散布毛主席要彭真管军事的谣言，彭真向北京卫戍区要来一个团的军队。

四月一日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中宣部的阎王殿们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是日，许立群要邓拓送去一分替吴晗喊冤叫屈的材料《吴晗近况》，看后立即批登简报。同时，邓还送了《焦菊隐反动文艺理论的资料》给许，作为制造混战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万里传达彭真的话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只是空洞地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这—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写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送给许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窃《纪要》的内容，四月七日，抢先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捞取政治资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路线辩护。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开北京市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布置对抗中央。还说什么：“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灭亡的预兆，在家中召集旧市委一伙反革命分子开会。会上，讲了一通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脚好。”并表白自己说，“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还为自己开脱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继续包庇邓拓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好的，但写的东西是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叫嚷：“左派整风清理思想。”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晚，旧市委书记处开会。刘仁、郑天翔、万里在会上假惺惺地“批评”邓拓。邓拓说：“他犯了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以保住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通过了旧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示说：“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后来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会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胡说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继续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当场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副主席语）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图用假批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传阅，严重违背党的纪律。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编者按于十日开始炮制。

四月十五日 旧市委开会时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编者按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说：“邓拓的主要错误是好古”。又说：“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边改边说：“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他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下令在第二天见报。事后，彭真亲自打电话安慰邓拓，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并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当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语稿送给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与此同时，“四人办公室”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贯彻四月十六日按语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①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②旧《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抛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把“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描写成一个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吴晗说成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

当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动态。下午郑天翔叫各口汇报对“按语”的反映。还派人去看望吴晗和廖沫沙，并亲自去探望邓拓。晚上，刘仁召集市委会作了阴谋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等同志。

③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布署，当天从报社拉回大批《北京日报》，强迫革命师生接受。北大陆平黑帮当天下午就开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会，宋硕亲自导演。陆平在大会上大叫大嚷：“我们主要矛盾指向吴晗，同时又要针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赞同志。”

四月十七日 蒋南翔以高教部名义召集京津地区十七所大专院校座谈，会上，让陆平推销“研究海瑞《平冤狱》的反革命经验。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彭真在中央开会，仍同旧市委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遥控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向他们泄露会议重要机密。并要旧《北京日报》向他汇报版面安排情况，重要文章送他审阅。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尖锐地严重地指出：对毛主席的指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进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社论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社论的发表震动了文艺界，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惊恐万分。

四月十九日 中央负责同志批评旧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张文松起草第二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伹未来得及出笼。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旧北京市委揭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家店的大掌柜的罪行。刘仁慌了手脚，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开市委会。（即四月黑会）

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会”开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会议极为诡密，不设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上，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发七个文件是要“整人”。他们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同志的讲话，整了大批黑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罪行的材料，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势不妙，立刻销毁了材料，砸掉铅版。刘仁在会上拍案大骂：“邓拓五八年来市委，不是市委要来的，是中央分配来的，他的材料我没看过，叛变情况我不知道。”

他们极力对抗主席指示，为彭真大唱赞歌，说什么：“彭真在阶级斗争方面不落后，反修战线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不落后，京剧改革不落后，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贯正确”，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疯狂叫嚣“二月提纲”“写得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提得这样尖锐，这样高，我接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去欺骗中央，说什么“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可恶至极。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刘仁一伙急忙赶去看望。彭真胡说：“我的错误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同时又搞了新的阴谋：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四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见大势已去，便假装揭发，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企图蒙混过关，东山再起。

五月一日 周总理在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头等的大事。

五月四日 ①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杨尚昆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机要部门的特务，先后盗窃国家机密档案15万件，里通外国。林彪同志在会上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复。”“彭、罗、陆、杨”是“文武相结合，抓舆论、抓枪杆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搞的起来。”林副主席告诉大家：“毛主席最近两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门、电台。”

这次会议彻底捣毁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破了刘邓黑司令部的阵线。

②《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34）

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后台老板发起了猛烈攻击，举国震动，旧北京市委开始全线崩溃。

五月十日①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

②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月十一日①《红旗》发表×××写的文，《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旧北京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②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说：“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

五月十四日 宋硕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北大、清华等高校党委用同一腔调布置运动。“三家村”的伙计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阴谋。

五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须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5．16《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伟大的历史文件》）


第三部分 炮打司令部（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下令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一撕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着。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在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的光辉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下旬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它向全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月十七日 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曹轶欧等同志冲破前市委、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种种阻挠到北大对陆平、彭佩云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鼓励北大革命派起来造反。

五月十八日 林彪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饭店会议开场。会议集中了前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各级干部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很多是三反分子或者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由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主持。李××亲临会场，作了三次报告。会议利用黑帮“斗”黑帮，使他们逃避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北京饭店会议直到七月底才被迫收场。

五月二十五日 在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多年积聚起来的对陆平黑帮的阶级仇恨迸发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烈火。揭穿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捧，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五月二十六日一六月一日 刘、邓扣压五·二五大字报，给支持北大革命派的康生等同志施加压力。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乱滚，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

刘、邓黑司令部调兵遣将，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杨植霖、郭影秋、谢堂忠、穆欣等得力干将塞进中央文革，妄图控制要塞，负隅顽抗。

五月二十九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的前夕，在白色恐怖下，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口号，秘密组织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

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巨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成为一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

五月三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陈伯达同志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对《人民日报》垄断地位崩溃了，从此，新生的《人民日报》代表毛主席革命司令部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号令。

六月一日 ①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②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六月风暴席卷全国。

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之后，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燕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六月二日 ①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②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其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③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六月三日 ① 《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是革命道路上新的绊脚石。

② 在李××同志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粉墨登场，拉起了新市委书记的红带子，干反革命的勾当。新市委急忙出“安民告示”：“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两三天。”李××同志在市委机关一手制造了“六、三事件”。说革命干部写批判他五·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是“造谣”？“暗流” “阶级斗争的反映”，并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于是，市委机关中给李××同志贴大字报的人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全市委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③ 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三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

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

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的工作组；

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

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

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

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

“树欲静而风不止”。前门赶走了虎，后门又溜进了狼。

④ 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同志还特派××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六月四日 ① 《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下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

②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身，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社论向全国人只严肃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六月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一文，《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②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十分赞扬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但张承先却把这样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乌七八糟”扬言要导机“反击”。

③所谓新《北京日报》发布编委会“公告”。李××任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为新《北京日报》编委会总编辑。旧《北京日报》这个彭真反党集团的忠实工具，改牌换记，成了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新”《北京日报》从六·六“公告”开张到九·二宣布休刊，前后共发表了五、六篇所谓“指导性”的社论，始终贯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陶铸进中宣部。他一到，就大耍拿手本领——两面派手法。上午，假惺惺地接见中宣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同志，随后又装腔作势到大食堂去吃饭，“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鬼知道，他四日一下火车，就已和阎王张子意通过了电话。是日早已偷偷地接见了张子意等阎王、判官，抚慰他们说：“我对同志们都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为他们开脱罪责说：“总的责任是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负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为他们定调子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在当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陶铸把阎王张子意、张际春等请上主席台，向“小鬼”大声棒喝，胡说“现在大字报太多了”。还别有用心地说：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贴大字报，以制造混战，打击一大片，保护阎王殿。这以后，陶铸更加明目张胆地包庇陆定一等阎王、判官。他胡说陆定一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东西多一些”，周扬嘛，是“资产阶级思想多”，许立群“是有才干的，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很多好工作，在坏领导下，也可以干坏事。”“姚溱交代了不少材料，还不错。”张子意是“老革命” “不是黑帮”，“他同陆定一直是工作关系。副部长和部长的关系”，因此“要区别对待”。“童大林可以起义”。张际春最好不过，是受陆定一“排挤”的，在中宣部“有职无权”，宣布继续任副部长。这番话，说得这帮阎王、判官们眉开眼笑。新阎王，旧阎王握手言欢，狼狈为奸。

六月七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统帅一切。”

②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把迢迢千里赶来支援和学习的革命群众拒之门外。声言：“凡校外单位来校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设招待室进行接待，划定区域进行活动，不再进入学校内部。……对要求到校内看大字报的，说他在整理研究，要婉言谢绝。”张承先进北大后，所耿耿于怀的就是如何按照刘、邓的意旨，扑灭北大的六月烽火。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什么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狂犬吠日，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反运动考察报告》“过时了”。他借“坐下来”“学文件”为名，把怒气冲冲的革命师生赶进平静的书斋，沉闷的阁楼。六、一以来北大造成的轰轰烈烈，痛打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在干部问题上，张承先工作组完完全全执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他说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总之，统统都要痛加扫之。唯独对陆平、彭佩云爱护备至，派人给他们站岗、打饭、送报，让他们看电视，睡大觉，供作佛神，不准揪斗。

③清华园在沸腾。“蒋家王朝”见革命师生起来了，就用加课、考试来压制，制造“一万对七百”的虚假多数进行围攻。还提出了反动透顶的口号，什么“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什么“保卫蒋校长”，“我们最最敬爱的蒋校长姓‘马’”等等。是日晚，北大革命同学突破张承先的包围圈，冲进蒋南翔的封锁线，到清华点火，揭露蒋贼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所谓“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等罪行，蒋记黑校党委恼羞成怒，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辩论会”，围攻、谩骂北大革命同学和清华革命师生，然后派人将北大的同学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发生的“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② 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赶走了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院才四天。但是，朱××还未走，又来了朱春和（邮电部政治部主任）工作组。朱吸取了他的老弟宋××死保北邮院党委而垮台的教训，使出了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法术。然而，不到四天，革命烈火又烧上了朱春和。

六月十日 毛主席在杭州又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陶铸在场。

六月十二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刘邓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叶林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清华工作组一上任，不发动群众，不把矛头针对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到处给群众泼冷水，污蔑革命群众是“乌合之众”，“象一群羊”，实行“横扫一遍”政策，把清华大学基层和上中层干部共五百多人不分请红皂白统统赶“上楼”，“撤职罢官”、“靠边站”。他们说：“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清华党是黑党”。他们逼着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搞人人过关，并强迫他们劳改。对于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之流却关怀备至，加以保护，实行典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六月十三日 ① 陶铸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调他的亲信张平化、李剑白组成工作队到中宣部和中南地区镇压文化大革命，宣布“现在是工作队专政”。同时又派张际春（旧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组长，操纵学部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② 陶鲁笳惊闻邮电学院第二个工作组被赶，慌忙拖着肥胖的身体，笨猪般的赶到北邮，叫嚷：“我相信，你们工作组是革命的，朱春和同志是彻底革命的。王子纲同志也是革命的”，“你们的根子就是我们”“就是党中央、毛主席”陶鲁笳刚走，革命师生就贴出了大字报，“五问陶鲁笳？”“请看陶鲁笳的保票”等等。

六月十四日 ① 《红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又一次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五大法宝”。

② 清华大学革命小将迎着风浪，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指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接着，六月十六日，蒯大富等同学相继贴出同样的大字报。

六月十五日 高教部的革命干部揪出了蒋南翔之后，陶铸急忙让他的亲信刘仰桥代理部长。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又揪出了刘仰桥。是日，陶铸又匆匆赶到高教部，传达了所谓“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高教部部长职务”（何伟，旧教育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痛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动逻辑，写道：“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是彻底的革命精神，它大大地武装和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②南京大学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匡亚明。

③陶铸派刘××、雍文涛为首的北京中、小学工作组，镇压中小学文化大革命。

六月十七日 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一手把反工作组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右派”。

六月十八日 ①“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着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②《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并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六月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公布了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信。

②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蒯大富同学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与蒯辩论，训斥蒯说：“你应与左派站在一起，与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明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共同斗黑帮。”

③王光美“受少奇同志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此后，王光美在前，刘少奇线牵，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用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抗衡，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准广播这篇社论。王光美咬牙切齿地污蔑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②凌晨，地质学院长工出身的老党员，院党委常委李贵同志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革命口号。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学生的支持，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直指邹家尤工作组。这就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引以为荣的光辉的“六·二○”造反运动。

地院“（六·二○事件”传到资产阶级老爷耳里，他们神经质似地跳起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茄（当时的丁交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等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指使工作队抓李贵，陶还布置说：“工作队要沉着顶住，不要慌，要注意发现和组织‘左派’队伍，否则控制不了局势。”第二天，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又亲驾地院、颠倒黑白，胡说“六二○”是“少数人闹事”，是“对邹部长的围攻”，诬蔑地院的形势是“乌云遮天”宣称工作队是“革命”的。这几个蠢驴还调来一帮子地质部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队呐喊助威，组织家属、小孩搞什么游行，出尽了洋相。这就是反革命的“六·二一反扑”。

③清早，北师大十七位同学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革命大字报，革命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污蔑贴大字报的革命同学“别有用心”，想混水摸鱼，说“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制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混蛋逻辑；反对孙友渔就是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孤立毛主席，就是企图夺党的领导权。围攻开始了，什么“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师生顽强战斗，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一针见血揭穿了孙友渔的阴谋。然而，晚上，新市委下一道“指示”说什么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给孙友渔撑腰，使得北师大围斗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革命师生被批判斗争，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

④是日，北京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撵了张万合（一轻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后。大发脾气，说：“不要怕学生，我同蒯大富辩论过，也不过是林希翎式的人物。”并亲自到轻工业学院镇压，看到群众怒不可遏，只好撤了张万合，另派邓东哲（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曹鲁（一轻部副部长）为工作队长。轻工革命师生马上戳穿薄的西洋镜，说他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了一个大保皇派。

⑤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矛头直指刘少奇。小将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刘少奇坐立不安，即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儿刘××）谈话，胡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阴险地布置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在刘少奇直接指挥下，工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三次大规模斗争会 对革命小将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千多名学生中，二百多人遭到迫害。革命小将无所畏惧，他们冲破白色包围。连夜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表决心。

⑥半夜十二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革命师生发扬革命首创精神，组成了临时领导机构革命师生委员会。六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六·二○”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六·二○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刘、邓及其一伙被“六·二○”吓得魂不附体，当他们惊魂稍定，就迫不及待实行猖狂的反攻倒算，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邓小平狂吠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胡克实叫嚷：“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⑦由六·二○开始，在林院发生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事件，是刘、邓残酷镇压全国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个典型铁证。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计十五个省、自治区，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薄一波、新市委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十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四千余人因转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吐血，两人被逼疯。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这是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大翻案！

⑧刘、邓得悉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以及各校的六·二○革命风暴认为出现了“逆流”，说“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邓小平叫嚷：“‘六·一八”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动，而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主子的授意下，张承先写出了所谓的《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李××同志看后大加赞赏，说“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很大成绩”，“把伸手的揪出来了”，并说：“这样的反击要多一些，”刘、邓如获至宝，大笔一挥，批转全国。他们在所谓的中央批示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是刘、邓扼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北大“六·一八，”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从此波及全国，多少革命小将被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二十一日 ①下午陈伯达同志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并接见了革命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进行革命串连，各单位要争取左派掌权，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文委的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是文委的革命群众，工作组只能起顾问作用。陈伯达的讲话击中了刘邓路线的痛处。刘、邓的黑干将，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立刻跳出来，恶狠狠地说：“他们来不打招呼，我们也就不理他，保卫工作我们也不负责。”并叫人整陈伯达同志的材料。六月二十二日，对外文委就出现了《陈伯达给了你们什么指示》的反动大字报。过了几天，七月一日，陈伯达同志第二次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张彦冷冷地说：“老夫子又来了，我不去见，见了被动”。又说：“我们要静观动静，搜集反映，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七月二日，陈伯达同志派中央文革的三位同志到对外文委继续看大字报，门卫竟无理阻拦，不让进。张彦大发雷庭，叫嚷，“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以势压人，我非抓他个小辫子不可。我也不是好惹的，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把他们捆起来不可！”这是六、七月份出现的反中央文革的严重政治事件。又一次暴露了刘、邓黑干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② 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写得多好啊！几行小字使工作组大为恐慌，震动了清华园。

③是日，王光美带着刘少奇的“指示”正式进了清华园，成了一名神密人物。王一下来，就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④薄一波给叶林打电话：“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叫清华工作组进行“反击”。同一天，这个大叛徒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视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⑤北航石××贴出革命大字报《一条“无头”的黑线》，被工作组打成“大毒草”，组织了十余天的所谓“辩论”。然后，七月六日，赵如璋作“总结报告”：“大辩论性质是夺文革领导权”，“揪出了石××之流牛鬼蛇神” “××的动机肯定是坏的，是别有用心的。”革命的反抗被镇压。

六月二十二日

①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信中大讲：“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队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他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为反革命的“反干扰”制造了理论基础。

②邓小平把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北大学生）召回家，收集材料，阴谋对抗陈伯达同志关于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邓对他子女胡扯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面”，“真正左派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等等

③清华发生“电话事件”。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都是工作组秘书。次日蒯大富等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电话事件”是王光美运用刘少奇的“引蛇出洞”战术一手策划的。

六月二十三日 ①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黑司令部荒了手脚，李××同志为此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识，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的地说：“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同志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六月二十日，李××同志通过《北京日报》，按照他“报告”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是一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毒草。

②北京邮电学院三百名革命师生到邮电部揪王子纲（邮电部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坚决斗争，王子纲只好滚出来，革命师生声声责问，王子纲张口结舌，昔日威风扫地以尽。但是，薄一波，陶鲁笳却把这个革命的“六·二三”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③“胡家店”炮制了《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这株毒草一出笼，就被革命师生揪住，痛加批判。

④薄一波，陶鲁笳布署“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段”，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刘邓及其同僚们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罪恶的屠刀！据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两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

六月二十四日 ①清华《六·二二》电话事件后，由刘少奇背后撑线，王光美亲自导演，叶林亲自出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清华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十字军征讨。在当晚，召开了所谓“声讨会”。清华革命造反派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紧紧抓住“电话事件”，步步逼迫，工作组被搞得狼狈不堪，工作组长叶林恼羞成怒，叫嚷道：“他（指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宣称“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二十六日在王光美的指挥下，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反革命游行示威。“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反动口号充斥清华园。继六·二四后，王光美又一手导演了六·二七、七·八斗争蒯大富等同学大会，风云突变，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开始了。

②刘少奇凶相毕露，对他女儿（师大一附中的）说：“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还说：“可以讲何××（高三学生）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他们。”

③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造反有理”大喊大叫。工作组把它打成“反革命宣言书”。胡克实吓坏了，他学着刘少奇的腔调，叫嚷：“凡是背着工作组的活动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他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狂叫：“硬一点，硬起来！！”“坚决反击，坚决反击！”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在高压下茁壮成长。

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上阵，作动员报告，镇压六月中旬掀起的反工作组运动。于是，北外进行了整整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工作组代替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进行“辩论”，实为围斗，在革命师生中进行反革命的分化、瓦解。大批革命小将受到迫害。

⑤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让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邓陈哲介绍所谓“反干扰”“经验”。会后，陶亲自出马到邮电学院，替工作组打保票，派李人林“坐镇”地院。颁下一道道黑指示，各院校学生不得互相串连；到中央、国务院请愿不派汽车，要派人“陪同前往”；必须解散校内一切自发组织。

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少工作组用这篇社论来压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后分批传达了李××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

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揪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刑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在“反干扰”中，工作队一手炮制了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组成的伪院文革，强加于地院广大革命师生的头上。企图控制和征服地质学院广大革命造反派。

地院附中的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强行解散。二十五中以革命小将李冬民为首的《东风》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小将的大会，让牛鬼蛇神来“揭发”围攻小将。

六月二十七日 ①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彭、罗、陆、杨问题时，竭力包庇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四家店”“从性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彭真反修“有功绩”，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思想不太懂”，“搞个人突出”。说陆定一不过是“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说大军阀罗瑞卿仅仅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作风。而大特务杨尚昆只是“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而已。

②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会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陶鲁笳对李人林说：“地院“六·二○”是反革命事件，……先搞破坏分子，再搞院党委……。”指挥地院工作队继续“反干扰”。

六月二十八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各省市向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①《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②《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同志起草的，但万恶的刘少奇、邓小平依仗权势强行修改定稿。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并公然反对关于毛主席超过马、恩、列、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论断。原稿中点了彭、罗、陆、杨的名，也被他们统统砍掉，并把原稿中揭露彭、罗、陆、杨，手伸得很长，抓党权、抓军权、抓政权”，篡改为“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与此同时，却大量地塞进了刘，邓的私货，什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啦，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啦，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啦等等，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贬低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死皮赖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罪恶滔天、千刀万剐。

③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跑到北大作“报告”，吹嘘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保张承先工作组，说什么“张承先有丰富经验”，并大肆散布反地方党组织就是反中央反党的谬论，镇压北大文化革命运动。

张承先借庆祝“七一”为名，大搞清洁卫生，把大字报全部撕下，整个校园“千千净净”，冷冷清清，其他各校也大抵如此。

④《红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刘少奇急忙派人到天津抚慰周扬，叫他“不要紧张”。陶铸也马上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刘、邓和他自己对周的“问候”，让其“安心休养”。周扬感激涕零。

⑤千万名革命小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剥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权利。他们在白色恐怖里，威武不屈，写血书向伟大的党，向敬爱的毛主席宣誓。

七月二日 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七·二指示”），大谈要加强党的领导，运动要置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通知》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以生产压革命。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笳按照刘、邓的授意草拟的。陶在写这个“通知”时还极其恶毒地把由于年中设备维修而引起的六月中旬钢煤季节下降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叫嚷“要写得严重一些”。

七月上旬 陶铸下令，以中宣部名义办一个党内刊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去要刘少奇题字（后因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垮台而未得逞）。他亲自审定的第一期八篇稿件中，主要一篇是大叛徒薄一波的黑报告。还有一篇西北局“决定”，大吹大叛徒刘澜涛，狂热地颂扬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如何如何“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攻击陈伯达同志。另有一半以上文章是中南的，大肆吹捧他的独立王国。

七月三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二）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杰作，《汇报要点》诬蔑革命闯将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不打自招地说，前一段“扫除干扰”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努力加油。

（三）晚，刘少奇向王光美、刘涛布置：①“要把蒯大富当活耙子打”；②“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字里行间，都表露了这个中国头号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一道圣旨，老婆、女儿，虾兵蟹将纷纷上阵。当天，薄一波二进清华，配合工作队，大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清华白色恐怖加剧，臭妖婆王光美创造了“反蒋必反蒯”的反动理论，作为工作组的行动纲领，他们危言耸听，造谣生事，什么“坚决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什么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等等，各系各班大抓所谓“蒯式人物”。七月七日王光美亲自导演斗蒯大富的丑剧，先后二十多天全校七百余人被批斗，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七·二、七·五、七·七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很多同志失去人身自由，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庆祝党的生日，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弄得人人自危；何等残忍“反蒯斗争”！在此期间，王光美毒辣地使出了“借刀杀人”，利用干部整群众的鬼计，她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反蒯有功”的就马上下楼，否则，就长期挂着”。王光美还美其名曰“触及灵魂”“将功赎罪”。“反蒯斗争”的结果，工作组成了“太上皇”，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清华的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含着热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面前宣誓，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的血书，这就是革命小将对刘、邓法西斯专政的回答！

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写信给湖北省委《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七、三黑指示），恶毒地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这是王任重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七月三日——十一日 在新市委和旧团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召开了共青团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所谓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七月九日，李××到会作了“报告”，胡说什么“右派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挑拨造谣，一时乌云满天，使党组织陷于瘫痪。”并再次给黑帮们打气，说什么“党派你去工作，那个地方的党是谁？就是你嘛！”

七月四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无所畏惧，又贴出《再论无论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于七月二十七日，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五日 中央文革派×××到北京轻工业学院调查。薄一波得悉后，马上布置下属：“×××到轻工业学院去了，你们要注意一下。”×××冲破重重阻力，发现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交党委办公室就×××走访轻工一事，写了一期《动态》，薄一波在上面写了对×××不满的批语，发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仇恨。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就轻工业学院问题曾找陶鲁笳谈话，但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由于中央文革的坚决斗争，薄一波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叫工作队停止“反干扰”，但推脱罪责说“反干扰”是群众“自发的”。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发出黑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师大女附中130多名教师被强迫过“集中营”式生活，被强迫学习黑“修养”，写检查，交待“反党罪行”。

七月八日 从五月起，海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肃清罗瑞卿的罪行和影响。会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当全国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时候，刘、邓、贺龙等走资派害怕批判罗瑞卿的烈火会蔓延至自己身上。于是就趁毛主席、林彪同志不在北京的机会，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等狼狈为奸，定下毒计，盗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的名义，转移目标，混淆黑白，诬蔑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左派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搞地下活动”，阴谋“伸手夺权”。从七月八日开始，整整四十八天，他们对李、王、张轮番作战，大会轰，小会整，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注：李作鹏：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苏振华：原海军政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七月九日 ①陶铸指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蛇鬼神》，大肆推销他和他的忠实走狗王任重镇压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②刘邓对革命小将行使修正主义的组织措施，以压制革命。晚，林院工作组组长贺仁马因宣布开除2名所谓“右派学生”的党籍，取消2名“右派学生”的预备党员资格。第二天，清华工化系三年级902班团支部开除了蒯大富同学的团籍。蒯大富同学被关押十八天，工作组派十一名“纠察”看守。

七月十日 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黑云滚滚，阴云阵阵，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当刘邓得意洋洋庆祝“反干扰”的胜利、高喊：“工作组危机过去了”的时候，北京高校再次迸发出革命星火。

七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陈××等五同学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革命大字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张承先立刻组织对大字报的围攻。李雪峰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到北大活动。为了避过锋芒，“安抚”怒气冲冲的群众，保存工作组，张承先在李雪峰的指使下，于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完全是按李雪峰的“三点指示”照样划葫芦一遍，然后抛出斗争陆平的方案，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七月十三日 ①刘邓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胡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并说要尽早“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会上，刘又大骂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并叫教育部抽一批人，加强中学工作队。会后，团中央按刘、邓黑指示，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批转全国，因康生等同志的坚决制止才未得逞。这个会上，刘少奇迹任命胡克实搞教师“集训”。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②在刘少奇、陶铸的指使下，教育部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各地中、小学马上招生考试，上课，照常毕业分配，企图扼杀全国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三日——十八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总编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造反派揪出。

七月十四日 ①刘、邓、陶谋划后，宣布改组中宣部，任命他们的亲信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这是刘邓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新部署。

②刘少奇对他女儿（北师大一附中的）下黑指示，叫嚷：“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七月中旬 刘邓急急忙忙派工作队，大张旗鼓“抓游鱼”“反干扰”，北京一片腥风血雨，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

（上海）黑市委划框框、定调子，规定高校上午读毛著，中午休息，下午学游泳，有的学校刮起了复课和提前毕业的妖风。刘少奇跑到上海对曹荻秋说：“上海搞得有秩序，不象北京那么乱，说明上海市委在群众中威信高。”

（武汉）武汉大学革命学生杨××写信给王任重，批判王在《湖北通讯》上的检查按语，被打成“反革命”，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大会斗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改。

王任重制造武汉大学斗黑帮的假样板，到处兜售，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

湖大、水运学院等高校也发生了一系列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

（西安）西安交大革命师生早在六月六日就起来反对西北局黑帮派的工作组，被打成“六·六”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大抓交大“一小撮”。

（广州）陶铸走卒赵紫阳之流利用《北京来信》事件镇压文化大革命，把同意转抄这封革命来信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刘少奇、邓小平坐镇北京，指挥他们分布在各地的爪牙刘澜涛、曹荻秋、李井泉等等疯狂地迫害革命师生，“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

七月十四日 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破刘邓之流的重重控制，迎黑风，顶恶浪，深入群众调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这天，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到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和革命师生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革命师生提出的革命倡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曾被工作组污蔑为“反动口号”。不久，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又一次来到该院）热烈祝贺广播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热情地支持这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七月十六日 ①“不管风吹浪大，胜似闲庭信步”！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多华里！“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领袖的伟大实践，伟大教导震动全球，回荡九天，极大地鼓舞了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冲杀的革命小将。亿万革命小将下定决心，跟着伟大导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

②中央文革发现师大工作组镇压革命派的严重事件后，立即派曹轶欧同志前去调查。调查组冲破工作组的重重阻挠，于七月十六日宣布撤销师大工作组组长的职务，极大地支持了师大的革命派。

七月十七日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对工作组员说：“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指蒯大富）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黑司令部操纵运动，他们利用中央大权在手，在怀仁堂开了几次会议，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北京抓在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亿万革命群众朝朝夕夕，多么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呵！

七月十八日 北京城阳光灿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毛主席一到北京，就以伟大的革命天才，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错误路线。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给刘邓当头一棒。刘邓见势不妙，采用以退为攻的策略继续顽抗。

七月十九日 ①十八日晚上张承先的假检查没有能欺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是日起，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承先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②清华王光美见势不妙，反蒯斗争急刹车，有组织地布置退却。急忙转入“斗黑帮。”

七月二十日 ①李××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在李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合十六个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工作组过关。

邓小平听说，七月十九日北大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急忙叫他的老婆卓琳给他在北大的女儿打电话，指示：“要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于是邓×伙同贺龙的女儿（北大政治系学生）串连一些高干子弟，写大字报，给张承先工作组涂脂抹粉，高喊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等等。邓小平知道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焦点是“六·一八”事件。

②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反动路线破产的前夕，亲自为工作组撑腰打气。

③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他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于是，他们立刻抽调大批力量，组织工作队，企图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所谓“教育改革”的问题。走前，还得学习刘少奇、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反革命文件。

七月二十一日 陈伯达派人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同学。

七月二十二日 （一）毛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北大革命师生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高呼“北大革命同学万岁！”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笳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①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②“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了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蛇鬼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等等。这是个顽固对抗主席指示的黑会。

七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调查。

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陈伯达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并明确表态说：“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

最后，江青同志十分亲切地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中央首长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雨到北大，这是毛主席对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辩论走向更高潮，张承先临时政府即将垮台了。

七月二十四日 ①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做工作组。毛主席回北京以前，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直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怕风险，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她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②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十一中全会工作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内称：“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封信打中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薄一波发了慌，急忙烧文件，毁灭罪证。

七月二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春雷动地，举国欢腾！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蛇鬼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②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第三次到北大，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了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台揭发控诉张承先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承先狼狈不堪。康生同志最后指出，“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捣鬼！

七·二五大会是一次反工作组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向刘邓黑司令部进军的动员大会！

③上午，李××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作好三件事（一）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二）成立临时院党委；（三）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看！工作组还没有走，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又设计成了，陶鲁笳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陶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阴谋，林学院是工交口院校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学校之—，是所谓“反干扰”的重点学院。全院在院人数一千四百多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一百九十七人，遭到围攻斗争的一百四十一人。然而，薄一波、陶鲁笳之流，却在工交党委开黑会，要集中力量在林院收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要求是：（一）林院的运动是正常的，（二）学生中确有右派分子，（三）群众拥护工作队，（四）“反干扰”是群众自己干起来的。他们的目的是，向刘邓提供炮弹，对抗毛主席。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中央文革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张承先昨晚惨败后，立即同他一进校就拉起来的—部分高干子弟如反革命政治骗子张绍华之流策划对抗，在七月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上，二十多么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颂歌，大讲特讲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场被革命师生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伯达同志说“关于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革命师生齐声高呼，欢呼中央文革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欢呼撤走了刘邓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欢呼北大第二次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告诉大家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革命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支持北大革命师生赶走张承先工作组的喜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根本上动摇了刘邓黑司令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①在清华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刘少奇单独找康老谈话，仗势斥责康老“不了解情况”。康生同志说：“蒯大富是革命的”。刘少奇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同志驳斥说：“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吗？”康老还指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犯宪法的。”陈伯达等同志全力支持康老，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到清华探望在押的蒯大富同志。

②当晚八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亲自主持批判孙友渔的大会。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江青、陈伯达同志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同学，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控诉，并受到中央首长热情慰问和接见。被迫害的革命小将得到了解放。

③海淀区召开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广大中学革命小将对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江青同志热情支持并当场宣布了罢周杰的官（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可是胡克实却让周杰去找康生同志表示：“罢官，我组织上服从，思想没搞通，请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海淀区的工作。”胡克实从来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五十多天来，他从未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过，并肆意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来管中学的”、“中央文革不是领导组织，是研究单位”等等。

④地质学院“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击中了工作队的要害，立刻遭到保守派七百五十多张大字报的围攻。地院再次掀起了批判工作队的新高潮。

⑤王任重给北大送去一张大字报，以示“关怀”，并自封为北大“联络员”。张承先“临时政府”刚推倒，陶王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

⑥清华大学学生王××，（王任重之女）在王任重的指使下，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迷惑了一些群众，为自己进入王任重操纵的伪临筹作了准备，为王任重在清华捞得了一笔政治资本。

七月二十八日 ①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②刘少奇同胡克实等谈话，竭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努力的……不懂得工作方法的是多数。中学工作组多数是支持左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说：“团中央承担这个任务，工作总的是好的。”“工作组匆匆忙忙上阵，一个是没有经验，一个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没有交待清楚政策嘛。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恶毒地指责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要给市委撑腰么。”要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央负责”。企图用刘、邓的伪中央来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刘还指示团中央在工作组走后，每隔两、三天就去学校看看。胡克实听后，气焰更为嚣张，竟大骂起来：“他妈的！凭什么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妈的，秀才就是不懂群众，他知道什么叫群众运动，让他们搞去！”恶毒至极。

当天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师大一附中学生）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不会被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准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这样就一定会当权”。“何××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会看清楚的，这就会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还会把权夺过来。”

③刘少奇对王光美、刘涛说：“（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找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三）工作组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去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王光美装模作样地到三个饭厅去象征性的卖饭，哗众取宠，企图逃避群众对她的批判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北师大、北大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很多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特务穆欣在这里充当了黑打手。七月二十九日，北师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叫嚷：“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于是，把“炮打李雪峰。说成是“反党”“反革命逆流。”这次对李雪峰的批判被扼杀了。

七月二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②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③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④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刘少奇、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会上公开发泄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组多数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负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⑤这天上午，在清华王光美工作组私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同时，臭妖婆王光美也在清华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说：“对工作组我有我的看法”“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

⑥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

⑦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就这样，这付对联后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发展了反动的血统论，成为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八月一日 ①在红卫兵刚刚露苗，并遭到无情摧残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合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从此，红卫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经过了一场极其严重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头到尾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

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付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对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会议公报的实行。

刘少奇、邓小平眼看自己当台前人物已经不行了，就寻找代理人。十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中密谈，并积极地把陶捧上台，以维持他们的黑司令部，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对抗。

③《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八月二日 ①邓小平跑到人大，继续重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老调，并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胡说什么：“对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评价，历史的评价。”

②正当北京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大肆宣传反动血统论，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一日晚上，航院附中把《鬼见愁》对联贴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校，挑起一场大辩论。二日凌晨，陈伯达等同志接见革命小将，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由于坏人的挑唆，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付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清华伪临筹觉得有稻草可捞，支持大辩论，骂不同意见的同学是“混蛋”，“狗崽子”。挑起了群众斗群众。

接着北京的一些院校，清华、北大等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但马上被中央文革制止了。四日江青同志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五日凌晨，总理在清华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二日到八月十二日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到建工学院“蹲点”。

刘少奇选中并不知名的建工学院，是有他险恶用心的。

建工学院工作组七月份在建院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三十一日，新市委迫不得已到建院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是“左派”，于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在党内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煽动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革”和“保”的斗争尖锐化。八月一日建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串连起来成立了《八一战斗团》，八月二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反革命“经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八月二日，八月三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大叛徒刘澜涛等驾临建院。八月四日又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点到八月十二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谈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企图混淆两个司令部。千方百计包庇工作组，宣传他的反革命经验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趣就越来越高。”“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以开脱自己的罪责。他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叫嚷“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原支委、支书”“统统罢掉。”推销他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了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他鼓吹“阶级调和”，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左派。为所欲为，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的建院“蹲点”充分说明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八月四日 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北大革命师生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清华参加批判王光美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为蒯大富等革命小将平了反。总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并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八月五日 ①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连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田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炮打司令部》是伟大统帅发出的战斗号令，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②根据王任重的指示，北大聂元梓做了纲领性的“八·五报告”。报告压制革命师生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离开路线斗争大喊什么抓斗批改的“大方向”。轰轰烈烈的北大运动开始被王任重引上邪道。

八月六日 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开大会，辩论对联《鬼见愁》，刘少奇的女儿刘××也混在里头。王任重硬拉江青、康生同志去，企图拉中央文革犯错误。在王任重的煽动下，一些中学生硬要江青同志肯定这副对联。江青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要他们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办事。又一次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八月八日 ①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她最及时、最英明，最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十六条》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发表。

《十六条》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革命群众，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

②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

③就在《十六条》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光荣诞生。她一出现就在《十六条》的指引下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发展、壮大。

④一个要“革”，一个要“保”，清华大学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八月八日晚上，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八·八串连会”，旗帜鲜明地指出：①坚决反对“八·七决议”又（伪临筹关于所谓斗黑帮的决议）②坚决把关于工作组路线错误的辩论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流毒；③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⑤陶铸在人大讲话，无耻地说：“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也是碰到新问题。”

就八月九日 王光美得知清华成立《八·八串连会》，当晚对伪临筹的负责人说：“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连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连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连会》成立了，他们同意伪临筹的八、七分裂决议，美其名曰“尽快斗黑帮串连会，这是一个和“八、八派”完全对立的串连会。“八、八”与“八、九”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大学的反映。

八月十日 ①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党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革命群众。毛主席亲切地对被接见的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统帅向七亿人民发出的进军号令。

②陶铸式的人物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了联络员，控制这些学校的运动。陶、王路线开始贯彻。

八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社论指出：“有两种相反的方针，两种相反的政策，两种相反的做法。一种是，相信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在运动中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另一种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前一种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后一种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号召革命派“对于错误的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

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胜利通过。《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标志着全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第四部分扭转方向（1966·8·12——年底）


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宣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使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要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非有一个极广泛极深刻的群众运动不可。

在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主席就告诫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刘邓靠边站了，陶铸，王任重破门而出，充当了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他们打着中央文革“顾问”“副组长”的招牌，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忽而从右的方面，忽而又从极“左”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炮制伪文革，组织或操纵一些保守组织，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搬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来搅乱阶级阵线；他们到处宣扬“秋后算帐论”，继续压制革命派；他们反对革命大串联，冷冷清清地开展所谓“斗批改”……当他们的这些阴谋遭到失败时，就跳到极“左”的方面，煽起一股“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

伟大领袖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英明伟大的战略措施。

他先后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他以最高的热情扶植新生事物，发动和统帅了惊天动地的红卫兵运动。

他最坚决地支持并倡导革命大串连，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成一片，烧得满天通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内容就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英雄的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是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

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激战关关，林彪同志“十一”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毛主席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的战斗号召！全国沸腾！群众空前规模的发动起来了。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略决战中，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召开了。它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它巩固和发展了十一中全会的成果，刘邓的一贯假革命、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露出来，刘邓路线总溃败！

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首都以英雄的三司和一、二司革命造反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地团结在中央文革的周围，奋勇反击，十二月红流，汹涌澎湃，奔腾呼啸，滚滚向前；胜利地粉碎了刘邓陶王的反扑阴谋，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从而，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半年多群众运动的惊涛骇浪，锻炼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迎接伟大的一月夺权风暴的到来！

八月上、中旬《十六条》发表后，纠正了的一段的错误路线，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复杂的，尖锐的。

十二日，吴德同志代表北京新市委草草检查了在领导文化大革命所犯的力向路线错误。会上传达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为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障碍。

《北航》 八月二日下午，国防科委突然决定撤走赵如璋工作组，院筹委会组织红卫兵大搞欢送，依依惜别。

《北地》 八月十二日晚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全院师生作了仅仅四十二分钟的“检查”，极力回避要害，顿时激起了东方红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懑，台下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但何长工、邹家尤置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工人赤卫队”戒备森严的重重护卫之下，逃之夭夭。会后，“东方红”战斗队自行组织揭发批判工作队的大会，伪院文革野蛮地拆除了广播器。第二天，伪院文革组织欢送工作组，敲锣打鼓，唱颂歌，献红花，热闹非凡，肉麻地吹捧工作队，什么“向革命的工作队致敬”啦，什么“工作队本来是革命的，检查以后更革命”啦等等，东方红战斗队的战士与其针锋相对，贴出“工作队属于第三类”，“邹家尤后会有期”的标语。主子受辱，奴才发怒，伪院文革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挥保守派，撕毁了“东方红”队旗，打伤了“东方红”战士，捣毁了“东方红”队部，晚上又用暴力强占了广播室，并把被工作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革命群众王XX打为“东方红的后台”，拉出去大斗特斗，使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惯用伎俩，企图在政治上陷害东方红。

《清华》 八月十三日，清华工作组不明不白地撤走。坚持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同志，要求叶林等工作组负责人留下，听取群众的批判，而伪临筹却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工作组，甚至肉麻地称呼“最最敬爱的叶林同志”，并要王光美，叶林等留下当“联络员”。

其他，如北京外语学院，北京邮电学院，轻工业学院等无不如此。工作组溜走了，但欠债总是要还的，拖欠的愈久，必将付出更大的利息。

八月十二日 （1）北大、北师大、北航、清华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隆重的欢迎宝书大会。革命师生无限喜悦地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新出版的四卷雄文，斗争有武器，革命有方向。

（2）陶铸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各省（区）委书记讲话时，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毛主席还引火烧身一炮打司令部”。并且恶毒地污辱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思想，说，“突出宣传主席，不要高形式主义，空喊口号。”他大肆吹嘘自己霸占的中南地区，说“中南是坚决跟毛主席的”，“中南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坚决的。”并且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黑司令部开脱罪责 说什么。“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方针，”故意混淆两个司令部，居心叵测。

（3）北京工业大学右派学生谭立夫抛出《从对联谈起》的大毒草，强词夺理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错误口号辩护，极力鼓吹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借以蛊惑人心，搅乱阶级阵线，挑动群众斗群众。

八月十三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指出，“我们要根据十六条，分析和批判前一段运动的问题。合十六条的就坚决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人就要揭发，就要批判。”

（2）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海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平反，他指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这些指示给海军的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

敌人的阴谋破产了，但他们并没有死心，刘志坚之流又开始酝酿新的阴谋。

（3）刘少奇靠边站了，大叛徒薄一波作贼心虚地对人说：“今后象刘少奇、邓小平是不能再保了，你们放心，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心里明白”，欲盖弥彰！

（4）中学革命小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大会，愤怒揭发和控诉前团中央忠实执行刘邓路线在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大会，并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宣布，根据中学革命小将的强烈要求，决定改组团中央。

（5）王任重匆匆忙忙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斗几个小流氓，转移路线斗争大方向。

八月十四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首都革命群众纷纷到中央接待站祝贺，送喜报，表决心。

八月中旬 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

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王任重一手就操纵了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个学校，并勾结刘志坚，从军队调来大量的联络员派往这些学校。

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反动路线蒙蔽的所谓“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指使这些文革会“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所谓的“斗批改”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月十四日，邓小平，陶铸还特地跑到人民大学，指责革命师生，“已两个月了，斗黑帮还未开始，没人理他，自己内部争论不休，搞的很紧张”。叫马上“斗”黑帮。

这些文革会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的老爷们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刮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

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北京的运动进入最本质，最富有生气的关头，杀开了新回合。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

《北航》十日，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坚决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北航红卫兵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贴的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十四日，执行了五十多天错误路线的赵如璋上台作了十二分钟的“检查”。而后，伪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

《地院》八月十一日，“斗、批、改”兵团毫无准备地斗聂克（院党委副书记），会上竟有人责问聂克是不是“六·二○事件”的后台。其挂斗黑帮之招牌干包庇工作组之勾当，暴露无遗！

《北工大》工作组长杜万荣走后，被加封为新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继续指挥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谭力夫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以确保主攻方向为名，布置8·3——8·11以“斗”黑帮为中心。少数派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成“大阴谋家”。校文革还声称，“谁敢动杜万荣工作组的一根毫毛，就把它砸得稀巴烂。”谭力夫更是肉麻地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

《清华》八·九派提出一个理论，吸取工作组教训，必须坚持一斗二批三改大方向，大喊“立即打黑帮”。八·十五，匆忙开会斗争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但是，蒯大富等革命小将依然被伪临筹压在下层。很多革命和要革命的教师，干部，被赶进庞大的劳动队。

《北师大》八月十六日，不顾革命师生的反对，宣布筹委会“正式成立”。十分荒谬地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力向。”

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为了把运动纳入所谓“斗黑帮”的正轨，新市委苦心地炮制了石油学院的所谓“学毛选斗黑帮经验”，这是一个假学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典型。

北京各校校园里冷冷清清，运动被拉向右转，

全国各地一些党内走资派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

（西安）八·一四、八·一六交大等校革命师生举行静坐示威，揭发西北局，陕西省委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从八月四日起，到八月二十五日连续发生流血事件。宝鸡、汉中、铜川等地亦然。

（长沙）在陶铸，王任重的控制下，王延春一手制造了“八·一九事件”血腥镇压革命学生。

（天津）天大等校革命师生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他们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向毛主席倾诉！但刘邓的走狗百般阻拦，不给车，不给粮。天大八·一三红卫兵毅然徒步上京。毛主席知道后，立即派车去接。北京革命师生热情招待毛主席的客人。

太原、长沙、西安等地的革命小将冲破重重阻力，上京告状，来京学习。北京的革命小将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煽风点火，支援各地革命战友，革命大串连开始兴起。

八月十五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十分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这篇社论，更加坚定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2）李富春同志在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革命师生大会上郑重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停职反省。并指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及过去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作好事情，挑动学生与学生的斗争，压制了学生，更恶劣地是迫害了学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三胡被停职反省，这是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和中学革命小将斗争的胜利，它说明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3）中宣部按照陶铸的旨意，选出文革委员会，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竭力包庇坏人，结党营私，把已被革命群众罢官的张际春和忠实执行刘邓陶指示的中宣部工作组长臧××塞进文革，掌握大权。还让阎王张子意也参加选举，事后陶铸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公然对抗《十六条》，接着就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并规定党支部的任务之一是抓党员的活思想，

（4）就在赵如璋的检查大会上，北航的文革制造所谓学生殴打工人事件。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招来一批家属、儿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还向八大院校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在个别人的策划下，果然调集一些工人，敲锣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又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企图以航院全体工人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未得逞）。吵吵闹闹，闹得满城风雨，想一举摧垮少数派。此种伎俩，真是拙笨得很，可笑至极！

（5）北大校文革（筹）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佩云大会”

八月十六日 （1）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同志在工人体育场对北京和外地来京学生作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满腔热情地告诫青年：“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同志们要顶天立地，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一切折磨，经得起一切可能的意外的挫折。要经过各种痛苦，经过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剧烈的冲突。要作到老，学到老，学到死。”

（2）陶铸按刘邓旨意，力保中宣部阎王张子意，说张的问题“四类当三类处理”。陶还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第一次会议上擅自宣称“常委等于党委”。

八月十七日 （1）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北大校刊题了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新北大”！这是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革命师生。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革命青年应该经风雨，见世面，不要怕摔跤，不要怕挫折，要在干中学习，要干起来再学习，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的激流中战斗。”

（3）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了。是由原东方红等战斗队联合组成的一支拥有千余革命闯将的突击队。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是地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卫士。它抵制了反动血统论，正确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了一切革命同志，组成了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军，沐浴着东方红日的阳光，战斗，前进！

（4）陶铸又一次“接见”人民大学红卫兵，再次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

（5）王任重摆出一副太上皇的姿态，叫北大在斗、批、改方面“创造一二条好经验”，以树立样板，左右全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他的修正主义轨道。他对北大同学到天津点火怕得要死，大骂，“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他叫搞文革筹委会，在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下，违背革命师生的意愿，“马上抓选举”，胡说，“右派选上也不怕。”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结合选举法，说“只要凑足二十个人或二十五个人，就选一千代表。”

八月十八日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是红卫兵最幸福的一天。

在这难忘的一天，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

会上，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师生“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林副主席号召我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从此，革命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滚滚向前。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象他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气魄的伟大领袖，才敢于放手发动和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一八这一天，将作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节日，载入史册。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支持下，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方世界，掀起了威震三山五岳，名扬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运动。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刚气节，英雄胆，赤城心，硬骨头，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他们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唱着《革命造反歌》，杀！杀！杀！杀得旧世界人仰马翻，杀得走资派胆颤心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牛鬼蛇神对她怕得要死，咒骂不绝，世界革命人民和我国广大革命群众为之叫好，欢呼“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八月十九日 （1）《人民日报》发表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报导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盛况和喜讯，消息所到之处，无不沸腾。同时，第一次披露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的消息。

（2）中央组织部革命同志在中央监委革命同志帮助下，揭开了反革命大叛徒安子文统治了二十一年的中央组织部阶级斗争盖子，当晚，陶铸急忙赶到组织部讲话，划框框，定调子。他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耻地吹嘘，中央组织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是他叫中央监委同志帮助揭开的。（实际上是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点了中央组织部的名，才揭开中央组织部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的。）

（3）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组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轰动了整个清华园。

王任重见形势不妙，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反原先死不让贴王光美大字报之常态，与贺龙、李井泉密谈后，口授贺鹏飞、李黎凤、王小平等人贴出《三问王光美》。并把刘涛找去。过了一天，二十一日，刘涛也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墨迹未干，贺鹏飞等人马上出来表示支持。这都是王任重亲自安排的阴谋。

八月二十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

（2）是日晚，北航《红旗》战斗队在暴风雨中诞生。她是航院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她是一面造反的旗，革命的旗，英雄的旗。

（3）陶铸到中央组织部讲话，要革命群众不要把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成员“都打成黑帮分子。那样安子文就不孤立，不要揪得太多，不要人人自危。”叫嚷要“鼓励”安子文，“交待好就不停职反省”。

同日，陶铸接见西安交大同学代表，说西安同学静坐示威是“伟大的创造”。这句话传到西安后，陶铸又托秘书打电话给西北局，加以否认，两面三刀的形象暴露得何等淋漓尽致！

（4）北工大校文革副主任，《巴黎公社红卫兵》头头，右派学生谭立夫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肆无忌惮地诋毁和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歪曲党的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工作组歌功颂德，是一篇反“十六条”的黑纲领。其要害是为刘少奇“罢官”喊冤叫屈，就是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

（5）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革命同志揪出刘邓的忠实打手、大叛徒林枫，并将其批斗！

八月下旬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小将立即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红卫兵小将在工农兵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横扫一切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街名、旧牌号、旧商标、旧装饰品等陈规陋俗，什么“亨得利”，什么“全聚德”，统统被砸得稀巴烂。狂飙落，起风雷，革命洪流席卷全国，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统统被搞的狼狈不堪。广大工农兵群众无不欢呼红卫兵的辉煌成果，树起大拇指赞叹：“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首都红卫兵经过浴血奋战，搜出了枪支二六八支，子弹一一○五六发，地契变天帐四一，二九四件，黄金一○三，一三一两，白银三四五，二一二两，现金五五，四五九，九一九元，文物玉器六一三，六一八件。

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红卫兵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组织了几十万人的大会，将苏修大侠馆前的“扬威路”正式命名为反修路，同一时期，红卫兵小将冲进教堂，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支持下，驱逐了八名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横扫千军如卷席”，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把“封、资、修”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八月二十一日 （1）《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一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同期还重新刊载了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对其中一段作了新的重要的增添（黑体标出的）：“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意味深长的变更，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勇气，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的“驯服工具论”。

（2）人民大学两大派就郭影秋问题开展了激烈的大辩论，多数派挑动苏家坨（郭影秋四清蹲点的地方）贫下中农围斗少数派，是日晚，陶铸到人大讲话，十分恶毒地说，“今天只能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抛出“怀疑一切”的反动无政府主义，煽动牛鬼蛇神攻击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他再次庇护郭影秋，胡说，“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叫双方“暂时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停止辩论，我们团结起来，与黑帮斗争。”他继续挑动贫下中农斗学生，说什么，“贫下中农参加大会很好。”

八月二十二日 （1）周总理冒雨到清华向全校革命师生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清华园的革命精神在一天天的增长”，“你们这样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很感动。”并指出，“不管工作组哪个人，都应该随叫随到，向群众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2）清华，八·八派在串联会的基础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有了自己的战斗组织。清华“向日葵”小组贴出《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给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当头一棒。

八月二十三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指出那些顽固的走资派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这样一来，就把那些“老子即党”“反我即反党”的荒谬逻辑批得体无完肤，有力地推动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好得很》，高度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英勇业迹，伟大创举。

（2）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光荣成立。革命造反派聚集在井岗山上，跟着毛主席奋勇冲杀！同时，多数派也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与之对抗。

（3）地院《东方红公社》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深刻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无视革命师生的呼声，违背中央指示，拒不交出邹家尤，并且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忍无可忍，果断地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向镇压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邹家尤，何长工示威，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示威，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斗争的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有名的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4）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明明是贼，却要装圣贤，无耻地吹嘘自己是“革命家”。大叫大嚷“我搞了三、四次四清，搞了三个省的土改，消灭了三个省的地主阶级，说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不丰厚，不一定，至少比你不少。”他明明是中国天字第一号资产阶级保皇派，却跳到极左方面，公开散布“怀疑一切”的谬论，说什么“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不肯定，贴了标签镀了金，很不好。”“怀疑一切是对的，在文化革命中都可以怀疑。……特别是领导，更要怀疑……。领导的好，怀疑一下，以后还是好的，领导不好，就要怀疑到底，就要把你撤掉、罢官。……每个领导，都要被怀疑被审查，被考验。”他还竭力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胡说，“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驳我，我驳你，你觉得××哪儿好，可以贴大字报嘛。”

（5）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顽固对抗毛主席在第一张大字报中所下的结论，表示“有保留”，胡说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并一再声称自己没有“背后活动”。

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六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梁膺庸（化工部副部长）勾结薄一波，蒙蔽群众，在化工学院召开一万三千人的大会斗争化工副部长，党委书记高扬同志。会上武斗长达半小时之久。会上，薄一波经人转给梁膺庸一张纸条，“中央决定，化工部暂时由梁膺庸代理部长（或“兼”）党委书记。”

八月二十七日，陶铸写信给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同志，以“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为借口，压制大串连。他写道，“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并斥责革命学生，如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这当然不好……。”他一再鼓励北大校文革创造斗批改的“样板”，以作为他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引向邪道的“带头羊”，陶办还指令，要将此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结果流毒全国，各地的走资派拿着陶铸的鸡毛当令箭，压制大串连，大赶北京学生。王任重更为露骨，他叫北大校文革用“大辩论”的方式压制大串连，用“考验左派”，“组织纪律”来束缚群众，实在不行了，就稍微松一松，但规定串连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然而革命学生志在四方，敢去赴汤蹈火，人员依然源源外流，于是王任重破口大骂起来：“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并在三四千人外出的情况下硬叫筹委会选举校文革，“选完立即转入斗争黑帮。”

在全国各地，一小撮走资派亲自组织和背后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加重庆的“赤卫军”，长沙的“长保军”等等，作为御用工具，挑动群众斗群众，到处刮起了赶北京和外地串连学生的妖风。

（武汉）张体学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把两千多名要求接见的北京和武汉学生打成“右派”，拒不接见。从而，发生了“九·二——九·四”事件，革命学生举行静坐绝食。在王任重的操纵下，湖北省委掀起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

陶铸大耍两面派手法，八月二十八日，他慷慨陈词地喊道：“北京的同学，我们欢迎你们，”“把二十四门大炮对准市委、省委、地委，中南局开炮……”。第二天，他叫王任重打电话告诉中南局，指挥中南五省搜集北京革命学生到中南地区串连情况，并写成黑材料，规定“内容要具体”，“一件一件写清楚”，然后作为密件直接寄给王任重和中南局文革，以便秋后算帐，反攻倒算。

（上海）首都红卫兵到上海和上海工人，革命师生一起猛轰上海旧市委，曹荻秋向陶铸打电话呼救：“顶不住了，吃不消了！”陶竭力打气说：“你们要顶住，再顶五天就好了。”后来五天不行了，陶又叫嚷：顶七天……顶十天……总之，要曹荻秋之流死命顶住革命洪流。曹等疯狂地调兵遣将，日夜围攻北京革命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大上海，相继发生了“八·二○”“八·三一”“九·四”事件。

（重庆）李井泉和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制造所谓的“八·二八”江北惨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革命派打成“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残酷围攻。

（贵阳）云贵高原上，六月份一片白色恐怖，八月下旬，首都南下串连队杀进贵阳。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先是拉拢，让红卫兵住豪华的交际处，贵阳饭店。首都南下串连队没有上敌人的当，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和贵阳革命学生，红卫兵一起战斗。生活。走资派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大喊“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围攻首都红卫兵，制造了“九·五”“九·六”“九·七”事件，首都红卫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连续三天上街大游行，大长革命造反精神。接着，又帮助贵阳地区革命派成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西安、沈阳、昆明、成都、贵州、杭州等地无不发生类似事件。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革命小将顶着逆流，顽强地和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操纵的保皇组织搏斗，他们废寝忘餐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取受蒙蔽的革命群众。

八月三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联的五十万革命师生。林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善于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用武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串联，并决定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九月一日 （1）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讲话，谈了团结大多数，分清敌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卫国家要害部门，如大会堂、新华社、广播台、机关、档案等有关政策问题。

（2）陶铸打电话告诉湖南省委：“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湖南省委立即传达给全体党员，为反“右派”，抓“黑鬼”作了思想动员。准备就绪后，张平化跳出来作了“九·二四”“抓黑鬼”的反革命动员报告。湖南一时乌云翻滚，革命群众又被打成“反革命”。

九月二日 （1）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主席为革命青少年撑腰。

（2）“北大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聂元梓同志主持大会。王任重俨然一个救世主跑上主席台，大树个人威信，捞取政治资本培植“样板”。这个CC特务，反革命两面派，骗取两胳膊袖章。

九月三日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决定开大会斗争安子文。陶铸突然“驾到”，不准开大会斗争，说“对安子文另有考虑”。以后又悄悄将安接走，直到十二月底还坚持“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叫人把安子文弄走。”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九月四日 陶铸控制《羊城晚报》（九月一日改名为《红卫报》）在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只刊登第二辆汽车（陶铸乘坐）的照片，不刊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乘坐的第一辆汽车的照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九月五日（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3）“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成立。这个司令部只有很少革命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其他多为保守派，所以以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卫士，被称作保皇司令部。

（4）地院东方红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千多战士再展英姿，浩浩荡落地开进地质部，决心要揪回邹家尤听取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却拒不肯到东方红战士中听取意见。何长工还威胁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开动一切造谣机器，说什么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队”——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点名的三反分子何长工）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达二十小时之久，

挑起武斗的同时，他们又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攻势。粗暴地歪曲《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的精神，一天广播几十遍，大叫大嚷：东方红违背了中央精神，不在本学院搞文化革命、影响部机关的生产，攻击东方红“影响了他们斗黑帮。”他们制造了法西斯的“九·七事件”，然后又加以歪曲，反咬一口，写了《严正的联名抗议书》，以及所谓的揭发控诉书等等，到处张贴，散发全市。这期间邹家尤悄悄溜回地院，坐镇十五天，挂着听取意见的牌子，策划于密室，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对革命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企图孤立《东方红公社》，并还无耻地把九月十三日要邹家尤返地质部，到东方红公社去听取意见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绑架殴打邹家尤的“反革命暴徒行动”，不惜工本，印发几十万份造谣传单，开出专车发于全市，流至全国，以求社会上搞臭东方红。

当他们上述的阴谋都失败后，最后，九月十四日起，他们挑动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战士送饭，然而饥饿算得了什么？东方红战士照样学毛选出早操，还召开了生气勃勃，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联欢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友，北航红旗、北工大东方红等在斗争艰苦的时刻，给地院东方红小将，送去《毛主席语录》，棉衣和食物。

“二次大闹地质部”前后十五天，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曲革命造反精神的赞歌。

何长工们一切卑劣的伎俩都使了，得到的还是失败，东方红岿然不动，东方红战士在斗争中宣传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揪住邹家尤，猛轰地质部，暴露了何长工的原形。为了迎接国庆节，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地院东方红公社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何长工，后会有期，何长工跑不了！

伪院文革以为又可从这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对东方红举行了大反扑。

九月六日 （1）由地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东方红、北外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十六个院校的革命少数派发起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光荣诞生。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

这个宣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高屋建瓴，深刻地揭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和伟大意义。

首都三司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开创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生面。她一成立，就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团结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师生，握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钢铁拳头，狠狠砸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向刘，邓黑司令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她派选了大批优秀战士，杀向全国各地，和那里的造反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锋芒所至，“搅得周天寒彻。”三司战士的足迹遍天下，三司战士的热血洒九洲。正因为这样，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一切保守势力在猖狂反对中央文革的同时，都把仇恨发泄到首都三司的身上。但英雄的三司巍然屹立！她顺着历史的潮流，顶着狂风黑浪，成长壮大，短短的几个月，就由两千多人的队伍发展成为几万人的浩荡大军，成为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坚力量！她是革命造反派的杰出代表、英雄旗帜，是革命造反的代名词，是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精华，是新生事物的光辉榜样！

九月七日 （1）毛主席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3）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梁膺庸党内外一切职务，令其反省检查。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九月八日 陶铸“接见”武汉同学时说：“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跟毛主席比较紧的，工作做得不错。”企图保住他的中南后院。陶铸保皇嘴脸逐渐暴露了，他怕得要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学生时，故作镇定地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还无耻地说：“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的，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你们造谣。”

九月十日 工交政治部革命同志贴出《从右到形“左”而实右》的大字报，揭发、批判了薄一波、陶鲁笳的反革命罪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打破了经委大院死气沉沉的空气。

九月十一十三日 （1）周总理分别接见各派红卫兵代表强调指示，红卫兵组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①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②坚持文化革命的方向，③以十六条为基础。

并指示，红卫兵组织是，（一）战斗队，（二）学习队，（三）宣传队。

（2）陶铸贪天之功为己有，胡说搞串连“是我的意见，我是搞农村工作的，常搞串连，”

九月十三日 （1）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指示：“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并说“学校要给少数派平等的待遇。”革命造反派受到极大鼓舞。

（2）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指出谭力夫的发言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应立即收回。十四、十五两日又连续发表二致、三致筹委会公开信。十九日又书面去信，再三指出，筹委会广播、滥印谭力夫的发言是错误的。但北师大筹委会均不予理睬。

九月十四日 （1）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冲天革命干劲和勤劳的优良品质。

（2）北航《红旗》贴出《谈两条路线斗争》的大字报，革命群众广为传抄，震动很大。

九月十五日 （1）伟大领袖由毛主席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

《红旗》十二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具体阐述了林副主席上述讲话精神后，接着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这次接见大会上，陶铸让中山大学保皇头子作为中南地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趁机把红卫兵袖章送给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与之握手，以美化他的黑主子。

（2）王任重在“接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多数派）总部的负责人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帐”。在陶、王的指挥下，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刮起了“秋后算帐”的黑风，来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

（3）修正主义的杰作——谭力夫《发言》出笼后，一时身价百倍，党内走资派如获至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们把它奉为经典，吹捧它“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些高干子女（实际上，有的是黑帮子女）更是狂热称赞这个发言“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精神病似的叫嚷“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于是，这样一篇“海瑞罢官”式的奇文竟然不胫而走，不久便流毒全国，到处害人，有的地方还搞了什么“力夫语录”“力夫同志”论什么什么，真是荒诞至极，于是乎，谁要是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李力夫们便跳出来大骂：“他妈的！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狗崽子”、“替狗崽子说话”、“不斗黑帮”、“反对大讲阶级路线”、“别有用心”等等帽子满天飞来，一时间，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一时。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火眼金睛，立即奋起批判。是日，首都十几个高等院校，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少数派”红卫兵代表召开串联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 （简称联委会），向谭力夫“发言”发动了猛烈的反击，深刻的批判。

九月十六日 经过二中、二十五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发起和串连，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光荣成立。她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动血统论，因而也就遭到西纠的多次打、砸。然而中学革命小将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顶黑风，战恶浪，不断成长、壮大。

九月十七日 陶铸猖狂地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指令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为了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竟造假照片，把邓的头象剪下来，装到陈毅同志身上，此即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陶铸效忠刘邓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九月十八日 深夜，陶铸秘密接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大专院校保守派代表团，对他们大鼓保劲，说：“你们不是保皇派，你们是通过选举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九月十九日 陶鲁笳欺上瞒下，胡说：“薄一波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对薄一波问题作结论，也没有决定（把薄）交给群众去斗。”继续包庇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被毛主席点名的反党分子薄一波。十一中全会上揭发薄一波的文件，陶也一直封锁，不给工交党组的其他同志传阅，直到十月份才迫不得已拿出来，整整被扣押了三个月。

九月十七日——二十日 中央文革连续四次召集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座谈汇报，大家一致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

九月二十一日 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对万大加吹捧，天津保守派开五十万人的追悼大会。毛主席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二日 （1）陶铸在中宣部布置十月五日以后开始斗争黑帮，妄图转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2）陶鲁笳在控制了经委机关文革后，又企图控制机关红卫兵组织。除了继续施放烟幕，包庇薄一波外，还毛遂自荐地要当机关红卫兵“政委”，并说“一星期可以接见四次”企图把机关红卫兵搞成“薄家”兵，“陶家”卒。

九月二十三日 （1）“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从“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

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发扬，各校“少数派”纷纷起来造反。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

（2）清华八·二四事件后，少数派的处境极端艰苦，在高压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产生了右倾，不敢同伪临筹，清华大学红卫兵作坚决的斗争，伪临筹由于名声狼藉，改头换面，重新组合，非法成立了“临时主席团”，巩固了统治地位，转入冷冷清清的所谓“斗黑帮”，还自吹自擂是“打人民战争”。清华文化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正是这个严重时刻，九月二十三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杀出来了！她坚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充当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清华园开始大乱！

（3）陶铸向中央组织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独揽大权。

九月二十五日 （1）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指出：“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看来这一个多月……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有些人不愿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党的路线，而是执行错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事先指定、背后操纵假的文革领导来执行错误路线。这个讲话尖锐地、准确地、科学地、概括地总结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形式。

陈伯达还建议：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

（2）陶铸指示熊复用中宣部名义转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的“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这个文件假借训练压制运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六日 （1）周总理参加首都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统帅，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了。并点名批评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革命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周总理还代表党中央宣布：“凡是工作组强加在你们头上的‘反革命’，‘右派’等帽子，统统取消。”周总理支持三司的讲话，大大鼓舞了革命少数派的志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走向新高潮。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3）陶铸打电话告诉中南局，为应付潮流，要他们“不要吹自己”，“多讲些缺点，就主动了”。为他的狐朋狗党出谋划策，逃避过关。他还在给张平化的电话指示中说：“我是主张斗的。”（指斗“黑鬼”），对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的“捉黑鬼动员令”大加支持。

（4）《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冲破重重阻力，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有力的推动了北京市以至全国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同日，《联委会》召集十三级以上干部会议，用毛泽东思想鞭策革命老干部革命到底。

九月二十七日 陶铸盗用中央的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革命串连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把医院的运动搞稳些”，“可以背靠背开座谈会”，“要把医院的党委恢复起来”。“医院文化大革命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妄图扼杀医院的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发出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失职。”

九月底 各单位、各学校紧张地投入国庆准备工作。

陶铸也在策划新的阴谋，他多次接见西纠，对西纠那个保味十足的，“第三号通令”大加赞赏，连称“写得很好嘛！”并造谣说：“中央支持你们！”亲自许愿让西纠“十·一”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十月后去广州贸易展览会担任“纠察”。并叫秘书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说：“西城区纠察队有三百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杆卫士们也挥舞拳头，气势汹汹地对革命“少数派”吼道：等着吧！国庆节后再跟你们算帐！他们准备在“十·一”后大干一场，对革命群众实行“秋后算帐”，扼杀文化革命运动。然而，这是螳臂挡车，历史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十月一日 （1）伟大的国庆十七周年！

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热烈庆祝国庆。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游行结束时，毛主席又走下天安门城楼，健步走过金水桥，来到欢腾的群众之中，亲切向大家祝贺节日。

晚上，毛主席同百万群众欢度国庆之夜。晚九点三十分，万众欢腾，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之中，毛主席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和革命群众一起观看焰火。

在庆祝大会上，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进攻的号召令，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2）陶铸在这个伟大的声音前面吓得发抖，在签发全国新闻报道时，竟狗胆包天，删去林彪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上述指示。他还指示熊复要新华社摄影部编发一张毛主席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就用拚接的方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文字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行，甚至发到国外，并且编发了新闻照片四千五百套，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陶铸还把《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胜利>彩色纪录片今日起放映》这篇通讯原稿中“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中的“最”字删去，并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十月三日 根据林副统帅十月一日讲话的精神，《红旗》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明确地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社论还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林副主席的讲话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是在各地各单位运动被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也就是陶铸、王任重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所控制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发表的，它总结和肯定了前一阶段革命派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功绩，进一步地动员和武装了广大群众，从而掀起了空前的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大反击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总崩溃。

十月四日 《联委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二次《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猛烈开火——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阻力仍然较大，还有人为谭辩护，但革命巨流已势不可挡。

陶铸的亲信雍文涛（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跑去讲了话。他避重就轻，假批判、真包庇。仅仅说谭的“发言”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与伯达同志的讲话相差何等之远！伯达同志曾说：“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具正的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十月五日 （1）党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规定：“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还规定：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黑材料要当众销毁。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并要“坚决贯彻执行”。

（2）是日晚上，罗舜初，赵如璋两同志到北航红旗英勇战斗的阵地业余航校。赵如璋承认北航《红卫兵》、《赤卫队》中某些领导人阻挠红旗战士的革命行动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罗舜初答应帮助红旗战士解决生活上问题。

十月六日 在《红旗》十三期社论精神鼓舞下，首都三司发起，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江青同志还指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要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一小撮走资派。

张春桥同志宣读了军委的《紧急指示》。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和桂林、扬州、西安等地的代表愤怒地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罪行，指出十六条公布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更复杂、更尖锐、更隐蔽地继续进行着。

最后总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如今，在这个地方，把中央的声音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的，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总理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通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上旬 （1）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滚滚洪流面前，各地走资派步步为营，顽固对抗。

（上海）《红旗》十三期社论只印了一百万份（《要文斗，不要武斗》印了一百四十万份）。为了转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黑市委玩弄“调虎离山”计，叫学生“原则上劳动两周”，把大部分学生赶下乡，并一反常态，突然关心起串连来了，借口支持串连，放走了不少人。（115）

（湖北）社论发表后，省委迟迟不表态。武汉地区突然转入所谓“打黑帮”，并大叫大嚷什么“目前只有打黑帮才叫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东）广东省委对十三期社论不印发，不宣传，同样玩弄“斗黑帮”的把戏。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委又以抗旱为名，把二万多大专学生调到农村。企图避过锋芒。

（2）林副主席号召，《红旗》十三期社论，军委《紧急指示》，组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强音，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怒不可遏。

十月四日，北航《红旗》经过艰苦斗争，夺得了部分广播权，第二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十月六日，北大物理系同学与学校革命师，写出了《王任重，责任重》，《北大与武大》等革命大字报，矛头直指当时窃踞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随后，这些革命师生组成了《井冈山》《红联军》两支造反大军。

十月七日，清华、北大、师大等校革命师生开始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八日、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台，并直捣八机部。

十月十日，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连夜进军外交部，搜出大批黑材料。

同一时期，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广播台，连续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大会，打破了石油学院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接连几次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并到最高人民法院造反。

北京各个高校纷纷卷入十月风暴。

十月八日 （1）《联委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了第三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联委会》就批判谭力夫的发言，曾先后向全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发出三封公开信。

（2）是日，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像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月，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何长工被揪出来了，“何家店”完蛋了！十月二十七日，东方红小将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

（3）北航发生了电话事件。《红旗》总勤务站电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理切断，致使全院停电话三天，为文化大革命制造阻力。

十月九日 （1）为了对抗十月六日三司主持召开的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召开所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中央首长没有出席这个大会。

会上，他们不让造反派发言。北航《红旗》等组织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造了大会的反，当即得到了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一百二十一个单位的支持。

从此，这个自成立以来，一直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二司开始瘫痪，瓦解。

（2）清华井冈山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坚决要揪回清华园的头号政治扒手、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中央决定让王向清华革命师生作书面检查。第二天王光美交出了第一份假检查。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反扑。清华革命师生奋起批判，给予迎头痛击。

十月十日 林副统帅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林彪同志强调：“‘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副统帅这个极为重要、极为适时的号召，对全国人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实现思想革命化，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两条路线斗争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二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十月十一日 陶铸对华东工学院代表讲话时，恶毒地咒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刘邓黑司令部是“教条主义搞残酷斗争”，说什么“不能象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再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十月十二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社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几个月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学校里的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课堂里的考试过硬一万倍。”

首都三司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坚决、最热烈、最积极地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十月十三日 首都革命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通过了《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

十月十四日 （1）北京及外地革命师生五万多人在北师大集会，再次批判以李雪峰同志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北京日报》等单位的代表发言。群众揭发批判后，李雪峰同志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2）陶鲁笳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把矛头指向广大党团员，胡说：“多数派是党团员多，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过去我们依靠这些保守落后的人，我们就犯了错误”。并且以一贯正确者姿态出现，假惺惺地说：“我是支持你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

陶的讲话引起革命师生的强烈反对，十六日，他急急忙忙出来表示：既然错了，就不要再宣传了。并要毁掉录音带，以消灭罪证，当场被革命群众制止了。

十月十六日 聂元梓同志晚八点在北大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是一个缺乏阶级分析的错误口号。照这样去做，不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分是广大革命群众还是一小撮坏人，就一定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十月十七日 地质部何长工与陶鲁笳商妥，向工交党委办公室转移地质学院的黑材料。是日，何长工送来一皮箱黑材料，交给陶的秘书。顽固地对抗军委紧急指示。

十月十八日 （1）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五十万革命小将；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直站在敞篷汽车上，环城检阅了雄伟的革命大军。受毛主席接见的首都和外地革命师生纷纷表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就在接见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口号事件”。

十七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十六日发的“标语口号”作废，另外印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它将第一个口号单中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四个口号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砍掉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三司革命小将立即发现，是谁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八日凌晨，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战士一起，臂挽臂，肩并肩，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并在首都第一次愤怒喊出：“打倒刘少奇！”的战斗口号，冲向天安门，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

很快，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十月十八日晨五点，在毛主席身边中央政治局一起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作为正式口号被采用。被砍掉了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又重新出现，响彻云霄。并增添了一个新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它呼出了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声，它使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胆颤心惊！

十八日晚，总理接见了三司革命小将，赞扬了小将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

“口号事件”就是陶铸和他的得力打手熊复一手制造的。当这一阴谋被戳穿后，红卫兵小将纷纷去中宣部声讨、造反。陶铸着了慌，赶忙下令要熊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主动承担责任。二十日陶铸又去中宣部找有关人员密谋，布置关于“口号事件”的对策，统一口径，规定什么问题能谈，什么问题不能谈。并极力为熊复开脱罪责，说，熊复的错误不过就是那么一点儿，是工作中的错误，是官僚主义，是政治上的迟钝。”还攻击革命小将：“青年学生动不动就是阴谋，哪有那么多阴谋？又不是黑帮。”并影射总理和中央文革：“就是那么大一点儿事，就被什么人添油加醋。”

（3）在地院，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的恶意挑动，食堂工人拒绝给东方红公社社员做饭，东方红战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奋起造反接管了食堂，成立了“东方红食堂”。吃了“造反饭”，革命劲更大。这个由东方红战士自己管理，自己动手做饭的光荣的“东方红食堂”。《东方红公社》开始夺权了。

十月十九日 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指出：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英勇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陶铸却指示熊复、刘祖春召开一五○人的所谓纪念鲁迅座谈会，想以此来贬低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对抗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中央文革小组发现后立即制止，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十月二十一日（1）《全国红色造反者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会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表示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号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会上宣读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誓词。

这次大会是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誓师大会。是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交流革命造反经验的大会，是全国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团结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动员大会。

（2）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等校造反派三百多人，去经委机关造反，并在机关内设立《工交系统院校驻经委机关联络站》。

十月二十二日 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多里，从大连来到北京。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中说：“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陈伯达同志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当中去。”

革命小将热烈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十月下旬，首都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纷纷组成长征队，开始长征演习。全国各地一支又一支地长征队，冲破当地一小撮走资派设置的层层阻拦，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革命小将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到处煽风点火，缚鲲鹏，征腐恶，大大促进了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创立了不朽的功勋。

十月二十四日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陶铸不得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处理刘少奇“论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书》。但竟规定为可以继续出售，售完为止。又规定这一“通知”只发到县、团级，在党内不作正式传达，不得转发等等。以掩人耳目，包庇刘少奇。

十月二十五日 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革命群众要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彻底揭发斗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与陶铸联系多次，陶极力反对。他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十月二十七日 （1）林副主席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2）我国导弹核武器爆炸成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3）由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布置的《大庆展览会》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刘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解说词中突出刘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更为严重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继续放毒。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去展览会造反。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陶鲁笳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竟敢在天安门广场挑动工人斗学生。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伯达同志立即写信给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表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代表时说：“大家造石油部展览的反，造得很好！”并当面揭露了两面派陶鲁笳。

十月二十八日 （1）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有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对刘、邓十七年来和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彻底破产，刘邓黑司令部土崩瓦解。捍卫巩固并发展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成果。

十月二十四日进行了汇报会议，主席作了重要指示。

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林副主席就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讲话，

陈伯达同志作了两个月的运动总结的报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总结了两个月的文化大革命。

总结报告主席阅后批示说：“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并指示：“要大量印行，印成小册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十月二十八日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后，对各小组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原则的回答。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强大攻势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他们极力回避要害，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

十月二十九日 （1）人大召开十万余人大会，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

（2）经委同志又贴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我们机关运动为什么一直搞不好？》等四篇革命大字报，经委大院里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十月下旬 正当革命派大举进攻，保守组织纷纷垮台之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吵吵嚷嚷，提出什么“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全部解散”“解散全部红卫兵组织”“组织大了就包办代替”等等，如地院就有人提出：“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乱”。其目的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瓦解左派队伍，抹杀两条路线斗争，阻挠对反动路线的批判。三司的革命小将对这股歪风立即给予迎头痛击。

十月三十日 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革命群众代表时，极力吹捧张平化，为张平化打保票。

十月三十一日 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代表共七万多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我们要“痛打落水狗”，不要纵恶和姑息任何敌人。

姚文元同志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长篇讲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精神，“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司令部。苏联无耻地以“纪念”鲁迅为幌子，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群阻挡历史潮流的小丑，必将被历史潮流所吞没。鲁迅说的好：“苟有阻碍这前途者，不管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

首都三司大中学校代表各一名，在大会上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发了言。

《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十一月一日 《红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发表，社论说：“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并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十一月二日 （1）陶铸到中央组织部，看到革命群众贴了刘、邓许多大字报，指责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说什么：“学生要贴，你没办法。”“学生有些情况不了解，组织部是党的机关，要按中央的口径办事。”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

（2）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等精力策划下，由国家乒乓球队，体操队等出面发起“出国誓师大会”（实向造反派示威）会后，总理立即决定不让荣出国，但荣仍耍阴谋使鬼计，挑动运动员保他。

（3）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部分工交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揭发批判工交党委以薄一波，陶鲁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十一月三日 （1）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在持续七个小时的接见大会上，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先后九次走向城楼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亲切招手，鼓掌。

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林副主席着重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热情支持和鼓励革命师生步行大串联。

（2）新华社摄影部选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照片，要中宣部审批。陶铸通过他的忠实走卒，在审稿时把一张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同陶铸在一起的伪造照片，签上“可用”字样，要新华社做为领袖照片发行到全国，后被革命群众发觉，阴谋才未得逞。

（3）北京医学院同学在街上给陶铸贴大字报，陶的秘书立刻给文教政治部打电话说：“外边给陶铸同志贴了很多大字报……请你们注意动向！”又说：“北医过去是与彭真有联系的地方，请你们注意。”陶铸还指示其爪牙暗地抄去黑名单。

（4）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军院校文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刘志坚见势不妙于十月三日召开黑会，搜集群众运动中所谓“过关”的材料妄图进行压制，打击，扑灭军队院校的革命火焰。

十一月四日 《人民日报》刊载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十一月五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迎英雄的反修战士们——我国留苏学生凯旋回来。

十一月六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更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依，互相对立。”

十一月七日 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二司革命造反派实行“宫庭政变”。造了二司的反，夺了二司的权，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首都三司坚决支持战友的这一革命行动。

十一月八日 （1）聂元梓等十一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贴出《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字报。在首都和外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2）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战士开赴山东曲阜县大造“孔家店”的反。

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光荣诞生。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杀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工总司”从她成立那天起，就把矛头紧紧地对准上海旧市委。

曹荻秋企图把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工总司》开完成立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上海黑市委的反革命阴谋，广大薄命群众忍无可忍。十日凌晨一点，决定乘火车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工总司成立的喜讯，倾诉上海工人阶级的知心话，控告上海市委的罪行。

上海黑市委吓得要命，一面下令在安亭停车，一面唆使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干部、四清工作队员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围攻北上的造反派。沪宁全线停车。上海市委一手策划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同志电告华东局韩哲一，叫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但韩不但不贯彻，反而挑动工人北上企图给中央施加压力。十一日陈伯达同志给工人造反派拍了电报。晚十二时，毛主席亲自派张春桥同志乘专车直抵安亭。

十二日上午，张春桥同志向全体工人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劝大家回上海。工总司坚决执行，只派部分人步行去京。

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项要求。

十四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十六日，毛主席十分关心上海工人运动，他老人家详细听了汇报，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处理，并英明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上海工人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上海旧市委不甘心在“安亭事件”中的失败，曹荻秋之流积极策划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旧市委的保皇工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他们到处造谣言，放暗箭，曹公开扬言中央文革“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赤卫队高喊：“坚决反对五条”“要张春桥同志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反动口号。煽起了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黑风。

十一月十日——十一日 连续两天，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了爱国各地来京的二百万革命师生。

十日，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身穿军装，精神焕发，在持续六个多小时接见大会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分乘三千辆汽车和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整个车队绵延三十多里。

十一月十日下午三时三分，最幸福的时刻到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这宏亮亲切的声音，象春雷回响在祖国上空，温暖着七亿人民的心。多少人狂跳，多少人欢呼，多少人流下了幸福的泪花。人民最爱毛主席，毛主席最爱人民！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对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分乘敞篷汽车，继续检阅排列在横穿天安门广场东西长达二十六里大道上一百五十多万文化大革命大军。

十一月十二日 （1）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一文，把毛主席检阅时作的重要指示写在稿子的开头。审稿时，陶铸竭力反对在稿中突出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胡说：“六千辆汽车也很重要，为什么不写在前面”。

（2）中央文革××对二司的代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北航《红旗》等革命造反派，要多数派向真理投降。

十一月十三日 （1）师大《井冈山》，新北大等召开揭发、批判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

（2）刘志坚瞒着林副主席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会上，贺龙等赤膊上阵，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横加指责，大泼冷水，想以此达到压制军事院校革命师生起来造反。

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李××同志在大会进行中对大会提出了几点疑问，刘志坚等当场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在军内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十一月中旬 （1）两条路线总决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失败。敌人疯狂已极，进行绝望挣扎。

11月8日下午林学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伙同清华、机院、邮电、京工等校一小撮亡命之徒在“林院红卫兵敢死队”召开黑会，成立反动的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是日晚，在清华大学工学厅出现反动大标语：“刘××万岁！”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贴出反动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肆意诋毁毛泽东思想，恶意攻击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疯狂叫嚣“无情的辩证法将会使你靠边站”，射出了十一月黑风的第一个黑子弹，革命群众当即痛加反击。

11月19日，王府井大街出现反动大字报“对谭力夫讲话还要一分为二”，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2）首都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一月黑风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同时下反首都三司。部分所谓高干子弟，此时成立“四野”，扬言要踏平“三司”。

11月8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101中、人大附中等100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紧集到一起，犹如一群受到严冬威胁的苍蝇，东夺西抢，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生四次。

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曼衍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

（3）陶铸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以金钱物质笼络人心，腐蚀造反派。他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一次就批给文艺界串连经费五万元、粮食一万八千斤，煽动二十万人文艺界群众涌到北京。并背着中央，向外地来京串连的文艺界群众滥发生活费，每人每天发给生活补助费四角，市内交通费三角。一到京便一次发十天的钱。办公用品随便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随便用。有的还批发每人大衣一件，甚至丢钱包者，也拨给一百元以照顾。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

十一月十五日 由北京第一机床厂一些人串连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成立了号称三十万人的《捍卫团》。工贼时传祥当上了《捍卫团》的头头。《捍卫团》受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死保刘、邓黑司令部，把矛头指向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指向三司。

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个同学去北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厂筹委会的无理拒绝，将机院的同学拒于门外。《东方红》战士采取革命行动，翻墙而入，这下大大触怒了筹委会的头头，他们在寒冷的夜晚，煽动本厂和外厂的《捍卫团》成风，对机院《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长达十四小时的围攻，并调来首都二司的纠察队和西纠之类，对《东方红》战士采取暴行、蛮横殴打，竭力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11月18日，陈伯达同志到一机床厂指出：“学生以后来你们应欢迎他们。”“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在广大革命工人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斗争，机院《东方红》的战士终于冲破了一机床厂一小撮人的刁难和阻挠，胜利进厂。十一月下旬，机院一百多名同学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战友们陆续下厂，他们深入车间劳动、调查，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工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同厂筹委会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 国家经委，工交政治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召开揭发薄一波、陶鲁笳反党罪行大会。

十一月十八日 （1）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干部，战士和广大民兵向毛主席的好战士、抢救红卫兵列车英勇献身的蔡永祥同志学习，要象蔡永群同志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认真学习“老三篇”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2）北京新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准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18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

《重要通告》是陈伯达同志提出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转发的。《重要通告》的公布保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广大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但却有一小撮人污蔑《重要通告》是大毒草，大阴谋，扬言要“彻底批判”。

十一月十九日 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2）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十一月二十日 （1）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型革命大字报，揭发了陶铸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陶铸怕的要死，恨之入骨，叫嚷：“说我是三反分子，我不承认。”一面向公安部报案，去电上海旧市委查究，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围攻，中宣部某些人接连贴出《铲除这株大毒草》《决不能把贴反革命传单的家伙放跑》等大字报和《陶铸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许攻击和诬蔑陶铸同志》等大幅标语。陆荣根英勇不屈，坚持斗争。12月1日又贴出第二批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陆荣根不断受到围攻，盯梢和殴打。精神上，肉体上受到极严重的刺激和摧残，被迫离京。由于陶铸的迫害，一路患病，挣扎到家。不幸于1967年2月12日在沪逝世，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陶铸对革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2）首都红卫兵一、三司令部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总理在百忙中亲临大会，说：“我支持你们开这个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二十一日 （1）陈伯达又一次到六中，再次指出，要解放劳改所。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六中革命师生协同公安战士彻底摧毁了六中“劳改所”，六中新生了。

（2）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竭力维护刘、邓、说“刘邓路线主要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再次强调中宣部工作队有“特殊性”、“工作队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等等。事后，群众强烈反对，陶铸又急忙出来更正，说什么：“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时漏了刘邓是立场问题这句话。”真是欲盖弥彰。

十一月二十四日 经委生产局《长征战斗队》，红卫兵《星火战斗队》联合调查，查实登在1936年国民党《华北日报》上，薄一波与安子文等共同写的一个叛党自首的反共启事。

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初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其黑主子的指挥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密锣紧鼓，登台表演，阴沟里吹出了一股十一月黑风。

矿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原属二司），联合十几个院校保守势力，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矿院首都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城内贴出大标语“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等等。他们继续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打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这股十一月黑风一露头，就立即遭到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回击。在首都的各大中院校和单位，开展了一场围剿十一反革命黑风的大斗争。

11月25日北航“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的反动大标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信号弹。

是日半夜，西纠又一次闯入第三司令部，肆意捣乱，造成流血事件。

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李洪山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大字报，死心踏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效劳，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殉葬。

臭名昭著的时传祥《捍卫团》也贴出“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是一支生力军”的大毒草，把矛头指向北航红旗，机院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134）

11月28日反动的地下黑店“一司联络站”召开联席会议，狂妄叫喊攻击中央文革。他们东窜西跳，妄图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展。

11月29日北航“八一纵队”抛出第二株大毒草“二问中央文革小组”，接着又于十二月二日抛出“三问”、北航“八一野战团”贴出“也问中央文革”，大肆攻击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怂恿少数派压多数派”等等。

11月30日下午，反动的地下黑店“一司联络站”召开联席会议，叫嚣“十三期社论后，运动没向前，是群众斗群众”。“江青提出‘左倾’路线”“中央文革应是巴黎公社的选举”“给谭力夫翻案”等等，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同日，李洪山之流贴出极其反动的大标语“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引起革命师生的极大愤慨，林院“东方红”抄了李洪山的“红卫战斗兵团”总部及广播站。

12月5日李洪山跳到林院辩论会上，大放厥词，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谭力夫打成右派”革命师生严厉驳斥了李的反动论点。同日，林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抛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的反动大字报。

12月2日林院“红卫战斗兵团”李洪山之流及“一二·九”“永向党”等抛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及“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两篇反革命大字报。诬蔑中央文革执行一条“左”倾路线。并狂妄叫喊“象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矛头直指敬爱的江青同志，狂妄已极！

天安门前的两侧观礼台上，林院“一二·九”“永向党”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大标语。

12月4日“清华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的反动大字报。

同日，在清华，在城内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反动大标语，矛头直指林副统帅。

“风烟滚滚来半天”，一时间群魔乱舞，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莫斯科电台，东京电台也似乎得到了“希望”，打开破喇叭拚命叫嚷。刘少奇、邓小平心中暗喜，以为有了翻身之日。这股黑风凄凄惨惨一直延续到十二月中旬。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这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连同国庆节在内，一个多月来，毛主席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革命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十一月二十七日 11月27日到11月30日，首都三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和所属各红卫兵代表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会议认为，形势越来越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尖锐、更明朗，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的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会同志表示，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的阴谋也永远不会得逞。会议进行的头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接见到会人员及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单位红卫兵战士，并作了重要讲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万多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和江青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号召全国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彻底批判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努力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艺。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一再高度赞扬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在谈到京剧改革时指出：“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中央军委宣布：决定江青同志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北京京剧一团等四文艺团体列入解放军编制。

十一月末——十二月初 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及至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11月25日，上海和外地在沪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一万五千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红卫战报》第五期立刻出版，红卫兵小将要求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那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的革命口号。黑市委无理拒绝了这个革命要求。

12月3日，上海“红革会”小将，列队到《解放日报》社，谈判再次决裂，“红革会”采取革命行动，封闭了《解放日报》社。接着“工总司”及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在沪革命师生纷纷投入战斗，支持“红革会”。黑市委神经质似地跳起来，调动了“赤卫队”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喊“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持着凶器，向“工总司”和“红革会”战士发起冲锋，强攻《解放日报》社。到12月5日，“工总司”等组织140多人受伤，黑市委一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解放日报》社成为当时上海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12月5日，上海黑市委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之后，不得不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同时他们又策划新的阴谋，妄图破坏机器，将报纸停刊的罪名加到革命造反派头上。

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肯定《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嘴脸，大大锻炼了上海革命派，不久，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了，曹家后院起火，黑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12月2日，陶铸在接见武汉赴京代表团时疯狂煽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现在就是要轰一下领导机关，试一试嘛，为什么不可以？我主张普遍轰一下的。”

十二月四日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首都三司战士，冒着刺骨的寒风，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天安门广场四周，到处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的巨幅大标语，三司战士还把“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标语贴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等最醒目的地方。宣传车奔驰全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的革命口号。

……《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的战友们，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兄弟单位千百万革命造反派，也纷纷走上火线，投入战斗。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知道后，马上拍加急电报，对“一二·四”大反击给予坚决支持。

一二·四大反击是一声响亮的春雷，它无情地震烈了赤裸裸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阵线，给猖獗一时的十一月黑风以致命一击。一二·四大反击是革命造反派的总动员，从此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击战役打响了。

是日，三司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报》发表《打垮新的反扑》一文。

一二·四大反击是革命左派的总动员，揭开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的序幕。

十二月五日（1）李洪山纠集了清华、人大、林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部分同伙145人召开了所谓“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会上，李再次宣扬了他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三个“理由”，并扬言“一二·九”那天“上街游行纪念”（后未遂），李还在会上读了他的大毒草《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草——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当时有人问：“毛主席不是批示了陈伯达同志的总结了吗？”李无耻地造谣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说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在会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易振亚跳出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

（2）《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黑风中哇哇落地。他是原东、西、海纠的变种，是被一小撮走资派支持和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是阶级敌人为了适应新反扑的需要而进行反革命势力重新组合的产物。他继承了东、西、海纠的衣钵，死心塌地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三司，歇斯底里的叫嚷“要时刻准备行动”。

十二月六日 下午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首都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团、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发了言，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他们决不会自行消灭。一小撮走资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反扑，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直到把它彻底消灭。最后，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国革命造反者书》。

十二月七日 （1）陶铸盗用中央名义接见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在京毕业生实习生代表，煽动二、三十万毕业生离开原（139）工作岗位，“回校搞革命”，胡说：“你们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合理的，可以的，凡是六五年大专毕业的没有转正的实习生和参加四清的人，原则上有权回校搞文化大革命”。

（2）地院老保“斗、批、改兵团”的“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了“0001号公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诬蔑中央文革形“左”实右。

十二月九日 （1）《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发布。

（2）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严正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并说：“现在有一小撮坏人在活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揭穿他们。”

（3）“清华大学红卫兵”颜晓东抛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反动大字报，胡说：“十月三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4）臭名昭著的《捍卫团》在红星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呼喊极端反动的口号“刘××万岁”。

（5）陶铸伙同广播事业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莱夫搞所谓纪念“一二·九”的阴谋活动，企图借此为刘，邓路线翻案，替刘、邓、彭、罗、陆、杨大做道场，超度亡魂，他们制作“一二·九”纪念章，还要借人民大会堂开会。因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坚决反对才未得逞。后来陶铸又以“在内部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为名搞庆祝活动，说什么“一二·九”开会，我看可以嘛。”

十二月十日 北大反动组织“虎山行”贴出反革命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同时咒骂三司成员北大《井冈山》保卫中央文革，痛击十一月黑风的革命行动“是变本加利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充当了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这篇大毒草当即受到北大革命师生的迎头痛击。

十二月十一日（1）“清华红卫兵，”“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恶毒攻击敬爱的伯达，江青同志。

（2）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开始反击黑风，“八·八串连会”发起串连会，革命师生痛斥了易振亚之流的反动论调。

十二月十二日（1）《红旗》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发表。社论指出：形势大好。“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并提出了改正错误的五条标准。

社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玩弄新的花样。他们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实质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夺取新的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革命造反派发出的新的战斗号召。

（2）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联合首都十二万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彭、罗、陆、杨誓师大会。会上，把前北京市委黑窝的主要头目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揪出来示众。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态百出，威风扫地。姚文元、吴德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吴德同志讲了话，对大会 表示坚决支持，北航《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还警告了残酷镇压革命群众，仍在负隅顽抗的王任重、李井泉、李葆华之流。

（3）《捍卫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所谓誓师大会。

（4）林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等抛出《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十二月十三日 晨二时，江青同志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贺喜的群众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

十二月十四日 （1）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会上康生同志作了如下插话：

“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

“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江青同志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大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志。

（2）首都文艺界十五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联合举行彻底批判三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外地来京的四十多个单位。共一万七千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杨述等被拉出来示众。

（3）晚上《捍卫团》中的某些人在无轨二厂地下审讯室拷打《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的成员，灯泡厂的革命工人闻讯赶到，《捍卫团》当场挑起武斗，造成伤亡。

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十二月十六日（1）林副主席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中学革命造反派举行《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江青同志激动人心地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他很关心你们！”江青同志严厉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西、海纠的后台，并说：“对一小撮打人、杀人的坏家伙要实行专政。”

伯达同志在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借《红旗》十五期社论发表的东风，林院《东方红》公社和《红色造反团》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兵团》、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单位的革命同志以及在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共计四万多人，参加大会，愤怒声讨李洪山之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与会群众一致认为，当前我们同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4）晚上，北航《红旗》战士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联动》的一小撮坏头头，借此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公安部。调集一批暴徒，冲入公安部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殴打于桑副部长和公安人员。公安部拘留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进行教育后放出。这就是《联动》的一冲公安部。

十二月十七日 《红旗》十五期社论发出伟大战斗号召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到会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揪出其后台老板，夺取新的胜利。首都三司的代表作了长篇发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向他老人家保证，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死不瞑目。周总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发言。

江青同志讲话时首先告诉大家：“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指出要揪出在背后操纵那些保守组织，反动组织的走资派。

伯达同志在讲话中再次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大会结束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指挥大家高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的革命精神鼓舞全国革命者去夺取新的胜利。

十二月中旬 《红旗》十五期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敲响了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小丑的丧钟。大反击向胜利进军！十二月红流滚滚向前！“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林院，清华、师大、北大、地院等许多院校的革命群众多次举行大会，对李洪山、易振亚、伊林、涤西、杨炳章之流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斗争。公安机关并依法逮捕了他们。

十二月十四日，林院革命师生抄了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的黑窝。十六日，开会斗争了李洪山，第二天李洪山被依法逮捕。

十二月十六日，工大《东方红》将右派学生谭立夫扭送公安部。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公安部副部长亲自带领公安人民到北航逮捕了“八一纵队”的反革命头目赖锐锐。

十二月十八日北大东语系现行反革命分子乔兼武又一次跳出来，（早在八月三十日，他就抛出了大毒草《造三个大反》）写了极为反动的传单《谈“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伊林涤西的反革命大字报叫好，当即被革命师生扭送公安部。

十二月十九日北大革命师生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虎山行》的反革命言论。会上反革命分子杨炳章跳上去，为《虎山行》辩护，当场被革命群众扣押，连夜送交公安部依法逮捕。杨炳章写有极反动的日记及“《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致毛主席的一封信”等反动文章。

十二月十八日 （1）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在大会堂接见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江青同志建议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要联合起来。支持清华革命师生揪王光美，并指示把“养病”的薄一波揪回来。

（2）江青同志在接见工人代表时说：“工会不为工人阶级服务，就造他的反。”

十二月十九日 （1）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在工人体育场接见辛勤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十万多解放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周总理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说：“毛主席说你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得很好”。

（2）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同志贴出《陶铸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指出陶铸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慌了手脚，指使其爪牙进行围攻，把贴大字报的五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

（3）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晚上《井冈山兵团》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井冈山兵团》发表决议：①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②对于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4）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中学首都兵团采取联合行动，造了各省在北京的情报机构——办事处、饭店的反，战果辉煌。光从四川饭店就搜出子弹两书包、匕首一把、雷管等物。从陕西省驻京办事处里搜出西北大学监委会窝藏在那里的攻击诬蔑革命师生的十九箱黑传单。

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清华出现大量大字报，揭发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清华斗争，同时要刘涛、贺鹏飞、李黎风等向群众作检查。

十二月二十日 （1）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徐×等革命同志一封信，指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同志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是错误的。又指出：革命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2）新华社播发的《周总理接见十万解放军政治工作人民》稿，送陶铸审稿时，陶反对在稿子前面突出毛主席对解放军政治工作人民赞扬的话，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二十一日 （1）首都文教界十五个单位联合举行彻底摧毁三旧大会，中央文革派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揪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安子文、林默涵、田汉、阳翰笙、吴晗等。

（2）石油部党委私自烧毁黑材料。石油大庆公社《炮打石油部》战斗队和《全国石油院校联络站》封了石油部大楼，搜出大批黑材料后由“大庆公社”主持召开了批判大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放军务军事院校在京同学及首都红卫兵一万多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会上把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等首恶分子揪出来示众，大快人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1）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数千人冒着严冬的寒风，浩浩荡荡徒步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上午十时许，他们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政治扒手王光美、王任重、薄一波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2）陶铸死保刘邓，在中组部讲话时，轻描淡写地说：“刘邓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十二月二十六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吹响了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2）《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一个所谓《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上一小撮混蛋赤膊上阵，疯狂叫嚣，高喊“坚决打倒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反动口号，当晚一小撮混蛋去地院《东方红》总部和其他院校无理取闹。

（3）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公社》。

十二月二十七日 （1）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愤怒声讨刘邓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2）首都各革命组织纷纷采取革命行动，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的家，抄出了子弹，匕首及黑材料。

是日，政法公社等革命组织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批判斗争周荣鑫、雍文涛。

议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战士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十二月底，上海革命造反派狠揪曹荻秋，直逼陈丕显。陈、曹进行垂死挣扎，玩弄新阴谋，假装“改变立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纵容工人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进行反革命“三停”，停交通、停电、停水，破坏文化大革命，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方区海港停工开始。第二天更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单国棉十七厂，就有二千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以上。他们还掀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陈丕显说：“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曹荻秋马上搞了黑五条，加工资，增福利，抢购物质，闹的上海乌烟瘴气。

十二月二十八日 （1）新年前夕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

（2）来自祖国各方的数千支长征队的革命小将在京举行经验交流大会，热烈庆祝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长征演习的伟大胜利。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杨成武、江青同志出席了庆祝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全体长征队的革命小将们问好。

江青同志说；“革命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同学们要以勇敢和百倍的革命精神继续前进。”

（3）陶铸在中宣部胡说：“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不愧是头号保皇派。

（4）“联动”一冲公安部后，反咬一口，造谣说公安部乱抓人。是日上午，竟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冲公安部，强占八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肆意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他们流氓劲大发，野驴般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反动口号。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直到三十日，革命工人、红卫兵闻讯赶来，他们才落荒而去。

事隔一天，即三十一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又冲入公安部，大肆进行打、砸、抢，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这就是三冲公安部。

十二月二十九日 革命小将将在广州“休养”的大叛徒薄一波揪回北京。

十二月三十日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发布，揭穿了各地一小撮走资派以搞“红海洋”压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

（2）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到清华大学接见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向到会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预祝在一九六七年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成绩。

姚文元同志说：“一九六七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总进攻。在新的一年里要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七年也是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

晚，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百般庇护王任重，说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也很信任。”说与王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革命小将奋起反对时。他大发雷霆，表示“抗议”：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适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据说类似的话曾强调了五次）我还没有撤职，我向你们提出抗议！”又说什么“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陶铸的卑鄙行径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极端愤慨，在革命小将的严辞驳斥下，丑态百出。后来他又篡改会议记录，企图毁灭罪证。

事后，革命小将在中宣部贴出《特号新闻》揭露陶铸这个反革命小丑的“精采”表演。中宣部革命群众立即写出大字报支持。

（3）清华、高级党校、政法学院等单位革命派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大会，批判刘、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十七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4）下午，首都革命群众在北京体育馆举行“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新年晚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演出了革命文艺节目，一些亚、非、拉朋友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毛主席最近几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

毛主席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伟大创举。

（2）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陶铸在中宣部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感到末日的来临，指使广东省有关部门毁掉他以前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企图毁灭罪证，蒙混过关。

年底，首都呈现一片大好形势，革命造反派的宣传车来回于街头，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党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刘、邓的猖狂反扑彻底失败，陶铸、王任重已成为瓮中之鳖。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伟大的一九六七年，迎来了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


第五部分 一月风暴1967.1——1967.3


夺权！夺权！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什么革命闯将刚起来造反，就惨遭镇压？为什么全国范围内都派出了“工作组”，到处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工作组”撤走以后，革命闯将仍受压制，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几个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懂得了，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

在胜利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激战中，黄浦江畔打响了夺权革命的号炮。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唱雄鸡天下白”。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太行山红缨高举、渤海湾掀起巨浪，西南春雷震长空，东北升起新曙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心——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相继成立，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亿万革命群众大团结，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伟大的创举！这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奔赴了“三支两军”的第一线，参加了“三结合”夺权的领导机构。它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使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加强。

“权”字牵系着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的神经中枢。夺权风暴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心中最激烈、最鄙卑、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唤应。时而绝望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死抱着“权”字不放，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打起“夺权”的旗号，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或者进行假夺权，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则是复辟逆流的急先锋。

两个阶级围绕着“权”字展开了是激烈、最残酷、最本质的大搏斗。

“螳臂挡车不自量”。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了二月逆流的彻底破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及他们的忠实走狗陶铸被拉下马，揪出示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夺权和反夺权，就是这一阶段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形式。

随着形势的发展，造反派由原来被压制的少数变为掌权的多数。侵入到革命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逐渐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革命小将及时提出了“夺头脑里私字的权”的口号，各单位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杀上了革命大批判战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地迈进了一九六七年！

二月一日

①《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回顾总结了我们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并且豪迈地指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政治任务，掀起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特别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社论大力宣传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战略意义，吹响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②首都二十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群众统一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群众游行集会，夺取了新年开门红。

③中共中央批转了两个文件《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及《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推荐的。

④在十一月黑风中，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等人跳出来，两次致信康生同志。用质疑的手法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今天，康生同志对他们的信件以严正的批驳，指出他们的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

一月三日

①《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揭露和痛斥了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量罪行之后指出：“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文章击中了已经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和还未被揪出的或行将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陶铸式的人物的要害。

②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北大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没有派人到北大联系，是王任重自己开始做为北京市委的顾问去北大……他实际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们搞一套。”

③周总理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并讲话坚决支持侨务界造反派彻底批判以方方为首的中侨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演。会上，总理还传达了林副主席对组织大专院校军训的指示。

“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④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岗山公社等单位发起成立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开入戒备森严的中宣部，大举造反。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满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一月初

在上海市委内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煽动下，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愈刮愈厉害，各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补发”好几年的工资。大批工人赤卫队员被煽动上京告状，部分地方出现了停水停电的严重局面，上海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危险，上海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亲临前线，领导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

一月三日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经过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杀出来了，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文汇报》社的夺权，敲响了陈、曹之流的丧钟，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一张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了，它宣判了旧《文汇报》的死刑。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一月四日

①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现出原形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156）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工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的问题，从来没来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

中央首长的指示宣判了陶铸、王任重之流的死刑！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连夜刷大标语、大字报，散传单。北医八一八等30多个造反组织三千余群众直奔中宣部揪陶铸。在中南海门口集结了上万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昂，北京鼎沸了。“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滚出中南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在一个多月前还自我吹嘘“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庞然大物，如今灰溜溜地躲在中南海再也不敢露头了。次日凌晨六点，总理接见了全体揪陶战士，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②总理、伯达、康生、江青 等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首长的讲话，大大推进了军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开展。这个在军内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刘志坚不得不向造反派作了初步检查。各军事院校革命派雷厉风行，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军内忠实推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志坚。

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声势浩大的揪斗彭、罗、陆、杨大会。

④地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师院红旗大队等革命组织坚决响应林副统帅关于加强三性的指示，开门整风。

一月上旬

眼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完蛋了，一小撮走资派输红了眼，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

刘、邓的黑干将，和彭真、林枫结成反党的“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江湖侠客吕正操此时也跳了出来。他扣压了铁路系统几十个革命组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印发了五十万份《告全国旅客书》，要圣体乘务员为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全面组织起来。他煽动乘务员说：“你们能出乘就出乘，不能出乘也是革命行动。”恶毒挑拨乘务员和旅客的关系。他拿出杀手锏，挑动各地工人罢工，赴京告状，制造铁路中断事故，破坏国民经济。

王××操纵下的七机部一时妖风四起，提级加薪，串联补助，停产停工，从去年十二月廾四日起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罢工。

在农林口谭震林通过水产部党组向所属渔业公司各组党委发出了停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造成了严重的轮船停港事件。

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黑风刮到农村，妄想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和工人、学生的对立情绪，公然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反造回来嘛！”使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一下子签发了八十万元的“串联费”……想以此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和一些农村，严重地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敌人妄想破坏国计民生，借以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党内走资派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

一月五日

①长空万里响惊雷，黄浦江畔起狂飙。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它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大阴谋，宣告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产，吹响了“一月革命”的进军号。

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革命派夺了报社大权，《解放日报》新生了。

②全国各地在京革命职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要把革命的造反精神带回去，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③今天，首都革命造反派举行了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大庆展览馆的革命职工展开了《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出了刘志坚。

一月六日

①上海百万革命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揭发了市委大量的反革命罪恶。上海市委全线崩溃！先进的上海工人阶级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大反击，街头贴满了革命的大标语。工人们纷纷退回补发的工资，福利费等，主动让出占的房屋来。

②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十六个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③清华井岗山战士智擒资产阶级臭婆娘王光美，并把她揪回清华园斗争。慑于革命群众的压力，王光美不得不写下四点保证。

一月六日一十一日

在经济主义的妖风中，阶级敌人又呼唤残孽，聚成一股小小的逆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新的攻击，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了炮打总理的大字报，高级党校红战团等炮打聚生同志的反动气焰也达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联动，更是丧心病狂，破坏了由三司中学部和首都兵团联合发起的辩论会，大放“二踢脚”，高唱“鬼见愁”狂吠“打倒三司”“江×算老几”等反动口号。

继去年十二月底三冲公安部之后，一月六日晚，联动纠集百余人四冲公安部，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钱，砸喇叭，写反动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真是一群无赖。次日，联动五、六百人带着菜刀、七首、凶器等企图再次冲入公安部，由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其阴谋才未得逞。但“联动”贼心不死，一月十日，他们竟向公安部下了“最后通谍”，第二天，五、六百人第六次冲公安部，革命群众被激怒了，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结成了一道冲不垮，打不散的人墙，和“联动”据理斗争，在英雄的人民面前，“联动”狼狈不堪，落荒而去，恼怒之下，竟砸广播车出气，并大喊反动口号“刘××万岁！”

一月七日

①晨，伯达、江青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工作人员，揭露了熊复按其主子陶铸的旨意伪造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一事，江青说：“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②北京市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一月八日

①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主席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②周总理接见了石油学院革命师生和石油系统革命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党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同志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准确地指向一小撮制定反动路线的走资派。

③《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④罗瑞卿的狗党，贺龙的外甥，杨尚昆的妹夫，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战友文工团的革命群众抄了家，他和他的老婆一起被押到北京卫戍司令部。廖是“四家店”阴谋政变的干将。

一月九日

①“一唱雄鸡天下白”。继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者按还指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革命出现了新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任务。百川东流归大海，风雷滚滚动地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此，万里江天，千帆竞发。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夺权斗争开始了，新的战幕揭开了！工人阶级登上了文化革命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上海铁路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接管了火车站，仅两天功夫，就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毛主席对同济大学的学生下车站、码头劳动一事非常关心，当他听说他们还在那里坚持劳动之后，非常高兴，并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正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结合。”

②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时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③《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广播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集会游行，向上海革命派学习，奋起反击经济主义妖风，首都学生连夜组成宣传队，深入外地工人住处，宣传《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工人赤卫队和全国各地在京工人迅速打回老家去，抓革命，促生产。

④中央文革决定首先以清华、北大、北航、地院、矿院、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校为军训试点。十号起解放军战士陆续进校。

⑤陈伯达同志接见新华社革命群众，并宣布改组新华社，由王唯真任副社长。

⑥工人体育馆内，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会上将薄贼揪出来示众。

一月十日

①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凯歌声中，江南造船厂革命群众举行一万三千吨巨轮“朝阳”号的下水典礼。

②晚十时，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文汇报》代表。

③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时指出：高级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康生同志说：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又深又厚又大。康生同志还谈了十年来他同杨献珍所作的十次原则性斗争。

④“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北京新华书店的革命造反派在天安门焚毁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人头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烧毁刘少奇画像的呼吁。

⑤首都三司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张贴：《穆欣是什么人？》《把穆欣从中央文革轰出去》，《穆欣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把埋在中央文革的定时炸弹穆欣揪出来示众》，等大标语、大字报。一月十八日，《光明日报》的革命职工八八战斗队及清华井岗山斗争了穆欣，会上揭发了穆欣大量三反罪行。

一月十一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同志任顾问，徐向前任组长。

③《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发布了。

④北京体育馆内召开了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大会。

⑤科大“雄狮”写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师大附中出现了《严重违反十六条的现象——评12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这些大字报是去年11月炮打中央文革反动思潮的继续。同日晚，科大各革命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了“雄狮”的骨干分子，获得了一批“雄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一月十五日“雄狮”的头头被捕。

⑥大工贼，刘邓的保皇狗，捍卫团的头目时傅祥及张百发再次被群众揪出游街示众。

一月十二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所加的按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社论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社论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演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一个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队伍，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率领下，以其磅礴的气势，杀向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战场，北京各基层工矿企业单位开始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是日，上海人民广场“风卷红旗如画”。上海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革命造反派，举行了庆祝中央贺电大会。

②在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过程中，多少人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经历了一场破私立公斗争的大风暴！成千成千的工人赤卫队员倒戈造反，他们当众抛掉赤卫队的袖章，立即杀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第二制药厂九个工人写了一份《向毛主席请罪书》贴在《人民日报》社前。他们诚恳地写道：“我们这次来京控告，是完全错了，是受了赤卫队总部的蒙蔽，我们要大造总部的反，揪出幕后指使人。”大批工人退回了补发的各种费用，他们愤怒地说：“糖衣炮弹打不倒我们，谁稀罕你几个臭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

③北航红旗，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等十几所学校的革命组织联合组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下乡联络组”，革命师生纷纷下厂、下乡。

一月十三日

①《解放军报》社的肖力等同志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几个月来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革命与两条路线斗争。

胡痴等反党分子准备在《解放军报》社搞一次反革命政变。十三日上午和谷岩、宋璋为首的反党干将发出紧急呼吁，宣布接管《解放军报》，并准备发《告全军战士书》，在全军范围内进行反革命煽动。此事立即被中央文革、革命群众识破。十五日报社革命群众斗了反党阴谋家胡痴。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发布了。“规定”指出：对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刑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坚决镇压。

一月十四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指出：军队文化革命的部署和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有所动摇。

②文化部群众举行辩论大会，造肖望东的反。肖望东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是刘邓忠实走狗，他所领导的文化部不是新文化部，是旧文化部。十一中全会以后，还在顽固地坚持错误，执行陶铸的黑指示，干了许多坏事。肖是个野心家，来文化部以后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发表了。通知指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工具，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

一月十五日

①首都和各地在京一百五十多单位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伯达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几点建议：夺权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采取开联席会的方法，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②吴传启、洪涛之流到民委统战部门，政协大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制造了建国十七年来罕见的劫窃档案事件。

一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地总结了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

②陈伯达、江青接见北大聂元梓等同志指出：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和刘志坚在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王任重在北大搞，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清楚。江青同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和了。

③连日来，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内燃机总厂、光华木材厂、邮票厂等各厂的革命造反派纷纷举行大中小型揭发、批判座谈会。揭露了经济主义的反动本质，戳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耍花招、撂担子、撒手不管，破坏生产的阴谋。

④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发表了第二份告上海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二十日《文汇报》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

一月十七日

①《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了题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的社论，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干部、包括犯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②近日，不少军事院校的同志冲击《解放军报》社。就此事，林副主席给《解放军报》社群众写出一封信，指出：解放军报社是保护单位，学生和干部不要到里面去揪人，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廿日，陈伯达同志又两次紧急通知：外单位群众不得冲击解放军报社。

③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揪斗了三反分子胡乔木。

一月中旬

十七日，谢副总理严正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廿一日，周总理指出：“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必需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揭发。”

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连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校的革命组织配合中学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抄了联动据点：拘捕其首恶分子。

一月十八日

①《文汇报》《解放日报》重新刊登毛主席1929年写的古田会议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者按指出：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情况下，革命群众应认真学习这篇光辉著作，“在革资产阶级命的同时，也要革自己头脑里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

②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敌人疯狂的反抗。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形势下，谭震林、江一真（农业部代理部长）却在农林口大搞假联合、假夺权。早在去年十二月，谭震林就把一些保字号组织纠合在一起，拚凑了一个所谓“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并派其亲信赵××、季××做联络站的顾问，以直接操纵这些组织，死保自己。十六日晚，谭震林召集农口各部领导人密谈，发出谁要夺权就给谁下“全面夺权令。”为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延安兵团”十七日上午公布了“夺权公告”，宣布要夺农业部党、政、财、文生产和接待的大权。农业部造反派组织“井岗山”“红旗”等识破了他们“假夺权，真保权”的阴谋，坚决拒绝和他们联合。随即串连了在京直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和农大、劳大、农机东方红等组织提出成立“监督委员会”予以抵制。保守组织聚集了二十多人，先下手为强，偷偷摸摸去和平宾馆和江一真等进行了六小时和平谈判。江欣然在白纸上签了名，肮脏的政治交易完成了，反革命假夺权实现了。

一·一七假夺权是谭震林掀起自上而下资本主义的二月复辟逆流的前奏。

③晚、穆欣及其老婆先后被《光明日报》社革命职工、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清华井岗山揪斗。斗争会上，群众揭发了三反分子穆欣的罪行。

一月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社论认为《文汇报》的夺权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一扫新闻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使报纸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革命造反派忠实的喉舌。

②中央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文化部机关革命组织下午在天安门同文化部联合游斗了肖望东。

③有的学校的组织在他们的头头率领下，打着“这次夺权是中央安排的”的旗号，东抢权，西抢权。他们把手伸到了高教部、中宣部、华北局、团中央等中央十几个部门，置那里的广大群众于不顾，俨然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严重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中央夺权。

这一天他们闯入华北局，伙同老保组织“一联”总部少数决策人宣布夺了权，引起混乱。后由于中央文革的制止，才不得不撤出华北局。

他们派到其他各部的“夺权队”也因中央文革的批评，才陆续撤回。

一月廾一日

①毛主席看了安徽××文件以后给林彪同志作了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又指示：“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廾三日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了三支二军的光荣任务。毛主席的指示是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大信任，是保证文化革命胜利的重大战略措施。

②中学造反派在民族宫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

一月廾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群众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全国全面区开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

②一月上旬以来，在高级党校“红战团”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炮打康生同志的逆流。自十一日起，清华园里相继出现了“康生与总理”“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等大字报，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廾一日“红战团”及清华井岗山，天大八·一三，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起草了所谓《联络委员会公告》。

③是日凌晨，陈伯达同志就清华井岗山参与了攻击康生同志问题，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严正指出：“公告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作对”“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的，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是反动的，不能和它联系。”“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一月廾三日

①清华井岗山战士奋起反击反康生同志，反中央文革的逆流。

同一时期，上海红革会在几个坏头头的策划下，掀起了一股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小小逆流。

②晚，在人民大会堂，康生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传达了林副主席的一句话：

“最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一月廾四日

外事口革命造反派举行批判陈毅同志大会。会上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检查，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谦虚的。总理还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成绩。”

一月中、下旬

黄浦江畔一声炮响，“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无产阶级的千军万马，杀向那被走资派盘据的堡垒。

“横扫千军如卷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切走资派的末日到来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

一月八日

安徽的革命派在天安门游斗了李葆华。

一月十五日

上海工人造反派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示众了！

西安革命派斗争了刘澜涛、习仲勋；

吕正操和反党分子武竟天在天安门也被游斗了；

北京军区揪出了三反分子杨勇；……

《山西》一月十二日

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并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刘少奇，以及薄一波、彭真的老巢。

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命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参加了夺权斗争。

山西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坚决支持夺权！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山东》一月廾二日

青岛市二十多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并且夺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与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坚持斗争的王效禹同志发表声明支持这一伟大创举，并参加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贵州》

西南响起了春雷，报告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胜利。一月廾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夺权之后，立即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号召。

《黑龙江》

新曙光在东北掀起。一月卅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同驻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黑龙江省新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二十六日、二十八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用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社论指出：要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集会，武装示威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革命传单当空舞，上海、广州等地空军部队出动飞机散下了坚决支持左派夺权的传单。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月廾五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日还登载了一月十四日二十五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②清华园内一派春光，喜气洋洋。来自反帝反修最前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使者，山鹰之国的贵宾卡博等同志在康生同志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并与井岗山兵团的同志进行亲切座谈，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③我留欧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途经莫斯科，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是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真理的声音，吓得莫斯科的叛徒们胆战心惊。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对我手无寸铁的留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鲜血染红了红场。

廾六日

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镇压我留学生的暴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反修战士致以亲切的慰问。

④正当农村文化革命运动蓬勃兴趣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指使一些四清运动中被罢官的干部和当地的牛鬼蛇神纠合在一起，刮起一股反攻倒算的阴风。他们一笔抹杀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把矛头指向四清工作队的一般队员，指向四清运动中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他们狂喊：“二十三条是错误的”，叫嚷：“出气的时候到了”！他们揪出四清工作队队员，任意辱骂殴打、斗争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威逼四清工作队员为他们翻案。这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广大贫下中农奋起为保卫四清的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北京通县、翟里大队的邓万田同志被敌人戴高帽子，连续游斗五个村庄，一路上拳打脚踢，邓万田同志英勇不屈昂首高呼：“保卫四清成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的通知》公布了。通知严正指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廾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通知”警告那些下台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许他们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一月廾六日

①福州军区内的个别负责人泡制了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压制造反派。造反派气愤之下，冲击了大会。后，他们拉拢“八·二九”派，将此事件打成“反革命行为，”污蔑革命小将“把矛头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革命”，大搞“请罪”活动。

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持福州军区个别负责同志的错误做法。

社论广播后，在全国起了极坏的作用，给批评军区错误的各地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压力。

②新疆石河子发生了“1·26”流血事件。由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中一小撮走资派一手操纵的保守组织（如八·一野战军）向起来夺权的革命造反派开枪镇压。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项指示发表，指出：“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

一月二十七日

①近日来全国务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聚集苏修大使馆前，把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混蛋的模拟象处以死刑，当场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全体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革命群众指出：阴霾终将被革命的风暴卷去了，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红旗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②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工矿企业二百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公社发出紧急倡议：

“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一月二十八日

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改变军队过去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支持革命左派，毛主席对八条命令的批示是：“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②陈伯达同志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指导该厂革命派如何联合，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

③来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二百名国际友人（其中不少人戴着白求恩——延安造反队袖章），在城里游行，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接见了他们。

一月卅日

①中央电台接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做工作，我就不赞成。”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同日《人民日报》还登载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第一号通令。

③清晨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传到上海，给炮打张春桥的逆流以迎头痛击。

一月三十一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批改的。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纲领性文件。社论总结了震撼全世界的夺权斗争的五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

2、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3、在夺权过程中，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而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这一段是毛主席加的）

4、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5、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②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势下，首都红卫兵发扬了高度的自觉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喊出了“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的响亮口号，提出了当前带着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即在当前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要进行两种夺权斗争，即在夺走资派的权的同时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毛主席看到此文后，推荐学习。《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也分别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

二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日，还转载了一月二十五日贵州四十个革命组织发表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二月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省的新生！并转载了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讲话。

②清华井岗山报，连续登了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文章错误地提出了“反托”的口号，把矛头指向批判总部错误的群众，认为这是右派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向左派夺权。这“七论”在校内在社会上影响极坏，很多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清除托派”之风大盛。

③《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农口反革命复辟逆流进行了反击。

二月三日

①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山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宣判了它们的死刑，夺回了山东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在夺权过程中，军区给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有力的支持，这是山东省人民的大喜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山东省的夺权好得很！

②周总理指示科学院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以后要进一步实行大联合。并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

二月四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指出“我们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权威，坚决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

②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二月上旬

北京各高校和革命造反派组织内部开始进行整风，并围绕着组织内部的一些问题展开辩论。清华园内，出现不少大字报，就“反托”和整总理、康生材料问题炮轰总部，连日来，不断开整风会和辩论会。

二月五日

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井岗山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二月七日，蒯大富同志承认了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在地质学院，整风主要是围绕着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而展开。为辩论朱成昭等人的问题还专门设立了辩论台。东方红战士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揭发《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之流反中央文革的罪行。朱成昭在所谓检查中，不加批判地介绍他反中央文革的事实，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放毒，广大战士痛加反击。

在北师大，井岗山和井岗山造反兵团正进行大辩论，大论战。井岗山认为目前的方向是打倒无政府主义，击退“资产阶级新思潮”。在师大井岗山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师大于二月十二日开始军训。

二月五日

①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诞生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诞生的，他的诞生宣判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上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旧上海一去不复返了。人民的新上海从此真正地得到了新生！

黄浦江两岸披上节日的盛装，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欢庆自己的节日的到来！“万岁！上海人民公社！”——每个革命群众从心底里迸发出这热烈的口号！

②凌晨，中央文革×××在京棉一厂的辩论会上对武斗抓人，抓革命，促生产，三个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时刻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

③晚十一时，光华木材厂三个车间着火，保守派乘机进行反夺权，（未得逞）。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警惕一切敌人的阴谋诡计。

④北京近来打的最厉害的是《北京日报》社，公安局和《工人日报》社，毛主席对《工人日报》社的指示如下：“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二月六日

①下午，谢副总理接见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提出目前学生各组织中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首都一、二、三司的负责同志多次开会商讨有关成立红代会事宜。

②下午，陈伯达同志第三次到师大附中，指出：“中学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有的学校一个人一派，一个人一组，大学生也很严重，这次要革脑子里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修正主义”。在谈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陈伯达在谈到联动问题时说：“联动是反动组织，但成员不都是反革命。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些恐怖活动，他们是早期的红卫兵，有过一些功劳，如破四旧，但后来走向了反面，要待他们觉悟。

二月八日

①中央文革×××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指出：红卫兵要经受考验，保持早节，彻底闹革命。

②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所批准的八条命令的精神，作出了如下规定：

（1）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2）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以上决定是林村主席批准的。

（3）山西省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仪。倡仪说：“至今在一些革命组织和个人中过去存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作法。

二月九日

①北京新华书店出售宝书——横排板毛泽东选集20万套。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②谢副总理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他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

③中央文革指出：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还没有低头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对刘邓陶的斗争。

二月十日

毛主席决定广播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黑龙江省夺权的基本经验就是：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高度赞扬“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二月十一日

①毛主席最近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者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集会，欢迎反修战士回国，抗议苏修暴行。

近日来，已有二百万革命群众在苏修使馆前示威游行。

②在夺权的激烈斗争中，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打起造反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坚定的革命左派，特别是指向我们公安部的司令员——谢富治同志，首都政法兵团的一小撮人贴出了长达八十多页的大字报，攻击谢富治副总理。

③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五十多位中学革命师生代表，会上提出了不少联动损坏的东西。江青同志指示办展览会让大家看看。

二月十二日

①中共中央宣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的通知》，通知指出，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籍问题运动后期处理解决。（181）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上而下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极少数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

二月十三日

①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谭浩强同志致信伯达、江青等同志。在《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鼓舞下，他决心站出来，彻底转变立场，造刘邓的反，造前党委的反，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

两个月来，他认真翻阅刘邓的一些材料，和其他一些同志写出了几篇较系统批判刘邓的大字报，（主要有《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

二月廾日，中央文革×××在给谭浩强同志的回信中指出：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很好的。我们热烈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地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二月十四日

①李富春同志在团中央讲：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十七年来，他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

②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大叛徒，大特务梁膺庸。

③晚《光明日报》社革命群众再次斗争了穆欣。

二月中旬

一月风暴敲响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刘邓陶及谭震林一伙眼看末日就要到来，狗急跳墙，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在二月掀起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复辟的第一步是1·17假夺权。

二月四日，他们收买了保守组织农大红旗御用军，砸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台。二月十一日谭谎报下情，一手安排总理对《农红总》所属五个假夺权单位的接见。接见以后，又乘机大肆造谣，歪曲总理讲话精神，声称中央已经批准了他们的夺权。并借此向农口革命造反派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保守派重整旗鼓，开张营业，一跃成为“左派”，“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保守组织）”也生意兴隆、大吵大叫，好不热闹。而原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反而成了，“黑组织”，“反动组织”，被扣上了种种罪名。到处抓“扒手”，“黑手”、“右派”。一刹时，“人妖颠倒是非淆”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农口。谭说什么：“他们搞白色恐怖，我们搞他的白色恐怖。”在这股逆流中，多少造反派组织被迫解散，多少革命者被打成“黑手”，遭到斗争，多少革命者被迫检查，在大小会上挨斗争。“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革命组织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公安局备了案，而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却起来控诉革命群众对他们“政治迫害”，陈正人抛出了《“我们的立场”》的大字报，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被“一小撮”“右派分子”操纵的农科院《红旗》对他实行“法西斯暴行；”大叛徒朱则民及其老婆三反分子杨钧也跳出来大骂《红旗》是“一少撮右派。”江一真也以当权派的身份粉墨登场，加强“领导”，谭还把那些根本没有亮相的干部甚至是党内走资派，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农口出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二月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②革命国际友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聚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要求取消他们及其子女的特殊待遇，并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后游行，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

二月十六日

①周总理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三司代表时指示：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总理说，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解放军。

②周总理接见财贸造反派代表时说：“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六七年、六八年就还光了。”“财政系统有陈云思想，但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二月十七日

①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②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二月十八日 ， ①毛主席2·12——2·18连续三次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主席说：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

②《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社论指出：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二月十九日

①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一个是《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对这两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

一、此两件立即传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不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学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主、党、政、军在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

江青同志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②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学院对北京台夺权问题展开大论战，气氛激烈，常发生武斗。十八、十九日，中央文革为此事写了两封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二月廾日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中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185）

这封信是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动员令！

二月廾一日

李先念同志接见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时指出：杜向光、王学明（两均为财政部副部长）是党内走资派。

二月廾二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于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一万多名红卫兵代表隆重集会，庄严宣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在伟大祖国的心脏——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体战士和第一、二司令部的革命派联合起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团结起来了！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革命的红卫兵胜利会师了！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及《告全国红卫兵书》，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热烈祝贺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的红卫兵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陈伯达同志告诫红卫兵说：“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不管有什么曲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广大群众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方向，也是代表世界历史的不可避免胜利的方向。”“还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前进！鼓起更大的勇气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前进！”

首都红代会的成立吹响了全国红卫兵大联合的号角。在很短时间内，各地红卫兵大联合组织相继成立。

二月廾三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强调指出：“执行（186）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这篇社论充分地，正确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激烈的反响，首都各院校革命领导干部纷纷起来亮相。北师大一批党委委员站起来了，地院各系都成立了由学生、教师、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师院、体院、北航、北医、石油等院校革命组织也纷纷举行干部座谈会。

②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我军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地方，抓好春耕。

③北航红旗等革命组织刷出了“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坚决和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决不允许把群众运动的缺点强加于中央文革”，“用任何借口反对中央文革都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二月廾四日

①张春桥同志在上海的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只能叫做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说彻底改善。”

②江青、谢富治等同志在接见中学造反派代表时指出：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指出“联动”是反动的，不是“革命小将”，是红卫兵的叛徒。对他们要分化瓦解，打击一小撮。这对中学造反派是个极大的鼓舞。

③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在全市各革命组织的协助下，分别逮捕了在京的各非法组织的头目四十多人。这些组织有：（一）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二）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三）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四）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五）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六）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七）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八）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第一战斗队。（九）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前三个是反动组织）。这些组织内混入了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大搞经济主义，挑动群众斗群众，抢占公房，道德败坏，白天睡大党，晚上象老鼠一样，出来搞破坏活动，干尽了坏事。这一行动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

二月二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刊载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同时还刊载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红旗杂志短评指出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这两篇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步取得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意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字报提出了边战斗，边整风的口号。

②首都和中南地区斗争陶铸筹备处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陶铸大会，陶的大小爪牙熊复、雍文涛、肖望东等被揪出来示众。

二月二十七日

①毛主席对总理说：“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他不能同意，毛主席说：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毛主席还说：今后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②晚上，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同志接见原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指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伟大军队。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伯达同志还说：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的一律都要撤回来。

二月二十八日

①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中学文革报》自一月二十八日创刊以来先后出了四期，发表了“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文章借口反“血统论”，宣传修正主义阶级路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出身论》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出身论》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应，首都中学生对此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出身论》是一株极右方面向党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进攻的大毒草。它不仅起到了从右的方面向党进攻的作用，而且有从“左”的方面向党进攻创造了条件。“联动”用“血统论”批《出身论》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出身论》和“血统论”实质上是一对双生子。《出身论》叫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煽动青年反党。对这种反动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二月中旬——三月中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时刻，刘邓王朝面临着总崩溃；这时，他们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赤膊上阵，一手制造了农口的反革命复辟事件。党内走资派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凶相毕露，向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清华大学蒋南翔之流狂叫：“你们造前党委的反造错了，清华是有成绩的，是先进单位。”胡说他“与彭真只有工作关系”，“对陆定一些方面有抵制”。

团中央黑帮分子胡耀邦丧心病狂地提出“申诉”。

地质部的落水狗何长工也爬上岸来，狂吠“大民主也有我一份”

彭真的黑爪牙吴子牧喊冤叫屈：“我怎么能是黑帮呢？”

刘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也疯狂叫嚣“打倒了再爬起来……。”

许多单位的党内走资派利用“亮相”“三结合”等革命口号，大搞合二而一，大搞反革命复辟。联动也猖狂活动，叫嚣“二十年平反，三十年掌权”。各单位的保守势力纷纷抬头。……配合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反革命十字军，猖狂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在中央会议上，刘邓之流贼心不死，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并把它强加于中央文革头上，妄图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翻案。

（青海）

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昭（原青海省委书记）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操纵保守势力，调动专政工具，包围和冲击已被造反派夺权的“青海日报”，围攻革命小将达十天十夜。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之流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逮捕，三百余革命群众，其中包括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惨遭残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惨案。

（重庆）

李井泉之流采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控制了重大“八·一五”等一些组织的头头，他们把中央的口号接过去，加以篡改歪曲，大搞反革命的“三结合”。二月八日成立了伪革联会。于是，保守派大翻天，疯狂地向革命派反扑，他们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重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乱抓乱捕，非法审讯，残酷拷打，实行白色恐怖，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

（武汉）

陈再道之流将“三钢”等革命组织发表的“二·八”声明打成大毒草，继而又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称“二·八”声明是香花的为“香花”派，反对它的为“毒草”派，挑拨两派之间的关系，三月二十一日，陈再道又抛出了《三·二一公告》，把武汉地区最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拥有四十几万战士的“钢工总”取缔了。近二千名革命闯将被捕，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斗、被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

（湖南）

湖南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欺骗中央文革，谎报下情，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长高司》反倒成了“革命左派”。大批的革命小将被捕入狱，遭毒打、受迫害，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了湖南。

（河南）

党内走资派利用专政工具，并操纵“公安公社”等保守组织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派实行了大搜捕、大镇压。他们用飞机撒发传单把“郑大联委”打成非法组织，并狂吠要打倒三八一联。（三八即：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一联即：郑大联委。）他们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北京揪刘建勋同志，向真正的革命派反攻倒算。

（内蒙）

党内走资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迤伦、王铎之流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并擅自逮捕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三司等革命组织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桓、康修民等同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月五日，他们开枪打死革命小将，制造了“韩木同事件”，接着，大肆逮捕革命群众，企图把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压在阴山之下。

（成都）

李井泉及其狗老婆组织“产业军”，他们出动飞机散发军委《2·17来信》，利用这一来信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打成反动组织，成千成千的逮捕革命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万县，在宜宾，在芦淀都发生了严重的开枪流血事件。

在福建、在新疆、在安徽、在西藏、在东北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无数革命闯将被毒打、被关押、被残害……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月一日

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贵阳棉纺织厂自下而上的实现联合的好经验，马上决定向全国推广。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势》的社论，指出：“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革命的促进作用。”还指出：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三月二日

①晚，中央电台广播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连夜赶到中南海门前报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革命小将的巨大关怀。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的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

同时，还转登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月三日发出的第一号通告。

③周总理接见化工，水电等部的革命派代表，指出：高扬同志是个好干部，过去搞他，是梁膺庸的阴谋。要给高扬同志平反。梁是薄一波的人，是个野心家。

④下午，国家体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在体育馆，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大会。”愤怒声讨荣一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解放前被捕叛党的罪行。

⑤下午，首都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头目王振海等大会。反革命分子王振海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北京及全国的“临时工”大量流窜北京，收罗地、富、反、坏、右及社会渣滓进行阶级报复，甚至企图炮打总理和中央文革。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月五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疯狂地进行反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粉碎这股反革命逆流，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中央文革XXX接见了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对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希望你们是团结而不是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战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错误，搞大分裂犯罪。”并要求大家要作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要以“私”整“私”，而要以“公”整“私”，多作自我批评，把整风搞好。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普遍开展开门整风。各高校之间出现了互相欢迎批评进行整风的气象。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互送了“意见箱”。矿院东方红开宣传车到北大欢迎新北大帮助整风，清华井岗山在许多学校贴出大标语，欢迎外校同学帮助清华整风。首都革命派的整风运动在蓬勃地开展着。

三月六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②《文汇报》发表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指出风头主义是目前革命的大联合的危险敌人。“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按单位、按部门、实现大联合，必须把这个危险的敌人打倒。”社论又指出：搞风头主义的人，是一种个人第一主义是小团体主义的变种，是个人主义典型表现。社论还指出：“如果我们被风头主义这颗炮弹击中了，就会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恭维声中昏昏然地倒下，或在不知不觉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尘，走到一条邪道上去。”

三月七日

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指示说：“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多病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

“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三七”指示对加强革命学生组织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对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团结大多数，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三七”指示体现了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愈来愈显示了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深远意义。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指出“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③中央文革XXX给被谭震林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农科院“红旗”一封信，指出：该组织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正确。给农口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④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三月八日

①对反革命“二月逆流”的反击战打响了！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喊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革命口号。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泡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掀起“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

②凌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亲临“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当看到联动破坏的标本室时，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完全是土匪。”中央首长一致认为，应当砸烂高干子女寄宿制度。“八一”学校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是杨勇等人多年来一手炮制的修正主义温床，什么果园、花园、动物、缝纫厂、还有专门从外国进口的洗衣机装备洗衣房，勾结高岗从东北运来优质木材建造的高级礼堂，调来解放军战士在寒冬腊月抢修起来的标准游泳池等等，应有尽有。全校千余人，其中600人是服务员。里边柚台亭榭，俨然是一个封建贵族式的大观园。高干子女在这里养尊处优。文化大革命期间，“八一”学校出现大批“联动”分子，他们打人行凶，偷盗抢劫，破坏国家财产达百万元以上。学校卫生所被砸烂，木床、桌子都烧作灰烬，图书、标本也被躁蹋，他们养猫玩狗，简直是颓废到极点，罪行累累，举不胜举，令人发指。

三月九日

①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同志在刘宁一同志陪同下参观北航。威尔科克期同志高度评价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热烈赞扬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北航红旗战士献给他们的袖章。

②谢副总理等同志接见了《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宣布《北京日报》十二日以后由解放军接管。并指出，《北京日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

三月十日

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时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指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社论指出：“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这篇社论及时地、深刻地阐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②下午，谢副总理等同志详细地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师大井岗山战士的汇报。表示一定把谭震林的罪行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给革命小将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三月十一日

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广大革命干部前进的方向。原北京新市委吴德等三位书记，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勇敢地到革命群众中亮相。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欢迎吴德、刘建勋、高扬文三同高向北京市革命群众检查大会》三位同志向群众亮了相，群众对他们的检查表示欢迎，并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出来亮相，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三月十二日

①《人民日报》今天报导了京郊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从而促进了春耕生产的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号召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社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春耕第一线，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夺取今年春耕生产的伟大胜利。

②谢副总理接见中学造反派时指出，对老红卫兵要作阶级分析，对高干子弟也要区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叫“老红卫兵”、“高于子弟”，不然就要上敌人的当，有联动思想的人就是用红卫兵名义搞起来的。他指示中学造反派要向解放军学习，老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是刘邓路线的结果，要区别对待，考验他们，帮助他们。

中学普遍开展军训。有些顽固不化的联动分子，抗拒军训，抗拒革命同学对他们的批判和帮助，尤其是“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自以为捞着了稻草，气焰更加嚣张，恬不知耻地称自己是“革命小将”，毛主席“为我们翻案了”，“老红卫兵站起来了”等又重谈反动血统论的老调，重整旗鼓，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

首都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同中学造反派一起，对“联动”猖狂反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三月十三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

②北京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民研所洪涛之流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③下午，北师大井岗山学大庆战斗队、学部联队、郑石北京公社在北师大召开揭发XXX，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师大校内贴出许多“火烧XXX”“炮轰XXX”等大标语，此后，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等革命组织也纷纷“炮轰XXX”。

反革命小集团“5.16兵团”及其操纵者，企图利用XXX，XX等同志犯错误的机会，把矛头指向周总理。3.13大会上反党集团的干将刘郡、洪涛等都跳上台，妄想捞取一根半根稻草。

石油部大部分组织未表态，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

三月中旬

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北京各革命群众组织，奋起反击谭震林之流掀起的逆流。

三月十三日

师大井岗山战士冲破重重封锁，打进水产部，与内部革命造反派配合，使这一死角也沸腾起来了。二月初被逆流冲散的革命组织水产“红旗”等又杀了出来。

三月十六日

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声讨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代表发言。

三月十七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有—百三十四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声讨的怒吼响彻云霄。

三月二十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八十多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北京市掀起了声讨谭震林的高潮。农口保谭组织“斗斗批”的头头，农业部办公厅主任，现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大发雷霆，扬言要“揪搞谭震林的后台。新北大公社也刷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

三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对破私立公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看各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拿什么作标准呢？就是要看他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三月十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充分发挥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社论。

②市委机关革命派召开了“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誓师大会”中央文革XXX曾指出：虽然彭真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但旧市委并没有被砸烂，黑帮分子仍然很嚣张，新市委犯了严重错误，没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烂旧市委，北京市要继续夺权，把黑邦斗垮斗臭，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③中央文革XXX接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时讲：“你 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他说“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是代表那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此后，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作了调整。

三月十七日

①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②《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革命的“三结合”必须走群众路线》社论指出：是继续发动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能不能真正实现的一个关键。”“怎样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涉及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

②周总理、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接见了国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长一级的干部大都参加了会，总理作了重要指示：（1）要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联了。（2）好多部长都要回去工作。总理说，在夺谁的权的问题上开始有些含糊。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的，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不仅群众说过，中央有过这个口号，目标大了些，主席也估计到各地会有连锁反映。经过实践，主席认为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要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

③市委和北京卫戍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谢副总理说：搞军事接管的有一百零几个工厂（北京有1700多个工厂，70多万工人）需接管的是关键的工厂，搞军事接管的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三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郭加宏的英雄事迹。郭加宏是江苏镇江象山园兰场蚕桑工区的生产队长，他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毫不动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年一月，他来北京控告镇江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罪行。一天他看到北京某工地不慎失火，奋不顾身，扑火海，英勇进行抢救，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无私才能无畏》，高度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指出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破私立公的结果。

十九日，①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出号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辉典范郭加宏同志学习。

②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向全国工矿企业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伟大号召，是日，发布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很好地同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的人民解放军合作。抓革命，促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③红代会通告：1、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对他实行专政。2、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④北京通县宇庄公社翟里大队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死捍卫四清运动成果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几十个单位，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揭发了反动富农分子邓庆福污蔑毛主席，破坏集体经济，破坏四清成果的罪行，最后，宣布将邓依法逮捕法办。

翟里大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一幅缩影。工作队在四清中，抵制了刘邓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旧市委的纵容下，翟里的地富反坏同党内走资派相勾结，大搞四清反案，大搞打、砸、抢。他们绑架革命干部翟里的生产队长邓万田同志，并阴谋在二月八日杀害邓万田。邓万田同志和翟里的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中央文革的关怀和广大革命派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卫了四清运动的成果。

三月十九日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的时刻，《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大会。陈伯达同志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毛主席对农业问题很关心，对农民运动充分评价。他号召到会的贫下中农代表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的双胜利而奋斗！大会一致通过了农代会常设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名单。

三月廾日

①毛主席对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三月十二日的报告的批示说：“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三月廾一日

①总理、富春同志接见了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传达了主席三月四日的指示，并宣布这三个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

②总政在人大会堂召开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会议。

③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谈到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总理说：“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刘邓路线。这个思想来源于陶铸。”“怀疑一切是错误的，《红旗》四、五期社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四期社论是批形‘左’实‘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论又出来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带引号的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么人都结合，实际是复辟刘邓路线，两条路绝的斗争同时开展。”

三月廾二日

①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大会师，《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总理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指示。陈伯达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首长要求工人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要提高警惕，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康生、江青、谢富治、叶剑英、 等同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大会，是团结、战斗的大会，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和誓师大会，是彻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大会。

这个大会的召开对推动北京大联合，对建立全市性的联合权力机构，对“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②《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积极支持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③下午，在教育部召开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筹备委员会》会议。

三月廾三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社论。社论指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靠山。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真正成为革命“三结合”的强大支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社论号召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充分运用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的武器，认清敌我，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干部，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而奋斗！

②凌晨，总理、李富春、余秋里等同志接见石油部、大庆、大庆驻军及哈军工代表。总理讲，对余秋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打倒，一种是保，这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要批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这样绝对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度再定性。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干部。总理指出，一概结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

③中央文革XXX给人大三红军和新人大公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送去外国人的一张大字报，供三红和新人大的战士们参考。祝你们整风成功，在斗争中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外国人大卫、库喜的大字报，对革命造反派掌权以后出现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批评）

④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最近北京旧市委的一些黑邦爪牙又在蠢蠢欲动。市内发现反动传单，攻击“工代会是大杂烩组织”其作者是旧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发现后，卫戍区将冀扣留，谢副总理给城建总部打电话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要马上写个声明发出去！”这说明旧市委的黑帮爪牙在蠢蠢欲动。

三月廾四日

①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驱散了青海高原的阴云，青海的革命造反派重新见到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于三月二十一日对青海问题的调查作了批示。根据主席和林总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今天作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说，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篡夺了军权，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将与此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下午，高教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会上，对死不回头的前高教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进行了批判斗争。

三月廾五日

①迅雷滚滚，海涛澎湃，革命大联合的洪流势不可挡。继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召开之后，首都几十万革命小将在伟大统帅毛主席身边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了！今天，在雄伟壮丽的大会堂，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到会祝贺。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要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校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干部。在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以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精神，把本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李富春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系人，揭穿了胡耀邦企图翻案的阴谋，指出胡的“我的申述之一”（胡前些日子在团中央机关写的大字报）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表现。

③师大出现“苏XX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二十四日早晨，苏东海等人贴出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反动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攻击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猖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此，师大各战斗队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坚决镇压反革命。

是日，钢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揪出了炮打周总理的张廷旗。张拒不低头认罪，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并于31日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他炮打总理的反动立场，但迫于革命群众的压力，张转入地下活动。

三月廾六日

陈伯达等同志于二十六、二十七两天分别到清华、北大就教改问题和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

三月廾七日

①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做出决定，指出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和革命干部，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指示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过来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和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中央指示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对被打成反革命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予以释放，予以平反。

②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原新市委、市人委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谢富治、吴德同志出席。吴德同志在会上指出，新市委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没有彻底砸烂旧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锋线。因此，决定原新市委、市人委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市委党校，彻底肃清刘邓和彭、罗、陆、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③作协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斗争作协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扬黑帮干将，作协“裴多菲俱乐部”黑掌柜刘白羽。刘白羽最近跳了出来，以亮相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遭到革命群众的迎头痛击！

三月廾八日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在晚间接见了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总理在讲话中说“这次夺权是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总理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三、四月看出个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一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再长一些时间看出个结果。”

三月中下旬

党中央工作会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进行生死的搏斗。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会议宣判了刘邓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刘邓黑司令部的死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章指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还指出“《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同时，还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这一调查报告。毛主席说：“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晚上，中央台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假革命，反革命的嘴脸。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刘邓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宣告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场空前规模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开始了…一场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伟大战役打响了！


第六部分 战略决战（1967.4.1——9.1）

在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司令部失去了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其深广的流毒并没有清除，它的思想基础——私有观念并没有摧毁。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来继续毒害群众，腐蚀人心，重新复辟。因此，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能把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彻底夺过来，并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这是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功，是关系中国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大事，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战略决战。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发表，标志着这个新的战略阶段——“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三结合”阶段的开始。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又展开了新的剧烈的斗争。

武汉“七·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这种斗争的集中爆发点。陈再道之流打错了算盘，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是不可动摇的。毛主席抓住此事，广泛教育，大坏事变成大好事。武汉事件深刻的教育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派乘风破浪。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能不改变斗争策略。一小撮陶铸式的人物，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勾结一些美蒋苏修特务，组成一个反党阴谋小集团，把黑手伸向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度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武汉事件之后，他们利令智昏，从极“左”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摊牌。他们操纵反革命小集团《5.16兵团》，炮打周总理，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取而代之；他们狂吠“抓军内一小撮”，煽动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民关系，以毁我长城：他们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在群众组织中挑拨离间，扩大加深两派分歧，挑起武斗，妄图混战一场，从中渔利。

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都顽强地充分地登台表演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无产阶级革命派，排除资产阶级势力的多次破坏和干扰，粉碎了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猖狂进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大批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地反击了“二月逆流”的余波。七、八、九月形势大好！毛主席指挥亿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豪迈地跨入胜利的一年！

四月一日《红旗》第五期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总攻击的号角。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战略决战阶段。

四月二日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迎头痛击妄图否定革命小将大方向的反革命理论。

②红代会，工代会几十万人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的滔天罪行，欢呼中央夺权的伟大胜利。

③北京地质学院革命派响应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的伟大号召、经过整风运动，在大批判高潮刚刚掀起的日子里，首先实现了全校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给全市革命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四月三日 ①红代会开会批判刘少奇黑《修养》。

②北师大等七十三个单位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誓师大会。

四月三日——四日 二、三月间，北京中学实行军训。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了，打算按班级实行大联合。但是，两种思潮在造反派队伍中的斗争依然很剧烈。

四月三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

四月六日

①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强调军队爱民。连同以前颁发的八条，体现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

②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刘少奇。刘贼吓得面如土色。

四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②伯达、康生同志在军委召开的批判黑《修养》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全国各地报刊对黑《修养》和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大批判。

四月八日 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上，红代会所属的某些单位发生了冲突，导致武斗。

这个事件是北京以后两大派斗争的导火线和公开化。

两大派斗争的发展，给反革命阴谋集团以可乘之机。

四月十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抓住革命群众组织前进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企图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却暗中操纵扶植“保字号”组织，死灰复燃，掀起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呼吁人民解放军支左工作中应该认识这个问题。同时，社论还指出解放军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跟走资派镇压群众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立场问题。号召军民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②清华井冈山开大会斗争三反分子、清华园头号政治大扒手王光美。刘邓的孤群狗党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被揪出示众。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派几十万人参加大会。会上，在无数事实面前，在几十万革命群众的声讨声下，王光美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利用暂时还把持的权力，把他的亲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易亚调到《解放军报》任总编辑。并私自拉赵参加总政党委会，把赵塞进总政党委委员，叫赵列席军委文革小组会议，并准备把赵提补为全军文革小组成员。

四月十一日 民族宫事件继续发展。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煽动同学砸了宣传车，打伤了前去宣传的人员，发生了痛心的“4.11”流血事件。

四月十二日 在北京的许多革命造反派批评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错误时刻，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恼羞成怒。当夜，他召集万人大会，大放厥词，公然把中央文革分成两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部，煽动几千人炮打谢富治，攻击谢副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并连夜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

孙蓬一还错误地提出了“揪摘桃派”论。同一时期，他们还提出“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十七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等错误理论。

一时间，那些保字号组织，欣喜若狂。农口《斗批改》的主力《农科院红总》马上刷大标语：“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革命行动！”谭震林奸笑着说：“要和新北大联系，把希望寄托在新北大。”季宗权凶相毕露，嚷道：“时间到了，准备给谢副总理摊牌了”。“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乘机把黑手伸进两大派斗争，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央首长的极大关注。伯达、康生、江青、谢副总理五次召见各组织负责人进行座谈，解决分歧，端正了斗争大方向。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的政治错误，并要聂元梓同志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四月十三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介绍贵州省军区部队支左经验。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决定》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由内蒙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 吴涛（内蒙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十七日，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又发布了《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这些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内蒙人民的无限关怀。但内蒙地区一小撮走资派，乌兰夫的党徒，却肆意对抗中央决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上京“告状”，冲击中南海，是可忍，孰不可忍！”

③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声明，打倒徐向前。声明指出：徐在文化革命中坚持反动路线，在最近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必须坚决打倒。声明还表示坚决炮轰叶剑英，陈毅。

地质、矿院，清华也相继贴出打倒徐向前的标语。

③谭震林纠集某些司局长以上干部陈正人，江一真等三十余人开会，说：“这是总理要我召见的，陈毅也召集这样的会。我这次在二月逆流中确实是赤膊上阵……我的错误有两条：①不相信群众；②对老干部有阶级感情，到处去保他们。”抵赖自己的罪行。

四月十四日①中央文革批准邮电东方红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陪斗。会上，胡供认：刘少奇对他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指《清宫密史》）是爱国主义的。”

②清华井冈山分裂成团派和四·一四派，形成两派对立。清华井冈山四一四革命串联会成立。

③财政部井冈山、财金八·八等十八个单位联合召开大会炮轰李先念。

四月十五日 陈伯达同志指示：要写一系列大文章批判刘少奇，初步准备二十四个内容。

四月十六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号召北京市革命派起来彻底批判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四月十八日 ①陈伯达同志指示北航红旗：现在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到外地去的联络站全部撤回。

江青同志指出：现在内战多，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批斗走资派放到—边。各校要整风，加强三性。

北航、地院、清华、北大等校都按照首长指示，开展了整风投入了批判运动。

②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革命》。为革命干部撑腰，许多单位杀出一批革命干部来。

四月廾日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四代会（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大批判大联合的大好形势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

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是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一步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首都各界革命派十多万人和来自祖国各地的革命派战友欢聚一堂，共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李富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并分别做了重要讲话。谢副总理代表新生的北京市革委会讲了话。来自全国已成立革委会的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革命派由张春桥同志代表向大会祝贺，表示要与北京市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毛主席非常关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老人家在接见谢副总理时说：“我祝贺你，我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毛主席十分关心青年，他说：“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四月二十二日 ①毛主席指示：释放联动分子。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派代表，宣布主席的指示。之后，又接见一百多名刚释放出来的联动分子。首长对他们说：（一）毛主席指示释放联动分子；（二）联动是反动组织，它的反动思潮要批判；（三）中央文革是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的，回校后不要和造反派闹对立；（四）联动不要搞请罪。

毛主席下令释放联动后，他们大部分改邪归正，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少数联动分子公然又挂起“联动”的牌子，扬言要再来一次“破四旧”，到处捣乱。

联动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思潮反映。中学造反派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向联动思潮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②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干部，指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同志的错误。陈毅同志表示“欢迎大家揭发，这次我又犯了错误。”

四月二十三日 ①《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革委会机关报正式出刊。

②毛主席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上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主席又在一个四川的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不得下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的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这些英明指示给军队支左工作指明了方向。

四月二十四日 ①毛主席接见三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观看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清华反映强烈，下午召开了激烈的辩论会。

四月二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②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克实。

③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等单位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

长期以来，一联总部狠揪李雪峰同志，死保李立三。李立三自以为有力量，在会上十分嚣张。

④政法公社等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谢飞同志在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了三反分子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大会还把政法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秀峯，张鼎丞，吴德峰揪出示众。

四月二十七日 斗薄筹备处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陶鲁笳，李开信，宋绍文，梁膺庸陪斗。

四月二十八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号召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四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社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五月一日 ①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到群众中和首都三百万群众同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

“五一”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等同志。

②林彪同志为“五一”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集中的表达出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

五月二日 ①下午陈伯达同志到人民公园与游园群众亲切交谈时，又一次指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并说：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管目前势力多么强大，终究是要土崩瓦解的。

②谭震林的秘书突然自杀。自杀时给其爱人的遗书上说：叫她永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杀前有一个揭发谭震林的十条提纲。

五月初 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5·16兵团”。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的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5．16兵团。

五月三日 谢副总理在第二机床厂革命群众大会上讲：在集中力量批判刘邓的同时批判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强调革命大联合和反对无故府主义。

五月四日 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到师大，接见师大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部分革命师生，听取汇报并对师大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全校师生对师范教育的改革教育展开大胆，广泛的讨论，并建议师大在教改中写出两本书《世界教育制度发展史》和《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

五月五日 ①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北京市各单位革命派组织纷纷举行誓师大会，热烈响应市革委会的号召。

②晚上，周总理江青等同志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首长讲话指出：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斗争仍然是激烈的尖锐的。当前有一股反夺权的拆台风，保守派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反夺权，打砸工代会等革命组织，这股打砸风影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正常生产和正常秩序，今后市革命委员会和工代会可以管起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今后，发生武斗事件，掀起武斗的要严加惩办，首恶分子要依法惩办，受蒙蔽的教育处理，打死人的要偿命，无故旷工的要停发工资。

五月六日 ①晚，首都发起支援四川革命派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二月份以来，四川地区在李井泉之流的挑动下，大刮武斗妖风，成都军区个别坏头头动用武装镇压造反派，宜宾，万县等地接连发生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天府之国”一时阴云阵阵，一片腥风血雨。五月六日，成都产业军在李井泉之流的阴谋操纵策划下，向革命造反派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五六十人。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士李泉华同志光荣牺牲。消息传来，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激情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最后，两万多人聚集在地院大操场上举行“声讨李井泉，支援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许多学校，国家部委，机关单位革命组织连夜发出电报表示支持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谴责李井泉之流的滔天罪行。

四川在激战！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当晚周总理发出三点指示：1、派出两万解放军制止武斗；2、双方都要撤离现场；3、希望大家不要激动，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势。

五月七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一周年。社论指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武器。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举行誓师会，座谈会，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撤销了他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左、支农的成绩后，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③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各校代表时指出，当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中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分化论”，“新保皇派论”是错误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竭力反抗，当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挑起武斗。谢副总理号召大家学习毛选，克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打倒“私”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抓大方向，反对武斗，反对分裂。

五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修养》的要害问题，击中了党内最大走资派的要害，它是射向刘邓黑司令部的一颗重型炮弹。这篇文章对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大批判运动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布153号文件，指出这篇文章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准。要求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②晚上，周总理，叶群等同志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理说：叶剑英是忠于毛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揭发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问题，在反对彭、陆、罗、杨问题中是有贡献的。叶剑英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③京毛二厂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破坏了一座楼房。工人离厂、生产停止。谢副总理亲临解决。这一时期不少工厂发生武斗。

市革委会召开“北京市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大会”。大会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动员首都革命派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五月十日 ①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讲话《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江青同志这篇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同日，发表《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大批判运动的决定》发表。

③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去第一机床厂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陈伯达同志指出：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有些个别地方，个别工厂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冲击，受了分裂主义的冲击，把自己的工厂破坏了，把机器破坏了，这显然是坏人搞的……

④晚上，首都科技界万余人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

五月十一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坐着汽车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在城里转了一圈，调查大标语、大字报情况，随后，毛主席派出中央首长到各中学去深入调查中学文化大革命情。

五月十二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指出：“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社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和四月六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②周总理在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说，我支持批判陈毅，但不同意打倒。

五月十三日 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三军部分文艺、体育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体育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演出前，林副主席对演员们说：“坚决支持你们演出！”

以肖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明知林副主席是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的，但为了反对林副主席和保护自己过关，煽动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三军的演出进行了严重的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

事件发生后，林副主席派叶群等同志去看望。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首长也都表示支持演出。在中央首长的关怀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下演出继续进行。六月份，林副主席亲自观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演出。这是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鼓舞。

“5.13”事件是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总爆发，是肖华反革命两面派面目的彻底暴露。

今年一月刘志坚被揪出以后，总政机关，北京和来自全国的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派直逼肖华。肖华为了保住自己，耍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极力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识破阴谋，炮轰肖华。但肖华利用中央为集中力量打倒反革命阴谋家杨勇、廖汉生而暂时保他的机会，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拉一派，打一派，把保自己的组织说得天花乱坠，捧上了天，把敢于造他反的人打成反革命，把反对他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说成是保守派，就这样，肖华又挑起群众组织间的严重对立，同时，也造成了自己垮台的条件。

“5.13”事件，肖华自己跳了出来，彻底暴露了他反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狼子野心。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揪出了这个负隅顽抗达一年之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五月十四日 ①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②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发表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号召革命群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等。④谢副总理说：不论现在过去或将来，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错误都是对的。支持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谭震林。

自“五·一”谭震林上天安门以来，农林口保谭势力活跃起来，对造反派实行反扑，打击出来亮相的革命干部。

④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重要通告”，要求全市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通告着重强调制止武斗、并就避免和制止武斗作了若干规定。通告还规定：“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五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再论节约闹革命》的社论。

五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同时发表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介绍解放军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对大、中学校实行军政训练的经验。《解放军报》十七日发表《坚决完成训练革命师生的光荣任务》的社论。

②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指出，中央同意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组成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五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公开发表。

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通知》的发表，庆祝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

五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5·16通知》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文章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五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重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的精神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左派群众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左派内部的是和非的矛盾，可以协商解决，或者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五月下旬 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五月下旬展开了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一系列重大活动。

五月二十三日， 全国各报重新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并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的社论。下午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六千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江青同志主持大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陈伯达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成立文艺组和宣传组。

从五月二十五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公开发表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和1964年6月2日的批示）

为毛主席关于文艺五个文件的公开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都发表了《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等社论。

毛主席关于文艺的这五个文件，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同志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等社论，热烈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讲话》和公开发表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五个文件及《纪要》是我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的重大措施。随之，首都文艺界掀起了革命的大批判和大树文艺样板戏的高潮。

五月二十日 北航、北邮、北林革命委员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吴德、丁国钰等同志分别前往各校，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祝贺，同—天，三院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首都革命的大联合和夺权斗争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五月二十一日 周总理指示：国家体委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

五月二十二日 谢副总理在工代会全体委员会上讲话时首先指出：现在北京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红代会分几派，工代会不要受影响，并警惕阶级敌人，现在有人想冲破通知（指市革委会5月20日通知），挑起武斗，我看他没有好下场的。

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音乐学院三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

比共政治局委员司徒，伦斯同志和锡共中央书记桑穆加塔桑同志相继到北京地质学院进行参观访问，他们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月二十五日 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召开了“坚决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誓师大会”，首都大专院校其他各部、口造反派近两万人参加大会。上海等五个地区革命造反派战友打来支持电。

五月二十八日 部分院校的群众组织一直派人干预新华社运动，二十七日竟有人在社内给新华社负责人王唯真同志贴出一张“照会”。为此，陈伯达同志给聂元梓、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电话指示：新华社是中央文革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社外群众不要插手，更不能用对付外国政府的“照会”形式来对付新华社。

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颁发关于当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六月一日以前 北航、地质、师大等院校，出现“斗、批、改”的新气象。

（北航）斗批改办公室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治我们学校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抗大经验；半工半读；六一年——六三年教育战线出现大反复的情况。二十五日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批判活动，先后把大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两家人”，“武训传”，“青春之歌”等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揪出来示众，下旬组织大批大字报上街。

（地院）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后，东方红《揭竿而起》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立刻，一场全院规模的十分激烈的大辩论高潮掀起来了。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十七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教育路线、科研路线等到底属于那个司令部的？究竟怎样才能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院系各级如何互相配合搞好院内斗、批、改？如何对待干部？辩论气氛十分活跃，斗批改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师大）校园内一片新气象，出现了“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大方向的人越来越多，批刘、邓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报越来越少了。常委会计划在六月份掀起教改的新高潮。主要内容有：批判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编写《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编写教育战线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记；毛主席关于教育的语录等等。

其他大专院校也电视或者已经投入本单位斗批改。

五月下旬——六月上旬 早在二、三月份，社会上就掀起一股炮打周总理的逆流。

在反革命两面派王力之流的煽动下，一小撮亡命之徒又紧张活动起来。

五月十六日，一名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一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五月底，反革命《首都5·16兵团》的前身——“钢院5·16兵团”成立。

六月二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三月三十一日）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丧心病狂地攻击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

六月十四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5·16》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5·16兵团》。“一盏孤灯，几缕游魂”，这几条可怜虫一面躲入黑室紧张地查阅资料，一面在夜深人静时四出活动。钢院，农大，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反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五月二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五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提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四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说革命群众对他们反击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反动家伙已利令智昏，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

六月一日 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纪念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社论说：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向全国人民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社论又说：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说是马列主义的呢？就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结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②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中宣部。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和宣传组代替中宣部，中宣部这个牌子不要了。

③周总理指示卫生系统造反派：要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这是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的。

六月二日 ①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壁为保卫红卫兵的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崇高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小将向烈士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展出，上午举行了开幕仪式，这是一首红卫兵运动的赞歌。

③张春桥同志在高校座谈会上指出：大学的斗批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讲：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最后，张春桥同志鼓励大家作斗批改的闯将。

④上午，北航红旗，清华井岗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二十多个单位，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了揪斗潘梓年大会。

六月三日 ①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两种思潮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要从中央揪出新的黑帮黑线来。针对这种情况伯达同志指出：《5·16通知》的公开发表，这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取得了伟大胜利，证明毛主席制定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英明论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不能动摇的，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动摇的，这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司令部，而周总理是这个司令部里的人。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②谢副总理受中央指示，前往红代会传达两条命令：1、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红代会的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2、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来，

③总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时说：不能要求中央领导同志站在一派方面。另外一派，即使是十分反动的，我们也只能把它的头头抓起来，广大群众还是要教育争取的。这是主席的方针。清一色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违反社会发展的，而且是反动的思想，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过去犯过错误的也要教育他，团结他，这表现主席的伟大。主席思想有伟大的革命性和严肃的组织纪律性。

④印度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等在北京香山一带偷拍我军事地图被我抓住。最近印度大使馆先后十九次盗窃我国各种情报，进行间谍活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决定公审国际间谍。十三日，北京革命造反派开大会公审印度间谍，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特务的嚣张气焰，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江青向志非常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她鼓励大家说：你们就要对他不客气。

⑤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市革委会的关怀下，北京各区工代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有力的促进了各区的大联合。北京工交口出现了可喜的斗批改的新高潮。

六月五日 ①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成立，参加这个联络委员会的有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等二百多个单位。

②谢副总理与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等同志座谈指出：要尊重三司、三司的旗帜举得最高，但是三司的风格也要高，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六月六日 ①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今天发布了重要通令，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严防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捣乱

②凌晨，陈伯达，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某些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伯达同志指出：凡是在社会上把持权力的要夺无产阶级权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的条件。

第二天，王力反党集团的打手王乃英（林杰的老婆）之流，极其卑鄙的手段在学部歪曲传达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精神，加剧和扩大北京两大派的斗争。

陈伯达立即发觉了，意味深长地说：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这说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六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登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月二日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个决议一针见血的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②今天，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美、以（以色列）反动派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滔天罪行和苏修的叛卖行为。游行大军行至阿联大使馆前时，各革命组织纷纷递交了支持信。

六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的文章《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人民》。刘贤权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热爱写出了自己的支左经验。这篇文章对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支左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六月十日 ①上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书文物系统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刘少奇的爪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夏衍、林默涵，肖望东等被拉出批斗。这个大会，是首都文艺界大联合、大团结，共同对敌的大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到会并指出：文艺界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继续成为大批判的模范，成为文斗不武斗的模范。

②红旗映着笑脸，战鼓伴着歌声。六月十日，北京政法学院，光华木材厂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谢副总理、吴法宪（空军司令员）等首长到会祝贺。

六月十一日 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东方红公社、财金八·八、民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发起在人大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聂真”大会（聂真，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前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②陈伯达同志给北航革命师生题字“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又给红旗战斗队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陈伯达同志还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中国的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题词集中表达了中央首长对革命小将的殷切希望，是在新形势下向革命小将发出的新号召。陈伯达同志还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这个工作要由你们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要靠毛泽东思想把它搞好。”从此，北航红旗战士积极投入了教育革命的工作。

六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十七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发出同样《通知》。（234）

六月十三日 ①周总理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就干部亮相问题指示：“干部的亮相，一个是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单位的走资派彻底决裂，第二是彻底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第三个，自己检查批判的深刻，这是最好的亮相。

②吴法宪同志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组长，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王道明等同志都调来全军文革进行工作。这几天《誓把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代表和部分海军造反派代表在三座门揪斗李曼村、谢镗忠，海政主任张秀川同志传达几点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六月十六日 ①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行动起来，搞好夏收夏种，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首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纷纷下乡支援三夏工作。

②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阅档案材料的规定》的文件。

③谢副总理在人大会堂向北大同学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说如果有两个革命组织严重对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敌人就要消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谢副总理还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学校、一个市、一个省都如此，全国也是如此，革命的大联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要反对武斗。

④总理今天接见了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总理说：“李先念不能打倒，对人不能一棍子打死。李先念打了一辈子仗，过雪山时，主席看见就说这个人是个好同志，有政治头脑。当然，也有许多错误。”总理着重指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是很危险的。你抓一个，我抓一个，法码增高，这是赌博式的，很危险这是时髦作风，不是主席作风，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六月十七日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字上很简洁，当前讲就是斗批改。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十二个字，这就是当前夺权斗争阶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贯彻下去，我们就能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断发展的，要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开花，结果。

六月十八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它象一声春雷，响彻全球，鼓舞着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摇撼着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根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辉煌的胜利！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手逐句修改新闻公报。毛主席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

六月十九日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这篇著作。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的通知，强调指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十周年的宣传活动，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首都工代会、红代会相继召开隆重纪念会。谢副总理在纪念会上指出：前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布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搞大批判。

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师大井岗山，新北大公社五大组织在会上联合发言，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北京师院的东方红和井冈山等也作了联合发言，表示要消除分歧，团结起来，陈伯达非常赞许这种可喜的现象。

六月二十日 学部六月十六日召开了“斗潘揪吴大会”。

师院东方红、轻工七二九、新人大公社座谈目前形势和任务。大家一致认为大联合，斗批改是当前的大方向，必须为本校的两派大联合作出自己最大贡献。师院在丁国钰同志的帮助下，经过广大革命小将的努力，东方红、井冈山两大组织组成了大联合筹备小组。

六月二十一日 ①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应邀前往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进行了友好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和青年怀着对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心情，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毛主席的红小兵。

在这次为时十八天的访问中，中国红卫兵同战斗在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青年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中阿两国人民和青年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②凌晨，周总理接见了去XX地区执行任务的“六二六”医疗队全体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医疗队又是宣传队，要宣传主席思想，中央文件：卫生知识，要作调查研究，还要训练速成卫生员，七月份派第二批。医疗队下乡，这是卫生系统斗批改的序幕，如何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要象这样打倒。总理强调，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工作要为五亿农民服务，这是主席的思想。革命的医务人员决心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贫下中农解除病苦，扎根在农村。

六月二十二日 ①学部广大造反派起来造反，捣毁“潘、吴王朝”。红卫兵联队反帝必反修资料室《战犹酣》战斗队揭发：在去年十月中旬吴传启就散布出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较为有条件”，“提到路线问题就没有界限”“要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立第四司令部”……

六月二十三日 ①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观看革命京剧样板戏《海港》，并接见了全体演员。

②《人民日报》介绍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带普遍性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巩固扩大夺权成果的问题。这个文件要求革命委员会成员要严格要求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规定》给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或权力领导机构的同志，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红旗》杂志评论员为此发表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③地院“复课闹革命”的呼声很急，大字报中许多人提出“复课闹革命”是斗批改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东方红许多战斗队着手搞教育革命。

六月二十四日 新人大公社和人大三红战士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到：“当务之急是一些两派革命组织就原则性分歧召开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促进革命派大联合。”

六月二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社论写道：“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有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②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筹委员会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的事件发出电报，电报指出：“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作都是错误的，命令其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枝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住处，听候中央派员处理。电报强调指出：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其严重的错误。

六月二十六日 ①陈伯达等同志接见清华干部，教师代表和井岗山兵团两个总部的代表，就教改问题作了指示：人的青春时代，精神最旺盛的时代都放在学校，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可以走到修正主义道路，当晚，陈伯达同志给全体井岗山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井岗山的同志一定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原则，反对分裂”。给清华的师生员工指出了今后的斗争大方向。

②李钟奇、丁国钰同志接见了中学的革命小将，李钟奇同志说：“中学军训中存在着缺点错误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右倾投降，”丁国钰同志强调指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训是毛主席提出的，对解放军要坚决拥护，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六月二十七日 ①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市革委会犯了两个错误，请来了几个剧团，演了几次戏，这不是小事情，这是红色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造反派夺权以后的反映，这是蜕化变质的开始。

②北航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在纪念毛主席的七·三指示三周年的日子里，全院全面复课闹革命。

六月二十八日 北京医科大学革命派砸了老爷卫生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六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长期以来，刘邓黑司令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指示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把一九三六年北平军人反省院叛徒集团名单交给邓小平“处理”，凡登记者均定为“有了组织结论”。这样，庞大的叛徒集团——薄一波，安子文叛徒集团被包庇下来了，而且被大批大批的安插到重要部门。篡党篡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广大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揭露了刘邓黑司令部长期包庇的这个叛徒集团。为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更好地更准确地抓叛徒，中央发出了这个问题的通知，给红卫兵小将指明了方向。

六月中下旬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全国各地在二月逆流中被走资派镇压下去的革命派再度奋起，反击“二月逆流”的余波。

（四川）成都军区发表公告，为《川大八·二六》平反，指出。“二月镇反”是方向错误。革命造反派重新得到解放。成都军区的鲜明立场得到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河南）①河南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畏强暴，顶黑风，战恶浪，越战越强。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派输红了眼，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操纵保守势力，在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地不断挑起武斗，疯狂镇压造反派。妄图扰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继“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厂红色大楼之后，洛阳“公检法总部”伙同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于六月十九日使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将拖技校八一六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坏。守楼的革命小将，革命职工，解放军战士以及首都红代会战士伤亡残重。继此反革命事件之后，他们又火焚了洛阳一高井岗山兵团的大楼。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犯下又一新的滔天罪行。②月底，河南军区杨松峰参谋长向《二七公社》承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军区要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向全省做检查。如果何运洪（河南军区副政委）顽抗到底，我们广大指战员就要造反！从此，《二七公社》的造反派翻了身，二月逆流被彻底粉碎了！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安公社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杀回马枪。河南革命派以工人为核心，开始大联合。

……

各地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千方百计挑起武斗。武汉陈再道之流挑动百万雄师围攻三钢、三新，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大规模武斗现象。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电示警告武汉军区，要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但陈再道之流置若罔闻。于是武汉局势日益恶化。其他各地如云南，江西，浙江，东北，走资派极力挑起武斗，蒙蔽一部分群众冲击军区，夺取枪支弹药，妄图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西藏，福建，浙江等省实行军管。对铁道、交通、邮电、物质、石油、财政、林业、化工、煤炭、水电、建工、建材等中央各部实行军管，对华北局实行军管。

七月一日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

①《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纪念党的生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干革命》。

②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治部通知：这次会议是林副主席指示召开的。召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③军委组成以谢富治为首的五人支左小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八机部从七·一起实行军管。任命固牧夫为军管会主任，王车夫，孙成秀二同志为副主任。

④李富春同志接见冶金部革造派代表时指出，要先批判工业七十条，然后根据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去改，要先破后立。

⑤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文艺组时，很关心文艺界情况，他老人家问，文艺界大联合情况怎么样？打不打内战了？当回答说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斗黑帮，不再打内战了，主席很满意地说：“那很好！”

⑥晚，陈伯达同志接见工代会委员指示，工代会要精兵简政，委员应是人民的勤务员。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挂帅。他强调指出：北京工人运动应该兴旺，应当有工人运动的高潮，应该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要拉一派，打一派。

当有人提到有搞假工代会时，陈伯达同志说，有新的组织，新的工代会产生，不要惊慌，不要奇怪，有毛泽东思想就站得住，没有毛泽东思想就站不住，早晚有一天会垮台。你们是国家的主人，责任重大，不要受人家挑动，不要被人家利用。

凡是碰到有两派的厂子，要开联席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对工代会的讲话，是对工人运动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希望。

七月二日 ①毛主席接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休·麦克劳德等同志，康生等同志陪同。

②全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在震撼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时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我国亿万革命人民中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在全世界广泛得到传播。据新华社报导，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八个月内，在一百一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八十多万册，共十四种文本，受到各国亿万革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和最热情的颂扬。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七月上旬 6月30日——7月2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5·16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代表大会”会上大搞反革命的“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增强其反动决心，并作了反动决议，提出了反动口号，此后，他们反总理的活动日趋猖獗。七月上半月，“5·16”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大力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23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七月三日 ①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为纪念主席“七·三”指示发表三周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万人大会，首都革命师生决心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建立和巩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奋斗。

②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北航红旗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决心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奋斗最高纲领，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边学习，边搞斗批改。为北京和全国学校树立了一面复课闹革命的旗帜。紧接着人民日报七月五日就在第一版报导了这条消息，随后在全国和北京各大专院校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北京矿院、清华、农机、石油、地院、邮电及山东等地部分大学相继召开了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

③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大中学校红卫兵五万余人在午门广场隆重集会，愤怒抗议缅甸奈温反动政府反华和残酷迫害我华侨的法西斯暴行。会后游行示威，前往缅使馆抗议。缅甸反动政府充当反华小丑决无好下场。

七月四日 ①凌晨，中央文革X X X来到中南海西南门外“新八一”揪刘前线指挥部，与同学们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当谈到建院新老八一的分歧时，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是日，中央责令刘少奇向“新八一”交出认罪书。

②下午，斗薄一波联委会召开了“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工交系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九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

③林业部机关东方红公社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打倒谭震林。

④陈伯达同志在接见天津代表时指出，关于解放大量干部问题，天津驻军作了大量工作，立下了功勋。军代表在工厂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

七月五日 ①国务院财贸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人大会堂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傍晚，总理到会向大会祝贺，会后总理和大家一起观看了现代京剧。

②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我国人民出于对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相继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自发地建造主席塑像。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大成果，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之后，给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作了指示：“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中央紧接着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这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心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现在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匆匆忙忙的作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你们加以制止。

③晚上，陈伯达同志到教育部指示，两派要联合，要搞一个抓教育行政的班子。

七月六日①姚文元同志传达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的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阶段打硬仗了。主席还说：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了。

②陈伯达同志接见市革委会委员和大中学校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两大派，希望做不三不四派，作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搞好革命大联合。

七月七日 ①在大中学校军训胜利结束的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合影。军训代表受到莫大的鼓舞。

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指示：三军演出问题，要支持原来演出的一派。

七月上旬 （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委派谢副总理等同志到西南和中南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解决一些问题。

（云南）七月一日谢副总理在昆明接见“8．23”和“炮兵团”做了重要讲话。

（四川）七月五日，谢副总理在成都先后三次接见川大“8.26”、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表示支持川大“8.26”的革命行动。次日又接见“红成”等组织代表，要求他们按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六条规定办事，要撤回上京“告状”的数万人员。

七月十四日，谢副总理在重庆接见两派代表。指出：现在揪赵永夫式人物是错误的，54军是毛主席的部队。要团结对敌。

（2）七月七日晨，山西太原太机四野一些人非法查封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并宣布不承认毛主席批准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非法成立了“地下政法公社”。

同日，太原市核心小组办公室也被查封。

七月八日 ①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思维尔·霍查同志接见了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霍查同志同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进行了极其友好、极其热情和极其真挚的交谈。

七月九日 ①在亿万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讨伐中，在党中央的责令下，迫使这个昔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不得不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革命小将交出一份所谓《认罪书》。这是全国革命人民讨刘大战的一大胜利！但同时也是刘贼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刘贼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关指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真乃狗胆包天，罪该万死！刘贼假检查的“认罪书”一出笼，立即陷于首都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重包围之中。北京建工八一战斗团当即发出了揪刘紧急动员令，八一战士一个个义愤填膺，决心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斗。首都其他院校也都兴起了一个狠批“认罪书”高潮。

②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大野心家罗瑞卿大会。大野心家罗瑞卿及其帮凶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郝治平被揪出来示众。十一日下午，装甲兵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

七月十日 ①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对于支左工作所犯错误检查报告做批语。指出在三支两军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但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一次检查是比较好的。河南各群众组织、驻军代表达成六条协议，中央认为是好的。

继七月四日总理、康生等接见了河南造反派之后，七月十日晚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了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分代表。肯定了二七公社等造反派组织，指出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强调指出主席对河南问题很关心，亲自写了指示，大意是，河南地处中原，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军事等都很重要。你们在那里是搞三国演义呢？还是怎么办？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③晚，总理、康生、张春桥、叶群等同志在人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演出的大型话剧《夜海战歌》。演出结束后，首长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

④自从四月成都惨案，老产惨败以来，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四川省革筹小组，李井泉及老保产业军已溃不成军，可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某些负责人蒙蔽部分群众，胡说中央不了解四川情况，不承认中央批准的省革筹并把斗争矛头指向省革筹和四川造反派，连日来煽动上万群众要赴京告状，试图对中央施加压力，不听谢副总理的话

首都革命造反派250多单位今晚在北京地院大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坚决支持四川革命派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川大八·二六、西南师院八·三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钢二司、湖南长沙工联”、江西大联筹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

七月十一日 ①毛主席接见了在我国实习期满即将回国的刚果（布）实习生。周恩来总理参加接见。刚果（布）朋友挥动《毛主席语录》，激动地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

②首都五十多所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大会。决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陈伯达同志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七月十二日 ①张春桥同志在接见南京代表讲到，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在谈到关于有人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时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说：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必须制止武斗。

②由姚文元同志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带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青年对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信仰，带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青年的深厚的革命友谊，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叶群等同志到机场迎接。

七月十三日 ①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的高潮中，北京市130多所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经过军政训练，实现了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以教学班为基础的最广泛的大联合，建立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政训练指示的巨大胜利。

②建工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联合的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贼检查，之后还到西郊各大学游行。八一战斗团正式扎营中南海西门揪刘。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并发出了对刘贼的第二封勒令信。

③陈伯达同志于7月13日晚接见福建各方面赴京上访群众，指出：韩先楚是个好同志，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七月十四日 ①晚上，首都红代会，农代会，军事院校，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等50多个组织，三、四万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在北京地质学院大操场，冒雨集会，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反对陈再道之流及“百万雄师”的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同志出席大会，表示支持这个大会。会上，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成都工人造反团，川大八·二六等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等代表发了言。

②“5·16兵团”猖狂活动，七月十四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这些反动传单以极左的面目，恶毒地、露骨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农口革命造反派，企图搅混阶级阵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刘邓翻案。

③下午，公安部将政治扒手叶向真和反革命分子朱成照等八人从广州押回北京，扣留在北京卫戍区。

七月十六日 ①广州革命群众在广州军管会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全民全面批判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高潮。

②晚上，中央首长陈伯达，张春桥等同志在中宣部接见有关单位的代表，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大批判，痛打落水狗，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肃清其流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七月十七日 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6955部队军训支左的文章后，广西《四·二二》战士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6955部队的军训和支左经验恨得要死，17日凌晨挑动几百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新华社广西分社。

②建工八一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贼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北京电机厂来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战地，与建工八一团并肩作战。

七月十八日 ①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②首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兴起空前规模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决心要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

③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传出刘贼4月份写的回答《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九个问题的所谓“认罪书”。“认罪书”里，刘贼极力为自己狡辩，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

建工八一团部分战士于零时在中南海西门进行揪刘绝食斗争。

揪刘战士发表“绝食誓词”，指出：“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国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晚，地院东方红，北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经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一百多组织，共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南海四门召开揪刘誓师大会。次日，首都和外地在京的近百个单位的革命组织奔赴“揪刘火线，投入揪刘战斗！

八一揪刘绝食战士的革命行动立即得到上海、天津、新疆、内蒙、黑龙江、成都等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

七月廾十日 ①陈再道之流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屠刀，一手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二○”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

七月中旬以谢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亲切关怀到武汉解决问题。

陈再道之流操纵反动组织“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败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围攻、绑架、殴打、游斗中央代表。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

武汉危急！！

首长的安全没有保障。英雄的江城造反派时刻准备着付出最大的牺牲来保卫首长。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早就了解陈再道之流的狼子野心，早已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东海舰队包围了武汉，陈再道之流成了瓮中之鳖。

情况还在继续起变化，七月份的盛夏，祖国中原江城的上空翻滚着阶级搏斗的狂风。

②市工代会政治组发出通知，指出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号召全市广大革命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当天下午，政治组召集了动员大会。

七月廾一日①《北京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指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我们伟大的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北京日报》还同时热烈赞扬了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是革命大批判的闯将。

②反革命分子陈再道之流策动的暴乱罪行激怒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们高举红旗，紧握铁拳，冲上街头，冒着倾盆大雨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不断振臂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雨大浇不灭人们脑中的怒火，风狂刮不断首都和武汉紧紧相连的红线！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我们和武汉革命造反派肩并肩！工人们下班了，示威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陈伯达同志指出：“百万雄师”自己暴露自己，自己搞垮自己，终究是一个反动的逆流，它阻碍不住毛主席的洪流。凡是同革命作对，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对，同群众作对，是非垮不可的。中国有句古语：“玩火者必自焚”，武汉的“百万雄师”，开始群众不了解，现在臭名远扬，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不出三天，非垮台不可。控制“百万雄师”的终究是少数，受蒙蔽的是多数，对受蒙蔽的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

③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首都文艺系统各口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文艺系统大联合办公室筹备小组正式宣告成立。

④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成立，仅一下午就有十三个省市就“八一”团揪刘绝食行动发表支持电，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接见了揪刘绝食战士。

七月廾二日 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采取了英明措施，中央派往武汉地区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等同志排除万难，光荣回到北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三军指战员和首都数万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群情激昂，喊声雷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②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给武汉电话指出：最近在武汉流传的所谓中央文件，说什么“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工总不能翻案”等等纯属捏造。

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关怀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派出的医疗队今日抵汉。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英雄的8199部队到钢二司表态，坚决支持三钢三新。

武汉空军表态，坚决支持三钢三新。武汉局势急转直上，

③江清同志于凌晨对河南代表团讲话时指出；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并提出了“文攻武卫”这个革命口号。

④《人民日报》发表了空军司令部组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深刻的指出：从组织上夺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大扫除。《人民日报》就此文章发表了重要编者按。

七月廾三日①首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同时报导了谢副总理等光荣回京的消息并刊登了中央首长迎接他们的照片，广播电台也多次广播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北京、上海、哈尔滨、太原、呼和浩特、西宁、天津、兰州、福州、南京、郑州、南昌、长沙等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都同时举行了威震四海的大游行，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等回到主席身边，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犯下的弥天大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撼三山五岳，响彻大江南北。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这就是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的钢铁拳头！谁胆敢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必将被这巨浪吞没，被这铁拳砸烂！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传到了江城，武汉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陈再道之流胆战心惊！“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迅速分化瓦解，广大战士纷纷反戈一击，但顽固分子仍旧没有死心，他们今晨还在广播狂吠：我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百万雄师”，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③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及工农业生产的工作。

七月廾四日 ①伟人领袖毛主席亲自为武汉问题拟了复电，指出武汉军区“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②乌云遮不住太阳，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驱逐了江城的浊浪，革命造反派翻身了！武汉沸腾了！红旗挥洒着热泪，口号伴随着歌声，集会、游行、支援、祝贺，人们用整个心声歌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呼“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革命小将学习！”等口号，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造反了！反动派的猖獗为自己挖掘坟墓。

③首都揪刘总站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多万革命群众集会游行。

揪刘战场在迅速扩大。一千五百多单位加入揪刘总站。

中央文革派代表亲临揪刘战地向绝食同志表示慰问并劝复食。

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支持你们》！《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①红旗似海，口号震天，首都百万军民同仇敌忾，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大会。在集会上，林彪同志指出：“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革命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②武汉三镇，战鼓震天，紧紧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武汉三军指战员，举行了极其壮观的车队游行，他们表示：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生，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

③下午，师大井岗山、地质东方红、新人大公社、民院东方红、京工东方红、财金八八、工人东方红等单位同学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副总理知道后打电话指出：揪斗陈再道是革命行功。

七月二十六日 ①下午，中央召集了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事件会议，中央首长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周总理、康生、谢副总理及其他同志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陈、钟之流步张国涛之后尘，煽动策划反党叛变的罪行。

②武汉军区改组，曾思玉同志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指出：（一）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七、二○叛变事件的罪魁，一切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要迅速猛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二）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作好“三支”，“两军”工作。（三）立即为“工总”平反，向曾被扣留的造反派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革命行动，并帮助它恢复、发展、壮大队伍。（四）坚决支持三钢、三新等坚强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这个公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毛主席说：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③下午，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召开了近十万人的斗争彭德怀大会，陪斗的有张闻天，大会后，彭张二贼被拉进城里游斗，真是大快人心！

④凌晨，吴德等同志亲临揪刘火线，对揪刘绝食战士亲切慰问，同时指出：斗争方式应该改变，首长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

七月二十七日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传到了武汉，信中给予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以极高的评价：“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成绩，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英勇的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党中央在信中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极大的鼓舞了英雄的武汉军民，给正在蓬勃发展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胜利的局面！

②凌晨，周总理、吴法宪等中央首长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接见了湖南代表。指出：

（一）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军区。

（二）由四十七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

（三）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我们信得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左派组织，应恢复名誉，应恢复组织，红联、高司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四）中央着手组织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连续发表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社论，无情地揭露了陈再道之流叛乱的反动实质，有力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祖国到处都进发着震天动地的怒吼声，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有力地鼓舞着全国，全国范围的规模空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使革命大批判腾起了更高的巨浪。

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数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一致指出：武汉事件有力的说明了刘少奇及其喽罗们决不是死老虎。为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只有掀起一场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消除刘少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一切垃圾、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怕盛夏的酷热，不顾多日的劳累，继续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万众一心激战在揪刘火线上，武汉事件激起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修正主义总根子刘少奇的更大仇恨，揪刘战旗越挂越多，揪刘的战场越打越大，火线变成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大课堂，变成了埋葬刘邓黑司令部的一片火海。

七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传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 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人们预料得快得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艰难日子里磨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政策和策略的学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革命队伍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迅速发展、壮大。

②中国科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派同志欢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周总理、陈伯达、李富春、聂荣臻、粟裕，等首长到会热烈祝贺。

七月下旬 阶级敌人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武汉事件极大的教育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举国上下掀起了声讨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在全国各地代理人的新高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加速了湖南，河南等地问题的解决。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改变了反革命的斗争策略。反革命两面派王力之流，从武汉回来后，自以为捞到了政治资本，利令智昏，加紧阴谋活动，公开跳到极左的方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泡制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恶毒也提出什么“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煽动革命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毁我长城！

他们加紧组织和操纵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许多反动大字报，污蔑周总理支持“百万雄师”，炮打周总理，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取而代之。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新的激烈搏斗开始了！

八月一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论人民战争》语录，并重新发表了林彪副主席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②凌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南海西门举行了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首都红代会和中央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大会。大会义愤填膺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并决心把他从中南海揪出来批倒、批臭。

⑤武汉市革命造反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历时五个小时。长江两岸，大江之中，“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声，此起彼伏。这次活动充分显示了军民团结，决心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发生八一渡江大惨案，四百名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八月二日 ①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全国各地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声援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坚决支持红二司等革命组织。

②周总理接见湖南各造反派代表，指出：湖南军区谎报军情，中央“二·四”批示有错误，表示支持湘江风雷翻案。

八月四日 七月下旬到八月初，由于各地走资派挑起武斗，部分煤矿停产，煤产量下降很厉害。为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李富春副总理指示，煤炭部成立领导班子，下去抓革命促生产。十日部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军代表王素为组长。十六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全体职工，识破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阴谋，停止武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十七日召开了煤炭电话会议，向全国各煤矿传达了中央精神，之后，在京煤炭部及所属单位，组织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矿，宣传、劳动。总理指出，这是中央各部以后的方向，他精简了国家机构，也解决了和工人相结合的问题。从此煤产量逐步上升。

（2）首都新闻界、电影界、红卫兵一万五千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和电影工作者的迫害，并表示同港九同胞一道同英帝斗争到底，

八月五日 （1）今天是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社论。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从此，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大批判的高潮。八月十日，首都工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一周年。首都工人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沿着十一中全会的方向，运用十六条做武器，搞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决心把中国赫鲁晓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

（2）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刘、邓、陶家的院子里，分三个战场再次斗争了刘、邓、陶。他们的臭婆娘也被揪出来陪斗，他们负隅顽抗，死不承认为三反分子，落水狗不死。

八月七日 王力在外交部的假冒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大放厥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一再强调，外交大权是属于中央的，不能夺。周总理指出：“监督权不不算小了，监督权不要越过。”王力却说：“业务监督权有多少？”“我看你们现王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毛主席说：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王力却说：“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他要打倒陈毅，实质就是真正保护“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由于《八·七讲话》的煽动，反总理逆流愈演愈烈，有的组织跑到外交部搞什么“夺权指挥部”，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外交大权，公然向海外拍电报，委派出国代办，中断外交活动，火烧印尼大使馆，给我国的外交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八·七”讲话是一棵大大大毒草，它的要害是向毛主席司令部夺权。

八月八日 苏修领导集团指使在我国大连的“斯维尔斯克”号货船船员肆意侮辱我们伟大领袖，把毛主席纪念章抛入海中，我成千上万的人民义愤填膺地斗争了该船船长及这个混蛋。我国政府就此向苏修提出严重抗议，并驱逐船长和二副出境，把“斯维尔斯克”武装押送出境。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八月九日 （1）林副统帅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向全军发出了伟大号召，林副统帅的号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二军”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林副统帅在接见曾思玉，刘丰等同志时指出，文化大革命两依靠，一是毛泽东思想，再就是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要立新功，不要犯错误，有三条：做好调查研究；向中央、中央文革请示；要以站在什么路线上来分左、右派。

（2）反革命“5·16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大字报，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火力侦察。

（3）反革命两面派林杰跑到温州赴京控告团（林是温州人）大肆煽动解放军。他恶毒地说：军内走资派是在支左过程中暴露的……对他们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倒，揪出军内一小撮。”还攻击“人武部不少是地头蛇，真正支左的不多”。他还鼓动革命群众去反对中央批发的（66）569号关于温州问题的文件，把矛头指向用总理，狂妄地喊叫：“此文件若是总理批的，我有意见，”在其他场合，他也公开诽谤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胡说现在的斗争是：旧政府与新文革（指王力，关锋之流）的斗争，攻击总理是“旧政府”。

八月上旬 王力、林杰之流反党阴谋集团泡制的大毒草《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之后，全国范围内到处刮起“抓军内一小撮”的妖风，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公然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八月上旬，接连发生了“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

王力反党集团对文化大革命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这种形势下，红代会某些人提出“第三次大串联”“武装夺取政权”“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第八次大搏斗”等谬论，于是北京学生大批外流，仅清华、北大就走了一万多人。

八月十日和十一日 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针对敌人的阴谋活动作了极其重要讲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第三次大串联等论点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形势大好。红代会的人都要撤回来，要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不总结就不能前进。大批判、大联合这是当前的大方向。

首长还说：现在阶级敌人利用“文攻武卫”来到处挑起武斗，要反对。被坏人操纵的5·16兵团是反革命组织，他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

中央首长揭穿了“5·16”反革命集团，企图以极“左”手法欺骗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

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8月11日商学院斗争了“5·16黑匪”干将程镇华。

八月十一日 外交部召开了批判陈毅同志大会，周总理参加了大会，指示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

（2）军内揪斗肖华。

肖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支路线，在总政镇压造反派。《5·13事件》彻底暴露了他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丑恶嘴脸。经过几个月的斗争。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把肖华给揪了出来。

八月十二日 （1）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去年，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青海省委内走资派作了英勇的斗争。在“一月风暴”中他们夺了走资派的权，但是却遭到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的残酷镇压、屠杀。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怀下，他们浴血奋斗，揪出了赵永夫。今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标志着青海省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对青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作了极高的评价。

（2）西单商场内部两派，由于意见分歧，在一小撮坏人的挑拨下，发生了北京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武斗。国家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谢富治副总理等首长亲自去制止武斗。

八月十三日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指出，北京有黑手，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搞乱，黑手有两种，一种是走资派，一种是美蒋、苏修等特务。

八月十四日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八月十五日 姚X X赤膊上阵，在外交部叫嚷要“打倒刘、邓、陈（毅）。”这种极“左”思潮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

九月二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各界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十万多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最坚决，最热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群众运动。

九月四日 ①谢副总理向三军驻京负责同志，北京市革委会委员传达了中央关于国庆活动的指示。谢副总理说，今年的国庆很重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一年的国庆，今年国庆要充分显示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要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人革命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敢想、敢说、敢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气概；要显示出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中的伟大成就：要显示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反对帝修反的伟大胜利。谢副总理还指出，在国庆前要把大批判搞得更好，促进大联合、要整顿社会秩序、市容、坚决制止武斗，外地上访人员节日前要全部动员回去。

②“五·一六兵团”的反动头目陈家康（外交部）被捕，并从陈处搜出了许多整总理的黑材料。

九月五日 ①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她十分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形势大好，又特别强调指出在大好形势下与注意三个问题：1．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2．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 3．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江青同志提醒大家注意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美反革命“516兵团”

八月十七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

八月十八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司令部。

八月二十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黑匪干将陈立。

八月廾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李X X等九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万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

同期，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黑材料。

八月二十六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八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评论员文章《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工作是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巩固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就这篇文章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指出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

八月十九日 ①陈伯达、谢富治、李先念等同志接见铁道部各口代表指出铁路是国家命脉，必须保证铁路畅通。铁道部群众达成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铁路畅通的决议。

②煤炭部在京各单位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李富春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从此部机关北京矿院煤炭设计院大批同志下到全国各矿去宣传、劳动，和工人相结合。周总理肯定了这个方向。

③香港人民掀起了长时间的反英抗暴运动，英国当局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今天我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停止三家进步报刊问题发表声明，警告港英当局，立即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

八月二十日 ①红旗杂志发表第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同时也要热情帮助解放军。

②化工部红战团砸了化工部政治部和中监组，抢走了大批国家档案，受到中央文革的通报批评。

八月二十一日 ①今天下午我英勇空军部队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在广西上空一举歼灭美制A—6型攻击机两架，并活捉一名美国飞行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活动当头一棒！

②师大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誓师大会，并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

八月二十二日 在师大召开了大批判现场会议。自从八月五日公开发表毛主席的大字报以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和转载了一些重要文章社论，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

北京师范大学的革命师生高举了批判大旗作出了大批判的榜样。在现场会上，他们介绍了经验，最后谢富治副总理和丁国钰同志对大批判作了指示。

八月二十三日 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进行着。《解放军报》社肖力等三同志贴出了一张革命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了肖华的黑干将赵易亚的画皮，指出：赵易亚包庇胡痴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并且和林杰等人结成反革命集团，操纵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点燃了总政和报社的烈火、揪出了反革命分子赵易亚，接着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赵易亚的狗窝。

八月二十四日 ①由于阶级敌人和走资派挑动，很多工人来北京，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影响了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周总理、谢副总理、接见了外地来京上访群众，指出要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紧紧掌握斗争大力向，矛头对准走资派，要相信解放军，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钻进造反派队伍以极左口号引导群众犯错误。

②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去解放军报社，支持肖力等同志的革命行动，指出赵易亚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并完全支持以肖力同志为首的《解放军报》新总编辑组。

揪出赵易亚、把反革命集团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钻入革命派内部，以极“左”面貌出现，操纵“五一六兵团”企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努力下，粉碎了这个阴谋集团，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八月二下五日 ①李富春副总理接见计委红委会大庆公社等组织指出余秋里对待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对群众态度上，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他、揭露他、同时也就是挽救他。

②聂荣臻副总理接见国防科研学院军管人员时指出五一三以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明朗化了，要坚决站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八月二十六日 人大新人大公社，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民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新北大井岗山乓团、华北局等革命组织在人大第五次斗争三反分子聂真。十月二十日，卫戍区正式逮捕了聂真。

八月二十七日 ①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召开了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罗瑞卿大会。谢富治副总理，参加了大会，并作了指示。

②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林杰的家。林杰是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插手北京市两大派的斗争，在湖北、湖南等地镇压造反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八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地拥军爱民运动》指出，拥军爱民是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和革命群众组织关系的总则。

八月三十一日 清华井岗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在光明日报采取革命行动，抄了反革命特务分子穆欣的家。接着人大三红揪出了反共老手肖前。早在去年十二月，王力，关锋、林杰、赵易亚以及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穆欣等人结成反党集团，披着“左”的外衣，组织和操纵“五一六兵团”长期蓄谋炮打周总理，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垮中国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几次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以期天下大乱，取而代之。反党阴谋集团，被破获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抛弃了政治舞台上的小丑，碾碎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了伟大的转折，驶入了胜利的一年！

胜利的一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象春雷一样响彻祖国的四方八方。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潮流，其势如百川归海，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这股潮流，把党内一小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埋葬在自己的怒涛之中。

这股潮流，猛烈地摧毁了资产阶级派性。

这股潮流，调动了亿万革命群众去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夺取新的胜利！“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革命大联合这股潮流的形成，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我国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垮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

一年多来，文化革命的疾风暴雨，激起了亿万革命群众灵魂深处的大震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红卫兵，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惊涛骇浪的大搏斗中，正在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大批的革命干部，经受了群众运动的严峻考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大大改变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

我们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新功勋，同时得到了最大最好的锻炼。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今年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说明文化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已经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林彪同志说，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在举国上下欢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凯歌声中，传出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华东、中南的特大喜讯，喜讯象一声春雷，震荡着五洲四海亿万文化革命大军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猛疾进，在“斗私，批修”伟大方针指引下，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世界人民可以看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后，中国将如初升的太阳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如同巨人一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

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巨人面前发抖吧！

历史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自己光辉的一页上写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九月一日 ①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

中央负责同志一致指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要立即回到本单位闹革命，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一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中央负责同志极为重要的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重要战斗号令。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②北京市革委会通过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当前北京市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八项具体任务，主要是要搞好大批判、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

③北京市革委会和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军政训练指挥部在二十三中召开北京市中学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二十三中革命小将介绍了他们搞革命大批判的经验。

会议指出，革命师生要很好地向解放军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搞好革命的大批判，这就是最大的拥军。执行军训任务的指战员，也要向革命师生学习，进一步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搞好革命的大批判、这就是最大的爱民。

当天，中学红代会向全市中学红卫兵发出倡议，号召中学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向二十三中学习，进一步掀起革命的大批判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九月一日以后，许多学校贴出大量揭发林杰之流的大字报。

九月二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各界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十万多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最坚决，最热烈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群众运动。

九月四日 ①谢副总理向三军驻京负责同志，北京市革委会委员传达了中央关于国庆活动的指示．谢副总理说，今年的国庆很重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一年的国庆。今年国庆要充分显示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要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敢想、敢说、敢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气概；要显示出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中的伟大成就，要显示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要显示出反对帝修反的伟大胜利。谢副总理还指出，在国庆前要把大批判搞得更好，促进大联合、要整顿社会秩序、市容、坚决制止武斗，外地上访人员节日前要全部动员回去。

②“五·一六兵团”的反动头目陈家康（外交部）被捕，并从陈处搜出了许多整总理的黑材料。

九月五日 ①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她十分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形势大好，又特别强调指出在大好形势下要注意三个问题：1．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2．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3.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江青同志提醒大家注意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美蒋、苏修、日本特务的破坏。指出，“5·16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个很典型的反革命组织。

江青同志这一重要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最新指示，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对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新形势下行动的指南。

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九月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九·五讲话，正确估计当前形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2）《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八月三十二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篇社论剖析了在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派性高于党性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派性的实质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王国里的货色。派性高于党性，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对我们革命队伍的严重腐蚀。”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无产阶级党性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坚决反对派性高于党性。

（3）由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发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它高举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旗帜，深受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拥护。命令的发布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有效地制止了某些地区发生的抢夺军队武器，大搞武斗的歪风。

（4）江青同志讲话之后，学部王恩宇、洪涛一伙连夜开会到天亮 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讲话“是错误的”，胡说他们的反党集团是“革命的”，“三年十年要翻案”。并匆忙转移，销毁黑材料。假惺惺地表示也要揪潘梓年、吴传启。企图保存实力，东山再起。

九月七日 （1）市革委会发出坚决把外出串连人员召回的决定。

（2）北师大发生“九·七事件”。

九月一日，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师大刷出“打倒穆欣”“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引起很大震动。当晚谭厚兰对林杰问题作了错误的表态。

井冈山造反团拉出队伍宣布恢复活动。并于七日召开庆祝成立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派人参加了大会。

九月六日师大革委会常委会上决定谭厚兰同志七日上午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是原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所谓“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同志进行了非法的抄家，限制其人身自由。

七日上午八时，“专政委员会”中的某些人揪斗了谭厚兰，在北师大造成很大的混乱。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派人去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周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晚上，谢副总理派李钟奇去师大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的指示：

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

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

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

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市革委会当日对师大问题发布了通告：

一、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委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二、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三、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黄家林逃跑后没有抓住，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急动员起来追捕。

黄家林捕获后送军事指挥部（高楼317）

此令通告全市各革命组织。

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和市革委会的通告给企图颠复师大革委会的樊立跃之流当头一棒，是对妄想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老保们的迎头痛击。同时给那些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委会的人敲起了警钟，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党中央和市革委会对师大问题正确、及时、果断地处理，是对新生的革委会最坚决的支持，对北师大和其他单位革委会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对北师大“九·七”事件的处理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它体现了中央精神。

八日，师大井冈山战士在解放军和北航红旗战士的帮助下将逃到北航的黄家林逮捕归案。

九月八日 （1）七日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八日《人民日报》以三个板的篇幅登载了这篇文章。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象一发重型炮弹，准确而又猛烈地轰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篇革命的战斗檄文，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丑恶面目揭露的淋漓尽致，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文章最后结合当前形势给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六个十分注意。并点名批判了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给那些从极左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当头一棒。

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伯达同志曾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进行系统批判的第一篇，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

江青同志指出，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反复讨论决定的，要好好学习。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

全国军民热烈欢呼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纷纷座谈、学习、讨论，举行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

（2）北航革命师生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3）外交部王海蓉等十同志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大字报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九月十日（1）谢副总理在接见中学代表时，谈到“5·16兵团”，他说，“5·16兵团”所以坏，因为他们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解放军。“5·16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年青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为什么要批判它呢？因为还有市场，他们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2）中央气象局《红旗》兵团抓黑手纵队贴出大字报《谁是最大的黑手？——三十个为什么》，从许多方面怀疑谭震林是挑起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最大的黑手。

总理十六日接见农大东方红代表时说：“不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并赞扬气象局《红旗》对形势就认识得不错。说：“三十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性很严密，分析得很深。

九月十二日 （1）在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北京市革委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在万人大会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宣布判处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狠狠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革命新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

（2）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后）、林（来时）、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革命群众揭发、这个反党集团是去年十二月底成立的，四次掀起反总理的黑浪，他们始终把矛关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解放军。

九月十四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正在兴起。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和加强革命的大联合，是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

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九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九月十四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再谈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②农大东方红革命小将揪出了大叛徒秦化龙（原农口政治部代理主任），是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农大东方红的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表扬了农大东方红的同志们揪叛徒秦化龙的工作。“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

总理指出：“要继续批判谭震林”并同意在国庆节前批斗一次谭震林。经总理亲笔批示，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九月十六、十七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同志在十六日和十七日晚上分别接见了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的代表，转达了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说：“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两次接见中，中央负责同志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并对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作了十分尖锐、诚恳的批评，号召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多作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得到各高校革命师生的热烈拥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为革命小将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光荣的战斗任务，体现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小将们的亲切关怀和信赖。

这两次重要讲话大大促进了革命师生的大联合，推动了各高校的斗、批、改。

九月十七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社论再次传达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号召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大联合的模范。

②《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办公室通知：《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

九月十八日 ①在“一月风暴”的策源地上海，传出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新高潮已经出现。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一下达，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各条战线万马奔腾，在短短的几天内，全市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工人革命群众组织，基本是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他许多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迅速联合起来。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辉煌胜利——欢呼上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

上海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首都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大联合的东风吹向祖国各地。

②今天是林副主席发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阶段”的伟大号召的一周年。首都和各地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满怀革命豪情，纷纷集会，重温林副主席的指示，总结和交流一年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重大成果和丰富经验，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九月十九日 （1）首都驻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欢聚一堂，隆重举行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最新战斗号召的大会。会上，共同表示，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团结一致地搞好革命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最迅速的行动，最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谢副总理出席大会，勉励大家要认真学习江青同志讲话，使首都成为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2）《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九月十六日社论《让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吹遍全上海》。

11月中、下旬 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用就灵。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首都各条战线上革命大联合的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首都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其它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紧跟上。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解决了好几个月没有解决的问题。

▲北京针织总厂两大派组织的工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后，迅速克服了“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等错误思想，在十九日晚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北京橡胶总厂所属的十个单位的十五个革命组织，过去分裂成两大派，长期打“内战”，最近，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各作自我批评，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横扫“私”字，终于很快成立了统一的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的二十二个厂和两个行政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工人们兴奋地说，我们能够迅速联合起来，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领路。

▲首都钢铁公司所属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到二十一日止，全部联合起来了，钢铁工人们说，我们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指示，团结得象钢铁一般，挥动铁臂钢拳，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的一切流毒。

▲全市财贸战线十一个系统中，商业、服务、粮食、供销等系统的直属企业单位，在一天之内，绝大部分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北京化工厂举行了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会上，广大工人群众强烈要求革命大联合的愿望教育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我们再不迎头赶上，就要落在群众的后边！”于是双方代表连夜谈判，各作自我批评，黎明，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广大工人发动起来了，大联合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大联合的捷报接二连三地传来。

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向工人阶级学习，急起直追，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继原有十六所大专院校成立革委会之后，又有清华、人大、中国科技大学、轻工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医、师院等十多所大专院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和414总部的负责人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各自作了自我批评，达成了协议，二十一日晚召开了大联合的庆祝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特送去贺信。

▲二十日下午，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进行了亲密无间的畅谈，大家认识到实现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贯彻不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志，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的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为促进大联合，这两个革命组织于二十二日晚共同召开了洋溢着革命战斗友谊的大会。

九月二十一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中召开会议，六十二所大专院校革命组织负责人欢聚在一起，畅谈革命大联合的经验，体会和决心，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经过和体会，还未联合的学校的代表表示要尽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实际行动迎接国庆。

全市中学到二十一日止，已经有二百六十多所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工业、交通、邮电、财贸、教育、卫生等一批市级机关的革命组织在这两天也迅速地联合起来了。

在大联合的凯歌声中，北京街头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支左人民解放军报喜的队伍川流不息，三天之内，实现了大联合，前去报喜的单位就有八百多。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大联合的风暴席卷全国，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纷纷用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锣鼓响彻着大地，喜报映红了天空。

青海 西宁地区各系统都建立了统一革命群众组织，各州县成立了革命派联合组织，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集中火力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青海高原一派大好形势，青海革命大联合日益发展巩固。

安徽 安徽革命群众代表在九月五日首先直接听了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他们马上拍电报回去，传达首长的最新指示，各自揪出了黑手和走资派，合肥地区两大革命组织和解放军联合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原来“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革命组织的群众手挽手，肩并肩，一起上街游行。大联合出现良好开端。

山东 济南市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仅三天之内全市就有一百五十多工矿企业实现了大联合。

天津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给天津市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指明了前进的航向，仅两天的时间，全市就有八百多个工厂，企业和一百五十多个学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在杭州、青岛、呼和浩特、南昌，在伟大祖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闻风而动，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大联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革命大联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标志。

九月二十三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社论《巩固革命大联合，夺取新用利》社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必须从思想上巩固革命大联合。社论指出：在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之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继续存在，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继续存在。所以必须反复地深入地学好毛主席著作，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大联合。

②晚十一点，国庆游行队伍的前卫队、文艺大军、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习。

谢副总理、吴法宪等同志观看了演习？谢副总理指出，今年的国庆游行，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对我们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大检阅。并说，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革命小将，刘邓陶都参加了，今年他们的黑司令部被打垮了，这是今年检阅国庆游行的伟大意义。指出要苦练一周，把国庆游行搞的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

九月二十四日 ①《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口号”，同日发表社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到农业六好》

②国防科研、国防工业系统驻京单位近十万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大会，欢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粟裕、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出席了大会，聂荣臻副总理在大会上讲话说，只有思想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组织上的大联合才能巩固发展。

革命群众要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铲除小资产阶级派性，大立特立无产阶级党性。

九月二十五日 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朱红大字作了如下报导：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毛主席视察文化大革命的喜讯，象一声春雷，震撼着祖国万里山河，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红卫兵小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心情，纷纷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和各种庆祝活动。最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视察中，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接见了很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深入地调查，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对当前的形势，主席说：“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全国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指出大好形势的主要表观一方面是已有七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八个省建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在新年前还可以解决十个省市，这样到年底全国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了，另一方面，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了，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发动起来了，连一家中男女老幼也热烈地开展辩论。

主席对干部问题很关心，一再指示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举办学习班。不但干部要学习，红卫兵小将也要学习。

主席还讲了上、下级的关系，指示领导同志要接触群众不要有架子，要把上、下级关系搞好。

主席还作了“要斗私，批修”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指示，毛主席指出要进一步大力促进大联合的重要指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时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2、农口革命派在农大斗争了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急先锋，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三反分子谭震林。会上，革命小将，以大量的事实揭发了谭在一、二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为刘邓翻案的反动言行及在农口各部、各院校扶植保守势力，搞假夺权，残酷镇压造反派的罪行，还揭发了三月份以后谭通过他的秘书及三反分子江一真狗特务季宗权插手首都红代会制造两大派斗争的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谭不得不低头认罪，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志及总理联络员参加了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 （1）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在国庆前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正在北京学习的各省军事干部和在北京开会的一些省军区领导人。

毛主席的接见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最亲切的关怀，最巨大的鼓舞，最有力的鞭策，喜讯传开，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一定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2、首都革命群众数十万人最隆重、最热烈地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光荣使者——由谢胡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刘宁一、郭沫若、张春桥等同志到机场热烈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山鹰之国”的亲密战友们；带来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带来了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支持，阿党政代表团的来访，再一次显示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坚如磐石，显示了两国人民心心相连，这是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一个无比沉重地打击，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鼓舞。

3、国务院财贸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全面实现革命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周总理出席大会，他在会上传达了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并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大家问好，向大家祝贺。周总理说，希望你们紧紧跟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总理还希望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多做自我批评。去掉“私”字，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联合起来。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同志也出席了大会。

4、下午，经委、计委、民委各单位首次揪斗了薄一波的亲信，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反革命分子陈大伦（经委研编室副主任、《工交战线》主编），咚风（《经济研究》主编）。李富春副总理写信给计委，物委表示支持。

九月二十七日 （1）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政府首脑努马扎莱率领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到京，受到首都数十万革命群众隆重热烈的夹道欢迎。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到机场欢迎，努马扎莱总理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的这次来访，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和刚果（布）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2）上午，首都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北京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次坚决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会，判处了一批美将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九月二十九日 首都数十万革命群众最热烈欢迎来自反美最前线的亲密战友——由黎清毅、黄文欢同志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由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来自反美前线的越南战友致敬》九月三十日晚，周总理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隆重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十月一日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欢庆国庆十八周年佳节。

林彪同志在庆祝大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度地概括和总结了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指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林副主席并代表毛主席，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斗私，批修”，他说：“斗私，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并号召要大办学习班。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个编辑部发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热烈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总结了我们伟大祖国十八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成绩。提出了今后战斗任务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妄图复辟的一切阴谋诡计永远破产。

※ ※ ※

国庆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一系列伟大号召。

△七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两个月视察了三大区，调查了五省一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毛主席对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通知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指示：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高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班、级、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全国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热烈拥护这一通知，纷纷复课闹革命。

△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指示：

（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二）所有革命群众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照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全体人员立即掀起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所作的极为重要的指示的学习运动。通知强调指出：全军所有人员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必须坚决照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奔腾急，万马故犹酣！”

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伟大领袖最新最高指示的新高潮，一个以“斗私、批修”为纲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

无产阶级革命派初露锋芒！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忠于您，永远跟您走！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让您光辉的思想普照全中国，照亮全世界！

不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到克里姆林宫、白宫、之颠，我们死不瞑目！

让我们忠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让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记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发端至今，已经形成一条无比壮观的充满惊涛骇浪的历史长河。客观事变的进程已将它的异常丰富多彩，曲折多变的面貌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是恒古未有的最伟大的历史潮流！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最新最美威武雄壮的毛泽东思想史诗！是一部没有上书的毛泽东经典著作。

我们都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是，“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当此革命的疾风怒涛时期行将过去，一个全国范围的“斗私，批修”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运动正向着更深入，更艰巨的大批判，斗批改发展之时，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正在力求按照自己本阶级的需要来评述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妄图根本否定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根本否定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性的阶级大搏斗。

因此结合活生生的实践更深刻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更自觉更坚定地投身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更自觉更坚定地担当起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任务。这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前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革命责任。

事实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学习，总结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各种工作，便不能对当时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为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英明的战略思想，为着给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提供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轮廓的参考资料，我们进行了搜集的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并把它编写成这份大事记。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端应该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策略上来看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个发展阶段，即六个战略时期：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从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之前。这时期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与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等，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领导了史无前例的京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开端。

第二、舆论准备时期，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的制定，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黑司令部的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砍断刘邓黑司令部伸向军队的黑手，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并改组了旧北京市委，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挥中心——北京的安全。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了先决条件。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大毒草《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和对反革命“三家村”进行的严重的政治斗争，牵动了刘邓黑司令部的全身，暴露了长期埋伏着的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发动群众时期。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发表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的伟大战略措施，到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五十天的斗争是极其尖锐，极其艰苦，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来势异常迅猛的群众运动的勃兴和刘邓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跳出来残酷镇压革命从而彻底暴露了刘少奇、邓小平历来假革命、反革命的真面目。揪住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第四、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运动再发动时期。从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的革命烈火燃成一片，亿万革命群众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地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反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摧垮陶铸、王任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第五、夺权时期。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初《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前，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回党、政、财、文大权和刘邓黑司令部及其下属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夺权斗争。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公开跳了出来，从上到下地掀起全国性的“二月逆流”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革命小将，妄图从极右的方面来根本上否定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最残酷最剧烈的时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中央文革和全国革命造反派的英勇斗争，到三月底刘邓黑司令部的反扑失败了，刘少奇、邓小平被揪了出来，他们组织上的权力被彻底剥夺了。《爱国主义，还是买国主义》和《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发表则是我们这个阶段胜利的标志。

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大批判，这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战略决战。各地革命造反派反击了二月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顽固地表现自己从右方面或极“左”面目出现，操纵部分群众组织，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毁我伟大长城，造成天下大乱，取而代之，但是他们的阴谋统统破产了！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华北、华东、中南地区调查了六省一市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关于要“斗私，批修”要进一步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要大办学习班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国、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历史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战线阶段，发动的一年跨入了胜利的一年，神州一派万马奔腾的局面。

纵观上述几个战略阶段，充满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总的过程是：上边点火，从下往上烧。先斩断刘邓伸向军队的黑手，同时制造舆论，解决司令部的组织上的指挥权，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最深最广地发动起来，造成群众夺权的有利条件，自下而上的群众夺权，又造成司令部彻底夺权的基础，革命的大批判则实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夺权，以保障巩固和发展组织上的夺权。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据的单位，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这份大事纪，以北京运动为中心，而面向全国，在北京，则以高校运动为主线，它所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在大事纪里，我们力求反映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表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力求明确地表现出运动本身的阶段性。在一个阶段上，甚至同一个时期内，都有相类似的很多事件发生 我们则择其中对整个北京和全国的进程较为有影响的予以记述 其他从略。

客观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使象这种最简单的记述，也需要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取得比较真实的记述，至于历史进程中比较隐藏的成份，我们则先按照裸露的面目记述下来，有待于历史自己揭幕和给予矫正。应该指出的是，今年以来，特别是四月到八月这个时期，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复杂，异常尖锐，但由于这段运动发展。进程的本质还未全部暴露出来，而我们认识、理解这些东西也还需要时间。资料奇缺。所以只得采取择其重要的，暴露的比较明晰的事件，划一个大致轮廓。

主席思想我们学的不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理解不深，实践的范围极其有限，特别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很不了解，讨论、研究不够充分，又加学习班成立不久，时间仓促遗漏谬误之处，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批评指出，以备今后修正和补充，使之日臻准确和完善。

我们的初稿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上连载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视，许多工农兵同志、红卫兵战友热诚地给予批评帮助和关心，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最后还要说明，我们在大事记里引用的主席指示，一般是比较可靠的，但有些还未公开发表，希同志们切勿引用。


说明


一、基于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和广大读者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决定将《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纪》印成这本小册子。

二、本书原稿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又经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略加修改和补充。

三、本书是一九六七年底开始排印，在此之后，所发生的某些情况的变化，已来不及作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难免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在参阅对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和中央精神给予矫正和充实、并衷心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来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


江陈集团的幻灭——江苏一年来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大事记
《紧跟》战联《红色风暴》战斗队
1968.01.26



引言


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自上海兴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一场大决战，围绕着夺权斗争，江苏南京地区和全国一样，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博斗。


假夺权

(67年1月26日——3月5日)


在1.3事件中取得辉煌战绩的江苏、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乘“一月革命”风暴的东风，向以江渭清、陈光为首的江苏旧省委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江、陈集团预感到全面覆灭的命运即将来临，负隅顽抗，改变反革命策略，采用钻心战术(派专人在—九六六年十二月份从上海陈丕显，广东赵紫阳处取来的反革命经验)，用假造反打入造反派内部，搞反革命“三凑合”，阴谋策划假夺权。


假造反


一月十五日，陈光到南大慷慨陈词：“我要造反，要造江渭清的反!”这可把许家屯吓一大跳，急忙告江，并问：“陈光会不会变”，江安然答道：“不会的，放心好了”。

许家屯正是蒙在鼓里，一月十四日深夜，黑书记处开了一个绝密黑会，参加的除江、陈外，仅有李士英、包厚昌，彭冲三人，会上陈光为自己要“造反”表白一番：“你们放心好了，我晓得的我揭发，我不晓得的也不会冤枉别人”，江接着暗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是思想作风问题”，“作风问题可以揭”。江早就说过：“你们都不是三反分子，我也不是三反分子”。包厚昌表态：“我要站完最后一班岗”。彼此心领神会。陈光一再关照“这次会不能对外讲，否则人家说我们订“攻守同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黑会后，江、彭、许退居幕后，陈、李、包走到台前，以“造反”姿态往造反派内部钻，即所谓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江、陈还设下第三道防线，即陈扬一伙，准备必要时出来接替。

但陈光的假造反被造反派识破!1月16日被揪到南大挂上黑牌，这可急煞李、包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李士英改变路线，直奔×革总找杨华去了，政治大扒手杨华受宠若惊，当即拍胸说：“你们站出来，不要怕有人揪你们”。通过杨华的一番努力，李士英在17日受某造反派负责人接见研究成立“生产委员会”问题。接着李士英，包厚昌，陈扬钻进“生产委员会”。李士英回来后得意忘形：“这下好了，有头绪了”。第二天，李士英放大胆子去某造反派负责人家中“亮相”，阶级敌人假造反阴谋暂时得逞。http://www.wg1976.com


一·二六假夺权


1月25日，深更黑夜偷偷摸摸地搞了个没有大联合的少数人夺权，江渭清的老部下，旧交通厅副厅长，被某些人吹棒为“造反老人”的刘思明公开吹嘘“1.26夺权实际上我是总指挥，我们这次不是向江渭清夺权，而是向×××夺权”，杨华讲：“快夺，不夺×××要夺了”，早在一月十八日，李士英对×造反派贫责人说：“你们不夺权，人家就要夺了”。

夺权后，陈、李、包等人拼命叫好“1.2 6夺权大方向完全正确”，二月十一日，江渭清说：“1.26夺权好的，谁反对就把枪口对准谁”。

种种迹象表明，1.26夺权是受阶级敌人利用的假夺权，没有大联合的1.26假夺权受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抨击和反对，但立即遭到了白色围剿。

1月30日反夺权派被打成“新老保”。

2月5日“谁反对1.26夺权就是反革命”的大幅标语刷满南京城，但是反夺权派没有被吓倒，于是××日报，××电台也被动用来为1.26夺权叫好，打、砸、抢开始了。还提出了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动口号。

反革命两面派杜方平也跳出来，疯狂叫嚣：“把敌人(按：即指反对1.26夺权的人)的反扑打下去”，“要大搞武装大游行”，“要加强专政机构”等等，于是黑看守所也设立了起来。

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畏强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揪出了钻进夺权委员会的阶级异己分子耿兴等人，但是在阶级敌人的挑拨策划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分裂成为严重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三凑合


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视和关切，并立即邀集两派代表去京汇报。

陈、李、包混入了夺权派代表团赴京。

二月十日复辟资本主义急先锋谭震林插手江苏工作，在谭震林的授意下，陈李包三人竟然在北京又一次“密室亮相”成为“革命干部”。

二月二十一日谭震林正式提出要结合江渭清，陈、李、包得意忘形，原形毕露，陈说：“迟结合不如早结合”，前两天还在大骂江渭清的李士英说：“与江渭清结合保证没有问题”，并指着×××鼻子拍桌大骂：“你造谁的反，造到我头上来了”，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二月二十四日，陈、李、包与杜方平一起去探望江渭清，请江出来“三结合”，杜对江表示“一定尊敬”，同日，杜请陈、李、包上台帮助开好“三干”会议。

在此期间，陈光、包厚昌在京分别主持了三次生产会议，李士英骗取信任，列席夺权派代表团勤务组会议，并畅游颐和园，某些人还与陈、李、包合欢留影，“三凑合”丑剧在密锣紧鼓声中进入高潮。

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已觉察谭氏复辟阴谋，向中央文革写信揭发，在全国造反派共同努力下谭震林终于被揪了出来。

3月5日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双方代表团，作了重要的3.5指示否定了1.26夺权，戳穿陈、李、包假亮相丑剧，江苏实行军管，江、陈企图用“三凑合”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


“一边倒”

(67年3月5日——5月27日)


3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后、3月11日江苏军管会宣布成立，南京的文化大革命一派大好形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批黑修养狠批刘邓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高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日益陷入孤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五·二黑会


正在这个时候，陈，包反革命集团为了挽救他们即将覆灭的命运，利用广大干部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良好愿望，利用造反派内部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某些观点分歧，精心策划了一次臭名远扬的《五·二事件》。

五月二日下午和晚上，在商业厅举行的一次部分厅局长以上干部会上，包厚昌，陈扬，李士英三人赤膊上阵搞了“一边倒亮相”，陈扬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革总一边”，并狂妄地宣称“决不参加×××总部所召开的一切会议”。包厚昌拍着桌子说“今后决不参加×××总部的会议”李士英不仅如此，还疯狂地叫嚣革命的小将批斗和审查他的叛徒历史是“污蔑”“造谣中伤”“这种人决不能相信”等等。在一小撮叛徒的带动下，有五十二个厅局干部会上发言或发表声明“一边倒”

现已查明《五·二》一边倒表态的五十二人中有叛徒7人占百分之十二，三反分子八人占百分之十三，有严重问题的边缘人物有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二，共占总数57％。

这是一起极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次道道地地资本主义复辟的黑会。

他们为了策划这次黑会，进行了假亮相、拉一派，打一派，将一派捧为坚定的革命“左”派，将另一派打成“改良主义”，“新老保”大造复辟舆论，吹捧陈扬是一面“旗帜”，李士英“打不倒”，江渭清“政治上糊涂”，更有甚者包厚昌、陈扬等还为大叛徒张志强涂脂抹粉，开脱罪责。五·二黑会以后，在这些家伙煽动蒙蔽下又有100余名干部表态要“一边倒”。


大搏斗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心最红，眼最亮，《五·二黑会》一出笼就遭到革命小将的迎头痛击，在5月2日至6月2日，一个月期间进行了一场激烈大搏斗。

5月3日革命造反派去揪陈，李，包及陈扬，陈扬翌日凌晨一时潜逃。

5月4日李士英被揪至南大后，竟然拍桌捶胸自称为军管会干部、党员，向革命小将提出“抗议”，遭到吴大胜同志的严历训斥。

5月5日六人领导小组、十人指挥部成立，(由陈扬、刘史明，槐亚东，朱仁俊，胡翠华等人组成，实为老人串联会班底)至此，江渭清的第三道防线正式发挥作用。

同日陈扬在人民大会堂叫嚣：“有人说我挑动群众斗群众，完全是胡说八道”。

5月7日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南大斗争陈，李包，张等人，他们被迫供认，此次《五·二黑会》是由陈光幕后策划的(张仲良交待：4月25日张问陈光“目前两派斗争激化，我们怎么办?”陈光答：“我们还是要一边倒”，李士英当时也在场)黑会的真相因而大白。

5月9日张春桥、姚文元两首长到达南京。

5月10日晚在文化宫，陈扬，王野翔，朱仁俊，刘史明，槐亚东等数人帮助×××起草向张、姚首长汇报的提纲，出谋划策直至深夜12时，当讨论军管问题时王野翔献策说：“你的汇报太直通通，太露骨了，对军管会有意见要婉转一些，要用事实来说明”。

同日在反革命集团策划下×厂反对军管小组的“三绝丑剧”(即绝食，绝水，绝医)开始。

5月11日张姚二首长接见双方代表并听取汇报。陈扬等人对×××汇报大为不满，为了欺骗中央首长，陈扬，刘史明，胡翠华等八人当日下午写信要求张姚二首长接见，信由叛徒朱仁俊执笔。张姚二首长未予理睬。

5月14日张姚二首长接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在大会上申斥了《5.2》事件及《三绝》事件。张姚二首长讲话象青天一声霹雳，宣判了《5.2黑会》的死刑，一小撮反动派的变天美梦又一次焚灭，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死心的，他们删减歪曲5.14讲话，恶毒污蔑5.14讲话是株大毒草，并在他们的操纵，策划下5月17日派出一个所谓“告状队”去北京告张、姚二首长的状。

5月27日李士英这个躲藏在革命阵营内数十年的大叛徒，终于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了。当夜我无产阶级革命派乘胜追击，一举抄了十人指挥部成员及杨华的家，抄出大批资本主义复辟及反对军管会的罪证，分为四批陆续加以公布。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加心明眼亮，看出陈、李、包、陈扬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至此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革命造反派取得辉煌胜利而告一段落。


大决战

(67年5月27日——68年1月26日)


六月中旬十人指挥小组突然销声匿迹了。六月上旬徐智全家“失迹”，六月九日张子华潜逃，六月十七日胡翠华预言将有爆炸性行动出现，果然6.17，6.21，6.24连续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管会领导下的公安机关的政治事件。

这一小撮人狗急跳墙了，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他们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反革命策略的推行，这一阶段特点是利用造反派内部的极“左”思潮，刮起“揪军内一小撮”黑风，挑动反军倒许，毁我长城；煽动派性，挑起大规模武斗，企图利用一派，吃掉另一派。冲击军管下的专政机构——公安机关，则是推行他们反革命策略的一颗白色信号弹。


毁我长城


江苏实行军事管制，是对一小撮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阶级敌人恨之入骨，凭着他们反革命的阶级本能，必欲踢开这块“绊脚石”而后快。

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解放军支左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不满，无限上纲，扩大矛盾，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八月初省委一小撮走资派，陈、包反革命集团与反革命两面派杜方平，反许干将李仲麟之间终于组成了神圣同盟。

早在67午四、五月份这一小撮人就在群众中刮反军阴风说什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军管会也不是真实”，“现在矛盾处于量变状态”(胡翠华67年4月28 在纺工厅的形势报告)。说什么：(军管会内)路线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扶植保守势力，压制革命势力，煽动保守派与革命派作斗争，并一律归之为宗派斗争，在宗派斗争的幌子下，到条件成熟时，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朱仁俊四五月份手记摘录)。

他们知道许世友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紧跟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而许世友同志成为他们的攻击中心，他们最卑鄙的伎俩就是大造谣言恶毒地污蔑攻击许世友同志，说许世友同志要搞兵变，说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说中央首长如周总理江青等同志要打倒许世友等等。例如8月14日陈光以交待为名抛出了一份“关于我和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接触的一些问题”在这份材料中陈光放肆地攻击许世友同志，把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在《1.3》事件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赖得一干二净，还恶毒地污蔑许世友同志用“枪”指挥“党”，三反分子王彬(南京副市长)等人抛出大量反许“炮弹”，为江渭清翻案，华工副院长(9级少将)李仲麟(此人不容忽视)8月15日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表态“不打倒许世友，死不瞑目”，捏造历史说自己“与许世友一起长征过”(李于1938年入伍，而长征则在1934——1935年)，说许“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军倒许的急先锋杜方平更为活跃，8月7日公然说“我们揪军内一小撮，要做解放军的工作”(即煽动解放军起来“造反”)。


“黄金时代”


陈、包、张反革命集团在沪宁沿线各城市挑起大规模武斗的同时，南京地区在这一小撮人的挑动策划下自六月中旬后武斗逐步升级，不断加剧，如张志强以情报联络员身份经常出入某武斗指挥中心“120”，李仲麟则是指挥中心的首席参谋，刘思明则是“文攻”的核心人物，杨华负责“后勤”陈扬则“串联”干部，通过精心策划，武斗指挥中心抛出了“十二点指示”的黑行动纲领，提出了“武装保卫南京城”“打出一个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等行动口号，制订了“使用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主动出击，各个击破”，“先吃外围，后攻核心”等一整套战略战术，把另一派组织污蔑为“匪”。

被反革命两面派杜方平誉为“黄金时代”的八月，他们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江苏天下唾手可得，8月14日，刘史明在一个有73人参加的部分厅局长会议上得意忘形地说：“自从武汉出了陈再道以后，我们江苏是一片大好形势，×××组织肯定垮台了，这是1.26的光辉胜利”，随即抛出一份早已酝酿成熟的“三结合”名单，名曰“革筹小组”。

抄录如下以作历史见证。

主任：杜方平 付主任：杨华，陈扬等五人。常委：刘史明，胡翠华，徐智等人。

一年辛苦，总算没有“白忙”，封“官”许“爵”，此其时也。

反军反许，以武斗压垮×派，打出一个“革命委员会”来，终于接近“实现”，其实只是“一枕黄粱再现”，好景不长。


东风劲吹


正当这一小撮人手舞足蹈，利令智昏的时候，北京吹来了一阵阵强劲的东风

八月十三日以刘锦平同志为首的中央调查团抵宁，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江苏4100万人民的巨大关怀和温暖。

八月十二日中央文革批评了北京的“支派大会”的召开。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同志制止了上海“支派大会”的召开。

八日十六日江青、周总理批评了当前反军的极“左”思潮。

八月二十日海军党委来电反对“对许世友采取打倒的方针，对×××组织采取压倒压垮的方针。”

至此江陈集团、杜方平之流凭着他那反动的嗅觉已经预感到“垮台”的可能性，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再次掀起一股反许高潮——向许世友同志下“勒令书”，妄图挽救灭亡的命运，真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www.wg1976.com

《八·二五》拥军通告发布。

《九·二》周总理中央文革及张春桥同志从从北京上海两地发出命令制止号称20万人的“反许大会”的召开。

《九·五》命令发布。

《九·二八》指示象迅雷一样传遍大江南北，东风劲吹，西风衰竭，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开始土崩瓦解了。

在那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生死大搏斗的日子里，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他们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顶妖风战恶浪，抬头望着北京城，心中想念毛主席，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们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发出一遍又一遍的豪迈誓言“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赤胆忠心为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

毛主席说：“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他们运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分析形势，始终高举拥军爱民的大旗，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在阶级斗争的烽烟烈火中与阶级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值此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一周年之际，黄浦江畔又响起了一声春雷，《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的重要文章发表了，陈、包、张反革命集团被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战友对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也是对江陈集团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终于彻底破产了。


结束语


一年前的今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的派性搞了一·二六假夺权，一·二六以后，曾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忽然对立起来，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江苏南京地区发生了“内战”，连绵不断，延续了长达一年之久，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史，血的事实擦亮了我们的眼睛，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侵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吗?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黑手插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吗?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吧!



 	来源：《东方红战报》1968年1月26日。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形势大好　成绩最大--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初稿)
红代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政宣组
1968.02.00


上海市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了。我们选登了红代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政宣组编写的《形势大好　成绩最大——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中的第四节，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年来的一段。

 	编辑部

革命委员会好

(1967.1——1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上海的红色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过“一月革命”风暴的战斗洗礼，巍然屹立在祖国的东海之滨。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每当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展到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航向。

上海的红色政权诞生以后，浦江两岸，一片沸腾。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市革会的直接领导下，兴起了气势磅礴的革命大批判，宣判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死刑。在执行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中，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决心，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在全市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一切的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是最大最大的。

我们坚信，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着万里东风，为即将实现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英勇奋斗吧!


一九六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在这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高度赞扬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说：“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二月二日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又一次召开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上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当夜，欢呼上海最高临时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布满了大街小巷，一张张喜报也象雪花一样遍及整个上海。

三日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成立最高权力机构问题向有关同志作了具体的指示：“人民公社成立了，要对敌人专政，为人民服务。人民公社成立了，不是权夺好了，而是开始。夺权以后，我们成为当权派了，希望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姚文元同志说：“人民公社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贯彻群众路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公社就是专政的工具。”

同时张春桥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询问了一切情况后，作了最重要的最新指示。

四日 当晚，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亲自修改的夺权宣言和通令，最后讨论定稿。

五日 上海市最高临时权力机构诞生了!

上海百万革命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宣布参加上海最高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会上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判了旧上海市委、旧上海市人委的死刑，推翻了陈、曹之流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全市革命造反派、全市革命人民欢欣无比。但是陈、曹之流，及社会上牛鬼蛇神，却恨得要死，百般设法企图搞垮人民公社，攻击人民公社中的支柱上海“工总司”。他们首先采用了分裂工人造反派队伍的一手。

十一日 “工总司”正式发表《通告》。通告中明确地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起的大旗，决不容许任何人用比革命还要革命的口号来分裂工人造反派的队伍，不然，决无好下场。这给陈、曹之流妄图利用革命队伍中的矛盾，掀起反对上海市革会、反对“工总司”的逆流以沉重地回击。

十三日 上海各厂革命造反派战士自发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上海人民公社，坚决支持“工总司”的《通告》。

“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新师大人民公社”等革命红卫兵组织派出大批战士、宣传车到社会上进行宣传，表示坚决地站在“工总司”一边，坚决地拥护上海人民公社。

十四日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夺权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

二十一日 阶级敌人又使出了另一手，把矛头指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人民解放军。“工总司”等组织发出《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彻底打退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反革命逆流联合声明》。这份声明郑重指出：革命造反派相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紧紧团结在一起。

二十四日 毛主席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宣读了《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这天起，上海无产阶级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二十六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上体司”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张大字报尖锐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罢官运动，而是触及灵魂的运动，不但要革走资派的命，也要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

二十七日 市革会《关于整风的决议草案》下达后，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积极响应，展开了“边战斗边整风”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整风运动。

就在这个时候，原工人“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在郊区召开秘密会议，妄图乘造反派整风机会，混淆阶级阵线，颠倒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上海革命造反派密切注视，严加防范，敌人的阴谋未得逞。

二十八日 毛主席亲自批准全文发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工人杨富珍同志经过革命造反派的帮助，站出来造反了，并光荣地戴上了鲜红的“工总司”造反队袖章。

三月二日 《人民日报》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社论后，又发表了重要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在这两篇重要社论的影响下，全市万余名中学革命师生员工举行了誓师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决心“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

三日 《人民日报》登载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于二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的特大号喜讯。首都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在伟大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胜利会师这个喜讯，是对上海红卫兵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发表，文章痛斥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谬论，号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任何形式的新反扑。

七日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三·七”指示。《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重要社论。

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颁布了。

十日 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及时地发表了，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各基层运动的深入开展。

十一日 上海财贸系统万余名革命职工举行誓师大会，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大会，有力地推动了财贸系统运动的深入开展。

十三日 上海市政交通系统万余名革命职工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张春桥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春桥同志的讲话中强调指出：“革命群众组织的上一级总部应该支持和促进下面的基层单位实行革命派的大联合。”并且说：“总部不点头，就不理他，我们自己联合。”

十四日 上海郊区第一个县级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川沙县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在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同志代表市革会宣布批准川沙县革委会。

十五日 王少庸同志在市党校向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学生及革命工人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坚决与陈、曹划清界线。马天水同志也表示要彻底检查，并揭发了陈丕显两面三刀的罪恶行径。

十六日 《文汇报》发表《不准抹煞红卫兵的功勋》的社论，大长了革命小将的革命志气，重振了革命红卫兵的军威。

十七日 控江中学的革命小将通过短期军训，实行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大联合，建立了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控江中学红卫兵总部。

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的发表，在上海激起极为强烈的热浪。许多工厂的革命工人集队游行，热烈欢呼中共中央的来信。

这一天，在友谊电影院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大会”上，陈丕显作了极不象样的“检讨”，激起了到会革命群众的愤怒，王少庸、马天水等旧市委领导干部当即在大会上揭发了陈、曹大量的三反罪行，迫使陈、曹把狗头垂得更低了。

十九日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最大的热情欢呼中共中央给厂矿企业的来信，驻沪三军亦纷纷奔赴工业第一线表示祝贺。“工总司”发表《特急通告》，号召工人造反队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二十日 上海市第一个区级临时权力机构——黄浦区革委会光荣诞生。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代表市革会庄严宣布批准黄浦区革委会的成立。

二十二日 在中共中央文件的极大鼓舞下，首都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根据形势的发展、斗争的需要，“工总司”发布了《关于响应毛主席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决定》。这个决定说出了工人造反派的心里话，得到了广大造反队员的积极支持。

二十三日 “工总司”发表《给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封信》，希望广大工人革命造反派，立即响应毛主席最新号召，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特别要求“工总司”所属基层组织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在欢迎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大会上，王少庸同志的检查，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并一致同意王少庸同志参加市革会工业交通方面的领导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上海柴油机厂宣传毛泽东思想，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十五日 市革会和驻沪三军联合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系统誓师大会。会上张春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工业交通系统的广大革命群众。

二十六日 市革会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了整风报告会。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一个开门整风的群众运动普遍开展，上海出现了更新的气象。

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和调查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发动总进攻的进军号，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工总司”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告》，带头精简机构。

四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正式颁布。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也相继发表。给予犯过错误的革命小将莫大的帮助，他们从心底里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日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大会。会上揭发了刘少奇的滔天罪行。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四日 继续召开革命领导干部造反大会。会上，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同志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革命群众严厉批评。到会革命群众一致同意吸收马天水同志参加工交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还吸收了原市委的几位干部参加市革会工作。

六日 中国钟厂的广大革命干部以高昂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批判刘少奇黑《修养》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生产第一线指挥组。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伟大的创举。

八日 在大批判的浪潮中，长宁区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九日 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逝世二周年，街上刷满了“柯庆施同志永垂不朽”、“纪念柯庆施同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大幅标语。

十四日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上海市六女中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的报道，和《文汇报》四月九日的社论《再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向全国广播。全市大中学校十余万人冒雨集会，听取了市革会负责同志介绍市六女中经验的重要意义，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市六女中经验十分关心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全市革命小将。

二十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上海“工总司”赴京代表还向江青同志赠送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并托江青同志把赠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纪念章也带上，表达了上海一千万革命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

二十四日 上海柴油机厂召开全厂职工广播大会。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表示坚决支持上柴“东方红总部”，严正指出“‘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工总司”代表也表示：“我们坚决支持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的决定，拥护这个决定。”

二十五日 市工业系统第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市仪表电讯工业局革委会成立，马天水同志和“工总司”代表，解放军代表都到会表示祝贺。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连续两天在江湾体育场召开斗争陈、曹大会。在会上，陈、曹极不老实，上推下滑，企图抵赖，激起了到会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打倒卖国贼陈丕显!打倒大叛徒曹荻秋！”的口号声犹如山洪爆发一样。

三十日 “工总司”发表了《关于组织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这份解答写得及时，写得好。它顶住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股歪风，即借“归口闹革命”，达到瓦解“工总司”及其它革命群众组织的罪恶阴谋，陈、曹之流阴谋搞垮“工总司”的卑劣企图又一次象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五月一日 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到首都三百万群众中间，一起欢度“五一”。晚上，毛主席又和百万群众及来自五大洲的外国朋友一起观看焰火。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上海市革会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工总司”代表激动地代表一千万上海人民向毛主席敬送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纪念章。

《人民日报》在头版用红字发表了林副统帅为“五一”节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一天，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四月二十四日全歼两架入侵美机之后，又一举击落美机两架，向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报喜。

五日 上海电机厂隆重集会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厂视察六周年。

六日 上海的两报联合发表述评：《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淮海战役》。述评中认真地总结了上海三大回合电视斗陈、曹大会所取得的极其辉煌的战绩。柯庆施同志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捉出来”，现在，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斗争下，这最坏最坏的人——陈丕显、曹荻秋终于被揪出来了。

八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它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一贯膜拜资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

九日 “工总司”赴京代表向全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了汇报。广大革命群众听说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情绪异常激动，大家一致表示，要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毛主席报喜。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战士，在人民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充分显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力量!

八日—十日 电视斗争陈、曹已进入第四个回合。会议期间，还宣布了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应为“销”——编者注）陈丕显上海警备区政委的职务，至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所窃取的一切官职全部罢掉了。

十二日 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家伙的策动下，所谓的“新要总司”五月九日在劳动剧场成立，并发表宣言。这个组织的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而是企图挑起“上海第二次大乱”，把“工总司”、市革会搞垮。这一举动，遭到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群起而攻之，于是，这个刚凑成的“新工总司”亮了一个丑相之后马上就完蛋了。

十四日 上柴“联司”无故绑架上柴“东方红总部”负责同志，以对抗支左办公室的正确表态。

十五日 上柴“联司”二十余人又无理冲击“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公然向市革会、“工总司”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挑衅。

十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公开发表了。这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八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重要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前进方向。

中央军委任命张春桥同志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工总司”发出《工人阶级誓做大批判的主力军》一文，最最热烈欢呼中共中央《通知》的发表。并表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集中目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向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

二十一日 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进一步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上柴“联司”派出部分人员到市公安局门口要求释放因犯罪而被捕的卢、柏两人，这些人就在市公安局门口采取了静坐示威的行动，开始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策划已久的阴谋活动。

二十三日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上，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说：“抓紧这个学习来统帅我们的革命的大批判，来实现上海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使得我们上海在抓革命、促生产，在各个战线上都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来回答毛主席对上海人民的关怀。”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纪念鲁迅，革命到底》。

二十四日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市六女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很好，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搞得更好，坚持到底！”

二十五日 “工总司”邀请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提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工总司能够这样做，是很好的。”同时说：“这是很好的开始。”

这天下午二时，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听说先锋电机厂广大革命造反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十分浓厚，“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即将成立，就说：“工人劲头这么大，去看看他们。”

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重要文献：《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重新发表。《红旗》杂志第九期为此发表了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

二十六日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到二月份就建立了厂生产革命委员会的上海玻璃机械厂，和造反派战士作了亲切交谈，并作了重要指示：“当前的工作，还是把批判刘邓和黑《修养》搞到底，一定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今后的战斗任务。

二十九日 《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次公开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指出1966年2月出现的彭真的《汇报提纲》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六月一日 上海工农兵在伟大毛泽东思想武装下，拿起笔作刀枪，愤怒围剿三部反动影片，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燎原》、《武训传》、《不夜城》是党内走资派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

三日 革命小将对公安局门前无理取闹的部分“联司”成员采取了革命行动，竟遭到一些暴徒毒打。

趁着上柴“联司”企图制造上海的混乱局面的机会，旧市委宣传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永直、孟波的亲信和打手组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简称“共向东”)的组织。他们打着“关心党的工作”的旗号与原宣传系统老保组织挂钩，大搞秘密串连活动，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恶毒地散布“造反派不能坐天下”等极为反动的谬论。

四日 市革会六月二日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公开发表。决议总结了市革会成立以来四个月的经验，并指出，上海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仍很尖锐。

五日 《文汇报》评论员发表：《这是干什么》一文，文章指出：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某些头头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而是在“公安机关门口搞什么静坐示威，搞什么马拉松式的围攻”，是十分错误的。“联司”部分成员在群众的监督下，不得不撤离公安局，但以后连续几天下午派出一些汽车在市区进行流动宣传，把矛头对准市革会、“工总司”以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

六日 中央“六·六通令”发布，普遍在全市街头张贴。

八日 电视斗争陈、曹大会继续进行。会上，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陈、曹大量破坏移风易俗的滔天罪行。

九日 市政法公安系统和全市革命群众组织共同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市革会‘六·二’决议，加强治安工作誓师大会”，这个会大大地体现了群众专政的威力，给一切妄图破坏上海红色政权的小丑及流氓阿飞以严厉的警告。

十日 张春桥同志在“工总司”常委会上说：“‘联司’这个组织，目前在社会上干的种种事情来说，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十一日 张春桥同志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说：“目前，上海形势大好，从全国来看，上海形势最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威信较高。毛主席对上海很放心，要上海做中央要求的六个模范，我们应该从这个大方向努力。”

十三日 “工总司”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坚决拥护和贯彻市革会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定。

十四日 毛主席发出号召：“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这是我们伟大领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给我们指明方向的重要指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小将都拿出百倍的勇气朝这个方向前进。

这天晚上，“联司”却在人民广场纠集了一批人，召开所谓声援“联司”誓师大会，气焰十分嚣张。

十八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战时刻，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十九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海盛会纪念这篇经典著作发表十周年。

“工总司”举办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在市党校正式开学。

二十日 应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邀请，姚文元同志率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

二十三日 上海各报转载山东省革委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即十条)。《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一再指出：“山东省革委会这个文件很好，就在于它及时地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措施。”市革会在扩大会议上也制订了《坚决学习和贯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

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转载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并加了编者按，着重指出：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性，做无产阶级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二十六日 周总理于二十五日陪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到沪，在此期间，对市革会作了指示，并希望上海高等院校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等文章。

上柴“联司”自二十三日大量散发完全捏造的《警惕!!!一场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的阴谋计划》的传单，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这天又假借一个红卫兵的名义散发《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的传单，诬蔑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已开会决定在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为他们自己要施行的阴谋鬼计扫除所谓的“障碍”。

二十七日 车站码头大量积压物资突击疏运完毕，经济主义的恶果终于在全市军民的人民战争中肃清了。

二十八日 上柴“联司”坏头头杨仲池召开全体“联司”成员大会，作了“形势报告”，除了攻击市革会“六·二通告”是错误的，《文汇报》是造谣报以外，还公然叫嚣“再杀向社会”、“杀向公安局”、“杀向政法指挥部”。

二十九日 上柴“联司”坏头头一手策划的一场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爆发了。中午，“联司”成员不仅控制了电话总机，并派全副武装成员把守大门，开始围攻上柴“东方红”战士。晚上，十二时半又冲击市青年宫，严重违背中央“六·六通令”。

三十日 “工总司”等群众组织，发表《关于上海柴油机器厂目前局势严正声明》，严厉指出“联司”头头必须悬崖勒马，否则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行动。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发表。社论总结了我党四十六年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我们有毛主席这样最伟大的天才领袖而感到无比骄傲，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这天，“工总司”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灵魂》，表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就在这一天，虹口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三日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召开电视大会，揭发了大量材料，证明陈、曹是上海刮起投机倒把妖风的黑后台。通过这个会，也给上海近来出现的一股投机倒把的妖风以致命的一击。

六日 北京航空学院复课闹革命的消息传至上海，上海各高校闻风而动，一些大学革命师生欢欣鼓舞，立即召开动员大会，准备复课闹革命。下午，在市革会召开的“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上，全市革命派决心珍惜大好形势，排除干扰，把大批判、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推向新的高潮，夺取新的胜利。

七日 《工人造反报》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支联站必须解散》。并发表了关于上柴厂“六·二九”严重政治事件的调查报告。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六·二九事件完全是由‘联司’一小撮坏人勾结‘支联站’所预谋策划的。”

九日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认罪书”出笼，这是一份道道地地的假检讨、真反扑的“宣战书”。

“工总司”发表《珍惜上海大好形势，坚决顶住反动思潮》，狠批“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反动思潮。对‘联司’头头再一次提出警告。

十五日 刘贼的所谓“认罪书”出笼后，立即遭到全国军民的口诛笔伐。《北京日报》发表《痛打落水狗》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这场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十六日 《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发表。社论一再提出：革命小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并指出：“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奇怪的，也是不难纠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斗争中学会斗争。”文章最后以无限的热爱，号召革命小将“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在积极推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斗争中，在本单位的斗批改中，……创立新的功勋。”

十七日 “工总司”发表《关于进一步掀起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新高潮的紧急通知》。紧急通告中号召广大造反队员紧急行动起来，投入战斗。上海各条主要大街以及工厂、学校中都出现了大批判专栏，鼓舞、组织全市人民向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展开更猛烈的进攻!

《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四十二年前写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着重指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日 晚上，全市五十万人集会，愤怒声讨刘少奇的假认罪、真反扑的罪行。

上柴“联司”一小撮暴徒竟在这天又挑起血洗上柴“东方红”的严重武斗事件，致使上柴“东方红”战士二百四十余人受伤，还有九名重伤，九人不知下落。

二十日 《文汇报》转载了《南方日报》发表的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的遗作《炮轰陶铸》及《南方日报》的编者按语。按语高度评价了革命小闯将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并表示对陶铸欠下的血债一定要清算、偿还。

刘贼的所谓“认罪书”刚出笼，他在上海的爪牙陈、曹之流马上呼应，气焰十分嚣张，陈丕显竟然连检查也不肯写，狂吠什么：“你们造反派要斗我，你们就斗吧!几时斗好，我几时检查，现在我的方针是巩固、充实、提高。”曹狗头在一次斗争会上听到有人揭发他是个大叛徒时，竟暴跳如雷，公然向造反派提出抗议。进行垂死挣扎，以求一逞。

九日—二十日 交运联络站和“上体司”因一些误会，从九日至十七日发生了纠纷，致使社会上牛鬼蛇神、流氓阿飞及一小撮“联司”、“支联站”的坏人乘机混水摸鱼，妄图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双方负责人和广大战士在市革会和驻沪三军的帮助之下，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感到应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应当自己“打内战”，至二十日纠纷解决了，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二十一日 《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发出传单，指责“联司”在“七·一八”挑起严重武斗，并打死“东方红”战士——解福喜同志的罪恶行为。当天晚上人民广场集会，沉痛悼念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同志。王洪文同志讲了话，并宣读了市政法指挥部的通告。

二十二日 《解放军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引人深思的问题：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为此，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二十三日 近来，武汉斗争异常激烈，尽管中央一再发表社论，文件指出革命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可是当地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了保守组织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甚至连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也受到绑架和殴打，这激起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怒，上海革命派连日冒暑集会，支持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工总司”立即发表了《关于武汉问题的声明》，表明坚决站在武汉革命造反派一边，誓与中国的大大小小赫式人物斗争到底!

上海两报一刊的革命群众组织印发了“江青同志关于文攻武卫的重要讲话”。给上海革命造反派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组织了学习，并立即认真执行。

二十六日 全市革命派和驻沪三军，及在沪的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共百万人集会，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爪牙。

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四十周年。社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立下了新劳。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却说：“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社论，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八月一日 由毛主席创建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诞生四十周年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语录，《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都加了编者按语。按语一致指出：“在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支柱的伟大作用，建立了新的功劳。”《人民日报》今天还全文刊载了林彪同志一篇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不朽著作《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上海万余军民隆重集会纪念建军四十周年大会。这个大会充分显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壮气概。

二日 《文汇报》社论《刮它一场十二级台风》发表，社论指出：“目前，在上海出现了某些反动势力的集结，有一小撮阶级敌人组成了一个地主还乡团，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操纵了某些群众组织，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得的权，重新夺过去，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恢复他们的统治，专我们的政。”但是“谁准备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谁就必定被砸成齑粉。”

四日 《文汇报》社论《玩火者必自焚》指出：“‘联司’一小撮坏头头，已经把自己摆到了同上海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为敌的地位上。”这样搞必将彻底垮台!

上柴“联司”坏头头于八月三日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指使一批打手绑架和毒打市革会代表、人民解放军等同志，并砸了宣传车，烧毁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一起公开的、严重的对抗市革会蔑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的政治挑衅事件发生了。引起全市革命造反派极大愤慨。

“工总司”等十九个组织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对“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的法西斯暴行，必须给予最坚决，最沉重的回击!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十万人集会声讨“联司”一小撮坏头头制造的严重政治挑衅事件，并发动了强大的文攻武卫，捣毁了“联司”的老巢，严惩了“联司”一小撮坏头头。

晚上，大家纷纷奔走相告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联司”发动文攻武卫的战斗捷报：上柴重新回到革命群众手里，“联司”及“支联站”坏头头杨仲池、陈卜昌都被生擒。

五日 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声讨“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的罪行，群起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挑衅，受蒙蔽的“联司”和“支联站”的广大战士纷纷觉醒，并自动解散了“支联站”。

六日 本市各区先后召开公审大会，依法惩办一批罪犯。

中国赫鲁晓夫又一次“检查”出笼，公然把自己所干的卑鄙勾当推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群情怒不可遏，“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顷刻贴遍全上海。

七日 市革会八·五决议《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公开发表。

“工总司”发表《关于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的通告》，坚决回击了一些地区的保守势力，企图借砸“联司”、“支联站”为名，把造反派压垮，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阴谋活动。

九日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召开声讨陈、曹假检讨、真反扑的电视大会。

在大批判浪潮卷得更急的日子里，上海街头、工厂附近大批判的专栏越来越多了。

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副主席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当天晚上，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对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们一致强调革命形势大好，并郑重指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绝对错误的。

十三日 晚上，全市十万人集会，一致表示坚决贯彻市革会“八·五”决议，决心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

十四日 毛主席、党中央同意在上海报刊上点名批判上海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这是对上海革命造反派最大的支持。

“八·三”赴上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原班人马又一次到上柴宣传毛泽东思想，受到上柴广大革命群众和已觉醒的“联司”广大战士的热烈欢迎。

“联司”的狗头军师，“支联站”的坏头头“全向东”逃至武汉，被当地革命群众和上海前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依法逮捕。

十五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表，社论用大量事实揭露从中国革命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刘少奇总是想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的罪行。

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红旗》杂志及《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指出中国赫鲁晓夫是反党分子彭德怀的黑后台，是篡党、篡军、篡政的大阴谋家。

二十日 《红旗》第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第十二期《红旗》社论的错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还我长城”四字，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炮制第十二期《红旗》杂志社论的要害问题。

二十四日 驻沪三军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党篡军的罪行。

二十七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连日以来发表了数十篇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章。它们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在刘邓黑司令部的黑窝上炸开了。

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发表，掀起了举国上下拥军爱民的高潮。

“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和“工总司”杨浦区分部在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成立了“工总司”杨浦区联合指挥部。市革会领导同志和驻沪三军代表及“工总司”负责同志都到会表示热烈祝贺。

三十日 新生的上柴提前三天完成预定生产任务，向市革会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喜。

三十一日 《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党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发表。社论中一再指出：必须“反对派性高于党性”，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必须在“当前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决战中立新功，建新劳。”

九月一日 中央负责同志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重要战斗号令，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掌握斗争大方向。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都出席了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工总司”订出名为《千好万好没有解放军好》的“拥军公约”。

三日 市革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重要通告》，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

黄浦江畔大批判的热潮如火如荼，气吞山河。如今，不仅大街、小巷、工厂、田头办起了大批判专栏，还开展了家庭批判会，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批得体无完肤。

四日 在某部召开的庆功嘉奖大会上，张春桥同志告诉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精力非常非常充沛。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世界人民的幸福。

六日 《解放军报》发表调查报告：《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有力地揭穿了刘少奇的所谓“认罪”，无非是在反扑。

八日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全国报纸上登载了。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把运动又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表示，一定牢牢记住“六个十分注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防止从极“左”和右的方向来的干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三日 闸北区工人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工总司”闸北联络站，市革会负责同志和“工总司”负责同志都到会表示热烈祝贺。

十四日 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在广大革命群众中迅速传开了。

十五日 在最新指示的号召下，上海的形势越来越好，上海文艺界革命派、出版系统革命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十六日 “百川归海奔腾急”，近几天来，上海人民沉浸在大联合的欢乐中。难以数计的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和实现了大联合。上海进入“九月高潮”。

十七日 《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号召，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九·五”讲话。革命大联合的浪潮在上海卷得更急了!

上海全市十个区的工人革命群众组织基本上已统一了，并有83％以上的工厂实现了大联合。

十八日—十九日 工人阶级一马当先，红卫兵小将紧紧跟上，在这几天中，许多大专院校都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二十日 “工总司”等组织发出《关于举办“高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宣传周”的倡议》，要求全市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在国庆前后(九月廿七日至十月三日)到工厂、田头、营房、街上演出。

同天，“工总司”发出《加快步伐，实现革命大联合，迎接光辉的国庆节——给全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号召。

二十三日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人民拍手喜庆，阶级敌人胆颤心惊。

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的头版套红版面报道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在上海作了极其重要指示的消息。山河开颜人欢笑，“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贯长空。

二十六日 上海革命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红喜报满城飞舞，游行队伍竟日络绎不绝。

《文汇报》编辑部为此发表文章《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热烈欢呼毛主席的革命大联合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

十月一日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

林副主席在庆祝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中央两报一刊发表重要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上海五十万人隆重举行国庆集会，张春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转达了毛主席向上海革命人民问好的特大喜讯。

上海人民衷心感谢毛主席的关怀，决心以“斗私，批修”为纲，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六日 上海工交战士盛大集会最热烈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战斗号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同志就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在上海大批出现。“工总司”已办了两期，“工总司”的不少基层组织也举办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八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凯歌声中，在九月大联合的浪潮推动下，上海十个区先后成立了红卫兵军区。

十一日 由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谢胡同志率领的来自反帝反修第一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在康生同志的陪同下到达上海，张春桥同志在欢迎大会上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阿尔巴尼亚战友赠送了锦旗。

十三日 “工总司”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基层组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这些最新指示。

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下达。

十九日 《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十·一七通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新战斗号令，必须立即不折不扣地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

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大大地推动上海各个基层单位的干部工作，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

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发表后，在高校及中学中掀起了教育革命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　《人民日报》刊载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四日 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激发了上海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豪情，华东师大、同济大学都出现了复课闹革命的大好形势。

上海教育革命的风暴正在掀起，许多红卫兵小将和“老造反”表示，一定要在教育革命中立新功。

六日 林副主席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九日 《解放军报》在《抓好形势教育》的社论中，传达了我们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十日 “工总司”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形势教育的通知》。

十一日 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力推动下，徐汇区革委会成立了。

十三日——十四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了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三个会议代表以及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在京开会的同志。

十六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社论《要热烈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并刊登了毛主席的一段最新指示：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十七日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在教育革命的高潮即将掀起的前夜，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正式开幕了。

十九日 “共向东”蒙蔽了一些群众，召开了黑会。会上通过了三个“文件”，公然把矛头直指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基层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甚至搞反夺权。但是不到几时，《共向东》的阴谋即被革命造反派识破，揭穿了。几个坏头头很快被革命造反派揪了出来。

近来，在南京路、淮海中路等街道上出现了“炮轰××路”等等大字报，提出要砍掉“大店”、“名店”、“特色店”。这是某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企图转移当前斗、批刘邓建党路线大方向的一股阴风，当即受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驳。

大专院校红代会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张春桥同志到会，并作了指示，鼓励大家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广大红卫兵纷纷表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掀起教育革命的新高潮。

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文章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刘少奇是鼓吹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魁祸首。

二十四日 亿万贫下中农热烈欢呼中央二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发表，决心进一步广泛开展农村革命大批判。

上海十个郊县纷纷召开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罪行的大会。

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发表。

二十七日 近半个月来，全市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开展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二十九日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愤怒举行电视大会，猛轰狠打叛徒特务保护人陈丕显、曹荻秋。

十二月一日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二日 林副主席题词的喜讯在全国各地传开后，亿万军民表示一生一世紧跟伟大舵手毛主席，一分一秒也不离开毛泽东思想。

市革会召开了学习毛主席建党思想，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经验交流大会。张春桥同志出席了这个大会，并听取了东方红造船厂等单位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为中心，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经验。

三日 黄浦江畔，又一喜讯传来，上海工代会今天召开了。代表着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的一万多名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出席会议。在工代会的开幕式中，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出席祝贺并宣读了中央文革贺电，群情激奋，掌声雷动。市革会领导成员马天水同志也到会代表市革会致贺词。“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同志在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

五日 工代会胜利闭幕，大会提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战斗任务，并正式选举了以王洪文同志为首的“工总司”常委和委员共四十四人。春桥同志在闭幕式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大会最后还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七日 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授予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授予李文忠同志以“支左爱民模范”光荣称号。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他们的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圆满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赋予的“三支”、“两军”的伟大光荣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连续发出两份通告，决定从即日起查封各部、省、市、自治区、地、县驻沪办事处，并要求这些单位的办公人员一律回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八日 上海市革委会颁布了《关于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四排李文忠同志的光辉榜样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象英雄四排和李文忠那样，做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文攻武卫指挥部继七日查抄沪办后，对某些各地驻沪机构长期租用作为变相办公地点的旅馆、饭店采取了革命行动。两天的革命行动获得了辉煌的战果，经初步统计，主要战果如下：步枪、冲锋枪、手枪等各式枪支100多枝，步枪、手枪等各式子弹35，000余发，各式信号弹350发，燃烧瓶5瓶，电台，收发报机5台，报话、电讯、无线电话机5台，手摇发电机3部，匕首、大刀、长矛等凶器483把，国民党国旗、党徽、伪公章19只，黄色唱片712张，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外地转来档案39箱。“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各地沪办不仅非法收藏这些物品，还窝藏了走资派、资本家和四类分子，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

十日 近日来，流氓、阿飞活动又有所猖獗，严重地妨碍了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干扰了当前的斗争大方向。广大革命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对这一小撮坏蛋实行了群众专政，沉重地打击了流氓阿飞活动。

十一日 全市广大革命人民愤怒举行电视大会，揭发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沪代理人在工业系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篡党，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十四日 李富春副总理批阅了上海市革会关于文攻武卫指挥部查封沪办的报告，并作了三点指示：支持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革命行动，将人员调回整训，各部均应如此。

十八日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三次联合召开清算“联司”“支联站”坏头头罪行大会。会上不少单位都站起来进一步揭发“联司”、“支联站”坏头头杨仲池、全向东、陈卜昌，阴谋搞垮市革会的反革命罪行。一些原“联司”成员在会上反戈一击，有些原常委也作了交代。最后“工总司”王洪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排除干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九日 全市文攻武卫战士及红卫兵小将又对近三百家旅馆、饭店采取了革命行动。从查抄出来的大量罪证说明，本市不少旅馆、饭店已成为一些坏人盘踞的黑窝，走资派的避风港。虹口区当夜就查获投机倒把案件一百多人次，查获香烟二千多包，粮票七千多斤，毯子一百多条，黄金十四两，人民币一万多元，手表五只等等。

最近以来，革命群众横扫了流氓阿飞，痛击了投机倒把分子，维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

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社论及时地向亿万人民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二十四日 “工总司”召开了批判陈、曹破坏工运的罪行、肃清“赤卫队”流毒大会。在会上许多造反队员以切身的体会控诉了陈、曹分裂工人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径。五好工人杨富珍同志也揭发了陈、曹利用五好工人的名义欺骗毛主席的事实。这个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陈、曹之流的威风。

二十六日 在这光辉的日子里，本市又有一大批工厂革委会诞生，如上海钟表工业公司、大隆机器厂、求新造船厂、上海印刷五厂、上海电缆厂等，都在“斗私批修”以及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的最新指示鼓舞下，成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二十八日 市财贸系统工代会今天隆重开幕。

三十日 财贸工代会刚刚于廿九日胜利闭幕，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胜利开幕了。张春桥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了指示：“红卫兵要坚持毛主席的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排除干扰，根据边教学边改革的革命精神，闯出教育革命的道路。”

三十一日 新年前夕喜讯频传，上海无线电六厂、上海炼油厂等等难以数计的基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报喜队的锣鼓声震耳，迎接新的一年来临。

人民的新上海，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明灯照耀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飞跃前进着。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夺取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深切体会到：上海的大好形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上海革命造反派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去迎来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把上海建成永不变色的红形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来源：《一月风暴》丛刊第5-6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1-2月



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新疆大学星火燎原兵团《大事记》编写组
1968.09.05



目录


前言………………………………………………………………………………(1)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2)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唤起工农千百万，倒海翻江卷巨澜……………………………………………(12)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九六七年二月)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30)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九六七年九月)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85)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九月)

编后记……………………………………………………………………………(143)


前言


建国以来，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事实也正是这样，解放十几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严重、尖锐、复杂的斗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重的老路上去。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发动亿万革命人民向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斗争，打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使我们伟大祖国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上阔步前进！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经验，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篡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我国亿万革命人民，在中国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对于这场大革命恨得要死，他们拼命反抗，抛出一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扑灭这场熊熊的革命烈火，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命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彻底打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猖狂反扑，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两年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目前，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英勇斗争。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在新疆王恩茂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长期以来，紧跟中国赫鲁晓夫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明目张胆地抵制和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扶植操纵保守势力，利用他们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调动一切力量，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千方百计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紧跟刘邓的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刮起三月黑风，步陈再道之后尘，对革命造反派进行七月大屠杀，妄图用血腥镇压来打垮以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保持他们在新疆的反革命势力。

以“三新”为代表的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怕高压，不怕屠杀，顶逆风，战恶浪，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武、吕、张、伊、包，与王张之流展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击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斗争的胜利。未来的新疆一定是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新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便越是激烈和复杂，在新疆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今天，我们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一定要为夺取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斗争到底。

我们编写的这本《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是从这里边可以看到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与武、吕、张、伊、包，与王张之流浴血奋战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光辉斗争历程。

打倒刘、邓、陶！

打倒王恩茂！

打倒武、吕、张、伊、包！

打倒山头主义!打倒宗派主义！砸烂独立王国！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九月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1965年10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为了避免毁灭的命运，他们拼命地抵制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纠集了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炮制出了“二月提纲”，妄图把这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引向纯学术讨论的歧途，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16》通知，彻底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阴谋。紧接着，在6月1日毛主席又亲自批准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进一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从此，刘邓黑司令部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更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山头，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扼杀在它的摇篮中。

就在这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吕、张、伊、包及王恩茂、张希钦之流，严密封锁党和毛主席的声音，步步紧跟刘、邓黑司令部，最忠实地执行和贯彻了“二月提纲”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他们以学术批判为名，来转移运动的斗争大方向，继而又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公开地把矛头指向人民群众，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资产阶级专政高压手段的同时，又狡猾地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热爱，把自己打扮成党和政权的化身，去迷惑群众，禁锢思想，散布黑《修养》的奴隶主义毒素，把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象一潭死水。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光辉照到新疆的时候，新疆的革命闯将，立刻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召的鼓舞下，掀起了江涛海浪般的革命群众运动。爆发震惊全疆的“九·三”革命事件。揭开了新疆独立王国阶级斗争的序幕，使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一九六五年


9至10月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刘澜涛(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恩茂(原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公然严密地封锁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在西北地区抵制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9月29日，大野心家、大土匪贺龙以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分来到新疆，参加自治区庆祝国庆十六周年和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活动。王恩茂组织了极其隆重的欢迎。10月1日，在庆祝大会上，王恩茂为了抬高贺龙，在这个大土匪登上主席台时，竟别有用心地高奏《东方红》乐曲，并让广场中的团体操队伍展出“旭日东升”的图案，同时恶毒地砍去原来安排的“毛主席万岁”的图案。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贺龙在疆期间，更极力地扶植自己的势力，大树王恩茂在新疆的威信，与王恩茂狼狈为奸，妄图实现他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阴谋，在一次会上，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新疆就是要听王恩茂的话。”“自治区党委要以王恩茂为核心团结起来，生产兵团要以张仲瀚为核心团结起来，军区要以郭鹏为核心团结起来，这三个核心又要以王恩茂为核心团结起来。”

10月10日，由于旧北京市委被刘、邓及其爪牙彭真之流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透。因此，毛主席把发起批判吴晗的任务交给原上海市的一些革命同志。

11月10日，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但彭真、陆定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授意下，不许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在新疆，王恩茂、林渤民(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紧跟刘、邓，也以“等一等”、“看一看”为借口，有意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阻拦在新疆开展对吴晗的批判。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在《编者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北京日报》也不得不作了转载，但《按语》却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企图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的邪路上去。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内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在彭真所写的按语中竟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又说：“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极力掩盖问题的实质，猖狂地动员吴晗之流起来反扑。果然，吴晗于12月27日在《北京日报》抛出了一篇假检讨真反扑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12月12日，《前线》、《北京日报》发表向阳生(即邓拓)假批判真包庇的大毒草《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上去，以此达到包庇吴晗和他自己及其黑后台彭真反革命集团的目的。

12月21日，毛主席对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谈话，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2月27日，在全国许多省市报刊都已先后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以后，王恩茂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指使《新疆日报》在第三版上作了转载。


一九六六年


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新闻界以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30多名开会。会上由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2月2日至20日，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制定了重要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同志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指出：“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月3日至7日，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支持下，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炮制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于2月12日盗用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至全党。这个提纲完全违反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3月4日，王恩茂之流紧踏着刘、邓黑司令部的鼓点，极力贯彻彭真的二月黑“提纲”，由宣传部召集各大专院校、报社等单位党委负责人与部分理论工作干部开会。在王恩茂的授意下，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三反分子陆学斌在会上说，要大家吃透文件精神，从学术方面开展讨论。并说：“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后在政治上还不一致”，“不要象政协人物表态一样，光在政治上表个态”。会后，乌鲁木齐各大专院校及有关单位即开展了所谓学术讨论活动，自治区党委还责成宣传部具体负责收集掌握讨论情况，要及时向区党委反映学术讨论动态，忠实地贯彻执行二月黑提纲，对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

3月11日，林彪同志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多次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批评彭真炮制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出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都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3月22日至4月11日，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将覆灭的前夕，刘少奇趁出国访问的时机，在新疆停留三次前后共十二天，给他在新疆的代理人美蒋大特务武光(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及王恩茂密谋授意，妄图稳定他在西北的这个反革命政变的黑据点。王恩茂为此以区党委名义向全疆一连发出了五六个书面通知，要求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给予刘修特别隆重的欢迎。并开展所谓“热爱领袖”的教育，到处张贴所谓“刘主席语录”，为刘修大肆讴歌。在3月24日区党委的一次汇报会上，当王恩茂在汇报宗教问题时，刘少奇恶毒地猛然插话：“不要讲毛主席解放的，共产党解放的，还是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讲的，自己解放自己，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不要讲毛泽东恩赐的。不是提倡毛泽东思想吗？毛泽东思想有什么伟大呢？就是你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组织起来解放自己。”王恩茂对刘少奇猖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心领神会，随后就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上逐字逐句进行传达；刘少奇问题被揭发后，王恩茂又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修改常委会速记稿，明目张胆地把那段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原话改为：“不要讲一点好事都是共产党、毛主席恩赐的，毛泽东思想伟大即在于他要劳动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刘少奇在新疆期间，大肆放毒，作了许多黑指示，王恩茂对这些黑指示奉若圣旨，归纳成所谓“十点指示”进行传达。并大肆吹捧刘少奇，说刘少奇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的到来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对新疆各族人民是一次更大的鼓舞”。为刘修篡党篡政制造反革命舆论。

4月7日至19日，区党委组织各有关单位开展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学术讨论”。4月14日、19日在新疆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区党委直接主持召开了两次大型“学术讨论会”，批判所谓“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三反分子陆学斌在会上公开煽动说：“要畅所欲言，不要轻易戴帽子”。“现在急于给吴晗下结论是不合适的”。“不要怕，讲错了，充其量是反毛泽东思想，检讨一下就完了”。公然与刘邓黑司令部遥相呼应，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指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兴起”，“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4月20日前后，在自治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直接领导下，区党委政治理论研究室以所谓提供“学术讨论批判资料”的名义，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三十多篇汇编成册，书名《吴晗的〈海瑞罢官〉及其它》，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出版说明”中完全按照彭真的二月提纲腔调说：“对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已经逐渐扩展到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问题。”“它是我国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原则性的大辩论，是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次大批判。”可是，这本所谓“学术讨论批判资料”出版以来，王恩茂统治下的新疆各报刊，从未发表过批判吴晗的文章。这实质上是王恩茂之流借“讨论”之名，继续推销吴晗的反党黑货，以此来毒害群众，蓄意抗拒毛主席关于“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的指示。准备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上去。他们打着“以便讨论之用”的幌子，还准备“挑选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依次出版”(原计划出三集，第二集已排好清样)，极力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向右转。后因迫于形势，王恩茂之流才不得不停止继续贩毒的出版计划。

4月21日，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五个多月以后，王恩茂控制的《新疆日报》才第一次发表“批判”文章，但仍然有意回避“罢官”这个要害问题。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指出：文化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当前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5月7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光辉的“五·七指示”。指示说，无论是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学生，还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都要以本行业为主，兼做别样，都要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指示，给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完成斗批改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即江青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揭开了“三家村”这个大黑店的内幕。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这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后，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这是彭真“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的。《通知》系统地批判了《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对资产阶级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思想不准立”，“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在这个《通知》里，毛主席发出了伟大号召，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提出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5月21日，《新疆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公开对抗《通知》的精神：“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谈“自治区不仅有和全国共同的资产阶级黑线，又有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黑线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黑线。”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接着，五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王恩茂亲自主持召开了自治区第一次所谓“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王恩茂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为自治区党委和他自己大肆评功摆好。除对抗中央《通知》精神，大讲“三条黑线”以外，还特别强调“各级党委一定要切实加强领导”，他说：“我们要通过这次自治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通过你们这一批和其他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去发动、带领、组织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取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参加大会的所谓“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区级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些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通知》发出后的第十二天，王恩茂急急忙忙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其目的完全在于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以他为首的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过关。随后王恩茂把《新疆日报》五月二十一日社论和他自己的讲话指使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印成册，发行三十万份，在全疆以至全国大肆兜售他的黑货。

6月1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国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从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发此文时，增加了毛主席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6月1日至7月11日，在西安举行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王恩茂与大叛徒刘澜涛狼狈为奸，公然对抗中央指示，极力转移斗争目标，包庇、掩盖刘、邓的黑爪牙彭、罗、陆、杨及其在西北地区的代理人刘澜涛、汪锋等的反党罪行，相反，却大肆吹捧刘少奇。王恩茂在会上胡说什么“刘少奇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并在他为会议起草的文件中说：“学习刘少奇的著作，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次会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在西北地区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了一整套行动计划。会议期间，有人揭发了吕剑人的问题，王恩茂竟阻止登简报，不许向下传达，企图继续保护吕过关。与此同时，王恩茂还亲自与刘澜涛策划，组织参加“财贸群英会”的代表充当工作组成员，去交大镇压学生运动。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说：“当前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是从思想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斗争，是从思想上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区党委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视若洪水猛兽，立即由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关欧洛(王恩茂的心腹)出面，向各高等院校党委书记作了紧急指示：“领导不作号召，不提倡声援北大七同志”，“写大字报不作动员”；“掌握学生动态”；“注意防止坏人借题发挥的事情”；“课不能停”等等，妄图扼杀自治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

新疆大学部分革命师生给校党委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校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竟污蔑他们的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动员令。骂他们是“右派翻天”。六月三日，王恩茂的忠实爪牙吕剑人(原区党委常务书记，大叛徒、三反分子)唯恐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新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身上，急急忙忙赶到新大，召开黑会，胡说什么：“我们的重点主要是参加批判邓拓、吴晗的斗争……”，“在运动中出现一些坏人不要怕，出现问题组织大家讨论”，阴谋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镇压学生运动。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校党委。

6月中旬，刘、邓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派出大量工作组，妄图一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刘澜涛伙同王恩茂在西北局第三次扩大委员会上，大肆吹捧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镇压西北地区革命群众运动。自治区党委根据王恩茂的电话指示，决定立即给高等学校和“问题严重”的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秉承刘、邓旨意，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号召抓“三条黑线”，查教师的文章、讲稿和学生的笔记本，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群众。

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按语》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文献。”“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王恩茂在西北局纪念“七·一”的大会上，大肆吹捧刘少奇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经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吹捧大叛徒刘澜涛说：“西北局自成立以来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大决战的紧要关头，王恩茂如此肉麻地吹捧刘少奇和刘澜涛，绝非偶然，这是王恩茂一贯尾随刘少奇，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突出表现。

7月16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乘风破浪，畅游长江。喜讯传来，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为毛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欢欣鼓舞，同声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7月31日，王恩茂在给区党委的电话中指示说：“党员要听党的话，不听应按自动退党论，团员应按退团论。”“涉及上级党委组织的问题，不准用大字报。”大肆贩卖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从组织上控制群众，蒙蔽群众，公然以党的化身自居，向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

8月1日至12日，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8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隐蔽在党内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发起全面反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0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2日发表了全会公报。全会确定了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会文件，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建军节的社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8月4日，王恩茂跟随刘少奇、刘澜涛到北京建工学院蹲点，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该校的文化大革命。

新大、八农校党委和工作组秉承王恩茂的旨意，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数百名师生员工家属打成“黑帮”、“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滥施体罚，戴高帽子示众，有些还编入劳改大队，监督劳动。

8月6日，毛主席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命令撤消全国学校里的工作组。自治区党委被迫宣布撤消各校工作组。但却改头换面，留下了所谓三大员(观察员、联络员、巡视员)。这是王恩茂之流对毛主席司令部的阳奉阴违，尾随刘少奇继续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罪恶行径。

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这是全国和全世界政治生活中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喜事。它宣告了刘少奇及其走卒妄图阻挠全世界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

8月8日，自治区党委宣布撤消反党分子刘肖无(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不久前刚被王恩茂提升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批判斗争。他们别有用心的定调子，把刘肖无说成是：“自治区文化界黑线总头目”。这是王恩茂、林渤民之流迫于当时形势而采取的“舍车马保自己”的骗人花招。

8月18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次检阅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8月20日以后，首都红卫兵纷纷走向街头横扫四旧，接着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

8月22日，在新疆军区生产兵团广大革命职工揭发了大特务、三反分子张仲瀚(原兵团第二政委、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区副政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大量的三反罪行后，王恩茂却仍然在兵团党委常委会议上说：“张仲瀚是拥护毛主席，跟毛主席走的。”“张仲瀚有问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现在还不能定。”公开包庇张仲瀚，为他开脱罪责。王恩茂是三反分子张仲瀚的黑后台，事实确凿，岂容抵赖！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同日，还发表了赞扬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大立四新的社论《好得很！》

乌鲁木齐地区的红卫兵小将开始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王恩茂迟迟不向广大干部、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传达会议精神，拒不宣传和执行《十六条》，相反，却在乌鲁木齐市各大、中院校文革筹委会及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大讲他自己的所谓“十三条意见”，说什么“要打得准，而不要打击得宽了”，“在斗争中要组织大家学习《二十三条》特别是第五条的第六点，(不要逼供信)”等等。闭口不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定调调划框框；千方百计束缚群众手脚，明目张胆地对抗《十六条》。

8月25日，乌鲁木齐第一中学“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中造)”成立。一中造踢开了工作组一手操纵的、运动群众的绊脚石“一中文化革命筹委会”，坚持自己闹革命，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27日，库尔勒二中红卫兵小将炮轰州党委，贴出“自治州党委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并召集州党委常委训话。党内走资派立即调动千余名不明真象的干部和工人围斗红卫兵小将，接走州常委，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企图一举扑灭库尔勒地区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641地质队工人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斗争，也因此被打成“反革命”。

8月30日，乌鲁木齐第一中学“文尖兵”革命小将在人民广场贴出“无产阶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首揭区党委”的革命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射向以王恩茂为首的区党委的第一颗炮弹，它震动了整个乌鲁木齐。王恩茂惊恐万状说：“不能小看这张大字报！”叫当时正在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三干会各组立即商讨对策，将“文尖兵”的大字报铅印三千多份散发各地，组织批判。

来疆串联的清华大学、北京36中等学校的红卫兵要王恩茂贴大字报引火烧身，在广场开辟大字报园地。王恩茂盛气凌人地说：“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8月31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五十万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来疆串连的清华大学、北京36中红卫兵，坚决支持“文尖兵”的大字报，并在人民广场贴出《炮轰司令部——区党委》，《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区党委、衡量王恩茂》等巨幅标语。广大群众热烈响应，群情激动，一场群众革命运动的暴风雨迫在眉睫。

王恩茂迫于形势和广大群众的压力，贴出寥寥数字应付场面的大字报。全文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区党委，欢迎大家批评，欢迎大家贴大字报。”

在自治区党内走资派的授意和策划下，自治区气象局“东方红”战斗组，首先贴出大字报攻击革命学生，咒骂“文尖兵”的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反革命的号召书”。


唤起工农千百万 倒海翻江卷巨澜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九六七年二月)


“九·三”革命事件的爆发，打破了新疆文化大革命万马齐喑的局面，点燃了广大革命群众对党内走资派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火焰。“九·三”革命事件，形成了新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集中地表现了长期蕴藏在革命群众内心深处的革命造反精神。“九·三”革命事件的斗争方向，就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九·三”事件的革命精神，就是新疆广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

“九·三”后，新疆两条路线的斗争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很快就展现了出来。这时，新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人数来说虽然仍是少数，但是由于经过了“九·三”革命事件的洗礼，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队伍，构成了王恩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因此，随着“九·三”革命少数派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武光、王恩茂之流也疯狂地积蓄力量，从上而下组成了保守派别，向人数尚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了反革命的大围剿，妄图扑灭“九·三”事件所撒下的革命火种。“九·三”以来的革命“少数派”在王恩茂所组织的反革命围攻中，以无限的赤诚，紧跟毛主席，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与王恩茂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的搏斗。

正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疆猖狂泛滥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在10月1日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召。新疆自“九·三”以来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冲破了王恩茂所布下的重重障碍，对准王恩茂所顽固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黑色堡垒——区党委，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且，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组成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新疆红二司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历史标志，也是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由于红二司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紧紧把握住了斗争大方向，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集中地代表了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迅速赢得了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全疆组成了一支足以冲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重包围的政治势力。在这一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群众思想大解放，革命力量大发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渐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

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又爆发了向兵团党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进攻的“12·19”革命事件。这个革命事件，是“九·三”革命造反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12·19”以后，由于工人运动的兴起，并与学生运动的合流，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迅速地出现了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高潮。在这新高潮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新疆以红二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25”夺取了被刘少奇在新疆的代理人王恩茂、武光一伙所篡夺了的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

虽然，“1·25”夺权是不成熟的，有缺点的，但是，它的大方向却始终是正确的，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由于“1·25”夺权，进一步揭开了新疆独立王国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王恩茂之流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便在其黑后台谭震林的指使和支持下，配合二月反革命逆流，在新疆刮起了反革命复辟的三月黑风，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从此便在天山南北全线开始了。

9月1日，在王恩茂的授意下，××某些领导违背军委总政不许解放军官兵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成立了“714”办公室，其任务是：监视革命少数派中的“尖子”；调动群众围攻革命师生；编印《人民广场辩论简况》，向区党委、××党委、××文革汇报群众运动情报，镇压群众运动。

9月2日，乌市五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王恩茂在讲话中，避而不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扭转运动的大方向，破坏文化大革命。参加大会的本市和外地红卫兵小将当即发现王恩茂讲话中的这一严重错误，表示强烈不满。

9月3日，“九·三”革命事件。王恩茂“九·二”讲话有重大原则错误，报上登的与原稿又有很大出入，第一师范、八中等校以及北京来疆串连的部份革命小将为批判王恩茂“九·二”讲话，多次向区党委交涉索取讲话原稿或听录音，但均遭拒绝。革命小将千余人忍无可忍，当晚在区党委院内静坐抗议。王恩茂对此置若罔闻，仍然拒绝交出讲话原稿，小将们义愤填膺，四日凌晨宣布绝食，乌市各大中学校革命小将纷纷前往参加。这时王恩茂立即召开区党委书记处紧急扩大会议，策划镇压革命小将；调动了许多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包围了绝食队伍；“三干会”的代表也隐瞒身份，纷纷混入绝食现场，进行分化瓦解；市有线广播站从早到晚连续广播所谓区党委“革命干部”的文章《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对革命小将静坐绝食的革命行动大肆诬蔑，极力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革命小将。但是革命小将并没有被这种气势汹汹的围攻、谩骂和恫吓所压倒，他们顶逆风、战恶浪，坚持斗争，王恩茂迫于形势，不得不于五日凌晨出来接见，但他心怀鬼胎，怕得要死，在接见时戒备森严，大批护卫前簇后拥，如临大敌，躲躲闪闪，不敢面对革命小将，几分钟内便狼狈不堪地逃进区党委大楼。

在王恩茂、武光、吕剑人、张仲瀚的指使下，××、兵团及区级机关大批干部被动员组织去广场围斗革命小将。革命小将仍坚持斗争，坚持四大，动员群众，向以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掀起了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高潮。

王恩茂、吕剑人、祁果(原区党委书记，反革命两面派)林渤民、杨克(原区党委秘书长，王恩茂的亲信)及书记处办公室、秘书科秘密转移到××办公楼，把××作为他们躲避群众运动的防空洞和镇压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部。

××某些领导人在王恩茂的授意下，接管了乌市有线广播站，从××文工团抽调广播员，由“战胜报”派去编辑，并提供设备，专门对付革命小将，破坏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

××某些领导人，召开驻乌市部队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王恩茂的黑指示。宣布了红卫兵小将的“八大罪状”。说“区党委是红色司令部，王恩茂是红色司令员，谁要轰，就是方向错误”等等。

“九·三”事件发生后，王恩茂急忙求救于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电话中问：“我们写了不少报告，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陶铸说：“报告都看了，对你们的报告没有什么意见”，“你是革命左派，怕什么。……”

9月4日，新疆地质局水文地质大队68名革命职工在人民广场贴出宣言：“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

中央给区党委发来关于保护赛福鼎的电报。王恩茂之流为了保自己，不及时公布电文，却把它篡改为“王恩茂同志十七年来，一贯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路线”，在各单位普遍广泛传播，并组织写成大字报和出动宣传车大肆宣传。紧接着，“红色堡垒区党委，红色司令王恩茂”，“保卫区党委”的标语到处皆是。

王恩茂指示由××宣传部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人组成的“革命先锋战斗小组”成立。这个小组，专门炮制一些“高级”铅印传单，污蔑谩骂革命小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传单夹在《新疆日报》中向各地广泛散发。

××副司令员、××党委第二副书记郭×在××党委会议上说：“他们(指革命少数派学生)要是把王恩茂打倒了，那下面的州、县委书记全完了。我今年快满六十了，活也活够了，豁出这条老命也要保住王恩茂。”

阿勒泰专区的有色局三矿、706地质队和地质局四大队的数百名革命职工，表示坚决支持东方红中学的革命少数派学生给阿勒泰地委贴大字报的革命行动。但王恩茂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革命群众运动视为洪水猛兽，尤其害怕工人运动的兴起。王恩茂亲自给阿勒泰地委发出保护其爪牙三反分子黄浴尘的六条指示，说黄浴尘领导的“阿勒泰地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把地质局和有色局的革命少数派职工全部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围斗，妄图把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镇压下去。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林渤民代表区党委在宣传会议上说：“这些学生(指少数派)不是造资产阶级的反，而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不是方式方法的错误，而是原则的错误。”确定调六十余辆宣传车有组织地围攻革命小将。在区党委统一布置下，全市各单位对来疆串连的革命少数派学生拒绝供应笔墨纸张、印刷工具等一切宣传用品。

区党委成立“广场大辩论指挥部”，由大叛徒吕剑人、美蒋大特务武光、田仲(自治区人委副主席、王恩茂亲信)负责指挥，从5日至11日，每天组织上万人日夜不停地轮番围攻革命小将。××党委派群工部部长王文才负责，让政治部文革办公室改头换面成立一个宣传办公室，统一组织全市的宣传车，直接围攻革命少数派。

根据王恩茂的指示，公安厅向各学校和红卫兵接待站派出二十多名公安干部，成立“广场工作组”监视革命学生行动，探听学生动态。

9月6日，区党委书记处决定由林渤民出马组成三人领导小组和神密的“02”号办公室(设在老军区政治部二楼二号房间)，使用特务手段，搜集各校情报，镇压学生运动。

根据王恩茂的指示，区党委并在乌鲁木齐县委设立“联络站”统一调动乌市郊区大批农民到广场和学校围攻学生。

9月7日，毛主席指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准各地这样”，“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这一英明指示发出后，大长了革命学生的志气，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恩茂一面对群众严密封锁毛主席的《九·七指示》，一面玩弄两面手法，明目张胆地欺骗中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放军官兵按总政规定没有参加辩论。”

军区政治部主任金忠藩秉承王恩茂的旨意，在乌市驻军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上大放厥词，说：“‘九·三’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学生发反革命宣言，搞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串连。”

9月9日，在王恩茂的指使下，为了破坏学生运动，由陆学斌主持召开所谓“乌市地区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乌鲁木齐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其顾问何家产(军区参谋长)在会上大放厥词，为王恩茂评功摆好，打保票。

区党委抽调区级各机关三十多名干部成立“专业辩论队”围攻革命少数派学生，由区党委秘书长杨烈光、乌市市委书记任戈白担任指挥，军区副政委熊晃指示他们说：“从全国来看，新疆军区是同地方党委关系最好的一个军区，我们就是要保护王恩茂。”

在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上，王恩茂说：“我认为，一、广场的辩论还要好好组织，昨天说辩论重点要转移到学校，现在修改一下，不能转，广场仍是一个辩论中心，还要狠抓，要加强；广场辩论要有基本力量，即工农兵和机关干部，也要有学生；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主席团，当主席的人要有水平，要坚强，要占领讲台，要加强辩论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吕剑人、田仲、铁木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熊晃、曹达诺夫等同志负责。二、学校辩论也不能放松……”顽固对抗毛主席的“九·七”指示，继续组织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此后，对革命小将围攻更加残酷，有的同学被“车轮战术”围攻长达十七小时之久，不让吃饭，上厕所也要刁难。

9月×日，吕剑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广场的大辩论“是革命与反革命性质，当前是集中力量反击敌人，把左派力量组织起来，站出来打垮敌人的进攻。”“对敌人的情况要了解掌握”，“各地指挥所(指围攻革命学生的指挥所)要联络好，上下要通气。”

9月11日，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九·七指示”精神，作出关于不准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反对学生的四项规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王恩茂对毛主席支持的革命的大串连怕得要死，竭力阻挠和破坏。他说：“要采取措施，哈密以东设立检查站，有组织、有介绍的让进，否则不让，在乌市复查，已经到达的2400多人要清理，清查出黑五类要送走。”宣扬反动的血统论，妄图巩固他的新疆独立王国，抵制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革命师生经过艰苦斗争，开出了全乌市革命少数派的第一辆宣传车，宣传当日《人民日报》社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区党委立即调来几辆宣传车整整围攻一夜。

革命少数派学生在第一师范举办“‘九·三事件’真相报告会”，在遭到八一中学“红卫兵”野蛮冲击后举行了抗议游行。

“革命先锋战斗小组”加紧反动宣传，连续炮制了《这能叫做方向错误吗？》《看!究竟哪一些人的方向错了？》《怎样正确认识当前的这场大辩论》等十几种“高级”铅印传单，恶毒咒骂和攻击革命小将。传单一般由林渤民审查，有些由王恩茂亲自命题修改定稿。向全疆和全国各地大量散发。

9月12日，区党委迫于毛主席《“九·七”指示》和中央压力，以“促生产”和“事实真相已辩清”为借口，决定不再组织干部、群众去广场“辩论”。转为在各单位内部组织各种形式的“辩论会”、斗争会，围攻革命少数派。王恩茂说：“中央民族学院学生是个顽固堡垒，下定决心要攻破它。”于是，组织了以曹达诺夫、铁木尔等为核心的小组，率领一批民族干部专门围攻和分化瓦解来疆串连的这些学生。

王恩茂在传达区党委常委会议精神时叫嚷：“我们认为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少数派学生“把方向搞错了”，“这一小撮人不是革命的行动”，“广场大辩论是符合十六条的”，“不是斗争会，根本谈不到群众斗群众，没有规定那一个人为斗争对象”，“辩论开始是自发的”，“十六条没有规定工农不参加辩论”。在军区召集的驻乌市科、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金忠藩秉承王恩茂的旨意说：“毛主席的‘九·七’指示和党中央十一日的规定，指的是青岛、西安，而不是指新疆”。在这里，王恩茂歪曲事实真相，疯狂对抗毛主席“九·七”指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13日，王恩茂在作报告时说：“这少部份人方向错了，不管是外地来的或本地的红卫兵，我们都要反对。”“这些人自己把自己摆在反革命的地位了。”“亲自出马，穷凶极恶地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

王恩茂御用组织大量翻印转抄联动分子宋要武等人写的《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为把革命少数派学生打成“一小撮坏人”大造反革命舆论。

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同志在接见大会上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林彪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粉碎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所推销的“怀疑一切”的阴谋。王恩茂之流却借此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反诬革命小将“炮打区党委就是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声言要粉碎革命小将的“阴谋诡计”。

地质局水文大队的革命少数派职工在人民广场贴出了《宣传车的真相》的革命大字报，无情地揭露了以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党委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罪行。王恩茂之流因此恨之入骨，竟把水文大队的68名革命少数派职工打成反革命，围斗达30天之久。

所谓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赴疆串连大队”四百名红卫兵，到达乌鲁木齐，王恩茂为了保自己，采取欺骗、拉拢的手段，挑动学生斗学生的手法，派大特务武光前往欢迎，在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第二天，《新疆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在他们到达的前几天，由区党委统一布置，大肆宣传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真正的红卫兵”“这四百名是正规军，以前来的是杂牌货”。欢迎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王恩茂接见了“赴疆串连大队”的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介绍了所谓新疆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九·三”事件的由来和发展，以前来的北京学生如何闹事，区党委如何组织了工农群众、干部参加辩论。最后以哈密瓜和马奶子葡萄大肆款待、收买、腐蚀群众，企图拉一派打一派，保护自己过关。

王恩茂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要支持各学校左派力量的大联合，九月六日二中和八一中学联合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发表了一个公告，这是很好的，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要保护他们，支持他们，使左派力量越来越大。各个学校的左派力量联合起来成为压倒优势，右派学生想搞什么就搞不成了。”当天，王恩茂之流一手扶植的全市性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成立，其呼吁书宣称：“‘九·三’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恩茂，“不但要保，而且要保到底。”

9月16日，王恩茂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恶狠狠地说：“领导群众揭发牛鬼蛇神，”“对一小撮打击之”，“新疆和陕西、甘肃不同，他们犯了错误，我们没有犯错误”，“观察员要站稳，不要动摇，派一批干部钻到学生中去”，“搞好大字报，加强政治宣传，大辩论暂时停止”，“骂就让他骂够，今天更加放手一下，这样可以放出一批牛鬼蛇神。”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策划更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

9月17日，五万多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庆祝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王恩茂在讲话中大谈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方向正确”，并歪曲林彪同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讲话。妄图把区党委说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美化自己，蒙混过关。

9月×日，首都大专院校四百名红卫兵串联大队根据北京“西纠”镇压少数派学生的反革命经验，在乌鲁木齐成立“外地赴疆红卫兵纠察队”。随着，乌市红卫兵总部也成立了纠察队，专门压制和打击革命少数派学生。

9月20日，在王恩茂等人两次接见并提供“材料”之后，串联大队第二中队抛出了第一张高级铅印传单《八百万新疆革命人民最有发言权》，公然否认乌鲁木齐存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

9月21日，正当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的斗争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王恩茂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急急忙忙在新疆大学召开全市性的斗争包尔汉大会。王恩茂指示说：“把斗争包尔汉抓好，狠揪与包尔汉有联系的人，这是自治区当前的中心。”

9月23日，王恩茂接见外地红卫兵代表时，把革命的“九·三”事件说成是“极其错误的事件”，并暗示“九·三”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参加“九·三”事件的人中有“一小撮反革命”。

首都大专院校四百名红卫兵串联大队抛出《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大字报，声称“区党委是红色司令部，王恩茂是红色司令官，我们保定了”，并咒骂北京来疆的革命少数派学生是“一小撮坏蛋”。

9月25日，“红色堡垒区党委，红色司令王恩茂”的标语再次布满全市。并借庆祝建国十七周年为名，宣传新疆十七年来的各项成绩，把功劳都归到王恩茂身上，狂热地为王恩茂歌功颂德。“革命先锋战斗小组”等御用组织抛出大量的文章，肉麻地吹捧王恩茂，对革命少数派学生大肆攻击，分化瓦解，甚至进行盯梢、斗争。

9月28日，林渤民代表区党委在广播局讲话说：“炮打区党委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文化革命重点集中力量打击修正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这是重点，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结合进行。”公开歪曲十六条，转移斗争目标。妄图全盘否定“九·三”事件。

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检阅了游行队伍。林彪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角。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文化革命的大风暴，正在席卷全国，震动着整个世界，以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为主力军的亿万群众，对那些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对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攻击。”

乌鲁木齐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王恩茂一面把大叛徒大特务武、吕、张等拉上主席台，向革命群众示威；一面安排自治区人委副主席铁木尔讲话，为王恩茂“九·三”前后残酷镇压革命小将、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涂脂抹粉。

10月2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指出：“两条路线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王恩茂扣压并拒不执行这一紧急指示，在革命小将当面质问时，王恩茂才被迫下达这一重要指示。

10月6日，在北京的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学生十万人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给革命造反派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10月8日至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耿字当头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会议期间，王恩茂抱着消极观望的态度，对自己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作触及灵魂的检查。

10月11日，新疆赴京串连学生邀请了在京的西北地区革命少数派学生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向新疆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军誓师大会”，宣布成立“新疆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

10月13日，在革命造反派奋起批判区党委和王恩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王恩茂之流为了转移斗争目标，在人民广场再次召开了全市性的“斗争包尔汉大会”并定调子说：“包尔汉是新疆三条黑线的总根子。”

10月15日，王恩茂在京开会期间，继续支持保守组织，保自己，从北京给吕剑人打电话说：“自治区文化大革命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多数派行动的功绩，他们是符合十六条的，他们一直与自治区党委站在一起，是革命的，过去依靠他们是对的，不能说他们过去是右的，错的，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今后还要依靠他们。”“文化革命委员会现在是多数派掌握，不能丢。”

10月16日，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向自治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向区党委提出必须给革命造反派真正平反和给宣传车、铅印权，承认这次大会是革命的大会等五项要求，均遭到代表区党委参加大会的陆学斌的拒绝，群众对此十分愤慨。革命造反派在体育馆召开了第一次揭发批判区党委和王恩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群情激愤，不断振臂高呼：“向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0月17日在吕剑人、田仲策划下，乌市“红卫兵总部”召开了一个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祝捷大会”，妄图以此转移群众的视线，抵制革命造反派对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苇湖梁电厂、公共汽车公司、食品公司车队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职工成立了“工人造反大队”，革命的工人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了。十月拖拉机厂、一配厂、八一钢铁厂、水利机械厂、八一面粉厂、新疆水泥厂等七十多个厂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先后加入“工人造反大队”。到11月分为止，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队伍已发展到二十余万人，10月25日，“工人造反大队”改组，成立“乌市工人联合革命造反总部”(即“工人总部”)。

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联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检阅了由他们组成的雄伟的文化革命大军。

新疆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红二司筹委会)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

革命造反派学生在体育馆召开第二次揭发批判区党委和王恩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社论说：“鲁迅在战斗中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10月22日，区党委发出由王恩茂在北京定稿的《公告》说：“区党委在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过程中，有什么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揭发批判。”其实质是否认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此时，各高等院校的文革筹委会也都一反常态，装模作样地组织师生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又宣称：“工作组的错误同区党委无关，区党委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为王恩茂和区党委开脱罪责。

王恩茂为了毁灭罪证，授意杨克通知公安厅副厅长侯良说：“你们的材料(即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考虑怎么办？学生的那些材料，你们闹那么多，材料是否都烧掉算了，王恩茂那些讲话也有记录，是否把那些烧了吧？”

10月23日革命造反派学生，在人民广场召开第三次揭发批判区党委和王恩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0月27日，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搏斗中冲杀出来的新疆革命少数派红卫兵小将，在南门体育馆隆重举行“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二司)”成立大会，这是新疆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10月28日，区党委在广场主持召开“核导弹发射成功大会。”会上，受王恩茂操纵的“红卫兵总部”、“捍卫团”等保守组织，极力压制造反派，寻隙剥夺了我红二司代表的发言权。

10月30日，《红旗》杂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社论说：“反动的围攻，锻炼出革命的左派，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左派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不怕曲折，不怕围攻，不怕孤立，自觉地在阶级斗争中千锤百炼，使自己成为坚强的钢铁战士。”对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了极大的鼓舞。

10月31日，王恩茂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回到乌鲁木齐，就在区党委机关文革成立大会上按着刘、邓的腔调说：“文化大革命怎么干，谁也不知道。”并怀着对革命小将的刻骨仇恨，千方百计地给保守派打气说：“你们看到红卫兵炮打区党委，炮打王恩茂，骂王恩茂是混蛋王八蛋，不满意，听不进去，很自然，因为不符合事实，不能说你们是不对的，这是应该的。”

11月1日，《红旗》杂志十四期发表重要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让群众去斗争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给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当头一棒，给革命造反派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1月23日，王恩茂在接见外地师生时说：“有人说我在‘九·三’大会的讲话是反革命的黑报告，我坚决反对，这是革命的报告。”“就是我的报告有什么错误，也应该以报纸发表的为准，何况我的报告根本没有错误。”公然抵制革命小将对他的批判，进行反扑翻案。

11月25日、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11月28日，区党委在研究召开“庆祝毛主席第八次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大会”问题时，大耍阴谋，给“捍卫团”、“红卫兵总部”等保守组织安排两名发言，给红二司安排一名发言，以此压制革命造反派，红二司提出抗议，后来区党委决定不召开庆祝会。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自己主持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1月29日，红二司革命小将向王恩茂要求在乌市有线广播站广播二十八日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遭到王恩茂的无理拒绝，红二司革命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举接管了长期以来充当王恩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喉舌的乌市有线广播站，建立“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站”，这是新疆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的伟大创举。“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站”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

12月1日，在王恩茂之流的唆使下，“红卫兵总部”、“捍卫团”出动大批人员，破坏革命造反派对王恩茂的揭发批判，无理捣毁红二司司令部和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造反派组织。殴打工作人员，在乌市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2月6日，王恩茂迟迟不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经广大党员干部一再强烈要求，区党委才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四十二天之后，派根本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林渤民在人民剧场向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传达。

12月7日，半年来，在兵团广大革命职工揭发了张仲瀚的大量三反罪行后，王恩茂以其后台老板身份再一次包庇张仲瀚，说“张仲瀚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2月12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指出“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政训练的通知》中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不大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12月19日，“12·19”革命事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组织决定于18日联合召开“向兵团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进攻誓师大会”，提前三天通知兵团党委负责人丁盛、裴周玉、李荆山要他们按时参加大会，听取群众意见，丁盛为逃避革命群众的批判，通过张希钦打电话给王恩茂，王未经总政同意，擅自决定让丁盛去京。裴周玉也躲起来拒不参加大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兵农造19日在昆仑宾馆宣布绝食。并提出了停止绝食的五项条件。绝食事件发生后，区党委和兵团党委无动于衷，置数千名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生命于不顾，王恩茂瞒着中央，将三干会移到独山子去开。被这种恶劣态度所激怒了的乌市广大革命学生、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街道居民纷纷前往八楼声援绝食师生，并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特别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广大的工人阶级积极的行动起来强烈要求区党委出面解决问题。掀起了新疆工、学运动的新高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得知消息后，来电对革命师生表示慰问，并命令王恩茂从独山子返乌解决绝食问题。王恩茂对参加绝食的革命学生和工人恨得要命，在返乌七小时后才到八楼去。23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关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电报，肯定“1 2·19”事件是革命事件。电文如下：

“新疆这次批判自治区党委和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革命行动，中央积极支持。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友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对于所有参加和支持这次革命行动的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服务人员和机关干部，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必须保证：

1、动员全市、全疆人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2、欢迎参加斗争的同志进食复工。

3、迅速医治身体遭受损伤同志的疾病。

4、不许有任何歧视和报复。

5、不许扣发工资和调换工作。

6、不许对他们家属进行迫害。各级领导如违反以上保证，将受到严厉处分。

中央急切等待参加这一革命行动的同学和工友立即推出负责代表由王恩茂同志陪同来北京，解决一切问题。”

这封电报给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工人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给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它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王恩茂的威风。

24日，根据周总理的电话指示，绝食代表和王恩茂分乘飞机和火车去北京谈判。持续了92小时的“12·19”绝食事件至此胜利结束。26日，周总理在京接见“12·19”绝食代表，表示亲切慰问。

12月28日，从66年8月25日开始的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在会议期间，王思茂不向三干会认真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相反在整个漫长的会议期间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派大批与会干部围攻革命小将，妄图扑灭“九·三”革命烈火，对揭发批判王恩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与会干部进行围攻；怂恿三反分子吴鉴群、黄浴尘、黄诚(原和田地委第一书记，和田军分区政委)之流在会上公开炮打中央文革，谩骂中央文革小组“是秀才的天才，秀才掌了权，造反容易得很。”并恶毒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个危险人物，野心大得很”，“在中央危险得很”。更极力玩弄转移斗争目标的可耻伎俩，怂恿许多代表高喊“区党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王恩茂是好同志”，为王恩茂大唱赞歌。一些死保王恩茂的人，还把王恩茂所作的假检查吹捧为“诚恳的”，“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2月29日，我国又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新的核爆炸。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果实。全世界革命人民闻讯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一九六七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1月7日，供电公司“红旗造反团”，八一钢铁厂“革命造反团”，十月拖拉机厂“工人造反团”，七一纺织厂“红纺兵”等十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高潮中联合成立“新疆革命职工第一造反总司令部”(简称“职工一司”)

1月9日，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风暴”的序幕，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2月5日，在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革命派一举夺取了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切大权，建立了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

1月10日，首都三司驻新疆联络站和红二司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主持召开“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与会革命群众一致愤怒声讨刘、邓及其追随者对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刘澜涛!”“打倒王恩茂!”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

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推动下，新疆革命造反派接管了长期以来充当王恩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喉舌的《新疆日报》社，出版造字号《新疆日报》。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新疆造反派在北京召开“控诉批判王恩茂、丁盛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到会三千余人。王恩茂、林渤民等被揪上台，接受批判。丁盛，裴周玉也到场听取批判。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角。

哈密地区革命造反派接管了哈密日报社。

1月18日，新疆军区开展“四大”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举行“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以王恩茂为首的军区党委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19日，新疆革命职工第一造反司令部、红二司等二十七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共四万多人在人民广场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致敬电》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呼吁》和《紧急通告》。呼吁新疆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粉碎他们利用经济主义诱惑一部分群众，用糖衣炮弹毒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卑鄙阴谋。

重工业厅、有色局、物资局、经委、自治区党校等革命造反派职工联合成立“新疆革命职工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简称“职工总司”)。乌鲁木齐地区革命造反派职工已扩大到二十余万人。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并重申“军队不得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王恩茂控制下的军区某些领导人在这一决定发布之前早已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保守派，压制革命造反派，在这一决定发布之后，他们又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不但不支持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反而大耍两面派手法，变本加厉地公开支持保守派，千方百计打击和镇压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并公开保护走资派，把新疆军队变成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王恩茂之流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新疆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红二司新疆大学革命小将在该校大礼堂召开斗争大会，斗争了大叛徒吕剑人，并将其游街示众。

1月24日，自治区党委机关革命造反派一举夺了吕剑人监委书记的大权，并在夺权声明中指出：以吕剑人、刘耀明、贺平山为首的自治区党委监委，长期以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月25日，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号召下，由红二司等二十七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夺权总指挥部一举夺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委和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发表了《夺权声明》和《第一号通令》军区也派出部队给予支持。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王恩茂等走资派胆战心惊，保守组织分化瓦解，濒于垮台。

1月26日，乌鲁木齐地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五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新疆红色造反者革命夺权庆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大会通电》。

新疆军区发布《新疆军区部队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热烈欢呼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公告，说：“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于元月25日夺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新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的党政大权，这个革命行动是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这个反造得好得很!驻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热烈地支持你们。”

石河子事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八一野战军》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一举夺了汽二团国民党反动派的权，但是，以张仲瀚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了一部分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抗情绪，进行反夺权，因而导致了震惊全国的石河子流血事件。

1月28日，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作了具体规定。

王恩茂、张希钦在北京起草了一份保护自己的电报交给叶剑英，叶剑英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擅自加上“总理已阅”的字样，用密码发往新疆军区。电文是：“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裴周玉、丁盛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做和善解释。”几天后，总理发觉，随即追查此事，收回该电，并在一次国务院召集的新疆在京领导会议上，批评王恩茂“急于自保，要犯错误”。

1月30日，反攻倒算的急先锋、大叛徒谭震林恶意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次运动光整干部，是别有用心的人整干部。”，“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光吃饭，不干活，生产跟不上去，吃老本，国际国内影响极坏。”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二月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当这时，王恩茂登门求救谭震林，谭当着王恩茂等人的面大骂：“二司是右派，黑二司”。“吹捧王恩茂是好同志”把他的黑手伸向新疆。

2月3日，新疆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紧急通告》。通告中说；“新疆自治区夺权总指挥部，从自治区党委、人委和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坚决保卫这一夺权胜利的成果。”“新疆各族广大革命群众，是全力支持自治区夺权总指挥部的。”

2月6日，在哈密地区走资派的策划下，把公安处的“1·27”夺权打成反革命事件，并逮捕了“红色公安”负责人林兵、王焰等同志。

在新疆革命造反派夺权以后官办的“新疆红卫兵总部”声名狼籍、奄奄一息，他们改头换面，发表声明宣布成立“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装模做样地喊出“炮轰军区党委”，“打倒王恩茂”“打倒丁盛”，“打倒郭鹏”。

2月9日，焉耆绝食事件。2月8日，千余名革命群众开会揭发批判县委一小撮走资派转移烧毁黑材料的罪行，但直接参与转移黑材料的县人武部长拒绝到会，态度十分恶劣。革命群众激于义愤，宣布绝食。这一革命行动，却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右派翻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派遭到疯狂镇压，直到三月底还发出通令，要参加“2·9”绝食人员向军管会请罪。

2月10日，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各族红色造反者，广大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近四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王金波等人，阴谋策划反夺权的大会。元月25日，在革命造反派夺了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后，王金波就积极策划进行反夺权。2月3日，在“夺指”和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逮捕了王金波后，王恩茂却借机打击革命工人运动，对革命造反派工人进行残酷迫害，王恩茂之流又利用军管把王金波案件全部接管，并进行秘密审讯，致使该案至今真相不明。

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十二条》)。规定中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新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备战。”

“2·11”事件。十日晚，军区开展四大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会对何家产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第二天凌晨三时，某位领导人制造“冲击作战单位”的罪名，下令逮捕军内造反派十一人。并出动几十辆宣传车，向全市散发大量传单，诬蔑红二司“冲击军区”，“是反解放军的逆流”，“夺权指挥部是反革命逆流指挥部”。又一次掀起了围攻革命小将的高潮。

2月14日，地质局“向阳公社”、有色局“造联”、机械局“红旗”，以及物资局、建工局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成立“新疆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交总司”)

2月15日至3月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召开解决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问题的会议，重点是批判三反分子张仲瀚。叶剑英会议期间接见兵团“八一野战军”代表时说：“王书记十多年来在新疆民族政策、建设方面都是正确的，都是在各方面支持你们的，十多年作了许多工作，每年有一些缺点错误，一年一年加起来就作错了几件事，说错了几句话，有些决心下错了，这些都是小节。可是有人说：‘王恩茂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错了！”叶剑英公然以后台老板的身份出面庇护王恩茂，并暗示“八野”去保王恩茂，王恩茂也百般拉拢“八野”保自己，从而使兵团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违反《十二条》规定，错误地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

2月16日，郭鹏、张希钦乘二月黑风返疆，召开了军区部长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说：“‘九·三’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自治区夺权方向错误，王恩茂是红色司令”。

2月18日，军区党委召开科以上干部会议，张希钦宣布军区文工团“喀喇昆仑”、军区步校“星火燎原”等六个军内造反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2月22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就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2月23日，乌市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庆祝《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大会”。

2月24日，在王恩茂授意下乌鲁木齐军分区某些领导人展开对红二司的政治攻势。随之，一些保守组织在乌市街头贴出“树立王恩茂同志在新疆的绝对威信”，“王恩茂是当然的三结合对象”，“坚决砸烂黑二司”等巨幅标语。在社会上也流传所谓军区权威人士的看法：“一、三司是革命的，二司是反动的”，“王恩茂就是好同志”等等。阴谋搞垮以红二司为代表的新疆革命造反派，大造反革命舆论。

红二司政治部编印出版的《新疆红卫兵报》第9期，发表乌市一师“九·一五”战团的文章《一切革命造反派迅速联合起来，迎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章指出：在自治区夺权以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网罗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搞反革命联合，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把夺权指挥部“彻底砸烂，再换一个”，阴谋向革命左派反夺权。因此号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夺过来的一切大权掌住、掌牢、掌好。

2月25日，北航红旗驻疆联络站就新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发表第一号最最紧急呼吁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故意拨弄是非，对革命造反派步步紧逼，以便搞垮革命造反派，必须迎头痛击之。”

“自治区党委机关革命造反总团”向中央报送了王恩茂、吕剑人的罪行材料，材料中明确指出吕剑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要坚决打倒。7月3日，“总团”向中央作了第二次报告：“我们对书记处成员的基本看法”，其中谈到吕剑人时，认定吕是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坚决打倒。此后，对吕的问题还向中央作了汇报。

连日来，自治区党委机关各革命造反团队，踊跃写出大字报和传单，揭发吕剑人的三反罪行，其中有《吕剑人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剑人》、《看！吕剑人在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彻底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吕剑人》、《吕剑人在农村社教中的种种罪行》等。对吕剑人叛党，以及在党的建设、干部路线等方面疯狂推行刘邓路线的罪行进行了深入的大揭发、大批判。

2月26日，在军区研究召开三干会问题的会议上，夺权指挥部代表提出：(1)参加三干会的人员，已夺权的应由夺权委员会负责人参加，未夺权的应由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参加。(2)参加会议必须是革命领导干部。(3)再派适当的贫下中农参加。但张希钦不顾“夺指”的意见，硬要把被革命群众打倒的人，如三反分子吴鉴群、黄诚、黄浴尘之类的一批坏蛋塞进会场。

2月27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一直死保王恩茂的美蒋大特务武光，施展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发表《我的紧急严正声明》，表示支持夺权指挥部，阴谋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

2月28日，“职工总司”，“职工一司”所属一百五十多个革命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宣布联合成立“新疆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仍然简称“职工总司”)。从此革命的工人阶级造反大军更为发展壮大起来了。

张希钦与自治区夺权指挥部成员杨××谈话。张说：“军区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要支持夺权指挥部，《人民日报》也没有表示支持你们。”“夺权以后，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你们的错误已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造成了白色恐怖。”又说：“‘2·12’事件，‘夺指’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你们动员了几千人准备冲击军区”。“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们坚决支持，不是真正的我们不支持。”将军区先后发布的《‘1·26’公告》和《‘2·3’紧急通告》完全置之脑后，阴一套，阳一套，玩弄反动政客的花招，公然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月)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英明的论断。

在一月革命风暴以后，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配合着刘邓黑司令部在全国掀起的“二月逆流”，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在新疆祭起了翻案复辟的“三月黑风”。臭名昭著的“总部”“和捍卫团”等保皇组织的遗老遗少们，也都借尸还魂，为他们擂鼓助威、摇旗呐喊。什么“王恩茂是红色司令”，什么“‘九·三’是反革命事件”，什么“‘一·二五’夺权是反革命篡权”，什么“红二司是反革命逆流”，什么“要树立王恩茂同志的绝对威信”之类的狂吠声铺天盖地而来。造反派没有了四大、没有了自由，组织被纷纷压垮或者强行解散，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重新上台，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革命小将手捧红彤彤的宝书，日夜望着北京城。

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传来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声音：“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它给了我革命造反派以有力的支持和极大的鼓舞，给了王张之流及其大小娄啰们以沉重的打击，革命造反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之下，继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着新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过去，在人民广场和全疆各地展开誓与王恩茂血战到底大会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使阶级敌人在革命造反派的文攻之下落花流水，闻风丧胆。

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图穷匕首见。在政治上输红了眼的豺狼们，他们在三、四月政治上压垮革命造反派的阴谋失败以后，终于使出了最后一招，蒙蔽和操纵保守组织和大批不明真象的农牧民，动员和调用兵团值班武装部队，挥起杀人武器，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直扑我新疆革命造反派而来。在一片“向百万雄师学习”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狼嚎声中，首先对外县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接着便对乌鲁木齐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连续不断地制造了八农血案、新工血案、广场血案、新医血案……。到处都在告急，到处都在流血，乌鲁木齐上空，笼罩一层白色恐怖的阴云。新疆革命造反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少人被打得筋断骨折、头破血流，多少人为捍卫毛主席，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飇为我从天落。”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砍头不要紧，马列主义真，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革命造反派笑迎暴风雨，勇开顶风船，面对着魔鬼的屠刀，坚强地捍卫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革命造反派惨遭杀害，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7月27日开始，连续多次报导了红二司。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335等部队，也勇敢地站出来支持红二司。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我们含着激动的热泪，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革命造反派从血泊中站了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继续同以新疆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着浴血的奋战。

3月1日，王恩茂坐镇北京，遥控新疆，幕后策划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新疆革命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1·25”一举夺了被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王氏独立王国摇摇欲坠。对此王恩茂之流恨的要命。他们妄图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密切配合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二月逆流”，根据谭震林的黑指示，积极策划在新疆刮起“三月黑风”，掀起复辟资本主义革命逆流，随后，张希钦等人奉王恩茂的旨意先返新疆，召开××党委会，传达王恩茂的部署，在×内外大造舆论。通过××文办出面串联保守势力，扶植保守组织。相继成立了“天山革命公社”、“八农红色军团”、二中“平型关”、一中“长征”等等；加强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工农革委会”；早已土崩瓦解的保守组织也改头换面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攻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的得力打手。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在新疆要树立王恩茂同志的绝对威信”，“王恩茂同志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自治区夺权大方向完全错了”，“砸烂‘夺指’”，“砸烂黑二司”等大幅标语。经过一番周密策划，自上而下的“三月黑风”在紧锣密鼓中开始了。

《新疆红卫兵》、《星火燎原》、《红旗战报》、《红色风暴》四家合编的《联合刊》出版。该刊用三版的篇幅刊登了重要文章《坚决打倒党内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陶的忠实走狗——新疆的土皇帝王恩茂》。文章全面地揭发了王恩茂窃据党、政、军大权十五年来的“三反”言行和大搞独立王国的罪恶事实。文章的发表充分显示了红二司革命小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造反精神，给予正在策划反攻倒算的王恩茂以沉重打击。对此王恩茂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幕后大肆活动，操纵其御用组织，如自治区人委“捍卫团”，新大“十一红战团”，党校“红旗造反团”围攻这篇文章，别有用心的把《联合刊》打成“四家店”。

3月2日，新华社报导“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于2月12日成立的消息，3月19、22、25日三天又相继成立了“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农代会)、“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工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到会热烈祝贺，并作了重要指示。陈伯达、江青等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首长们一致指出：“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允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四代会”分别发表了决议或宣言。指出：“当前，有那么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实行反攻倒算，这一小撮人恶毒地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涂脂抹粉，鸣冤叫屈，妄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这一小撮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果”。表示：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四代会”的召开，总理、伯达、江青等同志的指示给面临“三月黑风”的新疆革命造反派以极大鼓舞和支持，使大家明确了“三月黑风”的实质，对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梦想实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予以迎头痛击。王恩茂之流采取卑鄙手法，尽量缩小“四代会”的影响。军字号《新疆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北京工代会消息时，新华社电讯稿中的重要段落：“坚定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敬爱的毛主席，为了捍卫您，为了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竟被他们公然删去。相反，在三月份一个月里，对所谓“反革命逆流”(实际上是横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的罪名)的痛斥，竟达九十四次之多，而对“四代会”和中央报刊一再强调的“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则一字不提。

3月2日至6日，自治区党、政、军三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由新疆××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本应着重研究“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问题，但王、张之流却把它开成了贯彻反革命战略部署，在全疆进行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动员大会。三干会之前，王恩茂从北京打电话给××党委下达黑指示，把他的亲信——炮打中央、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吴鉴群、黄诚、黄浴尘等收罗来筹备会议，或充当会议的骨干。中央军委指示明确指出：“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王、张之流拒不执行中央军委指示，把原来已经被革命群众赶下台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接来参加三干会，全盘否定了半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议期间只用了很少时间研究生产备耕的问题，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策划在全疆复辟资本主义。会上，张希钦声嘶力竭的大减大叫：“对待王恩茂同志的态度，不是对待王恩茂一个人的态度，是对待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把王恩茂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同起来，真是反动透顶！他在总结发言中又说：“王恩茂是一个革命的领导干部，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王恩茂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我们解放军的态度就是要保，谁打倒王恩茂都不行。”明目张胆地动员与会人员保王恩茂，镇压革命造反派。三干会的另一个大阴谋：企图通过打武光、吕剑人、祁果，把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被武、吕、祁操纵的“反动组织”“牛鬼蛇神”、“反革命逆流”，加上种种罪名，准备实行武力镇压，掩护以王恩茂为首的全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于是一小撮走资派在会上公开诬蔑红二司是“反革命组织”、“黑二司”，把红二司所属新大“星火燎原”、八农“东方红”、“红旗”、“伏虎”，以及七纺“红铁军”等打成“反动组织”。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由于王、张出面保护，威风凛凛，在会议期间就纷纷给自己单位下指示，作布置，配合三干会在全疆掀起资本主义复辟的高潮。吴鉴群就是突出的一个。他一面恐吓起来造反的干部，一面又给走资派打气撑腰，要他们“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胜利前进”，并指示“整了就整了，不要怕，能抗再抗上几天，现在形势好转了，到三、四月形势会整个翻过来”。又说：“我第一书记未撤、军分区政委未撤，部队还在我手里掌握，怕什么?不要怕”。真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三干会期间，会内会外紧密配合，一些揭发王恩茂三反罪行的干部被迫“声明”收回揭发材料；一些群众被迫退出革命造反组织，甚至被迫请罪。三干会结束后，张希钦、谭开云、幸元林，熊晃、金忠藩等四处游说，作报告，刮黑风。回到本地区、本单位的大小走资派，也把会上的“宝贵经验”加以传达，身体力行。“三月黑风”立即刮遍全疆。

3月3日，新疆军区对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乌鲁木齐有线广播站实行军管。此后，陆续对公安、交通运输、重工业、轻工业、商业、邮电、卫生和财贸等系统一百五十多个机关、厂矿、企业实行了军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军管本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但是，惯使反革命两面手法的王恩茂借军管之名，行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实。某些军管会到任后，将走资派官复原职，把保守组织捧为“革命左派”，剥夺革命群众的“四大”权力，甚至勒令革命造反派组织解散请罪。在新疆×××管会布告和×管通知中竟然擅自规定：“不准外单位革命群众组织或个人到军管单位串连，也不准军管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外出串连。”妄图割断造反派之间的联系，失去相互支援、学习的可能，从而孤立和消灭造反派，破坏文化大革命。油运司×管会甚至宣布：“各连队、科室之间不得串连，暂时不准贴大字报，各连队先抓小武光，凡违反以上纪律者，按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论处。要开会必须经过军管会同意，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在对新疆日报社等宣传机构×管的布告中竟然给由夺权的革命造反派负责，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声音，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字号《新疆日报》横加罪名，说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矛头指向革命派和革命领导干部；公然对抗中央指示和中央军委命令”。这样王恩茂之流就把×管会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九·三”半周年之际，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奋起反击王恩茂一手策划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坚决表示：要发扬“九、三”革命造反精神，打退王、张之流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指代表根据《十二条》地方不应干予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精神，在大会上发表声明，指出：把兵团“八野”定成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

△军内造反派惨遭镇压，凌晨，王、张之流对××开展“四大”单位和××机关进行大逮捕，革命造反派被捕40余人。八日、××文革正式下令宣布文工团“喀喇昆仑”、步校“星火燎原”等六个革命造反组织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而后××文革又宣布步校“为人民服务”、卫校“星火燎原”、“燎原”、体工队“云水怒”等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熊晃等人遵照王、张的旨意召集×内开展“四大”的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等单位当权派和所谓“支左”骨干开黑会。熊晃说：“对被捕的要发动群众去揭发，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坏事，在国内外有什么影响”。谭开云说：“揭露他们(指造反派)，批判他们，集中力量抓这个工作……要开大会搞四、五天。”(熊晃插话：搞十几天也可以，你们不要有顾虑)，妄图一举从政治上搞臭军×造反派，从组织上消灭×内造反派。

3月4日，为了配合王恩茂的反革命战略部署，新疆××政治部赤膊上阵，大量散发红色铅印造谣传单，公然盗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名义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传单原文如下：


火急号外

接电话时间三月四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等领导人接见王恩茂同志。在接见时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王恩茂同志是好同志。”林副主席说：“王恩茂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新疆军区政治部 三月四日


此外，还有什么“张希钦同志在返乌经西安时，街上贴有欢迎王恩茂同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大字报”，“周总理关于保护王恩茂等八人的电话来过八次”等等，铺天盖地而来。不仅大街小巷讹传，还通过一些×管会主任、宣传队长出面宣扬。就连已被总理下令收回的叶剑英盗用中央军委名义亲自批上“总理已阅”的保护王恩茂等八人的密电也广为传播起来。

3月5日，在新疆“三月黑风”正异常迅猛之际，王恩茂在北京凶狠狠地向红二司代表一口气提出了十二个问题。


附件


“第一、二司对新疆夺权看法如何？你们认为是不是新疆的最高权力机关?对今后的工作如何估计?

第二、夺权以后石河子发生的武装冲突，你们是如何看的?对《八一野战军》和革命造反司令部你们是如何看的？

第三、一月二十三日，陈俊，刘汉等要夺军权，那次掀起了要给何家产戴高帽子，游街事件，你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如何？

第四、二月八日，(注：应为十一日)，新疆军区发生了违犯了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的事件，给何家产戴了高帽子，中央军委批准抓了九个人，二司对新疆军区这种作法是如何看的?现在如何看的？

第五、对王金波反夺权，你们的态度明朗，坚决斗争，这很好。王金波的活动不是突然的，他长时间有活动，但逮捕以后你们不让军区参加审讯，现在看法如何？态度如何？

第六、生产建设兵团五一印刷厂是牛鬼蛇神所盘踞的印刷厂，是牛鬼蛇神篡夺了的，所以实行军事管制。二司对五一印刷厂过去的看法如何？现在的看法如何？对逮捕人怎么看?

第七、军区召开三干会，这是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召开紧急会议指示。对军区召开三干会，你们是怎样看的？

第八、三月三日，新疆军区执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指示，对《新疆日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乌市有线广播站实行军管，你们有何看法？有何意见？

第九、现在乌市、石河子地区有一股反解放军的逆流，你们是如何看的?

第十、对于吕剑人、武光、祁果，你们是如何看？采取什么态度？武光在二月二十七日的大会是请他去的呢？还是他自己去的呢？他的声明你们怎么看？

第十一、三月三日召开的“迎头痛击、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会，矛头指向解放军，你们怎么看?武光与石河子的武装冲夺有什么联系没有？祁果与王金波有什么联系没有?

第十二、《新疆日报》印发的，由四个单位联合发出的《联合刊》说：“要砸烂我的狗头”我的名字倒写。我是人头嘛!不是狗头。你们二司现在怎么看？当然要怎么讲就怎么讲。”

这十二个问题，是他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宣言书，也是在新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就连××某负责人也毫不隐讳地说：这是他们向革命造反派“总反击的信号”。

3月7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这一报告后，作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极为重要的“三·七”指示，全文如下：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王、张之流下令逮捕以前在揭发王恩茂时查了有关档案资料的“区党委总团”李振业和“区人委总团”的杨秀柏、段琨等人，同时，红二司八农“东方红”勤务员吴树高，因查抄黑材料，也被扣上“盗窃国家机密”、“抢窃国家财产”的罪名，非法拘捕关押，九个多月，无法判罪，迫于中央压力不得不予释放，而对批准点交以上材料的原区党委秘书长杨克，却不闻不问，可见“泄密”是假，借口镇压造反派是实。

3月9日，王恩茂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喉舌、军字号《新疆日报》就自治区三干会闭幕发表了通讯和社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作为极重要的消息，一连两天，砍掉中央台的节目，连续播送了五次。在题为《动员一切力量迅速掀起春耕高潮》的社论中把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打成受走资派操纵的“反动组织”，诬蔑他们“疯狂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兴风作浪，制造混乱，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逆流”，为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造反革命舆论。

△红二司八中“三八·五野战军团”发表《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关键在王恩茂，王恩茂是矛盾的焦点”。随后，各革命造反派也相继发表对当前形势的“声明”。迎头痛击了王恩茂扭转运动大方向，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3月1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命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一针见血的指出：“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强加在群众头上，硬拉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否则，那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那就根本谈不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那就会出现新的反复，甚至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社论表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给我革命造反派以极大鼓舞和支持；给王恩茂之流实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以致命打击。

3月11日，继王、张大造反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之后，乌市×××副司令员周厚文也大放厥词说：“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错了。自治区各单位百分之九十是资产阶级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凡是罢了官的一概无效，你是厂长还当你的厂长，你是书记还当你的书记。”

△林渤民刚从北京回疆，就在保守组织召开的名为“区党委机关愤怒声讨盗窃泄露机密罪犯李振业大会”上说：“在这七十五天中，我们开辟了两个战场，你们在这里斗争，我们在北京斗争，两个战场是互相关连的，互相依赖的，是战斗在一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是骂出来的”，“为什么一意孤行要打倒王恩茂，因为有的人知道，如果不把王恩茂打成反革命，他们就会成为反革命，当不上左派。”林渤民不打自招，供出了王恩茂坐镇北京，遥控新疆，策划“三月黑风”的罪恶事实。同时，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恶毒攻击。

3月12日，新疆××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会前某些主持者经过周密布置，蓄意把革命造反派排除在外，但于11日深夜又阴险地耍弄两面派手法，搞突然袭击，通知红二司参加大会。尽管时间仓促，红二司战士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凌晨四时许就抬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象，打着红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发去广场参加大会。但广场进口已为部队把守，不准红二司队伍入场，我方代表据理力争，这些主持者竟然提出要红二司队伍卷起红旗，取下袖章才能入场的无理要求。造反派坚决斗争，当场揭穿王、张之流想借此瓦解革命造反派的狼子野心。但他们始终不许革命造反派进入会场，大会在歇斯底里的“砸烂黑二司”的反动口号声中开始。郭×在讲话中对春耕生产问题只是捎带而过，紧接着就大谈“王恩茂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影射红二司是反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胡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彻底破产”等等。会后举行了游行。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示威。近万名新疆××部队全副武装，配备机枪、大炮等各式武器也参加了大会和游行。十三日军字号《新疆日报》用几乎四版的篇幅报导了大会消息并发表了社论。说什么“这是一个誓师的大会，也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诬蔑攻击革命造反派，把新疆夺权后的大好革命形势说成是“白色恐怖”真是恶毒至极。

大会进行当中，红二司战士不顾饥饿，顶着凛冽的寒风，始终列队在场外街道上，个个精神抖擞，与王、张之流进行说理斗争，一直到大会结束。在××部队和保守派游行之后，红二司队伍也通过广场示威游行，战士们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满腔悲愤，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心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深情，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游行所经之处，广大革命群众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表彰他们不怕高压，顽强斗争，坚持革命气节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红二司艰苦英勇的斗争，粉碎了王、张之流妄图通过这次大会压垮革命造反派的阴谋，使新疆革命造反派斗志更坚定，信心更坚强，团结得更紧密，斗争得更坚决了。

△在“九·三”时期就挺身而出支持革命少数派的新疆工交总司所属地质局“向阳公社”发表严正声明。《声明》说：“红二司自成立以来发扬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决不容抹杀的，……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声明》警告王恩茂之流：“如果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不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那末矛盾性质就会转化，就非打倒不可。”随后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也陆续对形势发表声明，这些声明显示了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信念，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给王恩茂之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以沉重打击。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社论强调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拿什么作标准?就是要看他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路线问题，是关系到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就不能不关心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灭资兴无，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首先就要解决这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这是革命的大节。如果对于路线问题不关心、不理解、没有觉悟，没有辨别能力，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就是糊涂人，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这篇社论进一步武装了始终捍卫毛主席革命的新疆革命造反派。

3月15日，王恩茂一直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死保刘少奇，自上而下地定调子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新疆××驻石河子部队指挥部军事代表邓××讲：“刘少奇所做所说，都是经过党中央讨论过的，他是代表党中央讲的，你们不想想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刘少奇还是好领导，他还可以当国家主席，是人民内部矛盾。彭真是傻瓜，搞得太早了。”工农兵印刷厂宣传队副队长不让北航《红旗》报在该厂印刷时说：“这张漫画太丑化了刘少奇，影响不好，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大造了一系列反革命的反夺权舆论之后，新疆××党委某些人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疆发出通知，宣布“自治区各单位的夺权一律无效。”从而使各单位的走资派一律官复原职，强迫革命造反派向他们交权请罪。如已被夺权的区党委机关印刷厂厂长向职工宣布了党委机关内部的决定：1、自治区夺权中央不承认；党委机关部委夺权，党委各机关不承认；办公厅系统的夺权，办公厅也不承认。2、凡夺权的都要交权，夺权的造反派都要作检查。以前归那级领导现仍归那级领导。3、大小当权派都要官复原职，维持旧有秩序，由过去原班人马领导生产和文化大革命。4、造反组织夺权后的一切规定一律作废。驻十月拖拉机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该厂造委会提出八条勒令：“造委会必须立即解散，勤务员必须作触及灵魂的检查，随叫随到；必须交出所有的材料；占用的房屋、油印机、纸张必须交给厂党委；夺权时拿去的章子，必须交还厂党委，并把谁掌印，掌了多久，干了什么坏事，一一立据交给厂党委，否则厂党委不予接受；造委会的公章必须交给厂党委查封。”

在此前后，全疆普遍进行了反夺权。如尉犁县的走资派操纵政法部门保守组织，在县人武部的配合下，成立了“三结合反夺权委员会”，于三月十一日进行了反夺权，并宣布原夺权组织“硬骨头战斗队”为右派组织，勒令解散。随即又逮捕了该队三个领导人，有的被下放到边远社队监督劳动，搞得全县人心惶惶，一片白色恐怖。

3月20日，王恩茂借“三支两军”的名义，除对一百五十多个机关、厂矿、企业实行军管以外，又从××抽调一万五千多名官兵加以训练，组成五百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往全疆各地。王恩茂妄图利用这些×管会和宣传队猖狂地实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管的十月拖拉机厂出现了反动标语“王恩茂万岁！”造反派打电话给公安厅×管会，他们竟说是“认识问题”拒不处理。驻昌吉化肥厂宣传队孙队长说：“什么十六条?十六条在新疆有几条能用?其余的都过时了。”工农兵印刷厂宣传队副队长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让牛鬼蛇神(指革命造反派)出来亮相，让他们造反，然后进行大扫除，一网打尽。”他们的正队长也攻击说：“江青点起这把火，现在搞得很乱。”十月拖拉机厂×代表也威胁造反派说：“你们夺权方向错了，夺权不合法，解放军叫你们解散，你们就得解散，你们不解散的话，就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造无产阶级的反。”甚至更恶毒的攻击说：“你们夺了自治区的权，还想夺全国的权，全世界的权，想把地球抱在怀里。希特勒野心大，但被消灭了。”客运司八户梁车队×管代表对造反派说：“你们还不退出造反组织，要考虑后果，一家大小怎么办？赶快退出还是好一些，你早一小时比晚一小时退出要好。”“公安厅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管后立即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下令取缔。六道湾煤矿“烈火造反团”也被勒令解散。由于×管会和宣传队在王、张授意下，对革命造反派实行白色恐怖，造反派组织受到极大摧残。例如七纺“红铁军”由原来三千多人被分化瓦解为三百多人，油运司造反派由四百四十多人减少到二十人。六道湾煤矿“烈火造反团”由原来一千三百多人减少到四百多人。八一钢铁厂造反派由三千多人减少到一千多人。甚至利用公检法专政机构对付革命造反派。从三月十二日起公安厅×管会下令全疆公安部门以了解“敌情”为名，跟踪盯梢，掌握造反派活动情况，派出特工打入造反派内部，刺探情报，甚至选派了三名速记人员守候在市电讯局长途台和电报业务室，偷听、偷抄造反派的电话、电报。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在北京被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揪斗。消息传来，广大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但却吓坏了王、张之流，他们迫不及待地大肆造谣中伤。××文革接待站某些人对惶惶不安的保守派说：“前天北京开的大会就是右派搞的反革命逆流，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保守派到处张贴“北京斗争谭震林是一小撮右派学生翻天”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张希钦接见新疆大学“革命到底”代表说：“广大的工农群众一听到二司就恨死了，说他们破坏革命和生产，凡是二司插手的地方，生产都跟不上去，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疆的普遍现象，不少地方还勾结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干了不少坏事。”恶毒攻击红二司，煽动和鼓励刚从红二司队伍中投降过去的“革命到底”，为镇压红二司大造反革命舆论。

△八一中学保守组织“秋收起义”无理砸抄了该校红二司“遵义红旗”、一中“造委会”、八中“三八·五”等部分战士前去声援，却被百余名全付武装的××战士包围，并抓走一中“造委会”战士宋天恒，在公安厅监狱关了近三个月，这是王、张之流利用×××保护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破坏解放军伟大声誉的铁证。

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指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王、张之流顽固对抗中央指示，利用军字号《新疆日报》抹煞两条路线斗争，极力扶植、美化保守派，把“一司”、“天山革命公社”、“红色军团”、“红造部”等三十多个保守组织公开捧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赞扬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登特登保守组织的文章；竭力吹捧王恩茂为“革命领导干部”、“好干部”，为自治区的“三凑合”制造舆论，疯狂攻击革命造反派。同时报社成了保守组织的传单印刷厂，据不完全统计，仅三月份就印了23万份之多，散发全疆，攻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

△××文革某些人公开造谣说：“元月22日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全国各省、市左派干部，新疆的有王恩茂、郭鹏、丁盛、张希钦、裴周玉等八人。毛主席来了，一眼就看见了王恩茂，问：‘那个是王恩茂同志吗？’王恩茂回答：‘是王恩茂！’主席问：‘打倒了吗？’王答：‘回去就打倒。’主席说：‘打不倒的，回去还要好好工作。’毛主席对其它干部说：‘王恩茂是个好同志。’林副主席说：‘王恩茂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严禁假借‘镇反’的名义，镇压革命群众。”但王、张之流对抗中央指示，假“镇反”之名，行镇压革命之实。王恩茂的爪牙公安厅走资派候良、张克宇以及某些×管负责人大肆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镇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镇压反革命。”

××党委召开会议，讨论公安厅×管会提出的所谓镇反计划(即《当前工作安排》)，会上，党委某些人认为“这个安排写得很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一个报告。”“目前打击反革命的条件已成熟”，“要一个一个地吃掉反革命组织。”3月26日谭开云代表××党委召见候良及赵复更等人，告诉他们：“已经和王书记通过电话，王书记同意我们的安排。”于是，公安厅×管会根据这个指示，立即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借调查“牛鬼蛇神”之名，对革命造反派组织及领导骨干普遍摸底和重点调查，3月28日公安厅×管会又向全疆贴出布告，以法律形式发出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总动员令。随之通知所有基层公安保卫部门、派出所以及保守派组织，开展对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调查、大摸底，大整黑材料，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镇压。随后，各地公安部门发出通令宣布许多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查封，勒令“自首登记”。如巴音郭楞自治州公安处×管会发出紧急通令，宣布“红卫兵五湖四海革命造反司令部”(学生组织)为“反动组织”立即取缔，并惩办了主要负责人，限令其它成员一律在一周内到公安机关登记，交出证件，塔城公、检、法军管会3月24日发出通令，把红二司塔城分部“红造司”及“塔城地区革命造反联络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勒令取缔，解放其下属五、六十个组织，限定这些组织的勤务员三天之内“投案登记”，“交待罪恶活动”，一般成员要立即退出。据不完全统计，被迫按“反革命”投案登记的就有三千多人。被专政机构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仅乌市、和田、塔城三地就有252人。全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3月18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干部的信》发表。信中说：“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希望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革命造反派认真学习了中央指示，表示要坚决粉碎王、张之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谋，誓作执行中央指示的闯将。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9日，被王、张之流拒绝参加“3·12”大会的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八万余人利用星期日在广场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大会之前，王、张之流害怕这次大会将对全疆发生深远影响，就进行了种种破坏，大会开始不久后，仍不死心，假借新疆××名义发出“紧急通告”，通过乌市有线广播站反复广播《通告》说：“今天红二司等少数领导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在广场召开大会，他们这样做是违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违背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生产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尽量少召集大会、游行、示威等大型活动。对于他们这种公然违背中央精神的作法，军区曾一再向他们进行解释、劝告、警告，但他们一意孤行，坚持错误，有意和军区对抗。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你们要坚决执行和捍卫中央的精神，不要受他们的骗，不要上他们的当，坚持工作岗位，努力抓革命、促生产，贡献自己的力量。”王、张之流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自以为得计，想一举搞垮大会。但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并有力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与会者精神更加抖擞，意气愈加风发，充分表达了革命造反派不怕高压，不怕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大会始终在充满了战斗气氛中正常进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了我革命造反派粉碎王、张反革命复辟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王、张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在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面前开始败退。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会后对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大会的造反派实行阶级报复，如七纺造反派四同志参加大会回厂后，立即遭到×管会人员的绑架，毒打、关押。

△王、张之流追随河南何运洪，以××名义发表所谓《紧急辟谣》诬蔑河南革命造反派组织“开封8·24”说：“河南开封市出现的《给驻汴部队司令员和政委的一封信》是一封极为反动的匿名信。此封反动的匿名信，出自开封反革命组织‘8·24’造委会，现该反动组织已宣布取缔，反动头子已被逮捕法办。”妄图借此压垮新疆革命造反派，并派人到新疆大学“星火燎原”逮捕翻印者，遭到了严词驳斥，狼狈而返。

3月22日，由王恩茂一手扶植起来的“红卫兵总部”蜕变而成的“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发出《一封公开信》说：“‘声明’(按：指他们2月9日改换招牌时的‘造反’声明)是我们内部部分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没有经过我司令部全体同志讨论，完全是一份投降书，根本不能代表我司令部全体战士的意志。”在“声明”发表后的四十多天里，暗中窥测方向，在“三月黑风”的高潮中乘机反扑，充分暴露了他们保守、投机的丑恶面目。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出“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逮捕群众近万名。”“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决定“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当青海赵永夫反革命事件发生时，王恩茂曾在北京京西宾馆对林渤民等说：“看来不打一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依得我过去的脾气，早就该枪毙他(指红二司)几个。”这一决定的发表，对王、张之流企图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3月25日，王、张之流为将其御用组织打扮成支援春耕的“模范”，由××派出五十多辆大卡车将南郊牛奶场厩肥拉到市内，让“天山公社”等组织打着大旗，敲锣打鼓，招谣过市，开往西郊公社。但红二司所属团队到市郊公社送肥和帮助春耕时，却遭到百般刁难，说什么：“没有县以上的介绍信一概不予接受。”无理剥夺红二司革命小将支援春耕生产的权利。企图把不支援春耕生产的罪名加在红二司小将的头上。尽管王、张之流设置了重重障碍，小将们仍然想方设法奔向市郊，投入春耕生产高潮，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3月26日，正当王恩茂煽起的“三月黑风”刮遍全疆，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了红二司赴京代表，对新疆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要点如下：


一、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左派组织，“黑二司”的口号要批判，但要与石河子事件、自治区党委内部阶级斗争划清界限。

二、你们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他检查，你们揭发批判。他已经回乌鲁木齐准备检讨，并且找你们谈谈。

三、军管单位除机要部门外，根据规定，有的可串连，进行四大，但不进行大串连，除军队方面另有规定外，地方上，各造反组织，不应解散。

四、所逮捕的人，除现行反革命外，其它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要全部释放。

五、对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事件，中央的看法不变，责任在兵团党委和自治区党委。

六、三月十二日的大会，不要二司及其它造反组织参加是错误的。听说三月十九日的大会开得不错嘛！


喜讯传来，全疆轰动，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新疆革命造反派的关怀和支持，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总理的指示，使利令智昏、嚣张一时的王、张之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王恩茂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由京返疆。他抗拒总理指示，不先到革命造反派中来检查认罪，一手撕毁了在京时他曾亲自签名答应“12·19”赴京代表团的有关检查的四个条件，反而于28日在兵团临时文革成立大会上，公然戴上了已被周总理命令解散的“八野”的袖章，拉“八野”保自己。随后又首先接见了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守组织“天山革命公社”代表，吹捧他们说：“你们也是革命造反派嘛!”并盗用总理的名义，给自己定性说：“总理说，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不是三反分子。”总理指示：“王恩茂要向群众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事实要讲清楚。”而王恩茂却说：“目前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因为已经批判那么久了，没有什么可批判的了。自己已经支持造反派了，已经亮了相，已经作了平反工作。”他拒不向革命群众检讨错误。反而继续挑动保守组织把矛头指向红二司，说什么红二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保守派气势汹汹，到处张贴：“黑武光是乌二司的黑后台”，“乌二司把矛头指向王恩茂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大标语和大字报，反动气焰又嚣张起来。

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调查员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调查报告。同期刊登了编辑部评论员的题为《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文章。文章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方面挑动干部斗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革命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说：“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调查报告和评论员的文章的发表，宣告了王恩茂之流把揭发王恩茂三反罪行的干部和群众统统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把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名转嫁在革命小将头上，使王恩茂钻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阴谋破产。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决定》。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但王恩茂之流却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对×内外许多被他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的革命造反派，一直不予平反。

△北京、上海等地广大革命群众，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无限崇敬的心情，举行规模巨大的誓师大会，发出了最坚决，最响亮的誓言：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领导，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把《论修养》这颗大毒草，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会后，各地分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这一重要社论的发表是对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谭震林所掀起的“二月逆流”的致命打击，是对王恩茂之流在新疆刮起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月黑风”当头一棒。

△以红二司为代表的新疆革命造反派战黑风、顶恶浪，冲破王恩茂之流的种种封锁、迫害，五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打倒刘、邓、陶、谭，彻底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大会”热烈欢呼《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发表，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会上革命造反派以无可雄辩的事实，痛斥了王恩茂之流紧跟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在新疆刮起“三月黑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王恩茂之流为了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将其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守组织和官办组织“红一司”，“天山公社新大分社”，“八农红色军团”，八一中学“红造部”等凑合成为“新疆乌鲁木齐各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促进会(红促会)”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组织有计划地挑动群众斗群众。

4月3日，红二司八中“三八·五”贴出《关于武光问题“三八·五”要说话》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有力地揭露了王恩茂之流企图利用武光问题压垮新疆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当时对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革命小将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和充分的调查研究，因此在武光的历史问题上作了错误的结论。

△对待武光问题，革命造反派内部早就有争论，继“三八·五”的大字报之后不久，实验中学“三五·一”就贴出《关于武光问题我们要说不同的话》的大字报，大字报指出：“我们不折不扣地按总理三月二十六日指示办事，客观地看待武光。”王恩茂之流现在拼命搞武光是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然，就打不到王恩茂之流的痛处，反而跟着他们转，弄不好，有被他们打垮的可能。”“我们应当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斗争大方向，我们就要走上歧路。”“三五·一”的大字报代表了新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

△《解放军报》3月17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必须走群众路线》，新华社3月23日播发，《人民日报》于3月25日在头版刊登。社论指出“怎样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涉及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革命的“三结合”，不走群众路线就会“把那些坚持错误，不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拉到‘三结合’中来。甚至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混进领导核心，这样的‘三结合’就成了反革命复辟，反夺权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对此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由于这篇重要社论对王恩茂之流大搞不通过群众审查，就把自己当作“三结合”对象，并借“三结合”之名，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实的罪恶阴谋极为不利，因此，军字号《新疆日报》就不予转载。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尖锐批评和斗争下，军字号《新疆日报》才被迫用小体字在第四版刊登。

4月4日，红二司所属团队数万人去燕儿窝烈士陵园扫墓，革命小将怀着对革命烈士的无限崇敬的心情庄严宣誓：决心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顽强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月6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命令中说“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上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但王恩茂、张希钦却无视中央军委命令，打着“红旗”反红旗，借“三支、两军”之机，大肆镇压革命造反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新疆八百万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军区步校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破了王恩茂之流政治高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三月黑风”之后于人民广场和乌市主要街道再一次贴出了“坚决支持红二司”，“誓作红二司的坚强后盾”的巨幅标语，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极为热烈的欢迎。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社论着重指出：“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职工总司、红二司所属的一些团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闻风而动，狠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新大、八农、区团委、歌舞话剧院等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都揭发了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严重罪行。

4月9日，职工总司、工交总司、红二司广大革命造反派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的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伟大号召，七万余人聚集在人民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滔天罪行”大会。新疆××某些人迫于总理指示，破天荒第一次派出部队参加了大会。与会者一致表示，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发起猛攻，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在会上，红二司赴京代表传达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三月二十六日的指示，当传达到总理说“新疆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时，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锣鼓喧天，战士们热泪盈眶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首都红代会战友在会上宣读了“北航红旗”“新北大文革”“清华井冈山”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关于新疆问题的声明》，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张希钦代表××党委发言，在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中，公然与总理指示相对抗，绝口不提支持红二司，经大会主席跟他辩论，才虚伪地在发言稿中临时加上了“与红二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王恩茂之流的威风。

会后，张希钦回到××大发脾气说：“早知后面有那个发言(指北航红旗代表的发言)我才不会说那几句话呢！”保守派对张希钦在“4·9”大会上所说的三个“在一起”大为不满，纷纷前往××文革质问，王恩茂、张希钦怕乱了阵脚，连忙于4月11日把红促会的头头召来，给他们吃定心丸说：“支持二司不过是策略，实际上我们一直是支持你们的。”王恩茂之流为了干扰总理“3·26”指示在新疆的巨大影响，赤膊上阵，四处游说。金忠藩在“4·9”大会的第二天，在××政治部全体干部会议上大放厥词说：“支持二司你们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新疆××文革接待站某些人也竭力向保守派打气说：“一司，我们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他的前身是‘红卫兵总部’，他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不管上面头头(指周总理)咋个讲，我们军区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支持你们的。”王恩茂之流对抗中央，炮打总理，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昌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王恩茂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吴鉴群的无比愤慨连夜步行赶来参加“4·9”大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晚间，在人民广场集会，愤怒声讨现行反革命分子吴贼鉴群。但王恩茂无视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竟置之不理。十日晚，我红二司所属团体在广场再次召开愤怒声讨吴鉴群的滔天罪行大会，热烈支持昌吉地区革命造反派战友的革命行动。但王恩茂之流却百般刁难，竟截断电源，唆使广场四周的保守组织以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尽管如此，大会仍坚持召开，红二司和红二司昌吉分部的革命小将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与王恩茂进行了四天四夜的顽强斗争，终于在13日智擒了吴贼鉴群，同日在八农斗争了这个老混蛋。吴贼的后台王恩茂对吴的被揪斗心痛异常，于是操纵其御用组织在乌市街头贴出“强烈抗议非法绑架吴鉴群同志”，“吴鉴群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等大幅标语。

△周总理的“3·26”指示传达后，如同一声春雷，击破了王恩茂之流在全疆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新疆革命造反派队伍又逐渐恢复和壮大起来。哈密地区革命造反派在反击王恩茂之流“三月黑风”的战斗中越战越强。上午，他们聚集在评剧院前，召开了“批判刘邓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誓师大会”。从此，哈密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别有用心的抓住革命群众组织前进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极力夸大，肆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拼命往他们脸上抹黑，企图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他们并且暗中操纵，竭力扶植已经垮了台的‘保守派’组织，使他们死灰复燃，重新抬头，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一些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干，就是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持左派工作中，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社论《打倒反动“驯服工具”论》。社论指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在《修养》中大肆鼓吹修正主义的组织原则——奴隶主义。一九五八年他把这个组织原则作了一番梳妆打扮，具体概括为‘驯服工具’论，抛了出来。”社论强调指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驯服工具’论又成为他们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武器。他们搬出什么‘党性’、‘组织性’、‘纪律性’来压制党员造反，不许党员革命，以维持他们行将崩溃的统治。”这篇社论号召人们打碎反动的“驯服工具”论的枷锁，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起了很大作用。

△4月11日，红二司高中“鲁迅兵团”首先贴出《重炮猛轰军字号新疆日报》的大字报。它系统地揭露了《新疆日报》自×管以来充当王恩茂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大力扶植保守势力，残酷打击革命造反派，疯狂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造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的罪行。红二司其他团队也陆续贴出揭露军字号《新疆日报》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一致指出：军字号《新疆日报》极力抹煞两条路线斗争和中央唱反调，从三月三日问世到四月三日共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十篇，没有一篇提到自治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反却大肆宣扬自治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彻底破产”。含沙射影攻击红二司是反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仅三月份一个月内，对所谓“反革命逆流”的痛斥就达94次之多，而对中央报刊一再强调的“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则只字不提。极力扶植、美化保守组织，对新疆最大的走资派，百般吹捧，大唱赞歌。从三月三日起军字号新疆日报突出的报导了王恩茂的活动，吹捧他是什么“革命领导干部”、“好干部”，并把他的名字登在显眼的标题上，每次报导王恩茂都给他挂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官衔。《新疆日报》×管后，正当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之时，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罪行及其曾在新疆作过的很多黑报告、黑指示，没有发表过一篇社论和文章，更没有发表过一篇结合本地区的批判文章。

△4月13日，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期混入红二司革命队伍的人，顶不住“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的高压，投身于王恩茂的怀抱，成立了“新疆红卫兵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联)”。

红革联以善保王恩茂的丑态刚一出世，就受到王恩茂的极大关注和宠爱，连续十余次的接见、畅谈：“你们是从二司杀出来的，我很愿找你们谈。”“希望你们多写些传单”，“希望你们成为甘肃红三司。”“我也是红革联观点”。

4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说：“我们衡量和识别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左派，就是要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谁，指向那个阶级、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看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坚决揭露，坚决斗争。看他们的斗争矛头是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论还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方百计地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并指使一些保守组织，抓住革命左派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左派妄加种种罪名。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妄图使我们认错门，站错队。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他们的阴谋！”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市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这一《决定》发布后，王恩茂之流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更加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越滑越远。

△王恩茂之流利用“军管”，大肆镇压革命造反派工人，扼杀工人运动，将大批革命造反派工人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实行打、砸、抢、抄，严重剥夺工人的“四大”权利。为此，职工总司“供电红旗”在市内举行为工人争“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后聚集在人民广场向王恩茂提出还工人“四大”的六项起码要求，要王恩茂出面解决问题。王恩茂置革命工人的正义呼声于不顾，“供电红旗”战士被迫在广场宣布静坐。晚上红二司小将闻讯纷纷前往声援。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越来越多，广场变成了声讨和控诉王恩茂之流迫害革命造反派的战场。王恩茂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工人，直到次日凌晨仍不出面解决问题。

4月16日，“4·16”流血惨案。王恩茂之流为了抵消红二司召开的“4·9”大会的政治影响，稳定保守派的军心，继续镇压革命造反派，经过密谋，决定召开“4·16”大会。王恩茂之流事先答应保守派头头：“我们一定按‘4·9’大会的人数比例，派更多的部队参加你们的大会”。王恩茂为了挑起事端，一方面故意不出面解决职工总司“供电红旗”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幕后策划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保守派内部事先作出通知：“不要穿布鞋，最好穿皮鞋，不要带钢笔、手表，走在队伍前面的要身体强壮的青年人……。”凌晨，××“大人物”，打电话给红促会头头指示说：“你们不把他们(指红二司和革命造反派工人)清理出广场，我们不好派部队参加。”于是兵团“联总”和“红造部”等立刻对通往广场的主要路口实行戒严，救护车也开进广场。一切都安排停妥后，“工农革委会”、“红促会”的一小撮坏头头便调集大批受蒙蔽的群众，冲进广场对我革命造反派拳打脚踢，竟丧心病狂地从主席台上和观礼台上把我红二司革命小将提起来向下扔，革命造反派受伤者甚重。连前来采访消息的新华分社记者也被暴徒殴打，照相机被抢走。酿成了震动全疆的“4·16”血案。这是乌市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它拉开了王恩茂之流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序幕。

4月17日，红二司和革命造反派工人在人民广场召开“愤怒控诉王恩茂一手策划‘4·16’血案，血腥镇压革命小将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4月18日，在王恩茂一手策划了“4·16”血案之后，红二司所属团队，群情激愤，决定进驻人民广场，举行“誓与王恩茂之流血战到底大会战”。继后，职工总司、工交总司等革命造反派也陆续进入大会战阵地，与革命小将并肩战斗，新疆的工学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广场四周帐蓬林立，红旗招展，变成了新疆革命造反派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变成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向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发动总攻击的战场。大会战受到全市、全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很多工人、贫下中农成群结队，敲锣打鼓给大会战指挥部赠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锦旗、纸张，笔墨等。大会战狠狠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大会战指挥部向王恩茂发出《第一号通令》：“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时刻。王恩茂!你进一步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剥夺工农造反派‘四大’，制造白色恐怖，对抗总理指示，又一手挑起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4·16’反革命事件，对党中央和人民又欠下了一笔新的血债。为了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全体战士和广大革命造反派誓与你血战到底。”

王恩茂不仅不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反而趁机向我革命造反派大肆反扑。他给大会战指挥部的一封信中胡说什么：“我从去年十一月初明确表示支持红二司后，一直坚持了这一态度。我是在改正错误，坚决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不是什么进一步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根本没有对抗总理指示，剥夺工农造反派的‘四大’，制造什么白色恐怖，我根本没有挑起所谓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事件。”4月19下午，大会战指挥部代表同王恩茂、张希钦等在军区进行谈判。王恩茂出自其反革命的阶级本能，恶狠狠地质问我代表道：“为什么要召开与我王恩茂血战到底的大会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斗争的大方向？什么叫血战?”充分暴露出王恩茂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首都十万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周总理代表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到会庆祝，并作了重要讲话。伯达，康生同志出席祝贺，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祝贺并讲话，江青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和拥军爱民问题。她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江青同志的讲话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红二司“炮轰军字号《新疆日报》联络站”向报社×管会提出大量尖锐而中恳的批评，并报据中央关于省市报刊的十项规定，提出军字号《新疆日报》停刊，出版《新闻电讯》等六项要求，先后与报社军管会进行了五次谈判，但均遭到无理拒绝。红二司高中鲁迅兵团的革命小将被迫进驻报社门前，搭起帐蓬，装上喇叭，挂起剪报，设立接待站，揭露军字号《新疆日报》的罪行，强烈要求它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然而在王、张之流的控制下，报社军管会不仅不支持红二司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虚心听取批评，反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抵制和破坏红二司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对它的批判，并指使保守组织到报社“报喜”，高叫什么，“军字号《新疆日报》好得很”，“牛鬼蛇神最怕军字号《新疆日报》”等等，为王恩茂之流反攻倒算的喉舌大唱赞歌。

4月21日，大会战指挥部发出《誓与王恩茂之流血战到底大会战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誓与王恩茂之流血战到底大会指挥部讨论纪要)》，对形势，大会战目的，原则，内容，方式方法等十二个重大问题作了说明。红二司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团队“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六条》及有关社论的基础上，对《纪要》充分讨论，领会精神，很好地、认真地贯彻执行”。《纪要》对大会战胜利、健康地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乌市广场大会战的推动下，米泉、玛纳斯、哈密、和田、喀什、伊犁等州县的革命造反派也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大会战。大会战的熊熊烈火遍及全疆，掀起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4月22日，王恩茂日夜梦想混入“三结合”的领导核心，破坏蓬勃向前发展的革命大批判阵地——大会战，于是又玩弄其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上欺中央，下压群众，擅自决定召开一个所谓“检查会”。大会战指挥部为此特发表《关于王恩茂检查的严正声明》指出“在当前红二司革命小将及工农革命造反派聚集广场誓与王恩茂之流血战到底的时候，在王恩茂之流顽固抗拒群众的革命洪流，负偶顽抗，拒不答应革命群众要求的时候，在王恩茂拒不承认自己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拒不承认自己对抗总理指示，拒不承认一手挑起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4·16’流血事件，拒不承认工农‘四大’权利，拒不承认大搞反攻倒算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王恩茂之流要召开什么检查大会”决非偶然。声明说：“一切不经过红二司和工农革命造反派同意与主持的王恩茂检查大会都是非法的，也是违抗总理指示的。”

4月23日，大会战指挥部主持召开“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斩断刘邓伸向新疆的黑手大会”。大会尖锐地指出：王恩茂十七年来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充分证明他就是刘邓伸向新疆的黑手，必须彻底斩断，坚决打倒！同时大会揭穿了王恩茂企图通过假检查蒙混过关的罪恶阴谋。同日，大会战指挥部发出《第四号通令》对王恩茂不通过造反派的许可，非法决定要做所谓“检查”的卑劣行径提出最最严重的警告。这样王恩茂定于23日召开的“检查会”终于破产。

4月23日，红二司八一中学“井冈山”、一师“49·4”、新医“红色风暴”等团队，开始炮轰“新疆××文革接待站”，他们以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文革接待站”所犯的严重错误。大字报中指出，××文革接待站的前身是臭名昭著的“红卫兵接待办公室”，早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充当了王恩茂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工具。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逐步深入后，“红卫兵接待办公室”在社会上混不下去了，便撤入××大院内，只单方面接待保守派头头，成为王恩茂之流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秘密策划所。67年2月刘邓黑司令部的谭震林在全国掀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王恩茂之流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充实人力，加强领导，正式挂起“新疆××文革接待站”这块招牌。它配合王恩茂在全疆刮起“三月黑风”，编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指示：王恩茂是保护的，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三结合对象，不检查也是三结合对象。”为保守组织出谋划策，死保王恩茂，诬蔑攻击革命造反派，充当了王恩茂反攻倒算的得力工具。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社论指出：“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面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对干部‘打击一大片’，这都是为了‘保护一小撮’。他们总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革命派”。王恩茂之流正是这样干的，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胡说什么“革命造反派是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的”，“二司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反咬革命造反派一口。

4月25日，军字号《新疆日报》刊登了新华社24日电讯稿《决心狠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为蒙蔽群众，为了王恩茂之流“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大搞三凑合，打掩护，竟将电讯稿中的有关重要部分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极力抹黑两条路线斗争。被删掉的内容其中有：“……干部‘亮相’，就是要在两条路线生死搏斗中不断革自己的命，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斗争。……全力投入到当前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当中去，同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狠触自己的灵魂，不断破私立公，自觉革命，改造自己。”“复旦大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蓄意转移斗争目标，把学校内二百多名干部排入名单作为打击对象，还把一些敢于起来造反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送入劳改队。他们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学校里和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他们的后台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27日，《红旗》第六期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指出：“毛主席最近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全体指战员，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要热烈响应这个战斗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拥军爱民问题，一方面是革命群众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问题，又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

红二司所属新大、一中、八农等校革命造反派组织，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根据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的重要指示，先后多次给张希钦送大字报，敦促他及早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张希钦迟迟不接受革命小将的大字报，还在幕后挑动“红造部”一小撮暴徒围攻、殴打我前往送大字报的红二司革命小将，千方百计地抵制破坏革命造反派对他的严肃批评。

4月28日，张希钦在××召开的×管代表和××干部会上讲话：“命令你们及你们的亲属与二司断绝关系，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若今后查出与红二司仍有关系，要受纪律处分，严惩不贷。”做为××支左的主要负责人的张希钦，已完全撕破了“和红二司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的假面具，彻底暴露了他反革命两派的狰狞面目。

△在王张及其爪牙的策划下，保守派将兵团供销部张明昌受伤死亡的罪责强加在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大造舆论，在张明昌未死时，就发出“讣告”，组成“治丧委员会”，张死后全市马路贴满了“二司交出杀人凶手!”“张明昌同志被害，二司一小撮罪责难逃!”等标语。在万民欢庆“五·一”节时，他们面对我广场“大会战”阵地大奏哀乐三天。本计划召开大规模追悼会，企图冲击广场大会战，以死人压活人。后因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来电制止才未得逞。

4月29日，由“誓与王恩茂之流血战到底大会战指挥部”主持在广场隆重召开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热烈欢呼《红旗》第六期社论发表的盛大集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工人、革命干部和红二司革命小将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战士四万余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们在大会发言中坚决表示“一定坚定不移地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贯彻社论的精神。”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我革命造反派在广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疆文艺界黑帮头子林渤民大会”，林被揪到会场受审。大会揭发和批判了王恩茂的亲信，狗头军师林渤民十七年来在新疆文艺界以及文化革命中与王恩茂相勾结，疯狂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斗林大会的召开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威风。保守派见林被揪斗，如丧考妣，纷纷贴出“强烈抗议非法绑架革命领导干部林渤民同志”，“乌二司把矛头对准革命领导干部林渤民同志罪该万死！”“踏平八农造，解放林渤民”等大标语。新疆××文革办公室站在王张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极力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渤民，于4月30日给二司来信说：“我们希望你们立即放回林渤民同志”。5月2日，自治区公安厅×管会竟来信威胁说：“你们应立即放回林渤民同志，否则由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任。”

△王张之流对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及时地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新疆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新华分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挑动保守组织，冲击新华分社，打伤记者，抢走文件和记者照相机造成国内外罕见的政治事件。

△继4月27日红二司九中“继鲁铁军”发出的《关于炮轰市有线广播站的紧急声明》之后，新疆广播电台革命造反兵团贴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一致指出，中央早在一月二十三日在《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就指出：“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但×管的市有线广播站、新疆广播电台在王恩茂之流的控制下，却反其道而行之，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伙同军字号《新疆日报》大肆放毒，通过自办的“新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政治节目，恶毒攻击以红二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极力扶植和美化保守势力，鼓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疆已彻底破产”，为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王恩茂大唱赞歌，充当了王恩茂之流反攻倒算的重要喉舌。声明和大字报在列举以上严重错误之后，热诚希望有线广播站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必须彻底与王恩茂所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迅速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电台军管会不但不改邪归正，相反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和攻击革命造反派，为王恩茂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8月30日中午的自办“新闻节目”中，竟将英雄的7335部队代表在我8月27日拥军爱民大会上的讲话全部改换为××代表在保守组织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利用党的宣传工具歪曲7335部队支左大方向，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维护中央《关于广播电台的补充规定》，在广播电台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下，电台军管会被迫从8月30日晚上开始撤清自办新闻节目维、汉语的播音，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八一中学“红造部”一小撮暴徒乘红二司八一中学“井冈山”大部分战士去广场参加“拥军爱民庆祝大会”之机，由张希钦指使两个连的×××战士作掩护，动用军用云梯，攻占了“井冈山”大楼，打伤守楼战士数人。抢走全部广播器材。王恩茂之流蓄意破坏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把人民解放军推向武斗第一线，罪该万死！

5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同首都三百万革命群众一起欢度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晚间又在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和百万群众以及来自五大州的各国朋友一起欢度“五一”之夜。人民日报刊登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集中的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人民日报》在题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他还强调，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上，深刻地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地解决如何对待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问题。”

由职工总司主持在人民广场隆重召开“新疆革命造反派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5月4日，为纪念“五·四”青年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指出：“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坚持同工农相结合的大方向。”“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社论号召“一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奋勇前进吧！”在社论精神指引下：红二司革命小将纷纷下工厂、去农村，拜工农为师，向工农学习，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5月7日，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说：“把各行各业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的大学校，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无论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学生，还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都要以本业为主，兼作别样，都要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指示，给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大方向，是完成斗批改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社论又说：“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反动路线斗倒、斗臭、批深、批透。这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这就是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最好的实际行动。”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宣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死刑。

由于军字号《新疆日报》抗拒群众批评，拒绝改正错误，红二司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工人、干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举查封了军字号新疆日报，并根据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工作的几项规定》的精神，决定出版《红色电讯》。红二司和炮轰军字号新疆日报联络站在八日发表“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斩断王恩茂复辟资本主义的喉舌——军字号《新疆日报》”的文章，对革命造反派查封军字号新疆日报的正义立场作了详细说明。王恩茂、张希钦之流对革命造反派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发起疯狂反扑，由××文办给“工农革委会”、“红促会”头头传达熊晃指示：“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以前我们给你们出了一些主意，束缚了你们，现在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应当组织力量把报社夺回来。”下午张希钦又亲自给保守派头头发了两点指示“你们必须行动，至少要成为一个对立面，这样中央就可以表态，双方撤出报社：你们要智取，不要硬攻，可以用调虎离山计把他们一部分力量从报社引出来，这样冲上去就容易了。”根据张希钦的反革命战略部署，次日凌晨二时“天山公社新大分社”、“新大十一红战团”勾结苇湖梁电厂等单位保守派千余人，乘坐五十多辆大卡车对新大“星火燎原”、“北斗星”等所有造反派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砸、抢、抄、抓。企图调虎离山，乘机夺取报社。八日上午十二时王张之流精心炮制的一项所谓《紧急呼吁》出笼，这个呼吁对革命造反派查封报社的革命行动大肆诬蔑，胡说查封报社“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并要造反派“立即撤出报社”。在《紧急呼吁》的歇斯底里的煽动下，“工农革委会”、“红促会”、“天山革命公社”及兵团单位数千人对查封报社的造反派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攻击，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被打成重伤住院者即达二百三十余人，十六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振民被暴徒活活打死。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于五月十三日给新疆军区党委、红二司、职工总司来电：“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和错误，可以提出批评。”接电后，查封军字号新疆日报指挥部立即于九日上午给周总理、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发了复电，汇报了查封军字号新疆日报的理由和改进报社工作的意见。但由于对中央来电精神领会不深，执行不坚决，没有立即撤出报社，拖延了报社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击中了刘少奇及其代表作《修养》的要害。给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致命打击。

△革命造反派查封报社后，转移到××强行出版的军字号《新疆日报》转载《〈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时，竟将“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一句中的“岂”字篡改为“它”字，公然替中国赫鲁晓夫翻案。

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江青同志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在讲话中指示“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却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是对我们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的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社论指出“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开端。”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

5月11日，王张之流对抗中央来电“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企图再次用武力扼杀《红色电讯》。唆使“工农革委会”、“红促会”在南门体育场召开所谓“抗议武光之流强占报社罪行大会”，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群众，会后开出186辆大卡车游行，车上装有大量石头、木棍、铁棒，麻黄钉等各种凶器，妄图挑起更大规模武斗，但在游行中，车上的凶器被广大革命群众发现，当场揭发其阴谋。暴徒们迫于社会舆论，弃车逃窜，三十多辆满载凶器的卡车丢弃在大、小十字街头，成为对受蒙蔽群众进行教育的活教材。

《红色电讯》的发行受到王张之流的抵制和破坏，唆使邮局拒绝运送《红色电讯》。红二司小将为了迅速传递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毅然决然担负起向附近各县运送《红色电讯》的任务，开往奇台的汽车不幸发生车祸，红二司小将十余人受伤，金烨，潘剑秋两同志壮烈牺牲。

5日12日，《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社论中指出：“人民和军队，军队和人民，要永远肩并肩，心连心，”“人民群众对军队有什么批评和建议，可以善意地用适当的方法提出来，绝不能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新疆革命造反派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创刊号发表红二司新疆工学院井冈山兵团题为《斩断刘少奇伸向新疆的黑爪牙》的批判文章，揭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1966年在新疆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拼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伙同王恩茂把新疆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的一系列罪行，以及王恩茂不遗余力吹捧刘少奇，为刘贼大树威信的可耻行径。

5月13日，在王张的唆使下，八一中学“红造部”，新大“十一红”数十人在区党委联络部密切配合下，于凌晨三时公然进入警卫部队戒备森严的区党委办公室大楼，闯进“夺权指挥部办公室”，强行绑架正在等候总理办公室回电的丁新民等五同志，以阻止造反派向中央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并彻底拔除夺权指挥部。对于这种严重的政治事件，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紧急集合，声讨王恩茂之流非法绑架我造反派战友的滔天罪行。被绑架的五位同志被转入玛纳斯南山监禁，多次被毒打，直到卅日才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逃出虎口。

5月15日，王、张之流为了在乌市进一步大规模地镇压革命造反派，张希钦亲自指使保守组织说：“从力量较弱的单位撤出来，集中几个点，便于作战。”随后，全市保守组织便相继向油运司、工人文化宫、市委大楼、新中剧院、八一中学、邮电局、物质局等据点集中。

王、张之流除在乌市集中力量镇压造反派外，又唆使其各地的黑爪牙，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干扰斗争大方向。5月15日库尔勒调动五千多名农民围攻殴打参加绝食斗争的学生的流血事件；5月16日克拉玛依联总打伤革命小将百余人事件；5月18日奇台调动农牧民、马队血洗红二司分部事件；5月21日捣毁米泉“誓与王恩茂之流血战到底”大会战阵地事件等等。

5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年前亲自主持制定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公开发表。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它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是斗争大方向。《通知》和社论进一步武装了革命造反派。从而把斗争矛头更加集中地对准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大揭露大批判的高潮。

5月17日，《革命造反报》第二期发表红二司新大6685战团题为《王恩茂高举反革命修正主义黑旗十七年》的长篇批判文章，系统地全面地揭露了王恩茂解放十七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力吹捧中国赫鲁晓夫，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独立王国的罪行。

5月21日，××文工团“喀喇昆仑”、步校“星火燎原”，7220工厂“翻江倒海”等十一个单位革命造反组织七十余人冲破王张的高压，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坚决支持红二司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发出“给王恩茂的一封公开信”，谴责王恩茂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表示要誓与王恩茂血战到底。对此革命行动，王张之流怕得要死，恨之入骨，立即组织×内开展四大单位的保守组织对他们进行围攻，并用一百多个团队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把“公开信”打成“背叛祖国的宣言书”。

△王张之流为了进一步扼杀忠实传播党中央和毛主席声音的《红色电讯》的出版和发行，假借××文办名义专门给×××及县人武部发出通知说：“军字号新疆日报是经中央正式批准的自治区唯一合法的报纸，最近红二司非法查封报社后出版的《红色电讯》是非法的。所以，为了保证军字号新疆日报的正常发行，望发动各级邮电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和广大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军字号新疆日报的顺利发行，大造舆论，并望在群众中抵制非法出版的《红色电讯》的投递发行。”

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立即制止武斗》指出：“近来，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群众组织之间，发现一股武斗的歪风，它干扰斗争的大方向，妨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社论还引述了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通告》其中规定“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社论和通告对革命造反派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对王张之流挑起武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王、张之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社论和通告中的精神置若罔闻，继续策划武斗镇压革命造反派，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八钢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社论发表时，在走资派的唆使下，八钢总司八百余人用铁棒、木棍、石头围攻殴打，30余人被打伤。23日乘火车赴京的首都红代会和红二司30余名战友在柴窝堡车站被八农红色军团绑架。××文工团“喀喇昆仑”战士全部被赶出驻地。24日地质局造反派向阳公社被地质联司攻打，70余人被打伤，六道湾煤矿革命造反派工人也遭镇压。26日××文工团“喀喇昆仑”和艺造司所属“新歌联战”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去米泉演出时，遭到兵团农六师人员八百余人围攻，重伤16人，当地造反派工人一名被打死。25日到30日独山子造反派工人、学生被残酷镇压。

5月23日，首都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出席大会，江青同志主持大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新发表了《讲话》全文。红旗杂志发表纪念文章《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一定在斗争中活学活用《讲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开展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向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他们所把持的领导机关、艺术学校、文艺刊物、文艺团体等一切权力，统统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我们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那些坏戏、坏电影、坏作品批深、批透、批臭。“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新疆革命造反派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在人民广场隆重召开庆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

△王张之流对新华分社忠实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十分害怕，唆使其御用组织，对新华分社大肆诬蔑造谣，为此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最近以来，针对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谣言，诽谤很多，……这些谣言出现在当前对党内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高潮中，绝非偶然，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不管造谣还是诽谤，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更好地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这一声明及时揭露了王张之流打击陷害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的罪恶勾当。

5月26日，由于王张之流不断挑起大规模武斗，镇压工人运动，八钢和六道湾煤矿等单位造反派工人“四大”被剥夺，许多工人被赶出工厂，失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新疆红二司为了坚决支持工人的斗争，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红卫兵战士“到工农群众中去，誓与工农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患难。”八中、新大等红二司所属团队还发起募捐。在政治和经济上大力支援工人革命造反派。

△哈密地区革命造反派为要求立即释放因1·27公安处夺权而被捕的战友，于27日12时宣布绝食，至28日22时取得胜利。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后，王张之流被迫宣布撤消关于取缔“星火燎原”等七个×内造反派组织的决定。但却在平反的幌子下，给他们强加了更多的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借平反之名，行打击之实。对“喀喇昆仑”却始终不予平反。

5月27日，新疆革命造反派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揭露王、张之流连续策划大规模武斗的新罪行，于27、28两日连续举行“反迫害，争四大，坚决反对武斗，立即制止武斗”游行示威大会。

5月28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光辉文件——《看了“逼上粱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1944年1月9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9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从25日起陆续公开发表。《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中指出：“这些文件是我们向反革命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锐利的武器。”

5月29日，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中指出：“1966年2月，是一个不平常的二月，是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二月。这时，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一个是彭真的《汇报提纲》，一个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纲》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纲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纪要》的公开发表，使各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新的巨大鼓舞。对新疆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彻底揭发、批判王恩茂忠实执行彭真“二月提纲”的罪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5月30日，王恩茂对抗总理3·26指示，长期躲在××大楼，拒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却在幕后策划对革命造反派的疯狂镇压，并将自治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民族败类、里通外国分子庇护起来，为此自治区机关干部革命造反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令说：“王恩茂必须立即滚出军区，到群众中低头认罪，必须责令区党委书记、部长、人委主席、副主席、厅局长回到原单位，接受群众监督。”造反派到新疆军区送通令时，某些人拒绝接受，并野蛮把通令撕碎，开动高音喇叭攻击前往递交通令的革命造反派。事后王张之流唆使各保守组织狂呼乱叫诬蔑“二司要冲击军区”并提出“要严惩凶手”等等。

6月1日，新疆革命造反派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四期刊登红二司新大“挺进兵团”的文章《看！新疆什么人和党中央唱反调——王恩茂之流反攻倒算黑话录之一》。文章以大量事实，充分揭发了王恩茂之流追随刘邓黑干将谭震林，在新疆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造反派，扶植保守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

6月3日，在王、张的唆使下，“红促会”数百人以搬砖为名，翻墙闯入新华分社后院闹事，欧打前去劝阻的记者，骂他们“牛鬼蛇神最喜欢新华分社”、“你们滚出新疆去!”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新华分社全体同志为此重申：“新华分社记者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任何打、砸、抢的暴行，也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忠实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反映新疆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决心。”革命造反派战士纷纷前往分社慰问，张贴标语、大字报强烈谴责王、张及其御用组织践踏国法，冲击新华分社的反革命暴行。

6月4日，米泉血案。6月1日米泉县走资派操纵人武部在王、张之流的指使下，调动米泉“继八路”、“捍卫团”和当地兵团人员及劳改人员，将米泉革命造反派大会战阵地团团包围，断水、断粮。3日，冲入阵地，将参加会战的百余名革命小将全部抓走。4日，职工总司、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闻讯后，遵循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带着标语、大字报，乘坐汽车从乌市去米泉宣传，营救我被抓战友，我革命造反派到达米泉后，首先与当地公安局进行谈判，要求他们出面解决问题，但他们一再拖延时间，调兵遣将，策划镇压，一个小时以后，即调来上万人将我声援战友团团包围，并用炸药炸毁公路，使用石头、大棒对我赤手空拳的战士进行血腥镇压，我战士被打重伤一百多人，被抓520多人，米泉地区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米泉县东风公社东、西宫贫下中农不怕党内走资派的高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于7日发表严正声明，声明说：“米泉事件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要求新疆军区严惩幕后策划者及其杀人凶手。”

哈密血案。王、张之流害怕革命造反派向党中央汇报新疆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指使哈密“红铁”暴徒在哈密车站拦截由乌市开往玉门的194次列车，抓捕、欧打数十名红二司赴京小将。前往车站抢救红二司受伤小将的“二建”革命造反派工人，也遭到抓打。哈密广大革命群众闻讯，十分愤慨，向“红铁”要求放人，当队伍到达车站时，又被“红铁”拦截抓打，被打伤270多人，重伤60多人，被抓230多人。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令(即“六·六”通令)。通令明确规定：“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都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

“六·六通令”的发表，是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掀起的武斗歪风有力的回击，是对革命造反派最大的支持，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顺利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在新疆却遭到了王张之流及其御用组织的公开破坏。

玛纳斯血案。王张之流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先扫外围，后打乌市”的反革命战略部署，首先在玛纳斯县进行典型试验。在王张之流阴谋策划下，从5月21日起，指使玛纳斯县人武部，××派出的驻玛纳斯县“宣传队”队长黄××和当地走资派，操纵玛纳斯县保守组织“总部”，调动兵团“八野”人员，煽动近万名农牧民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6月6日，他们封锁交通，使用石头、大棒、汽油瓶、浓硫酸，马队、推土机等向革命造反派大会战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并放火焚烧附近的民房和农机仓库。革命造反派战士被迫奋起自卫，并和赶来声援的革命群众一起抢救国家财产。但是暴徒们仗其人多势大，连续向我阵地发起更加凶猛的攻击，革命造反派守卫的红色阵地终于被暴徒们攻破，暴徒们到处搜捕抓打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共计打死我战士四人，打伤五百余人，重伤一百余人，抓走二十余人，参加大会战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无一幸免，使玛纳斯革命造反派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玛纳斯血案后，王、张之流一方面在玛纳斯县各公社、大队大摆宴席，大搞“庆祝胜利”活动，一方面使用卑鄙伎俩，破坏现场，从石河子等地拉来各种所谓“造反派的凶器”，颠倒黑白，精心布置了一个所谓“展览会”，组织全疆各地保守派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共十余万人，到玛纳斯参观、“学习”，推广这一反革命经验，欺骗和蒙蔽群众，策划在全疆大规模地镇压革命造反派。

这次血案，使国家财产损失达40余万元，农牧民“进城闹革命”的用费就报销了82800多元。

“展览会”开放期间，“宣传队”队长黄××于6月13日召集玛纳斯“总部”队长以上干部会，胡说什么“广大贫下中农、劳动牧民上城制止武斗是正确的、正义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6月18日，张希钦亲临玛纳斯巡视祝贺，召见公社生产队长(保守派)以上干部讲话，表扬说：“你们作的对，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为全疆的无产阶级作出了榜样。”公开与中央“六·六通令”相对抗。

6月8日，乌鲁木齐地区革命造反派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红二司革命小将，在人民广场举行“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揭发控诉了王恩茂之流反革命打砸、抢、抄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革命造反派以大量的血泪事实揭发控诉了王恩茂之流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红促会、工农革委会等召开“欢呼六·六通令发表大会”。会后，他们游行到第一师范门口时，一师“四九·四”的几名革命小将在路旁喊“打倒王恩茂”的口号，一群打手从队伍里冲出，举起大棒，上前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这时，站在一师对面的××文革门前的工作人员，不但不制止，反而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这就是王、张之流假拥护、真破坏《六·六通令》的铁证。

红二司所属新大“星火燎原”、“北斗星”、“东方红”、“硬骨头”、“6685”、“三面红旗”、“4812”、“红旗”八个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成立了“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北京、上海、武汉、河南、内蒙、青海等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以及职工总司、工交总司，军内革命造反派，兵团战友、红二司兄弟团体纷纷前来祝贺。

在王、张之流反革命大屠杀前夕，新大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有着巨大的意义。

6月9日××召集驻乌市团以上干部会，王恩茂说：“现在把二司讲的太宽了。乌市、各专、县与二司观点相同的工人组织部不能称二司，二司支持的，与二司有联系的并不能说是革命造反派，二司只包括乌市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学，不能承认他们对外县有领导系统”。在“三月黑风”中，他为了通过打击红二司，破坏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叫“二司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要职工总司同二司“划清界限”；而在总理肯定红二司以后，惯于玩弄两面手法的王恩茂却又说什么“与二司观点相同的工人组织不能称二司，……不能说是革命造反派，……”以此来否定职工总司，达到分裂革命造反派，破坏工学运动，破坏新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张希钦在××召集文革人员和××文化部负责人开会时煽动说：“二司打了你们，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上了火线，是在第一线同敌人搏斗。今后要继续战斗，总结经验。你们通知了一、三司去配合，但去的人太少了，可以多去一些，去他千把人埋伏起来，你们只要把他们引过西大桥，拿上照像机，他们一定来抢照像机，来抢就抓，抓来押上车。过去我们打日本就是这样，象钓鱼一样。新疆日报社目前是自治区的白区，是反革命据点，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是牛鬼蛇神的集中点。一定要把他搞掉。现在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当然这是秘密，不能泄漏。我们打政治仗，也是打军事仗。”

6月10日“誓与王恩茂血战到底大会战指挥部”为维护和贯彻“六·六通令”向王恩茂之流发出通令，指出“王恩茂是乌市和全疆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王恩茂必须责令新疆××保证中央“六·六通令”的贯彻执行，不得口是心非，上骗中央，下压群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把通令接过去镇压革命造反派。”

6月11日，王、张之流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6月7日，××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拼命给派出的“宣传队”打气。郭×说：“我们现在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还要抓人的问题！”王恩茂进一步地挑动说：“你们挨过骂，我们也挨过，那个味道是不好受的，有的同志挨打，住了医院，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你们经历了这次阶级斗争的大世面，经历阶级斗争的大风雨，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锻炼，这在你们的历史上是很光荣的一页。你们在宣传中遇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的攻击和毒打，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你们做的正确。”11日张希钦在××召集驻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部署进攻革命造反派掌握的新疆日报社的会上，宣布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计划：“一、去的人要精选，立场要坚定，身体要好。二、组成班排连。三、节目要安排，一些队演，一些队执行特殊任务，专门物色要抓的对象，要同公安人员联系好。四、喊‘打倒武光’的口号要响一点，刺到他们的痛处，他才能跳出来，每队配备一个照像机，拿出他几百元的烂机子准备让他们砸，组织一些人做照像的动作，其实不一定照，可以作些假动作，象钓鱼一样，钓鱼竿可以有几根，才能把鱼钓上来。五、要组织好对外联系。六、转移方向要按照规定。七、去时声势大，让敌人知道我们来了，一定要穿胶鞋，按战时着装。”

6月12日，吕书文事件。在王、张之流唆使下，××派出的“宣传队”在二道桥进行歪曲宣传，引起不同观点革命群众的反驳，“宣传队”人员就冲着群众喊“打倒保武派！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一些革命群众喊“打倒王恩茂”的口号，这时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战士吕书文在旁观看，他手里拿着一串系有小刀的钥匙、跟着群众喊“打倒王恩茂”的口号，“宣传队”人员竟借口“携带凶器，意图刺杀×××”，要把吕强行抓走，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阻拦，未能得逞；17日，××文革和公安厅×管会借维护“六·六通令”之名，行打击革命造反派之实，给新大星火燎原兵团来文恬不知耻地说什么：“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央‘六·六通令’发布之后，其性质和情节是极其严重的。为了坚决执行六·六通令规定，我们严正要求你们将这个企图行凶的犯罪分子，立即交出来，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接着又派武装人员来新大逮捕吕书文。由于星火燎原兵团战士坚持说理斗争，来人理屈词穷，才不得不狼狈收场。

6月13日，新疆红二司首届战士代表大会在八农举行，13日胜利闭幕，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特别是“三月黑风”以来的斗争经验，分析了当前形势，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明确了今后斗争任务，确定了战略方针；根据当前局势，提出了以文攻为主，武守为辅的战斗口号。会议认为自治区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革命的学生应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同时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揭穿王恩茂之流极力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关系的阴谋。会议决定要立即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迎接新的考验。

△《革命造反报》第五期发表社论《为工人革命运动大喊大叫》指出：“经过一场大辩论，经过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广大工人革命造反派已进一步认清了运动的大方向……”，“工厂矿山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阵地，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政治阵地。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阵地就是工厂。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杀回工厂去，用战斗争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力，把全国和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紧紧地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争取中间群众和受蒙蔽的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彻底粉碎王恩茂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大阴谋，彻底粉碎王恩茂以农村、工厂包围城市学校的反革命战略计划，打倒王恩茂，最后推翻王恩茂的独立王国。”

△同期《革命造反报》又刊登“红二司批判自治区展览馆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文章《看！王恩茂在“自治区十年成就展览”中所贩卖的是什么货色?——首揭“自治区十年成就展览”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文章以大量事实揭发了王恩茂利用“自治区十年成就展览”“猖狂反对毛主席，极力突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疯狂地反对党的三面红旗”、“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极力散布刘少奇的生产第一，建设第一，指标第一的修正主义货色”、“极力抹煞新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公开宣扬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调和论’、极力为王恩茂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极力为王恩茂在新疆大搞独立王国制造舆论”、“吹捧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主持西北局”等七个重大问题。王恩茂害怕革命小将进一步揭发他在“自治区十年成就展览”中的三反罪行，其后指使其御用组织，将“红二司批判自治区展览馆革命造反联络站”捣毁，抢走大量揭发批判材料。

△七一纺织厂革命造反派“红铁军”战士寿九根六日晚被该厂“红泉公社”一群暴徒无理绑架毒打，伤情十分严重，革命造反派要求将寿九根送厂医院或通过×管会送往市内医院抢救，均遭拒绝。寿九根于13日下午牺牲。寿死后，王、张之流十分恐慌，指使他们的爪牙，将寿尸偷偷埋掉，以毁罪证。后经革命造反派发觉挖出，运往职工总司驻地政协大楼时，被王、张之流发现，马上派公安人员冲进政协大楼，诬称职工总司打死了人，要进行搜查，企图乘机镇压，经职工总司战士说明真象，并揭穿其阴谋后，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溜走。

6月16日，最近中央军委任命裴周玉同志为兵团第二政委、丁盛同志为第二司令员。

△王、张之流为了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目的，在一手制造了米泉血案、玛纳斯血案之后，又于7日指使其在奇台县的代理人，调动数千名不明真相的农牧民，砸毁红二司奇台分部大会战战场，打伤革命小将数十名，抓走七名，包围“继抗中学”，抢走食物，断水、电，进行了残酷镇压。16日，吉木萨尔走资派和县人武部，调动四千余名受蒙蔽的社员、马队680匹，封锁交通要道，控制电话，将一千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围困在县粮食仓库，进行了血腥镇压。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对帝、修、反和中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最沉重的打击，是对革命造反派最大的鼓舞。喜讯传来，乌市革命造反派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连夜召开庆祝大会，并举行了游行。

6月19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这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指导意义。

6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纪念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社论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来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是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根本特点。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集中力量打击这一小撮最危险的敌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社论又明确指出：“我们同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之间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站错了队，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过错主要不在他们，而在于蒙蔽他们、欺骗他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张之流指使和田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不断残酷迫害外地到和田传播毛泽东思想和进行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小将。5月9日无理逮捕喀什赴和田串连的革命小将，6月20日竟将外地所有去和田的革命小将抓、打以后，装上汽车扔到皮山、叶城之间的戈壁滩上。

6月21日，红二司八农《红旗战报》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恩茂》一文。文章以大量事实，充分揭露并深刻批判了王恩茂解放十几年来步步紧跟刘邓黑司令部，在农村实行和平土改，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在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在民族、统战和宗教工作中实行阶级投降主义；煽动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歪曲毛主席的民族干部政策；大肆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宣称“有多少粮食就有多少马列主义”；鼓吹“物质刺激”；只抓生产，砍削政治；提出“兵团方向”，同毛主席号召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恩茂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6月22日，红二司及艺造司所组成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渤民大会筹备处”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林渤民是刘少奇在新疆的黑爪牙，陆定一、周扬在新疆的代理人；新疆文艺界黑线黑邦的总根子；三反分子王恩茂的得力打手和狗头军师，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个典型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渤民和他的黑后台王恩茂，我们揪定了，非打倒不可！”

△王恩茂之流指使××××，在工人文化宫向“工农革委会”等群众组织头头宣布围剿全市革命造反派的作战计划，设立“总指挥部”(下设“前面指挥部”和“后面指挥部”)，计划调动全市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和乌县各公社及西郊“五一”、“八一”等农场农牧民数万人，其行动计划是先打八农，再攻新大，踏平全市。

△红二司应××文革办公室的邀请，派出11名代表前往××商谈贯彻“六·六通令”等问题，由于代表们在××大院喊“打倒王恩茂”的口号，便遭到辱骂和拳打脚踢，三人被抓。其余代表在离开××走到北门时，又被预先埋伏的八一中学“红造部”的暴徒抓走2人。这充分暴露了王、张之流惯耍政治欺骗，两面三刀，对革命造反派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凶险面目。

6月24日，八一农学院惨案。6月20日上午，在油运司二楼，由××主持“工农革委会”、“红促会”等成立“联合指挥部”时，××吴××说：“不打八农是我们最大的障碍，这里解放了，新市区就好办了。”“红促会”的顾问、坏分子牛其益说：“先让(八农)‘红色军团’点火，然后工人包围”。当日下午由××宋××和杨克主持，在工人文化宫召集红促会、工农革委会等组织的头目开会专门研究攻打八农的计划，杨克指使先让“红色军团”去点火(砸总机、抓人)，把舆论造出去(造谣说武光在八农、八农有武器，打了“红色军团”的人、虐待“革命领导干部”林渤民等)，然后一举“解放”八农。王、张之流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行动计划，在人力、物力上，经过一番紧张充分的准备后，付诸实施，先从八农下手，于21日，由“红色军团”制造事端将八农兵团在工农兵印刷厂排的揭发王恩茂、林渤民三反罪行材料的铅版砸毁，23日，将本院价值三万元的电话总机砸毁。为了进一步扩大事态，在“工农革委会”的配合下，“红色军团”绑架、殴打八农兵团战士，并拒绝释放被绑架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八农兵团战士忍无可忍，冲入“红色军团”驻地，救出了自己的战友，抓住了打人凶手。23日下午，王、张之流调动了两万余名受蒙蔽群众，头戴安全帽，手持大头棒，并用汽车拉运大量石头，封锁了校园周围，包围了八农兵团所属各团大楼。这时红二司司令部得知八农被包围，立即派人去××谈判，希望××出面制止武斗，但谈判代表刚进××司令部，就遭到毒打，致使谈判无结果，回来时又遭“红造部”野蛮绑架。我广场大会战指挥部被迫组织游行抗议，许多革命群众也纷纷去××文革接待站要求××出面制止武斗，均遭冷遇。24日凌晨，暴徒们切断电源、水源。开始猛攻各座大楼，晨三时，首先对孤立无援的“八·八火种”大楼发动总攻。七时许“八·八火种”大楼第一层被攻破，暴徒们又放火攻入二楼，打伤我革命造反派战士302名，其中重伤93名，抓走234名，并大肆抢劫破坏，捣毁价值数十万元的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将教学实习用的珍贵兽皮药材等及私人财物全部抢走。就在这时，“红促会”广播站开始播送××文革给红二司的信，指责红二司“不制止武斗”，“拒绝谈判”。同时，红促会等组织竟无耻地高喊：“战地首次告捷”“大快人心”。“战声社”造谣说：“活捉了黑武光”、“搜出了两挺机枪”等等。红二司、职工总司、工交总司及广大市民群众听到八农“八·八”火种大楼被攻占，数百名革命师生惨遭毒手，再次向新疆××提出强烈抗议并发表严正声明：××如再不出面制止武斗，我革命造反派将自卫还击，援救八农战友。××仍置之不理。当革命造反派调集队伍自卫反击时，王、张之流即派了两个连的×××进入八农，借“制止武斗”为名，掩护攻打人员撤退。下午4时许，我声援八农兵团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突破重围，冲入八农的武斗人员乱了阵脚，仓惶逃窜，在行政楼内秘密指挥武斗的马森、李照明、牛其益等要员因未来得及逃跑，当场被革命群众揪住，马森等带来指挥武斗的步话机、望远镜均被缴获，“红促会”、“工农革委会”等组织的几个头头也被当场抓住。

这是王、张之流策划的震动全疆的又一次大规模武斗。

6月28日，王、张之流的反革命围剿，由外县逐步转到乌市市郊。6月10日在七一纺织厂、6月7日在六道湾煤矿、6月10日在交通厅大修厂、6月26日在苇湖梁电厂、6月27——28日在农机厂、第二配件厂，在走资派和×管会的密切配合下，他们调动厂、矿内外大批受蒙蔽群众和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动用大量生产用车，拉运武斗人员，使用石头、大棒、硫酸、汽油瓶等武器焚烧大楼，攻下我革命造反派阵地，进行残杀，并冲进革命造反派宿舍、工房、医院等地，对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打、砸、抢、抄、抓、赶、杀，公私财物被抢，很多战士被打成残废，有的战士英勇牺牲，使生产陷于瘫痪。

△王张之流又调动大批人马，围攻自治区财贸学校，放火焚烧教学大楼，抓走红二司革命小将180多名。

在这些事件中，面对王张之流血腥镇压，我革命造反派战士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王张之流的无比仇恨，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解放军报》社论曾经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用极其毒辣的手段，拼命转移斗争目标，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王、张之流正是这样，他们为了破坏革命造反派对他们的批判，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抗“六·六通令”，继续策划镇压革命造反派。

7月1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指出：“我们党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纪念党诞生46周年的时候，全党、全国人民，应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号召，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在《解放军报》社论《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干革命》中，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乌市革命造反派原定于7月1日在人民广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盛大集会，王、张之流为了破坏这次大会，调集“工农革委会”、“红促会”等一万余人，并从玛纳斯、昌吉等地调来大批农牧民，于凌晨三时突然包围新疆工学院和石油学校，切断到八农和新医的交通，使用石头、大头棒，吊车、油罐车、马队等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屠杀。拉开了“七月大屠杀”的序幕。暴徒们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4人，重伤91人，轻伤118人，新疆工学院三座宿舍楼被洗劫一空。红二司和职工总司强烈要求××立即制止武斗，××置之不理。革命造反派忍无可忍，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迫自卫还击。在我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声援下，暴徒们狼狈溃退，从而打破了王、张之流妄图打下新工，孤立八农和新医，然后分别吃掉，控制整个新市区的反革命战略计划。

△在哈密走资派策划下，“哈联总”、“红铁”三千多人突然包围红二司哈密分部驻地——红色革命造反楼，打伤小将数十人。断电、断水、断粮、企图困死楼内七百多名红二司小将，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制止武斗，×××之不理，一楼被攻占。二日在广大革命群众的配合下，革命造反派工人奋起营救革命小将，击退了围攻，粉碎了走资派的阴谋。

7月3日，新疆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大会”。大会坚决表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王、张之流不甘心他们策划的“七·一”围剿事件的失败，又操纵保守组织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一面大造舆论说：“乌二司、牛总司要搞七月暴动！”同时，他们又把黑手伸向外县，镇压全疆革命造反派。于是，3日，王、张在阿克苏的代理人调动“百万雄师”、“井冈山”、“联总”和不明真相的农牧民万余人，连续对红二司阿克苏分部、职工总司，发动猖狂进攻，打伤造反派战士一百多名，抓走一千六百多名。

△新疆红二司机关报《新疆红卫兵》第11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揭穿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阴谋》，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新疆之行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刘少奇新疆之行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政治阴谋”。7月10日第12期发表另一篇编辑部文章《王恩茂跟随刘少奇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指出刘少奇在新疆期间所发出的黑指示的要害问题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7月7日，中央军委任命孔瑞云、杜海林同志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曾如清为兵团副政委，朱铁谷为兵团副参谋长。这是中央加强兵团领导解决兵团问题的重要步骤。

7月8日，王张之流连日来策动保守组织制造恐怖气氛，挑动武斗，对革命造反派肆意进行打、砸、抢、抄、抓、赶、杀，职工总司、红二司、工交总司及×内革命造反派组织被迫向乌市革命群众发出公开信、《紧急通告》和照会新疆××，强烈要求新疆××切实贯彻“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斗，严惩历次武斗的策划者和打人凶手，释放被绑架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立即将调来武斗的农牧民、马队遗送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同时要求革命造反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并号召群众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王、张之流策划的武斗阴谋。

7月9日，革命造反派排除干扰，坚持斗争大方向，在人民广场又一次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恩茂的狗头军师、得力干将林渤民的大会。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抛出反攻倒算的所谓“检查”。这份“检查”是向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革命人民，全面、系统、恶毒地进行反扑的动员令。叫嚣什么“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以此来否定他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罪恶活动，否定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推行的一整套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亿万革命人民对他的揭发批判，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王恩茂召见“红革联”代表，煽动说：“对于武斗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伊犁的办法，伊犁支持红二司的组织‘红炮兵’搞打、砸、抢，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理他，他搞他的打、砸、抢，我搞我的斗、批、改；一种是乌鲁木齐的方法，搞‘自卫还击’。能够作到伊犁那样当然好的，但是乌鲁木齐情况不同，你们自卫是必要的……”

7月10日，我红二司专案小组历时三个多月(1967、4——1967、7)再次对武光历史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共得材料104份，得出武光根本没有加入过共青团，更没有加入过共产党，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武光是国民党里的要员”，“是一个老牌的历史反革命”等可靠结论。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将这些材料书面上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力地驳斥了“二司是保武派”的无耻谰言，无情地揭露了王恩茂妄图借武光问题压垮新疆革命造反派的狼子野心。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这是对王恩茂之流的当头一棒。

△人民广场大会战阵地惨遭血洗。由于“誓与王恩茂血战到底大会战”遍及全疆，斗争热火朝天，它热情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了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王恩茂一伙，使得王、张怕的要死，恨的要命，他们紧密配合刘少奇“七·九”认罪书的猖狂反扑，先后血洗米泉、昌吉、玛纳斯、哈密、阿克苏等地大会战阵地，又把魔爪伸向乌市广场。王张之流调集“工农革委会”、“红促会”及兵团人员共数千人，于凌晨二时左右，包围了人民广场，乘我大会战战友不备之机，用大头棒、长矛、大刀等凶器对手无寸铁的红二司革命小将进行血腥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当场打死我红二司战士三人，打伤310人，重伤186人，抓走数十人。广场上血迹斑斑，脑浆模糊，惨不忍睹。革命小将的鲜血洒满了重兵把守的区党委大院。

△上午，从×管的交通厅开出暴徒千余人，手持凶器包围攻打红二司邮校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英勇抗暴五小时之久，终因寡不敌众，学校失守，全部被抓，伤亡20余人。

由于王张之流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乌市商店关门，工厂停产，交通阻绝，全市陷入王张之流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

7月14日，在王、张之流的授意下“工农革委会”、“红促会”暴徒又一次冲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报导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新华分社，野蛮殴打并绑架了九名记者，严密封锁新华分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内外罕见的反革命事件。

次日，新华总社就非法绑架新华分社记者事件给分社来电明确指出：“新疆分社九名同志被绑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无视中共中央四月四日关于国内新华分社问题的指示，违抗中央‘六·六’通令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

△为了挑动更大规模的武斗，镇压革命造反派，扼杀新疆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张希钦赤膊上阵，召见三促头头，煽动说：“口里各地早就打了，而且打得很厉害，我们新疆还很平静，中央很支持你们，我们新疆××也很支持你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不大打，可以小打嘛！”“对二司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公然发出了屠杀革命造反派的动员令。

在张希钦发出屠杀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动员令后，“三促”有恃无恐，在全疆范围内对革命造反派连续进行血腥大屠杀。15日，伪国民党警察长姚龙海带领“工农革委会”千余人，对八道湾正在上班的革命造反派工人进行疯狂屠杀，用长矛大刀刺死革命造反派一人，刺伤90余人。同日，哈密地区走资派调动“哈联总”、“红铁”、二中“井冈山公社”及受蒙蔽的农牧民8000多人，马队2900多匹，汽车100多辆包围哈密城进行空前的大逮捕，抓走造反派战士2000多人，打伤800多人，造反派惨遭镇压。16日，王张的忠实打手油运司、云母厂一伙手持长矛，乘红二司八农兵团不备之际进行突然袭击，刺死造反派工人一名，同时，工学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被刺伤三人。17日，乌鲁木齐县安宁渠公社、五一农场和三坪农场的某些组织在走资派的唆使下，纠集大批人员和马队，残酷屠杀红二司参加夏收的革命小将和当地贫下中农造反派，打死二人，打伤20余人，200多人被抓。当天，在东山公社，某些组织数千人包围了区党委等机关参加夏收的造反派干部，500多人全部被抓被打。直接剥夺了我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支援夏收的神圣权利。红二司新疆医学院“红色风暴”一百多名战士在七月初前去阜康支援当地夏收，7月28日完成任务后，当地走资派挑动不明真相的农牧民把他们赶入天山原始森林，十多人被打伤。8月10日返回乌市时又遭到袭击，二十多人受伤。阜康县天龙技校一百五十多名红二司革命小将，完成夏收任务后，也被赶入天山，在中央的关怀下，返回学校，但该校走资派又操纵某些组织于11日勾结兵团人员，用炸药等武器攻楼，把他们全部抓去，严刑拷打，一战士被打死。18日，七一纺织厂“红泉公社”在一片“向武汉百万雄师学习、致敬”的叫嚣声中，在水磨沟地区戒严，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搜捕、迫害，打死苇湖梁煤矿造反派战士二人，重伤30余人。19日又抓走七纺“三红”战士174人，将其中二人打死，14人四肢被打断，把大批革命造反派工人赶出工厂。同日，“工农革委会”等数千人，围攻自治区人民医院，用长矛等凶器刺死革命造反派2人。

7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鲁迅先生在四二年前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并加按语，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记住鲁迅的话，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垮、批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大事。”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的重要社论，指出：“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我们揭露和打倒了党内最大的最腐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一批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取得的成就是震惊世界的。”但是，“被揪出来的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是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有些家伙虽然已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是死不认账，一有机会就穷凶极恶地进行反攻倒算。有的还恶毒地抛出了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反革命宣言书”。“因此，我们决不能怜惜恶人，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我们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我们一定要发动亿万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那些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势力，展开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

△在王、张的授意下，生产建设兵团人员违背“十二条”成立“兵团驻乌市八万革命职工自卫还击制止武斗指挥部”，并发表“紧急严正声明”诬蔑红二司、职工总司挑起武斗，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

7月20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公然武装劫持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同志，发动武装叛乱。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斗争下，粉碎了叛乱，取得了胜利。谢富治同志于22日光荣回到北京。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表示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最深切的关怀，最坚决的支持。它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以致命的打击。《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社论说：“一切受蒙蔽的群众站出来革命，同一小撮坏家伙毅然决裂，划清界限，我们都应当欢迎，应当支持。”3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指出：“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一小撮坏家伙的欺骗蒙蔽下，受了骗，上了当，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继续跟着他们走下去，就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受蒙蔽是无罪的，不觉悟是危险的。你们要当机立断，迅速同坑害你们的一小撮坏家伙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红促会”派往武汉学习“百万雄师”反革命经验的代表王贵明在自治区党委机关“联络部”全体大会上作黑报告，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煽动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他狂叫什么“全国的坏事都是从北京来的”“全国武斗很厉害……中央也毫无办法，‘六·六通令’等于零”，“我们要当革命造反派，就要打垮二司。”“我们把二司打垮了，在当地没有力量了，你中央支持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不要依靠中央，要依靠自己。”“我们和二司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敌我矛盾，要下狠心干，武汉‘百万雄师，长矛一下戳死一个人，那管多少，死了活该。”“死几百人不算什么”。这个黑报告事前曾经取得××负责人的同意，以后又在全疆放了录音。“工农革委会”勤务员王子玉也作过类似报告，这是王张之流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高峰，预示着王张屠杀革命造反派的行动进入了更高潮。

△王、张之流为了分割和孤立新老市区革命造反派的力量，进一步踏平新市区，唆使“新疆日报”社走资派朗可带领工农革委会数百人，强占战略要地报社，《红色电讯》被迫停刊。

△市公共汽车公司革命造反派“全无敌”工人冲破重重阻碍，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恢复了被王张之流中断的八条线路的公共汽车，一小撮走资派唆使两千多受蒙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抢走汽车27辆，破坏汽车20辆，打伤革命造反派工人30多人，抓走10多人，致使全市交通再次中断。

7月22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报发表《王恩茂是新疆最大的里通外国分子——初揭王恩茂里通苏修的滔天罪行》一文指出：解放十多年来王恩茂包庇、重用苏修间谍、里通外国分子如包尔汗、伊敏诺夫等等，这些家伙利用王恩茂给他们的权力，胡作非为，妄图把祖国分裂出去。文章还指出“王恩茂一贯推行其主子刘邓的崇修、媚修、投修的卖国主义路线，……与苏修驻新疆领事馆勾勾搭搭，大量奉送国家机密情报，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出卖祖国、出卖人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7月24日，红二司、职工总司、工交总司等革命造反派紧跟中央，在人民广场集会，愤怒声讨武汉陈再道之流及“百万雄师”绑架谢副总理的滔天罪行，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革命行动，使得王张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指使“工农革委会”暴徒数百人手持长矛大刀向我大会冲击，刺伤造反派战士12人，重伤4人，我革命造反派为了维护“六·六通令”，避免武斗，主动撤离广场。下午在人民剧场前，胜利开完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中央迅速处理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张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疯狂地一次又一次镇压革命造反派。23日王张之流调动“工农革委会”、兵团“联总”、3000余人血洗乌鲁木齐肉联厂，用迫击炮、炸药、燃烧弹等攻陷大楼，190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全部被抓去。25日，“工农革委会”等千余人围攻红二司“石油井冈山”大楼，“石油井冈山”小将数人突围至八农呼救，八农兵团开出一辆铁皮车前往声援，击退了暴徒，保住了红色据点。但在归途中机车发生了故障，顿时暴徒们如恶狼扑食一般，包围了铁皮车，用炸药、汽油焚毁机车，此时，红二司优秀战士姚友才等二人奋起突围，与暴徒们展开殊死的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连戳十几矛而光荣牺牲，其余五人全被暴徒们燃起的大火烧成重伤。26日库车走资派调动库车、新河、沙雅、拜城四县一万余人，配合全付武装的石油“工农兵联总”千余人，使用大头棒，铁矛和重型泥桨车围攻南疆水利指挥部，造反派被打死四人，伤千余人，重伤一百五十人，其中80人成残废。

7月26日，新医血案。王、张步武汉陈再道之后尘，公然在中央平定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叛乱之后，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新疆医学院大血案。凌晨三时许，“工农革委会”等暴徒万余人将我红二司新医“红色风暴”两座大楼团团围住，切断电源、水源、粮源，使用大刀、长矛、雷管、手榴弹、土炮、燃烧弹、炸药包、装甲车等向新医造反大楼发起猛攻。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我红二司新医“红色风暴”自己发电反复广播中央《六·六通令》，并强烈要求新疆××立即全面制止武斗，但他们不但不理，反由张希钦、熊晃等坐镇八楼，临场督战，在此情况下，我红二司小将和革命工人，怀着对王张的深仇大恨，奋起自卫，英勇抵抗，打退了暴徒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扑灭了一堆堆大火。但是王张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失败。27日暴徒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增调兵团人员，用大型炸药包炸塌楼角，用炮弹打穿楼顶，两座大楼同时被焚烧，被攻陷，数百名守楼的红二司革命小将和革命工人有的在与暴徒们搏斗中英勇牺牲，有的被暴徒们燃起的大火烧死，有的在突围中倒在血泊里，有的高喊着“打倒王张！”“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跳下了大楼……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壮烈诗篇。在攻打“红色风暴”大楼的同时，暴徒们洗劫了医学院宿舍、食堂、粮店后，竟不顾国际公法又血洗了附属医院，在病房中肆意抓捕和屠杀造反派病人和医务人员。一个心脏病患者被吓死，外科医生黄××被打断双手，外四科怀孕两个月的护士长被折磨得流产……惨无人道，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这次事件中，革命造反派牺牲22人，伤一百余人，在校的七百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及附属医院革命造反派医护人员全部被抓、被押送油运司“集中营”审讯、毒打。

△新医大血案震动全国，新疆革命造反派在京战士和首都以及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千余人，连续三晚在天安门广场集合游行，愤怒声讨王张之流的滔天罪行。26日，北京及全国在京240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给新疆革命造反派发来声援电，坚决支持红二司，强烈声讨王、张之流对革命造反派的血腥屠杀。8月1日，北京中央各部门96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发表关于新疆问题严重声明，坚决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打倒王恩茂！打倒张希钦！2日，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217个组织，在北师大隆重举行声援红二司等新疆革命造反派战斗大会，在大会通电中说：“坚决支持以红二司为代表的新疆革命造反派的英勇斗争”，“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八月三日，新疆革命造反派怀着对王、张的无比仇恨，在人民广场庄严集会，愤怒声讨王恩茂、张希钦血洗新疆医学院“红色风暴”的滔天罪行。在全国各地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张希钦不得不承认：“打新医是一场败仗，军事上胜利了，政治上失败了。”

7月27日，在全国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最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的大好形势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了新疆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二十四日在乌市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的消息。报导中说：“二十四日下午，新疆的各族革命小将，各族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和市民群众，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群众高举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象，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不断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代表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不管我们面前的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会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疆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革命造反派战士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王、张之流心虚气短，噤若寒蝉。

7月28日，畜牧厅血案，王张之流血洗新医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又将新新工兵团团团围住，准备攻打，同时，把商业厅作为进攻南梁红色根据地的反革命营垒，调动大批武斗人员进驻该厅，严重地威胁着革命造反派的生命财产。我南梁红色根据地的革命造反派，为了吸引包围新新工兵团的力量，解救战友，打乱王张之流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战略部署，决定二十八日凌晨三时骚扰商业厅。上午八时许，我革命造反派正在撤退时，王张之流调来大批头带柳条帽，手持铁矛的工农革委会等武斗人员，向我革命造反派猛扑过来，并投掷军用手榴弹和炸药瓶，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和群众共四人。十时许，他们包围了畜牧厅革命造反派，“红旗”楼，十一时左右，一小撮暴徒发起猛攻，炸药包、手榴弹、八二炮齐鸣，大楼被炸得千疮百孔。暴叛们乘势冲入楼内疯狂屠杀，革命造反派战士死九人，其余数十人全部受伤被抓走。

△当晚，由于中央的压力，新疆军区被迫宣布乌市主要街道戒严。

7月31日，谢富治副总理在北京地质学院讲话时指出：“武汉、河南、内蒙、新疆军区支持保守势力，打击革命派。”这是中央首长对王、张之流利用“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警告。

△在王张的撮合下，“工农革委会”和“工交联络部”在军区三楼会议室宣布联合，起名“工促会”，王张亲临祝贺，王恩茂在会上挑动说：“我们要：一、不搞武斗；二、不怕武斗；三、坚决自卫。”张希钦极力煽动说：“你们工农革委会和二司、职工总司不一样，制止武斗方面你们做的很好，能够自卫。”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新疆革命造反派三万余人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新疆军区应邀派部队参加，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主席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出“经过天翻地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的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新疆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剧场前集会，隆重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斩断刘邓伸向新疆的黑手、叛徒、特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纪要》指出：“从历史上看，西北是彭真、刘澜涛苦心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在西北，彭、高、习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

8月7日，为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红二司“一中造委会”战士安森同志7日下午在新中剧院附近贴大字报时，被“二中平型关”、“红造部”等无理绑架、毒打致死。“一中造委会”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但王、张之流纵容包庇，不予处理。

8月8日，为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指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最集中的表现。要防止我们党和国家变颜色，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摧毁这个暗藏的司令部”。“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怀着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热烈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武汉钢二司赴疆调查团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新疆的红二司就是武汉的钢二司，新疆的职工总司，就是武汉的钢工总，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

△在7月20日被王，张之流扼杀的《红色电讯》，在设备十分困难的红色根据地南梁复刊，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并于九月三日改为造字号《新疆日报》，继续出版。

8月9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为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这是向全军全国发出的伟大号召。

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人民立新功》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最主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他们夺权、掌权、用权，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支左工作做得越好，为人民立新功越多。我军全体指战员都要下定决心，把支左工作做的好上加好。”

△林彪同志接见武汉部队负责同志曾思玉、刘丰同志时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在10月19日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通知说：“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切实执行。”林彪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第二，紧紧掌握底下情况。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击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在新疆，王、张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拒不改正，又违抗林副主席指示，仍然继续坚持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

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是西北高原上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14日新疆红二司、职工总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剧场前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8月14日，王恩茂在××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说：“谁是左派在自治区一般说来还未形成，还不明显、不清楚。……我们不支持红二司”，“武斗是二司挑起的，这是很明显的”。“二司就是二司，不能说与二司有联系的就是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是保守组织。”“红促会、一、三司、工农革委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大方向是正确的。”王恩茂公然和总理唱反调，诬蔑攻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这是王恩茂大反中央的又一罪证。

8月15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指出：“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并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指出“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

8月17日，正当新疆广大革命造反派遭到王恩茂张希钦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的严重时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点名报导新疆红二司，报道说：“新疆红二司、昆明八·二三、云南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西安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在学习决议的时候，回顾庐山会议以来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受到极其生动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他们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给我们新的大批判的武器，我们不仅要罢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夺他们的权，而且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倒、批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产生修正主义，永葆我们社会主义不变颜色。’”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新疆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也是对王、张之流的沉重打击，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欢声雷动，热泪盈眶，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驻新疆7335部队公开支持红二司，表示要同红二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给予长期以来与新疆党内走资派英勇奋战的新疆革命造反派以巨大鼓舞。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名报导红二司的消息后，王、张之流一片混乱，受蒙蔽群众纷纷觉醒，为了稳住阵脚，王恩茂在××会议上大耍两面手法说：“中央台的广播是符合总理讲话精神的，我们是一贯支持二司的，从夺权到现在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各群众组织应该相信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8月18日，在举国欢庆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一周年的光辉节日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一次点名报导了红二司：“新疆红二司革命小将又一次学习和座谈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红旗》杂志社论。小将们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掀起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的新高潮，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新疆革命造反派又一次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

△红二司和职工总司等新疆革命造反派五万余人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一周年。7335部队第一次参加大会，受到革命造反派极其热烈的欢迎。对于革命造反派的这次集会，王、张之流恨之入骨，当游行队伍经过××门前时，唆使八一中学红造部、红泉公社一小撮暴徒冲入队伍，野蛮欧打、绑架××卫校造反派战士四名。首都红代会战友和××步校造反派闻讯，义愤填膺，立即奔赴××营救，经过一整夜的据理力争，××被迫释放我四名战友。

△××派驻自治区检察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许景强同志，经历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认识到王、张之流在支左工作中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冲破王、张之流的枷锁，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支持红二司，拒绝执行××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指示。许景强同志的革命行动，受到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和支持。

△红三司贴出“重炮猛轰新疆××党委”的标语和“××党委为什么轰不得?”“五轰××党委”等大字报，并成立“炮轰新疆××党委联络站”(炮联站)。

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四次报导红二司消息：“新疆红二司革命小将和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五万多人，挥舞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鲜红的战旗和红色花朵，载歌载舞，最热烈地庆祝红卫兵的光辉节日，革命小将坚定地表示，不管今后风浪有多大，斗争的道路有多曲折，我们永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奋勇前进。”

△由于中央连续报导新疆红二司的消息，王、张之流如坐针毡，恼羞成怒，指使其娄啰吴××在工农革委会办公室对红促会、工农革委会头头挑拨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红二司，新疆××不知道，都是新华社搞的。”当红促会、工农革委会头头们研究要冲击新华分社时，吴又献计说：“工人最好不要动，一动我们就不好说话了，学生冲了是革命小将。”于是二中平型关、新工决战兵团疯狂冲击新华分社，殴打工作人员，抢走大批文件资料。事后张希钦还袒护说：“冲就冲了，是革命小将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点名报导红二司以后，红促会等组织人心动摇，惶惶不安，他们要求张希钦明确表态到底支持谁，但张希钦故意回避，暗中指使他们借口张希钦未按时接见，而冲击军区，以此对中央施加压力，上午十二时左右，红促会天山革命公社、八一中学红造部等数千人冲入××大院，爬入凉台，砸烂办公室门窗，王恩茂、郭×等急忙出面安慰，并指派大批干部和家属，送水送饭，关怀备至。第二天红促会代表要张希钦明确表态。张无视中央声音大耍两面派说：“××根据总理指示公开支持二司，对红促会、红革联、天山革命公社、工农革委会等也支持。”

8月20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重要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举世无双的英雄军队”，“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我们才能够在七亿人口的中国，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民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夺权斗争，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的落花流水，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举拥军的旗帜，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爱护人民解放军，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真诚地从各方面协助人民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

8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五次报导红二司的活动说：“湖南长沙工联、湘江风雷、新疆红二司、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四川、陕西、浙江、拉萨等地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今天也纷纷举行座谈会、学习会，认真学习《红旗》杂志社论。他们怀着对人民解放军深厚的阶级感情表示，决心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认真学习人民解放军，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中，与人民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8月22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导红二司以后，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王张之流为了稳住阵脚，指使七一纺织厂×管会主任尤×纠集乌市数万人，召开所谓“支持左派群众组织红泉公社的表态大会”。尤×声称：“红泉公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坚强的革命左派组织，现在我们公开宣布，坚决支持红泉革命公社，誓作红泉公社的坚强后盾，我们坚决站在红泉革命公社一边，和红泉革命公社的同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随后××又陆续在许多单位公开表态支持××组织。这是王、张之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导红二司以后，公开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中央的又一严重步骤。

8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六次广播了红二司的消息：“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搏斗中冲杀出来的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河南‘二·七’公社所属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开封‘八·二四’、呼和浩特‘三司’、甘肃‘红三司’、新疆‘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等项工作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和解放军心连心。”

△王、张之流为了供应××组织过冬物资，长期对抗中央，指使外贸局副周长、政治部主任勾结工农革委会，出动140余辆汽车，“抢”走外贸局西山仓库大批物资，计皮大衣一万多件，毡子三万多条，毡筒三万多双。这是继22日王、张之流抢劫建新缝纫厂、23日抢劫碾子沟被服厂之后，又一次有计划地公开强占国家财产的反革命事件。

8月25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要求全国各地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的全体指战员为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随后，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相继订了拥军公约，开展大规模拥军活动。

《人民日报》于28日发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允许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柱石，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永远相信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

△为了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抱着对××真诚爱护的态度，红二司代表前往××同郭×、赛××、幸元林、曹达诺夫等负责人进行座谈，衷心地希望他们正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

△西安红造司，统指等四大组织所属34个单位在西安召开愤怒声讨王恩茂罪行大会，到会四千余人，8133部队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表示：“誓与新疆红二司爱在一起，恨在一起，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说：“八月十八日，本报转载了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编辑部评论员的一篇文章：《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这篇文章提出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这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必须很好地学习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地对待干部，大胆地使用革命干部。”

8月27日，新疆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之流及拥军爱民誓师大会”。7335部队代表在讲话中说：“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和十分艰巨的，但是不管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怎样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管今后风浪多么险恶，道路多么曲折，困难多么大，我们空军7335部队的全体同志誓与红二司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8月28日，为了击破王张之流分裂革命造反派，破坏红二司和职工总司的血肉关系的罪恶阴谋，红二司发表严正声明，肯定职工总司是在“与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搏斗中冲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红二司与职工总司血肉相连，任何企图挑拨红二司与职工总司之间的关系，打击职工总司，孤立红二司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8月29日，新疆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7335部队代表在讲话中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行动的指南，我们空军7335部队全体指战员最最坚决地拥护，最最热烈地响应，最最坚决地执行，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誓与红二司革命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生死、共患难，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恨你们所恨，爱你们所爱，急你们所急，帮你们所需。”大会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决心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您的‘拥军爱民’的最高指示，最最热烈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

8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七次报导新疆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拥军爱民大会的消息说：“在乌鲁木齐，新疆红二司和各族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昨天举行了大会，红二司的代表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伟大指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中央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中央负责同志一致指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着空前大好的形势。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王、张之流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唆使商业厅石油公司“总部”人员，奔赴王家沟储油所，拿走该所警卫队存放在仓库的轻重机枪五挺，步枪、手枪、冲锋枪共56支、子弹四千余发。这是王、张之流的第一次“明抢暗送”的罪恶勾当。

△王、张之流在中央连续报导红二司的压力下，为了上欺中央，下压群众，唆使红促会、工农革委会等故作姿态，玩弄假批判、真包庇手法，联合召开所谓“批判王恩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三司代表在发言中提到“王恩茂旧账未算，又添新账。”触动了大会主持者及其主子的痛处，而被剥夺发言权，强行赶下主席台。结果在主席台前发生了武斗，会后大乱，三司的战士受伤多人。

9月2日，红二司早在8月18日就发出海报，订于9月3日在人民广场召开纪念“九·三”一周年大会。王、张之流惧怕“九·三”大会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就极力破坏大会的召开，唆使红促会等也发出海报，声称9月3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纪念林副主席《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发表两周年大会。并于2日晚提前武装强占广场，阴谋挑起大规模武斗，屠杀革命造反派。晚上周总理来电指示，九月三日双方都不要开会，都可以推迟召开，不要因开会而发生武斗。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拥军模范》。社论指出：“拥军和爱民，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人民解放军要热烈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地拥护人民解放军。”“要提高革命警惕”，“粉碎阶级敌人任何形式的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社论及时揭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企图动摇我们伟大的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诡计。

△由红二司驻京联络站和北京工代会、红代会、中央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军事院校及全国各地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150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起，在北京石油学院召开纪念新疆“九·三”一周年大会，会后出版了《纪念“九·三”大会特刊》上海及全国在沪无产阶级革命派17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在上海联合召开了纪念新疆“九·三”大会。天津及首都在津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召开了纪念新疆“九·三”并声援新疆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武汉、西藏地区革命造反派也发来了纪念新疆“九·三”的贺电。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表示，坚定不移地支持以新疆红二司为代表的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永远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王、张之流为破坏革命造反派召开纪念“九·三”一周年大会，到处非法戒严，封锁交通要道。盘踞在大银行楼上的工农革委会一小撮暴徒用军用八二炮对准红二司“大会战”场地南门广场，连发数十炮，打死了正在看大字报的红卫兵小将和无辜群众8人，打伤数十人。

△王恩茂又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抛出了题为《纪念九·三，热烈欢迎彻底揭露和批判我的错误》的大字报，继续玩弄假检查真反扑的反革命伎俩。

△红二司哈密分部召开纪念“九·三”一周年大会，7335部队所属129部队、760部队、7295部队共1300余人，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参加了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以红二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同红二司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9月4日，红二司遵照总理“九·二”电话指示，决定“九·三”大会改在9月4日召开，王、张之流蓄意挑衅，唆使工农革委会也将大会改在“九·四”召开。双方又因会场问发生激烈争执。凌晨，总理办公室来电传达总理指示：新疆地处边疆，发生武斗影响很坏，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关于乌市群众组织双方开会问题，双方协商，错开时间开会，不能因为开会发生武斗。工农革委会拒不执行总理指示，坚持要在4日开会，红二司遵照总理指示，顾全大局，高姿态地决定推迟于五日召开纪念“九·三”大会。

△昌吉血案。王恩茂在昌吉地区代理人、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吴鉴群，唆使“八钢总司”，及昌吉“决总”等组织，包围昌吉农校、拖拉机站，使用八二炮和军用手榴弹屠杀革命造反派，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四人，抓走二百余人。事件发生时，革命造反派请求×××出面制止武斗，他们却回答说“你们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

9月5日，江青同志在安徽赴京代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她说：“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去年这个时候，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方上的他的爪牙还是有点活动能力的，而现在瘫痪了，有的被小将打倒了。”但是，目前“有这么些黑手，以极‘左’的面貌或右的面貌出现来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象‘五一·六’就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它集中力量反对总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他们注定要失败的。”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江青同志说：“早一些有这么个错误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几乎闹得到处那个军区都受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不要上敌人的当，到处揪一小撮。军内同志的错误缺点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江青同志还亲切地告诫我们：“要心明眼亮；要冷静；要善于识别敌、我、友，目前有一股子歪风，从极‘左’到右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破坏人民解放军，

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对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明确的斗争任务，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应认真组织收听这个讲话录音，进行学习。”

△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五命令)。命令指出：“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那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八次报导红二司和第一次报导7335部队支左活动情况说：“新疆红二司和驻军7335部队……都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中央负责同志讲话，他们坚决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集中目标、集中火力，誓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北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指示，争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新疆红二司革命小将和7335部队广大指战员还特别表示，新疆地处反修前线，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伟大祖国的边防。”

△新疆红二司、职工总司、工交总司等革命造反派冲破王、张之流的重重阻力，汇集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纪念“九·三”革命事件一周年。“九·三”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燃烧的纪念日，“九·三”是新疆红二司革命小将向叛徒、特务、走资派，向王氏独立王国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冲击的日子，在这一周年之际，革命造反派战士回顾一年来的光辉的战斗历程，心潮澎湃，群情激动，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纵情欢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新疆取得的伟大胜利，坚决表示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7335部队首长在会上讲了话，8015部队党委冲破了王、张之流的重重障碍，决定支持以红二同为代表的新疆革命造反派；并在会上宣布了支持红二司的决定。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和各系统科处级干部163名，在会上联合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红二司，职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行经之处，广大革命群众夹道欢迎，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全城。

八农兵团等河西地区各单位在会后返厂返校时，受到了埋伏在西大桥附近的红色军团和工农革委会暴徒的袭击，他们向造反派汽车上投掷手榴弹，开炮轰击，致使八农兵团等革命造反派战士数十人受伤。

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假四清，真复辟》的文章，彻底揭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他的臭妖婆、大特务王光美在桃园大队的“四清黑幕”。新疆革命造反派紧跟中央，在狠批刘少奇、王光美罪恶的同时，也揭发批判了王恩茂按照黑主子刘少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昌吉三工长胜大队所进行的“假四清，真复辟”的罪恶事实。

△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23部队在驻地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并通电支持红二司。

9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社论指出：“紧跟，就是对毛主席指示要句句照办，字字照办，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合乎自己想法的要执行，不合乎自己想法的也要执行，符合局部利益的要执行，不符合局部利益的也要执行。”

△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和7335部队、8015部队解放军战士在人民剧场、八农分别召开大会，隆重纪念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四十周年。

△王、张之流为把十月拖拉机厂变为制造杀人武器的兵工厂，唆使“工农革委会”等组织包围该厂，抓走革命造反派工人150多名，不少工人惨遭毒打，很多职工被迫离厂，剥夺了造反派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系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人物，并对从极“左”方面干扰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揭露。

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社论指出：目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革革命队伍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派性，以貌似极‘左’实质右的面貌出现。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搅乱了我们的阶级阵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同志，务必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职工总司、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汇集在人民广场，隆重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欢呼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及拥军爱民大会”。英雄的7335部队、8015部队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宣读了8023部队坚决支持红二司的来电，革命造反派在会上一致表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第九次广播和报导了红二司消息说：“新疆红二司革命小将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象一颗重型炸弹，准确而又猛烈地射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思善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肃清他们所散布的一切流毒。”

9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十次报导了红二司的消息：“新疆红二司的革命战士说，新疆地处反修斗争前线，阶级敌人必然千方百计地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军民之间的团结，我们一定要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又报导了7335部队的消息说：“驻昆明、乌鲁木齐、鞍山等地的空军部队广大指战员……指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迫使一小撮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造谣惑众，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中央的报导对王恩茂之流攻击7335部队，破坏军民团结，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王、张之流阴谋策划下，××开展四大单位376医院造反派惨遭迫害，该医院“八五炮声”一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由成祅旭同志陪同去八农医治拍照。在他们于晚间返回医院时，途经煤校西北角，成祅旭同志被暴徒开枪暗杀。解放军战士成祅旭同志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剧场前为成祆旭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在“王书记的检查一次过关”的狂喜声中，王恩茂抛出“我的检讨”。王在“检讨”中，一面假惺惺地表示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一面又恶狠狠地说：“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中央对我还没有定性”，攻击红二司“感情用事”，给他“假造罪状”，犯了许多“错误”。这是王恩茂再次玩弄两面派手法，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向革命造反派猖狂反扑的动员令。

△王、张之流对8015部队表态支持红二司恨之入骨，唆使七一纺织厂×管会主任尤×，带领××××部队部分干部和战士，冲击刚表态支持红二司的8015部队师部，诬蔑谩骂、野蛮欧打支持红二司的战士和孙副师长、政治部田主任等领导干部。23日××和××××部队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以及工农革委会的暴徒，在王、张的策划下，全付武装，再次冲入8015部队营房，揪斗孙副师长、政治部田主任和支持红二司的解放军干部和战士。

9月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十一次报导了红二司说：“甘肃红三司和新疆红二司的战士表示，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和防止‘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骄傲自满情绪。做好团结大多数的工作。”“新疆红二司、呼和浩特红三司革命小将和当地驻军和部队在欢呼胜利时指出，我们要更高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红旗，加强军民团结，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严正警告美帝、苏修和蒋匪帮，如果你们胆敢前来侵犯，我们广大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把你们打得象击落的美制蒋匪U—2飞机一样，叫你们粉身碎骨，有来无回。”

△焉耆走资派操纵县联总，勾结当地兵团人员，围攻职工总司焉耆分部和红二司焉耆分部，打伤革命造反派战士93人，‘红教工’战士吾甫尔(教师)被抓去，严刑拷打后，抛入水中，活活淹死。

9月12日，乌市南梁地区万余名革命造反派战士，举行声势浩大示威游行，最最强烈的抗议印度反动派在我国边境挑衅，开枪打死我边防战士的滔天罪行。

△工农革委会等组织寻衅包围工交总司地质水文队“九·一五”兵团，使用手榴弹、冲锋枪、机枪、炸药包对大楼发起猖狂进攻，大楼被攻破，大楼西北角和楼后小礼堂被炸毁，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打伤数十人，重伤二十余人，抓走十人。英雄的七三三五部队闻讯后，派出两辆救护车前往救护伤员，在西大桥被暴徒拦截，车上十名战士被绑架。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严加制止。”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7·13》指示的通知》(即《关于禁止调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职工总司、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对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句句照办，立即在乌市主要街道和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广泛建立革命大批判专栏，很多单位在革命大批判中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9月15日，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三万余人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红心，怀着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刘、邓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吕剑人、张仲瀚、包尔汉等以及王恩茂、张希钦的深仇大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誓师大会。”7335部队、8023部队、8015部队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

△《人民日报》在9月7日发表了新疆红二司的文章《返回新疆去，就地闹革命》。十日中央特派专车运送新疆在京上诉的革命造反派返回新疆，沿途受到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战士的热情欢迎和招待，专车快到哈密时，王，张之流竟从乌市方向开出一辆高速货车，撞我专列，企图置我返疆革命造反派于死地。我革命造反派英勇机智地粉碎了王、张的种种迫害和阴谋，于15日胜利地返抵乌市。

△王恩茂借王力问题乘机向我革命造反派反扑，在八楼对新疆××参加集训的支左干部说：“红二司是中央表态的，……但是有严重的错误”，“二司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解放军”，“8015是属军区领导的，他们自己搞独立，支持红二司，这是不对的，应该服从军区。”在王恩茂的煽动和策划下，某些组织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全疆掀起一股大反红二司、大反7335部队的谣言攻势，胡说“王力是二司的黑后台，报导二司是王力搞的”，“7335部队支持红二司是肖华搞鬼”等等。这是王恩茂炮打中央、否定红二司、压制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支左部队的罪证。

9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四期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社论指出：“当前最重大的斗争任务是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的斗、批、改，最关键的问题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王恩茂接见“红革联”代表说：“报导二司是通过新华分社和中央文革某些人搞的，中央常委不知道。”这是王恩茂炮打中央文革，用造谣惑众的卑劣手段，抵制中央多次报导红二司的巨大影响，企图继续蒙蔽群众保自己。

9月17日，王张之流在××内部广泛传达了几点指示：(1)中央台报导红二司和7335部队是王力搞的鬼。(2)王书记的检查是中央批准的。(3)××党委的检查报请中央批准，中央将“严重错误”的“严重”二字删掉了。这是王张之流利用所谓“正面教育”蒙蔽××广大指战员的铁证。

9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十二次报导了红二司消息说：“新疆红二司，甘肃红三司战士说：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随时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大联合的阴谋诡计，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次报导象一声惊雷，王恩茂借王力问题压二司炮打中央，蒙蔽群众的阴谋彻底破产。

9月19日，英雄的7335部队，冲破王张之流的重重障碍，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18日、19日分别进驻新大、八农、新医、新工等院校，受到各院校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欢迎。

△红三司自八月份以来，陆续贴出《炮轰××党委》等大字报以后，王张之流恼羞成怒，唆使红促会“二中平型关”包围红三司司令部，进行疯狂打、砸、抢。当三司小将到××向王张之流抗议时，又遭到八一中学“红造部”的毒打。新疆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对王张之流这种可耻行径提出抗议，对红三司小将表示同情和支持。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潮流》。社论指出：“革命的大联合，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历史潮流，这股潮流，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更加沉重打击，这股潮流是对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最猛烈的冲击”。社论号召广大革命派，“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大力促进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号召全国的工人阶级迅速地联合起来，红卫兵小将迅速地联合起来，条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地联合起来，在革命大联合的历史潮流中，建立新的功勋，迎接新的胜利！”

9月23日，新疆革命造反派赴京上访的同志，热烈地响应中央号召，第三批自京返乌的战士，胜利到达乌市，但下车后，途经兵团工建一师附近，被全付武装的“工农革委会”团团围住，很多人被毒打、抓走。

9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现在已回到北京。”广大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小将无不欢欣鼓舞，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共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9月25日，伊犁地区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王恩茂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镇压，指使某些组织中的坏头头，组织不明真象的群众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调动兵团“四野”人员故意寻衅，对伊犁地区革命造反派各驻地，有计划地展开了连续的武装袭击，企图用武力征服革命造反派。9月2日，组织四千余人，使用轻、重机枪，八二炮等武器，向伊犁皮革厂革命造反派发起攻击，打死造反派战士11人，打伤46人，绑架一百余人。25日上午，又纠集一伙武装暴徒，分乘十余辆汽车，耀武扬威，招摇过市，途经革命造反派驻地伊犁饭店时竟向饭店大楼开炮寻衅挑起武斗。中午，狂妄宣布全城戒严包围伊犁饭店，使用八二炮、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雷向饭店大楼上的革命造反派发起多次进攻，最后灭绝人性地使用大型炸药包炸毁大楼后门，攻破伊犁饭店，进行搜捕，打死造反派战士14人，打伤35人，抓去80余人，造成伊犁饭店大血案。

9月26日，红二司、职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7335部队、8015部队共数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返京。红二司、职工总司、7335部队、8015部队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在发言中一致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勇敢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热情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9月28日，在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鼓舞下，革命造反派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有力地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发动猛烈进攻，原职工总司、工交总司、文艺造反司令部、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手工业造反总司令部等职工革命造反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宣布成立“新疆革命职工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新工总。)并在乌市六中隆重举行成立大会。

△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新工总的成立，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指使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向担任大会警戒的工人无理挑衅，开枪镇压，打死革命造反派工人五人、红二司革命小将被打伤多人。这是王张之流公开动用×××首次开枪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反革命事件。

9月30日，喀什革命造反派冲破了王恩茂在当地的爪牙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大批判中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喀什红代会(筹)”“喀什工代会(筹)”。

正当喀什革命造反派兴高彩烈，准备迎接国庆的时候，喀什地区的走资派在疏勒杀气腾腾叫嚷：要杀回喀什。他们调动人马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革命造反派战士英勇自卫，红色喀什岿然不动。

△王张之流派人盗运新疆工学院存放在自治区展览馆内的大型毛主席塑象，行至新工门前时，红二司“新新工”战士上前交涉，双方发生争执，王、张之流唆使“石油联司”等组织向“新新工”战士投掷手榴弹，并乘机抢占新工附近的石油管理局办公大楼，用机枪、冲锋枪、八二炮向声援“新新工”的红二司石油学校“井冈山”发起猛攻，当场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3人，打伤28人，抓去多人。夜间又向石油工读学校家属院开炮，一发炮弹打中一工人宿舍，一家三口人炸死二人，炸伤一人。

△在王恩茂的黑爪牙、和田地区走资派黄诚的周密部署和指使下，出动数千人，包围和田“红二司”、“八·八总司”等造反派驻地，使用八二炮、冲锋枪、轻重机枪发动疯狂进攻，接着又进行全面大搜捕，大屠杀，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打死数十人，重伤五百余人，被抓走二千多人。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九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视察了三个大区、六个省市，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顿时，全国一片欢腾，出现了一个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坚决执行、全面落实最新指示的高潮。革命大联合的步伐一日千里，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喜讯频频传来。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在新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扰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疆各地继续进行血腥屠杀。

但是，革命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以三新为代表的新疆革命造反派勇敢战斗，排除一切干扰，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向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习仲勋、刘澜涛，以及武、吕、张、伊、包和王恩茂、张希钦等顽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烈的反击。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的帮助下，在以三新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努力下，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终于在1968年9月5日成立了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让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让我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搞好斗、批、改，打倒山头主义，打倒宗派主义，彻底砸烂新疆独立王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新疆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10月1日，首都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大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人民传达了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林彪同志说：“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上午八时，红二司、新工总等革命造反派数万人，遵照总理指示，高举战旗，抬着毛主席画象，挥舞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载歌载舞，前往人民广场参加由军区主持召开的庆祝大会。王、张之流指使工农革委会、红促会等预先占领人民广场，坚持让新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王恩茂出席并主持大会，妄图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登台亮相。革命造反派坚决拒绝，顽强斗争。直至下午四时，敬爱的周总理来电指示，都不要在人民广场开会，红二司在南门体育场开会。总理的来电粉碎了王、张之流的阴谋，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冲破王、张之流通过某些组织设下的重重障碍，进入了南门体育场，在夜幕罩临下，胜利地开完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关于乌鲁木齐庆祝国庆情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3日报导如下：乌鲁木齐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十多万人，9月30日和10月1日分别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这两天，乌鲁木齐河两岸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高举鲜红的旗帜，挥舞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载歌载舞，用最美好、最热情、最真诚的语言敬祝各族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王恩茂、陶峙岳、张希钦、丁盛、裴周玉、谭开云、熊晃、曹达诺夫等。谭开云在会上讲了话。驻军7335部队，在9月30日举行了庆祝大会。部队负责人于应龙、王香雄、李全春等参加了大会。新疆红二司、新工总等组织1日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新疆军区负责人赛福鼎前往参加大会，致节日的祝贺。红二司等组织的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新疆工农革委会、红促会、红革联等组织一日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新疆军区负责人郭鹏前往参加大会，致节日的祝贺，工农革委会等组织的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红三司也在一日举行了庆祝大会。在各个大会上讲话的同志都指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他们强调指出，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定要捣乱破坏。新疆地处反修、反帝斗争前线，我们要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战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如果敌人胆敢挑衅破坏，就叫他们碰得头破血流，彻底失败。

△《红旗战报》第三十五期刊登《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评王恩茂9·10检讨》。文章批驳了王恩茂所谓“检讨”中的种种谰言，指出王恩茂“9·10检讨”是继续坚持“二月黑提纲”和刘邓工作组的错误、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月十六日《通知》。反对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否认他在“九·三”和“一二·一九”革命事件中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文章最后指出：“王恩茂的‘9·10检讨’是一篇货真价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在这篇‘检讨’的后面埋伏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这个假检讨，把它连同刘贼的‘认罪书’一起批倒、批臭，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10月3日，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在六中召开“响应毛主席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及控诉王、张之流9·28开枪屠杀革命造反派滔天罪行大会”。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指出“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方针。”

△鉴于王、张之流在喀什不断挑起事端，屠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局势，周总理给7335部队来电指示：“喀什地处边疆，是反修斗争前线，必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要坚决贯彻彻底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当地的公路交通不容许任何人阻挠破坏，谁要设路卡、路障，破坏交通，要对该组织负责人查处。”并说：“你(指7335部队孟昭远同志)就代表我们中央监督他们双方执行。”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8日，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广场召开“在斗私批修方针指导下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七三三五部队代表在会上讲了话。

10月10日，自3日中央循例报导乌市庆祝国庆活动提到王恩茂名字以后，王恩茂之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得意忘形，气焰甚嚣尘上在全疆又刮起了一股屠杀革命造反派的歪风。3日，王、张之流调动“铁联总”、“交通红旗”使用现代化武器围攻吐鲁番养路段，对革命造反派工人血腥屠杀，打死5人，重伤30人；4日，调动全付武装的“工农革委会”和兵团人员，在当地××个别人的指挥下包围攻打乌拉泊水电站，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2人，打伤数人；5日，盘踞在乌市大银行的“工农革委会”一小撮暴徒向北门革命造反派开枪，打死新医“红色风暴”战士1名。“红体兵”向跃进街打冷枪，打死居民2名，打伤小孩1名。8日，全付武装的数千名“四野”使用六○炮、轻重机枪围剿转入农村的伊犁革命造反派，攻破革命造反派驻地“巴黎公社”，进行一天一夜的大屠杀，打死革命造反派12名，重伤6名，抓走百余名；10日，哈密走资派调动“哈联总”、“夺指”等暴徒，猛攻红色根据地桥梁厂，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6名。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社论说：“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从教育着手，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给他们以时间和机会，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和错误，更好地理解、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大踏步地跟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同时要不断地向新涌现的干部灌输毛泽东思想，使他们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要加强对红卫兵的再教育。革命干部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教育和引导他们。对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

10月13日，新疆红二司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经过积极的准备，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新工总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15日开学。7335部队负责同志分别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凌晨3时，周总理亲自给喀什调查团(由7335部队、红二司、新疆军区组成)来电命令无条件开放交通，双方的武器各组织统一封存，晨六时前将工事全部拆除。这是对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关怀，给王、张之流及其在喀什地区的代理人进一步大规模屠杀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以沉重打击。

△王恩茂在××干部会上说：“10月3日报导自治区纪念建国十八周年的消息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体现了中央对新疆问题的态度和方针性问题。模糊的形势明朗化了。8月24日的消息中说：‘红二司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搏斗中冲杀出来的’，……在国庆新闻中广播军区和兵团的领导人，能广播已定性的三反分子吗？如果二司对8月24日的报导是那样看的话，那么过了一个月零八天后的10月3日又广播了，以前的算数呢？还是以后的算呢？应当很好的想一想。”又说：“很长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了，小型武斗还存在，在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前，发生武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恩茂为了蒙蔽群众，保自己，竭力煽动武斗，从而在全疆各地刮起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妖风。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在七月大屠杀中被王、张之流赶出校外的红二司第一师范“四九·四”革命小将，为了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回校复课闹革命，王、张之流唆使盘踞在一师的红革联和红促会等勾结工农革委会调集上万名人员，全付武装，围攻“四九·四”革命小将达两天两夜，近在咫尺的新疆××对此不闻不问，最后暴徒们炸毁大楼，打死1人，其余200余名革命小将被抓到工人文化宫、遭到“红造部”一小撮暴徒严刑拷打。与此同时围攻一中“造委会”，打死2人。

△红二司发出立即封存各种武器、拆除一切工事，立即全面制止武斗，彻底粉碎王、张之流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阴谋的“紧急呼吁”。

△红二司就立即制止王恩茂、张希钦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给新疆××党委发出公开信。指出王、张之流操纵其御用组织，在全疆范围内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扰运动大方向，破坏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破坏“斗私，批修”的顺利进行。公开信要求××党委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八·二五号召》、《九·五命令》和《九·一三通知》，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王、张之流对革命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责令受蒙蔽的本市、外地来乌市参加武斗及兵团外出武斗人员立即返回原地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切实保证革命造反派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保证四大的正常开展，负责收回工农革委会等组织“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公开信建议同××党委和其它群众组织协商，立即封存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党委迅速与王恩茂、张希钦划清界限，公开检讨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10月15日，根据总理指示，在喀什调查团的协助下，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下，喀什双方达成关于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拆除工事，恢复交通的协议。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乌市河西地区革命造反派在“石油井冈山”召开“愤怒声讨王贼张匪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第一师范“四九·四”战士愤怒控诉了王张血腥镇压“四九·四”革命小将的滔天罪行。

△733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红二司昌吉分部驻地昌吉农校，受到昌吉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

10月18日，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成派在人民剧场前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央《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的发表。

10月20日，王张之流声言“哈密是新疆的门户，是历来军家必争之地，”长期以来，操纵当地某些保守组织，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破坏铁路交通，妄图破坏新疆和中央的联系。周总理来电委托7335部队所属129部队负责监督和保证哈密铁路运输的畅通。这是对支左红旗7335部队的最大信任。

△伊宁县革命造反派协助公安人员平定“五一”公社五大队一起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件。当他们完成平叛任务返回县城经过兵团“益群”农场时，却遭到“四野”的截击，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及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枪支弹药全部被抢劫，平叛中受伤人员也被绑架。

10月22日，在王张之流的指使下，成立了“农促会”。

10月25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派出医疗队乘飞机抵哈密，立即投入抢救被王、张之流打伤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的紧张战斗；11月1日，他们又由哈密抵乌市，受到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这是宁夏革命人民对新疆革命造反派的最大关怀和支持。

△733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新工总，受到新工总广大战士的热烈欢迎。

△新疆军区开展四大单位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在团结剧场举行首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决定》。

10月27日，新疆红二司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因雨庆祝会改在28日举行，与会者八万余人，盛况空前。红二司革命小将心潮澎湃，壮志满怀，回顾一年来的光辉战斗历程，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支持下，在与刘、邓在新疆代理人的斗争中，在夺取王恩茂之流所窃据的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后，顶住了王、张之流掀起的“三月黑风”、“五月恶浪”、“六月围剿”、“七月大屠杀”，在同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革命小将一致表示，今后要步步紧跟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彻底砸烂彭真、刘澜涛在西北的反革命政变黑据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新疆上空永远飘扬。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来电祝贺。

10月28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经过协商，制定《关于立即封存武器、坚决制止武斗、解决哈密问题的几项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对所属武装部队发出重要通令，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决不能用小资产阶级派性去支持派别斗争。绝对不允许参加地方和兵团任何一派群众组织的武斗，绝不允许将武器借给或发给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

10月29日，王、张之流捏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335部队广大指战员就“三支两军”工作给新疆军区各兄弟部队广大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出笼。王、张之流在信中直接把矛头指向7335部队首长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歪曲7335部队的支左工作，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大反7335部队的反革命逆流，公开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毁我钢铁长城。

10月30日，王恩茂13日就国庆报导问题发表反攻倒算的讲话以后，屠杀革命造反派的事件在全疆接连出现。18日，库车地区走资派调动石油“工农兵联总”等包围红二司分部，攻打赤手空拳的革命小将，用油罐车向房上喷射汽油放火烧房，并开来三部300个大汽压的高压泥浆车，企图摧毁红二司分部。驻在附近的7969某连一些战士，目睹了这种屠杀革命小将的暴行，胸中燃起万丈怒火，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自动挺身而出，奋力抢救红二司革命小将，从而制止了一场血腥大屠杀，谱出一支解放军战士抢救毛主席的红小兵的动人心弦的赞歌。22日，焉耆革命造反派在该县人民广场召开“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会后游行时，当地走资派唆使“县联总”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打死1人，炸伤7人。24日，7335部队一负责干部和两名战士在哈密×××遭围斗、殴打。红二司哈密分部30余名女战士闻讯后，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到×××要求释放7335部队干部、战士。×××一科长朝天鸣枪一响，架设在房顶上的机枪、冲锋枪立即向群众猛烈射击。当场打死红卫兵小将6名，其中最小的年令12岁。这是王、张之流动用×××残杀革命小将的又一滔天罪行。30日，阿克苏银行“红鹰”、“春雷”非法绑架该行革命造反派战士12名，当着×代表的面严刑拷打他们，将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朱傅德同志活活打死。

11月1日，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它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之流的彻底垮台，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新工总》报第三期头版发表重要文章《初揭西北反革命政变据点的黑幕》。文章以铁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刘澜涛、王恩茂把西北当成反革命政变据点，积极地、全面地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滔天罪行。

11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导全国军民热烈祝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中说：“喜讯传到新疆、西藏、广西、宁夏等民族自治地区，……这些地方的各族革命群众指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是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可靠保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论那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八一中学红造部秉承王、张旨意，下午三时冲入7335部队领导机关驻地，欧打警卫战士和接待人员。又冲入办公大楼，野蛮欧打一百三十余名指战员，打伤指战员四十一名，重伤九名，五人脑震荡。英雄的7335指战员始终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动气，不开枪，坚持说服教育，宣传毛泽东思想，给他们送水，送饭，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贵品质。与此同时，工农革委会调集人马配合“红造部”，在7335部队驻地后山架设机枪伺机待动。王、张把矛头指向英雄的7335部队，毁我长城，罪责难逃。

11月3日，英勇不屈的红二司第一师范四九·四革命小将并没有被王、张之流一手制造的10月14日血腥屠杀事件所吓倒，毅然决然再一次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

11月4日，王、张撮合“工农革委会”等组织，成立乌鲁木齐地区工代促进会(工促会)。

11月5日，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举行愤怒声讨王恩茂、张希钦血腥镇压伊犁、和田等地革命造反派罪行大会”。伊犁、和田代表在大会上对王张及其在当地的代理人进行了血泪控诉。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赴疆医疗队也参加了大会，他们在会上发了言，表示坚决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

△新工总、红二司遵照毛主席教育革命的伟大指示，成立了新疆教育革命联络站。

△红二司集体创作的革命歌曲：《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在《解放军歌曲》第十期刊登，这是对红二司革命小将的巨大鼓舞。

11月6日，首都人民隆重集会纪念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指出：“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训。这一严酷的事实，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气魄，高度智慧，胜利地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红二司新大、八农、八中、高中等院校革命小将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正式复课闹革命，并分别给长期离校在外的红促会、红革联内受蒙蔽的本校师生发出公开信，诚恳地希望他们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

11月7日，乌市革命造反派分别在新大、八农等地举行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11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抓好形势教育》。社论指出“要经常把运动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及时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使他们的思想能不断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红二司、新工总等革命造反派，随后在本组织内部广泛开展了形势教育。通过学习讨论，广大战士认清了目前形势大好，更加坚定胜利的信心，增强了战斗意志。

11月10日，王恩茂、张希钦在外县的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秉承其主子旨意，对三新分部实行了血腥镇压。11月1日，在焉耆走资派的策划下，“县联总”、“交通红旗”和兵团人员千余人，攻占了红二司分部等五个据点，抓打革命造反派战士三百余人。5日，库车走资派唆使“石油工农联总”围攻红二司分部库车农校，打死革命小将一人，打伤40多人。今日，哈密地区走资派又对抗周总理10月6日指示，继续操纵“红铁”、炮轰桥梁厂，打死革命造反派13人。同日“哈联总”、“红铁”又武装包围红星四分厂，用六○炮、机枪向革命造反派疯狂扫射，打死13人，炸死三岁小孩一人。

11月11日，新疆红二司第一届战士代表大会于11月1日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有乌鲁木齐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和来自全疆32个分部的代表共六百多人。大会于今日胜利闭幕。与会代表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听取了7335部队首长的形势报告，认真总结了经验，明确了今后的任务，通过了红二司章程，表扬了优秀分部、团队和战士，选举了领导核心。最后，大会庄严地通过了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表达了红二司战士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表示了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打倒刘少奇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从10月20日开始的乌鲁木齐地区干部斗私批修大会今日结束，参加大会的有自治区级和乌市各级领导干部七百多名，与会干部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狠斗私字，大揭王、张之流的三反罪行。会议一致通过了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致敬电和告全疆各级干部信。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说：“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敢于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要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批深批臭。”

11月19日，新工总、红二司，军内革命造反派等在人民广场联合召开“彻底肃清王恩茂在兵团的爪牙张仲瀚的流毒，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大会”。会上代表们充分揭露了三反分子张仲瀚和他在新疆的靠山王恩茂在兵团大搞独立王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决心把张仲瀚和王恩茂在兵团和自治区所散布的流毒彻底清除干净。

11月20日，喀什革命造反派五万余人，召开“批判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11月21日，新疆××柳园×供站哨兵开枪打死一名在大街上高呼“打倒王恩茂”的口号的八岁儿童，打伤两名群众。在群众进行抢救时，又遭扫射，共打死七人，打伤十七人。王、张通过长期“正面教育”蒙蔽毒害×××，把×××推上镇压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第一线，罪责难逃！22日，米泉走资派调集民兵和“四干会”与会干部携带现代化武器，血洗东风公社沙河大队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打伤三十余人。30日又调集“继八路”“交通红旗”及兵团等单位人员三百余人，使用现代化武器，三路攻打井冈山公社红旗大队革命造反派。八人被打死，四十人受伤，大批贫下中农被迫逃亡在外。

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亿多农民的大国。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全国胜利之后，把中国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还是引向资本主义，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文章的发表对王恩茂在新疆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是一个致命打击。

△乌鲁木齐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新大举行“斗私批修”大会。新工总、红二司代表到会热烈祝贺。一百多名公社、队干部声明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斗争，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张希钦直接策划指使下，哈密走资派调动“哈联总”、“红铁”、农五师“夺指”、乌市“工农革委会”、“八野”等包围了哈密红二司分部、桥梁厂，邮电大楼、专署大楼，使用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八二炮等武器，发动疯狂进攻，专署大楼、邮电大楼被军用八二炮轰毁，革命造反派死四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继而又围攻火箭农场，枪毙革命造反派战士五人，并用汽油烧死二人，抓走七十多人。革命造反派横遭迫害，铁路、公路交通完全断绝，哈密地区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25日，周总理接见全国铁路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哈密问题很严重，主要是军区的问题，叫军区干部来，就是为了解决军区的问题”。29日，周总理就哈密问题分别给新疆军区和7335部队来电指示：“(1)哈密问题严重，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封存武器，保证铁路畅通；(2)立即组成解决哈密问题的九人小组，由新疆军区副政委谭开云任组织，7335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完和兵团副政委曾如清任副组长。同时由哈密八航校，哈密军分区各一人及群众组织四名代表参加，九人小组立即赴哈解决问题”。

11月24日，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央着手解决新疆问题，王恩茂、张希钦、郭鹏、丁盛、裴周玉，7335部队首长王香雄、于应龙等军内代表奉命赴京。随后中央又通知赛福鼎、廖振铎、翟见远(军区某部副部长)、任书田(伊犁军区副司令员)、何家产、孙占文(军区某部科长)等人赴京参加谈判。

11月27日，乌县“贫造司”、红二司农运部在新大礼堂召开“掀起农民运动新高潮誓师大会”。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重要文章，深刻领会其精神。革命造反派的贫下中农一致认为，要在农村全面地彻底地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月29日，林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全国各地驻军和各族人民都热烈欢呼林副统帅这一题词，决心更加努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周总理秘书周家鼎给红二司来电传达总理指示说：武光不是党员，是北京黑线上的人，是个大坏蛋，在京已被专政机关依法逮捕。这是中央对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最大的关怀和教育，它粉碎了王、张之流借武光问题陷害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为解决新疆问题扫除了障碍。紧接着，新工总、红二司于12月3日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拥护党中央依法逮捕大特务武光。

△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斗私批修新高潮，迎接新胜利誓师大会”。英雄的7335部队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11月30日，库尔勒走资派29日调动受蒙蔽群众和兵团人员，突然围攻红二司巴州分部，使用现代化武器，进行血腥屠杀，打死红二司革命小将四人、新工总分部一人，打伤百余人，抓走千余人。今日，和田走资派唆使三促对革命造反派据守的县委和文化宫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使用机枪、冲锋枪、八二炮，打死红二司革命小将三人，重伤19人，抓走一百余人。7335部队驻红二司分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十多名战士也遭毒打、绑架。

12月1日，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里通外国分子伊敏诺夫(原自治区副主席)受王恩茂、张希钦指使，钻进革命造反派驻地进行破坏活动，受到革命造反派的严密监视。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一面将伊材料及现行活动上报中央，一面在中央的指示下对伊进行了严密调查。1日凌晨，总理命令新大星火燎原兵团依法逮捕伊敏诺夫，押送新疆军区看管。

其后，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报立即发表了伊与王恩茂勾结、狼狈为奸的大批判文章。

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整顿、恢复、纯洁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传达了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的指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新工总》、《新疆红卫兵》联合刊发表重要文章“我们为什么要打倒王恩茂”。文章揭露了王恩茂十七年来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疆八百万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文章指出：“王恩茂是刘邓司令部的忠实代理人，是西北反革命政变据点的核心人物，是最阴险的毒辣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罪恶累累、恶贯满盈、干尽坏事，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2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社论指出：“学了毛主席著作，用还是不用，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阶级感情问题，根本态度问题。当然，用，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但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一点就用一点，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不断地改造自己。这样的同志，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12月3日、5日、6日，红二司、新工总、铁造司分别就武光问题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拥护中央在京逮捕武光，表示坚决紧跟中央，打倒武光。

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红二司、新工总等革命造反派八万余人，在乌市人民广场召开“紧跟中央、打倒武光、穷追王张进军大会”。与会革命造反派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声讨控诉了大特务武光的滔天罪行，揭露、批判了王恩茂利用武光问题陷害革命造反派的罪恶勾当，坚决表示紧跟中央，打倒武光、狠追猛打王张，把新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7335部队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红二司、新工总成立“彻底批判刘少奇新疆之行联络站”。

△《星火燎原》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揭开武光问题之谜》。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王恩茂张希钦企图利用武光问题打击革命造反派的罪恶目的；指出武、王、张是一丘之貉；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大特务武光的审判，坚决打倒武光。

12月7日，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亲自批准授予在伟大的支左斗争中誓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六○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同志以“支左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他们的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园满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赋予我军的“三支”“两军”的伟大光荣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12月8日，《新疆红卫兵》刊登了一篇题为《从历史看张仲瀚和王恩茂》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深刻揭露了张仲瀚的三反罪行以及与王恩茂狼狈为奸的黑关系。

12月9日，中央发布《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12月10日，哈密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根据周总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上交武器，立即恢复铁路交通运输的指示，在联合监督检查小组主持下，从七日开始，经过充分协商，今日达成协议。12日乌市新市区革命造反派在新医隆重集会，庆贺哈密协议的达成，会后举行了游行。

△中央逮捕大特务武光以后，王、张之流又借武光问题在全疆范围内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12月1日，库尔勒地区走资派调动“交通红旗”等组织对二建发动进攻，用汽油烧毁工房和仓库，打死革命造反派职工3人，抓走八百余人。鄯善县走资派调集县“红革军团”两千余人，农民千余人，马千余匹，用步枪、土炮向革命造反派驻地(县人委)发起进攻，八十余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全被打成重伤。接着连续数日，全县戒严，挨户搜查，抓走千余人，打死11人，打伤七百多人。把支左部队7335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战员押着游街并将其中两人打成重伤。6日，温泉县走资派唆使哈布尔河十月公社“工农总部”勾结兵团人员，调动受蒙蔽的农牧民千余名，使用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攻打批发站和农机站，打死革命造反派数人，接着进行了半个月之久的大逮捕，几百名革命造反派被抓走，其中20多名被活活打死。独山子“天山红旗”冲入红二司分部“血战到底”接待室张贴标语，行凶打人，蓄意挑起武斗。下午又纠集“八野”、“石油联司”和兵团人员千余名，使用机枪，冲锋枪等武器血洗红二司分部。次日上午攻下大楼，打死红二司战士三人，打伤一百多人，抓走八十余人。又将抓走的红二司分部二名勤务员吊起来当作活靶打，一人下半身连中七枪，一人下身连中四枪。9日库车走资派调动万余名受蒙蔽的农民进城，包围新工总分部驻地二建“六二兵团”，留厂的三十余名革命造反派战士无不惨遭毒打；连续五天围剿各单位革命造反派，全城一片白色恐怖。10日，阿克苏“百万雄师”血洗红二司阿分部，一14岁女战士被炸死，伤二十余名，被抓数十名。

红二司外事部就全疆革命造反派再次遭到王张血腥屠杀发表紧急严正声明，对王张之流借武光问题镇压革命造反派提出严重警告。

12月12日，红二司八农造、新工总区党委机关革命造反总团发表长达七万余字的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武光三反罪行》的专案材料，把武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江青同志十二月九日晚和十二日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工总、红二司在八农举行“斗争三反分子林渤民、牛其益大会”，会上我革命造反派愤怒揭露了林渤民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和牛其益指挥武斗屠杀革命造反派的罪恶事实。会后，将他们送交新疆军区。

12月15日，新疆革命造反派六万余人在乌市人民广场隆重举行“新疆贫下中农、贫苦牧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新农总)成立大会。”7335部队代表在会上讲了话。新工总、红二司等热烈祝贺“新农总”成立。但王、张之流对新农总的成立，怕的要死，公然唆使盘踞在区党委的八农“红色军团”暴徒破坏大会，向我大会观礼台和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伤十多人，重伤三人。

12月17日，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四万余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学习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誓师大会”。大会号召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学习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同志，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永远向李文忠同志和英雄四排的同志那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12月19日，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分别在八农、团结剧场隆重举行一二·一九革命事件一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一致表示要继续发扬“一二·一九”的革命精神，为夺取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到底！

△新工总轻造司宣传部《轻工快报》大批判专栏上发表题为揭发《武光在七纺社教中的滔天罪行》的材料，向黑武光发起连续猛烈的进攻。

12月20日，应红三司要求，7335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红三司司令部。受到红三司全体战士的热烈欢迎。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社论号召：“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要发扬革命的好学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刁班，在全党、全军、全国继续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可可托海矿区惨案。在可可托海矿区走资派策划下，“联促会”自16日以来，多次对革命造反派挑衅，打伤革命造反派战士三十多人，并强占矿区炸药库，抢走大批枪支弹药。22日暴徒们踏平了二千六百余人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组织“可总司”及红二司分部，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三人，打伤17人，抓走全部勤务员和战士百余人，一百多人被赶到零下40多度的雪山野林。

12月25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寿辰的前夕，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7335部队指战员八万余人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阶段大会”。大会最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最坚定地向毛主席表示：紧跟您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更高地举起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红旗，夺取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12月26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岁寿辰，在这光辉的日子里，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满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万分激动的心情，千遍万遍地纵情高呼：“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新工总就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问题于12月26日和1月8日分别向工促会发出倡议，希望两派尽快地在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但工促会无动于衷，迟迟不办。

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决定着重指出：“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党委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中央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是对王张的当头一棒，同时也给新疆××党委指明了方向。

12月30日，和田地区走资派调集大批人员从12月初对7335所属752部队司令部实行全面包围。5日调集七、八千人冲击752司令部，七、八十名战士遭毒打。30日又调集万余人冲进司令部，砸坏办公室和宿舍门窗，冲入机要室，砸坏电台，抢走小汽车两辆。这是王恩茂之流制造的大反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的7335部队的又一起反革命事件。

12月31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李富春，中央文革小组姚文元等同志，接见全国各方面革命战士两万多人。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指出：“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在新的一年中，全党、全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第一，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第二，“要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地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第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第四，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社论着重指出：“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关于学习《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通知，指出元旦社论“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各项光荣的战斗任务，是一个重要社论。”随后，新工总、红二司相继发出立即大学、大用、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元旦社论的通知。

△工促会十月拖拉机厂“春雷”一小撮坏头头，在精心策划下，将该厂革命造反派的坚强战士赖德华、陈正二人非法绑架，给他们扣上“串通二司抓走栾景灵(工促会勤务员)”的莫须有的罪名，把赖德华同志活活打死，陈正同志的两条腿被打断。

1月3日，为了大力宣传、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以及王张之流批倒、批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大扫荡、大改革，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评论》、八农《红旗评论》冲破王、张之流的重重阻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刊。在《星火燎原评论》创刊号中刊登了毛主席关于夺权斗争的语录，社论《一月革命的伟大原则永存》、《新疆的革命与王恩茂的必然下台》、《张希钦“支左”与资本主义复辟》等重要文章。在《红旗评论》创刊号中刊登了社论《夺取新疆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新疆军区支左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历史根源》、《彻底摧毁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区党委》等重要文章。《星火燎原评论》和《红旗评论》的出版和发行，受到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

△新大《星火燎原评论》创刊号发表《从新疆两条路线斗争看武光问题的实质》的文章，文章以大量材料有力地揭穿了王恩茂利用武光问题镇压革命造反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

1月5日，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中，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新疆铁路系统两派在京代表达成《第一铁路工程局新疆境内(疏勒河以西)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10日，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铁造司等革命造反派在乌市人民剧场隆重集会庆祝新疆铁路系统两大派关于革命大联合协议达成，7335部队代表在会上讲了话。27日，新疆铁路系统万余名职工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协议的达成，国务院发来贺电，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领导同志应邀参加大会并讲了话。

△“彻底批判刘少奇新疆之行联络站”在新大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新疆之行动员报告大会”。发言代表愤怒揭发、声讨了刘少奇1966年来新疆后和王恩茂狼狈为奸，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致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新疆之行及其十点黑指示，清除它的一切流毒，把刘少奇和王恩茂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1月8日，733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新农总。新农总及乌县贫造司千余人在人民剧场隆重集会热烈欢迎。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全国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指出：“是否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自己所达成的协议，是对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否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大考验。”

1月13日，新工总党政群司区人委革命造反总团《斗私批修》报发表文章《大叛徒武光在“四清”运动中的三反罪行》。文章揭露和批判了大叛徒武光在“四清”运动中，极力推行其黑主子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二十三条》，肆意歪曲和篡改党在“四清”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给党在城乡“四清”运动中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了恶劣影响的大量罪行。

1月15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切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下，红二司与红三司合办的首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乌市高中举行开学典礼，三新代表及7335部队负责同志到大会祝贺。会前向××发了请贴，但被拒绝。

1月16日，三新发出《关于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和工促会、农促会、红促会、红革联及红三司两大派群众组织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倡议》。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12月31日接见各方面革命战士两万余人，王恩茂循例参加接见以后，王、张之流在专、州、县的代理人又以为时机已到，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1月2日，阿合奇县走资派调动农民千余人，使用冲锋枪、小钢炮等武器，向阳县“职工总司”进攻，造反派战士几乎全部被抓打，革命干部、勤务员38人被关押。4日，木垒县走资派操纵其御用组织召开所谓“为以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奋斗大会”，会后围攻木垒县中，烧毁平房七十多间，抓走红二司木垒分部小将一百余人。6日凌晨“铁联总”柳园车站“东方红”纠集七百多人突然攻打革命造反派驻地电务段、工务段、机务段、革命造反派被迫沿铁路向东撤退，7日被打到疏勒河，七名战士被打死。再次造成新疆境内铁路交通中断的严重事件。

7日，王恩茂在××步校的代理人，唆使××步校“筹委会”向“造委会”发出四条“勒令”，说什么“再喊打倒王恩茂就是反革命”。步校“造委会”在广播中，揭发批判王恩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步筹”唆使十余人闯入广播室，殴打革命造反派战士。8、9两日又继续抓打，百余人被打，重伤19人，最后步校“造委会”战士被迫离校。11日，在温宿走资派的唆使下，“县联络部”于1月上旬冲击新工总分部，9——12日又调动三千余人进攻拖拉机站，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一人，抓去一百余人。16日，阿尔泰走资派经过周密计划，长期准备，调集农牧民千余人，马队六百余匹，使用八二炮、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等武器，向革命造反派驻地县拖拉机站发动疯狂进攻，当场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三人和三岁小孩一人，重伤十几人，抓走百余人，抓去后又打死二人。28日，哈巴河走资派调动大批人员使用步枪、机枪、冲锋枪等武器向“工造司”驻地县人委、粮食局猖狂进攻，打死革命造反派战士一人，抓走70余人。接着，全县各处又有数百人被抓，不少人被打成重伤。

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

△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就“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立即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全面制止武斗，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学习协商会议”问题给新疆军区、7335部队及三促、红三司、红革联发出一封公开信。

1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由红二司八农兵团和新工总党政群司主持，在新大召开“斗争三反分子陆学斌大会”。会上揭发了陆学斌的大量三反罪行。指出：陆学斌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得力干将，是个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个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充当王恩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帮凶和打手，我们一定要把他打倒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1月22日，新大《星火燎原》报发表紧跟中央，打倒武光的重要文章《撕开“老革命”的画皮》。文章以大量确凿的材料，痛斥和揭发了老反革命、大特务武光的三反罪行，同期报还登载了《关于武光历史问题》红二司给中央的汇报材料。

1月23日，在中央的关怀下，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在京代表发出关于迅速成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的建议。

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指出：“春风已到玉门关，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在以破竹之势胜利地向前发展。”这给新疆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和极大的促进。二十七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全国各地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时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群众听到这一喜讯后，奔走相告，正在新疆大学两派合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革命小将高兴的说：‘春风已到玉门关，明日花开在天山’。”

1月25日，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军大会”。7335部队副军长李全春同志和兵团副司令员孔瑞云同志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乌市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十余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春节拥军爱民大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在京代表发来贺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指示下，做出新的贡献。为此军区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的错误准备公开检讨，同时热烈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评。”

2月2日，周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国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最近时期内(如一个月左右)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六个，……我们争取在二月份要成立的是吉林、辽宁、新疆、广东、湖南、浙江，第一季度或更多一点时间成立的是宁夏、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江苏、福建、安徽”“当然这六个和九个可能有先后的变化。”这是中央对新疆等地区革命群众的巨大关怀、鼓舞和鞭策。新工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紧跟中央，为早日成立新疆革委会作了巨大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但由于王、张之流多方捣乱破坏，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革委会的成立。

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的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谢富治副总理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说：“‘春风已到玉门关’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现在春风已经吹到了新疆，新疆目前是一派大联合的高潮。不论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的春风吹遍全国。”

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 (二·六命令)，指出：“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确保其安全。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的特务，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欺骗和蒙蔽部分群众，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再不能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命令规定：“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镇压法办。”这一命令的颁布，是对王、张之流长期破坏铁路交通运输、割断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拦路搜查抢劫、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恶行径又一沉重打击。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鼓舞下，在甘肃、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相继成立了革委会的大好形势推动下，经三新(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革命造反派的努力，冲破重重阻碍，排除干扰，乌鲁木齐地区两大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到六月为止，已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百多个。在学习班中通过对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学习和斗私、批修，两派群众对立情绪有所缓和。

2月7日，红二司政宣部发出《关于狠抓革命大联合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所属组织“必须充分发动起来，紧跟当前形势，狠抓革命大联合的工作，掀起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2月8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一步深入人心，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的大好形势下，三新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高举两条路线斗争的旗帜，积极主动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冲破王、张之流的重重障碍和阻挠，促进了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王氏独立王国面临全线崩溃。王、张之流妄图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利用革命造反派迫切要求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心情，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他们公然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炮制了一个所谓“无条件联合”的反革命战略计划，在全疆刮起了一股“不要协议”的“无条件联合”的逆流，妄图一举从组织上吃掉革命造反派，在新疆实行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三促”坏头头遵从其主子的旨意，于8日半夜，统一行动，实行突然袭击，把各单位革命造反派从被窝里拉起来，大喊要实行“无条件”的大联合，不许造反派再喊“打倒王恩茂”的口号。有些单位革命造反派根据周总理“联合要有协议”的指示，强烈要求共同签定切实可行的联合协议，也遭到反对。还有一些单位的“三促”组织单方面拟好协议，用手枪逼着革命造反派签字，硬拉着到××去报喜。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识破了王、张之流妄图造成大联合假象，上欺中央、下骗群众的卑鄙伎俩，戳穿了他们的阴谋。10日军字号《新疆日报》为王张之流“无条件联合”的罪恶勾当推波助澜，高声喝彩，在头版用造谣的手法报导了“无条件联合”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一夜东风满城春》的社论。说什么“乌鲁木齐一夜之间有五十多个单位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了！”11日又在头版造谣说：“乌鲁木齐地区两天内已有110多个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新工总交通厅机关革命造反团、新工总手工造联等单位纷纷向军营的新疆日报社和××党委发出声明或公开信，揭露和谴责他们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把根本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这些单位歪曲点名报导为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可耻勾当。

△新工总党政群司区党委总团“火炬”报发表重要文章《彻底清算吕剑人的反党罪行》。文章重点批判了大叛徒吕剑人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上的阶级投降路线，在统战工作、建党工作、干部工作中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顽固追随刘、邓黑司令部，死保新疆走资派的三反罪行。

2月9日，奉周总理命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任晨和7335部队孟昭远等同志组成解决和田问题调查小组，前往和田。和田局势初步好转，九日达成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协议。自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和田造反派被迫退到最后一个据点水利局，和田走资派即调动各县人武部、民兵五千余人，在兵团人员的配合下，将水利局整整围困七十一天，切断一切对外联系和粮食供应，使用六○炮、八二炮、炸药、土坦克发动多次进攻，共用子弹二十万发以上，发射炮弹一万一千多枚，打死局内造反派五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

△熊晃在八一俱乐部对“三支”、“两军”人员讲话时，配合全国反革命复辟翻案妖风，大肆造谣：“在京谈判的军内代表对各个群众组织统一了认识，看法是这样的：工促会是左派，红促会、红革联、红三司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红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革命造反派，新工总、新农总是群众组织。”“邱会作部长代表军委、中央处理新疆问题，作了几点指示：1、新疆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2、7335支左有派性。3、由王恩茂组成革筹小组，这个革筹小组究竟以什么形式，不一定在群众中公布。”“过去周总理在一个座谈会的讲话中就说新疆红二司是最大的反军派，叫全国的造反派不要支持红二司了，支持红二司增加解决新疆问题的复杂性。”红二司“给中央报了三个结合名单，里面有王恩茂……”等等。紧急着“三促”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喊大叫，广为传播这些谣言，并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是熊晃炮打中央、炮打总理的又一铁证。

2月10日，新大“星火燎原”、八农“革命造反兵团”分别发表《敦促新疆军区公开检查书》。一致指出：“元月二十八日，在京三方谈判代表在给‘拥军爱民’大会的贺电里已经表示：军区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准备公开检讨，距今也有十余天了。你们不但不公开检查，反而大造谣言，继续蒙蔽‘三促’群众，蛊惑人心，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请问，你们到底打算干什么?！”严正要求××“立即和王、张划清界限，迅速公开检查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2月11日，新工总“贺稚云等同志专案调查组”在广大革命群众协助下，于乌市东山找到了新疆电池厂3015决战兵团勤务员贺稚云、水利厅乌河管理处造委会勤务员张少陵和战士陈玉树三同志的尸体。这三位同志是在去年王、张之流制造的7·28“畜牧厅血案”中被非法绑架的。之后，被转移到电池厂乌河管理处，在王、张之流的策划下，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毒打，而后惨绝人寰地把他们活埋在东山。在三位同志被绑架后，王、张之流大造谣言，一会说他们被炸死在畜牧厅楼上，一会说他们回湖南去了。新工总“专案调查组”去年十一月曾向中央文革及全军文革作了汇报，中央文革接待站苏一峰同志和全军文革接待站刘继兰同志前后五次给新疆××来电，责成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作严肃处理。红二司驻京联络站就此事也向王恩茂提出了照会。在中央压力下，××文办不得不装模做样进行一番“调查”，他们元月四日在汇报中欺骗中央说：“张少陵畜牧厅事件中受了重伤，挽救无效，当天就死了，公安厅已验过尸，拍过照……。”这是王、张之流法西斯暴行的又一铁证。新工总等革命造反派怀着满腔的悲愤举行了追悼大会，表示要坚决打倒王恩茂、张希钦，为烈士报仇。

2月12日，新工总八一钢铁厂“总指”在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过程中，积极努力促进与该厂“总司”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厂近万名各族钢铁工人、革命干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造字号《新疆日报》十三日报导了八钢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消息，并发表了题为《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热烈祝贺八钢两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13日新疆东部重镇哈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央委派的联合监督检查小组的帮助下，粉碎了王、张之流种种罪恶阴谋，普遍联合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大联合协议。两大派革命群众三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在此前后，乌鲁木齐铁丝厂、自治区科委、科协、科学分院、喀什公安处、气象局、二医院、地委、市委、红二司奇台分部与奇台二司、克拉玛依井下作业社、机械厂、输油大队、邮局等单位或组织也初步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2月13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发出号外，公布揪出了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叛徒、原新疆大学第一副校长张东月，同时揪出的还有交通厅副厅长陈广竹等若干叛徒。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2月15日，新工总党政群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党政群》战报发表文章《吕剑人是王恩茂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头号帮凶》，文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整党建掌的伟大纲领。但是，吕剑人却秉承王恩茂的旨意，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大唱反调，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指导下，在自治区建党工作中，肆无忌惮地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文章揭露吕剑人以中国赫鲁晓夫的臭“修养”毒害党员，反对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党员，反对毛主席的建党原则，大搞“全民党”；打击广大党员群众，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种种严重罪行。

2月16日，三新发出《关于抓好当前生产给新疆军区党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王张之流在全疆各地继续大规模镇压屠杀革命造反派，迫使大批干部、农牧民流落在外，大批拖拉机遭破坏，农机具修理厂变为制造杀人凶器的工厂，严重影响当前生产”。公开信强烈要求新疆军区立即制止武斗，大力促进革命大联合，保证四大，健全领导班子，抓好生产。

△伊犁伊运司“红运血战联合指挥部”全体战士杀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一进公司，就被“反修前哨”包围，机枪、冲锋枪朝他们四周疯狂扫射，并被赶出公司。欢送他们回公司的工造会所属“红路兵”、“州建总司”等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战友所乘两辆汽车在返回途中遭到伏击，两人被打死，两人重伤。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最近发现有坏人利用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为了切断他们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的这个经济来源，对于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那些人的存款应当冻结，由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军代表或革命大联委(革命大联筹)确定名单，在既没有军管又没有联合的单位，可以各派革命组织分别提出名单，报请上一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区、军分区、驻军支左机构批准，通知银行按照执行。”王、张之流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反而，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冻结300元以上的私人存款和发出一系列方便“三促”限制“三新”的措施，妄图用经济封锁扼杀革命造反派。

2月19日，幸元林在机械联委首届战代会上讲：“支持三促、二红没有错，而且是对的”。“不要听到军区犯错误就那么紧张，我都不紧张，我是军区党委常委都不紧张。”“王恩茂做任何工作都是兢兢业业的。你们要保，也要兢兢业业，再不要犯错误了。王恩茂就怕我们犯错误。”公开抗拒中央，明目张胆地为“三促”打气，动员他们死保王恩茂。

△王、张之流妄图利用“无条件联合”吃掉革命造反派的阴谋被粉碎之后，又唆使保守势力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19日铁路局铁联总自己炸伤三人，反诬蔑铁造司挑起武斗将他们打伤，要铁造司派人谈判，铁造司代表走进×管会办公室时，立即遭到铁联总暴徒开枪射击，打中腹部，伤势严重。这是蓄意破坏铁路两派“北京协议”的严重步骤。21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前往××送交《敦促军区党委公开检查书》，××某些“大人物”，竟纵容八一中学红造部和一中长征在××大院及北门附近野蛮欧打和开枪屠杀，新大星火燎原兵团战士14人受伤，6人重伤。23日，八中“三八·五”野战军团战士在大十字一带贴大字报，立即被八农红色军团、二中平型关复盖、撕毁，“三八·五”战士上前辩论，二中平型关一暴徒竟向“三八·五”小将钱玉铭开枪，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而牺牲。此后，全疆各地接连发生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事件，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又复上升，两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活动遭到破坏，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也相继被“三促”方面撕毁协议，从而使革命大联合遭到严重破坏。

2月25日，新疆军内在京三方谈判代表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建议召集新疆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支左部队代表到北京开会，解决新疆问题的报告。王、张使用反革命两面手法，大搞突然袭击，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在报告中谎称：“农村、牧区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下中农和贫苦牧民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疆各地武斗已完全制止下来”等等。妄图骗取中央批示，进一步镇压瓦解革命造反派。3月4日中央对报告未加批示转回，只同意代表去京开会。三新代表去京后，就王张一手制造的虚假情况欺骗中央的《2·25报告》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了他们欺骗毛主席、党中央的罪行。在事实面前，王、张不得不承认错误。

2月26日，三新五万余人，在乌市人民广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立即掀起革命大联合暨备耕、春耕新高潮誓师大会”。7335部队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大会筹备处24日向负有“支工”、“支农”的新疆军区发了邀请信，但被拒绝。

2月27日，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中，王、张之流把他们在去年刮起“三月黑风”中所进行典型试验的塔城单方面“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经验，进一步在全疆加以推广。今日，军字号《新疆日报》报导了麦盖提县成立单方面“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并专门发表了社论《叶尔羌河畔的第一曲凯歌》，把它吹捧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在此前后额敏、吉木萨尔、巴楚等县也成立了非法的单方面的“革命委员会”。这是王、张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疆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三新革命造反派对王、张妄想造成既成事实，给中央施加压力，为解决新疆问题没下重重障碍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八农兵团、新工总党政群司区党委总团在新大礼堂联合召开“斗争三反分子、大叛徒吕剑人大会”。愤怒揭发和控诉了吕剑人大量三反罪行。

2月28日，新大《星火燎原评论》第二期发表长篇重要文章《历史罪人王恩茂》。文章用大量事实驳斥了红革联新大“革命到底兵团”，自治区党委机关联络部“斗私批修战团”炮制的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美化王恩茂的《新疆党内十八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把王恩茂的画皮剥得精光。

3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忠于毛主席，必须学用一致》。社论指出：“对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心怀一个‘忠’字，狠抓一个‘用’字，是千千万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我军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问题。”“狠抓一个‘用’字，最根本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资产阶级‘私’字，是无产阶级‘忠’字的大敌。‘私’字多一分，‘忠’字就少一分。要忠于毛主席，就必须斗私。要无限地忠于毛主席，就必须斗私。”

△王、张之流紧密配合全国右派势力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唆使“三促”在乌市人民广场召开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庆祝军管一周年，为新疆“三月黑风”翻案的大会。曹达诺夫代表新疆军区党委参加了大会。在会上，“三促”大肆宣扬王、张之流借“军管”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丰功伟绩”，给王、张之流歌功颂德，大喊什么“新疆军区支左大方向对极了!”“新疆军区是支左不支派的模范！”并对“三新”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恶毒攻击。红促会一司《反修红卫兵》报配合“3·3”大会在第39期上为庆祝《新疆日报》、广播电台、市广播站军管一周年，发表长篇文章《伟大的转折，卓越的贡献》。文章颠倒黑白地说：“三月东风春满城。在欢庆军管一周年之际，我们要高呼：新疆军区‘三支’‘两军’就是好！就是好！”文章恬不知耻地说：“新疆军区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坚定地站在以‘三促’‘二红’为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生死，共战斗，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团结的战斗凯歌。”大肆为王、张的反攻倒算涂脂抹粉，极力为二月逆流翻案。

事后，中央严厉批评了“三促”的“3·3”大会是派性恶性发作的大会。这是给极力为二月逆流翻案，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王、张之流及其娄啰的当头一棒！

3月4日，由新疆××党委主持，于二月下旬召开的只有“三促”一派群众组织参加的“毛主席著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印刷、发行会议”，是新疆××党委公开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破坏革命大联合，顽固推行压“三新”扶“三促”，支派不支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新罪行。它非法剥夺了外县革命造反派参加大会的权利，把“三促”观点的八十余人硬塞进会议(乌市革命造反派代表名额只有十几名)、并把一些被革命造反派打倒的走资派和有严重问题的当权派拉进会议。为此，新工总政治部就召开“毛主席著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印刷、发行会议”给新疆××党委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新疆军区党委必须立即公开承认、检讨错误。为把出版、印刷、发行革命宝书的光荣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我们最最强烈地要求新疆军区党委，必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立即召开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等代表和经过群众协商派出或对等派出的领导干部参加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印刷、发行会议”。但新疆××党委对广大革命造反派职工的正义要求始终置之不理。

3月5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外交部代表时，对外交部91名司长、大使级干部于2月23日写的一张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提出了严肃、尖锐的批评。总理说：“这张大字报是原则性的错误。是右的方面干扰。”“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二十一个月了，快两年了，你们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这张大字报证明你们没有受到锻炼教育，同群众对立，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是严重的，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埋怨，少数人甚至有仇恨和对抗情绪。”这是中央发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信号，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于最近胜利闭幕。大会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忠”字，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大会总结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中说：“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之间的斗争，就是用什么指导思想来建党、建军、建国的斗争，是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是我党几十年来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集中点，也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就要学好毛主席关于路线斗争的教导，增强路线斗争观念，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林副主席指出：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这就是说，立场问题是高于一切的问题，立场错了，一切皆错，‘干劲’越大越糟糕。就象飞机航向偏了，偏度越大，偏得越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主要的敌人，所以，阶级斗争就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没有路线斗争观念，阶级斗争观念就是抽象的不彻底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拥护和执行哪条路线，就是跟谁走的问题，是最根本的立场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新疆的各群众组织，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各军分区与驻军师以上单位派出代表赴京解决新疆问题。

3月6日，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

3月7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两学院的一万多名革命战士。毛主席的接见，是对全国亿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被接见的革命战士，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和崇敬的心情，举着红色革命宝书，庄严宣誓：“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光辉的“三·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重新发表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全国亿万革命人民连日来纷纷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著名的“三·七”指示发表一周年。新疆广大革命造反派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纷纷举行学习会、座谈会等各种庆祝活动。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全疆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3月9日，新工总“党政群革命造反司令部”《党政群战报》发表“区人委总团”政法办公室“宇宙红”战斗队的文章《彻底清算吕剑人在政法工作中的三反罪行》。文章揭露大叛徒三反分子吕剑人在政法工作中大搞阶级调和，推行一套不分敌我，不分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对敌斗争中，从1957年以来一再强调要采取以“弛”为主的方针，公开地保护敌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借口牧区情况特殊，片面强调反动头目的所谓“影响”，不顾广大牧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公然反对普遍彻底的镇反方针，千方百计地保护牧区的反革命头目。并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十无”运动。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政策方针上和组织上来削弱、破坏专政机关。在政法部内大量安置和包庇、重用反坏分子，极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政法工作的指示和规定。文章还指出大叛徒、三反分子吕剑人在政法工作中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3月12日，乌鲁木齐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协商会议，从二月六日正式召开以来，“三新”革命造反派代表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最大的诚意和热情为迅速达成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而努力，但主持会议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幸元林却在这个会议上制造两个红三司，致使三司一方代表被迫于2月14日宣布退出协商会议。幸又唆使“三促”破坏会议，大耍“无限期休会”的伎俩。在协商会议濒于破裂的关键时刻，“三新”于3月12日发出《关于立即恢复新疆两大派组织，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协商会议的紧急呼吁》。7335部队支左办公室14日给“三新”来信说：“你们的《呼吁书》是‘三新’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又一革命行动。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并决心积极促进其顺利实现。”

3月13日，红二司宣传三团在沙湾县为革命群众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王、张之流在沙湾县的死党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唆使其某些组织使用匕首、钢丝鞭等凶器毒打宣传团战士和当地革命造反派，当场打伤20余人，重伤6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红二司革命小将，不怕围攻，不怕毒打，次日仍坚持演出，又遭到王、张之流的武装镇压，6人被打死，其中一观看演出的妇女被手榴弹炸死后，她怀里抱着的婴儿也被暴徒活活用脚踏死，灭绝人性，令人发指！

3月15日，红二司八一农学院《红旗评论》第五期，刊登了“战恶风”的文章《王恩茂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吕剑人》。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吕剑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文章指出：吕剑人是一个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员，是货真价实的大叛徒。62年，在他主持三干二期训练班时，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十多年来，在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上，全面地、忠实地推行了刘少奇、李维汉、习仲勋的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量地包庇、窝藏、重用坏人，积极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吕剑人更是赤膊上阵，成为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得力帮凶。在这一期《红旗评论》中，还刊登了“送瘟神”的文章《反革命两面派、大叛徒——武光》。文章系统地剖析了武光这个出卖革命、出卖同志的大叛徒的丑恶历史。并指出：武光问题的提出，是新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所玩弄的一个圈套。其目的并不是要把大叛徒武光揪出来，而是利用武光问题搞政治阴谋，借打倒武光之名，行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实。

3月16日，克拉玛依地区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在京达成《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保证四大的协议》。随后，又胜利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26日克拉玛依地区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矿人民解放军两万多人，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感情，聚集在市中心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造字号《新疆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边疆油城春意浓》，指出：“克拉玛依地区是继哈密地区之后最早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区，为各地树立了又一个榜样。”21日昌吉地区两大派赴京代表在京也达成了《关于全面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

3月18日，由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7335部队共同主持的乌鲁木齐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协商会议，达成《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军队负责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喜讯传开，“三新”革命造反派广大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当即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了报喜电。坚决表示誓作宣传、捍卫、执行协议的模范。新疆驻军在京代表和乌鲁木齐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于19日分别发来贺电。

《协议》的达成是对王、张的致命打击。王、张之流想方设法破坏协议，已经在协议上签过字的新疆××代表幸元林于20日突然提出“军区不在协议上签字，签了字的不公布”，致使刚达成的协议面临夭折的危险。为此“三新”代表于20日给中央一连发了两封加急电，汇报说：“协议签字后，正式协议军区迟迟不印发，三促会对协议的态度也极为冷淡，这给迅速贯彻协议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在此时，军区重新提出，协议上军区不签字，签了字的不公布，并说这是王恩茂的指示。关于军区签字问题，三促代表在18日的态度是尊重军区意见，但在20日，又突然提出不同意军区签字，如果军区签字，三促就不参加《给毛主席致敬电》的起草、讨论工作，企图破坏预定于21日联合召开的庆祝大会。”

3月20日，红二司“专揪叛徒联合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在揪出了大叛徒乔国桢、吴茂林之后，于今日在烈士陵园举行“捣毁大叛徒乔国桢、吴茂林坟墓大会”。会上宣判了对大叛徒乔国帧、吴茂林的政治极刑。革命小将愤怒揭发声讨：王恩茂早在十二年前就吹捧大叛徒乔、吴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并把这两个大叛徒的狗骨从乱坟堆里拉出来，装入价值750元的楠木棺材中，由王恩茂主葬，把这两个大叛徒的尸骨塞入烈士陵园，为其树碑立传。在一片“打倒大叛徒乔国桢、吴茂林！”的愤怒口号声中，革命小将把王恩茂为这两个大叛徒树立的黑碑，连同他们的尸骨炸得粉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3月22日，在“三新”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新疆××被迫在“3·18”协议上正式签字。乌市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共十二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3·18”协议的胜利达成。大会宣读了新疆驻军在京代表和乌鲁木齐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的贺信和贺电。军内代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相继在会上讲了话。“三新”代表在讲话中指出：“‘3·18’协议的达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王、张的当头一棒。革命造反派誓做执行‘3·18’协议的模范。但是，协议的达成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革命造反派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捍卫‘3·18’协议，努力促进革命大联合，为把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英勇战斗！”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了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3·18”协议达成后，“三新”革命造反派闻风而动，迅速掀起了一个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决执行“3·18”协议的热潮。“三新”各司令部和所属团、队分别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3·18”协议的通知和规定，并开动报刊、广播、通讯、大字报、传单等一切宣传工具，以最大的热情欢呼“3·18”协议的胜利达成，坚决表示誓做执行协议的模范。《新工总》报第13期特为庆祝“3·18”协议的达成发表社论说：“为了模范地贯彻执行‘3·18’协议，我新工总全体战士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带头上交一切武器，主动拆除一切武卫工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始终对准中国赫鲁晓夫及王贼、张匪等一小撮走资派。要紧信‘三促’广大革命群众是能够遵守和执行协议的。但对王贼、张匪一切挑起武斗和撕毁协议的阴谋，我新工总战士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严防上当。”充分表现了“三新”广大革命造反派贯彻执行“3·18”协议的最大诚意。

3月23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3月24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一万余名军队干部。这是对全军的最大关怀和最大鼓舞！林副主席在接见大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林副主席指出，杨成武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大搞山头主义、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杨成武还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反党集团的后台。他勾结余、傅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同志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杨、余、傅反党阴谋集团被揪出，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被接见的军队干部，怀着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高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新工总、红二司发出《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援农业，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的紧急呼吁》，同时以实际行动开展了送肥支农活动。二、三百辆满载肥料的大车，浩浩荡荡地奔向郊区，受到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喀什血案。驻喀什交通厅第一工程队因施工需要从库车调往莎车百余名工人，途经喀什，住宿在工程队大楼。该队走资派勾结“联委”所属“鲁迅兵团”包围大楼，并用手枪、机枪、土炮等武器连续攻打四小时，造反派工人十一名被打伤。这是王、张之流在喀什的代理人公开撕毁喀什“10·15”协议，重新挑起大规模武斗的严重步骤。

3月26日，“三新”和军内革命造反派及英雄的7335部队五万余人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乌市人民广场召开“反右倾、反翻案、反复辟、反分裂，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三新”和军内革命造反派代表在发言中愤怒地声讨了杨、余、傅反党阴谋集团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热烈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江青同志。大家一致表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右倾、反翻案、反复辟、反分裂，坚决粉碎阶级敌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阴谋。代表们还愤怒地声讨了王、张为“二月逆流”翻案，给“三月黑风”招魂，企图从极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大会向全疆革命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全体革命造反派，紧急行动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开展“四反”斗争，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3月27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首都反击二月逆流誓师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参加了大会。周总理宣读了中央“3·24”命令。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英明决策。这个大会是中央向全国发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动员令。

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总结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3月31日，继中央2月18日发出关于军内干部及其家属子女不参加群众组织的重要通知后，中央军委办事组对军队干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爱人、子女都不要参加群众组织，更不要当头头，已经参加的要坚决退出来。”“不准直接或间接在幕后操纵群众组织”，要“加强对子女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孩子犯了错误，要自动投案，按《八条命令》的第八条办事。”

△“3·18”协议墨迹未干，就被王、张之流和“三促”一小撮坏头头践踏。他们从3月18日起到三月底短短十三天中，几乎每天都在挑起武斗事件。

18日，新工总“红水兵”全体战士坚决按“3·18”协议办事，从南梁返回头屯河工地，但“革联司”却勾结外单位保守势力，扣留了“红水兵”勤务员2人，并于23日凌晨用手榴弹、机枪、冲锋枪向“红水兵”驻地发动突然攻击，“红水兵”大部分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再次被赶出工地。20日，新工总“林汽造”战士在本单位贴大字报，遭到非法盘踞在林业厅的“铁联总”暴徒残酷殴打，打伤21人，重伤9人。24日，“交通红旗油运司联委会”武装暴徒抓捕该厂“交通总部”战士3人，并对他们进行毒打，勒令他们“低头认罪”。26日，八一中学“红造部”百余人，携带枪支、手榴弹等武器，公然违反中央军委“11·14”通知，非法闯入军区文工团驻地，打伤军内革命造反派战士21人，抢走领章、帽徽，并在××文办工作人员的纵容下，非法绑架“喀喇昆仑”战士4人。28日，新工总“交通总部客运司红造兵团”战士前往八楼向“3·18”协议联监小组反映情况，在返回途中，遭到工促会“交通红旗”、“石油联司”、有色局“联促会”和红促会“石油东方红”数百名暴徒的袭击，打伤我革命造反派战士12人，重伤6人，并绑架3人。29日，红促会二中“平型关”勾结八一中学“红造部”、一中“长征”等组织数百人，携带大量现代化武器，对红二司二中“1019”进行疯狂的围攻，打伤39人，重伤6人，2名勤务员被绑架。这是王、张之流破坏“3·18”协议的前奏，“3·18”协议面临着被全面破坏的危险。

4月1日，乌鲁木齐地区“3·18”协议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发出通告，规定：“各单位所拥有的一切武器和凶器一律于4月2日至5日四天内全部上缴。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均不得私藏、转移、分散武器，违者按对抗中央，破坏协议论处。武器收缴后，如果再发现私藏、携带武器者，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建议军区强行收缴，对于使用武器进行武斗者，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建议军区派出部队，予以包围，强制收缴，遇有违抗者，当即缴械，一切后果由本组织负责人和肇事者承担。”

△新工总立即响应联监小组紧急通告，向所属组织发出通知说：“所有武器要全部、彻底、干净上缴，不准转移窝藏。”从2日起“三新”革命造反派积极带头，每天敲锣打鼓，出动大批汽车，上缴武器。至5日止，新工总即上缴军用枪枝21枝，自制(包括半成品)3934枝，军用子弹1384发，自制子弹13528发，自制炮151门，军用手榴弹13枚，自制手榴弹13486枚。红二司所属各团队也都积极上交武器，仅八农造反兵团就上交枪326枝，炮36门，手榴弹1957枚，子弹9000发，子弹壳503发，火箭发射器4架。

4月3日，4月1日至3日“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经中央同意在西苑旅社批判斗争王恩茂、张希钦。参加大会的有周总理联络员、新疆问题联络组负责人周峰同志，新疆军区负责人赛福鼎，7335部队政委于应龙，新疆军区、各军分区在京学习的负责人。王恩茂在二日被迫作了“检查”，张希钦在三日被迫就新疆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检查”。他们在“检查”中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上欺中央、下骗群众，避重就轻，回避要害，妄图蒙混过关。当即受到“三新”代表的无情揭露和严厉痛斥。

4月7日，新工总重工业厅电力安装公司“红电兵”四百多名战士和水利厅“红水兵”战士三百余人，遭到本单位走资派残酷的经济迫害，八个多月不发工资，不发口粮，但他们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完成了大量生产任务。红电兵、红水兵等团队革命造反派千余人，向新疆××党委递交反复辟、反迫害、反饥饿、反经济封锁的公开信。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

△七道湾血案。新工总、红二司战士四百余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利用假日，开出十一辆汽车、二百五十多辆马车，满载肥料，送往红光公社。地质局机械厂、苇湖梁电厂、六道湾煤矿等处工促会所属组织坏头头，诬蔑他们“运送武器，要挑起武斗”，调动数百人，全付武装，野蛮抓打送肥人员，许多人被抓去游街，数十人被打成重伤。对此严重违反“3·18”协议的事件，联监小组负责人幸元林竟置之不理。当联监组中“三新”代表前往现场了解情况时，竟被地质局联司抓走，九日，新工总工作人员去联监组反映情况，并要求释放被抓人员时，工促会所属“商业红旗”竟在联监组所在办公大楼内逞凶，抓走新工总工作人员。这是工促会破坏“3·18”协议的又一铁证。

4月8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湖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光荣诞生省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社论指出：“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湖南的代理人，代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又指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要充分地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妖风。”

4月9日，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七万余人在乌市人民广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批倒斗臭‘二月逆流’‘三月黑风’干将王贼、张匪，彻底粉碎王贼、张匪假检讨真复辟阴谋大会。”

(此处疑有字)命，进行破坏，他们野蛮地向大会主席台和观礼台投掷石块，打伤革命造反派战士多人。

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指出：“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4月14日，重工业厅156队“联促”连日来不断向该队造反兵团挑衅。上午10时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旗机校廿余人乘车进城，“联促”勾结物资局“烈火”三十余人，全副武装乘车猛追，在西北路上将造反团汽车撞翻，车上19人受伤，6人重伤，“联促”的汽车因为马力过猛，也倒翻在地，车上手榴弹爆炸，炸死一自己人，炸伤数人。接着三促西山联防指挥部又开来大汽车一辆，用机枪、冲锋枪向人群扫射，把在附近劳动的解放军打死一名，打伤一名。这是三促一小撮坏头头有组织、有计划地撕毁“3·18”协议，重新挑起武斗，屠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事后，全市三促所属组织大减大叫什么“再不受‘3·18’协议的约束。”

△公安厅事件。公安厅革命造反派“新公安”最近揭发王恩茂伙同侯良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事件后，王、侯死党怀恨在心，煽动十一中八一决战兵团十四日冲进公安厅，纵火焚烧“新公安”的革命大批判专栏，“新公安”战士35名被毒打，其中8名重伤，4名被绑架，许多人被赶出机关。在该厅“联络部”坏头头指引下，十一中学生强占×处国家机密大楼，冲入绝密工作室，抢劫绝密材料，造成严重泄露国家机密事件。

△红二司八农《红旗评论》第七期发表社论《开展以批判“检查”为中心的“四反”斗争》指出王恩茂的检查“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号召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反攻倒算的动员令，是向‘三新’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的反革命进军号，是王恩茂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大暴露。”“我们必须击退王恩茂的新反扑，迅速开展以批判‘检查’为中心的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的‘四反’斗争。”狠揭猛批王恩茂与其黑主子刘少奇、黑帮黑线千丝万缕的联系，狠揭猛批王恩茂十几年来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揭猛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我们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疆的流毒。”

△“工促会”1月20日出版的《横空出世》抛出题为《事实不容颠倒，历史岂容歪曲——乌鲁木齐地区武斗问题评述》的长篇文章，对乌市地区武斗及其原因颠倒黑白，大肆歪曲，诬蔑革命造反派。八农《红旗评论》第七期发表《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对此文痛加驳斥，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新疆发生的武斗，就是以王恩茂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对革命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在大屠杀中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是他们的别动队，‘三保证’中一小撮坏头头是他们的打手。”

△伊犁工造会、农造会、红造会是与王、张浴血奋战的一支劲旅，给自治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决定分别参加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伊犁造反派万余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

△“三促”中一小撮坏头头为了进一步加剧两派群众对立情绪，挑动三促群众为其火中取栗，屠杀革命造反派，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将他们一手制造的4·14事件的罪责栽赃于革命造反派，在广场召开所谓“声讨武光之流杀害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滔天罪行大会。”这是三促一小撮坏头头破坏3·18协议，屠杀革命造反派的动员黑会。

4月16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的黑人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猛烈的持久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为期不远了。”

4月17日，新工总《党政群》报发表《彻底揭开王恩茂反革命的黑关系》一文，系统地揭发了王恩茂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大土匪贺龙、篡军野心家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习仲勋、大叛徒刘澜涛及杨成武等的黑关系，指出黑线关系是王恩茂的要害问题之一，文章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王恩茂就是刘、邓黑司令部在新疆的忠实代理人。

4月18日，安徽省和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胜利诞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说：“我们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里我们要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又说：“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对坚持路线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是对阶级敌人和一切保守势力利用“派性”抹煞路线斗争的阴谋的一个致命打击。

4月19日，“三促”在4·15冲击联监小组殴打7335人员事件以后，在黑手的唆使下又制造了冲击7335部队的严重政治事件。下午千余名三促人员，乘廿多辆大卡车，冲进7335军部驻地，捣毁食堂、俱乐部，砸毁广播室，抢走全部广播器材，野蛮殴打指战员，抓走两位干部，把反7335的逆流推向新高潮，这是王、张之流毁我长城的又一铁证。

4月20日，王、张检查之后，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为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最近在全疆各地不断制造大规模围剿屠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为此，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发出《紧急声明》指出：“这决不能证明他们的强大，而只能更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虚弱，这股逆流的出现是王恩茂、张希钦继续对抗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翻案复辟的铁证，他们这样做，只能更加速其彻底灭亡。”声明要求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要更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彻底揭穿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一小撮叛徒、特务、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等的一切阴谋诡计，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彻底粉碎王、张之流掀起的右倾翻案妖风。”

4月21日，红二司吉木萨尔分部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该地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调动三百多名全付武装的受蒙蔽的群众进行突然袭击，三百多名红卫兵小将被打得头破血流，五十余人被抓到单方面成立的“革委会”遭严刑拷打。

4月25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报发表《砸烂王恩茂的反革命黑山头》一文，全面地系统地揭露了王恩茂大搞山头主义的罪行。

4月26日，红二司八农兵团战士张兰荪、邱仰成到有色局调查有关该校当权派的材料，被该局“联促会”绑架、毒打，后又送红促会八农红色军团。当晚，张兰荪被他们这一伙暴徒活活打死，邱被打成重伤，扔到六道湾荒野。八农兵团为此发表严正声明，指出：“4·26凶杀事件的发生是王贼、张匪的垂死挣扎，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就要发生了！我们呼吁全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提高革命警惕性，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粉碎王贼、张匪的一切阴谋诡计。”

△新工总乌市分部召开大会斗争审判王恩茂、吕剑人的黑爪牙、三月黑风反攻倒算的急先锋，原市委第一书记任戈白。

4月27日，×步校惨案。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对×步造恨之入骨，早已多次寻衅镇压。25日，红二司八农兵团派人前往×步校造委会领取《林副主席言论摘录》时，三促观点的“×步筹”无理劫走八农兵团小轿车一辆，殴打八农兵团三名战士，当“×步造”贴出标语提出抗议时，“×步筹”又上前撕毁，对前去劝阻的“×步造”战士进行毒打，并将“×步造”战士二百余人全部围困在三楼西侧，连续发动多次进攻，26日凌晨断绝粮、水供应，并勾结交通红旗、八农红色军团、八一中学红造部来校伙同屠杀“×步造”，27日下午，放火烧楼，楼内烟火弥漫，“×步造”战士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冲出大楼，二百余人全部遭到毒打，70余人重伤，十余人终身残废。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文章指出：“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对于资产阶级的派性，必须坚决给以揭露。”“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形‘左’实右的极‘左’派，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文章还指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这篇文章宣布了王、张几个月来利用“派性”抹煞路线斗争，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4月29日，中央调7335部队政委于应龙同志为南京军区空军部队副政委。这是中央对7335的最大信任，对于那些高叫“7335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诽谤于应龙同志的人是当头一棒。

5月1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晚上同首都革命群众一起欢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对全国革命人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敌人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扎挣”。“正因为这样，处在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决不能因为胜利就骄傲和麻痹，懈怠起来，放松对敌斗争。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等革命造反派在团结剧场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2日，在4·11中央首长接见在京新疆军内代表后，王、张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公开破坏“九·五”命令，彻底撕毁“3·18”协议，从4月28日以来把大批军用武器以明抢暗送方式发给“三促”，仅5月1日一天就送给112车。5月2日以后事态更趋扩大，乌市附近的大小军械库几乎全被公开“抢劫”，仅西山仓库一地一次即被“抢”去六十多车武器弹药，同时，在全疆各州、县也都出现类似的“抢”武器事件。他们妄图武装“三促”，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由刘鸿科从北京打来电话转述了由周峰同志传达的敬爱的周总理指示：

三促抢枪是严重的，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限令三促三天内将所抢武器立即全部交回，如果不交，中央就要通报全国，如再不交，性质就要变，就要走向反动。此指示，由军区向三促进行传达，并责成军区负责收回全部武器。

关于红二司，总理指出：

一、红二司这样做也不对。

二、红二司是老造反派，他十分关心。对红二司的错误，他经常及时指出，但不能老犯错误。

三、所抢武器要追回。

总理还说：要以这个态度同等对待其它问题，不能再乱下去。

周总理的“5·2”指示，是对“三新”革命造反派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是对王、张和“三促”一小撮坏头头最严重的警告最沉重的打击。

5月4日，周总理、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负责同志，对兵团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1)石河子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2)十二条是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反。(3)兵团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打张仲瀚及其余孽是正确的。八野在石河子问题上站在正确方面。王兵那一派还没有完全揭开，他们支持红二司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丁、裴两个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是认识问题嘛！不同于军区、自治区。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受了自治区党委的影响，六七年也介入过武斗等等。王恩茂也参加了接见，但周总理始终没有和他谈话，并几次指出王恩茂的错误，使其处于受审地位，中央首长的这次接见解决了兵团问题，这是中央处理新疆问题的重大部署。

△周总理“5·2”指示后，新疆××某些负责人慌了手脚，急忙召集“三促”坏头头在××司令部三楼会议室密谋对抗总理指示。唆使“三促”采取明交暗留，交坏留好，交旧留新，前门交进，后门运出等卑鄙手法，阳奉阴违，窝藏大量现代化武器，妄图更大规模地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联监小组“三新”代表强烈要求联监组长辛元林召开联监组会议，落实总理指示，执行9·5命令和3·18协议。辛竟无理拒绝，说什么“联监组管不了”。为此“三新”代表发出急电向中央汇报。

5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指示：“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庆祝湖南、安徽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五一’社论《乘胜前进》，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望各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以及一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和讨论，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最新指示继续胜利前进！”

△沙湾惨案，在沙湾县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下，县工促会坏头头勾结乌苏、独山子、玛纳斯等地“交通红旗”使用机枪、大炮、手榴弹向“三新”分部发动猖狂进攻，五十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抓，被分成“特级”“二级”“三级战犯”，毒打审讯。一名十六岁革命小将手指被钉竹签，腿被打断。另一名十七岁革命小将两膀被砍断。走资派又调动1500名农牧民和上千匹耕马，四处抓捕革命造反派，沙湾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5月7日，《解放军报》社论《以红九连为榜样，把每个连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阶级敌人为了企图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总是首先要争夺思想上的领导权，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广泛地、深入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我们要象红九连那样，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高度来认识。”

5月8日，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接见了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革命职工代表和军管会负责同志，以及出席其它一些专业会议的人员。这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广大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

5月10日，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同时光荣诞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5月13日，王、张在京抛出所谓“检查”以后，三促内部人心惶惶。为了稳住阵脚在人民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判王恩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借批判之名，为王恩茂歌功颂德，大叫“对王恩茂一批二帮是我三促二红的一贯立场”，“王恩茂在京检查是无限上纲，过头了”，“是替7335承担责任”等等。但在他们的报刊材料中看不到揭发和批判王恩茂的材料，这充分说明了他们一贯包庇王恩茂的错误立场。

5月14日，红二司八农兵团揪斗吕剑人、祁果、包尔汉、伊敏诺夫等叛徒、特务和牛鬼蛇神，清算他们十八年来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随后，新大星火燎原兵团、一中造委会等对他们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会。

5月15日，三新等革命造反派六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庆祝‘5·16’通知发表两周年，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坚决打倒王贼、张匪，彻底摧毁彭高习在西北最后一个反革命政变黑据点誓师大会”。英雄的7335部队代表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代表们在发言中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夺取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以王恩茂为首的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向一切阶级敌人发动总进攻。

5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纪念《5·16通知》两周年，发表重要社论《划时代的文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灿烂辉煌的，不可磨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那些面临末日而又不甘心自己死亡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疯狂地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他们怎样进行罪恶的阴谋破坏活动，不管他们怎样掀起右倾翻案的妖风，到头来，只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面前撞得粉身碎骨。”“我们正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

5月20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两万多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是对于正在奋勇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全国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

5月8日至20日，“红二司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八一农学院隆重召开。天山南北各专州县70多个红二司分部和乌市各团队积极分子代表400多人参加。这次大会是红二司战士向毛主席献忠心的大会，是总结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大会，是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大会。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向自治区党内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夺取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会。7335部队首长亲临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对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坚决的支持。在大会进行中，召开了斗争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吕剑人、祁果、林渤民、包尔汉、伊敏诺夫、吴鉴群、刘肖无大会。全体代表参观了7335部队“三忠于”展览会，并同指战员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大会发出号召，要红二司全体战士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深厚阶级感情落实在行动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争取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决战中为人民立新功！为把红二司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三新”等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摧毁王贼、张匪反革命黑山头，斗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吕、武、张、林、祁、陆、李、包、伊大会”，代表们在发言中狠揭了王张大搞反革命黑山头，包庇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会后，押解吕剑人、祁果、陆学斌、包尔汉、伊敏诺夫等三反分子游街示众，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5月24日，根据新疆军内代表要求，中央专案组向他们公布了大特务武光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武光原名张青甫，1926年加入国民党，1930年被国民党C．C．特务派遣在北平混入我地下党。抗日战争期间武光与刘少奇、彭真、林枫、刘仁等特务内奸集团拧在一起结成死党。1945年日本投降后，武光伙同刘仁大肆进行特务活动，1946年将美国特务王光美打入我内部。全国解放后，武光得到刘少奇、彭真的重用。武光这个潜伏在党内几十年的大特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被揪出来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5月26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原三连中少数坏头头在其黑后台伊敏诺夫之流的阴谋策划下，数月以来打着“批判王恩茂的大汉族主义”的旗号，勾结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其他牛鬼蛇神，蒙蔽“三新”、“三促”中一部分民族同志，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为之翻案，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他们为了制造事端，公然策划于5月27日“5·29”伊塔叛国事件的前夕在乌市及南北疆重镇同时召开所谓“批判王恩茂大汉族主义”的纯民族大会。新大星火燎原兵团革命战士对这一小撮人的罪恶活动早有觉察，长期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对三连的最近的活动，“三新”赴京代表团和新华社新疆分社于24日向中央写了紧急报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于25日作了指示：“说服三连不要开这个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在京代表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这样的大会，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是民族分裂会议，是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团结对敌的，是不符合各民族人民革命利益的。红二司、新工总、新农总反对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他们这一严正立场。”“我们号召各派革命群众组织，各族人民群众一致起来反对和制止召开这样的大会，坚决不参加这样的大会。”新大星火燎原兵团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宣布解散三连，开除原三连中五名坏头头，并发表《关于粉碎当前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反革命逆流的严正声明》。声明强调指出：“三连中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很多同志进行了斗争，广大民族同志也都是热爱祖国，坚决反对这次分裂大会，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的。”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及所属各团体也都发表有关声明，终于粉碎了原三连少数坏头头发起召开的5·27大会。

三促某些组织也同时发表了反对召开这次纯民族大会的声明，但也有些组织乘机攻击红二司，妄图搅浑水从中捞稻草。

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风暴》，表示了七亿人民对欧洲、北美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决支持。社论说：“在法国和欧洲、北美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风暴，这几天来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迅速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当代世界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激发了各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意志。从欧洲、北美蓬勃发展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个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

△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连日来举行游行集会，表示对欧洲、北美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决支持。

△红二司新疆大学星火燎原兵团《星火燎原》报发表文章《坚决打倒大叛徒吕剑人》。文章说，反党老手吕剑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大叛徒；解放后，经过习仲勋的撮合，成为王恩茂独立王国的第二把手。王思茂一直把吕剑人选为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吕剑人十七年来追随其主子彭、高、习和王恩茂，忠实地执行了刘邓反革命修主义路线，极尽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之能事，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文章在大量列举了吕剑人的三反罪行后说，我们必须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王恩茂的新疆独立王国的第二把手吕剑人斗倒斗臭，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5月28日，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追授门合同志以“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门合同志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崇高品质。《解放军报》于30日发表社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革命干部的神圣职责》指出：“建国十八年来，他始终不渝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以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气慨，同党内一小撮最大走资派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门合同志不愧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毛主席的好干部”。“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度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为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这是革命的大节，是一个干部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人民利益的根本标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门合同志为我们广大干部作出了最好的榜样。”

△“三新”等各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剧场隆重举行“向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学习动员大会”。在会上宣布了“立即掀起向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学习高潮的动员令”。

△盘踞在银行大楼上的工促会一部分武装人员，在我开会期间不断向会场开枪射击，数名群众被打伤。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向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学习有何罪？这只能说明挑起这场屠杀革命群众事件的幕后幕前指挥者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5月29日，新工事件。盘踞在有色局的红促会新疆工学院决战兵团以回校复课闹革命为名，伙同工促会有色局联促会、地质联司、石油联司等大批暴徒，于凌晨三时向红二司新疆工学院新新工兵团发动突然袭击，用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疯狂扫射，死5人，伤30余人。11时强占食堂和六号楼(家属宿舍楼)。31日总理联络员周峰同志给新疆军区和“三促”在京代表提出“劝说他们(三促)立即撤出新工”，但是“三促”不但不撤，反而在深夜叫嚣，要新新工兵团在六月一日一时前交出所有武器，打着白旗出来投降，并于六月一日增调交通红旗、红造部、一中长征、七纺红泉大批暴徒，使用军用大炮向新工发射炮弹百余发，一发炮弹落入家属院，造成一家大小三人伤亡。新新工兵团多次要求新疆××制止武斗，但他们听任事态扩展，不加制止。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6月5日，三新革命造反派在八农召开“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热烈庆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愤怒声讨王贼张匪血腥镇压三新罪行大会。”三新代表在发言中说：“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是对我三新革命造反派最大的关怀、最大鼓舞，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一最新指示大长了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威风，这一最新指示宣判了王张的死刑。”在“向新新工战友学习”、“向新新工战友致敬”的口号声中，被三促包围了五天五夜的新新工代表，胸怀革命豪情，走上了讲台，他说：“我红二司新新工兵团全体战士，生为毛主席生，死为毛主席死，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战斗在为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红色阵地上，誓与王贼张匪血战到底。”

6月1日，新工总发出《告全市人民书》指出：“5·29新工流血事件是王贼张匪进一步实行全面血腥镇压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事件，我新工总全体战士站在正义立场上，坚决支持红二司新新工兵团战友的抗暴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并紧急呼吁乌市广大市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彻底粉碎王贼张匪及其操纵下的三促坏头头的一切制造武斗流血事件的阴谋诡计，强迫王张之流撤出新新工，为中央解决新疆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6月3日，新工总农牧司令部在团结剧场召开“斗争王、张在农林口代理人祁果、田仲、吴鉴群之流大会”。吕剑人、祁果、包尔汉、伊敏诺夫、王一新、舒慕同等一批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走资派被揪出示众。

6月4日，三新革命造反派在六中召开“声讨斗争刘、邓、王、张死党，美、日、蒋大特务武光大会”。大会以大量事实声讨了大特务武光破坏国防和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并指出：“武光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而是打入我党的美、日、蒋大特务，在刘少奇等人包庇下，几十年来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大特务武光的揪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6月6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民族分裂的阴谋活动》。社论说：“近来，一小撮里通外国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操纵隐藏在各地各阶层和打进革命造反派内部的爪牙，一起出笼，他们左右串连、上下贯通，大点民族分裂的邪火，大刮民族分裂的妖风，蒙蔽大批不明真象的群众，网罗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及一切牛鬼蛇神，组成反革命的阶级阵线，他们以‘批判王恩茂大汉族主义’为幌子，到处开黑会，作黑报告，写黑文章，贩卖民族分裂主义的黑货；……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给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场“‘民族问题’的出现，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着极其反动的政治目的的。”“一系列民族分裂活动，自始至终受着一小撮里通外国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直接策划和亲手操纵。”“对于阶级敌人猖狂活动，我们必须展开坚决有力的回击，斩断黑手，揪出后台，打倒一切里通外国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粉碎一切民族分裂的罪恶阴谋。”这一期《星火燎原》报还发表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伊敏诺夫的滔天罪行》一文，揭发了伊敏诺夫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里通外国、给苏修提供情报的一系列罪行，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死保王贼，七月大屠杀之后，又奉王贼之命，企图打入造反派内部，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纠纷，扰乱阶级阵线，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极‘左’的方面来配合王贼的反革命勾当。”

6月8日，为给新疆两大派立即制止武斗，上交武器谈判会议制造良好气氛，新疆各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达成《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临时协议》。

6月9日，一中造“六·九”血案。根据王、张之流及三促一小撮坏头头逐个攻下革命造反派据点的反革命部署，6月8日夜11时，即在新疆两派在京代表关于立即制止武斗临时协议达成三小时之后，盘踞在北门医院、自治区成套局、区党委等处的“新一中联委”、“八农红色军团”等同时以轻重机枪向“一中造委会”大楼进行扫射。九日凌晨，全面进行武装包围，占领平房，下午三时发起总攻击，用轻重机枪，无座力炮等武器轰击教学大楼，下午五时攻陷一中“造委会”驻地。驻守在一中的“造委会”战士、八一中学“井冈山”战士八人被暴徒杀害，八名重伤，102人被抓，连驻在一中造的733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也被绑架毒打。

△新疆红二司、新工总、新农总赴京代表团发出《关于目前王恩茂残酷屠杀革命造反派、大刮右倾复辟翻案妖风的紧急严正声明》。指出：“自三月六日党中央、毛主席把新疆两大派群众代表团接到北京协商解决问题，酝酿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来，王恩茂一伙，自知独立王国的厄运已经来临，于是从政治上的没落，导致军事上的冒险，妄图武装消灭革命造反派，给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施加压力。这是王恩茂一伙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继续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反革命目的又一次大暴露。自杨、余、傅反党集团被揪出后，王恩茂一伙的翻案复辟活动越演越烈。……最近一个时期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此我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紧急行动起来，文攻武卫，针锋相对，迎头痛击，彻底粉碎这股右倾翻案妖风。”《声明》向新疆××提出处理血洗一中问题的四条要求。

△红二司机关报《新疆红卫兵》第46期以两版的篇幅，分别刊登了红二司实验中学“三五·一”的文章《坚决打倒最凶恶的敌人大特务武光》、八中“三八·五”的《武光是炮打党中央、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转载了“八农兵团”《四·一八评论》的文章《碎尸万段，死有余辜——揭大特务武光对抗林副主席，破坏国防科研的罪行》展开了对大特务武光的进一步批判斗争。

△《新工总》报28期，刊登新工总“区人委总团”“49·4”部队的文章《坚决打倒苏修特务，老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伊敏诺夫》。文章说：“伊敏诺夫虽然已经被揪出来了，但他的流毒未清，幽魂未散。最近以来，又一股适应王恩茂复辟资本主义需要，打着‘民族’旗号的反革命逆流在全疆范围内出现。这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个方面，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文章揭露：伊敏诺夫是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老牌苏修特务，长期以来，坚持反革命立场，疯狂破坏民族团结，阴谋分裂祖国统一；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颠复无产阶级专政。1966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委机关的广大革命群众，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力，纷纷起来揭发了伊敏诺夫大量的三反罪行。但是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指使区人委机关的旧文革，下了一道“禁令”，在群众中公开宣布：“伊敏诺夫问题在区党委扩大会上解决”，强行阻止群众对伊敏诺夫的揭发批判，把他保护了起来，随后又有意将伊敏诺夫塞进自治区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台，并宣布伊敏诺夫是“保护对象”，让伊以“无产阶级当权派”的身分，继续领导自治区生产工作。“一·二五”夺权后，伊敏诺夫被区人委革命造反总团勒令靠边站，“三月黑风”刮来，伊敏诺夫和区人委机关所有当权派一起在“捍卫团”《一号通令》生效后一律官复原职。文章说：“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伊敏诺夫的一系列滔天罪行是和自治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怂恿分不开的。”

6月11日，红二司八农《红旗战报》刊登批判文章《坚决打倒大叛徒王其人》，指出：原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其人，三十多年来，一贯标榜自己是“老党员”“老革命”，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策划集体叛党的大叛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导了红二司，眼看王贼张匪就要垮台，这时，王其人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企图进行政治投机活动。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心最明，眼最亮，很快就识破了王其人反革命两面派的狼子野心，剥去了他的伪装，揪出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6月13日，继“6·9”一中造血案之后，三促又向红卫兵城发动所谓“红卫兵城反击战”。纠集八一中学“红造部”、“二中平型关”、八农“红色军团”和“交通红旗”等组织向红卫兵城发起猛攻。在红卫兵城地区新疆××某部的驻地上修筑工事，先后打死我革命造反派战士7人，打伤十多人。并企图一举夺取工学院、八农、石油“井冈山”和煤校“全无敌”，踏平河西地区，然后血洗南梁，消灭乌市革命造反派，单方面成立“革委会”，在全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我革命造反派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奋战，给来犯者迎头痛击。16日，在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6·15协议》的压力下，三促被迫撤退。

在此期间油运司“交通红旗”又大反7335部队，一方面纠集千余人包围7335部队驻地，开枪扫射，另一方面又拦路向7335部队过路的车辆野蛮扫射，打死战士1人。

△新工总党政群司区党委总团发表文章《彻底清算吕剑人在监察工作上的反党罪行》。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吕剑人在监察工作上包庇一小撮走资派，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行“教育万能论”，大搞经济主义等反革命罪行。

6月15日，《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经过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终于在北京签字。协议共十条，规定立即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并确定成立全疆各地区的“联合监督检察小组”，由新疆军区、7335部队派出人员组成“监督检查部队”，“监督检查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并有权采取有效措施制上武斗。”

△三新革命造反派18日在六中操场召开“热烈欢呼‘6·15’协议达成，愤怒声讨王张之流破坏3．18协议滔天罪行大会”。三新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们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忠实执行、坚决捍卫‘6·15’协议，但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王张之流再次撕毁协议。”

△三促在人民广场举行两万多人的庆祝协议达成的大会。但同时又加紧进攻红卫兵城，强占电池厂、煤矿设计院，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并派了八汽车人员到8015部队军械库“抢枪”。17日下午又有14辆卡车开往该处“抢枪”。

6月16日，红二司“八农造”小报《6·24》发表《关键在于军区党委》一文，指出：“‘6·15’协议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军区党委切实纠正在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否则要使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是不可能的。‘3·18’协议被王张之流及三促一小撮坏头头所撕毁，就是前车之鉴。”并指出：“维护协议与破坏协议是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就可以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

6月17日，7335部队齐副参谋长、赵部长和杜参谋长在参加军区召开的会议以后，返回驻地时，路经黄河路交通厅门前时，“交通红旗”一小撮暴徒拦截汽车，将司机拉下，打伤齐副参谋长和赵部长，致使两人受伤住院，这是王张之流大反7335、撕毁协议的严重政治事件。

6月18日，三新联合发表《6·18》声明，指出：“6·15协议的达成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要立即掀起一个大宣传、大贯彻、大执行‘6·15’协议的热潮。”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王张之流玩弄新阴谋，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赛福鼎、陈冠到三新赴京代表住地，对“三促”抢枪问题谈了以下几点意见：1、三促抢枪是极端错误的，必须立即交回；2、抢枪肯定是有坏人的，要揪出坏人，要进行处理；3、对这次抢枪要通报。

△三促在京代表给三促来电，承认“三促二红少数组织在新疆两派在京代表‘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达成之后，又发生了抢夺武器的严重事件，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的破坏‘六·一五’协议，有意制造混乱，企图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犯罪行为，是党纪国法不能允许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里的反映，是上次抢武器事件的继续。”并且承认：“肯定有坏人指挥，并表示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揪出这次事件的幕前指挥者和幕后策划者，以及混入我们组织中的坏人。”

6月19日，××在八一俱乐部召开有三促的三级勤务员及三支两军人员参加的“贯彻‘6·15’协议紧急会议”。谭××在会上说，“今天找大家商量一下如何贯彻执行‘6·15’协议的问题，协议达成已四、五天了，还没有见效果，三促二红在京代表听了以后很着急，打了电话，并拍发了电报。现在军区出面给你们作工作，如果你们不上交武器，仍然武斗，那我们就不好说话了。”

6月20日，7335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新疆革命造反派，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继于应龙同志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之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亲自批准提升李全春副军长为空九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穆博彦为副政委，政治部副主任陈冠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7335部队最大的信任，是对大反7335的人沉重打击。

△红二司新疆大学星火燎原兵团《星火燎原评论》发表文章《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伊敏诺夫的滔天罪行》。文章揭露和批判了伊敏诺夫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里通外国、充当苏修特务、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滔天罪行。

6月22日，中央文革就《关于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作了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于1968年6月15日达成了《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这个协议很好。这是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北京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的帮助下充分协商的结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新疆地区的新胜利。中央文革希望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能够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新疆地处我们伟大祖国反对美帝、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前线，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地地方。中央文革希望新疆地区两派革命群众和各民族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提高革命警惕性，团结对敌，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6月23日，新工总就中央文革对“6·15”协议的批示，发出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喜电，说：“我新工总全体战士怀着最深厚的阶级感情，最最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最大爱护。”“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宣传、坚决贯彻执行在您身边达成的协议，和一切破坏协议的阶级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工促会“石油联司”一小撮坏头头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反修路绑架新工总“石油燎原”的坚强战士金奎务同志，并将其打得奄奄一息，最后下毒手，在水中放毒，杀害了金奎务同志。金奎务同志是石油指挥部《惊雷》报编辑，《惊雷》报自创刊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王恩茂张希钦及石油系统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因此王张之流对《惊雷》报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杀害金奎务同志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足见王张之流害怕真理达到了何等程度！

△“6·15”协议签订之后，我三新革命造反派又有五名战士被杀害，为此，三新在八农隆重召开“愤怒声讨王贼张匪杀害蒋寿清、王建基、金兆吉、梁荣楷、谢采英同志大会。”(前四人被盘踞在8017部队附近的暴徒用冷枪打死，谢采英被红促会暴徒闯入家中活活打死)。

代表们在发言中说：“‘6·15’协议墨迹未干，王张之流就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这就更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坚持斗争，夺取胜利”。

6月26日，伊犁血案。在王、张及其在伊犁的代理人的幕后策划下，伊犁“三联指”(原“夺筹”)、“四野”，于26日召开“彻底清算国民党残渣余孽大会”为名，用34辆汽车武装人员强行通过“伊三造”红色根据地进行挑衅，为了避免冲突，彻底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的阴谋，“伊三造”对他们没有加以阻挡，但他们在经过红色根据地中心地带的时候，竟向红色根据地开枪挑衅，紧接着机枪、冲锋枪一齐向我据点扫射，当场打伤革命群众数人。27日凌晨，“四野”出动30个武装连的兵力，用三个加强连担任主攻，包围红色根据地，使用八一炮、野战炮，榴弹炮狂轰滥炸，先后炸毁第二师范“红司”大楼，卫校宿舍大楼，烧毁“血战红师”新旧楼、州粮食局、州银行大楼等。伊犁“红造会”战士在断水、断电、断粮、弹药缺乏的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浴血奋战七天七夜，7月2日，伊犁红色根据地全部失陷，“三联指”又展开全市性的大搜捕、大屠杀。在围攻红色根据地的七天中，“三联指”曾两度冲进伊犁××抢了大量武器弹药，并到50农场抢了兵团值班部队的军火库，装出12汽车军火。

7月3日，三新给“伊三造”发出声援电表示：“我全疆三新革命造反派和各族革命群众誓与你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7月4日，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联合发出《关于目前伊犁局势的严正声明》。指出：伊犁局势的急剧变化和“6·26”反革命事件的发生，是王贼张匪全疆反革命部署的又一严重步骤，是配合右倾翻案妖风，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猖狂进攻和疯狂反扑。伊犁反革命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这次对我三新伊犁“三造会”的血腥镇压，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调动之多，便可以看出这是蓄谋已久的，这是王恩茂、张希钦、武光、张仲瀚及其在伊犁地区的爪牙张世功之流穷途末路，狗急跳墙的表现，是他们公开撕毁‘6·15’协议的反动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兵团‘四野’直接参与这次事件，伊犁××某些大人物在这次事件中到处奔波，煽阴风、点鬼火，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毫无疑问，王恩茂、张希钦、张世功，伊犁××的某些大人物就是此次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7月5日，三新革命造反派万余人，在六中操场举行“愤怒声讨王、张之流破坏‘6·15’协议，镇压屠杀伊犁革命造反派滔天罪行大会”。伊犁革命造反派代表在会上愤怒控诉了王、张之流屠杀、镇压伊犁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并发出《告全疆人民书》。

6月27日，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报发表题为《帮闲——帮忙——帮凶》一文，文章用确凿的事实，揭发了作为王家反革命舆论中心的《战声通讯》在1967年6、7月大屠杀中，充当了一个可耻的帮凶角色。文章说：在新疆文化大革命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战声社一直躲在黑风洞里，煽阴风，点鬼火，咒骂“乌二司、牛总司挑动武斗，罪该万死”，叫嚷“以牙还牙”，“以战争消灭战争”，“消灭二司”，气焰何等嚣张！战声社如此地行凶作恶，杀气腾腾，证明它就是坚决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而且至死也不悔改的“国民党死硬派”王贼张匪的代言人。

6月27日，林业厅政治陷害案。林业厅车队×管组人员办公室内的私藏爆炸物，于晚9时40分突然爆炸，当场炸伤×管代表及工促会“东风”头头若干人。他们为了嫁祸于人，一口咬定是“林汽造”投进手榴弹、要“林汽造”交出凶手，并在全疆大造舆论，对“林汽造”进行大规模的政治陷害，同时勾结“铁联总”、兵团“汽一团”(接中央规定两者均不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抓打“林汽造”勤务员和战士，后经“6·15”协议联监组，军内代表进行调查，判断此次爆炸系办公室内私藏的爆炸品爆炸。7月4日，新工总农牧系统司令部所属组织，在团结剧场隆重集会，愤怒声讨王、张之流陷害“林汽造”的滔天罪行。

6月30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地区、广州地区、兰州地区，陆，海、空军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的同志、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革命职工代表和×管会负责同志，以及其他方面的革命战士共两万多人。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征途中，生气勃勃地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的时候，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革命战士，这是对全国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

毛主席在接见军队代表时，对韩先楚说：你过去打仗很好，文化大革命这一仗和过去不一样了，问题不在于你支持的那一派，是在反对你的那一派，要作好反对你那一派的工作。周总理对赛福鼎说：你们也应该到那一边(指三新)去。赛福鼎说：我们去过了。周总理说：你们应该到那边去住。

毛主席问赛福鼎同志：新疆怎么样？

赛答：我们新疆两大派已达成彻底制止武斗、立即全面封存武器的协议。

毛主席听了后连连说：好!好！

赛又说：我们还要搞一个大联合协议。

毛主席说：你工作作的不错嘛！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我们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

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发表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的革命群众所掌握。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地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国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是，阶级斗争还是尖锐而复杂的。一小撮失败了的阶级敌人已经穷途末路，仍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社论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则还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付出巨大的努力的。”

△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各族革命群众在团结剧场举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大会，欢呼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再次接见革命战士，欢呼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的发表。

△由于三新代表团就全疆革命造反派困难处境向中央作了报告，总理办公室通知在京军内代表。代表们当晚讨论决定：(1)立即给新新工、石油井冈山、八农兵团等单位送水送电；(2)对革命造反派的粮食问题，一个办法是完全补发，一个办法是暂时借给，但是一定要解决；(3)工资问题最好全部补发，如果有困难，不能全部发，可以暂时借，一定要解决。上述三条由王恩茂在七月二日上午电话告诉新疆军区，让他们坚决执行。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拦路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6·13’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布告》提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罪行的六点措施，重申“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中央关于广西的《布告》，同时也是对“三促”中一小撮坏人拒不执行总理“5·2”指示的罪行的警告。

7月4日，八农“红色军团”贴出大字报，歇斯底里地叫嚷“王恩茂在毛主席身边多次亮相，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严正声明打倒王贼张匪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7月5日，“三新”赴京代表团和铁造司赴京代表在北京召开“彻底摧毁王恩茂新疆独立王国宣战大会。”中央联络组周峰同志，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赛福鼎同志，新疆军区组织部副部长×××，7335部队陶处长均前往参加。三新代表和伊犁革命造反派代表揭发王、张之流破坏“6·15”协议的罪行，特别是控诉了血腥屠杀伊犁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王、张表示欢迎并接受批判，表示要严肃处理伊犁事件。

△赛福鼎传达两派代表关于伊犁问题的五点协议：(1)两派代表组成联合调查团，赴伊犁解决问题；(2)伊犁军区6月29的声明是错误的；(3)筹委会攻打伊三造是错误的；(4)筹委会必须就“6·29”事件向社会上作公开检查并通报全疆；(5)兵团四野参加地方武斗是彻底错误的。

7月6日，伊犁直属县，反修前哨霍城的革命造反派又遭镇压，红二司分部(“红革会”)红炮兵分部(“红联”)及县工造会所在的三据点被攻下，伊犁“夺筹”和“四野”也参与了这次暴行。

7月8日，《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卫兵》报联合刊，刊登了三新“3·18”办公室的文章《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文章列举了从三月十八日乌市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3·18”协议后，到六月十五日“6·15”协议达成的九十天中，王、张之流操纵三促制造的屠杀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流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仅乌市地区就发生了打、砸、抢、抄、抓、杀等事件854起，打死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38人，重伤477人次，轻伤2178人次。

7月9日，新工总发出《关于坚决打击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紧急通告》，指出：“南梁地区一直是革命造反派的中心。自治区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最近指使一小撮坏人、流氓、投机倒把、盗窃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南梁地区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冒充‘三新’名义，对少数民族居民，进行打、砸、抢、抄、抓、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各民族团结，毁坏‘三新’名誉。”《通告》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企图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革命罪行，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

7月11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三新”赴京代表，在北京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新疆革命造反派第四次批斗王、张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红三司代表、三促代表和7335部队、新疆军区、军分区在京代表。中央联络组周峰同志、张绍岗同志，军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大会。王恩茂在会上抛出一份“检查”，根本不触及本质和要害问题，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施展其假检查、真反扑，假交待、真隐瞒的反革命伎俩。

王恩茂在检讨中承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主席指示他：“你好好地作个检讨。”今年四月十一日周总理、康生、江青等领导同志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江青同志严肃地指出：“王恩茂你有二心。”检讨内容涉及三方面的问题：(1)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2)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独立王国的错误；(3)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刘澜涛关系上的错误。

王恩茂的检讨抛出后，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一起立即展开了揭露和批判，决心彻底摧毁新疆以王恩茂为首的独立王国，为夺取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迎接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早日诞生而努力。

批斗大会后，三新代表发出号召说：我们三新与三促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7月12日，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发出《关于维护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新疆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在灭亡的前夕，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我三新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经济封锁，武装镇压。社会上没有改选好的地、富、反、坏、右，流氓、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也乘机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秩序，侵犯了人民的利益，他们还打着三新造反旗号，招摇撞骗，妄图从内部攻垮我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

7月13日，兵团党委、兵团文革发出《关于农四师介入地方武斗的情况通报》。指出了农四师一些组织介入伊犁“六·二七——七·二”事件的政治错误，并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揪出煽动、策划与操纵此次武斗的阶级敌人，严加惩处。农四师党委于七月四日就此问题作了检讨报告。

7月16日，又一次广场大血案。上午八时乌市地区三新各团队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挥舞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人民广场，参加“彻底摧毁王恩茂的独立王国，将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

在大会开始前，那些长期盘踞在区党委院内的三促中一小撮暴徒，即按其主子的预定计划对大会值勤人员挑衅，蓄意挑起武斗。

大会冲破王、张之流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召开了，可是，当第一个发言还没有结束时，突然，区党委西门口枪声大作，三促暴徒，从区党委、区工会、乌市人民银行及天山大厦等据点先后伸出了罪恶的枪口，向三新参加大会和撤退的人群疯狂扫射，当场打死新工总“轻造司”烧碱厂工人兰庭德同志，打伤三新战士近卅名。暴徒们将三新撤退时不及带走的主席像、战旗、数百辆自行车抢劫一空。

这次血案，是王、张之流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又一次大暴露。它用事实告诉人们，王恩茂“7·11”检讨中的所谓“将来看我的行动”是怎么一回事情。17日，三新联合发出关于“7·16”反革命流血事件的严正声明，强烈要求军区党委和“6·15”联监组在两天内向全疆八百万人民公布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全部真相，并立即向中央如实汇报；立即揪出幕前指挥者，幕后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严加惩处；必须责令三促立即释放我被抓人员，死者给以抚恤，伤者给以妥善治疗；为了维护“6·15”协议和中央文革“6．22”批示的尊严，强烈要求联监小组强行收缴工促会“区党委联络部”、红促会“红色军团”的杀人武器。

7月18日，新工总“党政群司区党委总团”《火炬报》发表文章《痛打落水狗，再揭贼武光》。文章揭露：“武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明目张胆地疯狂推行他的黑主子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运动进入到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就左一个口头谈话，右一个书面声明，竭力表白自己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了界限，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其实这完全是假的。”文章就武光对待“九·三”事件和对待平反问题上，揭露武光以“支持革命造反派”为名，挑动群众斗群众，以“愿意给群众平反”为名，有意把水搅混，借机争权，以便继续大干反革命勾当的种种罪行。

7月20日，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的大决战时刻，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中央首长于20日晚九时半到21日凌晨两点，接见新疆两大派赴京代表，在接见中肯定了我三新的斗争大方向，指出了存在的缺点、错误。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这是对我三新革命造反派极大的关怀，极大的支持，极大的鼓舞，极大的教育。在接见中，中央首长强调指出，两派要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编者按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7月22日，在夺取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投军8846部队进疆了。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新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革命造反派连日来奔走相告，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革命造反派战士数百人，冲破王、张之流的重重障碍，高举着毛主席画像，打着鲜艳的红旗，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人民解放军致敬！奔往车站欢迎进疆部队。

王、张之流对我革命造反派与人民解放军的鱼水关系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唆使“铁联总”和三促一小撮暴徒大打出手，在三新的欢迎队伍里横冲直撞，打伤革命造反派战士多人，抓去11人。

△新工总向工促会提出《关于协商革命大联合的倡议书》。《倡议书》说：“革命大联合是毛主席、党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伟大战略部署，我新工总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特向工促会发出倡议，让我们坐下来协商彻底贯彻‘六·一五’协议，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为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早日诞生创造条件。”

7月23日，乌鲁木齐地区“六·一五”协议联合监督检查组发表公告。公告说：“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大好形势，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中央文革‘六·一五’批示和‘六·一五’协议，乌鲁木齐地区‘6·15’协议联合监督检查小组全体会议决定：

7月25日24时前，各革命群众组织将所有武斗武器和凶器，全部登记造册就地集中，上报联监组。7月27日24时前，将所有武器和武斗凶器收交完毕。协议中其它条款，从本公告发表时起，凡注有日期者，均缩短一半(如五天缩为二天半)限期落实，无日期者坚决贯彻执行。”

同时，联监组还公布了《关于坚决贯彻‘六·一五’协议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几项措施》。

△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京代表共同发出《关于坚决贯彻中央首长‘七·二○’指示，立即在全疆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的倡议》。

7月24日，三新在京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召开拥军座谈会。为此，新疆联络组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第一件、新疆联络组报告


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召开拥军谈心会。


7月24日下午，“三新”代表邀请部队全体代表召开拥军谈心会。会前，少数代表不同意王恩茂和张希钦同志参加，经过充分讨论和“三新”负责人反复说服，最后同意让王、张到会，但不要讲话。后因王、赛、张、裴去军委办事组开会，没有参加这个谈心会。会上“三新”代表争先恐后发言，热烈地颂扬了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保卫祖国、文化革命“三支”、“两军”工作中伟大功绩，诚恳地检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解放军的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了许多错话，作了许多错事，如：冲击军事机关，对解放军同志骂、打、抓、侮辱刁难、丑化等，却反而把“三新”与解放军关系的紧张的责任全部推到解放军身上，把解放军看得漆黑一团。七月二十日接见时，听了中央和中央文革首长的批评，才猛醒过来，认识到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正是首长批评的“没有打过仗”，“不懂得解放军的重要”。表示，听了中央首长的批评心情舒畅。今后一定和解放军改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吴巨轮同志检讨了他批判王恩茂同志时提出的三条呼吁是错误的。

“三新”代表的自我批评使部队干部很受感动。部队代表再三表示，你们不要检讨了，主要是我们犯了错误。军民关系紧张，部队要负主要责任。你们的检讨使我们坐不住了。纷纷表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错误很多、很严重，以后要向你们检讨。

克拉玛依“三新”代表检讨把解放军一切行动都看作两面派时，该地军管会主任崔虎同志，则同他抢着检讨工作中的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南疆军区司令员刘发秀同志检讨自己过去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三新的一些事情看不惯，当官做老爷几十年总想向群众发号施令……等等。发言中不断呼喊互相学习的口号。气氛非常热烈。

 	新疆联络组 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于7月25日批示：


建议将第一件发到广西班、徐海班、福建班、云南班及西藏班。


 	毛泽东

周总理批示：


三件即送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同志阅。


这是毛主席对三新革命造反派的极大关怀，极大支持，极大教育，让我们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27日，新疆代表团在北京隆重集会，庆祝毛主席“7·25”批示。赛福鼎同志在会上代表军区发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疆联络组关于‘三新拥军谈心会’情况报告的批示是对三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和最大教育，也是对新疆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广大人民群众以及驻疆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鼓舞和最大鞭策。”他说：“两年来，驻疆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保卫祖国边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巨大成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广大指战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但因‘三支’、‘两军’工作是一项新工作，加之仓促上阵，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尤其在支左工作中，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红二司等革命群众组织，一度造成了部分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对立，出现了军民关系的紧张。这些责任完全在于新疆军区党委，广大指战员和群众是没有责任的。“三新”的同志们主动的召开拥军谈心会，高举斗私批修的大旗，为改善和解放军的关系做了很好努力，使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我们一定要学习‘三新’同志的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主动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共同做好‘三支’、‘两军’工作。”28日，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指战员和三新、三促、红三司革命群众共一万余人，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前院召开“热烈庆祝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二五批示》大会”。新疆军区副政委熊晃和三新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表示今后要改正过去在军民关系方面的缺点、错误，改善军民关系，团结对敌。

7月24日，毛主席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陕西武斗问题的布告。布告中说：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布告中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7月25日，三新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剧场前召开“坚决执行‘6·15’协议及掀起革命大联合新高潮大会”。三新各团队敲锣打鼓，纷纷上交武器。

△红二司新大《星火燎原》报发表文章《评王恩茂“七·一一”检讨》。文章说：“王恩茂的第四次所谓公开‘检讨’，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检查的发表，反映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胜利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后一个在新疆的反革命顽固堡垒的分崩离析。”“江青同志义正严词地说：‘王恩茂，你有二心！’这真是一针见血，击中了王贼的要害。一句顶一万句。这一句话给王氏的问题定了性质，宣判了王恩茂在政治上的死刑！”并呼吁：“让我们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迎接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把王氏恩茂的‘二心’、‘五不忠’和他的假检查，真反扑，假交待，真隐瞒的所谓‘检讨’以及他的‘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批倒批臭，批深批透。”

7月28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等十几位中央首长接见了新北大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五位同志。毛主席对武斗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主席还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还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联合的协议》在京达成。协议中说：“新疆各族广大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揪出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新疆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协议中还说：“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永远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基础上，实现革命‘三结合’，促进新疆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彻底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阴谋诡计。”

“新疆八百万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正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乘胜前进，让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在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面前发抖吧！”29日，乌市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隆重召开“庆祝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达成大会。”会上，军区幸元林、三新、三促一红代表和红三司代表发了言。三新代表强调指出：“新疆两派大联合，给了帝、修、反最沉重的打击，表现了新疆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坚定信心。”并表示：“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一定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批深批透，促进革命的三结合，迎接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新工总农垦厅《红星》发表一篇题为《革命大联合，还是政治手段》的短评。短评中说：“最近以来，三促某些决策人，违背三促广大群众的意愿，在大联合中把观点强加于人，要三新必须承认‘王恩茂是好同志’，‘是三结合对象’，承认‘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企图阻止革命大联合的滚滚洪流，以达到分化瓦解和吃掉三新的卑鄙目的，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短评中说：“中央首长在‘7·20’讲话中就一针见血地批评：‘你们这种办法，说实话不是大联合的办法，是一种政治手段，我们懂得这个问题。’过去耍政治手段，挨了刮，现在还继续耍政治手段，正路不走，走歪路，给革命大联合设置重重障碍，妄图破坏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战略部署，可以肯定，这样下去，绝不会有好结果。”

7月30日，三新战士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深厚阶级感情，在人民广场隆重召开“热烈欢呼毛主席重要批示，掀起拥军新高潮大会”，新疆军区和7335部队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会上全场共同学习毛主席“七·二五”重要批示，周总理批示，以及中央联络组的报告。这时全场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三新、铁造司代表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是对我们新疆革命造反派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把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三新代表在发言中还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驻疆部队广大指战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由于王、张的操纵，使军区党委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笔账只能记在王恩茂的身上，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三新在对待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态度上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加强敌情观念，改正错误，改善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努力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而努力奋斗。”会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同志、7335部队高站长先后讲话，他们一致指出：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是对我新疆部队和全疆革命人民的最大爱护和鞭策，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要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加强军民团结，共同对敌，夺取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八·一”前夕，三新掀起拥军运动新高潮，南梁地区一片拥军爱民热烈气氛。各工厂、机关、学校，到处都在召集拥军爱民联欢会，座谈会。三新所属团队纷纷订了“拥军公约”，给军区、7335等部队发出慰问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驻地慰问、联欢，很多宣传队赴军区和7335部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8月1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联合的协议作了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示：

“新疆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七月二十八日签定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以促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


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新疆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鞭策。是新疆八百万人民的最大喜事和最大幸福。8月3日，这个批示传到乌鲁木齐，三新革命造反派各团队立即敲锣打鼓到军区报喜，欢呼声响彻整个乌市。革命造反派振臂高呼：“三新誓作执行协议的模范！”“革命大联合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社论强调指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及时识破阶级敌人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阴谋，粉碎穷途末路的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垂死挣扎。”社论指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特别需要我们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社论最后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时候。各级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对敌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清除干净，完成各条战线上的斗、批、改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发表后，三新各团队纷纷贴出大字报，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批判王恩茂在新疆大搞独立王国的罪行。

△乌鲁木齐地区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十万余人，高举毛主席画像，敲锣打鼓，齐集人民广场，举行“热烈庆祝毛主席‘八·一’批示及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大会”。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同志首先在会上讲了话，三促一红及铁联总代表也发了言。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铁造司的代表在会上作了热情的发言。他回顾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年来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他说：“两年来，新疆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对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怕的要死，千方百计镇压三新革命造反派，极力扶植保守势力，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但是，有毛主席、有中央文革给我们撑腰，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我们朝着毛泽东思想照亮的光明大道，阔步前进，以战斗的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8月7日，市税务局三促某组织，在北门附近贴出巨幅标语：“炮轰赛福鼎，打倒胡乱闯，揪出胡良才！”赛福鼎是毛主席司令部再三肯定的革命领导干部，胡乱闯(即吴巨轮)是中央多次肯定的三新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胡良才是在北京与三新革命造反派达成大联合协议的三促代表。三促某些人贴出这样的大标语，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8月11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地区的军内干部学习班的同志和革命战士代表。按见时毛主席问赛福鼎：“自治区怎么样?有希望没有？”赛福鼎答：“我们正搞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毛主席说：“那好，那好。”康生同志说：“中央正等着你们，你们今天送报告，我们明天就批。”晚上，乌市地区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前往军区报喜，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12日，乌市革命造反派在六中操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接见军内干部。革命造反派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向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7335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说：在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能顺利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因为有一个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贯彻“六·一五”协议和“七·二八”协议，为促进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早日诞生，为夺取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再立新功！

△在北京，军内正式宣布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龙书金同志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疆八百万人民的最大关怀，是对新疆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爱护，让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的代表。同时还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和北京卫戍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以及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被接见的革命战士热泪盈眶，无比激动。他们挥动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表示一定要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坚定不移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毛主席对新疆特别关心，问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代表团来了没有？”赛福鼎答：“来了，在二楼。”毛主席看了一下新疆代表团，非常高兴。

晚上，三新革命造反派敲锣打鼓，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排着一列列整齐的队伍，在人民剧场前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接见首都工农代表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新疆代表。

8月16日，新工总党政群司自治区人委革命造反总团《斗私批修》报摘要公布了苏修特务，老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伊敏诺夫的三反黑话，提供革命造反派战友和广大革命同志批判。

8月19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三新战士在人民广场召开“热烈欢呼伟大统帅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二周年大会”。红二司代表在发言中向毛主席宣誓：红二司战士永远忠于您、永远跟您干革命，天翻地复志不移，海枯石烂不变心、今后不管风有多大、浪有多高、不把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誓不罢休。新工总、新农总、铁造司和7335部队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红二司小将两年来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8月22日，三新战士三万余人在六中操场召开“彻底摧毁王氏独立王国，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誓师大会”。

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它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文章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文章还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教育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和指出了明确的道路。”文章最后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8月27日，乌市革命造反派两万余人，在六中操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新工总、新农总、铁造司的代表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对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最大信任，最大鞭策。我们一定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航道胜利前进，夺取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红二司的代表表示：“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立新功！”

8月28日，中央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委会的报告》交给两派在京代表讨论。由于报告中承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王恩茂不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三促表将此报告用电话告诉在疆三促头头们。三促在乌市到处张贴大标语：“坚决反对军区党委右倾投降！”“新疆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单必须由我三促二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审定！”“军区某些大人物对我三促二红两面三刀绝无好下场!”“以战斗的姿态迎接以王恩茂同志为首的新疆革委会的成立！”“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于28日晚间冲进军区大院，大闹一场。把矛头直接指向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军区负责同志，给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施加压力。

8月29日，晚上九时半至次日一时半，敬爱的周总理和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等中央首长再次接见了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全体赴京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在接见中，中央首长反复强调了大联合的重要，并再次指示，武光是中央揭出来的，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恩茂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有许多时候都是跟刘邓走的，他犯了独立王国的错误。中央首长说：我们伟大的领袖还想给王恩茂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三新代表表示，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31日，三新和铁造司在六中操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央首长再次接见新疆代表团。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批示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中央热烈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境外，有苏修、蒙修、美帝和印度反动派的挑衅，在境内，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极其复杂和尖锐。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习仲勋、刘澜涛和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同这些内外敌人相勾结，妄图把新疆变成修正主义的基地，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罪恶阴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下，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导，加强敌情观念，高度警惕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深入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紧密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对敌。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

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批倒批臭。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帝、修、反如敢于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要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方针，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新疆有五十万左右的产业工人，应该充分认识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在正在到来的新的斗、批、改高潮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切实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中央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只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依靠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新疆建设成为各族人民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9月2日，晚九时半至十时四十分，我们敬爱的中央首长：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东兴与玉成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又一次接见了新疆军区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江青同志宣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的批示：“照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周总理讲话，指示新疆各族人民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归口闹革命，迎接斗、批、改的新高潮；要努力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总理指出：“新疆必须有很强大的军队。过去，新疆党、政工作没有做好，王恩茂同志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军区工作有错误，执行过反动路线，也作了自我批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委任龙书金同志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虽然，龙书金同志没有在新疆工作过，但我们解放军是个整体，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是毛主席亲手培养、亲自教导出来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我们解放军的每个干部、战士都是要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号令，要坚决相信。如果哪一个不听，那么一指出来，广大指战员就不听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因为这是从井冈山就定下来的。所以派龙书金同志去，是加强新疆军区的领导，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要支持新疆军区的新领导。当然，我们同样相信，王恩茂同志作了检查，也在中央面前许了诺言，作出了保证，一定能在党委集体领导中支持龙书金同志工作的。”伯达同志指示我们，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苏修侵袭，是新疆各族人民的重要任务。

9月3日，乌鲁木齐市一片欢腾，革命造反派战士近十万人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九·三”革命事件两周年。在大会上，三新和铁造司代表作了联合发言，7335部队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革委会的胜利诞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9月5日，在各族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怀下，在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了。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妄图在新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恶阴谋彻底破产，标志着祖国西北边疆的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一伟大胜利，是对苏修、蒙修、美帝和印度反动派的沉重打击！

乌鲁木齐市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各族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十万人，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簇拥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颂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涌向人民广场，热烈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当大会庄严宣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全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雷动，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从哈密绿洲到帕米尔高原，从伊犁河谷到喀喇昆仑山下，在祖国边疆这个辽阔土地上，各民族的八百万革命人民，用不同的民族语言，衷心敬祝各族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龙书金同志，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同志和革命群众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

大会在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通过了给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致敬电。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编后记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邓在新疆的忠实代理人武、吕、张、伊、包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王恩茂、张希钦等一伙，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从运动一开始就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挽回自己彻底灭亡的命运，但由于新疆广大革命造反派怀着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顶逆风，战恶浪，经过了无数次的浴血奋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终于在1968年9月5日光荣地诞生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新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就是在这一场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胜利成果，就是三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艰苦斗争的历史丰碑，也正是三反分子王恩茂、张希钦等一伙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滔天罪行的历史铁证。

《大事记》的最早记载是由北京来疆串连的革命小将开始的。在67年初，因阶级斗争的需要，新疆自治区党校“革命造反兵团”、“艺造司”、一师“四九·四”、石油“井冈山”、八农“革命造反兵团”、新大“星火燎原兵团”等单位以及哈密、奇台、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喀什、和田等专、州、县的革命造反派都纷纷开始了《大事记》的编写工作，为我们这部《大事记》的产生作出了最早的贡献。为了使《大事记》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新疆两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区党校“革命造反兵团”、八农“革命造反兵团”、新大“星火燎原兵团”编写大事记的同志们经过协商并联合了一中“造委会”的革命小将，于68年2月组成了大事记编写小组。这个小组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怀着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展开了紧张激烈的战斗。他们一面调查落实材料和进行汇编乌市及各专、州、县所编《大事记》的工作，一面又召集了新工总、新农总、红二司所属50多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外县各分部驻乌代表以及“军步造”的同志们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广大革命造反派对《大事记》的编写一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密切关注。他们不仅不断地提供了各种材料和宝贵意见，而且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援。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新大“星火燎原兵团”政治部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工人同志们的支持，他们在百忙的工作中和印刷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克服困难，不但组织人力修改校对了《大事记》，而且将《大事记》排印出版。由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支持，这部仅供内部参考的《大事记》的初稿终于在紧张的奋战中与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们仅向那些支持过《大事记》编写工作和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同志和单位表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由于我们编辑人员对毛主席著作学习得很不够，政策水平有限，再加上对某些事件不免挂一漏万，故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还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多加批评指正，以期在不久的将来编出一部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新疆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大事记》。

 	《大事记》编写组
1968年9月5日于新大


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简史
《红色造反报》路线斗争史编写小组
1969.03.00


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

目录


导言…………………………………………………………………………………（1）

第一章 “炮打司令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攻………………………（3）

（1966年5月——1967年元月上旬）

（一）光辉的“五·一六通知”与反动的“七·五决定”………………………（3）

（二）“炮打司令部”和反“炮打司令部”的斗争………………………………（4）

（三）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战斗……………………………………………（6）

（四）“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光荣诞生…………………………………………（8）

第二章　伟大的“一月革命”和反动的“二月逆流”……………………………（9）

（1967年元月——3月）

（一）“一月革命”的风暴…………………………………………………………（9）

（二）周王阴所策动的二月“镇反”……………………………………………（10）

（三）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14）

（四）革命造反派的英勇搏斗……………………………………………………（15）

第三章　贯彻“四·一”指示，为粉碎“二月逆流”而斗争…………………（16）

（1967年4月——9月）

（一）在“四·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16）

（二）反击坚持“二月逆流”的黑浪……………………………………………（17）

（三）击退极“左”思潮和反革命武斗妖风……………………………………（20）

第四章　捍卫“九·一八”指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22）

（1967年9月——1968年8月）

（一）为捍卫“九·一八”指示而斗争…………………………………………（22）

（二）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23）

（三）“六·七”反革命流血事件…………………………………………………（25）

（四）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破产…………………………………………（27）

第五章　坚决执行“八·二八”批示和“红五条”，誓死捍卫红色政权………（28）

（1968年9月——1969年3月）

（一）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28）

（二）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斗争………………………………………………（30）

（三）光辉的“红五条”照亮了前进的道路……………………………………（33）

结束语……………………………………………………………………………（35）


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简史


导言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这一教导，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给我们指出了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途径。

将近3年来，我“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大战士，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总结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近3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

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因而，我们要集中总结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正确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正确领会和运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使我们识破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更好地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才能使我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解决改造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

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大决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西藏文化大革命也毫不例外，自始至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而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特别是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问题。

我们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从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锐利的武器。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的今天！忘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背叛！

三、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大叛徒王其梅和我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阴法唐以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妄图抹杀我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路线斗争这个客观现实，死死捂住路线斗争的盖子。他们散布了种种谣言，制造了五花八门的谬论。他们认为只有“派性斗争”，没有路线斗争；他们最害怕、因而也就不准提坚持路线斗争的闯将“革命造反派”这个称呼；他们最反感回忆路线斗争史，谁要发动群众结合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开展路线斗争史的教育，他们就大喊大叫这是“搞路线站队的阴谋”。他们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抹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抹煞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功勋。

林彪副主席说：“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它都是附带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邓资反路线一边，就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决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更不能离开路线斗争。如果说我区路线斗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二月逆流”的流毒特别深、广，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所延续的时间特别长，直到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敢于明目张胆地为“二月逆流”翻案，这些确实是全国罕见的现象。

其实，否认路线斗争的本身就是在搞路线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形势下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这是他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产以后所采取的一种新“战术”，妄图不分青红皂白，把水搅浑，为反动路线求得苟且偷安的机会，以维护反动路线赐予的既得利益。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无情地揭开我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热情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功勋。

四、周、王、阴之流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但抹煞路线斗争，还极其恶毒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伪造历史。他们或者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乔装打扮一番，冒充革命路线；或者把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嫁祸于人，指鹿为马；或者抓住事物发展中的若干表面现象、个别事例加以夸大、渲染，说成是历史的本质；或者各取所需，本末倒置，甚而至于对重大历史事件装聋卖哑，避而不谈；或者极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大捞政治资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查其实质，无非是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复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制造舆论，埋下祸根。

我们认为，在迄今为止的我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路线斗争的历史脚印是很清晰的，阵线是很清楚的，线索是很分明的。无论谁都在路线斗争中站过队，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运动初期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斗争中，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在反革命复辟的“二月逆流”中，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中，在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在所有斗争的严重关头，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动路线，什么人站在革命路线一边，什么人站在反动路线一边，都是一清二楚的，抹煞也罢，篡改也罢，否认也罢，都只能是枉费心机。

为了澄清我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了表达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热爱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无比痛恨，为了歌颂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伟大功勋，为了揭穿周、王、阴之流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路线斗争问题上玩弄的种种阴谋，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战斗，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我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满怀忠心，不揣冒昧，编写了这本题为《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简史》的小册子。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取材基本上以拉萨地区为主；由于思想水平有限，论述中难免有错误。它只能供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总结我区文化大革命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作参考。


第一章　“炮打司令部”，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攻

（1966.05——1967年元月上旬）


（一）光辉的“五·一六通知”与反动的“七·五决定”


1966年5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共中央《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彻底批判了刘少奇、彭真之流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而炮制的反革命的《二月提纲》。这个伟大的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西藏万里高原燃烧起来了。6月8日，西藏日报社的革命职工，一夜之间，就贴出一百多张大字报，揭出原总编辑、三反分子金沙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与此同时，公安厅革命群众也纷纷起来揭发原厅长、叛徒智泽民之流的三反罪行。拉萨市有线广播站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揭发了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走资派郭锡兰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开始行动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可是，原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派一开始就公开对抗“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5月底成立的区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却由原书记处书记、大叛徒王其梅当组长，原宣传部长、三反分子张再旺任副组长。各地、各单位相继成立的文革领导机构，也多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张再旺之流制定种种条条框框，妄图扼杀文化大革命，叫嚣什么要把运动“引导到正轨”，三令五申“大字报不准外贴，不准敲锣打鼓，不准上街示威游行”等等。他们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保护自己及其爪牙过关，号召“来一场大混战”，“乱箭齐放”，“有什么揭什么”，“想贴谁的大字报就贴谁的大字报”等等。他们玩弄“舍车保帅”等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革命群众批判惠毅然（原区党委常委、三反分子）、金沙，但又叫嚷什么惠毅然、金沙的“未做结论的问题，不向外公开”，“以保护国家机密”，并指示：批判金沙“只限小会斗”、“背靠背揭”。

从6月15日开始在林芝召开的区党委扩大的全委会，于7月5日通过决定：《坚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七·五决定”）。这个决定把他们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文件的形式肯定下来，并系统化了。反动的“七·五决定”首先给旧区党委定了调子：“十几年来，我们在政治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斗争是坚决的，比较自觉的。”“仅仅在文化战线上，虽然也开展了一些斗争，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线……”它不提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什么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它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说什么“对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进行夺权斗争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七·五决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违抗“五·一六通知”，贯彻反动的“二月黑提纲”，贩卖李井泉的西南局“五月会议纪要”。它是全面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宣言书。林芝会议没有揭开区党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反而包庇了一批三反分子，让他们“下楼”，回去大搞反动路线。

会后，各地（市）委都召开了小“林芝会议”，作出了小“七·五决定”。如拉萨市委的决定提出：“深挖当地的本单位的小邓拓、小吴晗”，“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和单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区党委又滥发了许多黑指示、黑文件，对“七·五决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7月18日，原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下令：批判金沙要“把自己摆进去。”21日，王其梅、张再旺指示：“大字报要留底子，要编号”，以备“秋后算账”，还特别提醒各单位文办要“引蛇出洞”，“牛鬼蛇神浑水摸鱼，这句话不要早讲，会使真正的缩回去”，并要各单位“进行排队”，分“左、中、右、敌”，“一次看不清，以后还要排”等等。28日，区党委文办发出“秋后算账”的黑文件《关于注意搜集保存有毒的大字报和反动言论的通知》说：“如发现有毒的大字报和反动言论，要指定专人把内容记录下来并加妥善保存，但暂时不要触动他们，先给他们记一笔账，作为下一步进行处理的依据。”

在这前后，区党委对一些“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并把大批“四清”、“三教”工作队变为工作组，通过这些工作组和文革领导机构，在全区各地、各单位，普遍贯彻“七·五决定”，全面推行反动路线，大整革命群众，包庇走资派。在公安厅，智泽民之流说什么“不准攻击党”，“反对厅党委就是反党”，排黑名单，整黑材料，斗争革命闯将。仅该厅一、七、八处就有占参加运动总人数34％的群众被当做“运动重点”打击。在报社，工作组大扫“黑线外围”，矛头指向群众，将编辑部四分之一的群众打成“金沙黑线”人物。在广播电台，原台长、特务阎迺一之流自封“不是夺权单位”，进行阶级报复，打击敢于造他们的反的革命群众。在各专县，林芝森林公司惨案、墨竹工卡县巴洛区惨案、那曲惨案接连发生了。刘邓反动路线猖獗已极。


（二）“炮打司令部”和反“炮打司令部”的斗争


8月5日毛主席写下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8月8日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刘邓反动路线桎梏下的各族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他们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猛烈进攻。侯杰（原交通厅长）、智泽民、高力业（原公安厅副厅长）、何祖荫（原拉萨市委第一书记）等一小撮走资派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拉萨中学和自治区师范学校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各族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从打泥菩萨发展到打活菩萨，几天中，在拉萨就揪斗了40多名最反动的农奴主分子，使他们体面丢光，威风扫地。

而区党委则对抗“十六条”，继续执行反动路线。8月18日，区党委扩大的全委会通过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决定》，除用“十六条”的某些词句装点门面外，仍然肯定“七·五决定”，仅对民愤最大的“公安厅事件”做了换汤不换药的处理，只字不提放手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狠揪走资派的问题。同时，在各单位按“十六条”选出文革组织后，派出大批联络员前去充当变相的工作组，控制文革组织。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胆颤心惊。王其梅指示区党委文革翻印攻击红卫兵运动的传单，如所谓“陕西日报事件”、“乌鲁木齐事件”等，散布对红卫兵，尤其是对将到西藏串连的内地红卫兵的恐怖情绪。王其梅、张再旺采取“以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的手段，亲自出面组织了官办红卫兵“拉萨市红卫兵临时指挥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阴唐法、军区副参谋长、叛徒刘权任辅导员，在各单位布置防御红卫兵“闹事”的措施。如组织官办红卫兵学习“十六条”准备应答辩论，收拣“机密性”大字报，文件装箱，枪枝集中等。又如区党委机关，由原副秘书长罗铭率领官办红卫兵“保卫区党委”、“保卫书记”，日夜值班巡逻，跟书记外出，保护书记安全。

区党委这样顽固地执行反动路线，激起了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愤慨。他们从反动路线的束缚下冲杀出来，贴出了矛头直指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区党委、直指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字报。在这些大字报中，有区党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战士黄金澄等4人写的 “九·一九”大字报，题为《烈火猛烧书记处，狠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组大字报共4篇。但影响最大、轰动全市的还是在街头公开张贴并交邮局发往全区全国的“九·一九”传单。

“九·一九”传单，题为《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领导，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者是自治区文管会革命造反派战士岳宗明等。传单列举事实，揭发和批判了区党委内以周仁山为代表的在统战工作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揭发和批判了区党委内以王其梅为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它呼吁全区革命人民：“拿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来，把过去区党委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统统翻出来，用毛泽东思想一一加以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统加以揭发，统统加以批判，炮打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九·一九”传单的出现，是拉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杀出重围，冲决罗网，向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及其顽固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发起冲锋的号角。围绕着“九·一九”传单问题，展开了一场“炮打司令部”和反“炮打司令部”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对革命的“九·一九”传单深恶痛绝、恼羞成怒。他们为了保自己，躲在幕后，指使原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厅长、彭真、刘仁伸向西藏的黑爪牙、三反分子陈伟跳在幕前，公开分裂群众，蒙蔽部分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操纵保守势力，对“九·一九”传单及其作者进行围剿。以陈伟为首的文教厅党委捏造并公布了岳宗明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大整他们的黑材料，监视和限制他们的行动，把他们孤立起来进行斗争，迫使他们写检讨，给他们戴上“政治扒手”、“对党一贯不满”等政治帽子。在陈伟的直接指挥下，文教厅的保守势力写出并大量印发了题为《不准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的“九·二五”传单。这张保皇传单，以“七·五决定”为基调，把区党委和周王之流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扬言“谁要炮打区党委，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它同“九·一九”传单针锋相对，胡说什么“区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张传单旨在动员一切保守势力围攻“九·一九”传单，它“呼吁”全区“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用各种方式批判（“九·一九”）传单，分清大是大非。”在“九·二五”传单的动员下，在张再旺、陈伟直接通过驻各单位的联络员组织下，拉萨22个单位的保守势力，用数以百计的大字报和传单参加围攻。在围攻中，文管会那个跳梁小丑屠思华写下的《十万万分火急的声明和抗议》，很是引人注目。他声嘶力竭地嚎叫：“我们坚决抗议他们（指“九·一九”传单的作者）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为，……”露出了一付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凶相。

在这刘邓反动路线猖獗的日子里，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有6个单位公开站出来支持“九·一九”大字报的革命大方向。


（三）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战斗


1966年10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林副主席的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吹响了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进军号，敲响了刘邓反动路线的丧钟。新华社西藏分社红卫战斗队等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区党委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九·一九”传单和革命闯将平反。而区党委则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正在两条路线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首都红卫兵来拉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正式成立了燎原战斗团。以后，陆续到西藏串连的内地红卫兵有：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等。燎原战斗团于11月7日，贴出《彻底批判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警告区党委小心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等大字报，以及“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等巨幅标语。接着，拉萨中学、广播电台、区团委、电影公司、民政厅、报社、文管会等十多个单位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同首都红卫兵并肩战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区党委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一时之间，革命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风起云涌。

11月15日至20日，拉萨中学红卫兵和首批杀出来的各单位革命造反派，发动了全市性的大辩论，中心议题是区党委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拉萨，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大规模地第一次面对面地公开交锋。在会上，共有90多人发言。当时处于少数的拉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把矛头直指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顽固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以大量事实说明，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发生了许多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运动阻力很大，长期冷冷清清，区党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革命造反派战士强烈要求区党委为“九·一九”革命传单平反，而围攻“九·一九”传单的“多数派”，根本不去触动区党委的反动路线，一味地为区党委“评功摆好”，强调“西藏15年来的成就应归功于区党委”，“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坚持“火烧区党委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保皇观点，坚持“九·一九”传单是“反动传单”，并高叫：“无反可平”。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与首都红卫兵一道，日夜奋战，在街头巷尾贴出两千多张大字报，书写大量标语，散发许多传单，开展各种活动，清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他们的每一个革命行动，都遭到了周王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的疯狂反对。11月25日，档案局东风赤卫队写大字报，列举走资派郭锡兰大量三反罪行，要求区党委罢他的官。这个革命创举立即得到拉萨几十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的响应和支持，于当晚揪斗了正在参加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郭锡兰。而保守势力却进行破坏，叫嚷：“这不是斗争会”，“不能骂郭书记”。革命造反派写出大量大字报，揭发批判王其梅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罪行，其中以区团委造反派写的《王其梅——万吨压力机》一张最为著名。而保守势力却为王其梅大鸣不平，破口大骂造反派“对王书记进行人身攻击”。革命造反派大书特书“炮轰区党委”的革命标语，而12月由区党委文革要求调来西藏并另眼优厚相待的西藏民院“农奴戟”红卫兵则和拉萨的保守势力纠合在一起，贴出“天塌了，地陷了，区党委轰不倒”的保皇标语。

11月下旬，林芝森林公司惨案揭发出来了。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区党委对这一惨案作出严肃处理，给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严惩罪魁祸首。区党委置之不理，对造成惨案的主要负责人、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麻贵书，倍加保护。拉萨20多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同首都红卫兵冲破周王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于12月25日组成“森林公司惨案联合调查慰问团”，奔赴现场，支持森林公司革命群众向区党委的反动路线作斗争。22日，调查慰问团公布了长篇调查报告，题为《彻底批判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惩制造森林公司惨案的罪魁祸首》，全面地揭露了森林公司惨案的真相，有力地批判了区党委的反动路线。

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下，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张国华同志于12月9日，代表区党委作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讨》。对这个检讨，革命造反派不满意，认为：虽承认区党委有错误，但避重就轻，没有真正触及灵魂。而保守势力，一面当场喝彩，认为“报告深刻”，一面暗地叹息：“张书记承认执行了反动路线，使我们被动了。”可是，无论如何，张国华同志公开承认区党委执行了反动路线，这毕竟是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批判区党委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取得的一个胜利。


（四）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光荣诞生


12月15日，首都红卫兵得到中央文革批准暂留西藏，正式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赴藏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首总”）。周王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赶走首都红卫兵的阴谋被粉碎了。

在同周王之流及其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激战中，分散在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于22日联合组成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当时，尽管只有51个战斗团队，人不过千，但却使一小撮阶级敌人大为震惊，怀恨在心。

28日，“拉萨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也成立了。它与“造总”相对立，其人数比“造总”多3倍有余，有85个战斗团队，主要骨干是参加围攻“九·一九”传单、为区党委反动路线张目、替王其梅、郭锡兰鸣冤的人们，还有那些西藏民院的“农奴戟”。从此，周王之流为了保自己及其主子刘邓陶李，在社会上把群众公开地分裂成了两派，并更加起劲地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造总”在12月底，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捍总”则横加指责，他们伪造中央首长指示，散布“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矛头指向刘少奇就是指向党中央”等谬论。同时，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发出通令不准新华书店出售刘少奇的狗头象，“造总”各下属组织纷纷表示支持。“捍总”则大反特反，在通令上乱批乱划，谩骂这个通令是“放狗屁”。1967年元月上旬，“造总”贴出“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革命大字标语。“捍总”则大肆攻击，发出大批传单，指责这是“反动口号”。

12月23日，“造总”迎来了森林公司惨案控诉团。在周王之流的收买利诱、挑拨离间下，控诉团分裂了。“造总”坚决支持以工人为主的“红色控诉组”彻底批判区党委的反动路线；“捍总”则支持原控诉团只批判工作队长的反动路线。元月5日，拉萨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由于区党委片面支持“捍总”派召开的大会，“造总”在当天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拉萨第一次抗议示威游行，抗议区党委的反动路线。第二天，拉萨临时市委秘密转移、销毁黑材料，被市委的“造总”下属组织发现，予以揭发，轰动全市。“造总”立即行动，大造其反。元月8日，“造总”发出关于处理整群众的黑材料的3条《紧急通令》。这一通令和各单位“造总”下属组织的迅猛行动，打破了周王之流精心搜集、妥善保存黑材料，以备“秋后算账”的阴谋。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英勇奋战，并团结越来越多的群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败北，周王之流的种种阴谋节节破产，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开展夺权斗争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伟大的“一月革命”和反动的“二月逆流”

1967年元月——3月


（一）“一月革命”的风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1967年的春天，在毛主席亲自号召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上海工人阶级发起的“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也促进了西藏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兴起。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处于风雨飘扬、朝不保夕的绝境！

元月11日凌晨，“造总”在报社的下属组织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在“造总”、“首总”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了《西藏日报》的大权，并发布通令：“坚决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坚决抵制区党委的错误领导，即日起，区党委无权过问报社的宣传事宜，直到肃清区党委的反动路线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止”。第一张新生的《西藏日报》问世了，西藏“一月革命”的第一炮打响了。

“捍总”、报社“高原团”，在周王之流的唆使下，不断寻衅闹事，声嘶力竭地嚎叫：“社会主义国家里哪能夺权”，“区党委没有烂掉”，胡说什么“夺报社的权是反革命行为”，是“匈牙利事件”，“脱离区党委的领导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刚刚在15日由党政机关的小车驾驶员们组成的“拉萨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连忙组织人马到报社反夺权，被报社革命造反派工人据理驳斥后，灰溜溜地离开报社。

在工人运动的伟大影响下，西藏农民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16日，以藏族翻身农奴为主体的“拉萨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公社”），迎着“一月革命”的风暴诞生了。它坚决和“造总”站在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接着，“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又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破坏着旧世界，无情地摧毁着一切大大小小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盘踞的堡垒，接连夺了公安厅、广播电台、拉萨市有线广播站、区党委各部委、区人委各厅局、拉萨市委、市人委等单位的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力地推动着全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向前。

在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23日，西藏军区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王诚汉副司令员出面公开表态，坚决支持“造总”、“首总”、“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向周王之流的进攻更加猛烈了。《红色造反报》这个革命造反派的喉舌于28日创刊了。它一诞生，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以红卫兵为主体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简称《专打》）也在2月3日成立，它以巨大的革命热情，致力于搜集、整理走资派的材料，并特别注意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动革命领导干部起来揭发区党委的问题。“造总”驻京联络站与南开大学红卫兵一道，揪出了大叛徒王其梅，并于2月17日抄了王其梅在北京的家，抄获了王其梅叛党投敌的大量罪证。当天，“造总”前往某医院揪斗王其梅，由于“大联指”闻讯后秘密派车提前报信，使此医院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王其梅没有揪到。革命造反派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字标语，“打倒大叛徒王其梅”的怒吼声响彻拉萨。

在此期间，革命造反派多次揪斗了周仁山，揭发批判他的大量三反罪行。

元月31日，“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组成“西藏自治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作为统一的夺权指挥机构。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在军区党委支持下，于2月3日一举夺了区党委的一切大权。这时，“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队伍空前壮大，其下属组织从成立时的50余个发展到430多个，人数从不到一千发展到四万多。特别是大批工人参加“造总”，使“造总”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面前，周王之流变换手腕，从反对夺权一变而为大搞假夺权、反夺权。元月中旬，原拉萨临时市委书记、三反分子钱兴门导演了“和平交印”的丑剧。此后，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等书记老爷们就同书记秘书、办公厅秘书、保卫干事等密谋假夺权。书记秘书秉承老爷意旨，为了“书记们的健康”，四处串连，策划假夺权。于是，“捍总”、“工总司”等也在2月3日急急忙忙宣布“夺权”，并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其人数仍只不过几千，大有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之势。

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一月革命”的强劲东风吹遍全西藏，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条件已趋成熟，革命形势何其好啊！如果不受大的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3、4月间完全可以看出眉目。


（二）周王阴所策动的二月“镇反”


“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周仁山、王其梅、阴法唐之流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为维持他们窃据的那部分大权，同谭震林等“二月逆流”分子狼狈为奸、遥相呼应，在西藏掀起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周王阴之流在“二月逆流”分子直接指挥下所策动的2月“镇反”，是典型的刘邓反动路线的继续，实足的没有刘邓的刘邓反动路线，是“二月逆流”在西藏的集中表现。

周王阴之流对“造总”的夺权极为不满，恨入骨髓。周仁山说什么军区“支持‘造总’是从策略上出发”，“我们是放长线，钓大鱼，甚至还要钓大鲨鱼”。阴法唐则说：“支持‘造总’是有保留的支持”，并恶毒地咒骂：“不能把权交给‘造总’这些乌龟王八蛋。”他们蓄意对“一月革命”进行疯狂反扑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2月5日，“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大会，并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军区派余致泉副司令员出席、讲话，还派武装部队到会支持和担任警卫工作。会议进行中，由于对具体问题发生分歧，军区个别负责人错误地将武装部队撤走。这个事件出现后，周王阴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拍手叫好，并以此挑拨离间，恶化军民血肉关系。

从这天起，周王阴之流的地下黑司令部——没有区党委的区党委、没有书记处的书记处，便策划于密室，密谋从取缔《专打》开刀，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这个西藏“二月逆流”的黑指挥所直接指挥两个地下别动队，一个是以张再旺为主将的原区党委文革，专门到处搜集黑材料；一个是以原公安厅副厅长、三反分子陈卓为头目的旧公检法，负责准备“镇反”事宜。周王阴之流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专打》，向中央谎报情况，要求定《专打》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2月“镇反”的阴谋就此开始了！

过了几天，中央的“二月逆流”分子叶××一手制造的“二·九”事件发生了。这天上午，北京八十中、北航红旗二、三十名红卫兵去军区，要求会见军区首长，商谈问题。但，竟遭到围攻、殴打。“造总”几百名群众闻讯，自动赶去声援。“二月逆流”分子叶××立即从北京打来电话，作了“先整军内、后整军外”的黑指示，亲自命令派武装人员把红卫兵和军区机关干部分割开来，逮捕军内革命造反派，他大叫：“把这些坏家伙给我抓起来。”于是，10日凌晨，军区大院实行军事戒严，数十名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被铁棍、木棒、手榴弹打伤。这时，正在军区俱乐部开会的“军区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简称“兵团”）400多名革命造反派，遭到突然的武装包围，并被原军区副参谋长、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石伴樵及其带领的武装人员毒打，当场重伤多人。兵团13位负责人被扣上“反坏分子”、“勾结地方上牛鬼蛇神阴谋夺取军权”的“罪名”加以逮捕。

随即，阴法唐炮制的“二·一〇”公告和《给广大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从对敌广播的大喇叭里吼叫出来了。这两个“镇反”文告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军内和地方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诬蔑为“军区内部极少数反坏分子，同社会上一小撮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企图摧毁军区领导机关，使西藏部队失去领导中心”和“妄图夺军权”等等，扬言要“坚决采取必要措施”。这又得到保守势力的“热烈拥护”，又是开庆祝大会，又是贴欢呼标语，又是报喜庆功，忙得不亦乐乎。“二·九”事件，揭开了西藏2月“镇反”的序幕。从此，大批武装人员调来拉萨，对付手无寸铁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声称要“进行第二次平叛”。

根据“二月逆流”分子叶××制定的“先整军内，后整军外”的“镇反”部署，周王阴之流在残酷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后，加紧了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准备工作。在周王接连主持的几次秘密会议上，周王亲自提出第一批捕人名单，并决定了分几路捕人、给被捕者编上代号、规定联络暗号等问题，还决定“捕人后由地方（即旧公检法）抽人负责审讯”。于是，“镇反”机构建立了。继2月15日以专政机关自命的“大联指”下属“政法公社”成立后，21日，公安厅“黑九处”实际上就秘密地在阴沟里开张了。从这天起，黑九处的头目陈卓、韩杰（原公安厅副厅长、武斗黑手）之流的主要任务就是作好大逮捕的准备工作。

军外“镇反”的信号弹打响了。2月19日，石伴樵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后，接管了区党委铅印组，用武装扶持“大联指”名义出版的《风雷激战报》，并致函“造总”，指名道姓地攻击“造总”“破坏国家财产”、“围攻军区领导”。“二·一九”事件后，拉萨白色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2月25日的拉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腥风血雨就要降临了。周王阴之流一面首先接管了专政机关——公安厅，并以“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为名，非法逮捕了公安厅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面盗用军区名义发出《致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市有线广播站的公开信》，捏造事实，妄加罪名，诬蔑革命造反派夺权后的新生的报纸、广播，“迎合了帝、修、反的需要”，“犯了绝大的错误，是大方向的错误，是破坏战备工作，影响国防巩固的错误，一句话，是严重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并限令“在接到公开信以后24小时内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并在《西藏日报》上公开发表。”最后威胁说：“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大联指”则积极配合，大造舆论。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高叫“坚决镇压反革命”，栽诬革命造反派要“夺军权”、“血洗高原城”、“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复辟”等等。

面对着一系列高压措施，“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西藏日报》、广播电台、有线广播站。2月26日，自动前往保卫报社的革命工人、农民、红卫兵小将和机关干部达3000多人。就在这天下午，接管《西藏日报》的布告贴出了，并调集大批武装人员把守卫报社的3000多革命造反派团团围困，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晚上，由周王起草、阴法唐改定的“第一号公告”，滥用军区名义发布了。这个公告，是全面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宣言书，是2月“镇反”的纲领性文件。它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以红卫兵为主体的《专打》打成“反动组织”，宣布：立即取缔《专打》等“反动组织”，逮捕《专打》等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同时，全市戒严，岗哨密布，到处抓人。拉萨全城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文革2月24日给“造总”、“公社”、“首总”、“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小分队”的来电收到了。“二·二四”指示明确肯定了“造总”等组织是“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给了周王阴掀起的“二月逆流”当头一棒。

周王阴之流明目张胆地对抗“二·二四”指示，继续包围报社，革命造反派战士挨冻受饿、饥寒交迫，就是有人送来衣食，也要声明退出“造总”后方可到手。同时，“二月逆流”分子叶××公开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下达黑指示，要周王阴之流“政治攻势与军事行动要交叉进行。他开枪，我可鸣枪示威、广播。如果他又开枪，我可再鸣枪、再广播。如果打死我们的人，就要解决。”叶××妄图在西藏重演青海“二·二三”反革命流血事件的阴谋，言形于色、锋芒毕露。经过五天五夜的长期包围，在3月2日，周王阴之流大批逮捕了“造总”、“公社”总部及其下属组织的负责人马凤翔、陶长松、刘士毅等同志，一般群众则通过严格搜身，放出报社，逼迫“请罪”。报社事件，是西藏2月“镇反”的一个顶峰。在这五天五夜里，广播电台、有线广播站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大联指”与周王阴之流串通一气，砸抄了“造总”总部及其下属许多组织和《红色造反报》。接着，又大批地逮捕了红卫兵小将。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红卫兵20多人被拘、捕，并继续逮捕了不少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干部。在捕人过程中，公安厅黑九处和“政法公社”人员固然公开出面，而“大联指”所属“农奴戟”的某些人也大力“协助”。据统计，拉萨地区共逮捕192人（三反分子除外），拘留111人，合计303人。以人口比例计，超过四川，全国罕见。革命造反派在被捕时，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但他们无例外地遭到一顿拳头、枪托的毒打。入狱后，不准学毛主席著作，以《风雷激战报》为必读材料，过着非人的生活，连糌粑也吃不饱，由黑九处进行非法审讯。有的和叛匪关在一起，带上脚镣手铐，不时被拖去斗争，还要挂上黑牌子照象，将照片拿出去展览示众。

大逮捕后，“造总”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领导机构瘫痪了，坐牢的坐牢，挨斗的挨斗，参加活动的人数大减。而“大联指”则骤增宠/庞大起来。周王阴之流还不满足，阴法唐积极主张组织“第二个战役”，彻底压垮“造总”。于是，美其名曰“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的“三·五”镇反黑会召开了。在会上，“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遭到恶毒的诽谤、无耻的诬蔑，“坚决取缔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之类的口号不绝于耳，并宣布了“镇反政策”。“大联指”头头刘××宣称：要继续“和公安部门配合做好镇反工作。”为配合“三·五”镇反黑会，《西藏日报》发表了“三·七”镇反社论，当时阴氏官办《风雷激战报》连续抛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的社论、《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之类的评论员文章。大街小巷，贴满了“大联指”的大字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造总’！”这时的万里高原，革命成了有“罪”，造反居然无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伟大真理，被周王阴之流践踏无遗。

“三·五”镇反黑会，既是血腥镇压“造总”的“庆功会”，又是继续镇压“造总”的动员会。此后，又纷纷把“造总”在那曲、昌都、山南、日喀则、林芝等地的下属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造总”优秀战士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在拉萨，掀起了一个矛头指向“造总”的“揭、批、斗”高潮。阴法唐肆无忌惮地咒骂“造总”“贼心未死，阴魂不散，有的改头换面，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有的宣布解散，实际上名存实亡。”“对他们进行了打击，但是，还不够，还要彻底打击。”阴法唐一手控制的“地办”（“军区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的简称）宣布：“掀起揭、批、斗高潮，……主要目标是参与反革命逆流扮演主要角色者；对走资派未参加逆流的要放后些，参与的要狠揭狠批狠斗。”周王阴之流大肆挑动群众斗群众。在他们的支持下，“大联指”组织群众大会斗争革命造反派战士上百人，并逼着成千上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请罪检查”支持“造总”的革命领导干部药元林等近百人被打成“双料黑货”，“狠揭狠批狠斗”。

为配合“揭、批、斗”高潮，阴法唐指示：“要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罪行展览”。于是，3月中旬，“政法公社”举办了“造总”政法系统战斗团队的所谓“罪证展览”。同时，报社、电台、市委、交通厅等单位，也积极筹备或展出了“造总”下属组织的“罪行”。各单位群众参观后，立即组织讨论，展开声讨“造总”的活动。从24日起，“大联指”积极筹办“‘造总’反革命罪行展览”，三反分子张再旺亲临指挥。

一不做，二不休。阴法唐又提出一个发布“第二号公告”、再取缔“造总”几个下属组织、拘捕70余人的方案。周仁山指示：“原则上同意法唐同志意见，让他们（指黑九处）作准备。”这样，陈卓、韩杰之流便紧张地进行着“第二次打击”的准备工作。西藏高原乌云滚滚，浊浪滔滔。


（三）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周王阴之流镇压了敢于大造他们的反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便尽情地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3月7日，《西藏日报》刊登文告，宣布“凡实行军事接管单位，……对本单位以外的组织，不再进行串连。”公开取缔“四大”，从这以后，拉萨街头很难看到革命造反派的大字报，行人稀少，出现了罕见的牛群啃食大字报的凄凉景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时被周王阴之流推到了夭折的边缘。

在一片片的镣铐声中，在血淋淋的屠刀护送下，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粉墨登场，还乡上台了。地下黑司令部从阴沟里爬出来，变成公开的了。周仁山、王其梅站出来抓工作了，仍是全区党、政、财、文大权在握。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廖死党分子任明道出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神乎其神，大作黑报告，大搞瞎指挥。郭锡兰也非常活跃，愤愤不平地攻击别人“支持‘造总’错了”。而阴法唐则兼任“地办”主任。

物以类聚。阴法唐把持的“地办”，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张再旺高升“地办”副主任，陈卓充任政法组副组长，原农牧厅长、特务多吉才旦篡夺农牧组副组长的职位，钱兴门登上拉萨“地办”副主任的宝座，原山南地委副书记、叛徒吴逢惠窃据山南“地办”副主任的要职。而以原那曲地委副书记、地主分子张夺锦为首的非法的那曲革筹委，则得到阴法唐的支持，让其行使大权。

至于周王阴亲自指挥的“镇反”机构，则基本上是旧公检法的原班人马，陈卓、韩杰、杨忠文（原区检察院检察长）、荣志芳（原副检察长）、洛桑慈诚（原区法院院长）、孙子溪（原副院长）、王庆玉（原拉萨市公安局长）以及任昌（原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叛徒）、窦磊（原拉萨市宗教局副局长、叛徒）等人都扮演主角，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造反派。

周王阴之流还以“保护老干部”为借口，规定：“军管后，业务全部按原来一整套办，以前的夺权无效，上级没同意罢官的，一律官复原职，坚守岗位，……复职干部的话，你们要听，……”不仅如此，而且党组织生活也恢复了。这样，在全区范围内，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被全盘否定了，“一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抢夺了，普遍地官复原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一小撮走资派反夺权的阴谋实现了。就连早已罢官的走资派也重新上台了。如交通厅已罢官的原厅长、三反分子侯杰大搞反攻倒算，亲自出头露面，带领一帮人，追捕革命造反派，并官复原职，主持全厅工作。又如广播电台，早已下台的原台长、特务阎迺一也参加党组织生活，向革命造反派反扑过来，扬言要“争当左派”。

在“二月逆流”中，周仁山以“要党的领导”为借口，提出了划分左、中、右派的4条标准，竟没有一条是对毛主席的态度，而劈头一条就是对待区党委的态度。于是，炮轰区党委、批判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都成了革命造反派的“罪状”。周仁山根据他的“标准”，扬言“要站出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给“造总”扣上了“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等“十大罪状”。上行下效。这样，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跟着周仁山一个个地“站出来”斗争革命造反派战士，高喊打倒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口号，揭发革命造反派战士的“罪行”。

一小撮走资派官复原职、重新上台，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


（四）革命造反派的英勇搏斗


周王阴之流面对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二月逆流”中，他们如雪里红梅、似隆冬青松，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顶逆流，战恶风，“血雨腥风何所惧，誓死保卫毛主席！”

“二·九”事件发生后，“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声援军内革命造反派。

在报社事件中，“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吓不倒，压不垮，写下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革命誓言，忍饥耐寒，坚持斗争，誓死保卫新生的《西藏日报》。首都等地赴藏红卫兵为抗议周王阴之流的暴行，还举行了长达65小时的绝食斗争。

2月26日夜间，正被包围在报社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收到了中央文革“二·二四”来电。他们个个热泪横流，人人心潮澎湃，立即在报社大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二·二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向“二月逆流”进行顽强的斗争。

就是“三·五”“镇反”黑会召开的那天，尽管全城警备森严，连大炮都拉出来了，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以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概，继续在街头战斗。他们不怕抓、不怕杀，贴出了“青松不老，造总不倒！”“撼山易，憾首都红卫兵难！”“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革命标语，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市交通局的工人同志一道为保护“造总”的鲜红战旗而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造总”的一百多个战斗团队，主要是工人组织的18名负责人，在3月5日这天针锋相对地组成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临时指挥部”（简称“造总临指”），在白色恐怖中公开活动，继续奋战。运输公司300多名汽车工人无所顾忌、勇往直前，贴出声明：“‘造总’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造总”遭受残酷镇压时要求参加“造总”。他们发出豪言壮语：“我们是驾驶员，走到那里，就把‘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革命造反精神带到那里！”

3月12日，为抵制“二月逆流”而坚持斗争的一千多革命造反派战士济济一堂，举行“坚决贯彻中央文革2月24日来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造总临指”，并发表宣言：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最困难、最艰苦的日日夜夜里，被关在刘邓黑牢、带上脚镣手铐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手捧红色宝书，“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心红眼亮方向明，志坚胆壮骨头硬，不惧严刑的摧残，不怕非人的折磨，拒不向周王阴之流低头认“罪”，冒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狱中，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一名红卫兵写出这样的诗句：“为了红国色不变，我愿坐它二百年”，“为了世界全红遍，我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名女红卫兵写下如此的血书：“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样的诗句、如此的血书，道出了数百名红囚徒的心声。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北京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中央“四·一”指示。它象万道霞光，驱散了笼罩万里高原的层层乌云。它如千钧霹雳，宣告周王阴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的破产。在“四·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又燃遍了西藏全区。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了！



第三章　贯彻“四·一”指示，为粉碎“二月逆流”而斗争

1967.04.00——09.00


（一）在“四·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


“四·一”指示的光辉，普照西藏大地。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之后，迎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重新杀上战场，又站起来了。他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大搏斗、大厮杀，为粉碎“二月逆流”而斗争。

4月8日，区团委一革命同志，首先贴出《为贯彻“四·一”指示而斗争》的大字报，打破了西藏高原万马齐瘖的局面。深受“二月逆流”迫害的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埋藏在心底里对反动路线的无比仇恨迸发出来了。他们以亲身经历和典型调查愤怒揭发、强烈控诉资反路线，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接着，一个大批判、大揭发、大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遍及全区，万里高原，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周王阴之流妄想第二次逮捕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正在筹办的所谓“‘造总’内一小撮反坏分子罪行展览”也不得不在4月中旬拆除了展品，转移了黑材料。

然而周王阴之流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决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顽固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以攻为守，步步为营，疯狂反对“四·一”指示。“二月逆流”的罪魁祸首周仁山首先抛出了“2、3月的主流基本是正确的”的谬论，为美化“二月逆流”定下基调。大叛徒王其梅在北京遥控，写信给他的走狗冯×说：“望你要经得起考验”。周王的代理人阴法唐则跳出来，胡说什么：“西藏是西藏，安徽是安徽”，“西藏不能套四川”，“我们是反击二月逆流中的缺点错误”，“抓得对，放得也对”。4月14日、17日《西藏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周王阴一唱一和，继续肯定“二月逆流”，公开再度打击“造总”。4月18日，“大联指”发出《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内部提纲，叫嚷什么：“二三月逮捕一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坏分子，抓得准，抓得对，抓得好”；“最近释放一部分是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释放的”，跟着周王阴吹弹的曲子跳舞。“提纲”还提出了要把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地的揭、批、斗相结合”，要“继续在‘大联指’掌权的各单位揭发、批判、斗争‘造总’内一小撮罪行”。

“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以血淋淋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西藏的“二月逆流”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严肃指出：“拉萨‘二月镇反’与成都‘二月镇反’一样，大方向大错特错，必须彻底否定，全盘否定，根本否定”；“‘二月镇反’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扼杀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二月镇反’，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举抹煞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朽功勋”；“必须给《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彻底平反，给‘造总’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彻底平反，公开烧毁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退还革命群众被迫写的请罪书、检查”。革命造反派战士狠批了《西藏日报》“四·一四”、“四·一七”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社论完全站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推波助??，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量的传单和大字报还痛斥了“抓得对，放得也对”的谬论，尖锐指出：“这种奇谈怪论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抓得对就是罪证确凿，就不应该放；放了，就是抓错了，错了就要平反！‘抓得对，放得也对’的论调，必将被历史证实是荒唐透顶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戴着“反革命”帽子，含着热泪，编演了大型革命歌舞剧《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愤怒控诉、严肃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

周王阴之流慑于“四·一”指示的强大威力和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不得不把大批革命闯将释放。6月18日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举行粉碎“二月逆流”誓师大会，庄严宣告：在“二月逆流”里被非法监禁，拷打和迫害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一律无罪！强烈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囚徒”们戴上了大红花被成千上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簇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决心粉碎“二月逆流”，斩断刘、邓伸向西藏的黑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拉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全面恢复总部工作，作了艰苦的斗争。5月31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重重阻力，在万马奔腾的激烈杀声中宣告正式恢复。6月1日，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喉舌《红色造反报》光荣复刊。在这前后，“拉萨革命造反公社”恢复了，“西藏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也正式成立了。

战鼓咚咚，红旗招展。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更高地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奋勇前进。


（二）反击坚持“二月逆流”的黑浪


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周王阴之流刮起了阵阵妖风，掀起了重重恶浪。支一派、压一派，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阴法唐，在周仁山下野、王其梅呜呼之后，赤膊上阵，由幕后走到台前，阴谋继续摧垮“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以他的特殊身份，起到周王所起不到的作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四·一”指示的光辉指引下，奋起反击坚持“二月逆流”的恶浪。

5月，阴法唐盗用军区党委名义，炮制了“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组织‘大联指’的请示报告”（简称“五月报告”）；同时指使地办文革组给《风雷激战报》撰写文章，继续把《风报》发到机关、连队，向部队灌输一派必要点。5月10日，阴法唐在地办讨论两派定性报告的草稿时，露骨地说：“‘大联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依靠对象。‘造总’是受党内走资派操纵的组织，是犯了大方向错误而又坚持不改的群众组织”。并且背着军区党委把“二月逆流”中对“造总”所采取的“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的方针，印发全区。5月20日，阴法唐抛出了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妄图继续通过“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的反动方针，并利用周仁山问题陷害、整垮“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阴法唐的“五月报告”遭到了军内外革命领导干部的抵制。6月20日，张国华同志指出：“你们没有肯定‘造总’的大方向，材料是从一派来的。恐怕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阴法唐，把“五月报告”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于7月抛出了《关于拉萨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简称“七月意见”）。这个满纸荒言，通篇谬论的黑文件，把一派宠上了天，而给“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横加种种罪名。胡说什么：“‘造总’2月份曾受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个别下属组织还参与了为范明翻案的活动。他们曾把矛头指向军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煽动部队反对军区领导，抗拒军事接管报社、电台等单位，抗拒军区收缴地方集中的枪枝。他们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搞打、砸、抢、抄、抓，有的不管是什么当权派，只要对他们表示支持就予以保护，甚至象惠毅然这样的反党分子也加以保护。”最后还心怀叵测地说：“‘造总’也可能还有右派组织”。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阴法唐之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七月意见”批得一塌糊涂，体无完肤。《红色造反派》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指出：“七月意见”是“第一号公告”的翻版，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宣言书，是公开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黑纲领，是为以后镇压“造总”等革命造反派发出的信号弹。反动的“五月报告”、“七月意见”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专打”是不是反动组织，该不该彻底平反，一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光辉的“四·一”指示下达后，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专打”平反，与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二月逆流”反动立场的周王阴之流作了顽强的斗争。“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在5月31日发表严正声明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指“专打”）打成‘反革命’组织，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彻底平反。”6月5日，“首都红卫兵驻西藏联络站”成立了“专为‘专打’平反委员会”，同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重申：“把它打成反动组织，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专打’的案我们翻定了，不管阻力有多大，不管阻力来自何方，决不能动摇我们为‘专打’平反的决心，不为‘专打’平反，誓不罢休！”

周王阴之流，把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为“专打”平反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一股反动思潮正在冲击着西藏高原，一股翻案黑风还在拉萨地区呼啸。”《风雷激战报》在5月22日重新刊登了臭名昭著的“第一号公告”。嚎叫什么：“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专打’这个案是早就定了的，是铁打的案！不准动，不准翻！这个案，今天翻不了，明天也翻不了，今年翻不了，明年也翻不了，永远也翻不了。”“‘专打’有罪，罪该万死”的大字标语，充斥街头巷尾。

“‘专打’无罪，平反有理”。1967年8月4日张国华同志接见了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对“专打”作了明确的表态：“‘专打’问题，初步意见可以平反”，“运动初期搞我的材料，这是应该的嘛！”“在北京，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以惠毅然为首的”，“现在看来材料不是这样，是以红卫兵为主体的。要平反（道理）也在这里，以前报的材料不一样。”1967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专打”平反了。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通过4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击退了坚持“二月逆流”的一股股恶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一次次伟大的胜利！

“四·一”指示下达后，周王阴之流为了维护“二月逆流”的既得利益，进一步策划反革命的“三凑合”，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4月18日，《西藏日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林芝毛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贯彻革命的“三结合”方针，革命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新闻。4月19日，又就这个“典型”，发表了《我区实行革命三结合方针的一曲凯歌》的社论。这是阴法唐之流授意驻林芝毛纺厂负责人××炮制的一篇欺骗中央的假报道，目的是利用这个假典型，加紧搞“三凑合”。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严厉批驳了上述假报道，指出这个假报道是竭力为拼凑“三凑合”掌权服务的黑标本，是上欺中央，下压群众的大毒草。

5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自治区军管会。周王阴之流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继续拼凑“三凑合”。阴法唐说：“只要‘大联指’一派占75％，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大联指”的内部提纲则明确规定：“……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坚决站在‘大联指’一边的，是党的依靠力量，是党的最宝贵的财富，应该成为三结合的核心力量。”于是，5月中旬，区党委机关、区人委机关、市级机关、财经系统等相继策划了干部集体亮相。5月13日，区党委机关罗铭等33人集体亮相，并发表了声明。声明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声明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大联指’一边，坚决地支持‘大联指’的革命行动。通过共同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彭真、刘仁集团的黑干将陈伟、叛徒张平凡、东藏民青分子洛桑泽仁也在“声明”上签了字。

在周王阴之流的策划下，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登上了“三凑合”的宝座。叛徒侯杰官复原职，仍旧掌管了全区交通运输的大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伟、叛徒陆一涵窃据了文教厅伪革筹的正副主任；地主分子张夺锦出任那曲黑革筹的主任；二鬼子王守民成了拉萨市工商局“革委会”的主任。此外，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进行了所谓“三结合”试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再旺、陈伟妄想再次篡夺宣传大权。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揭露了干部集体亮相，坚持“二月逆流”，拼凑反革命“三凑合”的阴谋。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最近，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炮制的领导干部集体亮相，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彻底揭露，深刻批判。”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还批判了所谓“站在‘大联指’，一边就是党的宝贵财富”的谬论。指出“在这儿，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条件没有了，党的干部政策没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了。”这一谬论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防空洞。与此同时，革命造反派揪斗了叛徒侯杰、陆一涵，“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伟、二鬼子王守民等。狠狠打击了反革命“三凑合”的反动气焰及其领导班子。6月24日，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粉碎了周王阴之流为坚持“二月逆流”而拼凑反革命“三凑合”的阴谋。


（三）击退极“左”思潮和反革命武斗妖风


1967年9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我区，7、8、9月的形势也是大好。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彻底批判周王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狠批狠斗“二月逆流”黑干将侯杰、张再旺、陈伟、钱兴门……；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支一派、压一派的黑纲领“七月意见”，热情帮助西藏军区改正支左工作的方向、路线错误。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来的锻炼和艰苦斗争，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队伍日益壮大。西藏军区多数领导同志也已认识到2、3月份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坚决表示：要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英勇斗争，还得到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8月29日，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共228个组织，在北京举行声援“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大会，并发表了《关于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正声明》。这些组织中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地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内蒙呼三司、武汉三钢三新、长沙工联、河南二七、青海八一八、新疆红二司、川大八二六、成都工造兵团、重庆反到底、江西大联筹等。周王阴之流处在日暮途穷、走投无路的境地。

就在7、8、9月的大好形势下，阴法唐配合王关戚，在西藏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思潮，刮起了反革命武斗妖风，转移斗争大方向。

早在5月，当军区党委研究两派性质时，阴法唐就破坏集体领导，分裂军区党委。他坚持“二月逆流”，坚持“造总”是“坏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并扬言如不接受他的意见，“党委就要一分为二，要分裂，要各打各的。”同一时期，在他主持的军区地办工作人员会议上，带头围攻肯定“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宋开元同志。7月14日，一小撮暴徒煽动群众洗劫我红色造反广播站，成为大揪军内一小撮的导火线。这一天，宋开元同志代表自治区军管会宣布关于红色造反广播站的4条决定，一小撮阶级敌人调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连推带拉、连打带骂对宋开元同志斗争了30多个小时。当晚，“大联指”的4个代表带了一伙人冲击军区司令部把曾雍雅同志拖到交际处广场进行斗争。一夜之间，就把曾雍雅、廖步云、宋开元三同志打成了西藏的“赵永夫”。从14日到17日，他们连续围斗、殴打军区负责同志，一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围攻解放军报记者，大揪军内一小撮。《风雷激战报》疯狂叫嚣：“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和军内广大指战员的共同敌人”；“哪怕抛头颅，洒热血，把牢底坐穿，也要把曾雍雅、宋开元拉下马。”极“左”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七·一四”事件又是拉萨地区大规模武斗的信号。周王阴之流公然对抗中央“六·六通令”，对抗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挑动大批农牧民进城武斗，围剿革命造反派。继“七·一四”后，先后制造了“七·二七”、“八·一三”、“八·三〇”、“九·五”、“九·六”等一系列流血事件。我“造总”几十名优秀战士的鲜血，染红了雪山草原。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高举“拥军爱民”和“文攻武卫”的大旗，奋起反击极“左”思潮和反革命武斗妖风，8月1日，《红色造反报》发表了题为“坚决拥护解放军”的社论，庆祝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对他们在支左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满腔热情地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克服和纠正。我们一定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凡是不利于军民团结的话，我们就不说；凡是不利于军民团结的事，我们就不做。”8月5日，发表了《铁证岂能抵赖》的文章，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滔天罪行。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广泛开展了拥军活动，誓作拥军的模范。

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六·六通令”，彻底击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垂死反扑，制止反革命武斗妖风，7月17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在京代表同全国80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了反对武斗的《告全国人民书》。《红色造反报》连续发表了社论、声明、文章，揭露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的阴谋“痛斥”“以农村包围城市”、“武斗是暴力革命”等谬论，同时，高举“文攻武卫”的大旗，一方面大力宣传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伟大指示，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加强政治攻势；另一方面，加强自卫，对敢于来犯者针锋相对，坚决自卫反击，粉碎反革命武斗妖风。

正当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反击“二月逆流”，粉碎反革命武斗妖风而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中央的“九·一八”指示下达了。光辉的“九·一八”指示继中央文革“二·二四”来电，再次肯定了“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实质上为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平了反。“九·一八”指示是一曲胜利的凯歌，周王阴之流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妄图继续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阴谋，宣告破产。西藏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捍卫“九·一八”指示投入了新的战斗！


第四章 捍卫“九·一八”指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1967.09.00——1968.08.00


（一）为捍卫“九·一八”指示而斗争


在毛主席视察三大区时所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首长“九·一八”指示的光辉照耀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投入新的战斗。他们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批判刘邓陶李，批判周仁山、王其梅之流，批判“二月逆流”，批判周王阴的黑论点。拉萨街头革命大批判专栏如雨后春笋，千万张革命大字报如颗颗炮弹射向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连续发出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为革命大联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二月逆流”的破产，惊魂稍定，立即进行了新反扑。

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阴法唐，对庄严的“九·一八”指示歪曲篡改，肆意践踏。他拒不承认“九·一八”指示对“‘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定性，公然说：“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大肆污蔑：“‘造总’的五敢精神是没有阶级性的”，“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出一条优点来”，“‘造总’的缺点绝不是支流问题，是革与保的问题”，继续打击、镇压“造总”，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周王之流翻案。

10月1日，阴法唐之流通过《风雷激战报》提出了所谓大联合的6项先决条件，叫嚷：联合必须建立在肯定“二月逆流”的基础上，联合必须以阴法唐之流为核心。明目张胆地对抗“九·一八”指示，破坏革命大联合。

12月，西藏军区党委举行扩大会议。会上，阴法唐制造了种种谬论，说什么：“2、3月错误已经解决了，现在不是认识和纠正2、3月份的错误了，而是认识和纠正8、9月份错误的问题”。会上，只能讲8、9月份的错误，不能讲2、3月份的错误，一讲2、3月份的错误就象挖了他的祖坟一样。对2、3月份错误的性质，只能讲方向性路线性，如果讲方向路线错误，就被阴法唐诬蔑为“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是“自毁长城”，“要交出代表人物”。

以曾雍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中央“九·一八”指示的原则立场，坚持改正1967年2、3月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对阴法唐顽固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继续压制“造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行径，作了不调和的斗争。

阴法唐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大耍资产阶级政客的卑鄙手腕，会内利用暂时的多数压制少数；会外大整黑材料，大造反动舆论。同时，策划12个二级部长向中央“上书”，并附有曾雍雅、廖步云、陈明义、宋开元、张瑞厚、赵斌、柴洪泉、白占彪、耿晓村等同志所谓支左“错误”言论的材料。此外，还大量散发了所谓《“三支”“两军”的基本情况》、《××会办公室同志对7、8、9三个月大好形势和对军区2、3月和7、8、9月支左工作所犯错误的看法》、《万炮齐轰曾雍雅、烈火猛烧廖步云》、《彻底戳穿曾、廖、宋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以及所谓《研究材料》等黑传单、黑文件。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九·一八”指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始终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红色造反报》连续发表《我们的炮往何处打》的编辑部文章，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狠揭狠批大叛徒王其梅、李寥死党分子任明道，同时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细致的调查研究，揪出了叛徒侯杰、吴逢惠，特务多吉才旦、陈竟波等数十人。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央文革“一·一二”来电：“同意你们在军区报刊《高原战士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大叛徒王其梅的意见”，大长了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

3月初，西藏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斗私批修，于14日达成了《关于西藏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积极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二）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1968年春，全国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在西藏，阴法唐之流与杨、余、傅相呼应。3月初《风雷激战报》抛出的《对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初步认识》是这股右倾翻案妖风的行动纲领。这个黑纲领按照阴法唐的“五月报告”、“七月意见”定下的调子，于67年12月份炮制出笼，68年3月初公诸于世。黑纲领闭口不谈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绝口不提中央对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的3个光辉指示（“二·二四”、“九·一八”、“一·一二”），随心所欲地制造出一整套反动谬论，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模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攻击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欺骗蒙蔽群众。黑纲领大肆贩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货。污蔑：“五敢精神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是反革命精神”，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说什么：“抽掉阶级内容笼统地去支持什么五敢精神，只能是象瞎眼的猫儿捕鼠一样”，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舆论在先，行动在后。黑纲领的出笼，为右倾翻案妖风鸣锣开道。一时，“西藏的‘二月逆流’是‘造总’动摇伟大长城”，“‘二月逆流’是‘造总’想夺军权”，“‘二月逆流’是‘造总’为范、白反党集团翻案”等周王阴掀起西藏“二月逆流”所炮制的黑论点再次充塞拉萨街头。“西藏没有‘二月镇反’”，“2、3月风光无限好”，“谁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就绝没有好下场”，“彻底砸烂‘反军黑戏’《三月黑风》”的疯狂叫嚣不绝于耳。他们还声嘶力竭地狂叫：“把‘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的案定得死死的”，“要狠狠地打击”，“狠狠地压迫”，“狠狠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重新打成“反革命”，把已经平了反的“专打”再打成“反动组织”。

3月下旬，中央发出了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的战斗号令，端出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反党集团。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坚决响应战斗号令，连续几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狠抓两条路线斗争，全面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造总”一司、二司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带头杀上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战场。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提出了“誓死捍卫三红”，“誓死捍卫3个光辉的中央指示”的战斗口号。通过各种形式，控诉了“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揭发了周王之流和旧公检法在“二月逆流”中的罪恶勾当，狠批了阴法唐所散布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论点。

《红色造反报》连续发表了《西藏右倾翻案风的黑纲领》、《革命群众运动万岁》、《五敢精神硬是好得很》等文章，系统地批驳了那个为“二月逆流”招魂的“初步认识”。尖锐指出：这个黑纲领的要害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搞右倾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周王之流翻案。“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革命工人、革命小将、革命文艺工作者联合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演特演革命歌舞剧《三月黑风》，再现西藏“二月镇反”的历史真实，用血和泪的控诉，有力地反击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利用周仁山问题压“造总”，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阴法唐之流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早在1967年10月下旬，他就说：“周仁山打倒了，要重新考虑‘造总’的性质”。11月，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连续发出《紧急倡议》、《公开信》，要求联合调查、共同保管、使用周仁山的一切档案材料。阴法唐却置之不理，蓄意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封锁。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掌握材料不全面的情况下，本着“一面审查，一面挽救”的精神，曾经在1968年元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提出过“批判周仁山、帮助周仁山、支持周仁山站出来革命”的口号。而阴法唐则大肆推行“利用周仁山压‘造总’”的反动政策。他别有用心地说：“围绕周仁山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两派组织态度更加明确，革与保非常明确。”周总理5月4日关于周仁山不能结合的指示传达以后，阴法唐认为时机已到，疯狂污蔑“‘造总’是打张、保周、反军的坏组织”，得意忘形地叫嚣：“周仁山问题起码可以瓦解‘造总’三分之一”，大量散布谣言，说“造总”要“上山”、“叛乱”、“外逃”，为再次镇压“造总”制造舆论。于是，他们一面大抓什么“六等保周小爬虫”，一面又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5月8日，在阴法唐的指使下，混进军内的坏分子朱秀山公开跳出来，网罗混进革命群众组织“大联指”并窃据要职的李光璧、陈家进、殷景运、薛以楼等社会渣滓，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于5月20日正式成立了“大联指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按照阴法唐之流制订的：“一条黑线，拦腰斩断，两个拳头，左右开弓，东西伸展，中心开花，让开一面，赶上山去，宣布叛乱，全部歼灭”的反革命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就在这关键时刻，6月6日根据江青同志的提议，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了西藏军区在京常委，重申“九·一八”指示，再次肯定了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明确指出了“8、9月错误与2、3月错误不是一回事”，“一定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还点明了阴法唐之流给“前指”送枪枝使用武力镇压“造总”的罪行。并严肃指出，“周仁山问题，责任不在‘造总’，而在周仁山。”“不能用周仁山问题压‘造总’”。“六·六”指示给了阴法唐之流为“二月逆流”翻案、妄想武装踏平“造总”的阴谋当头一棒，是对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


（三）“六·七”反革命流血事件


6月7日，阴丁（永泰）朱唐（成盈）之流，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七”反革命大屠杀事件。这一小撮坏蛋公然对抗毛主席“三个根本区别”的最新指示，对抗中央“六·六”指示，疯狂为“二月逆流”翻案，未经请示中央文革批准，擅自动用7个连的部队，抢占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对“造总”实行武装镇压，打死“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12人，打伤100多人，并将在拉萨市区的革命造反派包围，压缩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六·七”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早在5月份，阴丁朱唐之流就大造舆论，胡说什么：“‘造总’已和彭波地区叛匪勾结，要抢小车上山叛乱”，扬言“拉萨还有第二次平叛”。叛徒丁永泰竟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敢当西藏的赵永夫。”同时，阴丁朱唐之流一方面积极准备，加紧部署，一方面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警备区政委郑万兴、副司令员冯锦国毒打后，赶出警备区，以扫清“障碍”。于是，一场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

7日上午10时，阴丁朱唐之流截断“造总”的电源、电话，封锁交通，指挥300余名携带武器和云梯的武装人员，分两路冲入财经大院。随后，石伴樵亲自手持短枪，率领人马，跑步冲入财经大院，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多人。“造总”战士师范学校红卫兵平措坚村光荣牺牲，总部工作人员艾秀华右胸中弹，还不断呼喊“毛主席万岁！”阴丁朱唐之流还用八二炮、机枪向“造总”总部、区医院、劳动人民医院、报社宿舍等处轰击、扫射。15点，军区副参谋长、三反分子李克林盗用军区名义向中央发了“石伴樵的眼睛被挖了，耳朵被割了，被乱棍打死了”的电报，谎报军情，上欺中央，下压群众，并以警备区名义宣布全市无限期戒严。他们还播发了68年度的“二·二六”公告：给“造总”的两封公开信。

18点30分，3个连武装袭击驻大昭寺的“造总”红色造反广播站和“造总”四司的60余名藏族战士、红卫兵小将，造总战士高举红色宝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但得到的却是罪恶的子弹。当场打死藏族群众10人，重伤13人，轻伤无一幸免。英雄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在牺牲前，还面向东方，用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地呼喊：“毛主席，我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您的革命路线！”

在“六·七”反革命事件中，“前指”的广播喇叭疯狂嚎叫：“勇敢地战斗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50万‘大联指’全体战士，要在15分钟内，立即作好一切战斗准备，迎接战斗，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左臂扎着白毛巾的武斗敢死队，在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内，配合行动，用铁丝捆绑“造总”战士，逐个毒打、挨户搜查，点名抓人、非法抄家。并调动其他武斗小分队从“造总”背后打，妄图两面夹击，全歼革命造反派。“前指”的张路村布达拉宫、区人委大院、小昭寺、“五·二三”等地，向我总部、财经大院、区医院等处发射了密集的子弹和炮弹。

围绕着“六·七”事件，两条路线斗争在激烈地斗争着。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武装头脑，毫不动摇，毫不气馁，不畏强暴，与阴丁朱唐之流的血腥屠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坚持不向我们的亲人发一枪一弹，并及时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汇报情况，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狼子野心。“造总”、“公社”、“红司”在6月12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红色造反报》、红色造反广播站及时揭露了“六·七”事件的真相，严肃指出：“六·七”事件是阴法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集中表现；“六·七”事件必将成为解决我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突破口；西藏正在烂透，西藏很有希望；发出了“申冤有理”的震天怒吼。深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此期间，英雄的7885部队和空字850部队的负责同志，挺身而出，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中央，向敬爱的江青同志如实地汇报了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揭发了阴丁朱唐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则出死入生，顶枪林，冒弹雨，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出现了许多英勇抢救和掩护革命造反派，“军爱民，民拥军”，生生死死为革命的动人场面。

在北京，西藏军区党委以曾雍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与阴法唐之流进行了不调和的原则斗争，严厉谴责了阴丁朱唐不顾军区在京常委的劝告，出动大批武装人员，血腥镇压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为了正确处理“六·七”事件，军区党委派出了调查组。阴法唐唯恐事情败露，竟派出自己的调查组，伪造现场，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炮制了一个上欺中央，下骗群众的“调查报告”。这个假报告把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武装屠杀的责任推给下级，说成是少数战士干的，同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说“六·七”事件是“造总”挑起的，对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进行最恶毒、最卑鄙的政治栽脏/赃。

在阴法唐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影响下，“六·七”事件以后，接着出现了札木“六·二三”、拉萨“七·五”、申札“八·二八”武装镇压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而混入革命群众组织“大联指”内的少数坏人，则在江孜围捕革命造反派战士218人，最长的关押达47天，一手制造了江孜“六·九”反革命事件。

6月22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传到了万里高原，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坚决拥护，坚决执行。

6月24日，朱景尚等同志代表“造总”、“公社”、“红司”启程赴京，他们携带烈士血衣、八二炮弹尾、现场照片等罪证专程去首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汇报“六·七”反革命事件真相，控诉阴丁朱唐屠杀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7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给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的反革命武斗妖风以致命的打击。阴法唐却借这两个布告大反军区常委的所谓“右倾”，污蔑常委对“造总”“手软”，他不顾军区在京常委的忠告，炮制了把矛头对准“造总”的所谓贯彻“七·三”布告的宣传提纲和《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把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反军”，并给“造总”编造了6条反革命罪状，真是“困兽犹斗”，阴法唐还妄图进行垂死前的挣扎，终于为自己的倒台创造了足够的条件。


（四）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破产


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关怀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无限关怀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无限关怀西藏130万各族人民，无限关怀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中央文革首长在“八·一七”、“八·二六”、“八·三〇”、“八·三一”连续接见驻藏部队负责人和两大派代表，对西藏两年来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对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宣告了西藏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破产。

中央首长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对“造总”作了正确的评价。黄总长在“八·三一”接见时指出：“‘造总’在你们一些人的眼中，是个不好的组织，中央文革认为，‘造总’这个组织是不错的，造反精神是好的”。周王阴之流妄想把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恶阴谋，宣告彻底破产。

中央首长的指示，明确了西藏“二月逆流”的性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八·二六”接见时指出：“‘二月逆流’是不能翻案的！确确实实是搞复辟的。”“（对刘绍民）对‘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你们不清楚。‘二月逆流’是反革命复辟，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这个时候镇反是不对的。”给“西藏没有‘二月镇反’论”的炮制者当头一棒，彻底粉碎了周王阴之流栽赃革命造反派，胡说什么“西藏的‘二月逆流’是惠毅然操纵‘造总’为范、白翻案”的谬论。

中央首长的指示，明确了67年2、3月与7、8、9月的问题。敬爱的康老在“八·二六”接见时尖锐指出：“‘大联指’要注意这个问题，去年2、3月‘造总’被抓了人，被镇压，‘大联指’没有被抓人。”又指出：“你们‘大联指’应该深刻理解，不能拿8、9月‘偏保’去同2、3月对消，不能并摆，你们没被抓人，它是受镇压了嘛。”把阴法唐炮制的“8、9月的错误比2、3月更严重”的谬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中央首长的指示，明确了“六·七”事件的性质，敬爱的周总理在“八·二六”接见时明确指出：“6月7号派队伍就是错误的，没经中央同意。军区常委承认了错误。”又指出：“在大昭寺死去的同胞，党、政府、军区都要解决，按国家规定进行抚恤，要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黄总长在“八·三一”接见时严肃指出：“支一派、压一派，全国都有，不光西藏有，开枪打死人的全国少有。”“打死的人藏族多，打死那样好的群众，你们还不痛心！你们的阶级感情、群众观点跑到那里去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首长替受害人民申了冤。所谓“‘六·七’事件是‘造总’首先开枪打死解放军”的谬论完蛋了！

中央首长的指示，点出了阴法唐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周总理在“八·一七”接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阴法唐是最偏了”，“他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嘛！”黄总长在“八·三一”接见时说：“阴法唐把‘大联指’的报纸发到连队，向部队灌输一派的思想，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很危险的。”29日晨总理指示：“支一派就是支‘大联指’，压一派就是压‘造总’，亲一派就是亲‘大联指’，疏一派就是疏‘造总’。”并说：“中央决定阴法唐不能当（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这个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8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9月5日，自治区革委会胜利诞生。她标志着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两年多来惊心动魄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标志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西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第五章 坚决执行“八·二八”批示和“红五条”，誓死捍卫红色政权

1968.09.00——1969.03.00


（一）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1968年9月5日，我区无产阶级新生红色政权——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胜利诞生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照办”的中央《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即“八·二八”批示）解决了西藏红色政权的领导班子这个根本问题，同时指出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斗争大方向和光荣的战斗任务。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宣告了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和他们的继承人阴法唐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万里高原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革命委员会好”！自治区革委会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按照中央“八·二八”批示，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为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它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11月13日，西藏军区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和中央对西藏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坚决果断地替在“二月逆流”中遭受周王阴之流残酷镇压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了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平反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平反公告》。“平反公告”肯定了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向周王开展夺权斗争的大方向，肯定了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对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贡献，给了周王阴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以致命的打击。把被周王阴所颠倒了的西藏文化大革命历史再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面貌。

11月24日，从首都北京传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1月14日和林副主席11月18日对西藏“六·七”大昭寺事件所作的具有伟大政治历史意义的光辉批示。毛主席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申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林副主席批示：“主席批示极为重要，对部队是最大的爱护。各级领导今后更应严格要求自己，严防发生此类事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光辉批示，把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六·七”反革命事件的铁案定死了；把周王阴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掀起“二月逆流”的铁案定死了；对以曾雍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我区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替受害人民申冤”的革命斗争。11月24日，西藏军区召开群众大会，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光辉批示，严肃处理“六·七”事件，宣布对武装镇压革命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丁永泰、朱秀山、唐成盈撤职查办，替受害人民申了冤。随后，西藏军区对“六·七”死难烈士进行了抚恤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团结，为我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的贡献。

12月16日，西藏军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大反“平反公告”的反革命叫嚣声中，以坚定不移的革命态度，替军内革命造反派平了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军内平反公告》。

11月15日至12月4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召开了中共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严肃批判了1967年那个“三反对”的由周王阴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滔天罪行，对西藏“二月逆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在去年的‘二月逆流’中，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大叛徒王其梅之流，为了保自己，与黑干将谭震林等遥相呼应在西藏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打击和镇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尔后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实质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次党代会还推举了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造总”优秀战士央宗等3人。

1969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西藏军区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统一了对西藏“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认识。会议明确了“西藏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最突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阴法唐为代表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公开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对抗中央‘九·一八’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拒不承认并继续压制‘造总’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会议认为：一，阴法唐极力夸大8、9月的问题，掩盖2、3月的错误。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拉一批、打一批，千方百计地攻击军区党委常委，攻击改正错误较好的领导同志，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第一个高峰。二，阴法唐公开对抗中央“九·一八”指示，拒不承认“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并千方百计地打击压制“造总”，以至发展到开枪镇压“造总”革命群众和“六·七”、“六·二三”、“八·二八”等严重政治事件，妄图用武力把“造总”压垮。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第二个高峰。三，反对“平反公告”，阻挠批判“二月逆流”，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第三个高峰。会议指出：阴法唐既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又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进一步揭开了阴法唐问题的盖子。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阴法唐长期坚持的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

经过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的一系列工作，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万里高原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二）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斗争


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八·二八”批示，积极支持、尊重、拥护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誓死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小丑则千方百计地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而个别人搞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充当了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相互勾结，上下呼应，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动摇伟大长城、颠覆红色政权、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黑浪。

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不久，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西藏那个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代表，公然对抗“八·二八”批示，制定了一个所谓“弃上夺下，寸权必争，巩固已得，革命到底”的16字反革命方针。随后，他们又将“弃上夺下”改为“乱上夺下”、“夺上夺下”，妄图公开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行反夺权。

他们选定西藏军区“平反公告”作为实现他们反革命阴谋的突破口。11月21日，那个“多中心论”的代表在西藏“党代会”上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发言”（简称刘氏“演说”）。自11月15日至1969年元月10日，周王阴御用的几个反动文人，挂着“工总司”评论员、“九大总部发言人”、“文艺兵总部评论员”的招牌，针对西藏军区军内外“平反公告”，唱着刘氏“演说”的调子，连续抛出了“八评”、“七评”、“三信”、“一令”和《砸烂黑九处，揪出黑处长》、《西藏向何处去》等黑文章。这些连篇累牍的大毒草，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行动纲领，是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宣言书，它咒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一派掌权”、“马蜂窝”、“老虎屁股”、“颠倒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号召人们“起来造反”、砸烂“派委会”、“揪出周王二世”。它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号召书，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动员令，肆意歪曲“二月逆流”的实质，坚持周王阴旨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二月逆流”论，散布一月“逆流”论、群众掀起“逆流”论、镇压革命群众“合理”论，号召人们去“砸烂黑公告”、“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它是动摇伟大长城的大毒草，歇斯底里地叫嚣“平反公告”是“为周王惠范翻案”，是“否定解放军支左成绩”，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是“关王庙妖风”，号召人们同“平反公告作者”（即军区党委）斗争到底。

这些气势汹汹的反革命舆论，动员了周王阴的“遗老遗少”，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右派势力，网罗了一批一贯打着“捍”字大旗的扒手，以从来没有过的突发的“造反”劲头，向新生的红色政权，向西藏军区，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举进攻，疯狂反扑。

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无限好风光”，从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向新生红色政权展开了全面的争夺战。他们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冲击革委会驻地，围攻革委会领导干部，大肆散布揪斗所谓“周王二世”——曾雍雅同志的空气，指名辱骂“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那个“多中心论”的代表则紧密配合，经常以“五十万”要挟革委会，与革委会分庭抗礼，经常不参加或故意退出革委会常委会议，致使革委会的决议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里行不通。他们在“党代会”上提“抗议”，把大多数代表通过的正确决议污蔑为“没有民主通过的纸片”，而把刘氏“演说”吹嘘为“纲领性文件”，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里普遍散布，组织学习。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召开的平反大会和欢呼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六·七”大昭寺事件光辉批示的大会，他们不让群众参加。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的一切文告和命令，被他们撕得粉碎。

他们非法破坏革委会对我区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私设转运站、供销点，私发“购货证”，私分国家统销物资，破坏国民经济；在国营商店里经常搞罢工罢市，向自治区革委会施加压力。

他们为了破坏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泛宣传，疯狂地和自治区革委会争夺舆论阵地。自治区革委会机关报《西藏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被污蔑为“大毒草”，并且经常制造事故，中断报纸的出版和发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也接连发生严重的人为的停播和故意降低音量等严重政治事件。

在这前后，武斗妖风又刮起来了。拦车抢劫、炮轰客车、中断交通的反革命事件不断发生，大街上白天无故向人群开枪射击、投掷手榴弹的反革命事件屡见不鲜。

为了实现其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动了疯狂的进攻。1968年12月17日至18日，他们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西藏军区指挥机关长达31小时又40分钟之久。12月20日上午11时20分，又发生了冲击7885部队领导机关的反革命事件，绑架值勤战士，抢劫值勤战士的武器，打伤干战20余人。拉萨警备区首长也数次被围攻，警备区办公楼被占领，“打倒郑万兴（警备区政委）”的巨幅标语贴满街头。西藏军区支左办公室被闹得乌烟瘴气，打倒支左办公室主任张鹤田同志的反动舆论甚嚣尘上。在这前后，昌都、日喀则、山南、林芝、江孜等地连续发生抢劫边防部队的枪枝弹药、拦截军车等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对于中央点名的错误路线代表阴法唐，他们却爱护备至，大肆吹捧。在拉萨，阴法唐的死党抛出了反动传单《谈阴法唐的功过》，为阴法唐歌功颂德，为阴法唐招魂，公开与中央唱对台戏。在格尔木地区，还组织了所谓“支阴六团”，贴出了“拥军必支阴”、“支持阴法唐是最大的拥军”、“西藏军区支左人员必须向阴法唐学习”、“阴法唐是好干部，我们支持定了”等反动标语，并公开叫嚣：“中央文件是教条，过时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造总”等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认识到在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以后的新形势下，路线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与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斗争，而反对平反、为“二月逆流”翻案是这场斗争的集中表现，其实质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因而提出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而斗争”的战斗口号，向周王阴等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向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向一切炮打“三红”的反革命小丑，展开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造总”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在革委会内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拥护、尊重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向“多中心论”的代表坚持开展原则性的斗争，积极带头宣传、贯彻、执行革委会和军区的一切决定、决议、命令、公告和指示，表现了不怕围攻、不怕谩骂、不怕威胁的无畏精神。《红色造反报》代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意志，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大造舆论，连续发表了《誓死捍卫“三红”》、《为捍卫“三红”而战》、《战斗！战斗！用战斗保卫新生红色政权！》和四论“捍卫红色政权”等社论、文章和读者来稿。当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者抵制、诽谤党代会和军区党委扩大会时，“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针锋相对地作出决议：《为贯彻党代会决议而斗争》，发出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的通知》。各司令部、分部和战斗团队，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主动和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共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党代会和军区党委扩大会的有关文件，充分交换意见，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

为了粉碎周王阴之流通过为“二月逆流”翻案以实现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罪恶阴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捍卫红色政权的大决战，于元月20日，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反击‘二月逆流’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第一号战斗命令》、《第二号战斗命令》，表明自己反击“二月逆流”的严正立场、钢铁意志。“总指挥部”以最大的声势宣传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六·七”事件的光辉批示，指出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是狗胆包天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替受害人民申冤”的最高指示，同时发表了关于坚决批斗“六·七”事件的元凶阴丁朱唐的严正声明。《红色造反报》连续出了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专刊，对周王阴之流穷追猛打，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炮制的“八评”、“七评”等大毒草狠揭狠批，对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代表作刘氏“演说”进行义正词严的驳斥，并发表了《论西藏“二月逆流”的几个基本问题》和《评西藏的“二月逆流”翻案风》两篇编辑部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比较系统地批判了西藏的“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

在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狠狠批斗了坚持“二月逆流”反动立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月5日，在“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纪念遭受“二月逆流”镇压两周年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把周王阴的忠实走狗、“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黑干将、旧公检法内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以及妄图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任明道、郭锡兰、钱兴门、陈卓、牛瑞騆、杨宗欣、张夺锦、多吉才旦等揪出来示众，使他们威风扫地，狼狈不堪，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扬眉吐气。

“造总反击‘二月逆流’总指挥部”，通过发动群众，揭开了反革命组织“大联指前线指挥部”的黑幕，并在《红色造反报》上公布了它的大量罪行。事实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是完全由周王阴的忠实走狗、混进军内的反革命坏分子朱秀山一手组织、操纵的，其目的主要是制造大规模武斗，用武力为“二月逆流”翻案，罪恶累累，罄竹难书。黑幕揭开以后，引起了受蒙蔽群众的震动和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


（三）光辉的“红五条”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一声春雷，震撼大地！1969年2月11日，正当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和那几个反动的“多中心论”者进行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即“红五条”）下达了！“红五条”是及时雨、指路灯，是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行动指南、战斗纲领，她照亮了我区文化大革命继续胜利前进的道路。

“红五条”对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了正确的结论，科学的总结。

“红五条”指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的，一切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坚决拥护，……‘大联指’的某些同志不尊重革委会的领导，不参加革委会召集的会议是错误的，希望‘大联指’的这些同志顾全大局，立即改正，否则要犯更大的错误。”这就肯定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为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她给了一小撮妄图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她对那几个为了维护资反路线的既得利益而大搞“多中心论”的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红五条”指出：“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证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这就宣判了一小撮煽动、组织、指挥冲击革委会和部队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劫武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死刑。

“红五条”指出：“西藏军区的‘平反公告’和对大昭寺事件的处理是军区纠正自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错误，这种作法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的。……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平反公告’，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委员会。”这就又一次给西藏的“二月逆流”定下了铁案，也明确肯定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维护“平反公告”、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狠狠打击了利用“平反公告”制造事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但是，周王阴之流和那几个被反动的“多中心论”浸透了灵魂的人，并不甘心失败，向光辉的“红五条”发起了猖狂的反扑。他们别有用心地胡说：“红五条”是“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产物，还抛出了一个所谓“严正声明”和一个所谓“决心书”。他们诬蔑说：“正当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红五条’又一次拨正了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企图继续否定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继续攻击新生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他们嚎叫“‘红五条’狠狠痛击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口号，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的大阴谋”，企图用偷梁换柱的大骗术，欺骗、蒙蔽群众，继续同新生的红色政权较量；他们自欺欺人地宣称，前一段他们只是“在进行原则斗争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企图推卸自己反对红色政权的罪责，为继续炮打“三红”找借口。

于是，围绕“红五条”而进行的斗争在全区迅速展开了。

自治区革委会按照“红五条”的精神，根据全区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对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炮打“三红”的反革命小丑，展开了坚决的反击。自治区革委会机关报——《西藏日报》从2月13日到3月7日连续发表的《誓死捍卫“红五条”》、《光辉灿烂的“红五条”》、《为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而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社论，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对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了明确的回答，它号召全区革命人民坚决贯彻落实“红五条”，彻底批判周王阴所掀起的“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各地驻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采取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红五条”。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委会，严肃地揭发批判了个别人搞的反动的“多中心论”。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红五条”的指引下，坚决支持、拥护自治区革委会为贯彻落实“红五条”而采取的措施，并且响应自治区革委会的号召，向疯狂对抗“红五条”、顽固坚持为“二月逆流”翻案、继续炮打“三红”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反击，对个别人搞的“多中心论”进行了集中的揭发、批判。并且按照“红五条”的精神，两次提出了在“红五条”的革命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

在“红五条”的光辉照耀下，万里高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新高潮风起云涌，一些原来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悟。3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得到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坚决支持。

3月25日，在迎接“九大”即将胜利开幕的欢呼声中，“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组织形式应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的教导，执行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宣布胜利结束工作，撤销大小总部，《红色造反报》同时终刊。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的负责同志到会祝贺。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望着饱经风雨的战旗，回忆起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走过的战斗历程，无不热泪盈眶，豪情奋发，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我区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结束语


我们已经简略地介绍了迄今为止的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英明教导，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提出来：

一、西藏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得到最集中、最明确的证实。在我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以及周王的继承人阴法唐之间的斗争，而他们对革命势力进行拼死斗争的法宝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殊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紧紧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始终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识破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玩弄的种种阴谋，彻底打倒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抓路线斗争，就会放松革命的主要对象，甚至落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圈套，与他们同流合污，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他们推行资反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工具。至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明知是资反路线也要保，那就是革命的绊脚石，如不彻底改悔，必将走上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二、路线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而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特别是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纵观西藏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各个阶段路线斗争的内容及其形式虽有所不同，却始终都是围绕着政权这个中心问题。运动初期，周王之流顽固推行反动路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一月革命”风暴到来，夺权就势所必然地成了斗争的大方向、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二月逆流”正是周王阴之流对“一月革命”的反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夺权，是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以阴法唐为代表掀起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其根本目的就是继承周王“二月逆流”的遗志，建立一个推行没有周王的周王路线的阴氏政权。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个别人搞的反动的“多中心论”所掀起的炮打“三红”的反革命黑浪，正是周王阴之流在政权问题上向无产阶级进行的垂死挣扎。所以，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围绕着政权的问题，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林彪副统帅极其深刻地指出：“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在西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王阴之流为了维持他们所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维护他们所建立的那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旧秩序，始终把一部分群众当成“阿斗”，把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视若死敌，长期进行残酷镇压，充分暴露了他们镇压群众、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法西斯面目

三、从西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反动路线、向革命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他们窃据的那部分权力，和他们曾经有过的影响，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打着“红旗”反红旗，分裂群众队伍，利用觉悟较迟的那部分群众去反对先进的那部分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他们经常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阉割、歪曲，用以蒙蔽群众，镇压革命造反派，从极“左”的或右的主要是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们最擅长抓住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政策、策略上的缺点、错误加以渲染、夸大，或者抓住革命造反派中某些战士特别是中坚分子的一般问题加以无限上纲，否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更其恶毒的是利用反动的旧公检法，大搞特务行径，伪造档案，大整黑材料，危言耸听，栽赃陷害，进行镇压，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玩弄的这些花招，使得一部分群众迟迟不能理解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脑子“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的荒谬的奴隶主义哲学，总念念不忘“秋后算账”。也正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玩弄的这些阴谋，使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常以激烈的派别斗争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必须依照毛主席“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教导，应该透过派别斗争这一现象，看到路线斗争的实质，揭穿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党性。

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西藏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运动发展的转折关头，无不集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这是我们在运动中最深刻的感受。这是我们今天从总结经验中找出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事实证明，不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多么了不起的庞然大物，不管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是多么貌似强大，其势汹汹，结果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面前被碰得粉身碎骨。“一月革命”风暴，“四·一”指示，“九·一八”指示，毛主席对“六·七”事件的光辉批示，“八·二八”批示，以及光辉灿烂的“红五条”，都是在西藏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致命打击。而坚持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反动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和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深深感到，在路线斗争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才能做到“公”字当头，“敢”字领先，不怕打击，不怕坐牢，不怕孤立，不畏强暴；才能顶恶风，战逆浪，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击资反路线，与一小撮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血战到底。我们还深深体会到，在路线斗争中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无条件地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决定、指示、号令，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听中央的话”，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最根本的经验。如果认为背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什么革命路线，因而自作聪明，另搞一套，就必然走上邪路。

回顾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使我们加倍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伟大教导是多么英明。“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哺育成长的，是在同资反路线的浴血奋战中发展壮大的。不懂得路线斗争就永远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就永远不能理会革命造反派的豪情壮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终止，也决不会终止。我们要坚持不懈，再接再厉，把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去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这就是我们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忠于毛主席的钢铁誓愿。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上海市革委会机关党委文革大事记
上海市直机关党委
1984.08.00


市革会机关党委于1973年7月份成立。是在“十大”前夕，马、徐、王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旨意，匆忙建立起来的。

马、徐、王为了控制机关后院，指定由王秀珍兼任市革委会机关党委书记，张教浩（原市委办公室负责人）为兼职副书记，何宇生和厉敏之为专职副书记，何宇生主持日常工作。

市革会机关党委会由王秀珍、张教浩、何宇生、厉敏之、汪湘君（市妇联主任）、马建村（组织组核心）、史任远（工交组核心）、刁象臣（组织组）、庄瑞章（文教组领导成员）、于绍本（外办领导成员）、钟定栋（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徐同根（地区组办事组组长）、纪夏莉（团市委）等十六人组成。党委委员的具体分工情况是：组织工作（包括保卫、保密）由马建村、于邵本、周强华、刁象臣负责；宣传工作由张教浩、钟定栋、徐同根负责；妇女工作由汪湘君、史任远、纪夏莉负责；生活方面由杨有根、陶元顺负责。

市革会机关党委人员的编制情况：开始只有八名，除了何宇生、厉敏之以外，首批挑选的六名工作人员是：桑志达（市革会组织组）、汪剑芳（缝纫机一厂团委书记）、夏振龙（原上棉六厂团委书记）、李维义（原市委办公厅二室副主任）、周中兴（原市委监委）、孙振良等六人。后来潘真麟、罗法宽、陆含芳、张秉言以及武保组、图书馆的几个人都陆陆续续调来机关党委，到“四人帮”粉碎时，机关党委的人员是十七名（周中兴七六年三月份调离机关党委，余华是七七年六月份来的）。机关党委工作人员的具体分工情况是：组织组：李维义（负责人）、陆含芳；政宣组：汪剑芳、张秉言；秘书组：潘真麟、周中兴、罗法宽、余华；团委：夏振龙（团委书记）；武保组：许国华（负责人）、都民承（负责人）、刘增涛、肖方银；图书馆：李韵龙、曹玉良、陈和；打字员：王阿小、姜东基（是统战小组借来的）。

王秀珍对市革会机关党委控制的很紧，凡是党委的重大活动都是她亲自布置安排或经过她点头同意。在王秀珍、何宇生的直接控制、把持下，市革会机关党委在成立三年多的时间内，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路线，为“四人帮”及马、徐、王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效劳、卖力，特别在批林批孔和七六年的“诬邓”时期尤为突出，完全成为“四人帮”及马、徐王手中的御用工具。

在王秀珍、何宇生控制下的机关党委、那个时候权力大得很，到处插手另搞一套，不仅整了地方的一些老干部，而且还插手不对，想整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甚至把手伸向外地，千方百计了解外省市的情况，积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提供炮弹，正如金业明同志在清查时说过，外单位对机关党委有这样一个看法：“时间不长，好事不多、坏事不少，人手不多，能量很大”。下面就把市革会机关党委成立三年来的主要活动分几个方面整理如下：


一、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的情况。


1、搞第二次夺权，大整老干部；


1974年1月31日，市革会机关党委在第六会议室召开各组办支部书记、宣传委员参加的会议。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张教浩根据王秀珍的指令、把王洪文背着毛主席、擅自通给马、徐、王的“三箭齐发”的黑报告，在会上全文传达，在会议结束前，王秀珍特意从工厂赶来作了煽动性的讲话，王秀珍奉了张春桥、王洪文的知识，要抓典型，何宇生就提出了吴若岩（统战组负责人）。

2月8日和2月9日，王秀珍两次来机关党委，确定要整吴若岩，何宇生就布置机关党委出简报造舆论，一开始派李维义、周中兴、夏振龙去统战组开座谈会、放火。

2月12日，由李维义整理了义愤简报初稿，潘真麟作了修改，提法就更左了，反映“统战小组的领导态度不端正”，王秀珍在简报上作了黑批示：“希宇生、敏之同志去统战小组支持群众，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揭矛盾，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要发扬五敢精神”。后来冯国柱，何宇生，李维义一起去统战组，冯国柱在统战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王秀珍的黑指示，何宇生在统战组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传达了王秀珍的黑指示。冯国柱讲要派人，后来就调了丁道明、曹建藩、孙金根三名工人作为联络员小组，机关党委派李维义负责联络。

2月18日，李维义又整理了第18期简报《统战组反映吴若岩的几个问题》，张春桥在18期上作了黑批示“对工人讲统战，至多算个开明的资产阶级，算不得共产党人”。

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以“反复辟”、“反倒退”为名，煽动各支部要抓住“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上挂、下联、揭矛盾”。并且决定把科技组，统战组作为重点单位来整。

2月中旬，何宇生指使科技组先走一步，向杨序昭等人暗中授意，揭所谓许言的问题，把许言（科技组领导核心）参加全国科技大会带回的精神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给许言同志加上“刮理论风”、“右倾回潮”等罪名，进行批判，并派出了夏振龙作为机关党委的联络员，参加科技组活动，进行鼓动、打气，何宇生要夏振龙把科技组的一些活动情况都告诉他，科技组每次大的活动何宇生都参加。关于《科技组许言的主要问题》这份材料，是由夏振龙起草，周中兴修改后报王秀珍，材料共分两大部分，七个问题，王秀珍同意点许言的名，实际上批判科技界“刮理论风”，是“四人帮”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周总理的。

3月份，机关党委准备召开一次全机关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

3月6日，王秀珍到机关党委讲“开大会要成熟了开，要尖锐，要起放火作用，重点是科技、统战，要点名，要起放火作用”。

3月11日，何宇生、厉敏之把机关党委筹备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的情况向张教浩、王秀珍作了报告，并讲了统战组发言可能点吴若岩的名，科技组的发言可能点许言的名。此件经马、徐、王圈阅，王秀珍在报告上批道：“揭矛盾的单位，统战小组点吴若岩，科技组点许言的名，其余不点”。何宇生在发言稿上大做文章，事先把统战组准备发言的唐仁找到机关党委，具体策化了发言提纲，何宇生定调子，在党委会上通稿子。

3月15日，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全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工、青、妇等全体机关干部都参加了。会议由厉敏之主持，马、徐、王，冯国柱等十九名市革会头头均参加大会上了主席台。在大会上统战组的唐仁、工交组的唐光煊、外事组的夏云芳、科技组的张源昌、知青办的张芳信、总工会的干玉娥等六个单位代表做了大会发言。统战组的发言题目是《狠批“克己复礼”，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吴若岩同志，集中批判了吴若岩同志对造反派的不满言论，如讲造反派是败家子，以及吴若岩同志抵制“文革”中极左一套的做法；科技小组的发言题目是《狠批“克己复礼”，痛击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许言同志，批许言同志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七二年八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的会上发言，批判他传达贯彻科技大会的精神是“右倾思潮”，是“复辟、倒退”；而工交组的发言则大骂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是“崇洋媚外”。大会发言后，何宇生、王秀珍分别作了煽动性的讲话。

许多组办受大会的影响，回去以后又进一步开展“揭矛盾”，使血多老干部都被扣上了“两个否定”的帽子，受到了批判、迫害。3月下旬，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得到了张春桥对机关这次大会的“肯定”，王秀珍回来以后，马上就进行了传达。

由于吴若岩、许言同志对“四人帮”、马、徐、王的言行都有所抵制。所以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张春桥、王秀珍对统战组、科技组特别重视，整吴若岩、张春桥和王秀珍都有黑批示，张春桥讲吴若岩“至多是个开明的资产阶级，算不得共产党人”，所以整吴若岩由王秀珍直接插手，由冯国柱、何宇生亲自抓，冯国柱先后去统战组20多次，坐镇指挥，何宇生非常卖力，厉敏之有时也参加，同冯国柱、何宇生一起找吴若岩谈话。

四月初到四月上旬，冯国柱到统战组找汤XX、刘光照，说是要搬掉吴若岩这块石头，后来何宇生伙同冯国柱以充实“新生力量”为名，增加二个“新干部”当统战组的领导，并把丁道明、曹建藩、孙金根等三名工人联络员塞进统战组的政工、秘书和业务组当乐副组长，还搞了支部改选，夺了吴若岩支部书记的权，实际上是夺了吴若岩对统战小组的领导权。

“四人帮”及马、徐、王整许言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一次开组办会议，张春桥点名要许言发言，而许言不开口，结构是姚文元出来打了圆场，所以张春桥对此很气恼。

另外，何宇生还散布：“许言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了言，而马天水是反对科技大会的”。

6月份，机关党委的何宇生，汪剑芳、还有科技组的陈惠明、小葛一起找许言，要他谈思想，想整理一份材料，许言同志据理驳斥，没有写成材料，后来找了朱亚根写了一份材料。

当他们强迫许言同志承认错误时，许言同志据理力争，被认为是态度问题，除了大会小会多次挨批、整外，后来王秀珍直接点名许言到市直干校继续挨整，何宇生向干校的负责人交了所谓许言的“底”，指使干校作为“重点帮助”对象，使许言同志到干校后，遭受了无辜的打击、迫害。

9月份，潘真麟整理了第43期简报，说吴若岩的态度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充实的“新干部”王阿牛已去统战组，王秀珍又作了批示“过节后抽个时间，市委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而态度恶劣的，像吴若岩这样的人，要采取有效措施”。过节后，何宇生写了一个报告，像是定案报告，实际上是把吴若岩放在学习班上当活靶子来整。

机关党委除了整了许言、吴若岩外，还整了其他一些老干部的材料，自3月15日大会以后，4月22日机关党委开会研究了各组办的运动情况，4月26日汇报整理了十个人的情况（吴若岩、许言、黄克、杨心培、蒋从云、王左群、黄海松、何七雅、张辑伍、戴玉根），后来把前八个人的情况形成材料报了马、徐、王，这份材料是由汪剑芳、周中兴参加搞的，有的纯属颠倒是非，后来由于中央12号文件下来，强调做好转化工作，所以没有整成。

约在七四年年底法院党的关系转到的机关党委，何宇生即派李维义、汪剑芳二人到法院去了解情况，大约作了近两个月的了解，汪剑芳执笔写了一份情况报告。

74年12月15日，何宇生利用“白头简报”（74年第8期），将法院的情况上报给马、徐、王，告了法院第一把手李继成的状，讲他经过“文革”变化不大，“政治迟钝、思想保守”，把法院的问题全部归在李继成的身上，说什么“党组战斗力不强，关键是第一把手”，马天水也讲过“法院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多”，在何宇生的布置下，由汪剑芳、李维义整了李继成同志的材料，并且反映法院的老干部多，工人新干部成分少，并且提出“尽快考虑调一批工人新干部到法院掺沙子”等，这种做法完全超出了机关党委的职权范围，适应了“四人帮”改朝换代的需要，结果后来李继成同志受到了打击、排挤，名义上当了顾问，实际上是靠了边。


2、积极参与反军、乱军、为马、徐、王提供炮弹。


七四年年初，在机关县、团级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指示时，民兵指挥部的头头钟定栋（机关党委委员）等人攻击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不支持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这个“新生事物”，对民兵指挥部不支持，指责对上海民兵指挥部是搞新机构、走老路，是“指挥部的牌子，武装部的班子，公检法的案子，工人没有位置，走上老路子”，对民兵工作是“光唱高调子，行动不支持”，并且职责《人民呢前线》、《东海民兵》不肯等上海民兵抓阶级斗争的稿件，何宇生把这些情况口头汇报给王秀珍、王秀珍如获至宝，令写成书面反映，何宇生立即要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整理成材料，由机关党委用手抄件《情况汇报》上报给王秀珍。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不久，何宇生接受王秀珍的旨意，先后三次去民兵指挥部，煽动支部的一些人要放手发动群众揭矛盾，结果民兵指挥部贴出了许多攻击警备区领导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南京军区，直至总参，何宇生问他们的底稿留了没有，准备收集汇报马、徐、王。

七四年三、四月间，何宇生开始插手半军事单位人防办的运动。指使机关工作人员夏振龙去摸情况，以个人名义向王秀珍写信，打小报告。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到人防办煽动一些乱军派和群众起来揭矛盾、把火烧向警备区，并主动找李彬山（警备区的副政委）要他多“关心”运动，何宇生亲自参加人防办的支委扩大会议和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坐镇揭矛盾会议，鼓励他们发扬“反潮流”的精神，带头“揭矛盾”，当会上所有人点名整警备区朱万国副司令和陈博副师长（二师），何宇生立即表态支持，为了马、徐、王能严密控制人防办，何宇生背着机关党委向王秀珍写了两份小报告，告警备区的状，并主动向王秀珍提出了要增加“工人新干部”充实力量。马、徐、王在这些材料上作了黑指示，并派了徐维贤、徐阿虎、金善良三名工人新干部去充当核心，挤走了警备区的副司令和副师长。何宇生和曲增言（一师副师长）及时找三人交底，煽动了对警备区的不满，要他们有“情况”及时上报。

另外，何宇生还两次找原人防办的负责人曲增言谈话，把曲攻击警备区的言论写给王秀珍。

约在六月份，何宇生将人防办的所谓“揭矛盾”，主要内容是攻击警备区的材料加以整理，向王秀珍提供炮弹。

此外，马、徐、王一伙向支左的干部散布他们是“受压”、受“排挤”的，煽动支左干部对警备区的不满情绪，动员他们回部队参加整警备区的领导，何宇生还找到刁象臣（机关党委委员、警备区干部），做一些态度不明朗的人的工作，在机关支左的干部不给安排工作，叫他们回去参加运动，更为恶劣的是，何宇生受王秀珍的指使，做在机关的警备区干部的家属工作，要她们支持爱人参加整警备区的领导。


3、建立机关民兵团、搞三位一体的问题。


机关民兵团是在王秀珍的指使下，由钟定栋、何宇生具体策划筹建，马、徐、王亲自为建立民兵团指示。

74年7月2日召开了机关民兵团成立大会，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厉敏之在会上宣布了民兵团部分成员名单，宣读了张春桥的报告和王洪文的信及军委（73）162号文件批语。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周宏宝、钟定栋参加了会议。周宏宝在会上大讲“四人帮”对民兵工作关心，而钟定栋则以讲民兵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为名，攻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对民兵工作不支持。

市直机关民兵团钟定栋兼任团长，何宇生任政委、都民承任参谋长，夏振龙人政治部主任，建制为二个营、十二个连和四个直属排，先后配备半自动步枪200支，自动步枪140支，轻机枪两挺，子弹三万余发。

75年1月，为了贯彻“三位一体”的经验，由何宇生、钟定栋、康宁一（警卫处政委）策划将机管局行政组所属的保卫组，改为武保组，归机关党委领导，赶走了原保卫科的几名干部。

75年5月份，许国华从民兵指挥部调来机关党委，根据王秀珍的指示组建民兵专业队伍，76年4月增补许国华为民兵副团长，并成立了专业的警卫连、抢救连。

75年9月份，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民兵指挥部的头头，随后民兵指挥部召开了区、县、局的师、团干部会议，传达王洪文的黑指示，机关民兵团许国华参加了会议。

10月11日、12日两天，机关民兵团连续召开会议，传达王洪文的指示。

11月1日，机关民兵团开交流会，在会上肉麻地吹捧王洪文，机关民兵团还出了一期简报，迎合了“四人帮”的需要。

机关民兵团建立后，通过各种会议和活动，鼓吹“四人帮”的民兵改造论，为“四人帮”拼凑“第二武装”制造反革命舆论，鼓吹民兵要“立法、管法”、“参加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在何宇生、钟定栋的支持下，由许国华出面联系，民兵团曾先后三次组织民兵到徐汇区、黄浦区参加“刮台风”，干扰了专政机关的活动；另外还利用民兵团组织，兴师动众进行追谣，把揭露“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言论作为“谣言”进行追查，对机关很多干群，进行迫害（“四人帮”粉碎后，机关民兵团的活动停止，武器弹药上缴警备区后勤部）。


4、借“评法批儒”搞借古讽今


74年8月17日，在“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影响下，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全机关参加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内容是“评法批儒”经验交流，机关党委的全体委员和冯国柱、金祖敏、张敬标，张宜爱及陈阿大、叶昌明等人都上了大会主席台。总工会的万瑞章，专案办的祁小湖，组织组的顾胜秋，地区组的李桂芳和工交组的张栽养等五个单位的代表作了大会发言，发言都有些问题，搞借古讽今，适应了“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特别是工交组的“读《盐铁论》的一点体会”，以批判所谓重阳迷外批判了刘少奇同志，还攻击了远洋公司和交通部，是什么“一味依赖进口，对外国破船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对我们自己制造的万吨轮，万匹机横加挑剔”，宣扬了“风庆轮”。客观上为“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总理制造舆论。何宇生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上述几点是批林批孔时期的一些较大的活动。


二、“诬邓”时期的主要活动


1、收集、散发黑材料


在七五年年底，“四人帮”及马、徐、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抛出了大量黑材料，大造反革命舆论，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旨意，积极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大量收集，翻印，散发黑材料。

从七五年十二月份到七六年一月份，何宇生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陆续从地区组、文教组、财贸组等单位收集了邓小平、江渭清的讲话；将科技汇报提纲，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七篇白头材料加以翻印，（其中周中兴从科技组、文教组、地区组拿回几份；潘真麟到财贸组要过一份；张秉言从轻工业局拿来一份），其中五篇124分散发各支部。

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何宇生还亲自到科技组收集了一份关于《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材料，回来以后立即组织办公室同志分工抄录，然后打印几十分，到处散发；另外，原市委办公室通过机关党委下发的，以及从文教组、复旦、师大和总工会等处搞来转发给各支部的各种材料，如《周荣鑫的讲话》、《邓小平的言论摘录》等共达一万五千多份，搞乱了广大机关干部的思想，流毒甚广。机关党委散发黑材料的后果是严重的，正如档案馆的一位同志讲：“别的单位发的都是小路，我不要，机关党委发的我要的”。

机关党委散发上述黑材料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塞，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塞给所联系的单位，如李维义、潘真麟、周中兴、夏振龙、罗法宽，在塞材料的时候，何宇生还交待：“不能说是机关党委发的，要作为他们自愿要的”；二是在会议上散发，何宇生还根据王秀珍的布置说：“什么党委发的，是大学里拿来的，今后要收回的”。做贼心虚，发了又不敢承认；三是通过各支部大量转发，这些材料大多是罗法宽发，汪剑芳、许国华一起帮助发的。


2、配合王秀珍、搞特务情报活动。


76年4月2日，夏振龙去机管局接待室同志讲起以常州来的旅客谈到了南京群众对《文汇报》反总理事件的反映。何宇生指导后立即指使夏振龙写了一份手抄《情况汇报》报给王秀珍，何宇生又根据王秀珍的指示，布置机管局的一位领导注意掌握外地旅客情况，及时汇报。

76年1月底，空四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肖舟找何宇生到他家去，（此人是何宇生搞王维国专案时认识的），谈了一些军、师临到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动态，以及南京军区和南空的不满情绪，讲了他在北京一位战友反对“四人帮”的话。二天后，何宇生在参加示威常委扩大会议休息时，向王秀珍作了口头汇报，王很感兴趣，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布置写了书面材料。

76年3、4月份，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指示，曾向知青办的黄克、张芳信、田卫东、贾晋等布置收集外地情报。4月份收到一份反映浙江、江西、云南等四、五省的综合情况。5月份又收到了一份福建的李庆林路过上海和知青办负责人的谈话情况、内容是福建省的运动情况和省委领导的态度。何宇生都转报了王秀珍。


3、主要的几次“诬邓”会议。


75年12月27日，机关党委在六号会议室召开了支部书记会议，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在这次汇报交流会上，何宇生要依稀与国务院各部委联系角度的组办的发言，介绍各单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表现，文教组的腾锦珍、科技组的毛生芳、财贸组的陈锡渭、工交组的梁星明、外事组的张祖寿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些发言中点了国务院的九个部委，不点名地批判了一位副总理和几位部长。何宇生要各支部回去传达，引导群众把矛头指向国务院各部。

76年1月9日，王秀珍把何宇生叫到总工会，传达了王洪文的黑指示，“要以批邓的实际行动来悼念周总理”。

1月10日，机关党委召开了悼念周总理逝世的单位扩大会议，前半段大家沉痛悼念周总理，中途何宇生突然扭转会议方向，叫汪剑芳在会上宣读《江渭清同志关于传达十二省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材料》，并在会上散发了材料，要大家“看一看，想一想，议一议，看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在何宇生的煽动下，把悼念周总理的会议，开成了诬邓的会议，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总工会的巫惟格、法院苏永康、组织组刁象臣，防空办徐维贤、团市委邱荣萍等九人在会上发了言，攻击了邓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

2月17日，王秀珍在机关支部书记会上将：“北京寄来了邓小平言论摘录，机关要有高质量的批判稿。”

2月20日，何宇生和汪剑芳召开了座谈会，何提出要写出有质量的发言稿。

3月3日，机关党委在六号会议室召开党委会，讨论审查3月5日大会的发言稿，除张教浩、史任远、汪湘君、陶元顺缺席外，其他党委委员全部参加，何宇生主持会议。

76年3月5日，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组办负责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一千八百多人，市革会王秀珍、陈阿大、黄涛、金传德、陈新发、叶昌明、汪湘君、王一平、杨西光、李彬山和全体机关党委委员上了大会主席台。文教组庄瑞章、科技组吴英熙，工交组陈阿大、组织组王静国、总工会干玉娥、写作组高义龙和外事组金志城等七人在大会上发了言；财贸组的黄金海、团市委邱荣萍和机关业余大学写作班潘蓓英等三人写了书面发言稿，这些发言都是疯狂滴供给和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王秀珍在大会上讲了话，抛出了大量的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攻击。大会后，机关党委发了一期简报，并将这些发言稿装订成册共800份，发到各支部，流毒整个机关。

76年4月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王秀珍串到机关党委，说“要抓住这一极好的反面教材，掀起深入批邓的高潮”。

4月23日，机关党委召开预备会议，张秉言在会上除了不少主意，他参考了总工会的会议情况，提出了15个题目，办公室的几个人参加了议题。

5月11日，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了全机关1800余人参加的大会，内容是所谓“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会议由张教浩主持并讲了话。机关党委何宇生、市办公室汪洋、高级法院金仲元、民兵指挥部钟定栋、郊区组晨波、机管局黄锦亮、文教组郝铭鑑和市团委周中雯等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中颠倒黑白，把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借“天安门广场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和攻击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影射、攻击了军队的领导同志。

统战小组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由王阿牛发言，但未来得及发言。

76年6月份，在北京、辽宁理论讨论会的影响下，王秀珍多次提出要组织机关理论讨论会。何宇生、张教浩按照王秀珍“正面阐述基本理论，紧扣‘批邓’的黑指示，围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专题”，召开了三次理论讨论会。

6月19日至7月3日，机关党委召开了有关支部（总支）书记、宣传委员、理论小组长等27个单位，120余人参加的三次理论骨干学习讨论会。张教浩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围绕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专题，从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什么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为什么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三个方面十五个问题，分三次进行讨论，每次两个半天，上午大会发言，下午小组讨论，有26个单位。3位同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了中心发言，每次讨论会前，机关党委都召开预备会议，进行审稿平衡。张秉言、汪剑芳参加了议题，审稿等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张春桥的思想，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8月10日，王秀珍来机关党委作了几点指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批邓，基层学得好，机关要向基层学，要解决厌战情绪等等”、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大家研究国际共运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等三个题目要大家讨论。后来潘真麟、李维义、张秉言到上钢五厂去请人，张秉言到一〇一厂区请人来介绍经验。

8月17日，机关党委召开了学习小组长，理论小组长以上的骨干共四百来人参加的“批邓经验交流会”，会上由上钢五厂二车间和一〇一场的代表来介绍所谓“深入批邓的经验”。何宇生在会上讲话时，把王秀珍出的三个题目都抛出来，会后，大家感到这个讲话有来头，严重地搞乱了干部的思想，这个会议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造了反革命的舆论。


4、其他情况。


1、关于国际旅行社的起哄事件。

4月1日，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欧洲组的同志，听到传达马天水为《文汇报》反总理是事件所作的解释时，非常气愤，法文翻译苏兆麟等人纷纷指出，“究竟是谁分裂党中央”等等，外办的余新裕（领导成员）把起哄的情况告诉何宇生，何宇生认为这是反对市委领导，立即写小报告报王秀珍，并要外办连夜向冯国柱汇报，在马天水的策划下，由冯国柱亲自上阵，对欧洲组进行了打击、迫害。

4月2日，由汪剑芳向张祖寿取得联系，祝文惠、陈丽明向何宇生作汇报，汪剑芳作记录，整理成情况汇报报给王秀珍。

4月3日，冯国柱到了欧洲组，火气很大，一个一个地点名、训人，何宇生还通知汪剑芳参加欧洲组的辩论，汪回来以后把情况向何宇生作了汇报，并按照何的要求，向党委的同志通了通。


2、关于机关业余大学的问题。

机关业余大学是在全国“7.21”大学经验交流会的影响下，及徐景贤的催促下，于七五年八月酝酿成立，机关党委由何宇生兼管，汪剑芳负责联系。

机关业余大学设文书、档案两个班。档案班由档案馆主办，写作班由机关党委组织，地点设在档案馆六楼。由于不设专职教师，机关党委聘请了写作组、工交组、办公室、总工会等有关人员分单元包教《评论》、《简报》、《调查报告》、《总结》等课程，学制为一年。学员来自20单位共44人，组、室以上负责人6名，班级的学员支部由五人组成：总工会刘妙发任支书，地区组马宝英、统战组姜东基任副支书、支委由组织者唐正国、复退办王叔贤担任。学员支部领导班级的教学和思想工作。

机关业余大学在选择教材时和在学习范文，讲课内容中，向学员灌输了不少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吹捧“四人帮”的黑货，如“简报”这一单元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就是“把简报办好、更有力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斗争”；方针、做法是：“带着战斗任务，真刀真枪从事实践”。特别《评论》、《调查报告》两个单元的教学中，组织学员进行写作实践时，写了不少有严重错误的文章，有两篇刊登在《文汇报》上，一篇是76年3月30日刊登的，题目是“邓小平为什么害怕和反对评论《水浒》”、是由姜东基组织写的；另一篇是76年3月4日刊登的，题目是“‘拉车’杂谈——读鲁迅的杂文《趋时和复古》想起的，是由陈惠玉写的”；76年3月31日《解放日报》上有一篇题目是“学习鲁迅，狠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由马宝英组织写的；刊登在《学习与批判》上有两篇。一篇是陈惠玉写的“复辟派的凶恶嘴脸——重读《阿Q正传》有感”，另一篇是潘莅英、杨应石合写的“护红旗——看‘盘石湾’有感”。这些文章，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流毒甚广。另外，刊登在《工交情况》上的有三期，刊登在市委办公室简报上的有七期，这些简报，调查报告客观上适应了马、徐、王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需要，据讲其中有一篇还被原写作组改写成大字报，作为炮弹送到外贸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关于《评论》由写作组任教，《简报》由工交组任教，《调查报告》由办公室任教。另外，工交组方晓兰（现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文教组王志兴为顾问，参加指导、研究。

教室情况，语法：由严修、李嘉耀任教；评论：由高义龙任教（文教组文艺组组员）；简报：由章增（工交组秘书组副组长，现机械学院副院长）、杨学富（秘书组工作人员）任教。


3、关于76年10月13日吹风问题。

76年10月13日上午8时，机关党委罗法宽到总工会去准备听党课，听到总工会干玉娥和妇联主任汪湘君讲起“四人帮”被抓的事，汪湘君讲：“我们一夜未睡”，叫罗法宽回去转告何宇生。上午十时，何宇生又特意去妇联找汪湘君了解情况，汪讲了听说“四人帮”被抓，马、徐、王被扣的情况，并讲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坚决的，有很大贡献的，并叫嚣：“我是要拼了，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准备把头摆在桌子上同他们拼到底”，何宇生当即表示：“真没想到，毛主席刚逝世一个月，他们几个就被抓起来了，如果马、徐、王被抓，上海还要抓人，我准备坐牢、杀头”。何宇生从妇联回来以后，情绪紧张，坐立不安，接连三次打电话向张教浩打听情况，先把《外电消息》刊登的“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告诉了潘真麟、夏振龙、李维义等人。下午三时，何宇生将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没有通知打字员王阿小参加，王很有意见），叫李维义、潘真麟向大家吹了风。何宇生布置了三项工作：（1）到各组办去摸动态，重点了解半军事单位和调查组等与北京联系密切的单位的情况，单位远一点的可以用小车子去，但车子不能离单位太近；（2）加强机关值班，指定外办和组织组多留些人，以备急用；（3）要机关党委工作人员指定所谓保卫工作“方案”。何宇生说，市委虽然没有布置，但我们不能等待，要从最坏的地方打算，人家抓人怎么办？冲机关怎么办？当听到都民承将警卫团有干部在这里蹲点。何宇生非常紧张，问过去住不住这里？何讲万一有人打电话找他，不要直接找他接，先证实一下，防止被抓。何还特备询问了墙纸弹药的保管情况，要求许国华把枪支集中起来，还问了子弹箱打开是否方便？要求弹药库的钥匙要放在隐蔽处。

按照何宇生的布置，潘真麟和汪剑芳去落实值班，先到外事组找到袁冬林，讲要加强值班，留十个身体较好的人，后又到组织组找到王日初，讲了值班的事。其他工作人员按何宇生的布置，分别到工交、文教、征兵办、复退办、民兵指挥部等单位去摸清情况（巨匠许国华曾几次去民兵指挥部，想请求任务）。

何宇生要求许国华、都民承和夏振龙搞个所谓保卫工作的方案，都民承提出：“一劝说，二不能让人冲进来，好人坏人分不清”，何宇生问如果抓人怎么办？都民承讲尽量守，守不住没办法，由于研究方案的同志感到目标不明确，所以未予制定。晚饭后，工作人员回办公室向何宇生汇报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开了议论，何宇生讲：“对这几个人以前不了解，文化革命十年我们是清楚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何宇生的影响下，有些同志也跟着讲了一些错话。张秉言讲：“材料是真是假，还要看执行什么路线，一要听传达，看看材料有没有说服力，二要看今后的实践”等等。

当夜，机关党委留了六个人在单位值班（何宇生、许国华、肖方银、夏振龙、张秉言、潘真麟）。

关于10月13日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何宇生明知“四人帮”被抓，不但向机关党委的同志吹黑风，而且布置了解情况，掌握动态，收集枪支、弹药、还要搞“方案”，实际上是想积极参预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负隅顽抗。



三、关于“白头简报”问题



所谓“白头简报”就是市革会机关党委的手抄件《情况汇报》，是机关党委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直接向王秀珍本人反映情况的一种书面汇报。

根据王秀珍的授意和何宇生的布置，市革会机关党委从1973年7月成立起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止，在三年时间内共出《情况汇报》五十四期（其中包括以党委名义写给王秀珍的五封信），其中74年出了12期，75年出了十八期，76年出了二十四期。《情况汇报》从性质上来讲，有一部分属于机关干部的思想动态，但大部分还是属于“小报告”性质，为“四人帮”及马、徐、王搞篡党夺权，搞阴谋活动服务的，也是为马、徐、王严密控制机关后院效劳的。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越来越频繁。《情况汇报》就出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四人帮”及马、徐、王在七六年另搞一套时，即从七五年十二月份至七六年九月短短的九个月中，就出现了三十四期，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在五十四期“白头简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经过马、徐、王的批示、圈阅，其中王秀珍批的最多。这些“白头简报”迎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成了马、徐、王手中的御用工具。

1975年12月24日，王秀珍把何宇生叫到康办学习室，除策划召开机关部分支部书记会议，以汇报交流的形式抛出供给国务院很多部委的黑材料外，还别有用心地对何交待：“今后机关党委报《情况汇报》给我的时候，不要编号，以便我根据内容给谁看就给谁看，如编号，这期看了，别的不给看不好办，因为我么这里也不都是一致的，有几个不讲话的人。你们留底可以编号，以便查考”这就充分暴露了王秀珍利用“白头简报”搞阴谋的嘴脸。

主持机关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何宇生，对王秀珍的黑指示心领神会，为了讨好王秀珍，表示出政治上的“敏感”，认为反映情况要及时，观点要“鲜明”，以便王秀珍能及时掌握机关动态，所以每次重大事件或平时有什么情况，总是很卖力地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手抄《情况汇报》给王秀珍。在五十四期《情况汇报》中，张教浩签发了三期，厉敏之签发了两期，其余均是何宇生签发上报王秀珍的。

《情况汇报》的收集，起草工作，基本上都是根据何宇生的布置，由机关党委工作人员具体承办的。材料来源：有的是工作人员下去收集的，有的是根据下面组、办的汇报整理的，也有道听途说的，还有少数是机关党委转发下面组、办的材料。一听到什么情况，凡是对“四人帮”有利的都可以报，如有的在饭桌上听到的情况，也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情况是否属实，马上就报。在五十四期《情况汇报》中，潘真麟起草了十七期，还给别人修改过两期；汪剑芳写了二十期，占总数的占分之一多；李维义写了五期；周中兴写了四期；夏振龙、张秉言、罗法宽各写了两期；姜东基（市革会机关党委借用的打字员）写了一期，许国华写过一期。

从《情况汇报》的内容来看，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其中有攻击或贬低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地方负责同志的，特别在七五年底到七六年的诬邓活动搞得比较厉害；有吹捧、美化“四人帮”的，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也有攻击军队的负责同志，搞反军、乱军活动的；有诬陷、迫害老干部方面的；也有压制、迫害革命群众的。

现将市革会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在何宇生的布置下，参与搞“白头简报”的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汪剑芳写“白头简报”的情况


在五十四期“白头简报”中，汪剑芳一人就写了二十期（其中包括以机关党委名义写给王秀珍的四封信），具体情况如下：

1、七四年情况反映（五）《地区组同志对组、办领导不抓机关运动提出尖锐批评》和情况反映（六）《地区组三位领导中没有人抓机关的运动》，在这两篇“白头简报”中，讲黄克是爱吹不爱批；将孙清华是临时观点，想回部队；讲王一平同志“呼吸文化大革命新鲜空气太少，观点陈旧，对新生事物不支持。”汇报中还讲“三位领导的调子十分低沉，根本没有围绕批判克己复礼，抓住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揭矛盾”等等。材料报上去以后，使王一平同志挨了整，马天水在“情况汇报”（六）上批：“要跳出个人的圈子，请积极投入批林批孔，领导好这场运动”。王秀珍批：“请看看二办的三位领导同志的精神状态，怎能当好这场运动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呢？”

上述两期《情况汇报》，均是汪剑芳根据地区组三次讨论会会议记录整理。

2、七四年情况反映（八），《有关市高级法院的一些情况》。

这期汇报中高了高级法院第一把手李继成同志的状，讲他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变化不大”、“政治上迟钝，思想上保守”，讲什么“党组战斗力不强，关键在第一把手”，并且提出“尽快考虑调一批工人新干部到法院掺沙子”等。马、徐、王等人专门对法院的问题作了批示，结果使李继成同志收到了打击、排挤，名义上当了顾问，实际上靠了边。这份材料市七四年底法院的关系转来机关党委后，汪剑芳和李维义到法院作了近两个月的了解，写了这份报告。

七五年情况反映（九），《市高级法院党组向全院传达马、徐、王对法院的指示后，在干部中引起的反映》，在这期汇报中办公室调研组焦耳洋和民庭负责人于文，对“四人帮”及马、徐、王推行改朝换代政策的不满都反映了上去，这份材料是汪剑芳到法院了解学习《红旗》的反映时，法院的苏、陈、余对她讲的，汪向何宇生作了汇报。

七五年十二月三日，汪在以机关党委名义写给王秀珍的心中，把李继成调任顾问后，机关干群对金仲元等新干部的看法以及为老红军李继成打抱不平的话，作为奇谈怪论，反映给王秀珍，实际上想继续整人。这份材料是汪到法院听了金仲元的反映写的，并在后面加了一些观点。

3、七六年情况反映（十四）《国际旅行社欧洲组对天水XX讲话思想较乱》。

国际旅行社欧洲组的同志，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马、徐、王利用《文汇报》反总理的行为表示愤恨，在旅行社党支委祝文惠传达马天水的讲话时，进行了抵制，机关党委听说后，立即用“白头简报”把情况报告王秀珍，在汇报中点了苏兆麟（法文翻译）、顾益梅（德文翻译）、薛宝安、计朝栋（欧洲组副组长）、刘志云（欧洲组副组长）及袁仁祺等人的名，告了他们的状。

这份材料是由汪剑芳打电话与张祖寿联系后，何宇生一定要当夜就来人汇报，祝文惠、丽明来向何宇生汇报时，汪剑芳根据记录整理的。

4、七四年情况反映（七）《机关干部对陈丕显处理决定的反映》，攻击了陈丕显同志，讲陈在历史上认贼作父，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要解放陈丕显同志，而《情况汇报》中却提出对陈丕显解除了监护，不等于没有斗争，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说许多同志认为不能让陈担任重要职务，最好到外地去，在上海不行等等。继续宣传推行“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政策。

5、七六年情况反映（八）《机关批判右倾翻案风会议以后的反映》。内容有攻击邓小平同志也有反映对点名“批邓”有不同看法的人和情况。如反映了调查组二处处长徐铭新对所谓“剥邓的反修战士的画皮”以及调子越唱越高有看法，也被报了上去。

七六年第九期《机关传达毛主席重要讲话和中央三、五、六号文件以后机关干部的一些反映》，提出了党内走资派是怎样产生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有关邓小平的矛盾性质等九个问题，有提出疑问的，也有对邓小平同志提出攻击的。

6、为马、徐、王掌握动态和收集情报的有：七四年五月十日给王秀珍的信和七六年第十二、第十七期。

七四年五月十日给王秀珍的信，反映了学习国庆社论中部分同志的思想，共提出了六个问题，有的调子比较高，也比较左，说什么“听了国庆社论，没有的新的提法不过瘾；为什么社论不是召开四届人大？为什么不提批林批孔是头等大事，是否中心转了”，为马、徐、王控制机关后院，掌握干部动态效劳。

七六年第十二期是对江苏省委对待南京事件的态度分析以及反映江苏和四川等地的一些情况。

七六年第十七期，主要内容也是收集各种情报，共汇报了七个问题。如：二炮的情况，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叶剑英的情况，邓小平的情况以及河南洛阳到上海大学里的一些情况等等。其中涉及到外办的情况是汪剑芳张祖寿汇报的。

七六年第二十一期也是反映毛主席逝世以后，机关干部的一些思想动态，并且反映了“对中央有些人不放心，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部长”表示了担心和不放心。这份材料来源于工交的联络员。

总之，上述几期《情况汇报》配合了“四人帮”及马、徐、王篡党夺权，为他们了解和掌握各地的动态服务。


（二）关于潘真麟参加写“白头简报”的情况


潘真麟共写“白头简报”十七期（其中七四年有三期，七五年有五期，七六年有九期），其中有突出问题的有八期。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诬邓方面的有五期

（1）七五年第十一期《工交组、地区组部分同志学习中央23号文件后的一些议论》。（何宇生在上面批：手抄一份绝密报王秀珍）

这篇汇报影射和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2）七五年第十二期列了五个问题，攻击国家计委卡上海、还点了一位副总理，讲什么：“深深地感到，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不择手段，制造矛盾”。

（3）七六年第三期，《机关工作人员对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反映》，该期中攻击了邓小平同志，说“读到此对他是一次教育，希望他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反映总工会的同志担心这样做会抬高邓的身价，增加威信，使斗争更复杂。

（4）七六年第五期《机关干部对（1976）1号文件的反映》。

该期中有些内容是攻击邓小平同志的。1号文件下达后，说什么“大家对邓没有当总理感到很高兴，可以放心了”，“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打击，认为这是对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胜利，斗争形势更加明朗了”，认为1号问价下达，消除了顾虑，心里有底了，批判斗争的信心增强了等等。

这份材料是潘真麟听电话整理的，机管局的情况是丁如康汇报的，另外还有两条意见是夏振龙笔记本上的。

（5）七六年第十八期，《部分机关干部对批邓，联系实际的一些思想反映》

这期主要内容：民兵指挥部的人提出，邓在下面是否有代表人物？防空办有人议论：“邓小平既然是大走资派，是总后台、总代表，下面必然有小的、分的、副的，对周荣鑫、廖志高、胡乔木、张爱萍等人不点名批判，感到想不通。”

2、属于小报告性质的有三期

（1）七五年第十四期，《调查组等单位少数同志在学习中央23号文件时暴露的一些思想》。（何宇生批：手抄一份绝密报王秀珍）

主要内容：把调查组的刘更生（支部副书记）、郭春生（二处负责人）、徐建屏等人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及对批判周荣鑫等人的讲话进行抵制，被作为糊涂思想报上去；另外，还把郊区组周叔康对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不同看法，科技组干部朱忠全对上海批邓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及郊区组的组织组马雪林对于乱抛材料有意见，都被作为问题报了上去。

（2）七六年第一期，《统战小组等部分组、办少数同志对当前斗争暴露的一些思想》，主要反映统战组的业务组和政工组的一些同志对传抄材料表示怀疑，对机关党委一月三日召开的交流大会表示反感，对马、徐、王到处散发材料，做小动作进行抵制的情况都被报了上去。王秀珍在这篇汇报上批道：“从少数同志对当前斗争暴露出的思想，需要抓紧机关干部的学习，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目的的认识，希望各支部做好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这些同志提高认识后汇报。”

（3）七六年第六期，《征兵办个别干部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情绪抵触》。

这期反映政审组长、党支部书记丁友生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做法进行抵制的一些言论，以及毛秀生对印发材料表示怀疑的情况，另外还反映了办事员宋成元（部队参谋）和王崇岑对材料来源提出疑问的情况。

这篇材料是许国华跑征兵办，根据方荀仙、沈克东的汇报写的，潘真麟修改。


（三）李维义写“白头简报”的情况


李维义共参加写过五期“白头简报”，其中七五年有一期、七六年有四期，有突出问题的三期，具体情况如下：

（1）七五年的第十期《工交组组干组部分同志在学习中议到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不点名的点名。简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何宇生要求手抄一份绝密报王秀珍，并注明此件请秀珍同志阅，能否不给别人传阅。

（2）七六年第七期，《调查组一处的两位处长的一些思想情况》。

主要内容：汇报了一处的代处长高琦，副处长徐国针对马天水供给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及对乱抛黑材料进行抵制的情况，打报告告诉了王秀珍。

材料来源：李维义和赵继武分别参加调查组的两个小组讨论了解到的情况，另一组由王金召记录，李维义找王了解了情况。材料由李维义整理。

（3）七六年的第十期《调查组反映出的一些问题》

主要反映了调查组一代处长高琦，副处长徐国珍，调查组负责人赵继武、韩仰山等人，对“批邓”和批三项指示为纲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表示抵制，都被作为情绪极为抵触，报了王秀珍。

这份材料是由李维义根据汇报整理的，关于韩仰山的一段是徐建屏讲的，关于赵继武的一段是由王金照讲的。


（四）周中兴写“白头简报”的情况


周中兴参加写过四期“白头简报”，即七四年的第二、第三期，另外还有一封信及“有关黄金海的一些情况”。七四年的第二期，攻击了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认为对新生事物是“光唱高调子，行动不支持”，给南京军区提了六条意见，认为关键是“路线问题”，为反军、乱军提供了炮弹。

这期是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指示，要民兵指挥部写成书面汇报并以机关党委名义用“白头简报”向王秀珍反映，王秀珍并将要向王洪文、张春桥汇报。

该期是由李振发写，潘真麟修改，周中兴抄写的。

其它及其属于一般性的动态反映。


（五）夏振龙写“白头简报”情况


夏振龙共写“白头简报”两期，即七五年第十三期和七六年的第十三期；

七六年的第十三期，主要反映了来机管局住宿的常州市革会工作人员反映的南京情况，听说南京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何宇生把这些外地的动态马上汇报王秀珍。

材料来源：是机管局夏子林汇报学习情况时。谈到南京有人来讲到了南京的情况，夏振龙向何宇生汇报，所以何宇生就叫夏振龙写的，夏振龙到机管局找到接待人员王克兴，核实一下，回来写了《情况汇报》。


（六）张秉言写“白头简报”情况


张秉言写了七六年的第十五、第十九两期。

第十五期《机关参加大会的同志听马天水传达中央电话通知后的反映》。在议论“南京事件”时，攻击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并点了廖政国的名，讲他态度暧昧，是支持事件的。

这期集体汇报，张记录整理的，各组、办的情况谁联系，谁汇报。

第十九期，《地区组对李桂芳同志在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言行开展辩论的情况》，略。


（七）罗法宽写“白头简报”的情况。


罗法宽参加写“白头简报”两期，七六年四月六日一期及七六年第廿二期。

76年4月6日《地区组李桂芳同志对当前运动的一些错误言行》。王秀珍在这一篇上作了批示：李桂芳的错误言行可在地区组开展辩论，但准备工作要做好，先在组里辩论，后在地区组辩论，这些错误观点要辩清。

76年第22期，《机关干部在悼念毛主席的活动中的一些思想反映》，主要内容：1、对许世友的行为不满，并表示担忧；2、对王、张、江表示关心，说：“许多同志从电视上看到洪文、春桥、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明显消瘦了，很关心，建议有关部门，注意保护他们的健康”；3、在议论谁接班的问题时，竟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党总理，说什么“有的认为是春桥同志”，“多数认为是春桥同志好一点”。

据罗法宽三大讲时说，除写作组的顾苏以外，都是有条子的，归纳起来写的，关于工交组的汇报是李维义在饭厅听到洪文嫒与于善奎的对话，他向洪了解后向何宇生汇报的。

关于市革会机关党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参加写“白头简报”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1966-1967]
南京市档案馆
1985.09.07


前言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市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南京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四化”建设，我们编辑了《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本大事记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本馆收藏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小报、市级机关的文书档案、部分同志提供的口碑。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与“事”纷纭复杂，档案、资料散失严重，各种小报均带有派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遗漏、误记、不妥之处一定不少。因此，这本大事记只能作为内部机密材料，谨供市委、市府和组织部、纪委领导同志参考。


 	南京市档案馆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一九六六年


五月


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会上鼓吹“政变经”，并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组成“反党集团”。


十一日：

㈠新华日报转载姚文元所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姚文元在该文章中叫嚷“要横扫三家村有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㈡市委召开县、区、部、局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要求大家“学好文件，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点文章”。


十二日：

全市各条战线部分劳动模范和五好职工五十四人举行座谈会，批判邓拓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统治”，公然煽动群众起来造反，“做与党内走资派作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八日：

市委召开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座谈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参加了座谈会。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队三千多队员在汤山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九日：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作《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全面发动群众，强调“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政治部蒋震虹、鲁学智贴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大字报，批判厂长贯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揪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及其庇护者”。

晨光机器厂技术员余最康等人贴出《我厂社教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揭发、批判社教运动的错误。全厂就此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七月十六日，市委派工作组进厂，组织反击，数十人受到批判。


十二日：

省委对南大溧阳分校“六·二事件”作出错误决定：撤销南大党委书记、校长匡亚明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三日：

省委在南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揪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匡亚明”。《新华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的社论。全市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拥护”省委的“决定”，“声援”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

部分群众到《新华日报》“造反”，指责《新华日报》“心怀鬼胎”，“为匡亚明及其它走资派开脱罪行”。市城建局八人贴出《十问(新华日报)》的大字报。翌日，逸仙桥小学总辅导员章含带领十五名教师、一百多名学生，打着少先队队旗，贴出三张质问《新华日报》的大字报。两天来，数千名群众聚在报社门口，展开辩论。


十四日：

省委决定向各大专院校派遣工作队，领导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召开区、县、局负责人会议，提出全市“文化大革命”重点：学校是搞高中、中技校，各区抓问题多的文化馆、站，工厂搞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清理业余文化阵地，机关主要抓学习。

南京被服厂部分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十七日：

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展开，已经搞过“四清”的单位主要是进行补课。


十八日：

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二十二个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大字报，认为工作队保护校党委过关，提出要赶走工作队队长。(省计委副主任汪冰石。)


二十日：

南大“造反派”学生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游校。省委驻南大工作队为此组织三场大辩论。

迄今，全市四十七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一千六百二十六人，占教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


二十二日：

市委召开十一中、四女中、五女中、玄武中学、远洋海校等十个学校工作组座谈会，座谈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参加了座谈。


二十三日：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讨论市、区分工和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到会讲话。


三十日至七月一日：

市委召开五届十二次全委会，分析、研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如何抓好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讲了话。


本月：

市委发出关于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意见。

市委抽调二、三百人，组成十八个面上工作组到有群众起来“造反”的单位了解情况，进行工作。



七月


四日：

省委决定：彭冲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


七日：

省委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省干部、群众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作了《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广阔深入地开展起来》的动员报告。


九日：

省、市委召开中学师生代表座谈会，座谈在学校开展“无产阶级大革命”等问题。十中、宁海中学等校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十日：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集训结束。今日起，各工作队陆续进点，开展运动。


十二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设计科部分人贴出《告全厂工人同志书》，“揭发”厂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十五日：

市委召集部分中等学校党支部、工作组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座谈会。会议提出“两类矛盾一起放”、“先放后分”的口号，要求各校党组织敢于领导、善于领导，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日：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教育分团发出通知：学校运动由工作组领导，党支部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


二十九日：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八月


一至十二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期间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三日：

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被南师“造反派”学生戴高帽游街，中暑致死。该校“造反派”组织竟以此日命名，以志纪念。


四日：

省、市机关干部三千余人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省、市党政负责同志李士英、张仲良、欧阳惠林、刘中、郑康、高黎光参加了大会。


五日：

省、市委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撤销派到各个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


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和广播后，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到省、市委表决心：“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矿企业党员干部大会，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讲话的录音。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到会讲了话。


十三日至十四日：

全市各界群众连续两天举行游行，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争执。南京航空学院、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南京机电学校部分师生赶来支援“造反派”，被“保守派”阻于大门之外，形成对峙。南航等校师生立即来市里“造反”，十四日凌晨三点，胁持副市长王昭铨到场解决问题。


十六至十七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作出三○二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停职检查的决定。十七日，该厂部分职工来市委请愿，反对厂党委的决定；而另外二千多群众亦来市委，坚决要求罢免陈其昌。


十八日：

南师附中、南大等校学生提出“立即取消自留地，斩掉资本主义尾巴”，迫使郊区一些生产队开始收回自留地。


十八日至十九日：

一中、十中、铁路运输学校等分别召开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市委、市人委负责人郑康、王昭铨等到会讲话。(强调“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上”。)


十九日：

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市委召开有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宣布市委决定：在厂里职工对陈其昌罢官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厂党委轻率地作出决定，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你们送来的关于陈其昌同志停职检查的报告，市委不宜批复”。(市委这个决定被称为“八二○指示”)。


二十日：

全市十五万群众游行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主持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会上讲了话。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刘中、岳维藩、王楚滨、郑康出席了会议。


二十二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二千五百名职工抬着“坚决反对南京市委‘八二○’错误指示”的巨幅标语游行，并到省委请愿，要求撤消“八二○”指示。


二十三日：

今起，全市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遭到破坏，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图书、资料被焚烧。


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大、中学校红卫兵座谈会。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主持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全市各中等学校党委、党支部、工作组负责人会议。副市委王昭铨要求“各校抓好学习和运用‘十六条’的工作，积极筹建文革筹委会，做好重点人物的揭发和批判的准备”。

红卫兵在全市进行大规模抄家，工商界、文艺界、统战对象中不少知名人士被抄家。仅秦淮区夫子庙办事处所属地区，四天之内被抄家的就有一百二十九户。一中、三中、六中、一女中等校红卫兵，把建康路、三山街一带商店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商品，统统装车运走。

南师附中红卫兵“勒令”中央商场停业一天，由他们进去“清查”属于“四旧”的商品。


二十五日：

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在鼓楼红霞纺织品商店门口“斗争”三百多名资方人员。这些资方人员脸上被涂上红、兰墨水，被剪掉头发，罚跪在地上。


二十六日：

南大“造反派”召开省委工作队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大会，彭冲代表工作队做了检查。

市人委办公厅行政处工作人员常校先揭发“人民大会堂窝藏反动画象”，红卫兵纷纷到省、市委“造反”。为此，市委与九中、红旗中学、十中、长江路小学、人民大会堂“造反派”达成协议：画象交省公安厅保存，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的少数人，制造雨花台烈士遗骨被用来填了附近殡仪馆门前的广场的谣言。今天，九中、十中、十一中、南师附中、宁海中学等校三百多红卫兵在雨花台前集会，“揭发”省、市委的“滔天罪行”，将前去参加会议的市委代表戴高帽绕场游行，并动手挖掉方孝儒、杨向的墓。事后，还向全市发了攻击、诬蔑省、市委的《公告》。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成立，头头为查尧文、鲁学智等人。

二十五中红卫兵限期三轮车工人停业，说“人拉人，是四旧，要破除。”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八·一二红色造反军团”成立。(副市长王昭铨到会祝贺。)


二十七日：

南工的红卫兵要砸碎竖在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国务院电令予以保护。市人委今日将铜像移至中山陵。

南大“造反派”“拦截离校的省委工作队，要其留校彻底检查“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省委被迫取消撤走工作队的决定。晚上，“造反派”师生成立“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头头为张建山、葛忠龙，后为曾邦元、梁玉楼、丁曰泗等。(张、葛于67年2月组织了“八二七夺权大队”，与“八二七”相对立)。


二十八日：

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刘中任组长，高黎光任副组长。

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红卫兵在横扫“四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十点意见，强调不要随便抄家、搜查居民住宅，注意保护文物，保护建筑物，保护档案，对穿“奇装异服”的人要重在说服等。


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两千多三轮车工人在五中集会，“批判”市城建局、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罢免公司经理、各区指导员等十三人的职务。二十九日，市委派员在三轮车公司召开大会，被迫撤消了十二人的职务，并派出十六人的工作组进驻三轮车公司领导运动。


二十九日：

南大“红旗战斗队”成立，负责人为朱英才、胡才基等人。

长江机器制造厂“文革筹备组”改名为“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


三十日：

来南京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与南京的部分红卫兵在南工操场“斗争”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孙叔平等。

全市中等学校掀起“串联热”，六万多名师生中，迄今外出的有一万零五十人。机电学校、动力专科学校外出人数占两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查尧文等十二人来市委“辩论‘八二○指示’”。翌日晨，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出来接见。


三十一日：

市人委决定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道路、广场、公园名称改为“革命化”的名称。


本月下旬：

市人委办公厅部分干部起来造反，贴出“批判”市政府一些领导同志的大字报。



九月


一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和“中学总部”成立，(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祝贺。)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来市委要求撤消“八二○”指示，遭到拒绝后，于次日徒步北上“告状”。


五日：

南师附中二百多红卫兵来市委与刘中“辩论”，硬说刘中的《十点意见》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纲领，并殴打机关干部。事后，又广发传单，诬蔑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和“赤卫队”在卫岗发生大规模冲突。


六日：

鉴于市委大院不断受到冲击，市委书记处迁到市公安局五处办公。


七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造反兵团”来市委找刘中、王昭铨展开“辩论”，并占据了市委宣传部数间办公室，做为“驻市委联络站”。


八日：

市委被迫决定，撤消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齐瑶亭的职务。


九日：

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建设和人民大会堂窝藏反动画像的“罪行”。会后，南大文风来、中国人民大学谢伯良、何毅敏带领三千多人以要省委澄清为由，冲进省级机关单位进行“绝食斗争”。


十日：

市委召开部、局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市委成立“红卫兵联络站”，负责联系、支持红卫兵组织。

市城建局、团市委部分干部起来造反，揭发市委“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


十一日：

本市和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吉林、扬州等地的六十余所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南京工学院召开所谓扬州事件揭发控诉大会。洪泽县退休干部侍海潮在会上揭发扬州地委“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十二日：

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原省文化局长周邨、前省文化局副局长吴白甸、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瘦竹、南大外文系副主任陈嘉被诬蔑为“三反分子”，受到《新华日报》的错误批判。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由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传达中央关于工农群众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的电报指示精神。


十五日：

市委在市粮食局会议室召开各部、委、局、社教工作团、“文革”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强调“不能利用大好形势实现个人私心杂念，也不准利用大民主破坏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

南工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东方红战斗公社”，头头为罗会龙、汪询之。


十七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等造反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离校，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一千三百余人乘火车赴京“告状”。


二十日：

“南京高等学校赤卫队”成立。


二十二日：

市委农村社教工作队进村，开展郊区“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确定了“两类矛盾一起揭，上下左右一起搞”的指导方针。

市文联副主席曹汶、玄武中学校长张一之被诬为“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到《新华日报》的错误批判。

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十几名学生来市委“绝食”，抗议市委领导同志对造反派的“政治迫害”。


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全市工矿企业“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


二十八日：

南京红卫兵纠察队召开成立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玄武区建筑联社工人王金，市委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部分教师来市委控告市文革教育小组副组长石坚“压制民主”，要求和市委领导人展开“辩论”。

南工成立红卫兵组织——“七一战斗团”。


三十日至十月十二日：

市委集中社教工作队队员千余人，作为“应急”的机动力量，以及时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本月中旬：

“南京市红卫兵中专工读总部”成立。



十月


六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全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出席了大会。南大“八二七”代表丁曰泗在会上控诉了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的“罪行”。(周总理表态：江苏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应该回校做检查。)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在全校大会上揭发工作队的错误。


七日：

华东水利学院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头头为罗世果。


十日：

南大“八二七”从北京回宁，多次冲击省委，要挟省委交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省委驻南大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彭冲给他们“批判”。


十二日：

市委召开各部、委、局、区负责人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运动重点还是在学校，“工作组要回校做检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经受运动的考验。


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派出所谓求见市委书记小组，强行占领市委办公厅。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岳维藩、高黎光、周爱民等多次做工作，他们才在二十一日退出。


十三日：

省委通知原大专院校工作队集中，准备回校检查。

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将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架到南大，要其承认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十四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玄武建筑联社部分工人、“全国革命串联总队”等组织联合成立“南京九二八事件联合调查团”，调查王金之死的“真相”。


十五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简称“红二司”)成立，头头为华东工程学院的刘继红。


十七日至十八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北上告状，市委派出社教工作队队员进行劝阻。


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全国掀起串联热潮。


二十五日：

市委文革小组发出电话通知：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等学校，凡是党委、总支、支部还没有中断领导的，一律中断领导。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发挥文革组织的作用。在中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以后，党组织对学校行政工作、师生生活的照顾等还是要继续加强领导。

南京铁路运输学校二百四十一名共青团员发出《给全国共青团员的一封信》，呼吁全国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坚决斗倒、斗垮、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十七日：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向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等群众组织承认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第二次“占领”市委办公厅。二十九日将副市长陈慎言带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去“告状”。


二十九日：

南大“造反派”学生以要工作队整学生的材料为由，查封了省委和省委各部的档案室、办公室。


三十一日：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被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劫持，关押在南大，要其检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并揭发省委的错误，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放出来。



十一月


一日：

南大召开“火烧彭冲大会”，逼令彭冲承认省委驻南大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对彭冲进行体罚，逼其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来市委“造反”，反对新任命的厂党委负责人进厂。


二日至三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来市委同书记处书记刘中“辩论”了一天一夜。三日，将副市长王昭铨带去中共中央华东局。


四日：

晨光机器厂工人在市内主要街道张贴大字报，抗议南大“八二七”体罚彭冲。晚八点，部分工人冲击南大文革楼，企图抢南彭冲，与学生发生冲突。

南大“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彭冲代表工作队作第二次检查。


五日至六日：

市委在江苏饭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广大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做革命的促进派”。


七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成立，头头为孟庆高、朱寿章。


八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南京中等学校司令部”等十一个群众组织发出通令：禁止在大街小巷摆摊设点，流串兜售，影响市容观瞻。


八日至九日：

八日，南大物理系三名学生去晨光机器厂煽风点火，受到工人抵制，双方发生冲突。九日，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宁联络站、“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等组织到晨光机器厂与工人展开“辩论”，并胁持彭冲到场表态。


十日：

晨光机器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南工礼堂成立“晨光厂革命职工联合会”。


十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江东兴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及被迫带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陶铸肯定：“江苏省委工作还是不错的，有成绩的”，“江渭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你们要相信他会转过来”。)


十四日：

团市委的“造反派”来市委大院煽风点火，市财政局、邮局、人委办公厅部分干部、群众起来“造反”，并相继成立群众组织。

十四所“赤卫队”和“八二八红卫军”发生武斗。“八一八红卫军”三千多人到省委“请愿”，要求惩办制造流血事件的“凶手”。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等组织在五台山召开“捍卫‘十六条’大会”，就晨光机器厂“一一·九”事件，指责南大“八二七”等组织公然违反“十六条”，挑起武斗。

市委机关“造反派”召开“重炮猛轰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发出《通令》：立即接管市档案馆，市委书记处的一切活动均需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

王洪文带领上海部分“造反派”工人赴京告状，途经南京，向江苏南京地区“造反派”“求援”。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头头陈克兴在南大与王洪文见了面，并帮助其解决了旅行车一辆、汽油大半桶、棉大衣十几件。


十四日至十六日：

全市工人“造反派”要求省委批准建立统一的群众组织，省委以“工人成立省、市的统一组织，中央没有指示”为由不同意。“造反派”遂直奔火车站，赴京“告状”。十六日，周恩来总理来电，同意成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十六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色职工委员会”一千多人离厂，撤退到栖霞区十月公社。


十八日：

全市二十个单位的社教工作队的五百多名队员来市委，要求立即集中起来，“批判省、市委的在社教运动中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九日：

省委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检查》。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成立。

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召开“揭发、批判彭冲大会”，省委书记处主要成员被勒令到会。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在会上控诉省、市委的所谓策动红色职工委员会挑起武斗的罪行，并对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进行体罚，致使其昏厥。


二十二日：

市委就领导全市“文化大革命”作出第一次检查，承认“不自觉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二十三日：

“红卫兵南京工读中专学校红色造反兵团”、“红卫兵南京中等学校司令部”等七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市委检查的日期必须和造反派商定，检查大会必须由造反派组织主持，全市安装高音喇叭，南京电台要转播，允许工人停工参加会议。

“南京高等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等十几个单位在南大操场召开“江苏省委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代表省委做了检查。大会主席团发表声明：“检查不深刻”，要求省委再做“深刻检查”。


二十四日：

市委农村社教工作团三百多人到省委“造反”，要求批判“社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又把工作团负责人、副市长周爱民“揪”到北京。

副市长王昭铨到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劝说红卫兵不要批斗正在患病住院治疗的学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被该校“八一二红色造反军团”劫持，扣押数天才放回。


二十五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大“八二七”、“全国革命串联总队”、雨花台烈士陵园“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红卫兵”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建设上所犯的罪行”。


二十六日：

市委决定成立九个“文化革命”接待站。


二十七日：

南京地区“造反派”在五台山召开“江苏省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检查”。“造反派”认为“极不深刻”。会后，组织了“江苏省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将许家屯带去北京。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南京高等学校复员军人红卫军总部”、南大“红旗战斗队”、“赤卫队南大纵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揭发、批判”省委二十三日的检查，强烈要求省委重做检查，“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十日：

南京有线电厂“红卫军”与“红色造反队”合并，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会”。


本月：

华东工程学院“造反派”到西康路三十三号礼堂“造反”，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先后出来接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一连三次打电话给南大“八二七”，说彭冲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他们把彭冲放回去参加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本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连续三次向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作检查。第一次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二次全部收回“八二○”指示；第三次宣布罢了陈其昌的官。并决定将市委检查印十万份，分发全市，消除影响，对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予以平反。其间，“红色职工委员会”把刘中强行带去北京四机部“造反”。



十二月



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及被带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许家屯代表省委与“造反派”签定了《八项协议》。主要内容有：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向全市作检查，会议由造反派主持；立即清查“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黑材料，各单位党组织要保证全部交出；以后若发现还有材料没有交出，窝藏者是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受行政处分。此后，江苏、南京地区开除党籍成风。

“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开幕。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头头为杨华、郝家驹。


九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矿企业基层干部会议，邀请了“造反派”参加。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代表市委就全市发生的武斗作了检查，要求“各级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

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及全国各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北京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到会讲话，煽风点火。

市委办公厅、市财政局、文化局、银行、交通局、档案馆等单位“造反派”发起，成立了“南京市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头头为宋洪章、马登榜。


十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以要求副市长王昭铨到该校检查为名，来市委采取“革命行动”，封掉市委总机。


十日至十三日：

金城机械厂“红色造反纵队”、“八一二革命串联会”来市委“造反”，要求市委勒令该厂党委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达目的，遂徒步前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告状”。十三日，行至句容县天王寺，被省、市委派人劝回。


十二日：

南京机床厂“赤卫队”和“红色革命造反派”发生武斗，双方受伤多人。


十五日：

“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汇报去北京“告状”的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宣读与“造反派”达成的《八项协议》。

“南京九二八事件调查团”把副市长王昭铨“揪”到上海，妄图逼迫中共中央华东局就“王金事件”表态。

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将省委办公大楼作为省委书记处“脱离人民群众，当官作老爷，已经和平演变的铁证”，对外开放，进行展览。


十五日至十七日：

“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几千人冲到省委，要求否定省委与“造反派”签定的《八项协议》。十六日，聚集在省委的“赤卫队”已达万人。十七日，将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带去北京。


十七日：

市统计局“造反派”发出《掀起市级机关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倡议》。


十九日：

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基层干部大会。全市各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作了《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报告，并与群众组织签定了《十项协议》：宣布对运动初期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的群众一律平反；对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南工“东方红战斗公社”等造反组织与个人一律平反；彻底查清“雨花台事件”、“人民大会堂事件”等。

“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与南大“八二七”发生冲突。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钢铁一○一八红色造反团”抢走市委组织部地下室的材料。


二十日：

“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连会”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南京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了会议。该组织头头为康炳成、李效蟾、周文昌等人。

全市社教工作团全体人员集中，揭批“省、市委在社教运动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南大“八二七”出动数百人捣毁“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队部。


二十三日：

南工“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冲砸南工“七一战斗团”和“掌握斗争大方向总部”。


二十四日：

南京铁路分局“造反派”和部分群众因所谓黑材料发生冲突，致使浦口车站停车二十七小时，国家蒙受经济损失达三十万元。


二十六日：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造反派”成立“社教工作团革命造反总部”。


二十九日：

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代表省委作第二次检查，为“造反派”组织平反。“南京市中等学校工作组革命造反总部”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揭发“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大会，“斗争”匡亚明、陶白、孙叔平等人。


二十一日至翌年一月二日：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赤卫队”连续召开“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要求和省委签定与《八条协议》针锋相对的《七项要求》。二十五日，赤卫队员集中到浦口车站，去北京“告状”。千人徒步北上，几千人爬上了火车，前后两次到达滁县的赤卫队员共一万余人。二十七日，省、市委派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到滁县劝赤卫队返回南京。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赤卫队员陆续返回，千余人住在江苏饭店。


本月中旬：

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把彭冲“揪”到北京，逼中央表态。



一九六七年


一月


三日：

市委文革办公室“造反兵团”与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达成关于改组市委“文革小组”、十四日召开市委检查大会等内容的《六条协议》。

“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与“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的下属组织在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发生武斗。“省工总”调集几万人围攻江苏饭店，同时下令封江，中断南北铁路交通。江苏饭店被“省工总”攻下，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事件后称“一·三事件”)。

事后，“造反派”发表声明，硬说省、市委策划“赤卫队”挑起武斗。省、市委和“省工总”达成《九项协议》，主要内容为：追查挑起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和挑动者，依法严惩；凡参加“赤卫队”的基层干部一律退出；如在幕后策划、指挥武斗的，党员要开除党籍，干部要撤职等。

“一·三事件”以后，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纷纷冲砸“保守”组织，逼令其解散、“投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与“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迅速瓦解。


五日：

《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几个“造反派”组织一月四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体人民书》。由此，全国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

南京地区的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


六日：

全市“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制造‘一·三事件’的滔天罪行”。


九日：

南京地区“造反派”召开“‘一·三惨案’赴京代表汇报大会”，“控诉”省、市委的“罪行”，汇报周恩来总理接见赴京代表的情况。十万群众参加了会议。

“造反派”强行“接管”《新华日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文革”来电：“江苏、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呼号不变，频率不变，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十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十二日：

市委“文革”办公室、市公安局的干部起来“造反”，市委书记处在市公安局五处的办公室被冲。


十三日：

上海夺权后，我市高级机关干部纷纷起来“造反”，市委已无法领导全市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晚上十一点多钟宣布市委停止办公。

市文保会“核导弹”、“红旗”、“红岩”三个战斗队，借口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旧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封闭了纪念馆。

南京地区主要“造反派”组织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倡议“向上海革命造反派学习，坚持政治挂帅，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十四日：

省委、省人委的一些厅、局级干部组织的“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在新华社江苏分社成立。

“南京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十六日：

全市“造反派”近十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东方红广场(今新街口广场)、人民广场(今鼓楼广场)、红卫兵广场(今山西路广场)召开“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表了《紧急通告》。会上，“揪斗”了省、市委主要负责人江渭清、彭冲、刘中。


十七日：

“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在南工图书馆二楼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由“省红总”文风来、“省工总”唐康、“红二司”薛同舜、“红三司”张建山、“南京八二七”刘元松、“省革总”杨华等九人组成常委会，负责统一“造反派”组织的行动。

“红卫兵南工总部”等十九个组织合并为南工“井岗山革命造反军团”(简称为“井岗山”)


十八日：

全市“造反派”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揭发控诉江苏省委罪行大会”。省委统战部部长高啸平在会上揭发了省委的“罪行”，决心“坚决站到造反派这一边”。

市级机关“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毛泽东路线战斗团”、“追穷寇战斗队”、“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搜查了市委文革小组的四个办公室。


十八日至十九日：

“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决定成立“生产委员会”(由张建山负责)和“生产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刘元松)，负责抓全省工农业生产，监督“走资派”抓生产。


十九日：

南工“造反派”在南工礼堂“揭发”、“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二十日：

“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站”在南大召开“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


二十一日：

“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红色公安纵队”、“省革总”在南大召开“打倒江苏省委、砸烂书记处大会”。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许家屯被戴高帽“示众”。


二十二日：

今晨，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的少数头头密谋今日夺取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因没有与其它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遭到广大成员的反对，而没有采取行动。

下午，由“江苏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起，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在中苏友好馆召开联席会议，由文风来、张建山主持，讨论“夺权”问题。会上，省“红总”指责“南京八二七”吸收“赤卫队”队员太多而发生争吵，会议不欢而散。


二十三日：

“江苏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开会，继续讨论“夺权”问题。“省革总”、“市革总”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分口、分工“夺权”方案，并决定除“筹委会”以外，再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保卫委员会”。“夺权委员会”由文风来、张建山、杨华、耿昌贤、刘元松等九人组成，文风来为临时召集人。

“省红总”、“省工总”、“省农总”、“红二司”、“红三司”、“省革总”、“市革总”等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发出《通告》：责令省、地、市要全面恢复对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接待工作，省委必须检查在接待工作中所犯下的“罪行”。

“南京市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军”和“南京八二七农林分会”成立。


二十四日：

中午，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院召开南京地区所有“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到会人员三百多人，南京军区代表，《解放军报》记者，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当文风来提出二十三日研究的“夺权方案”时，“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宁联络站”、“全国革命串联总队”的代表认为：这个方案是“由少数人研究的”、“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发展下去，要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南京八二七”政治组组长袁服武、南工“东方红”代表发表声明：“夺权委员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夺权委员会”、“保卫委员会”、“筹委会”是非法的，应该解散，“红三司”代表宣布撤消张建山代表“红三司”的资格。会议宣布“夺权”方案作废。

晚上，“省工总”、“省农总”、“南京红二司”、南大“红色造反队”、南体“一一四”、炮工“革反团”、南航“红旗”等八个“造反派”组织继续讨论“夺权”问题。


二十五日：

“省红总”、“省工总”等“造反派”在《新华日报》召开负责人会议，决定抢在“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前面进行“夺权”后，又在中苏友好馆召开了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及三个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五人“夺权指挥部”，设在南京师范学院指挥“夺权”。

《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向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黄杰、“省红总”头头文风来、施彦忠、葛忠龙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江苏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组织不纯，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的”。邢文举和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杨新亚及“省红总”部分头头研究改组工总。

由南工“东方红”发起、组织的“江苏省东方红战斗公社”成立。


二十六日：

凌晨，“夺权指挥部”调动一万多人，夺取了省、市党政大权。南京军区出动四个连、二十辆军用卡车、十二辆摩托车支持“夺权”。

“夺权委员会”原定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夺权”成功，因遭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反对，未举行。

晚上，“夺权委员会”在军区召开会议，南工“东方红”代表在会上发言，指责“夺权委员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二十七日：

“夺权委员会”在南大文革楼召开会议决定，除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四枚印章外，其余印章交各部门“造反派”掌管；“夺权委员会”在中苏友好馆公开办公；第二天在《新华日报》发表《夺权声明》。

夜里，周恩来总理给“江苏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来指示：党和政府一贯支持革命造反派。……你们的夺权声明……如果发表，就注意以下两点：1、对省委的批评，希望你们不要点名。2、只谈夺权，不谈成立什么组织，以免陷于被动。我们准备邀请所有代表人物和省委、省人委、军区支持你们的同志来北京商谈有关政策、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


二十八日：

“夺权派”在《新华日报》发表《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公布了三个通告和一个通令，宣布一切权力归“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省红总”发表《紧急声明》，提出“对待一二六夺权的看法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省红总”下属组织纷纷贴出大标语：“一二六夺权好得很！”“谁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新老保！”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等五十多个组织宣布改组“省工总”，成立“新工总”，并发表声明，指责“省工总”领导权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把持，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

“江苏省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成立。


二十九日：

“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南京分会”在成贤街小学成立，主要成员为王迫吾、张元等。


三十日：

“夺权委员会”在五台山体育场、人民广场等处召开“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誓师大会”。五十二个“造反派”组织、三十万人参加。南京军区派出四千名指战员参加会议，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南京八二七”发表《紧急声明》，批判“夺权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分裂了江苏革命造反派。


本月至二月：

由于窝藏“黑材料”，全市受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达数千人，几乎占党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相当于十年来全市受各种党纪处分人数的总和。


本月至三月：

月底，省军管会副主任梁辑卿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江苏派代表团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代表团要有省委站出来的干部参加，要有军区干部参加，要有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南京军区指定杜方平、李士英、包厚昌参加，后来周总理又通知南京军区增加了陈光。二月，邢文举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代表团去上海找张春桥、姚文元，解决江苏问题。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阴谋，非常气愤，打电话给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说：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中央在北京，不在上海，我就是代表中央在解决江苏问题的，我已通知张、姚，要他们不要过问。

邢文举等人又指使曾邦元等人组织“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控告团”赴京，并让高啸平参加，受到周总理批评。周总理指出：高啸平不是省委级干部，不能代表省委，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能参加代表团，应立即回到南京。邢文举通过王力，让江青接见了高啸平，让高继续留在“控告团”，同时负责侦破所谓“八○一反革命事件”。



二月



一日：

“夺权委员会”举行会议，确定由各方代表十五人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组中心组”，其中工人代表五人，农民代表二人，解放军代表二人，省、市级机关代表各一人，新闻界代表一人，学生三人。


四日：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反团”、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等发展声明：坚决支持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等组织改组“省工总”。

“省工总”(后称“老工总”)在玄武湖公园召开大会，抗议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进行“宫庭政变”、“分裂省工总的罪行”。会后，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包围了长江机器制造厂，捣毁了新联机械厂“东风战斗队”队部，封闭了《新华日报》。“新工总”、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则捣毁了“老工总”的下属组织公交公司“十·二三总部”。


五日：

“夺权派”召开会议，提出“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反夺权派”则报之以“一·二六夺权好个屁！”南京“造反派”遂分裂为“好派”与“屁派”。


六日：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出《关于筹建江苏人民公社的倡议》。

“南京九二八事件调查团”等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王金事件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大会”。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彭冲、王楚滨等被“揪斗”。


八日：

《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一·二六夺权就是好”的文章，声称对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十日：

“红卫兵南京红色造反兵团司令部”、“省工总南邮司令部”等组织，认为“市革总”是“保皇组织”，而对其进行了冲砸。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委员、“省红总”赴京代表团成员耿兴，被揭发出是“犯有反攻倒算罪行，经司法机关判决押交群众监督劳改的阶级异己分子”，今日被公安机关逮捕。


十二日：

“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等“反夺权派”组织的“炮轰一二六夺权委员会联络站”，在南大操场召开“一二六夺权问题辩论大会”。

华工“革反团”冲砸了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华水“革联”总部，捣毁了广播站，双方发生武斗。


十三日：

“江苏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表《通告》，宣布成立“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接管”江苏省政法工作的一切权力。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电子管厂“红总”、晨光机器厂“革联”、南航“红旗”等组织与支持“老工总”的金陵船厂“红纵”发生大规模武斗。


十五日：

“红三司”所属十三个基层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揭发批判一·二六夺权委员会大会”。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南工“井岗山”等组织冲击会场，双方发生冲突。


十六日：

杜方平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对“夺权”要坚持保护，要搞武装大游行。

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等组织的成员高呼“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去南工、华水等校游行示威。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成员则大呼“一二六夺权好个屁”。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好派”播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的文章，引起“屁派”的强烈抗议。

南化公司党委副书记方立风、市科委主任石坚等十七人发表声明，决心与“旧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斗争到底”。


十七日：

南医“六一三”和五中“八八文革总队”发生武斗。“夺权委员会”调集了南无“八一二”、南体“一一四”等组织近万人，围攻五中“八八”。


十八日：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建立了“江苏省临时看守所”，准备对“反夺权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江浦地区的“省工总”所属组织在浦镇车辆工厂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宣布不承认改组后的“新工总”。

“省红总中专总部”、城市社教工作团“野战军”、南无“八·一二”等组织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砸烂旧南京市委，打倒刘中、郑康、王昭铨大会”，“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镇压革命师生的罪行”。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大召开“制止武斗大会”，会后游行。


十九日：

凌晨二时，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特急电报：各级党委：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斗争的宣传报导问题，中央作如下规定：1、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织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2、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不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名称。


二十二日：

“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工大礼堂召开“批判《新华日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新华日报》作出公开检查。会后，冲进《新华日报》编辑部，砸毁了“红二司”广播站。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到九点，二十三日凌晨一点到四点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江苏及南京两派代表团，听取了关于“一·二六夺权”的汇报。


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老工部”连续召开会议，谴责“党内走资派分裂江苏工人运动的卑劣行径”。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三五二一厂“革联会”、南京钢具厂“红卫军”等组织连续三天冲击、围攻南京无线电厂“红卫军”，抗议他们支持了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等组织改组“省工总”。


二十四日：

市委监委委员丁山等二十二名区、局级干部发表《革命造反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各革命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


二十五日：

“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南京分会”发表声明，号召革命干部火速大胆地站出来，紧紧跟上两头(指中央和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

“老工总”调集南京机电电器工业公司“红卫军”、“工总朝阳区总部”、“工总玄武区总部”、公交公司“十二三总部”等组织三千余人，拦击、围攻南京汽轮电机厂“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长达十八小时之久。

省公安厅“红宪司”等十个战斗队联合组成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公安联总”)。



三月



一日：

华工“八一兵团”、“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召开“控诉‘文记抢印委员会’罪行大会”，发表《告全省革命造反派同志书》，号召全省革命造反派与“夺权委员会”作坚决的斗争。


五日：

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成员接见江苏及南京两派，决定对江苏实行军事管制，要求双方不要在夺权问题上争论不休，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

中共中央对江苏工作发出六条指示：㈠在军管会下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抓起来。㈡公安厅、公安局由军管会接管：1、不准利用它去抓另一派的人。2、执行中央转发的《重要通告》。3、侦破反革命案件，镇压真正的反革命分子。4、维护交通秩序，抓好消防。㈢由军管会接管报纸，不准用来攻击另一派。如难以出版，即暂出电讯稿。广播电台也接管。㈣重要工厂和轮渡、火车站、邮电部门派军代表。㈤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㈥省委负责人，都应在运动发展和监督工作中考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有些人可以参加“三结合”。经过一个过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

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踢开‘筹委会’，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八日：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头头为周夕绿、石泽云。


九日：

南京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取缔金陵船厂“红纵”、延安区土建“八三○”、红卫林场“红卫军联合指挥部”、“省红总大厂镇工农总部”、“省红总浦口联合总部东门分部土石方大队”等组织。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筹委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江渭清大会”。南工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指责“夺权委员会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盖上了”，从而引起“夺权派”的反对，会场大乱。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及“省红总”部分下属组织数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审耿兴大会”。

根据省军管会指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宣布解散。

“老工总”、“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联合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揪赤卫队黑后台大会”，诬蔑“省、市委是策划成立、支持‘赤卫队’的黑后台”。


十二日：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纵队”。


十三日：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省红总朝阳区总部”。


十四日：

市军管会成立，对外办公。张潮夫任主任，谢中光、赵志德、林逸任副主任。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遵义区“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南京工农学革命串联总部”。


十六日：

“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在南工礼堂召开“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工农红总南京气象学院红色造反团”。


二十日：

“省文总”、“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省革总”、“市革总”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彭冲。

南京地区高校群众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新反扑大会”。会上“好派”和“屁派”互相指责对方“受谭利用”。南师“八三师”、华工“革反团”中途退场，以示“抗议”。


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省革总”与“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联合召开“大揭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



四月



三日：

南京军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大会”。十万人参加了会议。


五日：

“新工总”、“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红二司”、“红三司”等九个组织成立“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打倒刘、邓、陶联络站”。


七日：

“新工总”、“红二司”等“好派”组织提出“南京八二七是赤卫队变种，不能联合开会”，单方面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打倒刘、邓、陶大会”。


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的社论，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

市军管会生产组发出《关于坚决反对经济主义，迅速组织钱物退回的通知》。

“红二司”、“红三司”分别集会，庆祝“十六条”颁布九个月。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的“造反派”召开大会，“斗争”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


十五日：

省军管会责令“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及其下属组织南京分会停止活动。


十六日：

“市革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侍海潮的爱人赖爱梅在会上揭露所谓侍海潮事件的真相。


十八日：

“南京八二七”、“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红三司”召开“打倒刘、邓、陶，揭发省委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十日：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和该厂“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连续发生五次武斗。


二十日：

“省红总”、“红二司”和“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分别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十二日：

晚上，“省革总”部分成员在南大操场成立“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并发表声明指责“省革总”在对待“一二六夺权”，对待干部等问题上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方向错定了。该组织头头为陈其玢等人。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与“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发生武斗。


二十三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在南大召开“打倒江、陈、彭、许，斩断刘、邓、陶伸向江苏的黑手大会”。


二十五日：

南京线路器材厂“革命造反联合会”与“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发生武斗。


二十六日：

“市革总”、市级机关“八二七”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拥军爱民大会”。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工“井岗山”、南航“红旗”等组织成立“打倒高啸平战联”。

南师“八三师”贴出大标语：“解散南京八二七”，五中“八八”也贴出大标语：“解散南师八三师”，双方发生武斗。


二十七日：

由葛忠龙发起，“省红总”、“新工总”、“市革总”、“红二司”在市委51号楼宣布成立“砸烂旧市委战斗队”，主要负责人为石延令。


二十八日：

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在南工大礼堂召开“誓死捍卫毛主席干部路线大会”。


三十日：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电子管厂“红总”、“省文总”、南体“一一四”等组织的成员高呼“南大八二七是南京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到南大、南工示威。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与十六中“八二七”发生武斗。



五月


二日：

“省革总”召开省委、省人委部分部、厅、局长会议，要求广大干部“彻底与旧省委决裂，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了坚决支持“省革总”的声明。


七日：

南京化工厂“红卫军”等九个组织去南工贴大字后，与南工“东方红”发生武斗。

“南京革命干部战联”成立，号召受迫害的老干部起来造反。其主要成员有南京动力学校方征、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志健、原南京石棉塑料厂副厂长方国华、市花木公司经理施亚夫等。


七日至八日：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揪斗”了省委的负责同志。


十日：

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在中山东路体育馆“接见”了南京两派代表。

在“省红总”、“新工总”少数人筹划下，新联机械厂“东风战斗队”从下午五时开始“绝食”。南京化纤厂“红总”、南大“红色造反队”等十四个组织派人参加。

“南京八二七工人串联会”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刘少奇、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表声明：坚决击退社会上反“八二七”、反“东方红”的逆流。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十一日：

“省红总”、“红二司”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晚上，南师“八三师”、南化“造反大队”、钟山化工厂等组织四千人前往新联机械厂，声援“绝食斗争”。


十二日：

“江苏东方红”与南工“井岗山”、南无“八一二”、南体“一一四”因抢斗彭冲在南工发生冲突。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和该厂的“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八二七”、“东方红”近千人撤退到南大。


十三日：

“红二司”在南大操场召开“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捍卫‘十六条’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南工“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华水“革联”在南大礼堂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会后举行游行。

“红卫军南京白云石矿纵队”、公交公司“十二三总部”、“工总浦口分部”等三十二个“老工总”基层组织发表声明：“一二八”工总改组，破坏了江苏工人运动，破坏了江苏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老工总”的一切革命行动，坚决和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十五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旧省委内资本主义复辟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十六日：

“公安联总”召开“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南京有线电厂“红联”与来厂贴大字报的南工“东方红”发生冲突，南工“东方红”被打伤十九人。


十七日：

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南无“八一二”、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等组织与建校“总司”发生武斗，双方受伤近百人，建校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十九日：

省军管会负责人接见“老工总”代表，承认老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并拨了活动经费。


二十日：

市政公司采厂矿“东方红”、“八二七”和该厂“红卫军”发生武斗。


二十一日：

“省革总”在商业厅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处以上干部起来“揭发省委，坚决支持造反派”。


二十二日：

“市革总”、“市级机关八二七”联合成立“打倒刘少奇、砸烂旧市委联合行动小组”。

“红三司中联会”在南京林学院大礼堂召开“揭发市委大会”，“斗争”了副市长王昭铨。

“省红总”成立“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促成红卫军大联合联络站”，并发表声明，要求“新、老工总首先联合起来”。


二十三日：

“市中学革命造反联合会”、“中学炮轰市委联络站”在南工礼堂召开大会，“斗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


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砸烂旧市委战斗队”召开国营工业系统三十六个单位、九十八个“当权派”参加的“揭发旧市委会议”。会上，一批领导干部“亮相”，表示要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二十四日：

华东电子管厂两派回斗争“当权派”发生争执，该厂“红卫军”到省军管会静坐示威。

市级机关“打倒刘少奇、砸烂旧市委联合行动小组”，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斗争”了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刘中、岳维藩、郑康、张启龙。


二十五日：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与该所“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

“省革总”、“红二司”、“炮轰省委联合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大会”。


二十六日：

下午，全市两派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造反派学习、执行、宣传、捍卫‘五一六’通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南京林业学校两派发生武斗，该校“八二七”勤务组成员蔡应厚被打死。


二十七日：

下午，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在人民广场召开“粉碎刘少奇及其黑爪牙王诤掀起资本主义复辟大会”。

南京电子管厂“红总”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晚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在南大操场召开“斗争反攻倒算急先锋、大叛徒李士英大会”。

南工“东方红”抄了“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成员刘思明、胡翠华等人的家，抢走了大批材料。

南大“八二七揭盖子战联”在西康路三十三号召开“斩断刘、邓黑手，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揭发省委“执行二月提纲，抵制五一六通知的罪行”。


二十八日：

省级机关“新总部”和“大联合总部”在西康路三十三号礼堂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扬大会”。


二十九日：

针对南工“东方红”前晚的抄家，“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下午在南大操场召开“坚决捍卫十六条，反对打、砸、抢、抄、抓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晚上，“红二司”、“红三司”在南大操场召开“庆祝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成立大会”。会上双方发生争执，南航“红旗”、南工“井岗山”、南医“六一三”相继退场。


三十日：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高啸平造反，誓做他的坚强后盾。

晚上，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在南大操场召开“批判二月黑纲领，斩断刘、邓伸向江苏文艺界黑手大会”。

南京电子管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工厂被迫停产。


三十一日：

下午，南工“井岗山”、南体“一一四”、“红总中教司令部”、“红总财总”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

南京林校“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召开“蔡应厚被杀控诉大会”。



六月



一日：

“新工总”、“红二司”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

南京远洋海校“好派”组织与七中“八一八”和机电学校“红反会”发生武斗，七中教学大楼受到严重破坏。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新总部”，召开“毛主席批转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庆祝大会”。


三日：

上午，南京林校“八二七”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蔡应厚烈士大会”。“南京八二七”等组织近一万人参加，会后举行了游行。

晚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


二日至三日：

空字○○九部队“联总”、南京外语学院“红总”冲砸○○九部队“红旗兵团”总部。


五日：

“江苏体育战线联合会”在中山东体育馆“斗争”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


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令》发表，翌日，全市革命群众举行庆祝游行。

南京被服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南京化纤厂“红纵”、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新联机械厂“东风”等组织与南京化纤厂“化纤公社”发生武斗，次日“化纤公社”撤离厂区。


七日：

“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工大操场召开“揭开旧省委书记处资本主义复辟内幕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

夜，十九中“新中司”、二十七中“一二○兵团”，冲砸了十九中“红暴”。


九日：

南无“八一二”与该校“东风”发生武斗。

南京第二机床厂“红卫军”与该厂“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


十日：

上午，南工“井岗山”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拥护‘六六’通令，反对打、砸、抢、抓大会”。晚上，“省红总”、“新工总”等组织召开“控诉党内一小撮黑当权派操纵公安机关镇压革命群众罪行大会”。

“红二司”等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惠浴宇。


十三日：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成立，并发表声明，要批判《新华日报“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四日：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新总部”开会，斗争副省长陈扬。

南京有线电厂“八二七”召开庆祝成立五周月大会，与该厂“红联”发生了冲突。


十五日：

二十三中“新中司”的学生下乡劳动回宁，无票乘车，和乘务员发生争执。“红总中司”调集南无“八一二”、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打伤公交公司三十多人，公交公司因此停车一天。

“红二司”在南工礼堂召开“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急先锋谭震林大会”。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会上批判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彭冲、许家屯。


十七日：

南京“公革会”、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工“井岗山”等组织以市公安局五处整理了他们的黑材料为由，冲击娃娃桥监狱，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监狱不能冲”、“有意见可派代表向军管会反映”。

“老工总”、华水“革联”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六六通令’，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十八日：

南京有线电厂“红联”斗争该厂军管小组组长但元嵩，要其表态承认“红联”是“左派组织”，但不回答，他们就按头，摘其领章、帽徽，进行批斗。

十四所“八二七”把所里的六辆汽车劫到南大。


十九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京木器厂“红卫军”、南京动力学校“斗批改”等组织冲击市公安局五处，抢走大批档案材料。

南京机床厂“红卫军”、南工“井岗山”、南京动力学校“斗批改”等几千人与五三一一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二十一日：

“省红总”、“新工总”等好派组织在南京远洋海校设立“六二一联合行动指挥部”，指挥冲击省、市公检法机关。指挥部下设作战部，由文风来、张建山、朱开地、卞传良负责；情报处由鄂玉振负责；孙树桢、王侃等人参加了指挥部工作。


二十二日：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发表声明，批判《新华日报》“对抗省军管会指示，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提出要审查底稿。

下午，南大“红色造反队”、华工“革反团”、南工“井岗山”冲击省公安厅，抢走大批档案材料。省军管会发出三点指示：1、冲军管下的公安机关是错误的。2、全部抢去的材料立即还回，不得复制。3、被扣留的公安人员必须立即放回，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下午，华水“革联”和该校“革司”发生大规模武斗。

晚上，“红三司”召开“彻底批判刘少奇在江苏地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


二十三日：

上午，“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斗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大会”。

南京机器制造学校“红革会”和该校“红反会”发生武斗。

南京长江大桥四处“八二七”、“桥司”、“联总”与该处“红卫军”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受伤一百多人。

南无“八一二”冲砸了“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南京八二七中教司令部”。

晚上，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在南工大操场召开“捍卫‘六六通令’誓师大会”。


二十四日：

华工“革反团”、南工“井岗山”、南大“红色造反队”出动七十多辆卡车，再次冲击省公安厅。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奔赴现场，“维护‘六六通令’”。省军管会及时派出部队，避免了一场武斗。


二十六日：

凌晨三时，华工“革反团”出动二十多辆卡车，冲击五中“八八”、“南京八二七工人串联会”。

下午，“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在南大操场召开“揭发旧市委‘三反’罪行大会”，“揪斗”了市委负责人彭冲、刘中等八人。


二十七日：

省军管会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各种方式制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凌晨四时，十四所“八一八”、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华工“革反团”等组织数千人包围了南京机器制造学校教学大楼，与该校“东方红总部”发生武斗，致使该校教学大楼被烧毁，多人受伤。(此事件，后面称为“六二七事件”)

上午十时，三中“革联”、南无“八一二”、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等组织包围市政公司“江苏东方红”，由于省军管会及时制止，未酿成大规模武斗。


二十八日：

凌晨二时二十分，“中央文革”来电：“‘六二七事件’幕后指挥者查出来，凶手抓住，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处理情况向中央文革领导汇报”。

下午，南工“东方红”在南工大礼堂召开“南机‘六二七’纵火案控诉大会”。

晚上，南京电子管厂“红卫军”和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三十日：

省军管会发出《通告》，要求所有群众组织成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空字○○九部队“红旗兵团”与“联总”、南无“八一二”、南体“一一四”发生武斗，受伤住院达七十人。



七月



一日：

省科委系统“红色造反兵团”在南航召开“揭发控诉黑省委镇压‘八二六’革命群众运动罪行大会”，“斗争”了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彭冲、许家屯、管文蔚。

南大、南京木器厂、华东工程学院、三中等“好派”组织，冲击市公安局五处。


一日至六日：

“省红总”调集了化纤厂“红纵”、十四所“八一八”、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林校“八二四”、化工厂“红总”、有线电厂“红联”围攻化纤厂“化纤公社”，冲了该厂生活区、食堂，抢了财务科。六日晚，参加武斗的达一万六千人左右。


二日：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人民广场召开“制止武斗大会”。会后，出动三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


三日：

“市级机关八二七分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举行“揭发旧市委三反罪行大会”。

南无“八一二”、市“公革会”、南京动力学校“斗批改”、南京林业学校“八二四”砸了栖霞区军管会，抢走了政法组的材料。

“新工总”出动“红卫军”包围、冲击省政协大院，把设在里面的“老工总”总部、“省文联八二七分会”等“屁派”组织赶了出去。

“促联”在人民广场召开“制止武斗、反对内战、促进革命大联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四日：

凌晨二时，南京棉毛纺织厂“红革联”成员刘兴旺被杀，“新工总”发表声明：遣责“南京八二七”杀害刘兴旺。“南京八二七”则发表声明，说刘兴旺是被他本组织里的人杀死的。


五日：

下午，“新工总”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刘兴旺大会”，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唆使‘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中一小撮人，残酷杀害刘兴旺的罪行”。

“红三司”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发动第二次总攻击大会”。“南京八二七”和省级机关“新总部”“大联合总部”也参加了大会。


六日：

南京汽车制造厂“红卫军”用小板车和130型卡车，在厂门口拦截被该厂“八二七”开到南大的230型汽车。结果，130型卡车撞死两人、撞伤四人，230型卡车撞死一人，撞伤二人。


七日：

“新工总”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昨天被压死的三名南汽“红卫军”成员。会后，抬尸游行，要求军管会严办“肇事凶手”。

南京化纤厂、南京砖瓦厂“工总”和本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八日至十五日：

“新工总”、“红二司”、“红财司”、“市革总”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联合召开了“揭开旧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旧市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数十名市级机关领导(此会后被称为“南无黑会”)。


八日：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南京八二七”、“省革总”、“市革总”等一百多个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江渭清大会”。省军管会代表，南京地区军事院校代表等六人在会上发了言。

七中、南京海运学校的两派在朝阳区军管会大楼发生武斗。


十日：

要武区革命群众在南工礼堂召开“要武区革命群众反对武斗誓师大会”，并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发起反对武斗签名活动。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斩断刘、邓、薄伸向江苏公交战线黑手誓师大会”。


十一日：

由省军管会主持，南京地区两派联合召开了“制止武斗大会”。


十二日：

省军管会发出《重要通告》，要求各派坚持“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执行‘六六通令’”，“为实现革命大联合作出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北京接见南京两派代表，要求双方“用全部的力量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发动总攻击”。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新总部”、“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红三司”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光大会”。

“红二司”在南工大操场召开“紧跟毛主席，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为争夺挹江门，“南京八二七”与“省红总”发生武斗。

晚上，南京炼油厂“红卫军”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十三日：

毛泽东主席对南京“文革”形势发表谈话。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公安联总”等七个组织数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审六·二七纵火放毒犯大会”。

省汽车运输处“红卫军”和该处“八二七”发生武斗。


十四日：

郊区十三个农民“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要求南京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

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委会”抄了农机“八二七”和省级机关“新总部水产局分部”。

东方红水泥厂“红总”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苗风高因“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到省军管会自首。


十五日：

因“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乐忠良、孙金有、李秋华被鼓楼区军管会拘留。

“红二司”、华水“革联”、“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等在中山东路体育馆举行“紧跟毛主席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南京化纤厂“化纤公社”和该厂“红卫军”发生武斗。


十六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南工大礼堂召开“痛打落水狗，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大会”。


十七日：

八中“八一二”、机校“井岗山”、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与南师附中“红联”，为争夺广播站，双方发生武斗。


十八日：

上午，“新工总”、“省红总”、“省革总”、“市革总”、“红二司”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晚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南大操场召开“向江苏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渭清、陈光发动总攻击大会”。


十九日：

“促联”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南京市革命群众坚决反对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


二十日：

林彪、江青于七月十日派王力、谢富治窜到武汉，找“造反派”谈话，攻击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加剧了群众组织的对立。“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的一些战士与王力进行说理斗争，林彪、江青借此大作文章，诬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残酷迫害陈再道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


二十一日：

市公安局“公革会”、“公安公社”等七个组织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法党组，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利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促联”在九中礼堂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批判刘少奇大会”。

南京铁路分局“铁道兵”和该分局“铁联司”发生武斗。

“新工总”下属组织与“老工总”遵义、红卫、东方红三个区的总部及棉纺系统分部发生武斗。


二十二日至八月八日：

南大“八二七”将市委书记处书记林楚滨和市委常委陈慎言关押在南大，逼迫他们交待、检举“省、市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省红总”、“新工总”和“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分别召开大会，抗议武汉“百万雄师”扣压王力、谢富治的“罪行”，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


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采取行动，把报纸改为电讯报。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举行游行“声援”。


二十四日：

“省红总”、“新工总”、“省农总”、“红二司”及驻宁军事院校的“好派”，抓了一百多名来宁的武汉“百万雄师”的成员“游街示众”。

上午，“红二司”在南航召开“复课闹革命，批判刘少奇大会”。

“新工总”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王力、谢富治返京”。

晚上，“新工总”、“红二司”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刘少奇、打倒谭震林大会”。


二十五日：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与该所“八二七”发生武斗。

五中“八八”和市政公司“红卫军”在新街口发生武斗。

反修战校(即四中)学生在省工人医院与南医“六一三”发生武斗。

南京供电局“红卫军”与该局“革联”发生武斗。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江苏东方红中学分社”在南工大礼堂召开“江苏省中等学校文化革命汇报促进大会”。


二十六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围攻二中“八二七”所占的教学大楼，省军管会派出部队，制止了武斗。


二十七日：

南京军区今起陆续发出《公告》，为取缔的金陵船厂“红纵”、“铁道兵”、“省工总遵义区总部”、“工农学总部”、延安区土建队“八三○”等组织平反。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五台山体育场集会，“声援”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会后出动千辆汽车，游行示威。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

延安区军管会宣布逮捕“七·六事件”中230型汽车司机武家林、钟宝瑜。

晨光机器厂“革联”等组织一千三百余人冲砸设在市果品公司的“南京八二七”广播站。


二十八日：

“江苏省理论战线斗批改联络站”在省哲学研究所召开“斩断刘少奇伸向江苏理论战线黑手，彻底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

汤山炮校两派发生武斗。南体“一一四”、南无“八一二”等参加了这次武斗。

南工“东方红”《小老虎》战联、南大“八二七兵团”《大决战》等四十三个战联发表声明，指责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对抗中央指示，支一派、压一派，分裂省军管会，煽动反军，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必须打倒！”

南电“八二七”成员杨龙芳被该厂“红卫军”毒打致死。


二十九日：

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等组织在南大召开“舍得一身剐，敢把杜方平拉下马誓师大会”。


三十日：

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在南大操场召开“揭发批判杜方平言论大会”。

晨光机器厂“革联”与该厂“八二七”、“东方红”发生大规模武斗。“八二七”、“东方红”撤出工厂。

反修战校被“新工总”攻占。

省工人医院两派发生武斗。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医“六一三”、南汽“红联”、延安区土建队“八三○”及跃钢“八二七”、反修战校都参加了这次武斗。


三十一日：

中国科技大学何朴受林杰派遣，以“中央文革苏南调查组”的名义来宁活动。

“省红总”、“新工总”调集南体“一一四”、南京远洋海校、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华工“革反团”、宏光机械厂“红卫军”近万人，围攻下关火车站“铁联司”总部大楼，抓走“铁联司”近百人，南体“一一四”一人被打死。


本月：

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海军学院、汤山炮校等九家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军事系统联络站”(简称“九联”)。


本月至八月：

南京木器厂“红卫军”、南京远洋海校、三中、三十中等组织先后冲击了朝阳区的七个派出所，抢走公章、材料和衣物。

七月份，张春桥等人接见了蒯大富，占名诬蔑全国几个大军区负责同志不听中央的话。此后，蒯大富就派了清华“井岗山”兵团一、二百人来宁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张春桥又授意蒯大富九月份在南京、上海、北京同时召开反军大会，以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本月下旬，同济大学“东方红”头头陈敢峰派人来宁，向“炮轰省委联合会”负责人杨林琪、韦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指示”：“打倒许世友大方向是对的”。



八月



一日：

“省红总”、“红二司”与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分别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建军节。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建立了“八一指挥部”。下设：一、参谋组，主要成员孙树桢、孟凯、陈明、陈立华、钱跃庭、王永怀；二、办公室，由宫政、董印、王杰负责，工作人员九名；三、情报组，由华工赵国章、“公革会”李达香负责，工作人员二十至三十人；四、后勤办公室，由孟凯、耿立建负责，下设有军械组，物资供应组；五、警卫连，由朝阳区陈志远负责，队员七十人。孟凯起草了“文攻武卫”提纲。“八一指挥部”后并入“联指”。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发表声明：“杜方平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反杜方平的人决无好下场”。

中国科技大学何朴与南大“红色造反队”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座谈，起草了《急告全省人民书》，鼓吹反军、乱军，矛头指向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

“红总中司”、“新工总”冲击空字十四厂，该厂许多贵重仪器遭到严重破坏。


二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江苏最大走资派江渭清、陈光发起第五次总攻击大会”。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省革总”、“市革总”抄传所谓的王力讲话，把矛头指向许世友。

南大“红四联”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南工“井岗山”铁鹰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紧跟毛主席战斗队发表《关于南京地区形势的最紧急的联合声明》，说“许世友、杜平是军内走资派，与“八二七”坏头目相勾结，顽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必须打倒”。


三日：

南工“东方红”和武汉、无锡、常州等地“造反派”组织召开“向南京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宣战大会”。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等组织在鼓楼广场召开“坚决支持梁、杜、吴大会”，声称要坚决击退“当前一小撮人掀起的反梁、杜、吴的反革命逆流”。

南京军事学院“红司”戴雨元等四十三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冲击军区，受到警卫部队阻止。军事院校及地方上的“造反派”前来“援助”。南大“红四联”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等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支持军院“红司”的一切革命行动。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南京军区是前线指挥部，不能打乱指挥系统”。


三日至四日：

“新工总”调集南京有线电厂、华东电子管厂、长江机器制造厂、新联机械厂、钟山化工厂、线路器材厂、江南光学仪器厂、石棉塑料厂、小市起重队、栖霞区联络站等单位的“红卫军”，于三日夜攻打南京砖瓦厂“八二七”。并调集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和要武区、朝阳区、延安区联络站的“红卫军”负责打援，在太平门外阻截前来制止武斗的三十五辆卡车上的解放军。武斗中使用了各种武器，共打死九人，打伤一百四十余人。事后，“新工总”中的少数人策划伪造现场，炮制假调查报告，欺骗中央和广大群众。


四日：

军院“红司”、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等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于凌晨冲击军区政治部大楼，下午在政治部大院召开“控诉许世友、杜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前线话剧团“井岗山”、“江苏工农兵文联”等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南师附中“井岗山造反兵团”、反修战校“革反会”冲击南京军区看守所，企图抢走被关押的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

为了制造炸药，市化轻公司秦德本带人从紫金山仓库抢走三十罐硝酸。

“新工总”连续三天围攻华水“革联”。华水“革联”于七日撤退到下关南京长江大桥二处。


五日：

“好派”组织在南京军事学院二十四楼成立情报站，受“联指”情报处苏仲慈领导，负责人为殷家富、贺明良。

“首都红代会”北师大“井岗山公社对外作战部”发表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指责“南大八二七已成为许世友的御用工具”，提出“要坚决打倒许世友”。


五日至七日：

为了进行大规模武斗，“省革总”头头杨华私自动用国库存粮一百万斤。


六日：

南京长江大桥二处、四处的“八二七”抢夺了守桥部队的武器。

市糕点公司朱月乔带人抢走红旗食品厂面粉三万二千斤，食油一千八百斤，糖四百多斤。

“新工总”调集万余人包围五中“八○八”总部，双方发生激烈武斗。七日上午，占领了五中，抓走了“八八”成员七人。

南京跃进钢铁厂、五女中被“省红总”、“新工总”攻占，这些单位的“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纷纷撤退到南大。

军院“红司”、海校“红联总”、无夕“主力军”等出动大卡车人，抄了许世友、杜平的家。


六日至七日：

六日夜，南京无线电厂“红卫军”在逸仙桥一带抓走了一批所谓的“五湖四海”。翌日上午，由该厂吴永银等人押送到市军管会东大门院内毒打，不到二小时就打死四人。


七日：

市木材公司、南京第二机床厂的“好派”与木材公司“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八二七”、“东方红”被打死一人，打伤三人。

“南京八二七”在下关拦截了陵园中心粮站的汽车，抢走大米一万八千斤。

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和地方上的“好派”组织召开“打倒许世友、杜平大会”，并成立了“打倒许世友、杜平联络站”。

南师附中“红色造反军”、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军院“红司”、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师“八三师”血战到底战斗团、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再次冲击军区看守所，抢出孙海云。

军院“红司”、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冲击军区作战部。


八日：

南大“八二七”和南京城内的“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等基层组织撤退到下关。下关地区“省红总”、“新工总”的基层组织撤到院内，以挹江门为界，形成两派武装对峙的局面。

市六中“韶山公社”抢劫战斗食品厂面粉一万三千多斤、饼干九千多斤、食糖四千六百多斤、元米二千四百多斤、赤豆九百多斤。

南京有线电厂工人虞绍佳被该厂“红联”毒打致残，全身瘫痪，肌肉萎缩，四肢崎曲，只有三十多斤重，被称为“活着的死人”。


九日：

《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把五湖四海打得稀巴烂》的社论，胡说在南京出现了一个“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密切配合的反革命流氓抢劫集团”，叫嚷“对‘五湖四海’决不能有任何纵容姑息”，从而，造成全市人心惶惶，到处搜捕“五湖四海”，一些无辜群众被诬为“五湖四海”被打死。

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以南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委会临委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坚决打倒军内走资派许世友！”


十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十四所“八一八”和南京电子管厂、南京无线电厂、三三○四厂等“新工总”所属组织，出动五十四辆卡车，到汤山炮校抢劫各种武器千余支，打伤解放军战士两名。同时，把汤山靶厂、狼山营房弹药库洗劫一空。

晨光机器厂“革联”到后字二五○部队抢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三三○四厂“红卫军”到海军军械学校抢了一批武器。

“南京八二七”先后出动十二辆卡车和几百人，抢走下关粮库大米七万斤。


十二日：

“中央文革”派出的调查组到达南京。

中央调查组向军院“红司”勤务组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要他们立即撤出军区机关大院的指示。“红司”等组织二十二日才撤出。

“新工总”发出所谓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告，决定建立“工人纠察队”，号召全市人民“迎头痛击‘五湖四海’反革命盗匪集团”。

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的所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支持江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提出“一定要打倒江苏陈再道式的人物”。

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在海军学院召集文风来、朱开地、李仲林(华工院长)、孙树桢(长江机器制造厂政治部主任)等三十余人开联席会议，研究成立“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作为“好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朱开地、文风来、鲁学智、张建山、杨华等。“联指”下设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办公室。参谋部负责人为李仲林，组员有孟凯、孙树桢、槐亚东、马捷升、乔淼龙、陈明、胡翠华、王太、褚风鸣。下设作战部，成员有董印、王凯；情报处，成员有诸跃辉、苏仲慈、张思生；军运处，成员有蔡文英、吕成仁。政治部负责人为张建山，成员有戴国强、刘继红、孟凯、郭公举。下设宣传处，成员有张骏、陈国宁；保卫处，成员有肖书亭、夏羡堂。后勤部负责人为杨华，成员有王建军、陈雷。下设军械处，成员有张立成、彭素志、李文忠、王守章；军需处、卫生处、运输处。办公室成员有沈学仁、葛忠龙。


十三日：

中央调查组到长江大桥二处，听取“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等组织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

南空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主任高浩平接见“省红总”、“省革总”代表，公开表态“坚决支持红总的一切革命行动”。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指责“八二七”勾结武汉“百匪”、无夕“九二”，威胁人民生命安全，提出“要武装保卫自己，给来犯者及幕后策划者以致命打击”。

“新工总”、“省革总”、“市革总”、“红二司”联合召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控诉武汉‘百匪’和‘五湖四海’罪行大会”。会后游行。

打着“中央文革苏南调查组”旗号的何朴，窜到苏南一带煽动反军乱军，在常州被公安机关逮捕。


十四日：

南空政委江腾蛟传达张春桥给杜方平的“指示”：不要压“八二七”太厉害，不要重犯“一·二六”的错误。

“市革总”等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所谓军内走资派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曲志超、秦金文等五人在会上发言。


十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发出通知：中央决定派出以刘锦平为组长的调查组，前往调查、了解和协助解决南京和江苏省无夕、苏州等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省红总”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省军民立即行动起来，“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在南京军区的代理人——许世友”。

“省红总”、“新工总”等组织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热烈欢呼‘八一四’重要文章发表大会”。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在会上表态：“坚决支持红总做好文攻武卫工作，如果阶级敌人胆敢挑起武斗，我们空军部队将进行自卫还击”。

市化轻公司“好派”出动四辆汽车从天宝山仓库抢劫雷管五十八万六千多发和一些导火索。

“省红总”、“新工总”先后出动五十余辆卡车的人员与江宁县“红总”、“工总”、东山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发生武斗。


十六日至二十一日：

南空召集“三支两军”人员集中学习。南空负责人王绍渊、高浩平到会讲话，提出“支持红总、团结八二七”的方针。


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屁派”组织发表声明：指责两台已成为“杜氏派台”，要求停止自办节目，改播中央台节目。


十七日：

“打倒许世友、杜平联络站”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五万人参加了大会。

中央调查组听取“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等组织的负责人汇报。

下关电厂“红卫军”从海军军械学校抢走短枪十八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一千五百发。

晨六时，通用机械厂“红卫军”冲击南京军分区，抢走冲锋枪八支，子弹一千五百发，大卡车、吉普车各一辆。


十八日：

“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举行游行，庆祝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

市物资系统温士林和晨光机器厂“革联”、长城皮鞋厂“红卫军”从工农兵水泥厂抢走炸药七箱半。

江宁县“革联”和南京三中学生袭击江宁县人武部，抢走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同时抢走县公安局、邮电局摩托车多辆。


十八日至十九日：

“新工总”、无夕“主力军”、常州“主力军”围攻南京军院“红司”，抢走大批军用物资。


十九日：

南无“八一二”在张建山带领下冲进南空飞机场，强占跑道，抢走部分武器。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及军事院校的“好派”头头在南汽开会，确定在南京无线电厂、南京体育学院、南京汽车制造厂、晨光机器厂、紫金山天文台等地私设电台，建立无线电通讯网。

南京电信局“红卫军”、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市起重装卸公司“红卫军”等少数人，策划、夺取了南京电信局警卫班(四十人)的全部武器装备。

长江大桥“八二七”、“公安联总”、南京港务局“八二七”和港务局“红卫军”发生武斗，“红卫军”被抓走十四人，被迫撤至城里。


二十日：

海军党委给海院“革命造反总部”、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和“革联”发来电报指示：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与陈再道比较，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对付“百万雄师”的办法，更不能采取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地考虑我们意见，并希尽快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作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是会逐渐理解的。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问题联络站”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杜方平！坚决打倒许世友！”


二十一日：

省级机关“新总部”、“大联合总部”开会，“批判”刘少奇所谓《认罪书》。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下关铁路材料厂“批斗”省委书记处成员，要其交待“文化大革命”中省委与军区的关系。


二十二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解放广场(即热河路广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批斗”了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彭冲、许家屯、惠浴宇。


二十三日：

“新工总”、“省红总”、“红二司”等组织和首都及其在宁的“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愤怒声讨苏南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罪行大会”。

“新工总”、“省红总”、“省革总”、“市革总”、“首都红代会”及南京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在军区礼堂召开“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誓师大会”，“揭发”许世友的“罪行”。

南电“红卫军”在挹江门附近八字山与“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发生冲突，“红卫军”崔福厚被打死。


二十四日：

“南京革命干部战联”发表《关于当前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分析与倡议》，鼓吹反军乱军。


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同属于“新工总”的三五二一厂“革联”与“红总”在玄武湖发生冲突。南京机床厂“红卫军”、金城机械厂“红卫军”、以及六中、江苏冶金修造厂等的“好派”组织，纷纷前来支援“革联”，打死二人，打伤近二十人。


二十六日：

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等组织发出《勒令书》，“勒令许世友在一星期内必须交出《认罪书》”。


二十七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等组织万余人去南大操场召开“庆祝南大八二七成立一周年大会”，队伍行至南京被服厂，遭到“新工总”下属组织的武力拦截，当场打伤数十人。中央调查组副组长宋皋作出三点指示：一、“八二七”召开庆祝成立一周年大会，无可非议。二、南京被服厂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是错误的，打伤人是犯罪行为。三、军区立即派部队保护群众。南京部队出动四个营部队，制止了武斗。


二十八日：

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南大“红四联”、“省红总”、“新工总”下属的七十多个基层组织在军区门口召开“讨伐许世友大会”，并在从山西路至军区的马路两边搭起竹棚，成立“揪许火线指挥部”。

“新工总”的各大组织负责人在华工开会，表示坚决支持南体“一一四”、华工“革反团”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的革命行动。


二十九日：

张春桥在得知了毛泽东主席对许世友的态度后，将南大“八二七”头头曾邦元召到上海，告诉他许世友不能反，“好派”要反就让他们去反。曾邦元从上海回来，立即召开了拥军大会。

“揪许世友火线指挥部”派出代表到军区接待站，督促许世友交出《认罪书》，军区副政委鲍先志接待了代表。

凌晨二时，清华大学“井岗山”黄杰、南大“红四联”葛忠龙等人，在林杰和北师大谭厚兴的指使下，以揪许世友回南京为名，冲击钓鱼台。四时，在“中央文革”指出“冲击钓鱼台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后，才撤回。

“省红总”万余人在人民广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参加了大会。


三十日：

四女中“八二七”召开“纪念‘八三○’大会”，受到南无“八一二”、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的冲击，双方发生武斗。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二名被车压死，二人受重伤。

南体“一一四”、十四所“八一八”、金陵船厂“联总”、南大“红四联”、南航“红旗”、南师“八三师”、南化“革联”、南林“东风”，以及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发出所谓《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许世友战斗动员令》。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在下关召开“拥军爱民大会”。

“市革总”发出关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意见。


本月中旬：

南京化工厂、新联机械厂、钟山化工厂、化纤厂等单位的“好派”抢劫了停靠在燕子矶江边码头轮船上的二十多万斤公粮。


本月至九月：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卢树珍、冯奇林带领学生冲砸本单位电台仓库，先后动用50W收发机K字机、71型收发讯机、W调频收发讯机十余台。



九月



一日：

清华大学“井岗山”头头蒯大富和张春桥密谈了六个小时。次日，通过军区发来电报：在宁的清华同学，许世友是好同志，要保。他有错误，相信他一定能很快改正。在宁的全体清华人员必须立即返京，否则将严肃处理。又派许适群专程来宁，在省歌舞团向清华大学在宁学生传达了张春桥的决定。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分水陆两路进攻南化的“好派”，武斗中共打死九人。


二日：

凌晨一时半至二点十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给“省红总”头头文凤来电：总理和“中央文革”不能同意打倒许世友；不同意“省红总”在三号准备召开的有三十万群众参加的打倒许世友的大会。


三日：

刘希河、武仲奇、张子华等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成立“农村文化革命联络站”，由“省红总”和“省农总”领导。


四日：

在中央调查组和省、市军管会的努力下，南京地区的“好派”、“屁派”、“促联”三派组织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在少数人策划下，东方红区饮食糕点行业的“好派”举行了罢市。


四日至五日：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在下关铁路材料厂“批判斗争”省委、省人委负责人陈光、李士英、包厚昌、陈扬。


五日：

“市革总”和“红总中司”联合召开大会，揭发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所谓镇压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迫害南师附中师生的罪行。


七日：

中央调查组组长刘锦平在AB大楼向南京地区的三派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对南京三派签订《坚决制止武斗协议》的批示：南京军区、派往南京的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红总和八二七、促联三派群众组织：中央完全同意和支持你们三派代表于九月四日所达成的《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并且高兴地看到双方已在南京开始实施。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协议和中央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革命群众统统按协议书和中央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付诸实施。

工农兵水泥厂“红卫军”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红卫军”受伤三十多人。


八日：

“市革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市军管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工农兵水泥厂“两派”发生武斗，受伤达二十多人。事后，该厂“好派”抬血衣、散发上万份传单，向省、市军管会施加压力。


八日至十一日：

“新工总”召开所谓大批判工作会议。朱开地、鲁学智传达了中央对江苏三派《九四协议》的批示，并作了所谓的工作报告。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到会讲话。


九日：

“新工总”、“省红总”、“红二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集会，“纪念‘九九事件’一周年，决心揪回江渭清，把江苏南京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日：

设在南京军区门口的“揪许火线指挥部”迫于形势，改为“揪江渭清火线指挥部”。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发表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鼓吹“杜方平是革命左派”、“新工总是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核心”等。

“南京促联市级机关七一三革命联络站”成立。


十二日：

“促联”召开“坚决执行中央批示，认真贯彻《九四协议》，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会”。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十三日：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铁路会堂召开“声讨刘、邓、陶大会”，揭发旧省委和魏文伯、陈丕显的所谓黑线关系，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罪行”。


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十七日：

“省红总”、“新工总”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迎头痛击江渭清猖狂新反扑大会”。南空司令部、上海“工总司”代表在会上发言。省委负责人刘顺元、陈光、惠浴宇、彭冲被“揪出来示众”。


二十日：

为了对付“促联”，“好派”的一些基层组织在南京无线电厂成立了“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革命大联合总站”(简称捍联)。


二十一日：

“首都红代会”、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以及外地高等院校等二十九个单位和组织发表《关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意见》，肯定“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等组织是“革命左派”，“杜方平犯了严重错误”，要求省军管会“严惩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


二十二日：

“市革总”、“市级机关八二七”、“市级机关七一三革命联络站”实行不倒旗的大联合，成立“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


二十八日：

三点三十五分至五点二十分，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江苏南京两派代表团，肯定许世友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要求“两派”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本月：

金陵船厂、金陵造漆厂、南京肉联厂、南京港务局等单位的“好派”组织，以要求回下关区为名，在省军管会静坐，施加压力。



十月



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公布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指示。


七日：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江苏饭店成立“飞鸣镝”，负责搜集整理有关“促联”的情况，为“好派”赴京代表团提供材料。其主要负责人为金城机械厂杨跃良、南京电瓷厂林顺森。


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大联合的通知。


十九日：

“省红总”在三三○四厂召开“斗私批修现场经验交流会”。省、市军管会、六四八三部队、南空负责人，以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二十四日：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日停止了自办节目，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二十三日：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在南大操场举行“斗私批修大会”。



十一月



二日：

南京炼油厂“新工总”三次冲砸市级机关“八二七”，抢走大量办公用品。


十日：

抗大附中(即宁海中学)“红联”和该校“八二七”为争夺广播站发生武斗，“八二七”成员孙昆仑被杀。


十一日：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一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孙昆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十八日至十九日：

十八日二十一点十九分至十九日零点四十分，周恩来总理、康生、张春桥、余立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要求“各派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达成大联合协议”。


十九日至翌年一月二十六日：

江苏省赴京代表团各群众组织代表经过谈判，签定了《南京三派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关于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协议书》、《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实行革命大联合协议书》等三十多个协议。


二十一日：

南大“八二七”、“红四联”、“促联”签定关于《南京大学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二十二日：

“市革总”作出关于举办干部学习班和部、局长以上干部管理问题的决定，将市级机关部、局以上干部分别交给机关各群众组织，集中住宿，统一管理，“参加学习，交待、揭发问题”。


二十五日：

省、市“革总”、“财司”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倒旧南京市市长岳维藩大会”。

“新工总”、“省革总”、工交部“联络站”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倒江渭清大会”，并向全市进行实况转播。


二十八日：

“市革总”、市农林局“造反军”召开大会，“斗争”副市长张启龙。



十二月



七日：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好派”组织，切断了江苏台收讯台和发射台的总电缆，另外私设了一条线路，中断对台广播，进行了非法广播。


八日：

周恩来总理、杨成武、汪东兴、刘锦平及“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接见江苏代表团，要求各群众组织“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解放干部、发展大好形势”。

南大“红四联”、“省革总”、“新工总”、“抓叛徒联络站”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打倒大叛徒大会”。“斗争”了副省长管文蔚和省哲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原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十四日：

“新工总”、华工“革反团”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江、陈、彭、匡大会”。“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十四日至十五日：

十四日晚九点二十分到十五日凌晨一点四十四分，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全体成员，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接见江苏代表团，要求各派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二十日：

“市级机关八二七”、市委组织部“火炬战斗队”等组织联合召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在干部路线上的反动罪行大会”。


二十一日：

“市级机关七一三革命联络站”发出《关于巩固和发展市级机关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


二十四日：

“市级机关八二七”、“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市委联络站”在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刘中的所谓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


二十五日：

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批市委联络站”、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工大礼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揭发彭冲、刘中罪行大会”。市委组织部“火炬战斗队”、市委统战部“八二七支会”代表在会上发言。


二十六日：

南大“八二七兵团”、“红四联”、“促联”组成：“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二十九日：

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省军管会及南京三派在北京签定了《关于收缴武器弹药的紧急通知》。

市公安局“公革会”龚昭才、丁桂英强行夺取公检法临委会公章并当场将其毁坏，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重新刻制新印章。


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1967〕411号文件，同意《关于南大大联合的协议》，要求全校师生员工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初稿）[1968-1976]
南京市档案馆
1985.09.07


一九六八年

一月



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队》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五日：

“省红总”、“新工总”的一些下属组织在绣球公园召开“纪念‘一三事件’一周年大会”。会后游行，与十二中的“屁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受伤多人。


十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社论，“揭露”苏南地区“以江苏省委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破坏沪宁铁路运输和铁路沿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十一日：

南京三派十万工人集会，“欢呼”上海三报重要文章发表，“声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反革命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罪行”。


十四日：

“新工总”将所属“全无敌”、“真如铁”、“飞鸣镝”等情报组织合并，成立“一一○战联”，负责开展对“中心指挥部”、“何朴问题”、“老串会”等专案的调查。


二十一日：

南京“三派”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落实大联合协议大会”。“捍联”以送贺信为由，强行要求发言，干扰大会进行。


二十六日：

南大“八二七”调查团“七三一部队”公布了所谓黑手名单，将一大批省、市领导干部打成“操纵群众组织的阴谋家、野心家”。


二十八日：

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李作鹏、刘锦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议厅接见南京军区、江苏赴京代表团，点名批评高啸平、杜方平，指出“捍联”是“破联”，希望各派能认真落实达成的三十七个协议。



二月


五日：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等组织在南大操场批斗高啸平。


六日：

“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打击投机倒把联合总指挥部”发出《勒令书》，勒令“投机倒把分子主动坦白，争取从宽处理”，“外地流窜的，立即滚出南京去”。


九日：

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六四五三部队副政委方敏，接见工人大联筹全体成员、赴京代表团工人代表、南京各大工人群众组织勤务组成员，要求克服派性，搞好大团结，为建立工人大联委贡献力量。


十日：

全市工人“造反派”十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集会，庆祝“南京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国务院、“中央文革”来电祝贺。

“市革总”在市军管会大礼堂召开“打倒杜方平大会”，揭发其“分裂群众组织，倒许乱军，对抗中央指示的罪行”。


十二日：

“南京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成立。


十八日：

全市十万群众集会，动员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南京部队负责人杜平到会讲话，要求“横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快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


二十日：

根据中央军委十八日的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成立。武占魁任司令，彭勃任政委。警备司令部宣布：在三月一日前，所有私藏的武器弹药必须上缴。隐藏不交者，将依法追究。


二十二日：

省军管会召开南京大学、“市工人大联委”、“市级机关大联委”代表座谈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到会讲话，要求各群众组织克服派性，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联合起来斗争杜方平、高啸平。

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工人串联会调查团七三一部队”、“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三一一○部队”发出所谓取缔“高参团”、“老人串联会”，并打倒其首恶分子的通报。


二十四日：

“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


本月：

根据中央指示，六四五三部队负责江苏的“支左”，市军管会机构进行调整：设秘书、组织、干部、宣传、政法五个办公室和生产委员会。临时机构由二百六十五人减为二百五十九人。除业务局外，市级机关工作人员由四百三十八人减为三百九十三人。



三月


六日：

雨花台区革委会成立。吴广甲任主任，刘建奋、吕建华、施锡九、陆邦贵任副主任。


七日：

遵义区革委会成立。马筠贞任主任，吴子昆、朱明、周山林任副主任。


八日：

红卫区革委会成立。王开一任主任，方明、冯洪明、顾理乐任副主任。


九日：

栖霞区革委会成立。刘景富任第一副主任，周强、陈宪德任副主任。


十日：

东方红区革委会成立。袁秉清任主任，施明任第一副主任，刘文波、梁风桐、程树藩、张庆祥、崔文亮任副主任。


十一日：

要武区革委会成立。王岩任主任，孙忠任副主任。


十二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军人俱乐部接见南京大学全体师生，要求“加快大联合步伐，认真落实关于建立革委会的协议，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实现全校的‘一片红’”。


十三日：

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六四五三部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敏任主任，南大“红四联”(由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夺权大队”等组织联合组成)头头文风来、“八二七”头头曾邦元等任副主任。


十五日：

浦口区革委会成立。严保扶任主任，周国民、乔文学、顾兴华任副主任。

延安区革委会成立。许德厚任主任，曹宗汉、潘栋选任副主任。

朝阳区革委会成立。王臣才任主任，孙文亭、牛毓昌任副主任。

市军管会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的意见。


十七日：

迄今，全市九个区、二十六个人民公社全部实现“革命大联合”，四百八十多个基层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十九日：

市军管会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市军管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要求大力宣传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认清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揭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阻挠成立省、市革委会的阴谋。


二十一日：

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京西宾馆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即江苏省在京学习班全体成员)，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许世友任省革委会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王珽、彭冲任副主任。


二十二日：

张春桥在省交际处“接见”即将成立的省、市革委会全体成员。


二十三日：

省、市革委会同时成立。市革委会由九十五名成员组成，杨广立任主任，滕俊清、彭勃、林逸任副主任。

张春桥在省、市革委会常委会上发表讲话，要求省、市革委会“带领广大群众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江渭清、陈光，不要动摇”，鼓吹彻底砸烂旧公检法。

王洪文在中山东路三○七号招待所，参加了由市工人大联委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言，诬蔑上海地下党“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的”，鼓吹建立“文攻武卫”。


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林彪、江青制造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三月二十四日宣布撤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职务，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撤消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职务。


二十四日：

“南京市工人大联委”召开工矿企业群众组织头头会议。王洪文到会再次鼓吹“建立文攻武卫，实行群众专政”。此后，南京市建立了“文攻武卫”的组织。


二十五日：

从北京传来林彪二十四日关于所谓“杨、余、傅事件”的讲话。南大、南工及不少厂矿的学生、工人结队去南京空军司令部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江腾蛟！打倒王绍渊！打倒高浩平！”


本月：

“新工总”勤务组成员唐省智、芮国民等人组成的“揪黑手战联”，表示“要清除混入本组织的坏头头”。嗣后，“省革总”、“八二七革总”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征腐恶战联”、“追穷寇战联”。



四月


二日：

“南京工人大联委”数千名纠察队员在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查封地下工厂。

全市“造反派”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揭批高啸平反对周恩来总理的罪行。


九日至十一日：

“新工总”揪黑手战联、“八二七革总”追穷寇战联、“省革总”征腐恶战联等组织联合发出关于揪出坏头头杨华的声明，并在十一日召开了“打倒坏头头杨华大会”。省革委会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十三日：

“南京工人大联委”工人纠察队继续采取行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取缔自由市场，查封地下工厂。


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省、市革委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召开。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号召广大群众“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痛击阶级敌人的右倾翻案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十九日：

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原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上午，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八一二”中的少数人殴打前往该校处理问题的市革委员成员。二十四日，市革委会作出决定：南无“八一二”必须交出打人凶手，并作出公开检查，否则将拘留该组织勤务组成员。南无“八一二”则上街贴出攻击市革委会、支左部队的大字报、大标语。“市工人大联委”、南大“八二七”、南工“革委会”、晨光机器厂“大联委”等许多单位、组织发表声明：坚决拥护市革委会的决定，谴责南无“八一二”对抗市革委会的错误行径。


二十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会议，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今日十九点三十分的电报：南空江滕蛟、王绍渊、高浩平停职检查。会议号召全市广大群众迅速动员起来，揭发江、王、高的罪行。


本月：

“新工总”揪黑手战联、“省革总”征腐恶战联等组织揪斗了孙树桢、孟凯、槐亚东、陈明等人。



五月


一日：

省革委会副主任王珽接见南京各大联委的代表，并发表了讲话：一、江、王、高操纵群众组织，群众上了当，要划清界限，要接受教训，要立新功。二、各群众组织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三、各群众组织不要互相攻击，要团结对敌。四、不要冲击空军。


二日：

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就南京的大批判作了三点指示：一、批判王绍渊、高浩平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作的英明决策”，必须“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二、王绍渊、高浩平主要罪恶在：1、挑拨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是挑拨军区与南空的关系，是倒许乱军的后台。2、挑动群众组织武斗，支持一方、压制一方。3、对抗中央指示。三、对王绍渊、高浩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对王、高的批判要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使批判深入到工厂、车间、学校、班系和家庭”。


四日：

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江苏的代理人大会”，斗争王绍渊、高浩平。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殴打前去参加会议的“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的成员，并冲击省革委会。部分“一二一”红卫军宣布成立“五·四造反大队”，并发表声明：“要坚决拥护、勇敢捍卫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红色政权”。


六日：

《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公布。《决议》要求全市人民“立即掀起一个革命大批判、斗争的新高潮，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自此，“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市逐步铺开，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


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级机关干部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动员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


十一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和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革命委员会好》等五篇文章的通知。


十五日至十八日：

南京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先后视察了南京电子管厂、长江机器制造厂、晨光机器厂、南京有线电厂等十一家工厂，要求广大工人抓革命、促生产，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二十日：

南京市“文攻武卫”举行成立誓师大会。


二十四日：

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委”召开大会，“斗争”原市委第一工交政治部负责人孙同浩、徐杰。


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二十八日：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五四造反大队将本组织的头头林树(此处字辨认不出)扭送到警备司令部，延安区革委会、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示坚决支持。


本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

南京市贫下中农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南京市贫下中农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三十一日至六月三日：

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号召全省人民向王绍渊、高浩平、杜方平、高啸平猛烈开火，“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把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本月下旬：

市革委会及各区革委会先后召开了二十五次大会，向三万多基层干部和群众作了关于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动员报告，全市掀起“忠字化”的热潮，各单位开展“早请示、晚汇报”，到处搞“红海洋”。



六月


一日：

南京长江大桥建桥工人举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决议誓师大会”。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到会讲话，要求按照国务院指示，确保铁路桥年底通车、公路桥“七·一”通车。


三日：

全市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彻底打倒江、陈黑干将王绍渊、高浩平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王珽到会讲话。


五日：

市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在全市部署开展对王绍渊、高浩平的革命大批判、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等问题。


八日：

市工人、贫下中农等六大联委联合召开斗争王绍渊、高浩平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


十日：

“新工总”揪黑手战联、“省革总”征腐恶等六个战联在南工大礼堂召开大会，诬陷原副市长陈慎言是“高参团”的黑干将，进行了“批斗”。省革委会常委唐省智到会讲话。


十二日：

“南京工人大联委”发表对目前南京地区形势的严正声明，表示“誓死捍卫省、市革委会”、“警惕在新形势下有人挑拨离间，煽动群众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


十二日至十七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常委联席会议，学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授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所谓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逐条检查南京“三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定的各项协议贯彻落实的情况，作出了《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进攻》的决议。


十六日：

“新工总”揪黑手战联公布第一批黑手、坏头头名单，将不少省、市机关的负责人列为操纵群众组织的“黑手”。


十八日：

“市级机关大联委”作出《关于坚决拥护、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全面落实省、市革委会常委联席会议决议的决定》。


十九日至二十日：

全市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省、市革委会常委会议的群众运动。今天，全市参加游行的约有十万人，许多单位普遍召开了座谈会、宣讲会、誓师会。六四八三部队抽调二千多人，组成六百二十六个宣传小组，深入九百八十二个单位进行宣传。二十日，“市工人大联委”举行盛大集会，宣传《决议》精神。


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南京机电学校“红革会”冲击该校“红反会”所占的大楼，致使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二十四日，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宣布：依照省、市革委会常委会六·一七决议精神，拘留“红革会”四名勤务组成员和五个打人凶手，审查后依法惩办。


二十四日

革委会作出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决定。

华工“革反团”革命到底串联会、南工“井岗山”警卫东战联和鲁迅兵团、南医“六一三”不争春等十二个战联发起，全市高校六千余人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斗争江滕蛟、王绍渊、高浩平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省革委会常委杨新亚参加了大会。


二十六日：

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粉碎二月逆流，击退右倾翻案妖风，砸烂旧市委反动高参团大会”，斗争了原市委负责人刘中、王楚滨、陈慎言及周光瑜等。


二十八日：

南京高等院校召开“掀起对敌斗争强大攻势大会”，决心“落实省、市革委会‘六一七决议’，以王绍渊、高浩平为突破口，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掀起大批判高潮”。

省、市革委会成立落实“协议”监督小组。六四八三部队负责人武占魁、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任正、副组长。



七月



一日至四日：

南京铁路分局少数人合同工，向局革委会提出改善福利的六条要求，并冲击军管会，殴打解放军，刺伤建筑段革委会常委。四日，市革委会作出决定：这是一起违背省、市革委会八项决议，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严重事件，肇事者应交出幕后策划者和打人凶手。


三日：

“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委”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打倒刘、邓、江、陈代理人和旧市委反动黑高参团后台大会”。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被横加罪名，遭到批判。


三日至四日：

南汽“红联”少数人冲砸了该厂“工联”的两个战斗队队部、一个宣传组。次日又殴打了“工联”队员，砸烂了毛主席像。南汽分公司军管组根据省、市监督小组指示，作出决定，“红联”必须交出污辱、猛砸毛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交出打人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如数归还抢走“工联”的一切物品，并赔礼道歉。


四日：

省、市革委会落实“决议”监督小组对南京化纤厂“七一事件”作出如下决定：化纤厂红总在七月一日抢劫厂第三季度石油卡是违法的，必须交出抢劫事件的主要人员和幕后策划者，由警备区隔离审查。如不交，拘留该组织头头。


本月五日至八月十五日：

市革委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检查前一阶段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并组织“批斗”了原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刘中、王楚滨、郑康。


八日：

“省级机关大联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黑风，斗争江、陈黑干将江滕蛟、王绍渊、高浩平大会”。省革委会常委杨新亚到会讲话，全市几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


十一日：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被诬为“二月逆流南京的黑干将、反动高参团的黑主师”。市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对其进行了错误的斗争。


十三日：

市革委会召开“跟北京、学上海，大找差距，大鼓干劲，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誓师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讲了话。


十八日至二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南京肉联厂、南京火柴厂等单位介绍了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二十日：

“南京工人大联委”召开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动顾问组大会”，“揪斗”了一批原市委、市人委的负责人。


二十三日：

市革委会召开“坚决落实毛主席指示，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南京地区工人大联委”、“大专院校大联委”、“中学红代会”代表在会上发言。


二十三日至八月中旬：

省、市革委会在六四五三部队营房举办全市工人八大总部及浦口、栖霞等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文凤来、朱开地、鲁学智等人认为这是“调虎离山，搞垮‘好派’的阴谋”，采取躲、拖的办法进行干扰，受到批评。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常委方敏、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要求大家“斗私批修，逐条检查各项协议落实情况，搞好精兵简政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


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斗争杜氏顾问团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并宣布：拘留将南京有线电厂工人虞绍佳毒打致残的该厂“红联”勤务组成员吕志红。凡直接参与此案的人限期坦白交待，逾期不交待者，依法严惩。

南大校革委会决定邀请省革委会推荐的南京被服厂等五个单位介绍“清理阶级队伍的先进经验”，省革委会常委、校革委会副主任文凤来等人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市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更加深入广泛地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的动员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市革委会主任杨广立到会讲话。


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五名领导干部带领近百人的宣传队深入工厂、学校、企业，向一万多群众宣讲“七三布告”的意义。六四八三部队出动十辆宣传车、七千人次，深入一千六百多个单位，向二十九万群众作了宣传。


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市革委会发出宣传、贯彻“七·二四布告”的紧急电话通知。三十日，又召开区、县革委会、军管组负责人会议，部署开展学习、贯彻的活动。全市各单位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会、斗争会，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八月


五日：

迄今为止，全市一百四十万人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八千三百多人被视作“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揪出，受到错误批判。

“市工人大联委”召开委员扩大会议。省革委会常委方敏到会讲话，要求发动群众，排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重大案件，认真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


七日：

南无“八一二”抢走市工人文化宫服装一百七十余件。省、市革委会落实协议监督小组作出三条决定：一、抢去的服装必须在九日十二时全部送回文化宫。二、“八一二”勤务组作出公开检查。三、十日前将策划者和为首分子送警备区。


八日：

“省级机关大联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斗争江、陈黑干将江滕蛟、王绍渊、高浩平大会”。省革委会常委杨新亚到会讲话。


九日：

省革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继续批判文凤来、张建山、朱开地等人。会议决定文、张、朱等人回原单位检查、交待错误。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在会上讲了话。


十日：

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二十万人大会，纪念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发表两周年，坚决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决心“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

南大“红四联”乘胜前进战联发表关于批斗坏头头文凤来、张建山的严正声明。


十三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有省、市革委会委员、全市各大联委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要求团结广大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粉碎反省、市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

市革委会举办各大联委委员学习班。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场讲了话。他说“省、市革委会里出现了两个司令部、文凤来、朱开地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总是背着革委会、革命群众，做了很多小动作，总是另搞一套”。


十三日至十四日：

市革委会举办工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省红总”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朱开地、市革委会常委鲁学智对抗省、市革委会和破坏革命团结的罪行。省革委会常委杨新亚到学习班讲了话。


十四日：

“市级机关大联委”召开“高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争反军篡权黑干将，反动高参团黑头目大会”。原副市长王彬受到错误斗争。


十六日至二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会，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联系南京地区阶级斗争实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论，清算文凤来、张建山、朱开地、鲁学智等人对抗省、市革委会，另搞一套的罪行。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


十七日：

南京高校大联委、中学大联委在南大操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热烈庆祝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广立、王捷等出席了大会。


二十三日：

省革委会派遣由工人、解放军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京化工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南京药学院等高等院校。


二十五日：

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由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二十六日：

省、市革委会在五台山体育场等地召开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发表”。


二十八日：

市粮食系统“工人大联委”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斗争盗窃国库犯大会”会上斗争了杨华。


二十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南京市产业工人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大会”。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到会讲话，要求“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

雨花台区、延安区等分别召开“庆祝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指示发表大会”。全市各单位举办专题学习班，学习、座谈、研究宣传贯彻的措施。


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会，认真学习毛主席批准的“八·二八”命令，讨论了在全市宣传、落实的措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三十日：

各区革委会抽调工农兵群众七百七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老大难”单位，领导“斗批改”。


本月至翌年八月：

市革委会中的少数人奉命在南京为林彪之子林立果选“妃子”。



九月



一日：

全市十多万军民在五台山体育场举行大会，庆祝全省“一片红”，决心乘胜前进，掀起“斗批改”新高潮。


七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在宁委员、支左部队负责人会议，强调对犯错误的“造反派”头头要保。朱开地、鲁学智等人表示“要彻底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全市十五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


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欢送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大会。


十七日至十九日：

“市中学红代会”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召开成立大会。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


十八日：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京大学。


二十一日：

“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迅速掀起斗批改伟大高潮的决议。要求“深入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彻底肃清王绍渊、高浩平、杜方平、高啸平及反动‘高参团’在市级机关的流毒，批倒批臭阶级敌人。”


二十二日：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市文艺团体，领导“斗、批、改”。


二十四日：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新总部”、“大联合总部”成立统一的群众组织——“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兵团”。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南京市首届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


本月：

“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委”召开群众大会，斗争被诬为“江、陈黑干将、反动高参团黑头目”的原市科委主任石坚。



十月


五日至六日：

市革委会举行常委会，统一对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明确当前全市的中心工作，研究掀起斗批改高潮的措施。省革委会常委方敏、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到会讲话。


八日至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全体委员参加的政工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林逸到会讲话。


十一日：

“市贫代会”发出《给全市贫下中农的一封信》，要求“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即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


十三日：

市革委会在浦口石佛寺农场办起了市级机关“一○·四干校”，市级机关大批干部被下放，走所谓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道路。


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二十六日：

市革委会在东方红影剧院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动员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林逸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十一月


二日：

南京二十万军民集会，欢呼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


四日至六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会，讨论贯彻、执行省革委会《关于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决议》，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加强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的领导”，“狠抓阶级斗争”。


十三日：

全市五十万人集会，批判刘少奇所谓叛党、叛国罪行。

本月底：

全市掀起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热潮，共办了九千六百七十四所学习班，五十万人参加了学习。



十二月


十二日至十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掀起教育革命○高潮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林逸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教育革命形势，介绍了南京棉毛纺织厂等三个单位领导“教育革命”○“经验”，机电学校、井岗山中学等学校介绍了对敌斗争、突出政治、搞好毕业分配的“经验”。“工宣队”、“贫宣队”、师生代表○千余人参加了会议。


五日至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市革委会决定将九中、宁海中学、七中下放到郊区农村办学。


十一日：

全市广大群众集会，庆祝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发表。市革委会十名常委分头到各区和各大单位进行宣传。


一日至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南京汽车分厂、南京无线电厂、红旗水泥厂等十三个单位介绍了所谓依靠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

一月



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公布毛主席的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十一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切实做到五个统一的决定。


二十日至二月十日：

“市工代会”举办基层单位“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全市有五百人参加。要求“以元旦社论为基本内容，认真总结两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用毛泽东思想做到五统一，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二十五日：

省革委会决定：方敏为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武占魁、赵志德、李玉、房震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原副主任滕俊清调回部队，另有任用，免去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职务。

迄今为止，全市在一百六十二个单位、一万零八百三十一名党员中开展“整党”，已建立党组织的有七个单位，过党组织生活的有十八个单位。



二月



十五日：

省暨市“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举行“拥政拥军大会”。省、市革委会及南京部队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十八日至三月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誓师大会”。


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委员及原群众组织八大总部头头学习班，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主席指示为武器，总结经验，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狠斗私字。克服山头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增强党性，夺取新胜利”。



三月


二日：

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我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


三日至五日：

连续三天，全市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苏军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参加集会游行的干部、群众达一百六十万人次。


七日：

全市十五万人集会，决心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苏军的武装挑衅，为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贡献力量。


八日：

省、市各界妇女分别集会，愤怒声讨苏军武装挑衅的强盗行径。


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全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好队员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列席代表二百九十四人。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彭勃到会讲话。


二十二日：

全市“整党”、“建党”工作由点到面铺开。


二十八日至四月四日：

“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七百人。会议讨论了把“南京市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措施”。省革委会负责人蒋科到会讲话。



四月


一日至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政治工作报告，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日，全市百万军民游行、集会，欢呼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二日至三日：

二日，市革委会召开各区、各大单位革委会、“三代会”负责人会议，动员布置庆祝“九大”的活动。至三日，全市上街参加庆祝游行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


二十五日：

全市军民冒雨游行，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五月


四日：

省暨市八万红卫兵及青年举行“庆九大、纪念‘五四’大会”，表示要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省革委会常委杨新亚到会讲话。


五日至十二日：

市革委会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党的“九大”精神，要求“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加强革命团结，认真落实政策，加强战备，争取更大胜利。”


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和各区革委会组织有两千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华东电子管厂、南京有线电厂等一百三十多个单位，宣传、贯彻“九大”精神。



七月


二十七日：

省、市革委会举行会议，纪念“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一周年”。


本月下旬：

市革委会在曙光机械厂、南京变压器厂等十一个单位进行“整团、建团”试点。



八月


五日：

市革委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摆问题。查敌情、大揭发、大批判，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二十日：

全市十五万军民集会游行，拥护我国政府八月十九日给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声讨苏联政府七、八两月有计划、有准备地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的罪行。


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分析全市“革命大批判”的形势，研究进一步抓好“革命大批判”的措施。


三十日：

市革委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南京市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十万群众，收听大会实况的有三十多万人。



九月


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区革委会负责人会议，要求发动群众落实“八·二八”命令，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开展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派性，搞好斗、批、改”。


本月：

市革委会抽调市、区机关干部六百多人充实到教育战线，壮大教师队伍。



十月


十七日：

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擅自发出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于十八日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各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和“下放”干部。


十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区、各大单位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贯彻所谓“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市革委会副主任方敏宣布全市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二十日：

市革委会号召全市大中学校师生进行战备疏散，到农村帮助秋收秋种，十多万师生奔赴郊区和县。


二十三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要武区二届委员会。王砚农任书记，李意刚任副书记。


二十八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当前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做好上山下乡。疏散人口工作；决定大专院校、文体单位、中学高中班、科研单位全部下乡；同时做好物资、档案、粮食的储存、转移和所谓九种人的遣送工作。后因种种原因，这个“指示”未能全部实施。


本月：

全市整团工作基本结束。共建立基层团支部三千九百六十五个，占应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建立基层团委、总支四百五十六个，占应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五。有一千六百多名团员入党，四万三千一百八十二人入团，三千多人超龄离团。对一千一百九十八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团员，分别作了组织处理。全市共有团员十一万八千多人。



十一月


十日：

全市二十万人夹道欢送路过本市的无锡市首批“下放”干部和居民。


十七日：

本市财贸战线全面开展“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各区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决心充分发动群众，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十八日：

全市十五万人集会，热烈欢送本市干部、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二十日：

全市三十万人夹道欢送本市“下放”的干部、知青、居民去淮阴农村。


二十六日：

市革委会决定将参加过反对许世友活动的原南京军区“三团两队”(即前线话剧团、前线歌舞团、前线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复员分配在本市的八十五人，全部“下放”到苏北。

全市三十万人夹道欢送“下放”的原省、市级机关干部、知青和城镇居民去农村。



十二月


一日：

市革委会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设立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政法部，并成立人事局、卫生局、教育局等十五个业务局及科技办公室、国防工业办公室。


二十三日：

省革委会决定：张启、高黎光、徐彬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彭勃因调八一电影制版厂工作，免去其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二十五日至七○年四月三十日：

市革委会负责人和部分工作人员进入市革委会战备指挥所工作。


三十一日：

迄今，全市在近三千个党支部进行“整党”，占全市党支部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四万零七百九十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暂缓恢复”的三千三百六十五人；“清除”了一批所谓混入党组织的党员。


本年：

中共南京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杨广立任组长。

全市各条战线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三万五千多期，有七百三十多万人次参加。


本年冬至七○年春：

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市革委会将七千零三十六名干部，三千一百九十七名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九千五百零七十六户居民、归侨、外侨、统战对象、近郊农民共十三万六千五百九十八人“下放”到苏北农村。同时计划将市内二十六家工厂迁到山区、农村，后因财力困难，只迁了四家，使生产和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一九七○年

一月




一日至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元旦社论，确定“在全市范围内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元旦社论的部署，集中力量大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把清经济与清政治结合起来”。


四日：

省革委会批准我市建立钟山区。


四日至六日：

市革委会连续召开全市党员、群众学习元旦社论动员大会，先后共有七万人参加。省、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广立、方敏分别在会上讲话。


十三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经济领域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群众运动经验交流会”。南京化肥厂、金城机械厂、妇女用品商店等单位介绍了“经验”。会议要求把“搞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提高到加强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斗争新高潮”。


十五日至十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动员大会”。南京东方化工厂、南京微分电机厂等五个单位介绍了“经验”。会议确定了今年全市经济战线的任务和工作安排。


二十六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民兵战备动员大会”，要求“搞好民兵整顿工作，提高武装基干民兵的战斗力，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省、市革委会和省军区、南京警备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


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全体委员及各区、局负责人会议，听取了遵义区革委会、浦镇车辆厂革委会、中华门街道革委会关于抓典型、抓三分之一的经验介绍，研究了抓典型、抓三分之一的措施。


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二月



四日：

市革委会、南京警备区发出关于南京城区人口疏散问题的通知，规定“不论接到警报或预报，全市立即转入战时状态”。


八日至十二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等学校和附设初中班的小学党支部、工宣队、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共一千多人。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总结了去年的工作，介绍了“典型经验”，研究了“教育革命”的规划。省、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广立、方敏、林逸到会讲话。


十日至十三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全市人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狠狠打击反革命活动，狠狠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


十日至三月十三日：

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举办全市第一期党员新党章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两忆三查’活动，学习‘九大’通过的新党章”。


十日至十三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研究了贯彻措施。


十二日：

市革委会政法部成立“三号办公室”，领导全市“一打三反”运动。


十三日：

全市召开万名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有关文件，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会后，八十五位市、区、局负责人率领五百七十八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驻十个单位“蹲点”，指导运动。


十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公检法干警、“文攻武卫”队员大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广立、武占魁到会讲话，要求大家站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前头，把运动搞深、搞透。


十六至十七日：

市革委会组织万余红卫兵及文攻武卫队员“清查”了一百四十五家书店(摊)，没收了各种字、画、书籍、照片近十万册。


二十二日：

市革委会在南京砖瓦厂召开“侦破现行反革命案件现场会”，各区、局、办及基层单位负责人一千四百人参加。南京砖瓦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省、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广立、张启到会讲话。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市革委会主任杨广立、副主任方敏在会上讲话。


二十七日：

市革委政治部发出关于拘留、逮捕、隔离、批斗、搜抄问题的通知。


二十九日：

市文教系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十中等四个单位在会上介绍“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方敏到会讲话。



三月


四日：

市革委会在南京有线电厂召开“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各区、局、办及基层单位负责人一千八百人参加。南京有线电厂、市政公司、紫金山公社、石鼓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介绍了开展运动的“经验”。省、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广立、方敏到会讲话。


六日：

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市公判大会，判处十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市革委会主任杨广立到会讲话。十万群众参加或收听了大会实况。


七日：

市革委会先后两次组织上万名红卫兵、“文攻武卫”成员、公安干警清查了二百七十个户口段和南京水域八十余里范围的二千三百条船，“打击投机倒把和反革命活动”。


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1970〕二十号文件，提出要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二十九日：

全市教育系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经验交流会”。


三十一日：

全市教育系统在十中召开“大批判现场会”，三万二千人参加了大会或收听了实况。



四月


一日至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会，研究在全市开展“二忆、三查”(忆阶级苦、民族苦，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的教育活动，搞好“整党建党”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项工作。

七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街道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五台山街道革委会等四个单位介绍了“经验”。省、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广立、方敏到会讲话。


九日：

市革委会批准成立钟山区革委会，程万里、史耀琴、鞠京海等九人为区革委会常委。


十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活学活用新党章经验讲用会”。


十九日：

全市国防系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


二十三日：

“全市农村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到会讲话。


二十八日：

市革委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判处十二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三名死刑，缓期执行。全市几十万人收听大会实况。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广立在大会上讲了话。


本月(上旬)：

全市举办“新党章”学习班五百一十八期，参加学习的达二万五千余人。多数单位在学习中“结合‘两忆三查’，组织党员在对敌斗争火线上活学活用‘新党章’，以提高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五月


五日：

市革委会决定将市话剧团集中到石佛寺农场进行清查“五一六”试点。


十二日：

市革委会决定将市城建局修建联社水电队集中到金丝岗东方红水泥厂矿山车间进行清查“五一六”试点。六月十一日，该队下放到苏北农村的职工马典仪在“五一六学习班”上被迫交待了“北京五一六分子所布置的种种阴谋活动”，以及他“发展的三千零一十九名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牵涉到一百六十多个单位，其中省、市及军区的领导干部就有四十多人。


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几天来，全市共有一百二十万人次上街游行示威，坚决拥护毛主席“五二○”声明。二十五日，市革委会召开区、局政工组负责人会议，要求把学习“五二○”声明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


二十八日：

全市财贸系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要武区粮管所、市果品公司等单位介绍了“经验”。



六月


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有五千多名干部参加的“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市革委会驻南京面粉厂、印染厂、金属制品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介绍了“突破老大难单位、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市城建局、雨花台区介绍了“侦破大案、要案的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方敏到会讲话。


三日至十二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五二○”声明和“新党章”，“检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种种表现”，部署在全市开展学习“声明”和“新党章”的群众运动。


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市立即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十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在街道蹲点的“军宣队”、区“支左”办公室、派出所军代表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军宣队”在对敌斗争中的突击队作用，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二十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局、办和五个重点厂矿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970〕20号文件，动员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到会讲话。



七月


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市商业局先后组织四十八人参观林彪死党叶群扶植的黑样板——苏州五十七粮店。


二十一日：

市革委会派出以市革委会付主任方敏为首的工作组到曙光机械厂蹲点，“发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草案”。


本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日：

全市各单位普遍进行“两忆三查”教育运动和“四好”初评工作。


三十日：

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二十四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全市有五十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到会讲了话。



八月



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工宣队”大会，总结“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经验”。铁心桥小学等五个单位“工宣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六日：

市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继续吹捧苏州五十七粮店这个黑样板。


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讲用会”。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林逸到会讲话。


十一日：

全市商业系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市日用杂品公司、中华门蔬菜批发站等三个单位介绍了“经验”。


十二日至十四日：

市革委会政法部召开“办案工作”会议，要求“克服松劲和厌战情绪，继续抓紧对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狠狠打击阶级敌人”。


十五日至十七日：

市革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革委会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确定了全市要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抓好“一打三反运动”等五项任务，研究了开展“教育革命”的问题。


二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系统、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市革委会负责人林逸在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动员报告。


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会上，林彪、陈伯达等突然袭击，提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等问题，妄图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陈伯达被揭露。会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


二十四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有关局负责整党、建党的负责人会议，由市轻工局介绍了抓好基层单位建立新党委的“经验”。


二十四日至九月二日：

市革委会召开郊区农村政治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农业增产节约运动”。


二十六日：

全市六万师生召开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决心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


三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国防系统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会上，南京被服厂、南京电子管厂、八○八库等单位的“小分队”进行了现场批判，还有四个单位介绍了对敌斗争“经验”。



九月



六日：

市革委会召开“国防系统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长江机器制造厂、南京被服厂、八○八库、八二○部队介绍了“经验”。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到会讲话。


七日：

市城建系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省建一公司、生建砖瓦厂、大庆砖瓦厂等四个单位介绍了“经验”。


七日到十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街道系统对敌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切实加强对街道运动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街道”。


十五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会，学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市革委会副主任方敏到会讲话。会议印发了《心向红太阳、围绕红太阳、紧跟红太阳》的“纪要”。


二十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局、办和有关厂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二十号文件，分析全市运动的形势，研究落实措施。市公检法、城建局水电队介绍了清查“五一六”的“经验”。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市革委会组织解放军、公检法干警、“文攻武卫”队员四千八百四十一人，对街道、船只、公共场所进行了“大清查”。


二十四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曾万标、刘其章为中共南京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委会副主任。

市革委会召开“哲学讲用会”。全市各大单位第一把手参加了会议。南京工艺装备厂二连、元件一厂仪表组、钟山医院徐学春等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作了“讲用报告”。


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召开“落实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动员大会”。


本月：

市城建局政办一个负责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迫“交待”市级机关有十二个“五一六”小组、六个联络站，牵涉到三百七十人，其中原市级机关部、局长级干部五十七人。



十月



十五日至十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全市工作，提出“要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革命化建设”、“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本月至十一年十月：

玄武湖公园举办吹捧林彪的《井岗山斗争画展》。


十一月


十八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局、办负责人会议，传达省革委会负责人关于深挖“五一六”的指示，汇报、分析“五一六”重点人头情况，研究部置进一步开展“深挖”运动的问题。


十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把‘一打三反’运动深入下去的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在会上作了报告。


二十八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局、办和开展运动的单位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二十号文件，传达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关于深挖“五一六”的指示，同时由市城建局、红旗水泥厂等单位介绍了深入开展运动的“经验”。


三十日：

迄今为止，市城建系统举办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六千二百八十五期，召开大、小批判会二万一千多场，“揪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近三百名。


本月：

市、区、局、办负责人四十四人率领五百四十多名干部到三十九个重点单位“蹲点”，指导清查“五一六”。



十二月


二日：

市革委会向南京有线电厂、华东电子管厂等单位派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清查“五一六”运动。


四日：

市级机关召开“开展‘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到会讲话。


六日：

原副市长王彬因所谓“反许乱军”，被省革委下令逮捕，关进监狱。


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清查“五一六”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其章到会讲话，要求提高认识，“大打肃清‘五一六’的人民战争”。


十日：

市公检法在五台山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十一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市革委会副主任方敏到会上讲话。


本月：

市革委会组织由郊区干部、贫下中农一千八百三十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八十个单位，开展深挖“五一六”的运动。


本年至七二年：

按照省、市委负责人“卫生城市”的指示市公安局将五千六百四十一名“九种人”遣送到农村，其中十分之一是错定的。同时在一些居民点搞“拔钉子”、“掺沙子”、“搬石头”，从城区六个区搬出“重点对象”四百零八户，共一千三百零四人；搬进“骨干户”三百八十六户，共一千三百六十五人。



一九七一年

一月



二日：

中共江苏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决定：方敏任市革委会主任，免去杨广立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负责人会议，要求在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统一思想，狠抓重点，清罪行，抓罪证，整顿对敌斗争小分队，加强战斗力，把运动引向深入”。


四日至十一日：

市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一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开幕。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在会上作学习中央二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动员报告。


十三日：

市革委会政法部召开有一千五百名干警参加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坦白交待大会。原市公安局王天箴、邵培仁在会上“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十四日至十九日：

市革委会分别召开了中学党支部、革委会负责人，“工宣队”、“贫宣队”负责人，“红卫兵”、教师代表等六个座谈会，研究贯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指示的措施。


十五日：

市革委会机关召开“批斗五一六骨干分子大会”，错误地批斗了王彬、石坚等人。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到会讲话，部署了下一阶段的运动，并点了高黎光、徐莲桥、王楚滨、陈慎言、纪锦堂等人的名，要他们交待所谓“‘三指向、一挑动’的罪行”。


十八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学习模范共青团员胡业桃英雄事迹的通知。


二十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总结交流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经验”，研究下一步措施。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其章到会讲话。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全市组织公安干警、民兵、群专小组成员三千二百八十七人次，对重点居民段、车站、码头、仓库、党政机关进行两次“大清查”。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在反帝医院(今鼓楼医院)召开领导干部、医护人员座谈会，讨论研究所谓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医院的问题，制定了《南京市反帝医院建院暂行条例》(讨论稿)。


三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中学教育革命座谈会”，讨论《中学教育革命条例》。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到会讲话。



二月


六日：

市革委会在南京有线电厂召开“五一六骨干分子坦白交待大会”。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到会讲话，说什么“南京确是江苏‘五一六’的大本营，数量不少，质量不低，他们有行动、有组织、有纲领，是一个十分反动、十分狡猾、十分阴险、十分恶毒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深挖‘五一六’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等大事”。


九日：

原市政公司群众组织“五一六革命造反串联会”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全公司被诬为“五一六”的达一千二百余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公司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二十九人中，除两名军代表外，几乎全被打成“五一六”，被迫害致死三人，逼疯一人。


十三日：

全市国防系统五千余人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批斗所谓“五一六”骨干分子王树嶟、侯毓瑾、钱鸿森、张秉诚、唐康、侯焕成、张学俭等人在会上“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十四日：

市革委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继续“批斗”王树嶟、侯毓瑾。全市十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


十五日：

省革委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批斗“江苏‘五一六’黑后台杜方平，北京‘五一六’派到江苏南京的特使黄杰大会”。全市一百零五个单位，近十二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


十九日：

市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中山东路体育馆、东方红影剧院、胜利电影院、工代会礼堂召开“实施《南京市教育革命暂行条件》动员大会”。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在会上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中学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报告。


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批斗‘五一六’分子和‘五一六’分子坦白交待大会”，错误地斗争了王楚滨、王彬等人。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其章到会讲话。


二十六日：

省革委会召开有十四万人参加、收听实况的群众大会，将原副省长陈扬等人打成“江苏地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黑头目”，进行了错误的批斗。


本月初：

市革委会选派一百多名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五·七干校和市革委会机关“三二○”办公室，负责机关清查“五一六”运动。


本月：

市及区、局、办机关普遍开展所谓“反骄破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全市在六百四十七个单位开展了清查运动，初步“挖出”“五一六”分子二千七百七十五名。



三月


五日：

迄今为止，南京被服厂共“清查”出“五一六”分子一百四十七人。


十一日：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江宁、江浦划归我市，今日交接工作完毕。


十二日：

市化工系统召开“‘五一六’骨干分子坦白交待大会”。钱跃庭等四人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参加会议的有化工系统、仪表系统、华园新邨纪念馆、鼓楼区等单位五千六百多人。


十九日：

市革委会召开计划会议，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一定要克服右倾麻痹思想，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地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搞深、搞透、搞到底”。


二十一日：

迄今，红旗水泥厂挖出“五一六”分子二百九十名。


二十四日：

迄今，第二机床厂共办了十七期学习班，召开五次全厂“批斗大会”，共“挖出”“五一六分子”二百名。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张启分别找被诬蔑为“‘五一六’黑线人物、骨干分子”的原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高黎光、陈慎言、徐莲娇等谈话、“交待政策”，要他们“彻底转变立场，走坦白从宽之路”。


二十五日：

五七干校召开“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王新吾、吴竹心、朱广义、吴其协、肖夕英、钱建民在会上被迫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二十八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负责人会议，汇报各单位召开“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的情况，南京港务局、南京机床厂、南汽检查在运动中搞“逼供信”的作法。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刘其章到会讲话。


三月至七二年四月：

市革委会驻南京有线电厂工作组举办了七期“‘五一六’分子改造思想学习班”，要求参加学习班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大杀回马枪”，“反戈一击”，“立功赎罪”。


本月：

市革委会从六四五三部队中选调六十九名复员军人到市级机关工作。



四月


二日：

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抽调一百二十六人组织三个联合专案组，由方敏、刘其章、王积德分工，亲自抓对原市委负责人刘中、王楚滨、高黎光、王彬及市革委会部分成员的审查工作，以“进一步弄清‘五一六’在南京的各条线和南京‘五一六’的黑后台(包括混进市革委会窃取领导职务的)”，“为七一前建立市委创造好条件”。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第一把手会议，研究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问题，决定街道、公社、中小学和“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暂不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四日：

省委决定：方敏任中共南京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张启任副组长。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组织军代表、公安民警、居民干部四千零四十人次，“清查”户口三万二千三百多户，船只五百七十四条，旅馆、招待所、浴室一百一十家。


三十日：

迄今为止，全市县团级厂矿企业党组织举办了一百二十三个读书班，一千五百八十一名干部参加了理论学习。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军代表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其章在会上大讲特讲“五一六”组织的“欺骗性、全国性、群众性、顽固性、复杂性”。



五月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关于街道工作的五个座谈会，交流经验，分析问题，研究进一步搞好街道工作的措施。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张启分别参加了座谈会。

十八日，市革委会主任方敏提出深挖“五一六”“市区领导机关是重点，必须有长期打算”。


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领导干部认真读书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江宁县、东方红区、市重工业局等十个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交流了学习经验，分析了存在问题，研究了认真读书，坚持读书的措施。



六月


二日：

市公检法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决七名“反革命罪犯”，其中四人被判死刑。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其章在会上讲话。


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县、区、局、办第一把手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发〔1970〕13号、20号文件，统一思想，研究“从小事件入手，狠抓重点人头的突破，提高政策和策略思想水平”。


十二日至十四日：

中共南京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七百二十四人。方敏代表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方敏为市委书记，刘其章、张启、方明为副书记。


二十四日：

省委批准：建立中共遵义区二届委员会，郭文通任书记，周山林、朱明任副书记；建立中共钟山区一届委员会，马大胜任书记，史耀琴、郑云昌任副书记；建立中共栖霞区二届委员会，杨树华任书记，周强、万家才任副书记；建立中共东方红区二届委员会，刘文波任书记，崔之清、施明任副书记。



七月


二日：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普遍举办学习班，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不少区、县、局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职工、街道居民进行宣传。


九日：

市委召开全市机关开展“五一六”运动情况汇报会，分析运动形势，研究集中力量抓重点问题。市委负责人方敏、刘其章到会讲话。


三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街道工作会议，各区、县分管街道工作的负责人、派出所所长、街道革委会负责人及居民干部三千余人参加了会议。市委书记方敏在会上作了贯彻《街道工作暂行条例》的动员报告。


四日：

南京有线电厂召开“处理‘五一六’分子大会”。市委副书记刘其章到会讲话，要求“克服右倾情绪，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大检举、大揭发”。


本月：

全市各单位遵照毛主席“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指示，开展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要求“把学习与批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结合起来，进行防修、反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



八月


五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业战线进一步开展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动员大会”。


十日至十二日：

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在全市掀起“教育革命”高潮的措施。


十六日至九月六日：

市革委会的少数人动员了不少工作人员，调阅了大量人事档案，再次为林彪之子林立果选“妃子”。


本月上旬：

市委分批召开县、区、局、办领导干部读书班汇报座谈会，检查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


本月下旬至十月中旬：

市革委会在全市组织巡回批判“南京砖瓦厂反革命事件”幕后策划者、主谋者和坏头头大会四十场，并举办了“罪行展览”，参加批判会的达五十五万人次，参观“展览”的达六万二千多人。



九月


四日至十八日：

市革委会组织六千四百零七人次，对重点地区二万五千八百多户及全市旅社、公园、车站、码头进行“大清查”。


十三日：

林彪反革命集团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林彪一伙驾机叛国私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十五日：

省委批准建立中共雨花台区二届委员会，安于勋任书记，伏斟、随光乃、陈定邦任副书记。


十七日：

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六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


二十日至二十九日：

市、区公检法和区人武部组织五千九百八十三人，“清查”旅社、公园、码头、渡口二百六十二处，船只七百零七条，居民四万八千多户。


二十六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和控制商品外流、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暂行规定。


本月：

市级机关开展整风。市革委会主任方敏指示：“机关整风要和‘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结合起来，进行揭发批判”。市农林局、市商业局、市机械局、市物资局都有不少干部因“反军”的罪名，受到错误批判。



十月


十日至十二日：

市革委会召开群众文艺创作会议，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研究落实创作计划的措施。


十二日：

全市“整党”基本结束。截止今日，十个区、两个县已建立新党委，已建立的基层党委和总支占应建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党支部占应建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十八日：

迄今为止，市、区、县局以上革委会成员中，有六十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二十一日：

市革委会组织军代表、公安民警、干部五百六十二人，“清查”旅馆一一六家，住客浴室七处。


二十日至二十一日：

市委召开区、县、局、办及大厂第一把手会议。市委负责人方敏、刘其章到会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增强把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深入基层，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促进运动的发展”。


十一月



十一日：

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支部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市百货商店一连、二十七中等五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市委书记方敏到会讲话。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

市委召开区、县、局、办第一把手会议，汇报、分析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纠正逼、供、信等错误作法。市委负责人方敏、刘其章到会讲话。


本月：

市革委会从工人、知青中选调了二百多人到市级机关工作。

市革委会组织军代表、干警、群众骨干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对人民大会堂、外宾和首长住地周围进行治安“大检查”，收容外流、倒流人员一千五百八十五人。



十二月


五日：

七一四厂召开大会，宣布处理所谓“五一六”一般成员二百五十六名，其中不给处分的二百三十七名，不以“五一六”分子论处的十九名。


十八日：

市委召开“认真做好党员组织处理工作会议”。江宁县、雨花台区、延安区、要武区介绍了“经验”。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党员的组织处理”。


二十二日至翌年一月十日：

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讨论加强党的领导，批林整风，开展路线教育，抓紧抓好“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问题。


月初：

全市广大党员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共中央中发〔1971〕68号文件，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本月：

全市进行了三次治安“大清查”，出动二千八百人次，“清查”黑点户口一万二千多户、五万多人、旅馆、浴室一百多处，取缔了自由市场两处。


全年：

全市共举办“对敌斗争”学习班二十多万期，参加群众二百多万人次，召开批斗“五一六”分子大会一千多场。



一九七二年

一月



十五日：

市委召开全市“三支两军”人员会议，落实毛主席的“四学”指示。


二十二日：

市委召开区、局、办和各大单位党委负责人会议，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二月


三日：

迄今，南京化纤厂共“挖出”“五一六”分子一百七十三人。


五日：

全市普遍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传达中共中央中发〔1972〕4号文件，批判陈伯达、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十一日：

市革委会三二○办公室发出关于处理“五一六”分子有关几个问题的意见。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市委召开区、县、局、办及部分厂矿负责人会议。不少单位领导人对清查“五一六”运动提出质询。市委副书记刘其章在会上讲话，鼓吹“清查取得很大成绩”，要求“各单位抓重点，缩小审查面，夺取清查‘五一六’的彻底胜利”。



三月



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计划工作会议，交流了学大庆、清产核资的经验，研究了路线教育深入进行的问题，决定坚持以路线斗争为纲，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


二十八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及市属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市革委负责人刘其章到会讲话，强调“全市清查运动，主要精力应放在大案、要案的侦破上，同时要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四月


十三日至十五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及大厂三二○办公室负责人会议，听取市城建局、蔬菜公司、华东电子管厂等单位“对敌斗争的经验”介绍，研究如何把清查“五一六”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到会讲话。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及市属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加强领导，落实政策，坚决把对敌斗争深入下去”。市革委会负责人方敏、刘其章到会讲话。


二十六日：

建团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已建立团委四百三十个，占应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建立团支部五千七百九十六个，占应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七。


本月至六月：

市革委会组织“批斗制造‘七六’车祸的黑头目、坏头头大会”十二场，并举办了罪行懂得。参加批斗的群众达八万三千五百人，参观展览的达三万多人。



五月


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三二○办公室发出关于处理受蒙蔽参加“五一六”的意见。



六月


十六日至二十日：

市委召开四届六次全委会议，检查了对敌斗争、党委建设、企业管理、文教卫生等工作。市委书记方敏代表常委会汇报了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体会，批评“有的领导对党中央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省政法会议精神理解不全面，对来自右倾和左倾思想和干扰缺乏警惕……以致运动深入不下去”。



七月


七日：

市委召开区、县、办负责人和“三二○”办公室负责人会议。市委书记方敏强调要“排队、画像，进一步突出清查重点”，“下决心把‘松’字改成‘紧’字，把‘怕’字改成‘敢’字，把‘难’字改成‘斗’字，把清查‘五一六’的过程变为揭发林彪一类骗子，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的过程”。


本月：

至本月，全市“三支两军”的部队干部达一千五百一十八人。



十月


十六日：

市委召开六届七次全委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抓紧抓好“批修整风”，对敌斗争，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十一月


二十日：

南京化肥厂清查出“五一六分子”四百四十三人，其中市革委会委员一人，区革委会委员一人，基层革委会、党委成员三十一人。


二十四至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县、局、办及部分大厂负责人会议，传达省政法座谈会精神。市委书记方敏，副书记刘其章到会讲话，要求各单位“认真落实政策，把运动引向深入”，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触动面宽了些”，但仍坚持“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十二月


二日至四日：

市革委会和南京警备区召开人民防空工作会议，要求以城市为重点，充分利用山区、城墙等有利地形，构筑防空工事。


十二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市革委会机关干部的报告》，以“政治条件不好”、“思想意识不健康”、“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理由，要求对市级机关干部进行“大调查、大换班”。



一九七三年

一月



十一日至十四日：

市委召开六届八次全委会，研究继续抓好“批修整风”，落实政策问题。市委书记方敏在会上讲话，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存在扩大化的错误。


十六日：

市委决定鼓楼医院、下关电厂、三河公社为全市“批修整风”试点单位。各区、县、局、办也选择了二十三个单位进行试点。


十七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主主导”的方针，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决定在全市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树立一批高产典型，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二月


十日：

市委决定对市级机关进行调整：市革委会办公室改为市委、市革委会办公室；撤消市革委会政治部，设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撤消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设市计划委员会、工交办公室、农水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市国防工办改为市国防工业局；撤消市轻工局，设一轻局、二轻局；撤消市文教局，设文化局、教育局；设市粮食局、水利局；市革委会政法部改为市政法办公室，设市公安局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十七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宣布市级机关机构调整和领导干部任命。市委负责人方敏、方明在会上讲了话。


本月：

迄今，南京有线电厂被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有六百零一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全厂被迫害致死的有三人。

市城建系统从生产第一线抽调二千六百多人搞专案，把三千六百多名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十九人被逼死。有的基层单位革委会成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三月


三日：

市委办公室转发省委办公室通知，要求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与事和为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材料。


四日：

市委常委决定成立市清查办公室，清查与林彪及其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和收缴为林彪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材料、图片；清查各种非法的印刷品。


十日：

邓小平重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十二日：

市委召开全市清查工作会议，布置清查任务，强调把清查与林彪及其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作为重点。


十三日至十五日：

共青团南京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与列席会议代表一千零二人，市委书记方敏到会讲话。沈培根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沈培根为团市委书记，谢秀兰、张良礼、李克勤为副书记。


十三日至十四日：

市委召开县以上单位党委书记会议，市委书记方敏在会上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初期“有的单位触动面宽了些”，但坚持“根本不存在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问题”，要求各单位“抓紧落实政策，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


十五日：

市委召开县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市委书记方敏在会上“驳斥”攻击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种种“谬论”，坚持清查“五一六”运动“大方向正确”。



四月


二十日：

全市二十多万群众热烈欢送二千六百三十八名知识青年去农村“安家落户”。



五月


六日至六月二十六日：

在大华电影院、新华日报社、手工业门市部墙上和铁管巷口的邮筒上，发现有人张贴“强烈抗议许世友将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小字报。省、市革委会将其列为“大案”侦破。六月二十六日，逮捕了小字报作者南京医学院的谢蓉生。


七日至十二日：

市委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学习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研究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要求各学校以“批林整风”为纲，推动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六月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快全市农业学大寨的步伐，彻底改变农业生产面貌的问题。



七月


一日至七日：

市委召开六届九次全委会，确定把继续抓好“批林整风”、开展“对敌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搞好农业生产等工作作为全市的中心任务。


十二日：

全市清查出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二十一份、五百多本，周赤萍写的吹捧林彪的小册子、各种版本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三万多册以及大量的非法印刷品。



八月


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治工作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于八月三十日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



九月



十三日至十七日：

市委召开六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十大”精神。全市党员干部和市级机关全体党员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一人参加了会议。


本月(中旬)：

全市各县、区革委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要求采取措施，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


本月：

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始起来揭发市委、市革委会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



十月


九日：

市革委会决定，将“破四旧”中改名的公园、道路恢复原名。


十日至十四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根据党的“十大”和省革委全体会议精神，讨论、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市委召开民兵工作会议，研究办好民兵、武装产业工人的问题。


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

市委召开六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本月底：

市委书记方敏在金陵船厂作报告，重申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正确的”，“否定清查‘五一六’的大方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十一月


十二日：

市革委会决定恢复各城区原名：要武区恢复为玄武区，朝阳区为白下区，遵义区为秦淮区，红卫区为建邺区，延安区为鼓楼区，东方红区为下关区。


本月至十二月：

南化公司党委负责人刘雪初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大搞逼供信，把三千多干部、职工打成“五一六分子”，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全面复查。市委书记方敏、副书记刘其章到南化找刘雪初进行辩论，要其停止复查，未能成功。



十二月


四日至九日：

市委召开学习“十大”文件。深入批林整风经验交流会，全市党政机关干部一万三千多人参加了会议。


二十一日：

七三四厂等单位部分群众贴出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字报。市委召开南京线路器材厂、江南光学仪器厂、战斗机械厂、南京砖瓦厂党委负责人会议，要求“发动群众，统一认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武器进行批判”。


二十三至二十六日：

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要求“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发扬大寨精神，大干苦干，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实现一九七四年农业生产的新跃进”。


二十八日：

全市开始逐级传达中共中央〔1973〕第四二三号、四十四号文件。广大干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本月：

郊区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纠正所谓“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资本主义倾向，端正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九七四年

一月



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江青一伙炮制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供全国批林批孔之用。


二十七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号文件，讨论开展“批林批孔”的意见，研究贯彻的具体措施。


二十九日：

省委决定：王楚滨、华子泉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三十日：

市委召开全市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动员大会。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一万七千多人参加了会议。



二月


一日：

迄今为止，市和区、县、局、办共组织二百六十六名干部深入四十三个基层单位进行“批林批孔”试点。十五个区、县、局、办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培训了近七千名骨干。


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浪潮。


三日：

市委召开区、县、局、办及县级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市委书记方敏在会上宣讲《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分析全市运动情况，要求各级领导站在斗争前列，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掀起斗争新高潮。


八日：

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批林批孔大会，工人、农民、干部、街道居民、教师、红卫兵代表在会上狠批林彪利用孔孟之道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市委书记方敏到会讲话。

下午，市委召开学习钟志民报告会。南京大学学生钟志民在会上介绍了自己与“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作斗争的认识过程。市委副书记张启在会上讲了话。


十五日：

市教育局在市属四所学校党支部、革委会领导成员和驻校工宣队员中，传达中共中央〔1974〕五号文件，部署排查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


十六日至二十一日：

市委召开六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传达省委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全市“批林批孔”的情况，研究了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的意见。

市委召开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工艺装备厂、下关竹器二厂、十月公社十月大队、十中、秦淮小学等“批林批孔”试点单位座谈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4〕四、五、六号文件和解放军某部防化连开展“批林批孔”的“经验”，讨论开展“批林批孔”问题。市委书记方敏到会讲话。


本月：

历时三年多的深挖“五一六”运动，在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及反对下，基本上停了下来。全市搞“深挖”的区属以上单位共九百六十八个，占单位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被隔离与审查的达两万一千多人，被定为“五一六”的有三千六百多人；被迫害致死的二百五十多人；关押的有四十多人；以“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达三十多人(不包括省属单位)；市革委会六十九名委员中被隔离的、触动的、怀疑的有四十七名，市革委会常委十五人中，被隔离审查的有十一人。



三月


二日：

市文化系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大摆我市文化系统“文艺黑线回潮”的种种表现，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七日至八日：

市委召开有二万多干部、群众参加的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动员大会。南京工艺装备厂、旭东服装厂、凤凰山铁矿介绍了开展“批林批孔”的“经验”。市委书记方敏就如何搞好学批结合，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作了进一步的动员、部署。


八日：

市委召开县郊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农村“批林批孔”会议精神，部署农村开展批林批孔。


九日至十一日：

市委召开“批林批孔、搞好春耕”会议，要求以“批林批孔”为强大动力，力争全年粮食总产十四亿斤、油料二十万担、棉花三万六千担。市委书记方敏、市革委会副主任房震到会讲话。


十三日：

市委书记方敏就街头出现揭发省、市委的大字报发出四条紧急指示：一、南京是开放城市，要内外有别；二、拉队伍是不允许的；三、有意见可以提，书面也行，送大字报也行；四、各级党委要敢于领导。


十五日：

市委办公室调研组部份干部以大字报形式贴出《给市委常委一封信》，指出方敏的“四条紧急指示”不符合中共中央〔1974〕六号文件精神。后，方敏以工作需要，把这些同志调离。


十八日：

市委召开县级以上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要求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狠批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1974〕十号文件，十万七千人参加或收听了大会实况。


三十日：

市革委会召开“深入批林批孔，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大会”，动员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启到会讲话。


本月初：

本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省、市委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和领导“批林批孔”中的问题。


本月中旬：

下放人员五千人回宁，围在市委门口，要求市委负责人接见。市委书记方敏指示，由原单位带回，“给房子住、给看病”。

市清队办公室宣布撤销。



四月


二日：

省、市总工会召开万人“批林批孔斗争大会”，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反革命罪行。省、市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十日：

全市近十万群众热烈欢送三千六百名知识青年到郊县农村插队。

全市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干部、学生和革命烈士家属在雨花台烈士陵园集会，狠批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下放回宁人员包围了省委大楼，省委承认“下放职工是不对的”、“回宁复工复职的要求可以考虑”。


十七日：

市总工会、市贫协筹备小组、团市委、市妇联召开彻底揭发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南京地区的罪行大会。


十九日：

市委书记方敏因病住进医院。


二十日：

市委召开市委委员、市革委会委员、县级以上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讨论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在南京的阴谋活动，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问题。


二十七日：

市总工会、市贫协筹备小组、团市委、市妇联召开大会，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南京地区的罪行，揭发批判省、市委在清查“五一六”中的问题。


二十八日：

下放回宁人员涌向火车站，阻拦北上火车，要强行扒车上访。


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中共中央两次来电指示省、市委：“不同意下放人员赴京上访”，要说服下放人员“不要阻拦火车通行”，“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五月



五日：

省委书记吴大胜在中山陵茶社接见下放人员代表，指示市委对下放人员“每月给八块钱、二十五斤粮、半斤油，煤按居民标准供应”，致使下放回宁人员剧增到七万。


九日：

中共中央就南京下放人员大批返城发出〔1974〕14号文件，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搞经济主义，煽动下放人员回到城市，扭转了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


十三日：

省委决定：贾世珍、方明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十七日：

下放回宁人员拦截汽车，强行赴京上访，途经洪泽，打伤劝阻的干部，群众八人。


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全市二十万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中央对江苏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


二十八日：

省委、省军区、市委、南京警备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市民兵指挥部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市民兵总指挥方明、南京警备区司令员曾万标在会上讲了话。



六月


四日至五日：

市委六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市革委会二十七次全委扩大会同时召开。出席会议共一百四十六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4〕十四号、十七号、十八号文件，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责成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方敏就所犯严重错误向全市人民作公开检查。


本月十四日至八月三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批林批孔”会议，全面、系统地揭发、清算市委主要负责人追随省委、省革委会少数负责人破坏批林批孔、捂盖子、保自己，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严重扩大化，大搞以我划线。拉山头、搞宗派、迫害干部、群众的错误。


二十九日：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要求认真贯彻省委〔1974〕五十八号文件精神，把被吴大胜等人扭转的批林批孔方向扭转过来。市委副书记贾世珍到会作了《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全市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的报告。


本月下旬：

全市组织民兵、市管人员、公安干警、商业职工、街道干部一万五千人次，查获违法活动一千五百六十四起。


本月：

省、市委采取各种措施，动员下放回宁人员返回农村。同时决定，要经过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在运动后期统筹解决下放人员的各种问题。下放人员陆续返回农村。



七月


十一日：

市委召开动员全市人民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4〕二十一号文件大会，要求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的热潮，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参加会议及组织收听的干部群众达二十万人。


十三日：

市委召开全市贯彻中共中央〔1974〕二十一号文件，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大会。南京石油化工厂、南京内燃机配件厂、南京变压器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委副书记贾世珍到会讲话。


二十二日至八月八日：

市委召开南京地区工矿企业“批林批孔”座谈会，分析研究全市“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和落实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政策。


二十三日：

市级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等八人在会上揭发批判了市委书记方敏的错误。方明代表市委到会讲话。


二十七日：

省、市委举办所谓“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四位工人在会上宣讲了“儒法斗争史”。各界群众十万人参加了大会或收听实况。



八月


二十日：

市委作出关于纠正清查“五一六”严重扩大化决定。



九月


五日：

市委召开商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市百货公司、同仁街菜场等十个单位向全市商业职工发出《倡议书》。


七日至十三日：

市委召开区、县、局、办领导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分清大是大非。


十八日：

市委决定选派一百九十名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好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二十六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农兵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会，揭发批判林彪破坏辽沈、天津两大战役的罪行。



八月


八日：

市委召开大干四季度，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大会，要求以中共中央〔1974〕二十一号文件为动力，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


九日：

市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刘其章任组长，方明、雷绍典任副组长，负责领导全市复查“整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案件工作。



十一月


十二日至十六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方敏等人不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等错误。


十三日：

市委召开“热烈欢送首批知青上山下乡带队干部大会”。这批干部将于十五日分赴郊区及江宁、江浦两县农村社队。


本月下旬及七五年五月：

全市各区、县、局、办和各基层单位纷纷举行平反大会，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



十二月


三日：

市委召开全市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南京无线电厂、中华门车站、南京火柴厂等单位介绍经验。市委副书记贾世珍到会讲话。


二十七日：

市委发出关于严防经济主义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

一月



八日至十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八日：

市委召开各县、区、局、办和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宣布全市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市委内部路线斗争盖子已经揭开”；号召全市人民认真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把学习与批判结合起来，推动“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


十三日至十七日：

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会议通过了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十四日：

市委召开十万人参加的“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辅导报告会”。市委副书记王楚滨到会讲话。


十八日：

市委为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的原“新工总”头头朱开地、鲁学智等人平反。


二十八日：

省、市革委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广立传达全国四届人大会议精神。参加会议和收听的省、市机关干部和群众约十万人。



二月


十七日：

省、市委举行“理论学习辅导报告会”，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省、市机关、工厂、学校、街道的干部群众和工农理论骨干十多万人参加了会议。


十八日：

省委决定：方敏等二百六十九名军代表调回部队工作，免去他们在本市的一切职务。


二十日至三月十三日：


市委召开六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要求全市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团结、安定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增强革命团结，夺取新胜利。


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



三月


九日：

省、市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党员大会，省委副书记许家屯传达了中共中央〔1975〕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会议精神。参加会议和收听的干部、群众约十万多人。


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

市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八百九十九人。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楚滨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市计委副主任刘济川作了全市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年农业发展规划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市贫协第二届委员会。



四月


四日：

市委和各区、县、局组织了二百一十五名干部，分别到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三十九个单位蹲点，帮助基层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十六日：

迄今，全市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干部、群众，百分之九十六得到了平反。



五月


十四日：

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学大庆、学铁人先进事迹汇报会。南京被服厂陶菊凤等六人作了汇报。市委副书记贾世珍到会讲话。全市五十六个分会场，五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


十五日：

市委召开部、委、局和县、区负责人会议，宣布落实清查“五一六”政策的工作基本结束，要求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广泛开展一学(学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批(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五大讲(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运动，消除派性，加强团结，发展大好形势。



六月


十二日：

全市郊区开展学习所谓的小靳庄经验的活动。迄今，已建立“政治夜校”五十多所，参加“学习”的达十万多人。



七月


十二日：

市委召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5〕十三号文件经验交流大会。晨光机器厂、南京有线电厂等六个单位介绍了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迅速把生产搞上去的经验。全市五万干部、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



八月



十五日：

省委决定：储江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

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市各部、委、办、局和各区、县负责人参加。会议联系实际，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了克服“软、懒、散”，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战斗力的问题。



九月


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公布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述。


十二日：

省委决定：汤永安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十五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华国锋副总理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十八日至十一月十日：

市级机关以整风精神，开展了以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和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为重点的“一学三批五大讲”活动，增强党性，振奋革命精神，做好工作。


本月：

全市工矿企业进行整顿，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狠抓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十月


二十八日：

全市各街道掀起了大办所谓“向阳院”的热潮。迄今，共办起一百七十六个“向阳院”。


本月：

全市开展评注《水浒》的群众活动。


十一月



十一日至二十日：

(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扩大会议，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发出“学理论，(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三年，普及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到粮食自给，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更多贡献”的号召。


本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

省、市委联合组成一千多人的工作队，帮助本市郊、县党委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十二月


四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批判所谓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由此，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市委发出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郊县党委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坚决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农村政策，为早日建成大寨县而奋斗。


二十五日：

省、市委联合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发表二十周年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七周年。市委副书记王楚滨作了报告。全市十七个分会场，三万多人收听了大会实况。



一九七六年

一月



八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九日：

全市人民不顾“四人帮”所下的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不准开追悼会的禁令，纷纷举行追悼会，瞻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纪念馆，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


九日至二十日：

全市郊区、县委开展集中整风。参加整风的有郊县科以上干部和所属工厂、农场负责人四百多人。这次整风是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端正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解决学大寨的认识问题。省委书记王敏生，市委书记储江、副书记方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二十一日：

栖霞区十月公社党委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视察二十周年。市委副书记方明、市革委会副主任房震到会讲话。



二月


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市委召开六届十六次会议，部署在全市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回击“右倾翻案风”。


十八日：

全市教育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所谓“否定教育革命成果的奇谈怪论”，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二十四日：

南京石油管道指挥部郝家驹、原省交通厅科长刘传玠、南大康炳成、原江浦县供销社主任于池等人在刘传玠家秘密集会，成立了“伍灿哲”帮派小集团。


本月：

江苏冶金机修厂基建科工人孙家轩、省文化局临时工孙雨农先后十余次写信给“四人帮”的死党、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诬蔑省、市委“大刮右倾翻案风”。徐景贤、王秀珍将其中的一些材料送给了张春桥、姚文元。


本月：

下旬，市革委会常委徐浩、委员周文昌、王化勤、汤大民等十三人在毛守根家集会，攻击“省委执行了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出搞垮省委要“从组织路线入手”，并决定由张向东起草了署名为“市革委会部份常委、委员”的大字报，公布他们的观点。自此，“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正式形成。他们先后向“四人帮”报送了十五份材料，诬告和栽赃、陷害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三月


五日：

《文汇报》今日的一篇报导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总理，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不少干部、学生、工人纷纷写信给《文汇报》，批判这一罪恶行径。

孙家轩、孙雨农为首组织了“屠宋”帮派小集团，贴出《毛主席发表评〈水浒〉、批宋江的指示》的大字报。


十三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凭吊雨花台烈士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参加凭吊活动，进行思想政治路线和革命传统教育。


二十日：

“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成员汤大民、纪锦堂与“四人帮”派到南京来的《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张荆江密谈，攻击市委“以整顿为名，请隐士、举逸民，百分之五十的部局长是刮右倾翻案风上来的”。


二十四日：

江苏新医学院部分学生去雨花台凭吊烈士，烈士陵园管理处照相员把献给周总理花圈上的挽联拿去请示领导，与学生发生争执、冲突。

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曾邦元串连了省革委会委员、南汽行政科副科长须锦兴、南大地质系教师苏红等十余人组织了“登攀”帮派小集团。


二十五日：

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干部、工人在厂门口刷出巨幅标语：“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决无好下场！”

南京大学部分学生爬墙进入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纪念馆，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江苏新医学院学生在新街口、鼓楼广场，刷出两条要求省、市委处理“雨花台三二四事件”和怀念周总理的大标语。

长江机器制造厂供销科保管工张文鹄、南京有线电厂一车间工人忻中庆、南京电子管厂供销科职工朱一平等人组织了“尚九天”帮派小集团，炮制了《从清水衙门里安民告示说起》的大字报，贴在鼓楼广场，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攻击省、市委。


二十八日：

南京大学四百多名师生组成游行队伍，以周总理遗像为前导，抬着用玉兰花制成的大花圈，花圈下面的横幅上写着“光辉永照后来人”，前往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沿途很多工人、学生自动参加到游行行列。

南京齿轮厂职工在中山路刷出“谁反对周总理决没有好下场”等大幅标语。

南京船厂庄可、南化石明、南京有线电厂忻中庆等人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和走资派的脚印》的大字报，公开亮出“夏五洋”帮派小集团的旗号。庄可、石明、雷学友等人到西康路三十三号与《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张荆江密谈。庄可攻击省委、市委一九七五年领导的“一学三批五大讲”群众运动是“批干批群众批文化大革命”、“以围剿派性为名整造反派”、省市委搞的是“老宗亲三结合”。雷学友把大字报刻印稿交给了唐进修。


二十九日：

在本市的大街、要道上，在通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在开往各地的长途汽车上，愤怒的人们刷上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大幅标语。

市革委会常委徐浩、金城机械厂计划员张向东、南京染料厂工人陆祖耀等人向《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张荆江密报金城机械厂工人参加悼念周总理游行人数、路线，领队人员情况和所扎花圈的尺寸，企图把省、市委负责同志打成幕后策划人。


三十日：

南京大学学生将二月六日《参考资料》上的“有关消息”和他们对《文汇报》三月五日的报导的批评以及《文汇报》的答复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并加了“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按语。

南京红卫机械厂近千名职工，胸佩白花，臂戴黑纱，抬着直径三米、有五百多朵白花组成的花圈和“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工人阶级就和他拼到底！”的巨幅标语，前往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

本市新街口、鼓楼、山西路广场出现了点名批判张春桥的传单。


三十一日：

市委就本市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发出〔1976〕二十号文件，强调“不允许传播小道消息，不允许造谣、信谣、传谣”，“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不停课、不停产”。

全市许多工厂、学校的工人、师生抬着花圈和标语上街游行或汇集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批判“四人帮”反周总理的罪行。

南汽制泵厂的部分职工在孝陵卫、中山东路军区后勤部围墙上刷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围观群众达数千人。

市电信局三分局在鼓楼食品商店大门顶上悬放了一个悼念周总理的特大花圈，几千群众围观。

在军人俱乐部、祁家桥口、盐仓桥口，解放军某部战士署名“毛主席的警卫兵”、“五四式火箭炮炮兵”，以给《解放军报》编辑部信的形式，张贴十二张传单，指名批判“四人帮”。

《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将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拍成照片，向“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鲁瑛作了电话汇报。


本月：

徐浩、陆祖耀、张向东等人在周福明家密谋夺取市总工会的权，把市总工会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徐浩叫嚷：“我去找市里，要求到工会去，先利用工会开展斗争”。

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锦新让工作人员把省、市委负责人的部分讲话搜集、摘录出来，作为“贯彻、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进行批判”。



四月



一日：

中共中央来电称：南京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是“分裂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必须彻底追查”。

十四所一千二百人抬着四个花圈，游行到梅园新村，举行悼念周总理的仪式。

南工学生在鼓楼广场检阅台贴出《十个为什么》，批判矛头直指“四人帮”。

《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把中共中央下达的电话通知内容预先透露给“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头头周文昌，并进行了造谣、煽动。周文昌连夜炮制了《告全市人民书》，“夏五洋”、“屠宋”、“尚九天”帮派小集团联名贴出了《四一严正声明》，说“南京事件完全是省、市委走资派一手造成的，他们要承担后果”。


二日：

南京邮电学院学生在鼓楼至三牌楼贴出十八条大标语，其中有的批判了中共中央“四一”电话通知。

市革委会委员周文昌、汤大民、王化勤及曹松涛、毛守根、马培德、杨槐等人秘密集会，攻击市委二十号文件是“折衷主义、修正主义的”，并制定了搞乱省、市委的计划。


三日：

周文昌、王化勤、汤大民、徐浩及胡勇、毛守根、沈维民、曹松涛、马培德、陈德富等以送意见上门为名，冲击在市委举行的省委常委会，并向市委书记储江、副书记王楚滨提出了五点“要求”：一、要市委发出通知，市委二十号文件凡与中共中央“四一通知”有抵触之处，一律以“四一通知”为准。二、逮捕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三、召开全市性的大会，批判“南京反革命事件”。四、追查“南京反革命事件”的班子要吸收几个市革委会委员参加。五、召开市革委会全委会，研究进一步批邓。徐浩等人肆意谩骂省委副书记胡宏，受到省、市委领导同志的严正批评。这批人又在鼓楼广场贴出公开要与省委办公厅主任韩培信进行辩论的海报。


四日：

《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在该报编印的《情况汇编》上刊登文章：“南京街头贴出了海报，邀请江苏省委常委、旧文革办公室主任韩培信于四月五日下午辩论。海报中写的辩论的原因是：在一次省委召开的部、委、办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南京街头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时，韩培信却说不能这样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现正在南京的本报记者说：一、估计海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贴的。二、海报中指的那次省委部、委、办负责人会议，据了解是在省委接到中央的电报指示以后，在接到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以前召开的”。


六日：

华东水利学院部分学生在新街口市煤建公司墙上贴出《不朽的纪念——清明节怀念周总理》的大字报。

周文昌、王化勤、汤大民、徐浩等几十人到省委找韩培信同志“辩论”，未成，遂围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陈良。


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错误地判断了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撤消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八日：

全市二十万人集会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十日：

市委召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四一’电话通知，彻底追查南京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动员大会”。


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全市二十多万党员、干部、群众分别集会和游行示威，响应省委和南京部队党委联合召开的党员大会的号召，决心彻底追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坚决镇压“反革命”，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新高潮。


本月：

全市开展了所谓“追查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政治谣言”的运动，不少干部、群众被捕入狱或被打成“反革命”。

南京各帮派小集团在街头贴出大量的大字报，把“南京政治事件”说成是“有丰富的反革命政治经验的人策划的”，把“清查运动”说成是“大反革命追查小反革命”。并且在鼓楼广场搞了金城机械厂、南京有线电厂、长江机器制造厂厂党委负责同志的大字报专栏。徐浩指使陆祖耀、刘元松等人炮制了《关于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材料，点了省、市委，省、市公安机关，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等三十二个单位，省市领导干部十九人的名，分别送给了“四人帮”的死党、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和苏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华林森，并由他们转送给“四人帮”。徐浩在本月中旬窜到苏州，向苏州市总工会副主任邹学琪汇报了“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讨论了“形势”和“下一步行动计划”。



五月


六日：

省、市委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


十六日：

省、市联合举行纪念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大会。各界群众二十万人在一百五十个分会场收听了大会实况。


二十一日：

市委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所谓“追查工作”。“谭卫东”帮派小集团头目施兆祥将会议记录稿送给了苏州在宁人员，由他们抄成大字报，到处张贴，向市委施加压力。


二十八日：

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和南京民兵指挥部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南京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本月：

月初，市革委会常委徐浩窜到上海，会见“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王秀珍、陈阿大。王秀珍向其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江苏彭冲投靠了邓小平，造反派受压。江苏造反派要起来与走资派斗，给走资派定案”、“上海对江苏的运动是关心、支持的”。



六月


二日：

“谭卫东”帮派小集团以晨光机器厂宣传科、武装部的名义在鼓楼广场贴出十二张“批邓”漫画和《向省、市民兵指挥部、公安局负责人讲几句话》的大字报，丑化、攻击省、市领导同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省委办公厅汪学周、薛陵，南大吴向东等二十余人。


八日：

徐浩、张向东、陆祖耀、郭佩菊(南京有线电厂技术员)、汤国良(十四所助理技术员)组成“凌云志”帮派小集团，贴出《彭冲、许家屯与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材料之一》，并将此材料送给了《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


本月至九月：

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锦新三次在家里接待了《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等人，反映“省、市委领导批邓不得力，联系实际深入不下去”，同时泄露了市委常委内部的有关问题。


二十日：

“伍灿哲”帮派小集团盗用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南大、十四所、晨光机器厂等十六个单位部分职工的名义，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刷了六十多条大标语，大造反省、市委的舆论。


二十一日：

省、市卫生界三千余人集会，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十一周年。


本月：

各郊县学习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批判所谓劳力自由支配的资本主义倾向，加强劳动力的管理；大批所谓自由种植的资本主义倾向，落实双季稻的种植计划；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推广小靳庄的十件“新事”。



七月


三日：

“登攀”帮派小集团骨干分子黄登陆、杨岳富、许政、陈兴立等在鼓楼广场贴出大字报，恶毒攻击中共徐州市委书记汪冰石同志。

“伍灿哲”帮派小集团郝家驹、康炳成、张茂林、李华、于力、潘守文等去苏州，与苏州工、农、妇、贫、民兵等组织负责人密谋，采取统一行动，搞垮省委。


六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


七日至十一日：

本市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广大干部群众举行各种活动，沉痛悼念朱德同志逝世。


九日：

“夏五洋”帮派小集团头目庄可贴出《认清形势、乘胜前进》的大字报，说“南京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就在“省、市委内”。


二十日：

省、市委召开大会，隆重纪念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发出十五周年。


二十八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二十九日：

本市医疗队奔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


本月：

月初，“登攀”帮派小集团头目曾邦元借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七月一日社论为名，贴出大字报，攻击省委负责人彭冲、许家屯是“破坏党的领导的罪魁祸首”，诬蔑许家屯挥舞“‘三项指示为纲’、‘争夺思想阵地’、‘抓领导班子’、‘全面整顿’四根大棒，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批林批孔中的反潮流战士斩尽杀绝”。

下旬，“夏五洋”帮派小集团庄可、俞静安、童英华三人先后找《人民日报》记者苏风兰告省、市委的黑状，说市委执行中共中央“四一”电话通知，“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进度缓慢”，“十五万人的动员大会是虚张声势，批斗大会仅抓了单干户”。



八月


三日：

市委决定选调一千多名工人到中学担任教师，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四日：

“夏五洋”帮派小集团头目庄可派俞静安到苏州与邹学琪密谋“下一步行动计划”。俞静安从邹学琪笔记本上抄下了省委〔1976〕七号、十一号、十五号文件，准备回宁批判。邹学琪向其谈了他们准备夺取省总工会领导权的“方案”。


五日：

市委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十周年。

“登攀”帮派小集团头目曾邦元串连了省革委会七名常委、委员贴出了《走资派的自供状》的大字报，攻击、诬蔑省委负责人许家屯，并送了四份给“谭卫东”帮派小集团头目施兆祥，让其转送给苏州的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琪，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和走资派斗争”。


六日至二十四日：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和夫人到达南京。在华林森的指使下，苏州城建局的包仁祖带领一帮人在卡马总统经过的街道散发攻击省委的传单，招来大批围观群众，危及外宾安全，蓄意制造涉外事件。水佐岗派出所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华林森、邹学琪指使包仁祖向省委提出三项要求：一、水佐岗派出所必须公开检查、赔礼道歉。二、释放被扣留的人员，交出“审讯笔录”和“被扣材料”。三、立即查处“八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时，派出“民兵”来南京“支援”。七日，“登攀”小集团头目曾邦元，“屠宋”帮派小集团头目孙家轩，淮阴帮派头目、省革委会常委唐省智，徐州帮派头目孔庆荣纷纷赶到江苏饭店，向苏州帮派成员表示“慰问”和“支持”。从九日起，苏州帮派在宁人员连续冲击省公安厅、省委招待所，占领水佐岗派出所，并叫嚣要调二千五百名“苏州民兵”占领省委大院。省委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不加理睬，这些人无计可施，只好于二十四日写了所谓《严正声明》贴在水佐岗派出所的大门上，撤回苏州。


十六日至十九日：

“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徐浩、周文昌、王化勤等人抢占市委东会议室，多次围攻市委书记储江，要市委召开市革委会全委会，“汇报一九七五年工作，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汇报领导班子三结合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严词拒绝后，就在市委大院里贴出《坚决要求参加传达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精神学习班》。《和储江书记谈话后的疑问》等大字报。


十七日至十八日：

市委召开基层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精神。南京各帮派小集团骨干分子浦效信、方国民、陈法奇、徐文忠、秦峰等带领一批人冲击市委大院，冲进会场，强行宣读《强烈要求》的大字报，迫使会议休会。十八日《浦效信等人又企图找市委副书记贾世珍无理取闹，没有找到，遂冲散了基层单位负责干部会议，国防工办系统两个小组的讨论会。


十九日至九月四日：

据观测和分析，南京可能发生地震。十九日，市委召开全市防震、抗震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把防震、抗震，保护国家财产，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一件紧迫的大事来抓。会议宣布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会后，各区、县、局直至基层单位均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加强了对地震的予测报工作，制定了抗震抢修的措施。全市许多居民住进了防震棚。九月四日，市委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南京地区近期无地震征兆，居民可以回家居住。


二十五日：

“凌云志”帮派小集团徐浩、陆祖耀、张向东等人向《人民日报》记者马风兰诬告省、市委领导同志利用抗震转移大方向，并送去了《彭冲、许家屯与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材料》之二、之三。回来后，即炮制了《关于地震问题的对话》的大字报。



九月


八日：

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成员周文昌、王化勤、汤大民等人，强行要求在会上发言，攻击省、市委，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后，跳上讲台，抢夺话筒，引起到会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九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九日至十七日：

本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十二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教育局的报告，决定全市中小学恢复全天上课。


十八日：

省、市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宁部队四十万人在鼓楼广场隆重举行大会，悼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部队第二政委彭冲在会上致悼词。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市委六届十八次全委会、市革委会三十次全委会召开。会议作出《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实际行动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决议》。“部分成员”帮派小集团周文昌、汤大民、王化勤、徐浩等人在会上发难，妄图推翻市委草拟的《决议》草案，把“层层揪走资派”的内容写进决议，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抵制。


二十五日：

市革委会常委鲁学智，委员汤大民、王化勤等人以原南京三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名义，写了总结联合与走资派斗争经验的文章，交给了《人民日报》记者唐进修。


二十九日：

“登攀”帮派小集团头目曾邦元和杨岳富起草了《谁出的坏主意》的黑文，攻击省、市公安机关是“邓小平、彭冲、许家屯重新上台之后整顿过的还乡团”。


本月：

月初，“登攀”帮派小集团头目曾邦元派孙家轩到苏州找邹学琪等人密商全省帮派集团采取统一行动，搞垮省委。孙家轩传达了曾邦元的“意见”：“苏州是江苏革命的根据地，要以苏州同志为头，联络全省，把大旗扛起来”，“要抓住追查南京事件不放，抓住一九七五年批派性不放，抓住彭、许执行的邓小平路线不放”，“准备召集部分省革委会常委、委员碰头，解决省委问题”。邹学琪也告诉孙家轩：“二十天后，准备把苏州常委会搬到南京去开，到时通知无夕、常州、徐州一起去”，并要曾邦元“对全省造反派的团结多做工作”。


十月


二日：

“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骨干分子汤大民到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任陈锦新密谋篡夺市委领导权，提出让鲁学智、王化勤、施金福进入市委领导班子。


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徐浩、周文昌、汤大民、王化勤等九人策划在十日举行游行示威，占领省委，把省、市领导同志拖出来游街示众。徐浩叫嚣：“革命不怕杀头，失败了，上山打游击”。


七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开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八日：

“尚九天”、“凌云志”、“伍灿哲”、“夏五洋”、“部分委员”帮派小集团骨干分子在徐浩家秘密集会，决定在九日以后采取统一行动，反对省、市委。


十一日：

曾邦元、施兆祥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通知各帮派小集团迅速布置退却。曾邦元要“登攀”帮派小集团骨干分子“把东西转移好、保管好，处理掉大字报底稿”。“屠宋”帮派小集团头目孙家轩与曾邦元统一口径，向所在单位党委搞假投案。庄可多次召集“夏五洋”帮派小集团成员开会，要同伙“汉子做事汉子当，不要咬张三、不要咬李四”，“保存一个好一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十三日至十四日：

“凌云志”帮派小集团的徐浩、陆祖耀、张向东、陶柏森、陈春景等人频繁串连，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表示“如果革命失败了，就到黄山打游击”。


十八日：

“尚九天”帮派小集团骨干忻中庆在南京有线电厂贴出大字报，诬蔑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罪行是“深挖‘五一六’换汤不换药的故伎重演”，硬说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大方向完全正确”。


二十一日：

上午，全市四十万群众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在宁的中共中央委员同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游行。下午，广大军民在鼓楼广场举行庆祝大会。省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储江主持大会，省委书记许家屯、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在会上讲了话。全市一百万军民收听了大会实况。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小组
1987.05.00


编者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它的影响深广，危害严重。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发生最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死党插手多，制造的冤假错案多，给北京市带来了严重灾难，许多重大事件在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编写《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历史事实真相，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向有关单位和同志提供一个研究、查考北京市“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的资料索引。

《大事记》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事情的本来面目编写。

《大事记》以有关正式文件和有关内部资料为主要根据，同时兼采了其他报纸、刊物公开发表的材料。

《大事记》记述了1965年11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北京市的和与北京市有关的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政治大事。各条目前面的日期，是指事情发生的时间。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按照事件的发展结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有关材料，对某些条目加了必要的说明。有些1976年10月以后发生的但又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关的事情，如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则在有关条目后面的括号内注明。

由于我们人力少、水平有限，收集资料不全，这个《大事记》征求意见稿难免有许多遗漏和不完善、不正确、甚至错误的地方，盼予批评指正，以便修改。

《大事记》编写小组由甘英同志负责，刘福同同志执笔编写，林岗、杨静远、王岩等同志参加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许多同志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小组
1987年5月

1965年


11月

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说吴晗煽动“单干风”、“翻案风”，影射吴晗为彭德怀“问题”翻案。

29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同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30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指出：“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2月

12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署名向阳生(即邓拓)的文章，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同志商榷》。

27日 《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30、31日 《人民日报》、《文汇报》先后转发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之后，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1966年


2月

2日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学术界人士，就“清官”问题举行了座谈会。

2日至20日 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3日 彭真召集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姚溱、王力、胡绳、范若愚、许立群、刘仁、郑天翔等人开会，讨论“关于学术批判等问题”。

4日 彭真对《汇报提纲草案(供参考)》(即“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稿，《提纲》试图对当时《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作了修改，并批送刘、周、邓、康、陆、吴(冷西)、许(立群)、胡(绳)。

7日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以特级绝密件将《汇报提纲》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8日 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9日 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干部，党员向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

11日 彭真在武汉主持，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的批语，于2月12日清晨电传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即作为中央文件发出。中央批语说：“中央同意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21日 市委召开北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

4月

5日晚 市委书记处开会批评邓拓。会上通过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8日 市委向中央、主席并华北局写了报告。报告说：彭真传达了主席批评北京市委在吴晗、邓拓问题和领导学术思想战线方面所犯的错误，主席的批评很及时、很正确，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很大，我们完全接受主席的批评。市委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成立3人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市委常委李琪、范瑾、张文松及宋硕负责，对邓拓的错误，继续在党内进行批判。

10日 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央批语说：“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3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16日 《北京日报》重新登载了《三家村扎记》中的一部分文章和《燕山夜话》的摘录。同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在本刊、本报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20日 市委发出《关于学习〈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毛泽东同志4篇著作的通知》。

22日至26日 市委召开了三届十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全会的共41人，正式委员35人，候补委员6人，其中宋硕管大学，李晨、孙国梁管中、小学，赵鼎新管文化，王汉斌管研究室。23日刘仁在全会上讲话说：“主席批7个文件，让北京市市委委员阅”。“这个时期，学术、教育、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的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斗争很尖锐，很激烈。市委在这场斗争中没跟上主席思想，对运动未很好领导，……总的看运动落后，要讲右，是右。”25日，刘仁在全会上讲话说：“主席把7个文件批给市委委员阅，用意是什么，我们没有领会清楚。”“我和天翔参加5人小组讨论，许立群同志先谈情况，然后秀才发言，我们听着发言，也许水平低，没听出有什么争论。”26日，刘仁在全会上再次讲话说：“我们要彻底认识、检查，要认识够，你们好好对我们进行批评，特别是我，彭不管具体事，但他是第一书记，也有他的责任，两次按语是按彭的意见，大家有什么意见就讲什么，对我们展开批评。”

27日下午 彭真和市委书记处刘仁、郑天翔、万里、陈克寒谈了话。彭真说：“中央批评了北京市本位主义，水都泼不进去，针都插不进去，华北局和中央各部对北京都不能插手。”“北京市的工作，我以后不管了，那样，你们好工作。”

28日 市委向李富春并中央、华北局报送了1961年《新闻业务》第9期刊登的《邓拓同志对报刊工作提出意见》、1962年8月《邓拓同志对批评〈燕山夜话〉一封来信的批语》(在《批语》中，邓拓对批评《燕山夜话》的内容作了解释)等9篇材料。

5月

5日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上说：“64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

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五·七”指示)。

8日 《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和编者按，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提出：《前线》和《北京日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同日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署名林杰等6人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10日 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姚文还提出：“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并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

11日 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

12日 市委向中央、华北局报送了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记录稿6件：

(一)彭真1965年1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

(二)彭真在市委全会(扩大)上的报告(纪要)(1965年1月23日)；

(三)彭真在通县地区四级干部会上的讲话(纪要)(1965年1月25日)；

(四)彭真在市委农村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65年2月5日)；

(五)彭真在分团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5月4日)；

(六)彭真在农村四清分团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2月18日)。

13日 市委机关开始贴大字报。

14日 康生派曹轶殴等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去北京大学，“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曹轶殴向聂元梓等人授意，支持他们写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15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7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的文章说：“三家村”是“反党小集团”，邓拓“是一个叛徒”，吴晗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识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

18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并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政权要变颜色。”

同日 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邓拓含冤去世。

(1979年7月18日，市委发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决定》指出：“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纯属有计划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

18日至22日 市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华北局工作组负责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在会上讲了话。

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3日至7月14日 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了市委工作会议(简称“北京饭店会议”)，会议主要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和中央通知，揭发批判原市委的“罪行”。在会议上：

一、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话说：“彭、罗、陆、杨尚昆是一伙，北京是他们阴谋政变根据地之一。……就是在这个圈圈里，是一窝子，犯错误的人不会少”，“要放手发动群众，火烧，要刮阳风，烧阳火”，“这次干脆来个洗热水澡，来个烫猪。”

二、传达了5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停止、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的职务和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平反的《通知》。《通知》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中央决定，恢复彭真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组部的报告中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诬陷陆定一阴谋反党。之后又认定陆定一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复查结果证明，此案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重大错案。应予平反，恢复陆定一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罗瑞卿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窃国，给罗瑞卿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罪名，对罗瑞卿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罗瑞卿逝世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为罗瑞卿平了反。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请示报告为杨尚昆平了反，《请示报告》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三、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口头通知：撤销刘仁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增加高扬文、郭影秋、马力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兼任市委秘书长。

四、宣布了关于前市委主要领导干部的处理意见：原市委书记处7名书记中除邓拓外，撤职停职反省的3人，继续留用的3人。原市委常委除书记处书记外，其余13人中，撤职1人，隔离反省1人，撤职反省的3人，停职反省的3人，继续留任的4人。

(1979年3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对彭真、刘仁等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6年6月27日，“在市委工作会议(北京饭店会议)上宣布的对彭真、刘仁等18位领导同志的处理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五、将彭真1961年底根据中央要总结经验教训的精神，组织一些同志在动物园畅观楼查阅中央和市委文件一事，定为“为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准备材料”，是“篡党夺权的地下活动。”(后称“畅观楼事件”)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彭真所谓“畅观楼事件”等莫须有的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六、将北京大学、京棉二厂、城子煤矿、石景山发电厂、125厂、石钢炼铁厂、朝阳医院、六中、北京饭店、通县县委机关等10个单位，定为“前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破坏四清运动的十大案件”(简称“十大案件”)。

24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

25日 市委决定：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二、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7人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1979年7月18日，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北京市委1966年5月25日关于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编委会和撤销范瑾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是错误的，文件予以撤销，为上述单位和个人恢复名誉。强加于《〈前线〉发刊词》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同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当晚池必卿等人到北京大学找聂元梓谈话。聂元梓表示：“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是曹轶殴叫我们搞的。”

28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6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同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各界纷纷打电话斥问广播电台。

同日 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语说：“中央同意高等教育部党委的报告”，“关于从今年招收的新生起毕业以后国家不包他们只当脑力劳动者的问题，这是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措施。”

2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称：“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3日 康生同越南胡志明谈话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分给贫农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

同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狄飞、阎塘、邢相生、吕展、阎前江等实行隔离反省；对李一平、张烈实行撤职反省。并决定派李钊、刘坚夫、程诚、马星五等人到公安局，分别任局长、副局长、政治部主任等职。

(1980年8月29日，市委在《关于重印〈关于为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的通知》中指出：所谓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是“四人帮”捏造的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应予彻底平反。为冯基平、阎塘、邢相生、吕展等人平反昭雪。)

4日 《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决定》指出：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日 《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1979年2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作了《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宣布：“1966年6月3日，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撤销这个决定，为原北京大学党委，为陆平、彭佩云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同日 李雪锋在市委机关全体人员会上说：北京市“针插不进去，水泄不通!不要说通风设备，连天然的通风都没有”，“许多部门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后台老板就是市委的修正主义集团”。

5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大会上讲话说：彭真、刘仁是“一伙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真是“大党阀”，是“坏人”。“解放以后，他把北京市作为自己发展野心，向党伸手的根据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党中央，企图篡党。”

12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次日，市委宣布，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为蒋南翔平了反)

15日 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李立功任团市委第一书记，王庆汉任第二书记，于崇浩任副书记。撤销汪家镠的副书记职务。

(1979年2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为原共青团北京市委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宣布：“1966年6月15日关于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撤销团市委主要负责人汪家镠的副书记职务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对强加给团市委、汪家镠及其他负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受到株连的所有基层团组织和同志都应一律平反。”)

16日 戚本禹、关锋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说：“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许多单位、部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夺权斗争”、“李琪控制的宣传部，赵凡控制的农村工作部，还有政法部、市公安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其他一些大学，也是推翻一个政权的斗争。”“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

20日 中央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央认为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乱斗(指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斗干部的事件)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23日 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会议告一段落，你们要回去了，回去也得作思想准备，准备人家打你几下子，甚至给你戴高帽子。群众起来了，难免不出这些事，左派控制的地方，也难免不出这些事。还是毛主席说的，如果你是坏人，打了活该；你是好人，右派打了你，那是光荣的；好人打了好人，那是误会，可以消除误会，不打不相识”。

24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25日 《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李琪的《〈矛盾论〉浅说》是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同日 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主任、市人委副秘书长辛毅同志含冤去世。

(1979年11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辛毅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说，市委决定：“撤销1975年7月3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辛毅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辛毅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7月

1日 《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题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论。社论说：“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

6日 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市委的报告指出：一、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三、北京极大多数的党员和团员，经过运动的考验，证明是好的，要革命的，他们是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坚决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过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要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保皇派看待；四、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应当坚持党的领导，这是运动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五、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很广，但主要战场是文化、教育战线的各部门，以及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包括县级机关和县中学)、城区街道、财贸基层单位，一律列入四清范围，按《23条》办事，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9日 中央彭真专案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康生在会上说：关于彭真政治上的结论可以说已经有了。就是“通知”中指出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睡在我们身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收集、充实这方面的材料，彭真他在延安、晋察冀、东北时期所犯的错误及翻案阴谋，反党的地下活动，国际关系，家庭和政治历史等问题。设想几个问题，例如：“反党宗派关系和地下活动问题。1961年他们在西郊公园畅观楼的秘密会议，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地下活动。”

10日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含冤去世。

(1979年3月21日，市委做出《关于为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以李琪同志为部长的市委宣传部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李琪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对北京市党的宣传工作是有贡献的。他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已于1966年含冤去世。……他们的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4日 李雪峰在农村四清工作团干部会议预备会上讲：“北京市成为修正主义大本营”，“华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北京是华北局领导下的一个单位，但过去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华北局在北京市是住租界地。”

18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19日至23日，在刘少奇主持的汇报会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

22日 毛泽东在会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时，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

同日 市委印发了“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的通知，并附了《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

26日 李雪峰在工作组组长会议上宣布：根据中央决定，“所有的工作组全部撤退，改变派工作队的政策，全国都撤出。”“北京1周至10天撤退完毕。”“工作组撤退后，派联络员、联络组，任务就是当顾问。”

同日至27日 陈伯达等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宣布撤销工作组。

27日 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讲：“彭真策划‘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之后不久，康生又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8月2日和21日，邓小平和陶铸先后在人民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二月兵变”的问题，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

29日 李雪峰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根据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有工作组的决定。指出：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同时宣布市委决定撤销郭影秋市委书记职务，回人民大学去作检查。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为郭影秋平了反。)

同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撤销赵凡同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报告》。

(1980年1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赵凡同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报告》，为赵凡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30日 中央同意华北局的建议，吴德同志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免去刘仁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

8月

1日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指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同日至12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全会讨论和批准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2日 李雪峰在十一中全会上发言，检讨了北京一个多月文化革命运动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说工作组阻碍了群众的运动，过早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是错误的。

4日 康生在北京大学讲话说：“我接到通知(指要立刻广播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与曹轶欧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也感到有压力。”

5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0日 毛泽东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谈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日 市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关于在市委机关批判刘仁、郑天翔、赵凡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计划：第一，在市委机关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召开工作人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第二，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劳动、学习，继续检查交代错误，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作检查交代，就开会叫他们检查交代，进行批判；第三，刘仁现住在东交民巷，很不便管理，要把他的家属同其他黑帮分子的家属一样也搬到一般的干部宿舍去住。”

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早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是错误的。

4日 康生在北京大学讲话说：“我接到通知(指要立刻广播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与曹轶欧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也感到有压力。”

5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0日 毛泽东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谈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日 市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关于在市委机关批判刘仁、郑天翔、赵凡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计划：第一，在市委机关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召开工作人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第二，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劳动、学习，继续检查交代错误，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作检查交代，就开会叫他们检查交代，进行批判；第三，刘仁现住在东交民巷，很不便管理，要把他的家属同其他黑帮分子的家属一样也搬到一般的干部宿舍去住。”

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13日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7万人参加的斗争大会。会上斗争了几名学生，并且发生了殴打现象，大会以后，一些学校斗打“流氓”学生的现象有新发展。

同日 市委委员、市监委副书记刘君达含冤逝世。

(1979年6月23日，市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刘君达同志的审查结论》。《结论》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强加给刘君达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推倒，销毁有关材料，为刘君达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补选结果的通知。一、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二、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三、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四、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

5日 将刘仁、郑天翔等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负责人集中到昌平县居庸关“反修堡”(代号808)集训班隔离审查，监督劳动。被关押的有市委书记3人，市委、市人委部局长级干部42人，处长级干部34人，一般干部2人，共81人。9月底，周总理、叶剑英不同意上述做法，于10月20日撤销了“集训班”。

18日 毛泽东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大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之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日，先后接见了8次，共接见1300多万人次。

同日 市委发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城区区委和撤销工作组的通知》：一、改组城区各区委，由市委另派干部分别担任区委的领导职务，组成新的临时区委。各城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新的临时区委领导。撤销原来各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二、撤销市委派到各城区党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工作组全部人员集中整训。

(1979年3月2日，市委印发了《关于撤销对区委、县委一些领导同志处理的决定》，《决定》说：“撤销1966年8月市委对4个城区区委、海淀区委和石景山办事处党委一些领导同志的错误的处理决定。”)

同日至9月15日 9个城近郊区共迁出77000余人，占人口总数的1．7％。迁出的人中：“五类分子”37000余名，敌伪军、政、警、宪人员600余名，资本家5500余名，小房产主、小业主、小商贩200余名，有流氓盗窃行为、一般政治历史和生活作风问题的2400余名，其他500余名，以上各类人员的家属3万余名。

19日 北京市第4、6、8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批斗张文松、孙国梁、汪家镠、李晨等13位教育系统、团市委领导干部的大会，会上对孙国梁等逐个进行了毒打。

23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的社论。

同日 红卫兵在“扫四旧”中将市文化局收存的戏装，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纵火焚烧。与此同时，将文化局系统领导干部赵鼎新、张梦庚等，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戏曲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等共约30人，押送到孔庙火场，命令跪在火堆周围，轮番抽打。老舍头部被打出血。

24日 《北京日报》发表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三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时发表了题为《“红卫兵”干得好!》的社论。

同日 著名作家、市文联主席老舍，在文化局被红卫兵残酷毒打后，含冤去世。

(1978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出版部作出《关于老舍先生的结论》。《结论》指出：老舍的逝世“是被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残酷迫害、摧残致死的”。)

26日 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讲话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

《北京日报》发表本报记者文章：《红色风暴扫“四旧”——首都“红卫兵”在旧王府井大街闹革命》。

27日 《北京日报》报道：广大红卫兵和工农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乘胜前进，破“四旧”，立“四新”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同时发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

同日至9月1日 大兴县约13个公社，有组织地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有22户被杀绝。被杀害的人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在此期间，昌平县的一些公社也发生了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事件。

29日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同红卫兵小将并肩战斗，大闹文化革命，首都工人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文章。

同日 宣武区在新区委领导的主持下，在先农坛召开了30000人大会，批判斗争了原区委书记张旭、刘文伯，副书记薛飞，常委盖双林等人。会上红卫兵对张旭等进行了捆绑、毒打、罚跪，往头上、身上浇凉水、绕场游斗。嗣后各区、县、局领导同志均被批斗。

31日 《北京日报》报道：市人民委员会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倡议，决定组成专门工作组，彻底改革首都街巷名称。

8、9月份期间 北京市被打死1772人；被抄家的33695户。

同一期间 根据中央专案组的布置，由市委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主持编写了《彭真在中央指出他的“汇报提纲”错误后的反党阴谋活动大事记》(初稿)。《大事记》经中央“彭真专案组”组长送康生审阅。康生批：“基本可用，要稍加补充”。《大事记》记载了彭真、刘仁等1966年3月28日至5月20日的活动，说：“彭真、刘仁、郑天翔频繁接触”，“彭真顽固地坚持错误，竭力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在家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积极部署，进行反党活动”。

9月

2日 市委发出《紧急通知》：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

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17日 市委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送了《市委关于斗争、并撤销吴晗副市长》的请示。

29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团干部会议情况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团干部会议，于7月14日召开，8月10日结束，又于9月1日复会(会议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区农村四清工作团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共8000多人。”

10月

5日 中央完全同意，并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16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

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会上讲话提出，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13日 首都部分学校的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21日 市委通知，经中央批准：一、市委建立临时常委会。除书记处的同志外，有丁国钰、张南生、刘绍文、傅崇碧、杨寿山、牛连璧、高修、杨少桥、谢北一、焦善民、吴星峰、王笑一、李立功、李钊等人参加；二、丁国钰为书记处书记；三、牛连璧、高修、杨寿山、谢北一、杨少桥五人为北京市副市长；四、撤销万里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职务，撤销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进行反省。

(1979年4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1966年10月21日市委关于“撤销万里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的职务”、“进行反省”的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12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1966年10月21日市委关于“撤销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进行反省”的决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24日 戚本禹在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提出要对张霖之“猛轰”，“斗倒斗臭”。张霖之多次受到批斗毒打，于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

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

同日 北师大谭厚兰受戚本禹指使带领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反”，串连当地一些“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砸毁国务院竖立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多次围攻、揪斗省、地、县领导干部；并挖坟、砸碑，焚毁古典书籍、字画和匾额。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统计：共破坏损失在册编号的文物6118件，烧毁各种古书、杂志2700余册，各种字画929轴，拉倒毁坏历代石碑1000多尊，挖坟2000多座，被破坏的文物中，有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二级文物800多件。

11月

15日 市委发出《紧急通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打成“文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群众，一律平反。

18日 江青、张春桥决定派聂元梓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支持“造反派”，“冲破上海资反路线的统治”。

20日 中央转发了北京市委《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

28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艺界万人大会上讲话说：“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冠以北京市委6名书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第一次)，“旧北京市委、旧宣传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除。”

12月

2日 “北京市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在红星影院开会，北京市“红色造反者”(市级工人群众组织)去“砸”会场，发生了武斗，光华木材厂工人、红卫兵总部头头刘锡昌带领本厂“红造”百余人前往支援，未进会场，但一部分群众在马路上参与了砸对方的广播车。这是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早期在社会上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4日零时 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等人被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北京电影学院等500余人劫持。

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12日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群众组织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2万人参加的斗争彭、罗、陆、杨誓师大会，会上把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人揪出示众。吴德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中旬 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指令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12月26日，戚本禹给江青写信报告说：“彭德怀现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两日内即可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18日下午 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蒯大富，说：“中央一两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小将应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不要半途而废”。

同日 中央成立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对刘少奇进行秘密审查。

25日 吴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文革写报告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陈克寒、赵凡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除了彭、刘、万已由卫戍区押管外，其余有的在机关、有的在工厂，有的还住在自己的家里，这样管理很不便，容易发生自杀、串供灭口等事故。”“因此，我们考虑，还是把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项子明、张文松、张洁清、余涤清等)集中起来均交卫戍区统一管理比较好。既便于革命群众有组织地进行斗争，也可以避免发生问题。”

同日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总部组织6000余人，5个宣传队，由蒯大富亲自率领，出动广播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字报，分别在天安门、菜市口、王府井、西单、北京站等处开展宣传活动。他们的主要口号有：“全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提向社会。

27日 首都红卫兵“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同日 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后，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29日 北京林学院院长胡仁奎，因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诬陷为“国民党大特务和叛徒”遭揪斗，批判审查，含冤去世。

(1979年4月27日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给胡仁奎作出平反结论。)

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本月底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等6个单位的群众组织，组成《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到湖南“调查”。1967年2月初“调查”回来，将所调查的“材料”报送戚本禹。戚本禹于2月20日，将这批“材料”报送江青，并说明调查“材料”中，有“刘少奇1925年被捕、贪污、鼓吹剥削有理，纵容和包庇地、富亲属为非作歹，剥削阶级世界观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1967年


1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胜利的一年”。

4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从此，陶铸同志被打倒，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

5日 首都革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刘、邓、陶”。

6日 以王洪文为头子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8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1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16日、22日、31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同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16个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7日 北京市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10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向林彪请示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江青当即嘱速送“林总”批示。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

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组党委立即制止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15日 谢富治在接见政法学院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负责人时，该负责人说：“我们想找公安局造反派同志一起接管北京市局”。谢富治说：“这个想法，我赞成”，“支持你们”。

17日 中央同意并转发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坚决支持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

18日 北京市有30多个单位的“造反派”进驻市委大楼。

20日 北京30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合委员会”，夺了北京日报社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宣言”。

21日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总部、首都政法兵团、崇文区清洁队造反队等15个群众组织，在北京政法学院召开10万人大会，揪斗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

22日 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它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4月，张春桥又在上海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和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23日 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指出：“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在当时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错误的。……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

本月底 在戚本禹的策动下，中国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朱德”的大标语，成立了“揪朱联络站”，派人到全国各地搜集朱德的“问题”，并策划召开批斗会。

2月

本月初 聂元梓在戚本禹策动下，与作家协会“造反派”联合写了《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两篇长文章，登在《新北大》小报上，发行全国几十万份。

3日 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团长等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

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对小学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和小学红小兵组织以及整顿清理教师队伍等问题作了规定。要求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应返回本校。

8日 关锋、戚本禹等以保卫“四清成果”为名，在通县翟里大队挑起武斗抓人事件。

11日 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布布告：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牟立善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任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 参加到市委、市人委夺权的60多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北京市各区、县，各农场及市属农林、财贸等单位“造反派”代表会议。要求全市各区、县，各农场及农业生产有关部门“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

12日 中央文革小组电话通知邮电部正常发行新《北京日报》。

14日、16日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上，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行径表示不满，并进行了斗争。

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文艺界“必须彻底揭发和清算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肃清以周杨、夏衍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军阀、反动权威”。

18日夜 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

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对中学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中学红卫兵组织和建立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及整顿清理教师队伍等问题作了规定。要求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和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指出，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

21日 《中共中央通知》指出：“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8条命令很好。……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中央军委命令》指出：“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25日至3月18日 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同时，林彪、江青等借机掀起了“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

25日 经关锋推荐，戚本禹选定，中央文革决定，调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造反派”头目之一周景方到北京市以谢富治、戚本禹的“代表”身分，主持筹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活动。

2月底至3月份 谭厚兰在江青、戚本禹指使下积极反击“二月逆流”，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开动广播，多次召开大会，煽动打倒谭震林、余秋里，炮轰李先念。

3月

月初 周景方在拟定市革委会组织机构方案时，规定政治组“要起文革办公室的作用”，其他各大组要“接受政治组的指导”。周在上报《方案》时给戚本禹写信说：政治组的任务应该是“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摧毁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挖掉其组织基础，真正清理好北京这个基地而斗争。”在周拟定的市革委会选调干部“标准”中规定：“必须对旧市委有刻骨仇恨，有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不获全胜死不瞑目的决心”，必须“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造反精神和叛逆性格，有把北京市闹得天翻地覆的决心。”进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部必须经过政治组和周本人批准。

7日 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上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即3·7指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以前返回本校。”

13日 周景方在原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说：“彭、刘是被揪出来了……，但是他的整个反革命机器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他的反革命基础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真正揭开。不但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存在着政变的危险。”“必须彻底摧毁彭、刘修正主义路线，摧毁它的基础”，“不能限于已被揪出来的，还有未揪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揪出的黑帮比已经揪出的有更大的危险性。”要“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闹个天翻地覆”。在周景方讲话后，大批原市委、市人委、团市委的处、科级干部和一般干部，被戴上“黑帮亲信”、“爪牙”、“黑苗子”、“黑笔杆子”等帽子，进行乱揪乱斗。

16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年11月20日向中央报的《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中央通知的批语说：“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现发给你们，望即向全党传达”。)

17日 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对北京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

18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发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办法》规定：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等10种人返京后，要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当地群众监督改造；不属于10种人或10种人中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可在本市给予安置。

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同日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农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通过设立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

20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22日 北京市职工代表会议(工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在全市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之前，北京市职工代表会议是全市职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25日 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宣布中学红代会成立。

27日 谢富治、周景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市委、市人委、团市委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谢富治、周景方、吴德在大会上讲话，提出要“彻底砸烂旧北京市委的基础”，宣布原市委、市人委、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到市委党校，完成“砸基础”的任务。

31日 叶群指使韩爱晶、蒯大富大反叶剑英、徐向前。韩、蒯组织人积极收集、整理、散发材料，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发表《声明》，说：叶剑英“在这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指“二月逆流”)，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全市掀起反叶剑英的恶浪。蒯大富还派人到东北、四川、南京等地，搜集叶剑英、徐向前的“材料”。

4月

1日 戚本禹发表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此后，在报刊上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

同日 韩爱晶在戚本禹授意下，张贴炮轰陈毅的大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材料，发表炮轰陈毅的声明，“坚决要陈毅靠边站”，在全市掀起了反陈毅的恶浪。

5日 北京市工代会常设委员会发出动员令：要全部职工紧急行动起来，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

5日至10日 《北京日报》连续发表题为《打倒中国的修正主义总后台》、《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批透批臭》、《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要害在于政权问题——评〈修养〉的反动实质》、《大学“老三篇”，狠狠批〈修养〉》等社论。

8日 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北京卫戍区召开首都工农兵革命干部和红卫兵两万人批判《修养》的大会。

10日 王光美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揪到清华园批斗。

14日 康生写信给聂元梓说：“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的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要聂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的具体材料。聂元梓按照康生的指令，组织了“新北大校文革揪叛徒兵团”(又名第二战斗队)，大搞揪“叛徒”，搞了10多个“叛徒”案

16日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社论。社论称：原北京市委“阴险毒辣，野心勃勃，坏事干尽，罪恶滔天”，是“一伙钻进我们‘肝脏’里来的敌人”，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政变集团”，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篡党篡国的急先锋”。

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在庆祝成立大会上讲话说：“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骑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对党、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告，宣布：北京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各项大权，从即日起，归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委员，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任副主任委员。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的决定。要求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

21日 自即日起，《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正式出刊。

23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80000人参加的“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斗争大会。彭真、刘仁被揪到会场批斗。

23日至10月27日 仅经谢富治批准的批斗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就有100场，其中批斗彭真53次，刘仁40次，郑天翔29次，万里14次。被批斗的还有陈克寒、赵凡、冯基平、崔月犁等。被批斗的中央部门领导干部有：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蒋南翔、马文瑞等。同时被批斗的还有一些北京市委部长、人委副市长、局长。在批斗中长时间地弯腰、挂牌子、“坐飞机”以至被殴打。这种批斗会波及全市，各区、县、局，大批基层领导干部都遭到批斗。

30日 周景方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把首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文章。文章诬陷北京市委“是一个典型的、烂掉了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称“旧市委的领导干部罪行累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

5月

6日 市委机关群众组织“摧旧兵团”，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彭真、刘仁、郑天翔等人大会。

8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敢于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大批判运动的决定》。《决定》提出：“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全力以赴，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株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14日 宣武区工交系统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彭真、刘仁、薄一波等人。

15日 新北大公社、市工代会、红代会、解放军院校等，在北京大学召开批斗翦伯赞、周扬、吴晗、廖沫沙等人大会。

17日 《5·16》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彭真！》的社论。

同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外出串联的通知》。《通知》说：“要坚决执行4月20日《中央通令》”。“各单位驻本市机关、厂矿、农村和学校的联络站，除经中央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特许的以外，应立即撤销，全部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

18日 《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文章。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指《5·16通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概念。文章还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了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能丧失警惕。”

22日 市革委常委会讨论制止武斗问题。黄作珍汇报：4月30日至5月9日，10天共发生武斗133次，有6—7万人参加，伤1400多人；5月10日至5月19日，10天共发生武斗166次。

6月

3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王光美专案组，在北京市公安局设立了一个外围组(称“63专案组”)，专门审查王光美的所谓“美特”问题。为了制造王光美是“美特”的口供，先后拘捕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九人，并大搞逼、供、信，残酷迫害，杨承祚、张重一、罗诚信、程宣四人被迫害致死。

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即《6·6通令》)。“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8日 北京市核心领导小组讨论了“批判旧市委”的问题。会后周景方主持市革委政治组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掀起对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的建议》。《建议》提出：“各级群众组织应组织本单位的群众，以本单位为战场，同时开展一个以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直接斗争对象，以各个时期的批判中心为主题的基层群众斗争会。”

9日 谢富治接见全国来京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同志时说：“政法战线上的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罗瑞卿搞了10几年，要彻底打倒他们，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希望政法战线的革命同志们起来，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罗瑞卿、徐子荣的命，要把他们打倒，彻底肃清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

17日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彭真——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的社论。社论说：“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是妄图篡党、篡军、篡政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是“大叛徒”、“反共老手”。

26日 市革委第7次常委会，讨论制止武斗问题。黄作珍在会上说：到现在为止，武斗有几千次，伤964人。其中第二毛纺厂因武斗停工4天，百货大楼停业两天，损失近80万元。琉璃河水泥厂6、7百人停工达半个月。武斗规模大的地方是昌平、琉璃河、长辛店，双方严重对立，一触即发。据调查，比较大的武斗都与坏人有关。

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 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自行宣布。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

7月

1日 周景方到市委党校召开原市委、市人委、团市委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彻底砸烂旧市委”，并说：“广大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一小撮时，在摧旧问题上，可能会涉及一些不是四类干部的人，这不一定是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之后，市委、市人委和团市委的干部又被揪出181人，连同李雪峰主持新市委时期被揪出的86人，共计267人，占当时机关干部总人数的1／4。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性的大批判动员大会。周景方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掀起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的动员报告。报告把“畅观楼事件”列为旧市委主要罪状之一，号召全市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开展大批判、大斗争。

14日、17日、18日 《北京日报》连续发表题为《痛打落水狗》等社论。提出要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19日 韩爱晶在戚本禹指使下，召集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造反派”60多人，在北航校内对彭德怀进行审斗，韩爱晶带头对彭德怀进行毒打、逼供。彭德怀肋骨被打断两根，肺部受内伤。

22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25日 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归来的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蒯大富等人说：“要抓住这个题目大作文章”。

同日 王力向蒯大富授意，要“解决军内走资派”，暗示叶剑英、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后台”。在林彪、王力的煽动、指使下，蒯大富亲自指挥贴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派人于7月29日抄了徐向前的家，并派出210余人在21个省市建立“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

26日 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等60多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在北航召开数万人大会，对彭德怀、张闻天进行了批斗、毒打。会后给彭德怀、张闻天挂上黑牌，押在大卡车上游斗。

同日至31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社论，公开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

28日 谢富治对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说：“我们公、检、法要……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公安还要从侦察、组织、制度等方面搞，检察、法院也要从各方面搞，大规模的深入的搞，要搞得很深，搞得很透。批得越深越好，还要与刘、邓、彭、罗挂钩，要与苏修联系起来”。

同日 韩爱晶按照戚本禹的旨意，派出200多人冲进中直招待所，打伤阻拦的警卫战士32人，绑架走张体学、张平化、叶飞三人，到北航后，韩等对张体学进行了审讯、捆、打，对叶飞进行了游斗和殴打。并抗拒周总理要韩等立即放人的一再指示，将张平化、叶飞关押两天，将张体学关押8、9天。31日韩爱晶又派出100多人，查抄了徐海东的家，查抄过程中，对重病卧床输氧的徐海东进行讯问，使徐海东身心受到折磨。

8月

2日 首都工代会、红代会、国家机关各部委等90多个单位，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大会。

5日 首都各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 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毛泽东同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和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会。下午，在江青、戚本禹等支持煽动下，几千个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门外安营扎寨，搞“揪刘”活动，提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等口号，形成对中南海的围攻。

7日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社论。同时发表署名郑煊的文章：《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评彭真策划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社论和文章说“畅观楼事件”是“一伙阴谋家、野心家妄图策划反革命宫廷政变的严重步骤”，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同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说：“整个17年来的公安工作，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某些错误作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坏东西，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8日 市革委机关及市属机关部分干部，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专题批判“畅观楼事件”。彭真、刘仁、郑天翔等人被揪到会场批斗。

9日 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时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三)坏人斗了好人，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四)好人斗好人，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并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提出“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12日 首都商场(即西单商场)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数百人受伤，各种商品、设备以及房屋被砸毁或丢失，共损失50000余元，少向国家缴纳利润330000多元。

16日 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成立《5·16调查组》，8月27日，该组向戚本禹书面汇报了“5·16”的几条“线索”，把矛头指向徐向前，戚亲笔批送给江青阅。

22日 “首都无产阶级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时，很多人冲进英国代办处，打、砸、抄，并放火烧了汽车和代办处的楼。

29日 北京市工代会及三军“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

8月底 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9月

5日 江青在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讲话，再次提出“文攻武卫”；并提出“要警惕三件事，有人要破坏党中央、解放军、革命委员会”。9月10日，市革委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同志“9·5”讲话的通知》。通知说，江青的讲话“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极为重要的指示”，“要使‘9·5’讲话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规定：“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以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

8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9日 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市革委会及市各局群众大会，批判《前线》发刊词，彭真被揪到会场批斗。

13日 由中央直属戏剧口斗、批、改联络站主持，中国京剧院、京剧一团、中国戏校、北京戏专等单位参加，在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批斗彭真。

同日至14日 市公安局军管会与市政法组、市检察院、市法院、市民政局、市统战部等单位，在北京体育馆两次召开大会，批斗彭真、刘仁、冯基平等人。

14日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在清华大学召开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蒋南翔、刘仁等人。

16日 市革委会再次发出《关于动员外地来京人员立即返回单位的通知》。通知各单位、各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9月8日布告，“积极动员外地来京人员在国庆节前全部返回原单位”。各单位、各群众组织凡未经上级领导机关介绍，一律不得接待外地来京人员。

同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召开大会，批斗彭真。

20日 市革委会财贸组在北京体育馆召开财贸系统万人大会，批斗彭真、万里。

21日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彬被捕入狱。1968年5月10日，被迫害死于狱中。

(1979年12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任彬同志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

25日 首都报纸发表毛泽东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消息。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主席视察时的重要指示的记录稿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并要求“以伟大领袖毛主席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68年1月3日，毛泽东视察中的重要指示在各报刊公开发表。)

同日 北京第一个区(县)革命委员会——平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杨培先任主任委员。

27日 《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的社论。社论说：“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发展。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的概念。

10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的文章。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的概念。

7日 上午，北京市化工系统在北京化工二厂召开批判“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彭真、郑天翔被揪到会场批斗。下午，北京市交通系统在市府大楼召开批判《工业15条》大会，彭真、郑天翔被揪到会场批斗。

10日 北京市工交口，在市府大楼批斗郑天翔。

同日至14日 西城区、东城区、崇文区、宣武区和石景山区，分别召开批判大会，批斗彭真、刘仁、郑天翔等人。

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规定：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必要的调整。

19日 无线电联合厂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大会，批斗彭真、刘仁。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一律立即开学，复课闹革命。”

21日 劳动战线斗、批、改联委会，在光华木材厂召开大会批判《工业15条》，彭真、刘仁被揪到会场批斗。

22日 上午，韩爱晶按照戚本禹的布置亲自带领北京航空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万余人到西山游行，大造反军声势。下午，北航革委会一副主任带领200多人，冲入玉泉山军事机关，打破门窗，谩骂战士，扬言要抓贺龙。韩爱晶赶到现场后，强词夺理，继续无理纠缠，直到晚9时后才撤出。

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同日 北京市工交口机关联络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批判《前线》发刊词。彭真、刘仁被揪到会场批斗。

28日 工代会城建组、西郊批修联络站，在西郊六建公司召开大会，批斗彭真、万里。

30日 昌平县革委会成立。王加林任主任委员。

同日 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魏思文被诬陷为“叛徒”，参与“二月兵变”，被毒打致死。

(1972年经党中央批准，追认魏思文为烈士。)

11月

3日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介绍了上海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对教育革命的一些设想，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该文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归纳为6个“要点”。(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他们反复修改过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这篇社论可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9日、12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开座谈会。江青在座谈会上讲话说：文艺界“还有17年和50天的问题”，“50天要算，17年也要算，30年代也要算!这个根子长得很哩!”，“有的人只搞50天，不搞17年，这实质上是用50天包庇17年，包庇30年代。”

11日 大兴县革委会成立。何奇珍任主任委员。

12日 顺义县革委会成立。王占志任主任委员。

22日 经谢富治亲自审改的《谢副总理关于改造北京市公安局的指示(纪要)》中说：“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业务上彻底揭露”，“改造公安机关，首先从首都开始，你们半个月、20天以内，要写出文件来，要经中央转发全国”。市公安局军管会刘传新、王更印等人按谢的旨意立即采取了措施，“砸烂”公安组织机构，进一步迫害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

11月底 谢富治授意写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汇报提纲》中说：“旧市局的班底，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领导的晋察冀城工部的情报人员与国民党伪警察局留用人员‘合二而一’组成的。组织上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的基地，政治上坚决执行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焦昆、闵步瀛、李一平是特务，冯基平是叛徒，邢相生有重大特务嫌疑。”

12月

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要“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5日 石景山区革委会成立。肖化南任主任委员。

6日 丰台区革委会成立。张在田任主任委员。

7日 宣武区革委会成立。赵明德任主任委员。

8日 在原驻通县“支左”部队和原通县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张耀先等人参与下，通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数千人围攻通县邮电局大楼，双方伤100多人，1人被打死。

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规定了街道开展大批判，办学习班，斗、批、改等问题。

28日 原副市长崔月犁、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林毅忠等6人，被逮捕入狱。

同日 市革委会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批转北京香厂路小学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通知》和《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的报告以及《香厂路小学红小兵条例》发到各区、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各军训联合指挥部和各小学。香厂路小学的《报告》提出“原来的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全民性的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并提出“在小学取消原来的少先队，重新建立一支具有革命性、战斗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进少年儿童组织，即“红小兵团”。在《条例》中指出：“红小兵的战斗任务是：坚决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大力改革教

育制度，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30日 西城区革委会成立。马进任主任委员。

同日 通县革委会成立。房淑瑜任主任委员。


1968年


1月

3日 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 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使敌人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至监狱。”

4日 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查抄的财物、房地产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向中央、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并附对查抄财物和房地产的处理规定(草案)，规定中提出：“凡属地、富、反、坏、右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房产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属中坚持反动立场者”等，“被查抄对象的财物，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依赖本人生活的家属可以稍宽发给)以外，其余一律上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查抄者，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依赖本人生活的家属可稍宽发给)以外，其余财物一律上交”。

上述“被查抄对象的房地产，一律交由本市房屋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不予退还。”

规定中还提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得借机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严加惩办。”

6日 市革委向中央、中央文革写了《关于对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的报告》。报告称：“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并提出除了四种人必须坚决清除以外，蜕化变质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文艺界、学术界的“挂牌”党员，即拿高薪、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中畏罪自杀未遂的分子也应清除出党。

12日 密云县革委会成立。刘尚贤任县革委会主任。

14日 怀柔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满任县革委会主任。

同日 周景方由卫戍区监护审查。(3月9日由市公安局军管会办了拘留手续，押于秦城监狱。)

26日 市革委会、市公安局组织市工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数千人，包围宣武区牛街地区，搜捕群众组织“回族造反团”、“联合造反团”的成员。经市革委吴德等批准，该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逮捕了该组织成员7人。

2月

3日 海淀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树藩任区革委会主任。

4日 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白文俊任区革委会主任。

5日 东城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孟毅君任区革委会主任。

同日 市“工代会”常设委员会向谢富治、吴德写了《关于接管旧市总工会的请示报告》。市总工会以及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权完全被“工代会”所代替。

6日 崇文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丁平任区革委会主任。

11日 门头沟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宝钢任区革委会主任。

13日 房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光任革委会主任。

14日 延庆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虎任县革委会主任。

16日 《北京日报》刊登了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召开首都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促进大会的消息。

19日 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的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

3月

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了《关于选调军队干部的请示》，《请示》提出：为了加强市革委会机关，进一步充实市属各局的领导力量，拟在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中，选调师职和13级以上干部32名，团职和14级以下干部22名，到市革委会机关和市属各局工作。

22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将余立金逮捕法办；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

(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为反军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于1968年3月，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2月逆流翻案”，是“2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要打倒谢富治”，“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还诬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5·16的黑后台’”等等。

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28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3月27日重要讲话的通知》，通知称：“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威武、余立金、傅崇碧，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同那些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作坚决的斗争”。

3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引了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4月

1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去年，工业总产值完成64．6亿元。比1966年下降约10％。“今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为10亿元，比去年四季度减少4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5亿元”。“3月份的生产比2月份提高30％”。

1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化的决定》。《决定》引了毛泽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狠抓阶级斗争的决定》。《决定》称：“要始终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2月逆流的黑干将，以及他们在北京市的代理人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决定》发出后“截止到5月15日，据各单位汇报，全市已揪出阶级敌人32092名，其中顽固不化走资派1273人，叛徒1156人，特务1122人，现行反革命3025人，新揪出的五类分子1683人，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16802人，反动资本家342人，反动学术权威99人，混入群众组织的坏头头938人，其他5652人”。

22日 谢富治接见“彭真、刘仁专案组”成员讲话说：“要综合研究，从张壁那里到刘少奇以及解放后成立的旧北京市委，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刘仁城工部的问题，整个是混帐王八蛋”。

同日 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说：“必须要用‘武卫’来保卫‘文攻’”，还说：“我们一打起来，把事态闹大，向中央施加压力，就会逼中央表态”。随即建立了以蒯大富为首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蒯大富宣称：“凡是有进出的就可以开枪打，打死了人由总部负责”。至7月18日，几次武斗，共有7人死亡，2人重残，19人负伤。

26日 市革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请示》。在《请示》中提出将赵鼎新(市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老舍(市文联主席)、曹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马连良(北京京剧二团艺术顾问)、苟慧生(市戏曲研究所所长)、张君秋(北京京剧二团艺术顾问)、李再雯(小白玉霜)、魏喜奎(北京曲艺团副团长)等12人当作坏人在报刊上点名批判。5月9日，谢富治在这个文件上批示：“送伯达、江青同志审批。这是上次报告时，江青同志指示要开一个名单送审批”。

27日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乐松生被迫害含冤去世。

(1980年3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乐松生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说：“乐松生先生是爱国的工商业者，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解放后在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于1968年4月27日含冤去世。1978年9月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为乐松生先生召开了追悼会，并在报上发表消息”。“事实证明，1970年初北京市革委会将乐松生先生划为‘畏罪自杀的反动资本家’是完全错误的，现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将此决定通知乐松生先生的家属子女，同时在同仁堂制药厂职工中宣布，以消除影响。”)

同日 “刘仁专案组”向康生、谢富治报送了《刘少奇特务集团利用国防体育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初步调查简报(一)》。《简报》称：“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进一步证明，所谓国防俱乐部是刘少奇特务集团多年精心经营的一支地下军”。康生说：“刘仁专案组的这份调查材料很重要，证明刘、邓、彭、贺、罗等反革命分子是用国家体委作掩护，来作为他们政变的据点和反革命……工具。无怪刘仁说：体委的队伍，将来可以成为他们反革命的‘近卫军’。建议中央文革讨论一次，采取必要紧急的措施……”。康生的这一批示，导致了全国体育系统被军事接管，国防体育被砸烂，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1979年4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为贾桂荣、林毅忠等五位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人揭发所谓“北京市体委无线电俱乐部架设100瓦的电台，进行反革命通讯；拆除了百余部电台是砸毁破坏，消灭罪证”的问题，北京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林毅忠，国防科科长戴逸民、副科长刘光彩，无线电俱乐部主任何家祺，于1967年12月28日被捕审查。审查结果，证实原揭发材料纯系捏造。贾桂荣、林毅忠等5位同志因无辜被捕入狱达8年之久，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很大摧残，是一大冤案。1975年7月31日，中央办公厅中办发(1975)9号文件通知，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对贾桂荣、林毅忠等5位同志的冤案予以平反。

事实证明，对贾桂荣、林毅忠、戴逸民、刘光彩、何家祺同志的逮捕审查是错误的。市委决定：对这一冤案彻底平反，为贾桂荣、林毅忠、戴逸民、刘光彩、何家祺同志恢复名誉。因此案受株连的所有同志也一律予以平反。)

本月 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被迫害含冤逝世。

(1981年11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作出《为张晓梅同志平反昭雪的意见》，《意见》说：“张晓梅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她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张晓梅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统统推倒，为张晓梅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5月

3日 市文联秘书长曾平被迫害含冤逝世。

(1978年8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曾平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说：“曾平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于1968年5月3日逝世。关于曾平同志1945年被捕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审查，没有发现新问题，市委同意维持1956年‘相信本人交代’的结论。”)

9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报告》称：“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斗争，已揭发出大量的问题：工交系统125个军管厂，就揪出坏人1796名，其中走资派178名，叛徒118名，特务136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1070名，现行反革命294名”，“有些单位阶级队伍不纯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北京市公安局许多要害部门被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所把持，为帝、修、反刺探情报。”

11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向中央写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当前情况和进行组织改造的意见的报告》，《报告》称：“截至3月底统计，已查出的叛徒88名，特务102名，顽固不化的走资派37名，地、富、反、坏、右542名，伪军、政、警、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专政对象208名。合计共977名。”“旧市局是美蒋在我国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重要据点，旧市局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反革命集团。10名局长，有5个是老牌特务分子，2个是死反革命，其余3人问题也很严重。”“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我们准备继续加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旧公安局进行改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一切坏人通通揪出来，有的予以逮捕法办，有的调离公安机关。”

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命令》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为了彻底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坏人揪出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13日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授意下，市公安局军管会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简称“五·一三”报告)报告说：“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长期与美蒋特务间谍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是“一个以叛徒、特务为核心的反革命班底”；“长期与美蒋特务合谋精心组成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网”；“旧市局各处，几乎都成了替美蒋搜集情报的业务处”。5月17日，以市革委、北京卫戍区的名义，将上述报告上报中央。

(平反决定见本大事记1966年6月3日)

15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强调“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树立一支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揭露走资派包庇坏人、坏人勾结走资派的罪恶勾当”。

25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6月

10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绝密报告，《报告》称：“市公安局现已查出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约1000人。其中罪恶重大的首恶分子约100人左右，我们拟采取如下处理办法：对于100名罪恶重大的首恶分子，准备分别逮捕法办。对于多数问题已基本搞清楚的一般的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用延安‘西公’训练班的办法，集中学习，向他们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边学习，边审查，辅之以适当的生产劳动，进行教育改造。……另外，有4000余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不适合作公安工作。准备组织农场安排他们去生产，调出公安机关”。

7月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行为。

9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收缴清华大学武斗枪枝、弹药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一、坚决收缴武斗用的枪枝、弹药，说服他们立即停止武斗。二、在收缴武器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三、由卫戍区派人协助双方组织的负责人进行收缴武器、弹药。

14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报告》称：“旧市委、旧市人委、旧公、检、法和他们搞的一些重点单位窝藏了很多坏人。仅市公安局到6月底，就揪出673个叛徒、特务、反坏分子”。

21日 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其中88名被分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名。

22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编者按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通知》

23日 市革委会转发了《北京针织总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经验》。

24日 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6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26日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写了《关于改造旧公安局行政机构实行精兵简政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旧北京市公安局在彭、罗反革命黑帮长期把持下”，“组织严重不纯”，“机构臃肿重叠”，要“彻底砸烂旧的行政机构”，分局工作人员“预计减少60％左右”，县局“工作人员预计减少30％左右”。谢富治批示同意了这个报告。据统计，北京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有干警19000多人，经按上述报告“精简”后，将大批原干警调出。

27日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北京市61个工厂、企业单位近3万名工人(包括少数农民)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等人紧急会商后，决定：不让工人进楼，如工人攻楼，就抵抗、还击。他们挥舞长矛，开枪，投掷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人群众进行袭击，致使王松林、张旭涛、潘志鸿、韩忠现、李文元等5名工人惨遭杀害，731人受伤。

28日 毛泽东召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

本月 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陈舒怀按照吴法宪的老婆的旨意，在北京市以选文工团员和外事人员为名，进行“选美女”活动。空军原干部部副部长何汝珍对陈舒怀讲：“是给林立果找对象，林副统帅着急抱孙子”，陈舒怀先后在北京市纺织局、服务局、国棉一、二、三厂、维尼纶厂、无线电联合厂、五七旅馆、城区和近郊区的中学和国庆文艺排练队伍中大搞“选美女”活动。仅从147所中学即选了680多张女生照片。

8月

1日 市革委会印发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的决定》。《决定》强调：“无条件地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一切工事”。

12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群众组织办小报几个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小报”做到：“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有一字一句损害”。“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15日 谢富治召开专案组长联席会议，宣称：“中央要开会宣布刘、邓、陶一小撮的罪行，做他们的结论，还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要宣布他们的罪行”。“搞专案要抓重点，刘、邓、陶、彭、罗、陆、杨、薄、林(枫)、安、刘(澜涛)、周杨，还有齐燕铭，廖沫沙的问题要突破，40几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要搞出名堂来！”要专案组尽快整理材料定案。

17日 根据谢富治等人的旨意，以“重大叛徒、特务、死反革命”等罪名，将市公安局邢相生等24名局、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8月23日又将814名各级领导骨干和一般干警按叛徒、特务、反革命关进良乡劳改厂。“据统计全局共有6名正、副局长和67名处长、分局县局局长及一般干警被逮捕入狱；974名干警被关进良乡劳改厂；7685名干警被赶出公安机关；101名干警被迫害致死。同时株连大批受害干警家属和保卫干部、治保积极分子，以及协助公安机关工作的干部和群众。”

(平反决定见本大事纪1966年6月3日)

19日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00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人，进驻北京大学。20日，“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停止武斗，停止互相攻击的协议。

22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报送了《关于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向学校派宣传队的情况报告》。《报告》称：对全市59所大学计划派进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0300人(包括原在校的解放军宣传队1400多人)；工人宣传队17000人，每校至少100人，一般二三百人，还有500人、800人、1000人、5000人的。现已进入清华、北大、师大、石油、人大、钢铁、民族、政法、外语、铁道等40所，到24日，除9所艺术院校外，可以全部进入。

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从此向全国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普遍派了工宣队。

26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姚文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还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减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重要通知，号召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姚文元的文章。

本月至1969年6月 谢富治授意市公安局，办了三批“干部子女学习班”。“学习班”以“企图外逃投敌”、“反动小集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打砸抢”等罪名，先后关押老干部子女65名，其中有：贺鹏飞(贺龙之子)、李新桅(李井泉之子)、傅亮(彭真之子)、谭晓旭(谭震林之子)、薄熙来、薄熙成、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叶选平、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刘平平(刘少奇之女)。在“学习”期间，通令他们揭发父母“罪行”，并对他们进行摧残折磨，以致有的被整死，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关押长达五年之久。

(1978年7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写了《关于原市公安局军管会所办“干部子女学习班”复查情况和平反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这个‘学习班’是林彪、‘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刘传新为了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疯狂推行反动的‘血统论’，采取封建株连手段，制造的冤案和错案，应予彻底揭露，冤案昭雪，错案平反。”)

9月

2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截止8月28日，全市揪出的各种坏人已达68123人，其中叛徒2827人，特务372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2688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942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4161人，反动学术权威151人，反动资本家1855人，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2284人，新揪出的五类分子10819人，其他11675人”。

7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社论说：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20个月的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同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整党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今年8月以来，不少单位逐步开始整党。”报告还说：“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刘邓的支持下，长期地、顽固地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这条黑线一直渗透到基层，根子扎得很深”。“他们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有的甚至把国民党的旧班底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把许多坏人拉入党内，掌握了党政大权”。“据86个整党单位的初步了解，不能再过组织生活和暂缓过组织生活的有600人，占党员总数5106人的11．8％”。“为了增加党的新鲜血液，进行整党的多数单位都做了发展新党员的准备工作……。”

关于领导问题，有的人主张，“在整党开始时，经过上一级党组织批准，就可以吸收一些造反派中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不要预备期，作为整党领导班子的领导成员”。

11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为了清理阶级队伍，肃清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认真搞好斗、批、改，“决定将旧市总工会，工会干校、旧市妇联和旧市人委所属的北京编译社，集中到旧市委党校进行学习。”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为了进一步搞好《北京日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报纸出版，决定报社现有工作人员除留一部分继续办报和在报社内搞运动外，其余人部分人员集中到旧市委党校学习，集中时间搞文化大革命运动。

12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3期刊登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该文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6日 市革委会向各区、县革委会发出《整党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各区、县总结整党工作经验，继续做好整党工作。

同日 8341部队进驻二七机车车辆厂，对该厂实行军管。军管后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清队中，对913名解放前入厂的老职工，进行了审查(占老职工总数的62．4％)。在定案处理的234人中，有32人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实行“群众专政”；4人被以“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关进监狱；14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96名共产党员被无辜开除党籍。

(1978年以来，经过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落实政策证明，上述处理的两百多起政治历史案件均系冤假错案。)

本月 谢富治指令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潘永堤带领“解放军驻北京旧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党校大院。领导集中在这里的市委、市人委、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北京日报》社等24个单位的5700多名干部、职工(后称“第二学习班”)进行“清队”、“整党”、“彻底砸烂旧市委”的运动。

10月

5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按语说：毛主席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同日 市革委会通知：经中央批准，温玉成、杨俊生、吴忠三人参加市革委会。温玉成任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杨俊生任副主任，吴忠任常委。

8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报送了市公安局军管会写的《北京市专政对象统计资料》。《统计资料》称：“据目前掌握全市街道、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不包含中央机关)和农村的专政对象材料(清理阶级队伍新挖出的情况没有掌握)粗略统计：共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142559名，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

同日 市革委会《通知》：为了搞好原市直机关的斗、批、改，“将高教局、市文联、电视大学、市计委、市科协、机电设备成套局、市建委、环境卫生局、园林局等9个单位撤销，除有的单位留下少数人员外，其余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学习”。

13日至31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对“二月逆流”和“一贯右倾”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对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

1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同日 市革委会发出重要通知，要求各级革委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切实把整党、建党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实行开门整党”。“在整党过程中，要坚决清除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出党。要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吸收一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积极地把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选拔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

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25日至31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组织11000余名产业工人和8400余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区、近郊区400所中学和1048所小学。每所中学派进工人20名至30名，解放军10至15名；小学每10所左右为一片，每片派工人30名，解放军20名。

11月

2日 市革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学习和讨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会议一致通过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公报的决定》。

18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中央文革写了《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说：“截止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已达80100人。其中：叛徒3297人，特务476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320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反动学术权威203人，反动资本家2319人，新挖出的五类分子14435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7565人，其他分子14320人。”“挖出的阶级敌人，有不少是隐藏很久、很深、比较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2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市旧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一级干部的审查报告》。《报告》称：“北京市18个区县原来共有旧区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区县长129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共被群众揪斗了99人，占总数的76．7％。……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在129个人中，被群众初步确定打倒的85人(其中叛徒10人，特务5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6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人，其他坏分子7人)，占总数的65．8％；有严重错误靠边站的14人，占11％；结合了30人，占23．3％。各类人员情况是：书记20人，全部打倒，其中叛徒3人，特务2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5人。副书记37人，打倒28人(其中叛徒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22人，其他坏分子3人)。有严重错误靠边站的4人，结合了5人。区、县长18人，打倒17人(其中叛徒3人，特务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2人，其他坏分子1人)，有严重错误靠边站的1人。副区县长54人，打倒20人(其中叛徒3人，特务2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2人，其他坏分子3人)，有严重错误靠边站的9人，结合了25人。”

(1979年3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作了《关于撤销对区委、县委一些领导同志处理的决定》，《决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对各区委、县委横加罪名，先后改组了4个城区区委，海淀区委和石景山办事处党委。1966年8月，市委决定撤销魏彬中共东城区委第一书记职务，停止戴镜元区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杜若中共西城区委第一书记兼区长，封明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冯侠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李恕中共宣武区委第一书记，刘文伯、薛飞、庞文弟区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吕连英中共崇文区委第一书记，李瑛、陈山区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沈澄中共海淀区委第一书记，李旭明、王世国区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吕子敬中共石景山办事处党委书记的职务，杨世明办事处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停止马鸣声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与此同时，市委还决定：邢军、秦德远、林彤、陈士林、李瑜铭、霍梁、尹建华、陈希同、张景伯、张进霖、崔旭东、刘拓、赵春霄、阎振峰、李晓章、刘明等16位同志“听取群众揭发批判，进行检查，等候处理”。从此，区委、县委以及各基层单位的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受到了残酷的批斗、迫害，有些同志被迫害致死，含冤逝世。

事实证明：北京市各区委、县委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在市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首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广大区、县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市委决定：撤销1966年8月市委对上述区委、县委一些领导同志的错误的处理决定。对强加给各区委、县委上述领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迫害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对因此株连的所有同志和家属，都应一律平反，消除影响。)

23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旧北京市委和旧市人委部、局长以上干部揪斗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旧市委共有副部长级以上干部56人，被群众揪斗了48人，占85．7％。其中：叛徒9人，特务4人，走资派30人(内有特嫌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人，阶级异己分子3人。7个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赵凡、陈克寒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2个部长级干部，群众揪斗了11人，占91．6％。其中：叛徒4人，特务1人，走资派6人(内有特嫌4人)，37个副部长级干部，群众揪斗了30人，占81％。其中：叛徒2人，特务2人，走资派21人(内有特嫌3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人，阶级异己分子3人。”

“旧市人委共有副局长级以上干部288人，被群众揪斗了211人，占73．2％。其中：叛徒17人，特务21人，走资派113人，反革命分子14人，反动学术权威1人，反动资本家1人，蜕化变质分子3人，阶级异己分子2人，其他39人。6个副市长全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内有特务3人，反动学术权威1人，反动资本家1人。64个局长级干部，群众揪斗了49人，占76．5％。其中：叛徒3人，特务2人，走资派37人，反革命分子5人，其他2人。218个副局长级干部，群众揪斗了156人，占71．5％。其中：叛徒14人，特务16人，走资派75人，反革命分子9人，蜕化变质分子3人，阶级异己分子2人，其他37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市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市委、市人委部、局以上干部分别地、陆续地作了平反决定。)

26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彻底改造〈北京日报〉的情况报告》，《报告》称：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共揪出阶级敌人66名，阶级阵线逐步分明。将报社286名人员调出集中到旧北京市委党校举办学习班。派51名产业工人，66名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报社。

本月 康生、谢富治等在“第二学习班”设立“彭真、刘仁专案组外围组”，搜集彭真、刘仁等市委领导同志的材料。

12月

22日 《北京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时登载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23日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热烈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社论。同时发表了北京郊区广大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纷纷表示，最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和城镇脱离劳动的居民到农村来插队，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消息。

26日 市革委会召开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即将赴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代表表示，要以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家长表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动员、支持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去。来京迎接知识青年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首都知识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安家落户。

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1969年


1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的指示。从此全国普遍展开清理阶级队伍。

6日 《北京日报》报导：各区、县革委会认真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动员城镇脱离劳动的居民到农村第一线去。

7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发展新党员情况的报告》。《报告》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伟大指示，在整党建党运动中，北京市已经发展了1506名新党员，这批新党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其中6人已被推选为出席党的九大的代表”。

19日 《北京日报》报导：首都35,000多名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

2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报告》说：“相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并不能代替对他们的再教育，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一是在批判中，要注意把他们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区别开来。可以背对背地批，在面对面批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坐在凳子上听，要重在触及灵魂”。“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了，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着作反面教员。”

2月

25日 市革委会批发了首都工人。解放军驻北京旧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原市委委员、农办副主任)王宪的报告。

26日 《北京日报》刊登了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团结教育一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文章。文章说：“宣传队在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问题上，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紧紧抓住一个‘拉’字，帮助他们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促进了斗、批、改的深入发展”。

3月

23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增补聂元梓同志为九大代表的报告》。《报告》说：“3月22日，我们召开了全市党员代表会议，在市一级进行了民主协商。”“大家认为，聂元梓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之一，对文化大革命是有贡献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和后期之间有一段跟毛主席不紧，但经过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帮助，有了进步。因此，大家同意她增补为九大代表”。

28日 市革委会政治组和宣传队根据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共同制定了《关于组织旧市直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具体实施意见》。《意见》中规定：下放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和改造自己”，定名为“下放劳动干部”，“行政、党团组织关系和供给关系以及户口，粮食供应和医疗关系等都转到其所去的区县”。温玉成在《意见》上还批示：“先下去劳动，除做点调查研究之外，暂不给工作”。

4月

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九大”选举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53人。

1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旧市直机关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旧市直机关在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直接把持控制下，由于长期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重用坏人，安插亲信，把北京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的基本班底是以城工部地下党为基础，网罗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及其子弟拼凑而成。因此，成员极为复杂，成份严重不纯，旧知识分子成堆。”“旧市直机关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的共有旧市委、旧市人委等27个单位5713人，从中查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有重大历史问题和犯有不同性质错误的共1424人，占总人数的25％；到3月底已作定案处理的1087人，占查出有各种问题人总数的77％”。其中实行专政的639人，定敌我矛盾性质的201人(戴帽95人，逮捕6人)，其余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13名同志被迫害含冤去世。吴子牧(原市委大学部部长)、孙方山(原市委副秘书长)、李续纲(原市人委副秘书长)、宋硕(原大学部副部长)等领导人被摧残、迫害致死。在3126名党员中，被开除党籍、受其他各种党纪处分以及被“挂起来”暂缓恢复组织生活的有577人，占党员总数的18．4％。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复查，被揪斗、“审查”的同志，没有发现一个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处理的党员，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给这些同志扣上的种种罪名，均属冤案。)

28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5月

28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前一段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到5月15日，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已解放了75．5％，其中区、县、局级干部解放了49％；全市对定案对象已定案处理61．5％，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定案总数的29％；全市在2月底关押6400多人，到4月初，除有行凶、自杀迹象的少数人尚有人监督劳动外，其余全部放出。

30日至年底 市委、市人委等27个市直机关干部，分四批下放到农村4800余人，工厂240余人。下放干部占27个单位总人数的88％。一些老弱病残和家庭确有困难的同志，也被强行下放。

1968年1月至1969年5月底 全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被打死和被迫害而自杀身死的干部和群众共3731人(自杀3512人，打死219人)。

6月

4日 据三支两军办公室统计，派往北京市工交系统的军宣队共263个，4586人，进驻986个单位。

9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贺龙被迫害致死。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决定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14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动员大会。

2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下放劳动干部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称：“原旧市直机关和区县机关中的大批干部，已下放到农村生产大队和工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批下放干部，称为下放劳动干部……不担任领导职务”。“下放劳动干部的行政、供给关系，转到公社和工厂。下放到农村的，户口转到公社”，“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原则上把家属带去，现在安置条件不具备的，可暂不带去。但接收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家属尽快搬到农村去”。

26日 《北京日报》报导：本市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伟大号召，大力培养“赤脚医生”。

7月

23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召开“七·二七”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安排7月26日下午3点钟在西郊首都体育馆召开18000人庆祝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一周年大会。请中央首长到会作指示。”同时报送了准备在报上发表的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文章《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8月

本月至1970年4月 杜长绪、遇罗克等22人，经谢富治、刘传新等人审批，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80年11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写了《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判的死刑案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复查结果表明，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冤杀错杀的情况极为严重”。杜长绪“被以‘恶攻’罪处死”“被认定的所谓犯罪事实是，杜在1967年1月针对‘一月风暴’说：‘1967年元月，在中国的领土上重新出现了乌云，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专政了，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夺了权，《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大毒草’。他针对‘打倒刘、邓、陶，批判《黑修养》’说：‘刘少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列主义者。论修养不是黑修养，不是毒草，是中国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马列水平的书’，‘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革命的’他在狱中仍据理斗争，斥责‘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们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谢富治是资产阶级右派，因为他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原定以遇罗克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事实是遇罗克曾写文章批判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露中央文革是‘凌驾党和政府之上，一个不被各国承认的非法组织’，著文批判反动‘血统论’，和一些观点相同的青年交往或通信，根本不存在‘以遇罗克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9月

20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成立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由杨德中担任主任。刘信、王连龙、魏秀茹、聂元梓、张侠、张学书、周培源七人担任副主任。

2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1人，特务51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5人，地、富、坏分子11人，共85人。”

(1979年2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作的《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中说：“北京大学党委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成绩是主要的，方向和路线都是正确的；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职员工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指使反革命分子聂元梓贴出了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了评论员文章，诬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诬蔑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党’，……这些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

23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北京市整党建党规划报告》，《报告》说：全市应进行整党的单位12324个。从1967年底开始，迄今已有9127个单位(占总数的74％)进行整党。进行整党的单位，清除、开除、劝退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共2050人，暂缓过组织生活的占党员总数8％左右，发展新党员10400人。

10月

11日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迫害致死。

(1979年7月18日，市委发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详见本大事记1966年5月18日)

16日 市革委会政治组提出对《北京市旧市委常委、委员及局长以上97人的处理意见》。《意见》称：“97人(旧市委常委16人，委员、候补委员27人，不是委员的部长、副部长、局长54人)其中：(1)群众看管和关押继续审查拟送外省的26人；(2)有严重错误和严重问题拟送外省下放劳动的23人；(3)年老有病的5人；(4)已在京下放劳动的17人；(5)已参加三结合和一般工作的13人；(6)由中央专案管的13人。

17日 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

19日 谢富治、吴德等借“战备”之名，决定将市委常委、委员、局长佘涤清等45人押送山西、河北两地看管、“劳动”。10月28日和29日，驻旧市直机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按照市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分别将这些同志押送离京。

31日 市革委会政治组关于“旧市委常委、委员和原局长以上人员外迁工作”向谢富治等写了报告。《报告》称：由群众看管和继续审查的23人已分别送到晋东南地区长子、襄垣、潞城、壶关、屯留等5个县城，每县4至5人，每人跟随较强的专案人员2至3名，对他们继续审查。有严重错误和严重问题的21名，已送到邯郸军分区农场劳动。

11月

1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向中央写了《关于需要部队输送一批干部到北京市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拟从目前在京支左的军队干部中选留一批干部到北京市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参加三结合，担任各级的主要领导工作。我们已选留了3121名。”

9日 市革委会向国务院写了《关于北京市下放医务人员的报告》，报告说：为坚决贯彻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北京市拟借当前战备疏散城市人口的机会，首先组织动员市属及4个城区30％(3000人左右连同家属约1万人)的医务人员下放，重点支援甘肃、青海等地区。

12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死于河南省开封市。

22日 《北京日报》报导，本市第二批下放劳动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劳动，市革委会召开了欢送大会。这批下放劳动的干部共8500多人。其中6800多名到农村插队劳动，1700多名到工厂参加劳动。在此之前，市直机关、县(区)直机关已有6000多名干部到农村插队劳动。

11、12月份 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话剧团、红卫医院等单位，按照市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

12月

9日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批判彭真的〈前线〉发刊词》。

(关于《前线》发刊词的平反决定，见本大事记1966年5月25日)

31日 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向中央写了《关于调整北京市公检法组织机构的报告》。报告说：一、撤销市革委会政法组。由吴忠、曾绍东、刘传新、王更印、王林组成市革委会保卫组，统一负责北京市政法方面的工作。二、撤销市检察院。将市公安局和市法院合并，成立北京市公安、法院军管会，并从1970年开始用该名义进行工作。区、县公检法亦相应改组。三、由刘传新、王更印、王林、昝绍南、赵敏、李克定负责市公法军管会的工作。


1970年


1月

4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解放万里同志的情况报告》。《报告》称：“根据万里的错误性质，悔改表现，及已得到群众谅解的情况，宣布他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予以解放。”

(关于万里的平反决定，见本大事记1966年10月21日)

11日至14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区、县、局负责人工作会议。布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谢富治在13日听工交、城建系统汇报时宣布：“周景方是反革命分子，是‘五·一六’分子，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肃清他的反革命影响。”

15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学习王国福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王国福的“不断改造思想，真正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宣传、学习王国福同志的群众运动热潮”。同时，全国各家报纸发表了由新华社记者、北京市革委会调查组、北京日报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拉革命的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记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福》。此后，在大兴县红星公社建立了王国福事迹展览馆。

(1981年6月，据市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联合调查，王国福是好党员、好干部，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人忠厚、耿直，生活艰苦朴素，工作兢兢业业。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他的许多事迹是很感人的。但在通讯报道中有关“路线斗争”的部分，基本上与事实不符。在报道的第一部分“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中的人和事全系虚构。在报道的第三部分“图的是不吃二遍苦，图的是共产主义”中所说的事情也不符合事实。而上述不符合事实的内容，曾编入小学课本，登过《连环画报》，出过小人书，举办过展览，还通过报刊和各种文艺等形式广为宣传，流毒全国，影响极坏。尤其是大兴县业余宣传队编演的单弦“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把1956年大白楼生产队选举生产队长时发生的一些意见分歧，硬搬到1965年被说成是“走资派”派人撤王国福的职，要抬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上台。这个节目到处上演，红火一时，并受到“四人帮”江青的赏识。所有上述虚构的所谓“路线斗争”的内容，被“四人帮”江青和谢富治一伙利用作为攻击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诬陷、迫害广大农村社队干部、群众的材料，大肆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2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批极“左”思潮，深挖“五·一六”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反革命分子王、关、戚、周景方等直接插手师大，煽动极“左”思潮，进行了很多罪恶活动。例如：1967年，他们与学部坏人相勾结，向中央派了大量的所谓“调查组”，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在校内成立了所谓“支左办公室”，向全国各地派出了15个“联络站”，共300余人，大搞“揪军内一小撮”。看来，师大是“五·一六”的一个重要据点。

28日 市革委会党的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批判极“左”思潮，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情况。会议指出，“许多单位的极‘左’思潮，又从极‘左’到极右，包庇坏人，保护‘五·一六’，是当前阶级斗争的重要问题。”

2月

4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报告》，《报告》称，一月初，层层开办了学习班，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一部分单位已经行动起来，市直机关开了批判周景方的大会”。

12日 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通知，并部署了北京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4日 原市人委副秘书长、市政协副秘书长李续纲被迫害在山西省壶关县含冤逝世。

(1979年4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作出《关于李续纲同志结论的复查意见》，《复查意见》说：“1972年9月，经市委常委讨论通过，对李续纲同志被捕、‘托派嫌疑’、党籍、以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问题做了结论。经复查，关于被捕、‘托派嫌疑’、党籍等问题，李续纲同志早已向党交代清楚，1945年在中央党校三部做过审查。1949年12月中组部又重新审查做了结论。文化大革命中，经审查未发现新问题，维持原结论不变。李续纲同志在北京市人委工作期间，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原结论说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纯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推倒。根据复查情况，经市委批准，撤销1972年9月对李续纲同志所做的结论；撤销一切不实之词的材料。”)

3月

17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17日至4月23日 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4月18日，康生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不能把‘五十字’(整党方针)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北京市革委会政治组负责人王少林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北京市的整党建党工作，从1968年初开始，现在全市已有93％的单位进行整党，78％的单位基本结束。发展新党员20524人，吐故了1816名党员。现在‘暂挂’的党员有10129人，占参加整党党员总数的3．5％”。“现在北京市共有党员31万多人，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由于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积极推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长期抵制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2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清查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1980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为肖华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其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制造了所谓‘总政阎王殿’的冤案。他们给肖华同志强加上‘总政阎王殿’的‘大阎王’、‘资产阶级的政客’、‘五·一三’演出武斗事件的‘总后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后台’、‘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79年3月21日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平反的通知，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肖华同志的上述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30日 中共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被迫害致死。

(1979年3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和吴子牧、宋硕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说：“市委常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吴子牧同志和市委候补委员、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同志，忠于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忘我工作，是我们党的好干部”。“市委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和吴子牧、宋硕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因此而受到株连的所有同志和亲属一律平反。1966年6月2日市委关于撤销宋硕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予以撤销”。)

本月份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订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吨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吨等。

5月

20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五·二○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

22日 首都150万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坚决拥护毛泽东“五·二○”声明。

6月

1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北京市1970年的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1970年工业总产值计划110亿元；到1975年达到220亿元，增长一倍，平均每年递增15％。钢，1970年计划生产89万吨，力争超产到100万吨；到1975年，年产量达到200万吨。原煤，1970年计划550万吨；到1975年达到1100万吨。粮食1970年计划生产25．5亿斤；到1975年达到34亿斤。

18日 《北京日报》报导：最近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召开首都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政治工作会议，经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对“三支”、“两军”和军队代表直接参加各级革委会的伟大意义的理解，牢固树立了解放军积极支援地方，长期当好革委会中军队代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26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煤炭工业会议纪要和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的报告。《纪要》提出1970年的煤炭生产计划为3．18亿吨，力争1975年煤炭产量超过美帝、苏修、跃居世界第一位。《报告》提出1970年的钢产量要确保1400万吨，1975年达到4000万吨。中央要求争取实现两个会议提出的1970年的增产指标。

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规定了高等学校“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7月

7月初 全市财贸、工交、文教卫生等系统，已有90％以上单位开展了三反运动(农村社队因正当农忙季节暂未开展)。共查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金额740多万元，粮票110多万斤。其中贪污万元以上15人，5000元至万元28人，千元至5000元1400人。

5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增产节约动员大会。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53％以上，比去年同期猛增30％。

8日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针织总厂运用“七字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北京针织总厂自1967年6月以来，在驻厂解放军8341部队宣传队帮助下，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创造了‘看、想、问、议、用、写、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办法。大家称之为‘七字经’”。

18日 《北京日报》发表《第一机床厂开展路线分析活动的经验》。编者按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分析，就能事事划清两条线，人人辨明是和非。”

22日 《北京日报》发表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文章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几点经验：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开门办学，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把有关专业按科研、生产的联系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等。

8月

6日至12日 平谷县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县委会。杨培先当选为县委书记。

23日至9月6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9月

29日 市革委会举办农业学大寨报告会，邀请陈永贵等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经验。

10月

1日 市委常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部长吴子牧被迫害致死。

(1979年3月21日，市委作出为吴子牧同志平反的决定，详见本大事记1969年4月30日)

27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认真执行政策深入开展“一打”运动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市又查出叛徒、特务、反、坏分子4823名，其中6月以后查出的约占3／4；清查出外地流窜来京的反、坏分子934名，6月以后查出的占2／3。同时，破获反革命和较大的刑事犯罪案件3138起，破获一批通敌叛国、阴谋暴乱的大案要案，抓获了一批阴险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案件下降，凶杀、抢劫、纵火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减少。”

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要求分期、分批，在党的50周年以前把全国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基本上建立起来。

11月

6日 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康生，组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24日 中共中央发出《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12月19日，市革委会计划今冬组织48万工人、学生(其中工人13万，大、中、小学生35万)参加野营训练。

12月

13日 《北京日报》报导：今年，全郊区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70斤，总产比去年增长16％；皮棉平均亩产75斤，比去年增长91％，粮、棉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18日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对斯诺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22日 按照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

同日 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市委监委副书记孙方山被迫害含冤逝世。

(1979年4月14日，市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孙方山同志结论的复查意见》。《意见》说：“孙方山同志在北京市工作期间，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原结论说孙‘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纯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应予推倒。”)

24日 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截止目前，挖出各类反、坏分子5002人，查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6200多人，总金额2100多万元，粮票320多万斤。查出5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115个增加到373个，其中万字号的，由29个增加到98个。”

25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年


1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社论。《社论》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叛徒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导党和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

26日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2月

2日 市革委会党的领导小组、北京卫戍区党委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会议发的《简报》说：会议“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揭发批判李雪峰、郑维山所犯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李雪峰、郑维山两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严重错误的处理决定；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

8日 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央决定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共13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

14日 首都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2月12日的庄严声明，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李雪峰的《我的检查》。

3月

7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工交、城建系统增产节约动员大会。号召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

10日至15日 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吴德代表市革委会党的领导小组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报告说：“1949年北平解放，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控制的、以彭真、刘仁为首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各个方面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彭真、刘仁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骑在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头上的大党阀、大恶霸，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

13日 《北京日报》报导：本市16个县、区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和新的区委。

16日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市委常委15人，第一书记：谢富治，第二书记：吴德，书记：杨俊生、吴忠、黄作珍、刘绍文、丁国钰。

22日 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4月

11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批陈整风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批陈整风中，始终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为纲，坚持了‘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紧密联系各系统、各部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深揭狠批陈伯达的罪行”。在批陈整风中揭发了陈伯达在北京干的坏事，围困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就是陈伯达一伙。

6月

5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年来，北京市到延安、黑龙江、山西、内蒙、云南、吉林、辽宁和北京郊区等地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已达25万余人(加上分配到农村工作的中专毕业生和自愿回乡的知识青年，共有41万多人)，其中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的12万余人，插队落户的13万余人。

7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的文章。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13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区、县、局共青团委员会的请示》。

17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市委先后召开了市委常委、市委扩大会，并向全市行政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作了报告，学习讨论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毛主席同齐奥塞斯库同志的谈话》，以及《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以毛主席同斯诺谈话为纲，从中美关系问题入手，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外交政策”。

8月

13日 中共中央批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称：“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的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后简称为“两个估计”)。

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说：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9月

13日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驾机叛国私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同日 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携带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乘直升飞机外逃未遂。途中，驾驶员发觉后，采取果断措施飞回北京市怀柔县降落。当晚，市委常委陈舒怀把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的具体情况向林彪党羽江腾蛟通风报信。

29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9月份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特别是在落实干部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方面，收到一定效果。在经济工作方面，强调按劳分配、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在农业中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在工业中要求重视产品质量，重视发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还强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要求大家为革命事业学文化和技术等。

10月

3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人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同日 《中共中央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进行日常工作。”

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

14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同志)“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5日 市委批发了《关于北京市教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报告》中称：“会议认为，《纪要》对解放以来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和估计完全符合北京市的情况。”

12月

5日 周恩来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

8日 市委向中央专案组报送了《北京市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罪行材料选编》(一)、(二)、(三)。14日、27日又分别报送了(四)、(五)两集。

1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讨论。

26日 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的好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同时还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社员分配兑现的多项具体政策。


1972年


1月

6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周恩来致悼词。

13日 中共中央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及立即组织传达讨论的通知。

2月

3日 市委向清华大学党委发出通知：“市委同意迟群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刘冰、谢静宜、何东昌、胡健4同志任副书记。”

同日 市委向北京大学党委发出通知：“市委同意王连龙同志任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尼克松及其一行访华期间参观访问了北京。

3月

26日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病死。

(注：谢富治死后，工资仍由市委按月发给他的妻子刘湘屏。从1972年4月至1976年10月，共计18,848．5元。)

4月

24日 《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改写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在干部问题上不能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吴德同志任职的通知》，“原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代主任吴德同志，现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5月

8日 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十一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据此，该市要求学校按照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学员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不计入学制之内。科教组在转发《报告》的通知中提出：“各高等学校对于实际文化程度没有达到要求的学员，可根据各类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补习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

由于各地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普遍存在类似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一般都增加了半年的文化补习时间。

1974年后，这一措施被指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1975年入学的新生，即不再进行集中的文化补习。

7月

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及传达讨论的通知。

14日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时，表示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与建议，并对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周培源说：“杨振宁说我们理论水平差，要重视理论。”“你回去把北大理科搞好，把基础理论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拔除掉”。

20日 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汇报他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看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为此，周恩来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作为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8月

1日 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8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回国大使时，明确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

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9月

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

25日至29日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一行访华期间参观访问了北京。

29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这三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据此，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上述三种人的住房情况作了调查。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三级教授以上)和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208人，文化大革命前他们的住房共1036间，计20105平方米。在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91人(189户)，占三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行政9至12级干部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总面积的41％以上。

10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2日 北京市教育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开始播出。其后，各地相继举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至1978年9月，已经有24个省、市、自治区举办了这类讲座。一般是办英语初级班，有的办了中级班。还有的地区办了日、德、法等语种的广播

6日 《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从理科的内容，理与工的关系、理科的培养目标、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对理科教育革命的看法，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

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8日 市革委会决定成立北京市人事局。在市委领导下，负责全市一般干部调配，专业技术干部的调整使用，干部工资福利和行政监察等方面的具体工作。

10月份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河东昌向迟群反映，北京大学、科学院已传达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清华群众强烈要求传达时，迟群说：“北大开始是‘左’，现在又右了”。

12月

14日 我国选派16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本年连同派赴法国的留学生20人，共派出留学生36人。这是1966年停止派出留学生以来，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15日 市委决定充实和加强北京市工代会领导小组。倪志福任组长，刘锡昌、张世忠任副组长。

16日 《北京日报》报导，市委决定今冬明春结合批修整风，把区、县、局团委建立起来。同时，着手筹备召开共青团北京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建立团市委的工作。

17日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本月 毛泽东根据干部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了监狱实行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周恩来立即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查清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违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本年 北京的高等院校由1965年的55所减到18所，在校学生只有22400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9所停办后被撤销；15所被迁到外地；6所院校被合并。


1973年


1月

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1月7日至3月30日 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的罪行。

2月

15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知识青年在外省插队的情况报告》。报告称：“1968年以来，到农村去的中学毕业生有297,000多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23,000多人的12.9倍。”

3月

1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时附了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摘录)和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28日至4月3日 召开了共青团北京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选出谢静宜任第一书记，于崇洁、赵俊祯、耿世忠任书记，李进华、索连生、张学群、刘平、陈新民任副书记。

4月

3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

16日至21日 召开了北京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北京市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倪志福当选为市总工会主任，刘锡昌、张世忠、曹宪波、罗淑珍(女)、李瑞环、王静儒(女)为副主任。

17日 市委向中央报了《关于撤销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的请示报告》。

同日 市委、中共北京卫戍区委员会向中央写了《关于撤销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军管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军管会撤销后，拟恢复北京市高、中级法院体制，仍执行原审级制度。7月25日，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军管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委员会的通知》。

5月

18日 市委向各区、县、局党委发出通知。经中央批准：倪志福、谢静宜、万里任市委书记，李讷任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贾汀任市委常委，徐运北任市委委员、常委；吴忠、黄作珍、刘绍文、丁国钰、刘锡昌、杨寿山6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谢静宜、李讷、万里、王磊、刘传新、贾汀、徐运北、赵俊祯9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副主任。

6月

7日 首都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共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赞颂中越两国人民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

16日 《北京日报》报道：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引下，本市第四批医疗队奔赴延安、云南等地农村。

28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协商选举“十大”代表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说：“6月28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用投票方法进行了选举。同志们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十大”代表。吴德、曹轶欧同志和53名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

本月份 迟群向张春桥汇报了大学招生文化考查的问题。张春桥说：“(招生)已复辟了，这样下去教育要复辟”。迟群根据张春桥的旨意，以国务院科教组的名义下发的《简报》中说：要“防止和纠正用旧的考试办法对工农兵进行关、卡、压的现象”。同时，迟、谢在清华校内从学员中搜集对“两个估计”、“招生问题”和教育质量的议论。把校内外对教育质量和“两个估计”的正当批评，说成是“资产阶级压力”，“主要倾向是右”，迟群说：“这是一股右倾思潮，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表现，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的否定”。

7月

4日 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了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8月

5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发了编者按。编者按说：“《辽宁日报》刊登了应考高等学校的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信，并加了编者按。这封信和编者按提出的问题，的确发人深省，本报今天特加以转载。我们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就这个问题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并加以认真的讨论，从中受到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以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20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候补中央委员124名。

30日 举行了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张春桥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为政治局委员。

本月 根据市委要求，市委宣传部成立写作组，用洪广思、燕枫等笔名发表文章。

9月

14日 《北京日报》报导，本市18个区县从4月21日以来，先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区、县的妇女联合委员会，并选出了参加北京市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15日至20日 召开了北京市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傅玉芳当选为妇联主任，徐光、刘桂英、白仙畔、宋舜英、王志华、王静儒为副主任。

9月中旬至1974年1月 迟群、谢静宜在江青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掀起“反右倾回潮”运动(后称“三个月运动”)，在运动中迟、谢提出“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等口号，要上揪“代表人物”，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下扫“社会基础”和“市场”，对广大干部和教工在政治上进行迫害。

20日 从今日开始，清华大学连续举办了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宣传队员、工人干部学习班，迟群、谢静宜在学习班上“动员”，提出“教育战线就是要警惕右倾回潮，修正主义复辟”，“清华园里并不平静，你们要准备战斗”，为“三个月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本月 北京市派出以张世忠为首的民兵代表团，到上海“学习”办民兵的“经验”。北京民兵代表团去上海之前，王洪文向上海打过招呼。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亲自到宾馆接见了张世忠等人。

10月

16日 迟群在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讲了“右倾回潮”的七种表现，并动员贴大字报“反击右倾回潮”。

本月中旬至1974年上半年 “四人帮”发动批判“无标题音乐”，把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诬之为“右倾回潮”，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17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为了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向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的请示报告。报告附件说明拟演曲目“多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节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或标题，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报告由外交部、国务院文化组会签后报中央，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都批示同意。姚文元在报告上批示：“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表现某种情绪变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可以研究一下”。将原报告中所说的“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或标题”，说成是“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江青在报告上批：“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什么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张春桥在报告上批：“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

18日 清华大学研究班学员贴了题为《第八个是领导》和《从动员报告谈起》两份大字报，指出了迟、谢在动员报告中讲“右倾回潮”的7种表现，但未讲关键是领导，不作自我批评。迟、谢连夜组织人予以覆盖，并镇压大字报的作者，追查大字报的“后台”，说何东昌是大字报的“后台”。

19日 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对何东昌进行了“揭发”、批判。把何东昌在1972年至1973年期间，在清华大学主管教育革命，负责贯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所采取的正确措施，都说成是“右倾回潮”的表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否定七·二一道路”、“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不让工农兵上大学”等等。随后，又揪斗了艾知生等同志。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迟群说：“不是作不作党员的问题，而是戴不戴帽子的问题”。

26日 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自1968年1月被捕后，在狱中连续戴铐达4年，受到摧残，被迫害致死。

(1979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刘仁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说：“经中央批准，市委郑重宣布：刘仁同志被迫害致死，纯属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一伙制造的大冤案。市委决定为刘仁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强加于刘仁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

11月

11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刊登的署名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文章说：“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历代的反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同日 市委常委听取了市科教组关于大、中、小学当前形势和情况的汇报。吴德在会上讲话说：“在一定的土壤和情况下，总是有人出来反对正确的路线，小则回潮，大则复辟，所以要不断进行斗争，斗争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经市委常委讨论决定，从11月中旬开始，在全市教育战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运动。

16日 江青在《文汇情况》“无标题音乐作品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吗？”一文上批：“吴德同志：请你和创作组的同志们参阅。北京市是否也可以展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请酌”。

17日 吴德根据江青的批示，将批件送给市委文卫组负责人阅，并嘱“一块研究一下在北京如何开展讨论”。

同日 市委科教组召开了全市高等院校党委全体常委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和市委常委会议精神，肯定了清华大学“反右倾回潮”的运动和作法。从此，在全市教育战线开展了“反右倾回潮”运动。

本月中、下旬 清华大学连续召开了全校大会和干部会，迟群在会上讲话提出：“右倾复辟势力”“象潮水一样向我们涌来”，“资产阶级拿起了‘业务’的武器向我们进攻”，“上有代表人物，下有市场、基础。”并说：“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说这次运动是“清队、整党”的继续，要“抓右派”，“收党票”。

本月下旬 对外友协根据周恩来等同志的批示，又写了《关于土耳其两音乐家访华问题的补充报告》，叶剑英圈阅同意。江青又在报告上批注：“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周恩来针对江青的批注批示：“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

27日 《北京日报·内部参考》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一文，文章把海淀区中关村一小学生黄帅和班主任老师的矛盾当作教师有“师道尊严”，而黄帅是“反潮流”问题加以反映。迟群、谢静宜看后认为写的好，要北京市委抓一下这个典型，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谢静宜将这期《内参》附上登《北京日报》的建议，转送给市委领导同志。又给市委宣传部长打电话，要《北京日报》公开发表，展开“讨论”。并和迟群一起约见黄帅，支持她的“反潮流”精神。

12月

3日 在谢静宜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干部会上，宣读了“何东昌的右倾复辟言论传达提纲”，给何东昌扣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7顶帽子。

7日 于会泳等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在民族文化宫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传达“四人帮”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批示。25日至30日，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负责人、音乐界人士及中央报刊、广播、出版部门代表共110余人的“音乐座谈会”，再次传达和学习“四人帮”的批示。两次大会都针对周恩来等同志圈阅同意的关于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的请示报告开展批判。把这件本来是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说成是“右倾”、“回潮”、“翻案”、“复辟”、“崇洋复古”、“死灰复燃”的表现。并说“这是一场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说批准这个报告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渗透、和平演变、大开方便之门”。

8日 《北京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冯友兰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并登了《光明日报》的编者按。《按语》说：“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进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风中取得的，也是在积极参加批孔斗争中取得的。我们欢迎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过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积极投入当前的批孔斗争，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在斗争中提高路线觉悟，改造世界观，努力跟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

12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同日 《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同日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一百多年来反孔和尊孔的斗争》。文章中说：“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处在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时代。社会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倒退，革新和保守这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反孔和尊孔，一再进行反复激烈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重温一百多年来反孔和尊孔斗争的历史，对于了解当前批林整风、批判孔子思想的重要意义，是会有帮助的。”

20日 市委文卫组一负责人说：“无标题音乐是文艺界的斗争问题，从音乐开始，思想各方面都有反映。报纸应组织讨论在群众中有争论的东西。崇洋、复古的都可以讨论”。

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还说朱德是“红司令”。

22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25日 农林部、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举办报告会，由陈永贵作了昔阳县学大寨的情况和大寨大队近三年来的巨大变化的报告。对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重要指示。

28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本月12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语，又另加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在此以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浪潮中，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又遭到破坏。

30日 《北京日报》报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我国今年有近3万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

同日 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委对北京17所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了一场考试。参加这次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


1974年


1月

2日 姚文元指一本《中国画》画册(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风景画不能叫“四旧”的指示，外事、外贸部门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中国画》画册是外贸部进出口公司出口中国画的样本)“是黑山黑水”、“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并指令“要在外贸部门和美术部门查一查，进行批判”。

6日 《北京日报》发表经市委有关负责人审阅同意的，题为“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的文章。这是全国公开发表批判“无标题音乐”的第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予转载，新华社发了通讯稿。之后，于会泳直接布置“初澜”(当时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的笔名)写了3篇批判无标题音乐的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应当重视这场讨论”，传播了“四人帮”的有关批示，把批判“无标题音乐”引向整个社会。第二篇文章以“抓住实质，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强调了批判要继续深入，和批林批孔结合起来。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该文进一步影射攻击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此期间，全国报刊先后发表这类批判文章100多篇。

在此之后，江青在于会泳等人的一个报告上又批示：“我说的不只是无标题的，有标题的也包括在内”、“有标题他们也可以乱奏一场”。姚文元也在报告上批：“音乐作品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这是文艺领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

同日 清华大学上报了《关于清华大学何东昌问题的材料》，《材料》中说：何东昌否定“两个估计”，何说：“‘两个估计’不能只是两句话，没有大量事实，说服不了人”，“17年不能全盘否定”等等。

14日 吴德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肯定了清华、北大的作法，并说：有“一股右倾势力，他们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翻案”。并点了何东昌的名，说何是“代表人物”。“对于这些人，就不能听之任之”、“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充分利用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

在清华大学的“三个月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校立案审查、重点批判的共64人，受到批判的403人，被点名或被迫检查交代的人数更多。在全校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群众反映，“三个月运动”后，清华大学只剩下一个“抓右派”、“反回潮”、“揪走资派”的“专业”了。在全市各系统根据市委精神，学习清华经验，开展了“反右倾回潮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不完全统计，除清华、北大外，全市高等院校在运动中立案审查、重点批判的达50多人，受到批判或被迫作检查交待的达500人左右。在文化战线，许多单位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批“黑画”的运动，并波及到其他战线。

(1977年11月15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作了《关于“三个月运动”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所谓“三个月运动”，是迟、谢一伙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产物。对在“三个月运动”中被迫害的同志均属错案、冤案，予以平反)。

1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19日 市委发出《关于加强驻校工人宣传队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高等学校的校、系两级领导班子中，要有工宣队员参加”。

同日至21日 迟群、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旨意，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调查初二年级学生张玉勤自杀一事。迟、谢于2月26日炮制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

注：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经过是，1973年7月10下午，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玉勤当日离校后未回家。至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已做了妥善处理。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却旧事重提，借题发挥。

24日 吴德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无标题音乐是有阶级性的，有标题音乐也有阶级性，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光批无标题音乐还不全面，还要批有标题音乐”。

25日 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主持了大会。在大会上迟群、谢静宜按照江青口授的内容讲了话。谢静宜说：“不怕你事情忙，就怕你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吆，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不怕你摊子大，就怕你不抓典型，因为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迟群说：“意大利拍了个片子，叫《中国》……拍了许多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镜头，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拍出来的。这难道不应该联系吗？”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迟群还说：“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谢静宜说：“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发到全国播放的“一·二五”大会的录音带。5月份王洪文在检讨中承认：“‘一·二五’大会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

26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传达、贯彻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报告》。报告市委先后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市委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最近对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等问题五次重要指示的情况。会议着重讨论、解决：一、关于议政、抓大事问题。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说：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现在，各条战线，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上，在一些地方，有那么一股右倾势力，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诞生的新生事物，严重的地方出现了修正主义回潮。这种倾向也反映到党内来。有些人，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没有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长期以来，意志消沉，精神不振。”“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耿耿于怀，牢骚满腹，在思想感情上同革命的新生事物格格不入，与党离心离德，对修正主义那套东西，却藕断丝连，非常留恋。还有个别人，极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跳出来向党猖狂进攻。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个副书记，就是这种代表人物。”“在经济战线上，有些单位对鞍钢宪法贯彻不力，‘生产第一’、‘业务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又冒了出来，这些情况表明，一场政治大革命之后，必然会出现回潮与反回潮，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事实证明，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重要标志。”“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首先要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党委内部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右的倾向，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态度要明朗，反对自由主义。”

30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批林批孔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市委从去年下半年逐步开展批判尊孔反法思想。经过推广北大、 清华的经验，全市听了各种批林批孔报告的达50万人次以上，全市报刊共发表了80多篇批林批孔文章。下一步打算，“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的传达，立即在全市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31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谢静宜、迟群根据江青的指示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调查该校学生张玉勤自杀问题所写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发了《通知》。《简报》称：“初步调查的结果证明：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马振扶公社中学自去年以来，为扭转所谓升学考试‘落后’面貌，采取一系列作法，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

中共中央的《通知》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中共河南省委接到文件后，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被夺权，学校负责人罗天奇、班主任杨天成被批斗，并被判刑二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的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复辟”等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因之被打成“复辟”典型，或下放，或撤职，或开除公职，甚至判徒刑。一时造成学校领导怕负责任，教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纪律松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学校秩序混乱。不少学校、班级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月至1976年10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在“四人帮”直接操纵下，三年中以“梁效”、“柏青”、“高路”等十几个化名，共写文章219篇，在各报刊已发表的181篇，其中“四人帮”直接点题授意的36篇。搜集和整理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30余份。

1月底 市委召开批林批孔报告大会。市委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伟大斗争，是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2月

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2月初 于会泳(文化部负责人)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派人从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处搜罗了700多幅宾馆布置画，从中选出200多幅在北京美术馆陈列展览。

11日 《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说：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后，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黄帅的这封信发表前，曾经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先后看过。迟群还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江青对标题作了修改并建议“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

注：王亚卓是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三人的笔名。黄帅的公开信发表后，三人被诬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斗，隔离审查，下放连队劳动，家属也被株连。

(由于“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树立了黄帅这个“典型”，并炮制了所谓“黄帅复王亚卓的公开信”，再加上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给北京市乃至全国的中小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黄帅问题刚一见报，全市中小学便贴出数以万计的围攻老师的大字报。许多学校还找出本校的所谓“师道尊严”的代表人物，重点加以批判。不少区、县也出现了一批黄帅式的人物。致使一些学生发展到顶老师，骂老师，打老师，并大肆破坏纪律、毁坏公物、流氓盗窃、打架斗殴、捣乱社会、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学校被搞得混乱不堪，玻璃门窗被砸，课桌椅被毁，甚至墙穿洞、顶露天，疮痍满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市学校仅玻璃就被砸碎达20万平方米，广大教师处于被动挨整的地位，人人自危，无所适从。许多教师人格受侮辱，身体受摧残，有的落下了终身残疾。闹得校无宁日，课无宁时，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给整个教育战线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15日 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中批评了“一·二五”大会王、张、江、姚搞的一套，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同日 于会泳看了美术馆宾馆布置画的展览，下令“内部展出，组织参观批判”。批“黑画”从此开始。

2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认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22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28日 石景山区永乐中学教师王惠生给江青写信，称该校“领导班子问题严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疯狂复辟”，“逼学生跳楼，已严重残废”。3月8日，江青批示：“立即对此事严肃处理”，“这是个坏典型，是要夺权改革的问题”，“应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月13日，市委派工作组进驻永乐中学后，作出该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严重复辟”的结论，区委决定对该校夺权改革。学校党支部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都被停职检查，一些干部和教师被撤职或作检查。永乐中学的“夺权改革”被做为“批林批孔”的“经验”，在全市中小学“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万人大会”上介绍，流毒全市，造成教师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使党的教育事业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市委和石景山区委“调查小组”，对“永乐中学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证明王惠生给江青写的信是诬告。对永乐中学事件和受迫害的干部，教师予以平反。)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3月1日《北京日报》转载。3月2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辛文彤的文章《“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

3月

3日 《北京日报》发表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文章说：“自1968年7月27日进驻清华大学以来，深刻体会到对于工人阶级领导学校，资产阶级是不甘心的”。“五年来，就是天天在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5日 市委文卫组向市委报送了《关于召开批判黑画、坏画大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着重从三方面进行批判：(1)从批判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揭露批判黑画、坏画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目的和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丑化工农兵英雄形象的险恶用心。(2)根据黑画的反动内容和作者的政治历史情况，重点批判三人、两画，一是反动画家宗其香的‘三虎画’；二是黄永玉的‘猫头鹰’；三是利用私卖画搞反攻倒算的秦仲文。(3)对外贸、外事单位，以换取外汇、招待外宾为借口，大肆贩卖封资修美术作品的不良倾向和作法，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批林批孔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1月底进一步全面开展起来，中央1号文件，同群众一见面，广大群众很快行动起来”。“到2月底，全市已培训骨干70多万人”，“据12个区、县、局的不完全统计，共召开车间、生产队以上的批判会16000多次，共贴出大字报34万多份”。

9日 市委召开了批判“黑画”“坏画”大会。大会有文化、文教、外事、财贸各系统及各区、县、局负责干部，专业、业余美术创作骨干共1500余人参加。

16日 市委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万人大会，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和“黑画”。

26日 市委召开了18,000人参加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人民机器厂等单位分别介绍了开展运动的经验。会议提出“要坚决回击那段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

3月至6月 在批判“黑画”过程中，《北京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坚持斗争，批判黑画、坏画”，“从黑画看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黑画是复辟画”等7篇批判“黑画”的文章。在此期间，不少画家被公开批判、批斗、抄家，以至剥夺了绘画的权利，受到残酷打击、迫害或株连；仅美术馆的“黑画展”，就点名批判了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黄永玉、宗其香、黄润华、张凭、陶一清、黄胄、阿老、何镇强、许麟庐、董寿平、秦仲文、颜地、关松房、郑乃光、陈大羽等18名画家。其中北京画院老画师秦仲文被诬为是“画黑画”，“题黑词” 的“反动画家”，列为北京市的批判重点。关松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在家病休的颜地，病情严重时仍对他进行了批判。

(1978年6月，北京画院为颜地、关松房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8月，市文化局为秦仲文平反，恢复名誉。)

4月

4日 《北京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的由江青点题授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署名 “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文章说：“他71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影射攻击正在生病的周恩来总理。

6日 以邓小平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注意。

1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批林批孔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指出：“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

18日 《北京日报》根据吴德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拿起阶级分析的武器——再谈标题与无标题音乐的阶级性》的文章。

5月

1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由姚文元审定的署名“梁效”的文章《读〈盐铁论〉》。姚文元在修改这篇文章时，按照江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旨意，加上了“他们极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治’(《利议》)”。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6月

12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市委《关于召开工农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的情况报告》。《报告》称：“5月30日，市委召开了工农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市委对加强全市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据不完全统计，工人夜校发展到320所，学员近8万人，初步形成一支有45600多人的工人理论队伍”。“农村现有公社理论小组成员2,600多人，大队、生产队的业余辅导员有6万余人”。

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散会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单独召集迟群、谢静宜和“梁效”、“唐晓文”参加会议的成员，要求批大儒。江青说：“现在的文章，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运动？”授意批“现代的儒”。

15日 国务院转发科教组《关于197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在去年的招生工作中，不少地区曾程度不同地出现沿袭旧高考的办法，搞突然袭击，闭卷考试，单纯考书本知识，凭分录取，忽视推荐对象的政治表现和实践经验，忽视招生工作中群众路线的错误倾向”。提出“1974年的招生工作中，选拔学生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德、智、体全面衡量，把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注意选拔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坚持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6月25日，市革委会将《报告》转发各区、县、局和高等学校革委会贯彻执行。

18日 江青在天津召集迟群、谢静宜和“梁效”、“唐晓文”部分成员开会说：“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要求继续批“党内的儒”。在会上江青让谢静宜宣读的一份外电中说：这场斗争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江青还授意批宰相李斯。

同日 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汇报说：“不少地区工业生产有所下降”，“一些地区和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不好，主要是那里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没有解决好”，“不批林，不批孔，怕群众，有错不认错，采取顶、拖、磨、躲的态度。极少数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

19日 江青在天津站工人讲“儒法斗争史”的大会上说：“吕后要单独作为一条，突出宣传一下，因为她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后，她继续了法家路线”。

21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当前批林批孔情况的报告》。《报告》说：“6月12日，鲁文阁等6人，在大街上贴出一份题为《对北京市领导机关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批评意见》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中提到的问题，有的确实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例如批清运动中，在我们纠正了右的错误以后，一部分单位发生过面搞宽了一些的问题，而落实政策的工作又不够快，不够细。在1972年第四季度，因为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不够，有些单位曾经错误地批判过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时间虽然不长，但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个责任主要在市委”。“但是，大字报中说：市委利用批清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委员会，镇压革命造反派，是执行了林彪的路线。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报告》指出“批林批孔以来，鲁文阁等人频繁进行串联活动。……同时还传出许多政治谣言，进行挑拨离间。从这些迹象看，有人企图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制造混乱”。为此，“我们于6月18日，召开了区、县、局及大厂、大学等单位党委负责干部会议……指出了鲁文阁等人违背中央的指示，搞串联活动，方向是错误的”。

7月

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些地区和单位的生产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运动一来，有少数领导干部“有错不认错，使矛盾激化”，“害怕群众，‘不打自倒，一轰就跑’，甚至躺倒不干”。“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求“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在听到本通知传达后的半个月内，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10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报送4个单位评法批儒材料的报告》。《报告》说：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使北京市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向前发展，我们于7月4日召开了第二次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参加大会的有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工农理论小组代表和部分专业理论工作者18000人。会上由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北京汽车制造厂、人民印制厂等单位分别介绍了研究、宣讲儒法斗争历史、注释法家著作，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等坏书、坏戏、对联、格言、谚语等方面的经验；首钢炼铁厂介绍了深入批林批孔推动生产发展的经验。

12日至16日 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21号文件(即中央7月1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丁国钰在会上的讲话说：“北京市的农业，夏粮丰收，比去年增产两成以上。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8．9％，比去年同期增长10．3％。财政收入完成年预算的46．5％，比去年同期增长8．6％”。

17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小宗派呢。”

26日 市革委会举行大会，纪念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6周年。大会指出：“首都工人同解放军一道进驻学校，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冲破了千百年来封、资、修对教育阵地的统治，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确定了工人阶级对教育阵地的领导权”。

29日 北京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和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联合召开工人、妇女、青年和工人民兵批林批孔大会。批判《三字经》、《女儿经》、《名贤集》、《弟子规》。

8月

5日 中共中央将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问题)，之二(林彪在平津战役中的问题)发下，要求向群众进行传达，继续开展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批判。

9月

23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报告》说：“8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市委理论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接见出席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精神，讨论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落实《规划》中要求北京市承担的任务；并对进一步开展北京市的理论工作，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特别是专业的理论队伍的建设问题，交流了情况和经验”。会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注释、研究法家著作，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是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29日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10月

11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4〕26号文件)：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希望各单位抓紧做好下列准备：“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好专案清查工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5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大兴县红星公社《普遍、持久、深入地批林批孔，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的材料。

18日 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4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又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20日 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27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传达、贯彻中央26号文件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26号文件，会议认为“解决不安定、不团结的问题，必须抓住两个主要环节：一是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一是解决好后进单位的问题，……主要也是领导班子的问题。”会议提出，“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是做到团结95％以上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大好形势的一个重要条件……批清、清队、整党，一打三反，遣反等工作中，都存在着一部分遗留问题。”“要求各区、县、局党委要进行调查研究，分类排队”，遵照中央26号文件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11月

12日 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来信上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22日 市委召开北京市民兵工作会议。倪志福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宣武区以及北京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等单位按照上海民兵工作经验进行了‘两个合并’(即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和‘三合一’(即基层群众把民兵工作、消防工作、保卫工作统一起来)的试点，他们的经验是可行的，各区、县和各单位，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推行。”

29日 彭德怀被迫害而死。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

12月

2日 《人民日报》发表本报通讯员、记者关于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农大毕业当农民好》，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称：“朝阳农学院党委和广大革命师生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实行学生‘社来社去’”，“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19日 中共中央将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发下，要求开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六个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三三制”、“四组一队”)

23日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材难得；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

24日 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975年


1月

8日至10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3日至1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了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出席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223名。其中，北京市30名，中央建议由北京市协商选举的143名。北京市吴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任)、谢静宜(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团市委第一书记)、万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寿山(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杨春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培源(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傅玉芳(北京毛纺厂挡车工)、赵俊祯(大兴县大白楼大队社员)、张进齐(门头沟区委书记)、何生祥(公安局政保三处处长)等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5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2月

2日 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传达贯彻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市委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精神。会议着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大家认为：毛主席指出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等意见，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22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在编者按中，发表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26日至3月20日 中国工会九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大、中国妇女四大各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分别举行。会议号召广大工人、共青团员、红卫兵、青年、妇女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林批孔，大干社会主义，用优异成绩迎接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3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强调“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路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17日 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19日，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

18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号召全市工交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4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春桥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提出：“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互相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有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1日至6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北京市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

4日 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

30日 中国党政领导人致电越南南北两方领导人，祝贺解放西贡的胜利。5月2日首都人民举行集会，庆祝越南南方完全解放。

5月

2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县、局、高等学校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研究执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

3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批评。

5月至8月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按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指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象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大学生上学还要不要改造？上管改捧那么高，还要不要讲世界观改造？”“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总理的讲话(指加强基础理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去年《教育革命通讯》上刊登的《破‘因循守旧’》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么‘其重无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

6月

9日 中共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周恩来副主席带病致悼词。

24日至7月15日 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任务和要求。邓小平强调军队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本身的团结。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为军队整顿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7月

2日 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14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看不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吗，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10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的好，国民党怕得很。

17日 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同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25日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8月

11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本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议号召全市职工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而继续努力。

13日 周荣鑫在北京钢铁学院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讲话。周在谈到教育革命时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现在还处在实验阶段嘛！存在问题不足为奇，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不断地总结经验，长期拖下去，就会影响教育革命的发展。”谈到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时，周说：“不能认为大学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进行教育，改造思想同样需要”。“学员不能只有改造别人的义务，没有改造自己的义务”。当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周说：“主要是教师问题”，“不能一来运动就批知识分子，批得什么都不是，把知识分子一律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这种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当谈到基础科学时，周说：“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要吃亏。基础科学是从应用科学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影响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不但要，而且要发展，根本不要基础科学是不对的”。“基础科学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路线问题是主要的，但业务也要摆在适当位置”。

同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等4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错误，揭露了迟群自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满，公开攻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与此同时，也给北京市委吴德写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向市委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要求中央和市委派调查组来清华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

18日 《北京日报》报导，市委和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召开了郊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

21日 《北京日报》报导，市委最近召开了工农理论队伍座谈会和党员学理论经验交流会。

23日至30日 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周荣鑫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他着重指出：“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72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周荣鑫说：“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的改革……现在都在试验。缺点是及时总结不够。教育部应该做检讨，过去规定不点头也不摇头，这是‘要命’的规定!今后该点头的就点头，该摇头的就摇头”。“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有的(人)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

周荣鑫在讲到“争夺青少年问题”时指出：“首先要解决理想教育问题。‘学不学都上学’，这不行。……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理想教育”。周荣鑫在讲到“智育第一”问题时指出：“现在批智育第一，就是课堂少讲些，就完了。这不行，不是个换位置的问题，根本是个‘三脱离’的问题”。周荣鑫在讲到“读书做官”问题时指出：“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

周荣鑫还指出：“过去我们工作有些毛病，如招生工作，我们做了检讨……过去出了问题，把责任推到下面，这要扭转。”

29日 市委科教组负责人在北京钢铁学院汇报会上讲话说：“对教育革命形势，总的形势大好，从路线分析，看主流。”“关于思想政治路线端不端正，是不是按主席指示办事，73、74、75年这几年主席一系列指示我们是否办了，72年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们贯彻没有。批林批孔头等大事我们贯彻没有。”“如领导权问题，主席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否按主席指示办。老中青三结合贯彻没有，从教师队伍说，掺砂子，有的是请进来，有的是走出去，我们贯彻，从领导权上，实现一元化领导没有。从这方面分析主流是什么。”“现在议论很多，我们讲，总是按主席教导办事，按中央精神，市委指示办事”。(钢铁学院的同志对这个讲话反映强烈，认为和周部长的讲话两个调子，“完全是对着的，让我们怎么干工作”。有的同志说，“这个讲话是对着周部长来的”。)

本月 江青、姚文元等根据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

9月

9日至13日 市委宣传组召开了第一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讨论了怎样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15日 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7日 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评论〈水浒〉的初步情况报告》。报告说：“毛主席对评论《水浒》作了重要指示后，我们先向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进行了传达”。“在此同时，组织新闻、出版等单位制定了编写与发表评论文章的计划。《北京日报》已出了4次评论专版，市委宣传部门正组织力量整理有关评论《水浒》的资料”。“许多单位举办理论骨干学习班、召开座谈会、组织辅导讲座等，以多种形式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26日 邓小平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所提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等意见。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是99％以上。”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26日至11月8日 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在起草小组研究汇报提纲时，周荣鑫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搞四个现代化。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小平同志说，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现在有个危机——不读书。教师有个地位问题。教育部门也有个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

后来，由于周荣鑫遭到迟群一伙的迫害，这个汇报提纲未能成稿。

27日 邓小平在本日和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他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

本月底到11月初 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还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9月至11月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含冤去世的任彬、李琪、辛毅、于英(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等人的家属，分别为死者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市有关部门认为此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追查参加仪式的人员名单，以追究责任。

10月

13日 清华大学刘冰等4人再次给毛泽东和市委吴德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20日 周荣鑫参加了铁道部人事局召开的会议，当会议主持人请周讲话时，周说：“讲话不讲了，一讲人家就派人去‘消毒’，北京市文教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说什么只听毛主席的，其他谁的也不听”。

25日 在迟群指使和参与下，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诬告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信中吹捧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毛泽东对此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但当时分管教育工作的张春桥却以毛主席批示为，由于11月8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27日 吴德找迟群、谢静宜详细布置、安排了清华大学开展“大辩论”，批判刘冰等4人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写给毛泽东的信，为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了准备工作。吴德提出辩论会要由迟群主持，在辩论会上要宣布刘冰等人背着党委书记迟群在下面写信是不正常的，并要迟、谢向参加会议的常委打招呼，交待意图。

11月

3日 按照迟群、谢静宜和吴德对“大辩论”的具体安排，迟群主持召开了53人参加的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扩大会，吴德专程到会传达了毛泽东对两封信的指示精神。传达后宣布当场开展“辩论”，“辩论”一开始，就提出刘冰等的信是“紧密配合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的，对刘冰等进行了批判。

5日 《北京日报》报道，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以后，北京郊区各县、区委都及时组织干部、社员学习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

7日 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扩大会吸收了校系工作人员、专业领导小组负责人600余人参加。12日，扩大到支部书记以上干部1200多人参加，继续批判刘冰等。

8日 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对17年，你周荣鑫是怎样认识的？”“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还说：迟群1968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张还提出要坚持朝阳农学院的方向，继续宣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

10日至14日 市委宣传组召开了第二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原因、表现，以及怎样对它进行限制等问题。

16日 《北京日报》报导，市委连续举办区县局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18日 清华大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参加的23000多人的大会。吴德到会讲话说：“两封信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从此，清华大学全面掀起了“大辩论”，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在“大辩论”中，对刘冰等连续多日进行有组织的围攻、批斗。说“两封信”是“诬告信”。把刘冰等打成“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急先锋”，并撤销了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组织生活，进行监督劳动。

同日 毛远新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已作检讨了……你们清华不要抓住刘冰不放，简报老讲两封信没有意思”、“刘冰这样做也是根据周荣鑫讲话来的，应该批判周荣鑫的讲话”。

同日 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光批周荣鑫是不公平的，周荣鑫的讲话是根据邓小平讲话来的，根子在邓小平，邓是右倾翻案风的根源。

20日 清华大学全校贴了批判周荣鑫“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字报1300余张。

22日 清华大学“大辩论”的大字报区对外开放。截止1976年2月19日，本市和外地共有3800多个单位377，000余人参观了大字报。除西藏、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人来参观。

(1978年9月8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向市委报送了《关于刘冰同志两封信问题的结论》，《结论》说：“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与原副书记惠宪钧、柳一安同志及原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同志一起，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揭发‘四人帮’黑干将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遭到迟群、谢静宜的残酷打击。粉碎‘四人帮’后，党委对刘冰等同志写两封信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事实证明：两封信内容属实，不是‘诬告信’；写信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程序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迟、谢一伙用欺上瞒下，造谣诬蔑的手段对刘冰同志打击迫害，必须彻底批判；强加给刘冰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停止刘冰同志的组织生活，撤销党内外职务都是非法的，应予恢复；有关的黑材料按中央规定予以销毁”。

9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刘冰同志两封信问题的结论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同意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刘冰同志两封信问题的结论意见。”

26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本月 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设“联络点”。此后，“联络点”与于会泳、刘湘屏，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互通情报，互送材料，活动频繁。在清华大学成立信访组、接待组、简报组，搜集编写了邓小平和中央党、政、军其他领导人，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大量材料，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散发全国。

12月

2日至8日 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全党动员，苦战3年，提前两年在郊区普及大寨县，并且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2日 《红旗》第12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文章提出：要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文章影射攻击国务院务虚会是“右倾翻案风风源”。4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予以转载。这篇文章成为“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的信号”。

8日 吴德在市委扩大会上批判周荣鑫说：“(中央)教育部的人带头翻案”、“人家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我们都不清楚”。

13日 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说：“鉴于陆定一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具有重大内奸嫌疑，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永远清除出党。”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专一办的审查报告定陆定一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问题，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报告》提出撤销根据该报告所作的《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恢复陆定一党的组织生活)。

同日 康生在北京病死。

14日 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叙述了清华大学抓住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的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我们“学校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报告》还提出了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八条经验。鼓吹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不断明确大辩论的指导思想，搞清楚运动的目的。采用群众性大辩论的方法，把运动同加强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结合起来等等。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并决定将《报告》一直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

《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即推向全国。清华大学的动向更为全国所注目。

17日 《北京日报》报导，“市委从各系统抽调了1万多名干部，组成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到农业第一线去。”

26日 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传达、学习中央23号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毛主席亲自审阅和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十分重要，非常及时”。“大家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诬告信的重要指示，对刘冰等人采取卑劣手段，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气愤。认识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妄图从教育阵地打开缺口，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人“联系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清理自己的思想。”

本年底 迟群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信访组、接待组、简报组和材料组，他们专门私整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私自拆阅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件，搞了大批摘录卡片，先后整理了《右倾翻案名言集》、《大刮右倾翻案风及“走资派还在走”部分材料》、《有关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参考材料》等。还编了大量《思想动态》、《接待情况简报》。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私整了大批诬陷材料，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5人，副委员长1人，省委书记、中央部长、副部长、大军区司令员、政委40人，地师县团领导干部40人。迟群、谢静宜到处引用、扩散这些材料，流毒全国。



1976年


1月

1日 清华大学校、系领导干部在学习元旦社论时，强调“大辩论仅仅是开始，要把运动引向深入，关键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要上一个台阶”，“把辩论推向新的高潮”，明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全面贯彻’、‘不可分割’”，的提法“反映了社会上一切复辟派、翻案派的阶级利益和愿望”、“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不点名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

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10日至11日，向遗体告别。12日至14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仪式。连日来群众自动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沉痛悼念。14日晚，当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14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文章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1975年夏季前后，清华大学有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制度本来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现在就是要‘扭’回去。……从11月3日起，在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清华大学展开了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对这股右倾翻案风发动了猛烈回击”。

17日 《北京日报》发表了新华社1976年1月16日发的《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深入发展》的文章。文章中说：“去年7、8、9月份，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否定教育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北大党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看出了这是一股修正主义的‘西风’，坚决和它对着干。校党委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几年来教育革命的经验，保卫教育革命的成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19日 北京市10万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山下乡誓师大会。

22日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上抢先点名“批邓”，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清华大学扩展到全市以至全国。

1月下旬开始 迟群、谢静宜按照“四人帮”和毛远新的旨意，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搜集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的23个讲话以及其他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先后编写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同志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邓小平与孔孟之道》、《邓小平同志的家庭及其历史》等15个材料，对邓小平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这15个材料仅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印发近7万册。除送“四人帮”外，还多次送给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大量翻印、散发。迟群、谢静宜还向中央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北京市的学校去清华大学的参观者广为散发，扩散到全国各地。

30日 《北京日报》报道：“清华大学举办教育革命展览，回击右倾翻案风”。

2月

月初 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江青说：“现在我就给你们这么个重要任务：你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这个事，我和春桥已经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结合。今年就拿出来上演，纪念文化大革命10周年”。张春桥说：“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看来‘五·一六’是来不及了。可在‘八·八’或者‘八·一八’上演。国庆节也可以嘛！”江青说：“还是越早越好”。

2日 《中共中央通知》指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日 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1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

6日 团市委机关根据谢静宜的旨意，在中央正式部署点名批判之前，点名批判了邓小平。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文章，文章说：当前“教育界、科技界的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日 张春桥向于会泳布置了“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

同日至26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阅读了清华、北大有关“批邓”的简报，点名批判了邓小平。会议逐步扩大，由开始的36人扩大到64人，又扩大到区、县、局一级党委领导共400多人。开批判大会时，吸收了区、县、局二级党委的全部常委和卫戍区师以上负责干部全部参加，共1,400多人。会后市委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市委扩大会议认为：“右倾翻案风那么嚣张，种种奇谈怪论在各条战线猖獗一时，……它的总根子、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同志”。这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又一场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必须坚决进行到底。”

10日 张铁生在太原讲话说：“中央召集一些老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我活了20几年，这个打招呼会还很少听到，什么叫打招呼会呢？现在据我自己的理解，我看呢，这个打招呼会就是给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那些还在继续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干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民主革命派打招呼。给他们下场毛毛雨，打个预防针，应当清醒清醒嘛，不要错误估计形势，不要自不量力，不要没皮没脸。”

12日 《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章最先使用了“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

21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问中国。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和夫人。尼克松访华期间在京参观访问。

24日 经张春桥策划批准的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周宏宝任组长(周原为上海第一钢铁厂三级车工，后任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薛玉珊任副组长(薛原为沈阳军区炮兵七十五师副政委，1971年借调到国务院科教组任大学组负责人)，另有3名成员。这个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是张春桥指使周宏宝、薛玉珊与迟群策划提出的。临时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主要负责领导机关运动和处理日常工作”，实际上它完全篡夺了教育部的领导权。张春桥并当面指示周宏宝，“有事找迟群商量”，同时告诉迟群要他帮助周宏宝，从而使迟群成了教育部的实际负责人。6月16日，张春桥和薛玉珊还背着中央，在新华社发布外宾参观清华大学的消息中，给迟群公开加上了“教育部负责人”的头衔。

(粉碎“四人帮”后，将迟群逮捕法办，对周宏宝、薛玉珊予以隔离审查。)

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即“打招呼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2月下旬，江青擅自召集参加打招呼会议的17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27日至3月3日 市委首先在常委中传达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指示，进行学习讨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2月份 迟群、谢静宜根据“四人帮”和毛远新的旨意，以接待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各省、市负责人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并听取情况介绍为名，大搞所谓“对外接待”，大造反革命舆论。为此，他们编写了《对外接待提纲》。这个《提纲》集中地攻击邓小平。诬陷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后台、总代表”，是“党内最大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政治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和煽动者”，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迟群、谢静宜等用《对外接待提纲》先后共接待了党政军各部门50个单位的3500多人，其中包括29个省市的领导干部、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解放军各总部及一些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干部。

3月

1日 团市委召开了13000多人参加的北京市青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市委负责人，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发言人提出：“去年7、8、9三个月，右倾翻案风为什么那么嚣张，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教育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鼓吹者那么有恃无恐，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为什么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后遇到重重阻力？大量事实证明，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后台就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基础，采取折中主义手法，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2日 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又擅自召集12省、区的负责人开会并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个人意见。”

3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印发，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毛主席重要指示》原文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8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8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目。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 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80％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3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讯。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同日 北京市科技界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大会发言人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矢口不谈科技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许批判在科技战线影响很深的“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反对开门办科技，故意否认科学技术为谁服务的原则问题，就是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引向修正主义邪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说什么“科技人员不读书”是主要危险，明目张胆地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取消科技战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4日 市总工会和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联合召开北京市工人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13000名工人、工人民兵参加了大会。

7日 市妇联召开了13,000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妇女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

13日 市委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说：“《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是指导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文章，社论传达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要按照社论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引向深入。”

18日 市委向各区、县、局党委批发了《团市委关于在机关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报告》市委的批语说：“团市委的这个报告很好，可供各机关参考。”团市委的《报告》中说：“2月6日，《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题，发表了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长篇通讯，使我们深受教育。从那天开始，我们团市委机关在深入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词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认真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点名揭发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矛头直指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后台”。

24日 在市委各组、委负责人会议上，吴德说：“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不能掌握武器，头脑就不清醒。你要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就不容易识别，容易受骗上当。”。“要采取措施，想些办法”“开专题讨论会，时间不长，出个题目，如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说辽宁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效果比较好。

26日 经华国锋同意，在江青、张春桥等人和毛远新的策划下，迟群、谢静宜组织清华大学党委几个副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以汇报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围攻邓小平。

同日 谢静宜请吴德等阅示，并由吴德等圈阅同意的《关于组织理论问题讨论会的计划》中明确提出：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各级党委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并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讨论题。

本月下旬 首都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愤怒声讨“四人帮”。

31日 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向张春桥写了关于“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贯彻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关于文艺创作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指示精神，文化部从3月16日起召开了创作座谈会。讨论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与刻划走资派形象的关系，反映同走资派的斗争，要抓住现实生活的本质。要敢于写较高级干部中的走资派，因为走资派越是职位高，权力大，它的危险就越大。”

3月份 迟群、谢静宜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指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党委各一名副书记直接领导炮制反党电影剧本《反击》。迟、谢反复强调“这是大局”，“要快，‘五·一’出剧本，‘十·一’出影片”。迟群说剧本“不要局限于教学改革，要纳入大的政治斗争中来”，在银幕上“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一再坚持剧中的走资派“就写他一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要“充分写出右倾翻案风的严重性”，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抓江涛，并说“罢官撤职关起来——这是走资派对革命派的一贯手段，不足为怪”。

4月

1日 市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宣布市委通知称：“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动员群众，不要到纪念碑前送花圈，极少数坏人散布种种谣传，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是绝不允许的”。同时布置公安局派人监视群众，撕取“证物”，跟踪抓人。

4日(清明节) 首都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200万人次以上。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气氛庄严肃穆，革命义愤愈益高涨。当日晚，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认为广场发生的事情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在会上发言说：“看来，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江青等人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并调动卫戍部队在第二线待命。当时毛泽东病重。毛远新充当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及其决定写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情况报告。吴德回市委后，立即布置在广场上抓人，并调集150辆卡车，连夜将全部花圈、花篮、标语等送往八宝山火葬场销毁。

5日 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群众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听说还有人被抓，异常气愤，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着火，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被打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市委向全市发出紧急通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反革命活动”，“要采取有力措施”，“狠狠打击，彻底追查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当日下午，政治局会议决定“反击”。吴德立即部署。当晚六时三十分，由吴德出面，向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声言：“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九时三十分，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警卫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了殴打和逮捕。许多群众被打伤，有的头破血流，昏倒在地。200多人被当场扣留审查，其中59人被抓进监狱(后经查明，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获取的600件“罪证”，没有一件是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前后被抓进监狱的38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

6日凌晨 中共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

7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同日至15日 市委召开了“第三次理论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十几个单位发了言。这些发言主要谈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指“资产阶级的整体，而不是一些分子、代理人”，“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成走资派的”，以及“阶级关系变动论”、资产阶级发展的“三阶段论”、“权力转化为资本论”、“法权中心论”等观点。

在讨论会的发言中，谈“阶级关系变动论”时，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走资派，这些走资派是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动，使民主派“由同路人演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的特征”，“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且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如果把资产阶级比做一条蛇，走资派就是蛇头，抓住它，就抓住了这条蛇，打击它，就打击了蛇的致命的部分”。所以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打击对象。

在谈“法权中心论”时，说：走资派“不断强化和扩大存在于生产关系三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走资派“压工农兵，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把他们与广大工农兵之间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他们与广大群众处在对立的地位”。

在分配方面，说党内资产阶级“极力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所带来的不平等，妄图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变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邓小平就是这样干的”。

在所有制方面，说由于走资派“拼命强化和扩大分配方面和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就必然会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他们侵吞社会主义财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剥削劳动人民，……不仅比老资产阶级毫无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讨论会结束以后，市委采取了多种形式，继续扩大其影响。市委常委专门听取了讨论会五个发言；组织了全市2000余人参加的报告会，宣讲了5个发言材料；并将5个发言材料下发到区、县、局和一些基层单位；北京人民出版社将5个发言材料印刷70万册，扩散全国。市委还布置市委各部门、各区、县、局，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商店、街道，都召开“理论讨论会”，并把“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发言材料，通过开会、广播、翻印材料和板报等形式，向广大干部、工人、社员、学生和街道居民宣讲、介绍，广泛散布。

8日 团市委召开《北京市青年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粉碎反革命逆流，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参加大会的13000多人。会上团市委、清华大学、首都工人民兵、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等单位发了言。同时，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拥护中央两个决议的游行活动。

9日 首都10万人举行《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吴德在会上宣读两个决议并讲话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党中央立即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真是人心大快，形势大好”。

11日 《北京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报告，报告称：“决心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放在首位，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12日 周荣鑫含冤逝世，本年1月以来，迟群一伙迫使重病住院的周荣鑫出院，接受追查、批斗达50余次。本日上午周昏厥在追查会上，当晚去世。终年59岁。

(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1978年8月28日，北京举行周荣鑫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

17日 市公安局召开《声讨邓小平，庆祝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胜利大会》。大会表彰了在这场斗争中“立功”的集体和个人。

18日 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通知》称：要彻底追查“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

19日 市委向中央报告说：“最近我们召开有区、县、局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追查反革命谣言等问题。根据讨论的意见，市委于4月18日召开有基层党委负责干部参加的5000多人的大会进行了动员、部署”。要求“要把学习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重点是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

22日 北京卫戍区部队举行大会“庆祝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伟大胜利”，表彰在这场斗争中“立功”的集体和个人。

23日 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举行大会，表彰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立功”的集体和个人。

同日 “洪广思”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题为《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文章。文中说：“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完全是邓小平一手挑起的”，“最为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是这帮家伙对邓小平的歌功颂德和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极端仇视，他们毫不掩饰地叫嚷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恶毒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

同日 《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以《深入学习，深入批邓，发展革命大好形势》为题，报道了“第三次理论讨论会”(新华社发了通稿)。

26日 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吴德、倪志福等接见在天安门广场政治事件中“立功”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代表。

4月份 天安门事件之后，“梁效”连续写了《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党内有资产阶级》等文章，说：邓小平“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5月

1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题为《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10周年》的文章。文章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邓小平搞的这一套，是反动的《二月提纲》的继续和发展”。

28日 市委召开工农理论队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

31日 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举办理论讨论会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这次讨论会研究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和产生的根源，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等问题”。还“剖析了邓小平的反动言行，分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揭出邓小平由民主派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过程”。《报告》说“理论讨论会，是学习理论的一种好形式”。并提出讨论会“要自始至终坚持批邓，把理论讨论会办成既是学习会，又是批邓会”。报告附了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

6月

26日 毛泽东病重，陈锡联向吴德等提出，让北京搞个“应急方案”。吴德当即召集市委几个书记和公安局的刘传新、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制定方案。7月9日，写出了《对可能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情况设想》(“应急方案”)定稿，并报陈锡联、吴德等审阅同意。

“方案”设想了“小于”、“类似”、“大于”“天安门事件”的三种情况，提出分别动用“工人民兵：3万、5万、10万人；公安干警：500、1500、3000人；警卫部队：8个连、10个营、24个营”。对武器的使用，做了“原则上以徒手对徒手，以棍棒对徒手，以武装对武装”的规定。还规定“情报侦察，由市公安局负责”。要求“运用适当的侦察手段，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上一切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动态和阶级斗争动向，及时提供可靠的敌情通报，当好参谋”。公安局、民兵指挥部和卫戍区按照市委的“应急方案”，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具体实施方案(简称“三个分方案”)，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当天，吴德把市委的“应急方案”拿出，交吴忠实施。

(市委“两案”审判工作组于1980年下半年参加中央“两案”审判工作组期间，根据中央“两案”审判工作组的指示，会同中央“两案”审判工作组北京联络组和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认为：“‘应急方案’是个错误的方案，是镇压群众的方案。在审批程序上也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1981年2月25日，联合调查组以《关于〈对可能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情况设想〉〔通称“应急方案”〕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为题，向中央“两案”审判工作组、军委总政治部和市委写了报告。市公安局刘传新等人制定的“分方案”，即《关于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工作确保首都安全的意见》，在毛泽东逝世当天，按吴德等的指示，已付诸实施。其中某些措施，如扩大邮检，是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

7月

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

7日 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伟大理论的理解。……我们党的历史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是革命的主要任务”。“当前，就是要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大力批邓，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28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10月31日，市委、市革委会向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北京市抗震救灾工作报告》，《报告》说：“7月28日唐山、丰南地震波及北京。全市共死亡900多人(包括茶淀等在外单位和外出死亡700多人)，伤7000多人。郊区农村房屋损坏50多万间，城市房屋损坏800多万平方米。水利、交通等设施也受到一些破坏。

8月

13日 张铁生在沈阳军区某部二营讲话说：“党内资产阶级、军内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社论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条例》)诬为“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号召全国对这三个材料“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

26日 江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她授意迟群通过新华社记者要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要发表一个《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姚文元示意，这个消息他不批发，要北京市委批发；人民日报不发表，要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认为，这样的消息，不经中央批准，地方报纸不能发表。经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后，这个消息没有发表。

8、9月间 毛泽东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江青四处活动，游说放毒，游山玩水，恣意取乐。8月30日江青去天津；9月2日至5日去大寨骑马、逗鹿、玩兔；9月28日去清华大学大兴县农村分校；10月3日在景山公园玩乐。

9月

9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同日 毛泽东刚逝世，“四人帮”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党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

12日 迟群、谢静宜盗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了“效忠信”。17日，迟群又在清华大学讲：“光是校党委写封信还不够，可以给下边打招呼，让分党委，还有团委、学生会这样的群众组织写一些信”。23日，姚文元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效忠信”。10月4日，迟群又在清华布置各系发动群众写信。

1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四人帮”把他们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塞进社论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18日 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10月

3日 王洪文到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4日 《光明日报》在头报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5日 市委宣传部门召开批判会，集中批判《汇报提纲》。会议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发动群众刻苦攻读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批深批透《汇报提纲》这株大毒草”。

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同日 市委宣传部召开了第四次理论讨论会，批判所谓“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会议刚开始，“四人帮”被粉碎，讨论会匆忙收场。


本大事记主要资料来源


1966年至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

1966年至1967年《中共北京市委文件》

1971年至1982年《中共北京市委文件》

1967年至1979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文件》

1966年至1967年中共北京市委各部、委、办文件

1971年至1982年中共北京市委各部、委、办文件

1967年至1979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各大组文件

中共北京市委档案科存有关档案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起诉意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起诉书

中共北京市委“两案”审判工作组有关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两案”审理小组有关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清查小组有关报告

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有关报告

1965年11月至1976年10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华月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

《历史的审判》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大事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中国百科年鉴》


来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7-10，1987年5月至8月。



哈尔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大事记(之一)
哈尔滨市档案馆
1988.02.00


一九六六年


5月


20—21日 市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会，由第一书记任仲夷主持，传达了宋任穷在东北三省文教书记会议上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指示，初步检查了几年来全市文艺、报刊和教育工作中所谓的“主要错误倾向”，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文化革命的问题。

22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对这个文件的传达贯彻措施。

24日 市委发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根据省委批转《省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意见＞》，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建立市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由任仲夷、王观潮、吕其恩、郭卫人、石青、马开印、丁哲民7人组成，下设办公室，由石青兼任办公室主任。

29日 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在副总团长库雅特?索里?康迪亚率领下，由对外文委代表郑之辅陪同，抵哈进行访问演出。


6月


7日 市委常委集体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表示要与广大干部一起参加“文革”运动。

10日 《哈尔滨晚报》刊载所谓《揭开哈尔滨话剧院反党集团的黑幕》的文章。

13日 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到我市，在市委召集机关干部进行座谈。下午，机关中出现要求撤销任仲夷、吕其恩“文革”小组成员的大字报。

16日 市委发出《关于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并经省委批准，市委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由王观潮、郭卫人、肖一舟、石青、陈达、马开印、丁哲民7人组成，王观潮任组长，肖一舟、石青任副组长。

17日 《哈尔滨晚报》刊载所谓《粉碎反党分子牛乃文的猖狂进攻》的文章。

20日 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学理论》暂时停刊。

22日 市委在文化公园召开“哈尔滨市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人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第二书记李范五、省委书记李力安、常委陈剑飞和市委第二书记王观潮、书记处书记郭卫人、艾楚南、肖一舟、候补书记石青等参加。大会由王观潮主持并致开幕词，李力安代表省委讲话。

25日 市委决定：撤销江村《哈尔滨晚报》总编辑职务，由石青兼任该报总编辑。

26日 《哈尔滨晚报》刊载所谓《彻底批判＜哈尔滨晚报＞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文章。

△ 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艺演出会”。

△ 黎巴嫩前部长、议员欧斯曼?达达内和夫人乘飞机抵哈访问，28日离哈。

27日 市委发出《关于警惕敌人破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 市委常委会议决定，把原各工业局所属的仪器仪表工业、无线电电子工业公司划归市经委直接领导。

30—7月2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杨易辰、候补书记谭云鹤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各部委副处长以上干部、市人委各局部分局级干部、各城市人民公社、大厂、大学党政负责人、文艺团体党员负责人等，共250余人。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揭批郑依平、牛乃文、章子冈等人的所谓问题。


7月


1日 哈尔滨绢纺织厂开工生产。

5日 市委发出通知：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并经省委批准，撤销郑依平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牛乃文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主任职务，撤销章子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职务。

6日 《哈尔滨晚报》刊载所谓《坚决挖掉哈尔滨市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根子——郑依平》的文章。

14—22日 市委“第一战斗组”在9天时间里，共召开7次揭批郑依平所谓的“反党罪行”大会，市直党群机关有4万余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

16日 6000多名群众在文化公园集会，欢送1648名知识青年下乡，副市长胡传经到会讲话。

23日 市各界约50万人，在八区广场召开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声明。副省长王一伦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游行。

27日 市委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防止自杀事件的通知》。

28日 市委在青年宫举行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学习报告会。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王观潮主持。刘英俊生前的战友曹朝勋作了刘英俊英雄事迹的报告。

30日 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批判林肖硖(1965年7月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所谓“反党言行”。林肖硖在会上作“检讨”。会后，分组搞了3天的“揭发”。


8月


1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的指示，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市委第二书记王观潮在会上作了检讨，市委书记处书记石青在会上讲话。

4日 属名葛丁的《彻底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文章在《哈尔滨晚报》上发表。文章诬蔑：1962年，随着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以郑依平为首的反党黑帮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并诡称牛乃文等人是郑依平得意的主将。

5—22日 1966年《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音乐会期间，举行了赠发《毛主席语录》大会。

9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和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决定调整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干部。姚学融任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仍兼管第一战斗组的工作，免除邓连科、高煦亭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会议同意王学礼(原省委财贸部副秘书长)任《哈尔滨晚报》副总编辑。

14日 市各界约20万人在八区广场召开“最热烈地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大会”，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王观潮主持，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一伦讲话，各方面代表在会上发言。

16日 哈工大部分师生到市委、市人委机关进行“革命串连”，并发表倡议书，鼓励机关干部参加他们揭发省委的大会。

16—17日 市委领导人王观潮、郭卫人、艾楚南、肖一舟、石青等到工厂、农村公社、商店、学校和机关，向党员赠发《毛主席语录》。

17日 下午，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哈医大的红卫兵砸碎了校园中的李时珍塑像。

18—21日 索马里劳工总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在团长、索马里劳工总联合会组织书记阿卜杜拉希?阿瓦尔?海里率领下，由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代理主席王声耀陪同抵哈参观访问。

22—24日 由哈工大、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49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在工大主楼后院广场召开“哈尔滨各界革命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点火大会”。会上，要求罢“李范五、王一伦的官”，并当即把李范五强行拉下台。24日，会场迁到八区广场。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23日大会上讲话。大会建议将八区体育场改名为“红卫兵广场”，并通过了关于在哈尔滨市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周”的倡议，会后组织了游行。

23日 市委常委会议决定：改组《哈尔滨晚报》社编委；决定高煦亭、邹本业、孙健停职反省；同意撤销秦月芳的市妇联文革小组成员职务。

△ 市人委转发省人委《关于将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下放给市直接管理的通知》。原属中国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工业公司东北分公司的拖拉机配件厂下放后，隶属于市机械工业局。

24日 市直党群机关1500多人在青年宫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提出要“坚决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发、批判市委某些领导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25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卫兵组织“八八团”发起召开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大会，要求把他们的“罪行”上报中央，并提出要把欧阳钦“揪回来”。

28日 北京市37中学李金表等人到市委机关进行“串连”。

29日 由哈工大、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揭发、批判省委某些负责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市70万人参加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和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出席了会议。

30日 哈尔滨半工半读学校和中、小学校5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揭发和批判省、市委某些负责人在教育界的所谓“罪行”。大会通过了倡议书和给毛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

31日 市十二中教师，省、市优秀教师、市劳动模范标兵杨治周被扣上所谓隐瞒家庭出身、家庭成员、社会关系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以及隐瞒枪支等罪名，先被抄家，是日夜，在十二中红色造反团头头张运法的指挥并亲自审问、毒打和单太等人残酷迫害下致死(1978年11月4日召开大会，为杨治周平反昭雪，参见265)页。

是月 在红卫兵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我市一些文物古迹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位于南岗区中心的、世界上仅存的两座同样的东正教大教堂之一的尼古拉大教堂(俗称“喇嘛台”)被拆毁，教堂内的经卷、器皿、神像等被破坏或散失殆尽。


9月


2日 哈工大召开“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

△ 市直属党群机关职工在青年宫召开“炮打司令部挺进大会”。会前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市委宣传部、办公厅、财贸政治部、文革办及市总工会等单位的代表发言，揭发省、市委负责人所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4日 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发起，市约1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进一步揭发、批判省委的问题”大会。各方面代表发言，揭发省委在文教等方面所犯下的“罪行”。

9日 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和教师、学生近8000人，响应中央号召，到赵光农垦局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10日 市大专院校师生同各地来哈师生在黑大露天体育场举行“革命串连”大会。会上，各地红卫兵组织代表互相交流本地区、本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所谓“经验”。大会通过了倡议书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1日 红卫兵兴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塔”指挥部在南岗区原尼古拉教堂地址召开兴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塔”施工典礼大会。市大、中学校、工厂、企业等75个单位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出席大会。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并讲话。

12日 5万多名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响应《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号召，在人民大厦(即北方大厦，下同)广场集会，并举行游行。

13日 “哈尔滨市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共有1500多个单位、50余万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倡议书和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游行。

14日 市大、中学校学生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共5万余人参加。大会对所谓红五类子弟冠以“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斗争最勇猛”等誉美之辞。并号召，要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底”。

22日 市工交、财贸系统职工及大、中学校教师学生近15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大会通过了倡议书。

27日 《哈尔滨晚报》报道，市人委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将我市34条路、街更换新名。其中大直街改为“东方红大街”，中央大街改为“防修大街”，动力之乡路改为“大庆路”，东直路改为“东风路”，学府路改为“抗大路”，友谊路改为“反修路”，南直路改为“大寨路”，承德街改为“人民大街”。


10月


1日 市各界7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晚上，松花江畔举行焰火晚会。

△ 市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大庆32111钻井队英雄事迹的活动的通知》。

4日 市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小学组，负责抓小学的“文革”运动。张力莹任组长，章恭湘任副组长。

7日 市委常委会议根据省委指示，决定成立中学生去北京串连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石青任组长，李东喜、王润祥任副组长。

8日 《哈尔滨晚报》报道，哈尔滨电机厂制成10万瓩水轮发电机组。

10日 乌拉圭中国人民协会代表团一行4人，在团长埃利塞奥?萨尔瓦多尔?波尔塔率领下由北京抵哈参观，13日离哈。

10—13日 以实川博、松冈重三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地方议员联盟代表团一行21人，由长春乘飞机抵哈访问。

13日 市工交、基建、财贸、文教系统的1700余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职工，在工人文化宫举行誓师大会，市委领导人到会讲话。

14—17日 日中友协第十三次代表团，在团长足立梅市率领下由北京乘飞机抵哈访问。

19日 哈尔滨工农兵大学(原哈尔滨师范学院)联合省和哈市各界群众，在工人文化宫召开“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会”。

21日 市人委发出《关于成立交通运输指挥部的通知》，决定胡传经兼任指挥，隋化然、邵光程、杨诚、宋子良任副指挥。

24日 市委常委会议同意撤销市人委机关文革小组，市人委的“文革”运动委托市人委党组领导。

是月 哈尔滨工农兵大学一批学生开始徒步“长征”。


11月


17日 市委常委会议决定，曹瑞安任市委财贸系统社教办公室副主任；徐达任哈尔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

22日 由阿尔巴尼亚贸易部部长基乔?恩杰拉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在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江明陪同下乘飞机抵哈访问。

24—12月8日 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市委第二书记王观潮代表市委在会上作所谓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提纲的检讨；马开印、郭卫人、罗原、姚学融、石青、许凤图、陈达、艾楚南、张屏、王世杰、王农等作了所谓“初步检查”。


12月


5日 市“赤卫队”组织在机联机械厂与“造反团”组织发生械斗。

10日 市武装部召开全市民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哈尔滨晚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把广大民兵培养成为一心为公的革命战士》的社论。

16日　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毛主席语录歌曲演唱会”。参加演唱会的有工厂、企业职工近2000人。

26日　市召开“革命群众第二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2万多人参加。省委常委、省委副秘书长陈俊生到会讲话。有21人分别在7个会场发言。讲用会向全市发出倡议书。

28日 市工业企业职工和学校红卫兵举行“抓革命、促生产汇报誓师大会”。共4万多人分别在19个会场听取了大会发言。

30日 市委常委会议同意市委文革办与接待站合署办公，常委轮流参加值班，直接接见群众。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036，364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311278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六七年


1月


10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团”查封《哈尔滨晚报》，并发表了所谓“告全国人民书”(1月4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派组织发表《告上海全体人民书》，由此掀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随后“全面夺权”的浪潮波及全国)。

11日 所谓“以工人为主体的红色造反夺权委员会”接管《哈尔滨晚报》，并发表“致读者书”。

12日 哈尔滨工农兵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接管师范学院，并为此发表“公告”。

△ 哈尔滨市内电话局被该局的“红色造反团”等组织接管。

16日 全市“红色造反者”32个总部、340多个团体的7万余名代表，在军事工程学院集会。会上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公告》声称：自10日起，“红色造反者”查封、接管了省、市党政机关的大部分；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及所属各分局；《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晚报》以及其它在哈的地方报纸；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哈尔滨电视台、哈尔滨市长途电信局、哈尔滨市电信局；黑龙江省人民银行、黑龙江省财政厅；哈尔滨市部分大专院校；哈尔滨市部分工厂、企业单位及其它一些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中共哈尔滨市委发表《公告》以示支持。会后组织了游行。

17日 市“赤卫队”组织与“红色造反团”组织发生械斗。

18—20日 市“八八团”、“赤卫队”、“红旗军”组织内的“造反者”召开第二次杀回马枪大会。

19日 市“红色造反者”组织在人民大厦广场联合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国红旗军1018反修纵队哈支队头子×××、×××大会”。省、市委领导到会讲话。

23日 市“荣复军”组织在友谊宫与“红色造反者”组织发生械斗。

26日 市“八八团”、“赤卫队”、“红旗军”、“战备军”组织内的造反者召开“三杀回马枪”大会。

27日 《哈尔滨晚报》改刊名为《哈尔滨战报》。


2月


2日 “哈尔滨市工人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成立。

7日 市“红色造反者”组织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严厉打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济犯罪分子大会”(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9日 “新曙光人民公社”(原平房公社)成立，并发表《第一号通告》。

12日 市10余万“红色造反者”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巩固红色政权誓师大会”。

16日 “哈尔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红卫兵广场举行。大会宣读了“公社”的《宣言》和《第一号通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委员、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哈部队代表、省军区副政委黄明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市武装部副政委刘振东等到会讲话。《宣言》声称，该“公社是由各革命左派组织、人民解放军驻哈部队、市党政机关协商推举组成‘三结合’的临时委员会行使领导权力”，“废除原市委、市人委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公社”。该公社临时委员会设“勤务组”，李国相(工人代表)任组长，黄伯诚(学生代表)任副组长，刘振东(军队代表)、陈达、刘锦茹等为成员。

18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

24日 市小学校的3万多名“红色造反者”和教师学生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响应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

26日 “哈尔滨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省商业职工俱乐部召开“哈尔滨红色造反者委员会”命名大会。会议由娄兴棠主持，李国相致开幕词，宣布将“哈尔滨人民公社”改为“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会上，各方面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发言，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代表黄伯诚也在会上发言。大会宣读了《公告》，该委员会的成员仍由“哈尔滨人民公社”的原班人马组成。

28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由王平武主持。会议学习了《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任务》，研究修改了第二号通告；讨论了《哈尔滨战报》社论和充实委员会人员的问题。委员会编制定为200人，当时已有84人。


3月


1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委员会议，由王平武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革委会的工作任务，决定抓夺权、整风、“抓革命促生产”、“新政权”的作风和参加劳动以及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等问题。

2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公布组织机构及分工事宜。勤务组由李国相等5人组成；政治委员会由李树春等3人组成；生产委员会由吴以恒等3人组成；群众委员会由吴宗波等3人组成。

3日 市中学师生集会，响应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号召。

6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作出《关于查抄物资迅速上交的决定》。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五次委员会议，由黄伯诚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全市革命造反派组织中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和《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

13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第八次委员会议，讨论了革委会内部开展整风运动、“左派”队伍建设和群众工作委员会的设置问题。群工委下设文革办公室、调查组、文革接待室、民事接待组。

17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发出《关于原市委、市人委机关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通知》。

18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成立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保卫组，行使原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一切权力。任命候荷华为组长，郝景昌、刘增辉为副组长。

20—22日 市财贸系统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会议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22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第十五次委员会议，听取关于市防空指挥部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和备战工作情况、意见的汇报。经讨论决定：责成市武装部负责领导市防空指挥部和市备战办公室。

23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十六次委员会议，落实了几项工作：1．迅速建立革命的“三结合”，在部、厅、局内一律不成立红色造反者革委会；2．抓好中小学复课闹革命；3．“抓革命、促生产”，保证八小时工作制；4．抓好机关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5．搞好“左派”队伍的整风运动；6．加强两大委的工作；7．建立汇报制度。

24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市二商局成立接管委员会。陈德祥任主任委员，刘来庆任副主任委员。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香坊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17人，常委7人，李连兴任主任委员、李长庚任副主任委员。

29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动力之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17人，常委7人。春华任主任委员、周士令任副主任委员。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市教育局成立接管委员会。杨国权兼任主任委员，陈明辅、韩吉人任副主任委员。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第二十二次委员会议，讨论潘复生的指示。潘复生认为，哈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在工作中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坚定地支持左派，抓紧解决右派掌权等问题重视不够。

30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新曙光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同意杨化民任主任委员，杨雪校、胡俊任副主任委员。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二十三次委员会议，由王平武主持。会议决议：1．关于市计委、财政局对1967年本市自筹基建计划安排问题；2．原则上同意《关于上半年我市增加3000个劳动力指标问题》，强调必须是左派掌权的工厂，才有资格招收；3．同意《关于几个局的部分职工家属下乡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土地问题》的报告，但强调要控制数量。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委员会议，由刘振东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三委一办组成成员初步安排的汇报。决定把市委接管委员会与造反团总部合并，市人委接管委员会撤销(仍保留造反团总部)。


4月


3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市环境卫生处建立接管委员会，朱沛然任主任委员，张玉良任副主任委员。

4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动员会”。会议由黄伯诚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市革委主要成员、各组组长及8个区革委会及报社代表。会议认为“在我市全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迫切的工作任务”。“要在全市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5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滨江区革命委员会。委员29人，常委9人，潘俊铭任主任委员，孟昌任副主任委员。

6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准哈一机厂建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曲延祜任指挥，韩旭昌、许连阶任副指挥。

6—13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举办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参加者有工交、农业、财贸、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的革委会(接管委员会)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核心成员和宣传工作人员，共计232个单位，337人。训练开始，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东宣讲了林彪的“指示”，训练期间，学习了“老三篇”等，听取了驻军某部介绍“支左”经验，市石油配件厂、市百货公司、新发公社建国大队民兵连等单位“左派组织”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和体会。

7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团市委机关建立接管委员会。才安民任主任委员，于纪数任副主任委员。

9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三十次委员会议，由刘振东主持，学习中共中央〔1967〕117号文件，并结合本市具体情况研究了贯彻执行措施：1．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2．团结大多数人的问题；3．严格区别、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4．关于支持左派的问题。会议还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具体部署。

△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道里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常委7人。刘治安任主任委员，江林任副主任委员。

10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道外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27人，常委5人，王祖臣任主任委员，贾泽民任副主任委员。

11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由刘振东主持，讨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以及文革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强调批判“走资派”要抓住重点；“造反派”内部整风要适可而止。

△ 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将“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为“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市革委会。省革委会于1967年11月9日向中央作《关于黑龙江省六个地区、五个市和哈尔滨铁路局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其中补报“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名单”，王文贞任代理主任委员，杨和亭、刘振东任副主任委员、石青等任常委。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广播大会”。

△ 市革委会批转哈尔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查抄物资管理站《关于查抄物资处理意见的报告》。

14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南岗人民公社革委会，委员25人，常委7人，王家喜任副主任委员。

15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妇联机关接管委员会。刘毓芳任主任委员，候庆芳任副主任委员。

19—24日 市革委会召开“哈尔滨市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传达潘复生、赵去非在省革委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贯彻措施。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的通知》。

△ 市革委政治委员会下达《关于做好三、四类干部的专案工作和组织处理工作的通知》。

22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委员会议，由吴以恒主持。会议确定：1．逐步健全生产委，人员配备到120人；2．将荒山劳动大学交由滨江区领导；3．不同意哈尔滨钟表厂恢复生产的要求。

△ 市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传达省革委、省军区驻哈部队及23军召开会议的精神，分析讨论了我市“阶级斗争”形势，认为：当前有一股“逆流”，表现在几个方面，1．以黑大、哈工大为首的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击哈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要求揪出赵去非、张万春，矛头直指省革委会；2．在一些中学、保守组织复活，要杀出一个“红四月”；3．各地区的“三军一队”(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和赤卫队)等组织活动嚣张；4．任仲夷、吕其恩又有“活动”。对此制定了三项措施：1．树立解放军的权威；2．坚决依靠“左派”；3．抓住重点，观察动态。

23日 市革委会批复太平人民公社革委会，同意常景智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委员、张玉祥任副主任委员。

28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市内电话局建立革委会。吕其宣任主任委员，徐有利任副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中共哈尔滨市直属中小型企业委员会机关接管委员会。佟光任主任委员，许桂芝、翟绍礼为委员。

2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四十二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市革委的机构问题，确定在原有“三委一办”的基础上，再增设保卫委员会、武装委员会和文革办公室。

30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四十三次委员会议，由刘振东主持。会议传达了潘复生的讲话，落实“反夺权”的措施。


5月


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四十四次委员会议，由保卫组汇报武斗情况：4月份以来，有97个单位发生132起武斗事件，伤146人，其中六二七厂、港务局两派武斗情况最严重。

4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粮食局接管委员会，李银生任主任委员，于涛、王泉任副主任委员。

6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机械工业局接管委员会，张永任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建筑工程局接管委员会，杨殿基任主任委员，聂世才任副主任委员。

8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对1967年基本建设计划做出安排。省分配给哈市投资为524．3万元。其中，用于农林水利42．5万元；机械工业35万元；建材工业60万元，轻工业14万元；商业、供销社14．7万元，教育197．1万元；城建123万元；其它38万元。

10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次委员会议，听取学习“北京职工代表大会”的经验汇报，讨论筹备建立哈尔滨市职工代表大会的问题。

12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一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讨论了组织机构问题，确定：1．原市人委办公厅交市革委办公室对口领导，原市人委办公厅应重点多照顾生产委的生活管理；2．政治委当中的文教组和卫生组可合并为一个组；群工委中不设妇女组，保卫委设八组一办；3．会议决定李树春任政治委主任，于聪敏、李一清任副主任；陈达任群工委主任，李国相、王平武任副主任；梁思久任生产委主任，吴以恒、王英樵任副主任；王世珉任文革办主任，娄兴棠、吴宗波任副主任；姚学融任办公室主任，张灵任副主任。在省批复之前，可行使职权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组织贫代会的问题。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第一商业局接管委员会，李日彤、孙思家任副主任委员；同意建立市建设局接管委员会，李子敬任主任委员，邓子彦、韩春仁任副主任委员；同意建立农业局接管委员会，苏泱兼任主任委员，贾永田、金重大、肖志义任副主任委员；同意建立市计委接管委员会，吕文德任主任委员，刘善经任副主任委员；同意建立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接管委员会，何健任主任委员，孟宪清任副主任委员。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二次会议，由李树春主持。会议根据省革委急电精神，规定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拘留的人员，除杀人犯和特务不放以外，原则上尽量释放。

△ 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委会)成立。

16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作出《关于原市委、市人委机关财权收归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领导的决定》。

17日 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简称工代会筹委会)成立。

△　为纪念党中央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市20余万人在人民大厦举行集会。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五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确定：1．关于财政开支审批权限，基建维修费的支出，10万元以内由生产委计划组审批，10万至30万元由生产委讨论审批，30万元以上的由市革委审批。非生产性开支，3万元以内由财贸组审批，3万至10万元由生产委审批，10万元以上由市革委讨论审批。2．工代会筹委会委员41名，常委19名。李国相为主任委员。3．贫代会筹委会委员31人。杨锡山任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总工会机关接管委员会，陈清亭任主任委员，王民源任副主任委员；同意建立市工商联接管委员会。蔡鹏任主任委员，谢庭槐、张书乔任副主任委员；同意建立民族宗教事务局接管委员会。石长森任主任委员，朴杨秀任副主任委员。

△ 哈尔滨港务局两派组织之间发生大型武斗。市革委会将这次武斗定为“反革命流血事件”，并于25日发出《关于哈尔滨港务局“五?一九反革命流血事件”的通告》，张贴全市。《通告》中，给一些人加上了“反革命”、“牛鬼蛇神”和“阶级报复”等政治帽子。1976年1月22日，市委向省委作出《关于对哈尔滨港务局“五·一九反革命流血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并经省委同意，决定予以平反(参见267页)。

△ 市各界群众6万余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镇压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坚决拥护我外交部的声明，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英勇正义斗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20日 《哈尔滨战报》刊登市革委会《关于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的通知》(中共中央的通知指《五?一六通知》)。

21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贫代会筹委会成立。

24日 市革委召开第五十九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讨论了题为《向哈尔滨市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的社论。

△ 市3万余人参加“全面斗倒、斗垮、斗臭哈尔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上，有原市委、市人委和市保卫组、《哈尔滨战报》社及各方面的代表发言。

△ 市革委会生产委通知，1967年用市自筹资金安排的第一批基本建设项目总投资为575万元。

31日 市首届一次“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会议通过了市革命职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名单，《哈尔滨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决议》；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潘复生在会上讲话。

△ 市革委生产委统计，全市卖菜网点由1966年的355个减少到267个。卖菜人员由1966年的3986人减少为1529人。其原因是，合作商店在“文革”中将年老体弱的人员动员回家；企业内部职工退休、调出一部分，小商贩大部分被取缔。


6月


2—22日 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干部、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各条战线1400余名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出席。大会推选出82名出席省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代表。

3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财政局接管委员会，张庆功任主任委员，马洋深、王家福任副主任委员。

5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建设银行接管委员会，刘文堂、王建芳任副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六十六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刘振东传达潘复生在省革委召开的地、市、县革委会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刘邓办公室”汇报大批判运动进展情况和安排。会议决定：1．成立批判领导小组，加强对大批判运动的领导，杨和亭任组长；2．撤销“批判刘邓办公室”，建立批、斗办公室，王世珉任主任，机构设在文革办公室内；3．同意撤销郊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6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物资局接管委员会，李庚之任主任委员。

△ 省、市革委会决定：撤销黄伯诚市革委会勤务组成员职务。

△　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友谊宫召开。大会通过了《决议》以及市贫代会常设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名单，委员31人，常委13人。会议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　市革委召开第六十七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认为：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不是孤立的，决定成立作战指挥部，由吴以恒、陈达、李国相、吴宗波、臧明贵、王平武、于聪敏负责。

8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大批判运动领导小组的通知》，组长杨和亭，副组长王世珉。

9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人事监察局接管委员会。刘景兴任主任委员，岳文举、赵纯洲任副主任委员。

10日 市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即“捍联总”)召集20余万人举行誓师大会。号召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掀起大批判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会上，市革委会保卫组宣判了一批“地富反坏”犯罪分子。省、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出席大会。

12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主要研究批驳黄伯诚的《紧急声明》。并于当日发表《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郑重声明——揭开黄伯诚所谓＜对目前局势声明＞的真相》的文章。

20日 省、市、各区、各系统以及一些主要工厂、机关、学校等组织从是年4月24日起至是时已揪斗原市委、市人委负责人任仲夷、吕其恩、郑依平、王化成99次，与会者90余万人次。

△ 市革委会生产委发出通知，下达1967年备战工程计划项目。市自筹资金投资157．4万元，用于市区两级防空指挥所、档案后库(后库建筑面积为1150平方米，投资20万元)、郊区公路、公安自动交换机安装、公安档案转移等项目。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市人民银行革委会，刘海涛任主任委员，李德明任副主任委员。

△ 江卫东、朱维根任市机械工业局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焊接研究所革委会，马守春任主任委员，徐树满任副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四次委员会议，由刘振东主持。会议通过了文革办的“支左”工作初步意见。认为当时中心工作是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解决左派内部的矛盾斗争，促进“革命大联合”。

21日 市革委会勤务组召开会议，讨论同意生产委《关于请示修建备战公路经费的报告》，决定从机动经费中拨出40万元，作为是年完成路基土方工程和涵洞工程的经费。

22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查和收缴枪支弹药工作的通知》。

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六次委员会议。会议同意政治委《关于处理哈尔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问题的请示报告》。

27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八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就调整市革委班子问题作出决定：市革委下设五委(政治委、生产委、保卫委、群工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二办(文革办、办公室)。

△ 市革委群工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停止大串连通知的通知》。

28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九次委员会议，决定：把香坊区幸福公社、和平公社、香坊兽医站、香坊农机推广站、香坊拖拉机站、香坊革委会农林组划归滨江区革委会领导；撤销哈尔滨市农业局，滨江区的农业生产由市革委会农村组直接领导。

29日 市革委会转发生产委《关于哈尔滨市备战工程(公路、水源、防汛)建设的意见》。

是月末 以揪斗原省长李范五为导火线，哈医大以“造反上天联合兵团”为核心，成立了“哈医大揭盖子联络站”(简称“天”派)；以“造反到底兵团”为核心，成立了“斗批改总指挥部”(简称“底”派)，双方开始频繁冲突，进行了长时间的派性斗争。


7月


1日 市革委会通知，撤销市计划委员会接管委员会，其一切业务、职能和权限由市革委生产委计划组接管。

△ 市新华书店在本市城乡设50多个发售点，共出售《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5万多册。

4日 市“捍联总”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批判斗争李范五、于天放等人大会”。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十一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决定：中学红代会主任由张金凯担任；撤销市革委批斗领导小组，加强“批斗办公室”的工作。

△ 应《人民日报》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之声》编辑委员会主席休?麦克劳德抵哈访问。

5日 市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会议在工人文化宫召开。会议通过了中等学校红代会常委会委员名单、大会决议和《告全省红卫兵书》。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潘复生讲话，会议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决定》。

6日 市数万人参加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的批判欧阳钦等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大会。各群众组织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在会上发言。

△ 《哈尔滨战报》全文刊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通知》，宣称：欧阳钦是省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十二次委员会议，由耿涛主持。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决定市革委会专门组成调查小组，由耿涛负责。

△ 市妇女“红色造反者”举行“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我省、市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妇女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大会”。

6—26日 市革委会政治委举办市文化、卫生、体育系统各单位群众组织负责人整风学习班，共有44个单位，30个群众组织，199人参加。这次学习班的目的，是促进各单位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

7日 市革委会召开“节约闹革命”电话会议，有3万多人收听。

△ 市革委会召开“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动员大会”。一些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大会宣读了市革委会《给全市革命青少年、革命教师、革命家长和社会各有关部门的一封信》。

8日 市革委会召开“深入开展大批判，大斗争动员大会”。会议鼓动全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批倒哈市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市财贸战线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集会，错误地批判欧阳钦。

9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外单位不介入第一机器制造厂、香坊木材加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10日 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工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11日 据市供销合作社统计：全市零售供应水果网点1966年为717个(国营184个，合作173个，小商贩360个)，现在为361个(国营147个，合作74个，小商贩140个)，比上一年减少356个。

△ 哈尔滨工农兵大学、中医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12—19日 市工交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属工业企业代表共820人参加。检查总结了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

13日 市工交战线一千余人集会，揭发、批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爪牙欧阳钦、李范五和旧市委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黑纲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工业企业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 市中学红代会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5万余人参加。十五中、四十七中、三卫校的代表先后在大会上发言。

△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生产委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物资调剂工作会议。

14日 市革委会组织调查组到哈一机调查“七?八”武斗事件。

△ 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委会筹委会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哈尔滨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1万多人参加，东北农学院、黑大、军事工程学院、红代会筹委会代表在会上发言。

15日 市革委会通知，撤销市财贸委员会。其一切业务、职能和权限，由市革委生产委财贸组接管。

△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16日　市17000人在松花江畔举行群众性游泳活动，庆祝毛主席“七?一六”畅游长江一周年。

17日　市革委会、市卫戍区司令部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强调要贯彻中央“六六”通令，“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制止打、砸、抢、抄、抓歪风”。

18日 市革委会同意并转发市革委文革办《关于不许揪斗四清工作队员的请示报告》。

△ 市大中学校“红色造反者”和所谓“革命师生”在人民大厦广场举行“批判斗争我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死捍卫革命的‘三结合’大会”。

20日 市20余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揭批欧阳钦、李范五和我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掀起大批判、大斗争誓师大会”。省革委负责人到会讲话，会议最后通过了决议。

25日 省、市文艺界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批判、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省的黑爪牙欧阳钦、李范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大会”。

26日 市3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开会，“声援武汉革命派，欢呼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潘复生讲话。会后搞了游行(林彪、江青于7月14日派谢富治、王力窜到武汉，找造反派谈话，攻击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7月20日，“百万雄师”和军区一些战士与王力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所谓“七?二○”事件)。

△ 哈尔滨车辆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用的自翻车。

28日 市革委会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各区(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市革委会各委(办)干部及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 市革委政治委转发监察组《关于加强对四类干部管理的意见》。

△ 经市革委会批准，成立哈尔滨战报社革命委员会，陈建英任主任，陈鹤轩、史松田任副主任。

31日 省、市8000余人在工人文化宫集会，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


8月


5日 市20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坚决打退中国赫鲁晓夫猖狂反扑大会”。

8日 市职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工运路线誓师大会”召开。原市总工会和伟建厂、新风厂(即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哈铁分局、人民电车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10日 市10余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合，“声讨港务局‘大红色’造反团和工大‘红色造反团’一小撮坏头头挑起武斗的罪行”。会上宣读了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中等学校红代会的捍联总的《联合声明》。

10—12日 市革委生产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节约煤炭经验交流会”。拖拉机配件厂、哈尔滨日用化学厂、省煤炭管理局，动力之乡建筑系统节煤互助委员会等13个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1日 市万余人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高举革命批判旗帜，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影片，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会议发言者把《访问印度尼西亚》、《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兵临城下》错误地批判为修正主义影片、毒草影片。

12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革命大批判经验交流大会，1000余人参加，新风厂、伟建厂、跃进公社延兴大队、人民商店、原市委机关“冲霄汉”战斗兵团、尚志幼儿园等单位代表在会上介绍经验。

13日 市50多个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红色造反者”在哈尔滨外专学校联合召开“发扬‘八·一三’革命造反精神，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

15日　市中学红卫兵和部分师生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誓与东北新曙光共存”誓师大会，会上揭露“炮联动”大搞打砸抢抄抓的行为。军工、工大、建工《串连会》在会上做联合发言。会后举行了游行。

16日 市15万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彻底揭露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誓师大会”，欢呼《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

△　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炮轰派”与“捍联总”发生第一次武斗。在“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下，双方在院主楼二楼东侧物理试验室里发生外攻内守的武斗，双方均有伤害。炮轰派以主楼和教学楼为重点构筑了防御工事。省内持炮轰派观点的人云集该校。

17日 市中学红代会常委会、原市教育局红色造反团和原市委机关总团《千钧棒》兵团联合召开“哈尔滨市教育战线批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同我市教育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市香红小学、抗大机械战校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 由马里共和国基塔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迪比?席拉?迪亚拉上尉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一行4人抵哈访问。在哈期间参观了新风厂、亚麻厂、量具刃具厂、拖拉机厂、电子仪器厂、金笔厂、儿童铁路、黑龙江工学院、新发人民公社等单位。24日离哈。

△ 市革委会政治委召开第六次会议，讨论哈尔滨杂技团去日本演出问题。决定市杂技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方红杂技团”之名出访。计划10月10日到东京，10月14日演出第一场，共安排48场。这次出访演出主题要反映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新面貌”。团长由中央出人，副团长由李东来担任(东方红杂技团去日本曾先后在东京、横滨、京都、下关等12个城市进行了27场公演，近6万人观看了表演)。

18日 早晨2点30分左右，哈一机总部与一些人武装包围了太平公社东棵街第一粮食供应部，抢走36880斤粮食。

△ 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部分师生共7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合，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大会通过了《向全国红卫兵倡议书》。

19—24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和市贫代会常委会联合召开“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座谈会”。

22日 市财贸系统红色造反者和郊区贫下中农3万余人在人民大厦门前集会，声讨“炮联动”砸抢粮店、抢劫菜车的罪行。大会宣读了市粮食局接管委员会、第一、二商业局接管委员会、市人民银行革委会、市百货公司革委会等168个单位群众组织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会后举行了游行。

22—2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二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向与会者介绍了省军区副参谋长王文贞来市革委会主持工作一事。

△ 全市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经验交流会召开。哈尔滨棉织厂、国营望哈农场、市土产日杂公司等12个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耿涛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节约闹革命，为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22日 22点左右，哈一机总部出动军车堵塞铁路，拦截列车，抢走国家白面6万多斤，并使列车中断行车达4小时之久。

24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道里、南岗、香坊三个区的工代会联合发起召开“彻底砸烂黑纲领《工业七十条》，清算哈尔滨市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滔天罪行大会”。哈尔滨轴承厂、原市劳动局、哈尔滨地区运输公司、哈尔滨建成机械厂等单位的代表发言。

25日 市3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集会，声讨哈一机总部大搞打砸抢的罪行。会后举行了游行。

△ 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省、市电影战线宣传映出联合小组在兆麟公园露天剧场召开“《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等革命影片宣传映出大会”，1万余人参加。

8月26日 省军区部队和我市民兵集会，错误地批判所谓“我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欧阳钦、李范五反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滔天罪行”。诬蔑欧阳钦、李范五“疯狂反对毛主席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伟大战略方针”。省军区某部代表和我市民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28日 下午2点“捍联总”同“炮轰派”在松江罐头厂发生武斗，数十人伤亡。

29日 市20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声讨哈一机总部袭击松江罐头厂，开枪打死打伤护厂和支左职工数十人的罪行。会后举行了游行。

30日 市革委会转发市查抄物资管理站《关于查抄物资作价处理意见的报告》。查抄物资评价小组由市物价委员会、市财政局、市一商局、市供销社、市查抄物资管理站组成。

△ 市革委会文革办召开接待外地来哈学生生活安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生产委财贸组和财政局、粮食局、第二商业局、市服务公司、市蔬菜公司接管委员会，临时接管委员会的负责人，会议目的是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外地串连指示，说服他们速回本地区，与此同时，还要作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

31日 省、市革委会暨省军区、驻军部队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哈尔滨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更大规模拥军爱民运动大会”，共20万人参加。


9月


1日 文革办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外省来哈学生接待、宣传、劝返工作的通知》。

△ 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和亭同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和“捍联总”负责人以及省革委会工作人员前往省人民医院看望“捍联总”在与“炮轰派”武斗中受伤的人员。

4日 市革委会设立“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外地来哈学生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 市革委会作出规定，要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查阅档案材料的规定》。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执行党中央战斗号令，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决定》。要求做好革命大批判、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以及就地闹革命等工作。

5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八次委员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听取了贯彻省讲用会精神的情况汇报，决定成立市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还同意成立市人委机关红色造反者斗批总指挥部。

△ 市革委会召开委员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并针对我市情况作了安排。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中等学校交各城市公社(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的决定的通知》。

7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革委会各委(办)和各区革委会识左、支左范围及审批“三结合”权限的暂行规定》。

8日 市革委会文革办、政治委发出关于撤销“哈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者炮打城市老爷卫生局联络站”的通知。

△ 市3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集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会上宣读了省军区、驻军的《爱民公约》和哈尔滨市群众的《拥军公约》。

11日 市7万余人在人民大厦广场举行“彻底批倒、斗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头目陶铸，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会”。会上，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捍联总”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动员令》。

12日 市红卫兵和青年在青年宫召开“揭发、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会上向全市红卫兵和青年发出了《倡议书》。

1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九?五”讲话的通知》(指江青9月5日接见安徽省群众代表时发表的一通讲话)。

△ 原市委候补书记石青结合到市革委政治委工作。

14—16日 哈尔滨市群众工作会议召开，有40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省群众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大批判”经验，部署了本市群众工作系统“大批判”的任务。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四次委员会议，由刘振东主持。会议同意市人民武装委员会建立实设机构，王文贞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及政宣、备战、防空、征集、安全5个组。会议还决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一三”六条通知。

△ 市革委群工委发出《关于“十?一”国庆节前进一步宣传贯彻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大力加强劝阻工作的通知》。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迅速落实毛主席指示，“实现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

21日 市工代会召开“革命大联合经验交流会”，近千人参加。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市蔬菜公司等单位在会上介绍经验。

22日 市15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贯彻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誓师大会”。全市已有343个单位实现了大联合。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23—28日 “哈尔滨市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负责人557人。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和亭在会上作总结报告。

25日 市10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欢呼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先后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

26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批复，同意市工代会支左办公室改为文革办公室，主要抓工交、财贸战线的大批判和大联合工作。原市总工会接管委员会归市工代会常委会领导。

27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坚决贯彻省革委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击倒把活动的通告》。

29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街头宣传阵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10月


3日 市革委政治委向省革委政治委作《关于在市革委会工作的大专院校学生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当时在市革委工作的大专院校学生共计28名。

6日 市10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坚决贯彻执行‘斗私、批修’最新指示誓师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及各界群众代表在会上发言。

△ 市中等学校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班，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这次学习班是市革委政治委、群工委、市中学红代会共同举办的，共800余人参加。

△ 市“捍联总”在市“工总司”的指挥下，调动市内“捍联总”的力量进攻哈师院，进行了激烈的武斗，23人受伤，1名中专学生死亡。

7日 市革委作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斗私、批修”最新指示的决定》。

7—17日 由团长藤川夏子、副团长日笠世志久率领的日本齿轮座剧团抵哈访问演出。

9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卫生、体育系统召开“热烈响应毛主席‘要斗私、批修’伟大号召誓师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11—24日 市革委群工委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者有工会、民政、统战系统15个单位的各级革委会和造反团的负责人和核心，共56人。这次学习班的目的是通过“斗私、批修”，进一步促进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一三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省粮食、财政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讨论了贯彻意见，决定成立领导小组，梁思久任组长。确定征购粮应坚决完成2500万斤的任务。会议还决定成立精简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耿涛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原精简办公室、青年下乡工作办公室合并组成。

1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16—20日 市粮食征购、秋收分配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和亭、耿涛在会上作报告。

17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一四次委员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学习了西宁地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传达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信访接待工作。决定把文革办、群工委两个接待组合并，成立综合接待组，由梁建业负责，归办公室领导。

18日 市革委会政治委、文革办发出关于对所谓“毒草影片”开展大批判的通知。

18—27日 市财政工作会议召开，共160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了张万春、于杰在省财政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梁思久代表市革委会作了形势任务报告，耿涛作动员报告。

19日 市大中小学校师生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立即开学誓师大会”。提出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复课闹革命”。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根据中央《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精神和省革委会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决定：1966年高小毕业生可升入初中，1966年初、高中毕业生暂不毕业，继续留校“复课闹革命”；女中招生要男女兼收，校名可以改换；一中改为完全中学，招收高小毕业生；外语学校继续保留，在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之前，暂不招生。

△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

23日 市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在自行车厂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这个厂开办学习班的经验。全市工交、财贸、文教等各系统的400多个单位、5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24日 市革委宣传组召开“哈尔滨市批判修正主义影片工作会议”。600多人参加。市革委宣传组负责人对前段工作作了总结；省糖业烟酒站、文革影剧院、车辆厂等单位介绍经验，市革委政治委负责人作总结发言。

27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撤销原农业局接管委员会，将其原属事、企业单位分别并入滨江区、香坊人民公社革委会领导。

△ 市革委会召开会议，同意办公室《关于成立档案馆，实行全市党、政档案统一管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办公室设立档案组。

△ 市革委勤务组召开办公会议，讨论关于全市干部解放问题。会议还讨论同意市中学红代会办《哈尔滨红卫兵》报，经费由财贸组按规定解决。

28日 省革委会批复，同意石青任市革委会常委。

30日 哈医大的“天”派与“底”派发生武斗。为争夺病理楼等据点，双方参战者达500人之多，由使用砖头、棍棒到动用火药枪、小口径步枪等武器。在这场武斗中，受枪伤者3人，脾、胃破裂、骨折者3人，被抓、被刑讯、被抄家者近30人。5000平方米的病理学馆玻璃所剩无几，室内设备程度不同的遭受损失。武斗结果，“天”派控制了全校。

△ 市革委会制定“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的具体办法”。

20—31日 市武装部政治部召开民兵“斗私、批修”座谈会，由王世珉主持，参加者共32人。

是月 市革委会从各机关、工厂、学校抽调185名干部，成立了清查办公室。


11月


1日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成立。

3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通知，市1967年第二批地方自筹资金用于13个项目，共计206．2万元。

4—7日 市革委会和市武装部联合召开报刊、广播通讯政治工作会议，共有860多人参加。会议要求依靠群众，依靠全党办好报纸广播。

6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6—11日 市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召开。

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

8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认真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经验交流会”。

9日 市革委政治委召开“贯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最新指示，掀起复课闹革命新高潮现场会议”，1000余人参加。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和亭到会讲话，四十七中、四十三中和二十九中代表介绍了经验。

10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正式撤销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市革委生产委建立科学技术组。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形势教育的通知》。

△ 市革委会在滨江区新春公社新春大队第九生产队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大批判”现场会，500人参加。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文贞、杨和亭参加会议。

14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一九次委员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讨论了形势教育问题和教育革命问题，确定组成“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由李树春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教育革命”的日常工作。

△ 市工代会召开全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哈尔滨自行车厂、哈尔滨水泥厂等9个单位在会上介绍经验。会议通过给全市工业战线的《倡议书》。

15日 市革委生产委员会召开城市人民公社(区)、军区、驻军以及中央、省属在哈单位负责人会议，对市场煤炭节约的供应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18日 市革委会精简安置小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学习有关上山下乡的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对几个具体问题做了部署。20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市精简安置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由耿涛任组长，梁思久、王平武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精简安置办公室。

20日 市革委会召开勤务组会议，由王文贞主持，研究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常务委员批准后的工作任务问题，确定：政治委和保卫委由刘振东负责；文革办和群工委由杨和亭负责；生产委由耿涛负责；市革委会常务工作和办公室由石青负责。

21日 我市援缅专家和技术人员20人返哈。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各届群众到车站欢迎。

21—22日 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在滨江区新春九队等地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习“五?七”指示，和新春九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参加了社员的田间和家庭“斗私批修”会。

23—26日 市革委会和哈警备区联合召开治安工作会议，有1100余人参加。市革委会负责人杨和亭和警备区负责人马锐锋作了形势和社会治安问题的报告，刘振东作会议总结。

25日 付振波任道外人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委员。

26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委办负责人会议，讨论香坊木材加工厂武斗问题。

△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郊区农村进一步掀起批判中国赫鲁晓夫新高潮誓师大会”，4000余人参加。市农代会常委会副主任王治海在会上发言，市革委会吴久荣讲话。会上，市革委会宣布了《关于郊区农村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决定》。

27—29日 市人民武装委员会召开各区人民武装委员会负责人和备战干部座谈会。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备战工作的指示，传达了省武委会座谈会议精神，讨论交流了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安排了武委会的工作。

2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三次常委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上，“捍联总”赴京汇报团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会议还讨论并同意了市工代会常委会关于接管原市总工会的党政财文大权问题。

△ 市5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新阴谋，彻底打击投击倒把分子，狠煞抢购妖风斗争大会”。市治安指挥部代表在会上发言。大会最后宣读了“哈尔滨市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紧急通告”。

30日 市革委政治委发出《关于新建中学名称的通知》。道外红卫兵广场(体育馆西侧)新建校名为哈尔滨市第六十八中学校；太平宏伟路南头(十二中斜对过)新建校名为哈尔滨第七十二中学校。


12月


2日 市革委会正式批准成立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

3日 市革委会决定，撤销市总工会接管委员会，将权力移交市工代会行使。

7日 市革委会批转办公室《关于加强对信访工作领导，健全和充实信访工作机构的意见》。

△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验交流大会。新风厂革委会、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0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通知，省分配给哈市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168人，而哈市实际需要大专毕业生2460多人。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五次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了形势、任务。全市已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280多个，至11月底，在全市2211个单位里，有2180个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约占98．6％；在356所中小学中，有353所全部“复课闹革命”，约占99．2％，中学有62％的学校全部或部分“复课闹革命”。到11月15日，全市14764名科级以上干部中，已解放10452名，约占71％。

1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六次常委会议，由刘振东主持。会议主要学习了中央对《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的批示。

12日 市革委会、市武装部召开“深入学习‘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同志广播大会”，1500多人参加。

△ 省、市3000多人集会，“彻底揭发、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省、市革委会组织委、哈尔滨电线厂红色造反纵队、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等单位和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15日 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掀起学习毛主席建党学说，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新高潮大会”。18000多人参加，市革委副主任刘振东在会上作报告。大会把对“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批判，视为“革命大批判”的中心。

1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三○次常委会议，由刘振东主持。会议听取了《哈尔滨战报》社工作汇报以及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市武装部关于成立市征兵办公室的意见。

20日 市卫生系统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纪念毛主席《纪念白求恩》发表28周年。市儿童医院、第二结核防治院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讲用。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街道革命群众大会，1500余人参加。会议学习长沙市清水塘街道居民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道外红旗公社第14居民委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22日 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由石青主持。决定：同意政治委关于暂停办市工农干校的意见；同意建立市有线广播网；同意办《革命职工战报》、《哈尔滨红卫兵》报(23日，市革委办公室就此发出通知)；确定市劝阻站归市革委群工委领导；决定由生产委派人了解核实建筑安装企业1966年至1967年经营亏损请求退库问题。

23—26日 以阮春龙为团长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抵哈访问。

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三五次常委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传达了省革委会关于贯彻《十二条协议》的指示，并落实具体措施：1．限制发展组织；2．禁止串连；3．搞臭武斗等。

28日 市革委会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29日 市生产委报告，全市工业系统预计完成全年计划的75％(计划为236960万元，预计完成178855万元)，对153个地方国营以上的企业(包括中央、省属企业)统计，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的36个；完成国家计划50％以上的97个；完成国家计划50％以下的有20个。

是月末 市革委生产委统计，在市属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中，实际完成投资额1650万元，占年计划的40％(市投资为2740万元)。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062，498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257181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六八年


1月


2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省革委会《关于加强保留工作的指示》。

△　市革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决定，由190名军人进驻公、检、法，设军管会，各区设军管小组。

△ 省、市革委会在人民大厦剧场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动员大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在会上讲话。10万人在中心会场和70多个分会场收听。

4日 徐建武任道里人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委员。

6日 市革委会转发市征集办提出的《一九六八年春季征兵工作实施方案》。是年省分配给我市292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

7日 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十二条协议》(即《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

11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十二条协议动员大会”。30余万人在185个分会场收听了大会实况。会议学习了《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二条协议》的批语。市革委会负责人耿涛在会上作动员报告。

12日 市革委会转发省革委会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职工转正定级问题的通知》、《关于恢复职工探亲假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奖金问题的通知》。

1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向共产主义战士麻万同志学习的通知》(麻万系刘英俊生前所在部队某部八连战士，共产党员。1967年6月11日，麻万随连队在嫩江执行流放木材任务中，为援救战友脱险，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

16日 经市革委会决定，成立市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 省革委会批转市革委会《关于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实行军管方案的报告》。军管会由17名委员组成，其中正副主任委员7人。军管会下设军管办公室、政治部、指挥部，八个区的公安机关设军管小组，归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领导。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接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和市革委会的双重领导。

△ 市“群众专政指挥部”查封85处外地驻哈办事机构，其中中央各部所属的12处，外省、市所属的15处，本省的58处。

19日 市革委会，哈警备区司令部在工人文化宫联合召开“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煞住武斗歪风广播大会”。35万人在243个分会场收听广播。市革委会负责人耿涛在会上讲话。

△ 市革委会决定组成“兴建毛主席塑像领导小组”，李树春任组长。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议，由石青主持。会议讨论贯彻掀起“革命大联合”新高潮的问题。

25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革命大联合新高潮誓师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耿涛在会上讲话。53个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在会上报喜。15万人在113个分会场收听了大会实况。

28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省、市革委会联合召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20万人参加，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代表省、市革委会讲话。


2月


6—10日 市贫下中农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总结一年来郊区“文革”的成就，交流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经验，讨论了1968年的任务。会议期间，省、市革委会领导到会讲话。大会通过了《关于学习和推广新春九队认真落实最新指示，大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议》以及《哈尔滨市贫下中农代表会组织条例(试行草案)》，增选了委员。

7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军管会《关于对在职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的修改意见》。凡被拘留审查的在职职工，在被拘留期间不发工资。

△ 市革委会召开第十九次常委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研究了市革委主任、副主任分工问题，确定：代主任王文贞、负责全面工作；副主任徐咏之，协助负责全面工作；副主任杨和亭，侧重抓群工委、工代会、贫代会和红代会的工作；副主任李亚丁，侧重抓政治委和武装委的工作；副主任刘振东，侧重抓文革办的工作；副主任耿涛，侧重抓生产委和精简安置办的工作；副主任周易山，侧重抓市军管会、办公室、治安指挥部的工作；石青负责抓常委日常工作和机关革命化工作；其它常委均负责所在岗位上的工作。会议还确定了市革委各委(办)主任，副主任人选问题，办公室主任姚学融，副主任张灵；政治委主任李树春，副主任刘显庭、于聪敏、刘晓峰、赵连生；文革办主任唐桂生，副主任吴宗波、吴久荣、刘恒礼；生产委主任梁思久，副主任刘绍君、王世杰、吴以恒、臧明贵、王英樵、景南、高谦、李兰良；群工委主任马德山，副主任王平武、王增田、李国相。市工代会、贫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归市革委会直接领导。

9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围剿派性，全面实现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大会”。10万人在109个广播点收听实况，市革委会负责人耿涛在会上讲话。

△ 市革委会召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誓师大会”。会议向全市群众做侦破“向北方”等4起重大案件的动员。

11日 哈铁分局军管会组织千人宣传队到管内沿线一带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二?六”命令，确保铁路运输畅通。

13日 市“捍联总”、“炮轰派”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28个单位在话剧院剧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省我市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会”。建成机械厂、东北林学院、伟建厂、第十中学、兽研所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全市5万人在63个分会场收听实况。

16—24日 市革委会在友谊宫召开全委(扩大)会议，382人参加。会议传达、讨论了省革委会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听取了王文贞代表常委会所作的报告和总结，安排了1968年的任务。16日下午，会议举行庆祝市革委会建立一周年大会。21日，与会者又参加文革办、政治委组织组、原市委机关总团、原市人委斗批指挥部联合召开的“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会”。会上，又错误地揪斗了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吕其恩、郑依平、李瑞等原省、市委主要领导人。

20日 省革委会、省军区、市革委会在人民大厦广场门前联合召开“坚决贯彻中央2月6日命令，保证毛主席最新指示全面落实誓师大会”。会上，哈卫戍区宣布依法逮捕破坏铁路交通秩序、盗窃集团案犯。并依法拘留了破坏公共汽车交通秩序的打人凶手。省革委会常委于杰、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哈铁革委会主任黎波涛在会上发言。

△ 省、市文艺界1400余人举行“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揪斗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大会”。

22日 市革委会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哈尔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围剿无政府主义，抓革命、促生产大会”。12万人参加，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新风厂工代会筹委会、哈自行车厂工代会、哈电机厂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东方红商店工代会等90多个单位向全市发出“围剿无政府主义，抓革命、促生产”的倡议书。

2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重新建立市革委会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通知》，主任李亚丁、副主任李树春。

△ 以孙逢文为首的强抢集团路劫强抢抗大路商店卖货款20881元。这是我市解放以来最大的一起强抢案件。

26—3月28日 市革委会举办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者有市直属单位原“捍”、“炮”两派头头及工交、财贸、文教、卫生、体育系统的23个单位的干部等219人。

27—3月4日 市“革命烈军属，荣复退伍军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召开。共441名代表参加。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在会上作关于形势的报告，邀请了省军区、3026部队和空军016部队的五好战士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给全市烈军属、荣复退伍军人的《倡议书》。

29日 省、市革委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伟大指示誓师广播大会”，30余万人参加。省革委会于杰、市革委会徐咏之分别在会上讲话。


3月


1日 于华烽任市机械局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3日 市军管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15万人参加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坏分子宣判大会”。会上，“对15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和刑事犯罪分子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在会上讲话。

5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四十二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加强“群众专政”队伍的问题，确定：将原市、区治安指挥部改为市、区群众专政指挥部，做为临时性的群众组织。

6日 白玉任南岗人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市武装部召开纪念毛主席“三·七”指示发表一周年座谈会。中、小学师生和参加军政训练的解放军代表参加。市革委会和省军训办负责人讲话(“三?七”指示，即毛主席关于“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的指示)。

9日 市“捍联总”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三·七’指示，促进全面实现革命大联合大会”，15万人参加。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驻军的负责人出席大会。“捍联总”在会上发表关于撤销市、区两级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的声明，以促进全面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2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和省革委会、省军区《关于认真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的通知》。

14—15日 市革委会在哈尔滨烟厂召开“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经验交流现场会”。

16—27日 市革委会在青年宫召开“哈尔滨市活学活用毛主主席最新指示积极分子讲用会”。125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倡议书”和出席省二次讲用会代表名单。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作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忠’字，狠抓‘用’字，把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肺大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总结发言。

18日 市工交战线职工集会，纪念《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发表一周年。

20日 市卫生系统召开“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清理卫生队伍点火大会”。原市卫生局红色造反团和市防疫站、儿童医院、第一医院、中医院、第一、二工人医院、传染病院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在大会上讲话。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誓师大会”。

26日 市革委会批转精简安置办《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方案》。是年计划组织66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30日 市革委会发出《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对学习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的通知》(即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指示)。


4月


1日　省、市革委会在友谊宫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文艺黑会、黑戏、黑线、黑网誓师大会”。7万余人在90个分会场收听实况。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说，哈市文艺界与“天津黑会”联系密切，“遥相呼应”(天津文艺团体因演《新时代的狂人》而被打成“天津黑会”)。

△ 为迎接省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召开，市革委会由王文贞等9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刘显庭兼任办公室主任，孙淑贞、吕其骥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组织联络组、宣传组、简报组。

3日 市革委生产委派出以陈明真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代行原市税务局的一切权力。

4—6日 市革委会在青年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传达了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我市“阶级斗争形势”，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作总结发言。

6日 市革委会在青年宫召开“彻底清算我市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阴谋反革命复辟罪行有线广播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在会上讲话。

7日 市军管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宣判“‘6811’反革命集团案首犯等8名反革命和刑事罪犯死刑，立即执行；对21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罪犯依法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万人参加宣判大会。

12日 岳玉光任太平区革委会副主任、常委。

12—25日 全市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1967年以来的工作。1967年以来有3400余名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地到农村进行了巡回医疗。

15—5月8日 市革委会举办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市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40个单位、470人参加。

17日 省、市革委会在人民大厦广场召开“热烈欢呼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的发表，坚决支持美国黑人武力抗暴斗争大会”，20余万人参加。

18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六十七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乘东风》小报的政治事故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实现全市“一片红"、向省报喜问题。

22—29日 全市民兵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共1200多人出席。大会由市委常委石青主持，市武装部部长刘登远致开幕词；市武装部副部长赵斌传达省军区民兵工作座谈会议精神。新春9队民兵连等10个单位分别介绍了经验。

23日 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贯彻省“讲用会”精神，使“忠”字化的经验在我市结果。

27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全市各群众组织全面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29日 市军管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15万人参加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投击倒把犯罪分子宣判大会”，判处14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犯罪分子死刑缓期执行，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分；同时对8名构成刑事犯罪的投机倒把分子宣布依法逮捕。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和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谢长华先后在会上讲话。


5月


4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街道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召开，讨论了形势和任务，总结交流了太平公社民强分社、道外公社红旗分社、道里公社通江分社、新风加工厂等单位的经验。

6日 市财贸系统3万余人在省革委会招待所(即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原市财政局等5个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大会还宣读了“关于侦破1967年11月以来连续发生制造抢购商品的反革命谣言案件的通告”。

6—9日 市革委会在滨江区平房公社和平一队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作《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总结报告。与会者参加了平房公社“反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

7日 省、市革委会在省革委招待所门前召开“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欢送机关干部、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大会”。省革委常委张多树、省军区代表夏光亚、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

7—12日 市中学红代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工人文化宫召开。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开幕式，潘复生在会上讲话。会议期间对“右倾翻案风”进行了批判。

8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委办负责人会议，由耿涛主持。主要讨论职工住房分配原则问题，决定把42户“走资派”从市革委家属宿舍“清出”，对倒出的房子确定了分配原则。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十一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决定撤销“群众专政指挥部”。

14日 市军管会在省革委招待所门前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严厉打击反革命，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攻大会”，会上逮捕了制造“67·7·20”等几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罪犯。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在会上讲话。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不得擅自揪斗革委会成员的通知》。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十二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关于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刻公章问题，确定原两个办公室合并，称“哈尔滨市军人接待安置站”，由群工委领导。

16日 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市召开“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刮翻案妖风大会”，批斗了李范五及原省、市领导。

18日 为了强迫哈医大党委副书记崔凤淳承认自己是“朝修特务”，在造反派头头王××等人的策划下，用大客车将崔拉往哈呼公路的东江桥附近，13名打手，对崔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轮番拷打，当场将崔活活打死，并命名为所谓“六五专案”。先后被投进监狱30人，非正常死亡11人。

20日 《哈尔滨战报》刊载哈尔滨轴承厂革委会专案组、《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战报》联合报道组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从哈尔滨轴承厂一个反革命翻案集团看阶级敌人是怎样梦想复辟的》长篇文章和《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战报》社论《右倾翻案就是反革命复辟》。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掀起“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浪潮，旨在所谓“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十五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听取了香坊粮库问题的汇报，认为香坊粮库存在以牟×为首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以驻香坊粮库军管小组为代表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尖锐、严重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香坊区革委会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会议还指出，最近在揪斗人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自杀和逃跑现象，应引起注意。

22日 市财贸系统召开“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批斗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大会最后宣读了市工代会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决议》。

23日 市10万人在省革委招待所门前广场集会，坚决支持法国和欧美人民正义斗争。会后举行游行。21日，市20万人再次举行游行。

24日　市革委会同意，将哈尔滨市友谊宫改为市革委第一招待所；哈尔滨旅行社改为市革委第二招待所。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十七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原党校革委会，建立固定性的、专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成“三结合”领导机构，由政治委负责处理“学习班”的一切事务工作。

△ 市手工业战线5万余人在省革委招待所广场召开“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到会讲话。原市手工业管理局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25日 市革委会批转生产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二?一八紧急通知’中有关冻结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储蓄存款规定情况的紧急报告》。

28日 岳玉光任《哈尔滨战报》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李厚仁任副主任委员；撤销陈建英《哈尔滨战报》社革委会主任委员职务。

28—30日 市各大专院校在哈医大召开所谓“不停顿的向阶级敌人进攻现场会”。会上组织了专场批斗。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各大专院校外，还有机关、工厂等100多个单位的负责人。省革委政治委主任张多树到会讲话。

31—6月5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市三级干部会议，由杨和亭主持。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传达了潘复生在地、市、县革委会主任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会议要求“狠反右倾思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作题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总结。


6月


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市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王文贞任组长，徐咏之任副组长。

4日 市革委会决定，撤销原市卫生局，其工作由卫生组接管。

6日 市革委会召开“向贫下中农赠发毛主席革命宝书大会”。1500余人参加，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讲话。

7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三次常委会议，讨论关于毛主席像章的制作问题，决定成立一个日产一万枚的像章厂。

△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滨江区革委会问题，认为其“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决定撤销潘俊铭革委会主任职务(11日市革委会发出通知)，交群众揪斗。对于反革委领导班子中问题严重的可停职反省。

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六次常委会议，讨论市革委机构精简问题。决定市革委机构设四委一办，即政治委、群工委、生产委、武装委、办公室。文革办合到政治委设文革组。临时机构砍掉。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由耿涛主持。会议讨论了修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馆”问题。

△ 市革委会召开第九十九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所谓滨江区阶级斗争情况，潘复生到会讲话，错误的认为滨江区存在“复辟与反复辟”、领导班子以及郊区方向道路问题。自留地过杠的要交集体，小开荒要收回来，个人养奶牛要采取措施，交给集体的要做价，要动员单干户参加集体生产。

14日 省、市革委会在哈尔滨车站召开热烈欢迎北京首批1200多名知识青年来我省参加边疆建设大会。省革委会常委关舟、市革委会常委王世杰等参加大会。

15日 市财贸战线3500多人在兆麟公园集会，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市革委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认为财贸战线“忠”字化运动搞得好。

1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机构问题，确定：1．群工委抓四代会和共青团，设办公室。街道组交文革办，民政组交生产委在计划组内，撤销妇女组，建立妇代会，统战组交政治委，设在某个组内；2．武装委负责防空、战备及三线建设，不设组；3．政治委设宣传、组织、文教、卫生、文革、政工、秘书等7组。

17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实行常委亲自接待群众来访，处理人民来信的决定》。

△ 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主持召开机关工人和学生“造反派”代表座谈会。旨在揭机关内的所谓“阶级斗争盖子”。

18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三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办公室机构方案，下设政工、秘书、综合、接待、行政管理5个组。会议还研究建市档案馆问题，地点未定。

19日 市工代会召开“革命职工向门合同志学习掀起‘忠’字化群众运动新高潮大会”。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主任吴以恒作报告，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在会上讲话。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五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机关体制问题。市革委现有500多名正式工作人员，要建设一个有800人的市革委机构；各人民公社改为区革委会，分社改为公社，同全国统一。各区也建全商业，手工业等事、企业公司，便于领导；各工厂由区领导，不再下放到公社；区留银行分行，税务部门等，建立一级政权。

△ 市工交战线5万余人在省革委招待所广场集会，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

23日 市15万街道群众在省革委招待所广场集会，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游行和颂扬活动。

24日 哈尔滨锅炉厂制造的国产第一台高温、高压、大容量的410吨煤粉锅炉在北京正式安装。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七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并同意省军区派英雄一连到伟建厂支左；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文革”的形势、任务问题，认为“忠字化”活动要与反右倾、大批判运动紧密结合进行，强调在此之后，“忠字化”活动要以块块为主组织，一般不按条条组织，全市性的活动要适当控制。

27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基层干部大会，由周易山主持。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宣讲毛主席批示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经验。

△ 据统计，是日以前的一年中我市卫生战线先后组织了三批上山下乡巡回医疗队，有2600余名医务人员到农村服务。

28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一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市场供应问题。同意生产委的意见，要抓好货源，尽快采取对部分商品实行凭证凭票供应的办法，控制商品外流。


7月


5日 省、市文艺界在青年宫集会，“庆祝钢琴伴唱《红灯记》诞生”。

△ 20万红卫兵在省革委招待所门前广场集会，庆祝中等学校红代会成立一周年。

8日 《毛主席去安源》彩色油画从北京运到我市，市邮电职工到车站迎接。

10—13日 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驻军负责人出席，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讲话。会上，正式成立了哈尔滨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并由罗振华等组成红代会常设委员会。

14—19日 市革委会在哈电机厂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2600余人到会。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大批判的论述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作了报告。电机厂、太阳升百货商店(即第二百货商店)等单位介绍了经验。

16日 市23万人在松花江两岸举行“颂扬会”，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3万人进行了3千米游泳比赛。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驻军负责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17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报告，1968年本市上半年财政总收入完成641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512万元，减少了59．5％。

19日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建立哈尔滨港务局革委会。刘昌国、任守林、周立仁、陈明伦任副主任。

△ 市革委会第一一九次常委会议，同意增补严修煌、范桂兰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宋秀英、高桂珍、刘凤兰为市革委会常委。

△ 道里区10万多人在兆麟公园召开向模范集体——省军区驻哈某部一连学习誓师大会(7月5日，省军区驻哈某部一连的战士们在少年儿童被炉灰塌方埋没的生死关头，奋不顾身，抢救儿童)。

21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了为期8天的交通邮电政治工作会议，25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省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3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10万余人参加的“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批语)。

23—27日 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召开。王世珉代表市革委会作《关于贯彻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的发言，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讲话，强调要搞好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

24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区革委会主任、各委办主任负责人会议，部署学习、宣传、执行、贯彻毛主席批示的“七?三”布告。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学习和讨论“七?三”布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批示转发的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及中央军委的电话通知(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就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发布《七?三》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各级革委会主任、常委、群众组织的核心成员和市区两级革委会的干部2万余人参加。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在会上讲话。会后组织了游行。

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一次常委会议，同意市军管会关于从工厂企业中选调300人加强公检法机关和抽调150人搞清查(临时)工作的意见；同意政治委提出的贯彻省革委“三二八号通知”的意见，除大会、全会外，办公会议不搞“三敬三祝”；学习“最高指示”，要有针对性，不宜选的过多。

31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决定，撤销原市税务局“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在生产委财贸组内成立税收小组，接管原市税务局一切业务工作。各区税务局下放区管，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

是月 市郊区所谓“和平一队反革命案件”发生后，黑龙江中医学院革委会派10名学生组成宣传队，到郊区帮助“夺权”。


8月


1日 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改名为“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校”。

2日 市革委生产委报告，从7月21日至26日，从外地运进西瓜300多万斤，其中仅安徽合肥运来的45．7万多斤中就烂掉30．5万多斤；外进的8火车桃子，损失约60％。为此生产委决定，由有关部门组成人员接管水果公司的各项工作。

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中等学校交公社(区)领导的通知》。

△ 市革委会召开一二四次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并研究落实措施(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就西北和陕西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发出《七?二四》布告)。

5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五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关于街道对敌斗争的几项工作。确定公社革委会要成立保卫组，负责对敌斗争、管制五类分子和对“六种人”的清理，还要负责保管有关档案资料。

5—9月2日 市财贸战线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给哈尔滨市财贸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的倡议书》。

10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二八次常委会议，讨论迎接解放军到市革委会“支左”的问题。省军区决定派263人支左，初步确定给市军管会69名，市革委会194名。

11日 上海首批知识青年800余人来我省参加边疆建设，途经我市，省、市革委会、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召开欢迎大会。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一二○次常委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揭发、批判杨和亭问题的决定》。

15日 市革委会召开一三二次常委会议，由耿涛主持。会上宣布杨和亭问题，并就如何揭发批判、做好思想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参加会议的还有哈一机等20个单位革委会的负责人。

1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增补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委员的通知》。决定增补徐咏之、周易山、严修煌、范桂兰为副主任；唐桂生、刘显庭、王明礼、臧明贵、李占山、陆振声等36人为委员。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一三九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委提出的《关于筹建‘五?七’干校的意见》以及《关于在水田农场创办第一‘五?七’干校的意见》，同意建立领导小组，由耿涛负责。会议还同意市百货公司专业用品商店“闭店闹革命”。

20—2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听取王文贞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狠反右倾，彻底揭发批判杨和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市革委委员52人，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委员和各委、办负责人以及部分组长、各区革委会和部分基层单位负责人，共261人。22日晚，召开全市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市革委副主任徐咏之作总结报告。

23日 市革委生产委召开财贸战线职工有线广播大会，会上逮捕所谓制造了“西瓜事件”的刘志和、张秀盛。

24日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文志斌任市革委办公室主任，王明礼任副主任；王世珉任政治委主任，于进山任副主任；黄诚任生产委主任，阎恒山、兰凤久任副主任；徐俊贵任群工委副主任；李彦明任文革办副主任。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四三次常委会议，决定组成以工人为主体，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立即进入有关学校、工厂、企业等单位，解决“老大难”问题。

2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通告》。决定停止原市、区税务机关一切工作业务，其工作由市、区革委税收小组执行。

27日 市革委会在省革委招待所召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其它上层建筑领域誓师大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省军区、驻军负责人出席(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的通知》。

28日 第一批“工宣队”进驻十一中、二十中、二十八中、三十六中、第一医院、电车公司、汽车公司、果品商店、煤五商店、税务局等10个“老大难”单位，共派队员305名。

30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四九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同意市军管会《关于组织“工人阶级专政指挥部”的请示报告》。指挥部下设师、团、营、连。

31日 第二批“工宣队”进驻文艺、卫生等单位。


9月


1—5日 市“第二次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共2200多名代表到会。会议中心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驻军负责人出席。郭强代表省革委会在会上讲话，各方面代表发言。大会向代表们颁发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会议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哈尔滨市工代会试行章程》。

2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区革委会主任、武装部、军管会和三代会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就如何搞好本市清理人口的工作做了部署。从前一段的清理工作中发现，全市有5000多外来的各类人员。

3日 市革委会召开一五三次常委会议，确定以革委会名义，发布制止在黑鱼泡、荒山咀两屯搞“小开荒”的布告，派宣传队，挖出“新式富农”，土地收回国有；郊区生产队工业交给大队，由公社统一领导。还决定成立工宣队领导小组，由徐咏之负责。

4日 市革委会通知，邢德玉任市革委会常委，免去李惠民常委职务；高德鹏任道里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邬广义任动力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杨雪校任滨江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免去刘治安的道里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委员、春华的动力之乡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委员职务。

6日 哈警备区、市军管会发布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10日，10万余人参加第一次“清理内潜外逃人员”的活动；25日，6万余人参加第二次清理活动。

6—13日 市财贸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和全市财贸战线各公司基层商店革委会负责人共700多人。会议期间，在太平地区召开了“对敌斗争现场会”。

7日 市50余万人集会，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驻军负责人出席。省革委会副主任汪家道、省军区政委郭强、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先后讲话。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机构设置的决定》。市革委会机构设三委两办17个组。人员编制450人。政治委下设6个组，120人；生产委下设8个组，170人；群工委不设组，30人；办公室下设3个组，60人。撤销武装委，其原来的工作，一部分交生产委军工组，一部分交武装部。将文革办改为文革组，由政治委领导。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办公室与宣传组合署办公。各委、办不设政工组，各组设政治指导员。卫生组由政治委划归生产委领导。关于市直企、事业和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采取并、撤、放的办法，组成71个企事业和行政管理单位，人员编制2000人，比原来少74．3％。关于精减下去人员的去向，一是到“五?七”干校，二是充实加强基层，三是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是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

8—14日 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9日 市革委生产委发出通知，决定卷烟、白酒、火石凭证供应，香皂纳入肥皂定量之内，各种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锦纶袜、毛线及其制品、化纤布及其制品、线缔被面、低档缎绸、毛巾等实行凭购货券供应。

△ 市革委会召开一五七次常委会议，学习中央140号文件，决定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由耿涛、王世珉、唐桂生、吉家宽和工代会一名常委组成领导班子，下没组织组、综合组、政工组，人员30名。8个区各设分指挥部。会议还确定新生开关厂交生产委管理。

10日 市革委会召开欢送140名首批参加省革委会柳河“五·七”干校学员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六○次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杨和亭专案办”的工作，由周易山、唐桂生负责，会议还确定，原市工代会所属事业单位分别交市革委会办公室、政治委、生产委；工代会不管财经、房子等项工作，由高谦、宫恩吉等人组成移交小组，落实具体工作。

16日 省革委会批转市革委会关于《哈尔滨自行车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青年京剧团进行斗批改的做法》。

17日 市革委会召开“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由耿涛主持。为完成“上山下乡”任务，会议决定组织领导班子，由王世杰、吴以恒、李延滨，刘恒礼负责。安置办下设宣传动员组、组织组、安置组。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六二次常委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讨论了所谓文艺四黑(即黑戏、黑会、黑联络站、黑录音)问题，认为经专案组核实，基本上可以结案。会议还研究了各区干部配备问题。8个区结合31名干部，26名中层干部5名由市派。另从省抽调的25名干部，省已审定20名，分配各区任副主任和常委工作。

18日 天津900余名知识青年到我省支援边疆建设。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哈尔滨火车站召开欢迎大会。省革委会常委燕文卿、市革委会负责人分别在会上讲话。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做紧急指示，由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传达省革委会重要指示。

△ 市军管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维护革命的新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宣判大会”，10万人参加。大会宣判了21名罪犯，市军管会负责人周易山在会上讲话。

20日 市革委会确定在市革委会后楼前建毛主席塑像，计划在10月底建成。

△ 市革委会批转市工代会《关于原市总工会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归口领导的报告》。

22日 市革委会召开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线广播大会，10万人收听，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

22—25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区和直属工厂企业革委会主任会议，173人出席。中心议题是分析本市“斗、批、改”的新形势。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作会议总结。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六七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哈一百开门营业的紧急报告》，认为可以开门，派进“工宣队”，会议还研究了常委“揭发、批判杨和亭问题”。

27日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机电仪表工业公司革委会，贾学忠任主任，庞廷顺、董玉、杨洪光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机床维修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铸造总厂革委会。这3个单位原来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机电仪表工业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手工业公司革委会，阎宝明、王滨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五金工具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日用五金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鞋帽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木制品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建筑五金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文教体育用品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修配服务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塑料制品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服装工业公司革委会，这10个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工作一部分下放各区，一部分由市手工业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马德留任主任，程绍文、范晓春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机械化施工公司革委会。这两个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建筑工程公司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公共交通公司革委会，李孟昌任主任，黄伟建、梁桂武、柴士林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人民电车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人民汽车公司革委会。这两个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公共交通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轻工业公司革委会，王玉亭任主任，蒋振海、董淑琴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纺织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化学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轻工业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印刷总厂革委会。这4个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轻工业公司革委会负责。

28日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公用事业公司革委会，王泼任主任，朱沛然、刘福星、栾风海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排水事业管理处革委会、哈尔滨市市政工程维修养护处革委会、哈尔滨市市政工程处革委会、哈尔滨市建设局江堤维修管理处革委会、哈尔滨市房地局建筑工程处革委会、哈尔滨市房产维修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公路管理处革委会。这7个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公用事业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武装部召开纪念毛主席发表“大办民兵师”指示10周年大会，1600余人参加。省军区政委郭强、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分别在会上讲话。

29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我国第一台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在哈电机厂制造成功。省、市革委会负责人陈剑飞、王文贞到厂祝贺。


10月


4日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财政经济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由曹维亚、吴明州、才安民、马守信、刘杏梅组成。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革委会，刘绪奎任主任，马玉岗、孟宪霞任副主任。撤销原中国五金交电公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司革委会。原五金交电公司和原化工原料公司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五金交电公司革委会负责。

5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誓师大会”。5万余人参加，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在会上讲话。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工商管理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由胡家生、车志军、曹喜年3人组成。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烟酒食品公司革委会，赵树祥任主任，丁钟德、王廷伯任副主任。撤销原中国糖业烟酒公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司革委会、黑龙江省水产供销公司哈尔滨市公司革委会。这两个单位和原市食品公司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烟酒食品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蔬菜公司革委会，郭长胜任主任，段亚林、张淑萍、范金贵任副主任。撤销原黑龙江省蔬菜公司哈尔滨市公司革委会，其原来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蔬菜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土特日杂公司革委会，吴诗荣任主任，何成义、孙克功任副主任。撤销原哈尔滨市土特日杂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物资回收公司革委会、哈尔滨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革委会。这3个单位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土特日杂公司革委会负责。

8日 市革委会召开欢送2万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10万多名职工、家长和学生参加了欢送大会。

10日 市军管会召开“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两个布告，坚决镇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宣判大会”。全市共20余万人参加。市军管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会后搞了游街活动。

12日 市革委会在兆麟公园召开“落实‘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动员大会”。市革委会王文贞作动员报告。

14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建立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宝山‘五·七’干校的决定》。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建立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新丰‘五·七’干校的决定》，还作出《关于将新丰农场革委会划归新丰‘五·七’干校革委会领导的决定》。

△ 市革委会在兆麟公园召开“庆祝宝山新丰两所‘五·七’干校成立暨欢送第一批学员入学大会”。1000余名干部及家属于次日离哈入校。

16日 市革委会召开一七八次常委会议，由王文贞主持。会议主要研究了整建党问题。按照潘复生讲话精神，“斗、批、改阶段”重点是整建党，一是建立核心，二是吸收新党员，三是处理党员。会议还讨论了“精减干部问题”，(一)下到基层，(二)到“五·七”干校，三门干部不要太多，“否则知识分子就成堆”。

1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城市公社、分社更改名称的通知》，从即日起，将原城市人民公社改称为区，原街道分社改称为人民公社。

18日 “欢迎我市工人赴京国庆观礼127名代表回哈大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赴京代表严修煌向大会作报告，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到会讲话。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迎首批400多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1日 赵福良任市手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委员。

22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即友谊宫，下同)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我市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罪行”有线广播大会。3万余名党员、群众在57个分会场收听。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3—26日 市“革命妇女代表会议”在工人文化宫召开。1242名妇女代表和列席代表出席。会议选举了市妇女代表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到会讲话。

25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选调60名革命工人到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工作的通知》。

28日 第二批赴宝山“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332人(包活家属28人)离哈入校。

30日 毛主席塑像在市革委会院内(现市委院内假山喷池址)落成。

31日 市革委会通知，同意撤销马靖的哈尔滨市内电话局革委会主任委员职务。


11月


1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认真贯彻全面落实毛主席“普遍开谈心会”最新指示的决定》。

2日 市革委会组成慰问团到柳河“五?七”干校学习、慰问。

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通知》(八届十二次全会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4—11日 市贫代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有951名代表到会。会议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交流了“斗、批、改”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市贫代会副主任范桂兰在会上作报告。会议号召掀起郊区“斗、批、改”高潮。省、市革委会，省军区、驻军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向代表赠送了《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8日 市革委会决定，将香坊区幸福公社、和平公社划归滨江区领导，将滨江区水产公社划归道外区领导。

△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5万多红卫兵和群众集会，“揭发斗争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滔天罪行”。第八工读中学等单位在会上发言。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

8—9日 “哈尔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报告。驻哈四十三中学工宣队、驻哈尔滨搪瓷厂工宣队和驻南岗运输联社工宣队分别作经验介绍。

9日 市革委会召开“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电视、有线广播大会”。近10万人收听实况。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要求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

△ 市革委会批复，同意组成市妇代会常委会，张丽为市妇代会主任委员，舒香文、韩淑梅、许信珍为副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八六次常委会议，由耿涛主持。会议决定，现防空战备机构定名为哈尔滨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其经费开支由市军管会转到市人民银行，建立账户；同意原第一、二、三战校合并，改名为“斗批改学习班”，学习班设领导小组，原则同意市军管会《关于外侨工作方面问题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各委办要认真执行机关“三班轮换制”。

1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

△ 市革委会举行“欢送五常、呼兰下乡知青回哈汇报团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代表市革委会向汇报团成员赠送《毛主席语录》和像章。汇报团用6天时间向6万多高、初中毕业生及家长进行了51场讲用。

11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自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全市已有6500余名知青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

△ 市革委会通知，同意成立市木材建材公司革委会，马方哲任主任，李宪法、许连发任副主任。撤销原市木材公司革委会、市建筑材料公司革委会筹备小组。这两个单位所承担的工作，由市木材建材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市装卸运输公司革委会，朱连甲任副主任。撤销原市装卸公司革委会、市运输联社革委会。这两个单位所承担的工作，由哈尔滨市装卸运输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市百货公司革委会，赵书材任主任，葛明星、王德宽任副主任；撤销原市百货公司革委会、市药材公司革委会、市医药公司革委会、市纺织公司革委会。这4个单位和原市小百货公司所承担的工作由市百货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市粮食公司革委会，李仁海任主任，崔林、王权任副主任。撤销市粮油工业公司革委会，市粮油储运公司革委会。这两个单位所承担的工作由市粮食公司革委会负责。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市劳动工资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李宪亭任主任，马国杰任副主任。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市文化教育革委会，马立声任主任，王顺、刘玉珍、张玉复任副主任。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曹士力任市煤建公司革委会主任，李旭昌任副主任，免去原常委职务；宋思伟任委员，免去其原副主任职务；免去张福元的主任、常委职务；免去叶化龙的副主任、常委、委员职务。同时决定，将原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司革委会改为市煤建公司革委会，并撤销常委会。

△ 张金生任市金属材料公司革委会主任，孙诗亭任副主任；免去史增明的主任、常委、委员的职务；免去刘会文的副主任、常委、委员职务。

△ 王文远任市建材公司革委会主任，张士传任副主任；赵倍任委员，免去其副主任职务，免去布和主任职务。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科学技术指导站革委会，赵仁崇任主任，张焕权任副主任。

△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成立市饮食服务公司革委会，张耀任主任，张桂芝任副主任。撤销原市饮食公司革委会、市服务公司革委会。这两个单位原来所承担的工作由市饮食服务公司革委会负责。

12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八七次常委会议，由李亚丁主持。组织组汇报从各地、县选调干部及分配情况。按省安排，从合江、嫩江、绥化、牡丹江、松花江地区给哈市共选调100名干部，现已完成68名。分配给办公室9名，核心办5名，政治委2名，生产委29名，群工委4名。

13日 市革委会在电机厂召开“整建党工作现场会议”，李亚丁在会上作题为《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整建党纲领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搞好整建党工作》的讲话。

15日 市革委会召开一八九次常委会议，由李亚丁主持。会议讨论了吴久荣的处理问题。决定将其隔离反省，撤销其市革委会委员和政治委副主任职务。

△ 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掀起城市知青下乡插队新高潮大会”，共1600人参加。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在会上讲话。自7月至9月下旬以来，全市已有73000人下乡，占1966年到1968年毕业生总数的80％。

16日 市革委会召开各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学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及其它文件，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题为《以公报为动力，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九○次常委会议，听取南岗区革委会关于市政工程处机械供应站“八?二二”事件的汇报，会议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会议还决定停办民办中学。现有12所民办中学的教师参加学习班学习，校舍封存。

19—21日 市革委会召开工农兵通讯员新闻工作会议，要求“新闻工作要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依靠群众办好报纸、广播”。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20日 市革委会召开“欢送卫生战线第二批下乡安家落户大会”。第二批为627人。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九一次常委会议，讨论研究盲目流入哈市长年无户口、无职业“贫下中农”的安置问题。认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为加强这方面工作，劳动工资办公室可改称劳动调配站，并建立革委会。会议还讨论同意了市武装部《关于成立市征兵办公室的请示报告》，由周易山任主任。

22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报告，是日全市实现了铁路、公路、航运、银行和社会车辆的联合运输。参加联运的有340个单位，1201台车，占全市505个单位、3540台车的31．1％，占社会车辆总数的45．2％。

24日 欧阳湘以“洪新建”署名写信寄省革委会负责人，被打成制造“68．11．24洪新建”反革命分子，后被逮捕，加以政治迫害。30日，市革委会错误地召开批斗欧阳湘大会(欧阳湘在狱中被迫自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68．11．24案件”和欧阳湘平反昭雪)。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党干会议，以“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名义将石青、耿涛和“三吴一王一于”说成是“反革命复辟集团”(即吴宗波、吴以恒、吴久荣、王子武、于聪敏)。

△ 市革委会召开直接向党员、干部、群众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大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到会传达，20万人收听，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会议。

25—12月17日 市革委会召开“哈尔滨市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党员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和市直属单位革委会的党员干部、参加“三结合”的解放军代表和部分单位的“工宣队”负责人，并扩大40名非党“革命造反派”，共500人。29日，在车辆厂召开“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会”。12月2日，在市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剧场召开“批判三反分子杨和亭大会”。14日，大会领导小组，就革委会主要领导如何引火烧身问题进行了讨论部署。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作题为《认真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总结报告。会议还协商了本市出席“九大”的代表。

29日 市革委会在哈尔滨车辆厂召开“彻底清算刘少奇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滔天罪行电视、有线广播现场批判大会”。近10万人收听实况。

31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加强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的通知》。


12月


2日 市革委会批复香坊区革委会，同意撤销于志远在哈自行车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决定撤销其市革委会委员职务。

3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以厂管校”哈尔滨第二工具厂现场会议，1400多人参加。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作总结报告。

5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九三次常委会议，研究专案工作，决定成立定案审批小组；会议还讨论了滨江区无户口“贫下中农”人员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对450户、2400人做如下处理：2000人送到远郊，给予落户，安排生产；中郊少量，近郊不留。会议还听取了工宣办汇报“工宣队进点后的情况”，指出“工宣办不能用干部，工宣队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也不要有干部”。

△ 全市15000多人参加“清理内潜外逃人员”活动。

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收缴砸烂撤销单位的财产的通知》。决定由唐桂生、刘显庭、王世杰、文志斌、李少庚组成物资清理收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9日 经省革委会常委会讨论决定，张斌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列徐咏之后)，贺文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列周易山后)。

△ 市革委会在香坊区召开所谓“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1961年来香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电视、有线广播现场批判大会”，对刘少奇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11日　市革委会撤销程万山的市电业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7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九九次常委会议，由王文贞主持。讨论对耿涛问题的处理，决定将其送市“斗、批、改”学习班，按一般学员对待，对吴宗波、王平武的问题，决定将其撤职，继续在各委、办进行揭发、批判；同意追回吴以恒、进行揭发批判，对吴久荣，可交大专红代会批判；在市革委会同样要进行揭发批判。

17—1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作题为《认真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报告，徐咏之作题为《坚决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认真搞好斗批改、促进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决议》。

19日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增补高德鹏、邬广义、林惠山、王凤斌，刘高峰、邢德玉、张丽、刘凤琴、骆忠喜、郭富芩、张维山为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委员，免去韩行范、春华、吴以恒、李东喜、王超、孙明义、王祥顺、张庆勋、王化春的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委员职务，撤销孙淑贤的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委员职务。

22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十八中学教员付德海自杀的调查报告》，认为付德海致死一事，是一起“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报复事件”，必须严肃处理。决定撤出轴承厂派十八中的工宣队。会议还认为，生产委关于临时工处理问题的文件〔生委字(68)160号〕发的有错误，即日起暂停止执行。

23日 经市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批准，同意动力区成立对敌斗争领导小组，邬广义任组长，何玉任副组长，同意道里区成立对敌斗争领导小组，高德鹏任组长，张玉良任副组长；同意道外区成立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王祖臣任组长，贾泽民任副组长；同意滨江区成立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杨雪校任组长，符碧桂任副组长。

24日 市革委会召开“支持左派，保护左派，坚决镇压阶级敌人”有线广播大会，公开处理了十八中学所谓“漏网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孔庆来、赵永春逼死造反派的反革命事件”。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讲话，市军管会逮捕了孔、赵二人。

△ 市革委会召开电话工作会议，布置动员城市知青和脱离劳动的居民群众下乡上山。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坚决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掀起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高潮动员大会”。12万余人收听大会实况。

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二次常委会议，听取“关于对陈殿玺问题的处理”的调查报告；同意成立市邮局革委会和“滨江区革委会领导班子调整意见”的报告。

27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三次常委会议，决定，1．撤销石青革委会常委职务；2．机关政工组由政治委移交给办公室；3．责成市安置办协助滨江区做好对天津来我市郊区的万名青年的安置工作。

△ 1968年以来，市新华书店共发行《毛泽东选集》119000本；《毛泽东语录》1094000本；毛主席画像5676431幅；毛主席像章2260260枚。

28日 市革委会转发市征集办《一九六九年征兵工作实施方案》。是年省分配给我市征集1200名新兵的任务。

△ 浙江省杭州市130余名知识青年来我省支援边疆建设，我市举行欢迎大会。

3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增补和撤免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通知》。经市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增补下列24人为市革委会委员：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文志斌，市革委会政治委组织组组长陈亚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副主任张展芝，南岗区革委会主任王凤斌，道里区革委会主任高德鹏，香坊区革委会主任林惠山，动力区革委会主任邬广义，新曙光区革委会主任刘高峰，南岗区革委会副主任王明树，市妇代会主任张丽，松江电机厂钳工组长、车间革委会委员李长海，哈电机厂革委会常委刘凤琴，哈一机厂革委会委员陈树林，哈重型机器厂革委会副主任王进山，哈林业机械厂工人、车间革委会委员徐启盛，哈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委员骆忠喜，哈伟建机器厂工人、车间革委会委员赵金敏，哈龙江电工厂工人韩宝山，哈轴承厂工人宋国顺，哈建成机械厂革委会常委丁树顺，市妇代会副主任许信珍，道里区妇代会副主任杨喜凤，道里区革委会常委郭富芩，市中学红代会副主任刘传江。免去春华、孙成竹、刘登远、王志敏、韩行范的市革委会委员职务；撤销孟昌、石青、于聪敏、孙淑贤、黄伯诚的市革委会委员职务。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027，004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234989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六九年


1月


1日 我市12000人组成清理队伍，对“内潜外逃”人员进行大检查。

2日 市革委会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原市委、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派定案工作”。决定建立市革委会专案审查领导小组，张斌任组长，黄诚、王世珉任副组长。对原市委市人委副处级以上的500名干部(“靠边站”或“被打倒的”)，“发动群众，做好内查外调，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尽快做出政治性的结论”。

6日 市工宣队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有42个队、600余人参加。市革委会领导到会讲话。学习班宗旨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进一步从思想上提高工宣队队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处理香坊木材加工厂“六九?一?五”事件的决定》。《决定》认为，香木厂强行扭送驻厂工宣队负责人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停办12所“民办”中学的通知》，即道里区的红光“民办”中学，“民办”技术中学；南岗区的奋斗“民办”一中、二中；道外区的三育、前进、东来“民办”中学；动力区的动力、近乡“民办”中学；香坊区的红旗“民办”中学；太平区的鲁迅“民办”中学；新曙光区的保国“民办”中学。

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常委会议，同意军管会提出的建立公社保卫组的意见；讨论了《关于各单位要求派解放军参加三结合的报告》等问题。

△ 市革委会在香坊木材加工厂召开“处理一小撮阶级敌人非法围攻、殴打、强行扭送工宣队事件大会”。会上，市军管会宣布逮捕这一事件中的“急先锋”、“坏头头”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宣布“把混进该厂革委会进行幕后指挥者撤职并清除出革委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参加大会，韩潮和徐咏之分别讲话。驻香木厂工宣队代表、厂革委会代表、香坊区革委会代表和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妇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11日 全市10余万人收听太平区革委会召开的“进一步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保护革命左派，镇压阶级敌人大会”实况。会上处理了太平区粮管处挂面加工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陷害“革命造反派”的事件。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12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哈轴承厂试验成功冷冲压轴承毛坯套圈新技术。这次重大技术革命代替了车削加工，实现了无屑加工。将为国家节省大量的钢材、设备、人力，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73倍。

14日 撤销梁桂五的市公共交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 市革委会召开“深入贯彻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进一步掀起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电视、有线广播动员大会”。20万人收听实况。市革委会负责人作动员报告，新风加工厂、哈发电厂和道里区革委会的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15日 “哈尔滨市信访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市属公司、市直属工厂企业、文教单位、区属公司以及城市和郊区公社等单位。会议传达了省信访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作了报告。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到会讲话。之后，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错误地召开了“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信访路线滔天罪行有线广播电视大会”。

16日 经省革委会批准，建立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核心小组)。

17日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市人民武装部委员会作出《关于向“为人民战胜烈火的英雄连”学习的决定》。

18日 省、市革委会举行庆祝由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省军区某部一连“为人民战胜烈火的英雄连”光荣称号大会。沈阳部队、省革委会、省军区和驻军、市革委会负责人潘复生、江拥辉、汪家道、游好阳、郭强、刘竹轩、周兆平、徐咏之、周易山等参加。潘复生宣读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并讲话，省军区负责人郭强、驻军某部负责人游好阳在会上讲话，市革委会、齐齐哈尔市革委会、省工代会、省贫代会筹委会、市工代会、市贫代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红代会、伟建厂革委会、齐齐哈尔市消防队等单位的代表和烈士家属代表分别在会上发言。

19日 我市又有30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日 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带领慰问团到省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慰问活动。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锡令致欢迎词、代表团向省军区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赠送毛主席塑像。

24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我市于1965年规划动工的公路建设提前两年完成任务。公路全长达160公里，包括10座桥梁、8道涵洞、2处渡口码头。使我市初步形成了公路网。郊区的八条干线贯通、21个农村公社相连。全市出工137．9万人。

28日 生产委作出《一九六九年基本建设计划报告》。本年投资总额为3935．4万元。其中，新增投资3039．9万元。这些资金将安排96个建设项目。

△ 生产委决定，即日起在全市开始发放民用絮棉、格线票和第二次购货券。

△ 市革委会第十五次常委办公会议，决定：(1)将原“先进工业技术展览馆”大楼给滨江区革委会作办公楼；(2)听取了组织组关于从外地县调来新干部报到情况的汇报，决定集中分配给基层公社；(3)讨论了关于刑事案件的审批问题，决定，凡判刑五年以上案件，报市革委会常委讨论审批。

29日 省、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欢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革命战士”归来大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省、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 王凤斌任南岗区革委会副主任，张籼任副主任；秦兴林任香坊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张静的滨江区革委会常委职务，撤销赵惠钧的滨江区革委会常委职务。

30—31日 全市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在会上作题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搞好宣传工作、进一步掀起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元旦社论精神的新高潮》的总结报告。哈尔滨电机厂、道里反修公社、空调机厂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经验。

31日 滨江区革委会受省、市革委会的委托，在龙江剧院举行敬发毛主席像章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 李荣芝任市机电仪表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2月


2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由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工程机械厂等单位参加的我市大庆路热力网扩建工程按期竣工。每年可为国家节煤4万吨、锅炉50台、水泵40台、劳动力280人。

△ 市革委会慰问团到“为人民战胜烈火英雄连”驻地进行慰问。

5日 市革委会在哈尔滨电影院召开所谓“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哈尔滨儿童公园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6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组织了216名机关干部(占机关干部总数的64％)，市军管会、“四代会”组织了74人，分别深入到八个区的基层单位，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7日 《哈尔滨战报》刊登毛织厂下乡子女家长向全市下乡子女发出的倡议书，“鼓励下乡子女不回城市过春节，和贫下中农一起坚守战斗岗位”。

8日 哈医大召开所谓“第五次对敌斗争宽严大会”。会上，市军管会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当场逮捕了徐××。

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十九次常委办公会议。(1)同意市一院、二院合并成立哈尔滨市人民中心防治院，设600张床位，并决定在原一院二院门诊处开设两处门诊；(2)讨论了《哈尔滨市工商管理办公室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取缔黑市、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彻底清理、整顿有证商贩和个体手工业户的请示报告》。决定取消“文革”前发的个体户证件，今后一律不给个人发证；(3)讨论了关于取缔个体养牛户问题。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向三○二六部队某部学习的决定》(1968年12月15日凌晨，宁安粉米厂发生严重火灾。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六部队某部指战员参加了扑灭大火的战斗，抢救出38．7万斤面粉和小麦，保住了周围的粮库，麦垛和其它国家财产。在这场战斗中，有7名战士负伤，1名战士牺牲)。

10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批转《关于停办“财产强制保险”的报告》，决定即日起停办保险业务(“财产强制保险”，指财产保险、运输保险、公民财产保险。其中公民财产保险于1962年停业；我市保险工作是1950年开办的，1958年末至1969年初，曾停办一个时期)。

△ 刘凤琴任市革委会政治委副主任；李长海任市革委会群工委副主任；郭富苓任市革委会生产委副主任。

12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市工宣队首批撤点大会。市工交、财贸、卫生等63个单位摘掉了“老大难”帽子。

13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召开“深入贯彻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全面开展群众性清仓工作有线广播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作动员报告，省外贸公司革委会介绍了经验。

△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召开“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的代理人疯狂反对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15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和市军管会召开了“维护交通治安秩序宣传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一些先进集体和个人在会上介绍经验。

23日 市革委会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批复，同意成立香坊区革委会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林惠山任组长。

23—3月5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传达贯彻省革委扩大的第三次全委会议精神的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市属公司和市直机关共94个单位，1700余人。会议传达了《关于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六条标准》，并作了哈市敌情介绍。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在会上作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整顿民兵组织，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的讲话，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作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全面落实政策，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的总结。

25—3月1日 市蔬菜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蔬菜生产、供应部门革委会的负责人和贫下中农代表，共3500多人。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市革委会决定，今年蔬菜耕种面积要达到22万亩，单产要达3500万斤以上，总产量必须保证8亿斤。

27日 省、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并题词19周年大会”。1800余人参加。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省军区副政委黄明清、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省革委会常委、工代会主任聂士荣等分别在会上讲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28日 市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对21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市革委会负责人、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等学校红代会的代表分别在公判大会上发言。全市20余万人分别在近300个分会场收听了实况。


3月


1日 省、市革委会联合召开“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交战线的新胜利有线广播誓师大会”。大会中心会场设在工人文化宫。

3日 15万军民举行集会和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最强烈抗议，并向守卫边防的解放军战士表示慰问。省革委会常委于杰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分别代表、省市革委会在声讨大会上讲话(3月2日苏联边防军入侵我省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制造了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7日 全市民兵举行声讨苏联侵犯我国领土罪行大会。市武装部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哈电机厂等单位的民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一致通过给珍宝岛地区边防部队指战员、民兵的慰问信。

△ 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成功我省第一台大型拖拉机。11日，该厂举行新曙光拖拉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

9日 浙江省杭州市到我省合江地区农村安家落户的首批知青1200多人，乘专车路过我市。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革委会联合召开欢迎大会。省革委会常委于杰和浙江省革委会常委孙宏兴在会上讲话。

11日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50万人举行愤怒声讨苏联袭击我驻苏使馆策划严重反华事件罪行大会。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于杰代表省市革委会讲话、省工代会、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等代表在会上发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3月7日至8日，苏联对我驻苏使馆进行挑衅，公然怂恿暴徒砸我使馆和袭击我使馆工作人员)。

16日 天津市首批1300多名知青来我市郊区插队安家落户。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革委会在火车站门前广场联合召开欢迎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范桂兰在会上讲话。市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的代表以及天津知青代表分别在会上发言。滨江区革委会代表滨江区23万贫下中农欢迎天津知青。

17—27日 市工业、计划工作会议召开。各区、市直属公司、中直、省直、市属工厂企业和部分手工业企业的代表参加，共574人。市革委会副主任贺文在会上作形势报告，徐咏之代表市革委会作关于工业支援农业的报告。会议对发展电子工业、轻化工业学上海作了初步规划。会议还推广了龙江电工厂、拖拉机配件厂、工农衬衣厂、汽车配件四厂，五金机械厂等单位的经验。

24日 市革委会召开“工交财贸战线支援春耕生产广播誓师大会”。哈电机厂、拖拉机配件厂、机械电器修配厂和财贸系统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 市工委会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认清形势，落实政策”有线广播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斌作题为《认清形势，明确重点，加快清理阶级队伍步伐》的报告。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的代理人在对敌斗争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袖珍合订本在我市发行。

30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哈尔滨电碳厂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测定炭素制品弹性模量装置；哈铁电务段试制成功具有国家先进水平的单线电子半自动闭塞装置。

30—4月7日 市工宣队“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召开。进驻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战线上的工宣队员代表458名参加。李亚丁代表市革委会和市武装部向大会祝词。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作报告。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给珍宝岛地区边防部队指战员的慰问信。大会还向全市工宣队发出了“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实际行动欢庆‘九大’的倡议书”。

31日 市革委会、市武装部召开“春季植树造林有线广播誓师大会”，共2万余人收听。道里区革委会、滨江区革委会、新风加工厂革委会、春雷公社革委会先后在会上发言。

是月 市轻、化、电子工业系统组织了首批共300多人的“赴沪学习团”，到上海对口厂学习。


4月


1日 市4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举行集会，“热烈地庆祝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于杰、张斌分别代表省、市革委会讲话。省工代会、贫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以及市工代会、贫代会、妇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的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发言。会后连夜举行庆祝游行。

3日 市革委会、市武装部发出指示，要求贯彻省革委会、省军区《关于加强战备，搞好民兵建设的指示》。

8—10日 市革委会召开“街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区、公社主管街道工作的负责人、区街政组、公社保卫组、专案组负责人、以及各居民委或革筹小组的负责人共1500余人，还有120多个工厂企业单位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全面落实政策，把隐藏在街道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

9日 市革委会、市武装部发出《关于组建基干民兵营团工作的指示》。基干民兵营团是一支在市革委会领导下的基本不脱产的民兵武装，作为市协同人民解放军和独立作战的机动力量。

△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学习省军区某部警卫连战士郭文学为人民英勇抢救列车英雄事迹的决定》。

△ 市整建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省整建党工作会议精神，介绍了典型经验，研究部署了下步工作。

1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意见。会议还根据机关的现实情况，决定迅速开展以整建党为中心的“审干”、“清查”工作。决定成立机关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领导整建党工作。

11—17日 市“革命妇女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锡令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李亚丁等出席，李亚丁讲话。省军区某部、市武装部、市工代会、贫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大会期间，全体代表学习了“九大”主席团秘书处的两个新闻公报、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文贞、徐咏之、张斌、贺文、李亚丁出席闭幕式，张斌代表市革委会作报告。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给珍宝岛地区边防部队指战员的慰问信，还向全市妇女发出了“认真总结经验，全面落实政策以实际行动欢庆‘九大’的倡议书”。

1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改建红卫兵广场的通知》。《通知》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红卫兵广场将改建成可同时容纳50万人举行集会和颂扬活动的场所。市革委会专门成立“改建红卫兵广场指挥部”，黄诚任总指挥，文志斌、臧明贵任副总指挥。

17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18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抽调运输车辆、人员修建国防公路的紧急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战备，支援边防斗争，省革委会决定从我市抽调200名汽车、442人参加修筑国防公路。

20日 《哈尔滨战报》刊登原市委斗批改学习班题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及时解放犯了错误而有了觉悟的干部》的文章。

21日 市革委会生产委通知，决定将哈尔滨电镀厂合并于哈尔滨缝纫机厂。

22日 市革委会批复，授予六七一厂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11人以烈士称号。

24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哈尔滨电子仪器厂试制成功记忆示波器初样机。经初步考查，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电子工业填补了空白。

29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代理人反对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大搞铺张浪费的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 省、市百余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机构及《新党章》的发表。


5月


3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召开“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的代理人破坏毛主席干部政策的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 市革委会召开“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哈尔滨卷烟厂、电机厂、肉类联合加工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革委会代主任王文贞、副主任张斌分别讲话。

13日 我市又有153户、642名城市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安家落户，道里、道外、南岗、太平、香坊、动力、新曙光等区分别举行欢送会和座谈会。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九年动员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通知》。

16—6月14日 省党员干部代表会议哈尔滨大组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九大”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新党章》，讨论了哈市形势，揭发了一些问题。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在会上讲话。

20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召开纪念毛主席对信访工作指示发表18周年座谈会。各区、公司和部分公社、工厂企业共40多个单位的信访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会。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在会上讲话。

26日 市革委会在道外区召开“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上山工作现场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道外区革委会、八区粮库革委会、英俊公社革委会分别介绍了经验。市革委会负责人作了总结。

28日 天津又一批知青来我市郊区安家落户。市革委会、市贫代会、红代会负责人及中等学校师生一万余人到车站迎接。市革委会负责人在欢迎会上讲话。天津市河北区革委会代表、来我市插队的天津市知青代表在会上发言。


6月


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发动群众检查上半年国家工业生产计划执行情况的通知》。

9日 市革委会在道里区向阳公社召开“社办卖菜服务点现场会”。会上，省、市、区调查组、向阳公社革委会、道里区商业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发言。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在会上讲话。

10日 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作《关于当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报告》。《报告》说，“五月份，政治案件、刑事案件比2、3月份分别上升41％和100％以上。4、5月份，攻击‘九大’的标语和匿名信达181起。最近连续发生‘五?二八’、‘五?三○’两起重大反革命案件。4、5月份，全市共发生各种刑事案件达775起之多。仅道里区，平均每天就发生四起”。

13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工代会在市精神病防治院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落实对待群众组织政策现场会”。

17日 市革委会第四十八次常委会议，同意组建施工“819工程”基干民兵营实施方案。会议讨论了生产委《关于调整市直属单位机构、体制的报告》、《关于调整生产委机构、编制的报告》和《充实加强经济战线各市直公司领导骨干的报告》。

△ 市革委批示市斗、批、改学习班，经市革委会议讨论决定，蒋国卿、隋从新、吕海光、高可际被定为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予以解放。

20—7月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学习了省党员干部代表会议文件。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就王文贞执行汪家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作了讲话，李亚丁也在会上做了发言，范桂兰等对王文贞以及张万春的问题做了揭发。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团结的决议。

22日 市军管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宣判大会”。会上，依法惩处了一批屡教不改、负隅顽抗的惯盗惯窃、抢劫诈骗、流氓行凶、奸污妇女、聚众赌博、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也从宽处理了一些彻底坦白、低头认罪分子。省军管会负责人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分别讲话。

23日 中央粮食部在我市召开“全国粮食工作改革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在会上发言。

25日 市革委生产委报告，1968年全市蔬菜平均亩产为4375斤，较1967年增加10．7％；平均每亩菜田收入154．1元，较1967年增加16．3％。

27日 市革委会召开“落实‘九大’精神，搞好革命团结”有线广播大会，会上，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卫东金属配件厂，第六十二中学，新曙光区新疆公社等单位介绍了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贺文讲话。

28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市代理人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罪行大会”。各方面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对所谓“剥削有功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作了批判。市革委会负责人讲了话。

29日 市革委会批示市斗、批、改学习班，经市核心小组讨论，彭克、阎贵本、崔洪昌、马开印、李秀贞定为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予以解放。


7月


4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三次常委会议，由张斌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市防汛工作指挥部，马德山任总指挥，王世杰、齐如元任副总指挥。会议还决定成立市接待外宾工作领导小组，唐桂生任组长，文志斌任副组长。

6日 市革委政治委办公会议，决定抽调2500人，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与国民经济、与战备和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部门，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较差的单位。

8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五次常委会议，张斌主持。会议根据省核心小组第六次会议指示精神和军管会《关于全省人口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决定成立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由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负责。下设人口普查办公室。会议还讨论同意了市军管会关于对精简下来人员处理安置意见；会议决定将印刷设备修造厂、石油配件厂、第三机床厂、第三工具厂、交通器材厂、东方红轧钢厂、龙江制革厂、火石厂、哈尔滨农药厂、哈尔滨制锹厂、松滨农具厂、模具器厂、刀剪厂、道外有机玻璃厂、热工仪表厂、水暖器材厂等16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转为地方国营企业，报省审批。

9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市已成立反侵略斗争指挥部，下设战备办公室，领导全市战备工作。

11日 市军管分接待组、市革委生产委、市清理指挥部、市安置办、市革委接待组联合召开“关于对遣送工作中存在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会议，由市军管会副主任张万程主持。会议决定，各区清理指挥部要立即组成调查组，对本区前三批遣送工作情况进行全面复查。处理工作由清理工作指挥部和市安置办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共同负责解决。

△ 省革委会批复市革委会《关于哈尔滨监狱关押的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安置意见的请示报告》。省革委会的意见是：(1)家居边境县的可交所属地区负责安置到内地县；(2)家居大城市的，可在郊区农村公社进行安置；(3)对无家可归的，可交原判机关，依照前两条精神安置到农村。

13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生产委、市军管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搞好交通运输动员大会”。市环卫运输汽车队、哈木器厂的代表和交警、红小兵“宣传员”在会上发言。

14日 滕宝龙任市饮食服务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王芝朴任市轻工业公司革委会代主任；陈景春任滨江区革委会副主任；杨文举任市内电话局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5日 市革委会决定，建立哈尔滨无线电二厂，由哈龙江仪表厂五车间人员、设备与原哈市革委会像章厂合并组成，归市机电仪表公司革委会领导。

△ 市革委办公室发出《关于将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精简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并启用新印章的通知》。

18日 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农村人民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参加大会。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加强战备观念，认真落实战备工作。

△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八次常委会议，张斌、徐咏之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市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唐桂生任组长；会议还决定成立市爱卫会，李亚丁任主任，王世杰任副主任。

20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发出《关于成立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战备办公室的通知》。办公室下设四个组：指挥计划组、宣传教育组、战备建设组、物资储备组。

22日 市革委生产委发出《关于一九六九年城市建设维修计划的通知》。1969年共安排城建维修资金1600万元。其中，用于地下室、地下水井、交通要道、险要桥梁、汽车保养、公安消防等战备设施的维修建设资金365万元；用于改善劳动群众居住条件的维修建设资金150万元；用于加强城市设施维修养护资金798万元；备用291万元。

24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军管会《关于全市人口普查工作实施方案》。方案确定1969年8月15日24时，为全市普查统计计算标准时间。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总结大会”。28日，宣传队员开始陆续进驻各条战线基层单位，以“分期分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好斗批改”。

25—30日 市革委会召开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思想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工人、贫下中农、营业员和干部，共28人。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6日 省、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开“纪念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舞台一周年”大会。省革委会常委、工代会主任聂士荣主持大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分别在会上讲话。

29日 市革委生产委报告，从23日起，市场出现了抢购食盐、面碱风。先在道里，继而在道外、南岗区相继发生，后来蔓延至太平、香坊，动力区和近郊。到28、29日，抢购达到高潮。据统计，28日的食盐供应量达69．4万余斤，同日一个上午就拨出面碱28．6万余斤，为正常时期半个月的供应量。产生抢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备问题引起的。

31日 我市1969年首批1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奔赴边疆安家落户。欢送仪式在滨江车站举行。

是月　市军管会开始对车站、商店、医院等公共场所进行“大清理”。


8月


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六十一次常委会议。同意刘利田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政委；同意“三支两军”办公室在指挥部办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新风加工厂学生武斗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了处理意见。

△ 市革委生产委转发省革委生产委《关于对当前活工资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电话通知》。在活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之前，仍按原发放单位和个人及发放指标继续发放。对“文革”以来停发活工资的单位和个人，应从1969年6月1日起恢复，继续发放；已经停发的活工资，要分期补发。

4日 《哈尔滨战报》全文刊登了市革委政治委制定的《哈尔滨市市区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大纲共分八章三十六条。

5日 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作《关于一○一厂发生武斗的情况报告》(7月31日17点至22点，一○一厂宿舍区发生了一起有8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武斗事件。打伤15人，其中重伤4人，损坏了一些公物。这场武斗是在四川一一二厂来哈一○一厂600多名实习生中的部分人员同一○一厂给一一二厂代培的从哈市招收的一些徒工和厂内一个车间的少数工读生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个别人员之间发生的)。

7日 《哈尔滨战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市、区、公社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成立大会。省、市革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分别在会上作报告和讲话。

10日 市革委会政治委作出关于开展“四好宣传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团结互助好)、“五好宣传队员”(政治思想好、工作作风好、贯彻执行政策好、组织纪律好和团结互助好)运动的决定。

△ 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和市军管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宣判大会”，15万人参加。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宣判：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杀人犯张圣佐、王福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也进行了判决。

11—15日 市整建共青团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会议学习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到会讲话；市革委会副主任范桂兰作总结。新风加工厂21车间团总支等单位介绍了整建团经验。

12日 市革委会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由张斌主持。会议讨论了哈尔滨市斗批改规划、哈尔滨市整建党规划以及工业学上海问题。会议还讨论同意将《哈尔滨战报》改名为《哈尔滨日报》。

14日 10万人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门前广场召开“省暨哈尔滨市军民愤怒声讨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入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的滔天罪行大会”。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于杰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15—17日 城市人民公社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区(滨江区未参加)各城市人民公社主任或副主任，区人民保卫组、街政组、政工组和公社人民保卫组组长，市直有关单位。会议分析了城市人民公社工作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作题为《以‘七?二三’布告为动力，把街道战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进行到底》的讲话。

19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大力开展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的指示》。同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有线广播动员大会”，10万人在103个分会场收听实况。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会议号召全市各条战线“立即掀起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

△ 市革委会召开第六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市体制、机构方案。市革委会机构原则上不动，仍保留“三委两办一组”；会议同意成立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领导小组，范桂兰任组长，刘利田、齐如元任副组长。

21—25日 市革委会召开基本建设保重点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区有关部门、各施工部门和有重点项目的单位，共90个，130多人。省革委生产委工交组、省财政局和省建设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基本建设战线工作情况的汇报，传达了市备战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从战备需要出发进行了工程排队，落实了重点项目。

△ 市革委会召开战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各直属单位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共651人。会议传达了上级战备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战备工作经验。省军区安副司令员到会讲话。

22日 市革委会在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全市各基层革委会负责人参加，听取了经验介绍。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2—29日 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外，各区指挥部负责人、市直文教、卫生单位以及一部分中、小学的宣传队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省指挥部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会议要求全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进行到底。

23日 王树荆任市电业局革委会主任，白汉生任副主任。

△ 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有线广播大会”，中心会场设在工人文化宫。

26日 刘利田、齐如元、宫恩吉、张颖、张丽、高桂珍、蒋国卿、雷雨田任市革委群工委副主任。

28日 市革委会在青年宫召开“拖拉机配件厂班组革命群众深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六论’，狠煞无政府主义妖风有线广播大会”。

29日 哈尔滨市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召开。市革委会副主任周易山在会上作报告，省人民保卫组彦世勇作题为《认真贯彻毛主席依靠群众专政的革命路线，以‘七?二三’布告为动力，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讲话，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斌作总结。

△ 市革委会召开市部署整党建党工作电话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贺文在会上作题为《深入学习、落实“九大”精神，认真搞好整党建党工作》的讲话。

30日 哈尔滨——上海直达旅客快车正式通车。下午3点，铁路局革委会在车站举行通车典礼，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出席典礼仪式。


9月


1日 《哈尔滨战报》即日起改名为《哈尔滨日报》。

2日 经省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张斌任市革委会代理主任；陈德源任市革委会常委。免去王文贞市革委会代理主任职务。

△ 市革委生产委决定将模具制造一厂撤销，并入第二工具厂。

8日 市革委生产委发出《关于下达1969年用市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通知》说，共安排9个建设项目，投资155．4万元。

△ 市革委会召开“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电话会议”。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各区、公社、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革委会成员、工宣队负责人、各区三代会负责人收听。

9日 王树勋任市贫代会副主任。

9—10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六十七次常委会议，由张斌主持。会议听取了办公室关于“省机要、保密、档案战备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同意尽快召开哈市保密工作会议，责成办公室、政治委对现有保密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审查。会议决定立即建立档案战备后库。

10日 经省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免去石青的哈尔滨市革委会常委职务(调任伊春市革委会主任)。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成立哈尔滨市保密委员会的通知》。主任委员唐桂生、副主任委员陈德源、赵斌、韩国柱。

14—18日 市保密和文书、档案战备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革委会各委、办和各区、各直属单位革委会办公室(组)负责人和文档保密工作人员共计230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传达了省机要、保密、档案战备座谈会精神，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在会上讲话，唐桂生作总结发言。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贯彻省革委会《关于学习哈尔滨铁路局扳道工人郑纪茂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1968年9月30日晚，郑纪茂奋不顾身，抢救货车，避免了一场脱轨翻车的重大事故，保护了国家财产，郑纪茂由于受伤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20—27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召开战备工作会议，由张斌主持。会议主要研究贯彻中央“八?二八”命令问题。

21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松花江地区和哈市战备协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了工厂搬迁、人口疏散、防空袭、反空降等协作方案。

22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第一机床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链条自动缩结机。

23日 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作出《对道里、道外、南岗、香坊4个区大搞篮球比赛，干扰斗、批、改的检讨报告》。《报告》认为这是一股“篮球技术、锦标赛歪风”、“干扰了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并决定“今后各单位一律不能占用工作时间搞什么‘体育’和‘文艺’活动，不能动用公款给队员个人购买各种物品”；“不能请客送礼”；不能“巧立名目”，“滥发补助”。

2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抽调第二批‘五?七’战士的通知》。这一批共抽调635人到新丰、宝山“五?七”干校劳动。

△ 市革委会保卫组在红卫兵广场召开“坚决镇压流氓强抢杀人犯宣判大会”。会议依法判处一流氓强抢杀人犯死刑。10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代表也分别发言。

25日 哈尔滨市民兵师正式组建。

30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参加市工业大会战的工人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履带、轮式通用新曙光60拖拉机。这种拖拉机具有窄履带、高地隙，履带和轮式通用，适应于翻地、播种、中耕和运输等综合利用。


10月


1日 市5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革委会的负责人潘复生、刘光涛、郭强、付奎清、颜文斌、程光廉、王苏民、张斌等和工人、贫下中农、红小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解放军的代表参加庆祝大会；参加观礼的有阿尔巴尼亚、越南代表团。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在会上讲话。与会者收听了首都庆祝大会实况。会后举行了游行。晚上，在红卫兵广场燃放焰火。

4—6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哈基·托斯卡率领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抵哈访问。

5日 经市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建立市直21个局(办)，并建立革命领导小组；撤销市直17个公司革委会，市直机关人事变动如下：胡尹奎任机械冶金工业局领导小组组长；李东喜任电讯仪表工业局领导小组组长；王芝朴任化学工业局领导小组组长；吕海光任第二轻工业局领导小组组长；余山任建筑工程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韩行范任交通运输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陈坚石任市城市建筑管理局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马开印任劳动局领导小组组长；修枫任商业局领导小组组长；崔林任粮食局领导小组组长；王超任财政税务局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隋从新任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

13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欢送第二批“五?七”战士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市革委会宝山、新丰“五?七”干校的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五?七”战士代表及其家属代表分别在会上发言。

14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第三次贯彻“八?二八”命令大会，张斌在会上讲话。

15日 市革委会新丰、宝山“五?七”干校举行校庆一周年活动。市革委会组成慰问团，由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副主任贺文率领参加了校庆活动。

△ 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及各方面代表1000多人到车站迎接我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归来。晚上，在省展览馆剧场召开欢迎大会。省革会常委、政治委主任张多树在会上讲话，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负责人聂士荣向大会做了汇报。会议结束时，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宣读了《给全省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倡议书》。

17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发出的《关于启用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等21个单位公章的通知》中指出，根据《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改革体制的试行方案》规定，市革委会下设教育局、文化局、机械冶金工业局、电讯仪表工业局、第一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化学工业局，建筑工程管理局、城市建设管理局、交通运输管理局、劳动局、上山下乡办公室、物资局、科学技术管理局、商业局、财政税务局、粮食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局、民政局和档案馆。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贯彻省档案馆、省财政局革委会《关于预算会计档案清理、保管、销毁问题的通知》。

25日 市革委会、市武装部发出《关于组(扩)建民兵独立师、团、营的紧急通知》。民兵独立师、团、营仍然是民兵组织的一部分，是民兵的值班部队，平时不脱产，不集中，坚持劳武结合，战时要能够迅速地改编为地方部队或补充野战部队。

27日 全市财贸干部会议召开。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到会作动员。市革委会决定，在全市财贸战线开展一场群众性的“两反一打”运动，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进攻的群众运动。

28—31日 市革委会召开我市战备工作会议。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作关于反修战备形势的报告；刘绍君作题为《贯彻毛主席“准备打仗”的伟大指示，落实军工生产动员任务》的发言；市武装部赵斌作了题为《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进一步搞好城市人民防空》的发言；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作总结发言。

28—11月3日 市“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省展览馆剧场召开。2000多人参加。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致开幕词；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作报告。31日，与会者集会对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我省、市代理人，疯狂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进行批判。在闭幕式上，张斌作大会总结。会议期间，500余名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代表交流了经验，96名代表进行讲用。

29—11月8日 市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来自卫生战线各部门300余名代表听取了市革委会负责人的报告，会议总结交流了卫生战线“斗、批、改”和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经验。


11月


5—12日 市工代会召开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作题为《高举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对工代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代会组织的战斗作用，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7日 任宪章任动力区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

△ 市革委会批转市战备办《关于进一步开展大挖地道和防空洞、壕的意见》。

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绝缘材料厂试制成功我国绝缘工业中的新产品——十万伏电容套管。

11日 齐如元任市工代会主任委员。

△ 市革委会第十七次常委会议，由张斌主持。会议听取了徐咏之关于城市人口疏散问题的汇报，并制定了具体措施；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室档案馆关于机要档案疏散情况及下步意见的汇报。

14日 潘启祥任市卫生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16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完成今年财政收支任务大会”。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加强对财政、财务工作的领导，新老干部要带头执行国家财政纪律和各项财物管理制度；革委会主要领导干部要亲自过问财政和财务工作，并纳入革委会的议事日程，经常检查，认真解决增产节约和财政、财务工作中的问题。

18日 牡丹江地区“学赶上海讲用团”到哈，在轻工、化工、机械冶金电讯仪表系统的27个工厂企业讲用。

19—12月5日 市革委会组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团”分赴各区巡回讲用。报告团由20余人组成。他们向全市群众介绍了关于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搞好战备教育，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以及继续革命等方面的经验。共讲165场，听讲者达15万人。

20日 为响应“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市第一期“在职干部轮训班”在新丰“五?七”干校开学。参加这次轮训班的有各局领导小组成员，各区革委会的正、副组长，市直单位、工厂、公社革委会委员以上的干部共150余人。市革委会副主任贺文讲话。

23日 市革委生产委通知，市革委会决定，将我市联合运输领导小组和生产委联合运输办分别改为“哈市革委会联合运输领导小组和市革委会联合运输办”，分别为负责领导全市联合运输工作和常设的联合办事机构。


12月


1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整顿统销工作的通知》。

5日 市1000余人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主持会议，潘复生和阿驻华大使馆代表哈卡尼在会上讲话。

7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第四次贯彻“八?二八”命令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猖狂进攻》的讲话。

9—13日 由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政治部副主任纳奈?库特拉率领的阿人民军艺术团，由对外友协负责人关晓达、赵改一陪同抵哈访问演出。在哈期间，访问了轴承厂、电机厂、哈一机和毛织厂，观看了民兵实弹射击表演和东方红杂技团的演出。10日，艺术团在省展览馆剧场举行首场演出。

10日 市革委会在哈电机厂召开“工交企业开展四好运动、走政治建厂道路现场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工交战线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共900余人。会议听取了电机厂、卷烟厂的经验介绍，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作总结报告。

12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市有机玻璃制品厂制造出全国第一台低压袖珍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

21日 市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市革委会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办公室，为市革委会临时机构。

21—27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共205人出席。会议传达了省第四次全会报告，工作要点和总结。张斌在会上作题为《以战备为中心，把各项工作推向新阶段》的报告，周易山作题为《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红旗，加速、加强搞好民兵建设，准备打仗》的发言。会议通过了《今冬明春工作要点》。

22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1969年我市下乡知青共12万。

△ 《哈尔滨日报》报道，我市设计出自动报数、自动记录，高精度工业用的我国第一台测视仪器。

27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我市卫生战线第三批“六·二六”战士奔赴农村。市革委会为此召开了有线广播欢送大会。

31日 省、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联合举行新年军民联欢大会，共1600余人参加。省革委会常委唐金枝、省军区副政委苏民、市革委会负责人范桂兰分别在会上讲话。

△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召开了“工宣队‘四好’‘五好’代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进驻第一中学、市京剧团、儿童医院、向上小学等单位的工宣队代表在会上介绍经验。在四、五好评比中，有843名工宣队员获得五好队员称号，107个工宣队评为四好集体。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008，754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17138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七○年


1月


1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的通知》。

3日 市革委会召开“热烈欢迎省三届‘积代会’代表来我市传经送宝和我市代表传达三届‘积代会’精神大会”，1000余人参加。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 万国勤任市文化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市话剧院革委会主任。

4日 市核心小组在省展览馆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动员广大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张斌在会上作了报告。7万余人在164个分会场收听实况。

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问题，决定待省决定之后，再正式成立。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修改战时哈市民兵军械仓库的报告和市人保组关于战备用费的请示报告，同意列入计划，统一考虑。

7日 市革委会慰问团召开慰问省军区、驻军、生产建设兵团指战员和烈属、军属、荣复、退伍军人大会。

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结束。

△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所谓“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入党做官论’，掀起干部插队落户干革命群众运动高潮”有线广播大会。数万人在140多个分会场收听实况。会上，被批准去农村插队落户的“五?七战士”和郊区贫下中农代表发言。

△ 朱振厚任市卫生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免去赵文田的卫生局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

10日 市革委会在香坊区召开“干部插队落户干革命现场会”。各区革委会、各局领导小组和直属单位领导人参加会议。会上，香坊区革委会和市卫生局分别介绍经验。

12日 新丰“五?七”干校首批插队落户40名“五?七战士”(其中包括原市委秘书长许凤图、原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国权、原市物资局副局长王麟骥)到阿城县、滨江区插队落户。市革委会负责人在欢送会上讲话。

14日 市革委会召开“干部插队落户干革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会上，首批被批准插队落户的新丰“五?七”干校几名“五?七战士”进行讲用。

23日 宝山“五?七”干校首批插队落户的“五?七战士”30人到绥棱县宝山公社插队落户。

△ 市核心小组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掀起干部“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新高潮。张斌作了动员报告。

△ 《哈尔滨日报》报道，在我市的大专院校首批插队落户干部和教师奔赴农村。

27日 市革委会在省展览馆召开有线广播大会，热烈欢送哈市首批插队安家落户干部奔赴农村“干革命”。首批到农村插队安家落户的3400名干部和各分会场的约20万群众参加会议。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到会讲话。

28日 傅振波、景南任市革委会战备办副主任，免去景南的市教育局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

30日 市核心小组就动员首批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情况向省作报告。我市首批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员、医务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共7000余人。

31日 许长君任太平区革委会主任；金万山任新曙光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高德鹏的道里区革委会主任、邬广义的动力区革委会主任、常景智的太平区革委会主任、赵海昌的太平区革委会副主任、刘高峰的新曙光区革委会主任和褚文忠的道外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2月

1日 市革委会保卫组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宣判大会”，判处3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杀人纵火犯死刑，立即执行；对12个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对认罪态度较好，有立功赎罪表现的犯罪分子，给予从宽处理，交群众教育改造。

△ 市革委会发出《给战斗在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慰问信》。

2日 市核心小组在省展览馆召开“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大竞赛有线广播誓师大会”。约38万人在934个分会场收听了实况。张斌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市工代会、贫代会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大会宣读了市工代会、贫代会分别给全市职工和郊区贫下中农的一封信。

3日 由市革委会组织的“哈尔滨市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到各地进行慰问。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有关从污泥废物中提取油脂、加工肥皂，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的调查报告。认为城建局排水江堤管理处一工区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道路的这个典型很好。

4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各区、局及其所属一部分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到农村插队安家落户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香坊区革委会，哈一机厂革委会和市商业局等单位介绍了经验。

8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根据省革委会指示，为加强对郊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滨江区革委会改为哈尔滨市郊区革委会。郊区革委会既是一级政权机构，又是市革委会的办事机构。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回忆三查’教育运动经验交流会”。哈拖拉机配件厂、哈卷烟厂在会上介绍经验。

13—20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工业会议。市属各工业局、中央和地方直属企业共745个单位、912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办工业的一系列指示，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和潘复生在省工业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14日，与会者参加了所谓“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掀起工业生产跃进新高潮全市有线广播大会”。16日，会议召开所谓“彻底批判大叛徒刘少奇贪大求洋、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专场有线广播大会”。20日，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闭幕式上作总结报告。

14日 市核心小组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深入开展整党建党动员大会”。市核心小组负责人在会上作动员报告。

△ 《哈尔滨日报》报道，我市以“大议、大揭、大查、大批”等形式，开展了“围剿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

15日 赵汝珠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16—19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落实中央〔1970〕3、5、6号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通知》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张斌在会上讲话。

18日 王裕增任市革委会政治委副主任。

23日 市革委会在新曙光区召开现场会，推广该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革命舆论，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经验。

24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所谓“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线广播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 市革委会举行第九次常委会议，听取关于哈市钢铁大会战安排意见，决定要坚决完成省交给哈市的钢铁会战任务，回收废钢铁13—17万吨，力争生产10万吨生铁、5万吨钢。

25—28日 市革委会机关掀起“大查、大找、大清理废钢铁”活动，共回收废钢铁11万多斤。

26日 市无线电领导小组成立。梁思久任组长，唐桂生、韩来临任副组长。

27日 省、市革委会在省展览馆举行热烈庆祝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并题词20周年大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省军区政委郭强、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省工代会主任聂士荣等分别讲话。

27—3月4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各区、局、市直属企业和部分基层单位整党建党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和学习了《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的通知》和省整党建党座谈会的精神，进一步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分析了全市整党建党工作的形势，总结交流了经验，研究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座谈会期间，在第二招待所召开了所谓“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有线广播大会”。


3月


1日 市革委会保卫组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门前广场召开“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宣判大会”，10万余人参加。

2日 为响应市革委会发出的“百万吨城粪下乡”的号召，全市中小学师生30多万人参加积肥大会战。

3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了全市动员干部到农村插队“安家落户干革命”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香坊木材加工厂、哈电机厂和建成机械厂等单位分别介绍经验。

4日 市革委会召开回收废钢铁有线广播动员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至6月12日，经过80天会战，超额3000吨完成回收任务。

5日 新丰“五?七”干校举办的第二期干部短训班开学。市各级革委会主要成员237名参加短训班。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试行＜哈尔滨市战备工事维护管理暂行规定(草案)＞的通知》。

6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讲用会”。会上，哈尔滨卷烟厂党委、一轻局等单位分别介绍了经验。核心小组成员张斌、李亚丁、贺文、范桂兰等到会，张斌讲话。8万余人在100多个分会场收听大会实况。

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业余文艺宣传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市各条战线革委会、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的负责人、宣传组长和业余文艺宣传积极分子140余人参加。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方向道路、队伍建设问题。会议期间，哈汽轮机厂等单位介绍经验。

△ 市首批工人讲师团进入教育战线，即所谓“工人阶级登上社会主义学校讲台”。

9—13日 市工代会召开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工代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省工代会主任聂士荣、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分别讲话。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主任齐如元作报告。哈电机厂等单位工代会介绍经验。

12日 市革委会召开有线广播群众大会，欢送市第二批奔赴农村“插队安家落户干革命”的干部。这批插队干部共6700余人，其中，有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工作人员和革命老干部，有工程技术人员、教员、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斌、贺文等出席大会，张斌在会上讲话。10万余人分别在100多个分会场收听大会实况。

28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黑龙江晶体管厂制造成功中低速大电流硅开关晶体管3DK12，该产品填补了国家空白。

26—27日 市革委会召开“四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五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代表会议。会上，驻道外五金电料商店、长途电信局、化工三厂、郊区平房公社等8个“四好”宣传队介绍经验。会议通过了倡议书。

3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根据省革委会“各地要集中办好一个干校”的精神，决定撤销宝山“五·七”干校，保留新丰“五·七”干校。


4月


5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学习马兴利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事迹的决定》。6日，市革委会召开学习马兴利先进事迹大会(马兴利为市高谊商店革委会副主任)。

6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在电机厂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全市各单位负责人近2000人在现场听取了电机厂的经验介绍并进行了参观，有近万人在14个分会场收听了会议实况。

8日 市革委会、哈警备区在拖拉机配件厂召开民兵战备训练现场会，与会人员观看了该厂“三打三防”训练表演。市革委会副主任李亚丁在会上讲话。

10日 市革委会召开开展春季植树造林群众运动有线广播动员大会。至18日，全市出动67000多人次，植树约31．9万棵，造林525亩。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落实中央文件路线分析讲用会，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讲话。

26—5月7日 全市计划工作会议召开。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工人、贫下中农、营业员、宣传队的代表共2056人参加。有12个局、8个区和45个基层单位的一把手在大会上进行路线分析讲用。会议期间，共提出1400多条意见，当场解决了696条。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会议对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提出了设想：1970年工业总产值争取达到38亿元，1975年达到83至94亿元；1970年蔬菜从品种到数量达到自给自足，1975年主要副食力争自给；1970年粮食总产量力争达到1．6亿斤，1975年达到2．6亿斤。


5月


1日 松花江地区和我市协作，用50天时间在小岭建成了4座高炉，是日晚，炼出第一炉铁水。省、地、市革委会负责人潘复生、于杰、王维之、张斌、薛兰岗、赵荣生、徐咏之、李亚丁、范桂兰等前往小岭与参加钢铁会战的人员共庆“五·一”，祝贺钢铁大会战首战告捷。潘复生讲话。

6日 春华任道外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付振波的道外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7日 市革委会召开街道工业座谈会。会上就街道工业的方向、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会议认为，要把办好街道工作提高到“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要有计划、有统一的政策。

△ 《哈尔滨日报》报道，“第三次民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暨第一次民兵四好连队(单位)代表会议”召开。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警备区负责人作会议总结。279名民兵代表总结交流了经验。

8日 李寿基任市革委会常委。

9日 蒋国卿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魏胜华任市革委会组织组副组长；吕纪柯任市公安局革委会主任。

1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维修烈士陵园、革委会机构编制方案等问题，会议确定以“精兵简政”为原则，实行“一元化”领导，即：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市革委会核心办要加强，下设三个组，人保部要设经保组，以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各局要配一名专职武装干部；清查办、节约办、山建办做为临时机构，暂保留。

17—6月10日 我市开展群众性的“四合一”环形供电大会战，实现了全城“四合一”环形供电(即灯动用电合一、工厂与工厂合一、工厂与居民合一、系统电网与工厂电网合一)。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国家和省下达的微波、地缆、电视、电影工业生产任务问题，决定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生产指挥部、战备办、警备区、政治部派人参加，负责该项生产的督促检查。

21日 省暨我市2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集会，坚决拥护毛主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庄严声明，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省、市党、政、军、群负责人出席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光涛宣读了毛主席的声明，潘复生、袁俊、张斌在会上讲话，聂士荣、唐金枝、罗振华以及哈轴承厂女民兵代表分别发言。同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庄严声明的通知》。

23日 许长君任太平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春华任道外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

25日　刘力田任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齐如元、张颖兼任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郭绍光任市邮政局革委会副主任。

28日 张德祥任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超任市财政金融局领导小组组长；吴明州任财政金融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张陆金任财政金融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市人民银行革委会主任；李秀贞任市文教局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刘志武、刘炳权、吕其骥、张庆年、张玉复、万国勤任副组长，万国勤兼任市话剧院革委会主任；王玉夫、刘青山、刘学富任市商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6月


1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保护江堤河堤和农田水利设施的通告》。

△ 孔繁波任市民政劳动局领导小组组长；张法贤、杨进兴、马一民、马德山任副组长。

△ 即日起，我市香皂、肥皂和糖果等实行凭证记数不限量的供应办法。

1—6日 市工代会召开“全市革命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座谈讲用会”，工交、财贸战线的1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有28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甘南县太平大队饲养员尹永德，省军区、驻军某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朱德才、袁显昌应邀作典型报告。

2日 高熙亭任市物资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化任市第二轻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10—29日 市整党工作会议召开。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在会上讲话。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建党学说、“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传达贯彻了中央整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整建党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讨论了本市的形势，总结交流了东安机械厂等单位的先进经验。会议通知了《哈尔滨市核心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整党建党领导的决定》。

12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通知，我市从7月1日起，人造纤维布、亚麻细布、丝绸、呢绒及其制品实行凭纺织品券供应。

13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铁路局第三座6000伏自动控制配电所建成。

△ 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体成员近万人到各工厂、企业和基层单位宣传回收废钢铁的意义，开始了回收废钢铁的第二战役。至6月22日，完成了该战役回收废钢铁的任务。

19日 市革委会召开卫生工作会议。各部、办、局及各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市革委会负责人对进一步搞好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夏季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具体要求。

△ 松花江地区、哈尔滨市帽儿山炼铁厂正式投入生产。

20日 市革委会印发《哈尔滨市全民办后勤规划》。《规划》强调要建设巩固的后方基地和建立后勤网。

△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学习冯百兴英雄事迹动员大会。会上，宣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关于开展向冯百兴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和市革委《关于学习冯百兴同志英雄事迹的通知》。

23日 市核心小组就市革委会机关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情况向省革委会作了报告。报告说，自3月10日以来，通过检查揭发发现各种问题的线索1309件，已破获政治案件24起，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34起，还有34％的问题没有查证落实；运动中发生了3起自杀案件。7月6日，省核心小组批转了这一报告。

25日 市革委会发出《防御一九七○年特大洪水的方案》。

30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有各级党的核心小组、革委会成员和宣传队员2．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交流开展“一打三反”群众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之后，市核心小组就全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情况向省作了报告。报告说：“截止6月20日，揭发出政治、经济、刑事案件线索136400多件，挖出反革命分子704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16032名，破获政治、刑事案件1053起，查清反革命破坏事故107起”。


7月


3日 程兆英任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王成业、章洪湖任副主任；郝荣任生产指挥部综合办公室主任，矫洪年、陈秉申、陈文忠、赵学汕任副主任；王世杰任生产指挥部计划办公室主任，吴邦范任第一副主任，李季、吴俊峰、岳延旺、杨伏荣任副主任；刘仲卫任市百货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张玉祥任市一轻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免去其毛织厂革委会主任职务。

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创造成功我省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热轧丝锥机床。

11日 由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主办的“哈尔滨市工业展览馆”，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开馆。该馆展出了哈电机厂、哈卷烟厂、汽车配件四厂、通江晶体管厂等7个典型单位的先进事迹。

14—16日 市革委会在道外区召开“工业生产新跃进现场会”。会议要求全市职工向汽车配件四厂学习，向道外学习，掀起工业生产跃进的新高潮，为建立“小而全”的工业体系贡献力量。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会议期间，传达了省海林工业现场会的精神，参观了向阳革制品厂等11个单位；交流了道外区革委会等7个单位的经验。

16日 我市10余万名群众在松花江畔集会，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4周年，会后举行了有万名游泳健儿参加的江上各种泳游活动。解放军指战员和民兵表演了武装强渡登陆联合作战演习。

16—8月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市革委会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335人参加了会议。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会议讨论了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意见；讨论协商了省、市出席“四届人大”的候选代表名单。31日，会议第一阶段结束。8月16日，会议继续进行，市革委会政治部汇报了本市讨论修改宪法的情况；与会者通过了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名单。


8月


6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交通局系统经过50天会战，制造成功了我市第一台“哈尔滨牌”大客车和大型货车。

8日 省、市文教局在兆麟公园召开“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宣传演出会”，万余人参加。

17日 市革委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市革委会煤炭管理局，实行对煤炭统一管理。该局隶属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为政企合一的机构，局成立领导小组。撤销现商业局所属的哈尔滨市煤建公司。

17—25日 市革委会和警备区召开市战备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东北地区第二决战备会议精神，学习了我市9个战备工作先进典型的经验，听取了14个典型单位讲用；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在会上作总结。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三次常委会议，会议同意生产指挥部关于在国营工业企业全面试行工业税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税收领导小组，由李寿基负责。税制改革全面推广后，税款计算时间从9月1日算起；会议还同意在我市筹建年产250万吨炼油厂方案的初步意见；炼油厂厂址设在化工区，成立石油化工会战指挥部，徐咏之任总指挥。

27—29日　市革委会在道里区召开“汽车大会战路线分析讲用会”。会上，道里区、香坊区、交通局、机械冶金局等11个单位介绍了参加大会战和制造各种汽车的经验。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9月


1—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委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率领的阿政府经济代表团，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谢怀德和中国驻阿大使馆商务参赞翟厚仁陪同下，抵哈访问。在哈期间参观了哈尔滨晶体管厂、哈市第九中学、哈东方红百货商店、哈锅炉厂；观看了东方红杂技团的演出。

1—7日 市贫代会召开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五次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了任务。市核心小组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2—12日 “哈尔滨市教育革命路线分析讲用会”召开。各区、局、市、区工业办，红代会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了清华大学和上海的“教育革命经验”，传达了省教育革命路线分析讲用会精神；对哈市教育战线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进行了分析，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哈车辆厂、六十二中、驻四十三中工宣队等单位作了“典型讲用”。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斌、贺文、范桂兰出席会议。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作总结发言。

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了秋菜工作会议，要求管好、收好、运好、储好、分配好秋菜，确保丰产丰收，实现自给有余。

5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工交财贸战线“四好运动”座谈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市革委会负责人作总结报告。

14日 市革委会召开所谓“哈尔滨市共青团员、青年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对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有线广播大会”。

17日 市工人业余篮球邀请赛在市人民冰球场举行。应邀参加比赛的有哈电机厂等20个单位、24个业余男女篮球队。

17—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讨论了《宪法修改草案》，传达了省革委会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重点研究了我市轻化工业、农业、财贸部门如何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问题。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在会上讲话，副主任徐咏之作总结。

20日 张勇任市机械冶金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 哈尔滨拔管压延厂建立起无缝钢管车间，并试制成功无缝铁管。为我省钢铁工业填补一项空白。

22日 杨春林任市革委会新丰“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李寿涛任市文教局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树森任市电讯仪表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 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十九次常委会议。会议同意绥棱农场性质为国营农场，以市革委生产指挥部领导为主，物资、财政问题由生产指挥部负责，政治工作由政治部负责。会议还听取了政治部关于省批准我市辖区、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的汇报。

24日 市革委会体育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隶属市革委会政治部领导。办公室下设体育工作队、群众体育工作站。是日，市革委会体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体育领导小组组长贺文，副组长刘高峰、史锦水，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市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28日 据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综合办统计，上半年，我市街道工业创办了将近900个厂、点，生产品种比1969年同期增加了510多种。

30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长途电信局制造出我省第一部16路晶体管载波电报机。

是月 哈尔滨林机厂生产出我国第一批“新曙光”牌大型载重汽车。


10月


1日 我市30万人在红卫兵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省革委会、省军区、驻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市革委会负责人潘复生、刘光涛等参加大会。潘复生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

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无线电七厂试制成功具有我国独特风格、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具有先进水平的数字万用表。

5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有线广播大会，纪念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表两周年。1万余名干部在中心会场和30多个分会场参加大会和收听实况。

6日 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团长、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委会秘书长哈姆蒂?索拉库率领下抵哈访问。

7—13日 市工代会召开“哈尔滨市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积极分子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工交、财贸战线的工人、营业员共117人。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市工代会负责人作总结。

10日 雷雨田任香坊区革委会副主任。

12日 徐世杰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乔任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陈柯夫任市文教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15日 何新宇任市建筑工程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海涛任市革委会新丰“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吴邦范任市卫生局领导小组组长；苏泱、宋永昌任市煤炭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18—24日 市革委会、哈警备区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市革委会、哈警备区负责人，以及各区、市直属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和省军区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交流了民兵工作经验，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21日 张展之任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免去王世珉的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职务。

26日 市革委会保卫部报告：1—9月份，全市发生交通事故277起，伤227人，死亡72人，损失约4．9万余元。

29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抓紧收缴“一打三反”运动中退回的赃款、赃物的通知》。


11月


1—11日 市工人业余乒乓球邀请赛举行，全市25个工厂的47个男女代表队参加比赛。

2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落实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在会上讲话。哈制药厂等单位介绍经验。

3日 市文教战线领导小组成立，刘显庭为组长，方乔、张茂德为副组长。

5日 市工代会和市教育局联合举办“哈尔滨市革命工人大学大唱革命样板戏大会”。100多个工厂企业的近1000余人在会上演出了“革命样板戏”的全剧、选场和片断。共有2．5万余人观看了演出。大会还在轴承厂召开了“普及革命样板戏现场经验交流会”。

10日 高山凤任市邮局革委会主任。

10—23日 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哈尔滨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一次四好单位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88人。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报告，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致开幕词，副主任贺文致闭幕词，有27人在大会上“讲用”。11日，应邀来哈参加“双代会”讲用的解放军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仇国贤在会上作经验报告，10万余人在185个分会场收听广播。会议期间，还召开了所谓“批判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破坏工农兵学哲学的罪行大会”。大会表扬了23个“四好”集体，11名先进个人。市核心小组、市革委会负责人在闭幕式上宣布了《关于学习“红九连”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干部学习的通知》。

11日 市核心小组就分迁搬迁工厂情况向省作报告，自1969年10月以来，已有219个工厂分迁、搬迁到山区，有8个区直属局在山区建立了后方基地，已有76个工厂投入了生产、产品达一百多种。12月10日，省核心小组批转了这个报告。

1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工交企业干部会议，1000多名工交战线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市工交战线的干部和职工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面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

17日 市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对市革委机关和郊区的部分机构作如下调整：(一)将郊区的新春公社与团结公社合并，称团结公社；平房公社与东方红公社合并，称东方红公社；榆树公社与红旗公社合并，称红旗公社；撤销前进公社。(二)市核心小组办公室增设秘书组、理论研究组、调查研究组。(三)市革委会办公室下增设档案馆。(四)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下设增产节约办公室。

1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生产指挥部召开了部、办、局领导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讲用会。

20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祝捷大会，祝贺哈电机厂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汽轮发电机和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到会讲话。来自全省各地工业战线的代表2000人参加了大会。

24日 赵海昌任市革委生产指挥计划统计办公室第一副主任；程兆英任市革委生产指挥部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免去程兆英的市革委生产指挥部计划统计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和郝清林的市革委生产指挥部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25日 市革委政治部和保卫部在省展览馆剧场召开“哈尔滨市红小兵维护交通秩序宣传员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26日 市革委会决定成立第一工业局。该局隶属于市生产指挥部领导，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该局主要负责对中央下放的哈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轴承厂、电表仪器厂、电线厂、电碳厂、电影机械厂、量具刃具厂、一工具厂、工程机械厂、绝缘材料厂、松江拖拉机制造厂和新风厂等14个企业的领导。

30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松花江地区革委会和市革委会在阿城县联合召开了“钢铁战线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是月末 据省、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统计，全市财贸战线的“一打三反”运动，共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8944件，其中5000元至万元的43人，万元以上的9人。已结案处理的1368人(其中判处死刑的1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4人，戴帽的26人，补税罚款的1人，行政处分413人，“双免”913人)，共退回赃款147．5万元。


12月


1日 市革委会第六十七次常委会议，讨论并同意哈尔滨市“战斗城”建设规划。

6日 市革委会、松花江地区在巴彦县召开“松花江地区、哈尔滨市工厂搬迁和人口疏散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松花江地区、哈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了尚志、方正、铁力等县的负责人参加。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战备办派人到会。会议期间，总结交流了搞好工厂搬迁的经验，松花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分区司令员胡福禄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作总结。

8日 陈达、王成业任市革委会第一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 市工人业余冰球邀请赛举行。21个工人业余冰球队的近4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11日 徐振宪任市电业局革委会副主任。

17日 市革委会体育领导小组召开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各区、局、各直属工厂负责体育工作的领导人参加，市革委会体育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指出，要抓好民兵和青少年的以军事体育为主及其它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18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四好总评经验交流会。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和宣传队负责人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哈电机厂、伟建厂先后在会上介绍了经验，政治部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2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

△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由马得山、李寿基、修枫和贫代会等有关局负责人组成畜牧业、渔业生产委员会，以加强对畜牧渔业生产的领导。

24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革命大批判经验交流会”。哈电机厂、烟厂、电表仪器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革委政治部负责人到会讲话。

25日 市革委会召开所谓“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滔天罪行有线广播大会”。

29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七十四次常委会议，决定将第二农职校同师范学校合并，成立哈尔滨市“五?七”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和轮训中、小学教师。

3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开展电力增产节约运动的紧急通知》。

31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工宣队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三次四好单位代表大会”召开。

△ 《哈尔滨日报》报道，1966年以来筹建的年产2万吨合成氨的哈尔滨化肥厂建成投产。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000，401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76372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哈尔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大事记(之二)
哈尔滨市档案馆
1988.02.00



一九七一年


1月


3—16日 市郊区农村工作会议召开，1000多名郊区四级干部参加。会议传达了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吉林省小乡和本省涝洲等地的先进经验。会上，新春、向阳公社介绍了经验，会议还讨论制定了1971年郊区农业发展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到会作报告。会议通过了郊区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

4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向“模范共青团员”胡业桃同志学习的通知》(胡业桃是海军航空兵某部导航连战士，在战备施工中为抢救战友而英勇牺牲)。

12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从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教师的通知》。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出身好，参加生产劳动两年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下乡知识青年。

14—20日 市中、小学生冰上运动会举行。

16—20日 阿尔巴尼亚建筑部副部长兼国家设计院院长萨利?安龙尼和建筑部城市局局长艾切莱姆?多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设计工作组一行15人，由燃料化学工业部甘宁陪同抵哈访问。

19—24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贯彻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会议”。会议集中学习讨论了毛主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有10个单位在会上讲用。核心小组负责人作总结。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松江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和东方红造纸厂等单位连续发生重大事故的紧急通报》。

21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关于对当前社会治安突出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1970年，全市挖出950多个新老反革命分子，12000多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侦破政治、刑事案件2500多起，查清重大破坏嫌疑事故400多起，批斗各种罪犯9500多人次，拘留、收容违法犯罪分子3500多人次，判处各种罪犯310个，其中依法处决43个。建立起治安保卫委员会1422个。1至11月，全市共发生政治案件625起，其中重大案件5起。发生刑事案件3726起，其中重大案件154起。与1969年同期相比，政治案件下降15％，刑事案件总发案数上升2％，重大案件上升50％。凶杀、强奸重大案件(恶性)共发生296起，被杀死亡25人，受伤86人，被盗窃钱、物共合人民币35万多元。

是月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在会上讲话。


2月


5日 “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在我市公演。

8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通知，撤销市革委会联合运输办公室，成立市革委会交通运输联合指挥部。

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锅炉厂制成我国第一台大容量电站锅炉；哈尔滨制氧机厂制造成功我省第一套大型制氧机。

9—13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在第一招待所召开通讯报道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区、局及市直属工厂企业单位的主管宣传报道工作的领导和宣传组、报道组的负责人以及部分专职通讯报道干部共200余人。辽宁旅大、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本省齐齐哈尔等省、市先进单位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并各自介绍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经验。道里区等5个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革委会张斌、贺文分别在会上讲话，市革委会常委、政治部主任张展之作总结报告。

13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的通知》。

16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通知，根据《哈尔滨市革委会机构、编制试行方案》规定，将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改为“市革委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

23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县团级以上单位核心小组长联席会议，传达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中央62号文件《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24日 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由张斌主持。会议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刘显廷任组长，刘晓峰、张颖任副组长。

△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企业办学和街道办学的通知》。

25日 市核心小组第八次会议，讨论传达毛主席关于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并决定召开全市党员干部预备会议。

△ 市革委会政治部在南岗区向东公社召开街道“五?七”小学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其创办街道“五?七”小学的经验。

26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文革组作出关于1968年以来由市公开处理的大要案初步调查。指出，共有9起大要案：即所谓的郊区和平一队“阶级报复”事件；东方红锅炉厂“右倾翻案集团”事件；禽蛋批发部“右倾翻案集团”事件；水果批发部“霉烂西瓜反革命破坏事件”；十八中“陷害造反派事件”；香木厂“强行扭送工宣队长政治事件”；市公共汽车修配厂“打击陷害造反派事件”；太平挂面厂“打击迫害造反派事件”；哈毛织厂“反革命政治暗杀集团”事件。

27日 市革委会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预备会议，共568人参加。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17号文件和周总理的指示，强调批陈整风是全党全军的一件大事；要通过批陈整风，教育干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具体采取一学、二揭、三批的方法。

28—3月12日 市革委会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月28日至3月5日，分小组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等12个文件；第二阶段，对陈伯达反党乱军篡政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3月8日大会批判，市核心小组副组长徐咏之等12人发言。


3月


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召开了关于增产节约电力、煤炭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8日 “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彩色影片在我市上映。

8—13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由各区、局和市直开展整党建党单位组织组长、整党办公室、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参加的整党建党中组织吐故纳新和党的经常性建设工作座谈会。会上，学习了毛主席建党思想、中共中央3号、57号文件，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经验，研究了我市落实的措施。全市有70．1％的党支部结束了整党建党；22．8％的党支部正在进行整党建党；已处理犯错误党员381人，占应处理党员的25．1％；发展新党员2530名，占党员的6．2％。

17—26日 市革委会召开哈尔滨市党员干部会议(第二批)，242人参加。张展之在会上传达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周总理关于搞好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沈阳军区陈司令员的讲话，并就如何开好会议做了动员。会议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3月17至21日，集中学习12个文件；第二阶段，3月22至24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第三阶段，3月25至26日，深入学习中央文件，加深对批陈整风运动重大意义的认识。

2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调整城市公社的通知》。将现有38个城市公社划分为51个城市公社(新成立13个城市公社)。新成立的公社：道里区有反帝公社、拥军公社；道外区有新风公社、建新公社；南岗区有新华公社、先锋公社、革新公社；太平区有东升公社、烽火公社；香坊区有新立公社、新华公社；动力区有大庆公社、建筑公社。

26日 市工代会、市文教局和《哈尔滨日报》社联合召开了“革命大批判会”。批判1962年我市上演的话剧《赫哲人的婚礼》。


4月


8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搞好“红五月”纪念活动(所谓“红五月”，即6个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七”指示五周年、“五?一六”通知五周年、“五?二○”声明一周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9周年)。

1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入春以来连续发生重大火灾情况的通报》。自3月3日至31日，全市发生火警46起，火灾25起，烧死1人，烧毁建筑物1000平方米，粮食200多斤，饲草20多万斤，烧死耕畜4头，合人民币113000余元。

11—13日 市革委会、哈警备区在第一招待所召开“哈尔滨市军工动员生产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单位主管军工动员生产的领导及有关军工生产人员，共398名。会议传达了省军工动员生产座谈会精神，并进行了典型讲用。

1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下达1971年市区植树造林任务的通知》。全年市区植树30万棵，造林5000市，育苗500亩，力争春季完成全年任务的80％。

14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通知，国家计委、燃化部和省革委会决定，在哈新建一座年处理原油30万吨的石油化工厂，已列入国家计划，并选定市郊区幸福公社香坊区长征路北为厂址，由已成立的“市石油化工会战指挥部”负责建设工作。

19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对读马列、毛主席的书的学习运动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问题进行了讨论。

21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工宣办《关于派出工宣队情况的报告》。自1968年以来，全市共选派了1783名产业工人和229名干部，组成了354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354个单位。其中：中学90所、小学204所，医院39所，科研单位4个，文化单位8个，新闻单位1个。

2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对全市战备工事进行一次春季大检查的通知》。

24日 市核心小组举办了各区、局和有关工厂、企业等单位“领导干部学习班”，主要学习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

24—26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局和国营企业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军代表(军宣队)，政治部、生产部负责人，地方国营企业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军代表(军宣队)，或整建党宣传队负责人，以及市革委会机关副组长以上干部。会上传达贯彻了省革委会和省“三支两军”领导小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有关单位介绍了经验。

24—29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由各区、局和市直属单位整团建团(团委)和部分基层团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整团建团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经验”和外地整团建团工作的经验，就哈市团组织吐故纳新工作和团的经常性建设工作进行了讨论。全市已有73％的团支部结束了整团建团，已处理犯错误团员250名，占应处理的42％；发展新团员9228人，占全市团员总数12．5％。超龄团员离团4000人，占超龄团员总数的19％。

28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工交战线“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动员大会”，各区、局、工厂革委会负责人、工人、技术人员1700多人参加。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水泥厂、化工局等单位介绍了经验。

30日 党继邦任市革委会化学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郑有才任市电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宋子良任市革委会交通局核心小组副组长、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纪文庆任市革委会粮食局核心小组副组长、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5月


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了警备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哈市民兵建设的意见报告；《关于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进一步改造和发展文艺队伍的报告》的意见，决定，重新组建文艺团体；会议再次明确军工组归属生产指挥部领导，军工领导小组是虚设机构，具体工作由生产指挥部负责。

4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批复，同意在郊区革委会政治部下设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经费来源按中财部军管会、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1969年1月13日《关于农村广播网经费开支问题的通知》执行。

6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全市各单位负责人和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者参加。市革委会负责人主持会议并讲话。道里区向阳公社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7日 市革委会召开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5周年大会。各区、局、工厂企业革委会领导、新风“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和在我市郊区插队落户的干部共1700多人参加。市革委会领导在会上讲话。郊区团结公社和平大队插队干部张桂生、新丰“五?七”干校“五?七战士”施乃谟在大会上讲体会。

8日 经市革委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建立市革委会学习班革命领导小组，马云超任第一副组长，王焕炜任副组长。

9日 市核心小组、市革委会召开了“搞好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爬坡、落实政策经验交流有线广播大会”。全市各级党组织、革委会、宣传队、工代会、贫代会、中学红代会负责人及部分老工人共2万多人在21个会场收听。市核心小组、市革委会、哈警备区领导到会讲话。道外区核心小组、郊区民主公社红星大队等6个单位在会上介绍经验。

1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生产指挥部召开了全市财贸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哈七百等单位在会上作经验介绍。

23日 市革委会就市山建办关于市粮食机械厂、哈尔滨红光扳金厂、哈尔滨电讯设备制造厂擅自撤回搬迁设备的报告发出通报。通报责成机械冶金局、长途电信局、香坊区对其所属单位要认真检查，严肃处理。

29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战备办《关于加强战备工事被复和维护管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两年来共挖了近29万米地道，但有些地方发生了塌方、裂缝事故，因此市革委会要求市、区战备部门协同有关单位积极抢险，防止扩展。

△ 据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综合办统计，自1970年9月以来，我市相继建立了249处代购代销服务站，补充了国营商业网点的不足。


6月


5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会议，讨论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认为，在我省，对潘复生要“一批、二看、三帮”，彻底揭发批判其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决定，哈市“批陈整风”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集中力量抓好批陈；第二阶段，开展整风，批判潘复生的错误。

9日 经市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将市第二工人医院收归市直接领导，以便于该院重点承担省、市交给的防治肿瘤和骨科疾病的任务，由动力区革委会、市卫生局认真做好有关交接工作。

25—28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基本建设工程排队座谈会。会上学习和贯彻了省在阿城召开的省基本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并安排了我市第一批基本建设的工程项目86项，总投资9920万元(包括承担外地工程投资)，土建投资3410万元，建筑面积257579平方米。其中重点项目11项，投资7760万元，土建投资1716万元，建筑面积116847平方米。市革委会并就此发出《关于认真贯彻省基本建设座谈会精神，多快好省地完成1971年基本建设任务的通知》。

26—29日 1971年全市田径运动会在红卫兵广场举行，1700多人参加。市革委会、哈警备区的领导和省、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市革委会体育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


7月


1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通知》。

3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哈警备区政治部发出《关于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大力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的通知》。

3—25日 市第十次公安会议召开。市直属工厂、企业、机关和各公社保卫组负责人，市、区两级军管会(组)、保卫部负责人及部分干部，共372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并列席了省第九次公安会议。

8—11日 市批修整风学习班在第一招待所揭发批判潘复生严重方向路线错误。10日，潘复生列会听取了揭发批判。

16日 省、市20万人在松花江畔集会，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5周年。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万人长游和解放军强渡“战斗”演习等活动。

19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通知》。新华社7月16日发表了关于中美会谈的《公告》。根据毛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七?一五通知”，中央工作会议及省形势路线学习座谈会精神，市核心小组决定，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一次时事政策教育活动，以基层党支部为单位，采取办学习班方法进行。按照政治部宣传组印发的《时事政策教育讲话材料》进行学习。

21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对郊区平房公社“和平一队”事件予以平反。

△ 沈、长、哈三市工程塑料工业经验交流会在我市举行。会议邀请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地32个单位的代表参加，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到会讲话。

22日 梁建业任第一轻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 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搞好工厂搬迁、山区建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属各区、局负责人。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研究了在工厂搬迁、山区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23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十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徐咏之任总指挥，张玉清、3026部队一名负责人、王世杰、马德山任副总指挥；讨论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急需设置工商管理机构的请示报告》，决定把原工商管理部门的干部集中回来，先组成办公室，抓市场管理工作，讨论生产指挥部《关于全面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意见报告》，决定成立清产核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分别由计划办、财金局、物资局各出一名负责人担任。清产核资工作由李寿基负责领导。

24日 市核心小组讨论关于市核心小组和市革委机关开展整风运动问题。为了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总理关于解决龙江问题的指示，认真贯彻省党干会精神，为建立新的中共哈尔滨市委创造条件，市核心小组决定在揭发批判潘复生破坏性反动路线的基础上，从7月24日开始在机关开展整风运动，领导班子进行思想路线爬坡。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批陈整风”的指示和1月8日重要批示及中央〔1971〕三号文件；重点突出路线，紧紧抓住市核心小组执行什么路线这个根本问题。重点对象是市核心小组及主要成员。

28日 市核心小组、中共哈警备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哈尔滨无线电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哈警备区司令员梁思久任组长、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唐桂生、市人保部副主任韩行年、警备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常景志任副组长。

△ 市革委会召开有各区、局负责人参加的紧急战备会议。市革委会代主任张斌、警备区副司令员张玉杰分别在会上讲话。

是月 市革委会文革组揭发市主要领导跟随潘复生大搞派性掌权的问题。


8月


5日 市革委会、市警备区发出《关于对全市战备工事加强维护管理和积极组织抢险的紧急通知》。《通知》说，雨季以来，全市战备工程主干线灌水14处，长10635米，水深达20公分；被淤泥堵塞4处，长1000余米，淤泥厚达40公分到2米。并有12处直接威胁到建筑物的安全。

9日 松花江水位达116．14米；比1970年同期水位高0．9米。

1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驻军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市三支两军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哈尔滨车辆厂、哈尔滨轴承厂等单位的军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6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省革委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市工代会、战备办、民政劳动局、卫生局要根据需要成立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

18日 经省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认为，原市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王兴华，在文革前，“积极执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散布一些对大跃进不满的错误言论；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走资派错误。经过群众批判教育，能做到深刻检查，认识较好，予以解放”。

△ 市革委会、哈警备区在第一招待所召开全市民兵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区革委会、武装部、市革委会各局、中央、省、市属工厂企事业单位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以及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和专职武装部长。会议传达了《全军、沈阳军区民兵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和省军区民兵工作座谈会议精神。

△ 市革委会办公室通知，决定将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市委党校)改为“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第四招待所”。

22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召开了有各区革委会、郊区公社、各蔬菜批发部门和零售供应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以搞好蔬菜市场供应为内容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北三食杂商店、新友食杂商店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28日 市革委会在香坊木材加工厂文化宫召开落实政策大会，给该厂“69．1．5”事件平反。市革委会副主任贺文代表市核心小组、市革委会宣布撤销1969年1月8日市革委会《关于给吴先业、池广恒、王久海、张国范撤职处分的决定》，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 张屏任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吕文德任生产指挥部计划办公室主任；李光任市革委会第一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黄玉福任市邮局革委会副主任，免去王宪堂副主任职务；免去赵福良市革委会第二轻工业局核心小组、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吕志民任市革委会文教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孙乃文任市革委会化学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赵黎任市革委会卫生局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晓白、赵福良任市革委会机械冶金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子英任市革委会体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有105个业余篮球队参加的“哈尔滨市1971年革命职工篮球赛”经过20多天的比赛结束。


9月


6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通知，经省批准，同意电信三八人工局改建为自动电话七分局，以改变太平地区电信的落后状况。

20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城市政治环境、整顿市容的通知》。《通知》决定把整顿市容和加强城市政治环境管理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来抓。

21—25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招待所召开全市财政财务会议。各区革委会、市属各局、企事业单位、市革委会办公室等158个单位的负责人和财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26日 上海首批来我省插队的知识青年路经我市。省、市革委会有关领导及部分红卫兵前往车站迎送。


10月


1日 根据省有关部门通知，即日起豆油收购价格由原百斤81．4元，提高到88元。其它油脂和油料的收购价格也作相应的调整。

3日 市革委会、哈警备区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整顿社会秩序工作的通知》。

5—8日 市革委会在第四招待所召开市直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各区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副主任、生产指挥部主任、区手工业局、财税局领导小组主管生产的副组长；市直各局领导小组主管生产的副组长；市直各工厂革委会主管生产的副主任、生产指挥部主任。会议介绍了一些单位的经验，分析了形势，具体研究落实完成国家计划的措施。

19日 浙江省首批71届毕业生来我省插队路经我市，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及我市群众到车站迎送。

27日 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道路》杂志副总编辑斯特菲?科特米洛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抵哈访问。


11月


1日 胡传经任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马士民任市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副主任；免去赵文田市革委会商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邵光程任市革委会科技局领导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成员；赵绍宗任市革委会城建局领导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成员；田子玉任市革委会二轻局核心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文芳任市革委会民政局领导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成员。

13日 佘景行任中共哈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蒲更生任副组长，吴文斗、吕其恩、郭步湘、沈明章为核心小组成员。免去张斌的中共哈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职务，李亚丁核心小组成员职务。市核心小组成员充实调整后排列顺序为：佘景行、徐咏之、蒲更生、吴文斗、周易山、吕其恩、贺文、郭步湘、沈明章、马德山、刘绍君、严修煌、范桂兰。佘景行任市革委会主任；蒲更生、吴文斗、吕其恩、郭步湘、沈明章、王世杰、张屏任副主任；许凤图、苏毓汉、郭守凯、赵容、解忠献任市革委会常委，免去苏毓汉的鹤岗市革委会副主任、哈工程学院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核心小组组长职务；免去赵容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成员职务；免去张斌市革委会代理主任职务，杨和亭、李亚丁副主任职务，陈德源、张展之常委职务。市革委会领导班子充实调整后，正副主任排列顺序为：佘景行、徐咏之、蒲更生、吴文斗、周易山、吕其恩、贺文、郭步湘、沈明章、王世杰、张屏、严修煌、范桂兰。

14日 省、市革委会联合召开“关于解决哈尔滨市交通问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革委会副主任傅奎清、省革委会常委张多树；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周易山和省、市有关部门和各工厂的负责人。会上，市交通局党的核心小组和“支左”部队的负责人汇报了在交通运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意见。全市公共交通在籍车辆共有430台，其中能运行的车辆只有226台。这些车辆从1965年以来，严重失修失养，技术状况很坏，远远满足不了全市客流量的需要。从出车情况的实际客流量来看，夏季约有16万人(次)乘不上车，冬季约有34万人(次)乘不上车。会议确定：省、市革委会和市各大工厂凡是有条件的，都要搞通勤车，减少社会上客运的压力；要千方百计地抓紧抢修现有破损的客运车辆；要彻底整顿好交通秩序；要从根本上解决今后修理汽、电车所需要的材料配件问题；要切实抓好交通部门的革命和生产。

15日 经市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暂在生产指挥部设立管理工商行政工作的办公室。

18日 市核心小组通知，要求认真开展学习《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

19日 市革委会通知，决定撤销市、区“三整顿”办公室。该办公室是6月中旬成立的。主要内容是整顿社会秩序、整顿交通秩序、整顿市容和大搞清洁卫生。

20日 市革委会在青年宫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局、企事业单位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书记或组长、革委会负责生产的主任及财务负责人。

22日 省委成员刘光涛、傅奎清、于杰、张林池、袁俊、陈剑飞、关舟等参加“关于进一步做好哈尔滨市的工作问题座谈会”。佘景行、徐咏之、蒲更生、吴文斗、周易山、吕其恩、贺文、沈明章、马德山、严修煌、张屏、赵容、苏毓汉、唐桂生、郭守凯等到会。会议听取了市领导对当前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汇报，对如何抓好哈市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要搞好哈市的革命、生产等各项工作，必须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千头万绪抓路线；2．进一步贯彻“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3．要狠抓阶级斗争；4．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2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清查自行车，打击盗窃分子破坏活动的通知》。

27—30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区、局和直属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共173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南方时的重要指示，以及中央有关领导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讲话，会议还传达了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斗争的部署和省委领导关于做好我市工作的指示。会议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决定：继续开展批林斗争；在批林斗争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基层、建设基层；结合批林斗争搞好领导班子整风；加强革命团结；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以批林为动力，带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29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市核心小组认定原市委书记兼市长吕其恩犯了“走资派错误”，免予处分；同意原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丁哲民犯了“走资派错误”，免予处分。


12月


1日 商诚任市革委会机械冶金局领导小组副组长；高可际、车志军、王光任市革委会工商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化任市革委会二轻局核心小组副组长；何春台任市革委会科技局核心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副组长；魏昌灼任市革委会文教局核心小组组长，吕志民任副组长；葛登州任市革委会卫生局核心小组组长，秦致祥任副组长，赵黎任副组长；王晶、顾绍德任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免去郭绍光的市邮局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1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撤销原哈尔滨市委斗批改学习班、原市人委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撤销日期为1971年12月31日。

12—18日 市革委会保卫部和市军管会召开市侦察工作座谈会，传达有关文件，批判刘、彭、罗等在侦察工作上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根据公安部和人保部确定的调查范围，决定要对“九种对象”开展调查研究。

13—15日 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大会经过民主选举和上级批准，产生了中共道外区委。

16日 松花江地区革委会、市革委发出《关于山建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交通运输和工厂企业部门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据不完全统计，1至9月份，铁路运输部门发生重大事故239起，死亡94人，重伤91人，撞坏汽车8台，轧死大牲畜38匹；1至10月份，市内交通肇事305起，死亡106人，伤311人；7至9月份，全市工厂企业发生重大生产事故47起，死亡9人，重伤51人。尤其严重的是11月29日，有轨电车与二线公共汽车相撞，造成轻伤55人，11人住院的严重交通事故。

△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贯彻省革委《关于整顿铁路车站、列车秩序电话会议》精神。

17—28日 哈尔滨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清华、北大等院校的经验，批判了“潘复生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讨论研究了市教育革命和工厂、企业、街道办学的问题。市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9日 市革委会转发市人民保卫部第99期《情况反映》。《情况反映》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不断发生外侨被打、被砸的严重情况，应引起各级革委会的注意。要求要彻底批判大国沙文主义、排外情绪和极“左”思潮，并确定了具体措施。

24日 市革委会整顿市场秩序领导小组成立，李寿基任组长、兰凤久、李瑞任副组长，工商管理局负责日常工作。

△ 经市核心小组讨论，同意成立市革委会一轻局轻工业研究所，暂列入事业编制。

△ 市核心小组作出《关于杨和亭同志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说，杨政治历史清楚，不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高、习反党集团成员；没有被捕、被俘、叛变、自首、没有里通苏修问题、不是假党员。市革委会在1968年8月13日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开始揭发、批判杨和亭、还作出了对杨“停止反省、交代问题”的决定，交全市有关单位的群众进行批斗。这些都是错误的，予以平反。

24日—1972年1月7日 哈尔滨市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区革委会政治部、卫生科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还邀请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典型单位齐齐哈尔市三院的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六?二六”战士的代表等，共计170多人。会议制定了哈市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五年规划，讨论了卫生战线“斗、批、改”的几个重要问题。会议要求贯彻好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

25日 韩树仁、李长庚任香坊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李惠山革委会主任职务；春华任道外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明礼任副主任；孙广发、冯忠文、张柱田任道外区革委会副主任；于天赐任南岗区革委会主任，免去王凤斌主任职务；赵连生任太平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学文任道里区革委会主任，房思言任副主任；郭坤任动力区革委会主任，解济、欧阳秋舫任副主任；王家喜任新曙光区革委会主任，何英壁任副主任。

△ 市核心小组召开领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1000多名领导干部听取了机械局党的核心小组、肉类联合加工厂党委、一轻局党委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和体会。市核心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

△ 省军区、驻军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同市革委会负责人进行座谈，征求地方意见。

是月 据市革委财政金融局报道组报道，1971年末全市储蓄额比1970年增加23％，比1961年增加1．24倍，比1950年增加34倍。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048,734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61167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七二年


1月


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告》。规定：1．严禁套购、倒卖四类物资，严禁贩卖各种票证，严禁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2．坚决取缔自由市场。市区严禁群众卖鱼、交换各种物品。农村社队和社员一律不准进城出售农副产品。3．城乡接壤地区指定设立的集市，严禁粮油等四类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物资上市。4．坚决取缔无证经营。5．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农副产品。

4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把“一打三反”同批修整风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决定成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由佘景行任组长，徐咏之、郭步湘任副组长。唐桂生、赵容、苏毓汉、王农、马士民为领导小组成员。

△ 省、市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欢迎大会，欢迎全省各地的运动员来我市进行冰上项目集训。

9日 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市核心小组对原定为“走资派”错误的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给予解放。

△ 赵容任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刘斌、孙锦元任副主任；宋伟民、许凤图、方乔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易山兼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主任，李寿基任副主任；郭守凯任市革委会战备办公室主任；苏毓汉任市革委会人民保卫部主任，邬广义、高吉、郭德华任副主任。

13日 市革委会召开落实政策大会。经市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对太平挂面厂一九六八年所谓“陈有才打击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进行公开平反。市保卫部副主任、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赵容在会上讲话。

14日 于天赐任南岗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陈再实任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陈明真任市革委会财政金融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副组长；崔洪昌任太平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

△ 市核心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哈革委字〔1963〕188号文件，为哈一百“翻案复辟集团”和“棒子队”平反。

15—22日 市郊区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郊区农村社、大队和农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省农业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问题。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17日 潘俊铭任市郊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郊区革委会副主任；真觉梦任市郊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郊区革委会副主任。

20日 市核心小组作出“关于对潘俊铭同志、孟昌同志定为和平一队‘黑后台’的平反决定”，决定给潘、孟公开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挽回政治影响。

23日 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将市中医院和江北医院合并为哈尔滨市第三医院；将第一工人医院收归市卫生局直接领导，改称为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 秦学文任道里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于占邦任市电业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刘天佩任市邮局革委会副主任；魏安任市城建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组长；郭坤任动力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解济任副组长；尚久文任市电子仪表工业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衣奎斌任市交通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邦荣任市民政劳动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副组长；宋新和、孙扬任市物资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佘风祥任市机械冶金工业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志国任市二轻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林书友任市粮食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家喜任新曙光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金万山任核心小组副组长。

24日 市革委会组成慰问团分赴全省各地，慰问哈市下乡知识青年。三年来，全市共有1250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当中有6000多人入党，18000多人入团，2700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

25日 市核心小组批转市保卫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组建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决定全市的54个公社保卫组改为96个公安派出所(包括2个江上派出所，1个站前派出所、1个机场派出所)。编制暂按省革委会文件中关于“户籍民警本着所长、指导员、内勤、户口员不包担当区的原则，哈尔滨市的外勤民警按600户配一名”的规定配备。

26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县团级单位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局、直属单位党委主要负责人和批修整风办公室负责人及市革委会机关党员干部共480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对林彪《“571工程”纪要》进行了批判，根据省委关于传达贯彻中央4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对下一步怎样搞好传达、批判和当前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安排。蒲更生作会议总结。


2月


1日 市革委会就哈尔滨小型电机厂、水果批发站、环境卫生管理处等单位连续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发出通报。这三起重大火灾事故，共烧毁建筑物2000多平方米，直接损失达75．16万元。

3日 市革委会在一轻局俱乐部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会议宣布：对哈一百商店1968年“闭店闹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复辟集团”和“棒子队”进行公开平反。并撤销市革委1968年关于哈一百“闭店闹革命的经验”的文件。市革委会副主任沈明章讲话。

4—12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一打三反”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0〕3、5、6号文件，学习了刘光涛、王文贞在省委“一打三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分析本市“一打三反”运动的形势，部署今后的任务。

12日 市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哈尔滨市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佘景行任组长，徐咏之、吴文斗、郭步湘任副组长。赵容、苏毓汉，唐桂生、王农、韩行年、马士民为领导小组成员。

27日 市革委会召开“财贸战线深入开展批修整风，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动员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作报告。市烟酒公司烟酒供应部等单位在会上发言。

29日 免去张颖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3月


2—8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市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和全省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介绍了办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和制定了全市农业机械化十年发展规划和工业支援农业规划。

13日 哈师院召开开学典礼，欢迎第一批推荐上来的671名工农兵大学生和为市教育局代培的660名学员。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陆辉作报告。教师代表致欢迎词。

14日 哈尔滨汽轮机厂派出由15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黑龙江中医学院(1977年10月22日撤离)。

△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设备维修管理经验交流会”。300多人参加，哈尔滨轴承厂、拖拉机配件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5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我省以及其他省、市的大学开始在我市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16日 市核心小组在哈尔滨木器厂召开“批修整风”现场会。

20—23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省委〔1972〕2号文件和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并落实本市1972年动员安置工作任务。

21日 市革委会和松花江地区革委会召开关于加强钢铁厂工作会议。徐咏之、王世杰、王维之、薛兰岗等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听取了有关钢铁生产状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

27—4月3日 市核心小组召开市计划工作会议。会上，蒲更生传达了中共中央〔1972〕12号文件，学习讨论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批判了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批判了“潘复生破坏性反动路线”，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传达贯彻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省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形势，讨论安排了全市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

30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调整我市现行干部审批管理范围的通知”。决定：1．各人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局属县(处)级单位党委常委、革委会常委、省属和市直属单位革委会委员，分别下放给各区、局；省属和市直属单位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审批管理；各区革委会部(室)主任、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局属县(处)级单位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组长、省属14个大工厂革委会部(室)主任，收归市核心小组审批管理。2．与外地商调干部，统一由市革委会政治部负责。


4月


2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核心小组举办了“理论辅导员读书班”，培训理论干部。

3日 陈达、冯毅任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

5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原哈市公安局局长张克平定为“走资派”错误，党内给予警告处分；同意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卫人定为“走资派”错误，予以解放。

10日 市核心小组、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市核心小组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动员报告中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1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整顿市容的紧急通知》，指出，为迅速改变“黑、脏、乱”的面貌，要立即在全市开展一个以大搞卫生、大搞市容整顿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

20日 市核心小组作出关于对“三吴一王一于”平反的决定(“三吴一王一于”，即吴久荣、吴宗波、吴以恒、王平武、于聪敏，是1967年2月17日作为群众代表被结合到市革委会勤务组的。1968年11月省、市党干会期间，以“对抗、攻击省革委会大搞多中心”和“炮轰省革委”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批斗、隔离反省、并免去一切职务，现经市核心小组第20次会议讨论，认定对“三吴一王一于”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是错误的，决定给予平反，撤销错误结论)。

△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由徐咏之主持。会议听取了石油会战指挥部关于市石油化工厂筹建工作情况及存在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汇报；会议同意计统办公室，关于加强市物价工作的报告，决定开展一次物价大检查；会议对市在遣送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会议还讨论了郊区关于土地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的报告等。

22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成立哈尔滨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通知》。为了加强领导，市核心小组决定，将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从民政劳动局划出，隶属市革委会政治部领导。

23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恢复和组建哈尔滨话剧院等机构的通知》。《通知》称，市核心小组同意恢复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歌剧院、哈尔滨京剧团、哈尔滨评剧团、哈尔滨民间艺术剧院，组建哈尔滨市电影发行放映分公司。

24日 李季任太平区革委会主任；免去许长君太平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27日 市核心小组决定，将市医药公司改由市商业局领导。


5月


1日 市纪念“五一”、“五四”环城赛举行。全程共一万米。全市45个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参加。

2—19日 市举行“工农兵文艺创作会演”。共演出13场、254个节目。有戏剧、曲艺、舞蹈、歌曲等。

4日 市革委会决定撤销市石油化工会战指挥部成立哈尔滨石油化工筹建处，哈尔滨石油化工筹建处归市化工局领导。

9日 我市今年首批下乡知识青年到阿城县农村插队落户。20万群众夹道欢送。

11日 市核心小组决定在市革委会建筑工程管理局下成立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市安装公司、市建筑材料工业公司。各公司的内部机构，由建工局党的核心小组决定。

19日 市核心小组决定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由19人组成。贺文任主任，刘高峰、刘显庭、蒋国卿、胡传经、刘明、王立疆、孙文彩、车士高、张子英任副主任。

23—28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长员委副前向徐陪同乘专车抵哈访问。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当前连续发生重大火灾的通报》。截止5月16日共发生火灾85起，死亡4人，伤9人，损失246万多元，超过了1972年全年火灾损失的11．4％。《通知》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发动群众，开展安全防火大检查；认真贯彻《消防监督条例》；加强防火工作的领导。

25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民政劳动局、知青办《关于对已经招为临时工的知识青年改为固定工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1966年至1969年历届中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在1969年8月23日以前进厂做临时工的，凡是符合国务院〔1971〕91号文件和省革委〔1972〕72号文件规定，经劳动部门调配可以改为固定工。1969年8月23日以前进厂做临时工的，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改为固定工。因家庭发生重大变化，并符合省委〔1969〕125号文件规定，已返城落户的知识青年做了临时工的，可以改为固定工。

28—6月3日 哈尔滨市第九届少年儿童运动会举行。共有204个队，2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31日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哈尔滨市摄影艺术展览”在兆麟公园展览厅开幕。共展出302幅作品。

是月 市教师进修学院恢复。冯光武、卫荫生、刘俊义、姜天增为学院负责人。


6月


1—9日 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和省体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分析了体育战线的形势，研究制定了我市体育事业第四个五年发展规划。

3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印发市核心小组整风方案的通知》。整风方案以毛主席的三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总结市革委会成立以来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革命团结，改进作风，积极做好建立新市委的准备工作。

△ 《哈尔滨日报》报道，全市通讯报道工作会议召开。省军区某部“红武”报道组、齐齐哈尔市和青冈县革委会应邀到会介绍经验；哈尔滨轴承厂、车辆厂等单位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6日 市革委会在红卫兵广场召开欢送我市第二批下乡知青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30万人夹道欢送。

16—25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商业工作会议。市商业、粮食、工商系统各级负责人和部分劳动模范共540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商业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提出了我市商业的主要工作任务。

18日 市核心小组举行会议，纪念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表10周年。省军区驻军、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哈警备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市核心小组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20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宣队如何发挥政治作用问题。

25—28日 哈尔滨市1972年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1200名男女运动员参加。在这次比赛中共有4人打破了省少年标枪、铅球、跳高纪录，5人打破市中学生手榴弹纪录，一个队打破市中学生女子800米接力纪录。

26—7月1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统计工作会议。王世杰在会会上作动员报告。会议传达了1971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纪要》和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

28日 徐宝栋任道里区革委会主任；免去秦学文道里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是月 市高校第十届田径运动会在哈师院举行。


7月


8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哈尔滨锅炉厂、消防器材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4日　李子敬任市革委会交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列张振东之前)；鲁波任市革委会交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列宋子良之前)；郤建华任市电子仪表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隋化然任市化学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唐忠恕任科技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 市核心小组召开了部分工厂、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80余人参加。会议就如何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保证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进行了座谈。

5—11日 市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市属各工业局、各区和部分工厂企业的负责人以及市劳模，共计2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年工作，分析了形势，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任务。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市革委会负责人作了报告。

6日 张琢琨任市革委会劳动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委组长，刘福瑞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马开印任市革委会民政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超任市革委会财政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张清任市革委会税务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曹瑞安任市人民银行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修枫任市革委会第一商业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玄、崔奉山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丁之干任市革委会第二商业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董泗明、赵义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6日 市革委会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哈尔滨市分行，负责办理中央、省、市基本建设拨款、存款、贷款业务和财政监督工作。市建设银行由省银行和市革委双重领导，以市领导为主。

8日 经市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市公安保卫机关于1969年受理的哈尔滨毛织厂现行反革命暗杀集团一案，是一起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对因此案而被逮捕和受牵连的人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挽回影响。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恢复市、区税务局机构的通知》，决定成立市革委会税务局，负责管理全市税收和中央、省在哈企业的利润监察作。

14日 市革委会转发省革委会《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补发问题的通知》，对调资工作结束的单位，要求进行一次复查和总结。

1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分设5个局机构的通知》。决定将市民政劳动局分设为民政局和劳动局；市商业局分设为市一商局和市二商局；市文教局分设为文化局和教育局；市城建局分设为城建局和房地局；将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从市财金局划出，由市革委会直接领导，将市财金局改为市革委会财政局。

△ 魏昌灼任市革委会文化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章子冈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寿涛、姜立田、刘志武、张亚东、武新春、朱明静任领导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成员。李松涛、杨国权、吕志民任市革委会教育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红杰、张庆年、朱其虹任领导小组副组长。

△ 市核心小组作出《关于机关落实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在过去几年，市革委会执行了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搞“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搞清队扩大化，打击军、干、群三个一大片，伤害了干部，打击了群众，破坏了革命团结。为此，市核心小组决定：以上凡被错误揪斗、遭陷害、撤职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摘掉被错误地扣上的各种政治帽子；要求各级组织部门都要结合审干工作，对干部档案进行一次认真的复查和清理；对市革委会印发的文件进行一次清理。

1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核心小组举办了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部分政工、宣传干部参加的“读书班”。

△ 市革委会政治部为了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召开了部分医务人员座谈会，共60余人参加。其中有科主任、主治医、老中医等。

28日 市革委会召开食品饮食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道外区革委会等单位介绍了经验。

是月 郊区有13个公社的171个生产队遭受严重雹灾，整个受灾面积达10万余亩。其中，因灾绝产的有11359亩；因灾减产5至8成的有40570亩，减产4成以下的有49044亩。


8月


4—9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召开全市企业财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市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和农牧等企业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市核心小组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表扬了一批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勤俭办企业，自觉维护财经纪律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5—22日 市工人业余男女篮球赛在市冰球场举行，共有48个篮球队、600余名运动员参加。

6日 苏广铭、梁彦德任市工代会副主任；冯守田任市革委会政治部统战组副组长；雷雨田任香坊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庞志敏任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白耘任市卫生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委员；车守田任市革委会民政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列李志后)。

11日 市核心小组作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和下步工作的安排”。传达要点是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落实政策，增强团结，要把重点放在批林上。

13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了基层党支部建设经验交流会。2000多人参加。哈尔滨车辆厂机械车间、哈尔滨纤维编织厂和和兴百货商店党支部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4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部分老教师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公办、企办中小学、幼儿园和工农业余教育等单位的劳模、老教师和领导干部200余人。市核心小组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提出要以路线为纲，积极参加批修整风运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方针，大力提高教学质量。

17—21日 市保卫部召开哈尔滨市内保工作会议，185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省经保、文保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讨论了加强内保工作的意见。

19日 赵绍宗任市革委会房产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22日 李剑白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列徐咏之之前)。

26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节约办《一九七二年上半年节约工作总结》。1972年上半年，全市节煤5．5万吨，节电970万度，节约木材17600立方米，节约石油1891吨(其中：燃料油1290吨，机械润滑油601吨)。节约工业用粮食217240斤，节约工业用植物油40万斤，回收废钢铁23000吨。

29日 李松涛任市革委会教育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免去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职务。冀峰任市革委会一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李乃任市革委会二轻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委员；田玉璞任市电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张耀宗任新曙光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潘茂桂任道里区革委会副主任；温德林任太平区革委会副主任；孟祥国任南岗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王军任市工代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苏泱任市革委会物资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列宋新和之后)。

31日 市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成立市革委会编制委员会的通知》。编委会在核心小组和市革委的领导下，负责对全市行政机关、人民群众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进行管理。市编委会由9人组成，吴文斗任主任，吕其恩、陈达、孙锦元任副主任，蒋国卿、胡尹奎、魏胜华、王超、张琢琨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魏胜华任办公室主任，郝志有任副主任。


9月


4—11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部分文学艺术工作者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戏剧、音乐、美术、摄影工作者30余人，市革委政治部负责人到会讲话。

11日 市核心小组作出《关于对香坊木材综合加工厂“69?1?5”政治事件的平反决定》，决定说：所谓“69?1?5”政治事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决定予以平反。对于被错打成“漏网走资派”的吴先业、池广恒，被错打成“坏头头”的王久海，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张国范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并撤销1969年1月8日市革委会作出的错误决定。

12日 市革委会在太平区火车头公社召开迎接国庆整顿市容和搞好环境卫生现场会议。会上，火车头公社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人介绍了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容、搞好环境卫生工作的经验。市革委负责人到会讲话。

14日 市核心小组对第一电炉厂“政治迫害”事件的复查报告作出决定。决定认为陈殿玺受到撤职处分并交群众批斗是错误的。市革委会责成道里区革委会在给陈平反的同时，对把这一事件又定成是康玉英对陈的“政治迫害事件同样是错误的，也应予以平反，挽回其政治影响”。

15日 1972年全国篮球分区赛哈尔滨赛区在省人民体育场开幕。省委、省革委、省军区、驻军和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赛区组织委员会主任苏民致开幕词。篮球分区赛10月2日闭幕。沈阳部队篮球队和河北篮球队分获男女成年组第一名，河北队和河南队分获男女青年组第一名。

17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召开了节约生活用煤经验交流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各区居民委干部1000余人参加。道里区利民饭店、哈尔滨东安机械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8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根据毛主席不提倡祝寿的指示，中央通知，在1973年的新日历(包括台历、日历、年历)中，不要再印“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的字样，12月26日也不要套红。

22日 市革委会作出《关于恢复平房区名称的批复》。为了尊重历史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习惯，便于工作，便利国内外通讯，经研究并请示省委同意将新曙光区的名称仍恢复为平房区。

23—27日 市革委会召开交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和省交通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交流了搞好交通安全服务的经验，讨论了今后的任务。市革委会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30日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到大寨等先进单位参观学习的通知》的规定，今后到省外参观学习由省统一组织，各地、市、县需出省参观学习的，要报请省革委会审核。


10月


6日 市核心小组和市革委会发出贯彻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大搞秋收生产的指示》的通知，动员市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搞好秋收，夺取农业生产全胜。

10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房产维修公司第四工区建成我省第一座面积为5000平方米，跨度为9米的双曲拱屋盖菜库，可储菜400余万斤。

12日 王化任市革委会政治部纪检组组长，免去其市革委会二轻局党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韩行范任市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组长，免去其市革委会交通局党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职务；陈玉昆任市革委会政治部纪律检查组副组长，免去其市革委会工商管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职务；薛琳任市革委会第一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杨敬庭任党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

14日 隋从新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 市核心小组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纪律检查组，隶属于市革委会政治部领导。纪律检查组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和处理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问题；承办需要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干部处分事项；党员、干部的控诉和申诉；开展纪律教育，考察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等。

16日 市革委会办公室发出通知，决定撤销第二招待所革委会，恢复哈尔滨旅社名称。

17日 哈尔滨市工农教育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23人组成，吴文斗任主任，张屏、冯毅、吕志民、张法贤、王晶任副主任。

20日 市革委会召开“大干70天，全面完成今年国家计划和财政收入任务动员大会”。全市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市直与各区、局负责人、主管财务人员共1300余人参加。哈尔滨油漆颜料总厂、哈尔滨绢纺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21日 章子冈任市革委会文化局领导小组组长，免去其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

21—26日 全市中、小学乒乓球赛举行。共64个学校256名运动员参加。62中获中学男、女团体第一。兆麟小学获女子团体第一，南马路小学获男子第一。

24日 金万山任平房区革委会主任，免去王家喜革委会主任职务。

2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推广、应用“优选法”工作的通知》。市革委会决定成立推广“优选法”领导小组，由吕其恩、张屏主持，科技局唐忠恕、生产部工交组陈健英负责日常工作，下设办公室。

30日 数学家华罗庚来我市推广优选法。11月1日至6日，华罗庚作报告并去工厂参观指导工作。


11月


4日 赵国强任市革委会副主任。

9—11日 哈尔滨市第五次党代会召开，省委第二书记刘光涛等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刘光涛在会上讲了话。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佘景行代表核心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第五届委员会。新市委由65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选举新市委常委15人。李剑白任书记，佘景行、吕其恩、徐咏之、蒲更生、赵国强为副书记。第一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

10日 郭卫人任市革委会副主任。

12—23日 市职工乒乓球赛在工人体育馆举行。133个队的600多名男女运动员参加。车辆厂获此次比赛男女团体第一名。

18日 省、市在省展览馆联合举行报告会。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会上传教优选法。8万余人在81个分会场听取了华罗庚的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赵国强主持会议。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傅奎清讲话。

24日 省委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第五届委员会人选的批复”。经省委常委第96次会议批准：李剑白、佘景行、吕其恩、徐咏之、蒲更生、赵国强、郭卫人、郭步湘、张屏、赵容、陈达、许凤图、修枫、梁彦德、严修煌等15人为第五届委员会常委。

25日 中央乐团抵哈演出，12月9日离哈。

29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汽轮机厂自行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台20万瓦千汽轮机在某电厂一次试车成功。


12月


3日 郭长胜任市革委会建筑工程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 市革委会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召开推广应用优选法经验交流现场会。

4日 解济任动力区革委会主任。

7日 吴道真任市革委会街道工业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9日 市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反对浪费，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

△ 市革委会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对今后市革委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会议对如何发挥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认为，革委会领导成员中的军代表和干部代表，也应该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三个觉悟。

11日 鲁波任市革委会交通局党委副书记。

△ 市革委会召开市民政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和市第五届党代会精神，分析了民政工作形势，交流了经验，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市委和市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会议并讲话。

14日 王瑞成任香坊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人民委员会体育处处长陈相均率领的朝鲜冰球代表团在国家体委杨家光的陪同下抵哈访问，22日离哈。

17—31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各公社、市直各局和各工厂的负责人，市、区文教局、工宣办的负责人，共370多人。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传达了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清华、北大和全国、全省教育革命的经验，讨论研究了贯彻措施。会议认为，哈市教育战线的情况，正如《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指出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办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会议总结了“文革”以来，教育战线的所谓成绩。

19日 金万山任平房区革委会主任。

20—23日 市革委会、哈尔滨警备区召开“哈尔滨市第四次战备工作会议”。市革委会各部、办、局的负责人和负责战备的工作人员，各区武装部负责人，各区战备负责人和工程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省战备工作会议精神。

21日 市委召开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革命家长代表座谈会。畅谈形势，交流经验。自1968年以来，全市已有127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边疆。他们当中有2800多人入党，21500多人入团，2800多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21—23日 共青团哈尔滨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来整建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召开团十一大的决定。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

△ 《哈尔滨日报》报道，我市废旧物资回收提前一个月超额7％完成国家全年收购计划。共回收有色金属4060吨，废钢铁20714吨，造纸原料6844吨，旧瓶子5082900个，废旧塑料250吨。

28日 经省革委会同意，市革委会成立第三轻工业局。

31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电机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20万瓦千水氢氢汽轮发电机。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109115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04840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七三年


1月


4日 赵尚朴任市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副主任；陈再实任南岗区革委会主任，免去其副主任职务；王瑞成任香坊区革委会主任；赵福庆任香坊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其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王世珉的市革委会常委、于天赐的南岗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6日 中共哈尔滨市电业局第四届委员会由21人组成，于占邦任书记，田玉璞、白汉生任副书记。

9日 哈尔滨市对外贸易局成立。

11日 中共哈尔滨市香坊区第一届委员会由29人组成，王瑞成任书记，赵福庆、雷雨田、吴忠升、庞志敏任副书记。

△ 中共哈尔滨市动力区第一届委员会由27人组成，解济任书记，郭坤、曹玉璞、周宝鼎任副书记。

13日 中共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一届委员会由35人组成，陈再实任书记，孟祥国、傅同义、秦月芳、真觉梦任副书记。

18日 中共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第七届委员会由30人组成，康克任书记，杨杰、徐继贤任副书记。

△ 中共哈尔滨汽轮机厂第五届委员会由36人组成，姚学融任书记，王佑振、胡耀光、谷兴昌、初世善任副书记。

20日 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将在哈尔滨的大专院校下放到哈尔滨市，由市委领导。


2月


2日 原黑龙江工学院副院长周玉海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12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地为女患者孙士霞摘除了巨大卵巢瘤，肿瘤积累总量为114斤。

12—21日　市委召开五届二次全委会议，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修整风”的指示；传达贯彻省委三届三次全会精神；分析全市的形势；研究讨论是年的主要工作。李剑白、吕其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号召，“以批修整风为纲，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继续搞好斗、批、改”。

13日　市革委会决定撤销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石油化工会战办公室和哈尔滨石油化工厂筹建处，恢复哈尔滨市石油化工会战指挥部，隶属市革委会直接领导。

13—16日 市召开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省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会议精神。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咏之作了关于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佘景行讲话。

19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组织哈尔滨市支援春耕农机检修服务队的通知》，决定成立支农服务团，下设绥化地区、松花江地区和郊区3个分团。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赵国强任团长、市委常委郭卫人和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屏任副团长。

27日 市革委会批复道里区革委会，同意将原9个城市公社划分为18个城市公社，即尚志、兆麟、经纬、斯大林、工程、新阳、抚顺、通江、安静、安和、共乐、正阳、建国、新华、安康、拥军、爱民、太阳岛公社。

△ 市革委会批复道外区革委会，同意将原6个城市公社划分为12个城市公社。即将胜利公社划为胜利、地灵两个公社；将新兴公社划为新兴、大兴两个公社；将靖宇公社划为靖宇、纯化两个公社；将滨江公社划为滨江、大方里两个公社；将仁里公社划为仁里、南市两个公社。

△ 市革委会批复南岗区革委会，同意将向东、曙光、革新2个公社划为6个公社，即邮政、荣市、花园、先行、革新、文化公社，并同意将原东风公社改称为芦家公社、原先锋公社改称为通达公社、原新华公社改称为大成公社。

△ 市革委会批复香坊区革委会，同意将长征公社划为中山、长征两个公社。

27—3月1日 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800多人。会议通过了团代会筹备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上山下乡运动新高潮倡议书》和《关于加强团的自身革命化建设的决定》；选举产生了团的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委15人。李秀贞(女)任书记，杨亚光、罗原、冯宝昆、周佐华、张志龙任副书记。

28—3月7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农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市安全会精神，提出“要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备耕、春耕生产的新高潮。

是月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新高潮”(从1968年以来，全市已有127000多人上山下乡)。

△ 市委召开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座谈会，要求各区委、农村公社党委自觉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太平区委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委领导到会讲话。


3月


5日 市革委会批复太平区革委会，同意将东升公社改为新乐公社，将烽火公社改为大寨路公社，将前锋公社改为太平公社。

△ 市革委会批转市粮食局《关于粮食烘干晾晒工作方案》。市、区都成立了粮食烘干指挥部，徐咏之任市指挥部总指挥，栾凤久、崔林任副总指挥。

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发放1973年民用布票、絮棉票、纺织品券和购货券的通知》。凡在我市有正式户口的，每人发给布票24．2尺、絮棉票1市斤、纺织品券2市尺，购货券1张。

△ 贾云任哈尔滨电业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于占邦的哈尔滨电业局革委会主任职务；孟昭祥任哈尔滨市邮政局革委会副主任。

8—20日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我市召开。我市有水泥厂等42个先进集体和苏广铭等196名劳动模范以及魏淑琴、胡连海等6名特邀代表出席了大会。

12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城乡园林绿化事业由市园林处统一领导的通知》。

14日 市城粪下乡管理委员会成立，胡传经任主任，陈坚石、白耘、王树勋任副主任。

15日 哈尔滨师范学院召开第七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哈师院委员会，陆辉任党委书记，薛震宇、孙兆福、魏忠才任副书记。

△ 李群、王海廷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22日 市委邀请出席省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哈市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召开座谈会。冯继芳(原市十八中学生)等8名代表参加了座谈，市委决定，请他们到各区作巡回报告。

31日 市委同意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清档落实工作，并决定撤销市清查办公室，其遗留工作由市人民保卫部承担。

是月 市教师进修学院成立领导小组，冯光武任组长，卫荫生、姜天增、刘俊义任副组长。同时，建立了哈尔滨市教师进修学院党总支委员会，冯光武任书记、卫荫生、任立任副书记。


4月


1日 市革委会通报表扬香坊区革委会人民保卫部。是年3月份以来，香坊区革委会人民保卫部连续破获3起重大刑事案件，取得了显著成绩。

2日 是年上海市首批赴黑龙江省农村的知识青年470余人，路经哈尔滨，省、市领导和群众到火车站迎送。

9—16日 1973年全国乒乓球分区赛哈尔滨赛区在哈市举行。

10日 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市编制委员会《关于对市直机关机构调整方案的修改意见》。要求“精减上层，减少层次，充实加强基层”。

10日 市委、市革委会在省展览馆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播动员大会，省、市、领导到会并讲话。全市有20万职工、干部、居民、知识青年和家长分别在242个分会场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哈尔滨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 市革委会批转市人民保卫部《关于对印刷、铸造、刻字行业治安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上旬 市委成立清查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清查林彪死党罪恶活动和与此事有牵连的人和事。

12日 据市革委会政治部统计，全市各区、直属工厂和局属县团级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市革委会各部、办中，共有军队干部307名(市委常委中的4名除外)，其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47名。各部队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4月份将其中大部分调回部队。

19日 市三棵树水源续建工程总投资为1280万元，为省的5个“重中之重”工程之一。该水源建成后，日供水量为16万吨。

△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本年度首批2700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40余万群众夹道欢送。

26日 中共哈尔滨市税务局委员会成立，张清任书记，杨诚任副书记。

△ 中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哈尔滨市分行委员会成立，冯炳炎任书记，任桂圃、罗建宇任副书记。同年6月7日，冯丙炎任分行行长，任桂圃、罗建宇任副行长。


5月


6日 李秀贞任中共哈尔滨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杨亚光、罗原任副书记。

10日 哈尔滨玻璃纤维厂玻璃钢车间凌晨一时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937平方米的厂房和大部分机电设备。

1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停止在哈市郊区新建、恢复自办‘五·七’农场安置知识青年的通知》。决定各区、各单位知识青年的安置去向，一律按所在区指定的安置地区插队建点。

15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工业生产协作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 省委、省革委会批转省检查组《关于哈尔滨市和省直一些单位突击招工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我市第二轻工业局等单位招生问题的检讨报告》，要求各级党委组成检查组，对1972年招工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将检查处理结果报告省委。

17日 高庆礼任道里区委常委、区革委会副主任；隋景山任道里区革委会副主任；蒋家奉任动力区革委会副主任；车守田任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周建华任市邮政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副书记、副主任职务；高山风任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免其邮政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18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人民保卫部《关于建立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报告》。自1972年12月以来，全市已经建立调解委员会290个，有调解委员1338人，自3月以来，共调解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2361件。

18—21日 市总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224人。会议选举产生市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105人，其中常委21人，梁彦德任主任，王军(女)、张法贤、骆忠喜、顾仁莲(女)、齐如元、王忠诚任副主任。

20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对下乡青年家长李庆霖来信的批示和中央领导对知青工作的意见，传达了省委召开的知青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研究了贯彻落实的意见。

21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动员职工、学生和居民参加城市建设义务劳动的通知》。

2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颁发《哈尔滨市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25日 中共哈尔滨电线厂第五届委员会由28人组成，谢平任书记。

31—6月1日 市革委会政治部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赵容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报告。

是月 赵容、牛乃文、王裕增、李秀贞任市委宣传部负责人。

△ 市委统战部重新组建，马开印、李晓白、刘福瑞、冯守田任市委统战部负责人。

△ 市委直属企业政治工作办公室成立，郭卫人任办公室主任，蒋国卿、吴福先任副主任。


6月


7日 王芝朴任市化学工业局局长，李荣清任副书记、副局长，梁桂五任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张正宏、孙乃文、沈希博任副局长；吴道真、尚广阳、苏虹波任市第三轻工业局副局长；修枫任市第一商业局局长，王玄、冀峰、刘学富、李永清、管逸民、吴树山任副局长；谭静斋任市粮食局局长，崔林、纪文庆、王太、刘明积、李俊才、卓云祥任副局长；王超兼市财政局局长，吴明洲、陈明真、张陆金、王玉夫、张庆功任副局长；张清任市税务局局长，杨诚、李焕庭、鲍禹风任副局长；高可际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铁、靖实秋、王克、高霄云任副局长；郝荣任市对外贸易局局长，车志军、李树林任副局长；曹瑞安任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行长，冯青山、林紫萍、刘恕、郭常荣、李道发任副行长；李松涛任市教育局局长，吕志民、杨国权、张鲤、朱其虹任副局长；李子敬任市交通局局长，张振东、鲁波、宋子良、郭凤起，文道洪、柴士林任副局长；郭长胜任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宋愚山、武通甫、刘之乐、张柯、程绍文、骆忠喜任副局长；丁之干任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关德身、马克、李诚之、续力、郑云山、李忠孝任副局长；马得山任市服务局局长，刘青山、盖玉、金作民、林景贞、邓建桥任副局长；赵绍忠任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牛瑞符、高山风、宋振山、蔡天生、梁星斗、杨东来、刘兴国任副局长；免去李光的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副书记职务。

8日 中共哈尔滨市委召开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分两段进行，6月8—9日，会议酝酿我市出席全国“十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6月26—29日，传达和学习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讨论了省委三届四次全委会议精神，研究了关于批林整风、国民经济计划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方面的工作。

9日 市革委会、哈尔滨警备区联合发出《关于彻底收缴散存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的紧急通知》。

10日 《哈尔滨公路路政暂行管理办法》颁布实施。

11日 动力区将民主公社划分为民生、和平两个公社；将通乡公社划为通乡、进乡两个公社。

15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印发“哈尔滨市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标准化工作规定(草案)”的通知》。纳入市革委会科技局规划的有农业、一轻、二轻、化工、机械冶金、电子仪表、民政、建工八个局所属部分企业的重点项目215个。

△ 市革委会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18日 市委工交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关于整顿街道工业和家属厂问题，以及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问题。全市街道工业和家属厂已有1736个，职工近10万人，年产值达2亿多元。

19日 王钧任省革委会视察研究室副主任，免去其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9—23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街道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有：1．街道开展批修整风；2．加强街道政权建设；3．加强青少年教育，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整顿和管理生产、生活服务事业；5．加强党对街道工作的领导等问题。

21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实行“哈尔滨市劳动工资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22日 市委工交领导小组召开关于土地占用问题座谈会，由赵国强主持。会议同意由城建办、计统组、工交办、农业办组成的调查组。会议认为市区的最大规模不能超过150平方公里(已有138．7平方公里)。

26日 市二商局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纤维经营部库房发生重大火灾，烧毁库房和露天货垛，损失达225万余元。

27日 《哈尔滨日报》头版全文刊登市委《关于开展向人民的好营业员丁凤莲同志学习的决定》，同时发表长篇通讯《人民的好营业员丁凤莲》(丁凤莲是市第七百货商店营业员，中共党员，1952年开始从事商业工作，1973年1月31日因病逝世)。

29日 市委决定市公安局与市法院分设(8月6日，建立市法院筹建小组并组建了办公室，同时，开始进行各区法院的筹建工作)。

下旬 全市上半年发展团员13000名，到是月底全市共有团员9万名。

是月 聂士荣等人擅自去北京告省委的状，说省委“长期批左不批右”、“批潘代替批林”等(聂士荣是哈尔滨锅炉厂工人，1969年作为群众代表被任命为省革委副主任。1971年9月回厂劳动)。

△ 市委决定将“战备办公室”改为“人民防空办公室”。


7月


3日 黑龙江工学院成立，刘文昭任建院领导小组组长。

4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人民保卫部《关于对文化娱乐、体育运动场所治安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 李仪焕任中共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第五届委员会书记。

5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劳动局《关于连续发生人身死亡事故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上半年，全市共发生23起重大生产事故，死亡24人，比1972年同期增加近2．5倍。

7日 市委决定重新组建中共哈尔滨市委保密委员会，许凤图任主任，唐桂生、隋从新任副主任。

8日 市第十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十二届委员会，其中常委19人，顾仁莲任主任，李光、秦月芳、刘幼新、张丽、王竞、范桂兰任副主任。

11日 市委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有关指示精神，决定对市直属机关的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市革委会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人民保卫部。机构调整后，市委和市革委会共设部、委、办、院、局、处60个。工业交通办公室、财政贸易办公室、城市建设办公室、文化教育办公室、农业办公室是市委、市革委会共有的办事机构。

△ 市委文教政治部和市革委会文化教育办公室重新组建，两个牌子一套机构。其负责人有冯毅、王正之、刘明、李亚非、商文兰(女)、刘显庭、姜连臣。

13日 陈达、王化、韩行范、魏胜华、周英杰、姚伟声、徐晶禹任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14日 市委工交办召开关于改制民兵旧杂式武器问题的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赵国强任组长，警备区副司令员梁思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哈尔滨警备区。

17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立即对人防工事进行抢险维修防止雨水倒灌的紧急通知》。

19日 王哲任中共哈尔滨铝加工厂委员会书记、厂革委会主任；赵胜前任中共哈尔滨轴承厂委员会书记、厂革委会主任；狄世公任哈尔滨林业机械厂革委会主任。免去王得铨的中共哈尔滨铝加工厂委员会书记、厂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魏英美的中共哈尔滨轴承厂委员会书记、厂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倪守业哈尔滨电线厂革委会主任职务。

20日 陆忠任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汪殿隆、白耘、周树德任副局长；曹华山任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志、车守田、李瑶、马一民任副局长；免去李亚非的卫生局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马开印的民政局党委书记职务。

△ 市内各主要街道上陆续贴出一些大字块，指责省委书记刘光涛和市委常委赵容的“6?12”讲话，到10月25日，已贴出大字块约42条。

23日 市计委决定将道里江沿喇嘛台在不扩大建筑面积的前提下，改建为市设计院工作室。

24日 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立，郭卫人任组长，张琢琨、高吉、李亚非、张法贤任副组长。其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在安全生产、防火、工业卫生等方面的政策和法令；定期研究和解决全市安全生产、防火、工业卫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和处理重大火灾、人身伤亡、工业中毒事故。

是月 市革委会决定，市园林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处，规划管理处由城建局划出，隶属市革委会领导。

△ 市委决定恢复市委政策研究室，许凤图、苏泱、李春来任负责人。

△ 李寿基任农业办公室负责人。


8月


1日 省委、市委决定，城防战备工程称为“七三八一”工程(该工程于1974年2月份动工)。

4日 市精减职工、压缩吃商品粮人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吕其恩任组长，张屏、王世杰、李寿基、工农、胡尹奎任副组长。

7—11日 市委召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会议。自“文革”整党建党以来，全市有285个单位重新建立了党委，占应建党委总数的84．5％；重新建立了5030个党支部，占应建党支部总数的98．4％。

11日 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学校建校，共开设政治、写作、农村电工、蔬菜栽培、畜牧兽医等8门课程。

△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人防战备工作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同意恢复哈尔滨广播大学、哈尔滨市曲艺团、哈尔滨市吕剧团。

13日 王英樵兼任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局长；杨殿基、刘作田、胡兆荣、朱沛然、崔凡、滕绍经任副局长；潘俊铭任市农业局局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树勋、司秉钧、吴俊峰任副局长；李善增任市畜牧局局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成业、胡琨任副局长。免去杨铁宽的市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善增、王成业的市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职务。

16—9月1日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了“十大”文件，部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自1968年以来，全市已有13．7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7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第三轻工业局《关于开展区街工业和家属厂整顿工作的请示报告》，决定这项工作由市革委会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设整顿办公室，刘晓峰任主任，林楠、靖实秋、马德山、李道发、吴道真、苏虹波任副主任。

20日 隋从新兼任市委机关党委书记，曹庆、才安民任副书记；唐桂生兼任市革委会机关党委书记，谢照、吴英敏任副书记；赵黎任市人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铿、郝志有任副局长、党委委员。

20—22日 市第十七届朝鲜族体育运动会于八区体育场举行。1600多名运动员进行了足球、排球、跳板、秋千和摔跤等5个项目的比赛。

23日 王兴华任中共哈尔滨电机厂委员会书记。

24日 田子玉任市第二轻工业局局长，何仁慈、李乃、冯忠义、吴庭贵、丁公甫、谷亚清、刘永普任副局长。

29日 章子冈任市文化局局长，李寿涛、姜立田、武新春、朱明静任副局长；李亚非兼任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荆溪栋任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免去荆溪栋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苏青、唐忠恕、刘志武、赵明、何春台任副主任。


9月


4日 隋化然任市机械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健、于华烽、贾学忠、刘春茂任副局长；张永任市冶金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商诚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李振彪、彭辉、徐克忠任党委常委、副局长。

6日 哈尔滨热电厂三期(十万瓩机组)工程破土动工。

8日 市委工交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民间运输业的31个合作社的性质由小集体改为大集体，其领导体制不变。

9—16日 市委召开全市县团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由李剑白传达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学习了“十大”的有关文件，部署了工作。

11日 吕海光任市电子仪表工业局局长，张宝环任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免去张宝环的一轻局党委副书记职务，吴尚楼、李树森任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长副组长，臧宝昌、黄纯志任副局长。

14日 顾仁莲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妇委书记，李光、秦月芳任副书记；关贵和任市总工会副主任；于景龙任哈热电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20日 李亚非任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委书记，荆溪栋任副书记；张琢琨任市劳动局党委书记；郝荣任市对外贸易局党委书记；吴道真、尚广阳任市第三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吕海光任市电子仪表局党委书记，张宝环、郤建华、吴尚楼、李树森任副书记。

20—25日 市委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传达了省委统战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交流了情况，并安排了全市统战工作，市委书记李剑白作报告，统战部部长马开印作会议总结。

22日 市委决定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吕其恩任组长，赵国强、王宏伟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王宏伟兼办公室主任。

26日 市科学技术管理局改称为科学技术委员会。

△ 丁甲全任哈尔滨电机厂革委会主任。

27—10月7日 哈尔滨师范学院派出1000多名师生到齐齐哈尔、双城、肇东等地宣传党的“十大”精神。


10月


5日 市委召开干部和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落实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全市已有5000多名干部进“五?七”干校，1万多名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年，有近千名干部带领知青到农村插队，还有一大批干部到工厂劳动。

6—10日 市革委会召开区街工业和家属厂整顿工作会议，郭卫人、张屏分别在会上讲话和作报告，赵国强作会议总结。

12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公安局《关于当前交通事故情况和今后意见的紧急报告》。9月1日至25日，全市共发生交通事故34起，伤27人，死15人，两台汽车重毁，损失严重。

16日 顾仁莲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王玄、王农、胡传经任哈尔滨市革委会副主任。

17日 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领导小组成立，吕其恩任组长，郭浩泽、张屏、王世杰任副组长。

△ 于在洲任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赵尚朴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东喜任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宋秀亭任道外区委常委、区革委会副主任；刘善经任市统计局副局长；王常林任哈尔滨糖厂革委会主任。

18—20日 市委召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会议，讨论了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以及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市一商局等7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市委书记李剑白作了总结报告。

19日 哈尔滨农药厂发生火灾，损失达462350元。

22日 李先念在《商业部调查组情况反映》18期上批示：“送开粮食会议黑龙江同志阅，应关心群众生活”(《商业部调查组情况反映》说：哈尔滨市有人口200万左右，每年需要蔬菜7亿多斤，现只能满足需要的60—70％)。

2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安全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同年10月1日至19日，全市共发生火灾火警40多起，其中重大火灾4起。

△ 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选拔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的报告》。

24日 市委成立抓基层领导小组，徐咏之任组长，陈达、许凤图、严修煌、郭浩泽任副组长。

27—29日 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牛乃文在会上作了题为《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十大文件新高潮》的报告。

28日 据市委组织部《组织工作通讯》载：1969年以来，共有6547名知识青年返城落户，其中迁入市区的5994人。

29日 市委统战部召开非党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就全市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如何安排、使用知识分子，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30日 张琢琨任市劳动局局长，苏德太、马德山、李文芳任副局长。

是月 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将市革委会干部读书班改为中共哈尔滨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1977年11月改为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


11月


2日 郭卫人兼任市石油化工会战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组长。

△ 据市委统战部调查，全市民盟、民进、九三学社、民革、民建五个民主党派，“文革”前共有成员1022人，现有成员652人。

2—8日 市委召开民兵工作会议，总结了市民兵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深入学习“十大”文件，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的任务。11月10日，成立了市民兵总指挥部。

7日 市革委会召开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号召全市工交战线职工“大干五十天，提前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国家计划”。

9日 市革委会在香坊区向阳公社召开粮食征购工作现场会。

12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全市酒类专卖管理的通知》，决定恢复哈尔滨市专卖事业管理局，与哈尔滨市糖业烟酒公司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个名义，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企业经营，有权对生产和销售单位进行检查指导。

12—17日 全市审干定案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蒲更生出席了会议，市委副书记赵国强讲话，市委常委陈达作总结报告。

13日 省委批准省建委、市委工交政治部、黑龙江日报社、哈尔滨日报社和市建工局党委联合调查组写的《关于哈尔滨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六施工队抵制不正之风的调查报告》。12月18日，市委决定，在全市广泛开展向市建二公司第六施工队学习的活动。

14日 叶文庆任哈尔滨制氧机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邹其涛任龙江仪表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召开全市税务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扩大工商税试点的报告》和有关文件，制定了进行税制改革工作的具体措施。

17日 吕其恩兼任哈尔滨市视察研究室主任，陈达兼任副主任。

19日 黑龙江工学院举行“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招生工作。

22日 市革委会《关于补充合作企业人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1958年全市有合作商业、服务网点1209处，从业人员8825名，到1972年，网点减少到394处，人员减少到4．537名。

△ 市委举办第一期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市委委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及团职以上的工农兵干部36人参加了学习。

24—12月8日 市委召开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了党的“十大”文件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传达贯彻中共黑龙江省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统一了对省提出的路线上几个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

26日 市革委会决定，恢复哈尔滨市专卖事业管理局。

是月 市教师进修学院开展“反回潮”运动，停止了教学活动。


12月


1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城市建设必须从战备出发，与人防、城防建设结合起来。

上旬　市委、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哈尔滨市第十四届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的决定》，全市共评出劳动模范1177名，先进集体301个。

13日 中共哈尔滨市服务局委员会由21人组成，马得山任书记，刘青山、盖玉任副书记。

21日 市整治松花江筹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建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整治松花江委员会”的有关事宜，并向省革委会报送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整治松花江委员会组织方案》，省革委会于翌年4月6日批准了此方案。

△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郊区合作医疗工作动员大会，要求各区委和卫生局党委加强郊区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合作医疗工作。

22日 于华烽任市机械工业局党委副书记；赵鸿儒任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永久任市建筑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张忱任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免去其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党总支书记职务；布和任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免去其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职务；陈云璋任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免去其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职务；刘裕国任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常委；李银生任市粮食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叶文玉任市化工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刘嘉良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徐明山任市冶金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姚显廷任哈尔滨市档案处处长；王瑞昌任中共动力区委员会常委、区革委会副主任(列顾德厚之后)。免去程万山的市电业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25日 晚五时发现，住道外区崇俭街74号的道外公安分局拘留所民警信占志和其父、母、儿子被杀害。在省委、市委和省公安局的领导下，组成了“12?25”专案组。后经侦破杀人凶犯系李广山(信占志同所民警)。

26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计委《关于我市工业发展与外地对比情况以及对地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安排的建议》。我市与各城市的对比情况是：(工业总产值“亿元”)

1966年 　 1972年

哈尔滨 23．9 　 29．2

武汉 33．2 49．8

青岛 25 34．9

西安 20 31．57

南京 21．01 39．82

旅大 29 46．85

广州 29．71 46

28日 中共松江胶合板厂第五届委员会由17人组成，孙玉峰任书记。

31日 市第一制砖厂的家属“五?七”厂，在该厂俱乐部召开年终总结会议结束后，放映员黄云轩等放映了《刘少奇访问印尼》等影片。1974年，这一案件被定为“反革命性质的严重政治事件”，黄云轩等人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1979年7月，经省委批准，市委已为此案和受牵连的人平反)。

是月 市革委会决定，将市农业局分开，成立农业局、畜牧局、水利处和农机处。

△ 以1963年出生婴儿为基数计算至是月底，全市共少生37．8万多个婴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41‰下降到13．91‰。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166，569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29336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七四年


1月


1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的《元旦献词》；传达了毛主席的五次重要讲话；研究决定市革委会党组由13人组成，吕其恩任书记，郭卫人、张屏任副书记。

3日 省委转发市委、市革委会批转的《关于尚志食杂商店大安门市部抵制商品“走后门”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全省党的各级组织认真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学习、仿行。

5日 中共哈尔滨市畜牧局第一届委员会由17人组成，李善增任党委书记，王成业、胡琨任副书记。

6—15日 市委召开各区、局和直属单位党委负责人会议，学习了十大文件和《元旦献词》，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盟)、市委负责人会议精神，市建工六队等五个单位介绍了经验。

7日 市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歌曲的通知》。

△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禁止放映封存影片的指示和省委〔1974〕2号文件精神，市委决定对散流在我市的封存和停止发行的影片进行清理和收缴。从即日起至3月末，全市共收缴影片214本，其中《刘少奇访问缅甸》4本，《铁道游击队》、《护士日记》、《流浪者》等故事片30本。

△ 市委批转汽轮机厂党委《关于在青年中做好发展新党员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做出规划，定期研究，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要抓好在生产第一线和党的力量薄弱的单位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同时要注意从青年、妇女及少数民族中发展新党员”。

14日 自1973年11月上旬以来，我市组织了7500名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队伍，走向社会，参加“阶级斗争”，发现和处理了政治案件两起，各种刑事案件和投机倒把案件1306起。从即日起，全市组织9000多名民兵、公安干警和居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3天的“政治大扫除”，拘留流氓盗窃犯、行凶强抢、投机倒把、赌博分子和潜逃罪犯66人，收容182人。

14—15日 市委决定成立知青工作领导小组，蒲更生任组长，陈达任副组长。

18日 李剑白任市革委会主任；佘景行任副主任，免其主任职务，梁彦德、姚学融任市委副书记；王兴华、谷亚清、王喜凤任市委常委；免去蒲更生市委副书记职务。

25日 市委召开各区、局和直属工厂企业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1974〕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精神。1月30日，市委组织各级干部41000人，收听了省委有线广播大会。2月4日，各单位向群众传达了中央1号、2号文件(《中共中央补充通知》)很快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批林批孔斗争的热潮。

29日 据市委统战部统计，全市在政治上安排市以上的党外爱国人士235人(归省管的不在内)，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扫“四旧”、“清理阶级队伍”，查抄财物的72人，占总人数的30．6％。其中有原全国人民代表3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省人民代表12人、省政协委员10人、市人民代表23人、市政协委员22人。现有67人的被查抄财物全部或部分归还本人。

是月 市委决定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部恢复为哈尔滨市公安局。

△ 哈尔滨市电信局改名为哈尔滨市市内电话局。


2月


3—12日 市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松花江旅社召开。会议全面安排了1974年郊区农业生产，研究了加快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等问题。

6日 鞠德琪任市第一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兼哈尔滨毛织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免其哈尔滨亚麻厂党委书记职务；毛伟鹭任哈尔滨亚麻厂党委书记；于占邦兼任市城建局副局长，免去其哈尔滨电业局党委书记职务；张洪礼任香坊木材综合加工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马志东的厂革委会主任职务。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转发省革委＜关于结合城市总体建设修建人防工程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永贵参加黑龙江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作了报告。省直、市直机关干部和各地各级干部40多万人，在1600多个会场收听了报告。

△ 市委批转市文化局党委《关于对保存或放映封存影片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 王普山、孟庆魁、赵国胜任市法院副院长；岳景春、叶贵祥任哈尔滨日报社革委会副主任。

13日 全市工农兵群众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市委常委全部出席。会后，各条战线、各群众团体纷纷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全市“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潮。

23日 省委决定将中共黑龙江省建筑工程学校委员会交市委领导。

25日 自2月1日以来，全市共召开各种类型的“批林批孔”批判会15000余次，参加批判的达120多万人次。

26日 市委批转市卫生局党委《关于我市郊区合作医疗群众运动情况的简要报告》。据《报告》中统计，自1973年12月21日至1974年1月10日，在郊区158个生产大队中，有95个大队正在兴办合作医疗，占61％，其中已有16个大队开诊。

28日 《人民日报》发表批判《三上桃峰》的文章之后，市文化局对《松涛曲》展开了讨论和批判。哈尔滨话剧院决定停止《松涛曲》的排演和制景工作，组织人员查清剧本《松涛曲》及前身《登高望远》的创作过程等。3月，《松涛曲》被定为“大毒草”，连同《登高望远》一起受到批判。4月18日，市委发出《关于批判毒草话剧＜松涛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放手发动群众，狠批林贼的“克己复礼”的同时，要联系实际，开展对所谓“毒草话剧《松涛曲》的揭发和批判”(《登高望远》于1966年3月完成，1972年改编为话剧剧本《松涛曲》，1974年2月再经修改并开始进行排演，作者关守中)。

是月 牛成山、陈造反等写出第一张“反复辟”、“反回潮”、反省委的大字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打倒当代的孔夫子”、“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等大标语和大字报。


3月


1日 市委召开各区、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贯彻省委2月25日电话会议精神，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委负责人讲话。

2日 《哈尔滨日报》发表《坚决回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第三铁路工程局哈尔滨职工子弟中学红卫兵小将原军给校党支部的公开信》，从此，教育战线开展了所谓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

4日 市委向省委、省革委会报告：根据国务院科教组关于1974年在全国200万人口以上城市实行十年制教育的要求，哈尔滨市实行十年制教育，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将比1973年实增8万人，校舍、师资、经费亦应相应解决，力争本年实现十年制教育。

5日　市妇联、市总工会、市贫代会、团市委联合召开各条战线妇女“批林批孔”座谈会，揭批林彪效法孔子鼓吹“克己复礼”，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6日 省直和市文艺、教育、新闻、出版战线集会，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和所渭“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人民日报》2月28日发表初澜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诬陷该剧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一株大毒草)。

7日 中共哈尔滨市民兵指挥部委员会由11人组成，梁彦德任书记，郭浩泽、张书林任副书记。

9日 刘淑芝任市交通局副局长、党委常委；丁淑香任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善经任市统计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5日 市委批转动力区委和教育局党委《关于三十五中二年一班教育革命小组的革命小将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情况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他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16日 免去张健的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党委常委职务。

18日 哈尔滨市机械工业中等技术学校恢复，改名为“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

19日 市委、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20日，全市30多万群众夹道欢送1974年首批2200多名下乡知识青年。

21日 哈一机厂、伟建厂等单位的80余人，在牛成山、陈造反等人的指挥下，强占省委会议室，围攻省委负责人，持续了六天五夜。3月26日，牛成山等人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大会，攻击省委搞“复辟、回潮”。

27日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一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陪同下乘专机抵哈，翌日乘专列去大庆参观访问。

30日 省、市总工会在省展览馆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全市设137个分会场，10余万人收听了大会实况。

下旬 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在经过一段学习整顿后，陆续返回原进驻的各公社、生产队，同广大农村干部、社员一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春耕。


4月


1日 根据省革委会的通知，从是日起，我市城市居民面粉供应标准，由每人每月8市斤改为5市斤，城乡居民每人每月节约的1斤口粮和1两食油恢复供应。

3日 市革委会决定成立哈尔滨市联合运输领导小组，张屏任组长，吕文德、刘宗相、宋子良、元弘范任副组长。

6日 几个工厂的20多名工人强行冲进市委机关办公大楼，闯入市委书记李剑白的办公室，对其进行围攻，并将其绑架至省委一○七招待所继续围攻。之后，用挂着“批倒斗臭李剑白”的牌子的卡车，拉着李剑白在道里、道外等区和一些工厂进行了游斗，并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进行了批斗。

16—26日 全国青年排球赛在哈尔滨市举行。

19日 市委批转市文化局党委《关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的安排意见的报告》，要求加强对纪念活动的领导。

22日 市委发出《关于认真执行省委＜关于进一步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重要复信的通知＞的通知》。要求联系实际，“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宣扬孔孟之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并结合检查春耕生产，对青年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23—26日 市委召开市直属单位党员干部会议。各部、委、办以及各区、局负责人共228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以及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系列指示，总结了我市的“批林批孔”运动，安排了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李剑白作了会议总结。

下旬 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工宣队进驻黑龙江工学院。


5月


1—23日 省暨哈尔滨市举行“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集中放映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10部影片。

6日 据市工农教育委员会统计，全市已开办了7所“七·二一”工人大学(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在刊登《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办工厂业余大学，即“七?二一大学”的批示)。

7日 市革委会就全市连续发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发出通报。三、四月份，我市连续发生7起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死亡7人，重伤2人。

13日 哈尔滨公共交通车辆修配厂改为哈尔滨公共交通客车厂。

△ 市革委会决定充实调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人员，徐咏之任指挥，梁彦德、张屏、梁思久、胡传经、李寿基、王宏伟、刘作田、司秉钧任副指挥。

16日 市委组织部通知，1973年9月13日，经省委决定，撤销周克兰的市妇联副主任职务。

23日 市委批转市民兵总指挥部党委《关于一九七四年民兵战备训练安排意见的报告》。要求“提高各级民兵干部和广大民兵的军事素质，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24日 市革委会决定成立“哈尔滨市抗旱打井办公室”，林楠任办公室主任。

30日 市委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深入批林批孔抗旱夺丰收的指示》。号召“全市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批林批孔’为纲，以大寨、昔阳为榜样，立即掀起一个以保种、保苗夺高产为中心的抗旱斗争的新高潮”。


6月


1—3日 市委召开市直属单位党员干部会议。各区、局、直属单位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市委和市革委会各部、委、办以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4〕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有关政策的《通知》)。

5日 省委同意我市在校生已满九年半的，暑期下乡，从今年暑期入校的学生开始改为十年制。

10日 据市委统战部统计，全市尚有仍保留宗教教堂或寺庙外形的教堂、寺庙共30座。其中，东正教堂12座，天主教堂5座，基督教会6座，伊斯兰教清真寺3座，佛教寺院3座，道教庙宇1座。

13日 市革委会批复市一商局，同意对自行车、缝纫机、上海全钢手表实行凭票、收券供应的办法。

△ 市委批转市妇联《关于郊区妇女参加批林批孔斗争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批林批孔中，要狠批林彪、孔老二散布的男尊女卑、把妇女当作奴隶和附庸的反动思想，清除其流毒”。

20—22日 27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或临时代办及他们的夫人一行43人，到我市参观访问。

21日 市委批转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一步办好工农教育的情况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批林批孔中办好各种业余学校和“七?二一”工人大学，并且认真总结经验”。

25—26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工作经验。全市郊区的21个人民公社，163个生产大队全面实现了合作医疗。

28—7月1日 全市知识青年、家长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交流了典型经验，通过了给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长、贫下中农和农村工作同志的倡议书。

是月 市区和郊区的主要街道和建筑物上的“红海洋”及林彪等搞的“忠”字化活动的痕迹已基本被清除掉，市区开始出现一批新的宣传画报。


7月


1日 省委组织部通知，从即日起，中共第三铁路工程局哈尔滨地区核心小组除受其局党委领导外，同时受中共哈尔滨市委领导，为县团级单位(第三铁路局党委已迁往太原)。

△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姚学融任组长，王玄、冯毅、李松涛任副组长。

1—6日 市第九届体育运动会在省体育场举行。800多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了球类、田径、射击等项目的比赛。在田径赛中，有14人打破了6项省、市纪录。

1—8日 阿尔巴尼亚国家民间歌舞团到达我市进行友好访问演出。该团在我市期间参观了一些单位，游览了市容、儿童公园和松花江。

1—30日 省、市联合举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影片汇映月。

3—5日 市委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地、市委负责人“批林批孔”座谈会纪要》，松江电机厂、水泥厂工人段自学等集体和个人介绍了经验，市委书记李剑白作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总结报告。

8日 市委、市革委会决定在全市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歌咏活动，以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2周年和建国25周年。在这次活动中，广泛教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6首歌曲，并要求进一步普及革命样板戏。

15—18日 全市基本建设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在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及有关文件，传达了全省基本建设会议的有关文件，交流了经验，落实安排了国家、省、市确定的重点项目和具体措施。市委副书记赵国强作了总结报告。

17日 市委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各条战线的10多万干部和群众，分别在190多个分会场收听了实况广播。大会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号召“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19—24日 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各区、局、直属单位负责人，市委和市革委会各部、委、办，以及各群众团体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8月


2日 市委批转市民兵总指挥部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建民兵专业队伍的报告》。要求到9月末组建完毕。

7日 高铁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和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王禹明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7—18日 市第十八届朝鲜族体育运动会举行，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朝鲜族男女运动员1800多人参加了比赛。

18—22日 市委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学习了上海、北京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回顾总结了我市民兵队伍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经验。市委书记李剑白作了民兵工作报告，市委副书记赵国强作了总结。

19日 市委批转市、区联合专案组《关于宋大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宋大鹏是市第二十一中学事务员，是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死刑)。

26日 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等联合调查组《关于东莱派出所党支部反腐蚀顶歪风的调查报告》(道外区东莱派出所是省、市公安战线的一面红旗)。

27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财政局《关于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1至6月份，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了150217万元，占年计划的44．9％。其中，市属工业完成产值91241万元，占年计划的46．3％。商业部门完成商品销售款48700万元。全市财政总收入18021万元，完成年预算的45．9％。事业行政费支出4270万元，占年预算的51．8％。

31日 据市知青办统计：自1986年以来，市郊区农村公社共接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7619人。其中，天津知识青年8292人，我市知识青年9327人。

是月 据市有关方面统计：全市有公办中学129所，在校学生217000人，企业中学22所，在校学生22000人；公办小学334所，在校学生232900人，企办小学61所，在校学生57500人，街道“五?七”小学64所，在校学生26000人，郊区农村民办小学在校学生13600人。


9月


3日 市委召开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经验交流会，要求全市以夺取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迎接建国25周年。

5日 市委批转《市总工会和团市委关于在工人和青年中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两份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总结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经验，并及时报告市委”。

12日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一台水电机组——30万瓩水轮发电机组，在哈尔滨电机厂制造成功。

△ 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党委《关于我市干部下放劳动规划落实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市共有干部95184名。1968年至1972年下放劳动26227名，1973年下放劳动2773名，1974年上半年下放劳动4610名。其中，插队带知识青年的1182名，集体插队的148名，到“五?七”干校的127名；下放到工厂当工人的2710名，参加巡回医疗的443名。

13日 市委批转轴承厂党委关于《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断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

14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会，揭发批判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破坏辽沈、平津战役的罪行。中心会场设在工人文化宫，全市一万名干部、军人、民兵分别在20余个分会场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

15—26日 省委、省革委会在大庆市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我市有127人出席了会议，哈尔滨水泥厂、哈尔滨锅炉厂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17日 市委批转市委政策研究室《关于打击投机倒把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全市查获投机倒把违法案件1158起，今年上半年查获947起。

△ 张国顺任市革委会机关党委副书记，免去其市革委会办公室信访处处长职务；李春来任市物资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杨林、张殿杰任副组长，免去杨林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高马山任哈尔滨电业局党委书记，徐振宪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孟宪元、谭荣林、洪廷杰任局革委会副主任。

18日 市委批转市委农村工作部和道外区委《关于万宝公社巨宝大队第一生产队学大寨跨“长江”的调查报告》。

23日 市召开农业发展规划座谈会。市委书记李剑白到会并作了题为《深入批林批孔加快农业学大寨步伐为建设大寨式郊区而奋斗》的报告。

24日 市委批转一商局党委《关于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积极选拔和培养青年干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参照一商局的经验，作出规划，切实搞好选拔和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县团级以上单位要在是年底前配上青年干部。

27日 市委决定调整市编制委员会成员，赵国强任主任，梁彦德、陈达、魏胜华任副主任。


10月


5日 市委召开纪念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表六周年大会。市委副书记赵国强到会并讲话。

11日 市委召开贯彻省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重要指示动员大会，市委书记李剑白作了动员报告，要求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做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突击任务抓好。

23日 市委批转市税务局党委《关于黑包工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坚决打击投机倒把、黑包工等非法活动”。

24—29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全市工交战线30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十年来全市“工业学大庆”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树立了一批典型，表彰了先进单位。市委书记李剑白在会上作了题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大干社会主义》的报告。

27日 市委批转市公安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公安部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土法改造锅炉活动的紧急通知》。今年，省下达我市的土法改造锅炉的指标是2500台，约占全市锅炉总数的70％。郭卫人任市“三结合”锅炉改造领导小组负责人。


11月


1日 省展览馆将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陈列馆》展出的全部内容复制后，以《毛主席革命实践陈列馆》为名，即日在馆内预展，18日后对外展出。

2日 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哈尔滨水泥厂党员教育工作情况调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

8—10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农业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经验交流会，共316人参加。主要经验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要大力抓好四级科学实验网的建设，要做好农业科学实验队伍的培训工作。

10—14日 东北三省防治肺心病专业协作会议在我市举行。

14日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道外区现场会，推广道外区动员工作的经验。《哈尔滨日报》发表社论，《决心要大，工作要细——深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

15日 赵黎任市编制委员会副主任；耿涛任伟建机器厂党委书记，免去王福海的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马志东的香坊木材综合加工厂党委书记职务。

16日 市委决定成立哈尔滨市畜牧业委员会。徐咏之任主任，许风图、王农、李寿基、矫洪年任副主任。

16—21日 大庆经验报告团由大庆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陈烈民带队，一行29人来我市介绍经验。有7万多名干部和群众听了报告。

18—12月1日 黑龙江省部分地、盟、市文艺调演在我市举行。国务院文化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国唱片社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前来大会指导。我市和松花江地区等代表团，共演出了11台戏。

20—22日 全市第二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市红卫兵第二届委员会。李志惠任主任，李占三、梁京喜(女)、王丽滨(女)、张伟林、韩阳、蒋艳华(女)任副主任。

21日 省委组织部通知，原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五研究所下放，其党的核心小组划归市委领导，由伟建厂党委代管，三机部六院一七○二研究所一○三实验站党委划归市委领导。

22日 市委决定将市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与市批林批孔办公室合并为市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由市委常委赵容、许凤图主管这一工作。

24日 郭洪超任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26日 林喜中任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陈锦笙的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26—27日 市一商业局、二商业局、文化局联合召开商业网点图书发行工作会议。至1973年底，全市城乡图书发行网点已达160多处，专、兼、群图书发行队伍已达550多人。自1969年以来，各商业网点共发行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103万册，其它书画413万册(张)。

27日 市委在《关于我市普及放映革命样板戏影片的报告》中统计：自1971年以来，全市共放映革命样板戏影片24429场，观众达21966227人次。仅1973年11月和1974年，由市文化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革命样板戏汇映月”中，就放映了“革命样板戏”影片3339场，观众达3170000多人次。


12月


2—5日 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各单位宣传部(科)长会议，研究、部署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7日 市委召开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工作会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343人参加。会上，传达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议精神，道里区委等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委书记李剑白、副书记姚学融到会并讲话。

3日 市委发出《关于向党的好干部周日升同志学习的通知》(周日升生前是中共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委书记。197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党的好干部——周日升》一文，并加了按语，号召向周日升学习)。

5—19日 市交通安全委员会组成市、区检查组，采取各区、各单位自检为主的方法，在全市开展了以“四查”(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为内容的交通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了184个单位，抽查了393台机动车辆。

6日 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剑白到会并讲话。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好计划生育工作大会战”。

9—11日 全市调解工作会议召开，道外区东莱公社第六居民组调解委员会等9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郭步湘、市委副书记吕其恩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

11—13日 以山田正彦为团长的日本滑冰代表团一行38人，抵达我市进行友好访问。日本滑冰运动员与我国滑冰运动员进行了速滑和花样滑冰友谊赛和表演。13日，该代表团去大庆参观访问。

13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劳动局、卫生局《关于我市工业部门防尘防毒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据市属11个局和部分中央和省属的434个工厂的不完全统计，有毒有害作业场有4941个，其中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2328处，占47％。在有毒有害工作场所工作的75666人，其中患职业病的有432人。

16—19日 市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中心议题是：继续“批林批孔”，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贫下中农委员会。委员63人，常委22人，徐咏之任主任，王喜凤、潘茂桂、高桂珍(女)、刘俭、张永岭、李学思、胡连海任副主任。

17日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省委＜批转省委知青办“关于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伟大指示发表六周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的通知》。要求认真搞好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做好动员工作，切实安排好下乡知识青年冬季的学习、生产和生活。

20日 市第五制粉厂一车间发生重大火灾。损失粮食83850斤，总损失价值888000多元。在灭火过程中，道外消防中队副队长马玉清、班长刘玉印、战士王洪波、马建华、高传江以及该厂两名职工牺牲，受重伤4人。12月28日，市委、市革委会召开第五制粉厂重大火灾现场会议。

24—28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全市蔬菜工作会议，贯彻国务院领导同志和省委对我市蔬菜产销工作的指示，就如何打好蔬菜生产翻身仗，实现蔬菜自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市委书记吕其恩作了题为《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打蔬菜翻身仗》的报告。

是月 市委在道外区东莱派出所召开现场会。指出，东莱派出所自1964年以来，一直是全市公安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被誉为“坚强的堡垒，无畏的战士”。

△ 全市生产日用工业品的工厂有1715家，职工12万人，生产日用品1300多种，总产值123000万元，为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6％。

△ 全市基本建设战线完成总投资额26006万元，比1973年提高17．4％；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10372万元，比1973年提高20．2％；竣工交付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64058平方米，比1973年提高3．2％。国家和省、市的34个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为5108万元。

△ 据市畜牧局统计，到去年年底，全市有国营农场10个(其中畜牧场6个)、集体畜牧场90个、养鱼点84处。全市生猪存栏11万头，奶牛7000头，商品禽存栏50万只，产鲜鱼85万斤，鱼种634万尾。全年交售肥猪41000头，鲜蛋350万斤，牛奶2000万斤，鲜鱼20多万斤。

△ 全市共有集体所有制(包括工业、交通、建筑维修)企业近3000个；职工23万人，占全市工业职工总数的45％；产值65500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1％；有固定资产近2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的6％。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143，207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29368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七五年


1月


2日 市委从全市抽调27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郊区16个公社的84个大队、394个生产队和42个公社所属机关事业单位，帮助开展批林批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 自1972年成立市科学技术协作委员会以来，郊区农村有38％的公社建立了科学实验站，有43％的生产大队建立了科学实验室，有70％的生产队建立了科学实验组；城市工厂企业的“三结合”技术攻关队和技术革新小组已发展到1600多个，36300多人，并建立了市科技交流馆和市工会所属的工业先进技术交流馆两个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阵地。

5日 市郊区农业会战指挥部成立，李剑白任总指挥、吕其恩、徐咏之、许凤图、郭洪超、王农任副总指挥。

6—10日 市委召开全市民兵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民兵组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学习、推广上海民兵建设的经验，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市委副书记赵国强在会上作总结。

21日 市革委会、松花江地区革委会、哈铁分局革委会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整顿铁路治安秩序办公室的联合通知》，决定成立哈尔滨市、松花江地区、哈铁分局整顿铁路治安秩序领导小组。哈尔滨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郭步湘任组长、松花江地委常委、地革委会副主任刘宪强，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敬毓嵩，哈铁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刘宗相任副组长。

28日 市化工四厂二车间环氧树脂工段发生爆炸事故，当场死亡6人，轻伤6人，炸毁厂房10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49000余元。

28—2月1日 全市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代表大会召开。要求理论队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学习和批判上来，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哈尔滨日报》为此于2月4日发表社论，题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搞好上层建设领域革命》。

30日 赵尚朴任中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届委员会书记，李东喜任副书记。

31日 梁思久、路水印、郭守凯任市民兵总指挥部副指挥，李惠民任副政委，张秀岐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2月


6日 免去佘景行的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赵容的市委常委、市革委常委职务；免去蒲更生的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0日 滕顺卿、孟宽礼、姚占山、董福长任黑龙江工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20日 省委决定将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从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划分出来，成立哈尔滨市人民广播事业管理局，由市委领导。

20—24日 市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会议，传达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和省委三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批林批孔”，进一步加强团结，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24日 姚学融任市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委员会主任，王玄、冯毅、李松涛、敬毓嵩、周佐华任副主任。

26日 省委、省革委会、市委、市革委会在省展览馆举行纪念毛主席亲临黑龙江省视察并题词25周年大会(毛主席于1950年2月27日亲临黑龙江省和我市视察，并题词“奋斗”、“学习”、“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发展生产”和“学习马列主义”)。

28—3月5日 市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模范人物代表大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先进集体代表257人，模范人物代表942人。


3月


4日 任国安任南岗区革委会副主任；刘文秀任市外贸局副局长；刘传江任团市委副书记。

15—17日 市革委会在平房区召开全市绿化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春季植树造林电话会议和省营林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城乡绿化发展规划草案，修改了城乡绿化管理细则，总结交流了经验。

17日 市防震抗震领导小组成立，王玄任组长，冯毅、李亚非、牛乃文、石玉发、唐桂生、郭英任副组长。市革委地震办为其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市科委代管。在此之前，市防震抗震领导小组曾于3月14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传达了省委地震工作电话会议和省地震工作紧急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姚学融到会讲话。3月21日，市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又召开了220个县团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会议，部署防震抗震工作。

17—22日 市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友谊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代表180名，学大寨模范147名，特邀代表11名。会议集中讨论了建设大寨式郊区，办好社会主义农业等问题。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印发＜哈尔滨市爆炸物品管理办法(草案)＞的通知》。

20—4月5日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和南疆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巡回展览，分别在省展览馆和省美术馆展出。

26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劳动局《关于留城残疾青年情况和安排意见的报告》。

28日 市委郊区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在花园邨向刘光涛等省委领导汇报了市郊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情况。

△ 市委召开深入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市机械局、风华机械厂等单位在大会上介绍了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市委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29日 市档案处党组由5人组成，姚显廷任党组书记。


4月


1日 市“五?七”农业大学创办并开学。

△ 《哈尔滨日报》以头版二版两版的篇幅全文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反动文章。

2日 市委常委会议听取关于市郊区基本路线教育情况的汇报，传达省委关于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李剑白、徐咏之、姚学融、陈达、许风图等5人组成的哈尔滨市城乡基本路线教育领导小组；并决定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原则上一年轮换一次。

6日 国务院副总理孙健来我市视察哈尔滨电机厂，并作了指示。

6—11日 市文教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友谊宫召开，表彰了17个先进集体，394名先进工作者。

7日 彭云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张恒轩任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孙西岐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职务。

10日 贾景泉任黑龙江工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13日 以朝鲜《劳动新闻》总编辑李用益为团长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在哈尔滨、大庆访问后去北京。

△ 哈尔滨热电厂司机汪宝昌驾驶的大客车，在黎明公社荣进大队穆家沟铁道口与火车相撞，当场被撞死6人，抢救无效死亡2人，伤18人，客车全部毁坏。

14日 市郊区塑料薄膜复盖的蔬菜严重中毒。经有关部门化验，市塑料二厂生产的农业塑料薄膜内用了“二异丁脂”，在使用中分解出苯的有毒气体，致使蔬菜和植物秧苗遭受严重危害。4月19日，有关方面向市委常委汇报后，市委常委当即决定成立生产无毒塑料薄膜指挥领导小组；5月1日前将大部分塑料大棚换上无毒塑料薄膜；对事件继续调查。

15日 据市革委办公室统计：自1月份开始办“社会主义大院”以来，全市11000多个大院(楼、胡同)已办起了7600多个“社会主义大院(楼、胡同)”(“社会主义大院”是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以居民大院为单位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

18日 市委召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会议，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软、懒、散”的问题，并要求尽快实现“老中青”三结合。

19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大字报残迹的通知》。

△ 张屏兼任“7381”工程指挥部指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于占邦任副指挥、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布和、宋子良、王麟骥任副指挥。

△ 市委召开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伟建机器厂、电碳厂等单位领导干部介绍了学习体会和经验。

21日 哈尔滨日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撤销，建立党组，陆庆琛任党组书记，江村、高煦亭、叶贵祥任副书记。

22—24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全市体育工作会议，批判了体育工作中的所谓“技术第一”、“锦标主义”、“名利挂帅”和“物资刺激”等，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搞好体育工作”的方针。

2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抓紧出口商品生产和收购工作的紧急通知》。我市的出口商品，主要有铅笔、猪鬃、亚麻细布等15个品种。

△ 姚学融任市工农教育委员会主任，张屏、王玄、冯毅、李寿基、李松涛、张法贤、王晶任副主任。

25日 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沈宗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现行反革命案件检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将此件口头传达到群众(沈宗昌原是工人，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销毁了自己的档案材料。自1971年以来，利用其酒精二厂供销科副科长职权，与一些单位空转空调知识青年，套购、盗窃国家物资，进行了一系列犯罪活动)。

28日 刘洪德任市园林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免去郑德兴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职务。


5月


6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印发＜哈尔滨市1975年至1980年城郊渔业生产规划＞的通知》。我市城郊可利用的水面7万多亩，1974年末，共有养鱼点84处，养鱼水面1．8万亩，年产鱼85万斤，生产鱼种634万尾。

8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抗旱工作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战胜春早，夺取丰收。

10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战备工程动员大会，市委书记李剑白在会上作题为《学理论，抓路线，进一步掀起战备施工新高潮》的报告。

12日 刘光涛等省委、省军区、省人防城防领导小组的领导在李剑白等市委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7381”工程施工现场并听取了汇报。

13日 免去梁毓忠的市体委副主任职务。

△ 哈尔滨钟表总厂成立。下属哈尔滨手表厂、哈尔滨钟厂、哈尔滨钟表元件一厂、哈尔滨专用设备厂。哈尔滨钟表总厂和哈尔滨手表厂共设一套管理机构。

16日 张子德任市劳动局副局长；李寿涛任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宗礼任副局长兼哈尔滨歌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免去章子冈的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和武新春的副局长职务。

20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国家建设征用拨用农业土地审批权限和程序的通知》。《通知》规定，征用、拨用土地面积10亩以下，动迁居民5户以下的，由各区革委会审查后报市革委会批准；征用、拨用土地面积10亩以上，动迁居民5户以上和征用、拨用郊区菜地的(不论征用、拔用面积多少)，由市革委会审查后报省革委会审批。

22日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市有关部门在东北电影院举行“革命样板戏”汇映开幕式。市委负责人出席并讲话。

24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印发市计委＜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物价大检查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 市清仓利库领导小组成立，张屏任组长，王世杰、蒋国卿、郭英、李培福、张殿杰任副组长。

30日 市革委会向省作的《关于我市居民住宅存在问题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据统计，全市无房职工约有45000户，约占职工总数的6—7％。自1967年以来，我市几乎未建住房，全市居住水平在逐年下降，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28平方米，比建国初期下降了1．34平方米。

31日 免去谭静斋的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 全市40万群众欢送4000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省、市负责人在欢送大会上讲话。


6月


4日 卓明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

5日 刘文章任道里区委副书记；罗景仁任南岗区委副书记；免去秦月芳的南岗区委副书记职务。

7日 钱兴门兼任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冯宝昆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免去其团市委副书记职务，王泉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于忠盛、刘桂香任副局长；苏毓汉任市公安局局长，张克平，邬广义、陶新生、敬毓嵩、李瑞、马士民、高吉任副局长。

10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防汛指挥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工作组检查我市落实中央堤防消险指示的意见报告》(在此之前，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率领的国务院工作组对我市松花江江道变迁危害和堤防消险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上旬　全市抽调第二批工作队员1296名(其中，省直机关和大专院校的557名)，开始进驻118个单位，进行“基本路线教育”。

12日 杨庆荣任市统计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局长；免去丁之干的市二商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免去张清的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12—13日 市委在青年宫召开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了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讨论、部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任务。到这次会议为止，全市已有91700余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

13—27日 我市工交办等单位派10人，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市二轻局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市第一工具厂办“七?二一”大学的经验材料在会上印发。

16日 张福环任市邮政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7日 周相武任市长途电信局局长，周祥任党委副书记，王登礼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成荣、谷密云、张振祥任副局长；刘海涛任市委“五·七”干校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张新利、曹洪生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

18日 市委发出《关于印发加强教育工作的四个决定(试行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对学校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领导的决定(试行方案)》、《关于加强工农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试行方案)》、《关于中小学发展“两挂两办”搞好学工学农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方案)》、《关于逐步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方案)》)。

19日 李子敏任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刘浩民任哈尔滨龙江电工厂党委书记，免去其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马彪任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党委书记，免去其哈尔滨龙江电工厂党委书记职务；李浴晾任建成机械厂顾问，免去其厂党委书记职务；张明德任哈尔滨电碳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吕纪柯的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于峰任哈尔滨前卫无线电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主任，免去其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党委副书记职务。

25—7月7日 松花江哈尔滨段整治技术座谈会在我市召开，水电部、交通部、铁道部等17个单位的有关专家出席了会议。

30日 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召开的全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精神，对进一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动员和部署。

是月 哈尔滨师范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决定停课一周，集中学习“朝农办学经验”。9月，该院先后在绥化、双鸭山等6处举办学制2年的高师班，体现“社来社去”的精神，为当地培训了中学师资300名。


7月


3日 中国舞剧团来我市演出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等剧目，30日离哈。

4日 市工交办、市计委发出《关于审批地方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合并、分厂、转产问题的通知》。

11—15日 市委召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工作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盟)、市委组织部长座谈会精神，伟建机器厂等单位介绍了经验，市委副书记赵国强讲话。

11—27日 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玄等15人参加了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听取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经验介绍。市卫生局汪殿隆和赤脚医生郑秉生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王玄在会上介绍了我市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检查了我市的卫生工作。

15—22日 由团长波苏?科姆兰?罗歇率领的达荷美足球代表团一行21人，乘飞机抵达哈尔滨。达荷美足球队与我省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后，去大庆参观访问。

△ 星光汽车制造厂成立。

17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社会主义大院工作经验交流会。

17—18日 市委统战部在市政协礼堂召开爱国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市委书记吕其恩作报告。

20日 市委、市革委会批转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我市防震抗震工作的报告》，要求着重做好健全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地震知识，大办群测群防网点，制定并落实防震抗震措施(包括临震救灾的准备)等几项工作。

21—26日 省暨哈尔滨市“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召开，传达贯彻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省、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确定了任务。据统计，1973年全市有“七?二一”工人大学6所，到是月已增长为201所，有学员1万余人。郊区有“五?七”大学75所，学员达5000多人。

22日 雷雨田任香坊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罗原任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去其市委青委副书记、团市委副书记职务；庞志敏任太平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去其香坊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张宗林任太平区委副书记；崔洪昌任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免去其太平区委副书记职务；免去王瑞成的香坊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张玉良、江林的道里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23日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1500多名县团级以上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蔬菜市场管理的通知》。

26日 哈尔滨热电厂扩建工程指挥部成立。张屏任指挥，彭肄、程绍文、杨少甫、于景龙、丁毅、周霍生、刘吉昌任副指挥。

△ 全市教育、文艺战线的工宣队员和贫下中农管校代表1500多人在工人文化宫集会，纪念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7周年，市委负责人到会讲话。

30日 市委工交政治部给市委《关于地方工交战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情况和下步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全市地方工交战线先后两批共组织了785名工作队员，进驻58个基层单位，进行了基本路线教育。


8月


1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清产核资办公室《关于清产核资工作情况的报告》。自1971年5月开始清产核资工作以来，全市有1356个企业、事业单位在清仓扫库中，共清出价值15100万元的积压物资和呆滞商品，到1973年末共调剂处理了价值10500万元的积压物资和呆滞商品，占清出数的69％。

5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组织以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大会战的通知》。市革委会决定，从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为会战时间，邀请华罗庚给以指导；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成立市会战指挥部，姚学融任总指挥，张屏、王玄、李亚非任副总指挥。

8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组建市、区防汛指挥部常设机构的通知》。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将江堤处从市城建局划出，与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合并，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市成立常设的防汛指挥部，吕其恩任市总指挥，郭洪超、胡传经任副总指挥。

9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欢送首批应届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大会。会后40万群众夹道欢送12000名应届毕业生离哈。

△ 张亚斌任滨江电器厂革委会主任。

11—15日 市委召开审干专案工作会议，传达和学习党中央对专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审干专案工作会议精神，着重研究专案的复查、核实和定性处理的政策规定等问题，市委副书记赵国强作总结。

12日 市委成立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吕其恩任组长，王农、隋从新任副组长。

13日 邹本业任哈尔滨日报社党组副书记。

15日 市委、市革委会召开秋菜抗旱紧急动员会议。是日前，我市郊区农村干旱严重，秋菜遭受了病、虫等自然灾害。到21日，全市每天参加抗旱的人数达64000多人，出动马车1200多辆、机动车100多台。23日，市抗旱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前阶段抗旱工作，部署了下一步抗旱工作。

17—9月2日 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屏等3人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期间，张屏向轻工部负责人汇报了我市轻工业发展的设想。

18日 哈尔滨市推广沼气领导小组成立。郭洪超任组长，陶格、李一清、陈坚石、唐忠恕任副组长。

21—24日 加拿大索瑟姆新闻社社长查尔斯·林奇及其夫人，来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参观，访问了大庆、哈尔滨轴承厂、并在我市游览观光。

26日 刘兰芬任道外区委副书记。

29日 哈尔滨市广播事业管理局成立，与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为局台合一的机构。陆庆琛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台)长，免去其哈尔滨日报社党组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程石岫、李佳林、盂宇飞、刘永勤任副局(台)长。

△ 市委自是年3月开始，举办了三期领导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市委、市革委各部、办、委，各区、局、直属工厂的主要负责人174人。学习的中心内容，是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为纲，进行所谓“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一步搞清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学习。


9月


1日 《哈尔滨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4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此后，在报纸上陆续开展了所谓“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斗争。

2日 市委作出《关于推广哈尔滨水泥厂学大庆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水泥厂是我市“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建材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是月5日，市委召开推广哈尔滨水泥厂学大庆经验动员大会，号召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大庆、赶水泥厂”的活动。

5日 市革委会召开贯彻省铁路、公路、水路联合运输经验交流会议精神的会议，制定了保证车站、港口畅通的具体措施。

12日 市委在哈尔滨三水源续建工地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三水源续建工程进展情况和下步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认为，三水源续建工程建设的投产，是保证热电厂扩建10万千瓦机组发电供水和缓和全市人民生活用水紧张情况的关键项目，要求“十一”供水，为新建机组发电作好准备，并对解决续建工程所需资金、材料设备等问题作出了决定。

15日 王玉夫任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陆金任党委副书记，冯万山、许桂芝任副局长，张庆功任顾问，免去其副局长职务；殷云龙、李春荣任市税务局副局长；崔林任市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免去其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曹瑞安任副书记、副行长，免去其党委书记、行长职务，王文卿任副书记、副行长；王佑振任哈尔滨汽轮机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刘玮琦任党委副书记；丁甲全任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王莱信任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姚学融的哈尔滨汽轮机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王兴华的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职务，吕大翔的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齐鹏的哈尔滨电机厂革委会主任职务。

16日 市委在哈尔滨炼油厂召开常委会议，省、市计委、建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了哈尔滨炼油厂关于工程进展情况和下步安排意见的汇报，要求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把这项工程搞好，并对工程所需资金、设备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哈尔滨炼油厂于1972年4月破土动工，1975年底建成，1976年投产)。

19日 赵景福任哈尔滨前卫无线电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免去其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革委会副主任和政治部主任职务，郭昶盛任厂顾问，免去其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

22日 市委、市革委会向省委、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市郊区抗灾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今春以来，气候反常，我市郊区蔬菜生产连续遭受毒、风、雹、旱、病、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23日 张振东任市交通局顾问，免去其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文道洪任市建工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免去其市交通局党委常委、副局长职务。

23—27日 由副团长黄于燕率领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部分旅居海外的运动员一行46人到达我市，游览市容后到大庆访问，27日返回北京。

24日 市委召开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正阳河木材加工厂等单位介绍经验。会议要求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27—29日 伊拉克通讯社副社长瓦利德?萨利赫?贾纳比、《共和国报》政治编辑阿布杜?纳希姆?谢里夫、《革命报》编辑札依德?阿卜德?哈里一行3人到达我市，在我市和大庆参观访问后，29日离哈。

是月 据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统计，1至9月份郊区出生率比1974年同期上升1．62‰，自然增长率上升1．22‰，比计划多生742个婴儿。


10月


5—10日 市委召开直属单位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盟、市主要负责人会议精神；吕其恩、梁彦德、姚学融、郭洪超分别就发展我市国民经济，领导班子建设，城乡基本路线教育，郊区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等问题发言，道里区、哈尔滨锅炉厂等单位介绍经验，市委书记李剑白作会议总结。

7—11日 全市民政工作会议召开。传达省民政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经验。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农到会讲话。

8日 王树林任市服务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政治部主任，免去邓建桥的副局长职务。

11日 市内电话局太平地区七分局设备安装工程全部完工，即日起正式使用。

14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成功地制造出熊猫牌单镜头反光一三五照相机。

14—18日 市委召开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传达了省委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精神，分析了我市的形势，总结了工作。会上东莱派出所、市交通局等单位就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加强纪律教育等问题介绍了经验，梁彦德作会议总结。

17日 市轻工业领导小组成立，赵国强任组长，郭卫人、张屏、谷亚清、王世杰任副组长。

△ 李季任中共哈尔滨市太平区第二届委员会书记，王普、庞志敏、聂殿荣、张宝林任副书记。

19日 李子敬任中共哈尔滨市交通局第四届委员会书记，鲁波任副书记。

20日 周相武任中共哈尔滨市长途电信局第六届委员会书记，周祥、王登礼任副书记。

20—22日 市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学习了周恩来关于信访工作的指示，传达贯彻了省信访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典型经验，吕其恩作总结报告。

22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革委会最近召开自办“五·七”农场工作会议。自1973年4月以来，全市先后建立了95个自办“五?七”青年农牧场，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1000多人。

22—29日 市举办第一届农民篮球赛，动力区金星大队，道外区水利大队分别获得男女篮球赛第一名。

23日 市委、市革委会在道外区前进公社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号召郊区广大干部和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尽快把郊区办成“大寨式”郊区。

26日 顾瑜任哈尔滨轴承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赵胜前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韩行范任哈尔滨东安机械厂党委书记，免去刘鹏飞的厂党委书记职务。

27日 李春贺任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免去曹铁骑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代主任职务；韩行生任哈尔滨锅炉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吴昌的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29日 市委、市革委会在友谊宫召开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有线广播大会，要求全市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30日 “哈尔滨市地名核调领导小组”成立。胡传经任组长，陈坚石、万国勤任副组长。

31日 黄波、张桂芳任市工商局副局长；吴树山任市一商局党委副书记，魏淑琴、宋葵芬任副局长；吴明洲任市二商局党委书记、局长，免去其市财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施延墨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马克任党委副书记。


11月


1日 免去王哲的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4日 茹长胜任香坊木材加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张洪礼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8日 市安置军队转业干部领导小组成立，梁彦德任组长、陈达、王农任副组长。

△ 据市文化局党委《关于调整文艺队伍问题的报告》中反映，市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话剧院等9个单位，共有1251人，其中不适应从事专业工作的有268人，占总数的21．4％。

10日 市第二批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开始陆续进驻郊区各公社。先后抽调2415名工作队员，进驻21个公社，130个大队。

10—13日 市委召开民兵工作会议，总结了两年来民兵工作的经验，表彰了民兵工作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确定了民兵工作的任务。

12日 团省委、团市委和省、市知青办联合召开团员、红卫兵、青年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誓师大会，153000多人在118个分会场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

20日 王兴华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吕孝令任市内电话局党委书记、局长，孙玉国任局党委副书记，路永堂任副局长，免去李连兴的局党委书记职务，韩来临的副局长职务；免去曹玉璞的动力区委副书记职务。

△ 市汽车公司新开辟的两条郊区线路15路(太平二商店至新春公社)、45路(道里支农路至望哈大队)通车。

21日 市委常委会议同意出版《哈尔滨文艺》。

22日 高德山任市化工局副局长，免去其哈尔滨橡胶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王世荣任副局长。

30—12月10日 市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传达、贯彻、落实全国学大寨会议精神，解决“学大寨要真学的问题”。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并作报告。


12月


1日 李春贺任中共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委员会书记，姚希恩、程浩任副书记。

2日 中共哈尔滨市化学工业局第二届委员会由33人组成，王芝朴任书记，李荣清、梁桂五任副书记。

3日 刘登远任市革委会人防办公室党组书记，于占邦、魏振忠任副书记。

7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全市有417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应届毕业生36100多名。

8日 我市的重点工程——三水源工程完成第一期建设工程，即日开始送水。

9日 我市地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共办起了143所“七?二一”工人大学，有237个专业班，7566名学员。

上旬 市第三批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258名队员进驻市区10个单位。

13日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转发省革委会＜关于认真清理辞退临时工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18日 李宗有任动力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道里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杨墨林任动力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秦月芳任道里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去其市妇联副主任职务；免去解济的动力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20日 徐咏之兼任哈尔滨市第三届贫下中农协会主任。

21—23日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部长金焕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友好参观团来我市进行友好访问，参观了哈尔滨电机厂。

23日 张启松任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

26日 哈尔滨热电厂第三期10万千瓦机组扩建工程即日建成并发电。该项工程是年7月列入国家重点项目，8月开始组合安装，是我市解放以来最大的电力建设工程，使我市发电设备能力增加72％。

△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印发＜哈尔滨市人防、城防工事及有关设施的治安和保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31日 中共哈尔滨市机械工业局第二届委员会由39人组成，隋化然任书记，于华烽任副书记。

是月 自1968年以来，全市有2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生产建设兵团6万多人，国营农牧场4万多人，松花江、绥化地区7万多人，市郊区3．5万多人。

△ 自1973年以来，全市共选派了5千多名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仍有3000多名带队干部在农村。

△ 全市共有个体经济8889户，其中由市工商局发给营业执照或二商局承认的7465户。

△ 全市有21个少数民族，69410人。其中，满族25142人，蒙古族823人，回族18471人，朝鲜族24577人，僮族121人，苗族10人，维吾尔族19人，黎族1人，彝族5人，水族9人，锡伯族37人，土家族1人，哈萨克族1人，达斡尔族101人，白族1人，藏族9人，鄂伦春族14人，瑶族2人，布衣族8人，东乡族2人，俄温克族56人。

是年 全市总人口为2，123，525人。

△ 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367524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一九七六年


1月


3日 姜绍周任市第二商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列关德身前)。

5—14日 市委召开区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在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如娇?鸟儿问答》)和元旦社论，讨论了“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会议后，在全市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各中、小学从2月9日开始举办中层以上骨干学习班，之后，又举办了全体教职工和学生骨干学习班。

6日 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带队干部管理教育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对带队干部的管理教育工作，使广大带队干部在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管理及下放劳动锻炼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8日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电话通知，各地不组织吊唁、追悼会、戴黑纱等活动(6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此之前，哈市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自发地举行了吊唁、追悼会活动，并配戴了黑纱。

13日 市委向省委转报市委直属企业政治工作办公室《关于市委直属企业一九七五年革命和生产形势的报告》。报告说：市直属工厂企业的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报告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工业学大庆和加强企业管理等情况。

△ 张久义任平房区委副书记。

16—27日　全国第三届运动会冰雪运动赛在我市举行。20日，在市人民体育场隆重举行开幕式，国家体委和省、市负责人出席开幕式。经过比赛，哈尔滨市一队获冰球赛第一名；哈市运动员刘洪云获男子成年花样滑冰第一名；白秀芝获得女子成年花样滑冰第一名，傅东获得男子少年甲组第一名。

20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最近，市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座谈会，会议总结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安排部署了工作，要求郊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

25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自1974年底以来，市委从全市抽调170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到郊区13个农村人民公社、80个生产大队和一部分企事业单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28日 市委批转市委宣传部《关于一九七六年全市干部和工农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排意见的报告》，报告说，“要根据元旦社论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结合现实斗争，组织全市干部和群众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


2月


7日 原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郑依平逝世，终年67岁。

△ 市“三结合”科学技术协作委员会和市科学技术交流馆召开座谈会，讨论在教育科技界开展所谓“回击右倾翻案风”问题。

13日 省委同意市委提出的由文化局编辑出版《哈尔滨文艺》的意见。

14日 哈尔滨有线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该电台是1975年11月开始在原市郊广播站的基础上扩建的。

16日 省委同意市委在《关于郑依平历史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的将文革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郑依平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按保留公民权处理)意见。1978年1月13日，市委常委会议决定为其平反。1979年5月15日，省委认为，1976年2月定郑依平为叛徒，清除出党的决定是错误的，予以撤销。并撤销1978年2月8日省委《关于对郑依平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结论》，为郑依平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 省委同意市委《关于叛徒陈沂审查结论的报告》，对陈沂定为叛徒，保留公民权(陈沂原任市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78年11月4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撤销陈沂为叛徒的决定，给予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1月3日，市委为“陈沂反革命翻案集团”彻底平反。

17—22日 市委召开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市委、市革委会有关部、委、办，各区、局，各专业科学研究所和市直工厂企业党委的负责人等，共145人参加了大会。市委副书记姚学融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集中批判了所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驳了所谓“在科技界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

19日 市委文教政治部召开全市教育战线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开始错误地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在此之前，科技界错误地展开了对邓小平的批判。4月3日，卫生界也召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

21日 市革委会印发《哈尔滨市物价管理试行办法》。

25日 孙玉峰任风华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其松江胶合板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薛琳任市农业办副主任，免其市一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于光晨任哈尔滨热电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其哈尔滨发电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于景龙的哈尔滨热电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28日 市委常委会决定：张永任市冶金局党委书记、局长；曹王璞、徐明山、徐克忠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吕海光任市仪表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宝环任副书记、副局长；滕士杰(列黄纯志前)、董玉、王永生任党委常委、副局长，滕宝龙任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免去臧宝昌的市电子仪表局党委常委、副局长职务。李向珍任市一轻局党委书记、局长；赵云龙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免去其一轻局党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职务；鞠德琪、张玉祥、蒋振海、刘宝民、杨敬庭任副局长。张汉斌任市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王树勋任副组长；吴俊峰、柴林、张全阳任副局长；免去潘俊铭的市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职务。柳长林任市农机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处长(直属处)。江林任市房地局党委常委、副局长。


3月


3日 市委决定成立哈尔滨市生产技术协作委员会。赵国强任主任，梁彦德、郭卫人、张屏、王福海、沈关根任副主任。该委员会负责加强对全市生产技术协作和技术改造的全面领导和具体的指导工作。

9日 董彬任哈尔滨国营农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绍恒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周崐任党委常委、副局长。

10日 为加强我市食品卫生工作的领导，哈尔滨市食品卫生领导小组成立。组长陆忠，副组长张玉祥、关德身。

13—16日 市委在友谊宫召开直属单位党委负责人会议。市所属单位的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以及省在哈市搞基本路线教育的副局级以上干部32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4号文件印发的毛主席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和中共中央5号文件所发的华国锋的讲话。会议以“毛主席打招呼”为中心议题，研究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4日 市委向省委报告我市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6〕2号文件[该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央决定，将中发〔1985〕2326号文件(即“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19日 在原市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基础上，哈尔滨市防震抗震指挥部成立。指挥部下设防震抗震办公室和地震工作办公室。吕其恩任市防震抗震指挥部总指挥，郭卫人、张屏、范桂兰、胡传经、李亚非、陈坚石任副总指挥。冯毅等15人任指挥部成员。

22日 李春贺任中共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委员会书记。

29—4月22日 我市郊区由于使用齐齐哈尔市调给我市的农业用塑料薄膜，春菜普遍出现中毒问题。4月20日，市革委会召开了各区、社和有关单位的紧急会议，之后，组织干部到21个农村公社进行实际调查，摸清受毒受灾情况，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是月 年初到本月，全市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大会战，共落实各种节育措施4300多例，做人工流产2700多例。


4月


6日 《哈尔滨日报》转载《人民日报》4月5日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等错误的理论。同日，北京发生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即“四五运动”。4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公布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即中发〔1976〕9、10号文件)，当晚市委召开紧急会议，收听并讨论了中央的两个决议。此后，在全市范围又错误地开始了所谓“深揭深批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

10日 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传达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发〔1976〕8、9、10号文件，作为头等的政治任务来抓。对下传达不漏一人，党委领导要“带头声讨、揭发和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罪行，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17日，市委就我市县团级单位传达学习情况向省委作了报告。

12—30日 市委宣传部召开理论问题讨论会。全市的工人理论队伍代表、专业理论队伍的代表和基层干部代表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以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17日 李悌光任哈尔滨国营农场管理局党委常委、副局长。

21日 陈洁任市第二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列何仁慈之前)。

27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本月23日，市委、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召开“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促工业生产经验交流会”。全市工业、交通、基建、城建等战线的工厂企业负责人，市直机关和各区、局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哈尔滨水泥厂等单位介绍了经验，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

△ 陆宝义任六二七所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

△ 赵忠武、李照明、陈广德任市卫生局副局长；苏万德、陈敏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佐华任市知青办副主任。白光、刘传江任市民兵指挥部副指挥，李建章任副政委；免去罗原的市民兵指挥部副指挥的职务。


5月


6—8日 由日本归还北方领土东京促进会负责人、爱知大学教授坂木德松为团长、山村直资为副团长的日本促进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访华团一行10人在访问了大庆后抵哈参观访问。

6—10日 根据中央4月1日、4月9日电话通知，省委连续四次通知和5月6日公安部紧急电话通知精神，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连续5昼夜，把广为流传的《周总理遗言》作为“反革命政治谣言”进行重点追查。全市查出传抄的《周总理遗言》12877件(《周总理遗言》是浙江省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编出来的)。

6—12日 市委在友谊宫召开区属单位党委和各部委、办、区负责人会议，有249人参加。会议集中学习和讨论了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8—16日 全国钢铁工业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张屏等13人代表我市参加了会议。省委书记杨易辰等主持了会议。

16日 哈尔滨10万军民和红卫兵在北方大厦广场举行庆祝1966年发表的“五?一六”通知10周年的集会。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并讲话。

18日 市委、市革委会在人民体育场召开欢送本年度首批35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50余万群众夹道欢送。

27—29日 共青团哈尔滨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团员代表共650人。会议通过了十一届委员会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工作报告和给中学应届毕业生《奔赴农村干革命，反修防修当尖兵》的一封信。选举产生了85人组成的共青团哈尔滨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杨亚光为团市委书记，倪秀莲(女)、刘传江、张志龙、陈云来、李占三为团市委副书记。

是月 全市发生了6级以上大风8次，刮坏塑料大棚1155亩，刮坏夏菜秧苗2．5万余亩。

△ 哈尔滨热电厂四期扩建工程开工(同年9月28日，市委在热电厂召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该工程会战情况，要求12月15日投产发电)。


6月


8日 市教育局、市房地局联合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教育部作《关于哈尔滨市中小学教职工缺房情况的联合调查报告》。根据调查，全市迫切需要解决住房的城市公办中小学教职工有6524人，农村公办中小学教职工有415人，共计6939人，占全市教职工总人数的25％。

10—14日 市基本建设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各区和有关局主管基建工作的负责人等17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10年来全市基本建设的工作，集中讨论研究了办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会议确定了加强党对基本建设工作的“一元化”领导的方针等(1976年前10年中，我市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96325万元，竣工面积为241．8万平方米)。

12—16日 市委召开全市“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市委负责人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办好“五?七”干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要站在所谓“反修防修”的高度办好“五·七”干校。

14日 全市分区举行欢送第二批4000余名知识青年奔赴三江平原大会。

18日 市革委会召开市直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由唐桂生主持，市革委会副主任郭卫人传达市委关于组织机关干部参加炼油厂义务劳动的决议，并做了动员、部署。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到会讲话。

21—27日 市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市委、市革委会授于1157个单位和个人为哈尔滨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标兵、先进集体标兵、学大庆模范标兵和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学大庆模范的称号。

26日 免去王哲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29—7月6日 省委在我市召开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会议，刘光涛在会上讲话。市卫生局党委、第二工具厂、禽蛋批发部和外市、县等一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是月 全市出现自190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量最少的月份，局部地区总降雨量只有1．2毫米，至使出现多年未有的大旱，造成夏菜凋萎、落花落果的严重情况。7月3日和7月22日，市委、市革委会两次召开抗旱动员会议，号召全市城乡人民同严重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收。


7月


6日 冯视远任星光机器厂党委书记，免去其伟建厂党委副书记职务；徐同福任发电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星光机器厂党委书记职务；王锡山任松江电机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政治部主任职务；李功江任焊接研究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0日 据统计，全市共有工宣队员1082名，其中党员681人。进驻288个单位，其中，中等专业学校6所，中小学277所，文艺单位5个。

13日 “国营哈尔滨市黑鱼泡水产养殖场”建立，这是我市一所较大的国营养殖场。

14日 中共哈尔滨市石油化工建设指挥部临时委员会成立，郭卫人任书记，王世杰、吕文德、鞠德明为副书记。

15日 市委批转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关于办好五?七干校和轮训干部的规划》，指出，办好五?七干校，干部走五?七道路，“是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干部革命化和机关革命化的一项伟大事业”。《规划》中统计：从1968年起，我市先后创办了6所五?七干校；共举办了23期长期轮训班和49期短期轮训班，轮训干部7766人。

18—25日 省委于兰西县召开省工宣队、贫管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范桂兰、市文教办主任冯毅、市工宣办副主任毕治国及各区工宣办主任等代表我市参加了会议，哈尔滨市汽车齿轮厂党委在会上介绍了经验。8月3日，市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参加会议情况的汇报。

20日 市委同意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迅速改变我市郊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后进状况。《报告》提出，是年，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5‰，；1977年降到5‰以下，力争降到4．5‰。

27日 《哈尔滨日报》报道，市综合性文艺刊物《哈尔滨文艺》创刊。本月出版第一期。

28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5级强烈地震。震中距哈市1200多公里，地震波在3至5分钟内传到我市，其裂度为3—4度，我市发生相当于2．5至3级地震。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我市先后派出医疗队、防疫队和起重队，并以汽车、救护车、油槽车，以及药品、饼干、面粉、百货等大批物资支援了地震灾区。

28—8月6日 全省财政工作东宁现场会议于东宁县召开。钱兴门等代表我市参加了会议，市太平区财政科作了书面发言。省委书记杨易辰作了总结报告。8月31日，市委常委听取了参加会议的我市代表的汇报。


8月


3日 据统计，1至6月全市共发生18起重大事故，死亡22人，比1975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另外还造成42人重伤，7544人轻伤，平均每天有42人因工致伤。市革委会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加强安全生产，杜绝重大生产伤亡事故的发生。

8—12日 市委召开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会议。各区、局、直属单位党委主管基本路线教育的书记、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负责人、市直各部、委、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第二轻工业局党委等10个单位的代表介绍了经验，市委负责人作了总结报告。

13日 李秀贞任市财贸办副主任，免其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职务；杨克坚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张玉玲任市妇联副主任；潘俊铭任市统计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孟若华任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李德昆任市文教办副主任、市工宣办主任；杨书庄任市七三八一工程指挥部副指挥；牛瑞符任市视察室视察员，免去其市房地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

16—21日 全市“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在友谊宫召开。会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始错误地批判《论总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工业条例》(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17日 市革委会发布《哈尔滨市预算外企业，事业财务管理暂行规定》。

23日 哈尔滨市锅炉安全管理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33名委员组成。马德山任主任、高喜升、路丕岐、任秉言、支钟政、郁敏之任副主任。

27—9月7日 全国武术汇报表演大会在我市冰球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5个武术代表队的350名运动员进行了78场汇报表演，观众达30万人次。

28—31日 市召开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汽车齿轮厂现场经验交流会议。汽车齿轮厂等单位介绍了党委领导教育革命、工人阶级管教育、加强工宣队工作的经验，并进行了现场参观。市委副书记姚学融作会议总结。

29—30日 市革委会召开驱绦灭囊“两管五改”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省革委会召开的驱绦灭囊会议精神，参观了道外区万宝公社化家大队等先进单位，交流了经验。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农业办负责人王喜风作了会议总结。据统计，在全市每年收购的6万头左右肥猪中，痘猪有1万头左右。


9月


3日 据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调查：全市郊区共有社队企业(不包括青年点办的工业和养殖业)323个，2．3万余人。1975年社队企业总收入为5800多万元，为农业和畜牧业提供资金达792万元。

△ 哈尔滨电视台举办的全省“教育电视讲座”正式开始对全省播放。

9日 毛泽东主席于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市委于同日18时向全市各级党的组织发出了《紧急通知》。全市各单位都举行了吊唁仪式。9月11日，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下午，市委常委到毛主席视察过的哈尔滨车辆厂，同5000多名职工一道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全市开展了深切悼念毛泽东主席的活动。9月18日，省暨哈尔滨市50万群众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隆重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全市150万人在基层单位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自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设立11758个灵堂，有近234万人次到灵堂吊唁，敬献花圈25054个，写挽联62612条。

23—26日 市第二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共523人。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市委主要负责人作报告。

25日 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学习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重要文献的通知》，指出，根据省委9月23日通知精神，要反复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华国锋在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和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8日 市革委会决定成立“哈尔滨市土地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洪超，副主任委员陶格、邵光程。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是月 截止本月末，全市郊区共有21个农村人民公社，164个生产大队，780个生产小队，121个社直企业事业单位，25个社办畜牧场。郊区共有党员6637名。


10月


2日 市委发出《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决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高潮》的文件。

5日 上午，省、市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市贫协在省展览馆联合召开“继承毛主席遗志，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高潮誓师大会”。下午，市委召开纪念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发表8周年座谈会。

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6日至17日，市委常委传达学习华国锋、叶剑英打招呼的重要讲话，声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并将传达学习情况报告省委和党中央。21日，市各级党组织向全市广大群众传达了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件，全市70万军民分别举行庆祝游行，欢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历史性胜利。全城沸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直至深夜。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8.12.30


目录


一九六六年…………………………………………（1）

一九六七年…………………………………………（31）

一九六八年…………………………………………（187）

一九六九年…………………………………………（337）

一九七O年…………………………………………（373）

一九七一年…………………………………………（391）

一九七二年…………………………………………（439）

一九七三年…………………………………………（465）

一九七四年…………………………………………（493）

一九七五年…………………………………………（521）

一九七六年…………………………………………（535）

后 记…………………………………………（567）

附件：自治区机构领导人名录……………………（589）



一九六六年


一月


本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如何研究贯彻执行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主席的神化。（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月


二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羊城晚报》发表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

三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下称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掀起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据区党委档案33卷）

二十五日 广西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推进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二千五百七十多人。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出席会议，乔晓光在会上作了题为《进一步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进三大革命运动，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学习毛著，雷打不动，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据区党委档案33卷）


四月


十九日 《广西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月


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此《通知》是指导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七日 毛泽东主席写给林彪的信（简称《五?七指示》）。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造成消极影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八日 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钱开火》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它不仅给“三家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基调，还发出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嚣。

同日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联合刊登《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了骇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了具体的“批判”口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以上文章《广西日报》均给予转载。

十一、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对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错误的批判。十三日在一版《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栏标题下，发表全区工人、部队、新闻工作者声讨邓拓的消息，以后连续发表了区内声讨邓拓的文章（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对区内各大专院校布置。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调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当时，还是侧重在学术上的批判，学校半天上课半天停课开批判会，这标志着广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开展。（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广西日报》）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通知：我区各大专院校每个院校派二名代表（有些机关也派了代表）到广州听取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关于中南局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代表回来传达后，各大专院校即宣布由半天上课半天批判到全天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把学校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使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讲师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据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六月


二日至五日 《广西日报》连续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同时，还转发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新华社电讯《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目前一个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全国兴起，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不是批判几篇文章、几个电影、几个戏的打笔墨官司的小事，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区同全国一样，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解放以来许多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权问题还未解决，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清除混进党、政、军和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具体部署了我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1、继续搞好四清运动；2、开展“文化大革命”；3、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做到以工农兵为主体，三个运动同时搞。（据区党委档案33卷）

同日 自治区党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成立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贺亦然、侠静波、郭永昌、段远钟、段纯和、罗立斌等五人（据区党委组织部资料）。

五日 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区直机关“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韦国清作动员报告。《报告》内容共四点：一、当前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四、开展“文化大革命”措施：1、加强领导；2、必须放手发动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战斗组织和壮大左派队伍，开展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3、在运动的布置上不论什么地区都要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4、清理文化领导机关，调整充实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韦国清在报告中点了《广西日报》副刊问题严重。同时，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把《广西日报》定为文化革命的试点单位，并向报社派出文化革命工作队。不久，任命空七军军务处处长刘福生为队长，区党委宣传部副处长荆缦云为副队长。十二日伍晋南到《广西日报》社作开展文化革命的动员报告；工作队动员鸣放。当天《广西日报》社有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办报方针。“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广西日报》社燃起（据区党委档案33卷、《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政协全体人员会议上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报告》中提到原区民革主委、区交通厅副厅长吕集义的《缘珠唱和诗》是“大毒草”。 会后，区政协即开展对吕集义和马万里（著名画家，区文史馆馆长）的批判。区统战部副部长、战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梁华新，在会上宣布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进行，工作组进驻政协。组长黄惠民（区政协副主席）、副组长熊罗才（区统战部干部处处长），号召大家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大揭大批，狠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十六日，群众发现画家吕牧石（马万里的女婿）烧“四旧书画”，当天晚上便拉吕牧石来游斗，说他是“毁灭罪证”。吕被游斗后投河自杀。之后，又连续对吕集义进行批斗，吕集义的爱人石定康（原区民革会计）因见吕连遭批斗，思想害怕于九月七日上吊身亡（区政协“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韦斌撰写的所谓《彻底批判“三家村”的修正主义办报路线——驳邓拓对〈桂林日报〉部分编委的谈话》的文章（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七日至十四日 玉林地区集训“文革”工作人员，传达中南局陶铸的讲话和韦国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作“文革”动员报告和伍晋南的总结（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日 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向各地、市、县委发出《关于印发韦国清同志在全区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的通知》，要求将《通知》精神传达到工矿企业工人、大中学校师生、农村党员、基干民兵、生产队长、生产队干部、积极分子；民主人士由统战部门传达（据区党委档案材料）。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没有一定时间是不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必须彻底改革”，“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下达后，全区各大专学校分别集会表示拥护改革的决定（据区计委“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区直各化部门。《广西日报》社，进驻单位的工作队取代了单位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旨在稳定局势。有的工作队进驻院校后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的历史记录片，示意攻击党委的就是“右派”或是“右派”言行，也就是“反革命”。学生对此极为不满。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少部分学生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据区“处遗”材料——大事记表）。

十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组织撰写的《〈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发表“编者按”，开始点名批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故人》的作者陆地。二十八日，《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撤销陆地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时发表“编者按》，声称要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七月十九日止，《广西日报》连续用十八个专版批判陆地及其作品《美丽的南方》、《故人》、《瀑布》、《国庆节》、《中途》等（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伍晋南到《广西日报》社，提出在十天内弄清钟林（《广西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的问题，然后动手写批判文章，公开见报。事后，驻《广西日报》文化革命工作队活动频繁，召开报社“积极分子”会，划分战斗小组，动员揭发整理钟林材料。七月一日，伍晋南、贺亦然听取驻《广西日报》社工作队的汇报后，说：打击对象主要是钟林，黄耿、钟纪民是分化对象，秋苇看一段再定。（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前后，玉林县三百六十八人的工作队分别进入一、二、三、四中、农校和部分机关单位，传达韦国清讲话，组织游行示威，揭露学校、机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从十九至二十四日贴出大字报二万八千多张，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昭弘和教育、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教师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邓拓黑帮”、“牛鬼蛇神”等罪名进行批斗。（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河池地委常委开会，李均传达韦国清于六月二十五日对河池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作的指示，分析研究全地区“文革”情况，认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专了我们的政，我们要与之作坚决斗争。（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黎福荣撰写诬蔑陆地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的文章，号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结合批判我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据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广西日报》）

接着，各地、市纷纷揭批新闻、教育、文学艺术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三家村”在文化界中的代表者和赞赏者。在南宁市，把《南宁晚报》的曾东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南宁晚报》总编辑）、秦祖荫（《南宁晚报》副总编辑）、余凯（《南宁晚报》副刊组长）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并对南宁市的艺苑、钦南等群众文艺团体打成所谓“三家村”黑诗社。在此期间，全南宁市被斗批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一千余人，其中主要人物均为新闻、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也难幸免。南宁五中工作队的成员说，教师是革命对象，领导者是大当权派，班主任是小当权派，一百零八名教职工中有七十人被批斗。（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七月


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三日 《广西日报》在《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题下刊登对陆地的所谓批判文章。

同日 南宁市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到会的三百多人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痛斥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连日来全区各地、各族人民群众大量来信来电，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撤销陆地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严厉痛斥陆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同日 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等分别到《广西日报》社、广西大学观看大字报，并对工人、干部、师生作了指示：号召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特指定《广西日报》工作队长刘福生到区直机关“介绍经验”。事后，驻《广西日报》工作队即叫在江滨医院治病的钟林回报社进行批斗。（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四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张云莹（桂林师院院长、党委代理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三人以镇压“文革”为名，停职反省。七月底，桂林师院出现《炮轰区党委》、《火烧伍晋南》、《火烧工作队》的大字报。二十八日，桂林市委召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介绍所谓“师院反右不彻底”等，并组织其参观师院大字报，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二十九日，在桂林师院工作队的组织下，给反对工作队的学生扣上所谓“右派翻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小邓拓”、“政治野心家”等大字报，进一步加深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情绪。（据桂林“文革”大事记）

七日 柳江县公办教师集训搞“文化大革命”。集训期间对小学校长黄林恩进行批判，黄进行驳斥和反抗，被以所谓“现行反革命”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历时二十天，集训共揭发“五种人”（即1、戴帽的伍类分子；2、三反分子；3、漏网的四类分子；4、特务、特嫌；5、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七十五人，重点批判二十二人，集训结束留下劳动九十六人。（据柳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文化革命工作队长刘福生代表自治区党委宣布撤销钟林总编辑职务。十二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电话通知，同意撤销钟林职务和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二十五日，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到《广西日报》社宣布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批准撤销钟林党内外一切职务。（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派驻区各大学工作队被迫撤出。广西大学师生要求进驻西大工作队队长尚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回学校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民族学院、医学院师生也要求驻学院的工作队回学校检讨。从此，自治区党委派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队改为派联络员来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据区党委“处遗”材料、“文革”大事记）

七、八月间，全区各地、市、县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布置，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对中、小学教师集训，开展“文化大革命”。玉林地区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三日把五十三所中学的一千四百二十一名教师，一百四十五名学生代表，一百五十一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到专区集训（小学教师到县集训）。集训中采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办法，揭阶级斗争盖子，揪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共一百四十九人，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的十五人。北流县平政中学教师黄运球（四清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批斗后投河自杀。贵县木格中学校医梁厚联被批斗后服毒自杀，这是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死人的事件。（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钦州地委书记林中在地委常委会上传达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伍晋南在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指示：中小学教师要清理一部分，把最反动的清理出去。总之，地、富、反、坏、右要清理，有些要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有些要法办。清理后力量不足，从农村知识分子中吸收，再就是从工作队的干部、劳动大学学生中抽一些。关于教师集训，地委集训中学教师，县委集训小学教师，时间一个月。集训中要求：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发现一批重点对象线索；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要斗一下。在集训中，所采取的批斗手段残忍、刑罚名目繁多：如挂牌戴高帽游斗，扛幡跪拜，丢塘浸水，烈日下暴晒，烫屁股，跪石子，针刺，拳打脚踢，假活埋等。全地区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校教师在集训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帽子进行批斗。其中，有一百零八人被斗打致伤致残，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不应有的党、政纪律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生产劳动。这场“文革”对教师迫害之惨、对文化教育摧残之深是历史上罕见的。（据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南宁地区宾阳、武鸣等十个县，集训了中、小学教师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六人，集训中被批判的三千三百六十八人，占集训人数百分之二十。（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柳州地区集训中、小学教师九千六百人，被批斗的四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一般教师。集训后，留下所谓有“严重问题”的教师五百零四人。等待处理。有的送到农场或生产基地去劳动，实行“小劳改”；有的把学校教师当犯人派公安人员看守。（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梧州市集训教师前，三中女教师梁士槐因受到大字报的围攻而跳楼自杀身亡。集训中，责令教师自我检查，人人过关，市教育局副局长尹远和梧州卫校副校长等一百多人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斗争。（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十七日 驻《广西日报》社“文革”工作队长刘福生在区直机关“文革”战地练兵会上介绍《广西日报》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伍晋南肯定了《广西日报》的“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好的”。（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八月


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兵卫的一封信和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广西日报》在八月九日给予刊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一日 毛泽东主席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后，南宁市的红卫兵运动从八月至十二月，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战斗队”等二百多个组织及一千多个战斗队，红卫兵人数达一万多人，遍及全市各行业、各个单位。（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商业厅文革领导小组，对干部进行排队，对所谓属于四类干部进行批判，当时由工作队的白文普、王志春、厅党组的张沛然、唐子培、李英等研究决定。被批判的有厅党组成员李德，石油公司支书李文才、糖业公司支书王永信、五金公司副经理张玺玉等，强加给王永信的罪名是：反对挂毛主席像。（王永信说“毛主席像不要乱贴，乱贴不严肃，被当作反动言论）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重用坏人等十条之多。被划为四类干部、“三反分子”，批斗十次。于九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据区商业厅“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南宁市委发出通知，宣布撤销市委派驻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到八月二十二日全部撤销）。广西师院“多数派”的部分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另一派学生则强烈不满，为此引起两派学生斗殴，到七日打伤十多人，即所谓桂林“八?七”事件。（据广西日报、南宁市委、桂林市委“文革”大事记）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宣布撤销派驻各学校、机关的工作队（组）。（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桂林“八?七”事件发生后，广西师院学生派出代表赴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韦国清（当时在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桂林处理问题。韦国清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到桂林，召集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学生打来电报（开始用密码后来用明码，电报公开张贴在大街上），决定派韦国清全权解决桂林问题，并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要求师院学生相信韦国清。韦国清得到这份电报后，便公开出面在桂林处理问题。同日《广西日报》发表赵群声所谓《揭批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的文章。十八日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乔晓光在师院礼堂公开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徐为楷市委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当日，自治区党委还宣布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并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尽管这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学生继续受到围攻。广西师院学生文可义被划为“反革命”，“南下串连队”张铁锚、张顺喜被关押起来，全区各地喊抓黄赛阳。（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关有撤销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定钟林为“三反分子”，大量报导全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社职工也连日开会，声讨钟林的“反党罪行”。（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在首都连续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林彪多次在大会上讲了话，一个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撼祖国大地。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的各级党委。

八月中旬，北京红卫兵串连队前后三批三百多人来到南宁进行“革命串连”，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鼓动“造反”，矛头直指自治区党政领导。南宁市的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等二百多个组织和一千多个战斗队，红卫兵发展到一万多人，开始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表、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师院和南下串连队的学生拉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戴高帽游街。当时引起地社会上级大的反响，街上到处出现围攻广西师院和南下串连队学生的情况。当晚，韦国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桂林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开会，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这样对立情绪更加激化。（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主席出席大会，林彪在会上讲话，周恩来总理也讲了话。会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南宁市红卫兵连日来也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南宁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商店都强令改名。有的改为兴无路、解放路、灭资路；有的改为朝阳楼、造反楼、长征楼等等。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同样出现这种情况。这样一改，弄得很多顾客找不到原来商店，而出现混乱。随着红卫兵的串连活动，破“四旧”运动迅速遍及全区城乡。（据区党委档案6卷、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梧州市由市文革小组从各中学挑选八十多名学生，在市委礼堂开会，宣布成立该市第一批红卫兵。（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南宁市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共六万人在区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韦实际上没有离开广西）；任命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据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史）

同日 柳州市柳高、一、二、三、四、五、六中和柳铁一、二中学校五千多名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破“四旧”立“四新”宣传。（据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南宁市二、三、四、五、六中学和珠江子女学校等六所学校，成立了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召开成立大会。覃应机、伍晋南、霍泛、刘毅生（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市长韦纯束、副书记王恩厚等参加了大会。当晚，南宁市各界群众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二十六日晚，朝阳广场七百多群众集会并游行，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至九月初，桂林市红卫兵群众组织开始分成两派。“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队”为一方，桂林师院“多数派”即“老多”、“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干造反队”为一方，前者提出要“誓死保卫市委”，后者提出“要改组市委”。九月六日，桂林市二十六个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南下串连队”三十人向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大会的“三点要求）大会由红卫兵主持，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黄云、徐为楷作为检查），以处理“八?七”事件的问题，未获同意。九月七日上午十一时广西师院学生二千多人在市委院内静坐，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市委破坏“文革”。九日，静坐绝食的队伍扩大到七十六个单位，三千人，静坐达六十二小时。（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九月


三日 韦国清在广西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


《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


广西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向一切牛鬼蛇神大举进攻，我坚决支持你们这一切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你们向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也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提出了批评和意见，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决心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坚决改正我的缺点和错误，但至今为止，你们向区党委（特别是我）贴出的大字报还不够多，火药味还不够浓，我再一次地向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诚恳地要求向我们开炮，炮轰司令部（区党委）。（据区党委档案6卷）

三日、五日 三日晚，广西农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一千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冲进广西日报社，对该报八月九日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没有套红色，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一文晚发一天，提出强烈抗议，并诬陷为现行破坏活动，命令孙鸿泉、钟林、钟纪民等人到球场接受批判。总编辑孙鸿泉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五日，《广西日报》重新套红再次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共中央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师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广西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开始大串连，全国各地和区内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近三万二千六百八十人，其中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共九十一批，一千零八十二人。本市与外来红卫兵汇集一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他们胸戴领袖像，臂佩红袖套，帽戴五角星，手拿“语录本”，口唱“语录”歌，高呼口号摇“语录”，斗争会上念“语录”，派性辩论用“语录”，墙壁上写“语录”（用红油漆大街小巷到处写，即当时所谓的“红海洋”）跳表“忠”舞拿“语录”，个人崇拜狂热达到登峰造极。更离奇的是在大破“四旧”中，古建筑、古书、古画、古戏、文物等均列为“四旧”，机关、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以及部分领导干部个人所存的古今中外精典著作、书画、古董等等，烧的烧，抢的抢，横遭破坏；甚至连妇女的长辫子、瘦裤子等也被剪。一时，打、砸、抢、抄、抓、剪、斗之风盛行。南宁市据十月底的不完全统计，红卫兵集中大抄的有六百七十多家；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及其子女家属回原籍监督劳动的有五千多人；横扫水月庵一所、教堂二间；查抄所谓封、资、修的物品达十五万多件。贵县在破“四旧”中，把南山寺游览区全部毁坏，太平天国冀王亭、石达开的纪念塔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的烈士碑均被严重破坏；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烧毁。在破“四旧”中，大批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据区党委档案6卷、南宁县“文革”大事记）

八、九月之间，区直、地、市、县机关和街道纷纷成立红卫兵、“赤卫队”。任务是：“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阻止红卫兵冲击”。南宁市工交系统于九月六日成立工人赤卫队，有一千七百一十人，并在朝阳广场开会，市领导肖寒、韦纯束、潘体彩出席了大会。街道系统十一个公社的赤卫队也于同日宣布成立，人员二千多名。区直的农业厅、煤炭工业厅、石油工业厅等单位也先后成立了“赤卫队”。直到十一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批判而解散。（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在南宁地区，“红卫兵”组织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全地区（包括四清和面上各县）七十八间中学（包括十间耕读学校）先后建立了一百五十八个“红卫兵”和其他战斗队组织，共有红卫兵一万多人。他们实行革命大串连，到十月份，全地区中等以上学校有七千多名师生和“红卫兵”到北京、南宁市等地串连。仅大新县，从六六年九月至六七年三月中央下令停止串连时止，到北京串连的达二千六百多人，耗资十万多元。（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梧州市第一批红卫兵三十人，赴京参加国庆典礼，十三至十九日，该市第二批红卫兵六百多人赴京串连。（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桂林“老多”的请愿代表二十五人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开展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二中等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共两千多人到自治区党委门前表示支援“老多”代表，这些学生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老多”不断地增加红卫兵来参加静坐，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因从桂林赴邕长途消耗，绝食时有一位女学生叫“卫东”（齐断义）处在半昏迷状态中。韦国清出来探望，对静坐绝食的学生说：要吃饭闹革命，别这样，免得把身体搞坏了。韦国清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卫东”即把韦国清的手推开，说韦国清没有阶级感情；另一位女同学则把韦国清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韦国清说：干吗？要打人？不要打人嘛！在区党委大门口站岗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韦国清，刹时间，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的大字报，说韦国清被打伤住院，要揪出殴打韦国清的凶手，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广西，全区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韦国清出来澄清事实。韦国清于十月十八日晚在桂林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宁各大中学校和外地学生纷纷北上串连，“九?九”静坐事件虽然很快平定下来了。但这一事件对后来形成广西的两大派组织起了较大的影响。（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广西日报》报道全国革命师生进行大串连的消息。

二十日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写了《剥开“刘三姐”的画皮看伍晋南的修正主义面目》的大字报。《刘三姐》是好戏还是黑戏？当时争论很激烈。有的说《刘三姐》是“文艺黑线” 的代表作，伍晋南是《刘三姐》的黑后台。广西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轮流揪伍晋南到学校批斗，勒令伍晋南作检讨。从此，伍晋南成为众矢之的。（据广西艺术学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钦州地区第一批上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先后出发，钦州一百多人、合浦四百多人、上思一百三十二人、灵山一百二十多人。（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举行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王恩厚任联络站总站长。（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及“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成立。十二月十日，桂林“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革命造反团”成立；十八日，“五四铁笔总部”成立；同日，“工总”和“红总”两群众组织发展为“革命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以上群众组织在桂林市“文革”中是有影响的几个群众组织。（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月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八日，《广西日报》发表张化声批判周扬的长文《螳臂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长轮》，对周扬进行恶毒的攻击。（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同日 南宁市红卫兵总部发起召开南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论大会。内容是：以伍晋南为首的区文革领导小组到底执行一条什么路线？参加大会的七十六个单位，有万余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月，区直、地、市直属机关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大鸣大放声势浩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由机关院内推向街头，围观的人群熙熙攘攘。各行、各业、机关、学校、各种群众组织竟相揪斗本部门的所谓“走资派”（由于群众组织对领导干部的观点态度不同，产生了群众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南宁市朝阳广场设立的大字报棚，从十九日开始张贴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广西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在大字报中指责“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采用各种手段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学生”。（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桂林市委决定并经自治区党委同意，《桂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林同群”的文章，公布《桂林日报》总编室主任余国混的所谓“三反”材料。从此，在整个“文革”中，余便成为桂林市两派批斗的对象。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桂林市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批判市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后揪斗原市领导冯邦瑞（市长）、刘竹溪（市委副书记）、苏玉山（副市长）和自治区驻桂“文革”顾问林中以及四清总团领导李隆（区统战部长）、段远钟（区工交部长）、王凤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部分机关干部也纷纷发表“造反”声明，起来造反。（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南宁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九个组织发起，在朝阳广场召开《揭发和控诉肖寒为首的南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同日 百色医专“长征串连红卫队”三十三名学生徒步到南宁进行串连，开创了我地区徒步串连的先例。到十一月十四日统计，全地区上京和到外地串连的教师、学生有八千一百人。（据南宁市、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


本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红卫兵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成立，市委领导肖寒、王恩厚到会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宁市郊区农民红卫兵总部在朝阳广场宣布成立，自治区党委罗立斌出席会议。同日，南宁铁路分局各群众组织也联合成立“铁路联合司令部”（简称“铁司”）。十二月底，由汽车总站、区二?五车队、区粮食厅车队、区外贸车队、南宁市工交公司、市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以上是南宁市“文革”中有影响的几个群众组织。（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文中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全国各地红卫兵一批一批涌到梧州市，向市文化小组要串连费、要住宿、要吃饭、要冬衣、铺盖，稍为不顺其意，就要“砸烂当权派的狗头”。只得耗资在全市增设数十个接待站，免费接待红卫兵食宿、车船和一切日用什品，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车船费、伙食费达四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据市财政局长帐面可查的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全市的“文革”费用，便开支了六十万元。（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在区党委接待站开成立大会，肖寒出席大会并表示支持。（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二月


二日，南宁市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会同黎塘等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成立《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后来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工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总部设在南宁市工人文化宫，“工总”在南宁市下属有十二个分部。（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当天，韦国清代表自治区党委检查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发书面检查）”。（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中说：“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八日 南宁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二十七个红卫兵组织，开会批判区、市党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约十五万人。因开会时找不见韦国清，后由乔晓光代表区党委、肖寒代表南宁市检查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出席大会的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钟枫、傅雨田、段纯和、王恩厚等区、市领导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由于受“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波及，柳州地区各县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就开支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大批干部、职工外出串连，影响了生产和工作。（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九日至一月十六日，桂林地委负责地区所属各县红卫兵串连的接待，共开支经费四十六万元。其中十二月二十日至元月十二日的二十四天中，支出经费二十三万元，动用尼龙薄膜三十吨，被子三千六百床，棉布十三万米，粮食九万多斤。（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日 南宁地委办公室主任荣其光伙同祁连恭（地委办公室副科干部）、周诚（地委书记甘怀勋秘书）、邓绍业（地委副书记田春的秘书）等以及原地委办公室一些人，以长期在地委领导身边工作，了解情况的知情人的身份，一起拼凑捏造编写打倒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派甘怀勋的十二大“罪状”。并以地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名义贴出。与此同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武星与农办主任王文科贴出诬陷甘、田逼死南宁地区农村政治部主任张荣久（张的死因，当时已得出结论是落水死亡）。十二月十日地委副书记孟庆彦、董以法二人向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求批准给甘怀勋停职反省。当晚孟庆彦召开没有甘怀勋参加的地委常委会，作出了“打倒地委书记甘怀勋”的决定，并给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给予甘怀勋停职反省、并责令他向机关干部职工进行彻底交待，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的斗争”的报告。同时由傅一平执笔写所谓“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甘怀勋”的大字报。孟庆彦、田春、石更（地委副书记）、董以法、孙朝相（专署专员）、刘耀华（专署副专员）、伏崇礼（专署副专员）、武星等均签名。十二日晚批判李景包庇甘怀勋害死张荣久的大会。孟庆彦、董以法、伏崇礼、孙朝相、傅一屏等参加大会并作批判发言。十三日晨孟庆彦、董以法、石更等和直属机关职工数百人去自治区党委请愿，要自治区党委立即表态罢甘怀勋的“官”。乔晓光即电话请示中南局。十三日中南局批准甘怀勋停职反省，地委工作由孟庆彦主持。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革组长董以法代表地委向地专机关职工大会作《彻底清算甘怀勋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发言。诬陷甘怀勋亲自当主帅，我们一小撮结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此后甘被诬为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假党员”、“托派”、“甘、田、刘（洪涛）、李（景）反革命联盟的罪魁祸首”进行揭批。十二月十日至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地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专区办公室“红尖兵”司令部等组织又印发所谓“甘怀勋罪状材料”十二件共六万六千九百六十份。六七年一月九日抄了甘的家并作为“修货”展览，地委文革小组并通知各县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干部前来参观。不久又通知 各县县委书记来地区批斗甘怀勋和田春。（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十三日 自治区批准甘怀勋停职反省。甘自停职后，从十二月至七三年十月长期被批斗迫害，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含冤逝世。（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十五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北航红旗驻桂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留桂联合造反团”、“清华井冈山驻桂联络站”等群众组织，联合封闭了《桂林日报》，并改名为《今日新闻》。（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广西民族学院一百多学生和红卫兵上午九时进入广西日报社开会。大会开到下午三点多钟。红卫兵宣布进驻广西日报社，并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当晚进驻二十多人。孙鸿泉表示：“红卫兵到报社来造区党委的反、造《广西日报》的反、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反，把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


元月


一日 《广西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的影响下，广西继去年学生红卫兵大串连之后，大批干部、职工也纷纷“造反”，积极参加“四大”，脱离工作、生产单位，外出串连。仅桂林地区，各县来桂林市串连的就有八千多人。资源县有五百多县、区干部到外地串连。很多商店无人卖货，有的粮食部门人已走光，恭城县水利工地粮食供应不上，粮库的干部把钥匙交给粮食局长后就走了。桂林市郊区公安局被封，公安干部串连去了。在南宁，朝阳广场成为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进行造反集会的中心场所，“四大”的狂潮愈演愈烈，预示一场全面的大内战即将到来。（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大学外文系学生贺晓晴贴出《伟大的雷鸣》大字报，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该文受到批判后，贺又和同学誉健远写了《伟大的雷鸣好得很》的大字报。二十三日，贺被扭送公安机关押了一年。二十五日，群众组织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批斗贺、誉两人。（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四日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为“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这对中南各省（区）震动很大。（据中共党史办大事年表）

同日 荣其光等人贴出打倒甘怀勋的“十二大罪状”大字报后，接着他们又策划诬陷打倒南宁地区所谓第二号走资派田春的大字报。并铅印一万份散发各地。今天，地委副书记、“文革”小组组长董以法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所谓《彻底清算甘怀勋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他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报告，诬说：“地委已被甘怀勋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把持”，“他们结成一个反革命联盟”，“甘充当主帅，甘、田（春）一唱一和，互相包庇，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等。董的报告实为声讨甘、田的“檄文”铅印散发。为后来把甘（怀勋）、田（春）、刘（洪涛）、李（景）打成“反革命盟联”定下调子。七日董以法先后签发地委给区党委《关于给田春撤销一切职务的意见报告》和《关于给李景停职反省的意见报告》。在两份报告中诬陷“田春是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甘怀勋狼狈为奸、做尽坏事”，诬陷“李景一九六O年以后就参加甘、田的反革命联盟”并诬李景为这个联盟的“参谋长”。同年五月五日地区政治联合战斗团写的《关于李景三反材料》诬陷李景参加反革命联盟，把甘、田、刘、李打成反革命联盟。使这些同志长期受到批斗、迫害。一九八三年在“处遗”中，所谓“甘、田、刘、李反革命联盟”一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六日 晚，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等到《广西日报》社，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名义封闭《广西日报》。报社多数人不知怎么回事。当晚报社“风雷激战斗组”何家松到处游说。他说：桂林来了一批红卫兵，那些人很激烈，现在来封报这些人较温和，我们应该和这帮人一起行动，先下手为强。说服了部分工人，用“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名义出版《每日电讯》。

七日 报社部分职工提出质问：何以用报社职工名义出版而多数人事前不知道。当天，何家松贴出谢王岗支持封《广西日报》出《每日电讯》的大字报。孙鸿泉等新编委也出来做工作，召开行政组长会进行说服，要求大家支持出《每日电讯》。新编委多数成员参加办《每日电讯》。《每日电讯》全发新华社电稿，但七日的《每日电讯》，刊登了“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的《封闭<广西日报>通告》。 《通告》说：九年来，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把《广西日报》办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日报》继续忠实地执行了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罪恶累累。《公告》宣称：“决定从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全部发表新华电稿。（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八日 《每日电讯》转载《文汇报》一月六日题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社论。（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和《广西日报》社“风雷激”何家松等同进驻《广西日报》社的红卫兵及《广西日报》社职工到南宁朝阳广场开了一个不到千人的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所谓“抗拒毛主席关于办好党报罪行”，把霍泛和傅雨田拉到大会主席台上斗争。开到半途，另一派别红卫兵冲了会场，攻对方是“保”字号搞假批判。（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广西，据查“文革”中因对林彪、江青等一伙稍有不满或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好话的，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或判刑的就有四百多人。

十五日 “区直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区直机关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下称“广西革命造反大军”）

以“工总”为主的二十五个群众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并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说：一月七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盗用造反旗号，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触动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

在封闭《广西日报》的同时，“工总”派杨远宏、胡冠莹进驻报社工作。

十六日 《新闻报道》出版由“造反大军”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每日电讯》、《新闻报道》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内提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提出的口号。

十八日 《新闻报道》报道区直二百二十个单位组织参加的“区直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在广西师范学院学生刘振林、黄沃南指挥下，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判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桂林市委书记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陪斗的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和区党委派到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中，他们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人被强迫下跪。

批斗大会由“老多”黄沃南主持。在会上批斗发言的有师院师生周兆祥、刘振林、甘恒彩、潘国球、李宝雄、谢荣杰等人。批斗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所谓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衣服，要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策划下，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广西革大（即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个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斗争大会筹备处”（后改为斗争陶铸筹备处）。（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廿一日 晚上十二时，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在南宁主持召开“西南会议”，传达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傅雨田、江平秋、黄荣、肖寒、韦纯束等区、市一些领导干部参加这次会议。（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文化局所属八个单位的十个群众组织，成立“接管文化局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监委）宣布对区文化局夺权，这是最早夺权的区直单位，但文化系统未参加夺权的部分群众，以候育中为首，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于廿三日进行反夺权，宣布元月廿一日夺权不合法，并于卅一日进驻文化局。从此，“监委”、“联委”天天对吵，最后“监委”解散。（据区文联、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何家松、李海强等为首的“革命造反战斗团”，在《新闻报道》上发表《为《广西日报》早日新生而努力》的文章，祝贺《新闻报道》诞生。同天，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头头是梁宗常、薛克成、梁志文、黄忠安等人。这个兵团在《成立宣言》中表示：“坚决站在革命大军一边”，“大造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韦国清为首的区党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以钟林为首的前《广西日报》修正主义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孙鸿泉为首的新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刘福生为首的“文革”工作队和以覃振凤为首的“文革”筹委会的反”。

廿二日 《新闻报道》刊登《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当晚，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了以“工总”为主体的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群众组织，组织南宁市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领导干部有：伍晋南、钟枫（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尚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青光（区人委教育厅副厅长）、吕集义（交通厅副厅长）、郭铭（区文化局副局长）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阳太阳等二十三人。他们被戴高帽，挂黑牌，分别装在十几辆大卡车上，在全市进行游斗。（区文化厅、区文联、广西日报社等单位的“文革”大事记）

廿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总的错误方针，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陈朝春、梁柏松，“广西红总”曾春生、谭乃福，“广西八三一”何作然、石怀宇，“广西八?八红卫兵总部”雷激，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李翠英等，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自治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区广播电台、区教育厅、区劳动局和南宁市委、市人委、市广播站、《南宁晚报》等。当天，柳州铁路局也被夺权。

接着，桂林地、市、梧州地、市、柳州地、市，玉林、河池、百色等地区党政领导机关，也分别于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后被夺权。至二月上旬左右，全区上下，层层夺权，有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生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了。从此，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以上各地“夺权”的消息《新闻报道》均给予报道。

很多单位被夺权后，被另一派群众组织指着为假夺权，从而进行反夺权，有的单位反复夺权两三次。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大学、各地、市、柳铁、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造反大军”夺了自治区党委和公安厅的权后，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和肖岳安等人成立了区党委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对外宣布夺了接待站的权，实际上仍由接待站主任段纯和、副主任阎光彩领导。（据“处遗”材料70卷、廖炜雄的检查）

同日 南宁地区地专政法战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夺了地区政法党组的权后，南宁军分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立即派出黄科精等八名“支左”人员对地区公、检、法三家实行军管。（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四日 广西军区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任“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各地区分区、市、县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革命左派”。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对稳定当时因被夺权，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的混乱局面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在严重派性的支配下，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只能是支一派压一派，所谓“支左”实为“支派”，从而带来许多消极后果。

这天晚上，广西军区代表朱敬之和少量解放军参加了“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的“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单位四万多人。

朱敬之代表广西军区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就坚决还击。”（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水电勘测设计院“火种”兵团龙智铭、纪烈等，夺了该院党政大权后，宣布“院党委所属各支部要在‘火种’兵团监督下工作”。该兵团还联合电业局、电业公司的群众组织，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家，对所谓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四名干部、群众，分别予以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等处分。（据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廿五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只准革命造反夺权》。

晚上，“造反大军”围抄南宁“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总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宁地委代书记孟庆彦和组织部长陆武星，就一九六六年八月田春、董以法、李景三人授意隆安县委书记杜易派人到屏山公社动员南宁专区水电局干部将其转抄贴在那里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收回烧毁问题，给中央、中央文革和陈伯达写报告。报告说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主要责任是田春、董以法两人，应给予严肃处理等的错误报告。（南宁地区大事记）

廿六日 桂林地、市委造反大军二百五十多个组织约三万多人，在广西师范学院大操场召开夺权胜利大会，驻桂六九五五部队、桂林军分区、步校等二十五个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誓作“造反派”后盾，把“文革”进行到底。会后游行。（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在一次，玉林地委书记韦树辉、专员熊福芝的批斗会上，地委副书记魏益年、蒋昌永出于个人目的，进行“反戈一击”，带头挥手呼喊“打倒韦树辉！打倒熊福芝！”（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地办等单位八个造反组织派出代表陈育诗、李寿仁、江基等人带着一份《坚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邹林打倒！斗垮！斗臭！》材料上报自治区党委。强烈要求自治区党委撤邹林和周秀英（邹林妻子，专区妇联主任）的职务。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自治区党委于一月二十六日作出《关于撤销邹林玉林地委秘书长职务》和《关于撤销周秀英的玉林专区妇联办事处主任的职务》的决定。此后，邹林、周秀英受到长期的残酷的批判斗争。（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六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组织的主要头头在医学院开会，交换对广西“造反大军”夺权以来的看法。广西军区应邀派宋长发出席，“南宁八三一”代表认为，“造反大军”夺权后干了不少坏事，已成运动的绊脚石，主张退出“造反大军”，重新组合；“红总”代表说：“我们曾酝酿退出造反大军”，但意见尚不一致”。医学院“造反兵团”代表说，目前砸烂时机不成熟；首都“三司“代表说，在当前情况下退出“造反大军”对革命不利。最后一致意见：①由“工总”内部拉出一部分队伍，进行“革命造反”；②由参加会议的四个组织共抽调一百九十六人，分别到橡胶厂、罐头厂、反帝医院等单位，帮助“工总”整风。（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廿八日 应“造反大军”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六个班、一个排、两个连，分别到区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援“造反大军”。（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八日 中央军委命令八条颁布。（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 “工总”及其所属各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区档案局“文革”大事33卷）

同日 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第二张“造反”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颗定时炸弹，过去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了很多坏事”等等（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卅日 区水电设计院“火种兵团”和文化局“捍卫队”游斗水电厅、文化局领导干部蔡勇为、张树本、何子健、朱守刚等。（区文联、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革命派就是能掌好权》。（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卅一日 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誓师大会”。（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各“造反派”夺权后，各级领导均靠边站， 今天这个“造反派”来拉当权派斗争游街，明天又一个“造反派”拉当权派斗争游街，有时他们又联合起来斗争当权派游街。一个比一个更“左”以示其革命，而他们各派内部又互相勾心斗角又联合又斗争。在他们比赛“革命”一个比一个更左的混乱情况下，有的地方出现被迫致死人的现象，在城市、在农村、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农村生产队干部中都出现有死人的现象。

夺权后，生产领导机构瘫痪，工农业生产基本停顿。桂林市六十五个工厂，有四十二个完不成计划。桂林电表厂、 电机厂只完成计划的30～40%。桂林郊区农业生产和很多县的水利工程陷入停顿；有的县缺乏种子无法调拨；耕牛护理不好死亡；缺粮地区的群众生活无人安排：龙胜县平等区农民因缺粮发生浮肿；临桂县会仙区三人因无粮吃买酒槽充饥病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



一日 《新闻报道》等三版转载《红卫战报》十九期答读者问的文章。文章为近日来的武斗、游街现象叫好，说：“这个街游得好！游得对！我们坚决支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韦国清贴出第三张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人物，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外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是个危险人物。（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二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到达南宁。当晚，受韦国清接见。

王荔来邕后，以中央文革记者身份，直接插手地方的活动，特别是参与搞乱广西区党委，制造两派对立情绪，支持武斗，支持冲击京西宾馆，对搞乱广西起了很坏的作用。（王荔专案材料）

三日 驻柳州的各部队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军分区政委郭鹏宣读《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彭清华讲话，表示部队“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会后，部队进行了游行。（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原“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自称三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联合宣言。（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王荔到首都“碱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宣传部“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首都三司”负责人李翠英和“倒海翻江”头头刘德胜、秦朝泰等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组织第二次夺权。王要刘等组织一些人做领导干部的工作。于是，刘德胜、秦朝泰、李鉴、农烈、陈经智、游建安等人成立了一个串连领导干部和整韦、乔材料的“尖刀班”。十四日后又扩大为“尖刀队”，增添了桂林“老多”张欣然和黄干才、刘义光、黄济丰、余济凡、韦玉卿、王杰华、曾纪均等人。（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首都三司”等十多个外地群众组织驻邕联络站座谈南宁形势。晚上，“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指出：“‘工总’必须开门整风”；“造反大军”不理解夺权的意义，夺权不争权，让当权派统统靠边站”；“不相信‘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不坚持文斗，搞武斗”；“总部头头高高在上，高度运动群众”等等。引起南宁市内强烈舆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党委院内，贴出第四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同日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成立。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和“造反派”周兆祥、杨福庭、黄东红、刘天偿、申儒成、邓瑞华等十三人为常委。（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下午，桂林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六九五五部队和驻桂部队一千多人参加。会后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桂林老多”和“造反大军”。（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工总”决定：①开门整风；②撤出区、市机关的进驻小组；③要求军队接管区人委、公安厅（局）、广西日报社、广播站；④要求安平生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成立“尖刀班”和揭批韦、乔的情况后，王荔说：在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揭批贺希明的大字报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段远钟、谢王岗、霍泛也不错，可以做他们的工作。为此，王荔同秦朝泰于九日亲自去找贺谈话，鼓励他出来“造反”，但贺起初表示自已有历史问题，有顾虑。十日晚，刘德胜、李鉴、秦朝泰等人串连了伍晋南之后，又串连贺希明等几个领导干部。贺表示：乔晓光“三反”言行多，可以打倒，对韦国清是否打倒拿不准。秦朝泰说，光是顽固推行反动路线这一条，就可以打倒。并给了贺希明一些关于揭发韦、乔的大字报和传单。（王荔专案档案）

是日 南宁市内出现大字报和传单，揭发“广西工总”和“造反大军”的问题，并出现“砸烂工总”、“造反大军必须大乱”等内容的大幅标语。（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黄赛阳到广西军区贴大字报，声言要揪出所谓广西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欧致富。（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区农政、农办、贫协联合兵团出动二十辆汽车，拉农口的厅、局干部谢东来、徐麟村、冯寿天、陈任生、朱渭川、吴启增、阳雄飞、王斌吾等在南宁市游斗。（农业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文联办公室主任摄影学会主席陈惠被迫害身亡。

十一日 根据广州军区的指示，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持革命左派办公室。

同日 “造反大军”几个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首长，宣布“造反大军”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无联”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会。韦、乔于十一日半夜出走，大会对肖寒、韦纯束批判一通结束。（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强加给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所谓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释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对黄云同志被拘留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拘留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区公安厅“红卫”、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十多个组织参加，从二月十三日起，先后八次联合召开批斗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机关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在会上揭发韦、乔的厅、局干部有五十六人，主持会议的主要是廖炜雄。“广西红总”李耀增也主持一两次。（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廖炜雄专案材料）

十四日 上午，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根据“支左”领导小组十三日会议精神，向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进一步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认为“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在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头头开会，表示承认这四个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五日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派“支左”办公室董坤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散发他一月二十八日“给国清、区党委常委并报广州军区党委”的信和揭发韦、乔、伍问题的材料。

欧致富在信中表示“军区部队必须支持和援助‘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尽管他们遇到种种困难，甚至有多次反复，也毫不动摇地支持援助他们”。还说“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同意把权交给‘革命造反大军’，但下面不愿意交权，下面的权看来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信件散发后，“工总”等组织大肆宣传，说军区欧司令支持他们；“无联”等组织则强烈不满，说军区和“造反大军”同流合污，是想帮助“造反大军”镇压其它“革命组织”。（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韩世福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南宁目前正处于夺权、退权、反夺权的酝酿准备时期，各群众组织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和中间势力正在经受大考验，“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作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上午，“无联”两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乔晓光被拉到会。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等组织认为，“无联”是“保字号”，他们开会是假批判，真保皇，为了捞“稻草”。他们组织二百多人，冲击会场。韦、乔被“无联”挟持并转移他处，至十七日六时放回。（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王荔再次和秦朝泰找贺希明，反复劝说和鼓励他站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还说，区党委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大会开得好，揭开了区党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赞赏贺希明在会上揭发韦、乔，造区党委的反的“革命行动”，王荔几次对贺的鼓励和支持，使贺下决心发表声明。（王荔专案材料）

十七日 柳州军分区发表“坚决支持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兵团‘一˙二五’夺权”的《声明》。声明号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地专一小撮走资派。到同年四月止共揭发公布了六十七个当权派材料，揪出了王杞桓、张声震、朱渭川、金宝生等“走资派”批斗大会共开十次，战线批斗会共开三十八次，战斗队批斗会共开一百七十八次。（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中央民族学院韦崇武、马振民等人在柳州专区电影公司召集柳州专区文工团“二六”战团况既的等人开会，针对柳州军分区十七日的表态，研究对策，决定组织力量反击军分区，炮轰分区政委郭鹏，向郭鹏发公开信，刷大标语：“舍得一身，敢把郭鹏拉下马”，“打倒地地道道的两面派郭鹏！”（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贺希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闰光彩，自治区党委委员、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管世新，自治区党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洪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孙立海、黄季权，自治区宣传副秘书长高信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此声明原稿经王荔和“尖力队”审阅同意，王荔还提了修改意见。（《声明》全文见附注七）“二?一九”声明发表后，伍晋南、霍泛发表声明支持“二?一九”声明。“二?一九”声明公布后，逐渐结束了广西“文革”全面开展后半年来各派组织群起造反，各据一方，争夺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的局面，演变为以人划线的全区分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两大派造反组织都企图争夺派天下的领导权，建立一派的政权而展开激烈斗争。解放军在“支左”中也公开亮相支持一派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在夺取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中尖锐矛盾和斗争，以至武斗杀人搞乱广西局势。（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六九五五部队派出团长张体成为首的十九名干部到原广西师范学院搞军训。军训期间，六九五五部队副部长郝忠云、政委张骥先后到该校做形势报告，军训于四月十二日结束。张体成等留校支左。（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经区党委批准给河池地委副书记张延年以停职反省和撤销“文革”领导小组长职务的处分。（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日 区公安工作临时委员会成立，主任郝良才，副主任胡庆辉（广西革筹、军区于六八年六月公布的“反团”公布一文由胡组织人员书写的）。（区公安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王荔要刘德胜等人整理关于中共广西区党委书记处成员的材料，（包括他们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造反派”对他们的意见，支持哪些人，打倒什么人等）。刘德胜根据王荔的意见，整了一份材料给他，继续提出打倒韦国清。（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廿一日 “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主持人秦朝泰。研究成立区抓革命捉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各单位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推选贺希明为区“抓促”负责人。（王荔专案材料）

廿二日 《广西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的傅余记和《光明日报》驻广西记者桂挺宫找“广西红总”头头曾春生和“倒海翻江”某头头联系，拉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书记乔晓光到报社批斗。会上，要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和《广西日报》副总编辑孙鸿泉等揭发韦、乔的问题。批斗会由红色革命造反兵团薛克诚主持。会后，该组织散发了《彻底清算韦国清、乔晓光利用党报复辟资本主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组织斗争韦国清、乔晓光纪实》。（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桂林“万里红革命造反纵队”的《南宁大乱的时候到了》和“医学院造反兵团”“红方红的《革命大乱好得很》，极力鼓吹极左思潮。

同日 凌晨四十五分，广西“无联”出动五十多部汽车，数千人突然袭击广西“工总”总部及其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广西“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九人，有的不是广西“工总”成员也被误抓。并拉五汽车人埋伏于南宁市看守所周围防范“工总”袭击市看守所。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对被误抓的群众赔礼道歉后释放。

同日 广西“工总”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会场。“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部队”、“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参加了大会。军区对这个会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对。会后，广西“工总”给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感谢军区不反对他们召开的控诉大会。（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广西军区欧致富、韩世福、政治部主任孙磊、空七军副政委焦红光、政治部副主任张虎忱等接见“首都三司”代表，就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交换意见。“三司”代表认为，“广西工总”是个大包袱，一定要把它踢开，南宁“文化大革命”才有出路。（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三日至廿五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驻各工厂、学校、机关的联络员进行整训。整训期间，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各兄弟部队“支左”的经验，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启发报告，进行讨论并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广西“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广西“工总”，消除坏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 桂林地委在《关于如何处理“四清”地区在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中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记述：我地区第一批“四清”的临桂、灵川，兴安三县在整顿小学教师队伍时，开除了一百四十三人，安排退职二百一十五人，辞退民办教师九十三人。（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七日 遵照周总理关于“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指示，广西军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并成立抓革命，生产指挥部。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领导同志、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等四百多人。军区副政委何纪云作了“抓革命，促生产，揪起春耕生产高潮”的报告。贺希明参加了会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 广西师范学校学生潘国球、秦钟林等人来南宁， 与西大学生秦朝泰、区党委宣传干部刘德胜等人联合发起，组成“韦国清、乔晓光罪行调查团”，向全国各地散发了《调查韦、乔罪行呼吁书》四月中旬，潘国球将收集整理的韦国清“罪行”材料，带回广西师范学院交政治系教师杨为桥、丘国仁带去北京，交中央文革小组王荔（广西师范“文革”大事记）

本月前后，一些领导干部被当作资产阶级典型，将他们的生活用品和住处进行展览。自治区副主席卢绍武、交通厅副厅长、民主人士吕集义，南宁地委书记甘怀勋、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任李新、李云亭、柳州市长孙芸生等住处，均被展览。（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下旬，驻桂部队召开全市部、局长以上会议，由桂林“造反大军”服务委员会常委、141师政委张骥作市内形势报告，肯定市委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要求干部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到会干部揭发了桂林市委所谓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市长冯邦瑞大喊：“市委常委必须大乱！彻底打倒奴隶主义”物资局长王桂说：“头可断，血可流，造反定了。一定要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以来，南宁的“广西工总”、“八˙三一”、“火种兵团”“倒海翻江”和“桂林工人红卫兵”等群众组织进行整风。桂林的驻军派出部队和一些学生红卫兵，帮助“工人红卫兵”整风。（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33卷）

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向十一个厅、局三个部委和十九个重点企业，派出支左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月底，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出马文明、杨仲绪、江文华等到《广西日报》社调查群众组织情况，为对《广西日报》实行《广西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作准备。（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三月间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李隆、副部长莫（此处有一字不清）、梁华新、区政协副主席陆秀轩、黄惠良分别在统战部、政协大院被批判、李隆被批斗时，出现脑神经迹象。在红星电影院召开的统战战线批斗会上，区党委常委、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宣布区党委决定撤销莫矜党内外一切职务。（据统战部“文革”大事记）



三月



一日 晚上，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广西工总”所属外贸、北郊、西乡塘分部和“首都三司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学生组织约六万余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控诉“广西工总”罪行。指责“广西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造反”。封闭“广西工总”总部，并将“广西工总”主要负责人熊一军扭送公安机关拘留。（熊于同年八月获释）。（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徐其海召集“广西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会。会上分析了形势，阐明了军区观点，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筹备工作。（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造反大军”退出广西日报社。《新闻报道》改名《红色新闻》，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同日 “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宣布退出“无联”。（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广西工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区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建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等二十一个组织，联合成立“联络总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的通知》决定在军区党委领导下，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副主任：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何纪云（广西军区副政委）、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二O分部副部长）、贺希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殷丹（区人委副主席）。还有委员：张海波（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十三人（包括军区各部门、自治区有关战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等十三人）

通知发出后，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七日 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八日 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在刘泮江家开会。贺希明主持。 提出要壮大力量，建立领导干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各人回各战线负责组织扩大串连。有人提出，请示军区一下为好，后决定段纯和向军区汇报请示。（王荔专案材料）

九日 以柳州地区文工团“二六”战团况既白、甘树仁为首组织地办工农队、桂林歌舞团“五敢”、“卫东彪”等部分红卫兵，把地委王杞桓等三位正副书记和赵增然等五位位部长，抓到地区文工团分别进行审讯、斗争。（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以及驻柳部队共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致开幕词，政委郭鹏讲话，市武装部政委宣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会后游行。（据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段纯和、刘泮江、孙立海等到广西军区找副政委王希永和政治部主任孙磊，请示成立领导干部造反联络站问题。答复是：①领导干部应到群众中去，与本单位的群众一起闹革命，有错误就猛检讨；②你们应把几个书记好好了解一下，排排队，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六条标准，看看哪个算“走资派”，哪个不算。

此后，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感到十二人活动有问题，不再参加十二人活动。（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 桂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牧田、副部长全顺在地委龙珠路大院，贴出所谓《地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点了李裕平、孙荣檄、李云亭、蒋毅等十多名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名，并加之“叛徒”、“国民党员”、“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敌伪人员”等罪名，使这些同志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 刘德胜将诬陷韦国清“搞地方民族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项峰”等问题的材料交给王荔转报中央。（王荔专案材料）

十一、十二日 “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西大“狂飙”头头和“八?八”战斗兵团、区体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或空七军，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广西军区派出军管小组，对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党委“接待站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十一个组织发起，一百多个群众组织近四万余人，在区体育场召开批判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廖炜雄主持。贺希明、霍泛等在会上发言，揭发韦、乔的“问题”。（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周总理打电话给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讲：“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总理说：“我们做工作。”还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王荔专案材料）

十四日 广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封闭“工总”办公处。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乘飞机由南宁赴广州军区。十七日，韦国清按周总理指示，从广州乘飞机去北京。

十五日 南宁市一中师生一千七百余人举行军政训练大会，广西军区司令部钟生栋副参谋长到会作了动员报告。广西军区还派出“三支两军”人员到广西医学院、南宁四中等院校，对红卫兵进行军事训练。

同日 南下串联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共三十六人全部离开南宁返北京。（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所属二十三个分部的一百多名头头在南宁市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所属二十三个分部的一百多名头头在南宁市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和驻邕部队六十多名干部组成军训团，到南宁市一中搞军训。孔竹任团长，李玉昌任政委。该校一派组织“指点江山”认为目前不是时机，不愿参加军训，因而离校活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同日 广西“工总”各分部头头继续开会，选举了核心领导小组。

十八日 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并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九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设机关、学校、工厂、各地军分区负责接待五个小组。王希永、孙磊负责机关，韩世福负责学校，徐其海分管工厂，副司令员吴华分管分区。二十三日又增设秘书组。（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在梧州市“大筹委”召开的市委、市人委当权派互相揭发大会，会上，曾提到还寄萍已下结论的历史问题。后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市委书记梁成业揭发还寄萍，又将其历史问题抛出，会后，街上贴出“打倒叛徒还寄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二十日凌晨，梧州市委副书记还寄萍含冤死亡（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秦朝泰、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说：“军区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我们要打倒韦、乔，他们要保等等”。还说，现在揭发了不少的材料，如“三反”言行，独立师等问题。韦、乔是要打倒的，但伍晋南要站出来，贺希明、谢王岗也可以站出来。王荔说：“最近我要回京汇报，你们认为是对的就做，对军区、对当权派的情况，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写好给我”。随后由游建安执笔把“韦国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要打倒”的材料，于当天下午交给王荔。

二十日 刘德胜又整理一份广西军区支“保”不支“左”，“造反派”受压的材料给王荔。（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一日 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区直机关“天翻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17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不够“三反”分子，可以站出来亮相。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主持会议，政委李仕才、魏佑铸也参加座谈。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二十二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接着，不久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同类内容的大幅标语。（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宣告派出五十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含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广西日报》军管后，任命石勇为军管小组组长，马文明、杨仲绪、王笠夫为副组长。当天石勇在职工大会上讲话，提到广西的一月夺权是“右派势力夺报”。当天的《广西日报》以“广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名义发表告读者的表态文章，说“《广西日报》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使报纸变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又说“今年以来报社虽然经过两次夺取，报纸三次易名，但是，报社革命的‘三结合’尚未形成，领导瘫痪，使报社无力但负责报应负的战斗任务。”还表示要使“新生的《广西日报》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错误地把群众组织分为左、中、右。当天的《广西日报》还发表几个被军区支左办和军管小组内定为“左派”的群众组织，如邓文光为头头的“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部令”、廖炜雄为头头的“广西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团”，颜景堂为头头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的文章。（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当天继续发表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内定的所谓左派组织欢呼报纸新生的文章。如：广西“联指”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柳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等。

在此前后，军管小组在报社放林彪的一次录音讲话，职工第一次听到“拿枪的刘邓路线比不拿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一说法。（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陈发洪召集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六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伍晋南、贺希明二人可以站出来，只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

同日 “南宁市委造反团”（简称“市委造反团”）发表“取缔反动组织‘广西工总’，坚决镇压一小撮反革命头目”的大幅传单，对南宁各派组织震动很大。（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柳州军分区发布《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全国铁路革命造反兵团红铁军柳铁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将廖志刚等十四人依法逮捕。这是支一派压一派的突出表现。同年八月廿四日，柳州军分区予以平反，释放了被捕人员。（柳铁“文革”大事记）

廿五日 王荔回京后的第二天，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汇报。说：“韦国清是公安部副司令罗瑞卿的人”，广西有个林业大队，全是复员军人，是韦的“御林军”，准备和罗一起搞政变，还说“韦国清过去是跟陶铸跑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走资派、造反派主张打倒和批判。但广西军区保韦国清，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继续执行旧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王、关、戚表扬和鼓励王荔说：“你们前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州军区、广西军区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你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不能盲目跟着（军区）跑”等等。最后，王荔表示：“一定遵照首长（指王、关、戚）指示，不怕压力，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广西日报》恢复出版。第一版刊登毛主席全身照片和毛主席有关办好报纸的语录。并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阔步前进》。报社全体职工、干部发表了告读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新生的广西日报而奋斗》。（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晚上，“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群众组织约四百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会后游行高呼：“‘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口号。

廿六日 陈发洪、魏佑铸召集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统战部“革命锋火”、办公厅“四海翻腾”、粮食厅“五州震荡”、外贸局“反修”、物价局“红色”、财贸办公室“捍卫毛泽东思想”、供销社“延安”、农机局“红色”等十二个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座谈。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有错误，但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衡量，不属“三反”问题。从他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看，他是跟毛主席的，其本质是好的，是个好同志。他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一些学生组织说砸烂“工总”，压制“造反派”，扶植“保守势力”，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等，都是来自军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广西军区三月廿三日《关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告全区民兵书》。（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由第三书记李仕才主持，会议分析了当前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陈发洪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广西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广西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西大“狂飙”、“广西八˙三一”、“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后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坚决反对砸烂‘工总’！”

会间，广西军区宣传车曾在广场宣传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一些学生组织对此提出意见，说是干扰了他们的会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十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引起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大字报，说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二时，区直机关“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同日 晚上，“汽司”、“铁司”、“建司”工人组织在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会后游行。（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我对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态度》，全文如下：“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路线，其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他在广西工作近十年来也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前段时间，革命群众对他的错误特别是对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给予揭发、批判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经过革命群众帮助后，韦国清同志曾经表示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根据毛主席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同时，从韦国清同志的整个斗争历史来看，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基本上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他的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认真地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治区“文革”大事件材料）

卅一日 下旬以来，一批群众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至本日止，共有区直“天翻地覆”、“尖刀”、“五湖四海”、“红海涛”，“东方红”等一百五十个群众组织和五十一名中上层领导干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其中有候补书记霍泛、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张俊桐、孙立海、黄季权、工交部主任段远钟、副主任刘泮江、许鸿翼、宣传部秘书长高信、区政协副主席陈秀轩、水电厅长蔡勇为、副厅长杜竟明、外贸局副局长张纯明等。

反对韦国清站出来的有区直“倒海翻江”、桂林“老多”、“广西一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西大“狂飙”等四十五个群众组织。

晚上，“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西大“狂飙”、二中“井岗山”、“东方红”等十六个组织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等约四百人，举行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游行队伍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曾与“红色监察”、“天翻地覆”等组织的成员发生冲突。当晚，街上出现“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的大帽标语。（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月间 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到广西军区开会期间，曾找王荔征求他对支持“老多”组织的意见。王荔说：“桂林的形势比南宁的好，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组织是个好造反派，造反精神强，你们支持对了，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下去。甘恒彩、杨福庭、李日明、刘振林这些人都不错，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们。”张耀青回桂林后，在思想行动上完全倒向“老多”一边，并积极宣传上述观点。（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三月间 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区党委统战部长李隆、区党委监委干部王俊峰等在桂林回南宁前，曾先后两次找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对他说：“桂林形势很好，‘老多’是个好造反派；南宁形势不行，象一潭死水，还没搞起来。希望桂林驻军派四百名‘老多’去南宁作骨干，打开局面。南宁的革命搞好了，对全区有很大推动作用。”张耀青赞成这一建议，表示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研究一下。不久，桂林‘造反大军’热烈欢送大批‘老多’外出串连。到南宁的“老多”约七、八百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四月



一日 《广西日报》转载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点名地点了刘少奇，诬蔑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这天起到四月二十六日，军管《广西日报》共集中发表批判刘少奇及其《修养》的文章一百三十五篇，其中自行组织区内文章六十六篇，除用三十九个整版批判外还另发其他批判文章，并破例发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与此同时还错误地组织批判周扬、陆定一、胡乔木和区教育厅吴青光、区文化局岳平。（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工人、师生、干部的一封信》，号召复课、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结合”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浦北县革委会向全县发出《关于浦北县当前工作的意见》（草案），要求全县继续全面开展夺权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四月六日，浦北县革委会在小江菜市场召开批斗谢金榜（县委副书记）大会，陈光（夺权前的县委书记、群众组织的“革委”副主任）首先上台批斗，诬陷谢是“走资派”，声言要打倒谢。由此，谢被批斗长达四年之久，批斗二百四十多场次。在批斗中谢被踢打、跪沙子、戴高帽、站高台示众、挂牌游街并勒令逢人要念牌子上写的“罪名”，沿街下跪请罪等；他爱人也受株连，挂牌、罚跪、陪斗蒙受冤屈。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给予谢金榜及其爱人彻底平反，而批斗者陈光却当上了广西农学院的党委书记。（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 伍晋南去“广西红卫兵总部”活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五日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坚决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一百三十四个群众组织共三千余人召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誓师大会”。大会口号是：“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工总’是革命组织！”“打倒韦（国清）、乔（晓光）、支持伍晋南”。（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三组织二十名头头座谈南宁形势及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他们认为军区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击左派，要把“工总”打成反革命，对“三结合”、“大联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则，搞调和，搞折衷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旗帜》。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错误地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彻底肃清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修养》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简称）。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各群众组织约三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打倒党内头号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批判毒草《修养》大会”。

十一日 广西军区军管《广西日报》后，一些“造反派”组织说：“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广西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语。“广西红卫兵总部”向广西日报发出一号“勒令”要求撤换领导班子，并在报上刊载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工总”及其同一观点的红卫兵、机关干部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南宁八˙三一”、桂林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批判《修养》和所谓叛徒哲学的文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日 伍晋南对一些红卫兵谈到所谓南宁市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表现时，举例说：“如《广西日报》三月三十日的评论员文章是有错误的”。（见区党委“处遗”卷宗115卷）

同日 上午，霍泛骑自行车到西大活动。

同日 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并向报社军管小组交一份），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为资产阶级服务”，“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社“请罪”，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等。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个“勒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十六日 下午二时三十分，“新工总”所属成员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及物资，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红卫兵总部”又向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递交了第二号“勒令”书，要求解散“广西日报社领导小组”，“将报社大权交给报社内部造反派”等。遭到报社内不同观点群众拒绝及报社内部高音喇叭对抗，双方发生冲突，经军管小组做工作，红卫兵离去。（见广西日报社、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到广西大学五栋学生宿舍。（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红卫兵联络站”等组织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支韦派”三百多个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徒哲学及揪出叛徒集团分子傅雨田大会”。傅雨田被“勒令”到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后来形成“联指”的一派，拉队进入报社，表示要和军管小组、“五八一一二”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军管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声援表示欢迎和感谢。（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我们的声明》（后称《四˙一九声明》）。全文如下：

三月下旬以来，不少机关干部，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贴出了大字报，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彻底检查错误，改正错误，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此，我们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韦国清不仅没有悔改表现，而且避不见面，至今杳无音讯。最近在南宁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炮制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如围攻革命小将，以各种方式取消、压制革命组织，扶植保皇势力等，使我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必须引起我们十分警惕。出现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韦国清应负主要责任。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韦国清的错误没有揭露批透，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以及这股逆流的策划真相没有澄清以前，提出坚决支持韦国清出来搞“三结合”是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坚决支持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桂林“老多”、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兵团等真正革命造反组织，坚决击退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革命行动，并和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口号略）（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2卷）

二十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约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伍、贺、霍等三人的《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①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②撤销军管小组；③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四百二十七个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南宁市委副书记王恩厚参加会议并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广西工总”等数十个组织，不同意《广西日报》报导有关广西大学数理系革命大联合的消息。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同军管小组交涉、辩论、抗议、静坐，并成立“四?二二”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该校学生何作然、谭乃禧、石怀宇、曾东峰，先后充当了该指挥部的副总部挥和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晚，“广西红总”、“南宁小八”、“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支持伍、贺、霍三人声明等。伍、贺、霍三人参加了大会，伍晋南讲了话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在一起……”等。会后游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材料72卷）

同日 晚上 ，“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等，拉队伍到广西日报社门口静坐。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拉队伍来广西日报社门前静坐，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社，并提出六点要求：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军管广西日报社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必须在报上刊登所谓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谓“保”字号组织的文章，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所谓革命造反派等等。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复。逐于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来发展为广西“四˙二二”指挥部）

二十三日 “支韦派”四百四十九个组织约四万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批判伍晋南等人的“四?一九”声明。区党委书记安平生、组织部副部长任国璋、公安厅厅长管世新、区党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等分别代表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法战线等九个单位的五十四名厅、处级干部和参加“二˙一九”声明的七名厅级干部，揭露“四˙一九”声明，说伍晋南等人搞个人野心，要夺韦国清的权，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地回京学习的记者讲话。王荔为试探中央对韦国清的态度，和记者高世忠研究，写了一张条子问王力：对韦国清应该怎样看？王力在讲话中表示：韦国清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央保的。

王力在讲话中，攻击各地军区。因而王荔认为自己反对广西军区是对的，并散布这些流毒，挑拨广西驻军和广西军区的关系。他对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说，广西军区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筹小组，野战军好，军区、军分区不好，等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四˙二二”派出汇报团赴北京。广西大学雷激为团长，张振剑、秦尚群为副团长，陈镇西、马秀英、杨福庭、陈寿宣为委员。雷激、张振剑回广西后，于六月十日改组。改组后的汇报团成员如下：团长：曹东峰；副团长：朱仁、陈镇西、秦尚群；各县代表：陈寿宣、唐忠、马秀英、李仕强、雷鸣等共十三人。汇报团长设四个勤务组：政宣组组长：朱仁；材料组组长：陈镇西；动态组组长；曹东峰；行政组组长：秦尚群。李淑英负责联络。清华大学团派和北京大学天、地派，都派有驻“四?二二”的联络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五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高仕克、梁宁、龙廷驹以及北京学生赵郁民和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苏庆科等人，开会研究坚决静坐和逐步升级问题。会上，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战，引军区跳出来一整套办法，伍晋南表示完全同意。（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同日 “广西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成立。成员近二千人。正副总指挥：甘祖强、于成武、华超杰、林闯；常委：石怀宇、曹东峰、沈明轩、黄德宽、徐佳斯（以上为学生）、梁应权、刘义光、李振祥（以上为教师）。九月改组后，学生黄寿建和于成武、华超杰为正副总指挥，教师梁应权、肖仁山、黎之焕为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担任的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并向群众公布。引起“四˙二二”群众组织的极大不满。

晚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和劳动大学学生千余人集队到广西军区大院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广西军区撤销贺希明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的职务。（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上午，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召开“四˙二二”骨干会议，布置“目前火线工作”。伍晋南亲作指示：①斗争有困难，但必定完全胜利，这是一场决战。②采取持久战。斗久了，他们就跳出来，我们就抓住。目前冲击还不到时机，如果时机成熟了，就速战速决。③要宣传静坐的意义，调动社会力量，这是总的战略中的一个布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同时 静坐在报社大门外的“四?一二”群众，静坐几天后，冲进报社院子，强占办公大楼并在院子内召开声援“五洲震荡”、“好八连”的大会。何家松在会上讲话。当天报社内到处是辩论的人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严正声明”指出：“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事件，严重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破坏了军事管制的规定”，“违反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破坏了广西日报的正常秩序”……冲击者以所谓“兵管委员会”名义发出《通知》和《公告》，要对广西日报实行兵管……”等都是错误的。进入报社群众组织必须立即撤离报社。（见“处遗”材料115卷）

同日 晚上，“支韦派”五百四十个组织九万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声讨印尼反华排华大会”。原“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副总指挥张峰和从“南宁八˙三一部队”分化出来的“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头头颜景堂严然以正确者的面目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南宁八˙三一部队’当前迷失了大方向，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错误，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下午四时，南宁郊区百余人以贫下中农名义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其参加三十日斗争乔晓光大会。广西大学“革联”将伍晋南抢走，并宣布“兵管单位，不许冲击”。“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一千多人前往声援，于三十日凌晨四时到达，五时半离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并送材料八十八份。其中诬告韦国清的材料二十四份，诬告军区的材料十三份。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逐月汇报了四个小时，汇报问题有：韦国清问题、军区问题、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砸“工总”问题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二十九日发出的“关于两派代表到京汇报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至五月三日，两派均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团赴京。到京后，两派代表发生小冲突。“支伍”派撕了“支韦”派写“揪伍”标语并抢去“广西八˙三一”颜景堂的袖章。（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某天下午，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意，韦国清在京西宾馆找王荔谈话。韦告诉王荔：总理指示，广西地处边疆不能乱，要实行军管，并要他当“军管”会主任。（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下旬以来，经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批准，广西师范学院文革领导小组派出四百多名“老多”成员，到各地、市、县进行打韦宣传活动，经费由本校包干，约十二万元。（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底，在“斗陶筹备处”的串连影响下，广西师范学院“老多”成立了“斗陶联络站”，创办了《斗陶战报》，由中文系学生陈国团、生物系学生孙玉玲等人负责编辑。共出版十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三十七篇文章诽毁、攻击陶铸和中央、区、市的领导。“斗陶联络站”于一九六七年底解散。（见广西师范学院“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五月五日 王荔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农业银行接待站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住处，章英、刘德胜、梁琨、张欣然、玉呈道、刘少平、史妙甫、李起林、陆成勋、都惠忠、谢家棣、沈明轩、秦大宁等人向他们汇报广西情况。

当桂林“老多”张欣然汇报说，同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辩论，“军管”小组不够他们辩论时，王荔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广西红卫兵没有造反精神，文质彬彬的。人家说你们广西是文斗的模范，我看有点像”。“造反派搞点打砸抢算不了什么，造反派哪有不搞打砸抢的？”还多次对他们说：“武汉钢‘二司’敢斗，开汽车到体育馆，冲上‘三司’斗争王任重大会的主席台上，抢了王任重就走，体育馆的门也搞坏了，汽车也开翻了，王任重摔成重伤，很有造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还说：“这次会场打起来了，打伤了不少人，军区拿他们没办法，很怕‘二司’，表示要把王任重交给‘二司’斗争”。王荔这些话后来在“四˙二二”内部广为流传。起到了挑动武力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极坏作用。

王荔还煽动他们揪军区内带枪的刘、邓和赵永夫式的人物，要他们整军区负责人一级的材料和调查军内两派斗争情况。章英等整了一份《广西军区负责人言论摘录》给王荔，王荔赶通宵修改报中央。

刘德胜、李日明等还问王荔：“我们要坚决打倒韦国清，中央是不是要支持韦国清？此时，王荔已明确知道中央保韦的意图，仍煽动他们打韦：“中央支持韦国清，也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你们是群众组织，要打倒他是可以的，打不倒也可整他的材料……”。（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下旬，广西“四˙二二”所属“广西红总”、“八˙八”三个红卫兵组织成立“广西三红总部”（简称“三红”）。广西大学学生谭乃禧、华超杰、何作然、石怀宇、雷激和教师梁琨先后充当头头。

“西大革联”所属红卫兵成立“广西大学红卫兵总部”，头头是学生林闯、曹东峰。（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本月份，玉林专区机关造反派主办铅印的《风雷激》小报。主编有赖宗全等人。此报后来成为“联指”派的主要宣传喉舌。该报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伍晋南、贺希明，诬陷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宣传派性等方面推波助澜，影响恶劣。（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五月



一日至十五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经调查，进一步将区直、南宁市的群众组织划分为所谓“左派”组织或“右派”组织，“四˙二二”所属组织多数被划为“右派”组织。（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一日 下午三时，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十日来电，全文如下：

广西军区并请转抄发给进驻广西日报、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南宁八˙三一”、“红卫兵总部”及北京赴南宁各革命组织的同学们：

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同学们，应当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应当立即撤离。

一、必须保证《广西日报》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

二、要维护报社军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对报社的军管工作。报社军管小组成员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小组搞好报纸。

三、有意见可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证军管小组的正常工作。

四、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评，也可以在报上讨论、批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安平生乘六次特快火车赴京。（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四?二二”代表十二人乘火车去北京。“四˙二二”派成员多去了一、两百人。十七时二十分，广州军区转达周总理指示，责成贺希明说服多余人员全部返回。但未解决问题，经部队做工作部份人下车；但到达北京时，仍比中央指定名额多去七人，改乘其它车次到京的尚有数十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赴邕“惩腐恶”兵团发表所谓关于四月黑风的声明，指责“以广西军区徐其海一小撮走资派为首的支左办公室成为我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解放全广西！”（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说“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六”、“四˙二二”、“四˙二七”一系列的勒令、抗议、静坐、进驻使报社革命秩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并且调整了军管小组成员，关于组织版面小组和批评报纸上文章，将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及“红卫兵小将”交换意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一中、广西农学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等组织发起，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联络站由二十五人组成，并由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教育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南宁一中、南宁四中、“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各派一人组成核心小组。该联络站包括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约一万五千至二万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支持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的五十九名厅、处级干部成立了区、市直机关革命领导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并在区文联楼上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为“工总”平反。参加者共五十九人。领导小组由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康兴、程曙天等五人组成。（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六日 王荔和一联络员到北京西苑旅社伍晋南等住处，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伍晋南代表二人发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声明中反韦、反军区的观点，并提出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王荔表示，意见可以反映，现中央负责同志很忙，可用书面，他负责转达。王要了一份“四˙一九”声明印稿。

伍等在北京期间，王荔多次到他们房间。对他们讲：“广西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当前主要是军区支左问题，你们可着重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贺等将攻击韦国清的材料《十几年来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了一系什么路线》和要求中央调离韦国清，另派人主持广西工作的报告，交给王荔转给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支韦派”组织“红色监察”、“区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二十一个组织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成员约二千一百人。并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是：廖炜雄、潘玉臣、梁明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下午四时至八日凌晨三时，桂林“老多”、“广西红卫兵总部”、“新工总”、“卷巨澜”等组织三千余人，包围、袭击广西教育学院，打伤一百三十五人，其中重伤十三人（住院九人）抓走五十六人，砸烂、抢走物资一部份。称为“五?七”事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怀宇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王荔参加了会议。确定农烈整军区的材料：①军区支左后，造反派整风受压情况；②军区首长一级材料；③军区支“保”压“造反派”材料；④收集军区以小见大的问题的材料；⑤五次接见后“广西军区执行‘反动路线’材料”；⑥总理单独接见“四˙二二”代表团时口头汇报整理的军区材料。（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广西大学“革联”为抵制广西军区在学生中搞军训的决定，自行组织所谓“兵管”、“兵训”。（详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对刘少奇及其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错误的批判。

九日 五˙一节韦国清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事，使“四˙二二”派大为震动，“四?二二”代表团内部思想有些混乱。刘德胜向王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韦国清虽然上了天安门，我们还要继续打”。王荔要刘德胜把大家的思想动态写一份材料。刘写好后交给王，王荔表示将材料转中央文革。（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日 “广西红总”、“南宁小八”联合在“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搞“兵训”。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参加，编为三十六个连队开展军政训练。认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大学“支韦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简称西大“能闯”）成立。军长是学生张锋，后为宾祖媛，政委是何武（政治辅导员），常委：学生龙飞、黄一鸣、干部唐儒连、程秉星。（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组织的头头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常委十五人，总指挥是“汽司”吕斌，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万重关”的张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十三日 “支韦派”学生和干部一千多人在区人委礼堂召开所谓“揭发批判伍晋南大会”。李殷丹、赵茂勋、尚持、段远钟、罗立斌、江平秋、何忌、申本田、梁华新、黄季权等厅局干部分别在会上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总部”、“南宁二日“红革会”等三十四个学生组织宣布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筹委会。

同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自北京拍回《关于“工总”问题的声明》的电报，说“工总”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和革命小将并肩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大方向 始终是正确的”，“砸烂‘工总’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欢呼‘新工总’的诞生”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二十时，“新工总”、“红卫兵联络站”、“南宁八˙三一”、“广西红总”等组织约七千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控诉所谓刘、邓路线和镇压“工总”。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说：“砸烂‘工总’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干的”，“砸‘工总’的‘罪魁祸首’是徐其海，‘刽子手’是李树珍”，“‘工总’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等。二十一时，“南宁市直机关联络站”、“新工总”、南宁二中“井岗山”等近千人，到南宁市委声援“兵管”，高喊“打倒韦纯束”“揪出王恩厚！”“砸烂市委造反兵团！”“兵管好得很！”等口号，与市委“造反兵团”和前来支援人员发生摩擦后离去。（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

十七日 章英、刘德胜在北京西苑旅社向王荔汇报广西日报社的问题，并提出要夺《广西日报》的权，请王荔指示。王说：“不要夺权背包袱，你让他军管会掌权，出了问题，当活靶子打，他们可以组织队伍送版面小组，七、八天冲一次，也可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多主动”。六月二日，章英向王荔汇报“四˙二二”指挥部张俊等人不接受意见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后，王荔说：“夺了权也好，军区发了五?二五声明，就更暴露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总部的陶煦、王反修、张启文等人策划，由“联合战队”砸抄了柳州铁路局军管会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十七、十八日 “四˙二二”“全无敌加强团”集中精壮人员到话剧团“支韦派”“万里长征”挑衅，文化大院“支韦派”被迫撤离。（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由谢王岗主持，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会议，介绍广州等地“造反派”冲击报社的情况，分析报纸“白纸黑字，好抓辫子”，研究了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高信、史乃展、吴卓凡、谭流。（见“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中旬 王荔对刘德胜说：“中央原来以为韦国清问题简单，准备保韦国清的，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感到他有蛮多问题，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了”。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代表团后，大家认为要给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写信，把韦国清问题的严重讲清楚，并表示坚决打韦的态度，信写好后由刘德胜交给王荔送上去。王荔对韦国清的这些看法，刘德胜向下对一部分人作了传达。（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日，“四˙二二”群众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斗争肖寒大会，把肖寒扭来会场。斗争过程中，肖寒曾喊“打倒伍晋南”等口号。（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汇报团先后在北京西苑旅社开了四次会，分别由章英、朱仁等主持，研究夺广西日报大权问题和动员“四?二二”部份骨干返邕，加强“南宁战场”等问题，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口号，迅速掀起打韦高潮，抵制中央对广西实行军管的部署等。会后，章英向伍、贺、霍作了汇报。随后，派张俊秋、高洪、 梁栋芳、林开智等回南宁。对广西日报采取行动。二十日左右，章英、玉呈道等人亦返南宁。（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二十一日 “四˙二二”“广西艺总”组织约二千余人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揭发韦国清在广西文艺界犯下滔天罪行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拍来贺电。说“韦国清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把我区文艺路线引向歧路上去”。（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区党委“处遗”材料76卷）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日学生组织医学院“闯”、西大“革联”、一中“指点江山”、三中“血战到底”、七中“狂飙”等三批学生共约一千二百多人连续两晚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晚饭后，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对刘德胜说：“去军管的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你们现在闲的没事干了，要找点事干，不要太规矩，你们不可以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吗？韦国清对南宁西苑旅社每条标语都知道，他并不闲着，不要让他太舒服了”。又说：“武汉钢‘二司’在四月间到京西宾馆把陈再道揪出来了。当然，最好是找到宾馆内部的人配合，就容易揪到了”。

晚上，刘德胜在代表团会上讲了王荔的精神：“韦国清对我们每条标语都懂，还在管广西，应当去找他，我们可以组织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去静坐，要求韦国清出来接见，扩大影响，促使中央知道广西问题严重，早日接见，听取我们的汇报”。代表团采纳了这一意见。曾春生还说，我们已派人去侦察韦国清的住处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四日 早上，袁家柯、黄其明等去“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会议，策划对军管广西日报采取行动问题。下午“红卫兵联络站”百余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冲入广西日报社内，到处涂写“石勇滚蛋”等标语，并对印刷厂、电台、办公大楼等进行侦察。（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凌晨四时，“四˙二二”派学生组织“联野”，“广西一司”、三中“血战到底”、“广西八˙三一”等约二百人，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接连抄了“小八”、“八˙三一”独立兵团、“一O˙一八红卫兵”、“共青团红卫兵”、“广西一司”、“井岗山红卫兵野战军”等“支韦派”学生组织和民生路棉布店党支部办公室，抢去白纸、单车、喇叭、扩音器、衣物等公私物资和职工档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五日 “四˙二二”指挥部在广西日报社门口开大会，又一次冲进报社，要求彻底改组军管小组（因军管小组只调换一个一般成员）。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声明，遣责冲击军管单位的行动。当天“四˙二二”指挥部组织大队人马强行冲上报社大楼，以要求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四˙三O”来电为由，送所谓版面小组。中午，“四˙二二”派代表十一人与军管小组谈判。要求：“撤换军管小组负责人石勇、马文明、杨仲绪”；“版面小组吸收造反派”；“在《广西日报》上公开批判三月三十日评论员文章，不登保字号文章”。军管小组马文明、江文华与“四?二二”代表谈判，双方激烈辩论。当天傍晚，“五˙二五”指挥大队人马冲开铁门进入报社，两派激烈冲突，不少人受伤，第一天上午十时许，“广西建司”等组织带棍棒又从后门进入报社，冲上办公大楼二楼。“四˙二二”派人增援，“广西建司”等组织撤退。这天武斗升级；更多的人受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后，“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广西大学学生黄立禧充当了总指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独立队”成立（简称“独八”），颜景堂、张锋、邝献盈、李如文先后充当了负责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支韦派”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五˙二五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潘玉臣、廖炜雄、高炎、黄明发、覃树林、任树人、张峰、邓文光、刘国华等。

同日 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冲击京西宾馆。

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前，王荔催促刘德胜，“去揪韦的事怎样了？”刘德胜说，上午，勤务组开了会，下午要开代表团会议。王荔说：“抓紧点，戚本禹讲过，广西造反派打韦国清不要受什么约束”。王荔还告诉刘德胜，韦国清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成员会议，刘德胜、龙智铭、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等均参加。讨论决定晚上行动。成立了阵地勤务组，盛国福总负责，李日明、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李朝杰五人为勤务组成员。

会议决定后，刘德胜到王荔房间向王汇报，王荔做了如下指示：“①你们先去，我马上向中央反映，说你们去揪韦国清了，看看中央的态度怎样；②你们去后，等一会我也去现场看看；③你们可在会议室接待站静坐，不要堵大门 ，在外面搞宣传，造声势，把锣鼓打响点，这样时间可搞得长，比较主动，韦国清如不出来，中央就好说话了；④应当取得北京红代会的支持。

刘德胜向曾春生传达了王荔的精神后，晚饭后行动。

同日 上午，朱仁、曹东风动员广西赴京汇报团成员说：这次冲击京西宾馆揪斗韦国清，是关系到“四˙二二”命运的问题，关系到第五个回合胜负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后决定秦尚群为冲击京西宾馆的队长，陈镇西、李仙严为副队长。下分四个冲击连：第一连为红卫兵，由他们打先锋，连长为李仙严；第二连由“工总”、“南宁市直革联”组成，连长李广；三、四连由各专、县人员组成。

晚上二十时左右，“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统一行动。秦尚群、陈镇西、李仙严、李广等带头冲击京西宾馆，秦尚群用广播和口哨进行指挥。在京西宾馆，秦尚群不断接到朱仁藏在送来的东西中的指示，要他们“坚持到底，坚决抵制分化瓦解阴谋，无论如何都要顶住，绝不上当，绝不离开火线”等。王荔同另一记者罗安民到京西看了静坐情况，用手指韦国清住的房间，叫静坐队伍到韦国清房间的窗口下去闹。二十六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到京西宾馆向何作然、盛国福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①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找中央解决；②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当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何作然、盛国福说这二点指示是假的，顶了回去；刘德胜也赶回旅社问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指示？王荔说可能是京西宾馆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为什么不知道等。这样，他们又继续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两个解放军来同何作然、盛国福接洽说：中央文革、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们，并派汽车把静坐人员接回西苑旅社，他们才撤回。共静坐四天五夜，影响极坏。（见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七日 上午十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冲进报社，除已占领报社大楼又包围进入工厂和电台，当天报纸被迫停印。下午动员职工支持办报。“四˙二二”指挥部又从民印厂找一些人修机器。当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支持“五˙二五”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看了机器设备情况。报社分工何家松任总管，负责全面工作，刘士昀、陈广旭任副总管。另外龙廷驹、张俊秋、张靖邦三人组成报社管理小组（龙到报社二次、张来到过报社，实际是张靖邦一人办事）

报社军管小组当天发出第四号声明说“非法宣布夺军管广西日报社权力的严重事件，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冲击和夺权的操纵者负完全的责任”。（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工总”铁路分部、铁中、广西大学“革联”二百余人冲进“铁司”，抢走电话机等，并打死“铁司”成员、退休老工人、赴京谈判代表封丁之父封佐庭。当晚和次日，“铁司”和“支韦派”组织分别于火车站广场、朝阳广场召开控诉、抗议大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八日 清晨，重重包围广西日报社工厂的“四˙二二”人马冲入车间，用暴力把被围困在压版车间的报社职工、干部和军管小组成员，赶出车间，随后将军管的报社出版的二十七日《广西日报》作废，另出该日报纸。

零时，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派车将文化大院的“联指”派“愚公移山”、“万里长征”（该组织被“四˙二二”派“全无敌”赶出文化大院）接来军区招待后送往南宁市望火楼消防队和区人委礼堂、区党委群众接待站。从此文化大院成为“全无敌”的据点，区人委礼堂成为“愚公移山”等的据点；各直属剧团“联指”人员纷纷集中于区人委礼堂、军区驻文化大院联络人员亦来到区人委礼堂支左。接着正式建立了“红色文化战斗兵团”。从此“全无敌”、“红色文化”都在构筑工事为武斗作准备。（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开始发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当天刊登了夺权的《严正声明》（黄干才写）、《给毛主席致敬电》（西大学生唐宝泰写）、《告全区人民书》（陆颖星写），还转载《新桂林报》评论员文章，《这是推行什么路线——评《广西日报》三?三O日写《评论员文章》和广西大学数理系“文革”临时筹委会写的《为什么要搞假报导》，攻击三˙三O日关于大联合的评论和消息是“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提倡‘合二而一’的大杂烩”。

此外，还刊登署名“向东”的文章：《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错误地把当时南宁出现的一些现象，说成是反革命逆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组织来电：指出：1、不能冲击、不能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应退出报社；2、版面小组应吸收报社的“造反派”参加；3、报纸不能成为一个组织攻击另一个组织的工具。（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三十日 南宁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后简称警司）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致“四?二二”的通告书》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一派群众组织。（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当天以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总部名义办的《炮声隆》报出版（根据二十九日王笠夫传达军区领导意见：不出《广西日报》了可以用“五八一一二”名义办报，办小报好，要怎么写都可以，在场人员决定战报取名“炮声隆”。第一期的报上登了《军管的广西日报好得很》一文中说“军管的广西日报支持革命造反派，压制保守派”。这里说的“造反派”是指“广西‘联指’”各个组织，保守派是“四?二二”所属组织）。（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南宁郊区贫下中农九千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坚决粉碎夺广西日报大权的反革命行动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上午数千农民包围报社，经过辩论，没有发生大冲突，后农民散去。（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工总”是南宁文化大革命的中坚》。（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转载《新桂林报》的文章：《六九五五部队在“革大”是怎样支持“左派”搞好军训的》，并加编者按，赞扬这支部队“毫不含糊地支持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桂林‘老多’”，“这表明了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同天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坚决制止武斗》把近日来南宁不断发生的武斗说成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御用保守组织干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月



一日 晚上十时至二日凌晨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谈判代表，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这次接见主要听取两派的意见。柳州造反大军代表明在胜在发言中，要求澄清关于“毛主席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的说法，康生承认这话是他讲了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桂林“老多”、南宁市二中“井冈山”、广西大学“狂飙”等组织二百多人，抬着写有“致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一小撮混蛋”的大信封，冲进广西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说“警备区的警告书是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信号弹”，“是反革命大屠杀的紧急动员令”，“倒海翻江”和“新工总”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决策者“执行了拿枪的刘、邓路线”；“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大学“革联”等也对《忠告、警告书》提出强烈抗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通知书》，指责“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操纵下”，“非法夺取军管广西日报的权”。要求他们撤出广西日报社，停止武斗，并掌握斗争大方向。“四?二二”谭某念完《通告书》后当即对送信的解放军说：“我代表火线指挥部拒绝接受”（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撤销了《通告书》，并向“四?二二”道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33卷）

同日 袁家柯在区展览馆召开的“四˙二二”常委会上说：“我们下一步的作法是痛打广西军区”，“我们在广西日报上打了他们一下，他跳了上来，如果我们狠狠地打，他必然跳得更高，这样我们就越打越主动了。”（见“处遗”材料76卷）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刊载“桂林‘老多’惩腐恶兵团”写的文章：《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硬说当时广西存在所谓反革命逆流。同天还发表“南宁红卫兵联络站”文章：《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错误地说“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攻击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大刮资本主义复辟妖风”。（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派两千余人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革命造反派罪行大会”，高呼“给我人身自由”，“还我言论自由”，“还我四大民主”，“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广西工总’和‘倒海翻江’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坚决砸烂反动的五˙二五指挥部”等口号。（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联指”派约八万人开大会拥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致“四?二二”的通告书》，“声讨‘四˙二二’的滔天罪行”；庆祝毛主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章英、秦朝泰、胡隆镁、玉呈道等人在区党校理论研究室会议室开会，王荔参加（五月下旬，王荔二次来邕）。章英、玉呈道等汇报冲广西日报后，军区发表《五?二五声明》等问题后，王荔说，现中央正在解决广西问题，军区这个时候来这一手是很笨的，他要搞反动路线，必须组织和扶植保守势力，来压造反派。他要章英等尽快整出以下材料汇报中央；①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②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③农民是怎样进城的；④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⑤收集诬陷“四˙二二”的政治谣言。章英按照王荔的旨意，组织胡隆镁、玉呈道、蒋锦真等人分专题写，都要与军区挂上勾，点出军区是后台。他们写好后交章英修改定稿，于六月八日交新华社广西分社龚成华转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初，上林县人武部“抓促生产指挥部”与军管会共同布置一次所谓反击“牛鬼蛇神”破坏“文革”的运动；二十五日前后，白墟、三里、大丰等区把五类分子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斗争。二十八日“联指”派召开一次全县性声讨“四?二二”罪行大会。当晚，南宁军分区参谋长邱金山在大丰中心校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和“联指”派的县、区头头会议（白墟区“联指”观点的乡支书也参加），邱在会议上作“就是群众搞武斗，问题也不大的”等煽动性演说。到六月底各区“联指”派组织把“五类分子”和不同观点的群众等一千五百四十五人戴高帽游街批斗。其中地、富、反、坏右分子七百零七人，“五类分子”子女二百一十七人，“土匪”劳改释放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惯偷分子共二百九十八人，不同观点群众、干部、师生二百七十六人。“联指”把此行动称为“六月红风暴”，“四˙二二”派则称为“六月黑风暴”，由此引起了“六月红风暴”和“六月黑风暴”的论战，两派强迫各级领导表态，互相揪斗双方观点的领导、干部、职工、加深了对立，局势进一步混乱。

（原编者按：以上数字是“联指”派统计。“四˙二二”派统计在六月风暴中全月受害二千三百二十九人，其中贫下中农群众一千七百九十七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自本月份开始，玉林军分区和各县（镇）人民武装部公开表态支持“联指”。由于“联指”得到军队的支持，组织得到扩大。全专区持“联指”观点的人数约占持派性观点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持“四˙二二”观点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平南县区乡都普遍召开批判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参加批准会的有四十多万人。批判会上联系当时文化大革命实际，鼓动大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

四月 柳州市“联指”五百七十多个组织约七万人集会，表示坚决打倒伍晋南，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并庆祝柳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驻柳部队亦参加了大会，会后游行。（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二十四时三十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联指”头头廖炜雄从北京给南宁的潘玉臣打电话，以“北京来电”的形式，把诬陷霍泛是叛徒的材料传到南宁。“联指”组织连夜翻印、散发，造成严重后果。（见廖炜雄专案材料）

同日 北流县武装部代表北流驻军表态“支韦”，并动员全县“支韦”，六月三十日，武装部政委雷锋又在县城干部群众大会上再次表态支韦，说：“支韦与打韦是两条路线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七月九日又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名义，召开全县电话会议，申明全县要支韦，对打韦派要辩论、围攻、驱逐出境。七月十四日以县委会、县人委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四十三人，发表《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和群众一道闹革命，坚决打倒伍、贺、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声明，“亮相”支持“北流‘联指’”。（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南宁“四˙二二”派的班济民等八人到北海市推销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被“联指”观点群众围攻，“四˙二二”数千人到北海市武装部门前静坐，并建立“六˙八”指挥部。静坐人数增至两、三千人。历时三十四天，最后因武斗气氛紧张而撤退。（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日 上午九时，“联指”派一百二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八千余人在朝阳广场开会，庆祝“南宁大中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广西大学学生黄立禧为总指挥，颜景堂、张锋、邝献盈、李如文先后充当头头。

十一日，从凭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程振民机班带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伶俐站被“联指”群众拦截。发生争吵，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时，十二日，列车到柳州站后，柳州“四˙二二”况既白等又拦截列车造成六次特快在柳州站停留八十?二十九小时的事故。在总理直接干预下，十五日九时三十分，列车才从柳州站开出。（详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一日至十二日 “四˙二二”派组织大批人马，第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反军区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进驻军区，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打伤警卫战士，并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所谓“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表演污蔑解放军和韦国清的节目等。

同一期间，“联指”派组织约六万人次，先后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广西日报。双方发生袭击、绑架事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南宁市一中发生“六˙一三”武斗事件，这次武斗是由一中“红卫兵团”与一中“指点江山”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的矛盾冲突爆发起来的，开始是在校内打石斗仗，后来发展到校外，并扩大到社会上。参加这次武斗的还有工人、农民和干部等。

南宁一中的“红卫兵团”与“指点江山”的派性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保韦派”和“支伍派”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当天，“五˙二五指挥部”李家海、吕斌负责总指挥，铝厂、化工厂、橡胶厂、“建司”、“财司”和“区直兵团”等组织均派人参加。在校内设防，至晚上九时许，“四˙二二”指挥部亦派出所属“航运工总”的工人约三百人到达一中校门前摆开阵势，双方打石头仗。

这次武斗，使一中校门街道两旁的居民房天盖全部毁坏，一中数学仪器房等被毁坏，教室的阶砖大部分被撬烂，折合经济损失约五万多元，双方受伤者难计其数，武斗一直持续到十五日结束。“六˙一三”武斗事件，是南宁两派武斗的开端，为后来的武斗升级“揭开了序幕”，导致了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仇恨进一步加深。（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文革”大事件）

十四日 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韦国清、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参加接见。

这次接见主要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总理批评“四˙二二”不开车是不对的；还把车开到道叉上，使别的车不能开，是破坏行为。批评“联指”上火车抢报纸，并检查国际列车邮件也是不对的。

报纸问题。周总理批评了“四˙二二”说：“冲军管是不对的”。“办的《广西日报》是派别报纸”；同时也指出：“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还指出，“在问题没有解决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为了传达毛主席及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周总理这个指示，十五日传到南宁（总理关于报纸问题的讲话摘自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五˙二五’联合行动指挥部”在自治区人委礼堂楼上召开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有自治区的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安伦、杨亚陆等，南宁市的有范清涛、王恩厚。区、市在南宁市的各大群众组织都有人参加：橡胶厂李家海，“汽司”吕斌、“建司”黄××、“独八红卫兵”覃拨玲、“小八红卫兵”×××、区直机关王文新、市委机关梁明芝等。潘玉臣主持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南宁的武斗形势，确定了方针和具体布置。……十五日中午，南宁市郊区造反组织在明秀派出所召开各公社书记、武装部长会议，范清涛（市委副书记）、潘树斌坐吉普车到会部署了全市统一拨“四˙二二”据点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调动农民进城，由“郊区贫下中农‘四?三O’指挥部”派人到各公社协助动员和负责组织工作，同日下午，郊区八个公社动员组织了上千农民，由汽车总站、汽运公司将他们先接到汽车总站、望火楼和市人委大院集结待命。王恩厚（市委副书记）在“汽司”与有关人员在一起“研究攻打‘航运工总’问题”，“地上还划有一个北大港附近街道地形草图”。（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至十六日 柳州造反大军“一卅战团”、桂林“老多”等数十人，认为“部队支派不支左”。“要求部队不偏不倚，公道正派”为由，于是，冲击柳州警备区司令部，并砸烂司令部、政治部木制牌子。不久，柳钢“联指”群众组织，做了两块钢制的牌子送给柳警司。（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陈伯达、戚本禹陪同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见中，“联指”代表廖炜雄抛出了诬蔑霍泛是叛徒的材料，并说：“伍、贺、霍组成反革命联盟”；“‘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投靠”等。当说到谢王岗时，康生说：“他三九年在合浦县委，组织被破坏，是个特务破坏的，谢与特务杨福有关系”。于是，霍泛、谢王岗被诬为“叛徒”、“特务”而遭到迫害。

同日 发生了南宁市公安局永宁公安分局事件。当日，随着一中武斗升级，“四˙二二”武斗人员退向永宁街一带，武斗在永宁分局门前一带展开。“支韦派”一武斗人员退入永宁分局，“四˙二二”人员冲入分局，永宁分局人员冲出包围。结果，永宁分局干警余雄在大同水排附近被打死，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在民生码头被打致重伤，后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永宁分局事件”发生后，南宁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严正声明”。称“永宁分局事件”为“反革命惨案”。该事件于一九八四年七月四日作了处理，认为将该事件定为“反革命惨案”是不正确的，“应予否定”。（详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转发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发出的《关于民兵武器管理的规定》及《总参关于贯彻军委六月二日指示的通知》。《规定》中规定：“城市院校、厂矿、企业和机关等单位的民兵武器，由各该单位的武装部集中保管。爆炸物品，由市或区人民武装部统一保管”。“农村（包括城市郊区）的民兵武器，由原民兵分散保管的，仍应由民兵自行保管；原是集中保管的，枪弹一定要分开保存，并派政治上可靠的民兵专门看守”。“所有民兵武器，未经县、市以上军事机关批准，不得动用。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查封，不准接管，更不准动用”。“民兵不得携带武器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十六日 上午五点多钟，郊区进城的农民二千多人分别围攻“航运”和“文艺干校”。一路由苏联基率部份农民队伍配合郊区“支韦派”机关干部攻打文艺干校（“四˙二二”据点之一）。抓了所谓四十多名俘虏送至沙井公社西津大队隐藏。在俘虏中陈纪文（农学院学生）因被打破头而死。另一路由“支韦派”的“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在石埠、九龙、尧头、沙井等公社农民约六百多人从北大路包围北大码头仓库大门，后增至二千多人与“支韦派”的“航运工总”组织一起，上午七时开始进攻，晚上十时用汽车撞门。第二天十一时攻进仓库。当时伤亡约二百多人。“航运工总”工人缪云珊当场被打死（后平反）。仓库物资损失四百万元，“工总”人员及其家属撤离航运局到船上生活。南宁水运中断瘫痪。

这次武斗，动用了大量物资和数十辆汽车。在日杂经理部调用了一批锄头柄、安全帽，在百货站调用了大量水壶、毛巾、背心和布胶鞋等。区市接待站仅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十四日就支付给日杂经理部中心店货款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一元（事后“联指”内部总结，大约一共开支了二十五万元）。武斗使“工厂停产，商店停业，航运停航”，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据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资料，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出版的《广西日报》全部改登新华社电讯稿。（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件）

同日 广西大学“革联”数十人用石头、弹弓攻打西大“能闯”军部，冲上办公楼，打伤十多人。随后，西大“能闯”撤离西大，住进区党委大院。（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广州军区决定在柳州铁路局及各分局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葛冲等为局军管会负责人。（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 水电设计院“四˙二二”派“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后，积极修筑武斗工事。“青先军”还抓了水电厅长蔡勇为和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做人质。二十一日，蔡勇为被“联指”派“红旗团”和“天翻地覆”、“红革联”救出。（见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十八、二十一日 “联指”召开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反击“四˙二二”的武斗动员和布置，准备攻打文化大院。（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八至二十四日 柳州地委召开部份县委书记会议，揭发王杞桓、张声震等地委常委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用专栏和传单公布所谓“张声震的八条罪行”。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于子明、何长寿、孙廷国、韦日荣、莫国祥、莫崇贤等。（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颜景堂、潘玉臣主持召开地、市、县“联指”常委及系统司令部兵团负责人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团结，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南宁地区参加会议的县“联指”负责人传达贯彻，讲了全区形势，号召加强团结，坚定“支韦”信念。（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再次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反夺权。广西大学“独八”负责人邝献盈、李如文派出一千多人参与这一活动，持续数天，未攻下便撤回。（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

二十四日 横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四级干部会，到会八千多人，贯彻军区抓促会议精神。下乡干部要表态“支韦”、“打倒伍晋南”，会议中举行“支韦”、“打伍”游行示威，会后向全县发出“支韦打伍”宣言书。（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五˙二五指挥部”调动工人及郊区农民包围“火种”大楼，“火种”常委候立民带领二十余名工人“投降”。设计院材料员被用钢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大楼被攻下，“四˙二二”骨干纪烈、于贤富、马秀英、罗福灌、朱锡根等六人被关押挨打，大楼上被洗劫一空。（见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 平南县召开抓促三级干部活学活用毛著讲用大会，有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参加。人武部副政委葛立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韦国清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指责诋毁伍晋南，说他是刘、邓伸向广西的黑手，是大右派，说“支伍”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现实不满的人……。（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四˙二二”组织上千人进攻林业厅，蜂拥而入，把该厅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当日下午“联指”对“全无敌”开展宣传攻势，到林业厅院内抢夺物资，指责“全无敌”抢夺国家财产，挑动武斗。五时许，“联指”派上千人三面包围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王梧龙和住在该团的二十多名红卫兵负伤，“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联指”发表所谓“自卫还击”的严正声明，下午三时包围广西日报社，冲入报社大院，攻打报社工厂区和报社大楼。双方均有人受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县人武部召开“抓促”三级干部会第三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自治区“抓促”会议精神，人武部部长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会议总结，强调更广泛、深入、全面地把批判最大的“走资派”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本报的代理人，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他们发动总攻击。（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中央要求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传来，“联指”指挥部下令围攻广西日报社的人员撤走。（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六时许，“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四˙二二”派六百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除“全无敌”骨干人员被押送区人委礼堂和市粮食局“联指”据点外，大部份人获释。

“联指”进攻文化大院，有的乘机报复，有的借机打劫，许多门窗被砸打，财物被盗，不少人被打。（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本月，荔浦县两派在斗争中，出现查封“红影”（群众组织）、“五州”拦截汽车、砸城西生产队等事件。“造反大军”组织中有人多次发表声明要求县人武部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制止武斗，惩办打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未达目的，于八月十日下午有人到人武部内静坐绝食。（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戚本禹。周总理对广西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切、对制止两派武斗作了重要指示。广西两派对周总理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经办两派协商，双方就如何保证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中的六条在广西各地实现，达成十条协议；并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在北京签字。（详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桂林市，原“工人红卫兵”主要负责人高桂英，以及市直属机关干部杨德广（市公安局）、李建华（市经委）、柴俭（市贫协）、汤秋生（市郊区）等人发起“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活动；组织“六˙二九”联委。于二十九日在市体育场召开有七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高桂英主持，黄沃南（“老多”学生）、驻军负责人及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等讲了话。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遭到“造反大军”和“联指”的极力反对。部队也无能为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钦州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但错误地写到“伍晋南、贺希明和霍泛等，他们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问题很大，很严重。这三个人搞了一个‘四˙一九’声明，犯下了滔天罪行。所谓两派斗争就是这个声明形成的。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坚决地斗争，揭得对，斗得好”。后来军分区曾俊德司令员在少数派一次的干部会议上检查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时说：钦州分成支韦、支伍两派，我是倾向支韦的，认为“四˙二二”打韦是大方向立场问题，特别是打南宁永宁派出所，我不支持他们；结果就同意支左办“六˙三O”声明。

同日 晚，钦州县犀牛角队武术教师黄鸿飞因参加造反派被县粮食局副局长王斌等人以教“四˙二二”群众学武术为由，把黄拉到田螺岭水利沟边由王斌亲自指挥并参与用棍打死。（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王荔回北京前，对章英说不宜撤出展览馆，“队伍可以集中，指挥部就不一定撤到新华路去。展览馆是‘四?二二’起家的地方，是‘四˙二二’一面旗帜，撤出去旗一倒，队伍就散了”。七月初，王荔回到北京后，又向“四˙二二”代表团煽动坚守展览馆，因而，“四˙二二”指挥部始终未撤离展览馆据点。（见王荔专案材料）



七月



一日 南宁两派分别集会，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外，各有自己派的内容：“四˙二二”庆祝“四˙二二”为“造反派”的“伟大胜利”，喊“打倒韦国清、打倒徐其海、支持伍晋南”的口号外，还呼“打倒贺希明、打倒霍泛”的口号；“联指”则庆祝“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京谈判的“胜利”，说贺希明、霍泛被打倒，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百色“联指”主办的《右江怒涛》创刊。共出版四十三期，于六八年三月九日停刊。该报鼓吹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仅刊登诬陷杨烈、郑少东等老干部的文章就达六十篇。在全地区起了很坏的影响。（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根据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意见，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站”，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本月上旬，一天，王荔叫广西联络组副组长周枫拿着联络组写给戚本禹并经戚本禹批示的《关于增加偏保组织柳州“联指”代表的报告给王希永看，报告肯定“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偏保组织。戚本禹嘱：不必增加代表了，将来正式谈判时，做为列席代表听听就行了。（据王荔专案材料）

二日 广西军区召开支左办公室全体人员、各战线、工厂、学校、军管单位联络员组长会议，副政委周绍明传达中央首长接见双方代表有关情况，要大家正确对待周恩来总理指出的“四˙二二”是“造反派”的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在北京王荔找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刘德胜、农烈谈话，说六月三十日下午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时，不批评韦国清，但戚本禹批得很厉害。戚说韦国清如果不改，他也要打倒韦国清。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游建安，游分析当前打韦最主要的是抓住韦在广西树自己权威的材料，刘支持写这个材料，后来写成了《广西大树特树土皇帝韦国清权威的反动逆流》一文，由刘德胜交给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的电报，魏佑铸指示由广西军区党委印发全区。

三、四日 广西军区领导欧致富、魏佑铸、周绍明、韩世福分别先后召集“联指”上、中层头头、一些红卫兵组织头头和王恩厚等数名领导干部开会，座谈对“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认识和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斗等问题。

同日 周绍明、孙磊召集“联指”、“四˙二二”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斗等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转告全区照办”。《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

1、坚决贯彻六ˊ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2、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

3、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定生产（工作）岗位；

4、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5、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

6、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

7、坚决文斗，不要武斗；

8、不准夺枪、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

9、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10、本协议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协议上签名的：广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广西“联指”代表：廖炜雄、黄明发、颜景堂；广西军区：王希永。（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16卷）

七日 上午，周绍明召集西大“能闯”、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学生组织的头头座谈。学生们在座谈中提出：①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反击；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四˙二二”是反动的；④“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 广西军区派黄文棣同“四˙二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梧州市“红三司”贴出“炮轰军分区支左办公室”、“揪出军分区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巨幅标语。（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红色公安”和“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在卫生厅大礼堂举办“永宁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惨案”展览。（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一日 凌晨一时多，“四?二二”谈判代表五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四˙二二”据点，在工人文化宫前，被“联指”二、三十人拦截，并将他们蒙上眼睛，开车在南宁市内兜数圈后放回。十二日广西军区召开“四˙二二”、“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四?二二”三十余人乘车，手持凶器到文化大院护送文化局副局长岳平和文联创作员谭流到火车站搭车。“联指”人员则到火车站将岳、谭抓到话剧团审讯、毒打。（据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于 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组织（“联指派”）致电中央文革、周恩来总理，要求“四˙二二”执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撤离报社。（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向各分区（市武装部）、师、各边境工作总站转发“关于开展对中南地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大批判、大斗争计划”的电报。（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北海市发生武斗。社员民兵围攻前去支援“双夏”的“六八”派学生（属于“四˙二二”派），于是学生在市内开大会控诉北海市走资派“破坏支援双夏的罪行”。“联指”派出面反对，造成双方严重对立发生武斗。“联指”派调动民兵和其所属成员共三千多人，于十三日围攻“六˙八”指挥部和北海中学“红司总部”。双方用木棍、石头等对打，共有一百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十六人。十八日中午，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到“六˙八”据点视察。二十六日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北海驻军七六分队有关人员，还有军医等到“六?八”指挥部对“六?八”两个伤员验伤。二十七日下午军分区一副科长、市人武部一科长和驻军人员等同往“六?八”指挥部视察。二十七日晚，广西军区副政委周礼成、钦州军分区政委王晓峰、副司令员苏桐卿、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和驻军、市人武部等领导人在北海市召开市“联指”领导成员和作战指挥员会议。会上周礼成说“联指大方向是对的，‘六?八’专搞那些坏事；他们冲，我们就自卫还击。”（据北海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周绍明主持召开“联指”大中学校组织头头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批判陶铸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十五日 南宁地专“联指”抢了南宁军分区枪支九百零六支，子弹八十万发。在划策抢枪的会议上有人说：军分区暗示，军分区的枪地专“联指”不去抢，外面的人何能来抢。（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上午，广西军区领导魏佑铸、周绍明召集“联指”部分头头开会，座谈南宁当前形势和执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等问题。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召开常委会议，由党委第二书记欧致富主持，研究成立广西地区领导小组和贯彻中央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问题。

同日 晚八时，广西军区召开电话会议（各分区、县武装部参加）、由副政委周绍明传达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及军区贯彻这一通知的意见。（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晚上，代表团便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召集“四˙二二”常委开会，“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倒海翻江”三个组织的代表到会，对两派联合批陶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 下午，魏佑铸、周绍明接见区党委部、办负责人阎光彩、段纯和、刘泮江、任国璋等，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如防止武斗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 下午，韩世福召开桂林“老多”骨干座谈会，就归口闹革命问题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尽快回本单位搞好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

同日 下午，“四˙二二”近千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大会”，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苏大伦等四人参加并讲了话。

同日 广西军区成立了“批陶”领导小组。由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政委李仕才、魏佑铸、副司令员焦玉山、副政委周绍明、政治部主任孙磊、空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张虎忱、二O分部部长王斌等组成。陈发洪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部队组、革命群众组、写批判文章组。

十七日 王荔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反党乱军提供炮弹。由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转交戚本禹。王荔说：“要争取把信早一点送上去，争取在戚本禹看到报告不久看到信”。此信王荔故意叫“四?二二”头头刘德胜来抄，以示自己在为广西“造反派”出力。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每日动态》上。（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八日 平乐县“联指”武装追捕不同观点的群众。“联指”常委全政（工人）带四十多名武装人员，到棺汀村，把村庄包围，开枪射击，抓获平乐搬运社“工总”工人桂炳生，当场打死，无人追究责任。平乐县从此开了杀戒。（据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稿《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政训练好得很，坚决支持热情帮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署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的通讯《我们的团长——记军训团长张体成帮助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联指”认为此稿失实，于凌晨三时许，西大“能闯”、区党校“遵义”和广西日报“五八一一二”组织二百多人冲进新华社内，对总社播发此稿提出抗议，并强行进入电话室与总社通话三小时左右，还推、拉、打了新华分社的人。新华分社认为，这是对分社的严重政治迫害，要求广西军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

同日，新华总社给广西分社电报，要分社转告南宁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革大军训经验是六九五五部队供稿。由新华总社处理的，有问题由总社负责。

同日 上午，“联指”约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广西军区宋长发、空七军马处长等十二人代表南宁驻军参加了大会。马处长讲了话。

同日 下午，欧致富主持召开广西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做好“联指”工作，要区广播电台转播新华社发来的六九五五部队的军训经验，还研究了毛泽东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图片展览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八日 在北京，王荔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所谓八份材料：《反对毛主席、中央文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刘、邓路线一边》、《韦国清是五七年漏网大右派》、《大搞独立王国，搞黑军队》、《是搞反满产、惨杀三十几万农民的刽子手》、《是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屠杀造反派的罪魁祸首》、《是杀害韦拔群的主谋》、《同刘、邓、陶、罗、薄关系不正常》等问题的材料。

其中诬陷韦国清谋害韦拔群的材料，是“桂林老多”头头之一的潘国球、谢荣杰等指使王祥俊等人到百色搜集整理后，派“老多”成员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覃腾礼、曾德光将材料专程送到北京交给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杨福庭和石怀宇等将这些材料整理为韦国清的八大疑案之一、之二交给王荔转中央。（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联指”近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陶誓师大会”，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等参加并讲了话。

同日 “四˙二二”约二千余人在“造反楼”门前，召开“热烈欢呼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事训练大会”。发言者指责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责“联指”冲击新华分社和向总社提意见等，高呼“打倒韦、乔、贺、霍”、“打倒欧致富、徐其海”等口号。

同日 晚，南宁驻军四千余人在广西军区大院召开所谓“声讨中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陶铸罪行大会”，魏佑铸作了所谓“批陶问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纷纷发言，声讨陶铸的“罪行”。

十九日 晚十一时，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给广西军区来电话，就北海武斗问题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舰队，派海军出面协同武装部处理；②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各派一名领导干部到北海共同处理。实际上，北海武斗无人去处理，打死一些人，财产损失严重并杀了大批俘虏，地方党、政、军人员也卷进了。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双方争吵，未达成协议。

鉴于上述原因，双方要求广西军区提出意见。广西军区胡庆辉（按：该员是根据当时布置组织人员写作“反团”公告者）提出：建立监督小组的筹备小组，其任务是：①继续就“老多”参加监督小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②解放、处理一些急需解散的问题。双方同意回去研究。晚上九时至二十日凌晨，广西军区召集双方代表，对以上两点建议进行讨论。（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日 武汉发生“七˙二O”事件。

同日 “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电稿《解放军领导机关和驻京三军指战员决心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伟大历史任务》，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军“始终把全歼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作是头等重要的伟大历史任务”。二十五日，该报又刊登新华社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报导，消息提出“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部揪出来”的口号。从这时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广西日报》刊载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连续不断地提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左右 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西苑饭店323号房），对刘德胜等说：“不要以为中央讲了话，军区就会支持你们了”。主要刘等搜集广西军区一些以小见大的材料报中央。并举例说：“如《人民画报》有航运工总的画面，但军管后的邮电局扣压这一期不发，《人民日报》报道六九五五部队的文章，军区接待员说这是毒草。这些材料很说明军区的问题”。后来，由雷激搜集整理这些材料，交给了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铁路局“革命造反联合战队《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提出所谓“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口号。

二十八日，由铁一中学生龙炳宏、黄玉梅主持，开夺军权大会。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揪到会上批斗。会后，张志臣被揪到铁一中关押批斗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又将公安处副处长张珍揪到铁一中批斗。（据柳铁“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周恩来总理派遣首都医疗队来南宁。（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南宁举行所谓“声讨武汉七˙二O反革命事件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苏大伦、赵维学在会上发言。说“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及其操纵的‘百万雄狮’一小撮坏蛋，在武汉围攻殴打谢副总理和王力，制造反革命事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要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坚决、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四日 根据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织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二十六日 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一九六八年三月撤销）。监督小组由军代表领导。负责人是解放军胡庆辉、苏定永、张忠等，“联指”代表是：覃树林、王彤、杨禄、邓朝兴、王前进、黄矩、陈钢、周群等20多人。“四˙二二”代表是：孙绍鹏、莫文（女）、黄干才、肖仁华、何家松、宣肇惠、高广华等。

此后，在监督小组安排下，两派在原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了前段武斗中被俘人员。（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晚上，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六万余人，在桂林市体育场联合召开“打倒韦国清誓师大会”。（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八月



本月 全区各地两派开始抢枪武斗升级。仅宜山县造反大军（“四˙二二”派）就抢了县武装部全部武器弹药计：重机枪十枝、轻轻枪六枝、长枪一百八十三枝、手枪二十六枝，子弹五万二千六百零二发，手榴弹三千三百三十五枚；宜山县“联指”同时夺县公、检、法和九岩驻军的所有枪枝弹药，又到梧州、钦州、南宁抢回山炮、迫击炮各一门，高机枪二挺及大批枪弹。于二十八日拉开宜山县城历时两月之久的一次大规模武斗。双方武斗中死数十人（不包括杀俘虏）。居民房屋被烧，造成四百四十多人无家可居。这场武斗策划指挥者是宜山“联指”谢焕臣（物资局干部“联指”总指挥、黄强（县农行干部“联指”副总指挥）；宜县“四˙二二”陈光明（宜高学生“造反大军”司令）、苏佩华（工人“造反大军”副司令）。（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一日 在中央文革康生宣布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后，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邓文光、颜景堂、肖岳安和部份红卫兵策划把架、霍押回南宁批斗。在贺、霍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他们才用电报向总理报告。邓文光和西大学生李国清、王筠英等三人负责押送。到广州时，周总理电告把贺、霍送回北京，他们不听，仍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二日，“联指”派七十部汽车武装游行，游斗贺、霍。在总理一再追问下。令“联指”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联指”才于八月十一日把他们送回北京。（见“处遗”材料76卷，广西大学、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二日 北海市发生大规模武斗（即“八˙二”武斗事件）。经北海市“联指”头头石维雄（北海市公安局治保股长，“联指”总指挥）、温世雄（北海市公安局干部，“联指”总指挥部总参谋长）、陈清熙（北海市公安局局长，“联指”指挥部参谋，前线总指挥）和徐坤（北海市市长、市抓促指挥部副指挥）等的策划、部署，调动武装农民一千多人，进攻北海市“六˙八”（“四˙二二”派）指挥部据点。在石维雄等人的带领指挥下，于早上七点三十分，向电影院“六?八”据点等发射催泪弹，并用土坦克、推土机摧毁围墙，用消防车喷氨水、氯化钴，随后用机、步枪向“六˙八”据点扫射。“六˙八”指挥部看形势危急，便先后派人和打电话向市武装部、北海驻军和海军四四O五部队联系，要求制止“联指”武装进攻，但均遭拒绝。于是，“六˙八”据点：电影院、手工业大、海珠楼等先后于二日、五日被“联指”攻占，“六˙八”人员被俘。

这次武斗，在武斗中打死三十六人，“六˙八”人员被俘后，在陈锦衡（市公安局临委副主任、政法战团团长、公安独立营营长）、石维雄、温世雄、余坤等人策划下，先后被枪杀六十七人，其中一次是十五人被集体枪杀。（详见北海市“文革”大事件）

本月，扶绥县人武部在县委东楼会议室召开五十多名“联指”头头的会议。县人武部葛宝珍，科长贾荣等到会，并说：“现在南宁‘四?二二’就要来抢枪了，你们怎么办？我们解放军有三不准（即不准还手、不准还口、不准还枪），你们去抢好了”。又说“东门林场形势也很紧张，‘四˙二二’扬言要抢枪，还有金鸡火车站抗美援越炮弹也被‘四˙二二’抢夺了”。“联指”头头怕抢来枪难以保管，出了事难以负责，表示不想抢。会后葛宝珍又通过有关人员鼓动“联指”抢枪。十七日晚，“联指”组织民兵冲入军武库“抢枪”，抢枪时贾荣假惺惺地拦阻。在此之前人武部授意县水电局“革命派”拿去一批武器：轻机一挺、冲锋枪七枝、步枪五枝、手榴弹五箱。十八日晚，“联指”共抢得重机二挺、步枪二百多枝、驳壳枪五枝、手榴弹五箱。“四˙二二”即出大字报评击“联指”抢枪，谴责武装部“假抢枪，真送枪”。从此派斗争日益加剧。（见扶绥县“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大学“革联”指挥部派人闯进西大武装部、保卫科，强行夺取武装部各种步枪、冲锋枪一百六十五枝、轻机枪六挺、火箭炮十三门，封闭了保卫科的档案，武装押送武装部，保卫科干部出校门。西大武装部、保卫科发表声明，指责西大“革联”指挥部这样做是非法的。（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四日 “联指”指挥部调动上万武装队伍，到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并围攻区文化大院和展览馆等“四˙二二”据点。邓文光、廖炜雄、李家海、颜景堂等亲临指挥。先头部队从民主路小学破围墙冲进报社工厂区，占领工厂，接着围攻办公大楼。“四˙二二”驻报社人员坚决还击。这次武斗，使用钢叉、长矛、石头、高压水龙、硫酸、土装甲车、推土机等，双方有伤亡。颜景堂后来承认当时恨不得把对方全部消灭。（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左右，周总理要伍晋南转变态度，与韦国清合作，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广西问题，王荔便和伍晋南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伍晋南和韦国清谈话回来后，对广西“四˙二二”代表团成员说：对韦国清不要抱希望了，变不好了；并向代表团表示：他就是丢了官也要坚决打倒韦国清。并叫“四˙二二”代表再去找韦国清辩论广西问题。（见王荔专案材料）

六日至八日 北海市“联指”在打走北海市“六˙八”派后又在海滨饭店举办尸体展览。展出“六˙八”派成员尸体九具和有关实物、照片等供人参观。同时也为上京告状作准备（八月八日由石绍雄带队赴京告状）；并就地举行各县联防代表会议，商讨“文攻武卫”的联防措施。（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 “联指”派发出“通辑令”，“通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诬蔑他是“国民党大特务”。（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八日 在北京，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北京西苑旅社三二四号房），对刘德胜、杨福庭、李日明等说，戚本禹讲了王力在外交口讲话精神，就是中央放手让“造反派”搞斗争。广西“造反派”应当去揪韦国清， 走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前面。（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联指”用长矛、大刀、弹弓、石头等攻打柳州“造反大军”据点柳江旅社、互相抓走对方数人。坚持一天一夜，揭开了柳州武斗的序幕。（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一分团前来支援柳江旅社武斗，路经柳州贮木场，遭到柳州“造反大军‘柳北战团’”阻击，双方用鸟枪、长矛、大刀和石块对打。工交一兵团用改装的推土机作坦克，推倒贮木场礼堂和几间房屋，烧毁一些建筑物。廖斯祥被打死，打伤十多人。（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头头集中在广西师范学院办公楼开会，策划在全市范围内“抢枪”。会议由周兆祥、刘天偿主持。会上，地专“造反大军”一头头说：地专“联指”准备把地专公安处的枪支转移到县里去，地专“造反大军”派人把公安处包围起来了，请求地、市“造反大军”赶紧采取行动。与会人员觉得形势迫人，不能再拖，决定第二天（八月十日）抢枪。（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长、桂林市“造反大军”代表杨福庭和“老多”代表李日明，多次从北京打电话给桂林“造反大军”头头谢荣杰等人，谈及“文攻武卫”问题和外省反军、抢枪等情况，并传达王荔叫桂林“造反派”抢枪的“指示”。桂林市“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刘振林、刘天偿、谢荣杰等人，几次召开会议，策划抢枪事宜。（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九、十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上午，曾春生、石怀宇、李跃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宾馆找王希永，以攻击“联指”围攻广西日报社为借口，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下午二时，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在三二四号房主持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去京西揪韦国清问题。会上决定：一、由曾春生带五个学生去找王希永，由王希永将韦国清骗出来；二、其他成员第二批去，红代会、汇报团第三批去（红代会由龙智铭同北京地质学院联系来人来车）；三、把韦国清揪到地质学院或西苑旅社扣押起来，要挟中央同意打倒韦国清。做法是：先向韦提出四点要求，要韦签字，韦如果不同意签字，就以此为借口把他揪走（四点要求是：①承认广西报社武斗是军区支持“联指”搞起来的；②立即停止武斗；③给伤病员治疗；④给“四˙二二”各据点送粮食）。上述决定通过后，刘德胜在三二四号房打电话请示王荔，王问了讨论情况和做法，说了二点：1、你们决定、研究了就快去吧！2、等一会我也去京西宾馆看看。刘德胜向代表团传达了王的“指示”，统一了认识，决定晚上行动。晚饭后，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李跃增、雷激第一批到京西宾馆。不久，李跃增、何作然先后打电话给刘德胜，说韦国清出来了，催他们快去。十时左右，杨福庭便率领第二批人赶到（其中有刘德胜、李日明）。接见地点在东门接待室，门外停放两台准备揪走韦国清的汽车。接见人除韦国清外，还有王希永、徐其海、陈发洪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等人。杨福庭等赶到后，便拿出四点要求，要韦国清签字，韦不签，但王希永马上签了，大家对韦更不满。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人已经来了，有人在门外打手势，示意要揪走韦，韦见势不对，说要出去小便，想从小门离开。北京红代会黄赛阳和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一伙人乘机要抢韦上汽车，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韦，并把他们隔开，但黄赛阳等一伙人冲进去，扯掉韦国清的领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后警卫战士将他送回房间）。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损伤（伤势重的留下后遗症，退伍后生活有困难，还不断到京找韦国清解决问题）。当时在会议室的“工总”成员，也围攻、辱骂、推打了徐其海副司令员，并撕了他的领章和帽徵，抢走了他的军帽。

零时左右，在京的广西军区支左办保卫干事董坤等，分别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广西联络组。王荔假惺惺地和副组长周枫、组员罗安民赶到京西。当时事已平息，周枫向广西军区同志了解情况后向总理值班室周家鼎报告。周家鼎传达总理指示：要“四˙二二”马上离开京西，如果再这样做，中央就要考虑你们是不是造反派了。周枫向“四?二二”几个主要头头口头传达，劝说他们回去，才散了。

王荔到京西后，则叫杨福庭把四点要求写给他，他拿进大楼对韦国清、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说：“‘四˙二二’ 提出这四点要求是合理的”，要他们四人签字。韦国清一直未在要求上签字。但王荔出来时对龙智铭等说：“韦国清同意用四人的名义把四点要求发回南宁。他们即印成传单，说韦国清等四人签了字，造成南宁更大混乱。天亮前，王荔还到西苑旅社刘德胜房间，对刘德胜、杨福庭、曾春生等煽动性地说：“韦国清这人也怪，不打不签字，打了他就签字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在广西师院办公楼会议室，召集地、市“造反大军”各总部头头会议，决定当天下午在全市范围内“抢枪”。参加者：刘振林、刘天偿、谢荣杰、林祥艺、邓开发、诸葛军、路达先、张学山等五、六十人，抢枪地点是：陈公祠、市人武部、临桂县人武部、公安局、游泳池、新桂林报社、专署公安处、专署交通局、郊区人武部等。

会议决定成立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八?一O”革命行动指挥部，统一指挥抢枪行动。周兆祥任总指挥，刘天偿、谢荣杰、林祥艺、邓开发等任副总指挥。下设作战部、政工组（刘振林负责）、后勤组（甘恒彩负责）、军械组等。抢枪的前线指挥：刘振林、诸葛军；后线指挥：周兆祥、路达先等。指挥部设在师院办公楼，并确定联络电话为六一一三和四七二三。会后又对抢枪作了具体分工：市公安局由谢荣杰、梁连珍、杨李培、赵永祥、黄仁仪负责；临桂县人武部由刘天偿负责；市人武部由洪善春负责；陈公祠由刘振林、林祥艺负责；专署公安处由邓开发、诸葛军、黄东红、陈东来负责；专署交通局由张学山负责；郊区人武部由汤秋生负责；新桂林报社和游泳池由潘文源负责。从十至十九日，先后抢夺了桂林军分区仓库、灵川县、临桂县、桂林市、市郊区人武部、桂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市公检法、市体委、独立二师一营一连等单位各种枪支四千三百三十七支，各种弹药二百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七发，各种炮二十门，炮弹一千一百九十发，小口径步枪二百三十支，子弹二十二万发，手榴弹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五枚，其他军用物资八件和大批炸药。“造反大军”夺枪后，“联指”头面人物被迫撤离桂林市。（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攻打南宁工农兵饭店。广西大学土木系教师杨朝海参加策划和指挥。（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署名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广西日报》第一期发表了“广西联指红卫兵南宁大中学校指挥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致革命读者》，文内说：“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和蒙骗不明真象的群众，于五月二十七日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并盗用《广西日报》名义非法出版报纸，为维护军管尊严把夺去的报纸大权‘夺回来’”“在正式恢复军管之前，《广西日报》暂由‘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办。还发表了报社批陶小组写的所谓《陶铸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总司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驻桂林一四一师政委张骥也做王希永的工作，要他支持“四˙二二”和“老多”。中旬的一天，王荔又积极做王希永的工作。后来，王希永谈了“四˙二二”是“左派”，“联指”是“保守”组织，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的观点，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没有问题了。但陈（发洪）政委是带队的，他通不过不行。军区党委不说话不行”。王荔进一步煽动他反对军区党委，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要打破常规。过去我们认为对的，现在就不一定对，有些事党委通过的，也不一定对；没有通过的也不一定不对。山西刘格平夺权，军区党委研究不支持，所有的委员都不同意，就是张日清一人支持，结果张日清是对的”。王荔还挑拨说：“有的党委里边，是不是都是好人，那也不一定，也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有些事不一定经过党委的名义，有看法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表态”。

王希永回京西宾馆不久，王荔即用保密电话对王希永说：“兰州军区冼政委用写信的方法向中央文革报告，请示问题很快，你是否把你的意见，用写信的办法，请参考”。之后，王荔又对王希永讲：“那天当面没好意思说，你走后从保密电话上告诉你，用写信的办法很快，可直接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如你写信，保证送到”。

在王荔的煽动下，王希永草拟了一封表态信。内容主要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过去觉悟低，认识迟，今后要坚决支持他们；“联指”是保守组织，今后要做他们的转化工作，要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等。此信王荔看后，叫王希永“带回去研究一下，能以军区名义更好，否则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还列举张日清、冼恒汉就是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的。后来，此信由王荔交给戚本禹的秘书，因而在周总理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戚本禹表扬说：“王希永的态度比较好”。（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一日 凌晨，周总理来电，要求围攻广西日报社大楼的“联指”人员撤离。当天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其在报社工厂办报人员撤离工厂区。同时从工厂搬走部份机器、铜模、纸张、铅字。包围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下午五时，“四˙二二”数百人冲入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粮食和副食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梧州市“造反大军”举行“向梧州军分区‘走资派’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至十九日 “百色高中兵委”、“百色医专红卫兵”集队游行到军分区门口静坐，要求军分区调查靖西县“八?九事件”。揪出凶手和幕后操纵者；说“靖西县城八月九日‘四?二二’造反派的人被抓被打，是军分区有人幕后操纵”。（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到“四?二二”航运“工总”桂宏号船上，与航运“工总”头头赵郁民、邱振贻、苏庆科、梁宅翠等人策划抢军用武器装备。袁家柯说：“夺军火列车的武器这条门路很好，这是夺取大量武器的一条重要门路。一车皮就解决了问题。”会后，袁叫邱振贻上岸联系，要争取时间，赶快下手。邱当天即到新华街向“广西工总”总部的杨朝海、蔡玉华、陆军等人传达袁的“指示”，要求马上想办法去抢一次军用列车。杨等人立即表态，要同展览馆的“四二二”指挥部头头章英等人商量。

十三日凌晨，章英从展览馆来到新华街，杨朝海、蔡玉华等把袁要搞军用火车的想法告诉章英，章立即表示赞同，随后纠集杨朝海、农烈、周志明、黄卓正、谢云璋等人多次开会，统一思想，统一布置。最后确定：在金鸡村附近抢劫援越抗美的军火列车。章英负责全面指挥；“南铁工总”谢云璋等人负责提供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和组织拦车；杨朝海负责组织队伍。会后，章英派张权到南宁航运“工总”通知梁宅翠备船待命。（据南宁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十三日 鹿寨、临桂、柳州和在桂林市外的“联指”人员一千多人突然包围封锁了二塘火车站和炸药库，打伤“造反大军”十三人，撬翻铁路五十多米。（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营抢枪，抢走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六O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同日还到区党校分部抢六九八四部队的枪。（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联指”又到南宁军分区、武鸣县武装部等处又抢得大批枪支和弹药。（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晚，南宁“联指”所属“汽司”和“小八”等组织共三百多人，乘七辆汽车到武鸣县人武部夺枪，惊动全城。抢得枪弹搬上车后未得开走，人武部向南宁联系，并同枪抢者协商后，把所抢得的枪弹交给武鸣县“联指”保管。当晚，武鸣县“联指”懂得武装部的枪支未夺完，立即派人到人武部把未夺走的枪弹全部搬到县人委。过后把所夺得的枪弹分发到县委、人委等有关单位的“联指”组织使用。（见武鸣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晚上八时，“四˙二二”头头章英接到铁路谢云璋派廖荣光送来的九O二三次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当晚十一时左右，以章英为总指挥，杨朝海、黄卓正、农烈为副总指挥，纠集了三百余人急速登船出发。十九日凌晨三时五十分到达金鸡村。在八O八点五公里处抢劫军用列车。首先封锁断绝列车和车站的联系，随即把铁路旁的水泥标杆拔起，横放在铁轧上设置障碍，同时由一个叫凌卫文的人打红色停车讯号，强迫司机停车。车停下后，把机车上的全部工作人员扣押，并看管随车实习的越南司机黎红香。接着，刘家仁、黄仲民等人用大斧头、撬棍劈开车厢门。押运的解放军再三说明，车上是抗美援越的炮弹，不能枪。但黄卓正、农烈等人不听，当即抢去各种高炮、高机弹共四千三百二十三发。

这次抢劫军火列车，中断了铁路交通，影响了其他车次的正常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使两趟满载军用物资的列车也无法按时到达，严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八月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四˙二二”如数交还抢去的炮弹，广西军也做了工作，他们交回了四千三百零三发炮弹，尚有二十发一直未交。（见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同日 下午，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红卫兵将桂林地、市领导干部黄云、徐为楷、陈秉德、李云亭等戴高帽、挂黑牌押上汽车绕桂林主要街道游斗。尔后，多次开会批判市抓促指挥部主任陈秉德，陈被迫检讨，表示支持“造反大军”。但“造反大军”夺权后，为进一步掌握财政大权，于九月二十日改组桂林市抓促指挥部，由张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源（总工会干部），组成新的领导小组。（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王希永当着王荔的面，按照自己的观点（即“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保守组织的观点），私自篡改了广西军区党委起草准备上报中央的对两派表态报告的主要内容，而后由王荔转送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邓开发、诸葛军等人带领桂林地专“造反大军”，参加灵川县“八˙一九”夺枪，夺走灵川县人武部的各种枪支和炮一百二十六支（门），子弹、炮弹五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发。夺枪后返回桂林途中，打死前往阻拦夺枪的灵川“联指”人员、商业局通讯员石瑞荣。（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为了压垮对方，采取嫁祸栽赃的方法，富川县“联指”派的“水电红司”头头冯德臻等用“四?二二”的名义，写了两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在凌晨贴到大街。当天是墟日，农民一见大字报是号召四类分子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要回土地房屋，就纷纷去“四?二二”总部，要“四˙二二”总部的幕后指挥者黄秀出来辩论。何展兴（“四˙二二”主要成员）等当场挨了打。县公检法临时专政委员会当即立案作反革命宣传煽动侦查。“四˙二二”一些头目因此而逃出富川。二十三日，县联合总部（“联指”）发出通辑令，通辑所谓书写反动大字报的阶级敌人——“四˙二二”黄秀等人。使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制造这一事件的冯德臻，在案情公布后拘留一个多月无罪释放。（见富川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一时，“四˙二二”所属南宁三中、二中、五中、九中等几百名红卫兵乘南宁“航运工总”三条驳船，去邕宁县武装部抢枪。船到八尺江口时，由邕宁蒲庙初中学生曹树华、何显光接应，带领红卫兵直冲武装部，抢走各种枪支四百多支，各种子弹十三万余发。邕宁县“联指”组织力量在良庆江面拦截，在青山塔至柳沙河段又被“联指”炮艇袭击（据当时“联指”战报报导，“工总”船上被打死十三人、伤四十多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南疆烈火”剧组从桂林到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文艺会演”。（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初稿）

二十一日 凌晨起，“联指”调集三、四百人攻打“四˙二二”据点中华电影院、民族电影院、东方红医院等。广西“联指”头头李家海为总指挥。区农垦局葛礼带领“联指”红星片队伍攻打东方红医院；杨定勋指挥区农业厅“联指”人员在附近理发店楼上用机枪围攻；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王文新等，也把民兵武器高射机枪拉去参战。

下午二时，东方红医院、中华电影院、民族电影院被“联指”占领。

攻占东方红医院武斗中，医院被严重破坏，打死十人（“联指”死一人，“四˙二二”死九人）。还有些“四?二二”人员，被当作俘虏押走 后，在别处惨遭杀害。如区百货公司李永亮因胃出血住东方红医院治疗，被押走后毒打，二十日上午在区人委礼堂旁边发现李的尸体。武斗结束后，“联指”把这十具死尸和原医院死尸一具，共十一具，当作本派被“四˙二二”杀害的罪状 ，现场陈尸展览。大造舆论。（见区农垦局、农业厅、商业厅、区党委组织部、南宁地区等单位的“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下午，南宁驻军和广西军区派出部队在“四?二二”所占领的解放路一带警戒。同日起，“联指”在中山路、南环路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捕“四˙二二”人员，抓走一千多人，关在区人委礼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玉林专区“联指”实施抢枪计划，晚上十二时开始行动。由张平、李雄带领三百多人进入独立营。“四˙二二”发现“联指”抢枪后，即鸣锣集中人员冲入独立营。并与“联指”警戒人员发生殴斗。由于得到军分区的默许，专区“联指”仅用了二个小时就完成了抢枪计划，运走独立营三百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与此同时，玉林县“联指”也抢走县武装部仓库的武器弹药。（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下午七时三十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九八四部队进驻“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反修楼”和展览馆。（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开刊， 总负责人黄英勤，创刊词宣称：《广西联指派》系：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中南最大的走资派陶铸，对准他们在广西的代理人“伍、贺、霍、傅、谢、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日社论《坚决打倒刘贼在军内代理人》，提出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混进军内代表人物，并表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要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终刊共出版七十三期对开版，散发全区各地，它大造派性舆论，宣扬极左思潮，特别是宣扬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起了更恶劣的作用。广西大学教师李文光一直充当该报编辑。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后，还负责该报编辑出版工作。（见广西大学、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北流县麻洞地区发生黄、李两姓宗派械斗。（详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因“八?九”武斗设备被破坏，无法使用，停刊十五天后，开始出油印版。

同日 北流县发生大武斗。该县“联指”头目黄乃丰、宁培琳、许武林、李雁、曹建纲等策划，调动工人、农民约三千人向“四?二二”据点进攻，把“四˙二二”据点全部扫光，把其据点人员俘去。当日全城戒严、进行搜捕。“四˙二二”被杀九人（其中杀俘三人，搜捕杀六人）。回城的县直下乡工作队“联指”派，被突围出去的“四˙二二”刺死一人，工作队人员钟积鸿等十多人被押到丛义村白须岭烤烟炉监禁（“处遗”时，黄乃丰等有关人员受到处分）。（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有广州军区陈发洪、广西军区徐其海、王希永，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韦国清因病未出席）。

这次接见，总理指示几点：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出去的人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

接见中，总理批评“联指”代表说：“‘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又说：“你们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并对“四˙二二”代表说：“‘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就不对了”。“过去你们受压，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中心问题是搞好与解放军的合作。军区过去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并说：“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

接见中，总理还指示：恢复“工总”；马上释放熊一军，丁友仪；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准攻占铁路；一派占优势的地方，对另一派不要压；“四?二二”占的展览馆，造反大楼，医学院，广西大学没有粮，军区给送去，但你们（指“四?二二”）不能抢；“联指”扣医疗队的人，要立即送交军区，保证他们的活动自由和人身安全；广西军区要教育各分区改正错误；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方进行斗批改，等等。

最后，“联指”红卫兵张小秀问：“我们是什么组织？”总理答：“是群众组织。继续革命还是革命组织”。“联指”代表团因此对周总理大为不满，不辞而去。总理五次接见两派代表后，“四˙二二”派以响当当的“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派则乱了阵脚，有的“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联指”组织；一些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有的也改变观点，发表支持“四˙二二”的声明。“联指”部份人对广西军区某些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不满，冲击了军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南宁市、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二四”总理五次接见两派后，总理把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副组长周枫找去（黄永胜、戚本禹在场），要他们做“四˙二二”的工作。说：好几个省的经验证明，一宣布他们为“造反派”。也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开始。要他们不要去压“联指”，不要骄傲。黄永胜说：“‘四?二二’对军区还有怀疑”。戚本禹说：“你们把军区那个检讨报告给他们念一念”。戚还对王荔说：“我知道，你在‘四˙二二’说话算数，你要多作他们的工作”。（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驻柳五十五军等部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军分区决定：为“红铁军”彻底平反，被捕人员一律释放，恢复名誉（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柳州军分区发布《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全国铁路革命造反兵团红铁军柳铁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决定将廖志刚等十四人依法逮捕）。（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至二十八日 桂林军分区开了两次电话会议（二十四晚一次，二十八日晚一次），要各县武装部支持“造反大军”派组织，“对‘联指’一律不支持”。说“南宁‘四˙二二’、‘桂林老多’组织，是中央认定了的革命造反派，凡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象南宁‘联指’这类组织，就不是革命造反派”。“桂林‘联指’是个保守组织”。要“各县必须和桂林‘联指’划清界限”，“并责令他们限期离开各县返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

同日 柳江县武装部政委宋吉月在“联战”（属“四˙二二”派）驻地县完中表态支持“联战”。二十五日“百万雄师”（属“联指”派）把原来县人武部授给他们的队旗退还武装部。二十六日“联指”游行。呼喊“打倒宋吉月”的口号。（见柳江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张耀青还用桂林军分区党委的名义，给荔浦县武装部党委写信，要荔浦县武装部支持“造反大军”组织，不支持原来所支持的“工农兵司令部”。同日，在经“老多”修改定稿编印的《学习》文件前言中，说“桂林‘老多’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桂林‘联指’是一个保守组织”。

为了使各县武装部倒向“四˙二二”一边，张耀青除亲自代替资源、灵川县表态支持“五?一五”和“八?一”造反大军组织外，还调“老多”指名的八个县的武装部领导干部，来分区解决所谓“调屁股”问题。这些领导干部一下车，两人被“漓江风暴”成员抓去挂牌游斗，五人被拔掉领章、帽徽，三人被送到“老多”组织接受所谓“教育”，软硬兼施，从而达到支持“老多”组织，不支持“联指”的目的。结果，七个县的武装部领导被迫公开表态支持“老多”，压制“联指”，引进严重后果。

五次接见后，桂林军分区景伯承司令员传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三条指示：“联指”组织“革与保”都对了，他们是拥军的，抓革命，促生产好……。政委张耀青不传达也不执行。

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曾指示过张耀青：“‘老多’组织打倒韦国清的观点不能支持，‘联指’组织支持韦国清出来闹革命这一点应该支持。”张耀青也不照办。他在实际工作中，谁打韦他支持，谁支韦他反对。（见“文革”材料10、21卷）

同日 梧州市工人医院两派发生冲突，互斥对方制造武斗工具准备武斗，居于少数地位的“大军”人员在冲突中受伤。“大军”一派人手持刀、矛、棍冲进工人医院抓“打人凶手”，抓走了“大筹委”派几个人，挂上打人凶手的牌游街示众，留医病人被逼赶走，“大军”乘势占了该院做据点。（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两派达成《立即停止武斗协议》，并成立监督小组。

总理五次接见后，“联指”成立揪叛徒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王传舜、于知本、周锡权等到北京搞霍泛的材料，又从解放前的旧报纸上查出“一˙一五事件的七十七人叛徒集团”。这些材料刊登于十一月十八日《广西联指报》。（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容县黎村“支多阵线”利用该日圩日冲入税所打死干部一人。当日下午又抓去赴黎村调查事件的武装部人员。二十七日该组织又冲进黎村区公所抢去武装部枪枝二支，机枪一挺，冲锋枪三支和一部份子弹、手榴弹。（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平乐县的“造反大军”、“联指”两派发生武斗。在武斗中双方死伤三十五人，其中死十三人，伤二十二人（“造反大军”死十一人，伤十八人），造成了严重后果。（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富川人武部发出《最最严正声明》，表明支持富川联合总部，指责“四˙二二”。少数派更加反对革委会和人武部。（见富川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在《协议》上签名的是：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任树人（南宁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封金丁（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潘立英（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团）；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石怀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骆伟洋（广西“工总”）、刘德胜（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广西军区王希永。（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柳州地专“联司”的唐彪、胡文治、刘小洛等，到柳州军分区批了政委郭鹏，拉到柳州专区礼堂批斗。（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周到北京参加学习，到京次日即邀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保卫干事、韦国清的警卫董坤到王荔处，请示汇报桂林军分区“调屁股”三点意见：①“调屁股”支持“四˙二二”；②对造反派进行武装保护；③要进行调查研究，摸摸情况。王荔当时表示要分区自己研究，实际上同意了分区的意见。毕可周还将“老多”整理的桂林军分区第二次电话会议记录材料给王荔看，王表示满意，认为很好，还说要把此稿给中央首长看一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0卷）

同日 桂林驻军六九五五部队与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举行所谓“拥军爱民”武装游行。六九五五部队出动六十门大炮、一百四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人员参加游行。这次游行加深了桂林两派的对立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地专“革联”给南宁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公开信，指责南宁军分区某些负责人乘承广西军区的意图，打着支左旗号，推行一条所谓“拿枪的刘、邓路线”，扶持“保守势力”，瓦解“革命造反派”组织，借抬韦国清之名。干镇压“革命造反派”之事，等等。（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孙风章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王国端、张丰昌为副主任。金文秀为南宁分局军管会主任，黄世卿、翟元勋为副主任，曹银忠为柳州分局军管会主任，王洪均为副主任，华庆国为都匀分局军管会主任，程振堂、李观明为副主任。（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本月 钦州县“抓促指挥部”部署开展对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大批判、大揭发、大斗争。（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王荔去找“四˙二二”头头刘德胜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你们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被动，要早一点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根据王荔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由刘德胜和杨福执笔，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的问题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决打倒；二是调出广西；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刘德胜将此材料拿到王荔住处，交王荔转中央。

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以及杨德华通过李刚所写并转中央首长的声明中，要求王荔到广西当革筹第二组长、副组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刘德胜、杨福庭还分别向王荔提出，要他到广西工作。王厚颜无耻地说：“广西情况已熟悉，认识不少人，我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区农垦局“革命造反兵团”和“革命造反纵队”在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的组织下，由葛礼带队，到长岗岭民兵仓库和六九六六部队抢枪。（见区农垦局“文革”大事记）

本月，广西“联指”召开“反对武斗，制止武斗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在会上讲话，说召开这个大会“是革命行动，好得很”，说“武斗歪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煽动起来的，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策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坚决捍卫执行十六条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点协议’，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派斗垮、斗臭。（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下旬，北流县成立“纠察队”，负责执行人武部和“联指”分配的执勤、站岗放哨、巡逻和抓人、禁闭人的任务。队长王有志（地区水泥厂副厂长）。（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梧州地、市两派群众组织均进行了抢枪、武斗。双方人员均有伤亡。（详见梧州地、市“文革”大事记）




九月



二日 南宁地区“政法兵团”召开政法口各战斗队头头开会，研究决定砸烂公检法，把地区公安处、地区人民检察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三家牌子劈烂，宣布砸烂公检法。（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乐业县黄钢突然死亡。双方都怀疑是对立派杀的，都以黄钢死亡事件为借口攻击对方。“支黄派”举行追悼会。拾着遗体示威游行。“支黄派”抓了“打黄派”七名干部所谓“杀人凶手”关押了七天。“打黄派”祝传杰（县革委常委）、姚胜学（公社武装部长，已逮捕）派民兵强迫“支黄派”挖开黄钢坟墓，把黄钢尸体砍断焚烧，影响极坏。一九六九年乐业县委决定黄钢本应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鉴于黄已死不划不戴。一九八五年三月重新调查核实，认定黄纯属急病突然逝世；对在“文革”期间强加给黄钢“叛徒”、“历史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罪名均予彻底推倒，公开平反。（见乐业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 融安县“造反大军”常委、“红革联”红卫兵头头赖培新、罗振元等带领一伙人，到融安县武装部抢枪。（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梧州市“造反大军”“兵管”了五坊路、南环路、大南路、河堤路、小南路，并在抚河口浮桥加岗设哨，限制来往行人自由出入，梧州市大筹委于八月二十八日集结于梧州地专机关大院、外贸大院之后与梧州地专“大筹处”配合。专区公安处长、外贸政治部副主任、茶叶公司副经理、市副检察长、卫生局副局长等活动于其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科长出出进进。市人委大楼成为市“大筹委”核心据点。市物价局副局长刘宝兴参与了武斗的指挥活动。王渔舟、张昕之在市“抓促”，支一派，压一派，利用工作之便在经费上支持武斗。市经委主任孙波去公路总段“避难”帮助总段“大筹委”配备武器弹药，还帮助据点搞联络工作。（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六日 灌阳县到十月六日止有七个区五十四个乡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杀害了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灌阳人武部召开了全县政法、武装干部会议和抓促领导班子会议。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在会上说：“群众自觉起来镇压五类分子是好事，是革命行动，干部不要泼冷水”。“公安干部不要出点子，不要插手”等话。会后共杀了一百零二人。这段时间是全县杀人最多时期。十月二十六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在上报题为《我县贫下中农处决五类分子的情况报告》中，说杀人的原因是：①已被打倒了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为挽救最后命运的挣扎，千方百计勾结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趁机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②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先发制人；③政法公安部门过去片面地强调了宽大政策，在某些地方放纵了敌人。引起群众不满；④湖南道江县、永县成批处决五类分子的影响。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

在此期间，县一群众组织先后发表了“十评”，大造杀人舆论，说“贫下中农处决五类分子是革命行动”，“是群众专政”，“是好事”、“群众拍手称快”，“为四类分子翻案的人决没有好下场”等。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在灌阳县人武部支持下，该群众组织了有各区及部分代表四十二人参加的灌阳县贫下中农代表团，由该群众组织负责人王化贡等带队，上访了军分区、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小组，为乱杀人辩护。回县后继续为乱杀人辩护。

在乱杀人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县供销社干部陈玉良，将杀人情况反映到中央，又被当地将陈玉良投入监狱；一些杀人主谋、策划者、凶手，却因抓“阶级斗争”有功，有的入党升官，有的被提为县、区、社领导干部。（见灌阳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 柳州“造反大军”的“二˙七风暴”，“柳江红总”乘四部汽车约一百二十多人，与来宾县“革联”一百多人汇合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武装部宣讲“九˙五”命令，抢枪人员不理，抢走高机六挺、重机十五挺、轻机十挺、冲锋枪十八支、步枪一百五十支、小口径步枪十五支。六日柳州冷冻厂来二辆汽车（属“造反大军）第二次抢枪，不听劝阻，不听“九˙五”命令，抢走一部份零星枪支零件、弹药，抢走个人保管的手枪零件。柳州“造反大军”二十多人抢走一些擦枪布、枪架及高枪子弹。（见来宾县“文革”大事记）

六日 柳铁“工机联”、“柳江风雷”六十多人乘四部汽车至来宾武装部，龙德源宣传“九˙五”命令不听，冲入大门。一副科长被反剪双手，搞喷气式，鸣枪警告不听反而向解放军开枪，打死二人。解放军被迫还击，打死十四人（自炸死一人），伤三人，八人被俘，在逃跑途中争车坐互打，打死群众一人，一人小孩负伤。（见来宾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和驻邕解放军在朝阳广场举行集会，欢呼中央“九˙五”命令的颁布，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九˙五”命令。会后，“联指”继八月二十六日、三十日上交第一、二批枪支弹药后，又一次把一批枪支弹药上交给广西军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横县“四˙二二”、莲塘“革联”、西津“工总”、横州镇“联总”、横县“工总”、拉浪“工总”和南宁“雄鹰”等三百多人，武装冲进横县莲塘区公所及区属各机关单位，对莲塘地区实行“兵管”、“兵训”。绑架机关干部、区武装部干事韦森等三十多人，抢去区武装部各种枪支四十二支，子弹三千多发。从此“四?二二”在莲塘区实行“兵管”，在区公所周围拉上电线，制造武器，挑起武斗。冒充“联指”人员枪杀甘世成、石昌帮（“联指”观点），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横县“联指”打散时止，除抢枪、打死人外，抢走粮食八十二万多斤，以及其他公私财物价值三十四万五千五百多元。（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文章对陶铸同志进行了攻击和诬陷。

同日 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命令》。（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三江县“造反大军”、当地红卫兵组织、龙城“湘江风暴”研究以红卫兵为主，于当日晚包围公、检、法大院，进院后砸门、撬锁，得六十五支坏手枪和一些子弹（武器已转移埋藏，人员也无撤离），这就是三江第一次抢枪事件。（见三江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三江“造反大军”举行武装游行，并将武装部领导全部押去游街。当晚，“联指”人员基本撤离县城，到三角渡的流送站集中。（见三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表关于撤销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组织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承认“这个《忠告、警告书》是错误的”，“抓住革命造反派的某些缺点错误，随便上纲，压制打击革命造反派，加深了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决定将《忠告、警告书》撤销。（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至十三日 贵县附近区举办农村学毛著辅导员学习班。在此期间，桂平县“支韦派”二十多人在贵县街上贴大字报，被贵县“打韦派”围攻，劝阻者被打伤，发展到用木棍、长矛武斗，造成死亡三人，重伤三十二人，轻伤六十多人的第一次流血事件。（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容县黎村区“联指”在头头覃绍桕等的策划下，调集四个排民兵，向“支多阵线”据点四维、温泉等地进攻。“联指”吃了败仗，被打死两人。（见容县“文革”大事件）

十三日 以赖新为首的融中“红革联”红卫兵，在融安的车渡码头拉劫由柳州开往十号信箱的三辆汽车炸药雷管。一辆开往大娄给“大军”；另一辆开往大巷给大巷“农总”；剩下一车由“红革联”红卫兵处理。后来“造反大军”将这批炸药雷管做了手榴弹、地雷和所谓“二O二炮炮弹”。（见融安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周总理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按军区记录：“四˙二二”提出广西日报社印刷机器有些零件被“联指”拿走（“联指”代表说，“是被民族印刷厂‘工总’拿走”），总理说这个问题“由军区负责调查研究解决”。另据“四?二二”记录：“周总理在所‘四?二二’汇报后说，油印的《广西日报》是不可想像的，从来没见过一张油印的省报，这样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委托省军区把机器搞起来……”。九月十五日“四˙二二”代表开始和军区就恢复军管《广西日报》出版问题进行谈判，并要求军区按总理指示负责把报社机器搞起来。此后连续多次谈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十五日 凌晨，桂林“联指”武斗人员与驻守在雁山的“造反大军”的下属组织发生了冲突，当场打死“大军”和当地小孩各一人，打伤数人，并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凌晨七时五分，支持“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闻讯赶来，“联指”撤至白沙粮所，部队继续追击，武装冲突开始后，六九五五部队拉来四门炮、二辆坦克，增加三个连的武装力量前后共出动汽车四十八辆和十多辆摩托车。下午六时，“联指”在当地“联指”支援下撤出了白沙。“大军”和六九五五部队也相继撤出，冲突结束。此次“联指”死七人、伤十三人，解放军死一人，“大军”死一人，群众死一人。（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农垦兵团头头葛礼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甘世棣按葛礼交给的夺枪联络图，带领八十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各种枪支一百三十五支（挺），各种子弹五千三百九十四发。（见区农垦局“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率领“工总”百余人，“兵管”柳州市公安局一科，抢走香港年卷三本，公安部发的敌特资料三本，业务卡片五十至六十张，海外挂钩案件资料二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0卷）

十六日 广西两派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条协议》：

一、双方保证九月二十五日零点以前，将武器全部上交给军区（分区、武装部）、驻军联合收枪小组；

二、上交武器的范围：①已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和其它装备；②城市民兵用的枪支、弹药；③地方机关、厂矿、企业的原自卫武器；④体育运动用的枪支、弹药、炮艇；⑤自制的武器；

三、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由私藏、转移或拒交武器。如有违者，由本组织同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一律强行没收。如有违抗者，以违犯国法论处；

四、在武器上交过程中和上交后（九月二十五日零点后），如发现仍有使用武器行凶杀人者，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本组织协助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对其坏头头及肇事者坚决镇压；

五、除了广西两大派以外的各种和个人，外来广西人员按本协议办理；

六、上述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由“安全监督小组”协助军区、驻军监督执行。

在协议上签字的有：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任树人、黎度光、潘玉臣、郑国仰（柳州）。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农烈、陆军、雷激、明在胜（柳州）。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协议》签订后，两派陆续缴枪，但没有缴完；有些地方还继续抢枪。

十八日 上午十时，广西军区黄文棣从北京来电话，传达欧致富司令员指示：总理六次接见，指示“桂林老多”协助部队搞好铁路运输，请转告在家首长，通知铁路沿线武装部和驻军，搞好铁路工作。（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1卷）

十九日 广西师院“老多”六百余人，分赴全州、柳州、都匀等地维护铁路交通秩序。十一月五日回校，历时四十余天。（见广西师范学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发出通知，改组桂林市抓促指挥部，由冯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源（市总工会干部）等人组成新的抓促指挥部。（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造反大军”、柳铁“工机联”、柳州“地专总部”等群众组织和驻柳六九七五、六九八四、一O四八等部队共一万多人在鹅山体育场集会，进行军民联欢。五十五军孙凤章在大会讲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保护你们……我们誓作为你们的后盾，用武装保卫你们，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柳州“造反大军”、柳铁、柳州地区一些群众组织及驻柳部队空军教导团、支左办公室、柳州军分区、武装部等军民五万多人，在柳州人民广场集会，声讨、揭批刘、邓、陶的所谓“罪行”。与会部队领导讲了话。（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周总理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按军区记录：（“‘四˙二二’代表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三条建议：第一、军区检讨在广西日报上的错误；第二、改组军管小组，撤换石勇；第三、军区负责把零件找回来，争取十月一日出版新华电讯。‘联指’代表提出外部驻报社人员应该撤出。‘四˙二二’代表即说以上三条做到，我们可以撤出”。（周总理听后说：“是啊！报社内部要联合起来。军管小组不称心可以换一个嘛。缺少铅字可以互助和调剂嘛”。（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梧州军分区宣传车上街宣传、散发“九˙五”命令、“九˙一三”通知和军分区呼吁书，在梧州市大东酒家门前，被梧州“造反大军”围攻，汽车被毁坏，车上宣传品全部被烧毁。中午，在街上值勤的解放军巡逻队，也被“造反大军”围攻。（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铁“工机联”代表楚树庭、陈晓明，“钢联指”代表王永红、石赛伟，南宁“红色铁路”代表曾永敢，南铁“工总”代表李世德，广西师院“老多”代表李日明、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六九七七部队参谋刘翔甘，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保证广西境内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八条）。（见柳州“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由于容县黎村两派武斗逐步升级，容县人武部组织两派谈判，解决封存武器弹药问题。但“支多阵线”不仅拒绝出席谈判，而且派武斗人员韦成东、韦世先、韦世安、韦德谭、江文芳等人埋伏在同和公社榄塘坳处，袭击“联指”赴县谈判代表，并当场把带队去谈判的区武装部干部马耀炎，“联指”谈判代表梁英棋以及同行的六振乡干部植庆业、植付业等四人打死，另一谈判代表林理华被打伤。

当晚，黎村“联指”头头孔令炽等策划报复，由覃绍柏、朱家永等人把抓到的“支多阵线”成员江文初等六人杀害。（见容县“文革”大事记、大事件材料）

同日 横县陶墟区“四˙二二”黄扬参、刘增全带领三百多人到芦村区石塘墟，和石塘墟“四˙二二”共四百多人举行“兵训”大会后，攻打税所、供销社和邮电所。芦村区武装部长韦凤甘等带领武装民兵班将“四?二二”包围，晚上，又增调武装民兵六百多人，在石塘公社周围继续搜捕。黄扬参、刘增金被打伤，陶墟一百多“四˙二二”群众被抓，逐一审讯后释放。（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协助“桂林老多”执行任务的通知》。（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八日 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原‘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广西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住区党委大院的广西大学“能闯”组织的一些学生，抄了伍晋南、贺希明的家，抄去一批衣物、照相机、手表等贵重物品。（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玉林“联指”派红卫兵操练被“四˙二二”派“州佩战斗队”殴打，打伤一百多人，重伤十人。（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十月



一日 南宁市十五万军民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广西两大派组织联合欢度国庆，这是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良好开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至四日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黄天爱和“联指”组织负责人刘性林、黄有生等人策划杀地、富问题。黄介绍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由杨隆义登记。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后立即押送黄瓜冲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下坑去。

从十月三日凌晨三时至下午三时，被黄天辉带队坑杀的地、富及其子女蒋佐卿、将其能等共七十四人。四日又坑杀二人，共七十六人。被坑杀的七十六人中，最大的六十五岁，最小的不足一岁，七岁以下的十人，最多一户被杀九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黄天辉被依法处决）。（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三日 都安县城发生轰动全县的武斗流血事件。在支左人员支持下，“联指”调动民兵进城攻打“四˙二二”据点。此次武斗死五人（其中二人在武斗时被打死，二人被俘后枪杀，均系“四˙二二”派），民房炸烂九间。攻下据点后抓了一些少数派的人。“处遗”时对策划人员进行了处理。（详见都安县“文革”大事件）

同日 全州县石塘“造反大军”游行，理由是：大军抢的石塘区武装部的枪又被“联指”抢去，并捉了他们的几个人。游行队伍与对立派发生冲突，“联指”下令用枪打，于是当地打死游行者和群众八人，伤十七人。指挥打击者“处遗”中已被判刑。（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联指”召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斗私批修高潮誓师大会”，并欢送广西大学“能闯”和劳动大学“星火燎原”、“小八”、民族“三七”等组织的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在会上讲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十二日，又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天，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首先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驻靖西县支左人员伍祥胜、曾克昭，盗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军”名义，由曾克昭执笔写了一封信寄给黄小林（靖西县委书记），要黄站到“四˙二二”一边支持靖西“造反大军”。此后，“联指”派便以此信为借口，诬陷黄小林参加派性活动，大造舆论，说什么黄小林是靖西“造反大军”的总后台、总指挥。从而激发了对黄小林的愤恨，以致将黄活活打死。（见靖西县“文革”大事记、黄小林被杀调查报告）

七日 从本日起，被迫逃离在外的桂林“联指”人员陆续回桂林。（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八日 梧州市的“联委”（实际是同一派的“大筹委”与“无产兵”联合组成，得到军分区支持）当日上午游行，队伍到大东酒家门前被“大军”阻塞，双方摩擦。中午“联委”二百多人用二辆汽车开路，以抗议“大军”打伤战友为名，在汽车上向“大军”据点掷砖头、酒瓶，“大军”还以石头、瓦片，发展到开枪造成伤损，解放军前来制止，缴了“联委”六支手枪还有手榴弹、匕首、子弹。晚上“大军”代表七人至军分区要求处理开枪杀人事件。答复深夜不办公，不予接见。（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四˙二二”召开“欢送一中‘指点江山’红卫兵回校复课闹革命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和六九八四部队一排长在会上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八日 融安“造反大军”包围河勒，夺民兵的枪（河勒民兵排当时是柳州军分区的重点，配备武器精良，有四十支新式步枪，四支冲锋枪、三挺轻机枪），河勒民兵进行了还击。武斗从八日晚打到九日早上六时。河勒民兵排退到小洲驻扎防守。（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件）

十一日 凌晨三时，以李剑光“四˙二二”大军“农总”为主，伙同大将、板榄、雅瑶、长安“四˙二二”大军武装约一个连沿河勒、凤凰村公路沿线向小洲逼围，在小洲地界受到了阻击。战斗到四时停止。双方各死二人。“四˙二二”大军在撤退中被俘六人。“联指”民兵把被俘人员交武装部。由融安“四?二二”大军“农总”代表领回。（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件）

十二日 柳州军分区高副参谋长带四人到融安处理这一事件。到后，融安造反大军“围攻”县武装部，要求：制止武斗；给死者安葬费；并提出“大军”不能交枪。十三日，“大军”还要武装部参加追悼会，并打伤县长和会计，逼要埋葬费五百元（后人委会计批了）。

柳州军分区为此请示广西军区，是否可抽调五十五军负责制止武斗的一个连或两个班，去融安制止武斗，协助收缴“大军”武器。

十四日 广西军区吴副司令员对融安问题，指示柳州军分区：

1、告诉大军，去农村夺民兵武器，首先进攻人家，是违反“九˙五”命令和“六˙六”通令的，武斗的责任应由挑起者负责。他们要求军分区和武装部制止武斗，自己首先应停止武斗，交出武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和“六˙六”通令。

2、回县城搞革命，不要去农村干涉，要遵守农村十条，死者安葬者自己负责。

3、召集两派谈判，做好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要轻易动用部队；如果确实需要部队，请分区和五十五军商量解决。（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9卷）

十六日 融水等五个县的“造反大军”在柳州专区文工团建立“柳州地区造反大军联络站”，后又把联络站改为“广西‘四˙二二’柳州专区各县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大联合筹备处”。有融安、武宣、柳城、忻城、环江、罗城、三江等县的人参加。

“联筹”中的核心成员有：融安涂世馨、武宣谭恕证、忻城胡镇兴、环江谭驹，以及柳州地、市“造反大军”的黄加尤、王家齐、高寿仪和白鉴平。（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十月七日《关于按国务院规定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桂林各学校，企业单位纷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搞大联合、“三结合”，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基本上由“造反大军”一派组成），并着手筹备成立革委会。“三代会”于一九六八年“八˙二O”行动后又进行改组（基本上由“联指”一派组成）。（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十七日 崇左县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会上是“联指”曾多次组织批斗了县委方芝栋的所谓“假党员”问题，并强迫其承认和写出交待。十九日，发现方芝栋死在左江河边。

（方芝栋是否“假党员”问题。在方死后，县人武部、地区组织部及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核查。结果证实方芝栋不是假党员。崇左县革委会于一九七O年十一月作出了为方芝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正式党员的名誉，并召开了追悼会，表彰了他的生平事迹。）（见崇左县“文革”大事件、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柳州“联指”组织和驻柳部队、柳警备司令部、市武装部等近万人在人民广场开会，表示响应中央号召，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百色“联指”罗杨梓、刘托聪、卢伟等人研究，派梁向前等三人到南宁，把原百色地委书记、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杨烈揪回百色批斗。十九日中午，杨烈被带到百色，住在地委院内。“四?二二”派认为“联指”对杨是明批暗保，即把杨烈抢走，拉到百色高中批斗。批斗中拳打脚踢，晚上睡在教室盖麻袋过夜。“联指”抗议“四?二二”抢走杨烈。后双方达成协议，轮流批斗。二十四日，“联指”在灯光球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杨烈。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区农办和区贫协筹备联合兵团也派人到会参加批斗。二十九日，“四?二二”派在百高批斗杨烈。（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造反大军”的“五敢”、“铁拳”六百多人冲进警司责问警司支派不支左等问题并打伤数名战士，抓走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山，抢去手枪二支，子弹四十发。（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柳州“造反大军”的“红总”、“政治联总”等五千多人在地区礼堂开会，提出“坚决砸烂旧公检法”。（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过了两天，柳州“联指”群众约六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提出“坚决打倒伍晋南，彻底砸烂旧市委、旧公检法”。（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恭城县“联指”总部，总结所谓“成绩”，印发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罪行”材料共九集七千七百份；印发了县委“走资派”的“罪行”材料十集五千余份；批斗县直当权派五十六人。（见恭城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钟山县人武部支左人员周善立、“大筹委”（六月二十九日钟山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简称“大筹委”，名为大联合实质是一派的群众组织）刘星波等人到石龙主办的《经农战报》，以石龙区《卫东彪》“野战军兵团”的名义（经“处遗”查实），发表了题为《石龙造反大军是土匪大军》的给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挑拨说“钟山石龙造反大军受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反共救国军’的操纵，正在造枪、磨刀、组织暗杀团，准备夺枪，挑起大规模武斗，对贫下中农、土改老根子、革命干部下毒手”。煽动要行动起来，坚决和土匪大军决一死战。为石龙、董家洞及钟山各地的两派相争推波助澜，制造紧张气氛，结下恶劣后果。（见钟山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桂林“联指”和“革联”成立了“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年生、柴俭、孙宝山，于十一月十八日占领市委机关院子为据点。（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靖西县委机关《一月革命》兵团组织对黄小林批斗大会（共二次），斗争黄小林十多年来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月革命》兵团又编发所谓《黄小林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罪状》。影响极坏。（见靖西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二十六日 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达成《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驻柳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孙凤章、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才世杰、柳州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明在胜；柳州“联指”代表王克明、纪刚。（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北京来电话传达总理指示：参加护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不参加护路。

三十一日 广西“联指”发出《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紧急动员令》。（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桂林市“联指”由李年生、卢向平发起成立民兵师，约五千人，均系部队复员、转业军人组成。民兵师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五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师长孙志禄（市一建工人）、政委袁国湘（综合电机厂工人）、参谋长卢向平。

民兵师成立至一九六八年“八˙二O”后解散，历时九个多月。（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广西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总部”接受“天津业总”、“上海工总司”、“湘江风雷”等组织的邀请，指派梁宝光（南宁船厂工人）、雷群策（市郊社员）、赵永茂（南化工人）去天津参加“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座谈会”。后因会议未准备好，只参加一个预备会即返邕（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等人把这个未开成的会，定为“黑会”，《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广西又把《南疆烈火》打成“黑戏”，“国际共画廊”列为“黑画”）。后来魏佑铸在南宁三代会委员会上说“黑会”、“黑戏”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梁宝光等三人被关入监牢。（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本月，桂林地区的全州、灌阳、平乐县和玉林地区的容县、平南、博白等县，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等非法组织，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仅桂林地区的全州、灌阳等县，从九至十二月，共杀死地、富及其子女四百四十人，其中杀人最多的灌阳县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次为全州县，杀了一百二十七人（详见全州县、灌阳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间，平乐县源头区源头乡首先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杀五人。接着同安等区的乡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乱抓、乱杀人之风四起。一群众组织写出：“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就是好”的大幅标语，以示支持。（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



十月至本月，富川一些左思潮严重的人和个别不纯分子煽动杀人。其中古城区杀七人，自杀一人；福利区在斗争中打死十八人，丢入岩洞淹死十人，失踪二人，自杀十八人；枣岭区杀十九人；朝东区杀掉六人，自杀五人；富阳区打死一人，自杀二人。全县合法杀死、打死、丢岩洞淹死共六十一人、失踪二人、自杀二十六人，总共八十九人。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个别人受刑事处分。麦岭区把死者家中鸡鸭捉杀全村吃“太平酒”，麦岭区巩塘村红卫兵政委唐吉学召开人民法庭大会，将五户地、富十三人判处死刑杀掉。十三岁的唐吉全没有被砍死，半夜爬到县公检法军管会，唐吉学又从军管会要回杀死（“处遗”时判刑）。（详见富川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钦州县“联指”根据广西“联指”的布置，成立了“钦州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简称“贫联”）。县“贫联”成立后，全县各公社也相继成立“贫联”。县、社“贫联”的成立，为钦州的武斗，为全县乱杀人风的泛滥，起到了组织和力量的准备作用。（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铁两派联合召开了庆祝“大联筹”成立大会。大会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通过筹委会通告，气氛很好。（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柳州“造反大军”地专总部在地区电影公司召开了一次常委会。黄万星在会上说：“戴春涛建议我们‘地总’常委研究吸收一些地专领导干部参加‘地总’各组当参谋”。会上讨论通过任命了刘兴民为参谋组组长，李一峰为副组长，林海、夏玉清、沙君涛、梁仲彬、崔志军、李彬等为参谋组成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地总”五人核心小组（即核心常委高寿仪、戴世鹤、黄万星、陈能荣、陶显）当参谋。（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月初，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历时三个月，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结束回桂。参加学习班的有广西两派代表、“三支”“两军”解放军和各级地方领导干部。（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钦州“四˙二二”抢走副专员阎庆身，不给他上北京学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9卷）

三、四日 玉林“四˙二二”的“红工总”到容县黎村和联粮站，强行把和联粮所的十六万斤粮食运到黎村（仓库）。由黎村“支多阵线”陈锦绵、梁福可指挥，带领“支多阵线”民兵分三路进入和联，武装保护运粮。黎村“联指”发觉后，派周达昭带民兵拦截，截住两辆汽车，并把司机扣留。（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容县黎村武斗事件）

五日 黎村“联指”头头孔令炽带领一个民兵排，攻打黎村，被“支多阵线”击溃，孔本人被杀害。

六日 黎村“联指”全面进攻花果山，死二十五人，被俘五十一人。七日晚，“支多阵线”把被俘的天堂林场工人劳卓南杀死，并活埋学生关立华、黄志成（黄未死，后逃脱）。其余人员游斗后释放。

当天，黎村“支多阵线”又诬黎村乡山根二队队员、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区振才“窝匪”（指“联指”）和“收藏枪枝”，把他抓去关押、审讯、批斗。十三日，被杨奕芳、程桂庭、姚达彩等用大刀、长矛、木棍活活打死。（见容县“文革”大事记、容县黎村武斗事件）

同日 区直召开批判“刘三姐”大会。“联指”文艺批判联络站主持。（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七日 容县“联指”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及“联指”头头会议，重新布置武力解决黎村“支多阵线”问题。韦聚贤主持会议，彭昭南在会上讲话。会议决定从石寨等六个区抽调五百多民兵进城，以防黎村“支多阵线”来犯。（见容县黎村武斗事件）

八日 广西军区作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说：“我们的错误对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予支持”，“对他们一些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地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我们已正式声明《忠告书、警告书》、《通告书》是错误的，应予作废”。《检查报告》又说，“在执行军管任务中，我们对群众态度有错误”，“例如军管的《广西日报》有的文章有缺点错误”，“小将们对此和军管《广西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我们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善意的批评，认真地、及时地检查错误，承认错误，相反对小将们却采取了一些指责、谴责等错误做法，同小将们对立”。“在对待群众态度上，我们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使《广西日报》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我们负有严重责任”。“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做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南宁市和广西各地的斗、批、改受到了影响”。

当天“四˙二二”派上千人到广西日报社，用三天时间，突击修复武斗破坏的围墙、厂房及机器。

在此前后，“联指”及“四˙二二”均先后到报社工厂、仓库拿去纸和其他物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个文件（简称“三个照办”）。十一月十九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代表中央向代表们对《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逐段地进行说明。中央认为：“一是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联名检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们的检查；二是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是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二十三时至十日凌晨一时，周总理接见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及铁道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同志。陪同接见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副主任杨杰等。（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 “联指”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彻底批臭“刘三姐”坚决打倒伍晋南大会。（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加了批语。毛主席指示：照办。（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批韦国清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毛主席批示：照办。（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十三日 全州县“联指”的负责人蔡辉龙在全州县城开大会，枪杀了工人蒋伟雄。在全州县造成严重后果。蔡辉龙是全州县派往桂林市武斗的民兵团团长、桂北民兵师长；在桂林武斗中全州民兵团死十八人、伤二十一人。蔡是自治区革委委员、全州县“联总”的司令。“处遗”时蔡被判处徒刑。（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联合的协议》。在《协议》上签名的有：“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秦裕坚、葛元祚、周康、冯鑫娟、石兆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韦世经、徐德明、郑池礼、周月明、谢景星；广西军工和驻军代表：宋长发。（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晚，玉林县福绵公社“四˙二二”“兵管”了福绵街，并缴去福绵“联指”民兵枪六支，子弹四十发，县武装部政委王振锋连夜调南江、仁东、新桥、樟木、成均等公社和六万林场民兵千多人，配合福绵“联指”民兵，对“四˙二二”派的福绵、福东、福西三大队据点进行包围。县武装部派王吉增督战。总指挥苏明槐，副总指挥钟耀光，主要策划者周垂堂。十六日攻占全部据点。这次事件共死二十一人，搜查抓去群众一百多人，其中搜查时抓到就地枪杀的十一人。抓到关押审讯后枪杀的六人。事件主要策划、参与者苏明槐、钟耀光、周垂堂等，在一九八四年“处遗”时均受到法律制裁。（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容县杨梅区召开抓促会议，传达县“联指”会议石寨区介绍的破获“反共救国团”和实行“群众专政”经验。该区于十四日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当场打死十六人。该区民兵营长李超文将周恒志押送回家至周家后奸污其妹周惠英。事后又借“群众专政”之机将周惠英之兄和父杀死。十一月二十日晚李超文又强奸了周惠英。以后周家又多次被抄家劫走财物、拆去房屋；周惠英的母亲被迫投河自杀。一九八五年区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李超文死刑。（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下午七时半，毛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正在北京学习的军队干部和在北京开会的一些省、区的军队干部和一些省、区赴京汇报文化革命的两派代表团。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军区、军分区来京的同志也参加了接见。（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初稿、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中旬容县自良区召开抓促会议，介绍“专政”经验。于十六日召开批斗大会打死三人。该区二十日前后又采用类似方法打死十人，二十二日，容城镇东乡召开群众大会打死十人，彭昭南、韦浩芝策划在容中大操场开万人大会杀死五人。（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平南县大安区武装部长杨明，“联指”头头谭潮东，用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拥护中央表态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闹革命誓师大会”的名义，组织武装民兵和社员一千多人在大安镇集会示威游行，沿途拆除“四?二二”的武斗工事——街道栅闸等，“四˙二二”派的人丢两个自制手榴弹，杨明开了枪，幸未伤人。二十二日下午，人武部就调动丹竹、镇隆等区的一百多武装民兵到大安。二十三日早，由杜玉杰（县人武部负责人）、杨明带领各区武装干事和民兵视察大安圩地形，部署兵力。下午五时，由杜玉杰等指挥“爆破造反大军总部”大门，进入“大军总部”后逐家搜捕，捉到“四˙二二”头头拉出门外就杀，其余的关到旧区委会的监牢去。二十五日晚，搜捕到大军头头宾仲生，把宾打死。后来在区公所开会决定枪杀李大东、莫雨涛等八个俘虏。这场武斗共打死和枪杀二十二人，伤约二十多人，吃去国家大米四万五千斤，猪肉一万四千斤，损失总值达三万元以上。（详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桂林“造反大军”三万多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市委大院“联指”据点南面围墙边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了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机关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工人王占金、工运公司赵巧荀、毛巾厂刘锡光三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六九五五部队很快赶到现场，将九九分队人员撤到奇峰镇六九五五驻地办学习班。避免了事态的发展。（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资源县中峰乡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地主子弟二人以“乱搞男女关系，污蔑毛主席等罪行”判死刑，实行枪杀。从此资源农村开始乱杀人。十二月底至一九六八年初，在梅溪区、里公区杀了二十多名地富及其子女。（见资源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一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两派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谈八个问题：（1）关于两派问题；（2）关于贯彻《十条协议》搞大联合问题；（3）关于《广西日报》问题；（4）关于军区的检查报告问题；（5）关于干部问题：（6）关于桂林市武装部九九分队开枪问题；（7）关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修筑国防公路的炸药问题；（8）关于外地人员来南宁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巴马罗皮公社支书蓝昌才布置民兵将黄彩良杀害并告诉民兵“回到公社汇报就说他在路上抢民兵的枪才把他杀掉的就成了。”这是巴马杀人的第一枪。（见巴马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柳州市“造反大军”“捍武”“卫东”等为营救战友，近百人到警司、分区要求释放原手工业局“捍武卫东”头头（胡登星）进行静坐坚持到二十八日下午离去。（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合浦县康州中学等校“四?二二”学生到县人武部门口静坐（多时达二千多人，少时有数百人）。要求县人武部采取措施：全面封存枪枝，为“四?二二”派的韩满初平反（当时韩被公安局拘留），实现两派在北京签订的协议，撤销原公安局长李登复于六月二十八日签发的《当前“支伍”派活动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意见》中说：合浦地区“支伍”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煽动群众不交公粮，进行反革命活动等）。（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十九时三十分，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六日 凌晨，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被来南宁的桂林“联指”和广西“联指”的部份群众拉到“建司”。后经军区派人前去劝说，约二时后送回。二十七日中午，郝忠云返回桂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十五时，革筹小组韦国清等七人在军区礼堂接见南宁“三支两军”全体人员和军区机关干部，魏佑铸宣读了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同日 “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总部”接受“天津业总”、“上海工总司”、“湘江风雷”等组织的邀请，指派梁宝光、雷群策、赵永茂（南宁）等三人去天津参加方纪、孙振、白桦召开的“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座谈会”。他们在天津十天左右，参加了一个准备会便返邕。（见区直文化系统“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下午和晚上，革筹小组韦国清等六人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出席会议的有：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孙凤章、王斌。晚上并有孙磊、陈开路、赵维学、焦玉山列席会议。

会议商定：坚决贯彻《十条》、《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七条》，不搞派性宣传；各县、市没有成立监督小组的迅速成立；两派到各县去的人回来，农民来城的回去；主张武斗的由本组自己抓；广西日报仍要军管；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石勇可以换，但不是撤职；要诚心诚意支持伍晋南站出来等。（见区革筹材料6-1卷）

同日 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贺电，祝贺柳州市两派红卫兵实现大联合。（见广西革筹材料2卷）

同日 梧州市“大军”举行抗议“广西‘联指’非法绑架广西革筹成员郝忠云”大会。队伍行经市人委大楼门前时，遭到枪击。大军的傅贻球（外贸干部）被击毙，其内弟陈庆恒上前抢救时被打伤。（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荔浦县“工农兵司令部”所属修仁总部头头沈石光等人带领福旺、大榕、木山、三浩、横水、四育和武陵等七个公社的部份农民及少数武装民兵，以抓打人凶手曾国强（当时是现管四类分子）等人为名同，包围修仁“农总”（“造反大军”观点），双方发生冲突，福旺公社民兵被“农总”缴去步枪九支、子弹数十发。（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桂林地区十二个县“联指”观点的农民代表，分乘四十七辆卡车，装着大肥猪、鸡、酒等，携带几支七九步枪及少量子弹，敲锣打鼓“慰问”桂林“联指”，绕市区一圈后开进“联指”占据的市委院内。桂林“老多”针锋相对，调动了几十辆载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绕市委大院进行广播，谴责“联指”煽动农民进城，企图挑动武斗。经部队分别做工作后，次日晚十时前，农民代表全部撤离桂林市。（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欧司令员、魏政委指示，今晚立即给桂林地区的荔浦、阳朔、恭城、全州等县武装部打电话：武装部要坚决说服、劝阻各县的人不要到桂林，要在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桂林市的问题由桂林驻军与两派协商解决。（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同日 “联指”保卫处正式成立。刘盛华、梁连兴、周延杰、黄文龙、芦德志、高祖贤等人为负责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柳州“造反大军”多次到军分区抢枪。进住市武装部七昼夜。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多至晚上十一时多，三百多人四次冲击市武装部，占领办公楼，打伤武装部二人，抢去手枪二十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支、手榴弹一枚、五六式子弹二千六百发、七˙六二子弹五百发。保密室已被打开，见人就打，电话全部被切断。（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9卷）

二十三至二十九日 平南县南河、武林、新儒、寺面公社的所谓“农民法庭”，乱抓人杀人，仅十多天，杀害二十四人。（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容县抓促指挥部发出不准乱捕、乱杀人的电话通知。（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容县人委“虎穴追踪”兵团头头韦芝浩策划打死技术干部周吴旦，灵山区打死三人，十一月三十日石头区打死五人，十一月下旬杨村区打死十一人，十二月八日松山中学副校长、党支部书记苏尚湘被该校学生用刀活活杀死……。抓促指挥部通知不准乱杀人的电话发出后，杀人的事继续发生，不见采取任何措施，到了十二月份县武装部、 抓促指挥部、县“联指”等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调动民兵进行大规模武斗，使杀人事件规模更大，组织和指挥更统一。

同日 欧致富、焦红光、王斌、魏佑铸、孙凤章，分别接见“联指”、“四˙二二”部份常委，做关于伍晋南、安平生回南宁的工作。（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十日 晚上，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孙凤章、王斌等六人开会（列席：孙磊、赵维学）。首先由孙凤章汇报“四˙二二”的一些反映和意见，尔后听得柳州军分区副参谋长刘祥关于柳州市武斗问题的汇报。对柳州市武斗问题，经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

（1）驻军、军分区、市武装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制止武斗。

（2）找两派负责人个别谈话。说服其所属人员离开军事机关。

（3）军队不准开枪，市人武部不能离开驻地。

（4）四支队不介入当地两派斗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梧州“造反大军”“兵管”医药站，抢医药品制造爆炸品，还抢剧毒药品和战备剧毒麻醉药品等。抓了医药站四人，职工不能上班，十二月三十日，该站外逃八十多人，每科室只有一、二人。全市一百三十多个单位无法工作。（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5卷）

同日 钦州县“联指”人委前卫兵团头头陈绍炎等策划，派江志瑞等人把“四˙二二”派“敢闯”战斗队头头张振超（县委干部）抓往人委大楼，拳打脚踢，刑讯逼供，致重伤，当天死去。（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在广西军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西大能闯”参与这一行动。（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二月



一日 上午和下午，区革筹小组在邕全体成员，分别接见广西两派常委，做伍晋南回来的工作。并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

被接见的“联指”常委：有颜景堂、廖炜雄、任树人。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柳铁“钢联指”的两名代表；被接见的“四˙二二”常委：林福文、曾春生、章英、李朝杰等十三人。同时接见的还有柳铁“工机联”的两名代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日 区革筹小组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内容如下：

一、大力宣传中央“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九?五”命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七条》协议，抓紧上交武器、弹药工作，做好劝止农民进城的工作。

二、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黑手，克服派胜。

三、地方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准参与支持和挑动武斗；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军队必须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做爱民模范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见广西革筹材料12卷）

本月初，桂林地区“联指”在荔浦召开会议，并组织与会的代表到修仁区参观“联指”用武力攻克“造反大军”派观点的“农总”据点后，成批杀害“俘虏”的“造反大军”人员的现场会。恭城县“联指总部”吴树珍、兰来（公安干部）参加了会议，回县后在文庙召开了战斗队队长以上人员会议，进行传达介绍。激起了派性仇恨，加剧了派性斗争。（见恭城县“文革”大事记）

一至八日 桂平县发生流血事件。

本月一日“四˙二二”派人到樟村县物资局炸药仓库，抢走黄色、白色、黑色炸药共四千五百一十公斤。鸟枪黑粉四百六十九公斤，雷管六千六百零二只，导火索三千三百一十四米，步枪二支。“联指”称之为“一二˙一”反革命事件。

二日，县人武部召开科长以上干部会，县“抓促”副主任冯祖茂（县委副书记）也参加了会议。（1）会议决定调民兵进城，封锁沿江两岸；（2）人武部组织双方谈判，限期交回炸药；（3）谈判不成即用武力解决。向“四˙二二”要求交出炸药。谈判无结果，“联指”总部、“抓促”指挥部，即通过电话和派人下去联系，调动了十二个公社（镇）的民兵二千一百一十五名进入桂平县城。

四日，十二时“联指”以“财贸兵团”、“工交兵团”进攻，炸毁工商联大门，“四?二二”一枪不发撤出。七日下午七时“联指”召开会议，冯祖茂也参加。会议认为既然谈判无用必须用武力解决，提出作战方案，研究干掉那些“走资派”和“坏头头”；在杀人方法上采用令其去挖地雷时中途杀害。人武部一领导提出：“张朝光、赵国璋是自治区管原干部，应将两人交县人武部”。

八日早六时“联指”攻入工农高中“四˙二二”人员大部已于七日晚逃走余下百多人，赤手空拳走出来成了俘虏。这些“俘虏”被枪杀二十一人（其中有农林局副局长王宝鉴、农业局局长李卓才等）

武斗结果双方共死三十人（包括杀“俘虏”二十一人在内）。其中“四˙二二”派二十五人，“联指”一人，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三人，两派都不认识不知姓名的一人。杀后尸抛黔江，说是“免费去广州”，双方共伤二十二人。“四˙二二”派伤十人，“联指”派伤十二人。

事件结束后两派继续论战。“联指”发出《一二?一抢劫国家炸药现行反革命的真象》，又用三代会名义发表《一二?反革命事件的调查综合材料》，把事件的罪责推给对方。“四?二二”发表《桂平反革命大屠杀汇报材料》，公布“联指”对“四˙二二”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

“一二˙一——一二˙八”事件结束，新木、江口等公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出布告，宣布他们有权力镇压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坏活动。（见桂产县“文革”大事记、大事件）

二日 藤县象棋区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委员会召开大会，把诬蔑为参加“反共救国造反大军”的九人打死。尔后河柳 等乡也以“反共救国军”的罪名在不同地点分别召开“群众专政”大会，杀死二十八人。十二日岭景区“抓促”主任等人策划召开“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大会，打死五人。尔后皇村等乡皆召开“专政”大会，以“反共造反大军”罪名杀死二十二人（在“处遗”中对受害者平反、抚恤）。

三至七日 荔浦县工农兵司令部常委尹瑞云、两江区武装部长叶光林带领四十多人，到修仁贴大字报，被“农总”围攻。当晚，“工农兵司令部”常委董茂轩召开各总部头头、各区武装部干部及公安局部份干部参加的会议，成立所谓“平息修仁反革命夺枪暴乱指挥部”（简称前线指挥部），董茂轩为总指挥，叶光林、莫高林（青山区武装部长）、罗传英（社莫区武装干部）为副总指挥。决定组织各区民兵连夜开赴修仁。四日凌晨，民兵与“农总”发生武斗，至七日凌晨结束。“前线指挥部”死四人，伤七人；“农总”死二人，百余人被抓，被抓人员除被施行吊打，灌屎尿、剖脚肚放土等刑外，后在“前线指挥部”的董茂轩、尹瑞云、李时宾的授意下，黄代明、邱天球、黎明吉、陆永和、李祥英、周高龙、郭荣天等人将被抓的刘元清等二十四人杀死。

七日，又召开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枪胜利大会”。将吴宣业等十四人杀死，大会群众在混乱中走开。

武斗期间，桂林地区十二县和鹿寨、钟山、蒙山，以及南宁市共十七个县、市的“联指”在荔浦召开会议。七日，与会人员并参加了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枪胜利大会”。（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三日 钦州县“联指”用电话向全县各公社发布《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令。（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十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广西工总”成立一周年。（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造反大军”“联总”、“二?七风暴”等群众组织六十多人，到黄村军分区军械库夺枪，解放军战士宣传“九?五”命令劝阻无效，打死“造反大军”四人，打伤二人。激起“造反大军”群众不满，把尸体抬到军分区礼堂，要求解决问题，陈尸半月之久。最后经军分区做工作，才处理清楚。（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十八时，伍晋南、安平生从北京乘飞机回到南宁。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王斌及驻军、两派代表百余人到机场欢迎。（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联指”头头李连生等十一人，上访区革筹小组，反映六九五五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和桂林“造反大军”包围“联指”据点等情况，提出六点要求：（1）给桂林“联指”解决经费问题，发放工资；（2）立即释放桂林“联指”被抓人员（约四十人左右）；（3）保证四大民主；（4）责令六九五五部队收缴“造反大军”武器；（5）惩办打人凶手；（6）保证通讯自由。革筹成员、广西军区欧致富司令员接见了他们，并作答复：八次接见周总理已讲清楚，就按周总理指示办；同桂林地区支左部队研究解决，同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商量；工资应发，参加武斗的不发；扣押的人员要释放；四大自由要保证；“老多”应当交枪；惩办凶手以后再说，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抓人，现在不好办；对六九五五部队有意见，可以写出来，我们可以转中央，但不能抓人、冲击军事机关；“联指”要掌握大方向，争取合法地位，紧跟部署，搞好联合；我们反对武斗，反对“老多”搞武斗，也反对你们搞武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5卷）

五日 桂平县江口人武部召集“联指”头头开会，对攻打“九˙七”作了具体部署（“九˙七”是江口镇的属于“四˙二二”派的一个组织）。七日上午顺利地占领了“九?七”指挥部，没有搜出任何武器和炸药。“联指”武装人员挨户抓了“四˙二二”派的八人；释放二人，其余六名处决。当晚十二时把六人拉至浔江河边枪杀，因天黑跑了三人，一人跑回江苏老家、一人在一九六八年刮“十二级台风”时被打死尸抛浔江，一人逃住瑶族山乡于十二月八日被江口“联指”民兵押回枪杀在马河。（见桂平县“文革”大事记）

七日 永福县“联指”常委于锡连带一些人参加荔浦修仁所谓“群众专政镇压反革命暴乱”杀人现场会。回县后开常委扩大会、战斗队干部会、“联指”全体成员大会。传达修仁杀人现场会议精神，大讲“造反大军已走向反面，准备搞反革命暴乱”。提出“只能一派得胜，不能两派共存”的口号，为彻底搞垮对方大造舆论。接着“造反大军”成员被“联指”民兵打伤，有的机构被砸，据点被围攻。（见永福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声明，就全面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提出六条要求：（1）军区必须承认在《广西日报》犯方向路线错误；（2）撤销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的五点声明；（3）全面调整军管小组；（4）革筹加强领导，促进报社两派早日达成协议；（5）实现上述要求，立即撤出外单位人员；（6）在达成协议前，则暂由“四?二二”出报。（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日 魏佑铸代表革筹小组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谈判，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的四点意见：（1）广西日报社两派联合起来，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共同出版，可先出电讯，也可以考虑发表两派同意的文章和革筹小组指定的文章；（2）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外单位人员要撤出，广西日报社内部人员要回来；（3）军管小组成员，可作必要调整；（4）《广西日报》军管期间有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我们认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主要是对群众态度，可以按军区向中央检查调子检查，但分歧意见很大未达到协议。（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九日 钦州小董驻军撤走时将驻地应德娄交小董“四?二二”接管。当晚小董“联指”派马绍良（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沈升权（小董公社副社长）等头头在公社召开有十六个大队支部书记和机关、学校、街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决定调动各大队民兵以武力解决驻军住地。十日八时，马维良组织民兵一千多人，包围小董镇，用刀枪、石灰、禾叉等为武器攻打据点（“四?二二”从驻军接管的）应德娄等处。“四?二二”派人少，不敢抵抗，大部分人闻风而逃。武斗中打死“四˙二二”九人（被俘后打死的六人），捉拿群众七百多人；放火烧房屋二间，炸毁房屋一间，损失公私财物约计十多万元。（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广西革筹小组第二次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恢复军管办报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桂林“五四雄鹰”抢师院“造反大军”的枪问题。决定给一四一师打电话：（1）不准开枪，不准抓人；（2）派干部进行劝阻；（3）枪支接管、转移。

下午继续开会，研究东罗煤矿事件等问题。该煤矿去年处理四百多临时工，今年要求复工，最近有几十人静坐绝食。两派都支持，“四?二二”五百多人陪坐。二十多人前来反映情况，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接见，作五点指示：（1）静坐绝食不对；（2）处理的工人中央已有规定；（3）陪静坐不上班，不生产是不对的；（4）病员医院没有条件抢救，已告知卫生厅去人抢救；（5）要求立即停止绝食。（见区革筹材料6卷）

十二日 晚上，区革筹成员欧致富、安平生接见“联指”常委颜景堂、潘玉臣。柳州“联指”李立光也参加会议，听取他们对柳州出现反动派标语的处理意见。

随后又接见了“红色铁路”的代表，听取他们对桂林“老多”阻碍铁路交通的反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两派达成《关于联合开办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学习班从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协议规定：对方按照系统、单位，本着对口、对等的原则，各选派六十名学员参加学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广西“联指”发表关于《广西日报》问题的严正声明，重申“四˙二二”必须立即撤出进驻报社的外单位人员；支持革筹四点意见；“四˙二二”夺军管大权犯方向路线错误；伍晋南勾结贺、霍、谢、袁指使“四˙二二”坏头头蒙蔽群众进行夺权，必须低头认罪。（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联指”在区人委礼堂召开“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彻底砸烂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红色文化”代表在会上攻击诬蔑所谓“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所谓封、资、修、大、洋、古、高、精、尖等。（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区革筹小组以明码电报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对监狱和劳改单位的三点指示》：1、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2、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3、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5卷）

十五日 广西两派赴京学习代表黄冬、张念祖、熊绍辉、刘国富、杨庆才等给广西革筹小组转南宁市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喜信，报告在毛主席身边学习的广西两派全体代表，实现了大联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零点四十五分，柳州“联指”工交兵团在解放南路的工交兵团联络站，被用烈性炸药炸毁，几间房屋倒塌，当场炸死朱其辉，重伤八人，轻伤二十九人。

相隔四、五小时，“联指”派为了报复，便在附近的“造反大军”的“城中战团”据点内抓走市委副部长卓克明、工交政治部主任乔仁卿、法院院长、档案局长等七人。档案局长陈君承被弄死，其他人员被打或被打伤，以后放出被劫人员。（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上午，南宁两派和驻军在朝阳广场召开“紧急行动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革筹小组韦国清等六人参加了大会，魏佑铸在大会上讲了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十项命令：一、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三支两军人员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和“九˙一三”通知，牢牢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立即停止武斗，消除一切武斗因素；三、不准抢夺武器，坚决收缴枪枝、弹药；四、群众组织不准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已抓的人一律释放；五、农民不准进城武斗，城市和墟镇的人也不要到农村串连；六、民兵不准参加武斗，更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惩治坏人；八、军分区、人武部、驻军要支左不支派，做爱民的模范等。（见区革筹“文革”材料2卷）

同日 柳州两派达成《关于柳州两派就立即制止武斗歪风的紧急措施》。签字的有：王本明、王伟民、张麦生、孟宪升、金喜珍、杨家驹、赵从江、韦才山。驻军代表孙凤章、王宪、田圃。（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凌晨，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造反大军”赴邕“反屠杀控诉团”二百余人，到军区静坐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四?二二”各县“反屠杀委员会”向革筹小组、军区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军到上述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反动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受迫害来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生活问题；（5）韦国清、广西军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查改正错误。（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实现革命大联合，召开大会庆祝。韦国清、王斌、伍晋南、安平生、王璞等参加大会。韦国清代表区革筹、军区、驻军讲了话。（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魏佑铸和欧致富接见外地来的十五人。他们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召开分区、人武部电话会议，解除民兵“联指”武装；（2）玉林、平南等县要立即派作战部队去；按总理指示，立即取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3）解决外地受迫害人员的吃住问题；（4）大量印发中共批示的三个“照办”，并到群众中公开检查。

二十一日 南宁召开欢迎在京学习同志派回汇报团大会。韦国清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汇报团成员分赴各地区、市，向两派群众组织汇报。对促进各地两派大联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见广西革筹材料3卷）

二十二日 在毛主席“斗私，批修”的号召下，和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推动下，广西两派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下午，南宁两大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十五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热烈庆祝。南宁市首批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十五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此后，南宁两派工人组织、财贸系统组织、手工业实现组织和大中小学红卫兵组织、区、市机关两派组织等，也纷纷达成协议，成立了大联筹，促进了各系统、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使当时混乱局面暂时缓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南宁地专机关两派成立“南宁地专机关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双方各派七名代表组成，筹委主任由军分区派人担任。十二月×日召开两派大联合大会。但两派对立情绪未真正解决，至一九六八年四月间，两派斗争继续，而且愈演愈烈。（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二十三时，欧致富接见“联指”常委颜景堂、李家海商谈制止交通厅、水电厅武斗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晚上，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问题，对水电厅、交通厅武斗问题的处理，确定了五条原则：（1）外单位人员一律撤出；（2）武器由军区负责收缴；（3）不准打架，不准动武，不准进行人身侮辱；（4）保障四大正常开展，保障人身安全；（5）被抓的人立即释放。（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宁地区两派联合召开庆祝大会。南宁地区十四个县市的两派代表（各派十五人，共五百八十人）今天全部到达。宾阳、崇左、武鸣、马山、凭祥等县（市）两派代表，实现了大联合。下午，区革筹小组接见了南宁地区全部代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7卷）

同日 驻柳部队、柳州军分区、柳州市人武部孙凤章等，在柳警司院内召开有两派代表参加的“促进革命大联合座谈会”，讨论通过关于实行大联合的六条，会后公布了六条。（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经中央批准同意，革筹小组和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指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杀人、捕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见广西革筹材料2卷）

同日 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电告钦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命令立即停火，双方抓的人立即释放，参与武斗的农民立即撤回。（见广西革筹材料2卷）

同日 下午，革筹小组成员韦国清、魏佑铸、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到南宁专区参加机关所属的十三个县成立“大联筹”庆祝大会。魏佑铸、伍晋南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中旬，容县“联指”再次开会策划用武力解决黎村“支多阵线”问题。彭昭南主持。县人武部部长王惠卿、政委郭世松及县抓促指挥部、县“联指”头头潘建中、韦聚贤等十多人参加。会议决定财物由县负责，组织杨村、杨梅、灵山、石寨等区民兵攻打黎村“支多阵线”（“四?二二”据点），由张洪顺、彭永义任正副总指挥。

二十四日，县武装部调来灵山等区（镇）民兵四百多人，在张洪顺、彭永义的率领下，武装部肖文斌亲临督战下，开始攻打黎村“支多阵线”（玉林军分区一个武装排驻杨村区公所监视。车队从县武装部运弹药作武斗使用）。激战三天，于二十七日攻下黎村。“支多阵线”被打死三人，其余千多人外逃广东信宜和梧州等地。武斗中经济损失计吃去粮食三万六千多斤，财政开支一万八千多元。

武斗结束后，为了扩大对“支多阵线”在黎村的罪恶。彭昭南、韦聚贤、韦芝浩等人举办“支多阵线”搞武斗的战壕、工事、蒋介石像、伪币、封建迷信等罪行大型展览。经过这一系列宣传，到一九六八年清队时该区被打致死一百四十五人的恶果。（见容县“文革”大事件）

二十五日 南宁两派红卫兵“大联筹”成立，韦国清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欧致富在会上讲话。

晚上，广西“大联筹”召开会议，革筹小组魏佑铸、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参加会议。研究：（1）成立“大联筹”办公室；（2）派联合工作组到钦州地区制止武斗等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柳州地专“总部”和“联司”两派代表，就两派大联合进行座谈，达成六条协议。协议中说“要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柳州两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促进革命大联合公报’”，“决定在当月二十六日成立‘柳州地专革命联合筹备委员会’”。两派参加座谈的代表共二十九人，柳州军分区代表三人共三十二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柳州两派群众、驻军六万余人庆祝柳州两派群众成立“大联筹”，实现革命大联合。两派代表表了态，驻军代表孙凤章讲了话。会后，公布了实现大联合的九条措施。（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十三时二十分，“四˙二二”各县“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各地大屠杀。伍晋南接见并讲了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二二”还成立了“一二?二六指挥部”约有七百人进驻军区礼堂和群众接待站，安装了高音喇叭，发布了“一二?二六”声明，重申“反屠杀指挥部”提出的五点要求。（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十九时三十分，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对进驻军区的群众的工作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七日 凌晨，梧州“联委”攻打“造反大军”红三司六一七公社据点一幼，“造反大军”陆永雄等三人被打死，十七人被打伤，赴京代表郭坚左臂中弹受伤。次日，梧州军分区刘文举副政委和周树忠副参谋长等人到“造反大军”军 部做工作，被围攻和殴打，周被扣留，第二天才放回。（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桂林市“联委”（即“联指”、“革联”联合组织）成员孙宝山想夺“联委”的领导权，加上孙宝山打、砸、抢行为严重，支左部队认为，孙宝山是桂林两派武斗的重要因素，经军管会与“联指”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柴俭等人商定，由军管会出动一个连兵力，抓捕孙宝山。本月三十日凌晨五点，孙被解放军战士用冲锋枪击中头部身亡。（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两派群众组织，第一个按车间、班组实现大联合。双方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六条协议》和实现大联合的《十条协议》。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区革筹小组成员韦国清、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驻军负责人王璞等到该厂参加全厂职工大会，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以该厂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坚决支持和祝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九时至十六时五十分，“四˙二二”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还有近二百人提出要求解决工资问题，进入军区作战办公楼静坐长达十四小时。直至一九六八年元旦才全部撤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时，王斌、安平生参加大联筹会，研究两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孙凤章主持召开柳州市第一次“大联筹”成员会议，强调两派群众务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按照九条措施去办。并最后提出三点要求：“1、号召两派群众组织，拆除所有武斗工事；2、上交武器，停止武斗；3、整顿市容，干干净净迎新年。”（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就广西军区就玉林、梧州、钦州地区发生武斗的问题发出制止武斗的三条命令：1、双方立即停火，不准进攻对方；2、双方所抓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3、凡因武斗而进城的农民及其他人员 ，要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否则由挑起者负责。（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大学“能闯”向区党委书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发出“勒令”文告，限令他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十二时前交出所谓“认罪书”，否则凘针采取最强硬的措施。（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十八时三十分至二十一时，韦国清、魏佑铸、王斌、伍晋南等接见“四˙二二”进驻军区的一千多名群众。韦国清、魏佑铸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别在会上讲的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驻柳四支队七十辆汽车去湖南运粮，被以程靖球为首的融安县“青年近卫军”拦截。在长安镇河东八天，不准他们过河。扣留十五台车和解放军。抢走押运部队队冲锋枪十五支，子弹九百发，炸伤押车战士三人。车队返程时，又被抢去茶油二十六桶共九千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0卷）

本月间，老干部张进煊强加给莫须有罪名，遭受迫害。张于一九三八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回合浦重建地下党组织，是合浦县第一县委书记，是合浦党组织者之一，一九五八年被错定为“反党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受处分。一九六一年重新安排工作。在“文革”中又被本单位“文革”组织强加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党分子”和“反党、反人民”等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上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在合浦医院含冤逝世。（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编印出版派性小册子：《还我长城——彻底清算伍家村修正主义集团窃夺军报〈广西日报〉大权的滔天罪行》。其中《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文明确指出：“军管《广西日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组织革命派（按：指“联指”组织）和革命的工农兵办报，大量刊登革命派的文章……。在军管《广西日报》上从不刊登为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保守派（按：指“四?二二”组织）的活动和文章”。编发了《在军管〈广西日报〉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柳州“造反大军”“钢青近”抓了“联指”斗批改组织一女同志到小南路日杂经理部彭大陆住处，审讯、用电刑后，由刘和明、彭大陆等人进行轮奸。（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0卷）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二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8.12.30



一九六八年


（凡注有“△”符号的条目，材料来源见区档案存的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文革”材料卷《广西革筹大事记》。)


一月


四日 钦州县“联指”攻打“四˙二二”三十六曲林场据点。对方未防卫，结果“四˙二二”一工区队长、四工区副队长、医生等五人被捉去杀害。（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福绵事件”后，玉林“四˙二二”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五日 灵山县“联指”调集民兵五百多人用六O炮三门、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十五挺攻打县“革联”（四˙二二派）。“革联”没有抵抗力，在逃出据点过程中被打死五人，县委副书记郑振才被民兵用叉叉死，“革联”被俘二百多人。（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在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两派骨干会上作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报告。韦国清强调，要很好地学习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见《广西联指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同日 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一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与贺希明、霍泛发表“四?一九”声明，支持“四˙二二”犯下了“严重罪行”，“勒令”伍晋南交出“认罪书”。广西大学“能闯”红卫兵头头宾祖媛等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围攻批斗，侮辱折磨达两个多小时。（见区档案馆存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文革”材料卷《广西革筹大事记》）。

是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对“联指”广西大学“能闯万重关”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伍晋南要承认错误，并交出动手打人的人，否则通报全国。（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是晚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组织红卫兵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要求欧致富司令员严肃

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欧致富出面做工作，示威群众于翌日三时离开了军区。（“△”）

六日 《广西联指报》二版刊登“红色观察员”的评论文章《绝不允许小资产阶级派冒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论南宁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容许颠倒》。评论文章指责对立派是“非无产阶级革命者”并揭露伍、贺、霍、谢、袁（家柯）支持“四˙二二”篡党夺权，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章称“联指’是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日 梧州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指”观点）和“井冈山红卫兵”直属部队在河西文栏路口召开“公判大会’，以“兵事法庭”名义，判处第二饮食公司职工张培松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四中教师郭沃滔死刑，缓期执行。这一杀人事件是经过“联委”（“联指”派）主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黄锋杰等策划的。张培松当时是被公开监督的“四类分子”，杀他的理由是说他在大东酒家门前公开煽动武斗，因而遭到杀害。（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七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红色铁路”五百多人到广西军区请愿，抗议南铁军管会在“文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魏佑铸政委做了说服工作，“红色铁路’离开了军区。（“△”）

八日 下午，区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召见“联指”广西大学“能闯”头头宾祖媛等二十多人谈话，指出他们拉伍晋南到广西军区围攻是错误的。（“△”）

十八日 由于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四˙二二）群众，县“革联”苏志伟、谢有德率控诉团二百多人再次来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要求军区制止灵山“联指”的罪恶行径。魏佑铸接见了苏志伟、谢有德，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控诉团在军区静坐。（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说：“黎村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派，由于‘走资派’的挑动和革命组织内部的不纯，混进了少数坏人，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后果比较严重。虽然武斗已停止下来了，但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比较严重，我们拟把调查组继续留在那里，发动群众，刹住武斗歪风，动员外来民兵回去，欢迎‘支多阵线’（“四˙二二”）外出的群众回来，收缴两派所有的武器，组织两派协商，尽快达成制止武斗协议。”（注：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黎村武斗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黎村“四˙二二”抢夺“联指”同心区据点二十六支步枪。九月十三日，黎村“联指”在四维四面山头设岗哨、架机枪，向“四?二二”据点射击。“四?二二”还击并攻下“联指”据点，把“联指”的周恒彬等六人打死。九月二十六日，“四˙二二”在途中伏击“联指”，把马耀光等六人打死。“联指”于当晚抓“四˙二二”的江文苏等六人集体枪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容县“联指”调集民兵四百多人全副武装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四˙二二”十二人，伤二十一人。“四˙二二”被打散后，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三万六千多斤，开支一万八千多元。）（见容县“文革”大事记、广州军区、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分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之一、二、三、四）

二十日 广西“工总”和河池专区部分群众四百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声援灵山控诉团，在军区政治部大楼前请愿，揭露各地“联指”危害无辜群众的罪行，批评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副司令员徐其海答应派人到灵山制止乱杀人。（“△”）

二十三日 《广西联指报》用四个版的篇幅宣传报道上海“一月夺权的伟大胜利”。一版社论《伟大的“一月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时发表《欢呼夺权胜利一周年》的文章。二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关于坚决批臭“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叛徒”贺希明。掀起革命大批叛新高潮总动员令大会》等文章。四版用整版篇幅发表赞扬、歌颂“一月夺权”的短文。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靖西县发生大规模杀人事件。二十日县武装部长李季召开公社武装部长紧急会议，研究调民兵进城。二十四日下午一千五百九十名民兵进城，二十四晚发枪支弹药给“联指”组织。“造反大军”见势不敌，逃散。二十七日，民兵搜捕干部、群众三百二十人，杀死干部、群众、学生二十八人，县委书记黄小林（已提为百色专区副专员）被诬为“四?二二”后台，被打死。二十七日军分区政委苏毅坚来靖西“视察”，在人武部“支左”人员干部会上说：“靖西打得好，解决问题快，损失少。”（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一千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八人，“四˙二二”被俘三百多人，其中有八十七人被杀害。其中被打死有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志、副县长周中权、县农业局长张万荣、前钦州副书记将斌、女广播员等。当“联指”进攻到最后一个据点时，欧致富下令说不准再打了。这时，军分区、县武装部才出面制止。（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刚从北京学习班归来的自治区副主席、区“抓促”指挥部副组长李殷丹，一下火车即遭区计委“联指”头头何勇富等人绑架，关押在“联指”指挥部私设的牢房达两个月之久。三月下旬，区计委“联指”头头又把李殷丹转移至“沥血红卫兵”指挥部私设的牢房关禁至六月底。七月一日，由广东军区干部、“三办”工作人员王生江押送至茅桥“监护所”关押，至一九七一年八月被转移到武鸣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八月始得宣布解放。（据李殷丹口述）



二月



二日 上午，区革筹韦国清、魏佑铸、王斌、伍晋南召见广西“四˙二二”龙智铭等九名常委。韦国清要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搞好“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是日 下午，韦国清、魏佑铸接见广西“联指”颜景堂、廖炜雄、李家海等六名常委。韦国清要求他们继续抓好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同日 区革筹给凤山县发出制止武斗的五条命令：（1）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有分歧须通过协商解决。（2）“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据点是错误的，要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进攻，撤除包围。（3）农民进城搞武斗是错误的，立即回原单位。（4）要维护中央“九?五”命令，不许抢夺武器设备。（5）“造反大军”绑架县人武部长是十分错误的，要立即送回。（“△”）

四日 上午，区革筹开会。讨论如何克服派性和抓好对敌斗争问题。出席人员：韦国清、魏佑铸、王斌、郝忠云、安平生、孙凤章。

魏佑铸说：“要解决部队的派性问题创造条件，进而解决群众的派性问题。广西的问题是敌人还没有揭露出来，派性还没有克服，首先是部队的派性没有克服”。“广西走资派究竟是谁呢？中央怎样考虑的，我不清楚，究竟有没有走资派？我想可以把贺（希明）、霍（泛）“拿出来”。（韦国清插话：中央是知道的。问题是要我们自己去发现，把他们都揭露出来。）“贺、霍一是历史反革命，一是叛徒，无疑是我们的敌人”。我倾向把这两个靶子树起来。当然，把贺、霍拿出来，对“四˙二二”可能思想准备不充分。“四˙二二”有部分人对贺、霍恨不起来。把贺、霍拿出来，可能给“四˙二二”增加压力。贺、霍拿出来后，伍（晋南）一定要与之划清界线。

韦国清说：“广西有几条黑线。一是历史反革命，他们当过高级军官，在红军时代，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二是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过去有一批留苏学生，有的参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资派，也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黑线伸向广西。走资派是黑线上的人物，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当前群众派性比较严重，这些人不利用群众的派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去年底大联合的形势很好，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动。透过南宁和一些地、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看到逆流是从哪里出来的。“捍联站”和有关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联络站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黑手嘛！要把黑手统统抓出来！”

孙凤章说：围剿派性的意见很好，我同意，驻柳州地区五十五军要克服派性，其中主要由我负责。当前敢不敢承认和克服派性，就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派性大敌当前，必须打倒。对“四˙二二”反映“三个照办”不落实和遭到大屠杀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柳州各部队之间的关系要很好解决，只能通过反对派性，通过自我批评来解决。

王斌说：“孙凤章的发言，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统一认识、一是当前有些群众组织的矛头还是指向省军区。省军区和各分区过去一边倒。（支持“联指”）是不对的了。但他们早已开始转弯了，当然转变并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向“四˙二二”做工作，使之相信军区系统。‘四?二二’讲‘三个照办’没有落实，我们要具体分析。‘四˙二二’当前提出的什么大屠杀，武装部指挥武斗等等，我们不能承认。我们革筹小组还是沿着‘三个照办’去处理问题的。当前是不是同意‘四˙二二’说我们搞反动路线，而把屁股坐到他们一边去？肯定地说不能！绝对不能！总之，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维护部队的团结统一”。

孙凤章说：“从我个人看，没有也不敢把矛头指向省军区，也没有把问题推到区革筹小组身上。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是有好处的。省军区、各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对过去的问题还是作公开检查一下为好”。

韦国清说：“讲大屠杀是错误的。大屠杀就是敌我矛盾了，应该给‘四˙二二’说清楚”。（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卷革筹小组会议记录本）

同日 晚上，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和专案组人员。听取他们汇报查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专案情况。（“△”）

五日 凌晨，金城江“联指”兵分三路包围“四˙二二”据点旧钟表楼等据点，当场打死八人，打伤四人，俘虏数十人。“四˙二二”据点被毁。从此“金三军”（“四˙二二”派）在金城江销声匿迹。（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玉林专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配备步枪八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六挺，冲锋枪四百零七支，各种炮八门，手枪一百六十四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四˙二二”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四?二二”十三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四˙二二”死五人。在这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七十二间，吃去国家粮食一万四千斤，肉类八千八百斤，耗费国家资金二万多元。（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至十七日 上思县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全县被斗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被杀三百九十七人。（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 区文化大院“全无敌”总部（“四˙二二”派）工作人员胡云峰在大院被另一派群众薛鸿凯开枪打死。“全无敌”发表声明并到广西军区大院请愿指责对立派杀人，军队支左人员（支持对立派）召开大会宣布胡云峰为反革命分子。此事至“处遗”时得到平反。（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广西“四˙二二”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斗队主办的《红卫兵战报》发表该报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钢领”——评“倒旗协议”》。文章指责当时柳铁两派达成的所谓“倒旗协议”，是“当年《哥达纲领》的翻版。说这个协议脱离柳州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在纸上空谈收缴枪支，助纣为虐，鼓励和纵容“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破坏三个“照办”。文章还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砍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来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取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作官”。（见《红卫兵战报》、《广西联指报》）

十二日 广西“四?二二”五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大会，并发表声明：（1）韦国清必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否则后果由韦国清负责。（2）区革筹、广西军区必须同意我们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请求。对此，韦国清指出：“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是有黑手挑动‘四˙二二’搞起来的”。（“△”）

十三日 柳江县拉堡发生武斗，“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组织人员出击。由常委韦正均、刘目忠等带领数百人前往“助战”，武斗达一周之久，刘若章、郑国忠、凌广友等二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带队去武斗的“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之一金成贵也被打死。（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的情况》报告说：“自一月中旬以来凤山县多次发生武斗。二月初，双方又调农民千余人进城武斗。区革筹小组河池军分区司令员孙长锁去处理该县武斗，但效果不大。该县武斗的发生和扩大、除坏人挑动外，当权派副县长覃家修和离休老干部廖熙英插手是重要原因，他们支持“造反大军”，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调动农民进城。此外是县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亲一派疏一派，“造反大军”失去信任。柳江县“造反大军”四百多人突然袭击柳江县“联指”三个据点，死伤了一些人，又冲击县人武部。柳州军分区派到该县制止武斗的同志无法开展工作，武斗未能制止平息”。

同日 融安县“联指”攻打铜鼓桥。二月九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墟、铜鼓桥和直属粮库后，融安“联指”派人向柳州地区的“联指”派“地专联司”告急求援。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援，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十二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十四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及象州“联指”武斗人员三百多人由蒙志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十三辆汽车赴融，配合融安“联指”于十六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墟、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五时才停火。“联指”抓获“俘虏”三十六人，押解途中杀害十五人，双方对打中死五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广西联指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这批“反团”有容县“‘四˙二二’革总”等二十五个群众组织是所谓“反共救国队”、“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组织。（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联合发布对自治区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的布告。军区副司令员宋治平任军管会主任。

十八日 下午，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四˙二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错误行动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十九日 南宁市新华街出现“四˙二二”化工学校“干到底”兵团给韦国清的《忠告书》。要求不要把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并警告韦国清不要重犯去年“三月黑风”。（指广西军区发动砸“工总”）的错误。

二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积极促进各专、市、县革委会成立的通知》。（“△”）

同日 区革筹小组批准田阳七O二矿革委会成立，这是广西建立第一个县级革委会。革委会主任由支左的六九一二部队科长王新如担任。（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中旬，广西革筹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韦国清、魏佑铸、安平生均讲了话，会后，发出14号文件。说：“混入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相勾结，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破坏社会治安，对于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和镇压”。此后，各县、市相继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和14号文件。（详见上林、大新、灵山等县和南宁地区、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又称四级干部会）。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报告说：“对于胆敢进行破坏的地、富、反、坏、右，坚决镇压”。十九日召开武装部长会议，县武装部长徐广杰说：“杀几个坏分子问题不大，我们不插手”。大会倡议书号召“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及时处理，坚决镇压敌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在这次杀人中有十四个公社（全县共十九个公社）武装部干部参与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详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广西“四˙二二”一部分人到驻解放路的六九一二部队抢枪，抢得步枪四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六O炮一门，被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指为“反革命行为”，并勒令“四?二二”如数交回枪支弹药。（“△”）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坚决维护军管军训和立即取消“兵管兵训”、“民管民训”、“工管工训”、“农管农训”》的通知。（“△”）

是日 区革筹在区体育馆召开两派骨干和部队干部大会。韦国清在会上讲话，他说当前某些地区发生武斗，有人说是军分区、人武部挑动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有的干部支持这派那派，这笔帐是要算的。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二十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南宁市“文革”的几个突出问题和我们的措施》的报告。（一）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革筹小组和军区进行攻击，主要是“四˙二二”的某些组织还提出打倒李仕才、吴华，攻击韦国清、欧致富不按“三个照办”办事。（二）进驻军区机关，干扰革筹小组和军区的工作。（三）抗拒中央命令，阻挠部队调防。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命令下一个月了未能执行。（四）抢夺部队武器。（五）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活动，破坏革命秩序。

初步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教育群众同坏人划清界线；由韦国清向两派群众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调查研究，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工总”建工分部等组织武装冲击我执勤分队的情况的报告》和《两个连的武器装备被抢的情况》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

二十四日 广西“联指”下属“建司兵团”到广西军区仓库抢了一批枪支弹药。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农智（抓促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传达区革筹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会上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此次会议后即在全县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到革委会成立的十七天内，全县被杀害二百三十九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天等县武装部主要负责人马政华在二月下旬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上说：“敌人现在已经跳出来了，要杀革命干部，要杀土改根子……等”制造杀人舆论。三月八日，县武装部副政委于区武装部长会议上讲形势讲准备成立县革委会；说南宁地区十四个县有十二个县正准备成立革委会工作，南宁现在已抓坏人，天等县已判刑八人、杀二人；小山民兵五粒子弹杀一个敌人……等。三月十日开始杀人至三月十三日止全县已杀近百人。

十四日马政华在县双代会预备会上又说：“阶级敌人气焰嚣张要杀贫下中农保地、富、工资三十元以上的干部要杀掉的话来欺骗煽乱杀人；要求各区以实际行动向革委会成立献礼，完成生猪上调任务（即杀人任务）。在马的号召下各区武装部长纷纷动员代表完成任务。到十八日止，全县被杀死四百二十七人。三月十八日天等县庆祝县革委会成立。当天有天等区等六个区发生杀人事件三十一起，杀死一百零二人；庆祝成立革委会的前一天，批准成立革委会后一天向都区武装部长组织一千多民兵包围中和街抓坏人并打死九人。这次祥元卿于三月十一日、十三日两晚杀死四十六人，造成十六户无男人、七户死绝。杀人凶手轮奸死者妻女后强迫他们嫁给凶手为妻。这个县从三月九日至三月底共杀死九百七十多人。（详见天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工总”得知“联指”把抢来的枪支弹药藏在部队的油车运往钦州。因此，“工总”所属组织在南宁市友爱路拉劫油车一辆，没有发现有枪支弹药。对此，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指为：广西“四˙二二”拦截军车严重事件。（“△”）

二十七日 欧致富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欧致富向他们表示要揪出插手凤山的“黑手”来。（“△”）

同日 区革筹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连发出两次督促地、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这也是造成大批杀人的重要原因，在南宁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迫使有的武装部负责人竟然提出 “枪杆子出政权”的口号。

二十八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黄达升、高兴学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四?二二”野战军。黄达升说：“区革筹、广西军区对大屠杀制止不力，我们成立“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1）支援各地“四˙二二”抗击“联指”的大屠杀。（2）镇压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现行活动。（3）打击清理混进“四˙二二”的坏人。（“△”）

同日 东兰县“联指”向“四˙二二”派据点县粮食局发动起进攻，“四˙二二”派排成三队出来“投降”。“联指” 派韦玉金拿手榴弹敲一“四˙二二”派人时手榴弹落地爆炸，炸伤十多人；“联指”派少数人趁机大喊：他们搞假“投降”！当场打死“四˙二二”派十多人，伤十人。（详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县武装部召开“抓促”碰头会议，贯彻区革筹“抓促”会议精神：“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促生产。二十四日下午，大会通知到会人员集合乘车前往总江船闸。观看了两场公社两个民兵枪杀两个所谓“坏人”，为到会者作了杀人示范。第二天开会，钦州军分区黄新平副参谋长在会上介绍了钦州、防城等地群众起来杀“坏人”的“大好形势”，并说：“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四类分子，群众起来了，收他几个看来问题不大，一定要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世界做了”。县人武部副政委陈卓球作总结说：“当前主要是抓阶级斗争，西场、沙岗两个公社把阶级斗争抓了，一切工作都顺利开展，大家回去要很好贯彻”。后会，全县普遍出现成批乱杀人。……仅“抓促”碰头会掀起的这股杀人风， 三月份就造成一千多人无辜死亡。（详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1）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2）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3）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



三月



本月初，大新县宝墟板统生产队长农立茂借“群众专政”的邪风，为报复文革小组长旭清揭发他多吃多占集体财物的私愤，指使同派的农绍明、黄立光半夜拿炸弹到农国胜的门前去爆炸。事后，农立茂召集社员开会，说：“‘四˙二二’胆子真大，竟用炸弹炸共产党员农国胜的家”。即派民兵把农旭清、农德光等七人抓起来杀死。“处遗”时受害者已平反昭雪，农立茂被判十年徒刑。“文革”中，在派性和“群众专政”的掩护下，挟嫌报复的事，各地都有发生，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无辜。（见大新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广州军区发出《关于专职武装干部退出群众组织的请示报告》。

二日 横县“联指”攻打莲花塘、周村等“四˙二二”据点。整个事件共杀死一百四十四人。三月七日至三月中旬，莲塘区、横州区、校椅区等地又共杀一百零七人。（详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二、三版刊登广西“联指”区直机关司令部、区党委机关司令部写的所谓《大叛徒霍泛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

五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要求六九八四部队回邕支左。大会通过了《再致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六日 广西“四˙二二”的“草上飞”第二挺进队又在南宁市张贴大字报，说韦国清调离六九八四部队是为了孤立压制“四˙二二”。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说，这张大字报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毒草”。（“△”）

七日 晚上，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几个重大问题决策。出席人：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伍晋南、安平生。列席人：徐其海、孙磊、吴华。韦国清说，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去了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

欧致富说，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

韦国清说：对融安可采取解决里高墟的办法解决。看看需要多少部队，对欧致富具体组织。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按：解决里高墟的办法是：区革筹、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包围里高墟“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

欧致富说，融安“造反大军”有六百多条枪，一千多人， 部队少了是不行的。

魏佑铸说，建议广州军区给广西调部队？

韦国清说，可以向广州军区提出意见，派部队解决柳州地区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二二O师派部队解决。柳江县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南宁的问题如何解决呢？（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区革筹会议记录）

八日 广西“四˙二二”撤出进驻广西日报社人员。（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宜山县发生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八日，“造反大军”从最后据点——四方楼走出投降。在武斗中，宜山“联指”使用了八二炮、十六?七毫米高射机关枪等重型武器，武斗结束时，当“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详见宜山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四˙二二”下属“飞将军”宣传队在南宁市张贴《今日战斗口号》。“不怕牺牲，收复据点”、“坚决粉碎韦（国清）老爷出钱，广西军区出枪，广西‘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河池军分区、凤山武装部发出《同意凤山县部队进驻“联指”据点，保护群众》的电报。

十二日 《广西联指报》开始批判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傅雨田。二版整版篇幅刊登区人委办公厅“革命战斗团”写的所谓《打倒大叛徒傅雨田》的文章。

十四日 军管《广西日报》恢复出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

同日 区人委“倒海翻江”撰写了《刘少奇、陶铸伸向广西的黑手——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贺希明的罪行》。（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的问题》。报告诬说上石“农总”是一个“坏人”当权和聚集的组织。二十名领导成员中，所谓有地主分子一名、坏分子二名、劳管分子一名、投机倒把分子三名、“四清”下台干部一名、有政治历史问题被清洗回家三名、杀父之仇一名。“农总”的所谓“罪行”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公开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农总”后台陆崇勋指着毛主席像说，“他下台我们就好过了，可以吃饱饭了”。（2）把四清运动诬为“强迫插队青年清”、“口粮全家清”、“无理压人清”、“贫下中农被打击清”。（2）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头目刘深海在社员大会上公开说：“谁想多开荒，吃得饱就来开会”。（4）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支、步枪五十一支。（5）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八项任务”；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称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区革筹、广西军区）的意见是：（1）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2）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

同日 《广西联指报》二、三版整版篇幅刊登魏佑铸三月九日在广西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横扫派性，斩断黑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讲话指出联合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有“黑手”破坏，他们挑动派性。因此，一定要斩断“黑手”，才能巩固联合。讲话暗示“黑手”就是所谓“贺、霍、傅、谢、袁”之流。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说：“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他们组织挽留六九八四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奸，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 我们要向“野战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要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十八日 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全专区共杀人二千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一千多人。（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崇左县武装部科长黄玉辉召集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成立会的本县代表开会。县人武部长张洪恩对代表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了九十四人。（见崇左县“文革”大事记）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七月五日的专区革委常委会上，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区革委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已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肯定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做法，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至十九日 广西“四˙二二”航运“工总”召开形势座谈会。组织广西赴京“控诉团”。有四百多人于六月中旬到京西宾馆静坐，要韦国清出来答复广西武斗问题。六月二十五日动员冲进京西宾馆。控诉团静坐到七月一日被解放军押回和平里办“学习班”。（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马山“联指”在县人武部默许和县委部分人支持下，调动一千多武装民兵和三千多群众包围马山“四?二二”占领的马山县城。二十日总攻发射“飞雷”（炸药包），二十五日命令“四˙二二”投降。晚间“四˙二二”逃走。“联指”总指挥潘立成组织追击围剿，抓到俘虏大部分杀害。这次攻城用高射机枪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二十四挺、步枪……动用财物经费三万五千多元，大米六万二千多斤，毁房一百二十七间，公私财物损失达二十万元以上。死亡一百九十九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百色专区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由苏毅坚（百色军分区政委）担任，覃展（地委副书记、专员）任第一副主任，张吉亭（百色军分区司令员）、马扶增（六九O八部 队政委）、张平（百色地委副书记）为副主任。（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情况续报》诬说，广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军”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和一个团）驻长安镇（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关于融安武斗的情况根据“处遗”调查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元月七日，融安“四?二二”的“青年近卫军”在长安河西车渡码头拦劫六八八六部队军车，抢得冲锋枪九支和一部分粮食。二月九日下午，“造反大军”由河西码头强渡过江，占领东墟“联指”据点。武斗中“造反大军”死人四，伤九人，“联指”死四人，伤一人，其他群众死二人。二十四日，融安“联指”要求柳州“联指”支援，攻打融安“造反大军”。柳州地专“联司”派出“工交兵团”支援融安“联指”，二十六日围攻融安“造反大军”直属库据点，抓获大军三十六人，押解途中杀害十五人。在武斗场上“联指”死三人，“造反大军”死五人。总共死二十三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突出刊登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是柳州铁路局“四?二二”《红卫兵战报》编辑部的文章）。同时刊登批判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的文章。

二十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四三一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五十五军、电报提出以下的几点要求：（1）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2）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3）清理外来人员。（4）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四三一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部队进驻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从县城撤到农村，建立据点，企图保持力量。四三一团和县人武部支持“联指”，继续围剿“造反大军”，结果，在融安境内，大抓大杀“造反大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县人武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曹竟军在长隆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贯彻上级有关抓阶级斗争精神，刘彬、张子义等在会上布置刮“十二级台风”，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在会上肯定谭头公社新寨大队大搞游斗，随意打死被游斗者的错误做法。会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的恶浪。七月上旬，板桥公社在“刮台风”杀害七十五人。七月二十四日，刘彬和原县长韦宗芬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友明、阳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负责人带领融安“联指”和三江倜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县人武部九九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山顶大军据点（驻军据点只有四个人），打死造反大军二人，烧死二人，“联指”死亡一人。八月十日，县革委会布置继续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长安镇在大刮“十二级台风”中二次游斗。共打死九十二人。八月二十一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各公社（镇）革委会主任会议，肯定长安镇的做法和经验好。还组织前来参加会议的革委委员到街上目睹杀人惨状。这样，全县共杀害无辜干部群众七百二十三人。“文革”中全县共死亡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三十一人，工人四十六人，居民七十九人，农民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学生八人。（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隆安县革委会成立。杜易任革委会主任，连治国、苏义、张久吉任副主任。同日，发布第一号文件强调：“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要坚决镇压”。会后，小林区即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在会上打死七人。三月下旬至五月，隆安县布泉区发生了十三起杀人取肝胆的惨祸，被取肝胆者二十四人，为首策划和参与分要肝胆的是区武装部长黄以荃（已故），和区武装部干事韦玉清、周朝珠、隆秀佳等人。七月七日成立了以杜易为首的落实“七˙三”布告五人领导小组，印发“七˙三”布告十七万份，举办落实“七?三”布告学习班，参加人数十二万多人，开现场会，推广乱抓乱斗打死人的经验，全县打死一百二十人，逼死（自杀）八十三人。各社、队结合揪“反共救国团”，又打死一百六十三人， 逼死三十六人。八月中旬，杜易主持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再次强调要解决“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怕字当头”的障碍，大战八、九月，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到九月底，全县斗打死四百五十五人，逼死（自杀）二百六十九人，占“文革”期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数百分之五十三点一二。十月六日至十二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自治区关于制止乱抓人乱杀人的“九˙二三”通知，仍强调“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把那些极端阴险狡猾的、隐藏得很深的敌人统统挖出来”、到十二月底，全县仍乱斗打死、逼死四十一人，隆安县“文革”十年中被迫害死一千三百六十三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四，县革委会成立前，死亡五十八人，县革委会成立后，打死逼死一千三百零五人，占“文革”期间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七。（详见隆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南宁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许长庚（军分区政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南宁地委副书记）、副主任熊光武（军分区司令员）、李文轩（分区副司令员）、伏崇礼（南宁专区副专员）、（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 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乡长）组织乱杀人，用枪、棍、锄打死无辜群众四十人（其中有未成年的十二人，双目失明老妇一人，未满七个月婴儿一个）。有十三户男性被杀光（覃锡明“处遗”时被判死刑）。（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田东县印茶地区“贫下中农革命老人揪斗坏人行动指挥部”策划杀人及伪造三起“反团”案件。三月二十七日杀十四人，关押三十人。杀人前后伪造“中苏美反共救国军”案涉及数县共五百七十七人。仅印茶片打死二十二人，斗打一百三十三人，伤二十八人，关押四十六人。（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下午，南宁驻军和各界群众八万多人在朝阳广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誓师大会。声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团”。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出席。韦国清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坚决拥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和坚决拥护对黄永胜、温玉成任命的命令》的电报。

二十九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和全区各地“四˙二二”群众惨遭杀害意见分歧，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当时，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军区保护，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四˙二二”参加区革命委员会。从此，区革筹、广西军区把广西“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两个组织，承认龙智铭等四人是代表老“四˙二二”的，不承认改选后的“四˙二二”。到清查“五˙一六”时龙被逼自杀；曾春生也被清出领导班子。

同日 广西“四˙二二”野战军“邕江风雷”发表《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表示坚决抵制即将成立的自治区革委会。宣称这个革委会是“伪委会”、“派委会”。声明还说“它的成立将会带来象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被区革筹、广西军区定为“大毒草”。（见《广西联指报》）

三月下旬，贵县人武部、“联指”调民兵一千多人攻击大农村，打死“四˙二二”派四十七人，伤十七人，炸民房二十六间，抓“四˙二二”派十六人全被打死，共死六十三人；同一时间松英文革组长分十二次打死群众四十人，以上共计一百零三人。（详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四˙二二”围剿。“四˙二二”派被杀一百一十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县委副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三?二四”事件（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二十九日 撰写《今日的哥达纲领》的肖云（红卫兵、柳铁一中学生）在柳州市被逮捕。一九七二年七月被释放，一九七九年一月给予平反（据柳铁核查组材料）



四月



三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的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说，“南宁出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较突出地表现在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野战军’身上，他们排斥主张大联合、三结合的人，还公开集会、游行，直接把矛头指向区革筹和军区，通过大字报大造武斗舆论。为了迅速排除干扰，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坏人，打算公开表态，发动群众对“邕江风雷”所发表的声明公开进行批判。对‘野战军’内的坏人、黑手和该组织的行动，要进一步查明”。

四日 广西“‘四˙二二’野战军”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有八万多人。熊一军、黄达升主持大会。会上通过决议：（1）关于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员和赴京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2）《关于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区革筹、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是日 南宁地区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强调“革命大批判要持久地开展下去，要始终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霍泛、傅雨田之流。还要深入揭发和批判杨（成武）、谭（震林）、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的罪行”。（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韦国清乘飞机赴广州，向广州军区汇报广西“四˙二二”当前动向问题。（“△”）

是日 《广西日报》头版突出报导南宁北岸砖瓦厂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粉碎敌人破坏阴谋》的消息，消息说该厂革委会的诞生，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现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公开向革委会挑战，又被广大群众粉碎他们的“阴谋”。（见《广西日报》）

五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南宁出现“打倒伍晋南”等标语的情况报告》。

是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报导《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报导说在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帮助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洪流滚滚向前，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报导要求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头版下半版转载上海《文汇报》社论《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见《广西日报》）

是日 钦州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晓峰（钦州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曹俊德（钦州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腾世舜（钦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中（钦州地委副书记、专员）、阎庆身（钦州专区副专员）。（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日报》开展对《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的批判。一版整版篇幅刊登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共二十一条。二版上半版发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二版下半版刊登柳铁沿线军民狠批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的特大消息。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卫东思写的《今日的哥达纲领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批判文章。

七日 广西“四˙二二”红卫兵五百多人集会并游行到广西军区请愿，强烈反对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说即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就是“派委会”。他们就这个问题呈送了《给区革筹和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是日 《广西日报》二版在《举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批臭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通栏标题下，刊登《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发黑炮弹》等四篇批判文章。

八日 广西“联指”三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口号是：“坚决拥护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正确领导！”“坚决支持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坚决打倒袁家柯！”（“△”）

同日 广西“四?二二”的“飞将军”发表《紧急声明》：（1）在广西的“庞大人物”及其一小撮“黑手”操纵下，原定四月八日成立所谓南宁市革委会是抹杀三个“照办”，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办的派委会”。（2）坚决支持广西革命造反派抵制和砸烂这个“官办的派委会”。（3）广西“四˙二二”的红卫兵“四˙七”革命行动好得很！好极了。（4）不击退右倾老保的翻案妖风，誓不收兵。（“△”）

九日 南宁举行干部群众大会。韦国清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标，痛击右倾翻案分裂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讲话第一部分是关于当前形势大好问题。第二部分是坚决痛击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逆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问题。韦国清说，江青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进程中，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当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右“左”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江青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现在有人乔装打扮，蒙骗群众，诡称自己是革命群众干部，企图混进革委会。如南宁“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中，公然扬言要“坚决抵制南宁市这个‘伪委会’、‘派委会’”，还诬说什么革委会的成立，就是要搞象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北海市的“狂人”战斗队四月五日抛出一个“反动”的《论时局斗争的任务》。我们广西有人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座谈会”的黑会，我们广西文艺界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他们兴风作浪，要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要警惕反革命两面派进行反革命活动。请看刘、邓、陶以及他们的黑爪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任重、谭震林、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要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把他们揪出来。……”。讲话第三部分是今后的任务问题。会后，全区各市、县都根据大会提出的口号，强调反对“三右”，并组织“保红部”，纠察队，刮十二级台风，结果五、六月份全区被杀害干部、群众在二万人以上。（见十一日《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联指报》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社论与韦国清上午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矛头指向对立派。说什么“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兴风作浪，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反革命逆流”。贺、霍、傅、谢、袁的黑干将狂叫什么“韦老爷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啦，什么军事镇压啦”等等。他们把当前我区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社论号召“联指”战士要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右倾保守，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反革命逆流，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再立新功。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又以整版篇幅刊登四篇文章，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四版整顿刊登“革命委员会好”的六张巨幅照片。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参加天津黑会和演黑戏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指出，现已查明广西参加天津文艺黑会的有：广西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总部梁宝光（南宁造船厂工人），南宁化工厂赵永茂，柳州铁路“四?二二”黄光佑等六人。这些人开会回来后，于十二月二日在区文联传达了黑会精神，调整了组织，健全了文艺组、美术组、编辑组，决定出版刊物，大喊大叫。广西话剧团“四˙二二”所属的“东方红”排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导演是一个有杀父之仇的吴桐华。我们对黑会、黑戏采取的措施是：一、查清了 广西参加天津黑会的组织和人员。二、贯彻了江青的指示精神。三、发动群众揭批周扬的罪行。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通栏标题下，发表围框社论《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同时刊登区卫东写的批判文章，题目是《把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是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四˙二二”部分人从县城撤至羌墟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县“联指”获讯后，于四月八日至十一日，以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墟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乙墟大队革委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共杀害三十户（全屯四十六户）五十六人（这些人中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八人，十岁和八岁儿童二人，不足三岁的婴儿三人），烧毁民房四十四户，一百三十三间（全屯一百四十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围攻后，幸存者流散他乡，整个下乙荒无人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搬回重建家园。（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南宁举行群众大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等出席了大会。魏佑铸、焦红光分别就“坚决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们号召军民要投入运动中去，反对所谓“右倾翻案风”。（见十二日《广西日报》）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驻梧州部队武器被抢情况报告》说：（1）本月十日中午，梧州“联指”召开批判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游行时，被梧州“‘四˙二二’造反大军”冲击而引起了武斗，互相开枪开炮。部队五十多人前去制止未成，被打伤七人。（2）同日十六日许，梧州“联指”分别“冲击”军分区、市人武部、分区独立营、监狱、看守所，“抢夺”武器和军用物资如下：军分区被“抢夺”手枪一支、步枪二百四十五支、冲锋枪四支、机枪二十支、重机枪五挺、高机二挺、六O炮一门、八二炮一门、手榴弹一百多枚、子弹四千多发、电台一部、市人武部被“抢夺”各种枪支八十二支，子弹三万三千二百多发。六六O团三营被“抢夺”冲锋枪十四支，手枪五支，轻机枪六挺、军装六十套，存款九千二百多元，粮票八十五斤。分区独立营被“抢夺”步枪十六支，轻机枪一支，六六O团有五名战士被打伤。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以整版篇幅报道连日来南宁群众集会《坚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消息。三版发表社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四版在《坚决打倒贺希明》特大通栏标题下，发表红卫东写的《彻底批判贺希明在财贸政治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

是晚 魏佑铸等召见广西“四˙二二”部分常委，指出有“黑手”操纵他们。

十二日 下午，广西“四˙二二”一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口号是：“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是晚 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魏佑铸等接见南宁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勉励他们把革命委员会办成革命化、战斗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南宁市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发出《关于成立区革委会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情况报告》，说有少数人破坏，尤其是“四˙二二”部分组织和少数坏头头表现突出。他们在区革委会人选问题上设置障碍，我们提名，他们不同意，协商无法进行，说“‘四?二二’野战军所属的组织混进坏人”，挑起派性。“联指”抓他们参加天津黑会的几个“坏人”送警司，他们反抓“联指”的人不放，纠缠不休，掌握的武器拒不上交，要搞大武斗。《报告》还罗织罪名说“在他们控制区据点附近，坏人横行，开办地下工厂、商店、野战军所属‘雄鹰’、‘邕江风雷’等组织，大搞打砸枪，强奸妇女十多人，打伤解放军七人。他们挑拨群众与解放军的关系。诬蔑解放军镇压造反派。上述情况表明，我们越接近胜利，他们越挣扎。我们要继续宣传最高指示，尽快要‘四?二二’提出参加革委会的名单来，要狠抓阶级斗争，增派部队进驻‘四˙二二’野战军控制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要他们上交武器，对拒不交出武器者，采取强行收缴”。

十三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主任：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副主任：张正安（独立二师政委）、肖寒（市委书记）、王恩厚（市委副书记）、梁中一（市武装部长）、李瑞祥（市武装部政委）。上午，在区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韩世福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南宁地处援越抗美前线，国民党反动桂系军阀的巢穴，这是有帝、修、反的暗藏特务、间谍、残存桂系班底，有托派残渣余孽，安插有中国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欧致富也在大会上讲话。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等出席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与此同时，广西“四˙二二”两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开到市革委会门前阻挡悬挂“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牌匾时，发生了对抗性的冲突。（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贵县举行庆祝县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误作“四˙二二”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四˙二二”不满， 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园，“四˙二二”抬刘小园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四?一三”事件。四月十四日，贵县“联指”以“四?二二”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简称“保红部”），调千余武装民兵进城，对“四?二二”群众刮“十二级台风”。一是围攻炸毁“四?二二”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十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四˙一三”后的一个月里，在贵县城区杀害和迫害死二百三十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大肆杀人。四月下旬，东津公社“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三十八人，斗死九十多人。五月上旬，县革委层层贯彻玉林地区政工会议精神，强调反“三右”（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继续刮“十二级台风”，五、六月份，全县又有二千一百二十九人被斗、打、杀死。在此期间，大岭乡柳江大队民兵营长徐善富趁大批杀人混乱之机，任意奸人妻、媳，然后又把受害者的丈夫、家公杀掉，前后共杀了八人，民愤极大。一九八三年“处遗”时被判死刑。在揪“反团”和贯彻“七˙三”布告中，七、八、九三个月，全县又有八百五十多人被打死、杀死和逼死。整个“文革”中，贵县共打死、逼死（自杀）三千一百七十一人，是死人较多的县之一。（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杨世昌（离休干部），在坡腾公社同步桥头被该公社党支书黄仲芳策划布置“联指”派黄英权、黄大彬、谢安祥开枪杀害，是河池地区最早被害老红军之一。同日下午其妻陈仁枝在练乡公社六王屯被“联指”人员杀害。（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至十五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见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四月十三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杀“反革命”二十四人，四月十六日又杀五十二人。从四月五日至五月六日杀五十六户九十二人（其中十五户被杀绝，一户十七人被杀十三人），大队治保主任黄芝珍是这次杀人的主谋并共刮死者财物二千七百零一元二角七分。（详见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上午，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告诉他们有关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事宜。（“△”）

是日 下午，区革筹开会，讨论研究三个问题：（1）关于区革委会的人选问题。（2）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广西“四˙二二”“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大毒草的问题。（3）公开揭露参加天津“黑会”的人的问题。（“△”）

是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欢呼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二版刊登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四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了整版共六篇“批判”文章。

是日 桂林市革委会成立。革委委员六十五人，常委十九人。主任王斌（广州军区后勤部二O分部部长），副主任郝忠云（一四一师副师长）、陈秉德（市人武部政委）、刘竹溪（市委副书记）、季兴华（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冯邦瑞（桂林市市长）、苏玉山（桂林市副市长）。（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关于南宁市革委会成立遭到“四?二二”反对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分部调查报告》。《报告》罗织“农总”之罪名是所谓：①组织人员非常复杂，其中“五类分子”二十六人，“反革命分子”九人，“坏分子”六人， 有政治历史问题四人，杀父之仇二人，“投机倒把分子”二人。成员共一百二十四人。②一些骨干分子极端仇视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攻击毛主席。③公开提出在农村中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八大纲领”。④诬蔑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⑤该组织的头头企图逃越南。⑥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是：用二OO师直属营一个连、独立一师一团二营五、六连、凭祥总站勤务连共四个连的兵力和直属营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歼灭这股反革命土匪武装。尔后留下少量部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四月三十日晚，广西军区调崇左驻军六五O部队、宁明驻军六八八一部队、凭祥总站勤务连和宁明机场部队共八个连，以及“联指”武装人员一千多人，包围“上石农总”。由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贾涣雨和广西军区施鸿相处长亲自指挥督战。许鹏（县人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为总指挥。阎风奎（县人武部副部长、县革委常委）、郑旭春（上石公社革委主任）为副总指挥。（详见宁明上石农总大事件）

十七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三篇文章批判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这三篇文章是：区监委、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写的《剥开大叛徒傅雨田的伪装》。解放军某部郑文写的《霍泛反对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罪该万死》。红卫东写的《从贺希明砍财贸政治工作机构看贺希明的反革命狰狩面目》。

十九日 广西“联指”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集会，声言要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和“左倾翻案风”，彻底批判“四?一九”“反革命”声明。（《广西联指报》）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新华总社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十八日集会情况简报》。《简报》说十八日有三万多军民在朝阳广场开会（广西“四?二二”），新华社广西分社未经革筹小组同意，私自发出了这个会议的稿件，新华总社根据分社报道，将稿件摘入十八日的综合报道中。据此，我们认为：一、十八日的集会是新“四?二二”指挥部单独举行的。他们拒不参加十七日革筹小组召开的军民大会，是分裂行为，我们不支持。二、新华分社的报道失实。十八日只有四千多人开会，无解放军参加。报道加剧了两派矛盾，建议新华社更正这一报道。新华总社未予更正。

二十一日 桂林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耀青（桂林军分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副主任吴新中（桂林专区副专员）、张东之（军分区副司令员）、康凝（二O分部副政委）、梁连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四?二二’工总”工商联据点，抓了九十多人，将十二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县武装部长）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地区不作处理。结果，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一百七十七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多。（详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广西“四˙二二”三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四˙二二’成立一周年”。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反对大屠杀。

二十三日 韦国清、焦红光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促进革命“三结合”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魏佑铸在区体育馆开的大会上作形势报告说：“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是毒草，要开展批判和“对毒草不批判，对坏人不抓，是右倾保守”、“对坏人要充分揭露，坚决打击”。（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联指”、“地专联司”和“柳江联指”负责人在柳州市委会议室开会，军分区独立营有人着便服参加，会上决定动用各县武装力量，把“造反大军”武装力量赶出柳州。会后，沈善泽到融安，杨光到融水，赵海廷到柳城，凡冠华到忻城，巫驾云到来宾、合山、八一矿，韦钟贤到象州活动，陈正基电话通知各县。二十四日，融安由李太祥带一百五十名武装民兵，柳城刘德兴带一百人，忻城马玉春带四十人，柳江王文彬带八十多人，象州肖成忠带四十三人，八一矿四十多人陆续进入柳州市参加武斗。（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召开庆祝大会情况报告》。《报告》指责新“四˙二二”指挥部昨天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八周年及庆祝广西‘四˙二二’成立一周年大会”。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发给梧州军分区党委和梧州市“支左”领导小组电报：《立即制止放火、制止武斗》。要求查清“造反大军”连续放火烧房的原因，是哪些组织放火的，查清“造反大军”内部哪些组织最坏，其头目是哪些人。同时严禁“联指”进攻“造反大军”据点，不准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梧州市“联指”认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又肯定了“火是‘造反大军’放的”，“放火就是反革命”，于是，联合梧州市“联委”和地专“大筹处”共同围剿“‘四˙二二’造反大军”各据点。由于“联指”人多，武器好，兵力占绝对优势，“造反大军”节节败退，到五月四日，只剩下市人民银行最后一个据点。当晚，地专政法兵团也来参加围攻，“造反大军”无力抵抗，于五日晨被迫投降。这场大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武斗中打死二十余人，伤三十多人。五日下午，“联指”枪杀俘虏十九人，烧毁价值二千八百万元的房屋一千零二十九幢（包括三个主要市场一百八十一间商店），建筑面积三十八万七千三百平方米，三千八百多户共一万九千二百多居民无家可归，还烧毁了价值一千五百九十多万元的国家和集体物资设备。武斗结束后，“联指”又四出搜捕所谓“有问题”的人，把抓到的人关押在钱鉴监狱，先后关押了五百九十多人，刑讯逼供，还非法杀害了四十三人。在此期间，梧州市“联指”副总指挥、梧州市武斗前线总指挥、市革委委员张炳坤（原是梧州市拖轮副驾驶长），先后分四批杀害干部、群众三十七人，其中抛入西江活活溺死二十五人，公开枪杀十二人。一九八三年“处遗”中被处以极刑，立即枪决。（见梧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二十四日 昨天，魏佑铸作“形势报告”时，强调反对“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并传达了康生关于谢王岗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今天，广西“四?二二”的“倒海翻江”发表声明，要求区革筹组织两派调查谢王岗的问题。并声明“四?二二”一方准备派人到天津调查谢王岗是否参加“天津黑会”等有关问题。（“△”）

是日 南宁专区革委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由许长庚传达区革筹魏佑铸二十三日作的形势报告。此后，南宁地区以及全区各地掀起了所谓“反右倾”的高潮，成千上万人被揪斗迫害以至丧命。（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统战部部长李隆被指为“现行反革命”，押送南宁警备司令部关押。遭残酷批斗、毒打、抄家和游斗， 株连家属。李隆由于在政治上遭迫害，精神和肉体上被摧残折磨长达十三年之久，于一九八一年元月九日含冤逝世。一九八四年三月，区革委为李隆同志彻底平反。（详见区党委给李隆平反决定文件）

同日 至二十九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这次会议是乱抄乱杀人的风源，大批杀的先兆。会后，各县贯彻会议精神，相继出现乱抓乱杀人。陆川县革委会是在“三˙二四”流血事件后成立的，一些人在杀人后进了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在地区政工会议号召下，在杀人有功的影响下，四月下旬全县出现了十一个公社一百五十五个大队，有一百五十四个大队布置杀人。从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全县共杀害干部、群众六百七十四人。从县北到县南的公路两旁到处是尸体。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仅二十天，陆川县就杀了一千二百二十九人。桂平县批斗了二千多人， 打死五百零八人，逼死一百零三人，共六百一十一人。全专区“文革”中死亡一万零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反“三右”刮“十二级台风”中被杀害的。（见玉林专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社论《誓死捍卫革命委员会——彻底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三版整版刊登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卫东思写的《痛击反革命逆流，保卫革命委员会——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的〈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一篇是区民政厅宣传组写的《垂死挣扎，绝望的衰鸣——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

是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社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版刊登三篇文章，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这三篇文章题目是：《撼山易，撼革命委员会难》、《绝不允许牛鬼蛇神翻天》和区党委组织部写的《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二十五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 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见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情况报告》的电报。提出的常委名单是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伍晋南、陈开路、吴华、徐其海、韩世福、王斌、郝忠云、赵茂勋、肖寒、颜景堂、曾春生、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章英、林福文、韦世经、毛凤鸾等三十人。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七篇文章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南宁工代会写的《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断反革命的脊骨》，南宁农代会写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宣卫东写的《把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会批透批臭》等。

是日 南宁市革委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计划通知》，提出常委要集中开展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袁家柯之流的批判，并结合我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狂人》等大毒草。（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上午，广西“四˙二二”中学红卫兵三百多人，在“四˙二二”常委石妙甫带领下到区革筹办公室抗议有关区革委会人选问题，被定为冲击区革筹办公室，张贴“反动”标语事件。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四?二二”中学红卫兵冲击区革筹办公室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报道《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领导阶级斗争——浦北县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人民主动向阶级敌人开展进攻》。三版在《坚决打倒霍泛》通栏标题下，刊登所谓《痛斥霍泛“钱粮挂帅”的反动谬论》等五篇 批判文章。

同日 崇左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兴，常委祝元洪来 南宁新华街看大字报时，被该县江洲区流窜来邕的陈龙生、刘忠发现后，便纠集“四˙二二”所属组织“雄鹰”、“新工群”中的几个坏人，把林、祝绑架到邕江照相馆毒打致死。（详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四月 自治区“三办”成立，至一九七六年七、八月撤销。“三办”前身是广西军区司令部第三分队，一九六八年四月改为广西军区“三办”，一九六八年八月改为区革委“第三办公室”。并在地、市、县建立“三办”。“文革”初期，“三办”由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亲自抓，后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刘重桂主管。正式改名为“广西区革委第三办公室”后，成立“三办”。领导小组成员有：刘重桂、赵茂勋、宋治平、张治理、卢继昌。全区立案审查的案件共有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件。另虽未立案实际审查批斗的干部还有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名。区三办本身审查的区直机关案件四百多件，其中区厅局级以上干部一百一十九人，占当时厅局级干部二百二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三（“文革”初期审查的是一百七十人，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二）。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在立案审查的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人中定敌我矛盾性质的三千五百九十一人，其中给予双开除的一百五十人，开除公职的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开除党籍的五百三十五人，另给其他处分的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有因刘少奇冤假错案株连受到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五人。这些同志直到一九八四年至八六年“文革”、“处遗” 中才得了彻底平反纠正。

清理“五˙一六” 实际上是以派划线，执行“文革”中有一条以某人为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打击另一派组织和不同观点的干部。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罪行”“三指向”全是无限上纲或捏造强加于人的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详见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件）

四月中旬，宁明、崇左、扶绥三县公检法军管会抽调人员组成专案组，侦破所谓“中国青年党”反革命集团案，造成了冤杀四人，错杀三人，错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人的严重事件。一九八一年四月，经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复核，对上述案件中被判人员作了实事求是的纠正和平反处理。（详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四月下旬，钦州地区革委会成立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由军分区副政委李金堂（专区革委政工组长）主管，独立大队政委常玉林、大队长李东临负责。各县、市也相继成立了这类机构，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该地区四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在审查地下党中，受揪斗迫害的地下党员、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达九千零八十七人。其中被诬为“叛徒”的二千五百九十二人，被诬为“特务”五百三十五人，被诬为“历史反革命”的三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他一千三百八十一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经各县逐一核查，全部是冤假错案。至一九八四年已全部给受害者平反。（详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五月



一日 《“四˙二二”战报》一、二版刊登《“四˙二二”指挥部关于建立区革命委员会的紧急声明》和“观察家”写的《狗急跳墙，孤注一掷》的文章，被区革筹、广西军区定为“大毒草”，二版还以《老坏翻天，老右夺权的大骗局》为题，说区革筹、广西军区上报一批指挥武斗，杀害无辜群众的所谓革命领导干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

是日 上午，魏佑铸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对南宁市“阶级斗争”采取的强硬措施问题。晚上，欧致富、安平生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谈解决武斗和制止抢枪问题。（“△”）

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柳州武斗情况简报》、并报广州军区。报告说，从四月三十日起，柳州两派大武斗已开始，“联指”在河北向“造反大军”进攻，用“三二O”爆破法向“造反大军”占领区域抛送炸药包。“造反大军”用六O炮和八二炮向“联指”据点轰击，打了一整天。同日，“联指”在河南进攻，《简报》说，在三十日，“联指”占领了“造反大军”航运工总水厂、染织厂、郊区办公室和河南铸造厂等据点，“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指挥部，死亡十五人（“联指”六人，“造反大军”三人，群众六人），伤多人，柳江县武装民兵进城后与柳州“联指”一起进攻“造反大军”据点。目前，“联指”可能继续进攻，“造反大军”可能放弃河北，固守河南、柳州支左领导小组正全力做两派工作，促进双方谈判。

是日 南宁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会期两天，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个实质，两个继续”的最新指示、广西军区副政委、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会议，韩世福、张正安、肖寒、王恩厚在会上发言，诬陷广西“四˙二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为用武力彻底消灭“四˙二二”大造舆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专区革委保卫组布置建立治安小组（或委员会），并组织专区纠察队。其任务是协助公、检、法捕捉坏人，维护社会治安，董以法在会上说“纠察队一定要组织，打人民战争。一线的要发武器”。“现在我们（是）和敌人斗争”、“专区直属机关要成立五十多人的纠察队，这支纠察队是为“阶级斗争”效劳的队伍。（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在总指挥部（长征楼，后改为友谊商店）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去“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弹药。会上并由九人组成“抢夺”领导小组，颜景堂任总指挥。（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筹革、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十分惨重，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

是日 十八点三十分，广西“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去抢驻区体育场的六九三六部队二营的武器。在“四˙二二”去抢枪时，六九三六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制止抢枪。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得知“四?二二”抢枪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沿途所属组织拦截“四?二二”的汽车，抓“俘虏”。二十三时许，当六九三六部队一营的军车从二营住地返回，途经中华路、朝阳路村，被“联指”、“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武装扫射，军车上被打伤三十一人，打死五人。次日，广西“联指”总部嫁祸于人，广播说什么“四˙二二”抢夺部队武器，拦截六九三六部队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农总分部”问题的进展情况报告》说，一日四时前方对各点达成包围圈，尔后逐步压缩，控制高地，封锁要道，进行了搜索，当地民兵在大部队到来之前，已与他们发生了几次冲突，双方都有伤亡。这次部队和民兵武装包围后，先后捕了六十二人，瓦解自首五十六人，打死九人，总共一百二十七人。缴获轻机二挺，步枪二十七支，手枪二支。该组织主要头头都已逮捕。

同日 上午，南宁市直机关二千多人举行“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地、猛烈地进攻誓师大会”。韩世福、肖寒、王恩厚等出席大会。大会表示：“紧握枪杆子、笔杆子，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把混入革命队伍的一小撮走资派及隐藏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把他们打倒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召开干部大会。韩世福、肖寒、王恩厚出席。张正安在会上作报告。他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社论《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追查》。社论说：“由中国赫鲁晓夫黑干将陆定一、周扬死党之流，在天津导演的反革命黑会（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和反革命黑戏《新时代的狂人》，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的一次疯狂反扑”。四版整版刊登支左兵写的《一个典型的“反革”复辟阴谋》，揭露“天津黑会”、“黑戏”，株连、诬陷了广西“四˙二二”一大批人。

五日 从零时至十六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三千八百多人，出动汽车四十五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轻机枪四百七十九挺、高机四十八挺、六O炮四门、炮弹六十发、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望远镜五十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发生“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抢枪”总指挥是颜景堂，领导小组成员任树人、张锋等都到现场指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军械库被广西“联指”“抢夺”的事件，并说：“我们现在正召集两派头头开会，动员他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交回武器”。（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专区革委发出《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几点意见》中强调要抓典型、打活靶子，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再进攻。六日召开革委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但对前段乱杀人的处理问题上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以前乱杀人的要调查处理；武星认为乱杀乱抓人之所以出现是“走资派”和坏人挑动；董以法则肯定“乱杀、乱抓人的原因是地富反坏右破坏文化大革命，引起群众气愤才杀的”。对如何发指示董以法说“发《指示》后要起到镇压敌人和保护群众积极性的作用，今后有坏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四类分子进行破坏，群众还要抓”。这样的《指示》，怎能制止乱杀人之风呢？五月十七日，崇左县漱湍龙山角集体杀害十四人；五月二十八日，大新县民兵枪杀三人，剖腹取肝、陈尸郊外。全地区在五、六月份共打死、迫害死三千一百五十二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联指”抢夺军区军械库武器装备后，周恩来总理命令：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七日 周总理又来电指示，对“联指”五日抢枪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

同日 在河池军分区陈秉义副司令员亲临指导下，以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为指挥长，组织有部队、民兵和一些县、社干部共一千多人，开始了对羌墟、那桃两公社的所谓“剿匪”工作。五月初，广西军区司令员赵欣然、参谋长马庆功专程到巴马布置巴马、凤山两县“剿匪”工作，并传达了韦国清的指示：“这些人拿着武器，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政治土匪，两县要组织部队、民兵进行围剿”而采取的行动。在围剿中共打死十九人（其中一人是关押后死的）。判刑关押四人，株连家属四十九人，这场历时四年多的“剿匪”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结束，共耗资三万六千余元。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弄清了这起大冤案。河池地委发出[1984]10号文件《关于对巴马瑶族自治县“文革”期间发生的“剿匪”事件的平反决定》，对凡被列为“政治土匪”，遭到围剿的人员及其受株连的亲属，一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详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件）

八日 周总理又来电指示，五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期交回。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我们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错误的初步检讨》说遵照总理五月六日、七日、八日指示，我们对广西“联指”五日大规模抢枪问题在处理上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对“联指”大规模抢枪错误的严重性和引起的后果认识不足，制止不力，措施一般化。“联指”第一次夺军区仓库的武器是四月二十九日，我们以警司名义发出了不准抢枪，上交武器的《通告》，但由于我们思想麻痹，五月三日晚发生了“四˙二二”抢夺归国部队高炮六四二团的武器，五月五日又发生“联指”大规模抢枪的错误。五月六日总理亲自下达了限期收缴武器的命令，我们对总理的命令理解肤浅，工作简单，接到总理命令后，觉得一切好办了，所以口就张得大了些，想借总理命令这个“东风”，提出收缴所有枪支，并运用于全区的意见，其实这样要求是不对的，它既不符合总理的命令精神，也不切合实际。因为问题总要一个一个地解决，总要突出重点，一下子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总理六日、七日、八日命令，限“联指”五日抢走的武器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部交回，而区革筹、广西军区歪曲了总理的命令，说两派抢走的枪支要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十日 柳州六九八五和五一九部队又被柳州“联指”（主要是柳铁“钢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设备。共抢去各种枪三百一十六支，子弹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发，六O炮、迫击炮二门，四O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四十七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区革筹、广西军区于今天下午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

十二日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钦州地区手工业经济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这十个人受尽折磨和侮辱，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一万多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在中央的催促下，欧致富召见广西“联指”总部和各“兵团”头头，再次传达周总理“五?六”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同日 桂林地、市“联指”头头伊景春、韩凤欢、唐廷国、廖祖迪、孙忠禄、张燕生等，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缺资源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会议，会上编造了“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的谎言。因此，会议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派人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十七日，十二县“联指”共八十六人先到桂林市。地、市“联指”头头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唐廷国等到东方红饭店看望了他们。十九日晚，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瑞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十二县八十六位代表。在接见中，冯邦瑞表示不同意农民进城“保卫红色政权”的意见，立即受到围攻；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说：“感谢十二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的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促进”。（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双方死亡九十七人。原因是五月四日，武宣“红七兵团”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搜去了一百二十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七兵团”放人不退钱物。“联指”总部迁怒于“造反大军”，以“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之名，调集六百多民兵，包围“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一带据点。十一日发起总攻，十二日，贵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三百多人驱车支援。“造反大军”寡不敌众，十三日突围时大部被打死。共打死九十七人，毁掉房屋六十七间，价值三万七千九百元。事后，非法抄家三十七户，抄去财物约价值二万六千六百多元，吃掉国家粮食二万八千多斤。（见武宣县“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请求赴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的电报。

同日 还向中央文革报告《军管的南宁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被广西“工总”接管的情况》并报广州军区。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昨日南宁军民集会纪念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的消息。韦国清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强调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同日 玉林专区革委会政治部向自治区作《阶级斗争情况综合汇报》。汇报中列举了一些阶级斗争事例：

1、玉林县六旺大队在四月份的一个晚上，把全队毛主席像烧掉，在文化室挂上刘少奇的像。

2、玉林县五泉大队卢善普说：“搞错了刘少奇。×××的政策不好，限制我们的自由，刘、邓最好，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3、玉林县小平山公社东方红大队发现“保卫刘少奇”标语。几乎各县都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新华街等街道张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说他们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大字报还指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多人”。电报还说“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枪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根据“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区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目的是要打击镇压“四˙二二”群众组织，是一起特大冤假错案。这宗假案是广西军区“支左”干部王生江一手策划授意由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编造出来的。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假案到一九八四年才平反。（见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同日 河池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智理（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李均（地委书记）、孙长锁（军分区司令员）、华英（军分区副司令员）、章瑞林（地委副书记）、毛凤鸾（凤山县谋屯大队基干民兵、学“毛著”典型）。（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段振邦制造了“枯那事件”冤案。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九百七十三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四˙二二”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四˙二二”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命，策划收缴“四˙二二”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民兵李巨才。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十七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1968]军管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县武装部副部长韩刚生率“ 联指”武装民兵三百多人开赴枯那“剿匪”。经过几天“围剿”，一无所获。七月九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弄清了事件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相应于七月二十五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经查实，上思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但县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八月十六日又向钦州军分区谎报：“枯那确有土匪，如今逃散在凤凰山、唐金山一带”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苗承义负责指挥“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一千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八月二十三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对“四˙二二”派和持有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强加“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统统与匪同罪，大抓大捕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杀害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四十九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冤杀了六十一名无辜的平民百姓。（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部队各支一派，驻柳五十五军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广西军区和柳州军分区支持柳州“联指”。（“△”）

十九日 晚上，韦国清召集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等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为了顺利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会议还研究南宁市解放路银行办事处被“四?二二”广西“工总”接管问题的处理办法。（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四˙二二’），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六十九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同日 上午九点多，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青年近卫军”（简称“青近”几个人背枪在南宁市华强粮店附近巡逻，被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驻守人员开枪射击。“青近”进行还击，被“联指”打死两人。接着，“青近”以为华强粮店驻有“联指”武装人员，便攻占华强粮店。在攻占中，青近“炸毁粮店三楼一间房，粮店一职工及其妻、女三人被炸死。攻打人在见楼上并无“联指”武装人员，逐于当天下午六时撤离粮店。这一事件轰动了南宁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晚 韦国清召集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伍晋南开会，对两派争夺，攻占南宁市华强粮店归罪于“四˙二二”一方，谴责“四˙二二”的“青近”、“雄鹰”等组织开枪射击，爆炸粮店楼房，“抢劫粮食”，打死群众等一系列严重政治事件。（“△”）

二十一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根据韦国清等指示精神，发布了《关于华强粮店被“四˙二二”抢劫、大楼被炸毁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诬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拂晓，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然和“柳铁工机联”的头头王反修、李振岭等人，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竟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八个车厢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共计一千七百万发。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见柳州地区、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十时二十分，黄永胜给欧致富、霍成忠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把子弹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二十二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印发所谓《关于凤山县武斗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该县武斗严重的原因是：第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线”串到凤山，“叛徒变节分子”廖熙英、黄德昌，“右派分子”陈缓章，“下台干部”莫以同和“走资派”覃家修（副县长）等挑起来的。第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暗藏特务及社会上牛鬼蛇神”混进群众组织，进行“阶级报复”。第三、“黑线”从外地伸向凤山。南宁“工总”有人来，德保县长、“走资派”林维龙、东兰县副县长、“走资派”刘王义来过凤山“活动”。此外，还有“香港特务”也插手凤山。

调查报告还指出：“凤山是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是中南地区的一面旗帜，却遭到“南霸天”——陶铸和广西党内“走资派”贺、霍、傅之流的极端仇视。那里一小撮“阶级敌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现，狂叫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他们还狂叫“刘少奇万岁！”“有的甚至经常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翻案”。

调查报告要求对凤山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挑起武斗”要采取“强硬措施”。（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四˙二二”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四个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军分区、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先后组织了一万多人到平桂矿围剿只有八百多人的“四˙二二”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五十多天时间，双方共死亡四百多人，平桂矿务局有二百二十三人是被“联指”抓到后打死的。这次围剿，使平桂矿所属各厂、矿几乎停产半年，经济亏损九百多万元，西湾银行损失十六万多元，西湾粮所损失粮食八十多万斤。这是平桂矿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惨祸。（见梧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欧致富、霍成忠不按黄永胜指示，动员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子弹，而是命令驻柳部队高炮七O师所属两个团、一四四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面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了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把枪弹暗送给‘联指’，屠杀‘四?二二’！”“广西军区为何不收缴‘联指’抢走的枪弹？”“‘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六九八四部队被调走后，广西“四˙二二”（即南宁）已失去部队支持。于是，广西“联指”大举向“四?二二”进攻，双方据点互相开枪开炮。当天，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由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开始，从“造反楼”向“联指”据点桂剧院和“军管”单位消防楼，连续发射三七高炮弹数十发，伤亡情况待查。“航运工总”又一次用机枪扫射西园招待所（住有老挝外宾）未伤人。去上石执行任务（围剿上石“农总”的部队乘车归来，在邕江大桥上遭“四˙二二”开枪射击，未伤人。由于“四˙二二”昼夜用火力封锁交通，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他们四处开枪打死打伤人，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

同日 围剿上石“农总”的部队于今天开始撤离。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报告说，根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即组织部队分批归建。各参战部队回原单位驻地，指挥所于二十九日返回南宁。留下独立一师一团二营六连率二个排驻上石、练江、三圹，继续追捕外逃的三个坏头头，由县人武部政委许鹏指挥。

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 柳州军分区召开县区革委主任会议。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王仲儒传达自治区公、检、法会议精神，军分区副参谋长何文普传达自治区“抓促”会议精神，军分区政委郭鹏在会议总结中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两怕（怕打击敌人，怕群众运动过了头）、一松（松懈情绪）的右倾保守思想，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关键”，“要向阶级敌人发动主动持久的猛烈进攻”。并作具体布置（一）要刮十二级台风，要专坏人的政，大小会斗，搞展览，游街示众等。（二）要建立人民纠察队，设哨卡，清查坏人，对坏人专政。会后，各县分别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全专区大刮十二级台风，造成了乱斗、乱杀人的极其严重的后果。（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中央文革来电，同意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的请求，今天上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三十日 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为解除“联指”林业厅大楼据点对自己的威胁，于今天中午由阙家稳带领十一人，化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打死坚守据点的“联指”成员十二人，打伤一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炸坏办公大楼和宿舍大楼各一幢，开炮引起火烧和炸坏林业设计队办公大楼一幢，抢走大米和公私财物一批。“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了二人。这就是“文革”中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五˙三O”事件。

是晚 焦玉山、安平生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区林业厅事件。他们一致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除立即向中央报告外，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

是晚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立即发布《公告》，把这一派性杀人的“五˙三O”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区革筹、广西军区于当晚电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报广州军区。同年八月，解放军打下展览馆后，阙家稳等人被关押判刑。（见区林业厅“文革”大事件）

三十一日 桂林专区革委会、军分区在兴安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由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张东芝和聂道友、尹忠信主持。会上提出：“当前革委会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该关、管、杀的就关、管、杀。各县回去后，都制订了对“阶级敌人”关、管、杀的具体措施。全地区从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里，乱杀了八千五百零三人。（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发表了《谁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邓、陶之流翻案就坚决打倒谁》、《批臭广西“二黑”，砸烂文艺黑网》等文章，文中点了四十多人的名字，说他们“是一个隐藏在革命营垒里的反革命地下独立王国”。（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分”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四十二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大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被推下河后， 漂流到不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几天，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联指”的“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控制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最后难逃法网，“处遗”时凶手们均受到了罪该应得的惩罚。（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六月



一日 柳州市两派武斗加剧。柳铁“钢联指”总部头头张坚、刘俊之、范群等命令本派“战士”一万多人，离开工作岗位，从柳南转移到柳北去（以柳江河为界，河北为柳州“联指”控制区和据点。河南为“造反大军”控制区和据点）。由于柳铁“钢联指”离开工作岗位，致使柳州铁路运输中断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八月一日，铁路才陆续恢复通车。（见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是日 上午十时许，由区纪委贾锋，区计委李克夷、南宁二中“小八”红卫兵陈炎芳，广西大学“能闯”岑卫东、梁汉隆等冲进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家，把当过年过八旬、体弱多病的李任仁及其老伴何诺真和三个孩子赶出家门后，贾锋等人便动手抄家、抄走李家的一批贵重文物、古董、古画、瓷器等。不久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张同益、黄文楷、韩清元组织批斗游斗李任仁、覃志。苏冠南拉李任仁同四十五个“牛鬼蛇神”在街头示众，李任仁遭到毒打。李被赶出原住处后，和老伴搬至区人委第三宿舍原司机班住房居住。八月十七日，洪水泛滥，李被水淹死在家里。李任仁冤案，迟到一九八六年方得到平反昭雪。（“处遗”办案卷文书处理号97）

二日 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见永福县“文革”大事记）

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并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的特急电报。电报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见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给中共中央《关于全区五月下旬情况简报》中说，桂林市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桂林“造反大军”于五月十七日攻打“联指”据点百货大楼仓库办公室。其指导思想的口号是：“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军队，提出：“打倒王斌政府（王斌任革委会主任），“彻底改组桂林市革委会”、“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挑动农民进城，要揪出来示众”等口号，由于武斗严重，两派连续夺枪。计“联指”“夺枪”九起，夺得各种枪支二百零三支。“造反大军”夺枪七起，夺去各种枪支一百五十七支。在夺枪过程中，“造反大军”打伤部队人员五十多人，“联指”打伤部队人员四十二人（其中受伤后死亡三人）。简报还说，武宣县两派“武斗”也很严重，“联指”调武装民兵进城，攻打“四˙二二”。“四˙二二”被打死四十二人，“联指”死三人。上林县“武斗”也相当严重，“四˙二二”被打死二十四人，“联指”无伤亡。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用八个连的兵力，于五月一日凌晨对广西“四˙二二”宁明县上石“农总”实行武装封锁包围，经一个月的工作，部队除留下一个连外，其余七个连已撤回。

四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水电学校、南师、电业公司、林业厅、“后备军”、“沥血兵”、“小八”等十三个组织，约三千五百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一千八百五十九支，六O炮八门，子弹一百多万发，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文革的电报说，这次“联指”夺军械库的武器是事出有因的。宣称：广西“四?二二”袭击林业厅“联指”据点 ，惨杀革命群众后，又传来桂林、柳州“造反大军”要来南宁支援“四˙二二”，“群众”惶惶不安，所以“联指”基层组织才“抢枪”的。事前革筹、军区对广西“联指”指挥部做了工作，“联指”指挥部也对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控制不住。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武斗问题的指示》。

五日至十一日 蒙山县革委会治保部和县公检法、军管会联合召开全县各区公安员和各公社治保主任、调解员会议，和县人武部召开的全县人武装干部会议（各区人武部干部和各公社民兵营长参加），布置狠抓阶级斗争，继续刮“十二级台风”。县革委会主任、县人武部政委万梦章在大会上作报告表扬已出现乱杀人的新联、金洞、蒙山镇（公社）阶级斗争抓得狠，公开批评尚未出现杀人的新墟区革委会和沙灵公社抓阶级斗争不力。于是各公社在会中、会后纷纷布置狠抓阶级斗争策划突击杀人，从六月十日至十六日一周内全区就杀害八十五人。从当晚至九日晚，蒙山镇文平公社十二小时内共杀害无辜群众五十人。从六月六日至十六日，全县被强加上参加“平民党”、“暗杀队”、“反共救国军”和“黑五类”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的共四百五十七人，占该县“文革”期间被打死、逼死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六月二十八日，蒙山县公检法军管会写的、经万梦章、王健民、甘瑞球审查修改定稿给梧州地区革委会《杀人情况汇报》中说：“至六月十八日止共打死‘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五百八十一人，……畏罪或恐惧自杀的共九十三人”（按：蒙山县“文革”中惨遭杀害和被迫致死的共八百五十七人，杀绝一百三十七户）。一九八三年“处遗”中，经调查和检察院批准，将文平公社首犯谭钊奇处以极刑，立即枪决；莫达新判处死缓；黄胜判无期徒刑。万梦章于一九八三年病死。（详见蒙山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在广西劳动大学革委会主任白金友鼓动和指使下，该校附属的明阳农场召开“贫协”成立大会。会后，以“右派翻天”的罪名，枪杀了汪说汉、黄荧、刘宗开、刘江萍（均系错划右派）和工人姜瑞泰，开了杀戒。随后，在白金友主谋策计下，两个月内共杀害干部职工三十一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死者才得平反昭雪，白金友被判刑。（见《白金友处分材料》52-55页）

九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下令各专、市、县召开所谓声讨“四˙二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的紧急照会》。（“△”）

是日 平乐县“联指”在平乐桂剧院私设“看守所”（监狱），从各区抽来武装人员看守被抓来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中旬至九月底，先后抓了三百多人关押在这所“监狱”里。凡被抓来关押的人都被蒙上眼睛惨遭毒打，有的被推下桂江淹死，有的被枪杀和棍棒打死。（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原区粮食厅厅长黄克勤被迫害致死。黄的历史问题，组织早已作历史结论。“文革”中，粮食厅“联指”群众组织把黄作为“叛徒”加以追逼、毒打迫害，该厅“联指”头头曾发先后参与研究、派人外调、撰写印发《黄克勤企图东山再起的信号弹》、《假自首的活标本》、《关于黄克勤叛变问题的调查报告》，黄被迫害死后，曾发在主办“阶级斗争”展览会上，把黄克勤作为“双料叛徒”绘成连环画展出。曾发因此有“功”，由“文革”前的科长而跃升为“文革”中的粮食厅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一年后又成了区党委宣传部副处长，之后，又被任命为防城县县委书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黄克勤获得平反昭雪。曾发被撤职，按副县级分配工作。（见曾发犯错误事实案卷）

是日 巴马县那桃公社巴累小队队长黄福安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本队不同观点的社员黄建安、黄绍佳父子俩。黄建安因年老久病不能行走，被抬到会场，黄福安对黄绍佳说：“你能不能杀你的父亲，否则你也过不了关！黄建安对儿子道：“我老了，你还年轻，你就下手吧”。黄绍佳只得忍心一棒将生父打死。类似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在天等、合浦、蒙山、浦北、上林县均有发生。（详见巴马等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所谓《关于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通知》中说：“桂林市有临桂、阳朔、永福等县‘联指’农民几千人（阳朔人武部科长一名，临桂县人武部助理员三人带领农民）进城武斗”。《通知》“强调”说，“对带领农民进城的武装干部应严肃处理”。

本月上旬，桂林“造反大军”邓井发带领地、专“造反大军”，与市“造反大军”组织抢夺桂林军分区仓库武器弹药。在抢夺中打伤解放军五人，“造反大军”被打死二人，抢走各种枪支三千三百支，子弹二百五十发，手榴弹三千枚，七五炮弹七千五百发。事后，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副主任郝群和张志良等人，先后分别打电话给阳朔、灌阳、全州、龙胜等县人武部说：桂林军分区仓库的“花生米”（子弹、枪支）被“老鼠”（四˙二二）吃光了，形势非常紧张，要求支援等暗语。阳朔县“联指”武装人员在县人武部干部带领下，首先来到桂林，接着十二个县“联指”组织八千人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其中有各县人武部人员一百二十多人。（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玉林地区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大力搞好专案、清理阶级队伍。会议总结指出：前阶段由于大力搞专案和清理阶级队伍，已查出自首分子一千四百八十二人。（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桂林市“联指”“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建立一个“看守所”（监狱），先后关押了二百五十八人，其中被迫害致死三十五人，致伤致残七十五人。七月十四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二十四人，冲进“看守所”，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织工唐跃武、侯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十二人拉到桂林市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集体枪杀。（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来《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特急电报。（见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武宣县发生了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李坤森、李振华等，将李赞龙、李锦良、李金期、李赞聪四人拉到三里街游斗。被关的铅锌矿职工刘业龙、五福大队的陈天掌也被拉来游斗，除李金期、李赞聪二人外，其余四人都被凶手打死。刘业龙、陈天掌被剖腹取肝，凶手李坤森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从是日起至八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有七十六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心肝的有工人、农民，还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共约四百人。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十八大队长。解放后，曾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七月一日晚上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一帮人挖他的肝，割他的肉，在学校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来吃。七月十七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由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这人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二、三十人。广西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还有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县，真是惨无人道。（见武宣等县“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罗城县革委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总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一万多人参加，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各区押送的一百五十名批斗对象跪在会场一角。会中宣判三名罪犯后，县革委正、副主任讲话，号召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总攻击。接着展开斗争，当场敲死、砸死、枪杀死五十九人。（见罗城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为，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要发动群众彻底破案，开展“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鹿寨县革委会、人武部决定成立“鹿寨县贫下中农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革委会副主任黎景琪任总指挥、廖茂乾、张义信、何文高、温有信任副总指挥。“指挥部”组织“联指”武装两千多人，于当天下午进攻柳州市“造反大军”。使用六O炮、机关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攻占了柳州印染厂、标准件厂、砖瓦厂、排灌站和三门江林场。攻打柳州农械厂、铸造厂、灯泡厂等单位。鹿寨武斗人员杀死和打死柳州“造反大军”和无辜群众九人，轮奸强奸青年一人。柳州印染厂丢失八万多米布匹，标准件厂损失两万多元。在围攻期间动用国家资金、物资折款十三万多元。七月中旬，武斗人员陆续从柳州撤回县境。八月二十五日后才分批回家。（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据点，第一次用高射机枪攻打广西“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二楼起火燃烧。（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桂林两派武斗激化，桂林监狱周围的老人山、宝积山、马鞍山、观音山等制高点均被两派武斗组织所占领。“造反大军”的部分人员利用监狱生产车间机械设备修理枪支武器，并成立了桂林监狱接管委员会，对监狱的办公楼及生产车间实行了控制。接管组长封绍辉、副组长李祖佑（均系监狱干部）。“八˙二O”前后对这一派性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该单位吴爱智、梁振才、封绍辉、李祖佑等七十八名干部、工人均以“冲监”的罪名被关押，其中有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七人被游斗，六十八人被抄家。技术员梁振才被批斗迫害致死，不少人被打伤致残，直至一九八三年五月“处遗”中，经桂林市委批准，才从政治上给予公开平反。（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全区发布《关于被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为后来武装消灭“四?二二”大造了舆论。《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了某些群众组织（指混入“四˙二二”）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公告》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来”。《公告》发布后，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公开地、集中地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南宁警备区、市公检法军管会于六月二十九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追捕在逃的蒋臣“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主要罪犯的通辑令》指明在逃的陈阜东、覃雄、覃飞系“该团的主要骨干”，号召群众协同专政机关“把这三名‘匪首’缉拿归案”。“四?二二”为摆脱“联指”的揭发和攻击，于八月二日擅自枪毙了陈阜东、覃雄。覃飞在四川省新都县被公安机关捕获。据南宁市三百八十三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被列为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的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参加“四˙二二”的），其中已被斗争的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关押九百五十七人，大搞逼、供、讯，被打死三十七人，被逼自杀身亡二十九人，打成残废二人，下落不明四人（该市当年清理“反团”专案领导小组于一九六九年已否定“反团”这一假案，并作了初步处理）。《公告》发布后，北流县成立了“揪反团指挥部”。六月二十六日李国伟主持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誓师大会。动员布置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团”，乱揪、乱斗、乱杀人十分严重。玉林专区革委会把北流县的做法印发简报推广。玉林、桂平、贵县、容县等县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国团”高潮，大搞逼供讯，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全专区被当作“反团”立案审查、关押、残酷批斗的有五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厅级干部一人，县级干部二十三人，许多人遭受折磨，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柳州市于六月十九日由市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州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仅据十四个单位受审查的达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关押的四十五人，迫害致死十六人。这一冤案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平反昭雪。

同日 天峨县全县批斗“反团”分子或嫌疑分子二百二十一人，致伤致残一百三十二人，迫害致死六十七人。都安县贯彻《公告》共揪斗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一人，其中四百四十一人致死，亲属受株连达八万人之多。把原县长诬为都安县“反团”的总指挥，副县长被诬为“反团”的领导，县委副书记、粮食副局长、农业局长等“走资派”被诬为“反团”的支持者，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县常委、法院院长被诬为与“反团”头目勾结，而被迫害致死。造成都安县最大的冤案。宜山县在贯彻《公告》的十一天里共打死三百二十八人。（详见各该县“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贵县“保红指挥部”和专区“联指”林坚等人研究决定调集玉林、贵县共十二个公社民兵围攻岭塘、新联“四˙二二”据点，在木格公社实行大抓大杀，被打死、枪杀、迫害致死的共四百九十多人。这就是木格“六˙一七”事件。（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至十七日 资源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会后，在桂林武斗和破获“反共救国团”的影响下，中峰区大庄田公社革委会某些人酷刑逼供出“大庄田反共暴动队”，批斗了三百零三人，其中一百一十九人被枪杀，二十五人被逼自杀。瓜里公社革委会一些人刑讯逼供出了“中国中央人民反攻司令部”，审查批斗了一百一十五人，其中五十五人被打死。车田区革委会主任莫志廉、副主任、武装部长邓英等人用刑讯逼供办法，制造了所谓“六?六反革命暴动事件”，使二百七十四人遭受审查批斗，其中打死逼死六十四人，还向受害者家属和单位征收“专政费”五千六百一十七元，“看守费”三千四百二十七元五角，抓人“手续费”七十八元，“医药费”一千四百二十七元，“枪杀费”一百零三元，其他费用九千零三元。总共征收了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五元五角（按：“文革”中资源县共收“看守费”、“关押费”、“专政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罚款都被凶手及其参与者大吃大喝花费掉了。一九八三年“处遗”时，中共资源县委对两案作了复查，作出了平反决定，对泡制冤案的王承林等人依法判刑，对其他参与人员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见资源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区、各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他们要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百色地区成立清查“反团”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后，清查活动半年多，全地区共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嫌疑案一百零四起，批斗九千二百七十四人，其中打死逼死一千零七十三人，打伤致残二千一百三十五人。（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那坡县革委副主任孙祥云向常委传达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电话公告，布置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反团”，城厢区追逼出“反团”十五个军，四十名团长。德隆区追逼出“反团”一个师。百都、下华、龙合三个区各追逼出“反团”一个团。百合区追逼出“反团”——“南疆反共暴动组”。平孟区追逼出一批人参加“反共救国军”。县直机关追逼出“反团”师长黄庄，“副师长”张增奎，“师政委”钟耀飘，“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国军”的“团、营、连、排、班骨干”。全县追捕“反团”五百五十一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杀死八人，打伤致残四十三人，四十七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武鸣县革委会接到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的《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后，立即布置各公社各单位进行追查，并层层成立专案组，专搞追查“反团”工作。在县革委会的布置和催促下，全县十二个公社就有十一个公社于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五日召开了万人声讨“反团”大会，在声讨大会内外共打死六百九十八人。其中两江公社于六月二十九日一天打死一百五十九人。在追查“反团”中，全县共逼供出所谓反动组织九十九个，被诬为参加“反团”的有二千七百七十一人，还有六百九十人被挂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翻案”、“谋杀”等等罪名。在整个追查“反团”事件中，被害致死达一千五百四十六人，占全县“文革”中被害死总人数二千四百零五人的百分之六十四。（详见武鸣县“文革”大事件）

十九日 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为了尽快组织力量拿下“火种”这个据点，从上旬到中旬，“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在指挥部召开几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攻打“火种”大楼。参加会议的人有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邓文光、刘国华、覃树林、何唯钦、任树人、宾恩锦、张锋、黄明发等，会上作了分工，由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刘国华等负责造舆论，通过“联指”喉舌——《广西联指报》、广播站和大字报，诬称“火种”据点是“反团”盘踞之地，“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黑窝。“不缴械投降，就叫他们灭亡！”李家海任前线总指挥，其他常委负责“军事作战”。

“火种”头头纪烈、蔡玉华等组织据点六十多人修筑工事，坚守大楼。在构筑工事期间，杨慧心被设计院“联指”兰胜录开枪打死。十九日上午八点，李家海派何唯钦、甘世棣等到文化大院京剧团二楼会议室召开“参战”领队人员会议，宣布“作战”方案。参加攻打的单位有广西“联指”保卫处、警卫排、冶金局“联指”武装连、“沥血兵”、“后备军”、“独立八˙三一”、“汽司”、“红水院”、“红全球”、水电学校“联指”和崇左县“联指”民兵连等。李家海负责指挥，何唯钦、高廷、姜占德也参加指挥、廖炜雄、颜景堂、潘玉臣、任树人等都亲临现场。下午一点开始攻打，久攻未下，晚上十点，李家海、何唯钦等人决定用爆破法炸毁大楼。二十日凌晨何唯钦组织“沥血兵”用炸药爆破，下午两点多，又逼迫“四?二二”的两个“俘虏”刘仲华和腾振尚接连送了几次炸药包，最后一次用了五十公斤炸药，将大楼的山墙全部炸毁。下午四时，大楼上打出白旗，表示投降。而刘、腾两个“俘虏”被“沥血兵”打死于二楼。至此，火种大楼口被打死七人。下午五时许，“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等组成敢死队，冲上大楼，抓获“俘虏”六十一人，立即拉到水电院内枪杀了五十五人，死者是设计院的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十九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和陆川县逃难来的青年。在“俘虏”中，有六人幸免杀害。惨杀“俘虏”后，由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十六人把死者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到凌铁水厂后面，一一抛下邕江。“火种”惨案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共报告，也不定性处理。对策划、组织和指挥攻打者视为“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晋级。（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王德堂亲自策划，夺了赵永禧的领导权，成立所谓凌云县“红革会”，王任“红革会”主任。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王德堂在原县委、人委各部办领导干部会上，公开诬陷赵永禧“出卖组织原则”、“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站出来造无阶级的反”等。与会干部中，有的支持王德堂整赵永禧，有的反对和抵制，说赵永禧出任县委书记一年多，工作有成绩，不应该打倒。王德堂把反对他整赵永禧的人打成“反军派”、“牛鬼蛇神”并诬陷赵永禧是“牛鬼蛇神总后台”。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成立县革委会，王德堂任革委会主任后，又多次在各种大小会上诬陷赵永禧和反对他的干部群众是“反革命”、“组织暗杀队”、“赵永禧是反革命组织的总后台”。同年六月中旬，王德堂在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诬陷赵永禧及反对王德堂的群众组织——“四?二二”搞“武装暴乱”。十八日，王德堂布置“积代会”批斗和毒打赵永禧等十二名干部、教师和学生。十九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说，“昨天批斗大会打人是革命行动，火力还不够，谁不老实，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王报告结束，又布置道：“今晚县直机关把‘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批斗，让代表们看了以后，回去好照样做”。晚饭后，由出席“积代会”代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个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十一人当场被打死，二十多人被打致伤残。二十日上午，王德堂向“积代会”布置杀人，说：“昨天晚上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长无产阶级志气”。“赵永禧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彻底打倒了！”“这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各公社回去后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杀人全面展开。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最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一九八三年开始“处遗”后，依法逮捕了王德堂，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在百色处决。（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柳州军分区授意在柳江县穿山召开“联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柳江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以及忻城、来宾、武宣、象州等县和八一矿革委会、人武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成立“前线联防总指挥部”，宋吉月任总指挥。会议决定调集各县“联指”万名武装人员包围柳州“造反大军”，迫使“造反大军”投降。会后，调集各县、厂矿“联指”一万多人，包围大军，逼而不进。（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迟至今日，区革筹、广西军区才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

二十三日 《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二版刊登社论《彻底摧毁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发布后，将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同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即要求广西“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来一门炮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打中“桂宏”、“东风”号船，停泊在河边的四十多艘船只全部起火焚毁。（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后，全区各地“联指”武装人员乱杀人十分严重，对此，区革筹、广西军区再次向各专区革委会、各军分区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

二十六日 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和合山矿“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包围柳江县进德“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前线总指挥是柳江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他在战前动员说：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还有“反共救国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歼灭。而驻守在槎山加工厂的只有十二人（大部分是红卫兵），七支枪。三县一矿两千多武装人员围剿时，当场打死四人，“俘虏”八人。俘后枪杀了四人。熊国芬、潘洪连死后，被割下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的标记，分别挂在进德墟和拉堡墟（县城）示众。六月二十九日，柳江县委会印发了《给在围剿武装土匪战斗英勇负伤的同志的慰问信》和《给全体指战员的慰问信》中说：“‘六˙二六’槎山围剿战斗的胜利，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桂北“联指”民兵“司令部”曾明轩、李年生与桂林地区“联指”头头唐廷国、廖祖迪、唐贵才等人，以及桂北五县“联指”武斗队负责人在灵川县委会议室开会，研究决定，组织全地区和桂林市“联指”“战士”到兴安县“四五三”国防仓库（总后勤部管）“抢夺”武器问题，并成立“抢夺”指挥部。曾明轩任总指挥，成员有伊景春、唐廷国、廖祖迪、李年生、唐贵才等。同在一个时候，桂林市“联指”主要头目曹铁军等，在桂林市“五?一”饭店召开郊区和桂南各县“联指”武斗队负责人会议，动员布置到兴安“四五三”军械库“抢夺”武器。（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联指报》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种”的所谓“罪行”——《六月天兵惩腐恶——盘踞在水电设计院大楼的一小撮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匪徒和美蒋特务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同时发表评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此外，还伪造“反共救国团”六幅照片公之于众。这家派报第四版刊登“联指”东风战斗写的《反共救国团的新花招——“四˙二二”指挥部“六˙一六”黑通知的画皮》。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公布“上石农总”的反动组织的情况》报告。宣称：经过对其进行了武装包围，逮捕了首恶分子若干名，整个组织已经解体。我们拟于适当时机在全区范围内公布“上石农总”和“反动组织”。

三十日 武鸣华侨农场“四˙二二”群众组织一千三百多人集体赴京上访，要求中央解决归侨的人身安全问题。武鸣县革委和县武装部领导何景学等人，组织干部、群众数百人和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进行拦截。在双桥邕武公路当场抓了所谓“坏头头”共七十四人，分别在平陆、平福、平稳、孔镇关押，进行刑讯逼供，残酷斗争。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民兵枪杀，最后逼出一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武侨支队”假案。武鸣华侨农场革委会宣布这次上访是一起反革命事件。从“六˙三O”到后来的“邑朋惨案”和红泥村“阶级报复血案”，前后被审查的归侨和国内职工达一千三百三十七人（其中学生五百零八人，归侨职工八百一十七人），被抓捕二百二十一人（其中归侨二百零八人，国内职工十三人），被关押二百零二人，被吊打一百六十二人，被打死和含冤致死一百零七人，被抄家三百四十一户，许多人家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武鸣县委作出了“关于为一九六八年‘六˙三O’归侨上访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平反的决定”。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对参与迫害的人，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和刑事处分。（详见武鸣“文革”大事记、区侨办党组纪检组调查汇报材料）

同日 从上午九时五十分起，至七月四日止，先后有桂林地区十二个县“联指”、桂林市“联指”、桂林钢铁厂“联指”武斗队，连续五天对兴安“四五三”国防军械库发起十一次“冲击”。“冲击”人数最多时达一万多人，汽车四百多辆，少时也有五、六百人。“抢夺”各种枪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各种子弹三百二十五万零七百发，各种手榴弹十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八枚，爆破筒一百零一十四根，各种军需物品七百八十三件。连续五天这样大规模地抢夺武器，区革筹、广西军区未作任何表示。（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各县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刮十二级台风，关押毒打、揪斗、杀害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打死逼死七千八百六十四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五个县被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死一千三百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二，为全区、地之冠。（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五月至六月，全州县革委按地区“三办”布置审查地下党，把全州县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作为叛徒上报，把一九四七年入党的地下党员三十二人捏造情况诬为自首分子，大批人员遭到关押、抄家、罚款而被杀。据不完全统计，被审查人数达九百零八人，其中五百二十七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一百五十二人被判刑、五十人致死，家属十四人被杀，被罚款的一百三十四户共一万二千元。（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七月



一日 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军区副司令员、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司政委韩世福、警备区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从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调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广西“四˙二二”。于是，从今天起，自治区首府——南宁，开始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了。（见区档案馆1967-1968“文革”材料33卷）

是日 玉林军分区、专区革委会决定成立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各县（镇）也相继成立由人武部领导的第三办公室。玉林专区“三办”总负责人是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寿山，设秘书、定案、审干、个人、集团、清查六个组。“文革”期间，“六O六”专案组审查地下党专案中，全专区被审查的地下党员、地下革命干部达一千三百零八人，其中厅局级干部三人，处级九人，县级七十三人。仅博白县在审查地下党中就逼疯一人，被打致伤残二十七人，被迫自杀三人，被打死十二人。玉林专区“三办还搞了一个以原玉林地委书记韦树辉为首的所谓“黑班子”假案，专案组代号一O一，被当作“黑班子”成员进行审查的共三百六十人，因“黑班子”、“走资派”被牵连的达九千二百二十一人，其中厅局级干部一人，处级九人，县级二百三十人。在审查中大搞逼供讯，疯狂迫害干部。这些冤假错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陆续平反，韦树辉的错案于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彻底平反。（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为巨大的动力，在部队民兵中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凤山县“支左”小组发出《关于稳住部队阵脚，加强社会调查的指示》。自从军区命令六五九团一营去凤山“支左”。（实为支持“联指”）致使两派矛盾加剧，武斗升级。“七˙二九”兵团抢枪武装自己，准备对付“联指”和部队的包围。指示说，部队要排除万难，深入宣传最新指示，依靠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要稳住阵脚，坚守岗位，驻军和人武部领导机关不得撤出县城。

同日 原南丹县委副书记黄品忠被南丹县革委和南宁市“治安委员会”联合派人抓捕后被打死。（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六点二十分，魏佑铸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根据当前情况，在京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经过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同志抓一抓。

一、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1）继续对贺、霍、傅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2）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指“四˙二二”）可通过审查接班人的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3）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4）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二、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三、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

四、狠抓革命促生产。

五、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

六、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晚接见的全文记录，对军区领导可以全文传达，对团、师级干部有些部分（主要是点领导同志的名的地方）不要传达。

七、兴安县国防仓库武器弹药被“抢”的问题严重，请欧司令员很好抓一抓。（见区档案馆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3卷“革筹记录本”）

是日 柳州专区“前线联防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宋吉月于今天又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柳江县宋吉月、韦日荣、韦炳修；忻城县王健民、韦长仁；武宣县高凌云、腾柏琨、严玉林；来宾县龙德源、朱金生；鹿寒县张仪信；象州县何长寿、郑锡成；柳州“联指”头头沈善泽、王二贵（据沈的交待，是柳州军分区一位科长电话通知他们去参加的）；柳州市郊区郑帝旺、罗天琦；地专“联指司令部”唐彪、苏一民、樊冠华等。柳州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姜肇初、马忠英也到石龙参加活动。会议决定：一、发表强硬声明，强迫柳州“造反大军”投降，交出武器。二、做好进攻柳州“造反大军”的准备工作。柳江、来宾县“联指”武装从柳铁“五三八”处进攻“造反大军”；武宣、象州从柳石进攻“造反大军”；鹿寨、金秀从柳桂路进攻“造反大军”。（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原天峨县委代理书记张迁儒被迫害致死。（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军区召集南宁全体“支左”干部大会。韩世福作“南宁当前形势”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

五日 上午，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向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的决定。（“△”）

是晚 欧致富、安平生等召见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下称“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编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设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3、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装备。

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特大通栏标题《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下，刊登区卫东批判著名作家秦兆阳的文章：《彻底粉碎右派秦兆阳反革命翻案复辟阴谋》。同时配发评论《不准老右翻天》。对秦兆阳的批判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是强加于人的棍棒式的批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晚，原区石油公司干部、广西“联指”总部保卫处人员欧飞海与一红卫兵李子书在原区石油公司办公室附近摆弄一枚土制手榴弹，不慎引起爆炸，李子书当场死亡，欧飞海受重伤，后送三O三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晚，区商业厅“红色商业”兵团负责人谢顺丰和管宣传工作的戴端钧商定，将欧被炸死的责任转嫁给“四˙二二”派，由戴起草“抗议声明”，经谢顺丰修改后，在大院内广播。兵团主要负责人赵英虎明知广播与事实不符，也不加以纠正。后来，“红色商业”在区商业厅礼堂为欧飞海开“追悼会”，由赵英虎主持，还拉了石油公司对立派的倪豹、李龙宝、夏宗发三人进会场跪灵，结果三人被参加会的人用皮带抽打，拳打脚踢，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后来主持会场的赵英虎等出面把三人拉走，才没有让事态继续发展。“文革”期间，一些人派性恶性发作，为打倒另一派，不择手段，制造假案，其手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见区商业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专区革委在礼堂召开庆祝“七˙三”布告大会。十三日发出《关于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印发《宣传贯彻“七˙三”布告讲话参考提纲》和《关于落实“七?三”布告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通知》要求各级革委会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狠狠打击，坚决镇压”。地区革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带工作队于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到横县蹲点宣传说：“‘七˙三’布告是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动员令，是开展镇压运动”。佟国华（军分区科长）说：“‘七˙三’布告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动员令，是一场全歼中国赫鲁晓夫运动，动作要快，进攻要猛”。邕宁县于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五片召开千人至万人大会，刮十二级台风，结果在全县九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四˙二二”派据点，全县乱抓人，到八月二十二日止抓了四千七百六十二人，七至九月乱打死九百四十七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百分之八十八。（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在南宁地区，自“七˙三”布告下达至十月止，共揪出“坏人”六万零六十一人（布告公布前揪斗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五人）。七月打死、逼死二千七百三十八人，大战八、九月的结果，两个月打死、逼死七千一百九十九人。占当年死亡人数百分之四十点六。（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一千八百五十九人，《布告》之后死亡九千零八十七人（共计一万零九百四十六人），占死亡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桂林、南宁两个地区在“七˙三”布告后共打死一六千二百八十六人。（见桂林、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八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举行一千多人的大会。“热烈欢呼‘七˙三’布告”。安平生宣读《布告》，欧致富讲了话。他说“七˙三”布告是解放广西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为迎接区革委会早日成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肖寒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对“七˙三”布告抱什么态度，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要条条落实，坚决紧跟，把矛头始终对准“阶级敌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角落里统统拉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见九日《广西日报》）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贯彻“七˙三”布告的情况简报之一》。《简报》说，接到布告后，革筹、军区、驻军负责同志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军区机关、部队、驻军、三支两军人员都召开“庆祝大会”，并召开了两派常委（“新‘四˙二二’”拒不参加）座谈会。南宁驻军派出宣传车，抽调三百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四十三个宣传队，深入街道、机关、工厂、学校宣传《布告》。还说老“四˙二二”和“联指”常委在座谈会上各自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坚决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还说，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对“敌”斗争新高潮。有些单位“三查”运动进一步深化，又揪出一批“坏人”和“反共救国团”成员。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一带散发“七˙三”布告九万多份。南宁、柳州共组织五十一个所谓“宣传队”深入工厂、学校、生产队宣传《“七˙三”布告》。（“△”）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简报之二》，《简报》宣称，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到南宁散发《布告》九万多份。当日柳州、南宁组织五十一个“宣传队”，到基层宣传《布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仍然继续蒙蔽群众，抵制和破坏《布告》的贯彻。“ 新‘四˙二二’说《布告》是“变色龙”搞出来的，是镇压“四˙二二”的。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指示》发出后，为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四˙二二”一大批人。

八日至十日 临桂县武装部长龙凤山在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针对有些人对杀人太多有思想顾虑，把“七清”集中为“三查”，刮更大的十二级台风。“三查”即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三查阶级敌人。具体办法是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七?三”布告，批评行动慢的公社，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会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至十六日共杀去三十六人。十六日至十八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四˙二二’骨干分子和把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刮他一次十二级台风”。县“联指”头头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主要头头、对立面骨干分子还有未改造好的四类分子等。从此次会后到七月二十四日共杀一百人。七月二十四日，县民兵团开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县武装部副部长大讲“七清”、“三查”、刮十二级台风成绩，要求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还派人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七月二十五日县“保革”指挥部（保卫革委指挥部）公布“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总动员令”，同时还翻印发出与他们“总动员令”内容相同的桂林专区革委会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共杀了九十六人。“八˙二O”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的四十余人，除一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其余全被杀害，就地枪杀或未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八月二十三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九人拉出杀害。八月二十八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韦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杀）的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八日又杀去八十九人。这样，临桂县从六月至十月共被杀一千七百九十三人。（见临桂县“文革”大事记）

全州县于七月八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会后立即组织一千五百人宣传队，印发布告四万四千五百五十五份。全县共召开大小庆祝会一千七百零九次，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二人参加；开办“学习班”二百二十七期，有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九人参加。七月份共开批斗会一千一百零七次，被批斗者二千一百七十九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四˙二二”的上方宝剑。七月十三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全州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杀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占全县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四。（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七月七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一百八十七人进行批斗，当场打死打伤十九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七月十八日开万人大会，对被批斗者宣传罪状后，二百零六人个个过鬼门关（即被纠察队、民兵、群众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到七月二十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一千二百多人。八月五日，县革委主任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的“反革命”共七百多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十二级台风，向“敌人”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等动手打骂，台下面哭声震耳。至八月七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宣布：“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和“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八月五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二千一百二十人，县直机关共揪干部职工一百二十一人。学习“七˙三”布告后，自首投案者二百人。全县死人三百一十二人，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死九十八人、之后死二百一十四人。（见德保县“文革”大事记）

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负责人说：“贯彻‘七˙三’布告策动全县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过去没有‘七?三’布告，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决上思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次掀起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十级台风不行，就要刮十二级。对敌人专政，这次会中搞，会外也搞，会内会外结合”。于是会议期间杀了两批共二十三人（第一批杀十一人均为国家干部）会外杀七十五人，共九十八人（ 会外零星杀人未记）。在贯彻“七?三”布告的同时，贯彻区革筹“清理阶级队伍”指示，全县共清出“叛徒”五十一人，“特务”四人，“走资派”五十一人，“反革命分子”四十一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二百二十人，其他“坏分子”八百三十五人，在清理中斗死一百二十一人，逼死十八。（见上思县“文革”大事记）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作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段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阶级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为主，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七千三百六十七人。……便更深入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布告威胁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范围开展起来，到九月上旬共揪斗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五人，挖出六十一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见都安县“文革”大事记）

北流县七月八日举行七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七月九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布告决定，说靠“七?三”布告威力揪“黑班子”等案。接着成立四个专案组：一O一、二O二、三O三、六O六专案组，共清理二百五十三个案件（全系错案、假案）。七月十八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一八”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八百二十人，被斗争七百四十八人，打斗致伤四百七十九人，致残六十二人，致死三十一人；打成“反团”八百零四人，斗打致伤的四百一十四人，致残的二百二十五人（其中新丰区书记顾德荣因未得三结合，诬陷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五百多人，致残二百零五人，致死一百一十二人。“处遗”时，顾被判刑十三年又翻案加判三年共十六年）。（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平南县发出贯彻“七˙三”布告决定，说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提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三查一清”。提出要深入边远山区和未揭开盖子的地方开展工作。出动了四万八千多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区、乡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办班九千七百二十一期，学习者达二十五万人。翻印了“七˙三”布告七十二万份，随之是在全县范围内出现空前的乱杀人恐怖现象（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三》说，“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三天来，已在全区掀起了宣传学习高潮。特别是行动快，声势大，宣传面广。驻军各党委对贯彻《布告》决心大，抓得紧。各专、市、县革委会宣传《布告》得力深入。

同日 广西民族学院革委召开了欢呼并坚决执行“七˙三”布告的大会。

同日 民院“联指”“三˙七司令部”宣布民院领导和教师韦章平等五十七人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政治死刑”。

同日 横县召开二万八千多人的宣传“七˙三”布告誓师大会。组织二万五千多人的“宣传队”员，发出清理外地人的通知，在一个月中共揪斗二千零七十五人，打死一百零二人，八月份打死二百二十六人，九月份打一百二十七人，三个月共打死五百四十三人。（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派出飞机散发《布告》后，又布置各地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宣传《布告》。强调“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于是，全区共翻印散发“七˙三”《布告》约一千万份。（“△”）

是日 《广西联指报》一版全文刊登中央“七˙三”布告。二版上半版刊登“联指”指挥部《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国民党大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袁家柯的总攻击令》。下半版刊登“联指”航运“红联”调查报告《天兵怒气冲霄汉——盘踞在南宁航运局北大港口反共救国团匪徒和美蒋特务的滔天罪行》。

本月上旬，永福县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发生集体杀人事件八十一起，死亡一百八十四人。七月二十五日，为在桂林打仗死亡“烈士”开追悼会，杀死五位区级干部，之后又发生七起杀人祭尸的事件，杀死二十一人。以上八次追悼会（均为追悼围剿桂林“四?二二”死亡的十二人）共杀二十六人。另外，在桂林武斗期间抓到对立派四人枪杀，为死去的十二人报仇。（见永福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导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于十日上午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消息《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消息摘录了安平生、欧致富、肖寒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要狠狠地打击、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及所谓“地、富、反、坏、右”。

是日 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中央‘七˙三’布告”，全区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四》。报告近几天来，对“七˙三”布告的宣传，从城市到农村，已全面形成高潮。群众组织揪出了一批“坏人”，其中有“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是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大会，欢呼《“七˙三”布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围歼“阶级敌人”（“△”）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从今天起，该报军管小组根据广西军区和区革筹主要负责人的指示，就贯彻“七˙三”布告问题，发表了九篇社论。

十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五》。

是日 平乐县“联指”为赴桂林攻打桂林“四˙二二”死亡十二人报仇，从在桂林关押的人中拉出十二人枪杀；回到平乐后又在平乐分三处开追悼会，共杀死对立派二十人祭死者。四次共杀三十五人（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这是因为广西“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一带已被广西“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后，“四˙二二”在控制区外边的朝阳路和邕江桥附近布防。因此，警司发布了交通问题的通告，揭露“四?二二”火力封锁朝阳路至邕江桥，为歼灭“四˙二二”大造舆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六。报告掩盖了广西“联指”、解放军重兵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而引起“四˙二二”还击的真相，而是说“自七月十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二人，伤多人。十二日上午他们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实际是“联指”向“四˙二二”进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

十四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区革筹、广西军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对“四˙二二”执行全面武装包围和镇压。（“△”）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七》。

十五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在区体育场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安平生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欧致富、肖寒分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要结合‘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某组织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见《广西日报》、《广西联指报》、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武装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推进了包围圈。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广西“联指”广播说，上午八点钟，广西“四˙二二”从区展览馆据点向区体育场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开枪，打死打伤前来参加开会的群众，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于是，事先布防在邕江桥两头的炮兵部队和“联指”武装，向“四˙二二”据点解放路一带开枪炮击。（见区档案馆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1卷）

是日 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据点召开常委、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会议，研究布置总攻问题。会后，“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等到广西军区汇报。司令员欧致富问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暗示同意大打了。（见区“处遗”档案55卷）

是晚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八》。《简报》说，十七点五十五分到十九点三十分，解放路的广西“四˙二二”向军区机关开炮，军区院内中弹五发，打伤战士二人（其实，是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围攻解放路一带，炮兵部队在军区后院向解放路“四?二二”据点开炮时，驻守解放路的“四?二二”进行还击，炮弹落到军区院里）。

十六日 晚，“支左”人员董坤从北京打来电报说，经在京几位领导研究，有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1、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继续抓紧进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务”，应抓紧核实，如有厅局级以上的应先搞清几个报来。

2、拟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国团”成员及其罪恶，上石“农总”问题也可以公布。

3、广播电台目前在广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贺、霍、傅、谢、袁问题。

4、凤山县副县长覃家修的材料要继续核实。核实后的材料如够点名批判的，即由家里领导讨论决定。（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卷革筹记录本）

同日 《广西日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报导“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大会。一版报导十五日南宁十三万人集会“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二版刊登大会《向毛主席的表忠书》和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二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三版在《誓死捍卫‘七˙三’布告》通栏标题下，刊登记者采写的“誓死捍卫”大会侧记长篇通讯，大造声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联指”）和人民解放军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

下午四时许，欧致富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排斥群众救火”，并交代了注意事项。（“△”）

是日 南宁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八月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安委员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杀害三十三人。还有的人被抓后，至今生死不明。

十七日 韦国清在赴京学习班的“誓师的大会”上说，“七˙三布告”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的总动员令，“阶级敌人”可能要挑起更大规模“武斗”，要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布告》的全面落实。

同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十县“联指”武斗人员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开枪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永明街、汉乐街、上国街、自强街、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

同日 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广西“联指”第一次炮击船只是六月二十三日，打中了“桂宏”、“东风”号船；连接在一起的四十多艘船只起火燃烧。第二次炮击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广西“联指”武斗团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O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五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三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载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的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被烧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当时，广西“联指”、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却把烧毁船只的责任强加给广西“四?二二”。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见南宁市和区交通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解放军六九七七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四˙二二”农总，俘虏一百二十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一百四十多支。尔后，又抓捕八十多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反革命事件公告》。（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彻底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是晚 广西军区召开联席会议，在南宁的区革筹成员和军区党委委员都到会。会议研究了所谓制止“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坏人纵火的措施。会上，伍晋南说：“现在抓了不少‘纵火犯’，对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继续查明纵火原因，以免你说是他，他说是你。要最后作结论”。（“△”）

十八日 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的指示，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及“联指”又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全区城乡有七百万人次参加了“誓死捍卫”大会。通过“誓死捍卫”大会，大造舆论，歼灭“阶级敌人”。 （“△”）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四˙二二”驻守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了民房商店。但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发出歪曲事实的所谓《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措施的报告》。《报告》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并说，“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仅十八日中午就打伤三人。

同日 南丹县革委会根据军分区布置，调动民兵千余人，动用轻重机枪、六O炮、高射机枪、火箭炮……等武器，对住在拉么矿内的“四˙二二”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几次以县革委会名义发布通告，要矿内干部、群众投降，保证生命安全等。经过谈判，矿内干部、群众走出来“投降”，走至矿口后被矿党总支书记匡宗玲指挥武装人员杀害四十七人，接着又将逃走的六人杀死，共杀死五十三人。（详见南丹县“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又调二二O师六六O团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但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却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同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所谓《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说，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1）组织了指挥所， 由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负责。（2）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3）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三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同日 区革筹给河池专区革委会、凤山县“支左”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说：“凤山县原副县长覃家修，在‘文革’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指挥武斗，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做了不少坏事，起了很坏的作用，至今仍不回单位，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应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通知下达后，县人武部和“联指”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声讨覃家修的“罪行”。

覃家修被罗织的“罪行”甚多，是因为县人武部奉命支持“联指”，压“七˙二九”（“四˙二二”组点），覃家修和离休老干部、当年韦拔群部一营营长廖熙英对抗了“军方”，支持“七?二九”所致，廖、覃二人在凤山老革命根据地颇有威望，因此，广大农民和民兵都跟着他们，区革筹、广西军区为了扭转凤山局势，便首先将覃家修和廖熙英当“阶级敌人”打下去。覃家修被抓到后，被多次批斗、毒打，最后被判刑十五年。一九八三年“处遗”时平反。（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山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广西日报》发社论《分清敌我，联合对敌——四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二版刊登广西教育学院所谓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其实，这所学院把不同观点的一批教师、干部打成了“阶级敌人”，进行镇压。韦国清“视察”该院时，肯定他们打击“阶级敌人”的“经验”很好，要总结推广。

二十三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专区、南宁市革委会分片召开“坚决贯彻‘七˙一八’批示（对湖南省革委会、省军区贯彻“七˙三”布告的批示），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肖寒等分别到各片群众大会上动员“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行动起来，歼灭“阶级敌人”。（见南宁市、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用特大号黑体字制作通栏社论标题《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五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中央“七˙三”布告》。

二十四日 凌晨四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三千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这是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的，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由柳江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仅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钢的，不少人的家在福塘），并在二十三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四˙二二”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重兵”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联指”三千多人搜山围村，抓获七十多人，立即枪杀二十五人。在清剿中，又枪杀死一百二十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人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四˙二二”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群众一百四十六人，开支现金十万四千多元，粮食五万三千五百八十三斤。（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刊登消息《南宁八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革委会、南宁专区革委会负责人分别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执行“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此后，从城镇到农村成批杀人。

同日 宾阳县根据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南宁专区革委会关于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的指示精神，成立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由王建勋（驻军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黄智源（六九四九部队营教导员）、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炮营政委）为正副组长。王建勋二十六日在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的三区（芦墟、新宾、邹墟）两镇（芦墟镇、新宾镇）领导、公安员、派出所长会议上说：“对坏人要处理，杀个把不要紧，杀人犯要干掉，民愤大的可以干掉”。当晚，新宾镇革委根据王建勋的指示精神，组织东风街群众斗争罗贵昌、黄德三，当晚把罗、黄打死。第二天，新宾镇革委主任何其清、武装部长李发新组织落实“七?三”布告大游斗，当场在新宾街上打死十四人。二十八日，新宾、大桥、芦墟三区（镇）分别押了一百多个“二十三种人”来芦墟镇挂牌游斗，当场用木棒打死八、九十人，其中有县人民医院院长李贵生，副院长兼内科主任邓启俊，外科主任刘大德，妇产科主任刘霄桐，药剂科主任刘长祥等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上午，王建勋在县军管召开的政法干部会上具体布置镇压“阶级敌人”，对杀人对象、时间、手段、指标都作了具体安排。王建勋说：“我们这一仗，时间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一段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闹分队的首要分子等”。县的重点在芦墟、新宾镇，现在新宾也拉开序幕（新宾二十六日开始杀人）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地去发动群众。只要群众认为是“坏人”要专政的，你们就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脚。二十九日下午又召开各区武装部长和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王建勋、王贵增在会上批评一些单位“左看右看，拖拖拉拉，行动迟缓，回去后要统一行动，该打死的交给群众处理”。这两个会议后，全县一百七十二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成批杀了人。八月三日黎塘区补塘公社枪杀三十七人。黎塘区革委主任兼武装部长韦善强趁贯彻“七?三”布告之机，挟嫌报复，直接指使杀害黄世济（原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病退职回家养病）等五名地下党老游击队员。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杀、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活烧、挖眼、剖腹、碎尸和用牛拖死等。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二天里，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全家被杀绝的达一百七十六 户。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因韦善强挟嫌报复杀人，民愤极大，于一九八四年冬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五年被执行枪决。其他为首谋划杀人的罪犯和参与者，也受到了判刑或党纪、政纪处分。所有无辜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见宾阳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继续进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域，不断地向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据点开枪炮击，多起火燃烧。但区革筹、广西军区又倒打一耙，向中央、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南宁市情况报告》却说：“阶级敌人”继续纵火破坏，向部队技术侦察兵开枪，展览馆向驻总工会干校高炮六四二团打炮十一发。

是日 《广西日报》用头版整版篇幅宣传毛主席“七˙一八”批示。继续报导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这个版的通栏标题是《我区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七˙一八”重要批示指引下，掀起了更广泛更深入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的新高潮》。

同日 自治区政协委员刘介及其儿子刘忠汉、媳妇黄剑珍、孙子刘颂平和邻居李雄坤被桂林市马车社社员蔡振华“联指”成员）杀害。原因是蔡振华养的一条小狗从二楼掉下摔死了，蔡认为狗是黄剑珍丢下去的，两人发生争吵，邻居李雄坤说：“一条小狗有什么了不起”。蔡说：“打狗就是欺主”。于是怀恨在心。二十三日，蔡便以抓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名，指使申松华等人将刘介等五人抓走杀害。（详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大事件、区“处遗”档案108号）。

二十五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个连二百多人进驻广西大学，宣传、落实“七˙三”布告，领导“斗、批、改”。“宣传队”负责人是陈田、蒙荫昭。在“斗、批、改”中，审查批斗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五十六人（起），其中厅级干部二人，处级干部五人，科（县）级六人，正副教授十九人，讲师十七人，助教五十七人，一般干部十人，工人七人，学生三十一人，家属二人，校党委书记高仕克于八月一日被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揪斗后，押送南宁警司关押了七年。这一百五十六位受害者，后来都已平反，恢复名誉。在“斗、批、改”中共耗外调旅差费六万二千九百多元。（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至八月十八日 灵山县以公社为单位集训中小学校老师，“清理阶级队伍”全县共揪出“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等教师共五百一十八人，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批斗，致死十人、致残八十六人。（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广西联指报》三版公布所谓《横扫国民党的渣滓——玉林“联指”战士、贫下中农揭发破获匪“中华民国救国团广西桂南边一O三师等三股反革命组织”纠合案简介》。报导后，大批“四?二二”成员和无辜群众遭到逮捕、关押和枪杀，这宗冤案迟到一九八三年“处遗”才平反昭雪。

同日 全州县清查“反团”七十起，共死亡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其中枪杀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自杀一百九十八人，斗打死三百一十五人）。“文革”十年，全州县共死二千一百五十六人。（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上林县革委研究落实“七?三”布告措施，提出八月要大战一个月。到八月二十一日止全县组织一万一千五百十六个宣传队，召开大小型会议二千六百多次，翻印布告五十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一份。据当时县革委统计，“七?三”布告前全县打死二百二十一人，被迫自杀八十一人；“七˙三”布告后，打死一千一百五十一人，逼死四百二十七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七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二十八日至九月二十二日 蒙山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四百七十四人办学习班。共迫害教师一百二十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其中致死三人，致残六人，重伤七十二人，开除五十六人，拘留十一人，判刑二人。学习班人员中有九十六人被“三办”定为专政对象。县革委主任在全体教师动员报告说，主要任务是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进行“三查一清”。在学习班期间共开了一千一百多次斗争会；分别施以刑罚，惨不忍睹，令人发指。一九八三年“处遗”时，受害者给予平反昭雪，伤残者给予经济补助，死者遗属抚恤，子女安排工作；对迫害教师的有关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详见蒙山县“文革”大事件）

二十九日 《广西日报》头版突出报导广西军区和驻军组织所谓浩浩荡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矿区、铁路、机关、学校、农村，广泛深入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狠狠打扫“阶级敌人”。

三十日 上林县“联指”总指挥调动大丰、巷贤、白墟、乔贤区原“联指”上林中学“沥血兵”共四百多人，到南宁参加广西“联指”围剿广西“四˙二二”。在围剿中，白启鲁、梁可明、潘连标中弹死亡。上林“联指”决定为他们报仇，并分别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在潘连标“追悼会”上，蓝宏记代表乔贤区革委会讲话，他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的遗志，战斗到底！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还我战友血，报我战友仇，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在蓝的讲话煽动下，以韦成祖为首的凶手离开了会场，将参加抗美援朝的共产党员（“四?二二”观点）覃绍辉等三人打死。当天晚上，一批凶手又打死“四˙二二”观点的三十人。在乔贤区，年仅十六岁的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墓地枪杀陪祭。蒙光忠被打死后被凶手剖腹挖肝煮吃。潘展才（党员）、潘展光（团员）、潘海青（团员）、潘棉波（地下党游击队员）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和煤油，焚烧死者的尸体，亲属边烧边哭，泣不成声。三个“追悼会”后，上林“联指”为三个“战友”报仇，共打死“四˙二二”和“四类分子”共一百零三人。这宗严重的派性报复杀人事件的主要凶手，迟到一九八四年“处遗”才受到惩处。（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背着中央和广州军区，调动解放军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六四二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攻打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指挥攻打的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参谋长陈德华等。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十五时开始包围炮击。据“处遗”档案109号记载，打展览馆整个计划是经韦国清，欧致富批准的，主攻方向选择由越南领事馆突破，也是经韦、欧批准的。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李仕才、安平生、韩世福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布置“联指”对广西“四˙二二”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上交武器，反戈一击。（“△”）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社论强调以中央“七˙三”布告为武器，围歼“阶级敌人”。

七——九月，百色地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贯彻“七?三”布告领导小组，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的决定。八月十五日，地区革委、军分区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迎接全国布告颁发的几点指示》。七、八月召开四次电话会议。强调开展斗争。全地区共揪斗了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三人，其中“叛徒”九十三人、“特务”五十八人，“走资派”三百三十人，“国民党残渣余孽”九百三十九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一万零二十九人，其他七千四百多人，打死和迫害致死二千四百八十一人。（详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八月



一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点结束。打死驻守据点二十三人，伤五人，“俘虏”四百七十多人。据解放军炮兵第六四二团给军区和广州军区的报告中得到，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命令，炮兵第六四二团高炮一连、二连协同兄弟部队担任“强行收缴展览馆武器”，主要负责火力压制和牵制“敌人”正面火力，防止“敌人”从正面突围、掩护兄弟部队进馆的任务。从七月三十一日十五时开始，到八月一日八时结束。共耗冲（步）枪子弹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二发，轻机枪子弹一千八百一十四发，四联高射炮枪弹六百九十发，信号弹二十二发，损坏轻机枪二挺， 四联高机枪一个管机匣。（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六九一一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一千多武装，围剿对立派“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州一带和“北山”——久隆一带躲藏。今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斗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吁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械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三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伦贵出来“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交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仓库里关起来。三个小时后，枪杀了七人。尔后，又杀害十多人。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两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因为背着中央，调动部队和“联指”摧毁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今天，他们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电报，检讨错误。电报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见区档案局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卷）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队，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总指挥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海波、景伯承、仲生栋，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印玺和陈德华等也分别到各片指挥。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上国街等十二条街道，于昨天已被部队和“联指”打成废墟。（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解放军和“联指”征兵包围解放路，开枪炮击，一片火海，区革筹、广西军区今天给中央的报告却说：“阶级敌人”仍然纵火破坏。解放路的“坏人”不断向“掩护”部队和“救火”的“群众“开枪射击”，“破坏救火”。（见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日 《广西日报》报导南宁市革委会于昨天召开“军民大会”，全面落实毛主席批示“七˙二四”布告和“七˙三”布告。消息标题是《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消息摘要发表肖寒、王恩厚在大会上的讲话都强调：贯彻“七˙二四”布告要象“七˙三”布告那样，继续、猛烈地进攻，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现在他们已陷入四面楚歌，孤立待擒的困境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立即行动起来，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最最猛烈的进攻。

是日 《广西日报》头版还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八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动员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

是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三面包围广西“四˙二二”南宁百货大楼据点。先用重机、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轰击，后用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山墙摧毁。据一九八三年区、市“处遗”联合工作组调查，大楼被摧毁后，国家财产损失一百一十多万元。（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围攻解放路，数发炮弹落在解放路银行办事处左右两侧的民房中着火。此刻，银行干部高镜凤、黄长安、刘强、雷祖佑、陈永富、钟甲正等人决定向“四?二二”解放路中心片指挥所报告，研究如何处理金库的钞票问题。指挥所的黄希立带“四?二二”保卫处的黄耀明、郑峰等人来到银行，用十字锄砸开铁门，并打开金库。黄希立找银行干部高镜凤、黄长安、刘强、李明军、雷祖佑等人清点钞票，共现金五十一万零四百三十元六角。当时，“四?二二”头头熊一军也来到现场，他当面给银行干部打了收条 ，然后将钞票抬至解放路土产门市部后面球场焚烧。对这一事件，当时被定为反革命抢劫银行罪 ，“抢走解放路银行七十一万二千二百零一十五元，并且放火焚烧银行和民房”。与事件有关的人员被关押十多年。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弄清事件真相，对原来被定为“反革命抢劫银行罪”的人，免于刑事处分，释放了在押的有关人员。（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藤县落实“七?三”布告，于八月中旬集中小学教师二千七百人办学习班，三百九十九人被批斗，二百二十五人被打伤，六十三人被打致残，二人被炸死。至八月十日全县被批斗干部、群众四千三百七十九人。（见藤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拉到二塘煤矿废坑丢的尸体六百八十具；在解放路及附近街道就地“火化”六百九十四具；在朝阳沟边枪杀活埋七十五具；分散“火化”、丢下邕江四十四具）。抓获“俘虏”——广西“四?二二”成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另外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打死二十三人。死者中有南宁市公安局干警黄祖霖、钟敬仁、胡跃明、李国和、谢赤德、黄初庚；南宁市废旧公司唐光琮（女）、廖洪基；南宁市粮食局韦质彬；南宁市树林园五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解放军和“联指”打下解放路。下午，广西“联指”和南宁市“联指”下属各组织普遍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晚上举行宴会。大吃大喝后，又去屠杀“俘虏”。南宁市“联指”“财司”兵团分两处会餐，炮连在朝阳路小学，其余在区工商联。在朝阳小学会餐的王利（市饮食公司保卫干事）等人吃喝后，提出要“教训教训”康兴。吕继才、杨爱群表示同意。于是他们把康兴从关押的教室里拉到球场上，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用木棍轮流毒打，当康兴被打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时，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把康兴拖上汽车，令司机蒙日光开车到望洲岭（现在的皮具厂）把康抛下红苕地里，王利、杨爱群先后开枪杀害。康兴“文革”前是中共南宁市委第三届候补委员，历届人大代表、市财办副主任，一九四三年入伍的老干部。（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周年》。社论强调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歼灭“阶级敌人”。第三版报导各地工农兵欢呼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的消息，呼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六日 根据区革筹、广西军区指示精神，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所谓《关于坚决肃清一小撮流窜的阶级敌人的紧急通知》，《通知》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大打一场围歼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个个动手清查“坏人”，揭发“坏人”，捕捉“坏人”，为“人民除害”，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再立新功。

是日 凌晨五点多，“联指”南宁民运社兵团头头兼攻打解放路武装混合连连长李锦庆，在镇北桥头被冷枪击中死亡。消息传开后“民运后团”武装班长黄立胜便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到华西大楼，从关押的“俘虏”中拉出八人到华东路口枪杀。（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八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围歼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多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等地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含“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外地流入南宁的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处。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七千零十三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解放军和“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烧毁重工、轻工、手工业的厂房、门市部八十多间、中小学校十五间、医院门诊部八间、百货、医药、烟酒、水产、蔬菜、服务公司的商店和门市部共六十一间。（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晚 区革筹、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表人物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尚未成立革委会的县，一定要在二十六日革委会成立前成立。（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同日 南宁市召开大会，动员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正安、肖寒、梁中一、王恩厚参加了大会。张正安、梁中一分别在会上讲话。他们说，目前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以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等一小撮“阶级敌人”，已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彻底灭亡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报》。号召开展“三查一清”认真清理“阶级队伍”，迎接自治区革委会早日诞生。（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

十日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捍卫“七˙三”布告“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万名武装游行。有十万人参加；贵县、容县、横县、北流、崇左、桂产、田阳、博白、玉林、钦州、上林、邕宁等县和东罗煤矿还派来“赴邕慰问团”参加大会。（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攻打、炮击、爆破对方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罪行强加于广西“四˙二二”一方。（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日 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在展览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安平生、韩世福等前去“参观”。随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前来“参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河池军分区司令员孙长锁、副参谋长李义川，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主持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另一派群众组织“七˙二九”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领导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覃杰，六九一一部队政委李宽永等。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 乐业、罗城“联指”武装和三厂（人民、龙江、东江三个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孙长锁在会上还说，根据上级首长指示，凤山县革委会一定在二十六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起来，实现广西大地“一片红”。会议宣布解决凤山问题指挥小组名单。组长孙长锁、副组长李宽永。成员有李义川、张春林、陈金柱、覃杰等。指挥小组决定，进驻凤山武装人员和部队于十六日凌晨三点到达各自指定的地点，上午九点为全面总攻时间。四千四百多人进攻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杀死、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被杀害的人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过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后，凤山县革命委员会于二十五日宣告成立。一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凶手成了“功臣”，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联指”武装和部队围剿“七?二九”时，乔音公社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带着武装逃上高山，长期不归。（见河池地区、凤山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全面落实‘七?三’布告，上缴武装誓师大会”。宋治平代表广西军区、区革筹、南宁警备区在大会上讲话。他肯定和表扬广西“联指”参加所谓“掩护群众救火”，打击歼灭“阶级敌人”后，召开上缴武器誓师大会，“彻底”上缴武器的革命精神好得很！好极了！

十二日 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开时间五十二天。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来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在攻打围歼区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等二十六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五花大绑，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革筹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任革委会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霍成忠（五十五军副军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书记）、韦世经（南宁橡胶厂工人）、林福文（南宁航运局工人）、毛凤鸾（凤山县农村女民兵、“活学活用”标兵）、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副科级干事）、龙智铭（区水电设计院干部）、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任副主任。（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晚 欧致富在北京代表区革筹、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目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十一日“联指”召开所谓“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因为围歼解放路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对“俘虏”执行政策（因为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抓获后，关押期间被凶手动用十五种“刑法”敲打，成批杀害，不少女红卫兵被强奸、轮奸）。

十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庆祝大会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电报。（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十六日 南宁专区革委会保卫组在地区行署饭堂搞“活人展览”，有七个干部被当作“阶级敌人”展出。给他们带上手铐，由解放军看守，参观者达数千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晚，上林县三里区发生爆炸事件。三里区革委会认为是“敌人”破坏，经会议研究决定把“四类”分子和“二十三种”人等二百余人，抓来批斗，当天把原区委书记、区长、区妇联主任等一百六十七人杀害（后查明爆炸事件系该区共青团书记因未得参加区革委会不满所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各县“联指”武斗团负责人及各县人武部负责人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是要解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要抓两个关键：一是收缴武器。二是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在会上说：“你们来桂林已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特务’一个也跑不了”。会议布置用武力解决“四˙二二”桂林“造反大军”的问题。（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南宁举行“盛大”军民大会。韩世福代表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在会上作《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以“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动员报告》。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迎接我区革委会胜利诞生——九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说，贯彻“七˙三”布告，消灭“阶级敌人”取得了“伟大胜利”，要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十九日 景伯承、慕石起在桂林一O四部队驻地召开平乐、兴安等十二县“联指”武斗团头头会议（当时调进桂林市的各县“联指”武装人员已达七千多人）。景伯承在会上说：“‘造反大军’的枪一定要缴，一枪一弹不能少，他们不交，我们就采取强硬措施了”。“我们已成立三千多人的纠察队，‘联指’的枪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今天还要发”。“还有一股人（指‘造反大军’）要上山。他们上山，‘民兵’同志看到不用请示，打掉算了”。会上，景伯承对“八˙二O”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成立“军民联合指挥部”，由张东芝（桂林军分区副司员）任总指挥，全州县人武部长庞人军任十二县“民兵”指挥部。会议确定由军队主攻，“民兵”负责拦截外围逃散人员。（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前去北京参加中央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章英、农烈、白鉴平、廖伟业、王反修、李振林、钱之俊、刘振林、刘天偿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送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同日 百色地区革委举办地区追查“黑班子”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九十二人；对支持、同情“四˙二二”的领导干部和“四˙二二”的骨干进行审查，其中有覃展、田永春、陶爱英等被诬为“黑班底”，黄克刚等十余人被诬为主要成员。（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由，对“四˙二二”桂林“造反大军”进行全面围歼。其实，在“八˙二O”前，他们已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捣毁所有的据点，溃不成军的“造反大军”，已毫无抵抗能力了。但为了彻底围歼对立派，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将桂林地、市“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编成“纠察队”，由市武装部科长王永清和市工交部武装科长郑国安指挥，会同十二个县“联指”武斗队团共一万多人，于凌晨三点包围桂林市，搜捕“造反大军”，接连四天四夜，对“造反大军”及持“四˙二二”观点的干部、职工、居民和学生共一万多人实行逮捕关押，五千多户被抄家，劫走财物。二十九日，市革委会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桂林市革委副主任陈秉德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会议结束后，连续几天游斗批斗了近万人。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的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O”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的，不仅不予追究责任，却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不断升官晋级。例如“联指”的主要头目，组织、策划武斗犯了罪的曾明轩、曹铁军等人都升了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西军区、原区党委和桂林地、市委、军分区，一直坚持桂林“八?二O”事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谁反对“八?二O”行动，谁就是“反革命”。原市长冯帮瑞因反对“八˙二O”行动，从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底，以“反革命罪”，被批斗、审查了十年。市委曾多次报告要求原区党委把冯帮瑞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每月只发生活费。冯帮瑞不服，向中央申诉。一九八三年“处遗”后，新区党委下文给冯帮瑞平反。一九七四年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张雄飞等一批人贴大字报揭露“八˙二O”行动是韦国清等人镇压人民群众。结果，张雄飞、李新、刘玉生、赖东荣、潘文源、彭富森、许瑞林、龚志明、黄锦祥、李和平、周述耀、陈体郁、牛建农、杨炎玲、杨德华、鲁鹤松、刘重喜、张树枝、唐兆宣、莫汝、阳文生、汤焚新、孔宪才等二十三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张雄飞、龚志明、许端林、黄锦祥等八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印发《张雄飞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散发全区，广泛宣传。一九七六年底，又把张雄飞定为“林彪和‘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定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份”，“是‘四人帮’ 在桂林的别动队。”一九七七年原区党委发出的三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原区党委还决定在《广西日报》刊登一系列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和评论，以巩固“八˙一O”行动成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原区党委和桂林市委，每年要在桂林市进行一次“八˙二O”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的“教育”，强制干部人人表态。谁反对“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谁就是“反革命”。于是，轰动全区十三年“八˙二O”事件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案件，迟到一九八四年三月，新区党委才给予平反昭雪。（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按：此案是区高级法院副院长张佐民办的，是乔晓光 亲自抓的，亲自修改判决书。乔授意桂林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龚志明死缓，张雄飞、许瑞林无期徒刑，黄锦祥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张雄飞等人不服，多次申诉，法院也多次复查，只要改变刑期，而不给予平反。一九八二年二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听了该案的复查汇报后指出，属于错案，应予平反。但乔晓光以湖南省唐忠富一案为例，要法院关了多少年就改判多少年。区高级法院副院长孙曹威也拖着不予平反，至一九八二年底，孙到最高法院请示工作时，又向王战平副院长提出要维持原判。经最高法院来电话答复：仍按江华院长在南宁的意见办。之后，才于一九八四年元月彻底平反。）（见“处遗”档案材料）

二十一日 广西革筹第二次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这次报告取消了上次报告中建议伍晋南为副主任的意见。（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日 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述评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从而实现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然而，在“文革”中，特别是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以后，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

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同志，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二十四日 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等从北京回到南宁。（“△”）

同日 河池地专“联指”、河地县革委会等组织联合行动，对“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四˙二二”派“坏头头”等进行一次大斗争、大清理。将地委副书记张延年、副专员崔树芝等三百余人进行游斗，最后集中在工人球场，李丰生（“联指”总指挥、地区局干部）手持木棍一一敲打他们。经过游斗和李丰生等的敲打，有百余人被打伤，在地专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见河池地、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供销社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张坚，副组长左凤才、王玉林，成员：阮世具、王福奎、莫畏、罗勇。 这天，持“四?二二”观点的该社干部顾隆和从桂林回来，即被王玉林、阮世具等人打死，尸体被丢到麻村附近原水沟里。从九月开始，区供销社开始了较大范围的审查。共三十九人被重新审查。由张坚任指导员，王玉林、阮世具管专案工作。九月二日，广州军区外调组向阮庆了解部队的一位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区供销社即成立审查阮庆专案组，对阮庆实行隔离审查。连续用罚跪、殴打等办法逼供，十多天无结果，广州军区外调组撤走。但阮庆仍继续受审查。并两次派阮世具、覃继喜到广州军区索取有关阮庆的材料，仍无结果。其后，把阮庆、宋友宽、庄东月、王新等十人作为敌我矛盾对象送到武鸣学习班继续审查。（见区供销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综合消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消息副题特别指出：经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和广西的代理人等一小撮“ 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极其沉重的打击了“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区自下而上地逐级建立了革委会，四个市、八个专区和八十二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成立了革委会。

二十六日 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举行了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陈开路、余其海、刘重桂、韩世福、伍晋南、赵茂勋、肖寒、韦世经、邓成汉、邓文光、林福文、陈启品、蒋运英、毛凤鸾、肖桂荣、农其新、曾春生、颜景堂、何作然、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李家海。革委委员一百三十三人。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江燮元（广州军区副政委）、欧致富、安平生、韩世福等作了“重要”讲话。韦国清在讲话中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见二十七日《广西日报》）

是日 环江县石棉厂革委会副主任韦水邓接到县纠察队长张兵电话通知，要该厂杀“猪”（即杀人）向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献礼。当天该厂纠察队长指挥枪杀了“四?二二”派的工人莫万朝。（见环江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临桂县革委副主任唐中元、韦英豪提出清理在押人员，“要杀的快杀，快要‘停车’”了。至九月十八日共杀一百五十二人。（见临县桂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播发电讯稿《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并公布了主任、副主任和常委名单。二版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韦国清在会上讲话，说“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大刮右倾翻案风，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时候，‘七˙三’布告给广西二千四百万人以及大支持和鼓舞， 我们以《布告》为锐利思想武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七˙三’布告和‘七˙二四’指示划清了广西的革命与反革命界限”。还说“解放时国民党有意留下一批军、警、宪、特，美帝、苏修又派来一批特务。贺、霍、傅、谢、袁是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地、富、反、坏利益的反动分子”。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同一小撮地‘阶级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打击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粉碎他们翻案复辟的罪恶阴谋”。（见《广西日报》）

三十日 平乐县月城区为龙岩反革命事件（是一件编造的假案）开大会杀十三人。与龙岩事件同时，各区均进行追查“反团”，全县因受反团案受牵连者达一千七百二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九十人。（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临桂县“联指”头头胥明德率“工纠队”将周丽英（县民政科长、县委副书记李瑾科之妻）等二十人杀害。三十一日，胥明德又带领“工纠队”将周克仁（副县长）、王振廷（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等二十三人打死。胥明德在“处遗”时被判死刑，立即枪决。被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本月，大新月桃城区大岭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公社革委副主任周均定（因“文革”初期被揭发贪污公款和乱搞男女关系）为首的专案组，为达到报私仇目的，制造了一个“广西反共救国团大岭分团”的冤案，受害者共五十六人，其中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十二人。还有二十三户被抄家，罚款共二千八百九十七元六角。（见大新县“文革”大事记）



九月



一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指示》二版刊登《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韦国清同志八月下旬对广西两派在京学习班学员讲话》。该报还突出报导广西劳大“星火燎原”兵团写的所谓《借问瘟君欲何在——坚决镇压劳大“四˙二二”的蒋匪反共救国团匪徒》。

四日 《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举行批斗大会，将已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黑笔杆子”七十多人进行批判和斗争。诬蔑这些同志在新闻单位把报纸和电台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的罪行。（见五日《广西日报》）

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

同日 平乐县革委会错误地根据县“联指”的意见，把逃往农村的“造反大军”成员当作土匪来追剿，并发布“剿匪”紧急动员令，成立指挥部，调动民兵追剿。在追剿中打死二十一人，枪杀七十七人，共死亡九十八人。（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六日至九日 区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连续批斗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参加批斗大会的有区革委会委员、广西军区、南宁驻军领导和“三支”、“两军”人员，还有区直机关干部。焦红光在批斗结束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见《广西日报》）

同日 区革委会、广西军区批准同意河池专区革委会、河池军分区又组织四百八十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凤山县，宣传动员“散匪”下山“投城”。 这是因为八月十二日部队和十二个县（厂）“联指”武装四千多人围剿“七˙二九”后，尚有一批人带枪逃进深山老林。“宣传队”和县人武部、县革委会，强迫“散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交枪，一个不杀”。韦明乐、韦明立、韦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韦明景带枪逃上了高流山。韦明乐父亲上山动员，韦明景先下山“投城”。但，韦明景回归第二天就被拉去杀害了，当时年仅十七岁。从此，逃上高流山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尔后，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下令派兵围剿三兄弟长达十四年。（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 南宁化工厂“支左”人员和革委会贯彻区革委会号召，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开办了第八期“学习班”，将本厂五十多名所谓有“反共救国团”嫌疑的人，集中住在旧水泥厂，由“支左”解放军李元春负责搞专案组审查。在“支左”小组长武伟召开的一次被审查对象会上，武说：“南化‘反团’成员不是一个两个，八个十个的问题，而是几个火车皮也装不完”。并说：“《台北日报》都有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姓名”。李元春说：“市新风街八十九号房是‘反团’的老窝”。在这个会上被点为‘反团’的有二十多人。对审查对象施以“金鸡独立”刑罚逼供。李元春说：“我这样干，就是我的‘磨菇战术’”。六O三车间主任郭信被逼供后，自杀身亡。被逼供神经失常的有陆恒嘉、周俊希、邱明铭。此外还有三人被逼自杀未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

八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稿《共庆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整个运动已进入斗、批、改的新阶段》。还报导南宁十万多军民集会，纵情歌唱全国山河“一片红”。广大军民决心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全区军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我区军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区”》消息。宣传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布置开展斗、批、改的精神和决心。

九日 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部份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公告》说：“破获了反动组织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分部，农总上石分部设作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下属十七个分团，一个武装连，农总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经常活动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分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十日 下午，欧致富召集“三办”（整地下党、“叛徒”、“特务”专案办公室）、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和区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攻打解放路后，《关于宁市“俘虏”、“收容”人员审查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攻打区展览馆，解放路广西“四˙二二”据点后，共“俘虏”、“收容”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含广西“ 四?二二”赴京控诉团）。欧致富听汇报后，说：“对这批九千多个‘俘虏’，要根据不同情况，交由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作具体处理。……”九月六日，还成立了审查处理“俘虏”领导小组，组长由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兼任，下设办公室，由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李瑞祥负责。（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头版整版篇幅报导《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坚决执行毛主席发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斗号召，同仇敌忾，愤怒批判斗争贺、霍、傅、谢、袁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发表社论《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旺》。

十二日至十五日 横县峦城区召开积代会，会中及会后的十二天里，打死六十三人，逼死十二人，共死七十五人，横县全县七、八、九三个月共打死、逼死五百四十三人。（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都安县革委召开二万多人大会，宣读县革委、县人武部《关于查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在我县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公告》。全县共揪斗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一人，受严重迫害三千三百四十一人，致死四百四十一人，受株连达八万人之多。原县长兰芳畹被诬为“反团”总指挥（关押八个月）、副县长覃向琦被诬为“反团”的上级领导，县委副书记黄保尧、粮食局副局长李振田、农业局长兰芝才被诬为“走资派”是“支持反团的”；公安局长韦立金、粮食局长韦志英、法院院长（县常委）苏盛文等三人被诬为“反团”头目。兰芳畹被毒打致死。成为都安县“文革”期间特大冤案。（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物资领导小组召开庆祝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大会（原材料、机电、储运三公司也同时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柳州、桂林、贵县二级站和区直机关单位也派代表参加。集中全局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挂黑牌亮相批斗，黄国楠、李云、李兴武、明韬等三十多人遭毒打。会后，各二级站代表回去也照此办理，召开庆祝会和亮相批斗会。十月以后转入“斗、批、改”，在革命领导小组领导下，物资局机关和局直属单位遭到严重摧残迫害的老干部有黄国楠、朱维松、张超、李云、李兴武、明韬、刘长安、李铁雄等。分别于十月五日和十一月三日被批斗。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超、机电公司经理李云、局办公室干部李铁雄遭受多次残酷批斗毒打折磨后，被迫害身亡。“文革”期间，区物资局（包括二级站）被迫害、枪杀、打死的有二十二人，武斗中死亡九人，下落不明二人，总共三十三人。是区直机关“文革”中死人较多的单位之一。（见区物资局“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广西日报》出八个版，发表韦国清在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刊登了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等文件，报社为此配发了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

十九日 广西军区收枪小组给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七˙三”布告，动员群众组织上交武器装备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九月十七日止，广西“联指”（指南宁“联指）上交各种武器七千八百九十件，占抢走数的百分之九十，各种弹药二百九十四万发，军用手榴弹九千五百二十五枚，收缴广西“四˙二二”（指南宁“四˙二二”）各种武器一百二十三件，占抢走数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各种弹药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发，军用手榴弹二百五十四枚。（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一版突出报导南宁专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大会传达贯彻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决议、决定。

同日 《广西日报》还突出报导柳州铁路局车辆段革命工人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消息。其标题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强调要主动把“阶级斗争”这件事管起来，不管一个单位的“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能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各地传达贯彻区革委扩大决议、决定和韦国清的总结报告后，从自治区机关到基层组织，从工厂到农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立即掀起了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新高潮。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县、各大、中学校，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几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七十个、一百多个的干部、教师、教授、工人当作“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头头”、“反革命”、“反军干将”、“牛鬼蛇神”、“右派”等关进“牛棚”和私设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干部职工受到残酷批斗和劳役。南宁地区开展“三查一清”揪斗了七万多人；区农业系统被揪斗一千二百多人；都安县揪出斗争了六千多人；区直机关将批斗对象分为三等，一等送南宁茅桥监禁，有的被送进警司长期关押。二等被送进武鸣“学习班”隔离审查。三等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批干部被残酷批斗，关押、毒打。到一九七二年才陆续“解放”。有的关押到一九七九年。

是日 博白县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刘振武同志惨遭迫害，在监中逝世。刘振武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用“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投寄玉林军分区。《宣言》斥责林彪：“他通过乔装，披着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敬爱领袖身边……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篡夺了它的职权……打击许多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了”。《意见》说：“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都站在错误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刘振武同志为了党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敢于坦率陈述自己的见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阴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却被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于同年九月十二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刘振武在狱中病逝后，县军管会决定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宗颠倒是非的大冤案，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三日批准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见博白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欢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新闻、医院、科研等十六个单位大会”。会上，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等代表区革委会向十六个“工宣队”授旗和赠送毛主席像章。区革委会副主任焦红光在大会上讲话。这批“工宣队”以产业工人为主，有解放军参加，共二千四百八十多人，分别进驻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劳动大学、广西教育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南宁医专、南宁一中、二中、广西日报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区人民广播电台、南宁市东方红医院，以及区水电厅等十六个单位，领导那里的“斗、批、改”。此后，各地、市、县革委也派出“工宣队”进驻当地的学校、科研和新闻单位。（见《广西日报》及上述各院校“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各驻军、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这是因为区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后，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坚决贯彻执行“扩大”会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

同日 原区财办党组书记、代主任马鸿祥被批斗、毒打、迫害致死。“文革”开始，马鸿祥就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和强制劳役。区财办机关“联指”头头吴盛光两次派人外调马鸿祥的政治历史问题，最后定马是“走资派”、“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对马的批斗逐步升级。九月二十日下午和晚上，吴盛光参与批斗会，斗打得更凶，马两次被毒打得惨叫倒下，反复折磨至深夜十一点多钟，到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发现马鸿祥已被迫害死亡。领导小组长任耕卿、吴盛光等当场商议定马是“畏罪自杀”的“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吴盛光被开除党籍。（见《吴盛光案材料》）

二十八日 天等县上映中学教师许继善和连加公社农民许绍吉、韦加庆三人被怀疑参加了“四˙二二”，在批斗会上被非法施行文面烙刑，额头上被刺刻上“反革命分子”五字，涂进蓝墨水，永留在额。直到一九八四年“处遗”中，组织上才把他们送到上海医院整容。额上的字迹才全部消除，抹去了这奇耻大辱。（见天等县“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平乐县“联指”召开常委会提出以朱秋麟（坏头头，“处遗”判死缓）、张仕旺为副主任的九名县革委常委名单，补充原县革委中已被杀去的“四˙二二”派成员李恒达、杨永喜（“处遗”时判十五年徒刑）、林义文（“处遗”时判十二年徒刑）等十八名委员名单。同时发出《九˙三O公报》。内容是：一、改组革委会；二、打倒李媚山（平乐人民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打不倒就撤，撤不了就排挤，调出平乐（李媚山前期不支持“联指”出兵桂林，不支持乱打乱杀）；不把李媚山打倒、挤走将是“联指”的后患（李媚山于一九六九年上级调出平乐）；三、追认“联指”死亡人员为烈士。并从县直机关二百多人下乡宣传队《九˙三O公报》，组织讨论改组革委成员名单。（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灵山县“三办”清理敌伪档案，审查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受迫害达二百八十二人。灵山县第一任副县长、合浦副专员梁中光、副县长梁可胜，中学校长等人被迫害致死。（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陆川中小学校教师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一大批中小学教师受审查挨批斗。陆川中学八十多名教师、职工被杀八人，批斗五十六人，米厂中学二十二名教职工被杀七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批斗一百二十多次后去世。（见陆川县“文革”大事记）



十月



四日至九日 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为期五天半的批斗“伍修集团”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区直机关干部，各地、市、县代表共一万多人。韦国清、安平生、焦红光、徐其海主持批斗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李殷丹、高仕克等被拉到大会批斗，六十六名处以上干部被拉到大会陪斗。大会还勒令全区六十名副厅以上干部交待与“伍修集团”的“黑关系”。在批斗大会上，伍晋南多次反驳说：“广西没有伍修集团，他自己既不是‘伍修集团’总头目，更不是总后台”。

十日 区革委作出干部下放的决定。魏佑铸作了五点指示：一、重点做好下放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二、下放干部由区革委统一安排；三、各级革委会大胆提建议和意见；四、各专区已下放，我们区直机关也马上放；五、斗批改与下放的关系，有些单位斗批改没有搞好的可以到下面搞，主要把隐藏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关于干部去留问题，当时区革委会决定四个去向。（1）是留革委会工作；（2）参加宣传队下乡搞三分之一；（3）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4）去武鸣壮校办学习班，搞专案审查。后来执行的结果是：属“联指”观点的干部基本都留在机关工作；“问题较复杂”，未搞清楚的，去武鸣学习班；“问题”已搞清，但领导上认为不适合在革委会机关工作的，或原属“四˙二二”观点的绝大部分干部，被下放到各县“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下放干部实际是一种政治惩罚，也是一种排挤、更换。原来的干部下放后，各单位立即吸收了大批“文革”中的积极分子进入机关，结果是机构未精简，人事已变迁。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两篇“典型”报导。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广西医学院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捅“马蜂窝”——广西师院炸开阶级斗争盖子，面貌改变》。这两篇“典型”报导都说“工宣队”进驻院校后，认真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院校面貌大改观。典型报导还号召所有的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要象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狠斗“阶级敌人”。

十九日 徐其海代表区革委作关于下放干部的报告，报告内容；一、开办学习班，深入斗批改；二、继续清队，把稳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挖出来；对伍晋南的问题，中央未表态，群众要求打倒是可以理解的，各级革委会要做工作，统一政策，并不反对打倒伍晋南；四、大破大立，精简机构、合并机构。各单位逐级上报下放干部名单。留下的人员、组织编队，离开单位按连排制过军队生活。区直机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下面战线，系统分成大队，党群战线为第一大队，工交系统为第二大队；财贸系统为第三大队；农林系统为第四大队；计划系统为第五大队；统战为第六大队；宣教、科委为第七大队；文化为第八大队；卫生为第九大队；公、检、法为一个大队；大专院校为十四大队，进行斗、批、改和落实宽严政策。（据区直各机关“文革”大事记综合）

同日 从九月中旬以来，继区革委会组织批斗贺、霍、傅、谢、袁之后，又召开了几次批斗大会。区、市建设系统、区宣传系统、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等也分别拉贺、霍、傅、谢、袁去游斗和批斗。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区直新闻出版战线七个单位联合举行批斗伍、贺、霍、傅、谢、袁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区革委宣传小组的王冠德定的。批判材料中，一篇是《彻底清算伍、霍、谢十七年在广西日报犯下的滔天罪行》（后印成传单散发），这份材料把曾为广西日报撰写稿件的区内外领导、民主人士、学者名流以及报社老同志，打成残渣余孽、叛徒、特务、反动文人、托派、地富反坏右、封建遗老等。其中全国知名人士有邓拓、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赵树理、赵丹、翦伯赞等十六人，区内点名的有林克武、吕集义、莫乃群、李任仁、石兆棠、张华、泰似、周民震、阳太阳等二十九人，报社被点名的有十六人。（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自治区、南宁市党外人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参加“学习班”的有区、市民主党派、工商联、政协参事室、文史馆和宗教界人士等共一百三十人。梁华新主持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官涛（区统战部统战处处长）宣布：“学习班”由区革委群工组直接领导，群工组组长赵品卿（空七军后勤部副部长），副组长是梁华新，学习班工作人员有：官涛、韦如（区统战部干部）、陆继烈、江文（区工商联专干）、何梧珍（区统战部干部）和解放军支左人员。强调“学习班”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为中心，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深入揭发“文革”中的坏人坏事，集中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照六条政治标准检查自己的立场，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认真改造。这个“学习班”历时十一月零五天，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结束。学习期间被批斗的人有：张景宁（区民进主委）、莫树杰（区政协副主席）、爱国人士唐现之、陈可夫、岑建英、马万里（著名画家、区文史馆馆长）、马明龙（区农工民主党办公室主任）、马清和（九三学社专干）、卢燕南（区工商联主委）、吕集义（区民革主委、区交通厅副厅长）、张先辰（民进副主委）、陈国材（区民盟专干）、陈汉流（区民革干部）、陈如平（区农工民主党派副秘书长）、黄启汉（区民革副主委）、秦振武（区民委副主任）、黄梦醒（南宁市民革主委）、王大南（区工商联秘书）、徐善环、粟一、韩炳枢、何标、扬春等，其中有些人还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在批斗中，张景宁、莫树杰、徐善环等被多次殴打。学习班结束后，这些爱国人士一律被送到西乡塘参加繁重的劳动。（见区政协“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勇追穷寇》。社论说在贯彻“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后，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炸开了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小撮埋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务”、“内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从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对“敌”斗争取得了新的胜利。社论要求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安插在各单位的“黑爪牙”和一切“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该报还配合社论刊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新特点、新问题，东方红医院（南宁市工人医院）对‘敌’斗争深入发展的‘典型’报导”。

本月，全区各地、市、县遵照区革委会指示，相继开办“五˙七”干校或斗、批、改大队，对干部进行审查，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百色地区“五˙七”干校立案审查二百三 十二人，其中定敌我矛盾的六十九人，“现行反革命”一人，其他一百五十二人。副专员田永春被定为“破坏革委会的走资派”，公安处处长郭风林被定为“两面派的走资派”，科委副主任蒋悦被定为“‘四?二二’黑军师”，检察院院长被定为“三假”分子。开除党籍六人，留党察看六人，其他处分六人。大新县革委把直属机关“有问题”的四百五十多名干部编为“斗、批、改”连，立案审查二百一十五人，定“叛徒”四十二人，“特务”十三人、“历史反革命”十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二人、“五类分子”二十人、“现行反革命”十五人、“阶级异己分子”二人、“假党员”二人、“漏网右派”七人。（见百色地区、大新县“文革”大事记）

十月区革委会决定将贺、霍、傅、谢、袁等进行巡回游斗。

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结束。批判工作由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区革委副主任徐其海、魏佑铸到政工组开会研究组建批斗小组，具体由区革委政工组秘书小组副组长王生江负责召开会议研究批斗小组人选问题。批斗小组工作人员由二十一人组成。军代表李荣、李永翔负责带队，领队蔡高怀（南宁航运局工人），副领队黄冠德（区党委宣传干部）、潘荣才（区文联干部）。

还组织材料组：韦雄（监委副处长）、黄宗保（赵茂勋秘书）、黄可殿（区党委办公厅干部）、李宝静（《广西文艺》编辑）系列整理贺等材料，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清算“伍修集团”的滔天罪行，共售出十五万九千一百二十八份，赠送六千五百五十份。

十一月四日出发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止，先后被拉到柳州、河池、南宁、桂林、百色、钦州、玉林、梧州、宜山、巴马、宾阳、荔浦、全州、靖西、北海、灵山、玉林、岑溪等八个地区、四十三个市县，批斗四十九场，约三百三十万 人参加批斗大会。每场批斗都有当地所谓“走资派”陪斗，在各地批斗时，黄冠德是主要发言人。（见区党委办公厅“文革”大事件）

区革委会成立后设置了“茅桥监护所”，由区革委政工组直接抓，由南宁警司负责看管，主要对象是“文革”中的 “危险分子”，是“文革”中迫害干部最机密的场所。手段最残暴、关押对象共有三十六人；其中省级干部四人，厅级干部十六人，处级干部二人，科级干部二人。（详见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件）



十一月



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公报》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全会批准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宣传、深入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六日 区革委按照斗批改的步伐提出整党建党工作，徐其海代表区革委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建党，“吐故纳新”把大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对在“文革”中的一批有功之臣突击入党。据“处遗”统计，全区在“文革”中就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见“处遗”核查组统计资料）

十一日 钟林病重。钟的爱人向报社军管组长提出看病，组长答曰：“我有病都无法看，他看什么病”？又说“批斗了再说”。看管人员看钟实在不行了，押着钟去区医院二门诊看病。十九日钟林休克，其爱人雇三轮车送去留医，接着拉钟的爱人去斗争。二十一日，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钟林含冤逝世。（按：“文革”中批判钟林完全是个大冤案。一九六六年七月区党委作出撤销钟林的党内外职务决定。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区党委作出关于钟林平反决定。《决定》说，钟林同志“是经受长期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折磨致死”。“现决定给钟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钟林同志一切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广西日报》发表编辑黄耿写的《悼钟林》的七律二首和报社记者写的悼念文章。九月十七日又在《广西日报》发表区党委常委、区政协主席覃应机写的文章《忆钟林》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迹传等五位《人民日报》老同志写的文章《悼念钟林》。（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新华社发出《广西斗、批、改的前进步伐大大加快》电讯稿。《广西日报》突出刊登这条消息。同时配发社论《掀起学习宣传落实公报的新高潮》。

十八日 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闭馆。前来参观的有全国二十五个省区（区内有七十七个县、市，十六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展览。受尽侮辱和摧残。（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同志《 在中共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时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本月下旬，玉林召开地县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把韦树辉、熊福芝押至会场错误地宣布韦树辉是“叛徒”，熊福芝是“历史反革命”，决定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同一时期，贵县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错误决定把原县委书记周可正、副书记胡玉山、黄醒环等七位同志永远开除党籍。（见玉林地区“文章”大事记）

本月，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团长（原天峨县副县长）韦国英因受“三办”审查和长期残酷批斗、毒打，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八岁。（见天峨县“文革”大事记）



十二月



一日 玉林县党员代表大会决定，错误地以“假党员”、“黑县委书记”、“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将林廷柱（县委书记）、曾风举（县长）、李联璞、庞真、韦子佳等永远开除党籍。（见玉林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日报》上午版套红标题报导积代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把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到新的高度》。报导说，有数千名（实际三千五百多人）代表参加的这次大会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颂‘忠’、炼‘忠’的大会”，是“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关于“七˙三”、“七˙二四”布告》”，经过反复较量、激烈搏斗，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报导突出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徐其海、何纪元、范迪波、韩世福、张正安、肖寒、李端祥、王恩厚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六日 自治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会举行“三忠于”报告会。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安平生等出席大会，听取讲用。

七日 “积代会”分组讨论“三忠于”报告。广西日报军管小组遵照韦国清、欧致富的指示，报导讨论会。报导的主题是《大赞大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副题是《代表们决心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八日和九日 区积代会接连两天在区体育馆批斗“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伍晋南”。区直机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伍修集团成员”的领导干部也被揪去会场陪斗。每天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安平生等出席批斗大会，并具体主持和指导批斗。（以上均见《广西日报》）

十九日 《广西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在我区的流毒”》，突出批判谭震林，结合批判伍晋南，同天二、三版发了批判谭震林和所谓“伍修集团”的文章。以后，又用两个版连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二十一日 区“积代会”代表开展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者的批判、声讨。《广西日报》发批判“二月逆流”，批判谭震林专版的文章。

二十六日 历时十四天的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闭幕。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见《广西日报》）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三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8.12.30


一九六九年


一月


七日 继中央两报一刊传达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论发表之后，广西区革委办事组印发《区革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该会议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区革委委员八十四人，专、市、县 革委、军分区、武装部九十八人，共一百八十二人，讨论今冬明春工作安排。会议认为今冬明春工作，要坚决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紧清理阶级队伍，为搞好六九年工作做好准备。提出：

第一、要抓根本，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围绕斗、批、改各阶段任务，继续大力办好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好两报一刊社论。在工厂、农村、部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继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第三、认真搞好斗、批、改，说“斗、批、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要“斗、批、改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使阶级队伍分明。提出继续斗“贺、霍、傅、谢、袁”，整要“吐故纳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及要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要下放劳动，农村斗批改要解决印把子、枪杆子问题。在各级领导干部及民兵中，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第四、要求执行“稳、准、狠”打击敌人的政策，区别矛盾，分化瓦解等。

本月初，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传达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开的区革委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布置，继去年的斗批改在全区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继续组织在全区范围内游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清队”运动推向高潮，摆开了深广的以派划线的阶级战队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场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在六月十三日《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的文件中说：“采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贺、霍、傅、谢、袁之流拉到各专、市、县去让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深入发展。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伟大群众运动”。并“通过这次广泛深入的全面清理，在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为群众揪斗了二万四千七百多人”。（见区档案馆“文革”档案）

在游斗开始的同时，全区各专、市、县普遍召开了“宽严大会”，拿出具体的“宽严”样板，使与不同层次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配合，包括各级被揪斗的领导都不例外。一月五日，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的“宽严”会上，把南宁市物资局副局长黄炎隆、邕剧团陆金莲、南宁晚报副总编秦祖荫及劳动局干部童文龙四人作为样板。将黄炎隆定为“反革命分子”判三年徒刑，秦祖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金莲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各判七年徒刑（经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市人民法院复查无罪，撤销原判）。各单位同时组织批斗对象的家属及其子女办学习班，在宽严大会的五天内，就有一百三十八人分别坦白交待了所谓“新反共救国团”、“特务组织”及“隐瞒历史”等一些重大问题。二月上中旬，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队部组织专案组和专门批斗小组，负责包干对市一级批斗对象进行批斗。小组人员由“三办”统一管理。在总结“宽严”大会的基础上，大队部即开展狠揭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南宁市的“代理人”袁家柯、市领导干部陈枫、韦纯束等人。并召开了对“叛徒”韦纯束等人的斗争大会，把他们放到“专政班”审查。通过批斗大会，掀起了坦白检举，“解放”干部的两个高潮。（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大事件）

全区各专、县、市以至农村，也象南宁市一样，处处设战场，残酷批斗、审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案件就有“新反共救国团”和“地下党案”等。如“新反团”一案。广西大联筹中，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组长王国生等一些“支左”人员，一月六日在南宁橡胶厂召开了抓“新反团”为目的的所谓“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的八十多个单位，共一百多人。会议抓“新反团”的派性活动就在这些单位搞开。同时把这一活动深入到都安、隆安、天等、百色、东兰、凤山、武鸣等区内专县和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区外省市。后来市革委会在礼堂召开了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破获“反共救国团”（即“旧反团”）确证案详情，强调指出这个“反团”的组织成员已查明，其全部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而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团”的材料，因为是假的。但在大抓“新反团”中，全市就清出了二千多“新反团”的成员。六月四日，南宁市清理“反团”专案领导小组向区党委的核心小组和军区领导同志写的一份《关于清查“反团”新线索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这条线牵涉及区、市厂企、机关、学校、街道、郊区公社的三百八十三个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已列为所谓反团的就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原属“四˙二二”组织的成员）。其中单因这一问题而被指名揪斗者达一千七百二十二人，被隔离关押九百九十七人。属基层群众的二千三百五十人。在一千七百二十二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七人受到点供和施行各种不同的刑讯逼供。其中被打死的三十七人，自杀三十四人（已死二十九人，未遂五人，其中南宁园艺场风岭分场职工黄输孟一家三口，其妻已有身孕，被诬为反团受逼供后，全家上吊自杀），打残二人，下落不明四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在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三查一清”（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专地保卫组写给专区革委的《关于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说：在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八、九月份，全专区发生自杀三百九十一起，其中：上思一百三十六起，钦州六十二起，浦北五十一起，东兴三十四起，北海三十起，地直机关一起。其实全钦州地区，整个“三查一清”运动中，死人不止这个数，如地直机关就不止一人，而是七人。

钦州地区为了抓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设立了大批判办公室和第二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简称二办、三办），专门负责组织对有问题的干部、职工的揭发、批判和立案、审查、处理工作，学习了外地经验，层层举办了“斗私批修”等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向毛主席表忠活动，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注意力集中到共同对敌的“清队”工作上来，各战线单位都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摸底排队，确定清查对象和斗争对象，以如财贸战线当时共有干部职工一百二十九人，被排上队的就有五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地委九个常委，有七个被列为审查批斗对象，财贸政治部共五个干部，被揪斗的就有四人，建设银行十二个干部中，有九人被揪斗、审查。军分区副参谋长专区革委办事组长李延茂、军分区团级干部专区革委直属政工组长刘锡恩等三人一次谈话中就说：“地方干部有几个好人？”商业局杨××也说：“我们商业局二十多人，只有三个好人”。各单位除内查外，还陆续派人带着框框到全国各地外调，千方百计搜集、拼凑证据，利用这些拼凑来的材料对被清查对象大小会批斗，刑讯逼供，甚至吊打、捆绑、跪石子、假枪毙、活埋半身等手段，使被批斗者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以致有的寻死自杀。（据钦州地区大事件）

六月二十一日玉林地区桂平县在县人委斗争谢兆平（副县长）时，县人委干部吴金育、李远才、麦养元、黄汉光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用残酷斗争逼供讯的办法，搞出一个以地委书记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还捏造了部分黑班子成员，有张朝光（桂平县副书记）、赵国璋（桂平县副书记）、甘焕杰（博白县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张祖贵（地质局处长），副专员有周桂森（北流县委副书记）、江庆东（博白县副县长）、谢兆平（桂平县副县长），地委秘书长韦子佳（玉林县名山公社书记）。一九六八年七月，玉林军分区“三办室”成立“一O一”专案组，具体负责追查所谓韦树辉“黑班子”工作，统一部署立即开展对所谓韦树辉的“黑班子”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于是一场揪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的群众运动在全地区展开。如北流县革委主任李国伟在会上作报告说：要以“七˙三”、“七˙二四”布告为武器，掀起对阶级敌人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以周桂森为首的“黑班子”上通韦树辉，下伸基层单位，全县十个区，五十六个公社（大队），二十六个生产队，二十个机关单位都有黑班子，要主动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在李国伟的鼓动下，追查斗争面越来越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周桂森（县委副书记）、黎济武（县委副书记）、钟积厚、梁兆员等人，全县干部被诬为“黑班子”成员的达八百二十八人。其中县级干部九人，区级干部四十三人，一般干部群众二百八十七人，大小队干部四百八十二人，被斗争的七百四十八人，斗打致伤的四百七十九人，致残的六十二人，致死的三十一人。玉林县（镇）被划为黑班子审查的有林挺住（县委书记）、曹凤举（县长）、李联璞（组织部长）等，县（镇）受审人数九百三十七人，受株连的二千四百多人。贵县被列为县“黑班子”审查的有周可正（县委书记）、黄醒怀（ 县委副书记）、胡玉山（县委副书记）、韦正辉（副县长）、杨业荣（县委副书记）、莫光德（公安局长）、梁兴波（副检察长）等一十六人，被列区黑班子人数达一百六十八人，大墟区区委书记曾伟才因黑班子问题被迫害致死。博白县被列为黑班子审查的有甘焕杰（县委书记）、黎海波等人，全县有一百九十八名干部和职工受到审查。桂平县被列为“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县委副书记张朝光、赵国璋、副县长谢兆平等三十二人。容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丁绍岚（县委书记）、刘荣光（副书记）、覃锐（公安局长）、曹振华（法院院长）等二十多人。陆川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杨志庆（县委书记）、周覆光（监委副书记）、巫德椿（县长）、陈健（副书记）等人。全县被列为“黑班子”几个月中，被杀害的达五十六人，被劳改四人，被关禁二十一人，被斗打三十九人。

在追查“黑班子”过程中，很多受审查者被关押隔离审查，被关押的有韦树辉、熊福芝、张达明、邓允萃、邹林等人，他们经常受到专案人员毒打，还对他们抄家，抢夺财物，扣工资，在审问中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体罚，有的致伤、致死，如容县县委书记丁绍岚被斗打致重伤，肋骨被打断。北流县民乐公社副书记吕奠潘被诬为“黑书记”剃十字头，涂漆油，残酷斗争致死。在此案中，许多同志政治上受到迫害，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严重后果。

在追查中，玉林军分区“三办室”101专案组编印了《101专案简报》五十一期，大量刊登所谓“黑班子”成员交待，并给“黑班子”定性，十三期简报编者按说：这个“黑班子”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有的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的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专他们的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妄图复辟，他们知道公开干不行了，于是在阴沟里互相勾结，相依为命，以便建立他们的反革命政权，这就是他组织“黑班子”的实质。无中生有地给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

“文革”期间，玉林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以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这个“黑班子”完全是一大冤案，原来的所谓证据胡说：自治区文化局岳平、机械局李丹、地质局张祖贵等人在一九六七年冬到玉林镇后与韦树辉一起组阁玉林地区“黑班子”，这根本不是事实，这是在残酷的逼供讯的情况下编造的，完全是假的。（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中，玉林地委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作出决定，对“黑班子”案的受害者已进行平反和昭雪。

经历学习班、宽严大会的大揭、大批、大斗，到各种“专案组”的审查、刑讯逼供等，清理阶级队伍就进入了“吐故”的高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在《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中说：“通过广泛深入的清理，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共二万四千多人”。韦国清在《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报告中说：“精兵简政工作，改造了旧机关。自治区原六十八个部、委、厅（局）精简为四组、一室、一校和十四个服务公司、站、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八十，各专、市、县也精简百分之七十。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名干部下放基层，三万多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十月中南宁市革委举办“干部去向学习班”共一千七百五十一人。十一月公布去向名单，其中去“五˙七”干校五百七十七人。加强基层六百五十一人，市革委会四组一百九十人，在审七十六人，老死三十四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未定去向的四十三人。三月一日，岑溪县革委精简，仅留下二十五人（原二百六十六人）。县直合并，将原一百一十个单位改设为十一服务站。精简五百五十人，下放五十二人到基层，三百多人到“五˙七”干校。（据区档案馆“文革”档案、南宁市、岑溪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荔浦县革委专案组以全体人员名义，组广西军区党委、广西区革委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注），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接着，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月二十九日，荔浦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亲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施行拘留的决定。当天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了“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克扣的工资和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够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中的违法乱纪分子，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极为良好的影响。（据桂林地区和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注）：荔浦县“反共救国团”假案，全县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认参加这一反革命组织，一百二十五人在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斗后自杀，五百四十一人被打，他们惨遭各种刑罚和人格侮辱，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残，当时荔浦县深挖反团组织定案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县公安局长齐殿发和领导小组成员武装部副政委陈准良等人已觉察此案有假，与领导小组中的制造这一冤案的造反派头头莫国龙、冯志方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和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月



三日 区革委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建国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地方领导人把广西地下党的一些组织和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诬蔑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革命游击区和根据地诬蔑为“叛徒村”、“土匪村”，错处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文革”期间，首先是玉林军分区“三办”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即审查原玉林地区专员熊福芝，说“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的自首叛变问题……挖出了隐藏在博白和桂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邹优宁、张祖贵、林执真、梁山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玉林军分区第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清查桂东南地下党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搞“六O六”专案，以弄清桂东南地下党，清除隐蔽在该党组织的叛徒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并说：“桂东南地下党问题比较复杂，据初步掌握的材料，桂东南地下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一些机关可能受特务机关利用控制”。认为清理桂东南地下党是个“吐故纳新”、“清除废料”的重大问题。六九年三月至七月，自治区分管政工工作的刘重桂，先后三次在全区定案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上讲话，布置审查广西地下党，说：“广西地下党问题很大”，“要组织专案彻底查清”。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他在自治区专案定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要抓紧广西地下党的专案调查。广西地下党，情况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区革委会定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重申二月会议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大案和要案。并说：“所谓大案，是指广西地下党和其他集团案”，要求：“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所在市县革委会都要组织专案组，你那个单位原来有领导有严重问题，也要组织专案彻底清理。说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望这些单位，尽快组织专案，争取在短时间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再次在区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地下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久，面很广，任务复杂艰巨，问题突出”。认为：“开展清查敌人破坏广西地下党的专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八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大批被捕，……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被派回充当敌人的特务、内奸”。他以玉林、合浦两地区的“调查”为根据说：“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个成员中，就有二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其中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合浦县委特支一级干部二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五，历反一，叛徒五，叛徒可疑分子七名，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二三，玉林地区革委会‘六O六’专案组通过调查博白地下党‘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个以熊福芝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团。其中窃踞厅级重要职务三名，处级一名，县级十名，区级十六名。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内部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问题。”（经“文革”处遗查实刘重桂讲话中举的例子，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纯系诬蔑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会上的三次讲话，也予以撤销）

在上述错误的部署指挥下，区革委政工组领导的区直斗批改学习班，对该班上的广西地下党干部进行迫害审查。直至六九年十二月，该班的审查对象中，尚有近百名广西地下党干部被认为有重大问题未弄清而被集中到武鸣继续审查。另有一批被认为问题更严重的，在茅桥监护审查。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七十四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共有七百多人，区革委组织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组长：齐金山，组员：苏志桔，冰鞘，农戈良，艾祖华，李玉华，对广西地下党组织全面审查，埋单长达三年多。广西地下党遭受全面审查迫害期间，原地下党员，特别是特支组织以上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造成精神病患，家破人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专案审查中，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五千多人，被审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达二千零八十七人，占受审人数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桂北地工委委员吴腾芳，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阳雄飞致残，诸葛鑫被关押。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北海市组织一百零六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南路党的问题。合浦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孙相臣，县“三办”专案组副组长，县革委常委李树余等人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下了结论的一些地下党案件，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关系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来合浦共同清理。广州军区、广西军分区，专区“三办”都派人到县指导。工作队连续办了十三期学习班，强迫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讯。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全县被审查的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国家干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伤致残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人，“土匪”一百零九人。七月下旬南宁地区及所属各县先后成立了审查原地下党专案组，对原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作为“大案”、“要案”全面审查。对一些人进行刑讯逼供，肆意摧残。这是地下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最残酷面最广的一次迫害。仅上林县，就组织了六十人的专案队伍，给一百九十人定了案，其中被定为“叛徒”的有四十二人，“特务”三人，假党员四人，“走资派”十人，：“历史反革命”十六人，其他罪名的一百一十五人。在审查批斗中，刑讯拷打迫害致死的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三十一人。当时还以东兰县作为审查的重点，以致该县的老红军，老干部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叛徒”、“变节分子”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把当年红七军参谋长黄大权（土地革命时已牺牲），当作叛徒，并将其在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刻下的英名抹掉，严重地损害了东兰地下党光辉形象。（据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近在区首府南宁咫尺的区属武鸣华侨农场中，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发生的红泥队阶级报复血案。红泥队九十多户人家，解放前以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等伪军政人员和一批惯匪武装为一般“实力派”和以贫下中农及一些进步人士为“非实力派”，解放战争时期，贫下中农和进步人士支持拥护我党，参加地下游击队，提供情报，筹粮助款。解放后，在我党领导下，先后镇压了反动势力伪保安团长邓文兴，匪首邓玉成等人。在“文革”中这些被镇压的家属，却充当了“造反派”，以诬告他人和借抓“反共救国团”为名，大搞阶级报复，他们设牢房，逮捕、关押斗打无辜二十六人，其中被活活剖腹割头，打死的七人，过去为我地下党游击队截断敌人通路，提供敌人活动情报的职工邓元亮同志，被匪属（被镇压的匪属）邓斯环、邓金泉等人，用钢钎活活打死，职工邓金庭也被邓斯环、邓金泉责令“四类分子”邓金秀等人拉到过去被镇压的伪保团长邓文兴的坟墓前，用菜刀活活剖腹取肝，在被活活剖腹时，被害者邓金庭还怒斥凶手说：“你们不要这样，事不要做得太绝”。大凶手邓斯环还说什么“你们游击队能杀人，我们不能吗？”就这样把人活活剖腹取肝，人肝取出，血淋淋地，心还在跳，人还有挣扎，又割头，并将头部放到伪保安团长的墓顶，以示他们复仇的胜利。更奇怪的是在侨办纪检组对此案提出上诉时，原区党委书记竟说，如果这案处理了引起连锁反映怎办，将上诉材料退回。一九八三年“处遗”时侨办纪检组又提出此案的处理问题，韦纯束在材料上批向赵茂勋了解情况，赵说“不了解”。经调查确有此事。（据区侨办纪检组关于武鸣华侨农场干部政策和“三案”的落实情况检查汇报。“处遗”档案73号）

全州县审查“会灌地下党、游击队集团案”。对九百零八人进行了审查，其中五百二十八人遭到各种迫害，致死的五十人，致残的五人，家属株连被杀的十四人，地下党、游击队员其亲属被罚、没、抄的共一百三十多户，罚款一万二千元，造成了全州最大的地下党集团冤案。（据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又如玉林地区直属机关“造反派”，把他们关在地委党校进行审查批斗的熊福芝（专员，博白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诬为“大叛徒”、“特务”等罪名，于一九六七年秋，遭到造反派的廖刚、苏礼光等人的罚跪、踢打、鞭抽、勒剌、假枪毙等刑讯逼供，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造成精神失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地委党校召开的地、县党员代表大会上，由罗贤操宣布熊福芝的所谓“叛徒”罪状后，被大会决议撤销熊福芝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他又被以翻案，“复辟”为罪名，再次遭到攻击和迫害，致使他思想再度受到创伤，精神再度失常，至今未愈。（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历时三年多批斗、专案刑讯逼供，造成五千零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据区档案馆档案一九六九年永久二卷）

广西地下党假案，由于打倒“四人帮”以后，广西仍坚持“文革”期间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广西“文革”处遗工作的全面开展，才进行彻底的查证落实，予以平反。在“文革”处遗查证中，玉林地区就错定为叛徒一百四十多人；浦北县平马一个大队，就错定“叛徒”一百零八人；该县挖出“叛徒”四百七十七人，最后全部平反。经查证，博白地下党特支以上领导成员是好的。合浦地下党特支领导成员中，也只有二人有自首错误，在解放前已作了处理。一九三六年广西地下党省工委成员是六人，不是九人，更没有所谓“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博白地下党也没有所谓“熊福芝为首的叛徒集团”。原广西农委、桂、柳城工委（后改广西城工委）十个地委（地工委）桂、柳、南三个市的工委（临工委）以及梧州市党组织负责人总共八十人当中，没有所谓“叛徒、特务、土匪”。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区革委会对广西地下党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立专案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据区党委地下党处遗问题领导小组向区党委报告和钦州、玉林、桂林三地区，博白县、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二月三日至十日，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召开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九十三人。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的“语录”为指导，讨论自去年十一月农村小学掀起下放的热潮以来的情况和今后教育革命的任务。会上区革委副主任欧致富讲了话；区革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据《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桂发[69]41号）说，会议畅谈了我区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十三万多人，在解放军的配合下进驻了四万七千多所大、中、小学；各社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基本上实行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去年十一月农村掀起了小学下放的高潮，到今年二月底，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把小学下放的有三十九个，铺开的三十一个，其余都在试点。据四十五个县统计百分之七十六的公办小学已下放到大队办，城市厂矿街道办学也有很大的发展，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思想占领了学校的一切阵地。目前学校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制度。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大批判，认真清理了教师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批斗，从工人、贫下中农、复退军人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任教师，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业余讲课团，改变了教师队伍的政治面貌。

会议讨论了我区今后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当前工作。认为应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为武器，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好清理阶级 队伍的工作，进一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当前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具体要求：

一、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一切阵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学生的一门主课。对知识分子要围绕斗批改，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住“学校为谁开门”、“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以及“依靠谁办学”等问题批深批透。

三、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遵照毛主席“吐故纳新”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指示，整顿原有的教师队伍。把混入教师队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清除出去。选一批“优秀”分子任教，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讲课团”。

四、全面开展教育改革。

五、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

六、加强对教革的领导。

这次会议的贯彻，使我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下降，教师秩序受到破坏教师队伍再一次备受摧残。农民的负担加重。玉林地区六九年五月五日的统计：全地区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间小学下放大队、生产队办，对五十八间全日制中学、初中给大队、高中给公社办。教师队伍经大审查、大清理。全区公办教师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人，不安排三千七百八十四人，定敌我矛盾受审查批斗的一千四百二十六人。钦州地区小学下放后。教师回原籍安排任教的，每月仅发生活费十五元。地富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一般不安排，每月发生活费八元。南宁地区八月份统计，全地区选出了民办教师共七千三百六十人，还选派一万一千多名农民组成“赤脚讲师团”或兼职教师到学校去讲课。凌云县于三月十日发通知，所有农村小学下放大队或联队办，限在当年三月底，最迟不过四月十五日要完成，仅两天（即三月十二日）即完成下放任务，并向百色专区革委、军分区党委报喜。据《凌云县“文革”大事记》所载：“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或联队办，即加重了群众负担，又使教师生活不能保障，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全县小学教育，从此处于混乱状态。”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区内城市知青响应毛泽东“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柳州、桂林、梧州市二千三百名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南宁一万二千名居民职工干部到农村去。从此区内各专、县、市开始掀起到农村去落户的高潮。南宁地区从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一九七O年七月，全地区先后下放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干部等七万五千多人。其中知青一万七千人，一九七O年到七一年底又安排下放了二万九千六百四十一人。三年共安排到农村落户共十万零六千六百多人，一九七四年安排到农场、林场的有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到农村的还有二千五百三十七人。偏僻的天等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共分十批五百五十五名知青到农村插队，全县先后发给知青安家、生活费十八万八千一百八十元。大米十八万二千六百四十斤，宾阳县从一九六九年元月二日第一批知青三千四百三十人到农村落户到一九七七年止，下乡知青达七千七百四十一人，城镇居民下乡落户九百七十八户三千七百五十人，接收南宁及各地下放回乡投亲的干部、农民、知青六百七十九户二千四百八十八人，共花去安置费一百四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元。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在区革委负责同志碰头会议上，徐其海说：目前整个下乡人员二十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插队的十二万三千余人，成户下放的十三万人，单身下放的九万人，老弱残回收的二千多人，倒流城市的二万多人。并说：中央已指示今年还要下放几十万人。下放之风延续了几年，遍及全区。知青及城市居民下放，象“流放”一样，造成了不少悲剧。徐其海在上述发言中也提到“南宁市有些下乡人员是农村开介绍信回家看看，但却把人家当倒流（城市）把他们赶走。有的确实失去劳动力，农村介绍回城市，少数工人纠察队，把人家蚊帐也给拆了，家具拿走，有的甚至还把儿子从工厂调回来，随父母一块下放”。城市知青与居民的下放，实际就是城镇“清理阶级队伍”的产物，把城市“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所谓“坏头头”与城市知青一起下放，造成很大的政治与思想压力，从而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四月



一日至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区出席九大代表有：玉辉（百色通用机械厂工人）、谭秀卿（女，梧州市机械厂工人）、李德成（大厂巴里矿工人）、郭耀卿（南宁糖纸厂工人）、赵淑琴（女，南宁冶矿厂工人）、杨远发（桂林市印刷厂工人）、岑国荣（柳州钢铁厂工人）、陈国昆（玉林县新桥公社五金大队支书）、黄河滔（天等县龙苍公社小山大队生产队队长）、盘美英（女，贺县黄石大队支书）、潘天福（荔浦县社黄公社三保大队生产队长）、黄强（钦州县那丽公社上寮大队支书）、何金光（象州县寺材公社王院大队支书）、韦秀群（女，南宁市食品公司红旗肉店售货员）、朱性威（区医学院附属院医院医生）、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吕锦德（宁明县委会副书记）、肖寒（南宁市委书记）、韦国清（广西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对“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全面的肯定。他自己也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写进党章。副统帅与接班人的地位用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九大”的召开我区举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区的庆祝活动。四月一日晚，南宁市军民载歌载舞，连夜举行庆祝大会。全区各地分别举行了数千人到几十万人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凌云县发出通知，规定要以最快的行动速度，最隆重的仪式，热烈庆祝。并作了三条规定：一、庆祝活动连续搞几天，县城四月二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各公社也要举行， 各单位要张灯结彩庆祝；二、迅速大宣传、大学习“九大”喜讯。每个单位要把“三忠于”境界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三、以“九大”特大喜讯为动力，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作出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向毛主席表忠。

十四日 晚，南宁市二十多万军民在“七˙三”广场（即原朝阳广场）《七˙三布告》颁布后改名，以示纪念）隆重集会欢呼“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欢呼大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一致通过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欢呼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区革委负责人安平生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孙伯威在会上讲了话。

本月，区革委“三办”把区直各单位人员编成十四个大队，进行斗、批、改。初期在财政厅，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根据区革委的决定，区直机关审查对象和专案人员搬迁到武鸣壮校，就是所谓的“武鸣学习班”（全称：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武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始于一九六九年四月，止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被编入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审查、批斗的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有钟枫、李殷丹（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尚持（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克武、农康、李同文、孙善佑、徐麟村、吴荣忠、王顺志、李隆、仲仑、田克、张清栋、王升阶、覃宝龙、鲁源、郭铭、余明炎、郑绍文、邹优宁、阮洪川、张华、李德观、江平秋、周华彪、赵洪滔、王汉昭、黄狄、丘伟等六十四人，还有送去茅桥监护审查的贺希明、霍泛、傅雨田、李殷丹（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后又去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张华、阳雄飞、李隆、岳平、谢王岗、杨林、王斌吾、李丹、王同连等厅局以上领导干部。

“学习班”主任是段纯和，副主任李发南、栾玉亭、曹德春，“学习班”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办事组、第二专案组（专管五˙一六案）。学习班的性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学习班”给中共广西区革命核心小组《关于接收原区直二级机构专案工作任务的情况报告》称：“大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难，‘人民得到的权利 ，决不让它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专案工作是对敌斗争很重要的组成部份，是直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学习班”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共有专案人员六百零一人，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来自区直机关和二层机构一百六十五个单位。据“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专案审干工作总结报告》称，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经上级批准结案五百一十六人，定为敌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历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等七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百一十九人，其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错误的一百八十一人；审查对象中，受党内处分的九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三十人，留党察看二十五人，严重警告二十一人，警告十六人，受行政处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开除干部队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销职务六十四人，降级五十四人，记过三人，逮捕二人。在审定案件过程中，对参加“四˙二二”的，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声明或进驻过展览馆的，均作为犯了严重错误进行处理。（见“处遗”档案103号）

这些案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以后，绝大部份已得到平反。（详见“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桂林广西师院根据区革委文教组指示，组织师生员工到大榕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同批资产阶级，为此还要师生们同贫下中农交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文革”中参加哪一派组织，有哪些错误等，一一告诉贫下中农，接受监督，这是通过贫下中农去批判那些师生员工，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压力。纪念“八˙二O”一周年，又把院党委副书记陆文中等人拉到大榕江，交由师生与贫下中农批斗，扣上“反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等帽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职工师生返回学校后，又继续进行斗、批、改。

也在这段斗、批、改斗争中，广西大学宣称专案定性的四十八人中，有“现行反革命”十四人，历史反革命分子十人，特务分子二人，阶级异己分子五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六人，其他“反革命”分子十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人。

五月

八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党委代表会议，在代表会中学习了毛泽东、林彪在“九大”的讲话。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等“九大”文献。区革委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五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发表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社论。五月二十日，会议发出《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几点意见》。

韦国清在他的总结发言中，把区革委成立以来“左”的一套错误做法作为“抓根本”的巨大成绩肯定下来。他说：“自‘革委’成立以来，全区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人数共达七千多万人次，组成了有一百四十万人参加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起了有线广播，把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传达到每个角落，深入人心”。并说：“前段时间活学活用取得了巨大成绩，从上到下普遍做到语录随身带，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雷厉风行”。报告人还把数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厂、农村，十六万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多数单位深挖了“敌人”，全区大、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起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及整党建党时清除了一批“废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党等作为“成绩”加以肯定，并说成绩越大，抓根本的劲头应该更大。

《总结发言》对“九大”进一步肯定错误的政治路线推崇备至。说：“会议代表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灯塔，字字闪金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坚决照办，字字照办。”还说：“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增强革命团结，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多项国，夺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对“九大”的传达作了具体布置，要求以最快速度，把“九大”精神传达到全区各族人民中去，并提出要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新高潮。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党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作为我区今后夺取全面胜利的方面。又说：“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执行得最坚决。决心要以林彪同志为光辉榜样，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会议要求学习、贯彻“九大”精神，要联系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大赞毛主席的无比英明，并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原实际，进一步批判贺、霍、傅、谢、袁在广西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反复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激发“三恨”从“甜”字上树“三忠”，把“三忠于”境界提到新的高度。还要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其次要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第三要搞好整党建党；第四要准备打仗；第五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批判“生产第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洋奴哲学”及“工分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以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七月



一日至十四日 区革委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一百三十一人。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加强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总结了当时我区“文革”的大好形势；研究讨论了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整党建党、中小学教育政策，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进行的基本情况。七月十四日听取了区革委主任韦国清的《总结发言》，并通过了《会议纪要》。

会议对当时我区形势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区空前大普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全区县以上干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万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工厂企业也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全区三万多所农村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和生产队接办。大中院校的大多数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十万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去冬今春造田五十七万多亩。

韦国清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广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并说：“已取得了丰功伟绩。”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把过去的帐都挂到敌人身上。”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团结问题，巩固发展大好形势。

会议决定：要加强团结，继续革命，要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要改进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要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在叙述“清队”时说：“采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贺、霍、傅、谢、袁之流。拉到各专、市、县去让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清理队伍工作的深入发展，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伟大群众运动。”通过这次广泛深入的清理，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共揪斗了二万四千七百多人，在揪斗对象中解放出来一万五千五百多人。

《关于我区当前中、小学教育情况》中报导了全区农村三万三千四百五十一所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工厂、企业和街道办。但下放后存在一些问题。公办小学下放后，对原有教师的留用率低。据玉林、陆川、容县、北流、钦州、合浦等六县统计，原公办教师共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八人，被选上继续任教的有八千八百七十人，占原有教师的百分之七十，容县则占百分之五十七。拒绝收子女较多的教师，同姓者安排，异姓者排斥：同观点者安排，不同观点的排斥。尤其是对一些在运动中有“错误”的好人或做过一些“坏事”的教师，及认为教师本人出身或社会关系较复杂的人，对他们采取歧视的政策，长期排斥打击。教师中对工资改记工分想不通，普遍认为“当教师倒霉”，“教书吃亏”。贵县一复员军人来信反映：“当地民办教师下放以来，每月收入折款十二元八角至十五元三角不等，生活困难。今年二月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决定：“公办小学教师下放时发给三个月工资，口粮按规定标准继续供应到接上新粮为止”。教师们落户后，三个月工资用光，生活困难。

《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情况》报导：

1、当前大、中专学校斗、批、改情况：为了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加快文教战线的斗、批、改步伐；我们遵循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教导，将区直二十五所大、中专学校，集中到广西大学、广西农学院和广西财经学校，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员二千二百零四人，其中革委成员八十一人，专案人员二百二十六人，一般学员一千三百八十七人，批斗对象（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四百七十人。占学习班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在学习班里对批斗对象一个一个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集中打击了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加速了斗、批、改的步伐。

2、大、中专师生接受再教育的情况：我区二十九所大、中专学校五千九百八十七名师生，在三、四月间，徒步行军，先后奔赴玉林、兴安、隆林、邕宁等十一个县十六个公社，五个工厂一个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西师院学生王莲英，住在贫农张大娘家，有一次看到张大娘一边煮饭，一边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学习入了神，把饭煮糊了还不知道。又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十二点钟了，张大娘拉着王莲英的手到毛主席像前学习贴在墙上的“最高指示”，张大娘如饥似渴的学习毛著，使王莲英深受教育。她深感自己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比不上贫下中农深厚，“三忠于”的思想境界不如贫下中农高，决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西农学院学生陈永霖是学兽医的，贫下中农请他阉猪，他没学过，又怕死了毁掉“广西农学院”这块牌。工宣队以最高指示鼓励他。在他阉猪发生困难时，贫下中农用“语录”鼓励他。在工人及贫下中农的支持帮助下，使他学会了阉猪。该文件还报导了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师生存在着不少的活思想。广西大学的学生说：“我是贫下中农，挑担比贫下中农挑得多，插秧比贫下中农插得快，开会时贫下中农还说要向我们学习哩！我向他们学习什么呢？有的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废品”。在这些所谓活思想中从一侧面看到这种“再教育”的失败和师生们的抵制。

3、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情况：现在我区全部城市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接管领导，从根本上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我区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中小学，采取了定厂办校（这种形式占多数）、厂校挂钩和工宣队进驻，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等三种形式。实际上在大、中专院校这场斗、批、改深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又一批大中专教职员和学生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如在广西大学召开批所谓二月逆流和二月逆流翻案风，批斗教授覃宽大会，给他的是所谓地主分子等罪名，并威胁说不交待问题“要脑袋开花”。会后覃宽教授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同一时期在广西大学进行整建党工作，对该校党委书记黄传林批判时，说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广西师范学院在召开党员大会批判杨江（院党委书记）、陆文中、齐广才（院党委副书记）时，扣上“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学院的代理人、假党员、叛徒等罪名”。

本月，区直斗、批、改办公室所属第十四大队负责人蒙阴昭，把广西大学一位政治教师在一九六六年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上提出的，“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今后还要不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意见”。宣布作为思想反动，属反革命性质的言论。（从一九六六年《羊城晚报》发表“顶峰论”的社论后，在知识界学生、干部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不少人受批斗）（据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日 为纪念在六八年造成广西杀害数万人民的“七˙三”布告发表一周年，《广西日报》发表社论。社论指出：“中央七˙三布告颁发，大长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八月



八月初以后，根据毛主席“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区革委的部署，全区各专、市、县，先后集中力量，派出大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蹲点开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难’问题”。八月初百色专区革委即派出抓第一批“三分之一”宣传队四千三百人，分别进驻三十八个公社，三百九十九个大队，五十二个县直单位和公社直属单位，结合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深入进行斗批改。全区第一批搞“三分之一”的斗批改工作，在年底基本结束。韦国清在总结一九六九年的形势时说：“全区组织三万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三分之一，目前（一九七O年一月）全区已结束和正在抓的单位五千三百二十二个（公社二百八十五个，占公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一，大队三千八百二十九个，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八”并在布置一九七O年的任务时，要求：继续抓好三分之一，大力加强基层建设。要坚定不移地把机关工作重点转向基层，把“三分之一”工作做出成绩来。第一批要争取春节前完成，已完成的要抓好第二批，整个抓“三分之一”的战役，争取秋收前结束。

实际上，在一九七O年铺开的第二、三批抓“三分之一”，也是贯彻“二˙五”指示，以“一打三反”为中心内容搞斗批改。如桂平县于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日开万人誓师大会，为期七天。内容仍是贯彻“二?五”指示，开展“三反”，击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提出以“三反”为中心结合搞好斗批改，实现全面大跃进的口号。第二批工作队一千四百三十三人于二月二十一日下去，历时五个月，清出“敌人”共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破案一千三百三十五起，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四千五百四十人，总金额四十六万四千九百九十二元作为“成绩”。第三批工作队一万一千人下去四个月，除数字外作出成果的内容与上一批同。三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在进行的过程中，都坚持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批“工分挂帅”，学“大寨记工分”，具体地推行平均主义，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批自留地“商品化”从而引申到限制赶集，从三日一个墟期改为五日至七日一个墟期，派民兵守路口，直至到在自留地上铲青苗。农民的家庭副业受到限制，连上山砍柴卖也作资本主义来批。从搞完三分之一的三批以后，斗批改仍全面地，一直进行下去。



九月



十一至二十二日，区革委召开了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二百九十一人。会议继去年十一月农村中小学掀起下放高潮到今年二月中旬区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以后，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对我区的中小学，进行组织更进一步的有计划的“教育革命”。

会议对过去十一个月来把我区各小学备受摧残的形势说成是“形势一片大好”。说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学校，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夺回了被资产阶级夺去的那一部份权力，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开展大批判，猛烈冲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大队办，城市学校由工厂管理，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挖出了混入教师队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工农兵登上了讲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讲台的局面，学校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

会议强调：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教育革命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所以必须抓紧革命大批判，进一步落实政策，搞好教师队伍的革命化。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教育阵地牢牢的占领下来，彻底改造过来。

会议提出要对教育革命加强领导、要抓紧大批判推动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和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要：批判凯洛夫教育体系、批判旧教育制度、批旧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大学“六十条”。批“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要建立好“天天读”、“评教评学”等的“新”教育制度。决定根据“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从今年秋季起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肯定农村中、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所谓“正确大方向”指引下，在钦州地区就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教师被迫进行集训，搞所谓斗私批修和清理阶级队伍，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帽子进行轮番批斗，有一百零八人被斗打致残，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劳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教师的迫害之惨，对人才损折和社会进步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月



十七日 《广西日报》以显著大编幅报导了都安县“走大寨道路，战天斗地，驯江河”的情况，为树都安县为大寨县样榜的闹剧，大造舆论。这个县早在本年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都安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誓师大会在六也公社召开时，就宣布要“兴起一个波澜壮阔的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要“学大寨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斗天斗地，改天换地的伟大气魄，大搞造田造地，扩大耕地面积，平整土地，使大寨精神迅速在都安瑶山遍地开花”。为开创都安成为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拉开序幕。在学大寨创“先进典型”的幌子下，以县革委主任、武装部政委田长喜为首的县委玫子，连年大量虚报粮食产量，且浮夸之风越刮越猛，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累计十年间，全县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五千万斤。长期的虚报增产大量粮食和驱动大批农民，花去大批财力物力去干违背客观规律“战石海”，“造平原”，使这个在一九六八年制造冤、假、错案和被迫致死二千零三十九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弄得生活贫困万分，怨声载道，而田长喜却为了掩盖错误，不顾河池地区对他的浮夸的批评，更对不满的人民群众，施以高压手段，说是“阶级敌人造谣生事”，“是个‘五˙一六’审查对象讲的”，“可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我们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阶级敌人不可能不搞破坏”。都安这个学大寨“先进典型”，在全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迅速树立，全区许多县造梯田，劈山头造平原，毁林造田，开小运河，所谓重新安排山河破坏生态平衡的蠢事，大干起来，又浪费一大批人力、物力、钱财，一平二调更加盛行，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社员的工分值更加下降，一个日工分值最低者仅人民币伍分。（据河池地区、都安县“文革”大事记及《广西日报》）



十一月



本月，区组织部“斗、批、改”告一段落，由王文新宣布干部的四个去向，对干部的去向和使用，以支持不支持谁为划分干部好坏的标准，和决定对他们的使用，宣布下放（包括去武鸣学习班被审查和宣布去“五˙七”干部学校，去宣传队结束被下放的）到基层降级使用的干部有：黎开模、黄新路、陈致谦、文凡、马英荣、陈家昌、刘祖志、赖金明、仇之、邱如岳、刘池民、马琳、梁淑如、石军、覃洪、尚持、吕哲、李炳麟、梁俊、周鸣岐、梁爽、唐奇秋共二十二人，其中除两人外，全部是参加“四˙二二”派和很少参加派性活动的人。原部长尚持被分配到南宁机械学校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有的人下放登记表中被写上“文革”表现不好，“站错队”等，下放后被剥夺了看文件，听报告的政治待遇，受到歧视，如赖金明被下放到河池氮肥厂，该厂领导对他说：“你只能分配做仓库保管员的工作，这是下放登记表中注明了的”。陈家昌在“文革”初期参加群众组织只有三、四个月，两派对立后即退出了派性组织，但仍然当作“站错队”的人。被下放到梧州地区后，地区把他下放到县，县又把他下放到公社，后抽去水电工地八年。有的家属还受到株连，被强迫跟随干部下放到基层。如马琳是个四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县科级干部，因他是区党委后补书记霍泛的爱人，本人被只身下放到鹿寨化肥厂的幼儿园做保姆工作，年纪还幼小的儿女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只留下一个残废的儿子独自在南宁无人照管。（据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中化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受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去世。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晚，南宁市工农兵和干部集会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自治区领导人韦国清、安平生、廖炜雄、刘重桂、欧致富和肖寒等出席了大会。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社论还号召要抓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斗、批、改，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




一九七O年



一月



二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提出《关于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决定》（载《广西日报》，不另行文）。《决定》提出：1、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3、百倍警惕，加强战备；3、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农业大跃进，进一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4、各级革委思想上、作风上进一步革命化，“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把领导工作重点转向基层。

五日至十七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区革委全体委员，各专、市、县、柳铁、区直厂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工农代表共六百二十二人参加。区革委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七O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落实“九大”各项任务，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求：1、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要联系实际贯彻林彪“二十九字方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老三篇”为座右铭；2、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 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开展“三反”，教育上批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孔孟之道，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和读书做官论，落实“五?七”指示；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要求学好、演好、捍卫革命样板戏；3、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工农业大跃进的高潮；4、继续抓好三分之一，争取秋收前抓三分之一整个战役结束；5、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

这次会议《纪要》还提到，会议代表一致表示：“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搞小跃进不行，搞中跃进也不行，一定要搞全面大跃进，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同时还认为要解放思想，争取我区工农业生产在最短期间内跃入全国最先进行列。要求今年粮食产量达一百六十八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十六，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十六至二十九亿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决心要击退“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疯狂进攻，去促进实现今年工农业的大跃进，这种以搞大跃进为名，在农村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做法，在我区做了大量劳民伤财的蠢事，伤害了不少人，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打击了生产积极性。

这次会议，以大批判开路，揭开了我区经济、政治、教育、文艺战线以至农业生产上进行“左”的残酷斗争的序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日至四日 东兰县革委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韦国清在东兰检查工作时的指示。（见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天津“下放”来广西医务人员二千多人全部到达我区，分配到七十个县，一百七十个公社和医疗单位。

本月中旬，自治区革委在平果县黎明公社召开全区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推广黎明公社深挖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的经验。一月二十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平果县革委在黎明公社召开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此次会议又一次造成各地区在“深挖阶级敌人”口号下制造一批冤案。

二十一日 区 革委会文艺组负责人苏大伦传达区革委扩大会议精神，文艺界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是批判《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剧。（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二月



九日 区革委接到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5号、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三个文件）。区革委核心小组当日立即进行学习讨论，决定：“要闻风而动”。当即成立以刘重桂、安平生等六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组织办事机构（即“二?五”办公室），当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到专、市、县，同时向区直全体干部传达。会后，专、市、县也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立即行动。

十日至十四日 区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一打三反”的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十三日广西区革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通知》（桂发[1970]14号）。《通知》列举并强调了我区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决定要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发动，“帮助”手脚不干净的人斗私批修。《通知》还指出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要以这一斗争为中心，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以“四大”为手段，以“一打三反”为内容的“二五”运动深入开展到我区的每一个角落，直进行到七O年底。在经济上、经济上进行了极“左”的清理，同时也为进一步打击少数派的派性清理造成了机会，制造了大批冤案。据一九七O年二月八日自治区革委“二?五运动”办公室《十个月“一打三反”运动情况小结》统计，全区共挖出所谓“反革命分子”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十二日 河池地区传达贯彻“二?五”指示，地、县建立领导机构，有领导人员六十六人，办事人员八十八人。在全地区开展“四大、七查”。到本年底统计，全地区挖出“阶级敌人”二千五百五十五人，挖出反革命集团六个共四十四人，其中判死刑十人，挖出大小贪污分子八千五百九十四人，金额十九万零六千五百七十二元，粮票五十五万一千五百零四斤，布票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尺，投机倒把分子二千三百五十一人，四十五万八千一百五十元，粮一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五斤，布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六尺，地下工厂四十六个，地下商店七个，地下包工队四十二个，地下运输队七十六个，地下俱乐部七个，各县均开万人宣判大会，斗争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自杀一百六十九人）。对上述人员分别判徒刑、戴帽、给各种纪律处分。

本月中旬，自治区各专、市、县分别发出贯彻执行中央“二˙五”指示的意见，层层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开展大宣传、大动员、大学习。仅梧州专区，就有一百九十四万人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到三月中统计，全地区共举办了四万五千多期学习班，有一百三十万人参加学习，印发一百多个案例，发动了一百五十六万人开展讨论。在全区贯彻“二?五”指示的同时，各地、市、县大多召开了宽严大会或公判大会，进行统一性的全地区统一时间，统一行动的大搜查，没收了不少财物，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地区甚至发生死亡数百人的严重后果。

十七日 区革委会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动员贯彻执行中央“二˙五”运动指示。徐其海作动员报告，报告提出要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本月，东兰县开展“二˙五”运动，进行“九查、九掘”，制造一起“中华大皇国反革命集团案”。把李玉亭判处死刑，另判死缓一人，判二十年判刑三人，十年徒刑五人，五年徒刑一人，戴帽管制三人，新定历史反革命的二百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三百九十一人。还挖出投机倒把、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地下包工队……等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人。

二十七日 钦州专区革委组织大批干部，当夜在钦州县统一行动搜查住户，并在西冷门广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由于“文革”以来的杀人及这次运动的激烈，钦州专区革委常委开会，主要讨论了“杀人问题”的处理。讨论后由革委主任孙景芳归纳总结为：一、好人杀坏人，不予追究；二、好人杀好人，要教育，如幕后是坏人要处理；三、坏人杀好人，不管凶手与幕后都要处理；四、坏人杀坏人是破坏国法，要分别情况处理；五、凡属谋财害命或阶级报复，要根据情况轻重处分，作判决徒刑或其他处理。以这种思想去指导正在兴起的“二?五”运动。四月八日零时起，钦州全地区（包括各县、市）组织了一次统一行动城乡户口大检查，共组织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干部、红卫兵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人的 检查大军，对被认为“二?五”运动中有问题的重点户，进行了抄家搜查，没收财物以至非法绑人关押，据“二?五”办公室对这次大检查的情况报告称：挖出反革命分子二百零二名，逃犯十六名，查破反标案三百三十六起，反动书信、传单、变天帐一万四千多件，伪造印章二百三十枚，黄金五百四十三两，光洋三万三千八百多元，银毫二万六千八百多枚，铜板七千五百多斤，赃款三十万七千八百元，粮票五千九百多斤，布票一万三千尺，布料一万七千五百尺。



三月



十二日 全梧州专区分二百多个点统一召开“公判大会”，计有一百三十万人参加。通过以上活动，掀起了“四大”（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高潮。到三月底，按当时的政策界限，计挖出了“阶级敌人”一千五百一十七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四百一十三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九十八名，揭出有“三反”罪行的人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二人，金额三百二十二万元。二十七日全专区统一户口大检查，查出无证、假证外来人员一千四百零一人，破各种案件一百一十八起，并查出一批“赃物”。

十三日 广西大学召开师生大会，批判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教师”赵耐雪，说他攻击江青、林彪，在他的日记中有骂江青、林彪的话，经区革委批准关押，有十个教师受牵连被批斗，其中一人自杀。该校六四级学生付东晓（是该校群众组织东单俱乐部主要成员），他在该部说：“林彪与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有野心的”；“谭震林是中央高级干部中唯一工人出身的，战争时期有很大功劳，现在也被打倒了，真想不通……”。他被判刑五年。

二十四日 浦北县成立清查“五˙一六”小组，对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O年分配来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自治区下放来的干部二百七十九人当作清查对象进行清查。



四月



十七日 河池地区革委派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进驻地区“五七”干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四月二十日该政治部副主任在大会上说：“干校有个‘三家村’、‘五家店’反革命集团，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有‘村长’、‘副村长’。这些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三青团分子’等，是货真价实的双料反革命”。他号召把他们挖出来，斗倒斗臭。为此甘苦、江明、高原等领导长期蒙不白之冤。李玉和等二十五位同志受株连。造成地专机关干部思想极大混乱，身心受到摧残与折磨，元气大伤，是为“三家村”、“五家店”事件。（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百色地区一召开公判、坦白、检举大会。三十万人参加，宣判五十六人（其中死刑七人、死缓一人），当场逮捕三十三人（其中现反二十二人）、从宽处理一百五十人。会后就地组织二千三百九十二个会场批斗重点对象三千五百一十一人。五月十日搜查十种对象：坚持反动立场有现行破坏的五类分子、伪军政宪警、反动党团骨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动会道门头子、来历不明人员、五个地下为首分子（地下工厂、商店、运输队、建筑队、包工队）、隐藏枪弹、下落不明五类分子、吸、种、贩烟毒分子。五月二十二日全区组织一万二千积极分子对城镇重点户大清查一千三百五十户，查出……不少地方借搜查之名拿走贵重物品，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到十二月底共挖出敌人七百八十四名，破各种案一千五百多起，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二十万零三千多人，揭发铺张浪费四千三百五十多万元，粮食六百多万斤。

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底。《广西日报》陆续发表批判文章，以通栏标题设专页批判《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三个戏。早在一月八日，韦国清在区革委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所作《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提出：“在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毒草例如：《刘三姐》、《朝阳》和《英雄虎胆》进行批判，并要求学好、演好样板戏”。同日，《广西日报》发表署名红辛兵的《大毒草〈刘三姐〉的要害是反对暴力革命》，揭开了公开批判的序幕。四月二十三日，《广西日报》以“动员起来，打一场批判《刘三姐》的人民战争”为通栏标题专页批判《刘三姐》。（详见广西日报社、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日，梧州市两次召开宽严大会，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一人交待问题，清出“叛徒”二人，特务四人，历史反革命三十二人，现行反革命五十二人，地主一十四人，其他政治问题一百一十八人。在宽严大会上，揪斗民主路小学教师廖碧玉，以“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原因是上课时，把“美帝必败，越南必胜”错读成“美帝必胜、越南必败”（当堂课已纠正）及在批改学生作文中，删去了“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会上还判了粮食局售货员陈德仁为“现行反革命”，原因是讨论制药厂某仓库起火，他带笑发言（平时总爱这样的）以“幸灾乐祸”为罪名，被揪出批斗，斗争时他也带笑答话，被认为是“反革命气焰嚣张”判刑十五年，两人都在一九七七年平反，无辜坐了几年冤狱。

二十二日 玉林专区革委根据自治区革委四月十八日晚电话会议的精神，总结了前段运动情况说：“前段运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到四月中旬，全专区共挖出阶级敌人二千九百一十七人，揭露政治案件二千六百一十三起，破案二千三百四十四起，初步落实投机倒把有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九人，总金额二百九十五万元。从二月开展运动以来至四月底，总共有三百二十三人死亡。

二十六日 桂林专区及桂林市都进行了一次统一行动大搜查，桂林专区各县城乡统一行动，当天动员组织了三十五万人，分三千三百多个战区，就地对四万一千多个重点对象进行所谓大清理。该专区资源县在这次大搜查、大抄家的行动中，就组织了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人参加行动，在十五个战区，于当晚对三十三个重点大队，二千二百二十个重点对象进行大清查。挖出“阶级敌人”三十七人，破“反革命集团案”一起，搜出来路不明人员一百零七人，罪证二千一百四十三件，并抄获一批金、银、物资。桂林市当日组织了三万一千多人，搜查了八千八百三十九个对象，有八十八人自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桂林师院被立案审查一百零七人，三人死亡，一人判刑十年，一人判刑二十年的严重后果。

四月，百色地区组成贯彻落实《三˙二七通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展对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调查摸底工作。（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平乐县根据地区统一布置大搜查，建立一百九十九个指挥组、二百九十五个战区、五千一百四十九个战斗组、三万零八百九十六个战斗员，搜查一百九十一个重点单位四千二百七十个重点对象。（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五月



五日至十日 广西军区对北海港务局、航运局、检疫所、外贸办事处等开展“整顿口岸运动”，清查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挂帅，开展“四清四查”，这些单位共有职工一百二十五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四人，被抄家十二人，迫死、迫疯、自杀致残各一人，被关押二人，不适口岸工作下放干校六十人。（见北海市“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钦州专区“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关于运动情况分析和今后工作意见》写述：全专区共组织七千二百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基层办学习班五万五千多期二百五十四万人参加学习。共清出阶级敌人（包括重大政、历问题）七千七百六十四人，整理了一千八百四十一个案例，发动了一百四十三万多人讨论，全地区各县、市召开了一次以上的宽严大会，参加六十三万人，从宽处理六十八人，从严（即逮捕）七十一人，大会布置了二千九百多个战场，批斗了五千五百多人，运动以来共发生自杀案二百三十九起，已死亡一百一十八人。南宁专区革委五月底向自治区的报告中，说运动中出现了乱抓人现象。全专区共逃跑七百五十人，自杀四百三十五人。南宁专区五月底统计，揭出“阶级敌人”二千七百零五人，破政治案件一千零二十一起。（见钦州、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桂发[1970]1号通知：经中共中央一九七O年四月三日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韦国清、刘重桂、赵欣然、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赵茂勋等七人组成。由韦国清任组长，刘重桂任副组长。

十六日至八月八日 区革委核心小组举办了区革委常委（扩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三˙二七”通知（即清查“五˙一六”）为中心内容。参加人员是“四˙二二”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结合进来的主要成员。在办班过程中，韦国清，刘重桂听取了情况汇报，刘重桂在结束时作了总结。

三个月的学习班，经大摆大揭及大学大批等两个阶级，把广西“四?二二”派在北京及区内的派性活动，作为“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来揭批。一九六七年北京公开揪“五˙一六”后，……他们有计划地退却，活动更加鬼秘，有的打进新生的红色政权，经过这次学习，“五?一六”在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得到了充分的揭露。提高了贯彻“三?二七”通知的觉悟，并“对有些人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清理。”

学习班的《汇报》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面派肖华、杨、余、付、王、关、戚黑手就伸向广西，和广西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走资派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搞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从而把“四?二二”在京的一切活动都与“五?一六”联系起来。说：“六七年五月‘四˙二二’代表团到达北京后，龙智铭与朱仁等就与北京的很多黑线联系起来。……龙智铭、刘德胜、李超林、朱仁、李朝杰、杨福庭等人很快就掌握了代表团的实权。……龙号称为代表团的‘黑总理’，掌握了对外活动，联络南（广西）北（北京）两个战场的大权。他很快与各方面搞通关系，参与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充当急先锋”。学习班把广西文革发生的一些事件，都作“五?一六”反革命事件清查。说：“六七年伍（晋南）、贺、霍打起了矛头指向军区的黑旗，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向军区开刀的同时，章英、李超林、刘德胜等人神密到北京，……大揭军区和韦国清的黑材料”。龙智铭打电话到桂林调“全无敌”演出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演出“南疆烈火”，说这个剧是伍晋南、龙智铭为“武装夺取政权”，丑化“文革”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授意泡制出来的。要揪广西军区内的一小撮及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抢劫援越物资等，都是反对解放军。提出“中央保的人也一样可以打倒，策划“六?二五”京西宾馆静坐，六七年八月二日“联指”斗贺、霍时，龙智铭（“四?二二”）在“广西联络站”指使下斗安（平生）、乔（晓光）是破坏革命三结合。说龙智铭布置收听“解放军之声”（说是当时在广西发现的反动电台）录音去北京播放，制造反革命谣言。并说破坏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搞曲线打韦（国清），支持“一二?二六”冲击广西军区，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抵制革委会等，都作为“五˙一六”的罪行来调查。

刘重桂在学习班的总结指出：“回顾广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有阶级敌人在那里搞，就是‘五˙一六’在那里搞”。并说通过学习班，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叛徒、特务搞的，他们一开始就要打倒韦国清同志”。从而把少数派“四˙二二”的一切派性活动，与反革命“五˙一六”罪行划了等号。

刘重桂在总结中最后说：“同志们回去，别人问你们不要乱说这些事。谁的问题不清楚，谁谁怎么样，也不能说谁的问题搞清了。还要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要随便活动啊！”他宣布：“学习班暂时结束，什么时候（再）办，我就不说了”。（据区档案局：《贯彻“三˙二七”》通知情况报告及《刘重桂学习班总结报告》）



六月



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玉林地区革委会举办“阶级斗争教育巡回展览”，历时三个多月，观众一十一万零八百八十五人。整个展览穿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及“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内容。为“一打三反”推波助浪。（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月



六日 桂林师范学院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学院根据中央关于高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以及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规定”。举办教育革命试点班。办两个专业学期一年。现代汉语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开展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中提高写作能力，办成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农基专业班强调面向三大革命运动，重实践，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提高。文化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时间不到整个学时的百分之五十，教育质量明显下降。（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七日 广西日报社作区下放干部试点。区革委会到报社进行此项工作的有副主任廖炜雄（革委政工组、宣传组派人参加），赵茂勋等也亲自来过问此事。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长后来回忆说：当时下放干部是在受“左”的影响下和“派性”影响下实际是搞大换班（这些下放的干部实际上是对立派，多是到“五?七”干校劳动或审查，接着七月二十日报社又要求派五十人“掺沙子”）。所谓下放干部、清查“五?一六”等，实质都是排除异己，进一步推行一派掌权，把大量的本派的更“左”的人物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害部门中，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严重困难。（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月



八月，在区公安厅召开了一次布置开展清查“五˙一六”的会议。当时军区政委刘重桂出席了会议。会议上点了“文革”中广西发生的冲击广西日报、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训及反对砸“二黑”等六件事。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要查与这些事有关的人和事。

区文化系统在清查“五˙一六”中，定为“五˙一六”分子被审查的八十六人，立案的三十六人，被迫自杀的一人，精神失常的二人。桂林市配备二百一十多专案人员清查“五˙一六”。清查的事件主要是：“造反大军”一派的“八˙一O”夺枪、“九˙六”劫密、夺“抓促指挥部的权”、“颠覆革命委员会”、“攻打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德智桥和新桥”、“炮击一O四部队”、“炮击越校”、“冲击监狱”、“火烧百货仓”、“甲山伏击战”等。全市清查对象一百六十五人，主要是“造反大军”的头头和支持“造反大军”的领导干部。七十人被重点立案清查，全市开展专案斗争的有桂林师院、桂林医专、“五˙七干校”等二十多个单位、梧州专区清查“五˙一六”三年多，共查大小事件三十四起，涉及干部群众数百人、被立案审查的七十二人（干部四十五人，教师七人，群众六人，学生一十二人）。这些被审查的对象受到非法的对待。在地直被立案审查的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三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并被抄家。有十人被隔离审查。被关押的人，遭到捆绑斗打，受尽折磨，致使精神失常一人，自杀未遂的四人。柳州市清查“五?一六”，培养骨干二千四百五十四人，专案人员二百四十人，重点对象一百四十四人。清查的主要形式：办学习班。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三个单位办班，对九十五个重点对象进行审查。如文化系统五个单位办四百五十五人的班。另一种形式把被清查者当作专政对象。据中百站五个单位被关的有三十人。（见“处遗”档案卷宗203卷，柳州市清查“五˙一六”调查报告）



九月



六日至十四日 《广西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头条登载都安县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消息，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和文章。在各级领导和宣传工具的鼓吹下，都安县成为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日 区革委核心小组《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中统计自一九六八年整党试点，一九六九年铺开整党以来，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单位建立了新支部，百分之三十九的公社建立了新党委、自今年四月平果县成立了第一个广西县一级的新党委以来，目前已有十二个县建立了党的新的委员会。

自“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来，各级组织已瘫痪。广西几年来是夺权武斗、派性屠杀、阶级站队、“一打三反”等一系列的运动，派性力量的消长，已成定局，所以上述整党建党的成果，很大一部份是派性胜利的产物。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由于派性而产生的政治、组织及思想的不纯，对今后带来消极的后果。



十一月



六日 《广西日报》发表题为《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批反动话剧〈朝阳〉》。诬蔑《朝阳》是“刘少奇所作两种教育制度讲话的翻版，是刘少奇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陶、贺、霍、傅……之流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了地方党代表大会问题座谈会。会上韦国清讲了话，刘重桂作总结。座谈会的中心是如何开好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同时要求抓好基层及县的党委会的建立，会议要求年底建立百分之七十县一级的党委会，要狠抓阶级斗争。

十五日 《光明日报》发表广西革委大批判组编写小组写的诬蔑周扬的题为《彻底粉碎反革命文艺黑线总纲领〈批判周扬一伙炮制的文艺十条〉》的文章。（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二月



八日 区革委要《十个月来“一打三反”运动基本情况小结》中，认为在全区范围掀起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运动，揪出了“敌人”，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进一步“纯洁”了阶级队伍，挖出了“反革命分子”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五名，揭发了一批贪污、盗窃案件，初步落实金额三千一百五十六多万元，粮票六百四十二万斤，布票二十九万尺。还破了一批积案，查出了一批反动证件，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揭发出铺张浪费积压损失共六点八亿元。




一九七一年




一月



一日 《广西日报》转发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错误地提出：我们要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革命大批准，进一步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进一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当天，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通知》。指出：“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这是我们全年工作的纲领”。要求：以元旦社论为武器，用战备的观点分析形势，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明确任务，制订措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将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据本月一、二日《广西日报》）

同日，桂林地区撤销“二˙五”运动办公室，有关“一打三反”运动对敌斗争，落实政策的具体问题，由专区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办理。（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表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见《广西日报》）

九日 梧州市委作出《关于中共梧州地下党组织调查结案报告》。声称：审查梧州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是“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致使地下党不少同志为此蒙受不白之冤。（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广西日报》转发《红旗》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语录》的三个部份，即：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正确路线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日 南宁十万军民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冬泳邕江十三周年，并组成二万五千多人的游泳队伍横渡邕江。

自治区革委会革政字[1971]1号文件发出《关于为〈广西日报〉选调新生力量的通知》。为加强《广西日报》工作，充实干部队伍，进一步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在自治区、军区“双代会”期间，挑选了二十九名所谓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年轻，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插队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到报社工作，其中多是以“根正苗红”、“三忠于”、“四无限”而获选。在二十九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了十四人。

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区革委常委、军区、区革委各大组、各专、市、柳铁、区“五˙七”干校、区直一、二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上届区党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等。会上刘重桂传达康生在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并代表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是遵照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通知的精神，进行开门整风”。“为成立新党委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次整风重点是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要批判黑《修养》、黑《六论》、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会议期间，闫光彩、贺亦然、乔晓光、赵茂勋、罗立斌、许圣亭、刘毅生、杨烈、韩世福、慕石起、伍晋南等十二人，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名曰自觉革命）。一月五日，刘重桂作《关于酝酿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补人问题》的讲话。七日，经过三次酝酿后造出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一百二十六名，其中解放军代表三十四名，干部代表四十名，不脱产人员三十名，少数民族代表二十二名。妇女代表为二十一名。（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一九七一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六点要求：一、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二、积极完成整党建党任务，继续抓好各项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开好各级党代会，建立新党委。三、、继续搞好斗、批、改，抓紧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集中火力批判“刘修”贩卖的“业务挂帅”、“生产第一”、“庸人哲学”、“爬行主义”；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抓好、抓到底，对阶级敌人要加强专政，对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要继续深挖，对新冒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要露头即打；进一步抓好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部门的斗、批、改。四、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五、加强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六、努力提高干部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十一日 当晚，南宁市军民集会，热烈庆祝毛泽东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发表十三周年。刘重桂、赵茂勋、韦世经、韩世福、廖炜雄、林福文、许圣亭、张智理、卢继昌等出席大会。刘重桂在讲话中说：“十三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之流，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份权力，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的‘七性’办报方针，妄图把《广西日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重要指示，把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据十二日《广西日报》）

十八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号召广大贫下中农紧急行动起来，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陈开路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革委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斗倒“难”字，打掉“怕”字，反掉“骄”字，破掉“满”字，大破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艰苦奋战，力争尽快实现全区粮食亩产跨《纲要》。这是一次推行极“左”错误的动员令。（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小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第三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的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即“反骄破满”运动）。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据桂发[1971]8号文件）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通版发表毛泽东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语录。（据桂发[1971]8号文件、见《广西日报》）

当晚，自治区革委会在区革委礼堂举行“热烈欢呼革命样板戏彩色片《红灯记》在我区隆重上映开幕式”。南宁市一千五百名工农兵群众和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影片。（见《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路线教育当作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社论。社论提出，路线教育必须同三大革命斗争紧密配合，把它贯彻到一切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各项活动中去。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的实际，发动群众进行揭、斗、批、改。第三版发表《红旗》杂志《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思想评论。文中指出：“对斗、批、改怎么认识，持什么态度，是关系到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见《广西日报》）

十五日至三十日 自治区革委会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于十五日发出《举办第二期教育系统干部、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区革委政工组三十日举办了全区各地进驻中学的宣传队、管理中学的贫下中农代表、中学党支部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高中教师和行政干部四百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中，错误地提出“当前我区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争夺知识分子，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问题上”。这一极“左”错误，干扰了教育改革，影响了教学，不少教职工受到错误的批判。（据革教字[1971]号文件、见三十日《广西日报》）

三十日 《广西日报》刊登广西医学院七一级工农兵学员赖云珍的文章《要抓讲台上的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文章荒谬地指责人体解剖教研室讲师汤冠军讲课讲到“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恼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是散布“活命哲学”。从而引起全院师生强烈反映，百分之九十五的教师不同意赖的观点。但学院党委强行组织全院对汤冠军老师的批判，汤冠军愤然迁居香港定居。（据广西医学院“文革”大事记）



二月



一日 《广西日报》转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五˙七”干校会议，总结办校经验，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五˙七”干校办成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基地。其实，当时各地普遍开办的“五˙七”干校，是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需要，用以对广大机关干部进行审查、批斗、“以劳代惩”的所谓斗、批、改的基地。（见《广西日报》）

二日《广西日报》以《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万岁》为题，报道了我区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份起，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整党建党工作。在“九大”错误路线指导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所谓的“吐故纳新”，清除了一些好党员，吸收一些所谓“文革”的“功臣”，造成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见《广西日报》）

四日 经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命乔晓光、覃应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据区桂发[1971]14号文件）

五日 《广西日报》社论《狠抓路线教育，猛促春耕生产》一文中提出，要防止埋头抓春耕，放松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继续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和“黑货”，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要经常批、反复批。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万事不离“纲”和“线”，田头、地脚都成了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广大群众深受其害。（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历时八天。参加大会的以壮、汉、瑶、苗、侗等十一个民族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红卫兵党员代表共八百五十三人。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贯彻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韦国清在大会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工作报告。他说：“广西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叛徒、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声称“我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斗争的必然结果。经过反复强烈的阶级大搏斗，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总结斗、批、改运动的所谓“伟大成果”时，他说：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据南宁地区统计：一九六八年搞的“反团”、清理阶级队伍批斗了七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人，一九六九年遭批斗者达十一万零六百零六人，其中三千七百七十五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被打死九百七十六人）。揪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沉重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纯洁了队伍。全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有十三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有一万七千多名干部“充实”到基层，有一万一千多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清除“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分子，吸收了六万多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据区党委组织部材料：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发展党员八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人，一九七一年党员数为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九十一人。新发展党员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在今后工作部署中，他说：要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要继续抓紧、抓好、深挖阶级敌人。大会选举产生区党委委员七十八名、候补委员十六名。常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十二人。韦国清任第一书记；韦祖珍任书记；刘重桂、安平生任副书记。这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安插了一些所谓“文革”时的“功臣”派性严重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在一九八五年“处遗”中，颜景堂：原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开除党籍，判刑；唐以豪：原团区委副书记，开除党籍，判刑；盘美英：原贺县县委副书记，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贾凤英：原融水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留党察看两年，降为一般干部；廖炜雄：原梧州市委副书记，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岑国荣：原区总工会主席，开除党籍，降为一级干部，另有三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五人定为犯有错误免予处分，占当届委员、候补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八）。（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一九八七年区党委整党办核查组材料）

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声明》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可靠的后方。十六日，南宁二十万军民冒雨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愤怒声讨美帝及其走狗侵入老挝的滔天罪行。（见《广西日报》）

二十一日 南宁市所在地五所高等院校举行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会上提出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红代会提出口号：要发扬“五敢”精神；工农兵学员表示：“要用锄头挖掉封、资、修的毒根，用扁担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担”。广西农学院首届工农兵学员四百人，初中文化水平居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们要求教学内容要做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其后果是教师难教，学员难学，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二十二、二十五日 两天来《广西日报》报道了我区首批近二千名工农兵学员，跨进了七所新型的社会大学。据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材料：全区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六七年，高等院校废除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几年来，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中医学院、桂林医专、百色医专等共招工农兵学员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人。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小学都造成了教育秩序紊乱、师生关系紧张、教学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据广西农学院“文革”大事记、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材料、二十二、二十五日《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全区分三批进行传达，第一批从三月一日开始。（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五日 宋亚琛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全区分三批进行传达，第一批从三月一日开始。（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五日 宋亚琛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有关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试点情况。他说：“从一九七O年四月起，全区在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工作。目前立案审查的四十八人，已初步承认并揭发了一批人的问题。其中，对伍晋南、曾春生、龙智铭等均有揭发材料，我们认为伍晋南有很大野心。王、关、威这条黑线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进了广西，与贺、霍、傅、谢、袁黑班子勾结在一起，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活动。初步查明，在广西有六个勾子：一是以王荔为首的直接接受王、关、戚的黑指示，操纵和利用一些坏头头进行阴谋活动。王荔的“亲信”是刘德性和王福庭。王荔有野心，妄图在广西任第二把手。二是原中央党校李广文和卢文，是关锋把这条黑线插进广西来的。卢文与谢王岗、章英、龙廷驹勾结最紧，并与王荔有密切联系。一九六七年这个组分成两个组，北京组以刘德胜为领导，南宁组以章英为领导，与谢王岗“密谋”活动。这个小组成员有章英、刘德胜、农烈、李超林等十余人。三是全国文艺黑线。四是北京大专院校“五˙一六”集团。五是武汉线直接插进梧州。六是水电设计院的“火种”。王荔来广西后，即与刘德胜“共谋”组织夺黑班子，搞了十二人的“尖刀班”，搜罗贺希明等人。从“二˙一九”声明到“四˙一九”声明，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搞的。最后，宋亚琛说：根据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势，全区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的条件已经成熟。刘重桂表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我们已搞出不少线索，要搞彻底，要开会交流情况，研究下步做法”。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派性的影响，宋亚琛的汇报，成为以后“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依据，对“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工作的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二月“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十六、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于十六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我区从去年四月份在重点地区（主要是四个市）的一些重点单位，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专案斗争，基本上掌握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活动的主要罪行。为发动群众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为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据西大《大事记》：区革命政工组直接在西大搞秘密试点。玉林地区《大事记》：一九七O年九月份区革委向各地、市发出进行清查“五?一六”准备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博白、上思、融安、东兰等县为重点县）。区党委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批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具体要求：一抓紧搞好专案调查；二开办学习班，培训骨干队伍（交任务、交政策、交材料）；三做好宣传工作（大讲中央文件精神，大讲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策，大讲“五˙一六”的罪行，大讲领导决心），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同时，通知中宣布了区党委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组长：刘重桂；副组长：宋治平、韩世福、于斯夫；组员：张智理、卢继晶、张乃健、郑玛、王锡全、刘玉信等十人组成。《通知》下达后，在三、四月份，全区各地层层相继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清查“五˙一六”以“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配备专案人员，层层举办各类人员学习班，确定清理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对象。一个错误地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迅速开展起来。（据桂发[1971]15号文件）

清查“五˙一六”实际上是以派划线，执行“文革”中广西有一条以某人为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打击另一派群众组织和不同观点干部。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罪行”、“三指向”全是无限上纲或捏造强加于人的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据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召开的政工系统所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区革委副主任刘重桂作《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他说：文化大院、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医学院和航运局为区直机关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张乃健作《专案工作经验总结》，自治区革委政工组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副主任李宁作《文化大院运动情况的分析和估计》。同时，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区直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举办了一期大规模的专案人员学习班，仅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就有一百二十人参加。（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三月，自治区毛泽东著作出版社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到广西军区“受训”一个月，回来后即在本单位确定重点清查事件和清查对象。（据桂发[1971]15号文件、区文化厅大事记）

十八日 《广西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文中提出：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四、要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胜利。（见《广西日报》）

三月，桂林市，从市领导机关到市直各单位都成立了清查“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培训了骨干，配备了专案人员二百一十多人，并把“造反大军”群众组织的“八˙一O”夺枪、“九˙六”劫密、夺“抓促指挥部”的权、“颠覆革命委员会”、“攻打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德智桥和新桥”、“炮击一O四部队”、“炮击越校”、“冲击监狱”、“火烧百货仓”、“甲山伏击战”等定为清查的重点事件。全市清查的一百六十五名对象，主要是“造反大军”的头头和支持“造反大军”的领导干部。其中王同连（桂林市委副书记）、杨德华（自治区高等法院院长）、冯邦瑞（桂林市市长）等七十人被立案重点审查。全市在广西师院、医专、冶专、机专、漓江机械厂、百货站等二十多个单位开展专案斗争。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予彻底平反。

二十三日 柳州铁路局成立清查“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由张文芳（师长）、张贵仁（副师长）、孙连捷、庞建勋（师副政委）、李銮（师参谋长）、施广声（师政治部主任）、姚文斌（团副政委）、王大生（团副政委）等八人组成。张文芳为组长，张贵仁、孙连捷、庞建勋为副组长。各分局一级单位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成四百九十三人的专案队伍。全局把柳州机务段等十二个单位定为清查重点，定为重点清查事件有八起，有八十人定为审查对象（被关押审查的二十一人、隔离审查五十七人、背靠背审查二人）。其中除张炎等五人定为“五?一六”分子待上级审批外，其余有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三十人定为严重错误，二十二人定为一般错误，因刑事犯罪交公安部门处理的有六人。此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柳铁[1984]28号文件，才作出平反决定。

同日 《广西日报》转发北京大学闻军“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的文章。

二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除区党委常委外，列席会议的有韩世福、肖寒、王传舜。会上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撤销自治区斗、批、改运动办公室；二是研究召开第二批党员干部会传达“批陈”的几个具体问题。（据自治区档案局“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自治区革委政工组《第二季度工作要点》。《要点》的中心是继续贯彻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要点》中提出五项任务：一、开展“批修整风”，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自治区拟于三月底开办一期中央规定参加学习人员的学习班。二、建立各级新党委，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立新党委中，要抓好开门整风，突出抓好路线教育，调配好领导班子。三、继续认真搞好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条战绩的斗、批、改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住两条路线、两种世界斗争中的要害问题“大破大立”。文化战线，继续批《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毒草”的同时，以《苗家儿女》为靶子，狠批“反革命文艺黑线”；教育战线，在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的同时，要上挂下联，狠批“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四、抓好“四好”初评。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各级领导水平。（据桂发[1971]18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在《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提高路线觉悟，做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的文章。

三月，天峨县开展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运动。全县各级开办“批修批资”学习班二千九百多期，参加人数近五万。学习班中提出“学中批，批中学”的极“左”口号，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全县有二十三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进行审查；地下党有二十三人被错定为叛徒；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五十三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十人，有五人被迫害致死。（据天峨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上林县革委会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后，立案审查的有副组长黄榜超、县委组织部长韦卓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韦克全等三十一人，审查中牵连一百多人。（据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四月



二日 区革委政工组《关于内部发行放映几部影片的通知》中指出：根据区党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艺大批的指示精神，《苗家儿女》影片从四月中旬起，实行内部发行，放映前要提出批判要点，放映后要组织批判。“大毒草”《英雄虎胆》、《刘三姐》两部影片，除文艺、新闻、宣传等部门有关人员可以根据批判需要，经过专、县革委会领导批准组织放映外，其它单位不再放映。（据革政字[1971]23号文件）

八日至二十一日 自治区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张乃健作《动员报告》，宋治平、张智理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错误地阐述和部署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大意义和清查工作的具体方法等问题。会后，区直政工系统各单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相继开展起来。十二日，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在文化大院召开各领导小组成员和骨干会议，名曰：“战前整风”会议。石昆、张乃健、夏翰鸠、王中学都到会讲话，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抓紧阶级斗争，抓出成效来。十七日，总团部又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石昆肯定了八日至十七日这段工作的成绩，并布置了下步的具体作法。二十一日，总团部举行文化系统控诉、揭发、声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会，歌舞团、话剧团、桂剧团等六个单位的代表发言，区文艺工作总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石昆作大会总结，张乃健作指示。会后，随之掀起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区文艺总团在京剧、壮剧、彩调、杂技、话剧、歌舞、桂剧、木偶等九个剧团里，确定了二十二名审查对象并上报区革委政工组。相继举办各种人员学习班，运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大标语、广播等各种形式对重点人物进行点名批判，整个文化系统人心惶惶。（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玉林地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各县成立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全地区审查的一千二百人中有十一人由地委直接立案长期隔离审查。其中受党纪 、政纪处分两人，被遣送回原籍的一人，开除留用察看两年的一人，判处六年的一人。此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给予彻底平反。（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玉林地委“三办”在《关于钻进玉林地区地下党两面派人物情况汇报》中，把地下党老干部韦树辉、熊福芝、林克武、黄经柱、王英等二十八人列为伪党员、两面派、叛徒进行审查，有的被批斗、关押，长期遭受迫害，家属受株连。这一冤案，于一九八一年平反。（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主要听取区革委保卫组王惠民、宋长发两人对有关全区开展对敌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在汇报中指出：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列举了阶级新斗争动向的种种表现，并建议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抓紧打击有破坏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方面：全区准备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全面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汇报后，刘重桂表示：这项工作一定要抓紧。十七日，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刘重桂在会上讲话。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的专案斗争。在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清算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在全区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结合开展社会清队工作”。“‘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是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包括中央、区直和地直驻市的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清查的对象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社会清队主要在四市、县城的街道和公社一级的墟镇，清理的重点对象是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和独立办道人员，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可以通过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级专政”。十九日，区党委批转了刘重桂四月十七日在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这一《讲话》得到区党委的批转后，各地层层进行传达贯彻，一个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在全区迅猛开展起来。（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十四日至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了各地、市和柳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以及路线教育试点的有关人员参加的“路线教育试点经验交流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区革委政工组、广西军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张智理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为解决当前的路线教育中存在的“革命大批判不够深入”、“批判水平不高”等问题，要求进一步认识路线教育的重大意义，弄通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反动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各地、市举办的领导、骨干学习班“批修整风”中，要突出批修；报纸要组织好革命大批判的报道；文艺战线要深入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和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等“毒草”作品。（据自治区档案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广西日报》）

二十五日 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在桂林召开桂剧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经验交流会。指出：桂剧是封建社会产物，解放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一直霸占着舞台。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彻底改造旧桂剧，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刻苦 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革全”样板戏的一整套经验。（见《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东兰县革委会召开公社主任紧急会议，传达自治区《关于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县、社分别成立运动领导小组和专案组织等领导机构，在全县范围内又掀起“四大”、“九查”、“九挖”活动。通过查和挖共批斗六百五十六人，其中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七人，定为“五˙一六”对象重点审查的（全县“四˙二二”群众组织成员）十四人。（据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罗城仫佬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社会清队运动领导小组，全县一百零五个大队，有八十七个大队开展了“四大”、“四查”活动，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五十一个大队开展了对敌斗争活动，共批斗二百五十二人，发生自杀事件三起，逃跑事件十三起。（据罗城县“文革”大事记）



五月



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政工系统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意见》。指出：四月下旬，党的核心小组八个单位在开展运动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在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召开各单位领导、骨干会议，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五˙一六”的指示，群众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陆续铺开。在清查过程中，要结合“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革政字[1971]33号文件）

三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自治区革委召开全区计划会议，各地、市、县、部份厂矿、柳铁、国防工业系统、军工生产师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一千三百多人参加，会议期间，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反骄破满”，毛泽东批发的《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等文件。到会人员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拟订了不切实际的《一九七一年我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见《广西日报》）

五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通知》。指出，毛泽东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我们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同日，《广西日报》发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社论，指出：当前落实、《五˙七指示》就是要深入批判“ 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要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余毒。（《广西日报》）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焦红光、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覃应机、宋治平、岑国荣、盘美英、卢继昌、张智理、姜铭海、张乃健、郭兴生、赵维学、梁华新、杨仲绪、宋亚琛、柴树民、黄继济、程学林以及新华分社军代表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主要听取传达全国公安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批陈整风”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有关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会上，韦国清提出：自治区机关在“批陈整风”学习中，对机构设置重迭的现象，要统一研究调整，总的原则是减层次、减人员。广西军区对全区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区广播电台、柳铁等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广西大学陈秉德、中医学院滕树凯、广西民族学院张仁才、广西农学院朱明德、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卢辅明、广西艺术学院孙焕章、广西广播电台杨仲绪、柳铁姜铭海、杨振宗等人。所选派的人员都是军队干部，而且全被破格提拔使用。宋亚琛在汇报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情况时提出：根据我区当前情况，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的条件已成熟。为弄清我区几个重点人物的定性问题，建议把王荔、北大钱××、武汉彭伟杰这几个“关健人物”搞来广西审查；龙智铭（区革委副主任）很多问题与他有关，也调他来南宁审查；撤销单位的“重点人物”，可放到自治区武鸣学习班去审查。

六日，赵茂勋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由毛主席亲自批示召开并由康生挂帅领导的中央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徐其海、许圣亭、覃应机、宋治平及姜铭海、郑兴生、柴树民、宋长发、赵维党、宋亚琛、梁华等人。赵茂勋在汇报到领导班子问题时说：“全区三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干部中，工农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知识分子干部占百分之七十一，剥削 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十八”。“老病残干部七千五百九十四人，占干部总的百分之二点三八，这部分干部不处理好，提拔、培养新干部受到影响”。“现在，全区在原有地、市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四十二；在原县委正、副书记和县正、副县长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二十；在原厅局长干部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三十二”。（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七日 南宁市广大干部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毛泽东《五˙一七指示》发表五周年。区党委、区革委和南宁市委、市革委以及南宁地区革委会的负责人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覃应机、宋治平、廖炜雄、韩世福、肖寒、贾焕雨、董以法等参加。刘重桂在会上讲话，他说：“《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对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的宏伟纲领”。要求更深入、更扎实地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见五、六、七日《广西日报》）

九日 自治区党委于二月中旬建立后，分别在三、四月份连续举办党员负责干部学习班、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所谓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见《广西日报》）

十日 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我区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研究“批陈整风”以及当前工作问题。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都围绕我区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讲了话。韦祖珍说：“当前阶级斗争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存在’是伟大真理”。刘重桂说：“要在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继续革命觉悟，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则，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领导者”。安平生说：“要正确估计敌人，现在全区农村有四类分子三十多万，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在一百万以上”。韦国清在最后讲话时着重分析了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和今后的几项工作。他说：“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极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顽抗改造，敌特也加强间谍活动。他们书写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大刮翻案风，杀人放火、复活‘四旧’，腐蚀干部群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煽动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秩序；‘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复辟，是适应帝修反需要的，是有国际背景的，象陈伯达就是有国际背景的，是托派，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在此，他再次重申，广西社会情况复杂，是李、白、黄的老巢，广西解放晚，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坏人流窜到这里来。当谈到“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他说：广西两派严重对立，以致武斗打死人，应记在刘少奇、王、关、戚、杨、余、傅以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记在“五˙一六”总后台陈伯达身上。在广西要把帐记在国民党、叛徒、特务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身上。对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讲清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二、狠抓根本，当前要以“批陈整风”为中心，带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四、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五、认真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由于区党委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分析，对工作的错误指导，给全区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带来严重后果。（一九七一年“区党委扩大会议记录”）

五月间，梧州市革委会把“红色造反团”群众组织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主要成员被当作“五˙一六”分子进行审查。工作队以办“学习班”为名，把江文琪等十四人秘密关押或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辽宁把彭伟杰押回梧州隔离审查。根据逼供、诱供、指供所得材料，将崔炳荣、关照、梁治光、孙波、唐杰等一批领导干部也进行隔离审查。清查对象从“四˙二二”群众组织的干部头头，扩大到市直 部、局乃至市一级的领导干部。（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从五月份起，运动由“四大”阶段转入专案斗争阶段。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专案人员学习班。随后，把本团所谓的《南疆烈火》、《6984挽联站》、《兵管、兵训》、《夺〈广西日报〉大权》、《反砸‘二黑’》、《收听反动敌台》定为六件大事，并立案审查与上述大事件有关的三十六人。（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南丹县通过“四大”、“八查”，查出外逃五类分子十八人，有政治问题的二百一十六人，有经济问题的二百零八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达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三元。全县共批斗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及各种有严重问题的三百零二人。（据南丹县“文革”大事记）

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作为“五˙一六”对象立案审查的有二百三十八人，其中定案处理了六十四人。（据广西师院“文革”大事记）

环江县分别在城管、驯乐两地召开公判大会。全县分设的四十七个参加大会原达七万多人，在会上批斗四十七人、宣判九人、拘留三人。会后，各地全面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开展对敌斗争，共批斗九百四十五人。（据环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开辟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的专栏。编者按把这一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迫害文艺工作者、扼杀文艺创作的行径，说成是“本报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从今天起，对反动影片《苗家儿女》进行公开批判”。编者按指责：《苗家儿女》影片贯穿着一条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号召广大读者，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向“反动”影响《苗家儿女》猛烈开火。（见十日的《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革委隆重庆祝毛泽东主席“五˙一O”声明发表一周年。（见《广西日报》）

十七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文艺革命大批判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以及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地区和单位的写作小组成员，以《苗家儿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美丽的南方》等“毒草”为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一学习班之后，对影片《苗家儿女》进行了持续批判。（见《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又以通栏标题开辟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据五月至十二月连续发表了五十五篇大批判文章。（见五月至十二月《广西日报》）

二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举行学习毛泽东主席“五˙二O”庄严声明报告会。热烈欢呼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伟大胜利，决心遵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支持五国人民斗争。（见《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教育战线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教育战线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全面教育”的伟大指示，继续深入持久地进行革命大批准。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时，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以及“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这一批判，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据革政字[1971]40号文件）

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了署名新文撰写的《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份：一、“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假，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真；二、“反修”、“防修”是假，保护“一小撮”是真；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假，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是真；四、“无产阶级革命”是假，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真。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攻击。（见《广西日报》）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常委（群众代表常委）以上人员学习班。学员有廖炜雄、潘玉臣、颜景堂、李家海、任树人、韦仕珍、邓元清、曾春生、龙智铭、林福文、覃启品、何作然、李耀增等十三人，伍晋南也参加了学习班。工作人员十三人（其中军代表十一人）。学习班中主要摆“文革”中的大事件以及两派参加大事件的活动情况。这次办班，实际上是清查“五˙一六”分子。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死亡。（据范文苑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写给自治区“处遗”办公室的材料）



六月



一日 《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鼓吹自由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编者按说：这篇文章是打着反教条主义、探讨文艺创作道路的幌子，大肆鼓吹“写真实”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见《广西日报》）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新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文章。文中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搞无阶级革命，还是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搞阶级调和”，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搞阶级斗争、坚持无产资级专政，还是鼓吹“和平”、“自由”、搞“大家专政”，是区别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深入批判“人性论”，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见《广西日报》）

六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纪要》的通知。同日，还批转了自治区公安保卫工作会议《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意见的通知》。区党委强调指出：各级党委会要切实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狠抓公安保卫机关的革命化建设，加强对敌斗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社会清队工作。（据桂发[1971]48号文件）

六月初，梧州地区革委会在八步镇搞“社会清队”试点。十三日至十五日，地区革委一号办公室在八步镇召开梧州地区社会清队工作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的工作经验，部署下步工作，要求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大检举、大揭发、 大批判、大清理）、“八查”（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面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活动。按区党委指示，要求社会清队试点在十月份前结束，而后采取三分之一带三分之二的办法逐步铺开，力争在一、两年内搞完。（据贺县“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上海机床厂党委会《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的文章。文中指出：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办好学校的根本；二、在批判中建立新专业，设置新课程，编写新教材；三、在教学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四、造就无产阶级技术队伍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办校经验广为推开，全区各地“七˙二一”大学林立。（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在“批修整风”和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运动中，《广西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主席关于路线斗争的指示。（见《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 自治区宣传、出版系统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张乃健作“动员报告”他说：“揪广西军内的二十个为什么”、“四管四训”、“冲击《广西日报》”、“冲击电台”、“一中军训”、“六˙一三武斗”、“揪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十五条”、“二˙一九声明》、“四˙一九声明”、“今日哥达纲领”、“邕江风霜”、“三˙二九声明”，属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要深挖。会后，区直文化系统开展大抓“五˙一六”分子活动。（据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张乃健在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举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的情况。区党委常委会议同意汇报意见，并决定二十九日在 自治区展览馆门前广场举行八百人参加的开幕式。（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同日 自治区党委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社论的通知》。在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的同时，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据桂发[1971]62号文件）

二十九日 我区各地、市、县和柳铁，到六月二十七日止，已全部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新党委会。《广西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文章，祝贺各级党委会的建立。其实这次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在“九大”错误路线指导下，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党委会中，都安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有功之臣”。据钟山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委员二十六名，候补委员三名，其中有九人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犯有“ 打砸抢”和主谋杀人错误的，在（一九八五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有五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四人判刑），占新县委成员的百分之三十一。（据钟山县“文革”大事记）



七月



一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全文阐述三个问题：一、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三、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文中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召开常委会，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的通知》。（见一、二日《广西日报》）

三日至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同时，还通过了《关于上半年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纪要》。最后，韦祖珍作会议总结发言。他要求：一、县以上党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要结合分析上半年工作形势，对那些骄傲自满、讲假话、闹不团结和自由主义等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问题严重的单位，领导班子要进行整风，批判不正之风要上挂下联与黑“四论”结合起来。二、要克服对敌人斗争中的右倾情绪和执行政策中形“左”实右的倾向。三、要大鼓干劲，狠抓工、农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四、要认真做好外事工作。五、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据自治区档案局材料、桂发[1971]70号文件）

八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广西区党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批判所谓“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的大批判文章。（见《广西日报》）

九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又集中地发表了五篇所谓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文章。（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会议，讨论有关干部的定性处理的问题。段纯和汇报武鸣学习班审查干部的情况。他说：武鸣学习班审查的五百多名干部中，大部份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审查中多是采用群众“批斗”的办法，在问题未弄清之前，不能“解放”，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会上，还讨论了二十四名厅局长以上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其中，错误地定为敌我矛盾的有熊和清（叛徒）、王汉昭（历史反革命）二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周嘉琳、吴永忠、崔毅三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候暮寒、张今雄、陈任生、冯寿天、王升阶、梁唐晋六人；政治思想错误的有祖振兴、张羽、方中祜、韦章平、钟枫、袁似瑶、蒙谷、鲁源、秋伟、吴英甫等十人；审查无问题的有孙善佑、安伦、卢振华三人。这些被审查的同志多年来在工作上得不到正常的安排，精神上受到摧残。（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定于八月五日召开，会期二十天，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全会精神，分析全区政治工作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各项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基层。（据革政字[1971]47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开辟的“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发表了《推广大寨经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的文章。这一“讨论”进行为时数月的报道。（见《广西日报》）

二十日至八月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先后到河池地区的巴马、凤山、东兰、南丹、河地、宜山、都安和罗城等 县检查工作，每到一处则对有关形势、山区建设，以及如何抓好基层工作等七个方面作了指导，并提出“住山、爱山、治山的要求。三年后，这些讲话被诬为“右倾翻案风”，横遭批判。“韦祖珍反党言行十八例”即由此而来。（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 这两天的《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准》的专栏中，发表了九篇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其中河池地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写真实”的要害，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见《广西日报》）

六、七月间，《广西日报》开辟专栏集中地、连续地批判了陶铸。六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发表了《彻底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的“林业党”反动谬论》的专栏。七月十八日在编者按中指责陶铸一九六O年到钦州地区以检查生产为名，沿途放毒《西行纪谈》一书是他“黑话”的汇集。（见六、七月间《广西日报》）



八月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灵山县革委会副主任杨登元、林济梅撰写的《阶级斗争，一抓则灵——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有茶则灵”的谬论》，文中指出，一九六O年秋，陶铸到灵山曾说：“灵山、灵山、山不在高，有茶则灵”、“茶树是摇钱树，采茶是采工资”。作者对此横加指责， 批之为“要我们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抓钱，不抓阶级斗争，这充分暴露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类似这样的文章，在当天同一个版面发表了五篇之多。由此可见，极左思想对人们毒害之深。（见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三日《广西日报》）

五日至二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革委会和区直有关部门、各级政工部门负责人，以及大专院校和部份厂矿、企事业分管政治工作人员四百四十多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区各级领导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为中心，搞好基层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为完成党的“九大”以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会议期间，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到会听取发言：赵茂勋、许圣亭、宋治平、张智理、张乃健、郑新生等人在大会讲话；刘重桂作会议总结。”（见三十日《广西日报》）

五日 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召开“坦白交代和批判‘五˙一六’罪行大会”。对所谓“罪行”严重的人在大会进行了批斗。会后，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更猛烈地开展起来。有的单位对审查对象实行“车轮战”日夜审讯，威吓逼供；有的对病人不让休息，逼供、批斗、强迫劳动。采调团在军代表刘荣弟指导下，对赵小明连续批斗达半个月有余，有时通宵达旦的批斗，致使其精神极度恐惧，终在二十八日跳楼自杀，博物馆一女同志直到临产前，还遭到轮番审讯，致使其患精神分裂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文化系统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受审查的有八十六人，立案审查的三十六人。其中被迫自杀一人，神经失常二人，被双开除五人，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六人。（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社论。指出：大庆，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中国工人阶级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道路。同时，在《广西日报》开辟了《如何把大庆经验学到手》的讨论。（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和吸收新干部问题向中共中央写出了《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我们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对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初步统计有七千名‘老弱病残’干部不宜分配，需要安置处理”，“关于吸收新干部问题，全自治区一千零一十六个公社，按每个公社吸收三至四名计算，即应吸收三千零四百八名至四千零六十四名。条件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历史清楚，家庭和社会关系无重大问题，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一定组织能力，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下”。这种做法，实际是在国家机关干部中进行清队，把“文革”中的“功臣”、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派性严重的人拉进干部队伍。（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三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全区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即：《关于全区各级领导班子“两化”建设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意见》，指出：我区各级领导班子是按照“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干部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不脱产委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十五岁以下的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出席县以上“双代会” 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关于全区路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今年以来，开展了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的群众性路线教育运动，集中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增强了革命团结，共同对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批判“四旧”，增强了抵制腐蚀能力；批判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倾向，使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关于全区文化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全区各地经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深挖了“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动的社会思潮，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桂发[1971]82号文件）

同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关于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据桂发[1971]83号文件）



九月



一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举办干部读马、列书学习班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按照毛主席关于“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指示。通知决定十月在南宁举办干部读马列书的学习班。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两本书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以及《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等文章。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各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学习中心小组、各地、市、县革委会宣传、政工小组的负责人以及相当县以上厂矿、大专院校、区直属厅局以上单位共五百一十五人。（据桂发[1971]84号文件）

十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七日在南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地、市、县到会代表三百一十多人。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报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重桂作《形势报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指出：要把大寨经验真正学到手，必须抓住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抓住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这个关键。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做好规划，制订措施，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广西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鼓起更大革命干劲，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新高潮。（见《广西日报》）

十日至二十一日 上林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自治区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县委成立基本建设指挥部，各公社成立指挥所。（据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都安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自治区政治工作会议和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全县掀起了一个打秋前农田基本建设“歼灭战”的新高潮。有的公社百分之四十的劳动力涌上工地。（据都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 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各地、市、柳铁、区直四大组，武鸣学习班和自治区“五?七”干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产生了《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清查过程中，坚决贯彻了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一个重点单位开展了‘四大’和专案斗争，办了七百七十四名重点人物学习班”“根据揭露出来的‘五?一六’‘罪行’，把收集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的几个组织，‘二?一九’和‘四?一九’夺权黑班子 、揪‘军内一小撮’、‘北航黑会’、破坏区市革委会成立、抢劫援越抗美物资、冲击桂林第三监狱、‘九?六’抢劫桂林步枪机密档案、南宁梧州反革命纵火案、建立‘反革命基地’”定为我区十大事件。《纪要》提出：要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认真抓好社会清队工作，继续落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加强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隐藏斗争，加强首脑机关、要害部门的保卫和保密工作。自治区党委于十一月二日批转了这一会议《纪要》。（据桂发[1971]111号文件）

二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增补乔晓光为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区革委政工组副组长；覃应机为自治区常委会生产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据桂发[1971]92号文件）

九月，百色地区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在地区农业试验站举办清查“五˙一六”学习班，集中“四˙二二”群众组织主要骨干（内有专区革委委员十人）到学习班审查。地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禤壮存在学习班动员会上说：“不管它的组织是不是叫‘五˙一六’，不看他填不填表，凡是在‘文革’中有组织的反党乱军夺权的就是‘五?一六’，就要挖出来。在百色有三种情况，一是有罪行无组织；二是有罪行有组织；三是无罪行有组织。不管哪种，都要清查出来”。学习班采取严密封锁措施，规定学员不准外出，饭后活动要有三人以上，不准会客，不准同被隔离审查人员打招呼，不准搞串连，不准毁灭“罪证”，不准转移“黑材料”等，每个被审查人员都安排有两个人监守。审查中搞刑讯逼供，搞“车轮战”、“轰耳战”，进行残酷批斗。全区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月，河池地区革委“三办”，以审查干部历史为名，在地区“五˙七”干校集中地委副书记张延年、地委常委、秘书长江明等十一人到宜山县九龙岩办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长达一年之久，致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此次“学习班”，事后称之为“九龙岩事件”。（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三个问题：一、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草稿；二、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问题；三、举办马、列学习班问题。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奋战三、五年，把我区所有县办成大寨“式”的县。为实现其目标，要求：一、进一步提高农业学大寨原认识；二、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一小撮敌人的破坏活动，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四旧”；三、狠抓基层建设；四、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五、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据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会议记录、桂发[1971]100号文件）



十月



四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 群众运动的指示》于今日在《广西日报》发表。（见《广西日报》）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九月十八日通知，林彪于九月十三日仓惶乘机外逃叛国，途径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所发出的文件。十一日，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韦国清在《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见》中说，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贯彻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57、65号文件，当作当前第一位的大事来抓；并把这项工作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二十六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共68号文件。为集中力量进行传达贯彻，要求县以上单位抽三分之二的干部下去。先县级机关，然后再到基层，全区要在十一月中旬传达完。二十八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68号文件。决定在农村党员干部中分批、分片进行传达；县人武部、军分区同地方党委一起传达，区直四大组在南化、邕宁县搞点，由刘重桂负责；机关要组织干部下去，下去的干部由各地、市委统一领导。二十九日，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公社、柳铁党委、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党委、 区直机关各大组、“五˙七”干校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传达中央6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知》，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大事，是一场最深刻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是当前中心任务，是推动各项工作的总纲。要求全区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传达完毕。（据桂发[1971]104号文件）。

中央[1971]67号文件，各地传达迅速、广泛。上林县全县总人口三十万零五百二十九人，听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事件”文件人数竟达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九人，占应听传达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柳州市有二十四万一千零五十七人听了文件传达，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六以上。（据上林县“文革”大事记、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宣讲中央[1971]68号文件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揭批罪行，大谈危害，激发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剥开画皮，认清本质，识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大讲胜利，激励斗志，增强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提高认识，团结对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搞好“两个结合”，争取更大胜利。（据桂发[1971]105号文件、中发[1971]57号文件）

三十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基层年终政治工作总结的通知》。根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对今冬明春工作的部署”，在今年基层政治工作总结中，要求认真总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开门整风，以及做好生产队干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等方面的经验。（据革政字[1971]63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署名区教革《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一文，荒谬提出：鼓吹“天才论”就是反对学校向工农兵开门；鼓吹“理论至上”就是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鼓吹“教授治校”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教育。（见《广西日报》）

十月，梧州市召开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决定把清查工作的重点转为查事件查罪行。周树忠在会上提出要清查七个重点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八年五月“反革命”纵火事件；“八˙二九”抢枪；“八˙二六”攻打工人医院；“八˙二九”洗劫公安局；抗拒“军管”银行；“武汉黑会”。与此同时，市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自治区清查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工作的几点意见，开始进行定案处理工作。（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



一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区党委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区党委在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中传达中央[1971]57号等文件和关于龙智铭自杀问题（五月间，清查“五?一六”罪行时，龙卧轨身亡）的两个《情况报告》。韦国清在讨论到龙自杀问题时说，去年办学习班时，龙智铭不交待问题，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群众揭发他大量“罪行”，又办了学习班，龙智铭感到问题严重，而“畏罪”自杀，我们的错误是对龙“管理不严”。龙智铭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他自杀应向中央汇报。（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于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所形成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经自治区党委同意，并以桂发[1971]111号文件转发至各地、市和柳铁。由于“左”的错误和派性思潮所形成的会议《纪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肯定。（据桂发[1971]111号文件）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论述。（见《广西日报》）

七日、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天来连续开会讨论区党委写作小组给《红旗》杂志撰写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权〉》和《为不断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两篇文章，经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发稿。（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十九日至十二月上旬 自治区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经毛主席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并以《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并以这一精神为指导，总结交流了经验，部署了会后的工作，制订了全区贯彻执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韦国清在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样是以“两个估计”的精神，对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和部署。他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已在全区二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中传达贯彻。今天着重谈三个问题；一、认清教育战线大好形势，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近十万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大、中、小学校，打破了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改变了学校长期“一不批、二不斗、三不改”的严重局面。二、充分认识教育革命的重大意义，提高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抓不抓教育革命是关系到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抓不抓教育革命是关系到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抓不抓教育革命，是关系到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三、全面落实《纪要》，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纪要》贯彻执行的后果，是我区广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歧视；教育革命也被引上邪路。（据自治区档案局1971年档案材料）

十九日、二十二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路线教育以及今冬明春的工作部署问题。宋治平汇报：林彪事件后，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十月份案件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其原因是：我们思想跟不上；公安队伍“新鲜血液”多，破案率低；在执行政策上，对敌人打击不力。韦国清在会上讲话。他说：要全面搞一个对敌斗争的意见。对敌人造谣破坏不打击不行，对敌人不专政不行，劳改犯嚣张，不杀几个不行，对资本主义泛滥要批判。到会人员一致提出对阶级敌人要进行镇压。许圣亭说：要镇压罪大恶极分子，制服敌人，教育群众。赵茂勋说：要拿出五月份“西园会议”对敌斗争的声势，打击敌人。刘重桂说，当前对敌斗争在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掌握上，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形“左”实右，二是右。覃应机说，当前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打击敌人，为大跃进扫清障碍。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提示》初稿。（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 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一日 百色专区革委会，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将百色镇压五十八名四类分子清理遣送到百色、田林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随迁家属一百三十人。这批人后来（具体时间不清）全部收回百色镇。（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今后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问题。韦国清提出：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按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原则：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应着重抓好几项工作的通知》。一、狠抓阶级斗争，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加强政策观念，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三、大力 搞好基层建设，力争十二月以前做好生产队干部改选工作。四、认真做好实现明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工作，在农村着重批判“四旧”和资本主义倾向。（桂发［1971］126号文件）



十二月



二日 自治区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的通知〉。指出：“这一社论，全面、深刻而又简明地总结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批修整风’运动极其丰富的经验”。学习社论要和认真看书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学习社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据桂发[1971]126、127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毛主席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论述。

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7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央[1971]77号文件，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望即组织传达和讨论。（据桂发[1971]131号文件）

二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教育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实行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工农兵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据桂发[1971]131号文件）

三十日 《广西日报》以《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教育革命新胜利》为题，报道了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的消息。自治区党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另外，中央后补委员岑国荣也出席了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革委会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教育部门的干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党委、革委以及区直各部门、部份厂矿、宣传队、贫管会、学校和教师代表六百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特别指出：从今年以来有七所大专院校开始招生，出现了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新局面。（见《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指出：“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在深入开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人在茁壮成长”。“目前，我区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占全区人口的六分之一。建国以来，资产阶级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向无产阶级发动多次进攻，当前，这个阵地上资产阶级对青少年腐蚀、争夺和无产阶级反腐蚀、反争夺的斗争仍在十分激烈地进行着”。（见《广西日报》）

三十一日 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路线教育总结活动，自治区党委要求要认真总结经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区党委派出宣传队分别到南宁化工厂、南宁第八中学和邕宁县良永大队蹲点，总结推广年终路线教育总结的经验。各地、市和柳铁党委都及时召开了各级党的会议和举办骨干学习班，层层进行动员和布置，为加强对路线教育总结工作的领导，各地、市成立“路线教育总结办公室”。（见《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转载中央北京市委写作小组撰写的《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钦州地区一九七一年间，档案员黄兰先、谢森昌清理六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份各种文件资料，经杨玉茂（办事组副组长）批准，由谢森昌、古荣礼押送到北海纸厂处理（溶解成纸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一九七二年



一月



一日至七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会议期间，还传达了中央[1971]77号文件（即中共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斗争》材料之一）和8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韦国清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路线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是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还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以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等反动谬论，并说“民富国强”这个反动口号必须批判。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韦祖珍、乔晓光、覃应机、许圣亭、陈开路、宋治平等常委（据自治区革委会档案第十卷）

二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说，元旦社论传达了毛主席极为重要的指示（按：即“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要求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热潮，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元旦社论精神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中去，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领导。（见《广西日报》）

四日 《广西日报》发表通讯《柳钢在沸腾，柳钢在跃进》，吹捧在“文革”中杀人的刘目忠，把他誉为“钢厂铁人”。经“处遗”查实，刘目忠被判刑。（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广西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柳州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写的文章，题目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错误地批判我区著名壮族作家陆地写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十五日 乔晓光到桂林师院检查贯彻全国、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他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接着举行全院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点名批判张云莹（院长）、杨江（书记）等人。（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贯彻中央[1972]2号文件（是中央通知，将[1971]77号文件扩大发至工厂、企业、学校、农村、部队班排和街道居委会）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林彪一伙 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5号文件，决定召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中央5号文件是供批判用的，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即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反对，不承认毛是天才），中央要求暂时传到省军级。区党委常委决定，先传达到区党委常委、区革委会党员副主任以上和军区军级干部。听了传达的人对林彪的反动讲话进行了专题批判。（据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十卷七号）

二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凌云县残酷批斗老干部的坏分子李真云的文章《千头万绪要抓纲》。《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月



二十五日至二月四日 区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区党委委员六十五人，候补委员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干部五百七十六人。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并继续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在全区传达贯彻中央文件、深入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打好基础。会议期间，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岑国荣、盘美英和区党委常委、军区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委负责同志共三十人在大会上对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唯天才论、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进行了声讨、揭发和批判。会议期间，区党委常委还和各地、市委负责人就回去后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韦国清在二月四日的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并提出了几点补充意见：（一）认真做好培训骨干和向群众传达的工作，三级干部会要在春节前结束，春节后向群众传达。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文件，逐条逐段地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二）各级党委要把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抓紧抓好。（三）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创造优异成绩。（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五）要严格执行过去的保密制度，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据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十卷七号）

五日至中旬 各地、市、县党委遵照区党委的部署，相继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1971]77号文件，和区党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也都在他们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批判发言。二月中旬以后，在各级领导的带领下，全区五万五千多名宣传队员，近百万骨干队伍，向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并和广大群众一起，挥戈上阵，口诛笔伐，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高潮。（据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十卷七号）

十日 根据一九七一年试点经验，区党委向各地、市、县、柳铁党委会发出《关于在城市、县城的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社会清队的基本做法：第一步，广泛开展四个大讲（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讲社会清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搞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第二步，开展四大、八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四大”是：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八查”是：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民生活特殊是否相符）。清理的重点：一是查清帝修反的潜伏特务，以及特务间谍在街道的社会基础；二是查清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的各种线索、案件；三是把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清查出来；四是查清历年来的积案和各种政治事故。第三步，搞好定案处理，整顿基层组织，落实群众专政，组织居民走“光辉的‘五?七’道路”（桂发[1972]20号文件）

根据区党委的这个文件，各地、市、县委都陆续部署和铺开了社会清队工作，有的县则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一起搞的。在清队中由于乱怀疑、乱揪斗，搞得广大群众人心惶惶，人心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梧州、柳州、北海、贺县、资源、阳朔、凤山、巴马、环江、都安、罗城、柳城、融水、横县、武鸣、天等、崇左、上思、德保、天峨等二十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清队中就揪斗了二万八千五百多人，定为伪军、警、政、宪、特和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八千七百六十九人，逼死三百一十多人，还有一些人不堪批斗而逃跑了的（见各该县的文革大事记）。全区在清队中批斗了归侨和侨眷三千多人，真正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三人（区党委常委会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记录，许圣亭插话）。在清队中，各市、县普遍搞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美其名曰：走“光辉的‘五七’道路”。结果到农村后，许多人的住房成了问题，许多人不习惯农业生产劳动，所得工分少，工分值又低，于是许多人在农村生活不下去，又慢慢地倒流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允许迂回户口，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仅据桂林市、南宁市和钦州、南宁两地区不完全统计，倒流回城的“黑人黑户”即达一万六千八百多人。（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15卷10号）

十二日，《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必须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作者署名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小组。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在会上，常委们揭发，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广州军区党委来电报指示：“广西要坚决支持‘四˙二二’”。当时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党委书记，电报是他指示发的。黄永胜还指示广西军区要就此问题作检讨。韦国清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单独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10、11号）这个报告歪曲了广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的真象，蒙蔽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怎能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烧房子多等巨大损失都推给黄永胜一人呢？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联合发的所谓“破获广西反共救国团”的公告，以及“七˙三”布告所造成的对一派群众实行大屠杀，又该谁负责呢？

同日，《广西日报》发表《柳钢各级领导深入学习铁人精神》的报导，又吹捧“三种人”刘目忠。（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月



二十日至四月十一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全区计划会议。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批发的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文件，学习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声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我区经济领域中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严重现象；有擅自动用计划内产品，拿统配物资搞投机倒把的；许多工矿企业因要派人去搞工宣队、工纠队、支农、挖防空洞，以致出勤率严重不足，影响生产和营业任务的完成。全区亏损企业达百分之三十，国营农场亏损也很普遍，柳江县新兴农场职工任意吃农场和产品，种什么吃什么，养什么吃什么，七一年死牛七百五十头，失牛一百二十头，亏损达八十六万元，七二年又造了一个亏损一百八十八万元的预算，而该场一年发工资才一百二十万元。大家认为很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24号）

二十四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和传达这个谈话纪要。当时我区正值春耕大忙，旱情严重在，先在县以上领导成员中学习，而后举办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宣传骨干和机关干部学习班传达贯彻，再由国家干部下到生产队和党支部共同向群众传达，至五月中旬告一段落。学习中着重领会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批林整风打下思想基础。（桂发[1972]45号文件、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32、34号）

二十五日 桂林师范学院根据区教育局指示，决定审查聂启桐整理诬陷、攻击韦国清的材料问题。经核实聂启桐于六七年一月与李桂、廖明斌等人收集整理所谓韦国清的错误材料，列举了十三条“罪状”，指责韦国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勾结罗瑞卿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等。共印四份，送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各一份。师院核心组认为：材料是在批反动路线时搞的，是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后未做反韦的活动，表现“很好”，不了了之。在研究安排聂的工作时，院核心组重要负责人说：从培养新生力量考虑，从“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代表性人物应合理安排。决定安排聂当系领导小组组长、党总支书记。最后区党委决定安排聂为党总支副书记。（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至四月十日 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传达讨论了在接见广州地区三省（区）部分负责同志时的指示。会议期间，韦祖珍对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区党委和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对过去在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检查。



四月



五日 《广西日报》刊登“三种人”盘美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处遗”时开除出党）的照片，说她带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日 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代表区党委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对过去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如下检查：“1、过去几年，因迷信林贼，对他盲目崇拜，经常对他进行吹捧、宣传，充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在一些报告和报纸社论中，经常把林贼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吹捧林贼，抬高他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区革委会在传达‘九大’时，说林贼‘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毛主席最紧最紧’。一九七O年，区革委会在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词把林贼说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用毛泽东思想最活最活最活，学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在《广西日报》配发的社论上还写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2、错误地翻印、编印林贼的反动言论和吹捧、宣传林贼的材料。一九六九年，区革委会印发了编有林贼‘语录’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十万册。广西日报社编印了林贼的‘言论集’十万册，选编他的报告、讲话文章共三十五篇。自治区编印的中小学课本中，也有吹捧宣传林贼的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自治区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展览中，有一幅仿制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把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毛主席与林彪会师。颠倒了历史，美化了林彪。有些单位还自行翻印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小道资料。据初步清查，全区共发现五种版木，都有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内容。3、在基层建设中，普遍推行林贼的‘四好运动’，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一九七O年三月，区革委发出了《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错误地提出：‘抓不抓四好，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四好运动’在全区的开展，使一些单位不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助长了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全面落实。4、为贯彻毛主席关于要学好唱好《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的指示，区党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发出的关于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错误地引用林贼的话：‘教一个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特别是在林贼叛国出逃后，又于九月十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这个通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据桂发[1972]47号文件）

七、八晚上 区党委常委开会，就韦祖珍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搞突然袭击，发表称赞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在小组会上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韦祖珍在不明林、陈等真实用意和过分崇拜、迷信林贼的情况下，在华东大组会上的发言中也说了‘要设国家主席’、“宪法中要写上毛主席是我们国家当然的主席，林副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当然副主席”的言论，并对上海市委提出了不满的意见。“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韦祖珍认识到上当受骗了，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了检讨。由于韦祖珍在发言中对上海市委表示了不满，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就触怒了江青一伙，在广州地区三省（区）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被江青几次点名批评。在四月七、八日两晚的区党常委会议上，常委们就以江青的谈话为依据，无限上纲上线批判韦祖珍，迫使他在四月九日的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违心地作了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上了贼船”、“犯了反党、反毛主席、反‘九大’路线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九卷2号、第10卷22、23号）

七日在区党委常委会议上，韦国清指示：过去吹捧宣传林贼的地市委要作检查。区党委的检查要发下去。在四月八日晚的区党委常委会上，韦国清指示：韦祖珍的这次检讨要送中央；这次检讨，连同在北京的检讨要往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22、23号）

十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要求全区各地进一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一是要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二是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狠抓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和捣乱，有的书写吹捧林贼的反革命标语；有的呼喊为林陈死党招魂的反动口号；有的与港特勾结，递送情报；有的大肆造谣，煽动战争恐怖。三是各级党委要不断增强党内外的革命大团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9卷1号）

中下旬，各地、市、县党委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1972]12号文件，和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百色地委和军分区、柳州市委对过去在宣传林贼问题上的错误都作了检查（见该地、 市、县文革大事记）。



五月



四日，为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情况，区党委成立专案办公室（对外称第四办公室），由区党委常委刘重桂、宋治平负责抓此工作。（桂发[1972]55号文件）

同日，《广西日报》发表颜景堂（区革委副主任，“处遗”时被开除出党）的题为《永远做工农群众的小学生》的文章。

八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会议通知。我区是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和岑国荣去参加。（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31号）

十七日，区党委将专案办公室综合整理的《林彪死党江腾蛟一伙拉拢、控制广空桂林航修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情况》向中央专案组报告。报告说：“自‘九一三’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广空派出工作组到广空桂林航修厂，发动群众，揭发林彪死党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问题基本搞清。林彪死党江腾蛟、顾同舟，伙同前广空政治部主任查全伦等人，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开始。对广空桂林航修厂多方进行拉拢、控制，妄图使该厂为林贼父子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该厂领导干部中有几人被拉拢。他们根据江腾蛟等人的黑指示，采取各种手段，强令干部战士抄写林立果的黑报告，把以林副部长为光辉榜样，做一个好战士作为新兵入伍的第一课，举行发林立果黑报告的‘授书仪式’；在厂房、饭堂、宿舍涂写吹捧林立果的反动标语。他们还根据林立果关于要搞武器的黑指示，制造匕首，阴谋造枪造炮，并组织机动武装，加强陆战训练，积极为林贼父子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作准备。

林彪叛国外逃事件发生后，遵照中央指示，广西军区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民航局，传达贯彻中央[1971]57号文件，发动群众揭发林彪死党在广西民航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对有问题的人专门举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同时，对林彪死党在广西其它一些单位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加强了专案斗争。从一九七O年十月以来，广西民航局的一些领导成员组织干部群众大学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报告（全局人手一册，计十一种版本），极力吹捧林立果，提出“学习不走样，紧跟不掉队，执行不含糊，照办不动摇”对干部群众毒害很深。他们还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积极为林家父子搞反革命政变作组织上的准备。

报告还说：“一九七二年以来，全区发生各类反革命案件一百七十五起，共捕反革命分子一百二十八人。这些人中，有的无耻吹捧林贼，狂叫要向林贼学习，向林贼致敬，做林贼的好学生。”灵山县反革命分子梁必强，声称要改名为“梁彪”，其未婚妻改名为“朱群”以示效忠林贼。有的和反革命《“五七一”工程纪要》共鸣，恶罪攻击我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叫嚷“这个纲领写得好”。有的散布谣言，妄图制造混乱，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主动与敌特机关挂钩，向帝修反递送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情报。如反革命分子潘位峰，从广州窜到梧州，以假名字将中央68号文件的内容写信报告蒋特机关，并随即逃离梧州。案件发生后，梧州市委发动群众，很快就查出了犯罪分子。还有的五类分子不服管制，抗拒改造，乘机翻案，梦想变天。（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2卷32、34号）

（注：这些问题处遗时如何解决的查不到资料）。



六月



十三日，区革委会发出我区九所高等院校开始秋季招生的通知。强调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要认真选送优秀的工农兵上大学，要认真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区革委会一九七二年档案第8卷二、三、四号）由于取消了文化考试，招收入学的学生有高中文化的，也有初中文化的，甚至有初小文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也给一些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

十六至十九日 河池地区召开学习韦江歌先进事迹经验交流大会，进一步搞好思想路线教育，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韦江歌过去在部队时确实做出了不少成绩，为人民立了功。但“文革”期间，一些领导在组织学先进中，却把他当作推行左倾路线的工具，损害了这位先进人物。）



七月



四日至八月六日 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推动我区批林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区革委会委员中的党员，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县、市人武部的负责人，区直机关小组长以上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基层干部，共九百一十五人。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此二人“处遗”时均被开除出党）也参加了会议。区直机关、南宁地、市和南宁驻军的县团级（包括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共四千零一十五人听了传达报告。

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等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到会同志用十三天时间，着重学习了《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部分中央文件，阅读和讨论了中央[1972]24、25号文件。接着用十天时间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重批判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O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反党文章《论短促突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讲话等反面教材。接着用四天时间进行整风。

三十日上午，韦国清代表区党委常委作了关于过去在工作中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的检查。他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对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辨别不清，错误地认为他“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对他盲目迷信崇拜。当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和采取诡辩的手法，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自己毫无警惕。加上林贼死党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制造谣言，大肆放毒，而我不作阶级分析，不经调查研究，便在小组会上跟着起哄，乱放炮，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犯了错误。又如林贼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本来是个大毒草，但自己却辨别不出来，当时还认为他讲得好。

（韦国清代表区党委常委作的《关于过去宣传林彪的错误的检查》与四月初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内容相同，故略）

三十日下午，韦祖珍在大会上检查了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与四月下旬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检查相同，故略）

伍晋南、钟枫、阎光彩、段远钟在他们各自所在地、市大组会上作了整风检查。

三十一日，南宁市委书记肖寒、许世淮在南宁市大组会上检查过去几年中，对林贼盲目崇拜，经常吹捧，做了他的义务宣传员的错误：大搞“三忠于”活动；把林贼的话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对他的黑指示从不怀疑，并广为宣传；滥印“资料”，扩散影响。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小道找来一份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如获至宝，未经请示。就编入《学习资料》，翻印了三万余册。原市轻化公司革委会翻印了《党史资料》四万八千多册。一九七一年在市革委会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展览中，仿制了一幅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这些资料和画歪曲了历史，吹捧了林贼，流毒甚广。南宁市还推行了林贼炮制的“四好”运动。（见区党委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文件）

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和三支两军的负责人还学习了中央[1972]28号文件，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军队干部检查了三支两军人员中有的人因成了地方某个单位的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于是生活特殊化，占用地方房屋，贪大求洋，铺张浪费、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滋长起来。（见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简报）

百色地区大组会上，有位同志说：“在林贼‘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毒害下，有一段时间，政治工作大搞形式主义，热衷于早请示晚汇报，背警句，搞讲用，雷打不动。灾情严重，不组织力量抗灾；季节大忙，不动员群众突击搞生产，耽误了农时，影响了生产。评工分时，不看劳动态度和质量，不讲实效，只看‘警句’背得多少，‘讲用’好不好，出现了会说会唱的人吃得开，老实肯干的人受气，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有些地方曾一度大搞‘大红洋’、‘语录牌’、‘展览会’、大搞‘三忠于’活动，浪费许多人力、物力。”西林县刘章全同志说：“由于受林贼的毒害，我们曾动用了水利经费四万多元来搞‘三忠于’活动，影响了水利建设”。靖西县的同志说：“由于大搞突出政治，不抓生产，靖西县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粮食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减产了四千多万斤”。（见区党委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文件卷二）

贵县革委会的郭世公在玉林地区大组会上检查时， 把文革中被打死者遗嘱到县革委会门口申诉、控告，提出“还我丈夫”、“还我儿子”的现象，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背后煽动群众闹事”。以此来印证“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按：贵县在文革中被杀害和迫害死三千一百多人，使许多人成了寡母寡妇。郭世公却还要给这些遗嘱扣上“被阶级敌人煽动闹事”的帽子，真是中左倾路线的毒太深，这样的检查只能越查越“左”）。凡是反左的东西，在当时都被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叫做“路线觉悟高”。这是当时的指导思想。



八月



四日，刘重桂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继续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他说：“融安县最近破获一个所谓‘中华人民救国军林彪野战部队’反革命集团，就策划过抢粮、抢钱、抢枪，上山‘打游击’，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按：这是造谣。“处遗”中，融安县未发现有此案。）因此还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重点仍然是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同时要认真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是四个市和区直机关单位。现在正在逐步深入。（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主要文件）

六日，韦国清在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对全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仍然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市、县为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吸收车间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培训骨干。九月份陆续在群众中传达贯彻。（共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主要文件）

中、下旬至九月初，全区各市、县委根据区党委的部署，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和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批林整风，培训骨干、组织宣传队伍。九月下旬开始深入大队、生产队，向广大群众传达，到十月底或十一月上旬，基本告一段落。

在批林整风中，各地根据“要狠抓阶级斗争”的指示，连续召开公判大会，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实际是批那些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人，整风也是整那些“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据不完全统计，百色地区就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一千三百多人；凤山、天峨、钦州、灵山、天等、隆安、岑溪、藤县等八个县批斗了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一百二十九人；玉林县则把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多人列为专政对象，交由群众专政。有五十四人被拉去全县各公社搞巡回公判。事实证明，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被公判的，都是错案、假案。

十二日 区党委常委开会听取区党委专案组办公室汇报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情况，并向中央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O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有林彪死党江腾蛟等十六人到过广西，有八人被他们拉上了贼船，接受交底，陷得较深的共有七人，沾边的有八人。”

空七军党委积极传达布置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军党委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团以上干部传达林立果的报告，并要听报告的干部很好地把林立果的报告向干部、战士传达。八月四日还专门作了布置。空七军查出有吹捧林立果、林彪的黑报告有十几种，共二万九千八百零九册，还有周赤萍、王辉球的报告。全军干部、战士、家属小孩人人都有林立果的报告。这些报告有许多是在广西翻印的。鹿寨县印刷厂承接空军“五?七”干校印了二万五千册；桂林印刷厂印了二千册，是空五、六团要印的。空七军还在排以上干部中传达了“一切听林立果指挥，一切服从林立果”，“林立果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指挥空军的一切”。空九师印有《胸怀朝阳保安全》，还有林立果所谓的五次指示，以及向林立果学习的五个方面的材料。一九七O年九月三十日，空高炮九师在传达时说：“对待林立果问题是对待毛主席态度问题。凭林立果这报告，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毫无逊色。”空四十二师和广空桂林航修厂，提出对林立果的报告要学、抄、背、讲用，说什么“学、抄、背一次，就增加一次感情”。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在宁明机场搞了一个“天上能打，地下能战”的试点，是按林立果的指示去搞的。广州还发了一百多支枪给他们搞训练。空七军党委作过研究，原定训练三个月，实际只搞了一个多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了了之。（据中央“林彪事件”专案组最后审查结果表明，广西没有林彪死党。）



九月



廿一日，《广西日报》发表《北暮盐场勤俭办场》的文章，吹捧“三种人”黄乃贤。（广西日报社“文章”大事记）

十六日、二十六日，区党委常委两次开会，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乱打死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七二年以来，我区各地不少在文革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遗嘱上访上诉频繁，有的甚至向中央申诉，迫切要求给死者正确定性平反和惩处杀人凶手。中央责成区党委处理，并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区党委常委们对此问题顾虑重重，极力掩盖乱打死人的现象，歪曲造成乱打死人的原因，缩小死的数字。韦国清说：“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政策性很强，弄不好会反复，这是一件大事，处理了一个就联系到一派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安平生也说：“对这个问题，只要人家不告状，就不要把这件事再搞了，要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四类分子被打死就算了，不作处理了。”他们把造成乱打死人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陈伯达、王、关、戚以及在广西的爪牙的严重破坏和干扰，挑动武斗”所致。对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揪“反共救国团”通告，和号召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所造成的全区性的大屠杀，只字不提。对于“七三”布告造成的乱打乱杀，则说成是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竭力阻挠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使“广大革命群众极为愤恨，以中央“七三布告为武器，向他们发起了猛烈进攻。……”还有六八年连续向中央发出几十封电报，其中不少是要求派部队围剿“4?22”派，出现大量杀“俘虏”的事也只字不提。对于死人的数字，韦国清说：“死人的数字，我的意见还是要保留。我过去给中央讲过了四万多人，其中干部和群众一万二千多人。”因此，十月二十二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写：“据初步统计，全区被乱打死的约四万四千多人，其中五类分子两万七千多人，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五千多人。”（按，这个报告既蒙蔽了中央，又欺骗了群众。经过处遗核实查清，“文革”中全区共打死、逼死八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人。）对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定了四条办法：一、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搞派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二、要把乱打死人这笔帐记在“刘少奇”、林彪、王、关、戚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三、对死者家属子女，不管是哪一派的，坚持一视同仁，政治上不歧视，工作（生产）上作好安排，生活上有困难的，均用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这些都是空话，没有人执行，上诉都受到打击）。四、通过各项政治活动，加强对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乱打死人的问题。”（区党委1972年档案11卷5号、8号）

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韦国清对到会的同志讲话中，又说：“关于六七，六八年期间我区发生乱打死人的问题。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看了这个文件。这是告诉你们，领导上掌握处理这些问题的四条办法，让领导同志心中有数，不是要你们去宣传这四条办法，宣传打死人要落实政策，不是这个问题，你去宣传这个东西，弄不好还会挑起派性。所以只告诉你们心中有数。这个是上报中央的。是让你们掌握这个政策，遇到找上门来了，你心中有数，有四条办法可以做好工作，进行个别处理。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大张旗鼓，现在不是时候，就是以后，也是个别找上门来个别解释处理，要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挑起‘派性’。”（区党委1972年档案11卷43号）这段话正好说明当时的区党委领导根本不打算认真处理文革中乱打死人的问题。在玉林专区就发生过下边处理打死人的问题。区党委肖寒等去与下边作难。因此，上述会议以后，有些市、县在落实政策中，把一些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的死者，改为“非正常死亡”了事。受害者遗嘱当然不服，多年来，仍频繁地到上级党政机关和党中央申诉，迫切要求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直到八三年，开展“处遗”工作，这些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十月



四日，巴马县最后一名“政治土匪”林大强在立德大队被抓获，就地枪杀，至此，为时二年多，耗资数万元的“巴马剿匪”宣告结束（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区党委和区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将自治区最近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纪要。即《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草稿），印发给各地、市、县及柳铁党委和革委会，通知要求组织一定力量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个公社或若干大队作为试点，贯彻实行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试点工作要求在十二月下旬结束。《纪要》（草稿）共有十四条，对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农田基本建设、体育事业等，提出了较全面的意见。要求以批修整风为纲，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错误，解决存在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桂发[1972]123号文件）。随后，各县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开展试点工作。十二月中下旬，各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十二月二十五日，区党委、区革委联合发出《纪要》通知，全面开展贯彻实施《纪要》的工作。

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韦祖珍先后到东兴、钦州、合浦、上思、北海等县（市）视察工作。九月钦州地委派人前往北海调查韦祖珍的“三反罪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和三份附件一并送区党委。（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月至十一月，桂林师范学院根据《人民日报》“夺取新的胜利”，以及批判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文章，在全院开展了对林彪极左路线的批判，整顿教学秩序，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了一批干部和教师。



十一月



八日至十二月二日，桂林市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于海学、副书记曹杰，常委王汝保、刘竹溪、钟秀琛、苏玉山、姜凤林、董正华、鲍德福，委员杨远发，王凤枝、吴怀礼、李年生、曾明轩，候补委员曹铁军，机关党员干部胡松鹤、孟兆德、王义杰等十八人。

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副书记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以及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议。韦国清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会议主要是解决桂林市委常委在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写了一个《中共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

韦国清在十二月二日的讲话中对桂林市委在执行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一）一七九O年四月，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清查中，曹杰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都进行搜查。开始，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决定清查三千户，这个面已经过宽了，而桂林市委副书记曹杰又自作主张，提出“翻一番”。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了“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了八千多户，有六百多个同志出去搜查别人，自己的家又被别人搜查。这就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影响了革命团结，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二）一九七O年五月，桂林市医药站搞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案，是一个假案、错案，轻率地把五位同志隔阂审查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审查中又搞逼供信，严重违犯了党的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三）一九七O年，桂林市办第三期公检法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对公检法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在执行政治上出现了偏差：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二是搞刑讯逼供，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共斗争了七十多人，后又把这些干部当作工人下放到工厂；三是让判处死缓、后来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舒道南到学习班去作所谓学毛著讲用报告，还号召学习班的同志们向他学习，走他的路。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是严重的立场错误。当时在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对公检法作了错误的评价，有其影响。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不要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区党委1972年档案9卷4、5号）

但是，这次会议对桂林市一些派性较重的人的派性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帮助。会后一些人对军队的个别同志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揪住不放，影响了团结，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见桂林市“文革”事记）

二十七日，区党委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我区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指示，我区各级党委都把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批判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消失论”，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对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批判林彪污蔑马列的书“多”、“远”、“洋”和反动的“三十字”方针，进一步认识“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改变了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三）批判林彪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改进了领导作风。（四）批判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反动谬论，坚持政治与实践的统一，更好地落实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区党委1972年档案11卷31号）



十二月



十六日，区党委批转了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希望各级党委结合具体情况贯彻执行。（桂发[1972]141号文件）

二十八日，区党委召开贯彻执行中央[1972]45号文件、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到会同志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摆了一些政策不落实的情况，如有的在案件定性处理上有偏宽偏严现象；有的以劝退为名，随便开除职工；有的对扣发的工资该补发的没有补发，抄家抄走的财物该退回的没有退回，反映较多的是户口问题，许多下放农村倒流回城的人和部分由农村来的职工家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黑户。（区党委1972年档案15卷10号）




一九七三年



一月



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新年贺词》。传达毛主席“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讲话。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三日至十四日 《广西日报》在显著位置连续刊登都安县农业学大寨事迹和评论员文章。（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日至十日 《广西日报》在第一版《千山万岭盛开大寨花》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为世界革命开山造地最幸福》、《与天斗其乐无穷》、《开出万代幸福泉》、《万里长征第一步》报导都安学大寨开石海、开地下河、劈山造地“事迹”。

十三日至三月六日 《广西日报》开设专栏号召全区向都安学习。都安县委发出“关于全区学都安、都安怎么办？”号召以批修整风为纲，全民动员加快学大寨步伐，为实现今年每人有粮八百斤、生猪发展到八十万头、山羊发展到五十万只奋斗。再一次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采取多报产量的办法欺骗自己，引起群众不满。（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广西师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要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批判极右。从此不再提批“左”。提出强调批判极右要联系学院教育革命实际，批判教育革命中的“右倾思潮”。从而使一些对“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日——二十一日 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全区各地、市、县、柳铁、区直机关、大专院校及部份厂矿政工组、宣传小组的负责人，共一百七十五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重桂在会上讲了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许圣亭、乔晓光分别作了关于本年宣传工作任务、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言。会上各单位就一年来批林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及新闻报道工作等情况作了汇报。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七三年全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继续进行以“三项基本原则”为重要内容的“路线教育”。“认真吸收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沿着党的‘九五’路线继续前进。（据区党委桂发[1973]5号文件、二十七日《广西日报》）



二月



十一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和柳州铁路局的负责人，各地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以及区直有关单位人员。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和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陈开路、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出席会议。陈开路、乔晓光和覃应机分别作了报告和会议总结。北暮盐场、梧州市锅炉厂、八一锰矿等单位在会议上介绍了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会议认为，在工业生产、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钢为纲”，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尽一切努力，把钢铁生产建设搞上去。（据《广西日报》、《当代中国的广西》附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事记）



四月



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批复南宁、桂林市革委会关于撤销工人纠察队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该两市的工纠队。（建立工人纠察队，名为保卫红色政权，实则做了大量违法乱纪的事，搞了大批冤假错案。（详见南宁市、桂林市“文革”大事记）（据区革委桂发[1973]60号文件）

四月，中共百色地委作出决定，要求全地区学习田阳县田州公社那塘大队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是月，《广西日报》第一版以《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为题，从十八日至二十三日，连续报道了那塘大队学大寨的“事迹”。（见四月十七至二十三日《广西日报》）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那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卢永兴当选为十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十大”会议结束后，卢永兴根据地委安排，先后到田东等十个县作传达报告（注：卢永兴系大队副支部书记兼民兵营长，因贪污腐化于一九七五年逮捕法办，判有期徒刑七年）。（据田阳县“文革”大事记）



五月



二至十二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计划会议。会议提出一九七三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为：粮食一百九十五至二百亿斤，花生三百万担，甘蔗六千四百万担，生猪存栏一千一百万头，水产品十四万吨，钢十八万吨，钢材十万吨，生铁三十五万吨， 煤三百八十吨，发电量二十六亿五千万度，木材一百二十七万立方米，化肥八十万吨，丰收——37型拖拉机三千二百台，机制糖十九万吨，铁路、公路、航运货运量二千六百四十万吨，财政收入九亿五千五百万元。关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针，会议提出农业要“以粮为钢，力争一九七四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跨《纲要》；工业则要“以钢为钢，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等。（据区党委桂发[1973]53号文件）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三版半版篇幅转载《红旗》半月刊登颜景堂的文章《全心全意同工农相结合》。（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至三十一日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千二百一十八人，列席代表九十二人。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负责人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出席了会议或大会的开幕式、 闭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在会上作报告，报告总结我区青年工作的“成绩”说，七年来，全区有十六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四千多名工农兵青年进入大学，有四万三千多名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四万多青年加入了共青团，一大批“优秀”青年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区党委常委乔晓光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二十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总结交流“深入批修整风”、“与工农相结合”及“加强团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二名，候补委员十二名。并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自治区党委批准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常委十八人。梁吉泉（“文革”前为都安县百旺区妙田大队小学教师、百旺区共青团专职干部。“文革”中参加造反，入党升官，先后任中共都安县委常委，团中央“十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都安县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民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八五年定性为“三种人”，清除出党，撤销原任职务。）、颜景堂（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六四届学生，一九六七年九月任群众组织“广西联指”指挥部总指挥，积极组织，策划武斗，造成严重后果。后任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副书记。一九八四年因其“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被撤销职务，清除出党，追究刑事责任）、唐以豪（“文革”前梧州市淀粉厂锅炉工，“文革”中参加造反，为一派群众组织头头，曾参与密谋策划杀害对立派人员。一九八五年一月由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判刘有期徒刑十五年）等六人任正副书记。（据见三日、二十六日《广西日报》；区党委桂发[1973]81号文件）

二十九日 都安县革委在《都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治山治水情况简介》宣布；七二年粮食达四万九千万斤。从六八年——七二年向国家提供一万二千万斤，其中七二年提供四千三百万斤，由缺粮县变余粮县。到本年十一月份查明都安县虚报粮食产量：七一年虚报四百六十八万斤，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七三年上半年虚报六千零七十五万斤，七四年虚报三千二百五十六万斤，七五年虚报四千二百七十四万斤，七六年虚报二千六百七十九万斤，七七年虚报一千三百九十八万斤，七八年虚报三百六十一万斤，共虚报二万五千万斤。（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速小化肥工业建设的通知》。该《通知》说，为“加速小化肥工业建设的步伐，经与上海市协商，今年他们（上海）帮助我区制造年产三千吨小氨肥设备二十一套；自治区也计划自制一批小磷矿粉肥设备和部份小氨肥厂扩建设备。这些项目都准备在今明两年建成投产”。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区革委会再次发出《关于认真抓好小化肥建设的通知》说：我区委托上海加工的二十套年产三千吨和六套年产五千吨扩建到一万吨合成氨设备已陆续到货。要求各地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施工，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到十月间建成投产。然而以后的实践却证明，由于我区小化肥工业在缺乏原料和技术力量的前提下，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盲目上马，“遍地开花”，造成后来亏损严重和财务上的重大负担。（据区革委会桂发[1973]82号、171号文件，九月十六日《广西日报》）

五月，全区地、市、县党委根据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指示，纷纷传达和动员本地干部群众“揭发批判”原区党委书记韦祖珍的所谓“罪行”。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次年，并达到了高潮。一九七四年四月中旬到五月底，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区党委书记韦祖珍。 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发动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乡。

二十五日，河池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吸收各部委办领导参加，议题是：“联系实际揭批韦祖珍”。会后，席云山（地委副秘书长）等联名写揭发所谓韦祖珍于一九七一年八月间 在南丹主持召开的一次有预谋的反革命会议的大字报，标题是《是巧合？还是阴谋？》，地区公安处韦桂用等贴出与上内容相同的题为《揭露“三国四方会议”内幕》的大字报，在地直机关轰动一时，影响大，致使一些同志受牵连打击，是为“三国四方”事件始未。五月五日至十二日河池地委扩大会传达韦国清指示，用三天时间对韦祖珍一九七一年七、八月河池一行发表“反动言论”联系实际进行批判所谓《突出问题十八例》。五月中旬，根据区党委精神，地委三次扩大会议，各县成立清查小组清查韦祖珍的问题，地委组织三个组进行调查。三月三日地委再次进行批韦祖珍。在此期间河池地区收到揭发韦的材料七十九份，其中地、县主要领导写的十四份。归纳为“三大罪状”：1、污蔑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和建设。2、丑化基层干部、群众；3、含沙射影攻击自治区领导。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五月下旬，在区党委常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上，给区党委书记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韦祖珍到广西工作后，曾到全区五个地区、二个市、三十七个县和区直一些单位作调查研究，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评。在批林批孔中，区党委把他在工作中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当作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并把他对老革命根据地和山区工作提出的积极意见，以及指出山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落后现象（即所谓十八例等）作为污蔑广西大好形势来批判，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转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极左影响的注意力，同时，又使当时山区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坚持下来，给后来山区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查明这是一个冤案，区党委《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问题的结论报告》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报请中共中央审批，为韦祖珍平反，并恢复名誉。（据柳州市、河池、百色地区、东兰县等地“文革”大事记综合，《广西日报》，“韦国清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桂发[1981]46号文件）



六月



二十至二十六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开幕式由郭耀卿主持，岑国荣致开幕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期间，三十二名代表介绍经验或作了书面发言。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和《决议》认为：“我区工人阶级在‘文革’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派出自己的优秀代表，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使教育事业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三人。经第一次委员会选举和自治区党委批准，总工会常委十七名，主任岑国荣（柳州钢铁厂工人，“文革”中先后担任区总工会主席，区党委常委等职务，一九八O年十二月免去其区党委常委职务，一九八二年九月免去其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职务，一九八五年五月区党委下文定其为造反起家、干了坏事，情节严重，决定开除其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副主任郭耀卿（南宁糖纸厂干部，“文革”中任南宁市总工会主任兼区总工会副主任，区轻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一日区组织部下文：定郭在“文革”中犯有错误，免予处分，免去其区轻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按“文革”前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李家海（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文革”中积极参加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广西“联指”攻打水电设计院“火种”据点，李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陈启品（南宁铝厂工人）、韦世经（南宁港务局服务员）、林福文（南宁船泊厂工人，一九六九年二月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免职）、邓文光（区建一公司工人，“文革”中任区革委常委兼区总工会副主任，一九六八年六月故意杀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由南宁兴宁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六年）、罗美念（田阳绢纺厂工人）、何庶民（区总工会副主任）、赵玉馨（梧州火柴厂党委书记）。（据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广西日报》，区党委桂发[1973]80号文件）



七月



八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2]32号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央3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撤出“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人员。从七月份起，全区各地、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部份留地方工作外，其余全部陆续撤回部队。

九日，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撤销军事管制的通知》，全区各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亦陆续撤销。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广西的“三支两军”领导机构与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警备区支“左”的负责干部，在“文革”中执行“左”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不少人曾参与策划、组织、指挥了屠杀群众迫害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广西“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是负有责任的。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人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多数人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命令，一些人在各地的具体工作中亦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据区党委桂发[1973]84号文件，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处遗”档案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组给中央的汇报材料《广西“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钦州地区、桂林地区、百色地区、玉林地区、柳州市、容县、临桂县“文革”大事记）

十六至二十一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二百三十八名。大会听取和讨论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讲话，通过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各族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工作报告和《全区各族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决议。三十四名代表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九十七名。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自治区党委批准，妇联常委十八名，主任为曾小平，副主任为黄金峨、毛凤鸾、陆美花、余爱武、黎慧珍、何美珍、万琼英。（据十七日、二十三日《广西日报》，区党委桂发[1973]107号文件）

十八日 《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刊载盘美英的文章《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选派带队干部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指示和兄弟省的经验，区革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选派国家干部带队的办法。带队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和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经常与知识青年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干部来源，可从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中选派。原则上一百名左右知识青年配备一名干部”。（据区革委会桂发[1973]115号文件）



八月



十四至二十九日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区各地、市、县生产建设部队的负责人及知识青年代表等二百四十七人。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覃应机、梁吉泉、廖炜雄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区党委常委许圣亭，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先后讲了话。乔晓光的讲话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传达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我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好形势，严格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对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评价是“形势大好”，全区已有二十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中间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已有大批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并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措施，提出要“狠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条路线斗争”，“大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训教育”，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等。（据九月十日《广西日报》）

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农业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南宁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区各地、市、县、生产师的负责人及先进社队、农业科研、水利工程等有关部门的代表九百四十五人。都安、横县、钦州县飞跃大队、田阳县那塘大队等一百二十二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开路在会上作了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认为，广西“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全区的旱涝保收农田面积已经超过二千万亩”，“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去年自然灾害严重，全区的粮食仍然增产十亿斤，有二十三个县、市跨《纲要》，七个县每人平均有粮超八百斤，一百一十七个公社亩产超千斤，三十五个大队亩产超一千五百斤，五十四个生产队亩产超二千斤”。并提出今后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二百零六亿斤和二百一十六亿斤的“奋斗目标”，会议讨论并草拟了《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若干问题》的纪要文件，文件说，我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决定今冬明春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据九月二十三日《广西日报》，一九七三年区党委、区革委会有关文件）

十三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全区卫生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区农村在一九七四年基本实现合作医疗。（据区党委桂发[1973]170号文件，九月十四日《广西日报》）

十五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整版登载了《在农业机械化的大道上前进——武鸣县双桥人民公社十五年来的巨大变化》的长篇文章，宣扬双桥公社是全区“农业学大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典型。（据八月十五日《广西日报》）

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中共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出席这次大会的广西代表有岑国荣、韦忠均、刘富贵、邓月琼、沈少卿、苏庆朴、农琼、罗耀芳、盘美英、梁云禧、卢永兴、温玉山、覃其修、万琼英、胡运江、林纯波、叶馥荪、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崔凤煮、李秉见等二十二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韦国清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文革”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曾迫害、关押社员，策划、指挥打死另一派群众，升任自治区党委委员、贺县县委副书记。后被免职、开除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郭耀卿。广西“十大”代表的产生，体现了派性的倾向，不少“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堂而皇之地成了“十大代表”。本年先后召开的全区团代会、全区工会代表大会等，亦体现出严重的派性倾向，通过所谓的“选举”，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们成为“委员”、“常委”、“书记”，从而得以从组织上将他们的地位固定下来，实现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38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十九日《广西日报》，区党委组织部的“十大”代表材料）

八月，广西高等院校一九七一年二月入学的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据八月十三日《广西日报》）

十七日 自治区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覃应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炜雄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免去韦祖珍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央同意给予韦祖珍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据区组织史）。

二十三日 河池地委就继续搞好清查工作作了部署（全地区从七O年开始清查“五˙一六”）。在全自治区清查的十个反革命事件中，其中河池地区的是“凤山反革命基地事件”（指廖熙英、覃家修组织凤山“七˙二九”派被围剿后逃上山被当成匪剿一事），决定在清查结束时结合宣判案件进行宣布。同日地委以河池[1973]129号文件将凤山县调查“七˙二九”派群众组织的报告报区党委。此调查报告是按照区、地党委布置搞的，即对“凤山反革命基地”事件的调查。此报告站在极左及派性立场上，对一派群众组织进行诬蔑、指责、栽赃、认定他在凤山建立反革命基地。把“文革”凤山“七˙二九”派群众组织当成反革命组织，这一错误认定致使在全国动乱结束之后，凤山仍被当作“反革命基地”而加以围剿。直至一九八三年全区“处遗”之前长达十四年之后。在这十四年中，批斗、伤害、株连不少干部群众。



九月



六至十七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举行了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和候补委员、我区出席“十大”的代表、各地、市县委主要负责人，柳铁和区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广西军区和驻军团以上干部。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会上传达了“十大”的“盛况”和会议“精神”。九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又举办所谓“学习班”，组织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大”文件。并逐渐在全区掀起了一阵学习“十大”文件的“热潮”。（据九月二十一日《广西日报》）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报道《爬不了大坡就上不了高山——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学大寨六年巨变的事迹》。报道说：几年来，都安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精神，在乱石窝上“修造梯地十六万亩。全县粮食产量五年翻了一番，六年跨过了《纲要》。去年在五十年未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一点六倍，平均亩产也由六年前的三百多斤上升到八百一十四斤。多种经营逐步发展，达到了一人一猪和两人一羊。五年来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二千多万斤，猪、羊二十一万头，成为少数民族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事实上，以上数字均严重夸大。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安县委就曾给河池地委、自治区党委写过《关于虚报粮食产量问题的检查报告》。据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材料，该县一九七一年虚报粮食产量四百六十八万斤，一九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一九七三年仅上半年就虚报了六千零七十五万斤，并制订了当年计划卖双超粮五千万斤的远远超过实际承受能力的浮夸指标，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九七二年完成征购数的六倍，县委为完成这一征购指标，竟层层分配数字，强迫农民卖过头粮搞得农民苦不堪言。可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尽管了解都安县委弄虚作假的事实，却并未对之作出严肃处理，反而继续维护、扶持这一假典型，继续在报章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都安的“学大寨事迹”。都安县委的粮食浮夸风也因而越刮越猛。据《都安县“文革”大事记》的材料，至一九七八年止，都安县十年间虚报的粮食产量总计高达二亿五千万斤。这一做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使都安县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群众也因此陷入日益贫困之中。有民歌一首曰：“四害”横行逞凶狂，都安县委吃得香；连续三年跨“纲要”，十户囤空九无粮。田有舌头地有腔，常于僻处话“超纲”；喜看名上区红榜，功绩不下小昔阳。（据九月二十八日《广西日报》，《都安瑶族自治县“文革”大事记》）



十月



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乔晓光、许圣亭、周光春、梁吉泉、曾小平、任耕卿、王祝光、张复海、黄云等组成，乔晓光任组长，许圣亭、周光春任副组长。（据区党委桂发[1973]241号文件）

十月，自治区党委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由区党委常委和各部、委、厅、局的三十七名负责人带领，赴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份社队和厂矿，“广泛宣传”“十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十大文件的高潮”。从九月下旬起，梧州市委、柳州市委、玉林地委、武鸣县委、桂平县委等亦纷纷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或干部会议、分片会议等，由各地区出席“十大”的代表传达“十大”精神，并从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工厂、农村、街道“宣传贯彻”“十大”精神，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队”等。据《广西日报》十月十三日，梧州市、柳州市、玉林地区、武鸣县、桂平县“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南宁市召开一九七三年全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家长等共三万多人参加大会。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在会上讲话，应届毕业生代表范慧婷在大会上发言。（据十月十八日《广西日报》）

十月，担任柳局军管的广西独立一师师长张文芳（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师副政委庞建勋（局党委副书记）等全部军管人员撤回部队。局党委常委在南宁召开了整风会议（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统称五十三天会议，实际开四十九天）。参加会议的有：局党委常委孙连捷、杨志宏、沈博、王进（只参加扩大会）、姜成福、刘运海、农琼，柳州分局党委副书记杨世贵，南宁分局党委副书记杨飞，工程总队党委副书记李春兴，直属机关临时党委书记张峰，都匀分局党委副书记卢俊贵，局公安处党委书记张珍，局办公室主任韩杼滨，局宣传处代副处长范群（“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直属机关临时党委副书记陈良祖（“钢联指”总部头头），局“五?七”学校党委副书记李华山，局计划处处长陈西民，局人事处处长曹新周，局物资处副处长傅长和，局“清查办”负责人张坚（“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局工会副主任温甲友（“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南宁分局工会副主任曾永敢（南宁“红色铁路”主要头头），都匀分局工会副主任张明德（都匀“联指”主要头头之一），局组织处副处长赵景润，局运输处副处长刘永生，局财务处业务科科长李仕道，共二十七人。

整风会议分两段进行：

第一段，十月二十六至十一月十五日，开常委会。二十六日下午，常委会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赵茂勋，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黎光（当时铁路、交通合并）以及核心小组成员、干部组副组长李新到会，并讲了话，对会议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如何开好会议作了指示。韦国清说：“你们这次常委会和扩大会，是区党委征得交通部的同意召开的，会议解决哪些问题？当然，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就我知道你们局领导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一致，团结上有那些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交心通气”。“我知道孙连捷和杨志宏意见不少，有意见可以摆出来”。

三十日，会议进入了交心通气阶段。孙连捷发言中，对团结搞不好的由来和发展，列举了七个方面：（1）关于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意见不一致；（2）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有分岐；（3）关于正确对待“三支两军”的工作问题；（4）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上有分歧；（5）关于党的民主作风问题；（6）关于集体领导问题；（7）党委内部的分歧怎么暴露在群众之中的问题。孙认为张文芳、庞建勋“一来就搬石头，整了曾永敢、万健、温甲友等人，还提出要解放张炎，是在搞派性”。认为张文芝在背后整他，这几年他是“孤立、受压、有难言之苦”，“许多事情杨志宏和姜成福与军管意见一致，是紧跟照办的”，杨志宏在军队与地方干部中，没有起到“调解、促进、桥梁作用”。在干部工作上，认为对“犯有错误”的杨绪亮、邓文、王德芳、陶煦、张启文等干部给予了重用，而对“文革”有“贡献”的张坚、曾永敢、温甲友、邓乔生、曹泽中、张明德等人，没有给予重用，是“搞平衡，照顾两派”。认为班子“不团结或团结不好，不是个人恩怨和无足轻重的小是小非问题，也不止是我与杨志宏个人的隔阂问题，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根本还是路线问题”。他还引用了空军党委报告中的一段话：“为什么有些人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孙引用这段话，引起了杨志宏、沈博、姜成福等人的强烈反感。孙连捷的发言中，阐述了同杨志宏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分歧：（1）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处理；（2）对待“三支两军”某些领导的某些缺点错误看法有分歧；（3）对待“文革”中一些有“贡献”的人的看法和使用问题有分歧；（4）对待班子的团结问题有分歧。

杨志宏、姜成福两的发言，对孙连捷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主要是：（1）对许多事情杨志宏与姜成福是一致的，对军管是“紧跟照办的”，杨志宏认为是“跟路线跑，不是跟哪个跑”。姜成福认为是“我们是紧跟党跑，绝不是跟你孙连捷跑”。（2）对引用空军党委的一段话问题，杨志宏问孙连捷是谁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又是谁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姜成福说：“我认为你企图用这些站不住脚的东西在党委内部制造认识混乱，你对下级压得太甚，我不服气，不管你用硬的压，用软的拉，我都没有‘出卖原则，出卖灵魂’”。（3）对“文革”的“闯将”有“贡献”的人使用和安排问题，杨志宏认为，对范群、刘俊三、曾永敢、温甲友等人是重用了，所说“不重用”只“是张坚一人，张坚的问题从未提到过党委讨论过，不能因为张没有提拔使用，就是对群众组织头头有看法有问题”。姜成福对孙讲的使用干部“搞平衡，照顾两派”，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看到基本倾向，否则我们不会谈到一块，也团结不到一起，我也永远和你作斗争，我绝不会象你引用空军报告的那两句话，‘私心重，骨头软’的人”。

其他常委，如沈博、刘运海、农琼，在会上就班子存在不团结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承担了个人应负的责任。沈博认为：孙连捷发言说常委之间的分歧“是路线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没有摆出具体事实”。对引用空军党委的一段话，认为“这个比方是欠妥的，是很不慎重的”，“是有准备的，不是信口托出，也不是偶尔失言的”，这样“会容易激化矛盾，把水搅混，是不利于团结的”。

从党委整风所揭露出来的问题看，归纳起来主要是四大问题：（1）领导班子不团结问题，主要是孙连捷与杨志宏、姜成福之间；（2）对军队干部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孙连捷与张文芳、庞建勋之间；（3）对干部的使用问题，主要是对“文革”中有“贡献”的“闯将”，如张坚、温甲友、万健、曾永敢、张明德、邓乔生等人，和对“三办”、“清办”的干部定位问题，对所谓犯有错误的张炎、张子扬、杨绪亮、冯兆信、邓文、王德芳等人的解放、使用问题；（4）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问题，如工厂大搬家、宿舍大调整、大办食堂、都匀分局搬家、盖党委十二户，等等。这些问题，军管在时已有所暴露，但没有及时解决，使矛盾加深。十月，军管人员一走，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的，在新的局领导班子未公布之前，召开了这个整风会，是很有必要的。

十一月六日晚，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黎光、李新等听取了会议前阶段的情况汇报，对如何进一步开好会议作了指示。

常委整风会于十一月十五日结束，共进行十八天。通过揭露矛盾，交心通气，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了团结，为召开扩大会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召开常委扩大会。十六日下午，孙连捷代表常委会汇报了前段常委整风情况，对扩大会议的开法，提出了意见和要求。会上，孙连捷、杨志宏两人作了个人的检查。会议还传达了区党委、交通部领导人的指示。黎光、赵茂勋到会讲了话。

从十八日开始，与会同志向常委提意见。意见集中在班子团结、干部使用、思想和工作作风三个方面。对班子团结方面，认为军管张文芳、庞建勋两人要搞掉孙连捷，杨志宏、姜成福是支持张、庞二人的。张峰发言说：“张文芳到柳局后就想把孙连捷整下去，张曾对我说过：‘老张呀，你是局里的老人，你知不知道孙连捷作风恶劣，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我认为是班子不团结的根本原因’。张坚、范群认为：张文芳、庞建勋等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破坏孙连捷的威信，把矛盾公开化，公开动员群众整孙连捷，保护张炎。

对使用干部方面，认为该提拔重用的，没有提拔重用；不该使用的，使用了。这是否定柳铁的“文化大革命”。如张峰说：“‘三办’、‘清办’的同志都是‘文革’的闯将，为什么这些同志都要放到现场干一般工作，而对清查对象如张炎就那样关心？这是什么感情？这是对‘文革’的态度，对柳铁广大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这些同志在柳铁有很大的影响，你们否定了这些人，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韩杼滨说：“对‘清办’人员的定位问题，不仅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颠倒柳铁文化大革命历史在干部问题上发展的顶点，是由对个别人排斥发展到整批的排斥。‘清办’人员基本上都是柳铁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其中有的还是主要的，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怎样对待，是关系到按什么路线、什么政策对待柳铁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否定他们，不就是否定柳铁文化大革命历史吗？张坚说：“‘清办’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都是好的，庞建勋的一句话，‘这些人原则上不能留在机关’，下令把绝大部份人员调离机关，对邓乔生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作很好，为什么不能留在局干部部门呢？”范群说：“打击文革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上上下下都采取了措施。整张坚、杨志宏、姜成福是清楚的……。张在柳州地区比较有影响，为什么不能用？”张坚说：“范群头上戴了个代副处长，也是我的光荣。范也是受排斥歧视的。范原是公安处代副处长，有的人不放心，把他调到宣传处，据说是庞建勋传达交通部的指示，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能当公安处长调走的，这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是中央规定的？当庞传达时，你们常委有什么想法？这是不是变相排斥。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能当这个，不能当那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这是什么路线。……几年来，你们对我们冷若冰霜，我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也不敢找你们，怕说不清，怕大会点名，怕说我们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只好向党委汇报。……我感到张、庞就是颠倒柳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果不是在广西，不是在区党委顶得硬，柳铁文革历史就会颠倒”。曾永敢、张坚、李华山等人，对使冯兆信、张志恒、王德芳、邓文、段峰、陶煦、张启文等干部，认为他们在“文革”犯有严重错误，不应重用。

对思想、工作作风方面，主要是领导班子有的人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主观武断，强迫命令等，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对张文芳、庞建勋两人的作风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如搞工厂大搬家、宿舍大调整、大办食堂等。对孙连捷、杨志宏两人因个人之间不团结，闹意见，影响工作也提出严肃的批评。

在扩大会议期间，韦国清在明园小会议室接见张坚、范群、温甲友、曾永敢、陈良祖、张明德等六名群众的主要头头。在接见时，韦国清说：“怎么搞的，老孙（指孙连捷）在常委会上问题说不清，老是输，你们来了情况就变了，问题都搞清楚了，你们和老孙有没有联系？”（众答；没有）接见的大部份时间是张坚等人向韦国清诉说对军管干部，特别是张文芳、庞建勋的意见。陪同接见的有区党委办公厅的董坤。

十二月一日，孙连捷、杨志宏、姜成福三人，根据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补充检查。

十一日下午，韦国清、安平生、赵茂勋、黎光等领导接见了扩大会的全体人员，并讲了话。

十三日，会议结束，孙连捷作了总结，韦国清到会讲了话。黎光、赵茂勋和区党委办公厅的董坤、黄念先、王肖琴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在扩大会议即会结束时，宣布了柳州铁路局党委、革委会新的领导班子，孙连捷担任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其他领导成员除了原有的以外，新增了杨世贵为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温甲友（派头头）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这次会议，已经被历史证明，从思想上、组织上错误的肯定了“文革”中“一派正确”、“造反有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它是派性的产物。会议期间，把某些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加以批评否定；把某些是错误的说是正确的，加以支持肯定，颠倒了是非界限。主要反映以下三点：第一、会议中少数人研究确定吸收了一派主要头头参加了会议。他们会内会外结合，进行派性活动。他们一方面在会上大摆本派在“文革”中所谓功劳和贡献。另一方面对干部使用上，说什么“打击‘文革’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上上下下都采取了措施”；“由对个别人排斥发展到整批的排斥”；“群众头头不能当这个，不能当那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这是什么路线”、“我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也不敢找你们，……只好向区党委汇报，……如果不是在广西，不是在区党委顶得硬，柳铁‘文革’历史就会颠倒”，相反的是，对恢复老干部工作和解放张炎则加以指责批评。第二，会议期间，区党第一书记韦国清单独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一派主要头头，并说：“怎么说的，老孙（指孙连捷）在常委会上很多问题说不清，老是输，你们来了（参加扩大会）情况就变了，问题都搞清了，你们和老孙没有联系”。这是支持造反派继续闹派性的根子。第三，这次会议使一派正确，造反派主要头头得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从组织上合法化。“把选拔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中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写入了会议纪要。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到一九七六年底，全局提拔副处以上干部三十一名，其中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十五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一；科级干部一百八十七名，其中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五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如柳铁“钢联指”总部的主要头头温甲友（“文革”前是工人，提为局党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张坚（原科长、局革委会委员，提为运输处处长）、刘俊三（原股级干部、局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局党委后补委员，提为工业处副处长）、范群（原科级干部、局革委会委员、局党委委员，提为柳州分局党委书记）、万健（原股级干部，提为柳州分局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邓乔生（原一般干部，提为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施训志（原科级干部，提为都匀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曾永敢（原股级干部，提为南宁分局党委常委、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张明德（原工人，提为都匀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为了怕别人说“一派掌权”，相应的提拔了另一派的主要头头陶煦（原副科干部，提为物资处副处长）、张启文（原科级干部，局革委会委员，提为局体委办主任）。总之，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我局干部群众思想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

一九八三年五月，根据中央和广西区党委有关文件的精神，柳州铁路局开展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了核查，按照政策规定，给予了应得的处理。（据柳铁“文革”大事件）

十一月十五日 南宁市警备区副政委魏连和在市常委会上汇报了参观上海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十二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市委分别召开办公会研究南宁市民兵工作，李文轩宣读《南宁市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上海经验，加强城市建设的意见》，广州军区首先在我市搞试点，限三个月出成绩。市委对此作出部署。市民兵指挥部定员七十人左右，警备区出三十七人，下设小分队，每个小分队七人。西郊片搞两个小分队；百货大楼对面小楼进驻一个小分队；延安路、红星路一片（主要保卫军区、区党委）设一个小分队；南宁橡胶厂、药厂设一个小分队；北大片以小分队为主，各厂联防，日夜巡逻；南糖、冶矿分别设一个小分队。其任务是集中教养对象，即屡教不改的青年，以思想教育为主，劳动改造为辅。指挥部在市工会办公。总指挥是郭耀卿和魏连和，副政委是沈如环、吕斌、陈应品。十二月二十六日，市委在橡胶厂召开“结合社教、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整顿民兵组织现场会”，部分局和厂矿、企业的领导及专、兼职武装干部，“社教”宣传队的领导共两百多人参加。广西军区和市委、警备区领导韩世福、候超、肖寒、王恩厚、魏连和、沈如环等出席了会议。橡胶厂党委书记王希有介绍了他们《在“社教”运动中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整顿民兵组织的几点做法》，韩世福、肖寒分别讲了话。沈如环作了整顿武装基干民兵的部署。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朝阳广场召开民兵团成立大会。会上，魏连和讲了话，肖寒宣传区党委决定，民兵代表发言，空军及其他单位也派员参加。大会还举行授旗仪式。（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二月



三至四日 自治区党委于三、四两日上午在南宁举行报告会，邀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批孔”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柳州铁路局和各地、市的负责人，自治区、南宁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解放军战士等共两万人。韦国清、安平生、乔晓光、覃应机、赵欣然、赵茂勋、郭耀卿等出席了报告会。杨国荣的“批孔”报告大谈“儒法斗争史”，认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思想都是极端反动的；批孔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深入批林整风的需要。杨荣国的报告，附和了江青等人搞影射史学的政治需要。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在杨报告后作了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把“批孔”作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有准备、有步骤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批孔斗争”。后来，杨的报告录音在全区各地层层播放，并被翻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在全区掀起了一阵“批孔”的狂潮。当时，广西区党委组织的此类活动，配合了“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理论攻势，因而得到“四人帮”的赏识。（见五日《广西日报》，“处遗”档案材料）

十二月二十二日　　据《广西日报》报道，全区一九七三年又有三万九千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见《广西日报》）

一九七三年，钦州地区、地区各市、县以及桂平县、容县等地的革命会员会“第三办公室”先后撤销。（据钦州地区、桂平县、容县“文革”大事记）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四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8.12.30


一九七四年


一月


一日 《人是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元旦献词》。

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落实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要求首先要领会社论精神实质，必须要联系实际和加强党的领导，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同日 南宁市召开常委会，肖寒、王恩厚、郭耀卿等十三人到会。会上宣读了警备区《关于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请示报告》决定抽五百工人到民兵指挥部。由军区拨给一千五百支枪。在市东、西、南、北区搞四个团。每个中心片搞一个营。于元月十五日晚十二时至十八日共用三个晚上两个早上，进入各街道搞“政治大扫除”（刮台风）。主要是查户口。从此后，民兵小分队经常出入街道。（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为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六周年，区党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改进报纸工作。会议由韦国清主持，就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会议肯定了《广西日报》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求报纸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做好通讯工作，指出要继续整顿报纸文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最后强调，新闻工作人员“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新闻队伍。（据《广西日报》）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一版在“要做学习的主人，不做分数的奴隶”的标题下载《柳铁二中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改革旧的考试制度》和刘敏等学生写的文章《旧考试制度要彻底改革》，并发表“编者按”。错误地认为考试制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组成部份，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认为刘敏等小将——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带头揭露和批判考试制度危害，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生动地反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革命风貌。

二十九日 区党委在南宁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的负责同志和区直机关、军区的领导人，以及地、市、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作了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在学习班里，统一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认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当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农村有，城镇有。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广泛发动群众，既要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同时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批判上来。学习班至二月六日结束。学习结束后，全区立即组织四万多名干部作为宣传队，由各级主要领导带领，到城市、农村基层、厂矿企业和农村社队，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随后，各地、市、县相继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玉林地直也举办批林批孔干部学习班；梧州市委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城乡十五个单位搞批林批孔试点；钦州地区各级部门和单位培训了宣读队伍，人数达四十六万二千一百五十人，其中地区机关六百五十人；南宁地区抽调了地、市、县、社干部五千五百八十三人组成批林批孔宣传队到农村参加大批判。同日，《广西日报》在以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批孔的通栏标题下，发表解放军某部《把批林批孔结合起来》一文。从此，《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的报导。（据韦国清动员报告、《广西日报》、各地、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广西大学中层以上干部听韦国清作《关于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四月二十二日校革委副主任何忌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根据区党委部署，决定五?一节前集中批判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五月四日召开批判韦祖珍大会；会后各单位开座谈会，联系批林批孔批韦，揭露“修正主义”回潮现象。十月四日全校批林批孔总结指出：作儒法斗争史报告五至十六次，听众二十万人次，强调今后还要搞下去，要研究所谓“儒法斗争”在科学领域的表现。该校编印《儒法斗争史讲话》小册子，在全区广泛出售流毒甚广。十一月广西大学以开门办学为中心，汇报会简报说：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开门办学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新的发展。十二月十六日广西大学在《关于继续搞好批林批孔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提高批林批孔的认识，要求加强领导批出新水平。（据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一月底，广西师范学院革委会负责人来南宁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学习中央[1974]1、2、3号文件，学习江青主持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布置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一月三十日区直机关召开干部动员大会，韦国清作动员报告。二月一日，该院参加会议的负责人用电话传达韦国清、乔晓光的指示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批林必须批孔；要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实际，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思潮，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广西的代理人韦祖珍。接着该院于二月三日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学习文件和韦国清的动员报告，研究部署批林批孔运动。二月六日全院停课进行批林批孔，八日召开“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会后根据区党委会议精神，联系本院实际，按《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八个专题开展批判。着重进行批判“克己复礼”，进行“忆、批”。即进行新旧社会回忆对比，一批“克己复礼”，狠揭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进行两条教育路线回忆对比，二批“克己复礼”，深入揭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和表现”、痛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广泛开展回忆对比，三批“克己复礼”，狠揭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同伙“韦祖珍的反党罪行”。从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日的五十天中，全院写批判文章和揭批大字报四千二百四十三篇，出版批判专栏一百三十期，《批林批孔简报》七十二期，院、系忆比批判大会一百O九次，漫画六百九十八幅。由于强调上挂下联，这些大字报、大批判文章，批判会等，除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外，还针对“两个估计”、“开门办学”、“八?二O”行动及“八?二O”后开展“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运动持有不同意见和认识的干部、教师，给他们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搞右倾翻案”等政治帽子，又一次伤害了大批同志。（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月初，南宁市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主要负责有肖寒、王恩厚、施宗河、王璋甫等。办公室编印了《批林批孔专刊》；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止，共印发一百O一期。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年初运用“四史”（家史、村史、厂史、个人成长史）的方法，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三月中旬，运动“三对比”的办法，围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深批“克己复礼”和“林彪的反党罪行”，并“清查与他们的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七月总结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批判《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书。到九月份，已有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五人的儒法斗争理论队伍，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发展到二千六百九十八个，七万四千五百三十七人。编写儒法斗争讲稿二千七百六十四篇，批林批孔故事二千二百四十四则，写诗文一万九千二百六十八篇。 八十二个单位研究了法家人物及其代表著作。向群众作儒法 斗争史报告二千多场，听众达二十四万九千七百多人次。连七、八岁的小学生也上台讲儒法斗争史的故事，一个小学就有七十三人的小故事员。市里还举办了批林批孔展览，参观人数达二十多万人。运动之深入、广泛是空前的，可谓家喻户晓。（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月


七日 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举行开学典礼。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常委赵茂勋、组织部副部长姜铭海、宣传部副部长罗立斌等参加了开学典礼。这期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学员是来自“文革”以来从基层单位选进区、地、市、柳铁的党委、革委的工农干部共三百六十八人。刘重桂在讲话中指出，要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是关系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问题，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必须以阶级路线斗争为纲，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同时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据《广西日报》）

十六日 为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深入，韦国清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看大字报并参加班组批林批孔会议，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常委、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区总工会副主任赵玉馨， 区党委秘书长刘毅生，市委副书记王恩厚，市总工会副主任阮可潭和区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鞠国栋等一同与群众学习、座谈。韦国清在厂党委的有各车间党支部书记、各车间工人代表参加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话中分析了全区运动发展形势，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据《广西日报》）

十四日 区文化局组织广西艺术学院工农兵学员、区直文艺团体的创作人员、演员以及梧州市粤剧团、南宁市曲艺队代表举行批判会，以极大义愤批判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到会者表示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坚决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坚决打退“文艺黑线的回潮”，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虽然，“四人帮”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借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但也有为《三上桃峰》拍案而起的。之前，柳州市开关厂质检员孙芷新（女，41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看到评晋剧《三上桃峰》后，三次写信为《三上桃峰》叫好，市委即以其为刘少奇歌功颂德，为邓小平翻案，属“现行反革命”，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投入劳改。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市委才给孙芷新平反。（据《广西日报》、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玉林地直举办批林批孔干部学习班，地委书记魏益年对学习班作了讲话，指出：“通过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批林批孔重要指示：学习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地直机关批林批孔的形势。强调要大造声势、大造舆论，发动群众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联系某些人对‘文革’的态度问题来批，把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二十三日 在黄日南主持下刘碧荣等人共同署名写了一篇题为《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大字报。大字报把恢复韦树辉、熊福芝等领导干部的工作，称之为复辟回潮，诬蔑熊福芝‘企图翻案’，呼吁干部群众议一议。接着又串联县（镇）“联指”头头搞派性活动，玉林地区的大字报出来了。与此同时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揭发地委领导的所谓罪行材料用《群言》的署名发至各单位，号召揭发批判。《群言》在批林批孔中起到很坏的影响。四、五月间，黄日南、刘碧荣等人到南宁会同党校学习班的张平（地区“联指”副总指挥）去找区党委的帮派人物廖炜雄进行帮派活动，反映玉林地区所谓刘景荣压制打击新生力量。五月十五日陈世球写了题为《条条黑线联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地委书记刘景荣（该同志一九七三年调出玉林地委），诬蔑刘景荣是“林彪线上的人”。称“五?二五”文件为黑通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打击新生力量的文件。六月十二日玉林地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深揭深批所谓“林彪反党集团重要成果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地区革委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革委委员黄日南、林坚、陈世球等人联名写了《给地区党委的一封信》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列举了老干部出来工作称之为“回潮”等。指桑骂槐，给地委增加压力再次向地委要官要权。在批林批孔中，由于刘碧荣等人的帮派活动。受到了魏益年、李国伟的重用。黄日南升为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碧荣升为地区计委副主任、陈世球升为北流县革委副主任、副县长，林坚升为地委常委、地区总工会主席。达到了升官要权的目的。（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四月



四月，《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广西恭城县挖沟大队小黄埠生产队知识青年小组文章《走上山下乡的革命路》。

一日 《广西日报》发表《认真抓好典型，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社论。社论提出了要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抓好典型的问题。

二日 河池地区根据自治区布置，在批林批孔中认真搞好三个揭批（即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揭批韦祖珍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同他们有联系的人和事）。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及其死党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把他们与批林批孔挂上勾，在批克己复礼时把林彪要“克己复礼”与韦祖珍相联系，揭批韦祖珍的《突出问题十八例》。在河池地区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和批韦祖珍反党罪行大会上，地区、军分区领导二十三人的发言，把林彪的《五?七一》纪要与韦祖珍的《突出问题十八例》相提并论。（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区党委在南宁体育馆召开自治区机关和南宁所属单位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区、市以及各条战线、农村、街道的六千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会议。区、市、军区负责人韦国清、乔晓光、覃应机、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宋治平、曾小平、肖寒、韦世经等出席了会议。交流会是由肖寒主持的，韦国清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柳铁学习组、区银行党组、市跃进农场党委、市绢纺厂党委、市郊上尧公社西明大队党支部、广西大学党委的同志介绍了他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家认为，要把批林批孔运动继续不断引向深入，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掌握思想武器；紧密联系实际，深批“克己复礼”；认真总结经验，注意抓好典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实际上，这次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为全区全面开展批判韦祖珍的“反党罪行”发出了信号。（据《广西日报》）

十六日 经区党委研究决定恢复自治区“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区党校内，从四月中旬起开始轮训区直属机关在职干部。是日，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正式开学，区党委、区革委负责人乔晓光、赵茂勋、韦世经、林福文、曾春生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参加这期学习班的一百五十名干部中，有局以上领导干部十四名，处级干部二十五名，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一致表示，决心以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实际行动，深入批判林彪一伙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罪行，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据桂发[1974]90、94号文件、《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区直属机关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深批“克己复礼”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的消息，消息说：“大会要求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要联系上了林彪贼船的那个区党委负责人。他直接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命政变阴谋活动，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他来广西后极力吹捧林彪，大肆贩卖林彪的修正主义，全盘否定解放以来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效劳”。这是不点名的点了当时区党委书记韦祖珍。错误地把他当作林彪死党来批判。从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七月《广西日报》发表批判韦祖珍的文章共七十五篇，其中四十九篇组成十三个专题。加以“紧密联系实际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作大标题发表区党委办公厅一作者（韦钦）的专文《卑鄙的手法罪恶的用心——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负责人诬蔑我区大好形势的罪行》及罪名“何迪”写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区党委《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的问题的结论》说：“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 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小会议和《广西日报》上，多次揭发批判韦祖珍同志对广西形势的看法，给他加上……等罪名。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关于《对韦祖珍同志……（此处有15字不清）》，韦祖珍同志‘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是不适当的，两次工作调动本人无责任’。因此，我区过去给韦祖珍同志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和‘全盘否定广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韦祖珍同志逝世。十一月六日，韦祖珍同志追悼会在南宁举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送了花圈。悼词说：“韦祖珍同志是我军的好干部”，“韦祖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六日至十七日 安平生到都安、巴马、东兰、凤山等县检查工作，并对批林批孔作了指示。四月八日、九日到东兰作关于如何开展批林批孔，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优势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指示。（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南宁市委、市革委会在市礼堂召开深入揭批“上林彪贼船的那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的反党罪行”大会，对韦祖珍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并列出所谓“五大罪状”。市直属机关、南宁警备区以及各基层单位的干部、群众和“五˙七”干校学员共一千五百多人参加大会，市委副书记李文轩主持会议，副书记范清涛、王恩厚分别发了言。随之，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民兵指挥部及市属各战线、各局也纷纷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会。

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发表《狠批为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302案件）》文章。该文联系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为，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区内某些地方个别文艺团体移植演出的《302案件》（又名《不静的海滨》）是一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的毒草戏。编者按指出，“毒草戏《302案件》的要害是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肆鼓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出现在社会主义舞台上，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明显表现”。“要深入狠批《三上桃峰》《302案件》之类的大毒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抵制坏书、坏歌、坏戏”。

本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以及区高等院校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发动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乡。五月二十五日河池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吸收各部、委、办领导参加，议题是联系实际批判韦祖珍。（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有人在桂林市大街上贴出了十余张对“八˙二O”行动不同看法的大字报，说“八˙二O”行动是严重错误，是一派整一派，是“屠杀事件”，引起了桂市革委会的关注。四月二十日，桂林市革委会召开各基层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干扰了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除设立专案查处外，各单位要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统一思想认识。在桂林市革委的统一部署下广西师院党的核心小组于四月底至五月底多次组织全院师生学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强调“八?二O”行动是根据中央“七˙三”布告采取的革命措施，清查“五˙一六”是按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是符合中央政府的。在学习讨论中要求人人表明态度，只准说“八˙二O”行动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不能说“八˙二O”行动的缺点、错误。对一些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干部教师，采取了监视、排斥等错误做法。院清查“五˙一六”办公室的谢德全、林祥任等人贴出题为《揭深批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彻底批判韦祖珍攻击清查运动罪行》等大字报，指责他们否定“八?二O”行动，妄图翻案，要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改造，使他们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

二十一日 在黄永彩等人的组织下广西师院团委、院学生会向全院共青团员、青年、“工农兵学员”发出《坚决批判韦祖珍反党罪行的号召书》。二十二日分别在本部和尧山分部举行共青团员、青年、“工农兵学员”批判韦祖珍罪行大会。会后，各系、各单位组织座谈，联系学院的实际，揭发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八˙二O”行动，“否定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反动思潮”。（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广西日报社郑新生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批林批孔批韦祖珍的精神说：从当前全国来看，主要解决政治斗争问题，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对韦祖珍要进一步揭批。机关是重点。（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五月


九日 广西日报社学习中央[1974]1、2、3号文件和区党委的补充通知，联系本单位实际情况批林批孔批韦祖珍，报社负责人郑新生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揭批韦祖珍情况：韦祖珍是林彪反党集团派来的，是林彪安在广西的钉子，趁着国清同志向中央要干部的机会，派他来完全是黄永胜等人搞的，韦祖珍这家伙亲自到贵州“串联”。他到广西后到过区直十三个单位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全区各地散布“反革命言论”，完全是配合《5.71纪要》计划，是有计划的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来广西时间不长，但他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十一、十三日 广西师院党的核心小组连续举行会议，研究教育革命，揭露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会议认为，否定“文革”中教育战线出现的新生事物，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院的主要表现仍然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会议列举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院回潮的种种表现：（1）外语系等系建立和严格考试制度；（2）按“工农兵学员”的原来文化基础分班分组教学；（3）部份师生要求增加专业教学时间，减少社会工作和劳动时间；（4）部分师生不同意搞学农基地，不愿意到外地开门办学。十三日下午，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由李德韩向到会人员作传达贯彻，要求各系认真对待，并要求各系发动群众，检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并坚决纠正。（据广西师大“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柳州地区常委会高普传达《韦国清在区党委常委会上讲话》精神，指出，以各级领导机关为重点，就是常委为重点，集中一段时间批韦祖珍、黄永胜。预计半月时间批韦祖珍联系实际揭发问题。常委会全天进行揭批，机关半天进行揭批。会上确定批韦祖珍的八个专题和揭批人员分工。

十九日 《广西日报》配合全区批判韦祖珍的“罪行”，发表署名文章《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

二十八日 区党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召开自治区驻学校工宣队代表会议，会议至六月二日结束。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等出席了会议。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工作经验，讨论和研究加强党的领导。指出要进一步发扬工宣队的政治工作，狠抓教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明确工宣队基本任务，要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自一九六八年秋天派出工宣队开进学校参加斗批发，实行厂校挂钩，开展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在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的“改革”，这些“改革”由于错误地认为建国后教育战线“被一条黑线统治着”，认为学校的教师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实行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一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抵制。在批林批孔时，这些都被当成“修正主义回潮”现象，当成是否定教育战线新生事物的“反动思潮”来批判，强调要坚持教育革命，继续搞开门办学，加强工宣队，规定工宣队人数：大学，队员占师生总数百分之十左右；中专和城镇中学，每校三至五人：小学，二至三人；公社以下的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据《广西日报》、桂发[1974]169号文件）

本月下旬，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给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据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韦国清在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六月



本月，《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中共广西武鸣县委会文章《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十一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开幕式的负责人有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赵欣然、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炜雄、韦世经、林福文、颜景堂、岑国荣等。大会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三人，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总结交流知青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持乡村革命的经验，会议于十七日结束。大会通过了给全区上山下乡知青的倡议书，号召知青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会后，区知青办就我区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提出以下安排意见：一九七四年全区共有四万五千八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应动员上山下乡。还有历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一万八千多名要继续动员到农村去。应届毕业生安排到农村插队三万五千八百多名，安排到国营高峰林场、七坡林场、新光农场、华山农场、洞美农场九千多名。（据《广西日报》、桂发[1974]146号文件）

十五日 南宁市委召开市直机关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重要成员韦祖珍反党罪行”大会，对韦祖珍进行公开点名批判。（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七月



本月，《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广西梧州市第二轻化工业局党委文章《注意发展女党员》。

一日 《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斗争的教育和锻炼，我区各级党组织，在培养教育“纳新”对象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宣称全区已吸取三十万“先进分子”入党。实际上这些“先进分子”中混进了一批派性思想严重（甚至是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三种人”）忠于广西“文革”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的人，给党组织造成严重不纯。（据《广西日报》）

三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在斗争中的作用；要抓紧理论队伍的巩固和提高工作；要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为进一步加强理论队伍，各单位要组织落实。实际上是为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那条极左路线服务。（据《广西日报》）

五至六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韦国清、乔晓光、覃应机、梁吉泉、肖寒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国理论战线的大好形势并对理论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对于那些传播很广，流毒很深的《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反动谚语、格言等贩卖孔孟之道的毒草，要进行批判。实际上，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助长了极左思想的发展，持续地批判所谓的“坏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据《广西日报》、各地、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自治区“五˙七”干校第二期举行结业典礼。区党委、区革委负责人刘重桂、赵茂勋、廖炜雄出席了结业典礼。刘重桂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要坚定地去“五˙七”道路，坚定地办好“五˙七”干校；要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孔。自后，区“五?七”干校第三期于八月二十七日开学。（据《广西日报》）



八月



八月，区文化局党组在区直文化系统发动全体职工深揭韦祖珍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反革命罪行”。文化大院贴出许多大字报，其中有的揭了许圣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乃健（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区宣传部副部长）、江滨（区文化局副局长）反对样板戏的问题。其中，局社文处熊树和等人写的《江滨十骂样板戏》大字报引人注目。于是，潘其旭（区革委创作办公室干部）、李美珍（文化局干部）、陈丽梅（《广西文艺》编辑部干部）认为江滨的问题严重，后来有人便在《十骂样板戏》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向区党委和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揭发许、张、江对样板戏的所谓问题，信中列举的问题是：

1、诬蔑革命样板戏‘过时’；

2、诬蔑革命样板式‘不十全十美’；

3、诬蔑革命样板戏塑造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机械的工具’，‘要一分为二’；

4、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框框’，狂叫‘不要踏着别人的路子前进’；

5、意图反对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

6、狂叫要‘超过’革命样板戏；

7、以封、资、修文艺为标本，大放封存影片，排演传统戏，带头唱黄色歌曲，掀起一股‘文艺黑线回潮’的逆流；

8、按照林彪鼓吹的‘方向问题解决了’的反动谬论抓创作，强行推销一批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

9、违抗党中央的号令，捂盖子，保自己。

这封信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写成，通过新华社记者郭玲春转送到江青手中。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写了如下批语：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来说，客观现实是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事物的，只有相对的十全十美，当然绝对包含在相对之中，我个人从未吹捧革命样板戏和革命历史剧是十全十美的，实际上，我对他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事实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有待今后努力改进。广西文化界这几个小丑表面上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他们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仇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文艺路线）；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认为他们这样叫嚣‘三忠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建议党中央重视两广的文艺界斗争，以点带面，推动全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我认为主席这个教导，对于我们现在说，还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自治区党委根据江青所谓“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八˙一八”批示，有计划地对许、张、江进行了批判，并规定许圣亭、张乃健由宣传部负责审查，江滨由区文化局负责审查。经过了各种会上的多次批判斗争，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为江滨作出了“在文艺工作方面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结论，区党委对许圣亭、张乃健、江滨三位同志所进行的批判是错误的，它在客观上对我区在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区直机关党委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区文化局、团区委、区京剧团、区妇联、区总工会、区党委宣传部、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区外事办公室等单位代表深揭狠批“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反动言行。乔晓光在讲话中指出：“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必须坚决回击那些对革命样板戏的攻击和诬蔑，以实际行动宣传、保卫革命样板戏，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粉碎“四人帮”后是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在区文化局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上，贺亦然说：“许、张、江有许、张、江的错误，批‘八˙一八’黑批示，他们就没有错误了”。而对潘具旭等三人对许、张、江的诬陷未加追究，未给予任何处分，最后将潘调离区壮剧团到区社科院工作。区党委对许、张、江开展错误的批判迟迟未有认识和纠正。直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区党委才发出《关于根据江青“8?18”批语批判江滨同志的平反决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区党委根据江青强加给许圣亭、张乃健、江滨同志“四个仇视”的调子，有计划地对他们开展了批判运动，区党委认为，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决定予彻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江滨同志的政治名誉……”。（据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广西日报》）

八月一日 河池地区革委和军分区联合给区党委、广西军区作《关于清剿武装反革命韦明乐等三人的报告》，决定成立“清剿”指挥小组，李义川（分区副参谋长）任组长，李春洋（地区公安局副局长）、李科（天峨县委副书记）为副组长，统一指挥清剿工作。

在长达十五年的清剿中，因韦氏三人问题受株连而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一百三十二人，其中被杀死和迫害致死八人，地雷炸死一人；被批斗毒打致残十三人；被视为现行反革命遭拘留十一人；判刑二人；被开除公职一人；被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各一人；被隔离审查九人；被强迫搬迁十五户；房屋被烧、被砸烂五户；被抄家五户，抢走各种财物三千余件，粮食四千多斤，耕牛一头。据不完全统计，损失财物价值约三万余元。清剿中共耗国家经费达二十万零五千九百六十元。（详见池地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月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军民十万人批判大会，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号召广大工农兵在批判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一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民战争。刘重桂、安平生、覃应机、赵茂勋等出席了大会。（据《广西日报》）

二十九日 根据江青“8?18”指示，《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捍卫革命样板戏，夺取文化革命新胜利》，同时报导区直一千多文艺战士集合批判所谓“攻击样板戏反动言行”不点名地批判当时宣传部长许圣亭，副部长张乃健、文化局副局长江滨。把他们说的“样板戏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地方不合理、不可信”、“听起来烦死人”、“可以搞出超过样板戏的作品”等硬说是“仇视、攻击样板戏，实质就是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革命路线，仇视中国革命，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



二十一日 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广西驻军的负责人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韩世福、陈运春、宋瀛州、何纪云、孙伯威、于斯夫、郭质甫、张理智、熊光武、许长庚、苏桐卿、卢继昌、候超、赵兴祥、陈琪、石伴樵、卢延庆、张林、鲁风等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党委和部份县委的负责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工会、妇联、共青团、公安部门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议题主要是学习上海建设“第二武装”的经验，明确在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同时要组织“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积极宣传上海经验，大力支持民兵指挥部，把我区民兵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历时十天的会议于三十日结束。（据《广西日报》）

三十日 区直机关党委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攻击“样板戏”反动言行大会，在大会上乔晓光说：“那些攻击、诬蔑样板戏的人，实质上是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仇视中国革命，仇视……”。又说“敌人在政治上搞复辟，就必然在文艺上搞倒退，他们必然把矛头指向革命样板戏。我区文化部门中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的人，他们所做、所为正是适应敌人复辟的需要。必须坚决回击那些向‘样板戏’的攻击和诬蔑”。同日，《广西日报》发表一个整版所谓批判、攻击“样板戏”的文稿。



十一月



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了《以上海为榜样，加强民兵建设》社论，指出上海经验的基本内容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和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明确提出民兵的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加强民兵骨干的建设；建立民兵指挥部，更有利于加强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因此，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据《广西日报》）

十五日 《广西日报》报导，自治区党委在最近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柳铁、军区政治部和区直机关有关单位主管宣传文化工作者二百多人。会议传达贯彻部份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分析全区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揭发我区文化部门有的人疯狂攻击革命样板戏，研究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问题。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瑞林、贺亦然就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问题和贯彻部份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的问题在会上发了言。（据《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自治区革委在南宁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分析全区政治经济形势，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区革委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革委主任韦国清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区革委副主任安平生作了工作报告。区革委副主任刘重桂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全区各条战线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工农生产持续跃进，全区早稻粮食总产量是历史上增产最多的一年，晚稻也有增产，主要经济作物也都有较大幅度增产，一至十月，全区工农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交通运输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四三，各级革委会在同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普遍发挥了积极作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我区公社革委会常委和正副主任中，青年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九；各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中，都配有一至二名青年干部；地、市革委会常委、正副主任中，也配备了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也有加强，会议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指出，继续把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继续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批判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民战争”，对流毒深广的《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女儿经》等坏书，彻底清除其流毒。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准备，迎接明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发挥各级革委会作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据《广西日报》）



十二月



一日 平乐县批林批孔学大寨改造古端河，鸦吉牙山村民对方案有意见找公社书记提意见被诬为“围攻公社党委书记，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公社书记在干部会上说“是反革命事件”。派工作队办批林批孔学习班，采取逼供吊打致死一人，判刑二人，大队革委主任撤职关押十个月。鸦吉山村十六岁以上居民一百多人被罚站，六十七户被罚款（全村共九十七户），抬去大猪四十七头。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学大寨中在农村共批斗一千三百四十六人，收“三地”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二亩，收回野马付业人员二千四百七十五人。（据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至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柳铁党委，部份区直厂矿党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以及自治区各战线、广西军区政治部、区直各单位和大专院校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共三百一十六人。刘重桂、安平生、覃应机、赵茂勋、杜易、肖寒、廖炜雄等出席了会议。区党委书记刘重桂、覃应机在会上讲了话，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廖炜雄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茂勋作了会议总结。会议把广西组织工作几年来推行“左”的路线，以派划线，对“文革”中造反杀人的“功臣”和有严重派性思想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的错误，当作“成绩”肯定了下来，给我区造成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中央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确指出：“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处理。广大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经过“处遗”定案，全区处分了“文革”中犯错误的干部一万八千多人，其中开除党籍五千人。从组织上拨乱反正，否定了“文革”的那条所谓“正确路线”。（据《广西日报》、桂发[1974]301号文件）

十八日 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宁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三千零六人，其中妇女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八，三十五岁以下的代表八百六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九，此外，还邀请老干部、老红军、驻军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工业战线和农林场站的工人代表，各个战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农、农村教师、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各方面代表一百五十多人。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负责人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宋治平、杜易、肖寒、廖炜雄、毛凤鸾、韦世经、林福文、曾春生、何纪元、毛余、李廉芳，有关部门负责人韦永甫、黄红升、梁云禧、罗达林、黄玉英等出席了开幕式。岑国荣、盘美英、郭耀卿等也参加了大会。乔晓光致开幕词，安平生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报告。

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南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抵南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会见陈永贵，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向陈永贵汇报了广西工作。

二十四日 陈永贵在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中心会场在广西体育馆，另设三十多个分会场，共十八万多人集会听了报告。市区工厂、郊区、学校以及全区的生产队都普遍组织干部、群众收听，实为罕见。当陈永贵等在刘重桂、安平生等陪同下绕场一周时，会场代表长时间热烈鼓掌，把整个会场推向了狂热的顶峰。大会上，郭凤莲通过大会向广西各族人民赠送了大寨大队的玉米种，之后，郭凤莲、赵二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永贵也讲了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说什么：资本主义倾向，不仅农村有，城市有，机关也有，要把这股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要解决障碍大干快上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抓人的思想，抓大批促大干。昔阳县是通过抓点，解决了点面结合的问题，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这样就能干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声势和气魄来。最后， 陈永贵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坚持每年县里干部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安平生最后讲话指出，大寨的道路，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的道路，我们要争取把我区所有的大队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队，把所有的县都建成大寨式的昔阳县。

二十六日 区第二次贫代会闭幕。大会期间共有四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和个人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区贫协第二届委员会，通过了《倡议书》，号召全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以大批促大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夺取明年新丰收，为实现我区第五个农业规划而斗争。实际上，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为一九七五年全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取经”，学习大寨批资批修总体战那套极左的东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二十九日 在安平生陪同下，陈永贵等抵柳州市。当晚八点三十分，陈永贵在柳州饭店会见柳州地、市、柳铁、柳州军分区领导人，市委书记郭鹏向大家介绍陈永贵、郭凤莲、赵二苟。陈永贵在柳州活动期间，会见老乡、参观市郊和农场会说，柳州郊区条件很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号召郊区农民向大寨学习，毁林造田，大种粮食，不搞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你们广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样把资本主义搞臭。致使不种蔬菜，城镇居民吃蔬菜非常困难。（据《广西日报》、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一九七五年



一月



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区革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行文通知各级革委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执行。（据《广西日报》）

十日 《广西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代表会代表和区新闻 单位干部、职工举行集会，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七周年。刘重桂、赵茂勋、陈开路、杜易和宣传部徐瑞林、贺亦然参加了大会。刘重桂在会上指出新闻战线今年的任务。（见《广西日报》）



二月



七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要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立即带头学，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随后，各地、市和柳铁党委根据区党委通知精神，先后开了党委常委会或举办学习班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见桂发[1975]24号文件、《广西日报》）

十日 南宁市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郭耀卿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纪要》，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把学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作为全年工作中心。（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月，广西大学召开骨干会议传达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韦国清在区党委扩大会总结讲话。决定从十二月至三月七日停课，集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朝农”经验。使办学方向越来越向下。后来把学校搬到山区村上去办。如桂林医专搬到湖南与广西灌阳交界的山区黄关去办，于是全国学“朝农”广西学“黄关”。

广西大学制定的学“理论”学“朝农”的教育革命方案，提出首先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学，要求学员毕业后成为单位的理论学习辅导员和宣传员。（详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月，河池地区各县相继开展“批资批修总体战”运动，又一次掀起乱批乱斗高潮，截至年底全地区处理扩大自留地九千二百二十六亩，收回私荒地三万一千零五十三亩，强行评价私有林木入队四十六万三千三百八十二株。私有耕牛 七千三百四十九头；还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八百九十人，招回搞野马副业人员六千五百六十八人、全地区批斗了大批干部群众。（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第七期干部读书班开学，学员共四百一十九名。乔晓光、赵茂勋、廖炜雄及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负责人参加了开学典礼，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见《广西日报》）



三月



四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和南宁市各单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级领导、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理论学习小组共二万多人。自治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南宁地、市委、革委的领导安平生、乔晓光、赵茂勋、陈开路、宋治平、肖寒、廖炜雄、孙伯威、卢延庆、李文轩、石更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肖寒主持。乔晓光讲了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做调查研究，各级党组织要做出具体部署，订出计划，联系实际，领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好。（据《广西日报》）

本月中旬，为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把基层单位的斗批改抓一遍，区党委决定组成宣传队抓好“三分之一”。全区从区直机关和各地、市、县、公社抽调五万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矿开展所谓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全区各高等院校也抽一千八百名师生参加宣传队。实际上是推行“左”的路线，不少干部群众在“教育”中被整。（据桂发[1975]34号文件、《广西日报》）

二十六日至三十日 区总工会、区团委、区妇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工、青、妇的各级干部、广大工人、共青团员、红卫兵、青年、妇女迅速行动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批修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优异成绩迎接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据《广西日报》）



四月



一日至八日 全区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大会代表共一千九百多人。韦国清、刘重桂、乔晓光、覃应机、陈开路、徐其海、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肖寒、廖炜雄、毛凤鸾、韦世经、林福文、颜景堂、曾春生、刘玉堤、韩世福、熊光武等出席了大会。覃应机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把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紧密结合起来，抓好“三分之一”，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提高到新水平。（据《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有各地、市、县的领导干部、专业和业余理论辅导员、理论学习小组、读书小组和基层代表一千二百多人参加。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的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赵欣然、赵茂勋、徐其海、陈开路、肖寒、廖炜雄等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农村、厂矿、部队、机关、学校等十六个单位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和体会。韦国清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号召，要进一步提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好理论的自觉性；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调查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搞好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推行张春桥鼓吹的“全面专政的那套极左的东西，为在即将开展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大造舆论。（据《广西日报》）



五月



五月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中共合山矿务局委员会文章：《团结战斗，胜利向前》。

七日 广西日报社负责人传达韦国清指示，说在学大寨中要批资本主义、对扩大自留地、“野马副业”要处理。报社党委书记说，“野马副业”要写一下，第一篇题目叫《评野马副业》。这是九评野马副业的第一篇。

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发表区、地、市、县书记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消息和社论《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消息说：“大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样板”。“学大寨要狠抓根本”、“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大批旧的意识形态”，社论说“要按照昔阳的经验，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要七斗、八斗不停休、一直斗到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据《广西日报》）

本月下旬至六月下旬，自治区党委组织各地、市、县委和区直机关部门的领导，在安平生率领下去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陪同到大寨大队参观。参观团先后在昔阳参观了二十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参观团回到南宁后，区党委召开了会议，韦国清要求各地学习大寨、昔阳人民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昔阳、大寨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贯彻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伟大实践；并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学昔阳、大寨的紧急动员会。随后，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地批“五种人”，批“资产主义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推广大寨评工记分和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等等。南宁地委把邕宁县刘凤大队党支书刘增相当作所谓“蜕化变质”的干部，是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逮捕押解在邕宁全县二十一个公社进行游斗；全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共处理干部、群众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开除党籍二百二十四人，拘留、逮捕四百六十六人，判刑四百八十一人，作其它处理六十六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致使许多农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蒙受迫害，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据《广西日报》、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月



九日 广西日报社书记传达区党委参观大寨学习会议精神。安生平说“要解决‘五种人’问题，‘五种人’掌权就不能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搞集市贸易是不好的，要加强限制”。乔晓光说，大寨昔阳主要经验是干社会主义， 想共产主义，抓路线教育，批修正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学大寨要学根本，学习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提出在全区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简称批资批修总体战。规定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七。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自留地主要种社员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留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多种经营要以种养为主；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的要坚决地限期收回来；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苓、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允许向私人购买。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寨评记分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许进入集市贸易，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许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七月份起，一律改为每个星期天为一墟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足百分之十左右劳动力进行常年施工。《决定》使“左”的政策系统化、条文化。在《决定》的指导下，一个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全区迅猛开展，大批干部、群众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保护伞”等进行批斗，遭受迫害。给全区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仅南宁市，在批资批修总体战中，扩大了打击面。不少人蒙受冤屈，城乡清理“野马”副业人员达一千八百多人，郊区收回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开荒地一千三百多亩；七五年错判，七九年以后平反的有十四人（反革命分子十三人）；市包装公司被打成“土围子”等等。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德保县在总体战中，揭露了从县委到公社、大队班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四名县常委长期欠公款九百四十五元；在三级干部会上一次赔清，在常委带动下，当天有五百人退欠款一万零二百五十元，手表六十七只，单车十三辆，衣车五台，收音机十五部，交出现金和实物折款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八元，并在会上批判了两个有贪污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单位负责人；全县共揭出投机倒把案一百八十多起，金额一万六千多元，贪污盗窃一百六十六起， 金额十三万多元，其中千元以上四十四人，粮食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七斤，收回超过政策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九千一百二十九亩，收回“野马”副业人员七千三百多人，归还超欠款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七元，同时，批斗大批四类分子，逮捕判处徒刑七十四人，死刑二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在学校中则联系所谓教育革命实际，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社来社去”学生毕业当农民，回去拿工分。使教育事业又受到一次摧残。（据桂发[1975]130号文件，南宁市、德保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韦纯束在南宁市常委会上传达区党委有关“在全区继续大张旗鼓地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打“‘总体战’特别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会议精神。十九日区党委又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南宁市委组织五万人听。市委要求全市人民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七月六日市委颁布《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布告》。七月二十一日又颁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十条”规定。（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社书记孙鸿泉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韦国清说大寨、昔阳经验，不仅适用于农业，它的经验机关、城镇、学校都适用。批修批资产阶级风、机关、城镇、农村、工厂都要批。《广西日报》要发社论、发文章。六月三十日孙鸿泉写的报社党委《关于农业学大寨宣传报导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到，宣传报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报道学大寨赶昔阳，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使广大干部胸怀革命大目标，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觉悟。要大力宣传不计报酬，工作不讲价钱，……二、报道学大寨、赶昔阳，重抓学理论，抓路线，打好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风的总体战。……大力宣传党、政、军、民、学齐动员，党内、外，干部群众、上边下边一齐抓，城市农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紧密配合的情况和经验，有计划、系统地批资本主义倾向和修正主义路线。在生产资料方面侵犯集体所有制，化公为私，劳动力自由市场（如搞野马副业）、产品分配交换（如多分实物、以物量物……）、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等表现，狠狠打击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据《广西日报》）



七月



十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连续发表十评不准搞“野马”副业的文章，即《评“野马”副业》、《“野马”是害马》、《锄“野草”》、《靠什么“上马”》、《田少人多出路何在》、《斥钱迷》、《从一百户调查中得到的启示》、《事关大局、非清不可》、《要把“野马”变“家马”》。把我区刚刚兴办起来的一些社队企业当作“野马”批判而被迫下马。这是当时广西区党委在推行极左路线的突出表现，使长期贫困落后的广西农村经济带来重大的灾难，国家、人民身受其害。

十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利锋”的评论《评野马副业》，把生产队派人外出搞工、副业生产说成是“野马”副业，说让社员搞所谓“野马”副业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天发表了《全州棕村大队发动群众刹“野马”副业妖风》、《大青山林场学理论联系实际纠正私招滥雇不正之风》。十日至九月四日共发表了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评论十篇，一版配发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消息十七篇；二版发批判专题十二个，稿件六十四篇。在三评“野马”副业的评论《锄野草》中，又把城镇企业请农民来做工叫做“长野草”，说这样做“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为资本主义培土填泥”，提出“要拴住农村的‘野马’，必须锄掉城市‘野草’”。关于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第一、二、三篇评论题目、内容、署名都是由孙鸿泉提出，第四篇评论也是他布置写的。有关评“野马”副业的评论文章都是经他审定后发表。他说评“野马”副业的报道得到区党委书记安平生的赞扬。（据《广西日报》）

二十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发表理论文章《正确认识我国商品制度的两重性》，按当时的极左思想说什么“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就不可避免地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这个情况正是同旧社会差不多的”。还说商品制度的两重性……后来从九月十六日至十月七日，先后又发表四说商品生产的理论文章，总的是讲商品生产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痕迹，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为当时限制集市贸易，批判所谓“野马”副业寻找和制造理论根据。（据《广西日报》）

二十一日 在毛泽东《七?二一》指示指引下，我区积极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新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三十所，截至十一月底止已建一百三十六所，学员五千多人。中小学校办工厂（车间）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农林场六十六万亩，四市和柳铁八十九所中学有六十八所办了农村分校。（据《广西日报》）



八月



十五日 经过批修批资总体战，环江县洛阳公社调查外来的“野马”副业人员情况报告中列举外来“野马”人员有七百多人，主要活动有：1、伪造证明，搞地下包工；2、以搞副业为名，进行盗窃活动；3、拐买妇女，为非作歹；4、内外勾结，贪污盗窃；5、以各种借口，进行诈骗活动；6、抬高工价，牟取暴利；7、哄抢物价，破坏市场管理。对此，区党委将此报告批转全区，指出“各级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清理。坚决按照党的有关政策严肃处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要坚决给予打击。在清理‘野马’副业的同时，要按照实际需要和改造把集体副业组织起来，把‘野马’改造成为‘家马’”。凌云县在八个点开展“批资批修总体战”大刹“野马”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养的母马、母猪、母鸡、鸡鸭说成是“五母”发家，当作自发倾向。实际上，批修批资总体战是极“左”思潮在全区的泛滥，给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的灾难，凌云县广大人民群众痛恶地说，批修批资是对人民群众的专政。（据桂发[1975]116号文件，凌云县“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南宁市召开“学理论，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万人大会。在学习理论中，各级领导带头上辅导课，机关印出学习资料二十八万册，召开经验交流大会。全市工农兵理论队伍发展至二万四千人。上辅导课五千多场，听课者达九十多万人次。业余马列自学小组发展二千七百多个，七万多人。专政机关在工人民兵小分队配合下大搞群众专政。于三、三月间组织群众批斗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廖欢荣、冷坚等罪犯巡回批斗一百四十多场。……声势浩大的“一学三批”总体战说“是有力地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在这期间全市先后宣判二百三十四名罪犯。这次“学理论”、打“总体战”不少人蒙受冤屈。在农村则把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策上允许存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九月



一日 桂林师范学院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科以评《水浒》为“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改革教学，通过评论《水浒》，提高所谓“识辩投降派”，“防修反修”的自觉性。这场评论《水浒》的运动，实际上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为以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广西全区都进行了所谓评《水浒》提高“识别投降派”。

七日 《广西日报》发表评《水浒》的文章，《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晁盖之死与宋江篡权》，实际是影射、攻击邓小平。此后连续发表十二个专版评《水浒》的文章。十一月下旬还连续三天在一版突出报导区内评《水浒》，批所谓投降派的活动。



十月



二十八日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区党委从区直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抽调一批干部和师生组成宣传队，与地、市、县宣传队一起，到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分县、社、队和厂矿企业继续抓“三分之一”，要求继续贯彻学理论，防修反修，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的积极性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据《广西日报》）



十一月



本月上旬，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普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五十多万干部参加了会议。大家决心象搞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全力以赴，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普及大寨县和一九八O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胜利。（据《广西日报》）



十二月



二十七日 为在全区迅速普及大寨县，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区党委又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分赴各地。连上一批在内，区直下基层的宣传队员共达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区直机关干部一千六百多人，大专院校师生一千六百多人，宣传队分驻八个地区，四个市的二十四个县，五个农场，三十六个厂矿企业，继续抓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据《广西日报》）

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发展了在农业生产“左”的东西。严重地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

同日 中共中央同意乔晓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据区党委桂发[1975]175号文件）



一九七六年



一月



一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毛主席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精神实质；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新的一年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据桂发[1976]1号文件）

三日 《广西日报》一版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题，报导了浦北县“教育革命的成果”。附题提出回击“左倾翻案风”。这是《广西日报》第一次在地方稿中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该县各学校都认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此后，该报在整个一月份的本地区新闻报道和文章中，几乎每篇都贯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中心，有时，一天的版面上就出现五、六个、甚至七、八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题。

九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震惊人心的消息，可是在当天的第三版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新的胜利”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小通讯《欢腾的乐里河畔》——记田林县乐里河改河的二千多民兵、干部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情景；还登了四幅表现我区工农兵欢呼、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欢乐场面的宣传画，画旁题有诗句：“新春喜读光辉词，迈步征途志更坚”；“夺胜利信心百倍，战逆流豪情满怀”。这与读者极其沉痛地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心情是极其不协调的。全区没有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活动是很不正常的，广大群众、干部内心是愤愤不平的。

十二日 《广西日报》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八周年，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消息，文内错误地说：“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报纸各项工作，把阶级斗争这个纲，贯穿到每个行动，每条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任命造反起家，刚从“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社“学习和工作”回来的李文光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李于二月九日到职后，分管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宣传报道。（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上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口党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廖炜雄在大会上讲话中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因为宣传部派驻《红旗》杂志社的李文光，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已给廖炜雄来信，传达了姚文元的黑指示，廖炜雄等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说什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群工部立即刷出了“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的巨幅标语，贴在报社编辑部大楼的外墙上，这是南宁第一张公开写“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过路的群众十分惊异，停步围观。两小时后，报社党委通知把这条大标语撕下。十八日下午，报社召开了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报社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带头批邓。（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广西日报》刊登自治区革委会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在大好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组织群众过好革命化的春节，该报并为此配发了社论《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社论说：“大破‘四旧 ’，大立‘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春节前后，往往是阶级敌人利用‘四旧’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机，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一切挑战。”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通栏大标题下，连续登了《过春节不忘阶级斗争》，有的群众在节日里穿戴稍讲究，去照相的，是《照相机前的阶级斗争》（通讯）；宾阳县芦墟镇有个老头用竹蔑扎了一个小龙头给孙子玩，则成了“阶级敌人”，“腐蚀少年儿童，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错误的批斗。（据《广西日报》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版）

本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广西日报》还连续报道了我区教育界、科技界开展“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把主张提高教育质量、改善科技人员工作条件错误地当作“奇谈怪论”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为了配合“批邓”，刊登了广西区党委写作组署名“桂志”的题为《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流毒全国（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编译局编印《关于“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部分材料》，摘编了广西写作组署名“桂志”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歪曲引用的几处行文）。



二月



本月上旬，我区各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各学校根据区党宣传部的部署，和元旦社论提到的：“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迹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的精神，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一些严格执行学校纪律、认真抓教学质量的老师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搞“智育第一”；一些在“文革”初期或中期被揪斗、批判过的老师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刚刚恢复起来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二月九日，《广西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南宁市二中党支部的文章《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几天后，又报道了浦北县党委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骨干；之后又登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写的文章《不许篡改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十七日 《广西日报》 转载了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四人帮”爪牙梁效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此稿新华社没有发电稿，《广西日报》率先转载，这在当时全国是罕见的）。区党委常委立即进行学习。文中提到，“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常委们一看便知道这是批判邓小平同志。因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区党委常委梁吉泉已把中央开“打招呼会”的情况传了回来。于是区党委立即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共六十七人）抢先批邓，分工几个常委带头批，还交代秘书起草一个电报，对这个重大事件向中央表态，建议中央在适当时候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电报草稿经安平生修改，常委讨论通过后，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读，即于当天发出。（据“处遗”办卷宗75号88页、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会后，各大专院校，各地、市、县党委也跟着照样办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级党委常委均带头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批判“三项指示”（即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并就在群众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部署。报纸上每天也都是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从而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据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及各地、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根据中央精神和区党委的部署，召开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市委的扩大会议，市委领导带头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三月份起，由党内到党外开始批邓。中央两项决议公布后，批邓进一步形成高潮。（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社翻印了一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册子。（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吴朝阳（漓江机械厂工人，送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金秀县插队当农民。插队期间与同队青年发生争执被打伤。于是地、县委调查组进行调查，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撤了带队的县知青办副主任邱尚付的职务，并以“摧残新生事物”之罪进行批斗。为此五月四日《广西日报》发表了《顶着风浪上，不开顺风船——记农村落户大学生吴朝阳》的文章。后《光明日报》、《成都日报》也作了报导，因此吴朝阳入了党，被区、地、县树为反潮流典型。（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至十八日 自治区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八百一十四名，区党委、区革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大赞大颂‘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以切身的体验，批驳教育界、科技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决心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据《广西日报》二十日报道）

本月，平南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旬集中全县中小学校教师五千多人进行八天学习批判。三月点名批判邓小平。四月上旬，中央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的错误决定后，城乡集会游行声讨邓小平的所谓“反动罪行”。县成立运动办公室，各公社成立领导小组，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重视，书记带头深入实际，带领群众投入运动。至五月底统计，全县共训练骨干十四万多人，参加集会游行批判会的共三十九万多人，出专栏三千一百多个，批判大字报二十八万多篇，还联系“实际”批判了二百三十一人。（据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新华社发北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电稿。当天，《广西日报》就发了一个版的所谓批右倾翻案风的地方稿件，其中署名南宁铸造厂理论小组写的《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署名甘啸写的《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林培、周国文写的《不许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由此可见《广西日报》批邓之积极。

十九日 《广西日报》二版刊登了自治区党校写作小组的文章《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搞修正主义》。还登了西林县委书记刘章全的文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陈碧河写的《业务台风析》。

二十一日 《广西日报》继续发表南宁铸造厂部分工人、干部的发言摘要，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回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等。

二十二日 《广西日报》发表苏德祯写的文章《“三项指标为纲”是修正主义纲领》，林雨如写的《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折中主义手法》，并发表《全区烈军属、残废军人、复退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消息。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黎轩”写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剖析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

二十六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广西日报印刷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刮右倾翻案风就是“克己复礼”》。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白沙大队党支部组织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消息。



三月



二日 《广西日报》发表南宁机械厂、南宁罐头厂批唯生产力论的消息。

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桂志”写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十二日 《广西日报》用一个版发表记者写的题为《革命风雷激》的长篇通讯，写南宁七所高等院校批所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巡礼。

十八日 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开会研究理论学习问题。编辑部一些人提出，说共产党内有资产阶级是新提法。“党内资产阶级和过去的资产阶级有何不同？”“即要限制又要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具体怎么执行？”“邓小平的民主革命思想要批，基层干部有民主革命思想要不要批？”“老干部有民主革命，青年干部有没有？”“李文光说：“党内资产阶级以合法的手段进行剥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同样可以支配生产资料，到了这一步就完全是资产阶级了。党内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有什么区别？要很好研究。毛主席说，一千年一万年还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要认真研究。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程度不同要提高。三七开要看到七，对三也要一分为二，这个三也是林彪修正主义干扰造成的。对运动的做法，要集中批邓。”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孙鸿泉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怎样理解？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毛主席提出来的，不是突然的。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要联系社会基础，一是有资产阶级存在，小生产存在，自己代表资产阶级思想就容易右，再一个是民主革命派，不革命了”。

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召开职工大会，点名批邓，有十八人发言，李文光带头点名批邓，孙鸿泉最后讲话。（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在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学习会上，李文光说：“当前这场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把邓小平揭出来，批右倾翻案风，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决心从思想上、政治上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线”。孙鸿泉说：“过去总认为邓小平敢抓工作是好的，对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没有进行分析，没有识破他的阴谋，现在看清楚了，不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就刹不住。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战机，对我们也是个挽救。看来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势在必行，不出邓小平也会出现其他人翻案。我们老同志要特别警惕，不要受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一个是主席说的，小资产阶级容易右，一个是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主要讲要三七开，我们要经常想到七，不要老是看到三。对老同志批一下是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不足部分是林彪路线干扰造成的。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容易‘左’，社会主义时期容易右”。

二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北暮盐场工人干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走资派纪要》，其中一大段是造反起家、当上盐场党委书记的“三种人”、坏分子黄乃贤的发言。（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孙鸿泉传达乔晓光对“五?一六” 通知十周年报道意见的指示。乔晓光说，理论宣传主要是要解决走资派的问题，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经济基础，主要是搞清楚这些问题，有了汽车，住了好房子的，不一定都是走资派，主要看执行什么路线。浦北中小学可以，生产建设问题主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日，《广西日报》发表题为《朝气蓬勃的一班人》为题的通讯，又吹捧“三种人”、坏分子黄乃贤。（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广西区写作组的题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四月



二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发表梧州市委新闻科写的长篇通讯《我们不听他那一套——梧州市光学仪器厂工人理论队伍及时识破黑纲，坚决抵制右倾翻案风》，文内说什么这个厂的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抵制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其实是迎合形势需要，上下结合，共同捏造的假报道）此后，在全区工人学理论会上，这个厂得到了乔晓光的表扬。（据广西日报社、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四月初，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被中央错误地定为“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日晚，北京市派出人员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这就是被“四人帮”称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这个强大的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七日 晚，区党委常委们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并以区党委名义，于当晚十一时致电毛主席、党中央 ，表示坚决拥护两项决议。电文中说：中央作出的这两项决议是非常“英明”、“大得人心”的。“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据区党委“处遗”档案64卷）

同日 广西日报社门前贴出“揪出中国的邓纳吉”的大标语。（据“处遗”档案64卷）

同日 经区党委批准，《广西日报》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征文启事》。《启事》说：“文革十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见风发，斗志昂扬，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的光辉胜利”，……“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革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启事》要求征文歌颂“文革”，继续批邓，颠倒是非，颠倒敌我关系。

八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所谓《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三条重大消息。并发表了李文光连夜派出记者到南宁郊区，以工人、农民、解放军、民兵指挥部、公安部门等名义写的六篇表态文章，拼成一个专版，还写了一篇南宁党政军民表态的消息，表示拥护中央决议，对制造所谓天安门事件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要深入批邓，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正在来宾县搞“社教”的广西医学院七三级学生吴久华听到上述三条重大消息的广播后发表议论说：“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在这之前他已受批判，难道他能指挥？他有那么蠢？这是坏人利用党内矛盾，分裂党中央”。“中央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是轻率的、可笑的”。“三项指示为纲没有错，当务之急就是要贯彻三项指示为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吴的这些议论被当时驻来宾县的区党委宣传队认为“反动言论”，办他的“学习班”。四月十九日，宣传队向区党委运动办公室上报《关于吴久华反动言论问题的报告》。四月十八日，区教育局转来廖炜雄指示：“应将吴久华马上调回来批判，并提出处理意见”。医学院革委副主任左克显将吴久华带回学院后，又办吴的“学习班”，连续一个多月，后定吴久华有精神分裂症而令退学，并送柳州精神病院治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广西医学院党委为吴久华政治平反，但未能恢复学籍。（据广西医学院“文革”大事记）

九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是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我们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日，桂、柳、梧、百色、玉林、钦州、河池等地各族人民也分别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共三十七万人参加。《广西日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号召群众“把斗争锋芒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见九日、十日《广西日报》）

本月上旬，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区党委负责人安平生、覃应机、赵茂勋、杜易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系列指示，集中火力“批邓”，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会议认为贫协的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学习大寨的经验，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安排农业生产中，继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基层组织中，进一步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据区党委桂发[1976]8号文件）

十五日 《广西日报》又发表署名“广西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理论小组”的文章《他们是马列主义的敌人》，支持镇压所谓制造天安门事件的“阶级敌人”。

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为了鼓动“批邓”，刊登了广西写作组的题为《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流毒全国。

二十八日 李文光在传达上级精神时说：“五月那么多节日，应该主要是赞颂文革十年。天安门事件是个大翻案，要批邓，抓天安门事件。五月要集中批邓”。（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转载署名“桂志”的长文《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文章诬蔑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以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党内走资派 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还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文章还胡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只要这个阶段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须会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走资派必然还会走”。当天，还在一版头条以《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为题，报道《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以天安门事件为反面教材，把批邓推向新高潮》的消息。



五月



三日至五日，区党委召开了有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直属机关、南宁市、南宁地区的部分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座谈会，对正在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见六日《广西日报》）

四日 《广西日报》开始用《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为刊头，在一版发表该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顶着风浪上，不开顺水船》，报道大学生吴朝阳到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农民。此后，该报挂《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刊头，发表专版四十九个，内容极为广泛，有全区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各条战线的所谓“发展”和“变化”，及所谓先进人物等。（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七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等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说：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重点，是所谓总理遗言。要集中力量，定出计划，抓紧时间，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出结果。在基层单位还要成立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据区党委桂发[1976]10号文件）

同日 上午，区党委召开南宁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在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大会主会场设在自治区革委会礼堂，并有十四个分会场同时收听。安平生、乔晓光等出席了大会，赵茂生主持大会，刘重桂在会上讲话。他首先宣读了公安部[1976]12号文件。接着说：“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反革命诗词，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标语，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号召全党动员，打一场彻底追查“反革命”的人民战争。这是把怀念周恩来总理，痛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的舆论当作反革命政治谣言追查，是完全错误的。

《广西日报》紧密配合，在《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威力大》、《群众专政就是好》、《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不信谣、不传谣，坚持斗争大方向》等文章。（据见八日《广西日报》）

在这次追查活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所谓南宁麻纺厂的“反革命纠合案”，逮捕了该厂五名干部职工，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九八O年才得到平反。“工农兵饭店事件”的当事人原木森，因说了几句为邓小平同志鸣不平的话，被公安局逮捕，说他制造谣言，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底才得平反。市糖烟公司职工周骥勋，也因为邓小平同志说了几句好话，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三月才平反。仅在这半年时间里，南宁市错判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平反的就有十六人。柳江县进德公社进德街居民邓家祥从“同姓一家亲”的旧观念出发，对别人讲：“你们不要批判邓小平，他是我的叔公，他没有什么错误”。也被逮捕法办，判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才得平反。融水县五金公司修配门市部一干部曾议论谈到：“周总理去世了，要是给选举，我选邓小平当总理”。 结果被追查批斗十多次。隆安县在二十天内，揭发谣言一百三十一起，批斗了二十七个“谣言制造者”，拘留一人，逮捕四人。而这些“谣言”有些竟是毛主席有关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苍梧县在追查谣言中，把从外地回家探亲的和“四?五”期间外出归来的人，都作为重点追查对象，搞得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梧州市查出“总理遗言”六十六份，传涉一百七十一人；“政治谣言”九类八十九条，传涉六十八人。这些“政治谣言”多数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各种片断情况和外国电台对江青、“四人帮”的种种评论。这些“谣言”传涉到的人均被责令检查交代，有些人还被公安局拘捕。全州县在县直机关和厂矿企业中追查，查出“总理遗言”三份，“反动诗词”六十八份，其中许多是天安门前悼念总理和咒骂“四人帮”的诗；还把毛主席悼念周总理和陈毅的诗词，也当作反动诗词查抄了。边查抄，边“消毒”，被迫交出诗词的人还要挨斗。那坡县在追查谣言中逮捕了二十七人，判刑二十五人，打倒“四人帮”后，全部平反。灵山县酒厂出纳员谭琼秀，因说了：“邓小平被撤职了，但还是党员，还有选举权嘛”。结果被打成反革命而被捕，还有三人也是因“政治谣言”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捕的，到年底才释放，一九八三年彻底平反。钦州县城南大队一复退军人禤德超，也因讲了邓小平的好话，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判刑。陆川县把从北京遣送回来的上京告状者刘永枢，当作“天安门事件”参加者，在县单位和公社巡回批斗。（见各市、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平南县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全县共查出所谓总理遗言四份，其他所谓反革命谣言三十一种，书写反动词句，呼喊“反动口号”十八起，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匿名信”，查获反革命纠合集团线索一条。造成一批冤案。（据平南县“文革”大事记）（注：在整个“文革”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全区有四百一十五件，四百五十六人）

七日 在“学朝农，狠批‘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下，广西农学院筹备迁校，借用广州军区“五?七”干校在全州县绍水公社的部分房屋和土地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任命党委副书记陈清源为桂北分院临时党委书记，将原籍属桂北四十个县的学员分往桂北分院，教学设备也一分为二。四百多师生在陈清源带领下，自背行李，步行到火车站，再乘车前往全州。说什么这是“与旧传统决裂，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由于无校舍，只好把农学、植保、园艺、牧医、农机等五个系的师生员工，分别安排在全州县的城厢、才湾、绍水、咸水四个公社和军区“五?七”干校农场等地进行开门办学。口号是：“以社队为学校，以农村为课堂”。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无法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师生们意见很多。打倒“四人帮”后又搬回南宁。这样往返搬迁，用了二百多个车皮，浪费了几十万元。（据广西农学院“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区党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共二千七百多人，分批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接见了参观团负责同志，大肆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理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参观人员回来后，照搬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用“大批判开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行记“政治工分”，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赶墟，不准走亲访友，用对农民实行“全面专政”的办法建设大寨县，盲目大搞农田水利和人造小平原等等，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我区的农村经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我区粮食连续三年减产，同这种左的错误密切相关。当年全区有玉林、象州、武鸣、都安、合浦、田阳、横县、宾阳等二十三个县被宣称进入了建成大寨县行列。

十二日 区党委批转发出《全区一九七六年计划会议纪要》。全区计划会议从四月六日起在南宁召开了二十二天。先开了十四天的预备会议。后开了八天正式会议。会议期间，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到会作了多次指示，区党委书记覃应机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整个会议也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要内容，集中火力批邓。（见桂发[1976]12号文件）

十四日 区党委召开的全区工农兵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在南宁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区直机关、广西军区和驻军的工农兵理论辅导员、理论学习小组、读书小组和基层单位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安平生、乔晓光、杜易等出席了开幕式。会上，廖炜雄致开幕词。梧州市光学仪器厂代表介绍该厂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标为纲”对着干，坚决抵制、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路线（注：这实际是一个上下共同编造的假典型的经验，受到了乔晓光的表扬）。（见十五日《广西日报》）

这个会，实际是一个培训批邓骨干会。经过这样的交流培训，这些代表又回到各地去培训基层的批邓骨干。据百色、 钦州、平南、博白、岑溪、天峨、罗城、梧州、富川、武鸣、那坡等十一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共培训骨干二十一万五千四百多人。（据各该县、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党委、市革委会、南宁地区党委、地区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安平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党中央的致敬电。这一天，桂、柳、梧、百色、钦州、河池、玉林各地、市、县也都举委了大的集会游行。（见十七日《广西日报》）

十七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电话通知》。《通知》说，这篇重要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这篇重要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顾十年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

同日 都安县召开首届宣教战线先代会，太平大队二队理论辅导员韦花荣在会上作了题为“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的发言（此材料内容多数是假的）。先后韦被树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标兵”，先后到本县、地区、自治区、广州军区等作三十多次讲用，各级报刊电台采用了有关她的事迹的稿件。在区内外造成极坏影响。（据都安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唱、教唱。组织专业或业余作者编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迅速在全区学校、机关、工矿、农村、部队掀起群众性歌咏活动高潮。（据区革委会[1976]28号文件）

《广西日报》为配合这一活动，于五月三十一日在第四版刊登了七首歌曲：《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翻案不得人心》、《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不信邪》、《誓让红旗万代飘》。许多市、县的广播站协同文化部门举办了广播教唱节目，教唱上述歌曲。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毒雾弥漫全区每个城镇和山村，毒害人民。

凌云县革委会于五月六日以[1976]24号文件发出通知说：为了配合集中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1776]28号文件指示精神，作如下通知：1、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歌咏活动。……2、专业和业余歌咏文艺队伍要深入各单位进行演唱辅导……3、各大队、生活队要以业余文艺宣传队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歌咏活动；4、各级领导带头学，带头教唱……”。这个通知错误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普遍怀疑、不满，有的干部学习不发言，不写“批邓”的大字报，被扣上“右倾”、……的帽子。由于“批邓”，凌云局势再度陷于动荡、混乱状态。（据凌云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广西日报》以《毛泽东思想育新人，文化大革命结硕果》作通栏标题，用两个版的篇幅，报道“文革初期敢冲、敢闯、带头造反的红卫兵，以后当上领导干部的所谓先进事迹。其中有当时任贵县奇石公社党委书记，后定为“三种人”、被开除党籍的廖刚，和当时任广西大学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后因“文革”问题而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何武。（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区党委转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批资批修总体战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把全区墟期统一由五天一次改为七天一次（统一规定星期天为墟日）；禁止粮食、糖、油、黄红麻、烤烟、木材以及中猪上市；建立健全生产队代购代销店；取缔长途贩运，打击投机倒把；充分发挥依靠贫下中农管理集市的作用，在经济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来，全区农村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总额增加，集市农副产品出售总值下降，成交额显著减少”。（见桂发[1976]16号文件）用限制农村集市贸易的办法来壮大国营商业，无异于削足适履。各地自实行上述办法后，许多县城和墟镇出现了买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买不到柴草，造成城镇居民职工生活上很大困难，纷纷向领导反映意见，而一些领导竟说：“宁吃社会主义的盐，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青菜”。永福县几宗大的土特产品，如罗汉果、香菇、冬笋等上市量大大减少，市场冷落萧条，造成地方财政和人民生活困难。（据各该县、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份，《广西日报》批邓达到了高潮，几乎天天都有批邓文章，有时甚至一个整版或两个整版都是批邓文章，二十一日发表了《“猫论”就是复辟论》，二十四日二版发表了署名区效的批判文章《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翻案复辟》，同日的第四版还发表了署名黄河的长诗《第十个春天》，狂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恶毒攻击咒骂邓小平“赖抱鸡一样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组织起还乡团”，……“恶魔遮不住鬼脸，……乌鸦扮不成凤凰”……“这个复辟狂耍起江湖骗术，……捧出麻痹人民的蒙汗药，兜售毒杀革命的糖砒霜”。用诗歌形式如此毒恶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实属罕见。



六月



七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会上作报告。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是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安平生说：“在这一斗争中，我区各地紧密联系实际，揭露出了一批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今年一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起，牵涉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四百九十九人，其中有二百六十人是在三月《人民日报》公布毛主席上述指示以后揭出来的。在上述这些人当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县革委会的局长、副局长，县党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有市党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大量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他在报告中分析总结出‘走资派’有六个共同的特点。强调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重点是要搞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充分利用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继续深入批判”。“和党内走资派斗争，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要坚持城乡一起搞，党内外一起搞，上下左右一起搞”。安平生说：“去年，尽管有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干扰，但我们始终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县委书记以上主要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 坚决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打了批资批修总体战，这实际上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今后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要紧密联系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使我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根据中央关于‘省、地、县都要派大批干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现在我区地、市、县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干部在下面，自治区派到下面搞三分之一的宣传队占机关编制的三分之一。全区机关干部下到基层工作的达六万人以上”。“对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社队，县委领导要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解决领导权问题”。会上，还印发了一些“走资派”的典型案例。（据区党委一九七六年档案文件）

会后，各市、县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全面掀起大学、大揭、大批、大斗、大干高潮，又使一批城乡基层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桂林市委召开市、郊区两级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梁继光被当作该市“党内走资派”典型进行了批判，并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桂林市大河公社新民大队长李良埗被当作“走资派”批斗，被迫自杀；市养殖场党支部书记谢虹被拘留审查，逮捕法办。临桂县硫铁矿矿长马本旺、县氮肥厂副厂长尹辅续，因主张加强和改进厂矿管理，实行按件计酬，被当作搞“修正主义”而受到多次批判。北流县把积极带领群众搞集体工副业的德胜塘生产队队长黄松当作搞“资本主义”而加以逮捕判刑。隆安县那桐公社党委书记农积活，被诬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被押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批斗。上林县错误地把县革委会副主任卢蒿山当作“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批斗。平乐县委组织万人批斗大会，批斗了两次写信给县委和县广播站，主张“应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菜出卖，以弥补一些油盐钱”，同乐大队第五生产队民兵排长黄桂荣，说他的信是“‘大毒草’，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会后还拉黄桂荣到全县十三个公社的群众大会上巡回批斗。据全州、资源、田东、百色、 灵山、马山、鹿寨、天峨、罗城、隆安、大新、富川、藤县、那坡、北海等十五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五千四百多人，批斗“走资派”六百九十多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九百零五起，批判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五千五百七十多人。这样的乱批乱斗，极大的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据各该市、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该报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小将在斗争中前进——记合浦县委副书记宾祖媛》，吹捧造反起家的宾祖媛。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广西大学有一位红卫兵女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累立战功，这位红卫兵女将的名字叫宾祖媛。十年过去了，小宾现在怎么样，她仍在战斗，就象当年红卫兵那样……勇敢地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倾向斗，显示出无产阶级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革命风貌”。还刊登了宾祖媛在合浦县三级干部会上带头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三项指标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照片。（宾祖媛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犯严重错误，后在整党中作不予登记处理。）（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署名“黎轩”的文章《揭穿邓小平用折中主义搞复辟阴谋》。这是孙鸿泉在宣传战线批邓的发言稿。文章污蔑邓小平同志说：“他讲专政，不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大讲反什么‘派性’，批什么‘极左’，大谈什么都要整顿，实际是借机想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打下去”。“他狂叫要敢字当头，反所谓‘派性’，把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派污蔑为‘极左’，扬言要坚决地斗，……要统统进行整顿……，邓小平的这些谬论，完全是为了搅乱阶级阵线，打击革命新生力量，排挤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扶持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上台”。更进一步诬蔑邓小平同志的言论“和布哈林、林彪是一路货色”，“是中国的纳吉”。（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七月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黎轩”的思想评论：《深入批邓，长期作战》，文中说：“走资派还在走，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一个修正主义头子垮台了，又会有另一个头子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团讯》第十三期发表署名团区委学习中心组的文章《邓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挂帅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党政大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群众，唆使青少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比社会上的教唆犯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据团区委“文革”大事记）

七、八月份，批判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所制订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所谓三株大毒草。



八月



二日 区党委批转了《全区“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经验交流会议纪要》。《纪要》说，一年多来，我区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一九七五年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议期间和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道路，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兴办了一批“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到现在，全区有“七˙二一”工人大学四百三十八所，学员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五˙七大学十九所，学员五千二百五十一人。这些大学是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办起来的，培养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纪要》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南宁召开了全区“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经验交流会。基本经验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走毛主席已经指出的办学道路，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实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纪要》认为：“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学校要上好阶级斗争主课，要不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的旧观念。要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作为基础课。学校要彻底破除“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三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三段式”（普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术课）的旧体系，建立学校、生产单位、科研机关三结合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招生对象，着重考虑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不受文化程度和年龄的限制。（区党委桂发[1976]24号）《纪要》反映出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非常明显的，办学校不从提高学员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出发，而是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对发展生产、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是无益的，这样的学校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四人帮”以教育革命为借口，破坏学校教育事业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



九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区党委于九月十日发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唁电，表示对毛主席逝世极其沉痛的哀悼。同时也给江青发唁电，向江青这个坏蛋表示亲切的慰问。这是与全国各省市有不同的、独特的做法。电报是经过常委们讨论，并由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签发的。（据区党委“处遗”办永久卷宗75号99页）

十八日 全区一千七百多万各族人民怀着极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分别在南宁和其他各市、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各地人民群众表示，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悼念毛主席期间，少数干部和群众因一时疏忽大意，或说错了话，或违背了上级规定的有关事项，而受到批斗或逮捕判刑。灵山县农科所职工谭之荣等十五人因唱歌、饮酒，而被拘留，以后才陆续释放，八O年彻底平反。该县文化局长廖科，因讲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馨竹难书”，便被斗了一年多，前后共十八场，还被拉到全县几千人的大会上批斗。扶绥县水电局干部林文周等人因违禁令，被捕坐牢。隆安县雁江公社党委书记阮瑞荣参加加菜、饮酒，被认定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幸灾乐祸，被批斗后，受双开除处分。龙胜县有两个职工违禁打鱼、饮酒，未配戴黑纱而受批判、逮捕判刑。



十月



六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全国人民衷心拥护。

十九日 李文光在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会上还狂叫，要以《亿万人民的心愿》为口径，批邓还要批，批“三项指示为纲”，“白猫黑猫”。当天该报发表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潘天福的文章：《团结大得人心，分裂不得人心》。文内还在胡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翻案复辟，分裂我们的党，也遭到可耻的失败”。三版发了五篇表示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的稿件，每篇都点名批邓。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署名“黎轩”的文章《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作坚决斗争》，文内说党内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人物”。（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全区各市、县党、政、军民、学，上千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城乡一片欢腾。区党委、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华主席、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据二十五日《广西日报》）

从一月到十月，《广西日报》刊登我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稿件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共六百五十四个版，平均每天六篇；有时一天四个版都是批邓文章。而打倒“四人帮”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广西日报》共发我区批“四人帮”稿件七百二十九篇。据平南、博白、岑溪、百色、平果、武鸣、扶绥、天峨、罗城等县的统计，批邓中共开批判会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多次，出批判专栏墙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版，批判文章达七十二万九千多篇，诗歌九千五百多首。（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各该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



上旬，自治区党委以及各地、市、县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举行大会和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据《广西日报》）

二十六日 乔晓光在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传达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突出宣传华国锋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强调要大赞大颂华国锋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要继续提高突出宣传华国锋主席的自觉性，要在全区城乡普遍书写赞颂和拥护华主席的大标语，要普遍张挂华主席的标准像。（据区党委文件16号）

一九七六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书：（一）《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四十三万五千册。（二）《评三项指示为纲》，印了五十万册。（三）《翻案不得人心》，印了二十万册。（四）《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十万册。（五）简评《水浒》印了二万三千册。（六）《论总纲》选批，印了十万册。（七）《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印一万六千册。以上七本书共印了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册。竭尽全力宣传“四人帮”极左理论，流毒全广西以至全国。（据广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大事记）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编审委员会


黄 云 金宝生 区济文 李殷丹 韦章平

黄 嘉 陈 泳 黄 英 郑少东 杨振宗

王升阶 黄 耿 孙善佑 刘洪涛


主 编


区济文


副主编


黄 英 孙善佑 林静中 李文忠 何 俊

陈绪仓


编 辑


熊景德 蓝秀珍 阳孟琼 覃振凤 安 洁

伍 权 李 翔 王 定 赖 伟 黎明光

张国强 秦邕江 林庆芳 蓝 天 周国成

杨梅梅



后 记


广西于一九八三年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展整党工作，把“处遗”工作纳入整党中一同进行。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自治区党委四届八次全体会议宣布“处遗”工作结束后，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的中整办〈1984〉22号“关于认真做好整党文件材料归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当时中指委办公室关于编好整党工作大事记的指示精神，及时向全区部署编写《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作为史料存档备查。这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加上排印工作量大（八个单位承印），在各地、市、县委整党办公室的通力协作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过近四年的努力，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成了印刷、发送任务。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按地区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并编印了中央对广西处理好“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批复等三个文件和全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总结；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的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造反组织的重大活动的主要情况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处理情况。但是由于“文革”资料有的已被烧毁、散失，因此，本《资料》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而目涉及到当时的派性斗争和有关人的处理问题，机密性较大，请妥为保管，供内部参阅，不要公开引用。


 	编者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领导人名录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这时的区党委有委员48人，候补委员19人，常委16人，其中书记7人。


“文革”初期广西自治区党委领导机构人名录


第一书记

韦国清（壮族，1962.10.31—1988.8.16）


代理第一书记

乔晓光（1966.9—1967.1）


书 记

伍晋南（1962.10.31—1967.1）

贺希明（1962.10.31—1967.1）

覃应机（壮族，1962.1.31—1967.1）

安平生（1962.10.31—1967.1）


候 补 书 记

霍 泛（1964.5.15—1967.1）


常 委

欧致富（壮族，军区司令员，1962.10.31—1967.1）

傅雨田（满族，区人民政府副主任，1962.10.31—1967.1）

李殷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62.10.31—1967.1）

卢绍武（壮族，区人民政府副席，1962.10.31—1967.1）

钟 枫（区人民政府副席，1962.10.31—1967.1）

尚 持（区党委组织部长，1966.1.15—1967.1）

段远钟（区党委工交部长，1966.1.15—1967.1）

黄一平（1966.1.15—1967.1）

刘世昌（空七军政委，1966.1.15—1967.1）



67年3月6日，广西军区党委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副主任委员贺希明（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殷丹（自治区人委副主席）、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何纪元（广西军区副政委）、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广西驻军二O分部副部长）。委员13人，并设办公室，下分政治工作组、生产组、秘书组，负责具体工作。



（广西军区党委党字<67>第一号）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广西军区的检查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检讨，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五十五军副军长）、焦红光（空七军长）、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韦国清负责领导革筹小组工作。下设政治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同时撤销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1968.8—1971.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26日宣告成立，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刮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29人，委员133人。


1970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补刘重桂、赵欣然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欧致富自治区革命会副 主任职务。

1971年2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自治区革委会正副主任名录表



职务

姓名

社会身份

任职时间

现所在地区单位职务

主任

韦国清

（壮族）

领导干部

1968.8.20-1975.10

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副主任

欧致富

（壮族）

军代表

1968.8-1970.4

回部队，八二年离休现住广州

-

魏佑铸

军代表

1968.8.20-1970.11

回部队，1985年离休住广州

-

焦红光

军代表

1968.8.20-1976.10

回部队

-

霍成忠

军代表

1968.8.20-

回部队1983年离休住广州

-

安平生

领导干部

1968.8.20-1975.10.5

北京，中顾委委员。

-

韦世经

工人

1968.8.20-1976.10

广西柳州航运公司港务所调度员

-

林福文

工人

同上

广西黎塘水泥厂一般干部。（群众组织派头头）

-

毛凤鸾

农民

同上

广西区农业银行办公室机要科长

-

廖炜雄

一般干部

同上

“文革”中造反起家，1984年7月开除党籍。梧州市一般干部

-

龙智铭

一般干部

1968.8.02-1971.

群众组织派头头

1971年自杀死亡

-

颜景堂

学生

1968.8.20—

1976.10

“文革”中造反起家，严重违法乱纪，1984年开除党籍经法院判刑12年

-

曾春生

学生

1968.8.20

—1976.10

“文革”中造反起家，1984年5月5日开除党籍。现为区人民医院放疗科医生。

-

刘重桂

军代表

1970.4.4

—1970.10

回部队1983年1月离休住广州

-

赵欣然

军代表

同上

回部队1983年离休住南宁

-

韦祖珍

军代表

1971.2.4

—1973.8.17

1982年10月病逝



自治区革委会工作机构领导人名录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社会身份

任职时间

现所在地区单位职务

办事组

组长

徐其海

军代表

1968.11

|

1973.8

回部队，1984年12月病故

政治

工作组

组长

魏佑铸

军代表

1969.11

|

1973.81

回部队。1985年离休住广州

人民

保卫组

组长

宋治平

军代表

1968.11

|

1973.8

回部队。1984年离休住南宁

生产

指挥组

组长

陈开路

军代表

1969.11

|

1973.8

回部队。1980年11月离休住广州

斗批改

办公室

主任

卢继昌

军代表

1969.11

|

1973.8

回部队。1983年离休住南宁

“五、七”

干校革命

领导小组

组长

任国璋

干部

1970.l

|

1971.8

广西纪检会

组长

季兴华

军代表

1971.9

|

1972.3

回部队。1978年12月离休住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其主要工作机构的党的核心小组

（1970.4—1973.8）


1970年4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到1971年2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委员会为止。

自治区革委会的人民保卫组于1968年2月成立党委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于1970年2月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1年7月撤销三大组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党委会；1972年5、6月间，四大组均改为党的核心小组。1973年8月8日，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决定，撤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四大组工作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名录



组 长：韦国清（壮族1970.4—1971.2）

副组长：刘重桂（1970.4—1971.2）

成 员：赵欣然（1970.4—1971.2）

魏佑铸（1970.4—1971.2）

焦红光（1970.4—1971.2）

安平生（1970.4—1971.2）

赵茂勋（1970.4—1971.2）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工作机构党组织领导人名录


办事组党的核心小组（党委）

组长：徐其海（1970.2—1971.7）

书记：徐其海（1970.1—1972.5）

组长：徐其海（1972.5—1973.8）


政治工作组党的核心小组（党委）

组长：魏佑铸（1970.2—1971.7）

书记：魏佑铸（1971.7—1972.6）

组长：魏佑铸（1972.6—1973.8）


生产指挥组党的核心小组（党委）

组长：陈开路（1970.2—1971.7）

书记：陈开路（1971.7—1972.6）

组长：陈开路（1972.6—1973.6）


人民保卫党的核心小组党委

书记：宋治平（1968.2—1972.5）

组长：宋治平（1968.2—1972.5）


注：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12月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而从1971年2月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后，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不再行使党委的职权。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1.2—1976.10）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2月9日至16日在南宁召开。韦国清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参加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852人，其中：工人代表221人，占26%；贫下中农代表204人，占23.9%；解放军代表174人，占20.4%；干部代表172人，占20.2%，知识分子代表43人，占5%；其他劳动人民代表38人，占4.5%。选举产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78人，候补委员16人，共94人（其中，解放军31人，占33%；不脱产党员32人，占34%）。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67人中，只有16人参加第三届委员占24%，其余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走资派”、“叛徒”、“历史反革命”、“特务”等还在被批斗被审查。

2月17日，召开中共广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委13人，其中书记、副书记四人。


第一书记

韦国清（壮族 1971.2.17—1975.10.5）

书 记

韦祖珍（壮族 1971.2.17—1973.8.17）

副 书 记

刘重桂（1971.2.17—1973.8.17）

安平生（1971.2.17—1973.10.5）

常 委

赵欣然（1971.2.17—1976.10）

焦红光（1971.2.17—1976.10）

赵茂勋（1971.2.17—1976.10）

陈开路（1971.2.17—1976.10）

徐其海（1971.2.17—1976.10）

许圣亭（1971.2.17—1976.10）

乔晓光（1971.2.17—1976.10）

覃应机（壮族 1971.2.17—1976.10）

宋治平（1971.2.17—1976.10）

这届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在1985年“处理文革遗留”时中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有6人，已开除党籍；犯有严重错误受党纪、政纪处分的3人，以上占9.6%。犯有错误免予处分的5人占5.3%。

1973年8月17日，自治区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覃应机自治区党委书记，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炜雄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免去韦祖珍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1981年7月中央同意给予韦祖珍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广西的代表有张云逸、岑国荣、韦忠均、刘富贵、邓月琼、沈少卿、苏庆朴、农琼、罗耀芳、盘美英、梁云禧、卢永兴、温树玉、覃其修、万琼英、胡运江、林纯波、叶馥荪、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崔凤翥、李秉见等23人。会上，广西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郭耀卿。韦国清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查明岑国荣、盘美英是“三种人”，郭耀卿犯有错误）。

1975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安平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12月27日，中共中央同意乔晓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这时第三届委员会有常委18人，其中书记6人：


第一书记

安平生（1975.10.5—1976.10）


第二书记

乔晓光（1975.10.27—1976.10）


书 记

刘重桂（1973.8.17—1976.10）

覃应机（壮族1973.8.17—1976.10）

赵茂勋（1975.12.27—1976.10）

杜 易（壮族1975.12.27—1976.10）


常 委

赵欣然（1971.2.17—1976.10）

焦红光（1971.2.17—1976.10）

陈开路（1971.2.17—1976.10）

徐其海（1971.2.17—1976.10）

许圣亭（1971.2.17—1976.10）

宋治平（1971.2.17—1976.10）

梁吉泉（1973.8.17—1976.10）

曾小平（1973.8.17—1976.10）

肖 寒（1973.8.17—1976.10）

廖炜雄（1973.8.17—1976.10）

岑国荣（1975.12.27—1976.10）

廖生东（1975.12.27—1976.10）



自治区党委的工作机构

（1973.8—1976.10）


1971年12月选出中共广西第三届区党委，但未单独建立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机构。1973年8月8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撤销自治区革委会主要工作机构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建立自治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机构三部一厅，即自治区党发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厅。

1975年2月18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自治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工业交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并在上述各部建立党组。

同年四月，自治区党委决定，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改为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作机构领导人名录


区党委秘书长


乔晓光（兼）（1973.8.8—1976.8.30）

肖 寒 （1976.8.30—1976.10）


区党委办公厅


主 任 刘毅生（兼）（1973.8.8—1976.9.8）

董 坤 （原在军区保卫科工作，“支工”人员，1976.9.8 —1976.10）


组织部


部 长 赵茂勋（兼）（1973.8.8—1976.10）


宣传部


部 长 许圣亭（兼）（1973.8—1975.11）

廖炜雄（兼）（1975.11—1976.10）


统战部


部 长 梁华新（壮）（1973.8—1976.10）


农村政治部


主任 杜 易（壮）（1975.2—1976.10）


工业交通政治部


主任 岑国荣 （1975.2—1976.10）


财贸政治部


主任 廖生东 （1975.2—1976.10）


政策研究室


主任 张 罗 （1975.4—1976.9）


广西日报社


党委书记 郑新生 （1976.6—1975.3）

张鸿泉（兼）（1975.3—1976.5）

钟纪民 （1976.5—1976.10）


党 校


校长 赵茂勋（兼）（1972.4—1976.10）

党委书记 陶云萍 （1975.12—1976.10）



自治区级、军、群团组织（党委）

（1969.8—1976.10）



自治区级地方军事系统党委


1969年8月12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共广西军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一书记韦国清、第二书记欧致富、副书记刘重桂、魏佑铸、焦玉山，委员48人。

1969年12月16日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批复，增补赵欣然、刘重桂为广西军区党委书记，免去欧致富广西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1971年8月2日，增补韦祖珍广西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王泮文为广西军区党委书记。

1975年10月5日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1月6日，经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批准，增补安平生为广西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 韦国清（壮族，1969.9.10—1975.10.5 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安平生（1975.10.5—1976.10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第二书记 欧致富（壮族，1969.8—1969.12广西军区司令员）

韦祖珍（壮族，1971.8—1973.8广西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第二政委）

副书记 刘重桂（1969.8—1970.11广西军区第三政委）

魏佑铸（1969.8—1970.11广西军区政委）

焦玉山（1969.8—1969.12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书 记 赵欣然（1969.12—1976.10广西军区司令员）

刘重桂（1969.12—1976.10广西军区第二政委）

王泮文（1971.8—1976.10广西军区政委）


自治区总工会于1974年1月经区党委批准重新成立。区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岑国荣（1974.1—1976.10，“文革”时造反起家，被开除党籍）。


自治区共青团委于1973年11月15日经自治区党委会批准成立。

团区委党组书记 梁吉泉（1973.10—1976.10，“文革”时造反起家，“处遗”时被开除党籍）


自治区妇联会于1973年11月经区党委批准重新成立

妇联会党组书记、主任曾小平（1973.10—1976.10）


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于1974年12月产生，1976年8月经区委批准成立。

区贫协党组书记、贫协主任杜易（壮族，1976.8—1976.10）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浙江“文革”纪事 (1966．5—1976．10)
《浙江方志》编辑部 程超 魏皓奔 主编
1989.02.00



前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本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自1986年下半年起，组织力量，查阅了大量报刊、档案，收集了许多失散在各地的原始资料，走访了不少老同志，历时二年多，四易其稿，整理出这本《浙江“文革”纪事》。《纪事》目的在于存史，它对我省各地正在编纂地方志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应多方要求，特此刊出。

《纪事》作为内部资料，仅供有关领导、修志单位、教学资料部门参考，并请补充指正。

 	《浙江方志》编辑部
1989年2月


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概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浙江省和全国一样，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严重的灾难和损失。“文革”中，张春桥、吴法宪就直接插手，王洪文遥控指挥；林彪把浙江作为他们武装判乱的固守基地。浙江的局势多次反复，武斗频繁，全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66年5月至1968年3月，是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夺权时期，其具体可分为两段。(1)发动阶段。主要事件有：1966年6月初，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校园里贴出声援“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6月下旬，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浙大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林淡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8月23日开始，全省红卫兵(中学生为主)上街破“四旧”。同年9月15日，省、地(市)一些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开始全面“炮轰”省委。同年11月下旬，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省委工作基本瘫痪。(2)夺权阶段。鉴于省委被冲垮后，省军区成为造反派夺权的主要障碍，1966年12月23日深夜，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以抓走资派为名，冲进省军区机关，发表了夺权宣言，要创造夺军权的样板，前后在省军区闹腾达40天之久。12月30日，以张永生(美术学院学生)为头目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后，首先对《浙江日报》进行夺权。当上海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时，浙江造反派积极跟上，但在省级领导中结合谁打倒谁的问题上，造反派内部发生严重的分歧，因此有人另拉队伍，成立了“红色暴动委员会”。从此，浙江造反派形成两大派组织——“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长期互相争斗，局势极为混乱。1967年3月15日，中央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组成了以省军区政委龙潜为主任的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张春桥、吴法宪为了控制浙江，直接插手，支持和培植亲信，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坚决贯彻吴法宪“把龙潜挤出去，把南萍请进来”的指示，在军管会内部制造分裂，使军管会无法正常工作。同年6月6日，“杭丝联”两派发生武斗，中央召集有关人员到北京会谈，7月4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二十军，空五军他们支左方向路线是正确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在支左中错误是严重的，解决省军区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为解决浙江问题定了调子。8月，正值揪军内一小撮高潮，以及其它的因素，导至了两个改组——8月22日，中央决定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二十军政委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兼任省军区代政委，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11月中旬，“省联总”在新的军管会支持下，在屏风山招待所召开有省市厅、局以上干部参加的所谓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揭所谓“通敌、资敌、养敌”的罪行，欲置江华于死地。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为筹建省革委会作思想、舆论、组织准备。1968年3月24日成立了以南萍为主任，陈励耘为第一副主任的省革命委员会。

第二个时期，从1968年3月到1972年4月，为斗、批、改阶段。主要事件有：批判资敌、通敌、养敌，砸烂公、检、法；批判文艺黑线，迫害文艺工作者，批判“反三红”，镇压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1968年9月中旬开始，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干部和党员遭到迫害。11月初，相继成立省，地(市)“五·七”干校。1970年2月，全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又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据统计：原省委委员42人中列专案审查的28人，地委书记、厅局长一级干部400多人中，被当作敌我矛盾的133人，全省被关押揪斗的人无法统计。有的被打成“土匪村”、“叛徒窝”。1968年11月8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诬陷省军区原领导干部是浙江“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并且要揪后台的后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中央于1969年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即一月会议)，讨论解决浙江问题。在康生、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等偏袒下，批评了原省军区几位领导干部，支持了南、陈、熊。张春桥说：“浙江问题的根子在省军区，要解决省军区的问题”，“省军区乱得还不够”。‘一月会议’实际上支持了南、陈、熊，使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迫害干部和残酷镇压另一派群众组织。他们擅自调动部队攻打诸暨和在浙南镇压群众，1969年4月为了各县普遍成立革委会，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南、陈、熊又下令出动部队在海上追击玉环县群众组织，造成重大流血惨案。1970年4月，陈励耘、南萍为了效忠林彪，决定在西湖南侧风景区为林彪修建行宫(即“704工程”)，耗资二千余万元。从1970年起，一些市、县先后建立了新党委。1971年1月召开了省第五届党代表大会，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和进行组织人事安排。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后，查明陈励耘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于9月20日在上海被隔离审查。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揭批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时，从揭发的大量材料中表明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与林彪集团早有勾结和联系。南、熊极力捂盖子，打包票，为自己开脱。1972年3月，中央召集浙江有关军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揭发南萍、熊应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有关问题，下达了(1972)16号文件，同年7月1日，南萍、熊应堂送北京审查，继续交待问题。

第三个时期，从1972年4月至1975年7月，其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批林整风阶段。主要事件有：1972年4月，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同年12月，省委在屏风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揭发陈、南、熊的问题。经过揭发批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平反部分冤假错案，批判极左思潮和派性，解脱和启用部分老干部，浙江省的形势开始有了转机，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1973年1月，王洪文借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帐。支持一些造反派起来活动。(2)批林批孔阶段。党的十大以后，在王洪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煽动下，10月3日，翁森鹤(杭丝联工人，原系红暴派头目，后投靠了“省联总”)、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厂技术员)给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公开信”上街。同年11月16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一伙打着“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旗号在屏风山安营扎寨，与省委相对抗。他们以办学习班为名，发扬所谓“反潮流”精神，攻击省委主要领导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排斥打击新生力量，是右倾翻案，右倾回潮等等。实际是翻批林整风的案，妄图重新掌权。1974年1月20日，江青派人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批林批孔的小册子。同年3月，从省委到各地、县和基层建立批林批孔小组。张、翁、贺一伙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3月26日至8月上旬，浙江省召开“三全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会议)。会议主要批判所谓“两个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批极右，批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为批林整风中处理了的坏人翻案，把大批造反派吸收入党，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充实到领导岗位。同时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使全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洪文遥控指挥，造反派会内会外串连，省委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会议一再延长，开了143天，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浙江形势更加恶化。

第四个时期，从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是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贯彻中央(75)16号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派性。1975年6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又派王洪文、纪登奎、陈野萍等带领工作组，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王洪文阳奉阴违，继续插手搞乱浙江，纪登奎同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协助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解决省委领导“软、散”问题，纠正“双突”，撤销民兵指挥部，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75)16号文件，批转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同时决定调整省委领导班子。7月下旬，批判派性，将省、地(市)两派造反派头头骨干200多人集中办学习班，一边学习、劳动，一边揭发张、翁、贺等人的问题。8月，杭丝联、浙江美院等文化大革命中派性较严重的八个工厂、学校重点进行批派性，搞好团结的教育活动。同年10月，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被下放农村劳动。全省形势又暂时有所好转。(2)“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主要事件有：中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批林批孔受到批判处理的帮派人员又开始串连活动。1976年2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草拟了一份贯彻打招呼会议的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右倾翻案风，批派性、办学习班都是错误的。王洪文要谭启龙留在北京作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三结合领导干部)主持。3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大专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参观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后局势又出现了反复。3月下旬，杭州市人民群众开始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4月4日，全省各地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9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赖可可，说浙江的四·四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派公安部负责人祝家耀到浙江，追查“杭州四·四事件”和“总理遗言的制造者”。在全省开展清查活动，拘捕关押干部群众，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党内资产阶级。9月25日，赖可可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化悲痛为力量，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10月21日，全省军民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庆祝粉碎“四人帮”。


1966年


5月18日至20日

《浙江日报》刊登省委写作班子，署名“辛文兵”《〈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三篇文章。

5月20日至21日

《浙江日报》连续刊登《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5月26日至31日

《浙江日报》在“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了全省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浙江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威力最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指路明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们是多大的‘权威’，我们工农兵都要批判它，打倒它，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6月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和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等文章。

同日

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校园里贴出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的标语和大字报，表示要向“北大七同志”学习，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杭州大学一批师生到省委宣传部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贴大字报，指责省委一些人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纯学术批判”的邪路。

6月3日

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9人署名的《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大字报，揭发和批判党委对文化大革命制定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的问题。

浙江的几所大专院校，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院校党委和校主要负责人。

温州六中一名教师贴出了温州第一张大字报：《打倒黑帮，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字报提出：“现在黑帮的爪牙伸到了我们市委、省委、大学……，起来战斗吧!我们一个一个把他们打倒!统统的把他们打倒，彻底的把他们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6月5日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并制定了八条规定，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据此，浙江省委也抽调机关干部采用派工作组的方式，领导浙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浙江省委要求，省军区第一批抽调二百余名干部(其中团职以上六十名)参加工作组。当时派工作组、联络组的单位有：在杭八所大专院校和《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化局及其所属单位。同时组成了以省委常委陈冰为组长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杭州市委成立文教大队对市属八个剧团以及一些中学派工作组。

6月6日

杭州大学部分学生到《浙江日报》社，贴出一张《浙江日报为何按兵不动》的大字报。于是，《浙江日报》社在三四天中贴出了六七百张矛头指向编委会的大字报，揭发于冠西(社长、总编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6月7日

《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解放军报》今天发表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这个要点叙述了解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深远影响。”要点分三个部分：(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的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彻底的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10日

《杭州日报》报道，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本市部份五好(六好)职工举行座谈，声讨资产阶级权威的反动谬论。

6月22日

省委作出决定撤销刘丹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

6月24日

《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头版刊登《揭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丹的反动面目》一文，报道了省委决定撤销刘丹浙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和副校长的职务，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消息。同时，发表《打倒抗拒革命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社论。

6月26日

省委举行“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陈伟达、吴宪、赖可可，省委常委龙潜(省军区政委)、王起、陈冰、沈策，浙江省军区负责同志张秀龙、阮贤榜、刘亨云、万振西、李国厚、戴克林、郭卓辛等，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副书记王子达、关器、李元贞、陈侠、胡景瑊、周峰。出席大会的还有各地、市、县委书记，省、市各机关、各单位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的党的活动分子一万多人。

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代表省委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江华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一)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二)大胆地积极地参加和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28日

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名起草了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电报，要求撤走在浙江大学的省委工作组，并要求省委转给中央(省委没有转)。

同日

《杭州日报》刊登，杭州大学学生和教师举行批判大会，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林淡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的反党罪行。

7月4日

《浙江日报》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林淡秋》的标题下，选登了杭州大学“揭露林淡秋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林淡秋原来是邓拓一类货色”、等文章。

7月6日

《浙江日报》又以《彻底清算林淡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为题，分别选登了杭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二班战斗小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匕首”——评林淡秋《〈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选〉序言》，杭州大学总务处战斗小组“《说“狠”》是林淡秋资产阶级右派面目的大暴露”，杭州俄语教研组第二战斗小组“林淡秋的黑灵魂”——驳《美好灵魂的塑造者》等文章。

7月14日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响应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的倡议，纷纷表示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一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陈腐势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1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市军民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会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浙江省军区礼堂进行。

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省委常委沈策，浙江省副省长任一力、刘剑，解放军驻浙部队负责人何以祥、万振西、李国厚、戴克林、郭卓林、张文和、叶泰清，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汤元炳、唐巽泽，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以及省市党政军各部门、省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联欢会。

在联欢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任一力、省军区副司令何以祥先后讲话。

8月初

杭州、宁波、温州、金华、湖州等市的市委和市委工交政治部，分别召开了重工、轻工业局和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他们纷纷表示“把手主席的指示(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作为自己行动纲领，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驻浙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表示：“决心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8月5日

浙江省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联络组。在工作组、联络组撤离时被一部分学生揪住不放，说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镇压学生运动”、“打击革命知识分子”，批判工作组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浙江美术学院的工作组组长长期被关押揪斗。

8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广播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广大师生和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广大工农兵，纷纷写大字报，举行座谈会，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

8月9日

《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时报道，杭州钢铁厂等厂矿企业举行集会，热烈拥护十六条，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8月10日

毛泽东主席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市一万多工人、农民、学生听到广播后敲锣打鼓到省委、市委报喜，表示，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李丰平(省委常务书记)、曹祥仁、陈伟达、赖可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李维新，省委常委陈冰、沈策及市委负责人从早到晚接待群众。

8月19日

省委在少年宫广场举行庆祝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大会由省委常委、省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冰主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讲话，浙江大学等十四个单位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十万多群众举行了庆祝游行。

8月20日

杭州市第七中学、十二中学，清河初中成立“红卫兵”(是全市最早成立红卫兵的学校)。

8月23日

全省各地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开展“四大”，杭州市红卫兵(以市属一些中学的学生为主)纷纷走上街头刷标语，贴大字报“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砸了一些商店的招牌、街道路标，给一些商店和单位贴大字报，并将杭州市的延龄路改名为延安路，杭笕路改名为红卫兵路，都锦生丝织厂改名为东方红丝织厂，王星记扇厂改名为东风扇厂，张小泉剪刀厂改名为杭州剪刀厂，云翔女子服装店改名为爱武女子服装店等。同日，宁波市农业职业中学的红卫兵(中学生)敲锣打鼓地涌上街头，向东福园菜馆、绿宝照相馆等单位提出“倡议”，要求立即改换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臭招牌。24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万岁！》。

同日 ．

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主要头头张永生(学生)、杜英信(教师)。

8月24日

《浙江日报》刊登“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杭州“红卫兵”上街大破旧风大立新风》”，记载了8月23日杭州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以新世界建设者的战斗姿态，一批批涌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一批商店和街道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

8月26日

《浙江日报》发表《全省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大显革命威风》的报道。同日开始，全省各地红卫兵“破四旧”之风开始转向冲击寺院、古墓，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全省各地许多寺院、古墓、书画相继遭劫难。杭州的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都不翼而飞。当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时，省委组织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进行守卫，并向社会呼吁保护，得到社会上广泛支持，浙江大学学生与杭州钢铁厂工人、郊区农民一起守护在天王殿前，不让企图砸毁灵隐寺的红卫兵进去。在这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省军区在灵隐架了军用电话，以便浙江大学学生能随时和省军区通话，省军区能及时向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报告情况。一直守护到8月底，周恩来总理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才使灵隐寺得以幸存。

8月31日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浙江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战斗队”代表上了天安门。

同日

以浙江医科大学红卫兵为主的近万名师生，集合在省委大楼前，“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来接见。历时一昼夜，江华没有出来接见，即以静坐抗议(此即所谓“八·三一”事件)。

9月1日

杭一中、杭二中等学校的学生到杭州市委造反，声称批判市委内王平夷等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同日

“省级机关红卫兵总部”成立。发布了一个通告，通告提出，要求维护省委、省人委正常的工作秩序，保证省委、省人委对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领导。9月12日省委党校造反派造了省级机关红卫兵总部的反，省级机关部分干部开始走出机关和社会上造反派联合行动。

9月3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全省五十万职工喜得《毛主席语录》的报道，报道指出，“职工们说：有了革命宝书，我们更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读千遍，读万遍，把毛主席的活永远记心间，把工厂、商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同日刊登《彩车送宝书》的通讯报道。

同日

省委向浙江大学红卫兵和革命学生赠送首批《毛泽东选集》，省委还决定今后还将陆续向大专院校师生员工赠送《毛泽东选集》，6日《浙江日报》报道本省十一家印刷厂一个月来印刷毛主席著作七百多万册。

同日

“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成立，陈有生(杭州锅炉厂副厂长、全国劳动模范、省工会副主席)为主任委员。

同日

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化工学院、海宁一中、杭州交通学校等学生，围集在省委大楼，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的口号。

9月4日

“杭州市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下设红卫兵纠察队。

同日

杭州化工学校赴金华串连队贴出了“六问金华地委”的大字报，9月7日金华师范学校学生写了“炮轰司令部——金华地委”的大字报，并要贴到金华地专机关内，与地专机关的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展开辩论，有的学生被挂牌，戴高帽游斗。有两千多人参与围观。一直延续到16日，省委派沈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到金华去处理解决问题。事后，金华红卫兵组织北上控告团去北京。9月21日，金华地区红卫兵和造反派联合召开控诉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等人罪行大会。10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首都政协礼堂接见金华红卫兵北上控告团。张春桥说：“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严重的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李学智(金华地委书记)镇压学生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告团提出了要罢李学智的官，张春桥说：“这事最好慢一点，好处就是一直可以留一个对立面，可以使你们锻炼出本领，要创造如果上面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如何把它反掉的经验”。张春桥又代表中央文革表示：“同志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

9月10日

省委正式公布了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冰，副组长：李维新、王起、沈策、孟克明、薛驹，组员：刘桂、李元贞、吴尧民、汪弘毅、杨彬、周群。

同日

省委举行大会，欢迎前来杭州进行串连的首都及全国各地学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致欢迎词。

9月11日

省市红卫兵在浙江医科大学召开“向省委提意见大会”，大会责令江华、李丰平、陈冰到会。

9月12日

副省长刘剑、杭州市副市长周凤鸣代表省市政府到杭州火车站欢送部分本省大中学校师生上京串连。15日止全省有一万两千多师生赴北京串连。

9月14日

宁波一中等四个学校的学生造反组织召开了宁波市第一次“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主要矛头指向宁波地市委。

9月15日

“浙江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成立。该联络站是在原来的一些工人、农民、师生，省市机关干部造反组织基础上联合组成的，成立后组织发动大规模的炮打司令部、炮轰省委活动。

9月17日

“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在杭州大学召开“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

参加大会除了红卫兵外，还邀请部份工人、农民和干部参加，杭州锅炉厂全国劳动模范陈有生也被邀请参加了主席团。陈有生发表声明，工人、农民要抓生产，不支持、不参加学校学生活动，即退出主席团，退出会场。致使大会没有达到预定目的。“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又决定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揭发、批判省委常委、文革组长陈冰的万人大会。省委办公厅、浙江日报等单位不同观点群众也组织了人员参加大会，而且提早进入会场，占据主席台前的座位，大会开始后，控制了主席台，在会上对陈冰在浙江工作给予肯定，两派争论激烈。大会主席团张永生等人认为这是陈冰等人事前利用保守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大会。事后还率领主席团十一人到省委提抗议，要求对破坏“九·二八”大会的“罪魁祸首”追查处理。

9月19日

《浙江日报》报道，教育改革中的重大措施，新学年开始的头等喜事《杭州市小学生喜得〈毛主席语录〉》。少年儿童说毛主席语录是一杆枪，我们要紧握这杆枪，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毛主席语录》是一件宝，我们要珍视这件宝，去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杭州市上城、下城、江干、拱墅区的九万六千多个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少年儿童，在上学的第一天就领到了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

10月1日

省市十余万人举行盛大国庆集会游行。党、政、军负责人李丰平、曹祥仁、吴宪、赖可可、李维新、王起、陈冰、任一力、冯白驹、刘剑，毛济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负责人张秀龙，龙潜、万振西、李国厚、郭卓辛、陈励耘、王海以及杭州市党政负责人王平夷、王子达等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登上检阅台的还有工农业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大中学校红卫兵和学生代表。吴宪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同日

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被迫害致死。

10月4日

《浙江日报》报道杭州人民节日喜得毛主席著作，杭州市一日清晨二时多，解放路门市部门口挤满了人，大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红领巾、老人、妇女，排了长达二百多米的队伍购买《毛泽东选集》。全市在节日里供应《毛泽东选集》十三万二千册、《毛主席语录》五万册，其中《毛泽东选集》简体字横排本是首次发行。

10月4日至5日

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浙大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陈伟达(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大会，有四万余人参加。

10月7日

浙江大学“红旗联合战斗团”成立。(此战斗团系后来为“红联军”的基础。)

10月8日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昨日在杭隆重开幕》，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致开幕词，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作了重要讲话。10月14日省军区政治委员龙潜在会上作了题为“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伟大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报告。10月16日代表大会历时十天后闭幕。《浙江日报》10月17日发表社论《狠学狠用“老三篇”，搞好思想革命化》。

10月10日

凌晨，守卫钱塘江大桥的浙江省军区某连战士蔡永祥为排除铁轨上障碍物，保护装满北上的红卫兵列车安全，英勇献身。31日，省市六万多人隆重集会追悼蔡永祥同志。《解放军报》、《浙江日报》分别发表社论，号召向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11月1日省市各界召开追悼会。追悼会由省军区负责人龙潜致悼词，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南京部队负责人林维先等讲话。南京部队党委追认蔡永祥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各界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在讲话中表示要学英雄、做英雄，向解放军学习，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浙江日报》同时刊登《解放军报》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向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蔡永祥同志学习》。1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向毛主席的好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

10月13日

省委办公厅秘书李××起来造反，站出来揭发省委的问题，从此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传单贴满省委大楼。提出了撤陈冰的职，罢陈冰的官，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砸烂旧省委等口号。造反派称之为“省委后院起火了”。

10月14日

杭州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召集中等学校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由李元贞副书记主持，王子达(市长、副书记)、钱铭歧(常委、宣传部长)、周凤鸣(副市长)等出席。

10月16日至25日

浙江大学“烈火大队”等造反组织在省委大楼露天广场召开“强烈抗议省委扣压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事件大会”。大会开了八天八夜。大会期间(19日)浙江大学派出5人代表团赴京控告，陶铸接见。10月22日，省委书记曹祥仁接见浙江大学“抗议省委扣压电报事件大会”主席团代表凌坚等六人。

10月17日

省委根据中央通知，将五十箱档案转至省军区保存。

10月21日

在“浙江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的支持下，省级机关四十五个单位联合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的口号。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我省师生组织首批长征队，开始步行串连。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师生组织长征队到北京、韶山、井冈山等地。

10月下旬

省市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后，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代表团，赴京控告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以及省里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声言机关干部紧跟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另一派以肖贻、刘新、孙家贤、杜家星为代表，也组织了代表团赴京汇报我省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情况，谭震林副总理接见了他们。省级机关造反派代表团和已在北京的浙江造反派配合下，批斗了肖贻等人。回杭后，他们被关押、游斗。

11月初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10月份开始，以翁森鹤(原厂职工学校教师，后当工人)为首的工人在厂里批斗四清工作队，11月初上千工人去省委大楼前静坐请愿，要求罢徐钊(杭州市妇联副主任、杭丝联“四清”工作队长)的官，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翁森鹤就鼓动大批工人上北京。7日，在他的煽动下，有两千多工人冲上火车。省委派人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部分人被动员回厂，成立了“自觉兵团”，但大部分人还是去了北京，创造上千工人造反队伍去北京的先列。到了北京后，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接见。于是翁森鹤就在北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这样一来，杭丝联就分成三派：一派叫“彻总”(即“彻底造反总部”，党团员居多)，一派是“红色造反兵团”，一派是“自觉兵团”。

11月6日至20日

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9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工作人员经赖可可同意抽调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在会议过程中，经常遭到造反派组织的冲击，揪斗与会干部，使会议不得不经常转移地点，最后不得不于20日决定“暂时结束会议”。从此，省委工作基本瘫痪，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绝大多数省、地、县领导都遭到造反派游斗、审查和隔离。

11月13日至15日

省市造反派组织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来自全省各地的350多个单位，三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提出的口号是：“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旧省委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陈冰的职，罢陈冰的官，彻底改组文革小组，炮轰省委、火烧江华、进一步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并宣读了撤销省文革小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的决定。丽水地区来杭参加大会的18名造反派，在杭州成立了丽水地专机关第一个造反组织，“丽水地专机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这次大会影响下，一些工厂企业也相继成立了造反组织。如“宁波工人革命联合战斗队”，“温州市五一临时联合总部”，“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金华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先锋队”等。宁波、金华、温州、嘉兴、绍兴等地，都先后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地、市、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各地、市、县主要负责人进行游斗。

11月15日

“杭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即简称“红三司”)成立。

11月17日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到省委大楼，冲进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抢走一部分文件材料。

11月21日

杭州市“红三司”红卫兵押解陈冰游街。与“红一司”红卫兵、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发生冲突。

11月26日

省级机关45个单位联合召开第二次“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继续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的口号。参加大会的有六十余个机关、单位，三万余人。对全省各地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11月下旬

中央文革指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林岗、李洪顺、韩向东、蒋为民、戈更新等来浙江串连，在杭州设立“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林岗等人和省市造反派头头一起，对省委、市委进行了分析，对省委，市委常委逐个进行研究，提出了打击谁、依靠谁。认为江华在浙江工作了十几年，是个挂帅人物，李丰平是常务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陈伟达管过工业、组织、文教，兼浙江大学校长，陈冰是管文教的，“江、李、二陈”都应属打倒对象。首先要打倒陈冰，然后再各个击破。其余两个书记处书记，一个在造反派面前说自己是“小媳妇”，受排挤，另一个对省委有意见。还有一个常委，文革初期在浙江美术学院任工作组组长，对张永生造反表示支持。实际上有的已成了造反派心目中的“革命领导干部”，是造反派的依靠对象。同时还策划了其它一系列斗争策略。

12月1日至3日

“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杭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发起召开了来自全省各地一千多个单位，三万多群众参加的“浙江省杭州市革命群众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

11月6日

绍兴地区的造反组织召开了“向绍兴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有一万多群众参加。

12月10日

丽水地区的造反组织召开了万人大会，斗争地委书记张敬堂。

12月23日

省市造反组织在省体育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挑战誓师大会”。大会“责令”江华、李丰平等到会听取揭露批判。

同日

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所谓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

12月24日

浙江大学造反派派出张根生等六人赴京向中央军委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六人，去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军委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

12月27日

林彪向浙江省军区下达指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毛泽东批示：此件应转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12月

韩向东(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人员)和张永生等人议论省军区的问题。认为：

(1)军区和省委平时关系密切，所以省军区是保省委的。

(2)省军区、省委和保守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总是支持保守组织。

(3)要解决省委的问题，省军区是关键。

12月30日

以张永生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成立。勤务组成员：张永生、杜英信、贺贤春、王则信、蒋宝娣、郭志松、卜长春、孙宏兴、李显通、韩贯虹。

同日

清晨三时，“省联总”纠集了省市机关造反派以及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等22个造反组织，查封了《浙江日报》，并同时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封掉〈浙江日报〉——告全省人民书》，告人民书中提出，彻底改组浙江日报编委会，在报上必须公开点名批判陈冰、于冠西。《浙江日报》查封后，由“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主编的《新华电讯》临时替代。1967年1月11日刊登《浙江日报》坚决把党的宣传阵地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的报道。

同日

《杭州日报》刊登了署名“杭州日报群众”的《关于〔杭州日报〕改出电讯版的倡议》。并刊登了“市委个别常委坚决支持这一革命倡议”，“杭州日报暂改为电讯版”的消息。

12月31日

浙江《新华电讯》刊登了浙江省各地及上海市三十多个大小造反组织对《浙江日报》被查封后发来的贺信、贺电和文章。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经过调整，经济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下半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增长幅度比上年下降。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78．51亿元，增长2．8％，粮食亩产达到874斤，全省头一年超“纲要”，工业产值为45．73亿元，增长15．6％，其中轻工业增长6．2％，重工业增长35％。


1967年


1月1日

浙江《新华电讯》改为由“省联总”与“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联合编印。同日，“省联总”办的《红色风暴》报创刊。

1月5日

“省联总”为首的22个省市造反组织十万余人在省体育场召开斗争陈冰大会，提出口号“炮轰省委”，“打倒陈冰”，“揪出后台”，“乘胜追击”！在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宣布同意撤销陈冰(省委常委)、于冠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社长、总编辑)的职务。改组浙江日报编委会。会后造反派押着陈冰、于冠西、厉德馨(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等人游街。《浙江日报》还刊登了大幅大会揪斗时的照片。

1月7日

以“省联总”为首的造反组织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斗争陈伟达大会。

1月10日

“省联总”授权“杭州日报造反总部”接管《杭州日报》。

1月12日

金华造反派两万多人举行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金华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先锋队”、“金华地区机关联合总部”等代表在会上发言。

1月14日

晚上“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以揪“杀人凶手”(省军区司令员儿子，副参谋长儿子，系杭四中学生，在扫四旧时一个教师的亲属被学生打死有牵连)为借口，几千人又一次举着造反大旗，冲进省军区大院，与早已进驻省军区大院的造反派汇合在一起，占领了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闯入作战室。企图劫持出来接待的省军区负责人。宣传车高音喇叭日夜狂叫，要在全国创造一个夺军权的样板，并发表了夺权宣言。

1月15日

另一部分造反派又以要省军区文工团26名演员回省歌舞团参加文化大革命为借口，占领了省军区政治部大院。几百名造反派轮流在操场绝食、静坐。

1月16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为了全面有计划地夺权，并独揽大权，“省联总”所属30多个群众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令》。《通令》提出，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夺权斗争特作以下决定：(1)“凡属省市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需要接管的，必须经‘省联总’同意。(2)凡属省市以下的单位，需要接管的，必须经、‘省联总’所属各系统革命造反组织同意”等。同日，“杭州市革命公安战士捍卫毛泽东思想先锋总队”接管了杭州市公安局。中央公安部于18日回电，正式表示同意。

1月17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要浙江派一个代表团赴京商谈解决冲击省军区事件的问题。

1月18日

《浙江日报》刊登署名一兵的文章，《将浙江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提出：“浙江军区一小撮人胆大妄为、插手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与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替省委在军区窝藏了大量整群众的黑材料，企图向革命群众“秋后算帐”。他们在军区设立政治避难所，妄图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蒙混过关。他们纵容，指使了省委“消防队”——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红一司)的一小撮坏家伙，公然践踏十六条、镇压学生运动。他们又明目张胆地庇护杀人凶手，严重地破坏了党纪国法。他们几次挑动解放军斗革命群众、学生，制造军民纠纷，把大批群众，学生打成“反革命”。

1月19日

根据周恩来总理电话通知，浙江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代表团由省军区政委龙潜，副司令阮贤榜和造反派刘英、石耘、黄永才、赵大林、陈吉义以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林岗、韩向东等十六人组成。在会谈期间，周总理为了要了解省委领导干部情况，造反派打电话，要省级机关干部孙宏兴、李菊麟，杭州大学李显通等人去北京汇报省委干部情况。汇报时提出打倒江华、李丰平，陈冰、陈伟达，结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孙宏兴三人汇报后即先行回杭。2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林岗、韩向东、刘英、石耘等人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有贡献的。浙江省委的领导在困难时期顾全大局，支援了大批粮食给中央。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江华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多次在杭州时安全工作做得好，主席再三说要保。2月4日，周总理办公室给省军区领导来电话，询问省委领导的情况，并提出能不能先要李丰平出来管管生产。省军区领导表示同意。

1月29日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省军区领导人龙潜、张秀龙、阮贤榜。

1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即《十条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省联总”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将违法乱纪的某些高干子女交出法办等行动，是正确的，“省联总”所属群众进驻省军区，其责任应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个别领导来负；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应为此事向群众作深刻检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省联总”等群众组织应撤离省军区大院、礼堂。

1月31日

中央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丁钧为中央代表，来杭州处理浙江问题。

2月1日

“省联总”等造反派撤离省军区大院(自1966年12月23日至2月1日，造反派冲击、进驻省军区先后40天左右。)。

2月4日

省军区机关部分干部，对中央《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有意见，在丁钧多次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反映，认为中央的决定与事实不符，是造反派逼出来的，组织了“赴京告状代表团”(后被劝阻未去)。周总理通过电话扩音向省军区机关干部讲话，就关于浙江发生的事件决定作了说明，造反派进驻省军区期间，对广大指战员的工作给以鼓励。

2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信中指出：“自从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1月18日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机总)成立。当天和“省联总”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对省委办公厅、省人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进行直接夺权，对省委大楼内的其它部门则采取由所在单位造反派进行监督的形式。当晚，有关单位群众组织进行了夺权。

1月19日

吴仲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妻子)被迫害致死。27日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陪斗的有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交际处处长赵士忻(不久亦被迫害致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杜承钧、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郑少仪、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任梅逊、杭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乔相等。省委书记曹祥仁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

同日

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等九个造反组织，两万余人发起召开“迎头痛击社教五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陈冰和萧山社教总团副团长胡景瑊(市委副书记)被揪斗，社教工作团团长王平夷(市委书记)也到会听取揭发批判。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同日

红色造反联络站所属的五十多个组织在浙大讨论“大联合”问题的会议上，“红旗军”、“炮打司令部突击队”等一些造反组织坚持提出“现在不是联合的时候，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反对联合。红色造反联络站内部发生明显的分歧。

1月21日

以“杭丝联红色造反兵团”为主，有四十多个工厂群众组织参加成立了“杭州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联络站”主要头头翁森鹤。

同日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被“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总部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造反兵团”夺了权。

同日

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拘留了“红卫军”几个头头，晚上“红卫军”组织了一千多人冲击“先锋总队”。25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了《只许左派夺权，不准右派翻天》的社论。“省联总”发出第三号《紧急通告》，通告提出：“浙江省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军”(简称“红卫军”)是一个非法组织，应予解散。同日《浙江日报》刊登了《通告》全文。

1月25日

省市三万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浙江省暨杭州市革命造反派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会后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杭州市市长王子达被押解游街。26日《浙江日报》登了大会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发表了社论《大造经济主义的反，一反到底!》

1月26日

为了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和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组织指战员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回到省军区门口时，与聚集在省军区门前的“省联总”所属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多人受伤。

1月27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浙江省军区的一小撮人想干什么?》的社论。《杭州日报》第三版刊登：省军区一小撮镇压革命群众罪责难逃！——昨晚省市造反派万余人愤怒集会强烈抗议的报道，第二版报道：驻杭空军举行示威游行，誓作革命群众的坚强后盾。

1月31日

“省联总”组织了890人参加的“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宣传队”到全省农村各地，要各地造反派，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开展摧毁性攻击，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持的大权统统夺回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省联总”等20个造反组织发布的《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通告”。

2月3日至7日

“省联总”在省总工会召集所属组织及部分大型厂矿企业的造反派代表开会，策划省市造反组织联合向各单位“走资派”夺权。浙江大学另一派群众得知消息后，认为是单派夺权，组织群众冲会议。5日改在市总工会继续举行。会上决定筹备召开杭州市工人革命派大会，以及成立省委市委常委调查组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同日

浙江大学以“烈火大队”为主成立“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2月上旬

浙江大学学生到北京去，谭震林接见了他们，说毛泽东主席讲到要保江华，对江华是“一批二保”，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浙江代表时，也讲到毛主席要保江华。同时，社会上也流传着中央领导对赖可可、曹祥仁的一些否定言论。从北京传来上述消息后，造反派内部就有了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毛主席讲要保江华，我们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打倒江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炮轰司令部，江华是主帅。于是在浙江省开始形成了两大派造反组织：一派要打倒江、李、二陈(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要保曹、赖、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即“省联总”派)；另一派要保江华，主张打倒曹、赖、沈(即接着出现的“红暴会”)。

2月6日

以浙江大学的暴动总部为主，成立了浙江大学“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浙大“红暴会”)。

2月8日

在省委和省人委瘫痪的情况下，根据中央指示，省军区成立了生产领导小组和生产办公室，地、县各级也建立了由军队为主的生产领导班子，负责和领导全省的工农业生产。

2月9日

“红暴会”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打倒烈火”(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大会。

同日

省军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2月12日“省联总”准备召开批斗江华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周总理秘书转达总理指示：会议可以参加，但不讲话，不表态。

2月11日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在省军区党委办公室召集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参谋长董毓湘、政治部主任罗晴涛，“省联总”头头张永生以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韩向东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决定11日晚派专机接江华同志去北京的指示，飞机在嘉兴机场降落(因杭州机场在维修)，要浙江负责保证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嘉兴机场的指示。因为当时社会不安定，抢当权派盛行，故会议对各路线的安全工作作了部署。出市区由张永生负责(江华关在美术学院)，从市区到乍浦由空五军负责，乍浦到机场由省军区负责。11日，按照会议布署，把江华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2月12日

“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揭发、批判、斗争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江华大会。大会由“省机总”造反派头头主持。大会刚开始，浙大“红暴会”冲上大会主席台，抢走话筒，砸烂桌椅，大量散发《总理谈江华》的传单(内容大意是：江华在井岗山时就跟随毛主席，又是少数民族，他对毛主席多次在杭州的安全很重视，他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要打倒。)并高呼“提着脑袋保江华”的口号，这次十万人的大会被浙大“红暴会”冲掉了。此后，浙江的造反派明显地出现了保江华、打江华两大派别。

2月13日

杭州三十多个工厂企业造反组织发出紧急倡议，迅速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3月16日《浙江日报》刊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破私立公横扫一切绊脚石，杭州市工人革命派大联合形势越来越好》，报道了目前已有代表十余万工人的数百个工矿企业革命组织决定参加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代表大会，大会正加紧进行筹备，不久将隆重召开。

同日

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红联军”、“医大白总部”为主成立了“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2月16日，“无联总”发表声明。声明提出：“省联总”是专横的联合，暴力式的联合，欺骗式的联合，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联合，斗争江华的大会是狗急跳墙；“先锋总队”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浙江日报》是坏人掌权，要重新夺权十点声明。

2月16日

“省联总”召集下属造反组织代表座谈，分析当前的大好形势和面临任务。座谈会一致认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派的权。为了实现大联合、大夺权，当前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退破坏大联合的反动逆流，扫除大联合的绊脚石。17日《浙江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同时刊登了驻杭空军代表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在会上的讲话《坚决和广大革命左派在一起，打退破坏大联合的逆流》、浙江省军区代表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在会上的讲话《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坚决支持浙江省左派广大群众》。《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

2月17日

“省联总”发布了紧急动员令，提出当前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问题，号召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下列工作：一、要顶住这场更加严酷、更加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分清社会上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性质，要敢于在反动的逆流中坚持真理；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向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展夺权斗争，要尽最大努力开好工人革命派代表会；三、与“红暴会”的斗争是一场极其严肃、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坚决揪出隐居幕后策划阴谋的反动家伙；四、要坚信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并肩战斗。

2月20日

《浙江日报》办报临时领导小组和《杭州日报》编辑出版小组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关于“浙江省军区事件”报道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检讨》，检讨了《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在1月18日、21日、27日和28日，分别发表了《将浙江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浙江省军区的一小撮人想干什么?！》等新闻、社论、按语共六篇。违背了党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同日

深夜，“无联总”、“医大白总部”组织上万人冲击所谓新生的《浙江日报》社，抢占了办公室和报社印章，准备夺权。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省联总”立即组织了数万造反派进行反夺权，“无联总”、“医大白总部”等造反组织人少势弱而退出，“省联总”又重新控制了报社。

2月25日

“省联总”召开所属组织代表扩大会议，到会代表一千多人。省军区副司令李国厚，二十军某师副政委董明儒，空五军副军长白宗善出席会议。到会代表表示拥护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指战员的信，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坚决粉碎分裂主义的反动逆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白宗善、董明儒在会上讲话表示：无条件的支持“省联总”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支持的态度是八个字：坚定不移，坚信不疑。2月20日斗争江华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方向正确，2月20日“无联总”冲击《浙江日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等。

2月26日

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两位副部长贴出“曹、赖、沈”反党联盟不可信的大字报。27日又贴出“浙江的赫鲁晓夫式的大阴谋家曹祥仁等人反党集团必须彻底交待”的大字报。

2月28日

空五军、二十军负责人和“省联总”头头召开形势座谈会，两军负责人认为红暴冲二·一二斗争江华大会是错误的，“省联总”要继续敢于发动群众，揭江华的三反罪行，迅速彻底揭开省市阶级斗争盖子，要批判“红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口号，不批判，革命大联合是句空话，大方向不一致联合起来也不巩固，要在斗争中求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散布，“空军满天飞，野战军满地跑”，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军队走了，毛泽东思想永远不会走。“省联总”大方向正确。表示要和“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同日

“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

2月下旬

群众组织去省军区走访，省军区2号办公室的同志接待时表示省军区不支持“省联总”，说“省联总”不像个左派，倒像个右派，并说“无联总”队伍纯洁，“红一司”有不朽的功勋。从此，社会上流传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是地道的“保皇派的后台”。

3月

“飞虎队”成立，队长王××，队员共24人。

接着又成立了“西湖纵队”，均受“省联总”领导。(这两个队是闻名杭州市的武斗队，是张永生直接操纵，亲自指挥的。)

3月1日

中央代表杜平为了征求意见，召集有二十军政委南萍、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省联总”和“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省联总”代表批评省军区包庇窝藏省委负责人，攻击坚决支左的空五军、二十军，企图搞垮“省联总”，支持“红暴派”召开“打曹保江”等会议。会上不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而是互相攻击。会议开了一天，不欢而散。

3月2日

“杭州运输段工人造反总部”，“杭丝联红色造反兵团”，“杭州市交通运输公司造反兵团”，“杭州艺术学校反修指挥部”，“一·一九共联”等造反组织(属红暴观点)，联合贴出“省联总”必须立即收回“紧急动员令”，彻底交待“斗江捧曹”阴谋，揪出幕后策划者，公布2月20日前后“省联总”常委名单，开门整风，彻底改组等大字报。

8月3日

“杭州市级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20日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3月26日

杭州“市机总”组织下属造反组织揪斗“市红联站”头头和部分成员。事前写好“市红联站”是一个保守组织，坚决予以摧垮的声明，利用杭州文卫系统一些造反派，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市委大院第三会议室把红联站头头和部分成员罚跪在台上揪斗，并在市青年路灯光球场举行“倒旗”批斗会，要“市红联站”头头倒扛着大旗游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希忠等陪斗。

3月6日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接见浙江省代表团，被接见的有：“省联总”张永生，杭州大学“东方红兵团”，浙江美术学院“红战队”，省委宣传部“革命造反大队”，新华社浙江分社“红色造反委员会”，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等组织的头头，“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代表和浙江大学“红暴会”代表等同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代表团作了“左派组织要政治大联合”、“主席的著作要多读”，中央文件要“好好学习”。现在“根本之计是整风，不是去争论”等指示。

同日

“红暴会”、“省级机关红联站”等组织发起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批判斗争“反革命两面派曹祥仁”大会。

同日

省委某负责人贴出“四问宣传部”的大字报(省联总称大字报是否定省委宣传部造反派九个月来的巨大成绩，并以“帮助整风”为名，要一切革命造反派来围攻省委宣传部造反派，实质是围剿以省联总为代表造反派的动员令)。

3月10日

省委宣传部革命造反大队发表了“放下你的屠刀”的大字报。

3月中旬

“省机总”要派人去安徽调查省委某负责人的情况，省军区政委龙潜进行劝阻时，双方发生了争执。

3月8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分析了浙江形势之后，提出浙江省建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或者实行军管。

同日

“省联总”所属96个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炮打市委，彻底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3月9日

“省联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粉碎分裂主义反动逆流”大会，有两万人参加(会议矛头主要针对“红暴会”提出的“三大”(即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口号。

3月15日

浙江省军区和“省联总”联合举行全省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夺取春耕生产胜利紧急动员广播大会。

3月15日

党中央决定，对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组成人员以省军区为主，舟嵊要塞、二十军、空五军派人参加，龙潜(省军区政委)为军管会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为第一副主任、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南萍(二十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为副主任，罗晴涛(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为秘书长。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会员和办公室。

3月16日

省军区贴出布告，对省公安厅、西泠饭店、杭州饭店实行军事管制，宣布群众组织不准串连。

3月23日

省军管会正式开始办公。贴出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3月18日

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撤销“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省军管会在省公安厅军管的负责人。指出他们在杭的种种表现，要他们作深刻检查，并限期离开杭州。省市造反派集会欢送“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人员返京。《浙江日报》刊登“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写的文章《向英雄的浙江人民告别》。

3月19日

省军区2号办公室为了追查冲击省军区的幕后策划者，深夜武装“请”人，被“请”的有省市造反派头头和个别已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共十人。

3月2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限忠于毛主席，团结支左立新功——人民解放军驻浙三军部队团结支左的先进事迹》的文章。

3月22日至25日

省军区生产领导小组(代行原省人委的职权)召开了全省工业财贸会议，提出了1967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粮食超纲要，茶、茧和水产要比上年增长一成以上。工业方面要求产钢9万吨，铁13万吨、煤41．8万吨、棉布2．5亿米，机制纸4．5万吨。基建投资1．74亿元。

3月26日至29日

杭州市工人革命派代表大会开幕，省军管会负责人龙潜、阮贤榜、南萍、陈励耘等出席，龙潜在会上讲话。29日闭幕，“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成立。《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

4月2日

以“红暴会”为主的浙江省“彻底砸烂曹、赖、沈反党集团誓师大会筹备处”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彻底揭开曹、赖、沈反党集团反革命夺权阴谋大会”。

4月5日

省市十五万造反派举行“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全面彻底迅速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6日，《浙江日报》发表《掀起群众性大批判的高潮，斗倒斗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社论。

4月6日

省军管会成立后，陈励耘向吴法宪写信，：“我们和省军区在支左上观点不一致，省军区不支持造反派”。吴法宪说：“把龙潜挤出去，把南萍请进来。”

4月8日

张永生在《杭州日报》召开座谈会时说：“目前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更危险，现在有带枪的刘邓路线，也有带枪的毛主席路线”等等。

4月11日

省军管会批准成立杭州市核心小组。市核心小组成员是：王子达、汪石川、徐树年、邱强、邱国兴、周凤鸣、石文通。王子达任组长，汪石川任副组长。

同日

省市十万余造反派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举行“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进军大会”。大会由杭州市革工会、省联总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联络站、市炮打联络站，省机总、红三司等联合召开。驻浙三军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组织了游行。

4月16日

省市造反派和二十军、空五军指战员共五千余人在孤山前草坪上举行盛大联欢会。联欢大会由“浙江日报造反兵团”、“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造反兵团”、“杭州日报造反总部”联合发起。驻杭空军代表在会上讲话，提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指使一些保守派组织，抓住革命派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派妄加种种罪名。……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们急你们所急，恨你们所恨，决心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月23日

省市造反派与二十军、空五军指战员四万余人在柳浪闻莺举行盛大的高举革命批判旗帜实现革命大联合联欢大会。大会由“浙江日报造反兵团”、“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造反兵团”、“杭州日报造反总部”、“红三司”联合发起。24日《浙江日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标题下报道了联欢会的盛况。

4月下旬

诸暨中学里一些学生故意制造事端，在诸暨县人武部绝食、静坐。张永生和空五军三个处长专程去诸暨慰问绝食者，张永生动手要撕掉人武部干部的领章、帽徽，对人武部干部说：“再不转屁股，就叫你们完蛋”。

5月9日

省市造反派数万人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会上造反派批判军管会主任龙潜操纵保守组织，对造反派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表示要提高百倍警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全面、彻底、迅速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5月10日

“市革工会”、“红三司”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会上造反派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决心集中火力，批臭批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机总”、“市机总”以及所属单位造反派数万人参加。“省联总”头头和驻浙三军代表在会上讲话。第二天《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向最大的一小撮算总账》。

同日

省市工人、红卫兵、干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会上“市机总”、“美院红战队”、“公安局先锋总队”等代表发言，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解放一大片，狠狠打击一小撮，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5月上旬

“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成立。勤务组成员有：滕铸、石耘、刘英、王明远、周信忠、方剑文、张金木、翁森鹤等。

5月23日

浙江农业大学“革命造反总部”(属“省联总”系统)，在学校里和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委员会”(属“红暴派”观点)发生大规模武斗。当晚，“红造会”在去“农大”处理武斗的军代表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皮包，把皮包里收集整理省军区以及其它材料，派专人送给省军区。事后，“农大造反总部”和“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到军管会找龙潜，龙潜拒绝接见，他们就在门口静坐。省市造反派派代表日夜在大院示威游行，声援“农大造反总部”和“先锋总队”。军管会多次向中央文革汇报，均无答复。6月20日下午三时，张春桥打来电话向静坐的造反派表示慰问。电话原文：浙江省军管会转在军管会前静坐的同志们，听说你们仍在静坐心里很不安。希望你们先返回各自的岗位，等待中央讨论浙江问题的结果。向静坐的同志们致以慰问。(共静坐29天)

5月28日

以省级机关“红联站”为基础，成立了“省级机关红暴派”组织。

6月1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部队指战员二十余万人举行集会，欢呼毛主席批准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二十军、空五军代表在会上一致表示，坚决站在以“省联总”为核心的左派革命群众一边，不怕任何惊涛骇浪，不管情况多复杂，道路多艰险，永远与“省联总”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张永生在会上说，现在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支队伍已为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奠定了基础。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

同日

张永生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6月6日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发生“六·六”流血事件。杭丝联在拱墅区，是翁森鹤所在厂，是“红暴”主要据点。“省联总”以6月4日在华侨饭店由“省联总”看管的省委一些领导干部被“红暴”劫去(当时互相抢当权派批斗成风)为借口，准备去“杭丝联”挑衅，省联总作战部长化装农民在杭丝联周围侦察时被抓住。6月5日“省联总”张永生等人，在驻杭两军负责人参与策划下，组织了几万造反派人员以要求释放他们被抓的作战部长为口实，攻打“杭丝联”。采用分地段包围的方法，用宣传车造舆论，到厂门前挑衅等手段。寻机冲进“杭丝联”，砸机器、毁厂房、抓人，进行大规模武斗，多人被打伤。当天，省军管会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杭丝联”两派武斗情况，总理指示要部队进去做工作，把两派隔开。

当时省军区轻信了一些情况反映，未经核实，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由于缺乏警惕，中了他们的阴谋诡计，致使以后在北京会谈时陷于被动。(×××交待：6月4日后半夜，在华侨饭店由省联总看管的省委领导被“红暴”劫去。6月5日下午在杭州大学会议室召开“省联总”、“市革工会”和几个大厂的联席会议，由张永生主持，会议分析被抢的省领导可能在“杭丝联”，如不在“杭丝联”，红暴肯定知道藏的地方，确定把“杭丝联”包围起来，“省联总”和“革工会”分工，厂四周分地段包围。总指挥是贺贤春。上午我和“联省总”×××，省机总×××到省军区找龙潜，要挟龙潜派人到杭丝联做工作，交人交车，下午二点，龙潜接待，答应通知省军管会派人到“杭丝联”做工作。)

(×××交待，6月5日贺贤春在省里开完联席会到中苏友谊馆(市革工会所在地)召集市革工会常委〈有几个军代表〉开会。贺贤春说：“杭丝联”地处桥头，是一个桥头堡，这个桥头堡是“红暴”的老窝，要设法搞掉它。开会布置后，×××派出两辆宣传车，到杭丝联方向搞宣传，实际是去挑衅，结果“杭丝联红暴”把车翻掉。这样按原来预先策划的计划开始了，调动“革工会”所属造反派包围了“杭丝联”。)

省里也有一支队伍一起行动，“省联总”张永生以及全体常委还有支左的军代表周×。下设宣传、组织、后勤三个组，地址设在胜利剧院一路车站旁一幢房子里。作战部长被抓后，提出踏平杭丝联的口号。从凌晨一直打到夜里，俘虏了许多“红暴”，把“红暴”一车一车装到“市革工会”。把翁森鹤及其家属预先计划好，抓住后保护起来由“省联总”、二十军接走，送至其它秘密地方。这次武斗打伤数百人，都伤在头部。贺贤春在一次会上讲，“这次打‘杭丝联’，打伤介多人，而且伤在头部，样子非常难看，是应该吸取教训的。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还说：“通过这次行动，锻炼了参加打的人”。

打杭丝联时，电话机旁值班的有支左的解放军。这次事件是省军管会南萍、陈励耘和支左的军代表插手研究策划的，计划打跨省军区支持的“红暴派”。

“杭丝联”事件后，社会舆论对“省联总”压力很大，接着又策划制造6月10日事件。企图再次嫁祸于“红暴派。”

“省联总”所属群众组织20万人集会游行，故意在拱宸桥等地与“医大兵团”，“杭丝联红色兵团”、市郊“农暴”等相遇，主动挑衅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多人被打伤(即“六·一○事件”)。

6月11日

“杭丝联武斗事件”后，杭州群众舆论哗然，省军管会内部(省军区、舟嵊要塞区和二十军、空五军)意见分歧，“省联总”和“红暴派”之间矛盾加剧，对立情绪严重。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要浙江三军以及“省联总”、“红暴派”派代表到北京会谈。

代表团成员：

省军管会： 龙潜 阮贤榜

南萍 陈励耘

省联总： 张永生 孙宏兴

贺贤春 骆凤生(后增加韩贯虹)

红暴派： 周信忠 方剑文

代表团到达北京后，两派代表人数不对等(省联总四个代表，红暴只有两个)，又增加了王明远、张金木(以后又增加翁森鹤)。

6月12日

“省联总”召开“控诉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会上高呼“打倒龙潜”的口号。

同日

下午三时，张春桥在上海虹桥机场接见“省联总”赴京代表张永生等人。

6月13日

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赴京会谈代表团(龙潜、阮贤榜、南萍、陈励耘、张永生，贺贤春、周信忠、方剑文)，详细了解了浙江两派的情况。在会谈中省军区代表汇报：“省联总”在南萍、陈励耘等人的策划指挥下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杭丝联”流血事件就是他们亲自布置挑起的，搞打、砸、抢，死伤多人，翁森鹤一家死的死，伤的伤，下落不明。南萍马上说：“省军区代表在中央首长面前造谣，翁森鹤全家在‘省联总’保护下安然无恙，康生、张春桥要南萍马上把翁森鹤送来北京。“省联总”接南、陈从北京来电话，立即在杭州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浙江分社》、《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红色风暴》、浙江广播电台等记者，以及翁森鹤本人。“省联总”头头就杭丝联事件向记者发表谈话，翁森鹤也在会上讲话。会后“省联总”即把翁森鹤一家交给省军管会送北京。

第二天翁森鹤到北京，出现在会场上，虽然身上几处绑着纱布，但还活着，这样省军区代表知道上了圈套，但已无法解释。康生、张春桥抓住汇报不实，狠批省军区。(杭丝联武斗事件后，省军区事先没有经过核实，轻信了一些情况反映，说杭丝联被打死很多人，未经核实，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由于缺乏警惕，中了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致使在北京会谈时更加被动。)

翁到北京后，张春桥即单独找翁森鹤谈话，还说毛主席讲过“可惜。要团结翁”(意思是翁森鹤和“省联总”造反派对立)，张春桥还说：“你翁森鹤是全国造反最早的一个。为什么你现在跟着省军区走错误路线，成保守派了。你是跟着右的部队走，全国的省军区、人武部这些地方部队支左都犯了错误。你要和“省联总”携起手来，共同战斗”。同时找张永生等人谈话，给张永生等人讲刘邦、张良的故事。说：“刘邦刚刚建立了新王朝，各路诸侯为了争爵封侯，吵闹朝廷。刘邦采用了张良的计策，先封了那个闹得最凶，刘邦最不满的将军，事态很快平息下来了。

6月7日

“省教育革命联络站”等组织发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省市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誓师大会。省市教育系统和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干部和驻军代表四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要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彻底批判“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通过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历年来的一系列有关教育革命的英明指示，开展一场教育大革命，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办法，彻底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大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大会通过了《告省市革命学生、革命教工和革命教育工作干部的公开信》。

6月22日

《杭州日报》刊登《揭穿龙潜等人的政治大阴谋——看龙潜、李国厚对抗中央的恶劣态度》的文章。

6月24日

中共中央针对浙江等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两派群众组织日益严重的武斗情况，特地发布了《通知》(即“六·二四”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有争议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同日，省军管会对杭州铁路分局实行军事管制。

6月25日

由杭州“红三司”、金华“金二司”、温州“红总司”等九个单位发起筹备的“省、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备会”成立。

6月

《浙江日报》被“省联总”接管后，事实上成了造反派的舆论工具，干部群众很不满意，六月份，全省50多个县、市发生拒发、拒送、拒订、退订《浙江日报》，还发生拦邮车、烧报纸以及驱记者等事件。6月底，金华烧毁《浙江日报》10万多份。报纸发行量从5月份的24万多份下降到7月份的14万8千份。

6月27日

《杭州日报》刊登《万炮齐轰龙潜》的文章。

7月1日

周恩来总理、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浙江赴京会谈代表团。周恩来总理说，“他们(指省联总)作了自我批评，你们(指红暴)也应作自我批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翁森鹤观点有改变不是出卖你们，你们不承认他做代表，是不对的(红暴代表讲：这是我们家里决定的，家里发的电报已给中央了)。你们对家里要说服嘛。”

7月2日

下午三时至九时，张春桥在京西宾馆接见舟山、金华造反派代表，南萍、陈励耘参加接见。张春桥问金华造反派李学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怎样?现在怎么样?我对这个人不很了解，上次我接见你们时，我讲过这个人地委书记不能当，但不要罢官，有一个对象可以锻炼，锻炼。历史上凡是动员别人来保自己，镇压学生、镇压群众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们还受压迫，还要斗，怎样斗，就要考虑怎样有利，多化点脑子，多考虑政策。

7月4日

张春桥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省联总”赴京会谈代表和浙江省各地造反派代表。张春桥在接见时说：“二十军、空五军，他们支左方向路线是正确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在支左过程中错误是严重的”，“解决省军区的任务是如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头蛇，他们和地方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保守势力的后台。”“省军区不是铁板一块，你们可以去找嘛，我们在外部做工作，使省军区内部起来。”

7月13日

中共中央针对江西、四川、浙江等地情况，下达了《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同日

“省联总”、“红暴会”在北京达成“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主要内容有表示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并决定各自立即将该通知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省联总”赴京代表张永生、孙宏兴、贺贤春、骆凤生、韩贯虹；“红暴派”赴京代表翁森鹤、周信忠、方剑文、王明远、张金木；省军管会赴京代表：龙潜、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

7月19日

中共中央下达了《“省联总”、“红暴会”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中发〔67〕223号)，并加了批示。批示指出：浙江“省联总”、“红暴会”关于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予必要的保障。

7月16日

省市造反派和肖山、兰溪、嵊县赴杭“控诉团”召开“控诉龙潜之流新罪行大会”，会上省、市、肖山、兰溪、嵊县造反派控诉江华、龙潜继“杭丝联六·一○事件”之后，在地、县刮起反革命妖风，血腥镇压造反派，妄图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复辟目的(这一时期，嵊县、肖山、兰溪、富阳、瑞安、桐乡、诸暨、杭州市区，两派武斗不断升级)。

7月20日

7月20日至25日“省联总”应省军区政治部部分职工中造反派要求，到省军区作报告，介绍“省联总”的斗争历史，指出“红暴派”的错误，控诉省军区龙潜等人利用保守组织，打击、迫害造反派，制造白色恐怖，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7月23日

“省联总”、“红暴会”赴京代表会谈达成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驻浙江空五军、二十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党委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公开向群众作深刻检查；“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逐步实现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根据目前具备的条件，积极筹备建立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省联总”赴京代表和“红暴会”赴京代表。

同日，浙江赴京会谈代表团返杭。

7月25日

温州市发生“火烧五马街”事件。五马街是温州市商业中心区。这次纵火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事前经过精心策划的，有意陷害温州军分区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并向中央和省军管会多次发电告急施加压力，如华大利餐馆是7月26日凌晨五时起火，电报却在25日23时发出。电报称：“温州军分区支持的‘温联总’从24日夜十一点起，他们更是猖狂之极，从四面八方用枪扫射，用六○炮轰击，用火焰喷射器喷火，烧毁市中心的新华印刷厂、服装公司、邮电分局、百货商店及民房，大火尚在继续燃烧。”而事实上，新华印刷厂、邮电分局等处，是在7月27日中年一时左右才起火的。五马街服装大楼起火是在7月27日早晨五时，而电报却在24日九点就拟好，待起火后四小时发出。也有的电报发出了，而火并未烧起来。如他们在几份电报中称：“温联总”纵火烧了状元桥和矮凳桥一带的仓库、天津餐馆、温州酒家。其实这些地方根本没有起火。驻温州支左联合指挥部发的电报：“温联总”放火烧掉温州市银行、皮革公司等，也属无中生有。7月25日，温州五马街纵火事件发生后，省军管会调集两个主力团进驻温州，8月13日，驻温某部和另一部队两个方向攻打华盖山，围歼“温联总”时，双方都误认为是军分区部队和另一派群众组织，互相开枪射击，打死七人。事后“支左联合指挥部”在发给省军管会的电报中承认，七个解放军是他们自己误会被打死的，还有一名战士，是8月10日在温州市街上被武斗的流弹打死的。事情发生后，双方互相埋怨、指责，争吵不休。最后统一口径，加罪于另一派群众组织。这次纵火事件，共烧毁楼房两千多间，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

7月27日

省市造反派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声援温州、兰溪、余姚、富阳等地造反派大会，在会议过程中，强令龙潜站起来低头认罪。

同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市十五万军民集会游行声援武汉革命派。这次集会游行由省联总发起召开的。来自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也参加了大会和示威游行，并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浙江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8月2日，《浙江日报》又刊登消息，报道8月1日“省市二十万军民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大会一致指出，中央的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这也是毛主席发出的最新命令，省市军民坚决照办，决心掀起大批判新高潮，把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7月

温州造反组织内一些人，曾三次冲击和武装包围温州市人民银行，越墙破门而入，捣毁办公室，砸烂电话机，并拦路抢劫郊区的夏粮征购款十五万元，严重威胁银行国库的安全，鉴于这种情况，银行干部高根会和李银康等根据中央(14)号文件中“各级银行一律由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卫”的规定，派人同驻温海军水警区联系，经领导同意，将国库现金转移到水警区，由海军负责保卫。8月6日上午在水警区的协助下，把全部仓库现金二百二十九万四千元转移到水警区炮艇上。8月15日，银行接到温州“支左联合指挥部”要银行开门营业的通知，便由水警区派人护送，高根会等同志将全部现金运回银行，由“支左联合指挥部”负责干部主持接收，当面点清，帐款相符，分文不少。

事后，造反派伪造罪证，拍假照片，制造舆论，把保卫银行国库的干部污蔑为“抢劫国库”，说是“军分区出枪，银行出钱，‘温联总’出人，构成温州武装暴乱。”背地里说：“国库事件关系到‘温联总’定性，支左部队大方向，要抓住不放。”把高根会等人定为“抢劫国库的现行反革命，投进监狱，企图上报判处高、李死刑和无期徒刑。

7月30日

江山县人武部政委唐立信同志被该县造反派杀害，身上一百一十多处刀伤，惨不忍睹。杀人凶手以后还被结合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省军区在被冲击和瘫痪的情况下，无法过问这一重大案件。

7月31日

“省联总”在省委五楼会议室召开“龙潜检查认罪大会”，龙潜、张秀龙、李国厚、罗晴涛等省军区领导到会，龙潜作了“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8月2日

省军区政治部部分职工发出给“省联总”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省联总”为首的造反派，要与龙潜一小撮划清界限。

8月3日

金华“金工总”和“省联总”赴青田县调查组发生武斗。

同日

省军区政治部印刷厂、驾驶班、电影站、俱乐部等单位部分职工发表了《给省军区司、政、后广大指战员、革命职工、革命家属呼吁书》，呼吁广大指战员与龙潜划清界线，掉转矛头，反戈一击。并冲击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揪斗了张秀龙、龙潜、阮贤榜、李国厚、何以祥、董毓湘，罗晴涛，同时成立了省军区第一个造反组织“八·三造反兵团”。8月5日，省军区后勤部宣传队成立了“八·五造反兵团”，8月10日，省军区司令部汽车队成立了“八·一○造反兵团”。同日，由省军区“八·三造反兵团”等十九个造反组织发起，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操场召开了“省军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大会(简称军联指)，地方341个造反组织，数万人参加大会，会上揪斗了省军区龙潜(政委)、张秀龙(司令员)、何以祥、阮贤榜、李国厚(副司令)、董毓湘(参谋长)、罗晴涛(政治部主任)。会后，组织了挂牌游斗。

8月4日

“浙大造反总指挥部”和“杭州钢铁厂造反总指挥部”等单位造反组织，接管了浙大人武部。“杭州钢铁厂总指”造反派在返厂途中与古荡地区“农暴”发生了武斗。

8月5日、9日

张永生等唆使一千多人，两次(5日、9日)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和军械一库，由两个伪装成解放军的人骗开大门，当场扣押警卫战士刘向武，打昏前来劝阻的仓库主任张全奎，把仓库和修理所干部看押起来，打开所有仓库大门，将库存的手枪、信号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全部抢走，被抢的还有战士的水壶、衣帽、腰带、军用物品(价值达四十万元)，整个仓库几乎抢劫一空。两次共抢走长短枪一千九百余支，轻重机枪五百二十三挺，炮四十门，子弹一百二十七万余发，手榴弹一万六千九百余枚。

8月7日

淳安县人武部在《红色风暴》上发表《坚决一边倒，倒向革命左派一边——我们参加支左工作的体会》的文章。

同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社论《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埋葬》，社论中提出打倒黑司令部里面的虾兵虾将龙潜之流。

8月8日

周恩来总理批准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关门开展“四大”(实际上“四大”已经搞了十多天)。1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励耘、南萍，反复强调，“省军区所属部队不能乱，乱了就不能作战。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民不准串联，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机关关起门来搞‘四大’，浙江是前线，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吗?敌情第一，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最高统帅早规定军以下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可以允许他们用民主讨论的方法，你们要说服独立二师。”南萍、陈励耘不但没有去说服，反而开过七次会议(有的会议还吸收另一派参加)，筹划要省军区所属部队开展“四大”，9月23日，南萍、熊应堂跑到独立二师，在师、团干部会上要他们向起来造反的指战员学习。南萍说：“把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龙潜、李克(独立二师政委)。”熊应堂说：“当前的大方向，就是把广大的战士从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干部从反动路线影响下解放出来，逐步团结两个95％。”

南萍在周总理打电话的当天下午，研究如何贯彻周总理指示时说：“军分区、人武部可以根据情况，乱一乱也好。”20日晚，陈励耘在一次小会上说：“军分区机关开展不开展‘四大’?问题严重的，而群众有这个要求的搞，独立二师机关要搞，警卫部队也开展‘四大’”。熊应堂说：“我主张独立二师搞‘四大’”。23日，南萍在军管会、二十军、空五军联席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独立二师政委自杀了，两个副政委问题都很大，我们意见师部要开展‘四大’，否则两条路线教育搞不彻底。”陈励耘说：“现在军管会名单已公布，下一步要设想几个战略部署，军管会怎么搞?‘省联总’怎么搞?第一个战役是揭李丰平、龙潜的问题，8月到9月初开展；第二个战役斗江华、曹祥仁，9月到10月初；第三个战役搞江华(要回来)。在年底是否可以成立革委会。”24日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一起开会时，“省联总”作战部长按照陈励耘三个战役的设想，提出了具体计划。第一个战役，集中力量狠揭李丰平、龙潜、张秀龙；第二个战役集中力量狠斗江华，揭江华、李丰平、龙潜、张秀龙黑幕；第三个战役，狠斗曹祥仁。陈励耘听了后说：“整个计划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结合了本省的情况。这个计划不仅符合杭州情况，对全省都有指导意义。对省军区党委领导问题，‘军联指’也有个分析，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好的，性质差不离，程度不同而已。将来实施计划时要和‘军联指’配合。”南萍说：“三个战役我看很好，要很好衔接，每个战役要有所侧重。可以作为‘省联总’的计划，全省搞个什么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发到各地区、各县作参考。”

同日

省军管会、省军区和“省联总”分别发表《关于金华“八·三”反革命事件的公告》。10日，《杭州日报》刊登《金华“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真相》提出：“金工总”非法绑架殴打和审讯省军管会派往青田县调查组的五位同志，杀害了调查组工作人员蔡寿山。《浙江日报》报道：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宣读通告怒斥“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在黑后台支持下制造“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真相的文章。12日，省市造反派和驻军代表五万人在少年宫广场集会，声讨“金工总”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其黑后台支持下，公然非法拦车、绑架、殴打、杀害省军管会赴青田调查组人员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在这次严重政治事件中，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牺牲的战友——蔡寿山同志。参加集会的造反派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混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金工总”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会上发言的有“省联总”代表、省军管会代表周文江、杨家骏以及各地造反组织代表。15日，《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造反派和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坚决支持金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愤怒声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支持“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制造“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的滔天罪行。16日，《浙江日报》刊登：驻金华6297部队发表公告坚决支持“金二司”等造反派，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严正立场和措施，“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和杀人、打人凶手必须依法严办。

3月8日

省军区政治部职工造反派抢走政治部各种枪支26支，子弹1664发，制造了军内首次抢枪事件。

8月14日

“省联总”发表《关于温州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提出，7月份以来，江华、龙潜、王芳等走资派，支持“温联总”，对支左部队断粮、断煤，矛头指向“解放军”声明还指出誓与温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坚决打倒“温联总”的黑后台及一小撮坏头头。省市一百三十九个单位造反组织向温州“工总司”等造反派发出声援电。北京、上海等地造反组织纷纷集会游行，发表声明。

8月15日

省军管会发表《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简称八·一五公告)。《公告》提出，温州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持“温联总”保守组织，温州军分区和水警区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9月5日、9日两天，温州上空飞机散发“《八·一五公告》。

8月20日

《浙江日报》刊登北京专电：首都及全国各地在京的一千多个革命派组织的代表隆重集会，坚决支持温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温州革命派赴京代表在会上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的滔天罪行。首都和全国革命派代表在会上表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联合、大团结，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浙江日报》发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8月16日

省市造反派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有二十余万人参加的“龙潜认罪大会”，省军区全体常委陪斗。李丰平、王芳被揪斗。

8月17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十万余人集会，声讨江华、龙潜在温州的代理人王芳，王芳被揪斗。

同日

8月19日，省军区一个副司令，背着省军区党委，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电报，要求野战军迅速接管省军区。

8月中旬

省军区机关在5、6月份调到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回机关参加造反，并成立了省军区机关“火线野战军”，办了报纸《火野》，共出刊七期。

同日

任一力副省长被迫害致死。

8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决定指出，以二十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军管会，任命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张明汉为副主任，孟昭玉，朱后年、张磊，吴健为委员，任命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委，二十军军部进驻杭州，对省军区所属独立师、团、营、连、边防部队、军分区、人武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决定还指出，原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由龙潜、阮贤榜同志负责领导，关门“四大”，不许内外串连，省军区革命领导干部，视运动进展情况，逐步参加新的军事领导机构和军管会工作。

8月23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十余万人，在少年宫广场集会，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南萍、陈励耘、白宗善、张永生等参加，南萍、白宗善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省军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总指挥部”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表示要诚诚恳恳地向空五军、二十军学习，全心全意支持“省联总”。

8月24日

富阳县是“红暴”势力占优势的县。17、18两日由某部队一个副团长、支左联络站负责人与“富联总”以及各区造反派头头，在杭州市革工会会议室共同筹划攻打富阳8月23日支左部队派“富联总”头头多人乘小车到中村，然后转换摩托车到富阳的新桥，了解侦察情况，并检查攻城的准备工作。返杭向支左部队负责人汇报，并经省军管会同意，按原计划行动，于24日凌晨攻打富阳。金桥公社的新民大队、城东大队、富阳建筑公司、水电局仓库、县干部宿舍等被砸，抢，打死七人，打伤多人，一百多人被抓。事后，省军管会和支左部队头头到富阳汽车站听取“富联总”头头攻打情况后的汇报。

同日

“省联总”发表声明解放王子达。《红色风暴》刊登王子达的文章《龙潜是浙江最大的保皇派，揪出许世友，杜平!》。文章攻击龙潜施尽浑身解数保江华、保李丰平、保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提出打倒龙潜，解放浙江的口号。

8月26日

“杭州市炮打市委联络站”召开解放王子达电视广播大会。在会上，“杭州市机总”发表关于同意解放王子达的声明，市委办公室革命造反兵团宣布，吸收王子达参加造反兵团，发给王子达参加造反兵团胸签。王子达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表示感谢“市机总”接受他为一个光荣的战士，是他政治生命重生的日子。(王子达为了讨好造反派，早点解放自己，多次向“市炮打”提供市委书记王平夷的“三反”罪行，说王平夷是三反分子，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野心家，10月担任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后，将“市炮打”改为“群众专政联络站”，以后又改为“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重点专案组”，负责审查原市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 10月13日《杭州日报》刊登：王子达的文章《永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杭州市炮打市委联络站”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帮助王子达同志站出来的》，《杭州日报》并发表社论《以斗私批修为纲，大胆解放革命干部》。

8月26日

8月24日“省联总”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攻打萧山誓师大会，张永生、贺贤春站在吊车上动员说：“萧山有十万人要进城”，为攻打萧山造舆论。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26日凌晨，“省联总”所属数十个单位三、四千经过军训全副武装的造反派分三路攻打萧山。指挥部设在六和塔附近的航海俱乐部，总指挥为支左干部周××、副总指挥张永生、贺贤春等。打死九十多人，冲击公安局翻阅敌伪档案，敲开牢房带走五名在押犯，抢走枪支，犯人赃款、赃物被劫一空，不少机关商店财物被劫，据县商业局、粮食局、招待所、水泥厂等十多个单位统计被窃粮票五万七千八百多斤，损失近十万元；农机厂被枪弹射中起火损失达二十四万三千多元。(×××交待：萧山“八·二六”武斗事件是经过长时间有计划、有准备进行的，早在5月3日张永生就到萧山杭州发电设备厂，派“飞虎队”策划过“五·五”、“五·六”等一系列流血事件。7月下旬，南萍在一次会上讲过，萧山问题要很快解决，并说要有准备。陈励耘说：“没有武器嘛，要想办法。”熊应堂说：“民兵使用的武器是省军区管的嘛。(8月5日、9日两次张永生抢省军区军械二库一库枪支弹药事件)。月初，南萍、陈励耘派人在杭州召开了武装解决萧山问题的会议时说：“萧山是南大门，是战略要地，萧山问题不解决，杭州就不会安宁，方针是：打掉萧山老保，压垮富阳红暴，稳定杭州局势。”)

(×××交待：21、22两日，张永生、贺贤春在市总工会召集有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等单位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攻打萧山的具体方案，张永生拿出萧山地图，讲了如何攻打萧山，兵分两路，一路“省联总”负责组织指挥，从南星桥下船，到萧山南岸，凌晨五点前，打下龙皇庙，然后等待在萧山棉纺织厂的前线指挥李××的发动进攻的信号，再打进萧山县城，另一路由“市革工会”组织指挥，从水路坐船到萧山湘湖农场，然后步行到萧山西山后面埋伏好，打伏击，要求五点前到达。运送人员由钱江航运公司负责。贺贤春在会上讲：攻打萧山是政治任务，为了把浙干线这条铁路打通。23、24日两天，在金城饭店二楼，贺贤春等六、七人商议，“革工会”这一路不坐船改坐汽车到湘湖农场，说坐船的消息已经泄露，对方有准备。汽车在路上要关灯驾驶，前后用步话机联络，参加人员一律穿工作服，由贺贤春在华侨饭店五楼电台指挥，还有张永生以及军代表周××)

同日

在南萍主持下，二十军党委作出关于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决定提出，空五军党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马当先，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浙江省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受到林副主席的表扬。他们不愧是人民解放军支左工作中的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正当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以二十军和空五军为基础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为了圆满完成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们在三支两军中，永远和空五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8月26日

在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策划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省军区“交权”大会，省军区司、政、后机关及部分职工参加。会议一开始，当张秀龙司令员刚宣读中央电报时，“军联指”造反派头头即上台夺过电报，后勤部机关和工程队一些造反派冲上大会主席台，把张秀龙，龙潜、阮贤榜、何以祥、刘亨云、董毓湘、罗晴涛等省军区领导踢倒，跪在台上，搞喷气式。南萍、熊应堂等人坐在主席台上，会后，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政委龙潜以及省军区党委常委全部关押，被军内外造反组织长期轮流揪斗，从此原省军区被夺权，司政后机关全部瘫痪，然后由二十军对口接管。省军区机关部队被接管后，群众编了两句顺口溜“南山来了一只熊，一口吃掉“两条龙”。

8月27日

“省联总”和空五军、二十军开展轰轰烈烈拥军爱民活动。指战员表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就是最大的爱民”。造反派表示：“坚决相信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就是最大的拥军”。

8月29日

二十军军部进驻省军区政治部大院后(政治部被迫全部让出)，马上派代表去“省联总”，表示更坚决地爱护支持“省联总”，更紧密地和“省联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省联总”工作人员表示，在空五军、二十军的支持下，与江华、龙潜斗争到底。

8月30日

诸暨县“红总”造反组织三千余人在杭州大学操场召开“打回老家去，解放全诸暨”誓师大会。会上，省军管会秘书长宣读了省军管会8月30日对诸暨问题的公告，“省联总”代表宣读了“省联总”关于诸暨问题的三条声明。诸暨军管会主任代表诸暨“县红总”讲话。省军管会主任南萍等人检阅了全副武装的诸暨造反派。事前诸暨造反派两千多人组成)“武卫团”，南萍等人纵容这些人抢了省军区两个仓库的武器弹药，陈励耘等人，派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还曾先后三次召开武装解放诸暨问题的会议，制定作战方案，成立作战指挥部。乘毛泽东主席专列要通过诸暨的机会，于9月13日晚派四个营的兵力由某师及绍兴军分区负责人率领和金华、绍兴等地的造反派武斗队，诸暨县的“武卫团”，分四路围剿诸暨另一派群众组织。打死群众146人，其中有85人是9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专列通过后被打死的。

8月31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十万余人召开“粉碎李丰平反革命复辟大会”。

9月7日

熊应堂在驻温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的报告上批示，指令他们用一个营的兵力向鲤鱼山攻击，造成流血事件。

9月16日

毛主席从南昌来杭，了解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岗(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成员之一)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送往北京。

毛主席对南萍、陈励耘说：“你们对龙潜不能象斗地主那样斗吧，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毛主席回北京后，决定江西、浙江省军区以及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

10月22日

省军区、省军管会被改组后，原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批判，中央于9月间通知原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可到北京办学习班，中央办公厅几次电话催促，至10月22日才被允许离杭去京(其中有少数舟嵊要塞区、东航的干部)学习任务主要是检查路线错误。学习班领导班子，由熊应堂和省联总代表王则信等造反派组成。省军区和人武部干部继续受批斗。(于1968年1月5日返回杭州)。

10月1日

省市十五万军民集会游行庆祝建国十八周年，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宗善、张文和、朱全林等在延安路新建成的检阅台上检阅游行队伍。南萍、张永生在大会上讲话。

10月12日至15日

“省联总”主办毛主席干部政策学习会，四千多人参加。会议期间，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橡胶厂、杭州市供销合作社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大胆解放革命干部，大胆使用革命干部的情况和经验。省军管会赴上海学习组介绍上海解放干部的经验。

10月14日

《浙江日报》刊文：“掀起解放干部促进革命‘三结合’新高潮”。报道了10月13日由“省联总”主持召开毛主席干部政策学习会，省联总所属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总部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共四千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陈励耘讲了话。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省联总”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和筹建“省三代会”的意见。

10月19日

《浙江日报》报道全省29个县、市成立“红代会”或“红代会筹委会”，“省红代会筹委会”和金华等五个专区红代会(筹)也相继建立。

10月21日

“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江华大会”。《红色风暴》发表了《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四论打倒江华》的社论。

10月23日

“省联总”大批判办公室在青年路灯光球场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检查大会”，四千多人参加。26日，“省联总”召开“解放沈策大会”，电视台转播了大会实况。

10月25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副军长白宗善的文章：《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日

杭州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组长王子达，副组长汪石川，成员有：徐树年、贺贤春、方一飞。

10月29日

《浙江日报》在毛泽东思想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大标题下，报道了杭丝联四个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的消息。并加了编者按。指出，杭丝联的四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职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方向完全正确，符合中央按系统、班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精神，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为他们高兴，向他们祝贺，热情地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月31日

“省联总”下属造反派砸了红暴临时指挥部的办公室。

11月1日

《浙江日报》报道，本省《毛泽东选集》全年出版计划提前完成。10月份出版《毛泽东选集》一百五十万册，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全省发行的五倍多。还发表了《手捧宝书心向党》的社论。

同日

“省联总”召开解放赖可可电视广播大会。事前，“省联总”就解放赖可可在办公厅内部展开了两天两夜的大辩论，通过辩论，认为：赖可可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造反派，是比较好的革命领导干部。

11月12日

全省大中小学校师生员工响应“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号召，开展了所谓“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度”。杭州大学中文系、政治系、历史系、教育系的师生连夜进行串连，成立了杭大砸烂旧文科联络站，开展了对所谓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大揭露、大控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大破封、资、修的教育制度”。27日，省市十五万师生和工农兵群众在省体育场举行“彻底摧毁旧教育制度，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大会”，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负责人陈励耘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提出：“教育革命必须破字当头，闯字在先”，“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辩论、大控诉、大斗争、大革命，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1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省军管会主任、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南萍文章《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

11月14日

《浙江日报》报道：空五军、二十军在支左中互相学习，并肩战斗，把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思想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浙江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同时发表了《象空五军、二十军那样团结战斗》的社论。

11月19日

“省联总”召开解放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起、李维新大会。

11月中旬

省军管会和“省联总”在屏风山招待所召开了“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会议由军管会、造反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主持。把地、市、厅、局的主要“走资派”集中起来揭发省委的问题。在会上，有个别人起来揭发了省公安部门在对敌斗争中，曾采用过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或打进敌人内部，或给敌人送点假情报等等，而从敌人那里搞到一些真实情报的隐蔽工作方法(当时是经过上级批准的)，造反派抓住这件事说省委豢养了一批特务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组成一支地下军，是资敌、通敌、养敌。还把在溪口修理过蒋介石的故居说成是效忠人民公敌蒋介石。赖可可作了会议总结。

11月20日

“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江华大会”。驻浙三军和省市群众十万余人参加大会。

会上有人站出来揭发江华、龙潜对毛泽东主席搞特务活动，在毛泽东驻地安装窃听器，偷窃文件，派秘密侦探。还揭发江华为彭德怀、黄克诚提供“炮弹”攻击党中央等等。会上造反派把一些揭发诬陷材料拼凑起来，让省公安厅一个干部作系统揭发江华、李丰平、王芳、吕剑光的所谓“资敌、通敌、养敌”罪行的发言，并说王芳、吕剑光是罗瑞卿黑线上的人，参加中南海夺权和“二月兵变”，后来王芳被送到北京关进了牢房。

11月22日

杭州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发出战斗号召，认清大好形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加快革命步伐，以更好的实际行动促进市革委会诞生。《杭州日报》刊登《迎接本市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的文章。

11月27日

省军管会、“省联总”向全省有关组织发出通知，提出关于筹建省革委会的宣传提纲。

11月29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刊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赖可可的文章《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的文章《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并发表社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欢迎赖可可、沈策等一批批的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出来。

同日

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大会，会议开了七天。陈励耘在会上作了《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为迅速建立省革委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省市革命领导干部赖可可、沈策、王子达等参加大会。

12月1日

省军管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写了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准备工作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了“迎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三十八条标语口号”。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在通知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9日

“省联总”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执行毛主席司令部“关于要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大会。二十余万人参加，省军管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朱后年，驻浙三军负责人白宗善、朱全林，革命领导干部赖可可、沈策等参加大会。张永生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朱后年在会上讲话。15日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电视广播大会，要求“省联总”所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犯过错误的红暴老造反派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司令部的最新指示。

12月9日

“浙大总指”和“浙大红暴会”实行大联合，成立“浙江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12月13日

浙江省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后成立了“浙江省工代会”。

12月14日

杭州市召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中等学校红代会”。

12月19日

《浙江日报》报道：杭州一中、五中、六中、十二中和杭州卫生学校、省卫生学校等一批存在“老大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学校，遵循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司令部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结束了“内战”，实现巩固和发展了大联合。

12月20日

省市十余万军民集会庆祝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由七十一人组成。王子达任主任，汪石川、徐树年、邱强任副主任。革委会下设四大组，生产指挥组组长：周凤鸣；政工组组长：邱强(兼)；办事组组长：石文通；人保组组长：于永勋。

12月20日至23日

浙江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开幕，周建人、陈励耘等出席，南萍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后成立了“省红代会”。

12月26日

由于晚稻严重减产，省委下拨救济款306万元，并请求国务院和财政部拨专款800——900万元。

12月下旬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和大办学习班的号召，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据长兴、嘉兴、萧山、绍兴、平湖、富阳、奉化、镇海等20多个县和杭州市郊15个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已先后举办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6000多期，参加学习的达130多万人。

12月

张永生、贺贤春在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68年4月26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各地区也相继成立社会治安办事处，工矿基层也建立人民警卫组织，70年10月20日结束)。

浙江省经济发展情况：1967年由于武斗，交通堵塞，能源缺乏，全省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完成计划，而且比上年全面下降。工农业产值78．19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农业产值22．7亿元，下降0．3％，粮食、棉花、油菜籽等产量普遍下降；工业产值42．99亿元，下降7．1％，钢、生铁、钢材、原煤、水泥、合成氨等产量均大幅度下降。

1968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任务，发表了毛泽东有关党的一段论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被称为“50字建党大纲”。

1月3日

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举行报告会。朱后年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报告。同时，在会上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意见》。

在省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了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小组由“党的工作干部、一般党员、非党群众相结合”组成，领导各地区、单位的整党运动。

此后，省军管会和“省联总”联合举办“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学习班”，大批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揭发批判所谓大搞“生产模范党员”、“养猪党员”、“专家教授党员”、“名演员党员”等等的滔天罪行。

1月5日

省军管会发出紧急通知：“由于某些地方的武斗和交通运输的破坏，使我省的煤和石油调入量减少。为此，在煤、油、电的安排上，首先安排好人民生活最低需要；对生产用煤，首先保证印刷毛主席著作用纸的生产用煤，其次是交通、发电以及医药、小农具、军工、援外等生产用煤。”

1月上旬

陈励耘到上海，从张春桥那里了解到毛主席曾说过，“浙江的三结合要结合江华”。陈励耘回来与军管会几个头头研究后，没有往下传达。

1月6日

自67年12月27日至68年1月6日，“红暴”头头方剑文等召开了“暴代会”。在会上，方剑文作形势报告，口号是：保江(华)，扶李(丰平)、打曹(祥仁)。

同日

《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值得注意的动向》，社论提出：“红暴派”是打着老造反旗号的保守势力，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这篇社论是在杭州市革委会负责人授意下写的)。

1月8日

筹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汇报代表团赴京汇报。代表团的成员由军队代表(南萍、陈励耘)、革命领导干部代表(赖可可、王子达、沈策)、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方剑文)等三结合组成。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的军队代表南萍、陈励耘。

1月中旬

方剑文等人召开了“红暴”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宁波、舟山、温州、丽水、金华等地的红暴代表，会后成立了“浙江省红暴地、县联合指挥部”，在杭州建立“前线指挥部”。

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消息。报道指出，浙江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掀起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自67年10月份后，陆续举办了一万多个学习班，几百万人参加了学习，对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同日

周恩来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代表团军队与红暴派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南萍、陈励耘、石瑛、方剑文、滕铸、翁森鹤。

1月20日

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的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省联总”代表。

1月25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记驻浙空五军“三支两军”工作先进事迹》的文章。高度赞扬空五军，称赞他们支左不支派，和坚决支左的兄弟部队一起，为浙江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月30日

省军管会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大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派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迎接省革委会的成立。

2月5日

周恩来、杨成武、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分别接见驻浙部队与红暴派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与“省联总”代表。

2月12日

省军管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重申了军管会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错误行为的严正态度，进一步指出，所有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和省军管会去年9月21日关于贯彻执行《八·二五号令》的通知，做好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清点封存上交工作的通知以及补充通知。

2月12日至16日

省军管会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会议。会议提出：1968年的农业产值力争超过1966年，粮食、棉花要求比上年增加10％，蚕茧增长11％，生猪饲养量增长3％，其它各项都要有较大的增长。

2月15日

周恩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军队干部和“省联总”、“红暴派”代表。接见时，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67年2月12日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

2月16日

“省联总”和“红暴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该协议共十二条，主要内容有：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正确领导；已经建立革命委会员的单位，必须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不准推翻；凡原来有“红暴”组织，即在革委会中尚未保留一定名额的单位，把“红暴”代表人物充实进去，两派虽已联合，而不完善的单位，应促其完善(充实“红暴派”人员)，不要再拉队伍。“省联总”和“红暴会”应通过扩大、充实和加强省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简称三代会)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省市“三代会”是省市革委会(省军管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机构，根据形势发展“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活动限于杭州(包括过去有红暴组织的所属县)，不搞全省组织，不到地县去发展组织，并同已经挂钩的地县组织全部脱钩，双方设立在地县的联络站立即撤销。“省联总”与“红暴派”都不准到铁路、运输部门，公、检、法单位和各地县公社去串连，发展组织，不准干预这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各学校师生员工，要坚持复课闹革命，不准外出串连。根据中央指示，“省联总”工作人员不超过二十名，“红暴临时指挥部”工作人员不超过十名，“省三代会”工作人员总数不超过三十名，“省联总”和“红暴派临时指挥部”都不得另设分部，已经设立的要迅速撤销。二月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三代会”经过扩大，充实加强，“省联总”和“红暴临时指挥部”逐步完成历史任务。19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为“省联总”、“红暴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发表了社论。20日在北京西苑旅社，“省联总”和“红暴派”签订了《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两个附件。附件一：《关于扩大、充实和加强“省市工代会”协议》；附件二：《关于充实、加强、扩大“省市红代会”协议》。根据这两个协议，省工代会充实、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3名，其中常委3名；市工代会充实、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26名，其中常委5名；“省红代会”充实、加强、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2名，其中常委5名；“市红代会”充实、加强、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1名，其中常委3名。

2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浙江大学两派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中发(68)34号文件)指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

3月1日

省市五万军民集会向毛主席宣誓，以最高的觉悟，最大的忠诚，最深的感情，最纯的党性，执行中央批准的革命大联合协议。省军管会负责人朱后年在会上讲话。《杭州日报》发表社论《为实现革命大联合创造良好的气氛》。

3月3日

周总理在京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传达的毛主席关于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的指示后，方剑文在北京给“红暴派”打电话，杭州立即贴出了解放江华、李丰平的八条标语。并电告了全省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结合李丰平”、“欢迎江华回浙江”、“曹、赖、沈不可信”等大幅标语。由于“红暴”抢先在群众中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南萍等人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江华指使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如果解放江华，群众弯子转不过来。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机插话，江青说：“浙江公安部门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住处装窃听器偷听，搞特务活动。浙江的公检法要彻底解决。浙江的文化战线也很复杂，六十年代的怪现象就出在浙江”她还指名道姓说你们那里有个大右派陈企霞弄出来没有。说江华的材料还没整理好，看他能否揭发刘、邓、陶、彭、陆、罗、杨，否则就不好结合。公安部门干坏事都和他有关，叶群去有人偷听，我去有人盯梢，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陈伯达说：“有确凿证据证明谭震林是叛徒，他想翻案，想复辟，这股风也可能吹到你们那里去。不要以为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等人在睡大觉，他们在活动，搞反革命复辟”。解放江华问题，从此搁下。

3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其中军队代表11名，干部代表11名，群众代表15名)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3月19日

筹建省革委会赴京代表团回杭，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参加赴京汇报团的南萍、白宗善、石瑛、吴健、董明儒，革命领导干部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沈策。以及“省联总”和“红暴派”的代表。出席大会的，还有省军管会，驻浙部队的负责人朱后年、孟昭玉、熊应堂、黄朝天、曾昭墟、朱全林、孙同盛、戴克林、李国厚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汪石川、徐树年、邱强等。20日省军管会举行浙江省赴京汇报团传达报告广播大会，南萍在会上作了传达报告。

3月24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市三十万军民在杭州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在会上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出席大会，并讲话。会后，三十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同日，发表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通告》。

3月28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祝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中没有点江华的名，这在全国仅此一例省革委会成立后，下设四大组(70年1月3日正式公布)

办事组组长： 朱后年

副组长： 周文江、李培增、安景湖

政工组组长： 沈策

第一副组长： 孟昭玉

副组长： 马向光、遗痴、杨家骏、于一川、顾肇基

人保组组长： 朱全林

副组长： 张磊、尹清泰、枫亭，苏蕴山

生产指挥组组长： 戴克林

第一副组长： 赵天才

副组长： 王国华、邓清河、赵承先、王起、郭德林、王奎权、魏涛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组长南萍，第一副组长陈励耘，副组长赖可可、熊应堂。成员沈策、王子达、朱全林，孟昭玉，戴克林。

3月25日

《浙江日报》发表《革委会要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指挥部》的社论，指出：“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机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抓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委员会的正业”。革委会一成立就要“抓阶级斗争，成为指挥革命人民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坚强的司令部”。

3月25至31日

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决议》和《关于加强省革委会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的决议》。4月3日《浙江日报》发表《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社论，号召全省军民坚决拥护省革委会决议，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

3月27日

张春桥在杭州分别接见省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来杭参加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驻浙三军代表，原省军管会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杭州饭店召开省市革委会委员座谈会和驻浙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3月29日

浙江省文化局、文联“革命造反兵团”、浙江越剧二团“新文艺联合战斗兵团”等省市文艺界一千余人在杭州胜利剧院举行“彻底砸烂反革命文艺黑线黑网誓师大会”，批判、揪斗了林乎加(原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前调中央计委工作)、陈冰、王顾明(省文化局副局长)、肖闵(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等人。

同日

省革委会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声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罪行大会”。省市军民十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南萍在会上讲话。

3月30日

省公安厅“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联队”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誓师大会。会上，揪斗了原公安厅主要负责人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人。(据统计，在砸烂公检法过程中，全省公安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务、土匪1000余人，被开除、戴帽、坐牢的220人，被迫害致死的95人。全省460个派出所，252个法庭全部被“砸烂”。14个劳改农场撤掉了11个，特情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

3月

成立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4月20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按中央1967年10月3日“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组成以军队为主的专门班子，负责收集、接管、清查本地区内敌伪档案，并接受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的业务指导。清查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揪出所谓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纯洁党的组织。

3月

1967年9月(9月10日至10月2日)诸暨县被武装“解放”以后，先后有170多人到南京军区控告南萍、熊应堂指挥部队在诸暨开枪开炮，打死群众140多人，打伤多人。南京军区派陈德先(原炮兵政委)带领工作组到杭州调查诸暨事件，历时三、四个月。在杭期间陈德先找熊应堂、南萍了解攻打诸暨的情况，他们自己也承认在毛主席列车通过前两天，派部队占领了诸暨火车站，往东边打了几十公里，一直打到10月2日才收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找南萍、熊应堂到南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检讨说：部队有干部反映：“江华是无枪无炮的反动路线，龙潜是发枪发炮(实际是被抢去的)的反动路线，我们是开枪开炮的反动路线。”

4月4日

“省工代会”、“省农代会(筹)”、“省红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在少年宫广场发起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浙江省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省市群众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十万余人参加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赖可可、孟昭玉、沈策等出席大会。李丰平、陈冰、陈伟达、林乎加、吴宪等被揪斗。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倒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

4月5日

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成立。指挥部由九人组成领导

小组：

赵荣 (杭州军分区政委、市革委会常委)

季子鹄 (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常委)

杨元铁 (某师副参谋长)

袁锦堂 (杭州警备区副参谋长)

夏根法 (市革委会委员、市工代会常委、制氧机厂工人)

张小定 (市工代会常委、杭州钢铁厂工人)

周凤鸣 (市革委会常委、原杭州市副市长)

姚俊山 (市公安局干部)

(暂缺一名，准备在充实到市革委会或市工代会的红暴派代表人物产业工人中产生)。

赵荣任组长，季子鹄任第一副组长，杨元铁、袁锦堂，夏根法任副组长(赵荣实际上无权过问)。

指挥部下设政治训练、作战行动、后勤三个组。

4月6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杭州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由邱国兴、谢国相、姚贤庚、周峰、李玉田、余忠源等六位同志组成。邱国兴任组长，周峰任副组长。

4月10日至18日

空五军召开所属各部队开展“三忠于”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会主任南萍、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邱强等出席了会议闭幕式。南萍在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全省推广空五军的“三忠于”活动的经验。

4月14日浙江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等领导先后恢复工作。并组成临时党委，书记熊应堂，副书记南萍、阮贤榜，常委李国厚、戴克林。

4月15日

“省联总”、“省市三代会”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打击、声讨谭震林、江华、李丰平、龙潜搞右倾翻案风大会。省市十万军民参加大会。大会提出：“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已成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号召坚决反对“三右一风”，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朱全林、孟昭玉、戴克林、沈策等出席大会。4月16日《杭州日报》发表《坚决揪出策动右倾翻案的黑手》的社论。

4月17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以《坚决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为题，发表了“省联总”八○八调查组揭发“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与李丰平、龙潜等，在浙江大刮“二月逆流”破坏浙江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文章。

4月24日

“省机总”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省革委会、省市“三代会”和省市造反派代表以及正在参加省革委会座谈会的地、县代表也参加了大会。2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开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

4月25日

省革委会于4月25日至5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省开展‘三忠于’活动现场会议”。两千多人参加会议，第一天举行电视报告会，由空五军代表介绍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南萍、陈励耘、周建人、赖可可、张永生、沈策、孟昭玉、柴启琨、戴克林、朱全林等参加会议，南萍、沈策分别向到会代表讲话。

5月1日

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告，由于1967年省财政收入只完成10．89亿元，比计划短收4．04亿元。因此，按比例分成部分，减少1．21亿元。全省财政收支相抵，差额为7800万元，除各级机动财力凑补一部分外，尚有差额60025万元，要求国务院从国家财政拨款解决。

5月2日至14日

杭州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南萍、周建人出席。王子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有人为江华、王平夷翻案。要继续批判江华、王平夷的“三反”罪行。会议于14日结束，并提出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倡议书，随后，全市广泛开展了“三忠于”活动。

5月11日

南萍主持召开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如何解决“浙南”问题。

5月13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做出“关于向全省贫下中农赠送革命宝书的决定”。决定向全省每个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一册。

5月15日

省文化系统造反派召开了所谓“彻底砸烂旧省文化局、旧省文联誓师大会”。19日，《浙江日报》发表《彻底砸烂帝王将相局！彻底砸烂裴多菲俱乐部!》的社论，提出，要“彻底砸烂浙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黑网的顽固堡垒——旧省文化局、文联”。

5月17日至31日

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几项规定”。

同日

省军区医院军医华东二级战斗英雄王兰英在《人民前线》(南京军区报)刊登文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准备对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张永生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白色信号弹，也是一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颠覆红色政权的大毒草。这颗大毒草出笼后，全省各地的“二月逆流”黑干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跳出来，在全省范围内又刮起一阵炮打“三红”的妖风。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反复。)

5月18日

江青把张永生叫到北京，同去的有杜英信。19日晚，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杜英信达四个小时。江青在接见时点了谭震林、江华、林乎加、陈冰、王芳等人的名，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坏透了，地方报纸完全可以点名批判，说：“潘天寿画的秃鹰又阴暗又丑，是特务的化身，齐白石可坏啦，黄胄这个人很坏，文艺界不仅有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有二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的黑线人物，女子越剧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要重新改造、重新创作”。江青还说：“你们浙江省文化局造我谣造得一踏糊涂！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还有旧华东局，王芳都造我的谣。你们浙江蔡永祥我有怀疑，叫陈励耘、南萍组织调查。”江青还要张永生专门汇报浙南情况，江青对张永生说：“首先要树立队伍，同意你们留下一批骨干，可以去实践，总结经验，好的经验可以批转。”当张永生表示回去要好好干时，江青说：“革命允许犯错误，你们不要怕犯错误。”张永生、杜英信在北京住了10天，回杭后一星期，南萍派车把张永生接去要他汇报在北京时江青等人接见的情况。1969年2月24日，南萍、陈励耘决定由省军区、二十军保卫处各抽调一名处长、两名干事成立调查蔡永祥专案组(同年11月20四日结束)。

5月中旬

“学暴突击营”、“暴动公社”在杭州主要街道刷大标语，“向王兰英学习、致敬!”，“揪出省革委会内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浙江是倒许乱军的大本营”，“倒许乱军的一小撮决无好下场！”(倒许指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5月20日

“省市三代会”召开有七万余人参加的“声讨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南萍、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孟昭玉、王子达、华银凤等。孟昭玉代表省革委会讲话。李丰平、林乎加、陈伟达、吴宪、陈冰、王平夷、薛驹等被揪在台上示众。

同日

“省工代会”、“省机总打谭战斗队”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登载《彻底清算谭震林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文章。《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倒谭震林》，沈策的文章《谭震林是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5月28日

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六周年。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在会上讲话。他说：“在浙江，文艺黑线又粗又长。中国赫鲁晓夫通过他在浙江的代理人，把黑手伸向省市文艺界，各地县和各文化部门。长期来，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让死人、古人统治浙江的大小舞台，对我们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省市三代会”代表也在会上讲话。24日《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发表《深入开展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

5月24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重新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的决定》，发表了《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的社论。

6月10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发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不容颠倒》。文章不指名批判阮贤榜、李国厚提出“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要重新估价，重新认识，要在第五个回合中重新站队”等观点，是否认“省联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是根本否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

同日

“学暴突击营”在主要街道贴出《坚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字报，大字报声称新生的红色政权是国民党反动派，浙江是“倒许乱军”的大本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是“倒许乱军”分子，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反革命两面派。要把现在的政权摧毁，主要负责人要揪出来打倒。

6月11日

张永生、杜英信去上海，向徐景贤、王承龙、朱玉佩介绍了江青等人接见情况和传达了他们的指示，并学习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经验。王洪文宴请了张永生和杜英信。

6月13日

“省联总”和“省市三代会”再次发起召开坚决打倒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刽子手江华大会。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八万余人参加大会。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即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红雷丝织厂、“邮电总部”、梅家坞“造反总部”、省委宣传部“造反大队”、萧山三大厂(萧棉、萧电、杭齿)等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江华、龙潜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滔天罪行。提出口号：“决不容许江、龙死党为‘二月逆流’翻案”。

6月20日

“省联总”所属组织省农业系统和奉化县“革总司”的造反派在溪口镇联合召开“打倒蒋介石在浙江的代理人江华大会”，一万余人参加。

6月22日

南萍在省核心小组会上布置成立动态组，要杭州市专门收集南京军区、省军区和舟嵊要塞区支持群众组织的材料报省里，给省里领导参阅。杭州市革委会立即讨论成立了社会动态组，有五人组成，在市委大院里办公，28日开始活动，每天向省里报告，以后每周一报，70年10月止。

6月25日

省革委会《关于建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领导小组由沈策、孟昭玉、枫亭、张明珍、徐全民同志组成。孟昭玉任组长，枫亭、张明珍任副组长。(各地〈市〉、县革委会，也相继建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省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0月，省级各厅局机关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小班子”抓业务，“大班子”抓斗、批、改，抓对敌斗争和清理阶级队伍。)

6月26日

省革委会常委滕铸(红暴派头头)被“省联总”下属造反派绑架殴打。

6月29日

《杭州日报》刊登文章，《打倒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彻底批臭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六·二六”黑报告》。(指1966年6月26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省委召开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6月下旬

方剑文和浙江大学“红暴会”勤务组召开联席会，指名要揪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学暴”在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召开会议，确定“要打第五个回合的作战计划”。

7月3日

方剑文在浙江大学召开杭州市工暴、浙江大学红暴勤务组会议。研究浙江大学红暴杀到社会上去，揪反革命两面派。4日，成立了“抗大战校”组织。

7月6日

“抗大战校”发表《致南萍、陈励耘同志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省革委会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残酷围剿革命群众”，“执行枪炮路线”，“文化大革命把贫下中农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着新的血腥镇压”。

7月13日至19日

“省联总”在杭州举办地、县所属造反组织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有六十一个地、县和省、市机关负责人二百余人。学习任务：排除干扰，彻底粉碎阮贤榜、李国厚攻击“三红”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学习班还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学习期间，省革委会负责人接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

7月13日至29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狠抓对敌斗争，大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决议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即无产阶级要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而资产阶级要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的主攻方向，过去是集中指向中国赫鲁晓夫，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今天，仍然应该集中指向这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右一风’(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总代表，指向他们安插在各方面的爪牙，把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7月15日

《浙江日报》发表社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社论不指名的针对阮贤榜、李国厚、方剑文等提出的“三无”论(即无造反派、无保守派、无走资派)，“两全”(即全民左派、全民选举)，“三新”(即重新认识、重新估价、重新站队)，“暴力革命”论，“两次革命”论，“主要矛盾转化”论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7月中旬

方剑文等在省民政厅召开“十大系统红暴”及地、县“红暴”会议。

7月16日

省市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砸烂六十年代怪现象——女子越剧大会”。

同日

“省联总”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国民党代理人，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江华电视广播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

同日

“红暴派”在杭州胜利剧院召开地、县红暴组织会议，方剑文在会上作形势报告。

7月17日至29日

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会上批判省革委会常委阮贤榜、方剑文、委员李国厚翻案攻击“三红”的罪行。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

7月31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传达、学习、讨论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文件(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

8月5日

省革委会就温州紧张局势问题发出布告(即“八·五”布告)。布告主要内容：最近以来，在温州地区，以王芳为首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伙同伸进“温联总”的黑手吴俊祥、张维森(均系原地委农办副主任)，及“温联总”坏头头姚国麟等，蒙蔽、欺骗了一部分群众，继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8月5日至9月7日

红暴头头方剑文等组织发起，在南京、无锡等地先后召开了十三次会议，浙江地区有二十一个县的红暴组织负责人参加。他们主要观点是认为空五军、二十军在浙江支派不支左；“省联总”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张永生是“小爬虫”；“曹、赖、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是走资派；“南、陈”(南萍、陈励耘)不可信。

8月6日

“省联总”就“温联总”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提出，“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在温州王芳之流以及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支持和指使下，步湖北“百万雄师的后尘，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武装暴乱，使温州地区重新陷于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之中。

同日

《人民前线》刊登省军区写作班子激扬文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省联总”造反派头头认为这篇文章以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为名，含沙射影攻击省革委会，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

8月8日

杭州市赴浙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杭州大队组成，下设六个中队。宣传队政委为刘正吉(军代表)，大队长为贺贤春，副大队长冯玉堂。下设三个组：宣传组、后勤组、作战组。

同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革命派和群众，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均为制止武斗的布告)，坚决镇压和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省革委会常委沈策传达了省革委会关于进一步深入贯彻、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意见。南萍在会上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等。

8月9日

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大会由“省市三代会”发起，省市革委会代表出席了大会，驻浙三军代表、“省联总”代表、温州市工代会、“省联总”所属浙南一些县以及舟山地区的造反派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坚决声援温州地区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打下去，拥护省革委会解决温州问题的措施，和温州地区造反派并用战斗。“省联总”就“丽联总”扣押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发出《最紧急声明》，声明要求拆除公路两旁的工事，恢复交通，释放被绑架的解放军战士，交回被抢物资等等。

8月10日

省核心小组讨论清队问题时，南萍在会上说：“省委书记和副省长一级干部，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假党员，没有一个好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已经核实的，宣判一批。”陈励耘说：“温州就有叛徒3000多人，已混入县至中央各级的100多人。地委书记、部、厅、局长中，要把一些影响大的判他几个，让群众看看。”熊应堂说：“对敌人狠一点是对的，这次搞深一点，我赞成搞几个有价值的人宣传一下。”熊应堂还说：“有一点影子都可以揪，揪得越多成绩越大。”因此，普遍出现逼供信，造成假案，错案。据1969年6月统计，在清队中原省委委员42人中列入审查的28人，占三分之二；原地委书记、厅长一级干部400多人中，被当作敌我矛盾受清查的有133人，占三分之一。全省被关押揪斗的约数十万人。被逼死的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有一个反革命假案，涉及5个县几千人，造成严重后果。

8月11日

“省暴临指”召开“浙江省彻底批判南萍、陈励耘反动的多中心誓师大会”。大会前，“誓师大会勤务组”贴出海报，要南、陈到会听取批判。

8月14日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省民建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水产厅厅长唐巽泽先生被迫害致死。

8月15日

15日凌晨，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沈策和翁森鹤参加衢州化工厂两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签字仪式。

8月16日

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关于浙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声明》。声明反对省革委会关于温州地区局势的《八·五》布告，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誓师大会”。

8月18日

省革委会召集杭州、嘉兴、绍兴、金华等地区革委会和当地驻军负责人开会，研究组织、加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关事项。并从上述地区抽调了六千八百多人参加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日，省革委会作出《关于组织和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决定提出：“全省由革委会统一组成浙江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地(市)、县委都要普遍组织和加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矿、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展开一个广泛深入的、声势浩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群众运动。”

8月22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一万多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励耘、赖可可、王子达、戴克林以及驻浙三军负责人，“省市三代会”和各地区有关负责同志。陈励耘在会上讲话。《浙江日报》23日报道称：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创举。

8月23日

杭州市革委会组织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州锅炉厂、杭州链条厂和杭州标牌厂等“老大难”单位。

同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携带武器弹药和食品，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张永生为总指挥，赴浙南地区。

8月24日

杭州造纸厂“群众专政指挥部”数百人冲砸“省红暴临时指挥部”，抓走“省暴临指”及“市工暴”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同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队，到文成县，路过玉溪地区，与“丽联总”发生武斗，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柳崇禄被打死。

8月26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丽水到温州途中，在永嘉县闹水坑与“温联总”发生武斗，队员许绍明被打死，六人受伤。

8月27日

《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四十多个县市革命群众组织集会游行，誓作赴温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愤怒声讨“温联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及“温联总”的黑手吴俊祥、张维森和坏头头姚国麟，武装袭击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反革命罪行。

8月28日

《杭州日报》发表文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温州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杭州工人阶级坚决支持，誓作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杭州地区造反派集会游行，愤怒声讨“温联总”中一小撮阶级敌人武装袭击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反革命罪行。《浙江日报》报道：温州青田军民热烈欢迎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心同全省革命派并肩战斗，猛烈进攻阶级敌人。《杭州日报》发表社论《有毛主席撑腰，胜利一定属于你们》，表示坚决支持赴浙南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月

张春桥以“看画”为名，把张永生召去上海，单独接见，给他看了几十张整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黑材料的影印件。张永生回到杭州后，在省革委会召开的一些扩大会上攻击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社会上出现了公开点名的传单、大字报。

8月30日

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给温州军分区打招呼，告诉他们说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武装解决群众组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是打砸队、武斗队。

8月31日

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杭州日报》暂时停刊的决定。

9月2日

省革委会批转“省工代会”《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的请示报告》，省革委会同意“省工代会”的报告，提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在省革委会领导下，分期分批进入十三所大专院校。

9月3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批一千七百人三日凌晨到达温州，3日晚，温州造反派和驻军3万多人在温州人民广场召开欢迎大会。

9月6日

杭州市首批60多名师生赴宁夏自治区六盘山下插队落户。杭州市革委会负责人、杭州市工宣队、“省市红代会”，以及学校师生一万多人到车站欢送。

9月7日

由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贯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

9月7日至10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第三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沈策在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开展大决战”的报告。会议继续大反右倾，狠抓对敌斗争。13日，《浙江日报》发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总攻击》的社论。

9月9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表《公告》，指责“省暴临指”、“暴动公社”矛头直指省革委会，反对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温州问题的《八·五》布告，攻击诬蔑派往浙南的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根本上否定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企图颠倒新生的红色政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21日《红色风暴》刊登文章，同样指责“暴动公社”、“抗大战校”是江华的应声虫，污蔑“省联总”对他们血腥镇压，害得他们流离他乡，家破人亡；省革委会是派委会，要推倒重来等等。

9月13日

“学暴”公布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提出：“我们红暴派之所以成为红暴，是因为对浙江的第一把手江华问题上产生分歧出来的，我们支持江华，我们愿意创造条件帮助他纠正错误，与我们一起革命。”

9月14日

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汪××在市革委会召开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声势浩大的总攻击动员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毫无依据地信口开河说：“解放前杭州有两个地下市委，其中有一个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搞的，全部由叛徒、特务组成的所谓共产党地下市委。自从1938年到1942年的四年多时间里，浙南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在这些大的破坏中，有几千名共产党员自首叛变。”9月18日《杭州工人》报全文转载汪××讲话。

9月15日

省革委会、省军区关于海岛群众组织和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海岛除“三代会”外其它群众组织不要到海岛去串连，不要插手岛上的文化大革命。

9月17日

17日至25日，黄岩县人武部在县里生产无人管的情况下，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把原来管生产还未解放的县、区、公社干部也邀请参加了会议。省革委会称这次会议是资本主义复辟会。11月12日，省革委会下发《对“黄岩县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大会的情况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九月中旬，黄岩旧县委一小撮走资派幕后策划，召开了所谓‘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大会’。那些没有解放的县、区、社当权派，连同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就是旧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的翻版，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对彻底揭开黄岩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发展大好形势，起了破坏作用”。这个会是县人武部主持召开的，因此，归罪于省军区。

9月19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温州路经丽水大港头时受阻，大港头被“丽联总”(属红暴派)占领，几千名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无法前进。熊应堂、南萍、赖可可、张永生等人几次到丽水研究对策。9月5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派部队用武力解决大港头。打通赴温州方向的通道，以显示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威力，也表示他们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温州地区的决心。于是由支左干部某师副师长周××，以及张永生等人带了一个侦察排去丽水，具体指挥攻打大港头。熊应堂还擅自调动了一个营的兵力配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丽革总”造反派对“丽联总”驻守的大港头，使用了六○炮等武器，“解放”了大港头，打死十人，打伤多人。

9月21日

省市十万军民隆重集会，“热烈欢呼首都工人阶级转送毛主席珍贵礼物——芒果大会”。大会认为“首都工人阶级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金色的芒果，转送给浙江工人阶级，这是给我们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送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送来了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省市革委会和驻浙三军主要负责人，“省市三代会”代表出席了大会。

9月26日

“学暴突击营”近200人与市社会治安指挥部20人因复盖大字报，在杭州市延安路发生冲突，双方用宣传车横冲直撞，当场压死群众一名，重伤三名，轻伤多名，造成“九·二六”流血事件(事后杭州市革委会发出歪曲事实的“九·二六”严重流血事件通告)。

10月2日

早在1967年8月，在省市军管会负责人支持下，即提出，要解决富阳，首先要从龙门公社开刀，以平息红暴反革命暴乱。8月由县支左联络站负责人以及“省联总”支持的“县联总”，调集了十三个公社的造反派，分四路进攻龙门公社。长达四十五天。有十人惨遭杀害(其中大队正副书记三人)，重伤三十四人，九百多青壮年外逃，烧掉瓦房、草屋二百五十余间，纸槽屋二百多间，炸毁、烧掉水泵、电动机、变压器、打稻机等大型农具二百九十多件，烧掉草料、炭柴一百九十余万斤，口粮、种子两万余斤，以及在田里一百多亩成熟的早稻也被放火烧毁。全公社损失达十五万多元。

1968年10月2日在省市革委会个别负责人的支持、策划下，提出“捅马蜂窝”，“解决老大难”，“实现全国一片红”的口号下，由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亲自带领了四百余宣传队员分乘十多辆大卡车以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强行进驻了龙门公社。随后县革委会、县军管会、县治安指挥部等全套班子，都搬到龙门公社。见人就抓，大人小孩闭门不出。在这次事件中，有六人被枪杀，重伤五十五人(其中五人终身残废)，关押了七百多人，造成生产无人管，遭到巨大损失。

10月3日

杭州市革委会《关于成立杭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徐树年、邱强、周凤鸣、王棣荣、季子鹄、王元海、于根才、罗文水(工人代表暂缺一名)等九同志组成杭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徐树年为组长，邱强、王棣荣、王元海为副组长。

10月5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通讯报道：《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7日

省第二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浙江文艺学校、浙江越剧团、浙江歌舞团、浙江话剧团、浙江日报社、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等22个单位。

10月9日至15日

省进驻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杭州召开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张永生、沈策参加会议，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

10月12日

温州地区军管会和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在市郊的“温联总”采取政治解决、强制收缴武器的办法，先后进驻了“温联总”控制的滕桥、郭溪、仰义、牛山等地，省革委会立即发去电报，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胜利。

10月13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地区后，为了尽快消灭“温联总”所属群众组织，熊应堂擅自调动了二十多个连队配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六路攻打“温联总”总部所在地梧田镇，把“温联总”从市区赶到郊区，从郊区赶到瑞安、平阳，一直追击到福建，打死群众二十三人户，打伤七十多人，捆绑、关押五百多人，抄了一千六百多户农民家。受到中央军委办事组通报批评。

10月13日至31日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进一步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说，江华不能保了。11月14日，《红色风暴》发表了《江华是保不住的——打倒江华》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出江华是保不住的。不指名批判了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继承了谭震林、江华、龙潜的反动衣钵，在浙江掀起“二月逆流”翻案邪风，死保刘少奇、江华的严重罪行。

11月15日

《浙江日报》发表编辑部《打倒江华》文章(这是浙江省党报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文章说江华是浙江省党内死不改悔的头号走资派。紧接着，杭州、宁波、绍兴、嘉兴，金华、温州、丽水、台州等地区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点名对江华进行批判。

11月16日

“省联总”、“省暴临指”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打倒江华大会”，有十五万军民参加。

10月17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市郊牛山、梅岙渡口、蒋桥等地，“工总司”在温州军管会，支左部队以及乐清“县联总”支持下，抓住了“温联总”头头吴骏祥、张维森。27日又抓住了“温联总”主要头头姚国麟。

11月4日

浙江省级机关斗、批、改干校开学。省革委会成立了斗、批、改干校领导小组，下属六个干校，四十二个中队，一百五十八个分队，九千四百余人。第一斗、批、改干校(党群系统)成立于1968年11月4日，结束于1970年1月10日。1969年年底干校学员分别去省五·七干校、工厂、丽水插队落户。

11月初

南京军区党委在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在张春桥主持下召开的常委会议上，听取浙江有关负责人汇报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熊应堂、张文和(二十军)、铁瑛、黄光裕、齐安昌(舟嵊)、万振西、罗晴涛(省军区)作了汇报，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会后张春桥单独接见了熊应堂。

11月8日至12月21日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在杭召开。大会于12月21日闭幕，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说省军区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总根子。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决议》和《关于揭发批判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反对“三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李国厚被软禁批斗达三十多天。

11月14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撤回大部分赴浙南的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通知。

11月21日

经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九大代表工作小组，由陈励耘、熊应堂、沈策、蒋宝娣、贺修贤、李纯、王金友、徐树年等人组成。陈励耘任组长。沈策任副组长。

11月22日

杭州市级机关一千多干部去钱塘江畔乔司农场劳动(知青点，原劳改农场)。不久，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五·七”干校。

11月23日

省市十万军民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大会”。

12月5日

赴浙南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返回杭州。省市十万军民夹道欢迎。

12月17日

“浙南联总”(红暴派)逃往泰顺一带。温州地区、市革委会负责人认为解决泰顺是关系到全省、全地区的大事，是浙南地区的焦点。提出口号：“打到泰顺去，解放全浙南，实现全省一片红”。17日纠集平阳、温州、瑞安等七县一市将近两千名武装和后勤人员，调动了八十多辆汽车和大批轻重武器，到泰顺打了十天十夜，打死三十多人，打伤两百多人，损失达五十余万元。事后，在平阳、瑞安、文成等地设立关卡，切断所有交通运输，不准给泰顺运粮食、药品、食盐、化肥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农用物资，甚至连粮票、布票也卡住不发。指使财政部门，调走周转资金，封闭金库。全县21个粮站，19个断粮关门，120多个商业部门，90％以上关门停业，公社医院，由于没有药品，几乎全部关门停诊。福建省商业厅特地下达文件，要福州、厦门、福安等商业部门做好工作，准备物资支持泰顺。温州地区负责人得此消息，即向福建省委发电报，要福建不要插手。经济封锁达11个月。

12月2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通讯报道，《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12月23日

省革委会关于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和文件处理的通知。通知规定，揭发和批判阮贤榜、李国厚反“三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向广大革命群众传达，南萍在大会上总结，可在县革委会扩大会上传达。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8年，由于两派武斗使交通中断，工厂停产，国民经济继续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3．3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其中农业产值33．12亿元，增长1．3％；工业产值40．27亿元，下降5．3％，其中轻工业下降4．6％，重工业下降6．9％；钢、生铁、钢材、合成氨、化肥等产品产量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棉布、棉纱、白厂丝和其它轻工业产品也都下降。


1969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

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向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彻底砸烂所谓“国内特情”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浙江的旧公安机关，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下，忠实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十七年来，他们以什么“特务侦察特务”、“以毒攻毒”等反动的手段，公开对抗毛主席依靠群众专政的革命路线，在全省范围内，大建所谓“特情”队伍。……另外，各县市还建有大批“刑侦特情和什么特务联络据点以及进行特务活动的商业据点。他们把这批牛鬼蛇神豢养起来，逃避人民法网，纵使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1月9日，省革委会以〔69〕8号文件批转各地县贯彻执行。

1月4日——6日

“临海工农兵联指”、“临海大石总司”和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临海县警卫营在大石区发生武斗。6日，省革委会就“临海大石总司”武斗事件发出电报指示：“进驻台、临地区的省革委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石总司在极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围攻、殴打革委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卫营战士，打伤多人，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制造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打人凶手，应迅速追查，严肃处理。”

1月6日

省市革委会直接为“省暴临指”常委、工作人员和“红暴”基层勤务组头头，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部分“红暴”头头参加了“省联总”组织，或站到“省联总”一边。

1月8日至29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针对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出现的种种情况，中央专门召开了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即“一月会议”)。会议于1月8日在北京召开，1月29日结束，历时22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领导12人(文革碰头会)出席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南京军区负责人许世友、杜平、钱钧；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副主任陈励耘、熊应堂；浙江省军区领导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和南京军区派到浙江省军区、二十军调查组组长陈德先共十人。1月8日，毛泽东主席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的检讨，我怎么没有看到?”。但张春桥、姚文元都一一进行歪曲性的解释。会议先由军委办事组主持，然后再由文革碰头会主持，省军区同志提出的主要问题是；1968年11月8日至12月21日召开的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在会上强迫李国厚承认他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黑后台对不对？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调动部队支持造反派攻打温州、诸暨、萧山等地对不对? 以及浙江省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以及康生、谢富治等人利用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操纵会议，偏袒他们，如黄永胜、吴法宪三次找南、陈、熊密谈。一再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义的”，“你们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你们代司令、代政委大权不能旁落。”他们竭力诽谤、诬陷南京军区。并给浙江省军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揭露和批判南、陈、熊大搞“倒许乱军”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武装镇压群众等诬蔑为“搞多中心”、“搞独立王国”、“另搞一个系统，一个政权”。康生等人对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陈德先等同志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给他们加上了搞“夺权、翻案、复辟、分裂军队”的罪名，说阮、李、罗三同志“不承认两个改组”(指改组省军区、军管会)，不承认代司令、代政委，“实际上就是夺了中央的权”，“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会议后，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同志留在北京检查，8月份到南京军区五·七干校劳动。陈德先也同时留在北京检讨。南、陈、熊搞了一个“一月会议”传达提纲，从军队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根本不传达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而是按照康生、江青和黄、吴、李、邱旨意进行传达贯彻。并且操纵浙江省军区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以及在后来召开的浙江省第五届党代会，对阮、李、罗、陈等同志搞所谓“定铁案”，作决议，下文件。同时，南萍、熊应堂为了便于控制省军区，利用贯彻“一月会议”精神，在内部成立了取代党委领导的所谓“党委办公室”、“学习办公室”、“考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凌架于党委之上和司政后机关之上，作为南、熊的参谋部，实行单线领导，控制整个省军区部队，使部队机关内部人人自危，互相戒备，上下关系紧张。

南萍、熊应堂在花港招待所把省军区副处长以上干部集中一个月，以传达“一月会议”精神为名，要他们揭发、交待阮、李、罗的问题，花港会议后，又把省军区部队、机关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华北招待所大揭发、大批判十天左右。接着，从地方到军队，层层揭、批阮、李、罗，从机关到人武部，揪阮、李、罗代理人。

1月19日

方剑文等人拒绝1月6日为他们举办的学习班，北上告状，19日回杭，红暴派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方剑文在会上说：革委会成立后，浙江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乱军黑风在继续。

1月20日

温州地区“泰顺五一总司”与“泰顺八五联总”在云和县东坑公社发生武斗，造成大规模流血惨案。1月21日省革委会给“泰顺五一总司”发出《紧急电报》，指责“泰顺五一总司”破坏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要他们交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等

1月15日

浙江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省体育馆召开，到会代表4500余名。省革委会和驻浙三军代表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华银凤、张永生、沈策、孟昭玉以及“省联总”、“省工代会”、“红代会”和“省机总”的代表出席开幕式，张永生代表省革委会讲话。24日闭幕，省贫代会负责人莫显耀作了总结报告。会议期间召开斗争江华大会，批判“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讨论和通过了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决议，协商产生了省贫代会的领导机构。1月21日，《杭州日报》报道：《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同仇敌忾怒斗江华》，狠批修正主义路线，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同时还刊登文章：《批臭谭震林之流大搞独立王国的谬论》

1月27日

省革委会发出〔69〕29号通告，指出：“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一律不得外出串连，不得插手和干涉别地区、别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月28日

省革委会在杭州铁路分局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现场会议。沈策在会上讲话，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等八个单位作了经验介绍。

2月4日

《浙江日报》发表《清理阶级队伍必须抓紧》的社论。社论指出：“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要把这项工作当作重点来抓”，“阶级阵线清楚的单位，要在斗批改中把整党工作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整党工作”，整党要“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21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指出：“党组织内混进了一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要在整党中“开展革命大批判”，“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肃清在各方面的流毒，清除影响”。

2月5日

设在杭州延安路上的“杭州工农兵请宝处”正式开放。该处陈列着无数从各地“敬请”来的毛泽东主席伟人章、座像、立像、雕像等，供人参观和敬请(“敬请”即购买，因当时忌讳，故曰“敬请”。)

2月8日

“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3千多支，子弹5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

2月16日至21日

“红暴派”头头方剑文、邵素贞等人在舟山召开浙南、浙东、浙西、舟山等地、县“浙江省红暴派联合大会”。20日，成立了“浙江省红暴派联合指挥部”。会后，发布了《浙江省红暴派大联合公报》和关于《对目前形势的声明》。

2月25日至3月6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纪要》指出，各级革委会要“加快斗、批、改步伐”，“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革命大批判要贯彻在斗、批、改群众运动的始终”。

3月4日至10日

舟山地区“舟总指”(红暴派)与“舟联总”(省联总派)发生武斗。打死37人，打伤300多人，28000余人被赶出舟山群岛，造成舟山地区许多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企事业瘫痪，国家和集体经济损失约一亿元之巨。

南萍于3月11日以省革委会名义给“舟总指”发了明码“紧急电报指示”，电报指出：“今年二月以来，舟山地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操纵‘舟总指’中少数坏头头，欺骗蒙蔽不明真象的群众，不断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最近以来，他们置省革委会的多次指示于不顾，变本加厉，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舟联总’及其下属组织发起全面的武装进攻，极其残酷的镇压‘舟联总’的广大革命群众，杀伤人民解放军多名，妄图用武力解决舟山问题，以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罪恶目的。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系列战斗号令，严重地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电报还指出：“省革委会再次责令你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保证‘舟联总’及其下属组织所有人员的生命财产的绝对安全”。

同日

“省联总”发表《关于舟山地区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指出“舟联总”是“省联总”所属组织，有人妄图以武力吃掉以“舟联总”为代表的舟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反革命复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省联总”和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一如既往，支持以“舟联总”为代表的舟山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做“舟联总”的坚强后盾。“省联总”所属造反组织纷纷来信、来电，支持“省联总”对“舟联总”的声明，表示誓做“舟联总”的后盾。13日“省联总”《红色风暴》编辑部发表《打倒舟山土皇帝》的文章。

3月31日

乐清县革委会成立后，在支左的某些人的挑动下，出现了分裂。把不听他们话的群众代表戴上分裂、复辟、夺权的帽子，制定了“先吃虹桥，各个击破”的方针，在3月31日出动了一千多武装人员，攻打另一派群众，造成流血惨案。

4月2日

余姚县“联总”八百多人员撤离长期在四明山的避难生活。

早在1967年3月9日余姚县革委会就成立了。陈励耘、南萍等人认为“县联总”是省军区、县人武部支持的，是以县级机关干部“延安兵团”为基础的老保组织，不予承认，派出支左干部成立了由他们支持、承认的“余姚县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县联委”)，不断冲击县革委会、人武部，公开抓人、打人，县中队有干部战士70多人，“县联总”有500多人被打伤，县人武部干事彭汝高惨遭杀害。8月初，省军管会三次派军分区司令来余姚军管，被群众顶了回去。9月中旬，第四次来余姚军管时，调动了七个连队驻进余姚，在这样的情况下，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县联总”头头开会研究对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抵制对余姚县实行军管，反对陈励耘、南萍等人的枪炮路线，决定从9月20日开始，“县联总”带领担任警戒，维护治安的武卫队撤离县城，县革委会、人武部周平(部长)等负责人带了近万名家属、小孩离开家乡，至22日全部人员撤离县城，让军管会进城。省、县军管会给县革委会、人武部加上了“上山为匪，搞武装割据”等罪名。南萍、陈励耘等人又以“余姚县联总”阻塞交通为借口，截断了对四明山区的粮食、日用品的供应，采取经济封锁达两年之久。

1969年“九大”召开后，南萍、陈励耘为了尽快解决四明山的问题，首先采取把周平抓到(周平解放前在四明山一带打游击，熟悉地理环境，群众基础好)，交给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审讯，然后指示县人武部负责人配合二十军一个炮团进入四明山地区找“县联总”的头头做工作，宣传中央文件，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群众信赖中央，信任人武部，数千人由头头带领下山，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

4月6日

《浙江日报》报道，三年来毛主席著作在浙江省发行了一亿多册。其中印刷《毛泽东选集》321万部，《毛泽东选集》精装袖珍本51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521万册，《毛主席语录》3459万册，“老三篇”、“老五篇”2427万册，以及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汇编本和《毛主席诗词》。此外，还印刷毛主席标准像599万张，毛主席摄影像3672万张，毛主席语录片(张贴语录)1706万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729万张。

4月

在“九大”召开期间，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调动部队配合十多个县全副武装的两千多造反派攻打玉环县，提出“解放玉环，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的口号。另一派群众组织被迫从海上撤退，他们动用部队，派了两艘登陆艇追击，当接近撤退船只几十米时，船上群众用白衬衣发出信号，列队表示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十七人，打伤二十一人。剩下的人逃到福建省，被当地政府收容并报告了中央。

5月9日至31日

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开幕，大会听取了新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南萍、莫显耀，后补中央委员陈励耘、蒋宝娣以及九大代表熊应堂、赖可可、沈策、戴克林、华银凤等人的传达报告。大会作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决议。

5月19日

中央电示：中央同意东海舰队副参谋长谢正浩任省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5月

张永生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建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24日

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红暴派”代表充实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的报告。报告指出：“红暴派”代表增加到十二名(现有一名，尚缺十一名)，其中常委三名。市革委会委员名额扩大到一百零四名，常委名额扩大为二十三名。经“省暴临时指挥部”推荐，市革委会常委研究，先充实九名，其中俞光荣、傅士文为市革委会常委……。

5月26日

省市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大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南萍、王子达、张永生、汪石川、徐树年出席了大会，驻浙三军负责人戴克林、万振西、沈云章、梁哲、宿士俊及省市“三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大会。大会祝贺“红暴派”代表充实省市二级的革委会和“三代会”。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省市革委会和“三代会”充实了红暴派代表，浙江两大派团结气氛浓，全省形势大好，革命生产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报道引起了红暴派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实际上仍然在受压、挨批，根本谈不上革命大联合。省市革委会召开的“红暴派”充实省市革委会和“三代会”大会，是“假充实，真分裂”。于是，6月2日至4日组织了第一批150多人北上告状。4日，方剑文向杭州发回电报，传播胜利消息，并要求继续组织人员赴京。6日省红暴临时指挥部赴京代表汇报团由杭州地区工、农、学、机关等四大方面的红暴派，十大系统的红暴会所属组织及各地、县选派代表团组成。以方剑文为首，成立了临时领导核心小组。并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几天后，向中央提出一份《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的报告。6月12日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到北京新华总社静坐达一昼夜之久，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6月20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军宣队(一个连队)给“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并动员他们返回浙江。25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过中央批示的通知。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三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7月11日北京卫戍区军宣队向方剑文为首的“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宣读了北京卫戍区经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通知指出：“自6月26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但你们没有这样做。……为此，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7月12日，北京卫戍区派出军宣队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人员共二百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7月1日

南京军区党代会开幕。在会议期间，浙江省军区代表团企图大闹党代会，并在第三期简报点了龙潜、张秀龙、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的名，并在简报上提出要阮、李、罗到会接受批判。大会秘书处和浙江代表团协商，传达军区负责人不同意在简报上点名，更不同意要阮、李、罗到会接受批判的意见。双方坚持己见，南京军区党委只好请示中央军委办事组，在此期间，浙江省军区代表团擅自出了简报，使大会出现了僵局。黄永胜给南萍打了电话，告诉南萍：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他们既然没有出席会议就算了，你们要适可而止。南萍他们才算罢休，致使大会延长了一星期。

7月28日

省市五万余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大会”。揭露和批判了以方剑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反对“三红”)。“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发表了彻底批判方剑文及其反动思潮的紧急动员令。《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7月31日

在杭州饭店召开三军团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萍、熊应堂、谢正浩、白宗善、田作成、张文和、万振西等十九人分别代表省军区、二十军、东海舰队航空兵、空五军。会后搞了一个《关于加强驻浙部队陆、海、空三军革命团结座谈纪要》。

8月4日

中央同意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肃清其错误影响。省革委会决定，把“红暴会”的主要头头都集中起来，举办“省革委会第四期学习班”，批判方剑文，揭发南京军区插手浙江文化大革命。同时在全省开始层层召开批判会，批判“多中心论”，进一步把“红暴派”势力压下去。

8月7日

《杭州日报》从7日开始开辟专栏“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方剑文。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通过“关于撤销方剑文省暴临时指挥部常委职务的决定”。11日省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批判方剑文。会议由省革委会负责人主持，方剑文到会接受批判。12日《杭州日报》刊登《江华的幽灵，奴才的实践》的文章。批判方剑文反对“三红”的谬论。省市革委会召开二十余万军民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方剑文错误罪行大会”。南萍、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王子达、张永生以及驻军白宗善、戴克林等出席大会。8月20日，省市“三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在杭州少年宫联合召开“彻底揭发批判方剑文错误罪行大会”，有十余万军民参加。方剑文到会听取揭发批判。省市驻军负责人出席会议。

8月9日

胡敏来杭州挑选军队服务员(实际上为林立果选美女)。

8月14日

“省联总”向革委会递交了省联总“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报告”。14日省革委会发出(69)136号文件，同意“省联总”8月14日“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报告”。23日“省联总”召开“省联总总部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大会”。省市二十万军民参加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谢正浩、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孟昭玉、沈策以及驻浙三军、“省联总”、省“三代会”负责人出席大会。南萍在大会上讲了话，孟昭玉代表省革委会宣读《省革委会对“省联总”总部完成历史使命的批示》。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宣读了“省联总”《告全省人民书》。24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热烈庆祝浙江省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9月2日

省、市军民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广场集会，庆祝“省、市机总”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省、市革委会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出席大会。经杭州市委负责人王子达批准把生癌病的原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平夷揪到会上，听取省市造反派最后批斗。

9月3日

“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召开了“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大会”。省市十万人参加了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王子达，以及驻浙三军和省市“三代会”代表出席大会。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驻浙三军代表熊应堂，省市“三代会”代表郭志松在大会上讲话。“省暴临指”发表了“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公告”。

9月30日

《浙江日报》发布省革委会的决定——《浙江日报》为省革委会的机关报。

11月1日至10日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省体育馆开幕，近五千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和驻浙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省革委会主任南萍致开幕词，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建人讲了话。

11月16日

省革委会《关于充实杭州市革委会成员的批复》。汪石川为杭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周峰为副主任、市核心小组成员、生产指挥组组长，贺贤春为副主任，于永勋为革委会常委、市核心小组成员、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免去邱国兴市革委会常委、核心小组成员、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职务。

11月

省革委会“关于浙江省公安厅勾结美帝、蒋帮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情况报告”提出：“浙江省公安厅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机构，其领导干部是一个埋藏在公安专政机关的反革命集团。(在公安系统推行三不依靠；不依靠旧公安人员，不依靠旧技术，不依靠旧方法。对原公安人员实行了大换班、大批斗。全省480个派出所被砍掉286个，252个人民法庭全部砍掉，14个劳改单位砍掉11个，大放服刑罪犯、劳教分子、刑满留场人员，说公安机关的特情是反革命地下军，浙江是特情专政，以革委会名义公布了全部“特情”名单和档案，交群众批斗。)

12月22日至30日

浙江省军区召开第六届党代会，产生了省军区新的党委会，熊应堂任第一书记、南萍任第二书记，戴克林、万振西、刘亨云任常委。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9年由于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初步改变了工厂停工状况。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71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农业产值为34·65亿元，增长4·6％。工业产值为52·06亿元，增长29·2％，其中，轻工业增长19·6％，重工业增长53·6％。主要产品产量：钢增长47％，生铁增长86％，钢材增长56％，原煤增长20．3％水泥增长46·7％，粮食达到204·6亿斤，比上年增长8·3％；棉花146·3万担，比上年下降18·4％，油菜籽增长7·5％。完成全民基建投资2·66亿元，比上年增长70·5％，其中生产性建设2·34亿元，占总投资的88％。


1970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刊登，省革委会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和省革委会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提出1970年的工作要点应以突出政治，掀起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新高潮，进一步深入进行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工业上力争近几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煤炭自给。

1月27日

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提出1970年国民经济纲要，强调要建立一个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并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计划要求生产粮食205至210亿斤，棉花165万担，钢16万吨，汽车300辆。

2月10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2月5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要求同当前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象“一月风暴”那样的革命大批判高潮，在彻底批判刘少奇及其在浙江代理人江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深入批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反革命活动，在当时是捕风捉影乱上纲，造成反革命成群。把133名厅局级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占当时这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全省干部立案审查的达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这个运动深入到基层，更是搞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广场开大会，随手拿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纸垫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当时采用推算累计的办法。如某人今天查出偷税一元，那么一年就是365元，五年就是1000多元。山区有的农民老太太挖点药材卖，也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有的人养的鸡、鸭吃了集体稻田的粮食，就说是通过鸡、鸭进行贪污盗窃。“一打三反”中定性处理的案件，现经复查大部分是冤假错案)。

2月初

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时，专门讲了浙江的特情问题，批评浙江是“特情专政”的错误说法，并说这件事中央是知道的，汪东兴同志可以证明。严肃批评了浙江公、检、法主要负责人，指出王芳、吕剑光不是坏人，毛主席在浙江时保卫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出什么问题。(浙江在传达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精神时，把周恩来的这段话删掉，继续大批“叛徒”刘少奇及其“死党”彭真、罗瑞卿和浙江代理人江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批江华、王芳资敌、养敌、通敌的错误。)

2月21日至26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讨论如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战备的观点观察农业生产；在农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会议提出：拼死拼活大干一场，力争三、五年内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2月25日，又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克服右倾，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带动各项工作。

2月

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张春桥(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召集舟嵊要塞政委铁瑛以及南萍、熊应堂，商量解决舟山问题。张春桥在会上指责要塞区，并说舟山问题不能再拖了，拖下去性质要起变化。南京军区、省革委会分别向中央写了报告。3月15日中央作了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南萍、陈励耘以“拖”的方针对抗。陈励耘说：“舟山不是舟山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解决舟山问题条件不成熟，不要变成第二个徐州，不要背包袱”。4月份毛主席曾当面批评南萍，要南萍和熊应堂亲自去舟山做工作。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在舟山的一个电报上批示：“近情如何望告!”南萍和陈励耘向周恩来总理写信：“根据舟山情况，省革委会解决舟山问题是力所不及的”。南萍对待舟山问题上，采取久拖不决的方针，妄图抓住舟山问题，要挟中央，整南京军区。在财物供应上，借口无渠道供应，架空舟山军管会，给舟山财政、金融、物资供应带来了很大困难和损失。对舟山军管会批准的基层革委会和基层大联合不承认，挖他们墙脚，对舟山的报道进行刁难，肆意歪曲、删改和压低，妄图从舆论上孤立他们。还通过派工作组、慰问团，以合法身份，收集整理舟山的黑材料，采取拉拢舟山××部队，挑拨舟山驻军的团结，孤立舟嵊要塞区。对群众组织，坚持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70年3月初，舟山两派发生武斗，南萍以省革委会名义，3月11日采取发明码电报的恶劣手法，发出了名为制止武斗实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3·11电报’，接着又向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真象的报告，被吴法宪、李作鹏利用，他们对舟嵊要塞区在京学习班的领导同志横加指责，扣上了“五个对抗”，“三个不灵”的帽子，使另一派群众同舟山军管会更加对抗的局面。

4月14日至22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拟定1970年工作要点：抓紧革命大批判，坚持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使斗、批、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进一步贯彻中央把打击反革命和反对贪污、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突出以打击现行反革命为重点，做到检举揭发不停，坦白交待不停，内查外调不停，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努力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努力发展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农药、小水泥、小机械，抓住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农业机械的重要项目。此外，还要求搞好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整顿领导班子等工作。

5月7日

南京部队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5月11日

省革委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目前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过死的限制农民的副食品生产，少数社队不顾实际情况仍在合并生产队，这些做法，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必须正确区分社员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要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要严格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有关规定，对社员的家庭副业，应该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我省人民公社的生产规模，大部分是适当的，不要再作变动。一些地方生产队规模过小，应根据《二十三条》有关规定，根据大多数群众的自愿进行适当调整，但是要放在秋收以后进行。

5月

省军区领导班子作了变动，夏琦(副政委)、候建新(参谋长)、尚安平(主任)到职。刘昂(副司令)8月到职。钟贤文(副司令)，杨吉林(副政委)12月到职。

5月18日

南萍在上海时，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请南萍吃饭，参加的还有广州空军政治部主任查××等，王维国向查介绍说：“我们都是一个观点的，是一家人。”南萍说：“是一家人，希望多帮助。”

5月21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伟大的领袖，革命的舵手》文章。文章中提出，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接班人地位，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

6月1日

林彪在家里接见陈励耘等人，当叶群介绍他们对林彪感情非常深时，林彪说：“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叶群还说：“林立果把你们那里当成第二家乡”，陈说：“这是我们的光荣，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建设成为可靠的第二家乡，成为可靠的基地”。

6月3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文章，介绍桐庐县南堡大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即多次发表向南堡大队学习的文章，提出远学大寨，近学南堡的口号。6月4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学习南堡大队的通知》，通知指出，推广南堡经验，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学习南堡，一定要加强战备，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南堡精神学到手，还要反复学习，反复宣传，反复斗争。全省掀起了学南堡的群众运动。

6月

“704工程”(为林彪修建行宫，即现在的浙江宾馆)正式动工建造。陈励耘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审查图纸，模型，亲自勘察定点，批款三千四百万(浙江省当时三千四百万人口)，以南、陈、熊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报告。交待有关部门保证人力、物力。争取71年国庆节使用。71年3、4月南、熊两次开会要工程在十月底前一定要完工。704工程有三防设备，地上地下各有二百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还有坑道，直升飞机场，并计划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建作战暗堡。还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各建造一幢别墅。为了建立图书室向杭州市要走图书45000余册，文物、古字画300余件，古砚等文物249件，拿走登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重庆谈判时期和赫尔利、蒋介石合影的《联合画报》和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时期经过绍兴时的题词和照片。还指名收集希特勒《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拿破仑外传》、《拿破仑本纪》等。杭州市调动淳安民工750名，市政工人园林工人360多名，价值30000多元的名贵树木，粮食100多万斤，食油30000多斤，烟煤1100多吨，空心砖100000多吨，元钉37000多斤，镀锌铁丝40000多公片，胶铝线2200多公尺，灯炮20000多只，加工制造无声电动机113台，低压锅炉八台，拆迁附近居民28户，完工前林彪自我爆炸，实际用去3100万元。

8月11日

黄永胜随周恩来总理陪外宾来杭州，深夜找陈励耘到住处谈话，黄永胜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嘛！”南萍认为“这是对我们不交底的交底。”8月16日，江腾蛟派徐×(空军三师副政委)从北京来杭，要陈励耘在二中全会上要坚持天才观点和设国家主席，说：“天才的问题，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是林副主席最早发现的，也是最早提出的，现在有人要反对伟大的天才，只有伟大的人才能发现得了，所以，林副主席也是伟大的天才。设国家主席问题我和刘锦平、王飞商量过，在讨论宪法时要明确和坚持，宪法上还要写上有国家主席，谁来当国家主席？毛主席早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那只有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不光是我的看法，同林立果商量过，也是他的意思。”又说：“和省里通通气，同南萍商量商量。”陈励耘说：“我同南萍讲一讲，他会同意的。”事后，陈、南在警卫处二所专门讨论了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

8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的文章，并发表了题为《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短评。短评指示，勤俭大队响应毛主席关于“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从1964年开始学习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他们所谓经验就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哲学的主课，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斗天、斗地、斗敌、斗私。

8月18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向江山县勤俭大队学习，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的通知》。(江山勤俭大队是康生、曹轶欧抓的农民学哲学的点。)

8月24日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23日林彪做报告，会后南萍、陈励耘立即核对笔记，叫秘书进行复写。南萍说：“这个报告是有所指的，有针对性的。”当晚，吴法宪打电话找陈励耘交底。24日晚，南萍、陈励耘在一起商量，陈励耘说：“国家总要个主席，设总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说：“设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来当嘛。”25日，陈励耘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指华北组的简报)。”南萍说：“看来华北组斗争很激烈，陈伯达说这个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陈励耘说：“那当然，我们平时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关键时刻不行啦!在这个问题上(指设国家主席)浙江小组要统一。”南萍说：“是啊，国家主席还是设的好，设了更放心了。”当天在华东组会议上陈励耘发言，南萍也在会上说：“陈励耘谈的设国家主席的理由和浙江群众的意见，是代表浙江小组的，是代表着浙江人民的愿望的。”

8月30日

省革委会为了支持夺煤大会战，决定修建杭州——湖州铁路并成立“杭湖铁路工程指挥部”，要求力争在1971年“七·一”前通车。

9月9日

南萍违反中央规定，把私自带回复写的林彪8月23日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会上全文传达。9月11日，南萍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报告：“听了林副主席8月23日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备，表示热烈拥护，决心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还印发了林立果讲用报告。9月17日，南萍又在省革委会召开的各地区、县和驻杭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传达林彪8月23日讲话。10月28日，在地区负责人会议讨论省党代会工作报告第五稿时，南萍又拿出林彪讲话，念了几段说：“林副主席讲得很深刻，工作报告能用上的都要用上。”1971年3月16日，南萍在省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的召集人会议上，再次作了传达。

9月15日

《浙江日报》刊登《坚决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伟大号召，以勤俭大队为榜样掀起学哲学新高潮》，报道了省革委会在江山县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现场会，大破“哲学神秘论”、学哲学“无关紧要论”，有力促进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还发表《大学大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社论。

9月

批陈整风后，嘉兴军分区一位副政委揭露南萍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的错误，在其分区所属人武部影响比较大，南萍怕引起共鸣，在杭州饭店五楼召开七个军分区负责人会议，要到会者注意社会动向，防止反复，要加强团结。9月中旬，熊应堂召集嘉兴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同志开会整了这位同志，还开分区党委扩大会，着重解决这个问题。10月3日，南萍从上海经过嘉兴时又指示军分区要解决好，不然把各县搞乱了，要影响地区机关。南萍还召开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座谈会，要大家注意浙江反复多，要注意，并暗示嘉兴军分区出现的问题。

10月20日

杭州市革委会批转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总结报告》(据统计，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建立以来到撤销止，先后被关押扣审的有7000多人，其中属于举办流氓、阿飞、扒偷、贩卖票证学习班，人数300多人。这些人员中部分是外地流窜犯、劳改犯等犯罪分子，而绝大多数是违反市场管理，有的调换毛主席纪念像章，有的骑车带人等。此外，大都是抓了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其采用的主要刑罚是：(1)站，被抓人员在治安组登记口罚站；(2)跪，如果态度硬一点，则在治安组登记后，到原中苏友谊馆楼上大厅里罚跪；(3)打，对敢顶嘴的采取拳打，或用竹片、铅片打；(4)甩，有的则在大厅台上甩；(5)用枪威胁；(6)用汽车电瓶麻手。

10月10日

10月初，南京军区副政委王六生到舟嵊要塞检查工作，10日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南萍10月25日以省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关于当前舟山局势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10月10日以来，舟山局势急剧恶化。20日晚，省党的核心小组确定，由南萍先用电话向中央办公厅汇报，然后再用书面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

一、军队同群众更加对立，抓人、打人、冲砸群众组织的事件日益增多。二、继续用强制的办法搞“大联合”。“舟联总”群众纷纷外逃，先后逃杭州1000多人。三、10月17日，不同群众商量，不顾省革委会多次建议，地区军管会突然作出“各县学员统统回县办学习班”的决定，使地、县学习班处于解散状态。四、岱山县军管会10月19日没有按省的意见，即派出没有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筹建委员会汇报团，要省按照他们预定的方案批准建立。以上情况出现，并常偶然，这同南京军区副政委王六生在舟山多次讲话是有很大关系的。如10月10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是教育部队正确对待群众，而是支持军队抓人。说什么“还有打解放军的，好人还打解放军?今后谁打解放军就把他围住，抓起来。如果是好人，要叫他交出后台，否则就不放，……反军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舟山问题不是孤立的，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给全省带来干扰。处理舟山问题确实有困难，亟待中央听取一次我们的具体汇报。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0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平稳。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96．92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农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5．1％，工业产值60．5亿元，增长16．2％，其中轻工业增长9．2％，重工业增长30％，粮食达到219．31亿斤，增长7．1％，钢产量为8．01万吨，增长178．7％，水泥70．75万吨，增长23．5％，化肥69．96万吨，增长17．4％。

1971年


1月13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1月12日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四个县，关于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联合倡仪。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定要把路线搞对头》。提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是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要抓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浙江日报》发表四县的倡仪和评论员文章以后，在全省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全省各地立即响应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四个县的联合倡仪。

1月14日

《杭州日报》报道，市委常委学习讨论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四县的联合倡仪和《浙江日报》《一定要把路线搞对头》的评论员文章。并发出通知要求“奋发三年把杭州地区建成大寨式地区”。该报同时发表《关键在于领导执行正确路线》的社论。

1月20日至28日

浙江省第五次党代表会在杭州召开。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南萍代表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引用新党章的原文时，加上了毛主席几次圈掉的“三个副词”，继续吹捧林彪是“学习、宣传、贯彻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在会议期间，南萍等人为了诬陷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军区政委龙潜，采取拉拢，封官许愿的手段，安排××(7月12日被任命为政工组副组长、省人事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会上揭发江华、龙潜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搞特务活动。搞“特情专政”的发言。南萍在他作的工作报告中也加上这方面的内容，以此来掩饰他们过去长期的诬陷。大会选举出67名委员和22名候补委员，组成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省委常委：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娣。省委第一书记南萍，省委书记陈励耘、熊应堂，省委副书记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省委五届第一次全会作出了《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决议》。2月3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1月26日

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派他妻子和秘书来杭州给南萍、陈励耘、熊应堂送礼，临行前王维国说：“这次去杭州，不要光看成是送一点东西，要看到我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同空五军、二十军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同五军、二十军的团结很重要，只要我们三个军团结好了，就可以控制整个华东地区的形势”。

2月

林彪给陈励耘送来了两只熊掌，陈励耘召集骨干举行“熊掌宴”，要大家坚定不移地跟林副主席走，压力再大不妥协，风吹浪打不回头。陈励耘给林彪送了野鸡等，林彪要儿子林立果给陈打电话：“陈政委这个时候送来这些东西，是很可贵的。你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很高，水平和才华远远超过一个军政委，这样优秀的领导干部，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在全国各省，陆军和空五军团结这么好的，恐怕就算浙江了，在全国很难找到象空五军和二十军团结关系这样好的，还要继续做好二十军的工作。”陈励耘表示，他在重大问题上和南萍的观点是一致的。林家父子又给陈励耘送来芒果、灵芝、熏鱼、桔子、花生和贵重药品，以及指北针、录音机等。陈励耘把芒果等分别送给南萍、熊应堂，以加深对林家父子的感情，并说：“要加深再加深，要象挖井一样，越挖越深。”熊应堂说：“芒果是幸福果，教育全家忠于林副主席，要紧跟林副主席干革命。”

2月17日

南萍在北京参加计划会议时，给江腾蛟(军委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原南京空军政委，林彪死党)打电话要见他，第二天，江派车把南萍接到家里。江说：“你们浙江形势很好，我也很高兴。”南萍说：“也有你一份功劳。你过去不是经常给我指点吗。”江还说：“二十军、空五军要搞好团结，省军区也是你们管的，这样就更好统一了。”南萍向江腾蛟表示：要和江政委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同年4月，江腾蛟在上海对他女儿说：“过去南萍在浙江的工作开展得那样顺利，哪一步不是我给他当的参谋，不然，他也不会当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浙江的路线斗争之所以搞得不错，都是我给他传达首长(指林彪)的指示，使他们对整个形势有所了解，有些数，每一步该怎么搞，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我都替他们想到了。”南萍自己也讲：“江政委是南空(南京空军)的政委，实际上就是我的政委。”南萍说：“自开完二中全会以来，我和熊应堂经常商量，要从各方面抓紧对省军区的工作。以统一对‘一月会议’后形势的看法为名，召开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压制不同观点的同志，想把省军区进一步拴在自己的山头上。7月6日，在杭州饭店五楼召开了七个分区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传播了一些流言蜚语，孤立、打击舟嵊要塞区和舟山地区革委会，要大家注意社会动向，防止反复，加强团结，顶住困难。平时还经常分析省军区的形势，企图拉拢一些同志，控制局面。”(摘自南萍检讨)

2月24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杭州花家山宾馆接见陈励耘安排的空五军的机关和各师所谓对林彪感情最深的“好同志”20余人。陈励耘和周宇驰等人吹捧林彪、林立果。事后，陈励耘把接见情况写成简报送林立果，表示忠于林彪一家，跟定林立果。

3月

张永生写作班子成立，组长李菊麟(原办公厅秘书)，副组长王竞(原杭州市委党校文化教员)，成员有杜××、汪××、张××、陈××等共12人。6月沈策传达省委意见，写作班子由张永生和他具体负责，柴启琨挂帅，并改为省委写作班子，拨了办公用房，地点在葛岭六号，同时还成立了“文艺批判组”设在新新招待所，9月份两个组合并。

5月16日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委召开地县领导干部讲用会，检查学习，总结交流经验，推动领导班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发展，并提出了“要当好工作‘班长’，首先要当好学习‘班长’的口号。”

6月13日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哲学的解放——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

7月1日

省委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在省体育馆举行报告会。出席会议的有南萍、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娣、张永生、华银凤以及驻浙部队负责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萍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赖可可在会上讲话。报告会的主题是：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7月8日

省委在《关于1971年上半年工作情况进行初步检查，提出下半年的几项主要工作》。上半年全省进行了批修整风运动和整党建党，新建党支部占原有党支部83．3％，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已占参加整党运动党员总数86％，新发展党员1．6万人。同时狠抓了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工作。经济战线上工农业有喜有忧，农业有可能实现第十个丰收年。但在工业上问题很多，产品质量不过关，一些任务完不成。各种事故比例高于往年同时期。下半年工作主要是继续整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运动。

7月11日

南萍到上海，空四军副军长郑××等人到郊外十几里外迎接，当晚就设宴招待，在祝酒时空五军副政委王××说：“文化大革命中空五军和二十军在南政委、熊司令领导下，团结战斗在一起，我们是二十五军。”空四军副军长郑××说：“我们是二十九军，南政委、熊司令是我们二十九军的军长、政委。”南萍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并说：“大家说话要注意啊，不然人家会说我们在这里搞什么阴谋呢。”(空四军、空五军和二十军加起来为二十九军)。

7月31日

王维国在家里请南萍吃饭时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支持了我们。记得你以前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

7月下旬

于新野(空军办公室副主任，9·13事件后畏罪自杀)从上海来杭州对陈励耘说：“南萍去上海看病，王维国请南萍吃饭，在敬酒时王维国说：“二十军、四军、五军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还说：“见到在上海养病的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他提了三个问题，林副主席心情怎么样?压力大不大?如果有情况来打个招呼，他还有几十万人”。陈励耘说：“这三个问题提的很尖锐”。

8月14日至9月12日

毛泽东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同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及同他们一伙关系诡秘的人。在杭州，毛泽东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和他同吴法宪的关系。毛泽东主席对林彪及其同伙关于对林立果的种种吹捧进行了严历的批驳，指出，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毛泽东主席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8月23日至9月28日

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育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会后，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批判所谓“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9月5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美术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当代著名国画家潘天寿被迫害致死。

9月8日

于新野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陈励耘立即正式向省委提出，要调9名医生，熊应堂表态，照办。9月9日陈励耘又以给中央首长会诊为名，仓促成立“医疗会诊小组”，参加小组成员的条件：对军队感情深的，路线觉悟高的，政治上可靠，能够保密，还规定这些医生不准外出，不准请假，要随叫随到，准备出差等。(早在70年冬，陈励耘就以给中央首长(指林彪)看病为名，派人物色好医生，以及扩编教导队，加强各机场的武装营，控制嘉兴机场和杭州笕桥机场周围的民兵组织，专门成立领导班子，抓紧部队地面训练，准备大批武器弹药。他还准备了浙江地图、药品和其他物资，妄图把浙江变成林彪反革命政变的“根据地”。)

9月15日

省委召开驻浙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我省不再建立统一的驻军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和单位，除中央规定实行军管的，如铁路系统和公安机关等以外，其余的军管会应予撤销。

9月20日

南京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海宣布对林彪反革命集团(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登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坠落，机场上8男1女全部摔死。简称9·13事件)重要骨干陈励耘进行隔离审查(同去上海在场的有南萍)，并派部队把他从上海押解到南京。

9月22日

南萍从上海回杭州后，在省委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常委参加的会议上传达陈励耘被隔离审查的消息说：“陈励耘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问题，这要由中央审查做结论。”熊应堂跟着说：“是什么性质问题，现在还很难说。 ”

9月25日至29日

杭州市上演《英明的统帅，光辉的榜样》，歌颂林彪的话剧。9月29日省外办根据外宾要和一个工厂联欢的要求，又在杭州制氧机厂演出该剧。9月30日，还在湖滨大批判专栏里刊登剧照。半个月后由有关部门通知复盖。

10月1日

经赖可可批准(中央已将9·13事件通知各省)《浙江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和林彪的巨幅画像。报道省市革委会举行集会庆祝建国二十二周年消息时，提出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0月

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南萍传达陈励耘被隔离审查。参加的人员有省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省革委会各大组负责人(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南萍在会上传达时讲：“他们和陈励耘之间是有斗争的，他们是两条道上的人。”还说：“这次是王洪文打电话要我和陈励耘到上海看文件，把我和陈励耘骗到上海，其实是为了扣押陈励耘”等。

10月27日

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向群众传达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以及陈励耘的问题。

11月15日

省委召开五届四次全会，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的罪行。南萍、熊应堂在“9·13”事件后，整理上报陈励耘材料时，划框框，定调子，凡上报中央的，必须经过南萍亲自签批，南、熊扣压了不少揭露陈励耘搞阴谋的材料。如加兴县委、地委上报的《关于××在绢纺、冶金两厂加工空对地火箭发射架的情况》和省委办公室综合的《关于死党陈励耘在加兴加工空对地火箭发射架》的专题材料。以及省委两次综合整理了陈励耘和林岗关系的材料，和杭州市园管局上报的“71年3月份陈励耘借口湖上警卫要去三条船，要求改为机动船，船前要能架机枪等材料，都被南萍、熊应堂扣下来。在上报的材料中也有许多重要内容被删掉。中央〔72〕4号文件下达后，群众揭发了不少南萍、熊应堂参与《“571工程”纪要》问题，南萍、熊应堂出来打包票，捂盖子，压制群众揭发批判。南萍还炮制了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同林陈反党集团没有任何联系的材料。熊应堂拿着材料到处作报告，大讲“四无”，以及和陈励耘的斗争、矛盾。72年3月在花港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围攻、打击敢于揭发他们问题的同志，给这些同志戴上“把矛头指向省委，反对“三红”、“以分裂反对分裂”、“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对全省形势和省委工作横加指责，”“抓住可借用的力量，错误地大做文章，”“想利用中央文件泄私愤，是翻案，是反革命，与《“571工程”纪要》共鸣。不准提“基本力量”、“借用力量”、“固守浙江”，阻挠破坏中央4号文件的贯彻。

11月25日

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批陈整风的指示，全省已有9万1千多名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了批陈整风学习，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1年全省经济工作重点抓了发展五小工业和职工调资等，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118．93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其中工业产值为67．5亿元，增长15．4％，农业产值为51．43亿元，下降0．4％，粮食、棉花都比上年下降；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7．35亿元，增长7．5％；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5％。


1972年


1月30日

杭州至湖州铁路正式通车，杭州站进行通车典礼，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驻浙部队负责人、杭州铁路分局负责人、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出席。这条铁路自杭州市区至吴兴县龙溪江畔全长94·8公里，与长广煤矿至湖州段铁路接轨。至此，杭长铁路全线贯通，全长165公里。

2月7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要到杭州访问，中央把南萍、赖可可、朱全林、候建新找到北京开会，研究做好接待、警卫工作。省军区参谋长候建新汇报了按中央军委指示，应由省军区负责组建警卫分队。而南萍、熊应堂却从空五军组建了两个连派到省军区警卫营，驻在省军区司令部大院内。张春桥听后立即站起来，指着候建新说：“我是南京军区政委，不代表中央?你不要认为自己正确，你不是司令、政委，不要再搞分裂了。”事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专门派了工作组来浙江调查，调查结果情况属实。决定撤走组建的两个连队，由省军区警卫营负责尼克松来杭的警卫工作。

2月26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到达杭州，省革委会主任南萍等到机场迎接和设宴招待尼克松总统一行。

3月21日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和驻浙部队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王子达、白宗善(空五军军长)、万振西(省军区副司令)、夏琦(省军区副政委)、候建新(省军区参谋长)、铁瑛(舟嵊要塞区政委)、马龙(东海舰队司令)、谭启龙(福建省委副书记)先后到达北京。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请许世友参加。当晚政治局同志找南萍、熊应堂谈话。周恩来总理说：“请你们来把浙江问题说清楚，浙江省委常委和你个人的问题南京军区送来了些材料，需要搞清楚。二中全会后。去年国庆节中央规定不游行，你们应该想到这些问题。你们还登了林彪的像，事情已经清楚了，9月18日通知已发了，你们竟没有向下传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了，你们党代会报告中还放上‘三个副词’，对天才问题仍然不理解。二中全会把所有文件材料收回了，当时只规定传达公报，你们传达了林彪的讲话，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拥护。你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是有联系的，这次要采取主动。”在京期间，南萍、熊应堂多次作了检查，与会同志进行批判、帮助。3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京西宾馆二号会议室同南萍、熊应堂谈话。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对浙江作了指示：“首先解决敌我问题。”

4月25日

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中发〔72〕16号文件)。该文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问题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该文件最后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待，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中共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派许世友、王洪文来浙江，帮助贯彻16号文件。

4月26日

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成员，以及许世友、王恩茂(南京军区副政委)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周恩来总理说：“文件(指16号文件)主席已经批了，你们也看到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同志参加浙江省委常委，担任书记。要把浙江搞好。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开的时间不要长。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世友、洪文过了‘五一’节到你们那里去。”

4月27日

省委和驻浙部队赴京开会的同志回杭。根据中央部署，省委准备分三个阶段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对南萍、熊应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

4月30日

省市军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五一”节晚会。出席晚会的有南萍、谭启龙、铁瑛、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娣、张永生等。

5月3日至6月6日

根据中央关于浙江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省委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的指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扩大到驻浙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各主要负责人。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中央政治局领导有关浙江问题的指示和中央〔1972〕16号文件，着重揭发批判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错误。5月10日起，会议转入第二步。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采用大中小会议结合的方式，揭发批判和清算陈励耘、南萍、熊应堂在“一月会议”后(指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揪斗大批人武干部，分裂群众，策划挑起一些重大武斗事件，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进行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期关押、揪斗省、地、县的一批领导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中搞“清理要翻番”，捕风捉影和揪黑线黑网，造成大批错案假案，在经济上，积极推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方针，大搞高指标、瞎指挥，致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南萍、熊应堂在北京的初步检查很不深刻，经过会议揭发和批评帮助，他们又分别作了检查，并表示愿意彻底检查交待。

5月上旬

王洪文在杭期间找张永生谈话，要他好好养病，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及时向他反映，还说他离开北京前张春桥、江青要他到浙江见到时向你问好。张永生对王洪文说，这次南萍、熊应堂出问题，恐怕要引起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王洪文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刮它个十二级台风吧。要经得起十二级台风的考验嘛！”

6月7日至28日

省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72〕4号、12号、16号文件。参加会议人员共3038人。会议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揭批林彪、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对南萍、熊应堂进行揭发、批判。南萍、熊应堂在会上作了多次检查。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王洪文参加会议。南萍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检查说：“我走错了路线，上了贼船。……我在丑恶的资产阶级‘向上爬’、‘保官图名’思想的支配下，自觉地踏上他们早已铺设好的跳板，一步步走向这条贼船，成了他们的‘借用力量’。这里特别指出，拉我上贼船的主要成员是死党陈励耘。……凡是有来头的特别是来自空军系统的，我就巴结、讨好或主动登门拜访。如周赤平、周建平、于新野、江腾蛟等，甚至有的死党老婆来，我也不放过。积极为林贼建造‘行宫’。陈励耘为了讨好献媚林贼，提出四号(指在省军区司令部大院内保健路4号)不行了，林办要求造个房子。我即表示赞同。我和陈一起去察看了地形后，陈即带着模型去北京向‘林办’汇报，并指定我们三人(南、陈、熊)管。这件事一直未在核心小组讨论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长期以来反对南京军区……”。“用宗派主义破坏‘一月会议’的贯彻。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支持省革委会，而我以胜利者自居，进一步压制不同观点的同志。”“我一直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立场上看待舟嵊要塞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熊应堂在省委扩大会上检讨说：“由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加上林贼死党陈励耘以及南萍同志的拉拢和影响，我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积极投靠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死党陈励耘、王维国打得火热，上了他们的贼船。……他们肉麻地吹捧我是‘老军长’、‘廿五军军长’(二十军加空五军)、‘廿九军军长’(再加空四军)。”“长期反对南京军区领导。69年‘一月会议’，当时从稳定全国形势这个大局出发，支持了省革委会。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却背着中央，给我和南萍同志作了违背中央精神的黑指示，胡说什么‘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他们所说的‘人家’，就是指南京军区。‘一月会议’结束后，我和南萍同志以及陈励耘，以‘胜利者’、‘正确者’自居，忘乎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对军区领导进行影射攻击。……在温州开枪的问题上，黄永胜也是支持我们的。”“在舟山问题上，陈励耘和南萍同志，采取一条‘拖’的方针，把舟山问题‘拖大’，把要塞区‘拖垮’，把军区(指南京军区)‘拖下水’。”

省委扩大会议后，各地、市、县和省级机关，厂矿院校各单位，分别召开党委扩大会和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6号文件及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

6月29日

中央通知，把南萍、熊应堂送北京审查交待问题。7月1日由省军区参谋长候建新带一个班护送南萍、熊应堂去北京。自南、熊去北京审查后，群众又编了两句顺口溜“二龙翻江归大海，水漫南山淹死熊”。与前两句合起来为“南山来了一只熊，一口吃掉两条龙，二龙翻江归大海，水漫南山淹死熊”。这个顺口溜流传得很广。(二龙系指龙潜、张秀龙)

6月

省军区党委常委变动，谭启龙任第一书记，夏琦任第三书记，候建新、尚平安任副书记，戴克林、万振西、钟贤文、杨吉林任常委。

7月

省委成立南萍、熊应堂专案组。组长：铁瑛，副组长：夏琦，李朝龙、高文泉具体负责，工作人员三十多人。

8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的意见的通知》和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随后，省委常委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与驻浙部队军以上单位进行了座谈。1973年2月，又与参加省委批林整风座谈会的各部队负责人和各地市委负责人进行了讨论，进一步征求了意见。此后，三支两军的人员就开始陆续撤回部队。

8月21日

8月19日，省批林整风会议结束后，省委召集在杭的温州地委常委(五人)就温州地区如何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和进一步贯彻中央16号文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他们支一派，压一派，镇压群众，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路线，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大搞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团结，对这些错误东西，温州地委的某些主要负责人都是坚决支持、积极执行的，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会后，省委发了19号文件。

为了充实和加强温州地、市委的领导，省委决定派沈芸、李铁锋、胡景瑊三同志参加地委领导工作，伏庆祥参加市委。柴启琨代表省委带领工作组到温州指导、帮助工作，贯彻中央16号文件。

临行前8月27日省委办公室负责人薛驹向省委工作组介绍省委19号文件精神时说：

“温州的问题只能通过批林整风才能解决”。“他们支一派、压一派，镇压革命群众。全区武斗两年之久，死一千零十八人。67年8月初，南、陈、熊派部队到温州8月13日开始武装镇压”。

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路线。李铁锋毁枪被捕被诬陷成“缴械叛变”，下放劳动。70年批“三气”，又把已解放的干部重新打下去了。并把批斗对象集中到五七干校继续批斗。许多干部不愿在温州工作”。

“他们大搞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团结。68年8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闹水坑被打死两人，他们就抬棺游行”。

“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发了《致全省人民公开信》，把公安干部当作匪特组织，层层揪斗公安干部，公安干部到现在只回来百分之二十，老干部到现在才逐步充实”。

“他们破坏经济政策，破坏工农业生产。文革前，温州地区每年上调粮食一亿到一亿二千万斤；67年后，每年要国家调进粮食六千多万斤”。

8月22日

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9、10月份开完地、县委的批林整风会议，同时搞好向群众进行传达教育和基层整风的试点。通知提出，批林整风，以批林为重点。在整风中，各地、县委要联系本单位实际，集中解决几个问题。

9月2日

1972年9月2日省革委会保卫组和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上报《关于撤销浙革(1969)8号文件和对原特情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公安机关在对敌斗争中，使用隐蔽侦察力量，是由来已久的。十几年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对敌斗争中，遵照党的专门工作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必须与可能的原则，建立了一批特情，并在对敌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陈励耘等人把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污蔑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说什么“特情专政”，把公安侦察工作采用的侦察手段，污蔑为“通敌工具”，“叛国活动的渠道”。把特情说成是“坐地虎”，反革命活动的“地下军”，“反革命复辟的子弟兵”等等。省各地都发生了对特情人员乱加揪斗、毒打、游行示众的现象。造成了对敌斗争被动的严重后果。各地军管会，在分清路线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查清特情人员的问题，逐个落实政策。9月13日省委批转了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各级法院，开展正常工作，根据需要调回一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意见。

9月4日

省委转发8月6日赖可可代表常委在全省批林整风会议上作《我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教训》的检查。7月24日至8月2日，省委在谭启龙、铁瑛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十次省委批林整风会议，主要内容有六个方面：(1)为南萍、熊应堂的错误，捂盖子，严重阻碍了运动的进展；(2)利用所谓“特情”问题，砸烂公、检、法，打击、迫害一大批干部和群众；(3)在干部问题上，执行陈励耘、南萍、熊应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9月13日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和实际工作需要，省委同意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关于恢复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的请示报告》。省委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要求各地尽快把各级人民法院恢复起来，进行工作。为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11月20日，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委员会，余纪一任党委书记。

9月15日

省委在总结两个月来的批林整风报告中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首先是落实干部政策和妥善处理被错关、错判人员的问题。对一些问题较多的地、县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要有计划、慎重地逐步进行充实、加强和个别调整。对混进领导班子的个别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又屡教不改的人，要按党纪国法予以严肃处理。随之，全省各级均解放了一批干部，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工作，被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把一批靠造反起家的领导成员打发回基层，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

9月22日

杭州市委决定撤销四大组，成立组织部、宣传部、财贸部、农村工作部。

9月28日

省革委会批转省人民保卫组、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撤销省革委会〔1969〕8号文件和对原特情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继续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批判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破坏对敌斗争隐蔽侦察手段的罪行，肃清流毒，实事求是地查清特情人员的问题，逐个落实政策。那种不分情由，一概否定，加之罪名种种，一律砸烂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

9月29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抓紧做好红卫兵抄家财物处理工作的通知》，针对前一段我省红卫兵抄家财物处理工作中存在问题，主要是工作抓得不紧，党的政策没有落实，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已处理或正在处理的单位进行复查和总结，妥善解决好遗留问题。

10月4日

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浙江日报》和解决刊用纸的紧张问题，省委决定嘉兴、绍兴、宁波、舟山、报台州、丽水、温州等八个地区的报纸，自10月份起停办。

10月14日

杭州市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参加人数1896人，王子达在会上检讨。据统计，杭州地区武斗死亡232人，各地区清队和一打三反中非正常死亡1254人，被打成残废的更多。

10月14日至16日

为了贯彻执行72年4月份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清查扣留人犯的报告。省委召开地、市和八个县人保组长会议，到9月止，共清查了1829人(缺杭州地区)，判刑的917人，缓刑、戴帽、管制93人，教育释放787人，平反冤假错案32人。

11月3日

中共中央任命陈伟达为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陈冰、刘昂、夏琦为省委常委。

11月4日

省委发出《关于在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应注意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针对有的地方要在批林整风会议上把“5·16”分子抓出来，要挖“黑线”等倾向，向各地、市、县委提出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批林整风，重点在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不要乱提口号。(二)要认真注意党的政策，强调处理政策性问题一定要慎重。未经批准，不计搞隔离审查或撤职。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而屡教不改的人，要按照党纪国法予以严肃处理。不要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下面的干部和群众。(三)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领导班子不要长时间搞关门交心，而应当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揭发批判。

11月20日

省委就平阳县大搞纳亲纳派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发展新党员中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指出，平阳县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不讲阶级，不看政治历史，不坚持党员条件，不顾群众反对，大搞纳亲纳派，把所谓“经过火线考验”、武斗“有功”的人拉入党内。近几年来，全县发展党员1114名，其中由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批准发展的323名，除4名所谓“站错队而转得比较好的”外，其余都是他们所支持的一派人。《通知》还强调指出，“有些地方和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平阳县的问题”。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对此应引起重视，认真进行一次检查，立即停止这些错误的做法”。

11月25日至12月28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分两段开，第一段，主要是汇报和交流了7个月来各地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的经验，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常委沈策、王子达等人批林整风以来一直对抗中央16号文件和拼命捂盖子的严重错误。这次会议之前，省委曾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多次帮助，会议期间党委内部又开过十次交心会，要求他们能在会上作一次象样的发言，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省、地两级领导干部对贯彻中央16文件和批林整风的态度问题。第二段，讨论研究了省委提出的1973年工作要点。在这次会议上，省委进一步指出，必须紧紧掌握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不纠缠历史旧帐的问题，指明了深入批林整风的方向。

12月

省委在屏风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南、熊”的问题。浙江的批林整风运动达到高潮。会议结束后，王洪文看了揭发陈、南、熊迫害干部群众事实的简报说：“不要揭这些阴暗面，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2年，计划完成情况良好。工农业总产值为132．67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农业产值58．25亿元，增长13．2％，工业产值74．42亿元，增长10．2％。粮食产值达249．69亿斤，棉花113．6万担。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钢12．66万吨，比上年下降3．3％，生铁19．09万吨，增长14．2％；水泥111．16万吨，增长20．9％；化肥104．46万吨，增长35．1％。


1973年


1月13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深入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省委书记谭启龙作了会议总结，省委书记铁瑛讲话。

1月13日至28日

杭州市委为了贯彻省委工作会议，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召开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局党委常委、县团级企业、事业单位党委负责人，市革委会各组负责人，待分配的原部局级干部共四百七十二人，会议主要揭批王子达、汪××为南萍、熊应堂的问题捂盖子，不准联系南、熊的问题，对揭批南、熊认为是“三气”未消，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等。

1月25日

省委批转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关于清理拘捕人犯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5条纠正意见：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进行清理。二、该捕判的罪犯，要坚决依法捕判，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已查清的冤假错案，要按手续抓紧释放，给予平反。三、恢复和健全预审机构，加强预审、看守工作的业务建设。四、严格控制使用拘留手段。五、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1月29日

王洪文在杭州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王洪文在会上借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批林整风不要纠缠历史旧帐，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在历史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为名，全盘否定浙江批林整风的形势。2月1日，王洪文由赖可可陪同到嘉兴县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共十一人。当县委书记×××讲：自己上了贼船，一些工厂犯错误的同志都作了检讨，王洪文问，有什么错误?×××讲：吹捧林彪，美化林彪，王讲：林副统帅，谁敢不吹捧?何况省里还有“三条汉子”(南、陈、熊)，这样检讨面太大了，要讲团结。南、陈、熊有很多问题是执行了林彪路线，但浙江许多工作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广大群众是好的，有的人不要重新检讨了，搞这些有人感兴趣，批林的方向偏了。搞层层检讨，揪“小南、熊”、“挖‘南瓜子’”、“熊爪子”是纠缠历史旧帐(这个调子一出，受过批判作过检查的造反派感到这是王副主席对他们的支持，纷纷起来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批了军代表，批了革命领导干部，批了新干部，造反派，批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的人给王洪文写信揭发省委的问题，王洪文就连续把好几封这类信件批给省委，向省委施加压力。同时又进一步怂恿这些人造省委的反。至此，浙江的批林整风实际上告一段落)事后，赖可可要嘉兴县委整理一份记录稿，交给谭启龙，谭启龙没有往下传达，赖可可批评谭启龙封锁王洪文指示。

1月

全省各级党委传达贯彻省委关于1973年全省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批林整风，重点批林，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批判资本主义，要充实和健全领导班子，整顿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于混进领导班子的少数坏人，要查清问题，坚决清除。在经济方面，要把农业搞上去。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地、县一、二把手要亲自抓农业，按农轻重的顺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要大搞以“土”、“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不断增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必须狠抓基础工业这个薄弱环节，加强地质工作，大打矿山之仗，把钢铁，煤炭搞上去。

3月7日

杭州市委周峰主持召开有陈侠、徐方明(杭州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郑江(文革前市公安局副局长)参加的会议商议市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并要市委材料组调查、整理市委领导的材料。还提出要清查的事件：

1、“六·六”杭丝联武斗事件；

2、“十·三一”攻打省暴临指事件；

3、“四·二四”查封杭州市工暴办公室事件；

4、“九·二五”查封省暴临指办公室事件；

5、抓“暴动公社”人员问题。

4月1日

市委决定将市革委会办事组和市委办公室合并为市委办公室(市委办公室也是市革委会办公室一个机构，两个名称)。市委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综合组、城区组、政策研究组、信访室、档案室、市革委会事务管理处。

4月11日

省委发出《关于我省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首先肯定了驻浙部队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的成绩，在全省各条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陈励耘、南萍等人严重干扰了驻浙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对部队和地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关于对军代表撤留问题，省委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一)凡是已经结合在省、地、县三级党委，革委会的军代表，原则上保留不动。(二)省、地、县革委会各大组和所属各局、办等办事机构，以及工交、农林、财贸、文教、卫生等基层单位，一般不再保留军代表。(三)由于实行军管的单位已相继建立党委，军管可以撤销。(四)凡已建立党委的大专院校和工矿企业等单位，可以撤销军宣队；党委尚未建立的，可缓撤。(五)沿海前线的地、县，由于斗争比较复杂，可作特殊情况处理。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1975年5月5日和9日，省委根据中央和全国第16次公安会议精神，以及驻浙部队党委要求，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撤回部队。5月5日，三支两军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撤回。(参加杭州地区三支两军人员共525人，其中省军区191人，二十军238人，空五军85人，海疗1人，建设兵团7人，科团以上干部219人，)

4月23日

省委正式通知撤销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恢复省委党校。5月4日下午，确定省委党校党委成员，李振风、张春台、王一波任党委副书记。

4月25日

省委成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谢正浩任组长，陈伟达任副组长。

4月29日

《浙江日报》报道，最近，浙江省委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在宁波召开了全省理论学习辅导员读书会。会议以批修整风为纲，采取了既读书、又开会的方法，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的一系列指示，认真攻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同时，学习了宁波地区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有计划地培训理论学习辅导员，推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经验。

5月8日

中央决定：谭启龙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免去南萍在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的一切职务。

5月16日至23日

共青团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由103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常委15名。吴培生、张金广、林招娣(女)、杨菊芳(女)为书记，厉惠良、滕铸、王则信、刘英为副书记。

6月5日至28日

省委召开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协商和提出了我省出席全国党的第十次党代会的25名代表候选人和中央提交我省选举的1名代表候选人。王洪文针对广大党员、工人坚决反对翁森鹤当代表的呼声，多次打电话给省委，说翁森鹤是全国工人中造反最早的“浙江选工人代表，一定要把翁森鹤选上”，“要照顾历史，即使工作难做些，也要尽量争取选上”。结果翁森鹤在本单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党员反对的情况下，仍被充作“十大”代表。

6月底

省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各地严格检查，深入了解，总结经验，解决问题，进一步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接着，省、地、县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检查组，深入城乡基层单位，检查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8月30日，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柴启琨为组长，陈伟达、陈冰为副组长。

7月3日至9日

浙江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600多名。邀请代表100多名，产业工人代表占70％，女代表占30％以上。会议听取了谭启龙、铁瑛、赖可可、柴启琨和陈伟达的讲话，通过了《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决议。大会号召全省工人阶级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林整风，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会由120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二十七名。蒋宝娣(女)为主任，徐婉珍(女)、陈有生、郭志松、姚新根、赵景棠、翁森鹤、方剑文、贺贤春为副主任。

7月19日

《浙江日报》转载《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该报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接着，中央和各地报刊相继转载，造成很大影响。

7月23日

省委通知，王醒任杭州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7月25日

翁森鹤、贺贤春联名写信给市委，说市委不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万进东(市委常委、老红军)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新干部。

8月10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联名给王洪文写信，并寄去《关于浙江省批林整风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的材料》，告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状。

据汪××揭发，7月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准备用他们三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告状。贺贤春说，1973年1月底，王洪文窜来浙江点了一把火，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立即跳出来搞串连，开黑会。二月中旬的一天，贺贤春派人叫我到吴××家开会。会上，贺贤春说：“最近王洪文来浙江开了几个座谈会，我参加了一个，情况很好。”张永生说：“看来王洪文是来纠偏的，现在造反派受压，王洪文来是个好苗头。他在嘉兴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更明朗，我已叫人去搞记录了。”翁森鹤更是得意忘形地说：“这是一个信号，我们要起来斗！”

张永生说：“浙江的问题，主要是谭、铁，要整理他们的材料。”张永生还要李菊麟从省委办公室搞来一叠材料。贺贤春从市委也搞来了材料。他们又从省市机关串连一些人来搞材料，断章取义，斩头去尾，歪曲原意，加工修改。如抓住谭启龙同志关于“倒过来看”的一句话，明明这句话是讲对南、熊做的事要看实质，要倒过来看，却把它歪曲成为对文化大革命要倒过来看。又如，抓住铁瑛同志关于“小常宝要讲话了”一句话，明明这是反映舟山军民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喜悦心情，却把它歪曲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都是妄图陷害、打击革命老干部的阴谋诡计。

8月12日至17日

浙江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十五名。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和驻杭部队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会上，省委副书记柴启琨作了题为《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浙江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会由一百二十名委员组成。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省委批准，省妇联常委二十一名，华银凤为主任，陆苏、唐友清、成秀、刘天香、邵素贞、吴国梅、苏莲珠为副主任。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谭启龙、莫显耀当选中央委员，铁瑛、蒋宝娣为后补中央委员。

8月29日

省委决定充实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任命金树鼎为党委副书记，张世祥、赵光华、李朝龙为党委委员。10月29日，根据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省委决定撤销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恢复浙江省公安局，党委名称亦随之变更。

9月5日

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出席大会的有十大代表，省委委员，后补委员，各地(市)、县委，省级各组、办、局、省属工矿、大专院校，以及驻浙部队团以上党委，共九百八十一人。会议期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以部分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革委会部分常委的名义贴出了大字报，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新老干部的矛盾，要联合新干部对付“孔老二”。9月下旬，贺贤春与翁森鹤纠集三、四十人在杭州市工代会开会，贺贤春说：“前两天我同翁森鹤商量过了，我们反潮流要打开局面，就要冲出去，我们两人已决定写署名大字报。计划第一步大字报上街，造舆论；第二步发动地县和基层单位的群众，到省上访，要省委负责人接见表态；第三步要省委检讨。贺贤春和翁森鹤又当场决定：大字报上街的时间是10月3日晚上，选定的张贴地点是杭州市的延安路、官巷口、城站、鼓楼、众安桥、武林门、卖鱼桥等主要闹市区。并分工包干到各系统和大单位。全文近一万五千多字，大字报题目《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十分关心路线问题》主要内容是：(一)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二)省委在调整各地领导班子中，不重视并且压制新干部；(三)关于干部路线问题；(四)关于谭、铁的思想作风问题。公开信最后表示：对谭、铁许多路线错误，决不放过。10月3日晚，大字报贴满了杭州主要街道。10月4日，省委就大字报上街请示中央，同日17时40分，王洪文给省委负责人打电话后，又给张永生打电话，支持他们的“反潮流”精神。王洪文说：“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你们对省委有意见，可以提建议”……。由于王洪文的支持，省委领导找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谈话时，他们提出：要省委为一方、他们为一方达成协议，并坚持一定要把王洪文在电话上向他们问好的话传达到基层。翁森鹤讲，现在这句话传达不传达，对我们关系很大。10月8日他们以杭州市“工代会”的名义，在新中国剧院召开群众大会，传达王洪文的电话指示，指名批评谭启龙、铁瑛，煽动群众开展。“四大”。会后，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反潮流战士”，纷纷来杭闹事，有的地方还引起两派群众组织再次发生武斗。(据程某交待，王洪文给省委领导打电话后，要谭代他向张、翁、贺问好，并要把电话接到张永生那里与他通话。王洪文在电话里说：“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王洪文与张永生通话二十多分钟后要张永生代向翁森鹤、贺贤春问好。张永生接了电话后，经常在省委领导同志和群众面前拍拍口袋说：王副主席给我打电话，对我有指示，但我现在不讲，到时候我要拿出来的。张永生还逼着省委硬要把王洪文向他们问好的话写在文件上。(附原纪录)

1973年10月4日，王洪文和张永生对话。

下午约5时40分——6时20分。

浙江的问题，出了一些问题。

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

还有一个问题，贺贤春、翁森鹤等同志，你们对省委有些意见，可以多提些建议，协助省委解决问题。

下面我跟你谈谈，就不要记了。(略)

张永生同志向王洪文同志汇报了一些关于浙江批林整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略)

最后，王洪文同志要张永生同志代向贺贤春、翁森鹤同志问好。

(接电话人张永生)

(张永生接王洪文电话后，欣喜若狂，又蹦又跳，他把我们叫到一起讲，有些话，王不叫记录，我就跟你们说说，其中有两句话是：“你们不能一下子翻身，要发动群众，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研究了几次，关键是：“要去发动群众，声势要大，人要多?”这就为以后况。我们建议，学习班应以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或省委委员为基础，适当扩大到地、市委一级少数领导参加(其中必须新老干部均等)。这次这种凑拢班子的学习班，同过去那种“扩大会”、“工作会”一样，是否定了九大组织路线的，这种学习班，势必造成以多数压少数，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分裂局面，而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节录)

10月26日至12月30日

省委在花港招待所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省委、省革委员会常委，工、农、青、妇等团体的负责人，各地委、大口的新老干部各一名，共82人参加。26日晚21时，谭启龙在学习班开学时讲话，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就怎样看待浙江的批林整风运动等一些问题，展开讨论，统一思想。但要保证军队稳定，社会稳定，机关稳定。学习班期间，省委内部某些人指斥省委，批林整风没有把批林放在首位，围着运动中的支流团团转；不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反而批“左”，很不正常；很热衷于整风和纠缠历史旧帐。同时，各地造反派又大批来杭上访，均要省委常委答复类似问题，省委常委疲于接见。两派越闹越凶。12月30日，学习班草草结束，柴启琨宣读谭启龙针对各方面意见而作的书面发言。铁瑛也表示同意谭启龙的意见。与此同时，各地、市、县、直至基层普遍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层层否定批林整风。

11月至12月

宁波地区在省委副书记柴××的支持下，把宁波地区二百多造反派和反潮流分子突击纳新、提干，担任地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为全省做出了“双突”榜样。

11月16日

王洪文给张永生打电话后，翁、贺认为，中央支持他们起来反潮流，并说：我们找谭、铁，他们不见，群众贴大字报他们不理，只有组织人上北京控告，我们三个带领大家一道去。并拼凑了三百多人，打起了“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旗号，给每个人发了“控告团”符号。张永生还给原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周某的秘书冯某挂了电话，冯某告诉张永生，中央不主张下面组织群众赴京上访，来了会被动，即使别人来，你们三个人也无论如何不要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一面给王洪文发电报，扬言要带三百多人的控告团到北京告状，一面三百多人扛着“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大旗，上街游行，还冲到花港招待所围攻省委领导，提出要省里给他们集中安排住的地方，要省委领导前去听取意见和批判。中央来电：“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同志发去的明码电报收到了，他们说今天凌晨三时就要离杭上访。浙江省委给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负责同志已看过了，中央负责同志意见：“请谭启龙同志多做点工作，特别是做好几个头头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中央同志很忙，到北京来也不会接见，如有什么问题在当地解决好。另外，谭启龙同志也可以代表省委对有些问题作点自我批评”。

省委接到电话后，没有向下传达。省委常委王子达把电话内容捅给市委副书记××，××又捅给市委负责人××、×××，×××他们立即告诉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省政工组负责人把屏风山疗养院(现在的上海总工会疗养院)可以住下来的点子告诉了张、翁、贺。“控告团”三百多人在省委副书记×××等人的支持下，当天下午，张、翁、贺这一伙三百多人全部上了屏风山。同时，张、翁、贺又偷偷指派×××等17人，连夜赴北京，告省委的状。

11月17日

晚上，在屏风山以“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名义，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大会由贺贤春主持。贺贤春宣布说：“省市赴京控告团屏风山学习班今天开始学习。成立一个五人领导小组，以夏根法为主，下设几个工作组：组织保卫组、材料秘书组、政宣组、后勤组。团部下设三个连队”。贺贤春还说：“省市赴京控告团屏风山的学习班，在反潮流中要起到学习队、宣传队、工作队、种子队的作用”。

11月18日

张永生、翁林鹤、贺贤春联名向中央写了《关于谭启龙、铁瑛同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约7千字。《报告》主要反映谭、铁两同志的四个方面问题：“(1)一再散布对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想不通，公开提出“要把南、陈、熊主持工作的一切问题倒过来看”；(2)支持怂恿那股否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带头散布“今不如昔”的错误言论；(3)排斥打击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而把否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加提拔重用；(4)压制民主，反对“四大”，对敢于起来向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右倾思潮作斗争的革命干部，群众搞资反路线。

11月18日

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信。

王洪文同志：

最近浙江发生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是比较复杂的，依靠省委本身解决比较艰苦，现在看来在一些干部中阻力较大，还有来自军区及其下属一些干部的抵触，省委常委本身也不能说已完全一致了，因此，我建议中央能派人帮助，否则对整个工作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浙江在批林整风后期却(确)有些纠缠历史，把陈、南、熊错误罪行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混淆，有些人却(确)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出现的新事物，在批南、熊时点名过多，批得不准，有相当一部分人靠边，现在地县掌握实际工作的应说大部分是后来派去的人，对新干部使用不当，大部分可以说不太使用(不是说省里的几个人)后结合的干部说错话的不少，有的甚至出气，对原两派群众组织缺乏历史的分析，因此对待他们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同的，现在两派矛盾加剧。

省委需要统一思想，但没有适当的帮助是较困难的。中央很忙，不可能过多的化时间，但在适当时机还应向省委提出严格的要求，这种推动是必要的。

12月6日至13日

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杭召开。几年来，我省已有43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指出，1974年全省需动员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约11万人。同时研究和规定了有关知识青年“病退”和“特殊照顾”等政策问题。

同日

“杭丝联”红暴头头童伯根给省委写了报告，要召开彻底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人罪行大会。省委批示：你们要召开彻底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同志的所谓罪行大会是完全错误的，违背十大精神，混淆两类矛盾，斗争大方向是不对的，必须立即撤销这一错误行动的计划。省委办公室12月11日打电话给杭州市委办公室，告诉杭丝联党委转告童伯根同志。

12月18日

张、翁、贺为抢官夺权，以“省委屏风山干部工人学习班”的名义给省委并报毛主席、党中央写信题为《关于坚决落实中央指示，把浙江问题解决好的情况汇报》，他们提出要“实货”，特别强调两条：(一)是要省委责成杭州市要先走一步，把“反潮流”骨干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半年搞好；(二)是提干、纳新要以屏风山山头为基础，以上山人员为骨干，在信里指出：省委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及其新生事物，是带有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要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讨论解决。还提出：“在批林整风中受到关押、隔离、撤职、停职审查，斗争批判的干部和群众，都应恢复名誉或进行平反，恢复工作，给予信任。

同日

王子达以个人名义写了《致省委常委的信》(节录)

有一些想法和意见，有的在常委会上已讲过几次，觉得还要说一说，有的是近几天发生的，也需要说一下。现在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群众之间的问题，恰恰是我们领导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的态度问题，是我们领导对群众批评、监督的态度问题。群众对我们批评，他们敢于批评，他们敢于反对错误倾向。(1)有人把你们二位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向你们提尖锐批评的人当作南、熊基础，为南、熊反案、想做大官，要揪所谓南、熊的黑班底，等等。近一年来，资产阶级派性由于纠缠文化大革命历史反而有所抬头，近一、二个月更为发展，各级党委思想比较乱。影响大局稳定的趋势在发展。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我衷心希望谭、铁代表省委常委，能够尽快地作出一个高姿态的自我批评，这是当前关键性问题。对于王洪文同志几次指示，我以为还是传达为好。王洪文同志当时是讲过无传达任务，现在时隔近半年，而且这些指示针对浙江情况，有利于解决当前问题。现在传达，我以为也不会违背王副主席无传达任务的本意。至于内容上有二次严厉地批评我的，我倒没有考虑，中央领导对我们的批评，对我是很大教育。当然，对一些新干部批评的话，我是不主张公布的。

12月上旬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把谭启龙、铁瑛和省委常委“请”到屏风山开了四天半的批判会。名为向省委提意见，实是要搞臭省委。他们把入场券发到杭州的基层企事业单位，还打电话通知各地、县头头来参加会议。人数最多时达二千多人。会上，张、翁、贺唆使×××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发言，主要是批判谭、铁书记和夏琦(省委常委、省军区副政委)，“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张、翁、贺把各地县“上访团”拉来杭州后，经常召开上访团头头会议，向他们提供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活动情况，叫上访团去冲省委的会议。

12月17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到杭州钢铁厂说：“杭州钢铁厂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是“复辟势力的黑据点”、“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并说：“不批臭杭钢经验，我死不瞑目”，“不要以为你们杭钢增产几万吨就了不起，同美国、日本佬儿一比，算得了什么?钢铁再多有啥用?还不是为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等等。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挑起武斗，使领导班子瘫痪，生产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2月19日

张永生等人带领屏风山上的小兄弟大闹省委常委会，要挟省委把一名所谓“坚强的反潮流战士”杨金林请出来(杨金林，绍兴工人，流氓分子，搞打砸抢，后当上地、县、矿革委会副主任，69年入党后当上省委候补委员，地、县委委员，矿党委副书记，为了灭口，逼死过两条人命，是绍兴地区的一霸。72年9月，经地、省委并报中央批准，对杨隔离审查)。早在10月，张永生在大小会议上多次说：“杨金林的问题，要作为全省突破口，全省关了一百七十余名造反派，杨的问题一解决，其余的人都可以放出来，这是一支新生骨干力量”。“谭(启龙)、铁(瑛)如不同意，你们就发动全矿罢工，使杭钢没有矿石，看他放不放，再发动五百人到杭州来把杨金林抢出来，我带他到北京见王洪文副主席”。11月19日张永生说：“现在形势很好，等各地上访团一到杭州同控告团联合，力量就大了，到那时，谭、铁不放杨金林，你们就去冲，你们不去冲，我晚上去冲”。当晚深夜，张永生带领造反派，强行冲击杨金林的隔离住地，辱骂、殴打警卫战士，威胁、恐吓专案工作人员，大吵大闹到凌晨两点。不久沈×陪逼死人命的证人娄××到张永生家，张永生布置娄推翻罪证。74年3月在一个省委副书记支持下杨被“请出来”，不仅官复了七个原职，而且又突击加封了八个职务，连他的老婆、小舅子也突击入了党。张、翁、贺让杨金林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对党和人民“揭发”和“控诉”。就在张，翁、贺强占山头，称王称霸，不可一世，翻案猖獗的影响下，全省出现一股翻案浪潮，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当时七个地区就有174名在押罪犯翻案、释放。有的释放后被当作“反潮流”的“英雄”，立即入党，戴了两朵大红花：一朵是所谓“平反”的大红花，一朵是入党的大红花。而许多搞专案的工作人员和揭发检举过坏人的干部、群众，被扣上了“整理黑材料”“打击新生力量”、“杀少正卯”等罪名，有的被举办“强制性学习班”，责令“检查交代”，有的靠边站，点名批判，有的被扣发工资，“砸破庙”抄了家。

12月28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转载的《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按语。从此，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在浙江省，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学校又遭到破坏，许多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12月30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多次去米市巷招待所地县上访团所在地串连。省委决定用七个半天的时间常委轮流去米市巷招待所接待，听取对省委的意见。张永生等人煽动说：“现在省委的机器仍在转动，没有压力，我们同你们一起想办法把铁瑛找来，要他来解决问题。他再不答应，就叫他住在米市巷，让省委常委有事到这里讨论”。又说：“现在是时候了，不升级不能解决问题的”。30日铁瑛去米市巷招待所，他们扣留了铁瑛，不让回家吃饭，不让回家休息，采取轮番战术围攻铁瑛两天两夜。

12月

张永生叫张×写一篇“文攻武卫”的文章，张永生说：“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我省批林整风时把它说成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手。我认为‘文攻武卫’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反修防修无非是文攻，二是武卫。你从理论上把它阐述一下，写得好，就寄给江青，写不好作为大字报”。张永生还说：“江青的文攻武卫与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相一致，文章要写上这个内容”。张永生抄来了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讲话原文和张春桥的上海民兵指挥部的调查报告给张×作参考。张永生还带张×到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处了解文攻武卫的成绩。不久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条新鲜经验——重温江青“文攻武卫”重要指示》的文章。张永生看后说，文章写的还可以，但要寄给江青还差点，就作为大字报。经张永生修改后打印散发。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3年由于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经济工作，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好势头，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40．6亿元，比上年增长6％。农业产值达到57．61亿元，比上年下降1．1％；工业产值达到82．99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轻工业产值51．57亿元，增长10．6％；重工业产值31．42亿元，增长12．9％。钢产量达到15．5万吨，比上年增长22．4％；生铁19．61万吨，增长2．7％；钢材21．65万吨，增长13．2％；水泥124．01万吨，增长11．5％。


1974年


1月3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十多人在杭州市青年路天津菜馆，一面吃喝，一面商谈准备召开纪念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大会。贺贤春说：“元旦这天我和老张、扒手(翁)就商量定了，1月16日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七周年，我们要开一个几万人的纪念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再造一点声势。”张永生说：“这次用纪念一月风暴的机会来检阅我们反潮流的力量，也显示我们反潮流的实力，声势要大，人数要多，给省委造成压力，省委如不同意，我们到铁路卧轨去，中断交通，迫使中央表态。”翁森鹤说：“现在我们掌握了主动权，局面已经打开了，春节之前，我们再干一场，要把这个会开得声势浩大，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贺还说：“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当场作了分工，有的起草宣传提纲，有的负责组织队伍，有的准备会场。方剑文一派针锋相对也积极筹备召开揭批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大会，向省委施加压力。省委认为这样有可能诱发武斗，应予制止，派常委分别劝阻。但张永生等人置若罔闻。省委两次打电话报告中央。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转达中央首长意见，要省委告诉张永生等人不要召开大会。省委立即派人把中央电话记录送上屏风山，张永生等人避而不见，过后将电话记录看过后按原样封好，派人退回。张永生要人起草一份电报，待游行结束后报中央，主要内容：“省委耍阴谋，扣押电话记录，不及时向我们传达，我们的大会是在不知道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召开的。”15日上午省委又一次派人去屏风山找张永生做工作，还向外地来杭上访人员传达了中央不要开大会的精神。1月15日下午一点半，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无视省委多次劝阻，在省展览馆广场召开了纪念上海“一月风暴”七周年大会，有几万人参加。会后张永生等人带了队伍游行，游行时散发向中央发的电报，另一方面还散发传单，传单内容：中央电话指示是给省委和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同志的，铁瑛接到电话后不及时直接告诉他们三位同志，共同研究传达贯彻，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铁瑛负完全责任。我们怀着愤怒的心情，揭露铁瑛所搞的阴谋，除向中央报告外，特公诸于众。当晚八点，铁瑛再次找张永生等人指出：中央明确指示后，拒绝执行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严肃对待中央指示，动员上访人员回去，不能再这样干了。但他们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诬省委扣压中央指示，要追究省委的责任。并叫嚣省委这样做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声称今后还要这样干。

1月7日

杭州市委决定学习上海市利用民兵维护城市革命秩序的经验，建立市民兵组织，确定程忠顺、易成铸、王守仁、李景发、方克、夏根法、沈宝兴等七位同志组成杭州市民兵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市、区民兵组织和筹建市民兵指挥机构。

1月8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米市巷招待所策划，要地县“上访”群众要铁瑛再次接见。在铁瑛去米市巷招待所接见地县“上访”群众的过程中，他们要铁瑛代表省委常委当场交出“书面检查”。遭拒绝，结果铁瑛被非法扣押。至1月10日凌晨5时零5分，在中央的先后两次电话指示后，才勉强放回，软禁长达35小时之久。

1月10日

郭志松(省革委会常委、原省联总常委)、俞光荣、(市革委会常委，红暴)、滕铸、刘英(省革委会常委原红暴派常委)、王则信(省革委会委员、原省联总常委)就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重拉山头，另立指挥中心，煽动地县部分群众来杭上访以及软禁铁瑛同志的事件联名给毛主席、周总理、王洪文写信。并提出要求省委责成肇事者对“非法软禁铁瑛同志”这一政治事件作出公开的检查，动员“上访”群众，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王子达去年12月8日给省委常委的那份“战书”(指给常委的信)中，居然提出，浙江省和杭州市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谭、铁代表常委能够尽快作出一个高姿态的自我批评。强烈要求批判以王子达为代表的错误思潮。揭露、清算王子达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政治错误和罪行。建议撤销王子达的全国四届人大代表资格，令其停职检查，向全省三千四百万人民低头认罪。郭志松等人的这封信，1月13日被省、市机关部份干部翻印成传单散发。

1月17日

省委批转《省军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同意省军区的意见，仿照上海的办法，抓紧、抓好城市的民兵建设，搞好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组织军民联防。

1月20日

江青派迟群、谢静宜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批林批孔小册子表示对他们关心。在江青的怂恿支持下，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到处鼓吹，先后组织了数十万人前去“参观”、“取经”，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参观二十军防化连联系地方实际批林批孔、层层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运动。

2月2日

《浙江日报》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二十军防化连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报道。

2月3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委最近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市委负责人，在杭的中央委员，各地区负责人及工农兵代表，机关干部，师生共一万多人。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持会议。副书记陈伟达、常委陈冰在会上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省委副书记柴启琨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2月6日

省总工会、贫代会、妇联、团省委、红代会联合召开“浙江省工农兵深入批林批孔誓师大会”。省委、省革委会和驻浙部队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二十军防化连代表应邀在大会上发言。

2月7日

杭州市三万余工人在展览馆广场召开大会，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会后，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上街游行。

同日

杭州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全体组、办负责人发表强行交印、罢工的公告。公告指出，1973年3月成立“口”是市委遵循孔老二“克己复礼”和搞分裂的产物。从2月7日晚上八时三十分，将生产指挥组的公章当面交给市委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周峰。凡有关生产指挥组的一切事宜，请直接与周峰联系处理。

市委常委分别召集革委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办负责人会议，宣布经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自从设“口”以来，存在许多问题，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各项工作，即日起，撤销“口”的设置，市革委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继续行使职权。

2月11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正式成立。(市委发了(74)9号和12号文件和任命名单。办公地点在市委群英路招待所、市工人文化宫。4月份强行占了省劳动局办公大楼。贺贤春为党委书记兼领导小组组长。下设办公室、政治工作组、治安组、军事训练组。)

区、县建立民兵指挥部分部，厂矿企业建立民兵团、营、连、排组织(大约1月27日晚上，翁森鹤、贺贤春叫我和余××两人，到屏风山地下室，对我们说：中央162号文件下来了，省军区要想成立民兵指挥部，他们一成立，我们又要吃苦了。我们同王子达等人商量好了，要抢在省军区前面把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成立起来，由夏根法搞筹备工作。王子达要我们代市委起草一份关于成立筹备小组的文件，今晚你们连夜写出来，内容按照中央162号文件和上海的经验写一个宣传提纲，明天我们就叫市委发文件，时间要快。我同余在夏的参加下连夜写好了文件和宣传提纲，市委2月21日发了(74)9号文件，成立了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据宋××交待)。

2月12日

杭州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的通知》。《通知》提出，杭州市城市批林批孔小组由邱强、周峰、程忠顺、王棣荣、贺贤春、翁森鹤、俞光荣、王元海、岑幼花、杨菊芳等十位同志组成；杭州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由王醒、陈侠、谢国相，郑银法、赵希忠、余建英、赵乐英等七位同志组成。

(注：杭州市系全省最早成立“批林批孔小组”的市)。

2月15日

杭州市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市委负责人作对批林批孔的认识问题以及关于复改组(即恢复市革委会四大组)的报告。在市委主要负责人支持下，以杭州市为样板，“冲口复组”，“以市促省”、“以市压省”，张永生等请市革委会原“市机总”头头到省级机关介绍杭州市“冲口复组”的经验。在原“省机总”造反派等人多次串连酝酿，2月上旬，省级机关在杭州饭店小礼堂聚集三十二个单位的代表二百多人，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谭启龙、铁瑛、柴启琨、蒋宝娣、张永生、华银凤参加。原政工组负责人指挥造反派等人向省委提意见，说省委“诱发了一股右倾思潮，否定了革委会，四大组靠边站，提出要恢复四大组。指名要沈策、孟昭玉、成秀等人回政工组工作，柴启琨当场表态支持，并说：“浙江是存在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复辟思潮。要谭启龙、铁瑛接受群众批判”。一部分造反派，到大华饭店走访赖可可，赖可可当场表态支持同意同志们的意见，还说：“省革委会的一些组、办机构在‘两否一倒’中被撤销了的，应当恢复过来”。在省委书记赖可可、副书记柴启琨的支持下，省级机关逐步宣布恢复原来的大组形式，重新调回，任命了组、办的负责人(“冲口复组”的意思是：革委会成立后，下设四大组：政治工作组、办事组、保卫组、生产指挥组，72年以后，部分改为口，如财贸口、组织口等)。

2月21日

14日晚至19日上午张来根(红暴派)纠集三百余人，强占杭州市解放街和延安路招待所。19日，杭州市委要求省委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严肃处理为首者。同日，省委批示同意杭州市委的意见，责令张来根迅速撤出招待所，归还一切财物；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五条意见。2月20日晚，贺贤春到杭州市委负责人家，汇报攻打《浙江日报》、解放街、众安桥、延安路等三个招待所的方案和准备情况，还讲明攻打前要造舆论，做好宣传工作。市委负责人表示完全赞成，并说可以争取群众，瓦解他们的士气。贺又说省委打电话找他们，有态度不让干，要我们做工作。市委负责人说：“他们就是这一套，解放街招待所的事和他们汇报多次，他们不处理，别人要解决，他们又搞什么名堂，今天家里电话铃总响，也是省委找我，我叫家里人接，告诉我不在家”。2月21日，翁、贺在工人文化宫开会布置攻打招待所的计划。由“民指”负责人调集民兵，翁森鹤在有线广播站作“战前动员”，贺贤春宣读《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午十二点以后，部分民兵冒充过路群众，在解放路招待所门前进行挑衅，故意制造事端，造成交通阻塞。三十多个单位的数千名民兵以及嘉兴、绍兴地区的“控告团”数百人集结在浣纱路、工人路、延安路，在大街上见人就打，(三百多群众遭打)宣传车高音喇叭大喊大叫，向几个招待所发起攻击，抓捕200多名群众，招待所的房屋、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攻打期间躲到驻军某师和防化连，攻打结束，他们和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到屏风山，第二天一早回机关召开区、局负责人会议，组织参观伪造的现场，拍摄了所谓现场照片。向中央发诬告电报。

2月25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市工代会”具体商谈3月2日召开批谭、铁的大会。决定以杭州市革工会的名义发电报，邀请各地、市、县委和革委会的领导参加。贺贤春说：“我们在屏风山决定3月3日召开规模较大的揭发批判省委谭、铁的大会，我们三人(张、翁)都要发言，杭州市所有的场子全部租下来，工代会负责发电报，通知全省地县委正副书记，革委会正副主任，工代会负责人参加。2月25日以翁森鹤、贺贤春的名义给谭启龙、铁瑛写信。信中写道：“浙江赴京控告团和杭州工人阶级，准备于3月3日在省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联系浙江实际，批判你们二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风的思潮，以推动浙江形势的发展，你们必须到会，听取揭发批判，否则产生后果全由你们负责”。

2月28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进行了一次“大扫除”，28日晚上调动了四十九个单位，四千五百多民兵，以块为主，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五个临时指挥点，民兵指挥部头头们让临时指挥点带着空白拘捕证随意抓人，一个晚上就抓捕一百零三名群众。

同日

温州市民兵指挥部成立，在郊区成立了四个分指挥部。温州市各区六个民兵指挥部，七十三个武装连、十七个小分队，共一千五百多人(从民兵指挥部成立到撤销共一年零二个月，单从市财政局直接拨款达二十二万元，从市人武部拿去两万元，由各单位开支报销达四十五万多元，等于市人武部三十四年的民兵经费开支的总和。)。温州市和各县所属民兵指挥部成立后，对军分区、人武部搞“打、砸、抢”。对军队采取监视行动，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非法扣押、殴打干部战士。75年初，洞头县“民兵指挥部”把驻岛部队政委戴上手拷，把一个副团长和两个副政委关押起来，打伤团长和干部战士七十多名。事后，制造谎言，倒打一耙。温州市民兵指挥部成立第三天就武装攻打港务局，制造流血事件。民兵指挥部还以“维护社会治安，刮红色台风”为名，先后在本市设监狱二十所，关押过一千一百多人。省委下达撤销民兵指挥部的决定后，还发生镇压群众事件五十七起，打伤群众二百四十多人，打死四人。

3月2日

杭州市工代会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联合发起召开深入批林批孔，迎头痛击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大会，主会场在省体育馆，人民大会堂、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胜利剧院等处同时举行。大会由贺贤春主持。贺贤春在会上说：在我省出现的这股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右倾复辟思潮，是猖獗的、严重的，必须迎头痛击，坚决击退。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就是这股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我们要揭发批判。第二天《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

同日

“控告团”在屏风山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省、市“反潮流”战士参加大会，杭州市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话：“浙江存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这股思潮来自省委负责人，来自谭启龙，谭启龙要把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倒过来，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等等。《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连日发表了大量支持“反潮流战士”的文章。

3月4日

杭州市在省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翁森鹤和贺贤春从会场上把万进东(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赵希忠(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押到屏风山招待所，隔离、揪斗了八天(事先贺贤春、翁森鹤写信给市委负责人王子达：我们要把万进东、赵希忠、刘琦三人带到屏风山，要他们认罪。批他们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反对党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

3月5日

杭州市委常委会讨论批林批孔以及恢复四大组问题。

3月8日

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组长：柴启琨。副组长：汪弘毅、张永生、华银凤、翁森鹤。成员沈策、孟昭玉、陈冰、蒋宝娣、莫显耀、贺贤春、吴培生、谢志明、朱后年、王醒、滕铸。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以前，张永生拟好名单找翁森鹤商量，大讲成立“双批”小组的意义，几天后，省委副书记柴××在六通寺找翁森鹤、贺贤春谈话，与他们商量“双批”小组名单时说，张永生提出要我当组长，我看不好，弄得不好会上当，还是叫谭启龙当组长，我当副组长。翁森鹤对反潮流战士说：“为啥要成立批林批孔小组，主要给大家找个合法地位，否则，你们回到本单位没有理由抓这场运动。如果我们不抓运动的领导权，搞得不好他们又要摸我们的头颈，批林整风时的教训不要忘记。大家先把批林批孔抓起来，争取主动，以后还要搞老中青三结合，要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我们首先要考虑输送参加这个小组的一些同志。如何筹建批林批孔小组，一是要反潮流骨干占多数，党委成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孔老二不要，‘小绵羊’不要，要挑选那些会吵吵蹦蹦，敢于和党委唱对台戏的，二是批林批孔小组干什么?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批林批孔，大的问题提交党委通过，但自己应该有主动权，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大胆领导，三是对于原来由党委搞起来的批林批孔，可能大部分是不理想的，里面肯定老模范、‘小绵羊’多，对这种批林批孔小组，我们不予承认”。

3月9日

张永生给江青、王洪文写信告状“在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带头诱发下出现这股反动思潮，在全省确实造成了严重恶果。现趁莫××去北京参加中央工农委员学习班之便，先把文艺、教育、新闻和干部路线方面初步揭露出来的问题，整理了四份材料送首长一阅，其他方面的问题，容后整理上报”。

3月10日至7月1日

张永生先后给江青、张春桥写信声称浙江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已经回潮，被批判了的儒家文人画，重新在一些宾馆、饭店出现，封资修的洋画、古画又香起来了，我们正在搞反映儒法斗争的有关中国美术史资料，搞好后立即向您汇报等等。

3月10日

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原温州地区主要负责人策动温州地、(市)县常委到杭州，给省委施加压力，推翻省委(72)19号文件。并由他们自己起草，强迫省委3月10日发一个(74)15号文件。(即为原温州地区、市委负责人平反恢复职务)。

同日

省委决定：翁森鹤任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主任，并参加省革委会政工组党委为委员；孔韩茂任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何平吉任省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显通任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3月12日

《杭州日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杭州市第三中学高二(4)班一个学生的来信和评论员文章。这个中学生来信的题目是《不管阻力多大，定要一反到底！》信中说：“在我们教育战线上，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看不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性，他们不敢或者反对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学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成了运动的阻力。拿我自己来说，就遇到了三次写大字报，三次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但是，不管阻力多大，我们是要斗争到底的”。《杭州日报》为这封信，发表了题为《痛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进攻——再论支持革命小将反潮流》的评论员文章。

3月13日

温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抢，16日中央、中央军委给省军区发电报，命令收缴武器。省军区党委当即派副政委杨吉林带领工作组去温州收缴被抢武器，17日即把被抢一百二十四件武器收回一百二十三件，只有一枝步枪没有收来，这枝步枪就在温州市民兵指挥部头头杜××手里，翁森鹤等人指使他不要上交。王洪文明明知道情况，22日又下一道命令要全部武器都要收缴，说省军区不执行命令。3月16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谭启龙，主要内容：—、浙江两派头头，一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陈励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厂、农村去搞串连，抢枪、抢物资、抢车辆等。二、省委，特别是省军区，不坚决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两次收枪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向中央、中央军委检讨。三、省委里一些主要负责人到外地养病的，应当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时，要注意安排好工农业生产。20日温州的姚国麟抢枪还抢了一只船，要从海上跑掉，已经不是一般的错误了，要军区把他抓起来，拘留在省里。3月21日王洪文办公室又来电，把两派头头改为两派某些头头。

3月17日

郭志松等人以汇报团的名义贴出海报，3月17日要在省展览馆广场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工农兵群众批林批孔大会。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在屏风山召集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商议，并得到市委负责人的同意，准备冲大会。省委为了避免两派发生冲突，多次劝阻郭志松不要开大会，并下了三点指示。郭志松等人不听劝阻，也不执行省委三点指示，于17日下午1时在省展览馆广场开大会，郭志松在大会上指名道姓批判省委主要负责人。“市民兵指挥部”几个主要头头亲自指挥，开了十多辆装着民兵卡车冲会场，抓人打人制造了“三·一七流血事件”。一些对“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暴行不满的群众，到“杭州市民兵指挥部”驻地说理，引起过往行人围观。夏××等人向市委主要负责人告急，经同意，他们调集大批民兵，对延安路、湖滨一带实行大包围，抓捕群众四百多人。18日王洪文给省委来电要省委转告郭志松，省委不同意开的会他自己开，全部责任由他负，为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冲大会，抓捕群众开脱。

3月

翁森鹤在杭丝联：大搞“双突”的试点，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突击发展党员97名，突击提拔干部116名，把原来党委、总支的第一、二把手统统换掉，22个支部书记换掉20个，与此同时，把他的一些亲信、打手拉入党内，提到各级领导岗位。翁森鹤一伙还以省批林批孔小组名义，组织了三千多个单位，十万多人到杭丝联参观，推广经验。翁森鹤说，要在政治上把老干部，老党员打得晕头转向，乘他们还没有醒过来就动手，对老干部打不倒的赶跑，赶不跑的也要搞臭，要弄得他们不愿意干。现在是搞组织建设的有利时机，不能错过，要在组织上站住脚，否则辛辛苦苦又是一场空。把厂里所有的反潮流党员骨干，充实到组织部门，今后可以把阿卯哥的组织问题解决掉。我自己也准备到现场去看看。支部大会讨论通过那天，你们打电话给我，我来督战坐镇。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翁森鹤又圈定名单，强迫党委打报告充实新干部。翁讲：党委里新干部最少占60％左右，第一把手一定要新的。翁森鹤采取封门抢图章的办法冲击厂党委，然后由他们举办党委成员学习班，以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为名，把老干部“挂起来”、“靠边站”，责令他们写检查，作检讨。然后从各车间、各部门，从党委到总支、支部，几乎进行了“大换班”。

翁森鹤篡夺了杭丝联党政财文大权，成了杭丝联的太上皇，事无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翁森鹤说：“杭丝联是我翁森鹤自己搞的样板，丝联是阿卯掌权的唯一样板，影响很大”。翁森鹤篡夺了厂的领导权后，实行“法家治厂路线”(所谓法家治厂就是对不同观点的群众和干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杭丝联在翁森鹤操纵下，私设公堂，抓、押、关、打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采用“扁担打”“剃光头”，批、斗以及双开除来惩罚人。“砸破庙”“请财神”，抓人后，把被抓人家里东西打光。翁森鹤的观点是：“把他们脚手敲断，以不死为标准”。

杭丝联党委揭发：

翁森鹤在我厂搞“双突”样板。1974年第一季度全厂共突击发展党员97名，把曾包庇反革命分子拘留6个月的×××拉入党内任公安局副局长、厂党委书记。发展一贯赌博的×××入党任厂党委第一副书记，曾劳教过的坏分子×××拉入党内任丝织车间党总支副书记，日本汉奸儿子，因破坏生产记大过处理的×××拉入党内任印染车间总支第一副书记，从厂部、车间突击提拔116名干部，22个支部书记，被撤换20个。“法家治厂”被关打23人，被砸破庙10户之多。

3月19日

翁森鹤、贺贤春给市委写信，伸手要60个官。信的全文：王子达、王醒同志并市委：毛主席指示的老中青原则，杭州市委一直抵制，党的十大以后又是半年多了，还迟迟不执行，今天再一次提出，兹送上敢于反潮流工人代表六十名，要求你们迅速研究，并请三天内落实解决。1、充实市委常委九名；2、政工组副组长王元海(市革委会委员、工代会常委、工宣队负责人)、谢国相(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常委、)、李金荣(省委委员、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郑银法(市委委员、贫代会负责人、郊区区委常委)、王竞(市革委会委员、市革委会报道组长)等十人为市委常委，其中翁森鹤、贺贤春、朱香娟为副书记，倪巧云为市革委会副主任。

3月20日

杭州市委书记王×到杭州警备区作报告，要警备区发扬反潮流精神，积极起来揭开省军区、警备区的阶级斗争盖子，在批林批孔中立新功。

3月26口

浙江省召开“三全会”(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全会、省军区党委全会)。这个会是王洪文提出仿照江西的做法，为解决浙江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在花港饭店举行，会议从3月26日一直开到8月上旬，经历了三个季度，四个多月，共133天，是浙江历史上开得最长的会。会议实际上由王洪文、省委副书记柴××、张永生、翁森鹤等操纵，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在会上集中批铁瑛、夏琦、陈伟达等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批判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时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把会议上的情况捅出去，又发动机关干部给三全会送大字报。会议期间，王洪文遥空指挥，接连打来十多次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的同志生病也要到会，省军区领导不执行中央指示；要限期抓到姚国麟，涉及军区上级领导的人也可以揭发等等。

3月28日

省委关于恢复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的通知，省委决定，恢复浙江省革委会办事组，停止浙江省革委会办公室的活动。恢复原办事组政治工作办公室、《浙江通讯》编辑部、写作组的机构。原办公室下属单位不变，改属于办事组领导。

3月底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个人列席省委市委后，张永生向省委提出，他要管干部，并提出了50名反潮流战士名单，指名道姓地要求充实四大组。贺贤春还说，省里主要是政工组、办事组两个大组，张永生、翁森鹤把政工组管牢，他自己要控制办事组，省里可以直接同中央联系，是很重要的，各大组都要有我们的人掌权。在省委个别人以及政工组领导支持下，基本上都落实了官位。

3月31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联名印发了揭发铁瑛、夏琦的材料，全文六万多字，分四个部分，标题是《揪出铁瑛、夏琦！揭开盖子!查清黑后台!》。下面附材料节录：

“有些混进我们革命队伍的人，硬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紧紧捂盖子，并且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妄图改头换面，在浙江实现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和南萍未能实现的复辟迷梦。根据现在初步揭出来的严重问题，足以证明身居省委、省军区党委要职的铁瑛、夏琦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同陈励耘、南萍是一丘之貉。

现在铁瑛、夏琦在作了充分表现之后，狐狸尾巴已被广大军民抓住了，狰狞面目也已暴露出来了，彻底砸开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到了，把铁瑛、夏琦揪出来示众已是全省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同日

张永生等人在屏风山召开骨干会议。张永生在会上说：我们过去只搞阶级斗争，冲冲杀杀，夺了权不会掌权，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多数造反派还不是党员，有许多事不好办，是吃亏了。他提出：现在我们要改一改，第一步是新干部都去上班，不要在社会上游荡；第二步是发展反潮流战士入党；第三步就是要解决老中青结合问题，各级班子中新干部要占多数，这样就不怕反复，造反派就可稳坐天下。党政财文大权，我们不夺谁来夺?我们就是要夺权，要做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避嫌。我们上屏风山的都是反潮流骨干，好象红军老干部上过井岗山的一样，历史上是有地位的。在屏风山即将下山的时候，张永生、翁森鹤对他同伙说，我袋袋里官帽多得很，谁要当官自己报名，自己填表(这样三百多人都填了表，下山后都当了官。)。

4月3日

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鹤、贺贤春提出给60名反潮流战士落实官位的名单进行了正式讨论，翁森鹤、贺贤春亦列席常委会进行监督，最后市委常委会通过落实了这些官位。杭州市委发出(74)25号文件，吸收翁森鹤、贺贤春、朱香娟、倪巧云、夏根法、王元海、谢国相、李金荣、郑银法、王竞十人为常委，以及政工组20名；生产组20名；办事组10名；公安局10名。

4月5日

“温联总”头头姚国麟被抓，送省审查。

4月7日

王洪文以中央名义打电话给“三全会”(所谓四·七指示)有意将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同志的“同志”二字去掉。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心领神会，说：“王副主席亲自定性了，现在是敌我矛盾了”。于是把夏琦同志定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九、十次路线斗争的漏网份子”。“是混入解放军内部的阶级敌人”，是“修正E主义分子”，非法停止夏琦军内外一切职务，成立了夏琦专案组，让正在受审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来揭发夏琦，甚至参加了夏琦专案组。把夏琦关在花港饭店里四个月，规定了三个不准。不准到军队医院看病，不准向中央写信，不准回家。多次去夏琦家查抄1973年11月南京军区召开两级书记会议，许世友和其他领导讲话的纪录本。王洪文背着中央打电话给张永生、翁森鹤、要他们继续揭批“军队上级领导”(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浙江的问题在南京，夏琦在前台表演，后台有指挥捧，要挖夏琦的黑后台”。在“三全会”期间大会小会逼夏琦交出本子，还说：“叫你交本子，就是给你立功的机会”。(1973年11月4日南京军区召开两级书记会议(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参加会议)，南京军区领导曾在会上讲：现在一切在党领导下，不是在党领导下搞的，是不合法的，我看是奇怪的。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我们要顶住歪风邪气，什么反潮流，不应该看风向，不去搞派性等等)。

4月8日

省委、省革委会举行批林批孔报告会，张永生主持会议，谭启龙、柴启琨、翁森鹤在会上讲话。会上点了省军区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负责同志的名，于是全省立即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党乱军浪潮。几天内，各地、市、县纷纷召开“三代会”，层层揭军分区、人武部的阶级斗争“盖子”，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

同日

杭州市委召开民兵政治工作会议，《杭州日报》报道代表“狠批克己复礼，切实加强城市民兵建设”。到会代表学习了上海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决心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杭州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日

杭州市委重新成立市委批林批孔小组，撤销原城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重新任命领导小组组长：王醒，副组长：汪石川、邱强，成员：谢国相、夏根法、王元海、郑银法、王竞。

同日

市委决定，岑幼花任法院副院长、核心小组副组长。黄荫堂任民兵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詹培灿、董顺泉、孟志南、虞和旸、王子华增补为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4月18日

《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燕雀安知鸿鹄志》——驳“反潮流就是想当官”。文章中谈到“一心想当官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无私才能无畏。只有出以公心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才具有反潮流的胆略。资产阶级的‘燕雀’在气势磅礴的革命运动面前唧唧喳喳地哀鸣吧!无产阶级的‘鸿鹄’将迎着急风暴雨，展翅飞翔!”。张永生在花港招待所对《浙江日报》工作人员×××说，你们报上那篇文章(指《燕雀安知鸿鹄志》)有错误，我们反潮流就是要做官，做官就要掌权，不做官，官都让复辟派去做?反潮流不懂得掌权，就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4月19日

卜长春(原铁路工人，省联总常委，后反对省联总，69年10月被隔离审查)74年4月19日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

4月20日

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布置春耕生产，要各地区、县尚未召开“三全会”的暂缓召开，省“三全会”告一段落。

4月27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屏风山招待所小会议室召集反潮流的骨干会议，翁森鹤说：“上了山的，乌纱帽有的是，现在官帽儿都在我这里，谁要当官到我这里登个记，我是小本生意不做的，要做就做大生意。”并说：“省委常委已开过会，先进50人，我们作为推荐，今明大家填好表格，争取明天把表送上去，月底政工组党委研究，大家提个志愿，高高兴兴地去，搞哪个部门合适，尽量满足大家要求。”翁森鹤还鼓吹“阿卯唱新歌。我们这些阿卯哥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反潮流的考验，在思想上早已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了，现在只不过履行一下手续而已。”“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不是党员，没有官儿的，把手举起来看看。”翁森鹤还说：“纱帽有的是，喜欢到哪里工作，自己先报。”并当场要大家填登记表。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是他们“双突”的重要阵地。他们提出要象老母鸡孵小鸡一样，一批一批往外送。只要翁森鹤、张永生、贺贤春点个头，就可以到“民兵指挥部”飞过海入党。有一个翁森鹤身边的人，几天内，在市民兵指挥部“飞过海”入了党。又当上了杭州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做了别人“飞过海”的入党介绍人，连他自己都说“入党做官这样快，象做梦一样”。

4月

市委负责人×××反对省委负责同志关于不要层层揪斗干部的讲话和省委有关文件。在他授意下，杭州市委发了(74)59号文件。市革委会还发了简报“不搞好基层运动，就不能彻底粉碎右倾复辟思潮”。杭州地区大批干部遭批斗、停职、隔离，绑架和强制劳动。

5月4日

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要看觉悟高，就看打人凶，不管你革命几十年，要看你坚持火线这几天。”还说：“造反有功，入党有份，当官有理。”“四大组是新生事物，一定要恢复。”市委负责人说：“这次我们也要先抓班子。”×××从杭州写信给温州×××，布置“双突”，信中具体交待：“地委常委要充实新生力量”，“民兵指挥部、三代会、××厂的骨干输送上来后，对路线觉悟高，反潮流精神好的，也要注意培养，充实这些单位”(全区突击入党5032人，突击提干5127人，全省“双突”第一名。)

5月5日

杭州市级机关党委书记×××传达市批林批孔小组意见：决定连续召开“批二陈一万(陈侠、陈安羽、万进东)会议”。

同日

《杭州市批林批孔小组调查简报》第一期指出，“从第一次省专案工作会议，看铁瑛、夏琦的险恶用心。铁瑛、夏琦大造翻案舆论，带头诱发右倾复辟思潮，歪曲中央指示精神，转移斗争大方向。”

5月8日

翁森鹤给市委书记王醒等写信。主要内容：深入开展批林批孔以来，最近从省委12号文件和省电话会议后，有些不同理解，有的甚至掀起翻案妖风，有的跃跃欲试，克己复礼。我与老贺(贺贤春)商量，是否在本月13号上午在体育馆召开形势报告会，我们三个人都讲一下，以市批林批孔小组出面发票。

5月6日

省委关于成立省委调查组的通知指出，根据省“三全会”会议上的揭发，铁瑛同志和夏琦领导的省委专案组，在领导专案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专案工作的方法上存在严重问题。为了彻底查清这些问题，经省委研究决定，成立省委调查组。特通知如下：一、发动和依靠群众，把专案组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起来。二、专案组应立即向省委报告全部档案材料的清单目录。三、为了保证调查任务的完成，调查组可以查阅专案组的任何材料。四、调查组的政治学习、生活管理、经费开支等由省革委会办事组负责。五、调查组由成秀同志为组长，朱方敏、王积林、张文才、高碧虹同志为副组长。(4月16日，由柴××、贺贤春以及“杭州民兵指挥部”人员参加的“反清查”，为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翻案，对省专案组进行反清查。并擅自停止清查工作，对专案组同志隔离审查，强行拿走专案材料，还编造谎言、颠倒黑白，把原南萍、陈励耘、张永生、林岗等人整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诬陷“省委专案组搜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材料。把清查陈、南、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污蔑为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是翻案组、复辟组。他们自成系统，不经省委讨论，就把专案组的所谓调查报告，送给王洪文等人。同时，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还把地、县的清查工作机构，打成非法组织，派人审查，或由民兵指挥部接管。专案清查材料，作为黑材料，勒令交给批林批孔小组，对工作人员进行强迫交待，非法审查，严重破坏了全省的专案清查工作。)

5月7日

关于建立中共杭州市工代会总支和中共杭州市市级机关委员会的报告，市委批复同意。

(倪××交待：市工代会一共十名党员，为了好解决突击入党成立了总支。贺贤春对我讲：工代会工作人员反映，跟我们七、八年到现在还没有入党，他们思想很乱，否则工代会会成为空代会。工代会要建立总支，我马上叫机关党委批下来，你当总支书记，第一批把各组正副组长纳进，第二批把工作人员纳进。总支成立后，在工代会总支以飞过海的手段，一共发展了三批共四十人。)

5月11日至12日

张、翁、贺一伙“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准备下屏风山。为庆祝反潮流的胜利，他们发红卡，拍照片，大搞庆功“百鸡宴”，整整庆贺了两天，共计酒席六十二桌，特别是5月12日这天，又开“庆功大会”，又拍大型照片，又搞“百鸡宴”，大小车子几十辆，上上下下，盛况空前。宴会上，有的抢酒，有的祝酒，先是给几个“山大王”祝酒，到后来是强行灌酒，甚至是几个人揪住一人的膀子和头发把酒倒灌进去，丑态百出。同时还发布“内部消息”，张永生、翁森鹤要当省委书记、省军区副政委了，有的干脆称他们“省委负责同志”。

5月12日

省军区党委成立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各分区成立了办公室，掀起了批斗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参谋长候建新、政治部主任尚平安等同志，在部队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搞乱了省军区机关和部队。(省军区内部的造反派在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的唆使下四处串连、积极策划，成立了省军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批林批孔小组的名单是张、翁亲自圈定的，要省军区党委接受，并规定了一个也不允许变动。省军区广大指战员反对成立批林批孔小组，抵制他们提出的名单，斗争持续了一个月，最终还是成立了，并强行规定：省军区团以上单位都要成立批林批孔小组和办公室。批林批孔小组成立后抛开各级党委，自成系统，发号施令，夺了各级党委的权。在内部划小圈，搞单线联系，直通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

5月13日

翁森鹤在杭州市批林批孔形势报告会上讲话。浙江工人报上刊登了翁森鹤的讲话，全文共三版半，公开点名批判铁瑛、夏琦、陈伟达。

5月15日

杭州市“三全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

5月16日

省军区机关“反潮流”战士，在省军区一个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按照翁森鹤、贺贤春的部署，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提出浙江问题的根子是南京军区，并要求1、到南京后要与新华社记者挂钩，每次活动都要有记者在场；2、大字报要贴出来；3、随时和杭州联系。

同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纲领——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5月17日

贺贤春在花港招待所接见省军区的反潮流战士，并说：省军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未揭开，要反潮流战士揭，揭不开就砸。要反潮流战士团结好，我们是搞路线斗争的，不搞个人的恩怨，省军区吃亏就吃在搞报复主义。18日至22日，省军区十五名机关干部带着省军区党委介绍信，分三批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企图搞乱南京军区机关。

同日

杭州市“三全会”举行会议，主要是批判、揭发杭州警备区领导人的问题，以及“二陈一万”的问题。王醒在市三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揭开杭州市警备区的阶级斗争盖子，并定25日大会上点名批斗市委和警备区负责人，进一步揭开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7月5日谭启龙就杭州市擅自召开市三全会等问题致杭州市委的信。信主要内容：一，你们的会议揭发批判“两个否定”的反动思潮是必要的，但传达提纲有些提法界限不清，而且点名过多。前段时间我省出现的“两个否定”思潮，根子在林彪反党集团，责任在省委某些领导，特别是我。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死党陈励耘和南萍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同时揭发批判以夏琦为代表的右倾翻案思潮，揭发批判我和铁瑛、陈伟达同志的严重错误。除了个别“李铁锋”式的人物或本身就是坏人以外，……不要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不要轻易采取组织措施。二、杭州市委召开“三全会”，对于会议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问题，事前都没向省委常委打招呼，会议过程中没有简报，会议结束后，也没有报告，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你们对我在4月20日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有不同看法，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但是市委用正式发文件的办法进行批判，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同日

张永生给江青写信，信中写道：六年前的今天，正是你和姚文元等人接见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今年一月，你派谢静宜、迟群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书，点燃了全国、全省批林批孔的烈火。……，全省批林批孔的烈火越烧越旺，形势大好。……关键时刻王副主席表代中央及时给我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冲破阻力、胜利前进，指明了方向。

5月26日

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大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杭州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大会，大会由张永生主持，翁森鹤、沈策，候建新、贺贤春、陈冰、姜汝旺、刘英等在会上发言。大会要求联系浙江阶级斗争实际，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在浙江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

6月

王洪文打电话给省委，指名要翁森鹤列席省委常委会。

6月10日

杭州市批林批孔小组召开会议，提出陈安羽、陈侠、万进东三人问题的严重性及目前的态度，上报省委要求对他们进行停职审查。12日，杭州市委向省委汇报：市“三全会”强烈要求陈安羽停职，陈侠、万进东停止常委活动。

6月21日

省革委会政工组举办的“批林批孔展览”在浙江展览馆开幕。

6月24日

省市数十万人再次集会，斗争姚国麟，会议由翁森鹤主持，张永生等发言。杭州市委第一副书记汪石川在会上讲话。

7月4日

中央下达了指示：领导班子增补问题“暂缓办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一伙当时还在大搞“双突”的热浪头上，暴跳如雷，大叫：在权的问题上决不避嫌，不怕别人说“你们要权”，决不被那些流言蜚语束缚自己的手脚。翁森鹤公开漫骂：“有些人讲老中青三结合的工作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这是屁话！”张永生也公开责问省委：“要缓到什么时候?象我这样的要不要增补？”贺贤春则猖狂叫嚣：“省委准备下一个暂缓办理，停止提拔纳新的通知，被我们几个人顶住了。”

7月20日

杭州市委向省委报告，吸收谢国相、夏根法、王元海、郑银法、王竞、朱香娟参加常委活动。

8月11日

7月底，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以及“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的大字报，他们派民兵混入群众里面，对贴大字报的人跟踪盯梢、抓捕和毒打，仅8月11日一天，就有三十余人被抓。

8月24日至11月5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盗用省委名义，在屏风山办了一个“强制性学习班”，关押了17名抵制张、翁、贺一伙的群众。这些“学员”全部由“杭州民指”派出的7名全副武装人员看守，有15名联络员和30名特工人员负责“教学”和审讯。这些“学员”在“学习班”中从开始到结束，除了关押、受讯，没有正式学习过一天，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严密控制。他们给“学员”规定了“六个不准”：不准家属探望，不准互相走动，不准移动床位，不准高声讲话，不准关门熄灯睡觉，不准同招待所工作人员接触。甚至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有人看管，“学员”们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10月17日至26日

省委召开有地、市委书记、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省属厂矿和省级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确定：要迅速、广泛地组织全省干部和群众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在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的指示和中央(74)26号文件。

11月10日至12月20日

省委接中央电话通知，谭启龙、铁瑛、赖可可、莫显耀、蒋宝娣、方剑文、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张旗到北京办学习班。12月初王子达、王醒、栗彬成、候建新也到北京。莫显耀、蒋宝娣两人向谭启龙提出要他向中央请示增加郭志松、王则信，被谭拒绝，莫、蒋说，你不请示，我们直接向王洪文请示。谭启龙向王洪文请示后增加郭志松、王则信。在北京学习期间，翁森鹤打电话回来说：双方都吃了批评，对我们批评比较多，要准备大反复，民兵要加强。张永生打电话回来说：抓的人要放，早放早主动，迟放被动，不放反动。方剑文打电话回来说：主动撤出省委大楼(11月16日，方剑文等人为了给中央解决浙江问题施加压力，他们串连了杭丝联、杭钢和地、县十多个单位的部分群众，以及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共二百余人，多时达五百余人，占领省委大楼主楼，长达20天之多)，不要被人利用，最迟今天下午(12月5日)五点前撤出(大楼人员三点半即撤出)。长兴县抢枪，我已向中央检讨，继续送材料；市委负责人王子达问题严重。要在杭州公布被抓名单。在北京办了四十多天学习班，张永生、翁森鹤等人和杭州通话50多次，有的长达74分钟。张永生还通过冯××以及和冯接头，有些情况再由冯转告倪巧云。以及指使夏××立足基层，各自为战，收住阵脚，集中值班，修筑工事，制造事端，破坏生产，杭州民兵不能停止活动。办学习班期间，倪志福批评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你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目无组织，目无中央，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12月6日谭启龙来电：金华地区革委会负责人李×，要到群众中去，躲起来不是马列主义。民兵武器封存，停止武斗。

11月20日

浙江机械厂原来的基干民兵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杭州民兵指挥部和市批林批孔小组。杭州化工厂工人在市化工局门口，架上扶梯贴“撤销市批林批孔小组”、“撤销派性组织市民兵指挥部”的大标语。

《浙南兵团大批判组》贴出油印小报，其标题是杭州市批林批孔小组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浙江大学工农兵学员、工人、教师、干部贴出“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的双批小组，必须立即撤销”，“浙江要安定，人民要团结”；“加强城市民兵建设，撤销派性组织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等标语。杭丝联工人贴出标语：“反对迫害，反对压迫，还我四大，还我战友”等。

11月27日

省委通知各地、市、县委、省军区党委、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时党委、省属各单位党委(党的核心小组)，谭启龙、铁瑛、赖可可同志于11月24日从北京来电，我省各级领导班子的增补和充实，全省组织工作座谈会以后，至今尚未停止。对此，干部、群众给中央来信，来电较多，我们意见，这个问题要在深入批林批孔、分清路线、分清是非、确实增强革命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望根据中央组织部7月4日传达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目前全国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对领导成员增补，暂缓办理。你们可以注意了解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待运动后期再考虑。省委认为，我们过去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有严重错误，现在必须坚决执行。还有，在发展党员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应该按上述精神办理。

11月29日

省委关于三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一、关于提干，纳新问题。中央已经有过多次指示，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已经不是一般工作中的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这样去建党，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是违反党章的。有些人目无组织，目无中央，是极端错误的，自本通知下达后，再继续搞的，一概无效。二、关于停止武斗和放人问题，省委已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多次通知你们了，请认真检查，坚决贯彻落实。再不认真执行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的政治态度问题了。三、对于被抢走和失散的武器，省委责成军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坚决收缴。对于民兵武器除边防、海防值勤的以外，由各级党委和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做好工作，就地封存。

11月30日至12月2日

11月30日下午市委农办干部×××在市委大门口张贴了《我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12月1日上午被撕，12月2日××又写了一张《给小丑们的回答》大字报，主要内容：“省委以×××为首、市委以王××、王×为首的领导应该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执行分裂主义的错误路线要公开检讨认真纠正，立即撤销市批林批孔小组，改组市民兵指挥部。”

11月30日

上午六时二十分至九时三十分，王洪文接见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给他们打气说“不要躺倒不干”，“希望你们支持省委工作”等，王洪文还说：温州有三号人物“第一号人物姚国麟，第二号×××，第三号×××”。(张永生插话：第二号×××，第三号×××他是个学生。)

12月1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开了六卡车民兵到杭州市东风厂。第二天群众到市里找王子达、邱强要他们保证干部、工人的人身安全。外单位人不得干涉厂里事务。

同日

杭丝联原“红暴派”，扛着“杭丝联”的大旗，举行游行喊着“还我四大自由”。“双突”一律无效，砸烂“杭丝联修样版”口号。并贴出关于召开纪念12·2指示发表七周年大会的海报。

同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唆使一些人借口四届人大代表人选问题冲击省委常委会。

同日

张永生给王洪文写信“您的指示给浙江问题分清了大是大非，准确地指出浙江问题的症结所在，完全正确，非常正确，语重心长，听了后久久不能平静。

12月3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驾驶员俞××开了一辆大卡车闯红灯，民警进行劝阻时，遭到殴打，引起交通阻塞。事后经过策划倒打一耙：一方面由杭州市委正式发了157号文件向省委报告《关于交警大队上城中队部分交通民警罢岗事件的情况的报告》，另一方面由市民兵指挥部指定×××、×××两人起草一份“罢岗事件专期”的简报，造舆论。简报指出“交通阻塞、秩序混乱、流氓、阿飞活动猖獗，是杭州市建国以来第一次民警罢岗事件”。(12月12日，杭州市委关于交警大队上城中队部分交通民警罢岗事件的情况报告：12月9日上午十时左右，市公安局交通民警大队上城中队部分交通民警，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罢岗。……至下午四时后，几条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的交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罢岗的交通民警已于12日上午复岗，市民兵指挥部顾全大局支持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对驾驶员俞××拘留教育。)

12月14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北京学习班期间，联名给王洪文写信，原文摘录：最近，我们在几位秘书同志那里看到从浙江各地以及杭州方面打来的电话、电报和寄来的信件，知道了一些社会动向，深为浙江形势可能会出现再次反复而耽忧，但提到你的指示：浙江不能再“翻烧饼”了。出以公心，我们想再向您反映一点看法。我们现在是否应该考虑，关于批林批孔小组撤销后，基层单位的那些成员，可能会被指责为擅离工作岗位，扣发工资，并且加上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名，有些单位和地方因此会揪斗一些新老干部，对下面已经提干、入党的那些人，可能会出现宣布一律无效，重新审查、靠边站的现象，使之不少基层单位又处于运动初期的瘫痪状态，宣布民兵停止活动……。

12月25日

王洪文在谭启龙、铁瑛汇报浙江工作时，无理指责谭启龙、铁瑛没有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纠缠了历史旧账，批了文化大革命，批了部分干部和群众，使一派受压，犯了严重错误。他继续支持张永生等人，支持他们“反潮流”，并把“双突”错误主要责任也推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身上。谭启龙、铁瑛被迫作了多次检讨。

12月27日

根据谭启龙、铁瑛北京来电和中央组织部关于“对领导成员增补，暂缓办理精神，省委发出通知，制止突击提干和突击入党”。

12月28日

杭州市委向省委报告。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精神，市委常委对11月31日市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两点指示”情况报告》(即有关执行8·11事件中抓起来的一些人和其他几个人的处理问题意见)，作了重新研究……，拟将这些人全部释放。

12月29日

杭州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市委批林批孔小组的通知》，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市委批林批孔小组即日起撤销。

12月31日

1974年12月上旬，张永生来金华，与我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策划建立了金华地区民兵指挥部。12月31日，张永生以收缴武器为名，又来金华，指使他们抗拒上交武器，对他们说：“你们把坏的、不能用的、有枪没子弹的武器集中起来上交，象征性地交一点嘛，一点不交怎么说得过去?”要他们“坚决打，春节也不能停。”在张永生策动下，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武斗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邮电中断，机关瘫痪，除了铁路，其它交通阻塞，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金华城内就有三百多户被抢劫，打死群众29人，打伤200多人。(金华地委揭发)

浙江省经济发展状况：1974年由于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严重挫伤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全省工农业产值59．62亿元，比上年增长3．49％，工业产值71．73亿元，下降13．6％。列入国家计划的80种主要产品完成计划的只有8种。钢产量比上年下降53．5％，生铁下降59％，钢材下降46．6％，原煤下降55．5％，水泥下降32％，化肥下降44％，棉纱下降30％，棉布下降27．5％，财政收入下降24％。


1975年


1月14日

张永生在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期间给江青写信。

1月17日

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1月29日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决定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其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月底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精神，并贯彻中共中央〔75〕2号文件(主要精神停止民兵活动)。张永生等人串通少数省级机关和地市支持他们的干部，寻机闹事，要把会议开成批谭启龙带头翻案的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和抵制。于是他们就实行会内会外结合，组织各地造反派对会议施加压力。如温州地区来人，要求省委撤销七二年批林整风时的关于处理温州问题的文件，台州地区来人要求为批林整风中处理的两个杀人犯(无故抢杀205矿报喜群众)翻案，说是省委镇压造反派。洞头县造反派××、×××带了一伙人来大闹省委，冲击省委会议，直到把谭启龙、铁瑛同志抓走(最后被省委警卫连抢回)。

2月8日

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1月17日指示的意见：“中央文件传达毛主席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并指出：“我省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并对×××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各地、市、县已经成立的民兵指挥部、工农纠察指挥部等机构，一律撤销，新拉起来的民兵师、民兵独立团等机构一律解散。双方都不得另打旗号，继续活动。所有人员一律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在两派严重对立的地方，基层单位的民兵组织也要停止活动。

2月20日

中央电示：撤销杭州、宁波、温州三市民兵指挥部。

同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几个主要头头给王洪文写信说，杭州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被打，骨干被单位揪斗，另一派群众打出旗号要求杭州警备区成立民兵师，要王洪文支持，不要撤销杭州市民兵指挥部。

温州市民兵指挥部接省委通知后，还集中了一千五百多人，占领十多个据点，使一些工厂被迫停工。温州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攻击撤销民兵指挥部、缴民兵指挥部的武器是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贴出大标语“稳坐钓鱼台，不怕狂风恶浪”。温州市、文成、平阳县等地先后纠集了上千人员武装游行示威，甚至突击发展武装，突击发枪。还给一个局武装连发了轻机枪二挺，冲锋枪八支，拨一万元作应变经费。

2月21日

方剑文以省总工会副主任名义，接见杭州、嘉兴等八个地区和部分县工会(筹备会)负责人，并在讲话中点了省委和地委一些同志的名。对于方剑文无视中央、省委指示及广大群众的要求，继续搞派性一事，省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责成其立即向省委作出检查。

2月25日

省委召开有省、地(市)、县三级机关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会议由陈伟达主持，铁瑛、柴启琨传达，谭启龙作动员报告。

3月6日

省委给各地、市、县委，省属各单位党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通知，并报中央。通知指出，方剑文同志2月21日背着省委以省总工会副主任名义接见杭州、嘉兴等八个地区和部分县工会负责人，并发表讲话，还点了省委、地委一些同志的名。省委认为，这样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干扰了毛主席“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的贯彻落实，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极端错误的。省委除已严肃批评并责成方剑文同志立即向省委作出检查外，特此通报。各地、市县党委，应该教育干部群众，不要将方的这个讲话翻印、张贴、传抄。

4月6日至21日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调防命令，我省温州军分区、浙江省军区独立一师和台州、金华军分区与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安徽省军区独立一师和安徽省安庆、阜阳军分区对调，按时交换了防务。在这之前，中央已决定浙江驻军(二十军)同河南驻军(一军)对调。

4月18日

省委发布《关于撤销省委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在清查运动中受批判、审查的人员，凡是没有作结论的，应由原来负责批准或同意审查的一级党委，根据调查结果，加以分析，按照党的政策定性，实事求是地及时作出结论。

4月底至5月初

省军区参加“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全部撤回。

5月5日

省委根据全国第16次公安会议精神，以及本省公安、法院机构已经建立的情况，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要求三支两军人员在5月底以前作好调回部队的准备。

5月8日

《浙江日报》讯：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学习朝农经验，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提出要“学理论，讲路线，学习朝农先进经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

5月23日

张永生从“朝阳农学院”参观回来后到处作报告。二十三日他坐着小轿车，带了几个人去浙江大学作报告。浙江大学师生员工堵住大门，把张永生团团围住，指责批判张永生，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谬论。张永生当场向大家承认错误，要求放他回去。事后，张永生耍无赖，装死，在市民兵指挥部头头的策划下，住进浙江医院，制造舆论，说张永生被浙江大学学生打伤，在医院抢救，要省委成立“医疗领导小组”。他们还向王洪文发电报。王洪文接了电报后，打电话要省委保证张永生的人身安全，并调动飞机接张永生去北京。张永生离开杭州时，七、八十辆汽车为他送行。事后浙江大学不少学生遭到抓捕。

6月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派王洪文、纪登奎、郭玉锋带王邱、袁木、蔡克儒等来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

6月20日至8月4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王洪文、纪登奎亦到会。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多次讲话精神，检查省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软、散”问题。具体清理批林批孔中关于省“三全会”问题，“批林批孔小组”和“双突”问题。谭启龙代表省委常委作自我批评。7月13日，会议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15日，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17日，中央迅即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提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并肯定“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19日，会议开始传达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省委认为：浙江各地在批林批孔期间，在派性严重的头头的策划带动下，以发展帮派势力为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这种错误从杭州市开始，逐步蔓延全省大部地区。发展党员中表现为，采用由某些人强制党员通过和到外单位或其他支部发展党员的办法，群众谓之“上督落”和“飞过海”。提拔干部不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或由某些派头头指定，或由个别党委成员点头算数。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坚决纠正“双突”。同时又提出“双突”应作特殊情况处理。作出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区别对待，突击提拔的干部回原岗位，废除列席常委的做法等规定。随即，会议分组揭批“双突”问题，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方剑文的错误，并决定分别予以处理。同时，省委确定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箱厂等八大厂作为纠“双突”，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试点单位。22日，就在这些试点单位全面传达中央〔1975〕16号文件。8、9月份，省委以点带面，形成批派性，纠正“双突”，整顿党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

7月6日

省委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极“左”口号，再次强调不要搞派性活动，要把生产搞上去。同时，首先抓各大厂的批派性、促生产活动，推动全省生产。同日，“杭丝联”数千名干部和工人在省体育馆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省委副书记谢正浩、中央轻工业部领导成员应章元在会上发了言。“杭丝联”厂领导干部主持会议，并由厂领导童云飞表示了决心。提出要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翁森鹤在家给胡金水写信：“中秋月夜墙上一只猫，风吹毛动猫不动。不要学袁绍、吕布，要遇事冷静，切不可急躁，原则问题不让步，要绕道前进。)

8日晚，杭钢召开全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提出团结起来，增强党性，批判派性，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口号，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把钢铁生产搞上去。13日起，《浙江日报》连续集中宣传杭州齿轮箱厂，加强班子建设，批派性，顶“双突”，促生产的经验。省委及时总结这些典型经验，在全省广泛开展“学大庆，赶杭齿”联系实际批派性，促生产活动和“一学四批五大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全省大部分厂矿企业在7月中旬，纷纷召开大会，开展上述活动，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好的势头。

7月8日

省委决定查封长期为造反派占据，专门用来搞派性的三台山派山头(即占住三台山工人疗养院的以翁森鹤为首的所谓“工人政治学校”)。9日凌晨3时，省公安局予以查封。

7月9日

翁森鹤在家烧毁材料，被职工发现，上千工人、家属把翁家团团围住，并派人到省委报告。省委鉴于翁森鹤几年来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并且态度恶劣等情况，省委决定组成专案小组拘留审查翁森鹤。12日，中央电示同意省委的做法。9月19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审查情况。认为翁森鹤在政治上，大搞抢班夺权，挑动武斗，大肆进行打、砸、抢，煽动派性，疯狂实施“双突”，而且经济上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大肆挥霍国家资财，情节十分严重，已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7月11日

浙江麻纺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省市委负责同志和中央轻工业部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铁瑛在会上讲话。

7月17日

中央决定：省委副书记赖可可提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调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文教组负责人罗毅任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调安徽省委常委滁县地委书记陈作霖任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省军区政委武世鸿任省委委员、常委。调山东省革委会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子石任省委委员、常委，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兼杭州市委第一书记。调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冯克任省委委员、常委，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吕剑光任省委委员、常委。调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陈文书任杭州市第二书记。

下列同志调离浙江，另行分配：沈策、王子达、王醒。

下列同志免去省委、省革委会职务回部队：谢正浩、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刘昂、夏琦。

7月

经中央批准，省委重新任命了市委领导班子，组成市委办公会议，对外行文仍用中共杭州市委名义。第一书记：张子石，第二书记陈文书，办公会议成员：邱强、周峰、蒋宝娣、关器、易成铸、钱铭歧、王世震。

7月22日

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975〕16号文件和邓小平提出这一时期工作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即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特别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到会。谭启龙、铁瑛号召全省军民紧密团结，坚决落实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以三项指示为纲，解决好浙江问题，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八千多机关干部参加了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谭启龙，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铁瑛、赖可可，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罗毅、陈伟达、陈作霖，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武世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张子石，省委常委陈冰、蒋宝娣、冯克、吕剑光。杭州市委第二书记陈文书和市委、市革委会的其他负责人，也出席了大会。谭启龙、铁瑛在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大会由赖可可主持。原来参加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部队同志，胜利完成了“三支两军”工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工作。大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7月27日

省委决定：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到绍兴、鄞县、龙泉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改造世界观。8月7日，张永生给王洪文写信，伪造病情，诬告省委。鉴于张永生拒不服从组织决定，继续搞串连活动，10月10日，省委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劳动。

7月下旬至10月

省委将省、地、(市)两派的主要头头、骨干二百余人集中在杭州三台山、舟山马目、十五奎巷杭州市委党校、金华铁路中心站等处举办学习班，一边学习、劳动，一边揭发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和方剑文等人的问题。

8月20日

《浙江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浙江日报通迅员、记者的文章，题为《“杭丝联”革命生产蓬勃发展，形势一派大好》，介绍了全厂工人和干部，精神振奋，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白厂丝、绸缎、印染绸的产量直线上升。

8月22日

在十五奎巷(杭州市委党校校址)学习班学习的原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头头×××等给王洪文写信，告省、市委以整顿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办事机构推倒，从省委到杭州市委机关四大组全部撤销，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体制。用“拆庙赶和尚”的办法，把大批新老干部扣上搞派性的帽子，赶走的赶走，调走的调走，有的挂起来，把“隐士”请上台。省委在去年8月31日，9月1日两天时间内对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监委、计委、财办等七个省级单位，就任命五十二人，杭州地区省管干部五十人。杭州市委在十五天内任命市管干部一百五十四人，十三个县、区党委第一把手调换了十一人。温州地区十天内任命地管干部一百五十人等等。

8月23日

杭州市委召开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参加会议和组织收听的有十万多人，“杭丝联”、第二棉纺织厂”、“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代表发言，张子石在会上讲话，陈文书主持会议。9月9日、10月14日又连续两次批派性大会，会上摆表现，揭危害，挖根源，指出派性破坏党的领导，搞派性的一伙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疯狂地夺党的领导权，认派不认党，违反党章规定，大搞“双突”。歪曲甚至对抗党中央的指示，从小山头利益出发，打击和压制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大搞武斗，蓄意破坏革命和生产，叫嚷“越乱越好”，把浙江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搅得一团糟。提出搞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要坚决肃清派性流毒，搞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省委陈伟达、陈冰在会上讲话，会议着重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反动口号，介绍推广杭丝联等八大厂批派性、促生产的经验，公开揭露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派头头大搞派性的实质和罪行。这三次大规模的批派性活动，对进一步扶正驱邪起了重要作用。

8月31日

省委建立宣传、文教领导小组，组长：陈冰，副组长：杨梅波、商景才，成员：盛华、于冠西、何定。组织领导小组，组长：冯克，副组长：王耀亭，唐玉瑞，成员：许仁昌、王奎阁、胡本斋，赵国光、李修业。

9月1日

省委决定建立省农业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王起，副组长：杨各芳、金孟加，成员：吴植椽、林耀、张征喜。

9月26日

省委决定建立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计划委员会、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省农业办公室、省财贸办公室。冯克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冰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伟达兼任省计委主任，陈作霖兼任省计委副主任，王一夫任省计委副主任，张兆万任省基建委主任，王起任省农办主任，王博平任省财办主任。(省委最近公布建立的省委组织组、宣传文教组和省计委、省基建委、省农办、省财办领导小组，即为以上各部、委、办的领导小组。补充陈伟达、陈作霖两同志兼任省计委领导小组组长。撤销省革委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原三大组所属各单位，分别划归有关的部、委办领导和管理。)

9月27日

《浙江日报》刊登：《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批资产阶级派性》。报道了中共嘉兴、宁波、绍兴地委暨所在县(市)委分别召开大会。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剖析资产阶级派性反动实质。并表示要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10月1日

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在中南海接见浙江赴京国庆观礼的“杭丝联”等五个厂的29位代表，接见时指出张、翁、贺打着反复辟旗号搞复辟，打着反复旧的旗帜搞复旧。勉励大家要坚决按照〔75〕16号文件办，挺起腰杆，坚持党性，回去好好干。

10月3日

省委决定：陈作霖兼任温州地委第一书记，书记：沈芸、戴光、张启良，副书记：赵星、曾澄清，常委：李宏、张冰痕、董沛、徐明、赵守谦、董银娣、高玉珂。

10月11日

《浙江日报》刊登《学理论、抓路线、奋战四季度，夺取新胜利》。报道了省委召开工业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和毛主席、党中央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大寨，赶杭州齿轮箱厂，认真推广“杭丝联”的经验，广泛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迎接革命和生产建设新高潮。

10月22日

《浙江日报》刊登消息：《以高屋建瓴之势，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势力》。报道了温州三万多人在温州市体育场举行批判大会，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副书记兼温州地委第一书记陈作霖参加了大会。地委书记戴光主持大会，地委书记沈芸、温州市委副书记英宜之等同志作了批判发言。

10月29日

省委在省体育馆召开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华国锋在这次会上的讲话，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提出要较快改变浙江近两年由于派性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落后面貌，赶上全国的步伐。会后，全省68个市、县先后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省委便着手组织省级单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11月中旬，省级各单位千余名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奔赴12个县、区农村。此后，省、地、县共组织三万余名干部和其他人员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农村帮助工作。全省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热潮。

10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推广杭丝联等八大厂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经验，进一步广泛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明确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任务。会议认为，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是端正企业路线，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克服派性，促进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提出要进一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加强企业管理，建设和健全规章制度，坚决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明确第四季度工业生产的重点是抓好支农产品、轻工业产品、原材料和出口商品的生产，抓好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要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

11月22日

杭州市委在省体育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四万多名党员参加了大会，(这是解放以来杭州市规模最大的一次党员大会。)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动员起来，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市委第一书记张子石、第二书记陈文书和市委其他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批示，批示指出，全国7、8、9月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从此在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在浙江产生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全国7、8、9月有右倾翻案风，而浙江7、8、9月正在贯彻16号文件，是正确的，没有翻案风，另一种观点认为浙江和全国一样，7、8月以后批派性、整造反派就是右倾翻案。特别是那些在贯彻16号文件中受批判和参加“学习班”的人更是到处议论串连，从检讨变为不满和对抗，从希望学习班早日结束到以学习班为阵地，要省委给他们“说清楚”。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浙江省根据中央指示，对工业交通进行了全面整顿，上半年经济开始回升。第四季度由于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农业生产受到挫折。这一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131．02亿元，比上年增长0．3％。工业产值74．52亿元，增长3．9％，其中轻工业增长4％，重工业增长3．6％；农业产值56．5亿元，比上年下降6．3％。

1976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毛泽东主席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指出“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1月4日

《浙江日报》刊登《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报道了在毛主席壮丽诗篇和最近重要指示鼓舞下，“杭丝联”职工热烈歌颂大好形势，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1月5日

杭州市举行万人报捷大会，庆祝杭州市工业总产值1975年12月份超过历史最高月产水平，其它各条战线都取得出色成绩。有三百多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2月8日

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谭启龙、赖可可、张文碧、罗毅、蒋宝娣五人参加。会议由张春桥、纪登奎、王洪文主持。中心议题是“批邓(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会上王洪文和浙江省委赖可可等人以及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串连配合，把谭启龙当作批判对象，还以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名义草拟了一个贯彻打招呼会议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着右倾翻案风，对批派性，办张永生等人的学习班是不对的，调整领导班子是受了邓小平“抓紧领导班子调整”的影响。最后王洪文讲话，要谭启龙留在北京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罗毅管常务。2月29日，3月1日赖可可、罗毅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先后召集贺贤春等一些派头头开座谈会，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捅给他们，煽动他们翻案。3月6日至28日，省委在屏风山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赖可可在会上大讲“浙江受右倾翻案风影响较深，危害较大，带来的问题也较多”。并把《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印发到会同志。

1月24日

张永生给妻子写信，大意是：上次写的那封长信，把问题讲清楚了，那些问题应由哪几位同志帮助申诉，也都明确写在信上了。不知有没有动起来?实在没办法。你最好写封信给江青同志，把我的冤枉处理，被害的遭遇，特别要强调的对我这样错误处理，更加助长了一些人进一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打击和迫害新干部，反对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题目名字也可以写“张永生同志无罪”。

2月20日

张永生给王洪文写信。原文：

敬爱的洪文同志：您好！

前几天，由天津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向我传达了您的批示(告诉永生同志继续休息。有什么意见可以写材料给中央。)，我听了以后，心情万情激动，热泪盈眶，感谢您对我的亲切关怀。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张永生敬上。1976年2月20日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月25日

张永生给江青写信。信的原文：敬爱的江青同志：去年夏季前后在浙江猛然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把我打成反党、篡权、复辟的罪恶分子、资产阶级派性总头目。施展种种手段，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上陷害，最后竟以拒不执行省委决定的罪名，把我处理调离浙江，立即由中央组织部和省委派人把我押送河北遵化县西铺大队劳动。

今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谨向您申诉自己是无罪的，我是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受害者。在此，我十分恳切的希望和请求江青同志在百忙中抽点时间接见我一次，聆听您的指示，向您彻底揭发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浙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平反，重返浙江。(张永生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3月20日

由130多人组成的浙江各大专院校代表团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当代表团乘上46次火车后，浙江师范学院等又一批学生经劝阻无效，无票强行赴京。华国锋批示：“不管省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都不要来京。”列车到徐州附近停开，去京人员均被劝回。

3月24日

中共中央通知：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劝阻，大部分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3月26日

张永生从天津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把张永生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王洪文认为那里距离他远，找张永生又不方便，乱七八糟，把张安排在二里沟招待所。28日，王洪文找张到钓鱼台，作了路线交底。说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说话办事公平，××是我们上海调去的干部，跟赖可可一致，配合比较好，王洪文还提出，贺贤春回来协助赖可可、罗毅和杭州市委工作。我们把谭启龙和你一道找来，谈一次，你可以向他开炮。

3月下旬

全省开始大量出现指名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把贯彻〔1975〕16号文件，斥责为“右倾思潮”，公开美化翁森鹤等一些派头头，为他们翻案。一时这类大字报贴满了闹市区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一带的墙上。

3月

杭州市人民群众开始陆续通过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邦”一伙的痛恨。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编的《周总理遗言》，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遗言”写道：“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等。这个“遗言”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掀起追查制造“总理遗言”的运动。

4月1日

杭州市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规模愈益增大。凌晨三时许，杭州钢铁厂的群众将一个直径三米多嵌有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悬挂在杭州延安路解放街百货大楼附近的市劳动局大楼的旗杆上。凌晨六时，杭州市工交公司的职工又在湖滨的大街上安放了一个大花圈，并将“谁冲击、污蔑、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人民的公敌!”“誓与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坚决打倒野心家马天水!”等大标语贴在街头。人们敬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和张贴在街头的标语越来越多。杭州玻璃厂用树胶布做的五十米的大标语写着“深切怀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占据了解放街百货商店大楼的整个正面，成为杭州街头最醒目的战斗号令。“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严防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沉痛悼念贺龙，陈毅、方志敏烈士！”等标语布满了杭州城里的闹市区。全省其它地、市广大群众也纷纷自发起来开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4月2日

贺贤春给张春桥写信。信中写道，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前段时间在全国、在我们浙江刮起的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是如此猖獗，……没有人敢对文化大革命道个好?为什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都好象有罪，见人要低头三尺?为什么新干部被搞下去，新生事物一件一件被否定?……总根子是……，去年8、9月政治谣言四起，现在借悼念周总理为名，张贴分裂中央，为邓小平翻案的大写报……。

4月3日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要他养好身体同走资派斗，不要把造反派的梭角磨圆了。到了半夜，江青一伙把在京的谭启龙叫来，张永生当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面揭发批判谭启龙怎样秉承邓小平的指示，在浙江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复辟路线。张春桥、江青批判谭启龙对抗王洪文的指示，把矛头指向王洪文。把丁冬青、刘大华隔离审查，并要他俩交待把张永生送往北京进行抢救的飞机是谁派的，矛头直指王副主席。王洪文还要张永生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讲，和谭启龙辨论。接着，张永生就在招待所写了一万多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总结”。他总结出一条主要教训，就是对走资派斗争还不够坚决，不够狠。到得王洪文、江青等人的赞许。

4月4日

这天是清明节，全省连续几天的悼念活动被推向了新的高潮。杭州市解放街百货商店大楼一带以及少年宫广场、浙江展览馆前布满了花圈、挽联和诗词、标语。“杭丝联”安放在少年宫广场的用钢筋做骨架、直径五米多的花圈引人注目，张贴在解放街百货商店大楼对面墙上的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和写有“总理伟大，小平不倒”的小标语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群众，华侨饭店门口的“挥泪继承总理志，永写千秋革命史，若要江山春常在，不对妖魔施仁慈”的大标语耀人眼目；上城区职工张贴的诗词“倒海翻江，地动山摇。问君何故?波浪恶涨。古有尧舜，今有人民，何惧骇浪，填海挡江”。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打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等标语口号表达了群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决心。浙江第二医院墙上还贴出一幅图画，在一个上写“北”、下写“南”的大圆圈里，写着“1、2、3、5、9、7、8、9、11、12”，意即“打倒邓小平缺‘东西’，缺‘事实’”。在浙江大学里，贴出来的《丙辰清明节特刊》上，并排抄录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大林《悼列宁》和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同时，尖锐地指出：“林彪一类打着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尽管他们猖獗一时，到头来无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杭州站扳道工徐阿法在上海乘务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用油漆和沥青在路经杭州的列车上写上了“绞死它，绞死《文汇报》那条向周总理狂吠的疯狗！”“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等大标语，向外省、市传递了杭州人民的斗争信息。杭州市人民群众在大会堂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有的献花圈、诗词，有的则慷慨陈词，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在此前后，全省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这一活动很快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受到镇压。

4月7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了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对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的新闻。省委当晚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和全省电话会议，赖可可在会上说：杭州市和一些地方出现类似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对幕后策划者，要严加追查。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些帮派偷拍了杭州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所献的花圈和书写的标语和照片。另一些帮派分子强行冲进省府大楼，逼省委常委逐个表态，并绑架了陈伟达。王洪文在接到浙江省的电话报告后则认定，杭州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就是反革命事件”。

4月9日

王洪文打电话给赖可可，说浙江的反革命事件比较突出，全国是江苏第一，浙江第二，要抓反革命，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同日

省市十多万军民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市委负责人。张文碧主持大会，罗毅宣读中央两个决定。会后，省市负责人和群众一起举行了游行。《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区数百万群众集会游行，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四·四事件”后张永生炮制了《杭州市四·四事件与天安门事件》的文章，提出“杭州四·四事件，决不是孤立的，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组成部份，一定要追查到底！”

4月15日

省委发出通知：清明节前后，杭州连续出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诗词、大字报等。特别是清明节那一天，妄图转移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5月8日，省委成立了“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领导小组，赖可可任组长，罗毅、张子石任副组长。专门组织了清查班子。公安部的祝家耀分别于5月10日和5月25日两次来杭州追查“总理遗言”和“反革命事件”。5月份，全省就收缴“总理遗言”、“转弯子十二条”、“三位首长讲话”等印抄件56700余份，在杭州查获流传全国的“总理遗言”的直接起草者；抓捕一批制造反革命事件的重点嫌疑犯。在此过程中，王洪文、赖可可认为浙江公安部门不可靠。9月7日，物色亲信，撇开公安部门，专门成立省审查小组。把省委多数常委和一些中央领导列为追查后台的重点对象，进行秘密审查。5日至8日，全省为此先后逮捕、拘留、隔离审查42人，其中18名中共党员。刘亦夫、袁哨吟一家作为“总理遗言”制造者嫌疑犯被抓捕送北京审查。赖可可还批准枪决一位对“批邓”不满的农民。

4月下旬

赖可可要省庆祝“五一”办公室给贺贤春发请柬，派车到鄞县贺贤春劳动的地方，接回杭州参加“五一”节的活动。“五一”过后，赖可可的秘书去贺贤春家，传达赖的意见，不要回宁波，出来工作。

5月4日

赖可可在听取某地委汇报时讲话：“杭州花圈不少，钢架子的，杭丝联、杭州大学、嚣张一时，他们真的悼念总理、杨开慧？他们是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是制造反革命舆论，浙江比较突出。……五月份要大活动。开公判会，大张旗鼓杀一批。

5月6日

省委、杭州市委召开“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反动罪行”大会。省市十万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和驻杭部队指战员参加。大会主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大会由省委副书记罗毅主持，省委书记赖可可在会上讲了话。

6月2日

省委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省级机关学习报告会。省委领导同志和省级机关部分干部参加了报告会。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在会上介绍了他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体会。省委书记赖可可也在会上讲了话。9月5日，《浙江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掌握革命理论同走资派斗到底》为题，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概况。

6月22日

《杭州日报》刊登《两大阶级的生死搏斗——从杭州反革命事件看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矛盾》。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追查反革命，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9日，《杭州日报》刊登文章《走资派还在走，反革命确实有》。

7月20日

《浙江日报》发表了题为《反革命的卑劣伎俩——评杭州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反动特刊》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在杭州清明节反革命事件中精心炮制和刊出的三个悼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大林的《悼列宁》摘录、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上的悼词)并列的反动特刊，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杰作”。

同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批判邓小平反动罪行，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大会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声讨张天成、章纪法等六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在省体馆等45个会场同时召开，省市十万军民参加，主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大会结束后，张天成、章纪法等6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上汽车，游街示众。

7月28日至8月11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引向深入问题。会议认为：我省属于“问题多”的省份之一。省委去年8月到10月，先后3次召开十万人的批派性大会，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省委去年10月办的“三台山学习班”和省委委托杭州市委办的“十五奎巷学习班”“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去年下半年调整部分地县的领导班子“也同样是错误的”。

8月15日

省委改变了原来由各地团委负责组织“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决定，向各地、市委发出了电话通知，规定“凡是有红代会的，共青团、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应配合红代会共同搞好‘八·一八’庆祝活动”。由于这个通知，已告撤销的“省红代会”发出“口号声明”，要求恢复省、市工代会、红代会、工宣队、民兵指挥部。企图推翻中央〔1975〕16号文件，为“双突”和一些人翻案。23日，中央领导对此明确提出：中央〔1975〕16号文件是正确的；少数人批判并企图推翻这一文件，为“双突”翻案是错误的，不准为翁森鹤翻案；不准恢复工代会、红代会和民兵指挥部一类派性组织和重新搞山头，拉队伍搞串连等七条电话指示。31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的七条电话指示和〔1976〕13号文件。9月2日至7日，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就如何贯彻中央〔76〕13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20日，省委重申，原红代会少数人自行恢复红代会是无效的，不能行使职权，有关人员要向省委作出检查。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逝世。9月18日，省市二十余万军民在省展览馆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大会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铁瑛同志致悼词。

9月20日

省委书记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信：“现在有相当一部份人(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有右的思想，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笼统说说而已，内心不服，有些有严重错误言行的人，现在又神气活现了。这是个大问题，搞得不好，可能有较大的反复。

9月25日

省委、省革委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赖可可作《化悲痛为力量，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30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刊登了这一报告的全文。

10月13日

造反派黄××纠集了几个亲信议论“四人帮”被抓的消息。(10月7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他们认为“这下彻底完蛋了，成了鸡笼里的鸡，任人宰杀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坐等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干过好了，死活总是一场，上山打游击去!”他们紧张活动，秘密串连。13日接上海帮小兄弟催他们去上海的电报。他们分析：上海基本上是张春桥控制的，南京军区丁盛(司令员)基本上是张一路的，南京是上海的屏障，如果南京能挡一下，上海就可以相持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可能南北对立。毛远新在辽宁有基础，又是沈阳部队政委，这样是可能出现南京夹攻。决定当天去上海，由来××开了吉普车四个人一同去上海。在路上黄讲“四个人都抓起来了，上海总要跳一跳，他们动，我们一道去干好了。××讲：束手就擒，不肯的，要么战死在沙场，要么胜利而归。14日凌晨在上海见到胡×，胡只把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告诉了一下，未见上海有什么行动，中午他们即返回杭州。七、八个人在贺贤春家，贺贤春表示我已做了最坏打算，到时候回宁波去，发动农民上山打游击等。

9月19日

铁瑛在省市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他代表省委对如何做好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发表了如下意见：

第一、各级党组织要集中精力，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继续传达贯彻好。第二、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三、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革命团结。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第五、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嗣后，省委又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省委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彻底揭发“四人帮”滔天罪行，但是要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10月21日

省市军民开始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举行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伟大胜利。

1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1976)16号文件，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浙江日报》发表题为《以党中央的指示为武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社论。

11月19日

省委决定成立“清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材料组。这样，随着中央批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的下达，我省开始了揭批查“四人帮”阴谋活动及其帮派体系的群众运动。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6年，由于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浙江省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不好。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36亿元，比上年只增长4％。工业产值为78亿元，增长4．7％。钢、生铁、炭、发电量、水泥等主要产品都没有完成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了4．74亿元，为年计划的88．5％。外贸收购计划完成8．06亿元，为年计划的80．0％。财政收入完成13．69亿元，为年计划的72．6％。农业生产情况较好，总产值达58．2亿元，增长3％。春粮、早稻、晚稻三季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227亿斤。茶叶产量达88．3万担，创历史最高水平。


附录：

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及人员名单


1967年4月

台州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徐舒民

副主任 沈芸

副主任 柴及

副主任 于克家

副主任 柳子毅

副主任 徐明生

副主任 任泽光

副主任 王振东

副主任 丁建华

改组后的省军管会对67年4月已成立的台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不予承认。同年9月被推倒。成立了以军分区为主的生产办公室，维持面上的工作。


1969年1月20日

台州地区革委会第二次成立

主任 蒋玉和 (69·1～75·4)

第一副主任 周凤鸣 (69·1～76·11)

副主任 邹树泰 (69·1～75·4)

副主任 王贵堂 (69·1～75·6)

副主任 陶冬春 (69·1～76·11)


1969年12月

台州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

组长 蒋玉和 (69·12～71·9)

副组长 周凤鸣 (69·12～71·9)

成员 邹树泰 (69．12～71·9)

成员 王贵堂 (69·12～71·9)

成员 丁建华 (69·12～71·9)

成员 隋荣庆 (69·12～71·9)

成员 伏庆祥 (69·12～71·9)

成员 裴公望 (69·12～71·9)

成员 徐永久 (69·12～71．9)


1971年9月

台州地委成立

书记 蒋玉和 (71·9～75·4)

第一副书记 周凤鸣 (71·9～76·11)

副书记 张序昭 (71·9～75·4)

副书记 王贵堂 (71·9～75·6)

副书记 丁建华 (71·9～73·7)

副书记 邹树泰 (71·9～75·4)

副书记 隋荣庆 (71·9～75·2)

常委 裴公望 (71·9～75·4)

常委 刘鲁军 (71·9～76·11)

常委 牟叔贞 (71·9～76·11)

1967年3月14日

宁波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张茂勋 (67·3～11月)

副主任 张紫萍 (67·3～11月)

副主任 赵永义 (67·3～11月)

副主任 马心良 (67·3～11月)

副主任 黄尧龙 (67·3～11月)

副主任 强世贤 (67·3～11月)

副主任 刘春泉 (67·3～11月)


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张茂勋 (67·3～11月)

副组长 张紫萍 (67·3～11月)

成员 强世贤 (67·3～11月)


1967年3月

宁波市革委会成立

主任 郑若鸿 (67·3～11月)

副主任 陈信章 (67·3～11月)

副主任 沈新康 (67·3～11月)

副主任 俞兆昌 (67·3～11月)

副主任 宋新华 (67·3～ )

副主任 隋宏 (67·3～11月)

改组后的省军管会不承认3月份成立的地、市革委会，同年10月1日起对宁波实行军管。


1966年1月30日

重新建立宁波地区革委会

主任 柴启琨 (69·1～75·6)

副主任 石瑛 (69·1～75·6)

副主任 张国斌 (69·1～75·6)

副主任 郑若鸿 (69·1～75·6)

副主任 沈宏康 (69·1～75·6)

副主任 韩一忠 (69·1～77·2)

副主任 应四官 (69·1～77·7)


革委会核心小组

组长 柴启琨 (69·1～71·3)


1969年1月

宁波市革委会成立

主任 郑若鸿 (69·1～71·2)

副主任 张泽民 (69·1～71·2)

副主任 邸建胜 (69·1～75．6)

副主任 谷秀锋 (69·1～77·8)

副主任 陈本水 (69·1～77·12)

副主任 陆菊清 (69·1～77·2)

副主任 李鸣庆 (69·1～77·11)

副主任 刘岳伍 (69·1～77·11)


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郑若鸿 (69·9～71·2)


1971年2月24日至28日

宁波地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第二届委员会委员42名，常委12名。

书记 柴启琨 (71·2～75·7)

第一副书记 石瑛 (71·2～75·6)

副书记 张国斌 (71·2～75·6)

副书记 郑若鸿 (71·2～76·5)

副书记 苏佩荣 (71·2～76·5)

常委 张利一 (71·2～75·6)

常委 赵永义 (71·2～75·6)

常委 徐刚 (71·2～75·6)

常委 贾俊才 (71·2～77·2)

常委 尚荣贵 (71·2～77·2)

常委 李春姣 (71·2～73·11)


1971年6月25日至28日

宁波市召开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宁波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9名，常委11名

书记 贾俊才 (71·6～77·2)

副书记 刘岳伍 (71·6～75·6)

副书记 解希孟 (71·6～75·6)

副书记 黄建英 (71·6～72·3)

副书记 王学正 (71·6～77·7)

副书记 谷秀锋 (71·6～77·8)

常委 邸建胜 (71·6～75·6)

常委 李元俊 (71·6～73·5)

常委 昌诚智 (71·6～75·6)

常委 宋瑞甫 (71·6～77·7)

常委 王永祥 (71·6～75·6)


1967年12月20日

杭州市革委会成立。市革委会由71人组成。

主任 王子达 (67．12～75·5)

第一副主任 汪石川 (67·12～75·6)

副主任 徐树年 (67·12～75·6)

副主任 邱强 (67·12～75·6)


1970年11月28日

杭州市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038人，选出委员64人，常委13人，副书记5人

书记 王子达 (70·11～75·7)

第一副书记 汪石川 (70·11～75·7)

副书记 邱强 (70·11～75·7)

副书记 周锋 (70·11～75·7)

副书记 徐树年 (70·11～75·6)

副书记 程忠顺 (70·11～75·6)

副书记 陈侠 (70·10～72·11)

常委 于永勋 (70·10～75·7)

常委 张紫萍 (70·10～75·7)

常委 王棣荣 (70·10～75·6)

常委 方进 (70·10～72· )

常委 李元贞 (70·10～75·6)


1968年4月20日

金华地区革委会成立

副主任 梁长庚 (68·4～75·6)

副主任 束恂 (68·4～75·6)

副主任 张景祥 (68·4～69·5)

副主任 尹家丰 (68·4～69·5)

副主任 郭建华 (68·4～78·9)

副主任 倪兵 (68·4～77·7)

常委 杨东喜 (68·4～75·6)

常委 陈波 (68·4～70·1)

常委 汤沏 (68·4～70·4)

常委 方明 (68·4～70·4)

常委 魏志开 (68·4～70·1)

常委 朱水婷 (68·4～70·1)

常委 李光悟 (68·4～76·12)


1968年5月19日

绍兴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叶剑华 (68·5～75·6)

副主任 易继明 (68·5～70·3)

副主任 周效儒 (68·5～70·3)

副主任 谢吉庚 (68·5～77·1)

副主任 杨金林 (68·5～72·10)

副主任 张英 (68·5～77·12)


绍兴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叶剑华 (69·7～71·4)

成员 周效儒 (69·7～71·4)

成员 谢吉庚 (69·7～71·4)

成员 黄少山 (69·7～71·4)

成员 杨金林 (69·7～71·4)


1971年4月10日至13日

绍兴地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36名，常委10名

书记 叶剑华 (71·4～75·6)

副书记 周效儒 (71·4～77·10)

副书记 王运 (71·4～75·6)

副书记 谢吉庚 (71·4～77·1)

常委 赵明才 (71·4～75·6)

常委 潘成美 (71·4～73·6)

常委 黄少山 (71·4～75·6)

常委 肖殿湘 (71·4～75·6)

常委 朱锦林 (71·4～77·1)

常委 单幼珍 (71·4～76·10)

常委 杨俊达 (71·8～76·10)


1968年9月16日

嘉兴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王民 (68·9～75·6)

第一副主任 刘桂 (68·9～75·6)

副主任 王光松 (68·9～69·11)

副主任 贺修贤 (68·9～75·6)

副主任 罗美琴 (68·9～75·1)

副主任 王盘生 (68·9～75·6)


1969年8月

嘉兴地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王民 (69·8～71·2)


1971年2月

嘉兴地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书记 王民 (71·2～75·6)

副书记 刘桂 (71．2～78·4)

副书记 贺修贤 (71·2～77·4)

副书记 张敬堂 (71·8～75·6)

副书记 杨兴桂 (71·9～75·6)

副书记 张学义 (71·8～73·1)

(71·2～75·6)

常委 褚士俊 (71·2～75·6)

常委 戚培江 (71·2～75·6)

常委 周云辉 (71·2～75·6)

常委 赵荣 (71·2～73·5)

常委 赵友千 (71·2～75·6)

常委 梁官清 (71·2～73·7)

常委 苗瑞军 (71·2～75·6)

常委 杨逸梅 (71·2～75·6)

常委 张学义 (71·8～73·1)


1968年11月18日

丽水地区革委会成立。

第一副主任 何纪明 (68·11～70·11)

副主任 苏乐良 (68·11～70·12)

副主任 毛同昌 (68·11～77· )

副主任 田新友 (68·11～77·11)

副主任 雷桂梅 (68·11～78·10)

副主任 李志斌 (68·11～78·11)


1969年4月

丽水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何纪明 (69·4～71·12)


1971年12月18日至22日

丽水地区召开党代会，成立了丽水地委

书记 何纪明 (71·12～75·6)

副书记 刘俊芝 (71·12～75·6)

副书记 纪中一 (71·12～75·6)

副书记 王光松 (71·12～75·6)

副书记 孟照耀 (71·12～75·6)

副书记 张复兴 (71·12～75·6)

常委 杨才 (71·12～75·6)

常委 顾琴洲 (71·12～75·6)

常委 牛万龄 (71·12～75·6)

常委 李光殿 (71·12～75·6)

常委 黄连山 (71·12～75·6)

常委 王森恩 (71·12～75·6)

常委 雷桂梅 (71·12～75·6)


1968年12月3日

温州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戚庆连 (68·12～75·4)

副主任 吕允均 (68·12～71·8)

副主任 霍发跃 (68·12～70·5)

副主任 毛张苗 (68·12～70·5)

副主任 赵星 (68·12～77·2)

副主任 朱志君 (68·12～75·10)

副主任 童银娣 (68·12～77·9)


温州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戚庆连 (71．1～71·12)

副组长 赵星 (71·1～71·12)

副组长 吕允均 (71·1～71·12)


1968年12月

温州市革委会成立

主任 毕庶璞 (68·12～73·1)

副主任 伏庆祥 (68·12～71·8)

副主任 宋宗文 (68·12～71·8)

副主任 史世忠 (68·12～71·8)

副主任 陈树松 (68·12～77·3)

副主任 唐维敏 (68·12～69·4)

温州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毕庶璞

副组长 伏庆祥

副组长 宋宗文

副组长 李明


1967年3月舟山军管会成立

主任 曹思明 (舟嵊要塞政委)

黄朝天 (舟嵊要塞司令)

王景昆 (舟嵊要塞司令)


1971年4月舟山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铁瑛 (71．4—72．4)

王景昆 (72．7—78．9)

第一副主任 沈佩华 (71．4—73．2)

副主任 康明才 (71．4—73．2)

副主任 仇福宗 (71．4—75．6)

副主任 方忠维 (71．4—75．6)

副主任 肖杰 (72．7—75．6)

副主任 尹作清 (71．4—72．7)

副主任 薛鲁生 (71．4—75．12)

副主任 江利华 (71．4—78．9)

副主任 邵乃奋 (71．8—77．2)


1971年5月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

组长 铁瑛

副组长 沈佩华

邵乃奋

康明才


1972年7月13日至15日

舟山地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委员37名、常委15名

第一书记 王景昆 (72．7—75．7)

杨映雪 (75．7—76．10)

书记 邵乃奋 (72．7—77．3)

书记 张朝忠 (72．7—75．6)

书记 仇福宗 (72．7—75．6)

副书记 李辉 (72．7—73．3)

副书记 曹柱亭 (72．7—75．6)

常委 高子成 (72．7—77．5)

常委 王道善 (72．7—76．1)

常委 刘敬厚 (72．7—75．6)

常委 卞星晨 (72．7—76．10)

常委 陈鹤华 (72．7—75．6)


后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悲剧。科学地研究文化大革命，正确地总结其历史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都遭受了这场浩劫，但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研究和探讨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始末，积累资料，我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编写了这本《浙江“文革”纪事》。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量资料或失散，或销毁，现在主要依据已查到的档案和报刊资料，编写这本《纪事》。

《纪事》所记载的事例，基本上都有书面文字依据。其中个别事件当时记载不全，我们通过对当事人采访加以补充，事实是可靠的。《纪事》中有的事例在当时报道时，我们认为是不够真实的，如某次集会参加群众有多少万人，从该地会场最高容量及实际情况，显然是有夸大之处。类似情况在别的问题上也存在，为了保留当时报道的原样，未加修正。有的事件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将当事人姓名隐去。

《浙江“文革”纪事》，在编写过程中，许多老同志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指导，借此机会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和支持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关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同志们指正。

 	编者
1989年2月


武汉“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1989.10.00


1966年


5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宋侃夫两次来信(电)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要求各战线，各区、局党委和社教分团、工作队党委，都必须根据中央《5．16通知》精神，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加强领导，组织干部群众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由此，武汉工厂、企业、机关、生产队、学校连日纷纷集会，声讨所谓邓拓“反党集团”。

5月30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湖北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18级以上党员干部听《5．16通知》等5个文件①(5个文件除《5．16通知》外，还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传达，要求做到“学习文件，认清形势，大鸣大放，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投入战斗”。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5个文件的传达，在党员、干部中引起极大震惊。

6月1日至10日，《武汉晚报》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一系列社论及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严重影响了武汉地区的形势。许多单位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中共武汉市委鉴于形势的发展，指示文教战线组织工作组，于6月10日以后陆续分赴各基层单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6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错误地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数以万计的武汉地区职工、学生、干部络绎不绝地到武大看大字报并声讨“三家村”。

6月14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省委领导指示，决定全市普遍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内容不论正确与否，都不能限制与压制。同时决定“四清”运动要停下来，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许多单位出现乱点名、乱揪斗的现象，致使逃跑、自杀、死亡事件接连发生。

6月17日，在武汉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中共武汉市委把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同志错误地宣布为“黑帮”，在文化界开展批判斗争。同时，共青团武汉市委和市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7月上旬，《武汉晚报》发表市文化界所谓“黑帮”材料，全市组织了“批判”和“声讨”。

6月18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要求各行各业、各单位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放在各级党组织议事日程的首位；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深入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对群众队伍进行“阶级分析”，“分清左、中、右”。《通知》同时提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全国、全省、全市的斗争必须积极声援，但是主要的应参加本单位的运动”，“大字报应该放手，但不能贴到街上去，也不要贴到被批判对象的家里去”，“整个运动要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开展说理斗争，严禁打、捆、跪、戴高帽子游行等非法斗争，需要拘留和搜查的，按法律手续办”；“各单位对运动、学习、工作、生活等要作出妥善安排”，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任务圆满完成；以及保护各种建筑物、文物、古迹、无反动政治内容的商品商标图案等。

7月5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因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被判处死刑。据粗略统计，“文革”初期，全市以“反抗和破坏文革罪”被捕的达400余人。

7月8日、9日，中共武汉市委连日听取各系统的汇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和转入对“右派”进行全面反击的问题。

7月11日，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武汉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宋侃夫任组长，余英、余杰任副组长。至12月，又增加副组长21人。

7月14日，中共武汉市委完全同意并批准市经委《关于加强当前工业生产领导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克服当前出现的一些干部不敢领导生产的思想倾向”；“各局、各公司、各企业都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工作”；“四清工作队、局、公司和工厂党委，每周要检查、讨论、安排一次生产工作”；“工人每天八小时的生产时间，必须抓紧，充分利用”，“业余活动时间，每周要有一次讨论生产问题”。9月，市委又提出“要敢于对生产加强领导”，“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检阅全市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大军，并再次畅游长江，从武昌大堤口至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游程将近30华里。在游泳中，毛泽东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8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队)，并开门整队。要求各单位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小组，接替工作组(队)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本月下旬，武汉大、中学校相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24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27日，市委召开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8月9日，《武汉晚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14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传到武汉。15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形势发展和《十六条》精神，决定：一、工作队要坚决地撤；二、要组织干部学习《十六条》，并对照检查；三、各单位立即停止一切批判斗争，斗错了的要立即检讨；四、对全市以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要逐个进行甄别，捕错了的要放。

8月19日，为庆祝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代表，中共武汉市委组织50万人参加集会和游行。武汉红卫兵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22日，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

8月23日，武汉地区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开始上街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共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的所谓革命行动，决定改换所谓具有“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抄家、游斗的浪潮开始泛滥。仅23日一天，长航机关便有104名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示众。据事后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21000家，抄出黄金1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000余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乱查抄、乱揪斗中计发生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的32人。

8月25日，正在进行的中共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因为“文革”运动的猛烈发展决定休会。市委负责人指出：“这两天新高潮确实出现了”，“要教育干部认识这是正常秩序”，“根本问题还是敢字当头，打破常规”。

9月2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等400多人在中共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所谓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4日，赵桂林等又组织游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等口号。当晚，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向全省群众介绍赵桂林等在省委闹事的真相，武汉地区出现和南下部分学生大辩论的风潮，即所谓大抓“南下一小撮”。

9月20日，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红卫兵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中共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提出：“各校革命师生，当前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好本校的斗批改；社会上的破‘四旧’，还要深入发展”。

10月，根据林彪“十?一”讲话及《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的精神，武汉地区开展了向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①(这个指示规定：“凡运动初期被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个人被迫写的材料，交回本人；组织整的材料一律当众销毁”。中央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下达之后，武汉同全国一样，刮起了追查“黑材料”，抢机要档案之风；特别是自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①(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之后，各级党组织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15日、16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分别召开誓师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此，省、市委受到严重的冲击。市委为能继续进行工作，不得不将常委会的活动移出市委大院，先后在胜利饭店、江汉饭店秘密办公。

10月21日，鉴于全国性大串连高潮的兴起，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接待委员会。伍能光为主任，王健、余杰、张建之为副主任。市委同时发出《积极做好外地来汉串连革命师生接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城区成立接待办公室，分别承担接待任务。25日，市委、市人委又发出《关于做好外地革命师生徒步来汉的接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市、区各机关团体腾出一切可用的办公室和礼堂供给外地学生住宿；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应保证供应伙食和茶水。据统计，到12月22日止，全市陆续接待外地学生共400万人。

11月3日至18日，中共武汉市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市委提出对运动的要求：一、今后两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群众，集中目标对准市委；二、搞好平反工作；三、切实作检讨，诚诚恳恳接受批评；四、思想上要作好还要大乱一下的准备。在此之前，市委曾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办法。

12月上、中旬，中共武汉市委被迫批准一批基层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全市基层“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小组”(被称为“旧文革”)也因“跟随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纷纷解体，各级党组织由被动应付走向半瘫痪或瘫痪状态。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停止了活动。

12月27日，《武汉晚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强加给《武汉晚报》以“长期贩卖修正主义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罪名，通令中共武汉市委必须于次日上午8时前，作出《武汉晚报》停刊的书面答复。28日，又向市委发出《最后通谍》，市委均未予答复。29日，“战斗兵团”强行使《武汉晚报》停刊。翌年1月21日，《长江日报》“新生号”出笼，党报的性质一度被改变。


1967年


1月1日、4日，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等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号称10万人大会，连续批判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等也遭到揪斗。武汉地区各级党组织完全瘫痪，群众组织间所谓“革”与“保”的矛盾日趋激化。19日，武汉地区造反派发表《告全省人民书》，提出“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口号，并责令省、市委内所谓“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回到原工作单位，接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监督、批判和斗争。

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成立“支左指挥部”，孔庆德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是日，武汉地区造反组织热烈欢呼《人民日报》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发表，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席卷武汉，省、市党政机关及全市90％以上的基层单位迅速被夺权。

1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领导权被篡夺，省、市委被宣布为“黑省委”、“黑市委”。各造反组织间因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意见分歧发生分裂和争斗。27日，工总等5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26夺权无效”。2月8日，工总等12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又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2．8声明》)。当日，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包围了《长江日报》社，阻止《2．8声明》的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调动部队维持秩序，防止武斗。自此，全市围绕《2．8声明》开展了大辩论，群众组织划分为拥护《2．8声明》的“香花派”和反对《2．8声明》的“毒草派”。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认定《2．8声明》的大方向错了，指出“这个所谓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3月1日，武汉部队接管市电信局，对“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宣布罪状后予以解散。3日，武汉部队发表《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信》，谴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号召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擦亮眼睛，分辨是非，同他们划清界线。

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8日，召开郊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10日，又发出紧急通知，召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生产建设新高潮，并提出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各区、局和企、事业单位立即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坚持8小时工作制，坚守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等项要求。

3月15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员韩东山等出席大会。会上，军区负责人对某些人蓄意破坏生产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3月17日，武汉军区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名。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立即予以解散。同日，武汉部队对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原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撤销)。傅兆才任指挥长，刘惠农、伍能光等任副指挥长；巴方廷任政委，王德清、辛甫等任副政委。指挥部在市人民武装部党委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全市各条战线的生产和工作。各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3月24日，武汉军区向各工厂企业单位派出大批军代表。在此之前，已先后向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等高等院校派出军训团，并向市一中派出支左小组。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社论是根据武汉造反组织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提供的材料炮制的。社论提出要坚决回击所谓“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煽动造反组织翻案。社论发表以后，武汉“二司”、“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红色造反司令部)和“工总”等组织的成员纷纷上街游行，矛头直指武汉军区。6日，中央军委下达《十条命令》①(中共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下达全军，内容包括“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武汉出现“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的标语口号。

4月9日，武汉部队撤出派往武大、华工、湖大等院校的军训团。10日，武汉市第一中学学生造反组织“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中革司)勒令支左小组撤离该校，并于11日在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办公室门口静坐绝食，要支左小组全部交出“整造反派的黑材料”。

4月13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了“工总”的一部分被捕人员。前一天，“工总”武重兵团重新树旗；23日，“工总”全市联络站成立。

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成立。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但这时武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观点对立，冲突无法制止，武斗不断升级。本月，全市连续发生几起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8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26日来电，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仍没有控制武斗局势的发展。

7月14日凌晨，周恩来从北京专程赶到武汉，为解决武汉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同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作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也由四川来到武汉。

7月13日晚，周恩来离汉返京。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由机场直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擅自向“二司”等组织公开宣布：“一、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二、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①(武汉华中工学院“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简称。)、‘新湖大’②(湖北大学“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的简称。)、‘新华农’③(武汉华中农学院“新华农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三司革联’④(“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从“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造反组织。)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9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在全市广播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顿时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7月20日晨，部分“百万雄师”群众和武汉驻军独立师(8201部队)战士冲进谢富治、王力的住所，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要他回答问题。全市爆发了连续数日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7．20事件”。22日，王力在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等人的护送下仓惶离开武汉。

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清晨5时20分起，整天反复播放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消息。27日，林彪主持会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晋升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同日，公开广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将所谓“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致使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百万雄师”联络站的负责人全部被捕，基层组织迅速解体，群众受难摧残。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也全部瘫痪，武汉地区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一片混乱。

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26日报请审查的《公告》。《公告》错误地认定“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的叛变行动”，“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立即为工总平”。

8月9日，林彪发表臭名昭著的“8?9讲话”，提出“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坏人打好人，阶级报复，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同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等在接见武汉军区新领导人曾思玉、刘丰和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时提出：“造反派要团结，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把枪枝发给左派；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武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对‘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在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武汉地区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大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遭到残酷批斗。

8月14日，曾思玉、刘丰等出席武汉“钢二司”第二届代表大会。曾思玉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一定要贯彻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19日，曾思玉、刘丰出席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誓师大会。方铭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他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武装造反派”。在此前后，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争相冲击、进驻军事机关，刮起抢枪乱军的歪风。

9月16日，《长江日报》第一版刊登毛泽东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武汉警备区邀请“三钢”、“三新”等组织的头头学习、座谈毛泽东指示和《人民日报》14日题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方铭、张绪(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出席座谈会并要求造反组织联合起来。

10月8日，应毛泽东的邀请，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周恩来专程从北京到武汉迎接。9日，全市10万人举行欢迎集会，周恩来、谢胡发表长篇讲话。10日，周恩来送走阿党政代表团后，接见了武汉群众组织的代表及武汉部队黄继光生前所在连和上甘岭荣获特等功八连全体同志。他要求群众组织尽快实现大联合。

10月至11月，武汉市有许多工厂在军区和警备区的帮助下实现了“大联合”，且有一部分工厂、企业、机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


1月15日、17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和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先后正式成立。国务院、中央文革发来贺电。

1月18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了空降兵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呈报的《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方铭、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张绪、赵奋、刘文科、薛朴若、杨友山、张珉、王敏清、孙锡成、刘海江、阎超山、李全智及群众组织代表19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共36人为市革委会常务委员，由方铭任主任，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任副主任。20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全市举行50万人参加的成立和庆祝大会。市革委会成立后，宣布“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革命委员会，原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部委、办、区、局的公章一律作废”。

1月22日，方铭在武汉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传达中央军委政工组关于《军队支左不支派的通知》；24日，市革委会召开了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大会。

2月8日，武汉市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的决议》，这是市革委会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9日，市革委会召开誓师大会，号召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大办学习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3月28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紧急会议，方铭传达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①(“杨、余、傅事件”是指3月22日，中共中央撤销解放军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戊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林彪、江青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杨、余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篡夺空军的领导权；杨、傅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革委会的权”。江青等人提出：“目前从敌人来的干扰是右倾保守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三反一粉碎”(反右倾保守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翻案复辟风)的恶浪。)。

4月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革命大批判”座谈会。会上提出“革命大批判要与反右倾、反分裂、反翻案、反复辟的斗争相结合”；“在革委会成立以后，阶级敌人公开把矛头指向‘三红’(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红色司令部)，刮起了复辟、翻案风，我们一定要进行大反击、大进攻”。这次会议以前，武汉地区已经开始展开了所谓“三反一粉碎”斗争。

4月10日，《长江日报》转载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的最新指示。这条最新指示对武汉地区“三反一粉碎”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所谓“三反一粉碎”中，一部分群众、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遭到法西斯式的折磨。同时，派性恶性膨胀，“钢”、“新”两派全面内战，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5月3日，在中原机械厂，“钢”、“新”两派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即所谓“新中原事件”，在这场武斗中双方都使用了手榴弹、步枪和机枪。4日，在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钢”、“新”两派又发生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用步枪、迫击炮等武器互相射击。

5月16日，“新华工敢死队”的鲁礼安等人，自命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立“决派”组织，通过其喉舌《扬子江评论》，大肆叫嚷：要揪“中派”、“考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还声言什么“中国共产党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他们一小撮则自封为“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反动狂妄至极。

5月26日至28日，湖北全省“钢”、“新”两派同时进行大规模抢枪的非法活动。被抢的枪枝达10万枝，子弹约1000万发。双方各自加紧构筑工事，占领制高点，准备进一步扩大武斗。26日，武汉工造总司的“铁军”攻占“钢派”据点汉口景明大楼。

5月28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要求“钢”、“新”两派立即停止抢枪，并要求军区坚决制止这种违法行为。

6月1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立即停止鸣枪打炮、投掷爆炸物、抢劫车辆的通知》。26日，市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方铭讲话要求“钢”、“新”两派立即把武器交出来，各方面的武斗集团一律解散，跨行业组织也要解散。

7月7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召开誓师大会，进一步贯彻中央军委5月28日来电精神，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3布告》①(《7．3布告》的内容主要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军事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动员“钢”、“新”两派迅速主动交枪。24日，中共中央等再次颁布《布告》，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即日，省、市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方铭等讲话要求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解散一切武斗集团。此后，全市加快了收缴武器弹药的步伐。

8月22日，湖北省革委会宣布逮捕“决派”头目鲁礼安。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等两条最新指示。26日，武汉市革委会组织全市性的庆祝活动，庆祝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发表。27日，省、市革委会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000多人进驻武汉钢铁学院。至9月，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大专院校。随后，全市中、小学校也都进驻了工宣队。据统计，本年全市中学在校教师8万余人，工宣队员达5万余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70％。

9月6日，湖北省革委会作出《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要立即铲平“山头”，实现归口大联合；所有群众组织的总部、分部应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应立即返回单位生产或上课；所有群众组织，都要与外地、外单位的组织脱钩；立即坚决取缔一切武斗集团，撤除武斗据点和工事，全部上缴一切武器、弹药和武斗凶器等等。《决议》的贯彻，对消除武斗和实现“大联合”，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9月13日、15日，武汉钢铁公司、武昌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企业分别举行“庆祝毛主席视察10周年”大会。全市更大规模地开展“三忠于”、“四无限”①(“三忠于”、“四无限”是林彪为实现个人野心制造个人迷信提出来的，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泽东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在这项活动中，跳“忠”字舞，造“红海洋”②(“红海洋”，即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大面积地刷上红油漆，写上毛泽东语录或“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形成一种一片红的气氛。)，搞“早请示、晚汇报”，个人迷信达到极点。当时，全市制作毛泽东像章的式样已达300多种。到翌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全市制作毛泽东像章竟达2560万枚。

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武汉市革委会及各区、局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干部学习。21日，市革委会举行欢送大会。原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会在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3．5％。

10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万名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听取动员报告。11月25日，武汉市首批万余名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市革委会组织了40万人夹道欢送。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在全市兴起。12月底，又有3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12月23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由市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组织的头头李湘玉检讨他在武钢破坏大联合和破坏生产的严重错误。

12月2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的指示，研究解放干部问题。这次会议审定：全市副局级干部325人，“已解放的占49．8％，正在接受批判的占32％，要打倒的占18．2％”。


1969年


1月2日，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连日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

1月15日至1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郊区农村“教育革命”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坚决依靠贫下中农，牢固地掌握农村教育革命的大权”；“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一整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习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1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决定在原市委统战对象192人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2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连夜收听、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社论发表毛泽东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当晚，市革委会即拟定了《关于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通知》。21日，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誓师大会”。

2月22日，武汉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出席市直机关学习班召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宽严处理大会，对5个本不该列为“清理”对象的人，作为进行所谓宽严不同处理的“样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市各级组织均召开了类似的宽严大会。

2月28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孙锡成在会上要求“迅速把城市中、小学交给工厂、街道来办，农村中、小学交给公社、大队来办”，“立即动员流入城市的人员无条件地返回农村，动员城市闲散人口到农村去安家落户”，“那些原材料来自农村，产品销于农村，规模较小，易于搬迁的小型工厂，应有组织、有计划地搬到农村去”，“小商小贩、独劳人员，也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

3月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和处理查抄物资的问题。

3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财贸战线。《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财贸战线》的社论。

3月14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学习毛泽东“要总结经验”的最新指示和《红旗》杂志《关于总结经验》的社论。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总结执行政策的经验”，省、市革委会于本月中旬在华中师范学院召开了3000人参加的“落实政策经验现场交流会”，推广驻华师工宣队执行毛泽东一系列政策的“经验”；22日，又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7000人大会，总结推广汉阳木材防腐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

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文件在会议期间陆续发表。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先后组织规模宏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庆祝活动持续到4月29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此期间，省、市革委会内的造反组织头头朱鸿霞、胡厚民、李湘玉、吴焱金等人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复旧”运动，波及全省，影响极坏。“反复旧”的矛头，主要指向省、市革委会内一批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他们认为这些老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使省、市革委会“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4月5日至9日，在朱鸿霞、李湘玉、吴焱金等人的操纵下，武汉工代会召开常委会，决定进一步在全市发动“反复旧”运动。9日晚，朱鸿霞、吴焱金在六渡桥闹市区演讲，煽动“反复旧”。11日晚，朱鸿霞、李湘玉、吴焱金合写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反动大字报在全市张贴和散发。大字报极力鼓吹“杀向社会反复旧”。23日至31日，武汉红代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支持“反复旧”运动。5月，全市街头集会演讲、火炬游行、静坐绝食、阻塞市内交通事件屡次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擅离生产、工作岗位，纷纷冲向社会。

5月8日，在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反对“反复旧”与支持“反复旧”的常委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11日，武汉工代会全委会作出《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错误估计形势，决定向市革委会派出“工人调查团”。16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17日，“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要调查市革委会的工作和干部情况，企图批斗重新工作的反对他们错误行径的领导干部。

5月18日，武汉市革委会向市工代会发出通知，指出工代会的“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并发表公告和声明是错误的。

5月19日，周恩来等在北京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时指出：“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17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

5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文件。当晚，周恩来等再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要求他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是不符合毛泽东关于“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朱鸿霞等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6月1日至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重要文件。会后，市革委会常委分头下到各区、各单位，帮助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做好处理“反复旧”问题的工作。到9月，全市“反复旧”时另立的736个山头，已撤消638个；非法夺权的180个单位，已交回权力的125个；工农业生产已开始回升，扭转了4月份以来工农业生产逐月下降的形势。

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某些地区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挑动两派持续武斗，对抗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告、布告的行为，再次发出《布告》，提出严厉措施，坚决制止武斗。8月1日，方铭向武汉市基层革委会干部作关于贯彻中央《7．23布告》的动员报告。他指出，武汉虽然没有出现武斗，但无政府主义，无故旷工、旷职，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现象比较严重，必须加以解决。5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落实＜7．23布告＞的通知》。《通知》要求把贯彻落实《7．23布告》同贯彻“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复旧”问题的文件结合起来，同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市革委会共印发《7．23布告》110万份，组织宣传队40万人，接受宣传的群众达500万人次。

8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卫组提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文教卫系统15844名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了不恰当的分析。并对190名高级知识分子按政治、业务情况错误地划分为6类，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和“给出路”的方针，分别提出“留用”、“养起来”、“监督改造”、“做反面教员”等错误处理意见。

9月9日，武汉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召开迎接国庆20周年动员大会，号召全市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革命和生产的丰硕成果向国庆献礼”。由于“反复旧”运动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当时全市生活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存在严重问题，煤、柴、猪肉、食糖、布匹等供应十分紧张，如牲猪计划应有120万头，实际只有39万头；布需要800万米，实际只有314万米；肥皂、火柴需要量大，而市场脱销，库存已空，居民凭票证买不到东西，中、小学生买不到抄本。

9月26日，方铭在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的整党建党座谈会上，就前段整党建党的准备和试点情况以及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目的、步骤、方法等问题作了发言。全市原有党支部6766个，于去年10月开始，在382个支部中进行了整党建党的试点。这次座谈会以后，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①(“50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全市整党建党工作规划》，安排尚未开展整党建党的单位大体分三批交叉进行，至次年5月底基本完成。这一规划实际上拖延至1971年底才基本完成。全市发展新党员8438名，开除党员100余名。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简称9．27指示)指出“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中央文件下达之前，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已逮捕中央点名的“北、决、扬”主要头目和《扬子江评论》主要编辑人员。

10月3日至28日，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9．27指示”。武汉市革委会、“三代会”(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中的党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北、决、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同时对资产阶级派性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指出，“北、决、扬”与“反复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人利用了派性，派性掩护了敌人。10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贯彻“9．27指示”精神。会后，全市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9．27指示”的热潮。

11月30日，武汉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中共武汉食品厂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自1966年底1967年初，全市党的基层组织相继瘫痪以来，成立门第一个党的基层委员会。

12月30日，武汉市革委会写出关于组织批斗王仁舟等人的情况报告。王仁舟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造反组织的头头，曾组织煽动农民进武汉造反，抬尸游行，影响极坏。自11月28日至翌年2月27日，全市共组织批斗大会51场，参加批斗大会的达18万人次。


1970年


1月20日至2月3日，武汉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400多人。53个单位和个人在大会上作了讲用发言。大会推选了出席全省首届积代会的代表260名，通过了《给全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的倡议书》。

1月21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8200多名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城市居民、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退休干部、退休工人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去农村插队落户。这批人是在所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被动员首批上山下乡的城市人口。

2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举行新建局成立大会，新建的18个局是：冶金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无线电工业局，一轻工业局、二轻工业局、煤炭化学工业局、交通邮政管理局、物资局、城市建设局，建筑工程局、房地产管理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民政卫生局、文化教育局、劳动局、电信局。各局均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作为临时权力机构。

2月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市、区、局全体干部和市、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党员大会。10日，又召开全市基层革委会负责人和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全体成员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动员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随后，“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市较大规模地展开。经过所谓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定案处理等四个阶段，至本年11月底止，共立案35461人，其中所谓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革命、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等“10种人”3428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336人，落实金额10414262元。由于这场运动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加上敌我界限不清，致使抵制“文革”、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言行和流通领域的贩运、贩卖活动及其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被当作主要打击对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4月1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成员有方铭、张昭剑、韩宁夫、孙锡成、王克文、伍能光、李全智、张景禄、文祥等人。方铭任组长，张昭剑、韩宁夫任副组长。6月16日，增补张绪、刘文科为核心小组成员，张绪为副组长。

4月15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审查批准各区革委会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之后，各局及县团级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4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①(“四好”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要求各单位“把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和林彪的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运用于政权建设，走政治建厂、政治建队、政治建校和政治建一切单位的道路”。各部门、各单位由此进一步大搞班、排、连的建制，大讲“突出政治”，生产业务建设几乎成了禁区。

5月6日，《长江日报》以《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为通栏标题，介绍武汉市赵李桥五·七干校的情况。该校有学员4300余人，其中半数在赵李桥羊楼洞茶场，半数分布在蒲圻、阳新、崇阳、嘉鱼四个县集体插队落户。到10月份，干校学员近万人，遍布咸宁地区的8个县。

6月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大会，有1400多人参加，会外有5万多群众收听实况广播。大会提出“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大会还强调“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始终把革命放在首位”。会后，职工群众在各级领导的动员下，一方面利用工余、业余时间献“忠字班”①(“忠字班”即加班加点不要报酬，表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另一方面又唯恐触犯“用生产压革命”的禁忌，生产积极性仍受到很大抑制。

6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局联合举办“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全省8个地区22个县的专业文艺团体共270人参加。由武汉市京剧团、市歌舞剧院负责辅导工作。本年，全市掀起普及“样板戏”的热潮。

6月24日、25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指示，学习中央抓北京“六厂二校”的做法，组织7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由张绪、韩宁夫、孙锡成、王克文、张景禄等领导干部带队，进驻国棉二厂、武汉柴油机厂、汉阳钢厂、无线电元件厂、磨山大队、武汉商场、武汉市第六中学等7个单位。以后，陆续在这些单位总结了一些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典型经验”在全市推广。

7月3日，《长江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介绍武汉部队某部特务连工兵排长李全洲，先后12次以英勇献身精神完成艰险任务，抢救阶级兄弟，最后在执行销毁爆炸物的任务中壮烈牺牲的事迹。6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学习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同志的通知》。9日，市革委会举办的李全洲事迹展览会开幕。

8月6日，《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卫生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当年6月26日作的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会议提出要坚持“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以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项原则，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泽东“6．26指示”的新高潮。在贯彻落实“6．26指示”中，市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下乡下厂巡回医疗，发展中草医药，培养工人医生和赤脚医生，建立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普及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使市内各医院医疗质量明显下降，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8月11日至22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全市“首次基层政治工作会议”，1200名从事基层政治工作的代表参加。会议以学习贯彻两个《决议》(192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1960年林彪主持制定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中心内容，总结交流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曾思玉到会讲了话，张绪宣讲了两个《决议》。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了《纪要》以及向全市基层单位的《倡议书》。会议提出全市各单位要做到“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再高举，无产阶级政治突出再突出，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两个《决议》的热潮，要以解放军为榜样，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四好’运动”。这次会议，是基层政治工作在“左”的轨道上继续前进的一个“加油站”。

8月25日至9月1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会议，进一步贯彻北京清华大学所谓教育革命的经验，提出“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把教育阵地改造和建设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会议还提出“要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选拔优秀分子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作为新型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对原有教师，除极少数坏人外，实行边改造、边使用，坚持在使用中进行改造”的极“左”政策。

9月中旬，全市组织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10月6日，根据武汉市革委会的意图，《长江日报》发表题为《抓紧第四季度》的评论员文章；12日，又发表《扎扎实实抓落实——再谈抓紧第四季度》的评论员文章，动员广大群众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市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而努力奋斗。本年，全市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生产情况出现好势头。全市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2．51亿元，比1969年增长49．3％，为解放以来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达到59237万元，比1969年增长25％；财政收入达到86639万元，比1969年增长87％。

11月31日，武钢4号高炉建成出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省钢铁会战指挥部举行的庆祝大会。

11月，武汉市革委会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巡回讲用团”，深入基层讲用“在路线斗争中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11月至12月，《长江日报》用大量篇幅系统报道全市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情况、经验和体会”等。这次学习活动广泛宣传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片面观点，强调“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全市通过大办学习班，大搞讲用会，掀起了一阵所谓“学哲学”的热潮，发展了把学哲学、用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12月6日，武汉市东西湖灭螺水利工程全面动工，5万多人上阵。这项工程完成后，不仅使东西湖变成无螺区，而且使渠道河港成网，4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3万多亩钉螺孳生的荒地变为良田。

12月8日，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工人、学生“拉练”的指示精神，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决定成立“武汉市野营指挥部”。孙锡成任指挥长。“拉练”的内容以政治为主，包括行军、访贫问苦、普及“样板戏”、助民劳动等。13日，指挥部正式办公。20日前后，武汉柴油机厂、第六中学等试点单位开始“拉练”。全市中学生利用寒假，工人分三批在春节前后全面展开“拉练”。

12月15日至2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方铭作了《1970年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基本总结》报告，张绪作了《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报告。90多个单位和个人作了口头或书面讲用发言，交流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市革委会作出决定，授予葛店化工厂等17个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马学礼等29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


1971年


1月18日至20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的精神。会议把学不学大寨提到执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狠批了所谓“生产第一”、“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和“只抓粮、棉、油，不抓权、线、纲”的“倾向”，提出要“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市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强化了人为的阶级斗争，限制了多种经营和商品流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

1月20日至24日，中共武汉市江岸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选出了中共武汉市江岸区第二届委员会。这是自“文革”初期各区、局党委瘫痪后恢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区委。至6月，全市9个区委全部建立。

1月20日至2月10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进行开门整风。整风期间，核心小组召开了有市革委会三大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副组长以上干部，区、局和大单位负责人，已结合的上届市委委员参加的会议。会上，大家在肯定革委会成立后的成绩的同时，提出了“讲运动多了，讲生产少了”，“是否有单打一现象”的意见。这种正确意见受到会议的否定。

2月20日至23日，中共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705人。方铭代表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经过酝酿、协商，选出5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武汉市第五届委员会。23日，经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并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市委常委会由14人组成，方铭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昭剑、田文、韩宁夫、王克文任市委书记。这次全委会还作出《关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这次党代会是在中共“九大”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但自此全市党的活动得到全面恢复。

3月8日至2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问题的文件。会议着重揭批陈伯达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行。3月29日至4月9日，市委对因故未能参加会议听中央文件传达的201名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补课。自此，全市共3302人参加了“批陈整风”的学习。大家一致反映：“这次学习，震动大，教育深，时间不长，收获不小”。本年，“批陈整风”运动成为全市的中心工作。“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批判的重点是陈伯达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等。但同时也批判了强加给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第一批参加学习批判的基层干部12093人。第二批从6月5日陆续开始，到7月11日全部结束，共有6046人参加。批陈整风中，部分干部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怀疑、不满情绪。

4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正式建立武汉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清查“五·一六”和清查“北、决、扬”的工作自此全面展开。湖北省“两清”重点放在武汉。武汉“两清”重点是清查“北、决、扬”。这次大清查，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4月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为期10天的“五·七”干校会议结束。全市于1969年底相继办成10所“五·七”干校。近2万名干部进入干校和到农村插队落户。7月，市“五·七”干校第一批插队落户的1200余人，有663人经过“锻炼”直接分配工作，558人调校内继续“锻炼”。

5月14日至1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总结所谓体制、机构、编制方面改革的经验，讨论今后的任务。据会议提供的资料，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机关较原市委、市人委机关减少人员79％；市局由原35个合并为18个，局属公司由75个减少为36个；区级机关人员也减少46％；街道办事处改为一级政权机构，并将86条街调整为65条街。一年来，由市下放到区的工商、文教等单位1167个，职工97000余人，各区也下放部分工业、商业、小学、卫生所给街道。由于这种所谓改革是在“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因而并没有触及过去管理体制中的弊端。

8月5日，韩宁夫向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汇报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情况。常委会决定：8月15日起用两周左右的时间召开武汉市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①(这个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错误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市教育工作会议后，各校学习、宣传、贯彻《纪要》的结果，使教育领域里的“灾情”进一步加剧。

10月11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县团级党委常委共3683人参加了会议。14日起，市属各区、局、在汉大单位，用了3至4天时间向所辖支部书记、副书记24000人进行了传达。27日，市委召开区、局领导干部会议，布置向群众传达，并组织县、团级单位干部7952人到基层协助传达。至11月16日止，全市已有1475026人听了传达，占应传达人数1487646人的99．15％。

10月30日，曾思玉、刘丰、方铭、张体学等10人奉命进京开会，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指导和帮助下，清查、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武汉的罪行，重点解决曾思玉、刘丰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会上，揭露了刘丰将毛泽东巡视外地的谈话密告李作鹏的罪恶勾当。

11月17日，曾思玉等10人向毛泽东、党中央写出《学习汇报》认为：“来京学习，经中央领导同志帮助，曾思玉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检查自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刘丰却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态度十分恶劣”。《学习汇报》还反映林彪“把武汉作为他反革命政变的重点，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控制这个地方”，“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的死党江腾蛟、王飞、王维国、刘锦平等先后到武汉、郑州进行反革命串连”。

11月18日，刘丰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未遂。

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曾思玉等9个领导人，教育曾思玉等“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人是会变的”；“对人民不利的事情不要办，要保持晚节，继续革命”。曾思玉等表示：“一定坚决、彻底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永远跟毛主席，跟党，跟路线，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12月7日至25日，中共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与湖北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同时召开。会议传达武汉地区领导人去中央开会的情况，揭批刘丰的罪行，深入清查林彪死党在武汉的阴谋活动。会上，曾思玉、方铭对其所犯严重错误各自作了深刻检查，并交待与林彪死党的关系。会议对曾思玉、方铭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同时对张昭剑压制群众、捂盖子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


1972年


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集体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重点讨论了社论传达的毛泽东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指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抓紧“路线这个纲”，去推动各项工作。

1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扩大刘丰罪行传达范围的通知》，决定将刘丰罪行传达到党的支部。

同日，中共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上报了《关于中央部属，省属在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关系意见的报告》，决定对中央部属，省属在汉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关系实行分级管理：地专级在汉单位党政关系由市直接领导，县团级在汉单位按业务归口由市有关局领导。省委批准了这个报告。4月28日，市委发出《关于中央部属、省局属在汉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关系通知》，从此中央部属、省属在汉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归武汉市领导，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作调整。

1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董明会为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董明会原是武钢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

3月5日至4月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1100人。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批判了林彪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安排了全年工作。最后方铭代表市委作了总结。这次会议，在肯定市委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检查了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计划综合平衡工作抓得不好，基建战线过长，财政悬案多；斗、批、改抓得不紧，政策落实不够，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斗争中‘搞过了一点’；体制改革与革命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很好的形成，市委主要负责人发挥常委‘一班人’的集体领导作用不够”等。会议提出本年工作要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会议以后，全市各级党委大力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谈话纪要，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

5月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工交战线“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会上，武汉印刷厂等十几个单位介绍了经验。这些经验都强调所谓路线教育，把工业建设、企业管理、产品质量等问题笼统地归结为所谓路线问题。大会批判林彪、陈伯达等政治骗子鼓吹的“不要计划，不要质量，不要检查，不要经济核算，不要规章制度”等妄图取消企业管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罪行。同时也批判了“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正确观点。本年，全市工交战线努力扭转不正常状态，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但由于是非界限不清，生产和工作仍难顺利进行。

5月12日，中共武汉市委决定，撤销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分别建立市革委会工交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城市建设办公室、科学技术委员会。

6月2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武汉地区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广播动员大会，参加大会和收听广播的达10万余人。大会号召武汉地区工交战线广大职工“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优质、高产、多品种、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要求“把质量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产品质量中的问题；要求扎扎实实地抓好企业管理，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结合斗、批、改的进程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一、二把手亲自抓产品质量，坚持不懈，一抓到底。会后，《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提高产品质量的文章。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管理制度的破坏和人们心理的创伤，已是“千疮百孔”，因此出现了“领导发动，听了想动，会后难动”的现象。

6月8日至2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干部和群众反映“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停电缺料，工作难搞”等看法，“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并引导干部群众看形势主要看“政治形势”。又针对广大干部在“9．13”事件前，觉得“抓业务危险”；“9．13”事件后，又觉得“抓政治危险”的思想状况，批判“生产第一”和“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观点。还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路线难知”、“真假难辨”、“上当难免”的思想，强调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坚持“三要三不要”①(“三要三不要”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次会议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干部群众思想混乱状况依然严重，普遍感到无所适从。

6月25日，湖北剧场跑片员李郑生因向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报社投递题为《革命宣言》的油印传单，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李郑生在传单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我认为犯了错误”，“如果再以这种形式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肯定不答应”。他认为“‘顶峰论’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它们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反对制造现代迷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第一是最高的革命权威，唯物辩证法是最强有力的战斗武器”，要“打烂精神枷锁，面对革命实践”，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都不能代表毛泽东思想”。1979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郑生案进行复查，确认纯属冤案，报请上级批准，撤销原判，宣布李郑生无罪。1980年12月6日，在为李郑生召开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湖北省文化局团委追认李郑生为“坚持真理的模范共青团员”。

7月15日至8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在湖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召开的同时，召开市委批林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团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870人。会议着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会议期间，全市基层党支部开始传达、阅读和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9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上报《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①(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对曾思玉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给你讲了，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的问题的试点工作报告》。在11个试点单位中，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问题，9个单位没有“五·一六”、“北、决、扬”组织。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翌年2月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

9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关于贯彻党的干部政策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政策落实的情况作了分析：“全市原副处长以上干部1055名，已解放1021名，占96．8％；其中除因病和年老体弱不能分配工作外，已分配工作的有788名，占应分配工作的91．3％。原副局长以上干部315名，已解放298名，占94．7％；已分配工作的232名，占已解放人数的77．9％；其他年老多病的52人，待分配和进一步审查的14名。市、区干校学员原有14220人，已分配工作11376人，占原有学员总数的80％。”《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在解放、使用干部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解放和使用抓得不够紧；二、还有一定数量的基层领导和一般干部未安排使用；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够。全市24645名技术干部，尚未使用的还有1609人”。

10月5日，武汉市“五·七”干校开始对在职干部进行轮训。首批参加轮训的区局机关干部共350余人。市委、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出席开学典礼，干校老学员介绍了走“五?七”道路的体会。12月27日，市革委会因干校老学员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决定将赵李桥羊楼洞茶场交回省革委会，就近选定东西湖走马岭为校址，作为轮训在职干部的场所。

10月1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市广大职工抓紧第4季度，努力完成本市国民经济计划。大会提出：“认真解决生产中的业务技术问题，特别是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要把‘高产、优质、安全、多品种、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声势造得更大，工作做得更扎实”；“做好干部的解放工作，对已安排使用的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从政治上帮助，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强企业管理，迅速调整企业组织机构，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继续开展科学实验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生产第一线，切实转变领导作风”等。会后、各区、局，各部门向职工进行了传达，并在困难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使生产和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11月3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提出克服“歇口气”的思想和部分单位存在的畏难情绪，把生产搞上去。本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5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2％；财政收入107767万元，为解放以来最高水平。

11月，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武汉市委调整市委、市革委会机构：撤销市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新建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室等13个部、室机构。


1973年


1月6日，中共武汉市委举行欢送会，欢送575名“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人员回部队工作。至7月底，全市陆续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共1232人。年底，部队人员基本归队。翌年2月，武汉警备区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

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中共中央任命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王克文兼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免去方铭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回部队工作。

2月14日至17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进一步落实省五级干部会议精神，搞好工业支农等问题。会后，市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要求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指出林彪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是什么极“左”，而是“右得不可再右了”。自此，全市对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批判全面铺开，窒息了上年以来思想上、政治上因批“左”而出现的一点生机。

2月2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市直部、室、委、各区、局、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由市委负责人宣讲社会动态。当时，少数帮派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趁市委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之机，否定武汉批林整风的方向。他们以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为首，提出“走河南道路，达上海目的”的口号，即组织大字报上街，组织队伍游行，迫使省、市委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省、市委有造反派席位，像上海造反派一样有政权、有党权；还收集材料，准备进京上访。经过省、市委耐心的工作，特别是中央的指示，制止了这次企图制造大反复的错误行为。

3月27日至4月2日，召开共青团武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王克文等出席大会。汤有元代表第六次团代会筹备小组作《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积极投入批修整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经第六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汤有元、韩美珍(女)为团市委书记。代表大会之前，各区、局团委相继建立，全市基层团组织的活动基本恢复。

4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同意宋侃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4月18日，中共武汉市委批准市委统战部《关于处理资本家被查抄财物的试点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区、局、大单位党委，市直各部、室、委参照执行。统战部的试点是在江岸区蔡锷路居委会等三个单位进行的。由于试点是在批“极右”和肯定“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处理意见上有不少“左”的规定。因此，无法切实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5月7日至12日，武汉市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925名妇女代表出席大会。李友华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鼓干劲，争上游，充分发挥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决议》。大会号召：“各级妇女组织要增强党的观念，把妇女工作自觉地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妇女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经第四届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李友华为市妇联主任。到此，全市妇联组织恢复建立。

5月26日至31日，武汉市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1036名代表。董明会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作了《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武汉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经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董明会为市总工会主任。

6月5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出席中共“十大”代表名单。8日，市委五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代表名单。武汉市出席“十大”的代表8人，为武汉市出席历届全国党代会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

6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高等、中专和技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这年，武汉市同全国各兄弟省、市一样，恢复了招生的文化考查。由于“四人帮”借张铁生在高考中交白卷事件大作文章，因此，1974年起，招生又重新废除对文化课的考查，采取“群众推荐”的办法。由此，“读书无用论”在广大青少年中进一步泛滥。

6月18日至2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第五届第十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文件以及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迎接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会议批判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讨论了全市如何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指出：“必须把仇恨集中到林贼身上，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刘丰，决不能纠缠历史旧账，纠缠内部是非。”会议认为武汉地方工业已有一定基础，潜力很大。但全市工业的经济技术指标还比较低，劳动生产率比1966年还低20．2％。会议要求：“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搞好企业管理，努力实现高产、优质、安全、多品种、低消耗，尽快的改变我市工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7月21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批林整风经验交流会。会上，葛店化工厂、463工厂、江汉区前进街等3个单位交流了整风的经验，王克文讲了话。这次会议，旨在推动全市在批林基础上的整风，使一批只批林而没有进行整风的单位对整风作了安排。会议明确了整风的重点，即抓住思想上、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提到世界观和路线的高度加以总结”。

8月23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上报《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初期无偿接受私人住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处理私房问题的原则：“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其自住和出租房屋暂不处理；劳动人民的全部退还”。

9月6日至15日，中共武汉市委全体委员及各区、局、大单位，市直部、室、委的负责人共183人参加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共“十大”精神的传达、学习“十大”文件。自此，全市掀起了传达、学习“十大”精神的热潮。11日，市委召开县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市直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大会，由王克文等传达“十大”盛况。18日至24日，市出席“十大”代表和区、局、大单位的负责人，分头下到基层，向广大党员、群众传达“十大”精神。

9月26日，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根据市委常委会决定，向各区、局、大单位党委宣传部长(科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批孔的精神，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各单位迅速做好批孔的准备。28日，市委常委会再次研究批孔问题，提出“不能把批孔单纯地看作是学术讨论和教育部门的事，应当看作是贯彻‘十大’精神的具体步骤，是深入批林的重要方面，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毛主席战略部署。必须发动群众，造成声势，认真抓好”。此后，各单位成立批孔的专门班子，有的单位贴出了“打倒复辟倒退的祖师爷——孔老二”的巨幅标语。10月初起，《长江日报》发表了大批批孔文章，报道各单位批孔动态。16日至17日，中共湖北省委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来汉作批孔的报告，武汉市设9个分会场，1万多人参加听讲，批孔出现高潮。

9月5日至13日，武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据统计，自1968年以来，武汉下乡知识青年共有28万人，除招工、参军、升学者外，在农村的尚有12万多人，他们在生活、学习、劳动等方面问题成堆。10月12日至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检查工作组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统筹解决”的意见。会议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防修反修，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一项战略措施”。会后，检查组100多人分赴市郊、农场、茶场，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

10月27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动员大会，动员全市人民响应“十大”提出的“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的战斗号召，增强战备观念，加强人民防空建设。

11月20日至28日，武汉市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市郊广大社员、农工“认真学习‘十大’文件，深入批林整风，实现省委关于‘苦战一、二、三年时间，办成全省先进的单位之一’的号召，为把武汉市郊区迅速建成大寨式郊区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武汉市贫下中农协会第三届委员会。经第三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曾运英为市贫协主任。至此，武汉市工、青、妇、农等群众组织全部恢复建立。

11月29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江汉二桥建设指挥部。谢滋群任指挥长。12月25日，经过长期筹备，国家建委、湖北省委批准，江汉二桥破土动工。

12月1日，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指导下，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建立市委工交政治部、城建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农村政治部等组织机构，造成机构重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并由此增加管理体制上的许多弊端。

12月，武汉市场寒冬季节煤炭供应紧张。当时，湖北省下达调进煤炭指标为825660吨，实际完成558095吨。由于货源不足，江汉、硚口、武昌等区的蜂窝煤和煤球的生产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武汉市革委会在湖北省革委会的支持下，大力组织货源，在确保调入计划完成外，增拨煤炭5万吨，以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1974年


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集中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篇社论提出“要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等。这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以篡党夺权为目的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的动员令。2日，市委转发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元旦社论的通知》。

1月24日至2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先后向基层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2月，《长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并从这天开始陆续开辟专栏，连篇累牍地发表和转载批林批孔的消息和文章。批林批孔在全市掀起高潮，政治、经济局势又开始出现动荡。

2月上、中旬，《长江日报》连续发表署名常江的评论文章，提出“只有紧密联系实际，才能深入批林批孔，才能清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而联系实际，就“要紧密结合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自此，社会上出现了把矛头指向省、市委的大字报，为胡厚民、李湘玉等人彻底平反的叫嚷声甚嚣尘上。

2月10日至13日，湖北省、武汉市总工会，共青团湖北省委暨武汉市委，湖北省暨武汉市贫下中农协会先后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动员工人、青少年、农民投入批林批孔斗争。

3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机关根据省、市委指示，释放了在押的胡厚民、李湘玉等人。3日，社会上举行万人大会，欢迎胡厚民等人出狱，会后百余辆汽车游行示威。围绕省、市委在“两清”(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问题上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广大群众迅速形成了对立的两种观点。连日来，省、市委受到不同观点群众的冲击。

3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①(这个征求意见稿，承认省委在“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点名批评了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已离开武汉军区的曾思玉。)传达到武汉市县、团级党委。许多基层党委怕再犯“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纷纷发表《造反公告》，表示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群众之间、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趋向激化，武汉局势出现混乱。

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针对武汉地区一部分群众抓走正在武钢作报告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等人的举动和汉口武圣路街头发生的侮辱妇女的事件作出三点指示：“一、随便抓走赵辛初等人是完全错误的；二、“七?二○”事件不能翻案；三、流氓在街上侮辱妇女要认真严肃处理”。

3月25日，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恢复李湘玉的武汉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武钢革委会委员、常委的职务。李湘玉于1968年2月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6月被撤职。

3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武汉形势、向各区、局、大单位发出通知，指出：“任何冲击、进驻公安司法机关，围攻和带走公安局、法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强迫和限制时间答复问题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4月5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中级法院临时党委《关于复查处理运动案件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市、区法院军管以来所判处的运动案件处理申诉的任务剧增，要求很急”。为了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进行复查处理，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提出在市委领导下，组成复查处理案件领导小组；各区在区委领导下，同时组成领导小组或相应的专门班子。

4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提出严肃处理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由于“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社会动乱，本年全市发生流氓当街侮辱妇女案件24起(受害妇女32人)，斗殴凶杀案103起(死3人，伤91人)，拦路抢劫案28起(死2人，伤8人)，其气焰之嚣张，性质之恶劣，都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对此，人民群众呼声强烈。10日，市委召开大会，动员开展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流氓犯罪活动的斗争。2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分别判处6名刑事犯罪分子死刑、死缓和有期徒刑。流氓犯罪活动受到震慑，有所收敛。

4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加强对公共交通秩序的管理。批林批孔以来，全市交通秩序混乱，交通事故增多，殴打司机、售票员的事件经常发生。甚至售票员不敢查票。电车由上年度同期的日收款6500元下降到1000元；汽车由24000元，下降到约10000元。

同日，中共武汉市委向各区、局党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串连”的指示。自此，全市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努力扭转局势。

5月5日至8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会议提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排除各种干扰，把批林批孔运动抓好，把生产促上去”。

6月上旬，中共武汉市委组织传达、学习、宣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中央指示要点的主要精神是：批林批孔要把矛头集中指向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指向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联系湖北实际，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刘丰是林彪的死党，曾思玉是好人犯错误，应严格加以区别：湖北省的“两清”犯扩大化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省委也有责任，下面的同志是认识问题，不能责怪他们；全省人民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及其死党身上；不同观点的群众之间，要提倡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攻击，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全市各级党委广泛印发中央指示要点，组织群众学习、讨论、贯彻执行。自此，干部、群众在“两清”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所澄清，各单位脱离党委领导成立的批林批孔组织开始撤销，设在闹市区的广播站逐步拆除，杀向社会的人员在各单位党委耐心劝说和群众的欢迎下，陆续回到生产、工作岗位，武汉地区混乱局面出现转机。

6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对1974年14万应安排到农村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作出“从今年秋季起，改变过去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下放，实行按战线下放、厂社挂钩的办法进行动员安置”的决定。这一决定贯彻的结果，大大减轻了学校的负担，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教育也有显著的改善。

7月15日至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区、局和直属大单位党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精神，动员“千方百计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全市上半年工业生产仅完成计划的31．1％，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这次会议之后，各级党委大力组织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市委专门抽调一批机关干部组成40多个宣传队，到一些重点工厂企业蹲点，协助抓好生产。还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生产计划的落实。但由于“左”的错误干扰，且帮派势力暗地活动频繁，人心涣散，积重难返，生产形势也不可能根本好转。据年底统计，本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达到42．76亿元，比上年下降24．3％，低于1971年和1972年的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有下降，其中钢产量比上年下降58．5％，生铁产量比上年下降51．4％，钢材产量比上年下降56．6％，发电量比上年下降32％，水泥产量比上年下降35％。

7月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基层党组织，“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热情支持和培养，并从中挑选出路线觉悟比较高，抓革命促生产比较好，肯钻研学习，能联系群众，有一定表达和写作能力的工人、贫下中农，不断加强和壮大现有的理论队伍”。根据《通知》精神，全市基层单位相继成立了许多“理论小组”。

7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两清”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对“两清”中确实曾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表示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恢复其职务，等等。

9月7日，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破土动工，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负责人出席开工誓师大会。

9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提出向省财政暂借款1000万元，以解决全市财政资金周转的严重困难。1至8月份，武汉市财政收入31000万元，只完成省下达全年任务91800万元的33．8％，比去年同期下降42％。根据收入上缴90％，市留10％的规定，市财政留用资金为3100万元，而财政支出已达9000万元，财政困难极大。至10月28日，市委批转市财政局党委关于努力增收节支，积极平衡预算的报告，提出“加强党对财政财务工作的领导，严格经济核算、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充分挖掘潜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努力做到增收节支”。本年，全市财政收入仅达到58286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63％，比上年下降24．3％。

9月18日至2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理论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几个人在中央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省委理论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性”。会议决定：“迅速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从各个角落扫除孔孟之道”。会后，全市各单位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普遍举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开展评法批儒活动。在社会动乱稍有转机之时，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情况却进一步加剧。

10月25日至3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工宣队(贫管会)工作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对工宣队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的问题。会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继续强调工人阶级对教育阵地“长期占领”、“彻底改造”的所谓深远意义，强调“抓大事、抓路线，充分发挥政治作用”和“继续抓紧对原有教师的再教育”等错误做法。会后，工宣队派出单位认为派出人员是额外负担的想法仍然存在，教师的积极性仍受到压抑，学校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11月2日，遵照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指示，在学习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经验之后，武汉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带领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分别下到车站、码头同工人一起劳动，疏散积压物资，同时向工人宣传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在他们的带动下，市属各区、局、中央在汉大单位的负责人也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

12月1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干部大会，由市委派出的工业学大庆学习团传达大庆的经验，动员全市人民“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掀起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努力在两、三年内使我市工业有个根本性的变化”。26日，市委第五届第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发至各基层单位贯彻执行。虽然大庆的经验和学习大庆的活动受到“左”的思潮的歪曲和干扰，但大庆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三老四严”的作风及“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口号，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工作的热情。


1975年


1月17日至20日，连续四天晚上，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党员副主任集中收听、讨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及有关四届人大重要文件。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三届人大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

1月2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各战线、各城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综合简报、吴德在四届人大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武汉朱鸿霞等4人时的谈话纪要。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要求朱鸿霞等人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在省委领导下多做团结工作，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回去后，要公开发表个声明，和原来的派一刀两断，免得和武汉少数还在闹事的人有牵连的嫌疑；要带头下去，到基层锻炼，学一点真才实学。并指出：武汉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批刘丰，把矛头指向省委；还有几个人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会上，市委决定将这些内容尽快地传达到机关党员干部和基层负责干部中去。

2月2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各区、局、大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话。27日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党员副主任，市直部、委、办，区、局、大单位的负责人分批集中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和《人民日报》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33条)。3月3日，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市委宣传部发文规定了学习制度，要求结合学习进行理论队伍的建设，组成理论学习的辅导网，以保证学习任务的落实。于是，全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活动全面展开。

3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将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的批复印发给各级党委。自2月13日起，武汉市少数人在个别坏人操纵下，抢占汉口中南旅社，在六渡桥闹市中心设置路障，堵塞交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生产。对此，中央同意省革委会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定。市委要求各部门及时向群众传达这个批复。武汉市革委会同时向全市发出通告：限通告下达的当天，立即拆除路障，恢复交通，退出旅社，交出抢走的一切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这次事件的为首分子，应立即到市公安部门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多数是上当受骗，应立即检举揭发为首分子的罪行，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违反上述通告者，由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根据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3月14日，应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委会邀请，大庆报告团到达武汉，举行报告会，介绍经验。全市先后有3万多人直接听了报告，有30多万人听了有线广播。大庆报告团在武汉的活动，对武汉地区的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3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搞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通知》。各级党组织根据《通知》要求，大力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搞好生产。同时，抓紧整顿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加强港、站、码头工作，使市内交通和铁路、航道运输畅通无阻。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则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他们的派性活动。各单位着手建立和健全制度，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工厂企业还强调岗位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全市出现了整顿的好势头。

3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计委《关于武汉市1975年国民经济地划的报告》；4月23日，市委批转市财政局党委《关于贯彻中央、省财政会议精神，努力实现1975年财政预算任务的报告》。市委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部署本年度的生产建设工作，并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制定措施，加强管理，努力增收节支，积极挖潜堵漏，扭亏增盈。同时，要求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及一切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犯罪活动，确保生产大上快上。上述文件的贯彻，使全市工交财贸等战线出现了新局面。

4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坚持精兵简政的通知》，解决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总编制超过“文革”前的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严格控制编制，积极处理超编人员，对超编人员逐步减下来，充实基层，加强生产第一线；各级机关要克服“五多”，面向基层，等等。这一《通知》的贯彻，使“文革”中任意扩编、增设机构的现象一度有所遏制。

5月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县级以上单位党委建设经验交流大会。会上交流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党委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各级党委建设的具体要求。大会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市委提出的要求也带有较深的“左”的痕迹。但是，要求加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坚定执行安定团结的方针，坚决克服派性、宗派情绪等不利于团结的因素，正确对待职务、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不“走后门”，不搞特殊化等等，则是符合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

6月1日至2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贯彻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的精神。市委常委提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具有普遍意义，应同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结合起来，作为一场运动来抓。3日，市委组织干部、群众收听省委召开的传达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的有线广播大会。4日至6日，市委召开各区、局、大单位党委负责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的精神。会上，市委提出“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大力抓好中央文件精神的贯彻，克服领导班子软、懒、散现象，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8日，市委召开全市动员大会。会后，各单位围绕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和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两个问题，层层发动群众，举办学习班，摆情况，揭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加强团结，促使武汉局势进一步稳定。9日至15日，市委常委先后到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等工厂同厂、车间、科室领导干部直接见面，检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情况，给各厂干部和职工以有力的支持，使生产情况进一步好转。6月份，市工业生产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比5月份提高13．7％，武昌造船厂、武汉冶炼厂、长江汽车制造厂等800多个企业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7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教育局、团市委等单位《关于加强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11日，市委又在汉阳召开了全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现场会，交流汉阳区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强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的经验。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校外教育工作的领导，做到动员千百万，教育千百万，把校外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7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央17号文件的通知》，中央17号文件强调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市委在《通知》中提出切实整顿和加强生产管理，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大上快上。随后，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央17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搞好安定团结，战高温，夺高产，大战三季度，使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全市7月份工业总产值实现“三超”，即超过6月，超过月度计划，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平。8月，全市开展学大庆，赶襄樊和沙市，赶全国先进水平的活动，进一步加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步伐，市属工业在“三超”的基础上，创造了历史月产最高记录。

9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通知，要求推广学习北京市新桥街工作经验，办好社会主义向阳大院(大楼)，积极搞好三站(红医站、综合服务站、校外辅导站)，二代(代销店、代营食堂)，一所(托儿所)的试点工作。街道工作有所加强。

9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工交办公室《关于扭转企业亏损的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7月中旬以来，市工交办公室根据市委限期改变企业亏损的指示，曾召开会议，对重点亏损企业进行检查落实，对提高干部思想，挖掘内部潜力，加强企业管理，组织生产大上快上起了促进作用。市委批转这个报告，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认真执行《鞍钢宪法》，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为扭亏增盈创造条件。

9月4日，《长江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于是，中共武汉市委领导全市人民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并把这一活动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全市开展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批(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五大讲(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活动。同时，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努力开展革新、改造、挖潜活动，并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狠抓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

11月1日至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全会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为尽快普及大寨县和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会后，掀起了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但由于大寨这一典型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学习大寨的热情难以持久，收效甚微。

12月18日，中共武汉市委向各区、局、大单位党委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批转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走资派还在走”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并点了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名，中央文件的传达，预示着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湖北省武昌县、汉阳县分别从咸宁地区和孝感地区划归武汉市领导。

本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58．63亿元，比上年度增长37．1％，创解放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度都有大幅度增长；财政总收入达到95670万元，比上年度增长64％，其中企业收入比上年增长2倍多；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度略有下降。


1976年


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指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否定，是整个形势将要发生逆转的又一信号。

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各单位自发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市直机关、共青团武汉市委等单位还分别在武汉剧院、青少年宫等处设置悼念场所，干部、工人、居民、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前往向周恩来遗像致哀。

2月29日至3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批判邓小平执行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及纲领——‘三项指示为纲’”。

3月8日，中共武汉市委向各区、县、局党委传达中共中央转发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简称“重要指示”)以及华国锋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谈话否定“三项指示为纲”，指责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进行的全面整顿，并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论断；华国锋的讲话则提出“批邓”，并要各级领导“转好弯子”。自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市铺开，刚刚好转的形势又出现反复，各项整顿活动遭到破坏。

3月中、下旬，以化名“寒城牛”为代表的武汉人民开展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他们把大量花圈、挽联、诗文送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成为全国人民反暴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和“总理遗言”在全市流传，前者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后者道出了广大群众希望邓小平接任国家总理的迫切愿望。4月，根据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全市进行追查，共收缴各种版本的“政治谣言”2156份，其中“总理遗言”1935份。

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武汉市委组织常委集体收听并立即进行了讨论。9日，根据中共中央电话通知，中共湖北省委、武汉部队、武汉市委召开湖北省暨武汉市“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会后举行了所谓示威游行。

5月10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基层领导干部的代表200多人。市委常委和区局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的同志出席并听了大会讨论发言。会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对所谓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点进行宣传和阐释，并提出识别所谓“走资派”的标准问题等。

6月26日，武汉市一部分坚持正义的工人代表到《长江日报》社评报。《长江日报》在帮派分子的控制下，一度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武汉地区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它大量刊发毒草文章，极力宣扬江青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引起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无比愤慨。工人代表到报社评报，强烈要求省、市委改组报社。武汉夏、朱、胡及报社的帮派骨干分子却颠倒是非，诬陷评报代表“搞反革命打砸抢”，并借机扩大事端，向江青集团告状，制造了《长江日报》停刊4天的事件，向省、市委施加压力。为此，中共武汉市委在帮派分子压力下作出对评报的刘长安等5人进行拘留、治安裁决和传讯的错误决定。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29日，武汉市卫生部门在3小时内组织起190名医务工作者参加的医疗队开赴抗震救灾第一线。8月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支援抗震救灾动员大会，并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办公室。随后，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也层层动员，形成支援抗震救灾的热潮。

7月29日，武汉市赴新疆学习慰问团，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慰问1964年至1966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武汉知识青年。慰问团在新疆两个多月，辗转8个地、州、市的180多个国营农、牧场和工矿企业，向5000多名武汉知青转达了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革委会以及全市人民的关怀和慰问并赠送慰问品。8月24日，湖北省、武汉市又有59名知识青年到新疆插队落户。

8月1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县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王克文代表市委常委作了《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报告。《报告》根据毛泽东《重要指示》，检查了市委在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违心地否定了全市去年贯彻中央文件，进行整顿所取得的成绩。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11日至2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议，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迅速掀起学习马列著作的新高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18日，省、市在中山公园前面广场举行“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大会”，80万工农兵群众参加大会。

10月8日下午到9日凌晨，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赵修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了中央于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13日，中共武汉市委将这一特大喜讯传达到全体党员。22日，湖北省、武汉部队、武汉市130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持续数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到此结束。全市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来源：《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1990.07.00



[原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前言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广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文革”期间，“左”的思想泛滥，派性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践踏，许多地方一度乱打乱杀频繁，数以万计的群众死于非命，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残酷批斗、审查、关押，蒙受不白之冤，长期遭受迫害，甚至身残命丧。全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医治“文革”造成的创伤，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西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搞晚了一些，以致影响了工作重点的及时转移。一九八三年春，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调整了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自治区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和领导全区各族人民全面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随后又把这项工作纳入整党结合进行。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中央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对我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妥善处理了“文革”中打死人的问题，对死者予以平反昭雪，并做好其遗属的善后工作；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稳妥地清理了“文革”中混进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纯洁了党的组织。由于彻底否定了“文革”，坚持了党性，清除了派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使全区实现了安定团结，为改革开放，为发展经济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已于一九八五年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沉痛、非常深刻的。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和类似“文化大革命”动乱形式的再发生，以此教育青年和子孙后代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目的，我们编写了《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一书，以期望人们从中得到教益。

全书系统地如实地记载了1966——1976年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者和决策者，关于开展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会议决定、指示、通知、报告，两大造反派批斗所谓“走资派”、武斗等活动，以及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极其严重破坏的主要事实。它是广西“文化大革命”真实历史的写照，是中国这场“史无前例”大浩劫、大灾难的缩影。

参加编写此《大事年表》工作的都是当年参加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和从事整党工作、档案工作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他们对这些历史资料都作了认真整理、鉴别，同时在编写过程中还征求了许多老同志的意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所限，本《大事年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一九八九年五月


1966年


5月


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通知》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随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兴起。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本月中旬，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党委)对区内各大专院校部署，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调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进行批判，这标志着广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展开。

19日 自治区党委通知：我区各大专院校每个系科派二名代表(有些机关也派了代表)到广州听陶铸《关于中南局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代表回来传达后，各大专院校即宣布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把学校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使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和讲师等知识分子首先受到冲击，有些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6月


2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并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煽动学生把矛头指向各级学校党委。六月中旬，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有少部分学生贴出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学校党委也组织另外一部分干部、学生贴出保护学校党委的大字报，这样学校开始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5日 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成立了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贺亦然(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段纯和(区党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14日 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队(或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区直各文化部门、文艺团体、广西日报社。进驻各大学的工作队取代了学校党委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旨在稳定局势。有的院、校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的历史记录片。工作队的进驻，使学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上级党委，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少部分学生首先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15日 《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批判陆地著的《故人》，攻击《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自治区党委把陆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划为所谓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代表人物，布置各大专院校和文化宣传部门进行上挂下联，开展大批判。

28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陆地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当时陆地是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广西分会主席)。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黎福荣文章，攻击陆地著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号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结合批判我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30日 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二百多人，在三江县参加四清运动。他们接到北京信息，要求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四清工作团没有批准。中央民院师生就在原县委第二会议室揪斗四清工作总团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莫矜，说是造“走资派”的反，在三江县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四清工作团组织赤卫队保卫机关工作秩序，以致发生围攻中央民院师生现象，并设立关卡，不准他们离开三江县到北京告状，事情搞得很紧张。为了解决矛盾，自治区党委派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傅雨田到三江县处理，宣布罢莫矜的四清总团书记的“官”，但仍受到中央民院师生的围攻。自治区党委再派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安平生到三江县对中央民院师生进行劝说无效，致使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中央民院师生又会同三江县中学部分学生揪斗县中学校长，在四清运动中被赶下台的干部也组织起来造反。四清运动被迫停止。当时中央民委肯定中央民院师生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中央民院师生造反劲头更大，他们回北京组织红卫兵，到八月二十五日又重返三江，在三江县城成立造反“联络站”，到原县委门前进行静坐绝食斗争，要求平反。三江县四清工作团全面撤退后，中央民院师生还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揪斗原四清工作总团书记莫矜。十一月底自治区党委作出了“三江事件”的检讨和处理意见。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三江事件”。


7月


3日 《广西日报》发表《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题和文章，在这一天，南宁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百多人开会，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痛斥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分别到广西日报社、广西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人、干部、师生作了讲话，要求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4日 根据中央《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的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派驻区内务大专院校工作队先后撤出。广西大学师生要求进驻本校工作队队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尚持回学校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民族学院、医学院师生也要求驻学院的工作队回学校作同样的检讨。从此，自治区党委对各大专院校由派工作队改为派联络员来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


1日至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八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广西，无论是“文革”开始时的自治区党委，还是“三支两军”领导机构、自治区革筹小组、自治区革委会以及随后成立的自治区党委，都执行了“文革”那套“左”倾严重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广西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7日 驻广西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广西师院)工作队于本月五日撤出学校时，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某些领导便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和另外一部分学生揪斗当事者，开始是辩论，后来形成武斗，打伤了十几个学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桂林“八?七”事件。当时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肯定红卫兵“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师院多数派学生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于是“造反”劲头更足，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得到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广西医学院的学生就自动组织了三十多人的队伍前往桂林支援师院的学生，这样很快形成桂林的多数派(后来称谓为桂林“老多”)。

八月上旬至九月，一些地市对小学教师进行集训搞“文化大革命”，以所谓“纯洁教师队伍”，在集训期间有不少教职员工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等罪名受到批斗。

10日 广西师院学生就“八?七”事件，派出代表赴北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韦国清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于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回到桂林。在桂林市召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第二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

17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学生打来电报，决定派韦国清全权解决桂林问题。电报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要求师院学生相信韦国清。韦国清得到这份电报后便公开出面在桂林处理问题，十八日宣布撤销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当日，自治区党委还宣布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赵群声揭批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文章。次日，《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关于撤销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定钟林为“三反分子”，大量报道全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滔天罪行的消息和文章。报社职工连日开会，声讨钟林的“反党罪行”。

18日 广西师院学生和南下串连队学生拉徐为楷戴高帽游街，这次给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在广西是个先例。当晚，韦国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有桂林市委领导参加)开会，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决定出动桂林步校师生对付那些学生，并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使对立情绪更加激化。

同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南宁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把南宁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商店都强令改名，说南宁市很多街道名称都属于“四旧”。如兴宁路、民生路，改为兴无路、灭资路，一些楼房商店改称为朝阳楼、造反楼、长征楼等等，把古老刻绘花纹的建筑、文物商店陈设印有花卉、古老图案的物品以及邕江大桥有凤凰浮雕的栏杆砸毁。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曾出现这种情况。红卫兵还到农村串连，破“四旧”运动波及了全区。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南宁市红卫兵集中抄家共六百七十多户，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回原籍监督劳动的五千多人，查抄所谓“封、资、修”等物品十五万件。贵县在破“四旧”中使南山寺和东湖游览区的太平天国翼王亭、石达开纪念塔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等均被严重破坏；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在破“四旧”中把文物当作“四旧”，大批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19日 南宁市二中高二乙班成立“班级红卫兵”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成为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南宁市红卫兵运动从八月至十二月，先后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联络站”等二百多个组织，一千多个战斗队，人数发展到一万多人，成为南宁第一支红卫兵队伍。

本月中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前后三批共三百一十九人来到南宁市进行“革命串联”。走上街头横扫“四旧”，鼓动“造反”和揪斗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区、市党政机关及各级领导。从此，各系统、部门、单位、学校竞相揪斗，给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戴高帽、剪头发进行游斗。

21日 南宁市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共六万人在区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全区“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25日 上午，南宁市二中、三中、广西大学等六间大、中学校红卫兵联合组织成立第一个“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在红星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治区党委、南宁市委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提出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倡议。晚上南宁市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表示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3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到首都的五十万红卫兵和群众。广西一批红卫兵开始免票坐火车串连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9月


3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广西大学贴出《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要求西大广大师生员工炮轰司令部(自治区党委)。

5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外地高、中等学校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广西各高、中等学校师生开始公费大串连。从此，我区红卫兵运动达到了高潮，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8日 广西师院学生两千多人宣布在桂林市委门前静坐，进行绝食斗争，并派二十五名代表到南宁向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自治区、市党委进一步处理桂林“八?七”事件。

9日 桂林“老多”的请愿代表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开展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市二中等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共两千多人前来支援“老多”代表，并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结果前来参加静坐的红卫兵不断增加。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卫东”的女学生处在半昏迷状态，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出来探望，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这位学生即把他的手挡开，另一个女学生则把他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站岗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口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了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并很快在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大字报，说他被打伤住院，要揪出凶手。随之很快传遍了广西，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这位领导人出来澄清事实，这位领导人于十月十八日晚在南宁桂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宁各大中学校和外地学生纷纷北上串连，“九?九”静坐事件很快平定下来了。

20日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贴出了《剥开“刘三姐”的画皮看伍晋南的修正主义面目》的大字报，对广西地方戏《刘三姐》和主管文教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进行批判。伍晋南坚持说《刘三姐》是好戏，但是很多造反组织揪住伍晋南不放，勒令伍晋南作检讨，广西大学等八所大学院校造反组织轮流揪伍晋南到学校批斗。从此，伍晋南成了众矢之的。


10月


本月上旬，广西红卫兵造反总部(以下简称“广西红总”)等红卫兵组织在南宁召开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勒令伍晋南到会答复。由于轮流揪斗，伍晋南感到疲倦不堪，难于应付，向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提出说：这里开大会要我去，那里开大会也要我去，我吃不消，我负不起这么多的责任，请求辞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小组长的职务。


11月


16日 中央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拟了一个计划，拨了大批款和粮票给外出串连者，凡是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是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补助人民币七元，四十五斤粮票，还给参加“长征”的一些红卫兵发了一套军服和铺盖，这方面开支花费了人民币三千多万元。当时到处设有“联络站”、“接待站”，自治区党委食堂也曾一度成为“接待站”食堂。自九月份以来红卫兵到北京等地进行串连，搭车免费，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国家巨大的损失。


12月


3日 南宁市橡胶厂、标准件厂等六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代表熊一军、梁柏松等二十人，经过串连、筹备，于朝阳广场宣布成立“南宁工人造反总部”(后改为“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

8日 由南宁红卫兵“总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发起，在区体育场召开约十万人的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由区党委主要领导代表自治区党委作检查，承认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1967年


元月


1日　《广西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的号召下，广西继去年学生大串连之后，大批干部、职工也纷纷“造反”，积极参加“四大”，脱离工作、生产岗位，外出串连。南宁市朝阳广场成为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进行“造反”集会的中心场所，“四大”愈演愈烈。

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震动很大。

5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一月四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恶浪，加剧了局面的混乱。

7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广西日报社“硬骨头”等十九个战斗组及“广西革命造反指挥部”、“广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桂林‘八一’红卫兵驻邕联络站”等组织联合发表《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书——彻底揭发和批判＜广西日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并组成“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布《封闭＜广西日报＞通告》。《通告》定从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成为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广西，“文革”中因对林彪、江青等一伙稍有不满或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好话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或判刑的，据查就有几百人。

15日 “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下称“广西造反大军”)。以“工总”为主的二十五个造反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并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说：“一月七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盗用造反旗号，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触动自治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十六日《新闻报道》出版，由“广西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

19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老多”在两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指挥下，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斗韦国清和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拉去陪斗的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和自治区党委派往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中，韦国清等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领导干部被强迫下跪。会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所谓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袖章缝制的衣服，给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

元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策划下，全国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个造反组织在桂林联合发起成立“斗争陶铸筹备处”，积极进行诬陷陶铸的各种活动。

21日 晚上十二时，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在南宁主持召开“西园会议”，传达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

当晚，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以“工总”为主体的有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

同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南宁市组织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有伍晋南、钟枫(区人委副主席)、尚持(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吕集义、阳太阳等二十三名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被戴高帽、挂黑牌分别载在十几辆汽车上，在全市主要街道进行游斗。

23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一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造反组织的头头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驻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等。

之后，各地、市、县层层被夺权，有的地方甚至大、小生产队和街道居委会也被夺权。从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24日 广西军区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任“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工作。各地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的“革命左派”，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当天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单位四万多人，广西军区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25日 广西《新闻报道》发表所谓《只准革命造反派夺权》的社论。是日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围抄南宁“赤卫队”、“盾牌红卫兵总部”。

26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召开所谓夺权胜利大会，驻桂部队、桂林军分区、步校等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

26～28日 应“造反大军”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五批部队共六个班、一个排、两个连，分别到区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南宁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持“造反大军”。

28日 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

本月下旬，“造反派”夺权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各级领导干部几乎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和“保皇派”被抄家、被打、被抓，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工总”及其所属各分部，元月二十九日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自治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

29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

31日 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誓师大会”。


2月


1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两面派陶铸》的大字报。

2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达南宁，当晚受到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接见。记者直接插手地方的“文革”活动，对搞乱广西区党委，起了很坏的作用。

3日 “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自称三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

4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三司”负责人和“倒海翻江”头头等人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组织第二次夺权。贴贺希明的大字报在区党委书记中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此后，他积极在群众组织和上层领导活动、串联，反复鼓动区党委、区人委个别领导干部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该记者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运动中因“文革”中在广西犯了严重错误已受到纪律处分。)

5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院内贴出《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

11日 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持革命左派办公室。

同日 “造反大军”几个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首长，宣布“造反大军”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

12日 “无联”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会。

同日 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原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强加给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释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对拘留黄云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对黄云拘留是完全错误的，是冤案，并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3日 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区党委“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区公安厅“红卫”战斗团、“广西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桂林“老多”等十多个组织参加，从二月十三日至三月十二日，先后八次联合召开批斗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机关厅、局以上部分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

14日 上午，广西军区向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进一步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肯定“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军区负责人在广西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开会，表示承认这四个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15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南宁目前正处于夺权、退权、反夺权的酝酿准备时期，各群众组织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和中间势力正在经受大考验，“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作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6日 上午，“无联”两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乔晓光被拉到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等组织认为，“无联”是“保”字号的，没有资格开这种会。他们开会是“假批判，真保皇”，是为了捞“稻草”，因而组织二百多人，冲击大会。

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在医学院开会，着重交换对“造反大军”的看法，并研究如何帮助“工总”整风问题。

本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十六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八日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此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老同志。并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在广西，三、四月间“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甚嚣尘上。

19日 自治区党委一些负责人及部、委、办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

20日 广西《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

21日 区党委“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研究成立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

22日 凌晨四十五分，广西“无联”突然袭击“工总”总部及其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九人。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其余人员也都放回。“无联”此举，引起社会舆论反对和内部分化。

同日 “工总”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会议，“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参加了大会，但这几个组织头头因不同意熊一军出面主持会场而退出主席团，也未在会上发言。

25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驻各工厂、学校、机关的联络员，二十三日集中，进行整训。整训期间，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各兄弟部队“支左”的经验，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报告，并进行讨论，一致认为：应支持“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工总”，清除坏人。

27日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指示，广西军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领导、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等四百多人。

二月以来，广西军区和驻军向自治区十一个厅局、三个部委和十九个重点企业，派出了“支左”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3月


1日 晚上，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工总”所属外贸、北郊、西乡塘等分部和“首都三司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造反组织约六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揭发控诉“工总”罪行。指责“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起来“造反”，封闭了“工总”总部，并将“工总”主要负责人熊一军扭送公安机关拘留。(同年八月释放)

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原“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会。会上分析了形势，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筹备工作。

4日 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组织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工总”。

同日 “造反大军”退出广西日报社，广西《新闻报道》改名《红色新闻》，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同日 “广西汽司”宣布退出“无联”。

6日 区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广西建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等二十一个组织，联合成立“联络总站”。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通知》，《通知》说：军区党委经过和各方面协商，决定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广西抓促指挥部”)。抓促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副主任：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何纪元(广西军区)、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二○分部副部长)、贺希明、李殷丹(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此外，还有十三个委员，由军区、自治区各有关战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

《通知》下达后，各地、市、县也先后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7日 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11、12日 “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广西大学“狂飙”头头和“八·八”战斗团、区体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和空七军，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

12日 广西军区从三月十二日起，派出军管小组，对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

同日 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十一个组织发起，一百多个组织近四万余人参加，在区体育场召开批判韦国清、乔晓光的大会。廖炜雄主持会议。

13日 “广西工总”的二十三个分部一百多名负责人在南宁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

同日 “八?一八”红卫兵(简称小八)同“广西一司”就砸烂“工总”问题，在朝阳广场举行辩论会。“小八”认为“工总”应该砸烂，砸得好，“广西一司”则反对。

同日 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

14日 韦国清乘飞机由南宁赴广州军区。十七日，接周恩来指示，从广州乘飞机去北京。

同日 南宁市中、小学校师生七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18日 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

19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20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设机关、学校、工厂、分区接待组。二十三日又增设秘书组，共五十组。

21日 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区直机关“天翻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一十七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亮相。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次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随之，不少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了同类内容的大幅标语。

23日　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派出五十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包括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南宁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广西大学、医学院、农学院、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六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除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外，其余认为伍晋南、贺希明二人可以站出来。

25日 晚上，“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造反组织约四百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大会》提出：“‘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组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等口号。会后进行游行。

25日 《广西日报》实行军管后恢复出版。

军管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阔步前进》并以报社全体职工、干部的名义发表了告读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新生的＜广西日报＞而奋斗》。

同日 “南宁八·三一”负责人向广西军区提出：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韦站出来我们同意，但现在不是时机，要军区慎重考虑。

26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区直属机关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统战部“革命烽火”，办公厅“四海翻腾”，粮食厅“五州震荡”，外贸局“反修”，物价局“红色”，财贸办公室“捍卫毛泽东思想”，供销社“延安”，农机局“红色”等十二个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29日 《广西日报》发表广西军区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告全区民兵书》。

同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原“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广西大学“狂飙”、“广西八·三一”、“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坚决反对砸烂工总”，“坚决打倒韦国清”。会后游行。

30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引起广西大学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大字报，指责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

是日 凌晨二时，区直机关“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是日 晚上，“汽司”、“铁司”(即“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建司”等工人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会后游行。

三月下旬以来，经广州军区赴桂工作组和广西军区做工作，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也有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干部坚决反对韦国清站出来，形成了两派的观点。

31日 “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广西大学“狂飙”、南宁二中“井冈山”、“东方红”等十六个组织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少部分人共四百多人，晚上在南宁举行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游行队伍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曾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的成员发生冲突。


4月


1日 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革命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一封信，号召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复课闹革命，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三个组织三十名头头座谈南宁形势及征求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与会人员批评军区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击“左派”，要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三结合”、“大联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则，搞调和，搞折衷等。

11日 广西军区军管《广西日报》后，一些造反组织说：“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反革命复辟逆流来自军区”等。连日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语。是日一些造反者又发出“最最紧急呼吁”，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充当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吹鼓手。

13日 晚上“工总”及“打韦”派的学生、机关、干部各造反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

14日 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并向报社军管小组交了同样的一份)，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请罪，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等。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个“勒令”。

16日 上午，“打韦”派七十多个“造反”组织七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声讨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后游行。“工总”所属成员游行至文化宫时，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并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

与此同时，游行学生千余人，到广西日报社门前召开所谓“控诉《广西日报》罪行大会”。并有人冲上报社传达室房顶，把广播喇叭砸烂，冲击者广播了第二号“勒令”，提出要在《广西日报》上开辟专栏批判军管的《广西日报》的“罪行”。

17日 晚上，六百多群众到广西日报社向军管小组送“最后通牒”，限令军管小组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广西日报社，并在报社门前举行游行示威。

18日 “支书派”三百多个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徒哲学及揪出叛徒集团分子傅雨田大会”。傅雨田被“勒令”到会。

同日 南宁很多群众纷纷到广西日报社声援，表示坚决维护军管的《广西日报》，报社内一些群众也发表声明支持军管。

19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三位负责人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四·一九”声明，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同日 南宁一中召开红代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受到“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约五百人的冲击，使会议中断。二十三日红代会再次举行会议，医学院“闯”、二中“井冈山”、“南宁八?三一”及部分机关干部共四百余人再次冲击，发生武斗。

20日 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一千五百多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四·一九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①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②撤销军管小组；③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

与此同时，区党校“红浪”和有关红卫兵组织头头分别在区党校、区文化大院开会，讨论把对《广西日报》的斗争升级，为支持《四?一九声明》造舆论和争取更多的领导干部站出来等问题。

同日 “支韦派”四百多个造反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斗争矛头指向《四·一九声明》。

22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支持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倒海翻江”、“红浪”、“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等组织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示威时，向报社提出六点要求，军管小组不予答复，他们便宣布静坐，并于当晚宣布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总指挥：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静坐期间，南宁市和区内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和游行示威，声援静坐或声援军管《广西日报》，桂林等地“支伍派”数百人还纷纷到南宁参加静坐斗争。静坐人员至五月三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电报敦促下撤离。

23日 “支韦派”四百多个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批判《四·一九声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厅、政法战线等九个单位的五十四名厅、处级干部和参加《二·一九声明》的七名厅级干部，在会上揭露批判《四?一九声明》。

同日 广西“四·二二”派“汇报团”赴北京。

26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担任的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并向群众公布。

晚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和广西劳动大学学生千余人集队到广西军区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军区撤销贺希明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高呼“揪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口号。

27日 下午，“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组织约五百人冲入广西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随后，“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声援广西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大会”。

28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严正声明》，指出：“四月二十七日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事件，严重违犯了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尊严，破坏了军事管制的规定”，“严重地违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破坏了广西日报社的正常革命秩序”，“冲击新生《广西日报》的一切组织和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冲击军事管制的广西日报社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冲击的操纵者负责”。

29日 下午四时，南宁郊区贫下中农百余人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其参加明天斗争乔晓光大会。伍晋南接见了他们，西大“革联”组织数百名学生把贫下中农包围，将伍晋南抢走。“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集合一千多人前往西大声援农民，没有发生武斗。

29日 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并送材料八十八份。共汇报了四个小时，汇报的问题有：韦国清问题、广西军区问题、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以及砸“工总”问题等。

30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二十九日关于各革命组织派代表到北京汇报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军区当即派人通知各有关组织。

同日 “支韦振”各组织三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罪行大会”。会议由“郊区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发起并主持。会议勒令乔晓光，伍晋南到会接受批斗，但两人都未到会。

4月底 在“斗陶筹备处”的串连影响下，广西师院“老多”成立了“斗陶联络站”，创办了《斗陶战报》，共出版十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三十七篇文章。流毒甚广。


5月


1日 广西军区接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十日电报，指示进驻广西日报社及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学生立即撤离。下午，军区向静坐学生传达。

同日 “支韦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乔晓光、安平生乘坐六次特快列车赴京。“支伍派”十二名代表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未去，说此次进京汇报很重要，需要很好准备，提出推迟两天赴京。

2日 进驻广西日报社和在门前静坐的学生于下午四时撤离。撤离前“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声明》，指出：军管小组必须立即改组，立即组织造反派参加的版面小组，并重申“四?二二”“四?二七”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晚上，“支伍派”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

与此同时，“支韦派”组织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召开庆祝空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遭到“支伍派”学生和工人冲击。

3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支伍派”代表十二人，乘车去北京。

4日 晚，“支伍派”约五千人，“支韦派”万余人，分别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四十八周年大会。“支伍派”会后演出打韦节目。“支韦派”会后则举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进行“慰问”活动。

同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表明军管小组对中央文革“四·三○”来电的态度，并肯定说，新生的《广西日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今后将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同日 南宁一中、广西农学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等组织发起，成立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红卫兵联络站。

6日 “红色监察”、“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二十一个造反组织在南宁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并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服务组。

8日 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会上确定整军区的材料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10日 “支伍派”各造反组织三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坚决打倒刘、邓路线，彻底为‘工总’翻案大会”。

同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联合在“四?二二”指挥部搞“兵训”，为期三天，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千多人参加，编为三十六个连。集训其间主要讨论研究：①为什么要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②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③“工总”问题；④总结静坐的成绩和教训；⑤如何摧毁“保守组织”；⑥如何下厂、下乡宣传，争取工人、农民的支持等方面的问题。

同日 广西大学“支韦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简称西大“能闯”)成立。

11日 “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造反组织头头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常委十五人，总指挥是“汽司”头头，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头头。

12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总部”、二中“红革会”等三十四个学生造反组织宣布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筹委会。

13日 晚八时，“新工总”、“红卫兵联络站”、“南宁八·三一”、“广西红总”等组织约七千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控诉所谓刘、邓路线和镇压“工总”的罪行。

15日 “支伍派”学生千余人又在广西日报社门前召开“彻底清算《广西日报》的滔天罪行大会”，再次强行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严正声明》。

22、23、25日 “支伍派”学生造反组织医学院“闯”、西大“革联”、南宁一中“指点江山”、南宁三中“血战到底”、南宁七中“狂飙”等三批学生共一千二百多人，连续两晚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

24日 “红卫兵联络站”百余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冲入广西日报社内到处涂写标语。

25日 上午十时，“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区、市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召开“抗议《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对抗中央文革指示罪行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十一时五十分，游行队伍将广西日报社重重包围，并分三批二百余人以送版面小组为名冲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封锁报社前后门，并宣布对报社实行“兵管”。十二时二十五分，冲击者派出代表与军管小组谈判，提出；①石勇、杨仲绪(两人为军管小组负责人)等必须滚蛋；②版面小组必须由我“革命造反派”组成，“保守派”靠边站；③报纸只准登“造反派”文章，“保守派”文章一律不准登载；④《广西日报》三月三十日评论员文章，必须在报纸上开展批判。

同日 “支韦派”打着“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五?二五指挥部)，以与“四·二二”相对抗。

从此，不同观点的各造反组织便分别汇集阵线分明的“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和“五·二五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互相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派斗”。

同日 下午六时左右，“五·二五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四·二二”派进行辩论，并要他们立即撤离，并动手企图强行把他们拉出去，以致双方发生了以石头、木棒等为武器的武斗。晚八时以后，双方来支援的人已达五、六千人，武斗越来越严重，广西军区派出七辆宣传车到现场宣传，呼吁双方停止武斗，并派救护车抢救伤员。至二十六日凌晨，武斗渐渐平息，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26日 上午七时，“五·二五指挥部”千余人高呼“坚决保卫军管的《广西日报》”、“必须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等口号，从广西日报社后门冲入报社。进入报社后，把包围在电台、印刷厂的“四?二二”派人员强行赶走，后双方争夺办公大楼，引起大武斗。武斗持续至下午四时因雨停止，双方受伤百余人。

当晚七时，“五·二五指挥部”人员主动撤离，“四·二二指挥部”大批人马再度开进报社，占领电台、印刷厂和办公大楼。

同日 下午，曾春生主持在北京的“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决定晚上行动，去京西宾馆静坐和揪韦国清，并成立了阵地勤务组。晚八时左右，静坐队伍到韦国清住的窗口下去喧闹。次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同志到京西宾馆向“阵地勤务组”的头头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①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中央解决；②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该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但遭到拒绝，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派汽车把静坐人员接回西苑旅社。这次静坐历时四天五夜。

27日 上午，“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随后组织千余名工人、学生等冲进报社。十一时，强行进入电台、工厂，切断电源，使正在印刷的当天报纸中断，并将已印好的报纸扣留，不准发行。当晚，军管小组发表第四号《声明》。

28日 “四?二二”进驻《广西日报》后，强行出版当天报纸，发表夺权《声明》，给毛主席致敬电及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等。

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

29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公开指责“四·二二”造反组织。部队领导机关正式对一派造反组织发表“警告书”，震动很大。

同日 “五·二五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勒令“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在三十日凌晨五时撤离报社，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30日 凌晨五时，支持“四?二二”的七十名领导干部给中央文革发电报，说南宁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引发了武斗。五时三十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斗。

同日 上午，南宁郊区贫下中农九千余人进城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坚决粉碎夺《广西日报》大权的反革命行动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本月下旬，区党委组织部造反组织“东方红”，根据“五·二五指挥部”的安排，动用本部公章开外调介绍信，派人外出调查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和后补书记霍泛等人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对霍泛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长期受迫害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6月


1日 晚上十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这次接见主要是听取广西两派的意见。

2日 “四·二二”派在南宁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大会”。

“联指”派也同时开大会，拥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是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继五月二十九日之后，又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被迫撤销这一《通告书》，并向“四?二二”道歉。

同日 “四?二二”部分组织的头头在区党校开会。会上讨论研究了《广西日报》和广西军区的问题。决定尽快整出以下材料汇报中央：①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②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③农民是怎样进城的；④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⑤揭批韦、乔问题等。按专题分工专人写，并反复强调，这五份材料，都要与广西军区挂上钩，点出军区是后台。

4日 晚十二时三十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

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简称《六?六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通令》下达后，广西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仍继续发生。

7日 “广西联指”头头从北京给南宁打电话，把诬陷霍泛是叛徒的所谓材料传到南宁。“联指”以“北京来电”形式组织连夜翻印、散发全区，致使霍泛在政治上、身心上受到极大的迫害，亲属受株连，“四?二二”群众也因此受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10日 上午九时，“联指”派一百二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八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开会，庆祝“南宁大、中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广西军区派人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11日 从凭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带有“四·二二”出版的《广西日报》到柳州，在伶俐站被“联指”群众拦截，双方发生争吵，司机说被打伤不开车，柳铁“工机联”以此为由向柳铁军管会提出“交出打人凶手”等条件，不答应不开车，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时。六月十二日，列车到柳州站后，柳州“四·二二”数百人以没交出凶手为由，坐在铁轨上拦截列车开出，并用机车堵死咽喉道岔，致使沿站所有列车不能运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下，此事才得到解决。六月十五日九时三十分，列车才从柳州站开出。

本月1日至12日 “四·二二”派组织大批人员，又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南宁警司《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为“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所谓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表演丑化解放军和韦国清的节目等。

在此期间，“支韦派”组织成千上万人马，也纷纷集会，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

13日 南宁一中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长期离校不参加军训的一中“四·二二”派“指点江山”学生三、四十人于前两天回校，十三日上午宣布要在校内搞“兵训”，占据了军训团宿舍，西大“革联”亦来十多个人，说是来指导“兵训”，要进驻一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的反对，从而发生争执和小冲突。晚八时左右，“四·二二”在朝阳广场“造反楼”广播说，一中“指点江山”被三百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工总”和部分学生、街道群众五百多人闻讯赶来，封住一中大门。为避免事态扩大，军训团长出面劝解，遭到“工总”中一些人的围攻，紧接着用瓦片、石块向一中打来。守卫大门的红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卫兵团”进行反击。不久，“四?二二”数百人推倒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也前来支援。双方对打石头仗。十四日凌晨五时，“四·二二”撤离，武斗告一段落。八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又重新将一中包围，由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桂林“老多”二百多人向一中大门冲击。九时许，“新工总”、西大“革联”又来几百人，控制了通往一中的交通要道。“联指”派的铝厂、化工厂和橡胶厂约四、五百工人，也前来支持。武斗持续至十五日上午结束。

这场武斗，使一中校门前街道两旁居民房屋天盖毁坏严重，一中教学仪器房等亦被毁坏，折合经济损失五万多元。双方各被打伤二、三百人，重伤住院一、二百人。南宁市一中“六·一三”武斗事件，揭开了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4日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韦国清、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参加了接见。这次接见主要是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四?二二”和“联指”都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15日 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陈伯达、戚本禹陪同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见中，“联指”代表廖炜雄抛出敌伪档案材料，诬陷霍泛是叛徒，并诬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组成反革命联盟”，还诬告谢王岗是特务。周恩来对“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及干预“四?二二”群众组织等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同日 南宁市一中“六?一三”事件后，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当时，“四?二二”派说专政机关放劳改犯出来参加武斗等，扬言要血洗永宁公安分局。六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三十分，围攻坚持正常上班的永宁公安分局和永宁派出所的干警，将永宁公安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和永宁派出所指导员余雄活活打死，所长何绍芬等十四人被打伤，其中八名公安干警被打重伤，六人轻伤，所有户口簿和档案文件材料被烧毁。

同日 上午，南宁市郊区“联指”派一些组织的头头开会，会上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联指”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会后于十六日采取行动，进城的农民配合南宁“联指”围攻“四?二二”据点航运“工总”、文艺干校等地。“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农民六百人(后增至二千多人)围攻航运“工总”北大码头仓库，造成大量伤亡，国家物资损失严重。

16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改成只登新华社电讯稿。

18日 广州军区决定在柳州铁路局及各分局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葛冲等为军管会负责人。

同日 区水电设计院“四?二二”“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后，积极修筑武斗工事，“青先军”还抓了水电厅厅长蔡勇为和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做人质。二十一日，蔡勇为被“联指”派“红旗团”和“天翻地覆”、“红革联”救出。

18、21日 “广西联指”召开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进攻“四?二二”的武斗动员和部署，准备攻打文化大院。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负责人主持召开区、地、市“联指”常委及各系统司令部、兵团负责人座谈会，研究所谓“加强团结，迎接自治区革委会诞生”。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组织了一千多人再次进攻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持续数天未攻下，后撤回。

24日 广西“联指”调动工人及南宁市郊区农民包围区水电设计院“四?二二”“火种”大楼，清晨开始攻打。当晚，设计院工人蓝展在逃跑中，被“联指”人员用钢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火种”大楼被攻下，“四?二二”骨干六人被关押挨打，大楼上“火种”的广播器材、探照灯及“文革”资料被抢走。“火种”成员龚华健被汽枪击瞎一只眼。

25日 上午，“联指”在区物资局二楼设立指挥部。下午五时许，“联指”派即从民主路、建政路、思贤路三面包围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七时许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住在该团的二十多名红卫兵负伤，“四?二二”、“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

26日 “联指”从粮食厅方向继续攻入文联大楼，将“四?二二”人中全部压缩在新礼堂内。天明后武斗停止，“四?二二”六百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联指”攻占文化大院后，有的乘机报复，有的借机打劫，许多门窗被砸坏，财物被盗，不少人被打。

在“联指”攻打文化大院的同时，还包围了广西日报社，冲进报社大院，攻打工厂和办公楼，区邮电局“抓促指挥部”同时下令停止展览馆和文化大院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中央要求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传来后，“联指”下令撤走围攻报社的队伍。

29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康生、戚本禹等陪同接见，这次接见主要听取“四?二二”代表的意见。周总理对广西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对制止武斗作了重要指示。


7月


本月初　根据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在北京两派谈判期间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2日 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广西军区负责人指示由广西军区党委印发全区。

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开“联指”头头和南宁市委数名领导干部座谈会，对“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认识和就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斗等问题进行研究。

同日 广西军区“支左”负责人召集“联指”、“四?二二”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斗等问题。

4日 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总理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广西军区以明电和电话发回转告全区照办。《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

1．坚决贯彻《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2．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

3．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

4．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5．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

6．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

7．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8．不准夺枪、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

9．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10．本协议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协议上签名的：广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广西“联指”代表廖炜雄、黄明发、颜景堂；广西军区王希永。

同日 中午，“联指”撤离在区人民医院、南宁市工农兵饭店和航运局等生产营业单位的据点。

7日 上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广西大学“能闯”。广西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头头们在座谈中提出：①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反击；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四?二二”是反动的；④“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 广西军区派人同“四?二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联指”方面提出，双方派出三至九人组成，“四?二二”方面认为“联指”的提议是非法的，并提出双方派出二十人组成监督小组；并说广西军区无权召集他们协商这个问题，应由南宁驻军来主持。

8日 “联指”又撤离集结在区文化大院、中华电影院、南宁市委、市一中、四中、西平桥食品店、市粮食局、红卫医院、桂南酒家、民族电影院等据点人员。

10日 广西军区三次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举行监督小组筹备会，就监督小组名额、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后因“四?二二”方面提出要桂林“老多”派代表参加的问题而未达成协议。

同日 下午三时，“四?二二”开始撤离朝阳百货大楼据点人员。五时三十分，“联指”全部撤离集结在朝阳旅社据点人员。

同日 “红色公安”和“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在卫生厅大礼堂举办“永宁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惨案”展览。

11日 凌晨一时多，“四?二二”谈判代表五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四?二二”指挥部，在工人文化宫前，被“联指”二、三十人拦截，并蒙上眼睛，开车在南宁市内兜数圈后放回。十二日军区召开“四?二二”、“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12日 广西军区党委向各分区(市武装部)、师、各边境工作总站转发“关于开展对原中南地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大批判、大斗争计划”的文件。

同日 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木棍、石头对打，至十三日共有一百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十多人。

1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主持召开“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批判陶铸问题。

同日 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区党校分部驻军六九八四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六○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

14日 晚上，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军区支左工作有关问题和制止北海武斗问题，并学习中央关于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指示。

15日 上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联指”部分头头，座谈南宁当前形势和执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等问题。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成立“广西地区批陶领导小组”和贯彻中央关于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指示等问题。

晚八时，广西军区召开电话会议(各分区、县武装部参加)，传达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指示，及军区贯彻这一指示的意见。

16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准备先给王荔谈，再要求给戚本禹谈。王荔没空，叫他们先写信给戚本禹。晚上，代表团讨论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

同日 上午，军区负责人在南宁召集“四?二二”常委和“南宁八?三一”、“八?一八红卫兵”、“倒海翻江”三个组织的代表到会，对两派联合“批陶”问题进行了座谈。“四?二二”代表表示：坚持不能和“联指”坐在一条凳子上。

下午三时，军区负责人接见区党委、区政府各部、委、办、厅局负责人，谈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如何防止武斗问题。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来南宁的桂林“老多”骨干就归口闹革命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尽快回本单位搞好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

同日 广西军区成立了“批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部队组、革命群众组、写批判文章组。

同日 晚九时三十分，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召集“四?二二”和“联指”双方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进行第六次谈判。

七月中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西的记者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于七月十七日，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反党乱军提供炮弹。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编的《每日动态》上。

17日 被“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头版刊载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稿”《6955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训好得很，坚决支持热情帮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署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的通讯《我们的团长——记军训团长张体成帮助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联指”认为此稿失实，于凌晨三时许，西大“能闯”、区党校“遵义”和《广西日报》“五八一一二”等组织二百多人冲进新华社广西分社内，对总社昨晚播发此稿提出抗议，并强行进入电话室与新华总社通话三小时左右，还打了新华社广西分社的人。新华分社认为，这是对分社的严重政治迫害，要求广西军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同日，新华总社给广西分社来电，要分社转告南宁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师院军训经验是六九五五部队供稿，由新华总社处理的，有问题由总社负责。

同日 上午，“联指”约十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做好“联指”工作，要区广播电台转播新华社发来的六九五五部队的军训经验，还研究了毛泽东伟大革命实践图片展览问题。

18日 在北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的记者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八份材料。

同日 上午七时，“联指”近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陶誓师大会”，广西军区派代表参加并讲了话。

十时许，“四?二二”二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造反楼”门前，召开“热烈欢呼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事训练大会”。发言者指责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指责“联指”冲击新华分社。

下午七时三十分，南宁驻军四千余人在军区大院召开所谓“声讨原中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陶铸罪行大会”，广西军区负责人作了关于批陶问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发言，声讨所谓陶铸的“罪行”。

19日 晚十一时，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来电话，就北海武斗问题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舰队，派海军出面协同武装部队处理；②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各派一名领导干部到北海共同处理。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会上因“四?二二”代表坚持要桂林“老多”参加监督小组，“联指”反对，引起争吵，未达成协议。

鉴于上述原因，双方要求广西军区提出意见。军区提出：建立监督小组的筹备小组，其任务是：①继续就“老多”参加监督小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②解决、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双方同意回去研究。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军区召集双方代表，对以上两点建议进行讨论。

23日 在江青七月二十二日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上海《文汇报》当天公开发表这一口号，煽动武斗。从此，广西和全国一样，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24日 根据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成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

26日 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在监督小组安排下，两派在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了前段武斗中被俘人员。


8月


1日 中央文革康生宣布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后，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策划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在贺、霍被押上飞机起飞后，他们才向周总理报告。贺、霍被送到广州时，周总理电告把贺、霍送回北京，他们不听，仍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八月二日，“联指”派七十部汽车在南宁武装游斗贺、霍。在周总理一再追问下，令“联指”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才于八月十一日把贺、霍二人送回北京。

4日 “联指”调动上万武装人员的队伍，到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并围攻区文化大院和区展览馆等“四?二二”据点，“联指”头头亲临指挥。“四?二二”坚决还击。这次武斗使用了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等，双方伤亡严重。

7日 “联指”发出所谓“通缉令”，“通缉”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诬蔑他是“国民党大特务”。

9日 “联指”红卫兵等组织夺占广西日报社，并继续围攻展览馆“四?二二”据点。“联指”夺了《广西日报》后，并不交给军管小组，却于十日自行主持出版《广西日报》。

同日 上午，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曾春生等人与广西军区个别负责人经过密谋后，下午，“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主持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具体讨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揪韦国清问题并决定行动方案，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于晚饭后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和警卫战士数人。韦国清被推倒在地上，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脏受损伤。伤势严重的留下后遗症。广西军区副司令徐其海也同时被围攻、辱骂、推打，并撕下了他的领章和帽徽，抢走了他的军帽。

11日 凌晨，周恩来来电，要求围攻广西日报社的“联指”人员撤离。驻军六九五五部队派队伍赶到报社，构成人墙，阻拦“联指”对报社进攻。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在报社工厂办报的人员撤离厂区，同时从工厂搬走部分机器、铜模、铅字和纸张。包围报社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下午五时，“四?二二”数百人冲进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粮食、副食品等。但由于报社印刷设备在武斗后遭到破坏，无法使用。“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在停刊十五天后，于八月二十三日改为油印出版，直到十月十五日止。

18日 晚十一时左右，“四?二二”头头经过策划，纠集了三百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四千多发。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四?二二”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

20日晚上，“四?二二”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夺邕宁县武装部枪支弹药。邕宁县“联指”经请示地专“联指”，组织力量在良庆江面拦截。但由于机枪发生故障，拦阻不成。

同日 南宁“联指”指挥部，决定晚上攻打东方红医院(即原工人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四?二二”据点。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东方红医院武斗结束后，医院被严重破坏，死十人(“联指”一人，“四?二二”九人)。还有些“四?二二”人员被俘后在别处惨遭杀害。武斗后，“联指”把十具死尸和医院原死尸一具，共十一具，当作是本派被“四·二二”杀害的罪证，现场陈尸展览。

22日 广西两派代表和军代表以及首都医疗队十六名医师，共同组成现场调查组，到东方红医院对尸体进行检验。

本月下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西的一名记者去找“四?二二”头头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提出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会被动，要早些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他们根据这个记者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决打倒；二是调出广西；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

25日 邕江大桥被“四?二二”武力封锁。“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武力攻打“四·二二”设在邕江大桥附近的据点。南宁地专“联指”出动三、四百人，参与攻打南宁市邮电局、民族电影院、邕江桥头等处“四?二二”据点。广西“联指”副总指挥指挥攻打邕江大桥。晚上十一点五分，攻打邕江大桥“四·二二”据点的枪声，响彻夜空。

同日 下午七时三十分，南宁驻军六九八四部队进驻“四·二二”造反楼、反修楼、展览馆等据点。

24日 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还有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韦国清因病未出席)。

接见时谈话内容有：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外出人员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等问题。周总理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联指”是群众组织。

五次接见后，“四·二二”派群众组织以“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派有的群众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有的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

同日 驻柳五五军部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

26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29日 广西“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开了九部汽车，到广西日报社仓库抢走大批卷筒纸，广西日报社职工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

30日 在本月七日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的影响下，区公安厅“公安战斗团”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砸烂公检法”。

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孙凤章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王国端、张丰昌为副主任，金文秀为南宁分局军管会主任，黄世卿、翟元勋为副主任；曹银忠为柳州分局军管会主任，王洪均为副主任；华庆国为都匀分局军管会主任，程振堂、李观明为副主任。

本月下旬，“八·二四”周恩来第五次接见两派后，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天天到“联指”人员门前寻衅，“联指”代表团在京呆不下，最后秘密分散回南宁。周总理知道后，叫秘书给广西军区打电话，要“联指”代表团回京，并派专机把代表团接回北京。


9月


3日 广西“联指”南宁大、中学校指挥部红卫兵赴京控诉团四十人乘火车于四日晚七时许到桂林南站时，遭到桂林“老多”和南宁赴桂的“四?二二”人员非法检查，将“联指”人员绑架二十五名，其余下落不明。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广西军区于上午七点半左右，向各军分区电话传达。

接着，两派陆续交枪，但都没有交完；有些组织还继续抢枪。

从八月份至《九?五命令》前，全区抢夺部队武器的有十九个县、市。其中被“四·二二”抢夺的有桂林、临桂、灵川、永福、平乐、兴安、资源、象州、宜山、横县等十个县、市；被“联指”抢夺的有阳朔、玉林、武鸣、扶绥等县；两派都抢夺的有南宁、邕宁、柳州、梧州、柳江等五个市、县。

6日 广西“联指”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将抢来的枪支炮弹上交了一部分给广西军区。

8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命令》。

13日 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

接见的主要内容是：铁路要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桂林“老多”参加护路；“四·二二”要拆除工事；两派要封存武器等。接见中，周总理还指示广西军区负责调查和研究解决广西日报社印刷厂机器零件被盗走的问题。

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5日 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公开违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带领八十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苏式7?62步骑枪八十支、轻机枪四挺、九二式重机枪一挺、五○式冲锋枪五十支。

16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协议》签订后，两派陆续交枪，但都没有交完。

22日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接见内容主要是谈大联合问题。

同日 柳铁“工机联”、“钢联指”，南宁“红色铁路”，南铁“工总”，广西师院“老多”等组织代表和广西军区，六九五五部队，六九七七部队等军队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保证广西境内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八条)。

24日 柳铁“钢联指”、“工机联”等造反组织代表和柳铁军管会代表，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九条)。

27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协助桂林“老多”执行任务的通知》。

28日 根据五次接见时周总理的指示要求，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广西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

本月，驻区党委大院的广西大学“能闯”一些学生，抄了伍晋南、贺希明的家，抄去一批衣物、照相机、手表等物品。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全区各地出现大联合气氛，很多地、市、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南宁军民共约十五万人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

本月，在极左思潮和严重派性的影响下，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果严重。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2～4日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被依法逮捕，于一九八五年元月处决)。

4日 广西“联指”召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斗私批修高潮誓师大会”，并欢送广西大学“能闯”和“小八”、民族学院“三七”等组织的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

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公布了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在广西，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26日 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签订了“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共三条)。

同日 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达成《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二十八日，两派又联合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

28日 北京来电传达周恩来指示：参加护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不再参加护路。

31日 “联指”发出《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紧急动员令》。


11月


6日 自治区直属单位由“联指”“文艺批判联络站”主持召开“批判”《刘三姐》大会。

8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十条协议》传到南宁后，广西两派和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十二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表示拥护。

9日 晚十一时至凌晨一时，周恩来接见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及铁道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同志。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副主任杨杰等。

同日 “联指”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臭《刘三姐》，坚决打倒伍晋南大会”。

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加了批语，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

13日 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同“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联合的协议》。

14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在京汇报团。

同日 广西军区电话通知，各分区立即传达“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十条协议”到各县，各县立即组织宣传队，印发批示向两派宣传，并深入到生产队宣传。

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7〕353号文件《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决定》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决定》认为，韦国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批准了他的检查，毛主席也看过这个检查，并批示“照办”。

中央还同意安平生、伍晋南的各自检查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联名检讨。

二、中央同意和支持两派赴京代表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和《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并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

三、两派要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日 下午六时至八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黄永胜、刘兴元。

接见主要内容：宣读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晚八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伍晋南、安平生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第一次会议。

23日 凌晨一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两派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谈了几个问题：①关于两派问题；②关于贯彻《十条协议》搞大联合问题；③关于《广西日报》问题；④关于军区的检查报告问题；⑤关于干部问题。周总理指示代表团即日回广西。

下午三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和两派赴京代表团、各军分区负责同志等乘专机回南宁。在南宁的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和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及驻军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2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问题。

26日 凌晨，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被来南宁的桂林“联指”和广西“联指”的部分群众拉到“建司”。要求郝忠云签字制止武斗。后经军区派人前去劝说，下午二时后送回。

下午三时，自治区革筹小组韦国清等七人在军区礼堂接见南宁三支两军全体人员和军区机关干部，魏佑铸宣读了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本月下旬，广西军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声称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

27日 下午和晚上，韦国清召集革筹小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

会议商定：坚决贯彻《十条》、《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七条》，不搞派性宣传；各县、市未成立监督小组的迅速成立；两派到各县去的人要回来；农民进城的回去。主张武斗的由本组织自己抓；《广西日报》仍要军管，要诚心诚意支持伍晋南站出来等。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贺电，祝贺柳州市两派红卫兵实现大联合。

28日 根据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农民代表进城(桂林市)慰问“联指”的情况，欧致富、魏佑铸指示：今晚立即给桂林地区的荔浦、阳朔、恭城、全州等县武装部打电话，责成武装部要坚决说服、劝阻各县的人不要到桂林，要在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桂林市的问题由桂林驻军与两派协商解决。

29日 欧致富、焦红光、王斌、魏佑铸、孙凤章，分别接见“联指”、“四·二二”部分常委，做关于伍晋南、安平生回南宁的工作。

30日 晚上，革筹小组开会，对柳州市武斗问题，经研究采取以下措施：

1．驻军、军分区、市武装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制止武斗。

2．找两派负责人个别谈话，说服其所属人员离开军事机关。

3．军队不准开枪，市人武部不能离开驻地。

4．四支队不介入当地两派斗争。

同日 “广西艺总”派出六人组成代表团，到天津参加方纪、孙振、白桦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

本月，全区各地“联指”乱杀人现象日益严重。容县民兵在十一月内，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以及“四?二二”成员六十九人。十一月中、下旬，各地武斗频繁，抢枪事件又不断发生。

12月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邕全体成员，分别接见广西两派组织的常委，做伍晋南回来的工作。并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内容如下：

一、大力宣传中央《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九·五命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七条协议，抓紧上交武器、弹药工作，做好劝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工作；

二、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黑手，克服派性；

三、地方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准参与支持和挑动武斗；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军队必须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做爱民模范，不能支一派压一派。

3日 “四?二二”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广西工总”成立一周年。

4日 下午六时，伍晋南、安平生从北京乘飞机回到南宁。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王斌及驻军、两派代表一百余人到机场欢迎。

7日 南宁两派群众在南宁朝阳广场联合举行“热烈庆祝林副主席为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会”，会议由自治区革筹小组主持。

8日 革筹小组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的四点意见：①广西日报社两派联合起来，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共同出版，可先出电讯，也可以考虑发表两派同意的文章和革筹小组指定的文章；②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外单位人员要撤出，广西日报社内部人员要回来；③军管小组成员，可作必要调整；④《广西日报》军管期间有错误，有什么性质的错误呢?我们认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恢复军管办报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桂林“五四雄鹰”抢师范学院“造反大军”的枪问题。决定给驻军打电话：①不准开枪，不准抓人；②派干部进行劝阻；③枪支接管、转移。

12日 两派达成《关于联合开办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学习班从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

同日 “联指”在区人委礼堂召开“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彻底砸烂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红色文化”代表在会上攻击诬蔑所谓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封、资、修、大、洋、古、高、精、尖等。

1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以明码电报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对监狱和劳改单位的二点指示》：1．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2．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3．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14日 南宁地区工人革命大联合协商小组、“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发出《向全区人民紧急呼吁书》，坚决支持广西革筹小组《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

16日 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南宁两派和驻军在朝阳广场召开“紧急行动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革筹小组六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革筹小组的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了话。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十项命令：一、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三支两军人员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广西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和《九?一三通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立即停止武斗，消除一切武斗因素；三、不准抢夺武器，坚决收缴枪支、弹药；四、群众组织不准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已抓的人一律释放；五、农民不准进城武斗，城市和圩镇的人也不要到农村串连；六、民兵不准参加武斗，更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惩治坏人；八、军分区、人武部、驻军要支左不支派，做爱民的模范等。但是，命令颁布后，各地乱杀人的事件仍接连发生。

19日 凌晨，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四·二二”造反大军赴邕“反屠杀控诉团”二百余人，到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

同时，各县“四?二二”“反屠杀委员会”向革筹小组、军区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要求：①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围攻；②立即派野战军到上述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③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反动组织；④立即解决各地受迫害来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生活问题；⑤韦国清、广西军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查改正错误。

20日 军区负责人接见外地来的人员的代表十五人。他们提出五点要求：①立即召开分区、武装部电话会议，解除民兵“联指”武装；②玉林、平南等县要立即派作点部队去；③按总理指示，立即取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④解决外地受迫害人员的吃住问题；⑤大量印发中央指示的三个“照办”。

22日 在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下和“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推动下，广西两派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下午，南宁两大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十多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南宁市首批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十五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此后，南宁两派工人组织、财贸系统组织、手工业系统组织和大中小学红卫兵组织，区、市机关两派组织等，也纷纷达成协议，成立了大联筹，促进了各系统、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

同日 晚十一时，军区负责人接见“联指”常委商谈制止交通厅、水电厅的武斗问题。

23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问题，对水电厅、交通厅的武斗问题，确定了五条处理原则：①外单位人员一律撤出；②武器由军区负责收缴；③不准打架，不准动武，不准进行人身侮辱；④保障“四大”正常开展，保障人身安全；⑤被抓的人立即释放。

24日 经中央批准同意，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指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电告钦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命令立即停火，双方抓的人立即释放，参与武斗的农民立即撤回。

同日 下午，革筹小组五名负责人到南宁专区参加所属的十三个县成立“大联筹”庆祝大会，其中二名在大会上讲了话。

25日 南宁两派红卫兵大联筹成立。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成立大会，革筹小组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晚上，广西大联筹召开会议。革筹小组负责人参加会议。研究：①成立“大联筹”办公室；②派联合工作组到钦州地区制止武斗等问题。

26日 下午一时，各县“四?二二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各地大屠杀。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并讲了话。

“四?二二”成立于“一二?二六指挥部”，约有七百人进驻军区礼堂和群众接待站，安装了高音喇叭，发布了《一二?二六声明》，重申“反屠杀指挥部”提出的五点要求。

同日 晚七时三十分，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对进驻军区的群众的工作问题。

27日 晚七时，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进驻军区的水电厅“红水院”的群众，解决制止水电厅武斗问题。

28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两派群众组织，第一个按车间、班组实行大联合。双方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六条协议》和实现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区革筹小组以及驻军负责人等到该厂参加全厂职工大会，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和广西军区、驻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对该厂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坚决支持和祝贺。

29日 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五十分，“四?二二”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还有近二百人提出要求解决工资问题，进入军区作战办公楼静坐长达十四小时。

二十时，革筹小组负责人参加大联筹会，研究两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问题。

31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至晚九时，区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四·二二”进驻军区的一千多名群众，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就玉林、梧州、钦州地区发生武斗的问题发出制止武斗的三条命令：①双方立即停火，不准进攻对方；②双方所抓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③凡因武斗进城的农民和其他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否则，后果由挑起者负责。

同日 广西大学“能闯”向伍晋南发出“勒令”，限令他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十二时前交出所谓“认罪书”，否则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1968年


1月


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两派骨干会上作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报告。强调要很好地学习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 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一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和贺希明、霍泛犯下了“严重罪行”，“勒令”伍晋南交出“认罪书”。广西大学“能闯”红卫兵头头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批斗，侮辱、折磨达两个多小时。

同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指出“联指”、广西大学“能闯”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伍晋南的行为要承认错误，否则通报全国。

是晚，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组织红卫兵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要求军区负责人严肃处理这一严重事件，示威群众于翌日凌晨三时离开军区。

7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红色铁路”五百多人到广西军区请愿，抗议南铁军管会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派王斌召见“联指”广西大学“能闯”主要头头等二十多人谈话，指出他们五日拉伍晋南到广西军区批斗是错误的。

11日 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在柳州被一派造反组织揪斗。

18日 灵山县“革联”头头率控诉团二百多人再次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县“联指”在五个公社成批杀害“四?二二”群众的罪行，要求军区制止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恶行径。控诉团在军区静坐。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说：“黎村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派，由于‘走资派’的挑动和革命组织内部的不纯，混进了少数坏人，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后果比较严重”。

20日 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分群众四百多人到广西军区声援灵山“四?二二”控诉团，在军区政治部大楼前请愿。军区负责人答应派人到灵山制止乱杀人。

本月中下旬以来，两大派的造反组织都企图采取武力镇压对方，摧毁对方，以夺取一派掌权，致使全区不少地方都发生大规模武斗。有的“造反派”调动民兵进城镇压所谓“土匪”、“反革命”，使不少干部、群众被打死，有的全家惨遭杀害。


2月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于上午、下午分别召见广西“四·二二”龙智铭等九名常委和广西“联指”颜景堂、廖炜雄等六名常委。要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凤山县发出制止武斗的五条命令：①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有分歧须通过协商解决。②“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据点是错误的，要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进攻，撤除包围。③农民进城搞武斗是错误的，立即回原单位。④要维护中央“九·五”命令，不许抢夺武器装备。⑤“造反大军”绑架县人武部长是十分错误的，要立即送回。

4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如何克服派性和抓好对敌斗争问题。讨论中有的负责人认为，应给“四·二二”增加压力。贺(希明)、霍(泛)揪出来后，伍(晋南)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分析说广西有几条黑线：一是历史反革命，他们当过高级军官，在红军时代，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二是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过去有一批留苏学生，有的参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资派”。“走资派”是黑线上的人物，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当前群众派性比较严重，这些人不利用群众的派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去年底大联合的形势很好，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动。透过南宁和一些地、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看到逆流是从哪里出来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简称“捍联站”)，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黑手”嘛!要把“黑手”统统抓出来!讨论时革筹小组还有的负责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说，围剿派性的意见很好，当前敢不敢承认和克服派性，就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对“四?二二”反映“三个照办”(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要求照办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全面上缴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不落实和遭到大屠杀的问题，我们应注意。有人则认为，当前有些群众组织的矛头还是指向军区。军区和各军分区过去一边倒(支持“联指”)是不对的。但他们早已开始转弯了，当然转弯并不容易。我们应该向“四?二二”做工作，使之相信军区系统。“四?二二”讲“三个照办”没有落实，我们要具体分析。“四?二二”当前提出的什么大屠杀，武装部指挥武斗等等，我们不能承认。由于会议上观点不统一，没有正视和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致使各地已出现的大规模武斗得不到制止，成批杀人的事态愈演愈烈。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和专案组人员，听取他们汇报所谓查“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专案情况。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一些领导人这样做，已陷入听信一派之言，错误认定某些人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不仅导致造成一批冤假错案，不仅派性得不到纠正，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广西各地中共地下党员惨遭严重迫害；许多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

10日 广西“四?二二”“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队”主办的《红卫兵战报》发表该报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文章指责当时柳铁两派达成的“倒旗协议”，是当年《哥达纲领》的翻版。说这个“协议”脱离柳州和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在纸上空谈收缴枪支，助纣为虐，鼓励和纵容“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破坏“三个照办”。文章还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破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来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得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做官”。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激化了当时广西“四?二二”的内部分歧和广西两派的矛盾，影响了正在推进实现大联合的形势。

12日 广西“四·二二”五千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声明。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周恩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的情况》。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联合发布对自治区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的布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宋治平任军管会主任。

1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四·二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错误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积极促进各专、市、县革委会建立的通知》。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田阳七○二矿革委会成立，这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委会。革委会主任由“支左”的六九一二部队的一位科长担任。

本月中旬，自治区革筹小组召开全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后于二月二十日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和镇压那些混进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此后，各地、市、县相继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部分地区出现乱批斗、乱杀人的严重局面。

21日 广西“四·二二”一部分人到驻南宁解放路的六九一二部队抢枪，抢得步枪四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六○炮一门，受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指责，并勒令“四?二二”如数交回枪支弹药。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坚决维护军管军训和立即取消“兵管兵训”、“民管民训”、“工管工训”、“农管农训”的通知》。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区体育馆召开两派骨干和部队干部大会。区革筹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某些地区发生武斗，有人说是军分区、人武部挑动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有的干部支持这派那派，这笔帐是要算的。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2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南宁市文革的几个突出问题和我们的措施的报告。反映：(一)某些群众组织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进行攻击。(二)进驻军区机关，干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的工作。(三)抗拒中央命令，阻挠部队调防。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命令下一个月了未能执行。(四)抢夺部队武器。(五)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活动，破坏革命秩序。《报告》提出初步打算：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教育群众同坏人划清界线；由区革筹小组领导人向两派群众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调查研究，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周恩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工总”建工分部等组织“武装”冲击我执勤分队的情况的报告和两个连的武器装备被抢的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24日 广西“联指”下属“建司兵团”到广西军区仓库抢了一批枪支弹药。

25日 广西“工总”错误估计“联指”把抢来的枪支弹药藏在部队的油车运往钦州。“工总”所属组织就在南宁市友爱路拦截油车一辆，但没有发现有枪支弹药。

27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又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当时两派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周之内连发两次督促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以致出现一些地方提出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段时间后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大部分于二、三、四月份陆续成立。

28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黄达升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四·二二”野战军。会上，黄达升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对大屠杀制止不力，我们成立“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①支援各地“四·二二”抗击“联指”的大屠杀。②镇压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现行活动。③打击、清理混进“四?二二”的坏人。

2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


3月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广州军区发出关于专职武装干部退出群众组织的请示报告。

5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要求六九八四部队回南宁“支左”。大会通过了《再致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6日 广西“四·二二”的“草上飞”第二挺进队又在南宁市张贴大字报，说当局调离六九八四部队是为了孤立压制“四·二二”。

7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派去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可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看看需要多少部队。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按：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会议决定向广州军区提出请求派部队解决融安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师派部队解决。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

8日 广西“四·二二”撤出进驻广西日报社人员。

1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河池军分区、凤山县武装部发出同意凤山县部队进驻“联指”据点，保护群众的指示。

14日 《广西日报》恢复军管并继续出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

1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石“农总”是一个“坏人”当权和聚集的组织。十二名领导成员中，有所谓地主分子一名、坏分子二名、劳管分子一名，投机倒把分子三名、四清下台干部一名、有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的三名、杀父之仇一名。“农总”的“罪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公开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支、步枪五十一支，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意见是：①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②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说：“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他们组织“挽留六九八四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向“野战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要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要其交出坏头头。

20日 百色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苏毅坚(百色军分区政委)，副主任覃展(地委副书记、专员)、张吉亭(军分区司令员)、张平(地委副书记)。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情况续报》说，广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军”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和一个团)驻长安镇(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

2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要求：①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②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③清理外来人员。④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部队奉命进驻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从县城撤到农村，建立据点，企图保持力量。

27日 南宁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许长庚(南宁军分区政委)，副主任：董以法(南宁地委副书记)、熊光武(军分区司令员)、李文轩(军分区副司令员)、伏崇礼(南宁专署副专员)。

三月下旬，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28日 下午，南宁驻军和各界群众八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誓师大会。声讨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团”，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坚决拥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和坚决拥护对黄永胜、温玉成任命的命令》的报告。

29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和全区各地“四·二二”群众惨遭杀害有意见分歧，而发展为组织上分裂。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会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军区“保护”起来，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四·二二”参加区革命委员会。从此，广西“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两个组织。

同日 广西“四·二二”所属组织“邕江风雷”在南宁发表《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

3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3月18日至19日，广西“四·二二”航运“工总”召开形势座谈会，组织广西赴京“控诉团”。有四百多人于六月中旬上京后到京西宾馆静坐，要韦国清出来答复解决广西武斗问题。六月二十五日动员冲京西宾馆。“控诉团”静坐到七月一日被解放军押回和平里办学习班。

31日 《今日的〈哥达纲领〉》的作者肖普云(柳州铁路中学学生、红卫兵)在柳州市被逮捕。


4月


1日 广西大学“革联”、广西农学院“革联”、广西医学院“闯野”、广西民族学院“红旗”等四个造反组织发表《关于韦国清问题的声明》。《声明》说韦国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和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到群众里面去，公开检查错误，接受群众批评。并指出：根据韦国清目前的情况，他还不宜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的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南宁出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较突出地表现在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野战军”身上，他们排斥主张大联合、三结合的人还公开集会、游行，直接把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通过大字报大造武斗舆论。为了迅速排除干扰，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坏人，打算公开表态，发动群众对“邕江风雷”所发表的声明公开进行批判。对“野战军”内的坏人、黑手和该组织的行动，要进一步查明。

4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号称有八万多人。会上通过决议：①关于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员和赴京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②《关于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突出报道南宁北岸砖瓦厂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粉碎敌人破坏阴谋》的消息。消息说该厂革委会的诞生，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的阴谋取得的“伟大胜利”。

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南宁出现“打倒伍晋南”等标语的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报道说在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帮助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洪流滚滚向前，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提出要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同日 钦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王晓峰(钦州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曾俊德(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军分区副司令员)、林中(原钦州地委副书记)、阎庆身(原钦州专区副专员)。

6日 《广西日报》开展对《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的批判。

7日 广西“四?二二”红卫兵五百多人集会并游行到广西军区请愿，强烈反对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说即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就是“派委会”。并就这一个问题交送《给区革筹和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在《举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批臭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通栏标题下，刊登《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发黑炮弹》等四篇文章。

8日 广西“联指”三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口号是：“坚决拥护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正确领导！”“坚决支持南宁市革委会成立!”

同日 广西“四?二二”的“飞将军”发表《紧急声明》：①在广西的“庞大人物”及其一小撮“黑手”操纵下，原定四月八日成立所谓南宁市革委会是抹煞“三个照办”，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办的派委会”。②坚决支持广西革命造反派抵制和砸烂这个“官办的派委会”。③广西“四?二二”的红卫兵“四?七”革命行动好得很!好极了。④不击退右倾老保的翻案妖风，誓不收兵。

9日 南宁举行干部群众大会。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作了《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痛击右倾翻案分裂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江青关于在革命的进程中，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当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右、“左”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讲话中还说，现在有人乔装打扮，蒙骗群众，诡称自己是革命领导干部，企图混进革委会。如南宁“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中，公然扬言要“坚决抵制南宁市这个‘伪委会’、‘派委会”，还诬说什么革委会的成立，就是要搞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北海市的“狂人”战斗队四月五日抛出一个反动的《论时局斗争的任务》。广西有人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座谈会”的“黑会”，广西文艺界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他们兴风作浪，要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要警惕“反革命两面派”进行反革命活动。要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把他们揪出来。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参加天津黑会和演黑戏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指出，现已查明广西参加天津文艺黑会的有关人员及其活动，广西话剧团“四·二二”所属的“东方红”排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导演是一个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对黑会、黑戏采取的措施是：一、查清了广西参加天津黑会的组织和人员。二、贯彻了江青的指示精神。三、发动群众揭批周扬的罪行。

11日 继九日之后南宁又举行群众大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并分别就“坚决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以整版报道连日来南宁群众集会《坚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消息和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批判贺、霍、傅、谢、袁的文章。在三版发表题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反革命逆流》的社论。在南宁连日来的群众大会和《广西日报》社论、文章的影响下，全区各地也纷纷集会，迅速掀起一个所谓“反三右”(即反右倾翻案、反右倾分裂、反右倾保守)的斗争，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广西当时派性恶性膨胀，极左思潮严重，已出现群众组织乱抓、乱杀人的严重局面，本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反“左”，制止乱抓、乱杀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然而，不仅不反“左”，却来个反“三右”，这就必然更加促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乱抓、乱杀人，甚至成批杀人的现象蔓延全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驻梧州部队武器被抢情况报告说，本月十日中午，梧州“联指”召开“批判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游行时被梧州“四?二二”造反大军冲击而引起了武斗，开枪开炮。部队五十多人前去制止未成，被打伤七人。十六时许，梧州“联指”分别冲击军分区、市人武部、分区独立营、监狱、看守所，抢夺一批武器和电台、服装等军用物资，还打伤五名战士。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四·二二”部分常委，指出有“黑手”操纵他们，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与“黑手”、“坏人”划清界线。

12日 广西“四?二二”一万多人为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口号是：“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毛泽东、林彪发出关于成立区革委会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情况报告。报告说有少数人破坏，他们在区革委会人选问题上设置障碍，我们提名，他们不同意，协商无法进行。“四?二二”野战军所属的组织混进坏人，挑起派性。我们要继续宣传最高指示，尽快要“四·二二”提出参加革委会的名单来。要狠抓阶级斗争，增派部队进驻“四·二二”野战军控制地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要他们上交武器，对拒不交出武器者，采取强行收缴。

13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上午，在区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会后游行。

在同一个时候，广西“四?二二”两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抵制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开到市革委会门前阻挡悬挂“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牌匾时，发生了冲突。

同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召集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告诉他们有关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事宜。

同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研究三个问题：①关于区革委会的人选问题。②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广西“四?二二”的“邕江风雷”大毒草的问题。③公开揭露参加天津黑会的人的问题。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欢呼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二版刊登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四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了整版共六篇“批判”文章。

同日 桂林市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斌(广州军区后勤部二○分部部长)，副主任郝忠云(一四一师师长)、陈秉德(市武装部政委)、刘竹溪(原桂林市委副书记)、季兴华(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冯邦瑞(原桂林市市长)、苏玉山(原桂林市副市长)。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上报中央关于南宁市革委会成立遭到“四?二二”反对的情况报告。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上石“农总”分部调查报告，指出“农总”的罪名是：①组织人员非常复杂，其中五类分子二十六人，反革命分子九人，坏分子六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四人，杀父之仇二人，投机倒把分子二人，共一百二十四人。②一些骨干分子极端仇视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攻击毛主席。③公开提出在农村中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八大纲领”。④诬蔑、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⑤该组织的头头企图逃越南。⑥敲榨勒索，强奸妇女。我们意见是用四个连的兵力和直属营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歼灭这股反革命土匪武装。尔后留下少量部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南宁市召开军民大会。

18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大会。

19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集会，声称“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彻底批判‘四?一九’反革命声明”。

同日 《广西日报》四版在《坚决打倒霍泛》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所谓批判霍泛的四篇文章。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新华总社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十八日集会情况简报。简报说新华社广西分社未经革筹小组同意，私自发出了这个会议的稿件，新华总社根据分社报道，将稿件摘入十八日的综合报道中说：南宁十八日有三万多军民在朝阳广场开会。据此，我们认为：一、十八日的集会是新“四?二二”指挥部单独举行的。他们拒不参加十七日革筹小组召开的军民大会，是分裂行为，我们不支持。二、新华分社的报道失实。十八日只有四千多人开会，无解放军参加。该报道加剧了两派矛盾，建议新华社更正这一报道(后新华总社未予更正)。

21日 桂林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鹤青(桂林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吴新中、张束之(军分区副司令员)、康凝(二○分部政委)、梁连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22日 广西“四·二二”三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四·二二’成立一周年”。会后游行示威，声称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反对大屠杀。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召开庆祝大会情况报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促进革命三结合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南宁区体育馆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是毒草，要开展批判。“对毒草不批判，对坏人不抓，是右倾保守”，“对坏人要充分揭露，坚决打击”。还传达了康生关于谢王岗不能参加革委会的所谓指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梧州军分区党委和梧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立即制止放火，制止武斗》的电报。要求查清“造反大军”“连续放火烧房”的原因，是哪些组织放火的，查清“造反大军”内部哪些组织最坏，其头目是哪些人。同时严禁“联指”进攻“造反大军”据点，不准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誓死捍卫革命委员会——彻底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三版整版刊登两篇文章。一篇署名“卫东思”的《痛击反革命逆流，保卫革命委员会——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的〈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一篇署名区民政厅宣传组的《垂死的挣扎，绝望的哀鸣—一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

24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社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版刊登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的文章，题目是：《撼山易，撼革命委员会难》、《绝不允许牛鬼蛇神翻天》，并转载《广西联指报》同一主题的“大批判”文章《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2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三十人的名单。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的七篇文章。其中有南宁“工代会”写的《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断反革命的脊骨》，南宁“农代会”写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宣卫东”写的《把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令批透批臭》等。

28日 广西“四?二二”中学红卫兵三百多人，在“四·二二”常委史妙甫带领下，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抗议有关自治区革委会人选问题。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此事件向中央发出“四?二二”中学红卫兵冲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的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报道《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领导阶级斗争——浦北县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人民主动向阶级敌人开展进攻》。三版在“坚决打倒霍泛”通栏标题下，刊登《痛斥霍泛“钱粮挂帅”的反动谬论》等五篇所谓批判文章。

同日 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林兴、常委祝元洪来南宁新华街看大字报时，被该县江洲区流窜来邕的陈在森、陈龙生发现后，便纠集“四·二二”所属组织“雄鹰”、“新工群”中的几个坏人，把林、祝二人绑架到邕江照相馆毒打致死。凶手陈在森、陈龙生被南宁警备司令部抓获后处决。自治区革筹就此事件发布了公告，并向中央作了报告。

30日 部队八个连和民兵奉命对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下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五月一日打下了“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八月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此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四人，判劳改关押中死亡四人，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迫害死一百零八人。此外，判无期徒刑三人，有期徒刑二十二人，公安机关宣布管制一人，拘留六人，外逃下落不明八人(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认为“上石农总”是在广西“四?二二”刘锡荣的指挥下，而广西“四?二二”指挥部的组织机构，是以派性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从派性出发，加入该组织的。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应定为群众组织。经报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批复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


5月


1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对南宁市“阶级斗争”采取的强硬措施等问题。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有关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谈解决武斗和制止抢枪问题。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柳州武斗情况简报》(并报广州军区)。

3日 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在总指挥部(“长征楼”，后改为友谊商店)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去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弹药。会上组成了九人抢夺领导小组。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由于对灵山、合浦、东兴(现防城)、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已十分惨重，于五月三日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

同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广西“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去抢驻南宁区体育场的六九三六部队二营的武器。在“四?二二”去抢枪时，六九三六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制止抢枪。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得知“四?二二”抢枪的信息后，立即组织沿途所属组织拦截“四?二二”的汽车，抓捕“俘虏”。晚十一时许，当六九三六部队一营的军车队二营驻地返回，途经中华路、朝阳路时，被“联指”的“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武装扫射，打伤解放军三十一人，打死五人。次日，广西“联指”总部却广播说“四?二二”抢夺部队武器，拦截六九三六部队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

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进展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题为《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追查》的所谓社论说：“由中国赫鲁晓夫黑干将陆定一、周扬死党之流，在天津导演的反革命黑会(即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和反革命黑戏(《新时代的狂人》)，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的一次疯狂反扑”。四版整版刊登“支左兵”写的《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揭露所谓“天津黑会”、“黑戏”。

根据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多次讲话精神，四月份以后，在区文化大院内开展了所谓“砸二黑”的运动(后又扩大到砸“三黑”即黑会、黑戏、黑画——刘宇一的“国际画廊”)，《广西日报》五月四日社论发表后，砸“三黑”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时间延续到年底，波及到全区各地、市、县，造成严重后果。在广西，由于“黑会”、“黑戏”、“黑画”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进行审讯逼供、批判斗争、搜捕关押的受害者共一百七十多人。一九八三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开始后，所谓“二黑要案”才得到平反，受害者恢复名誉。

5日 晚十二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三千八百多人，出动汽车四十五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轻机枪四百七十九挺、高机四十八挺、六○炮四门、炮弹六十发、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望远镜五十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了这一事件。

6日 广西“联指”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装备后，周总理命令：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7日 周恩来又来电指示，对“联指”五日抢枪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

8日 周恩来又来电指示，五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期交回。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错误的初步检讨。

同日 柳州六九八五和五一九部队又被柳州“联指”(主要是柳铁“钢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装备。共抢去各种枪支三百一十六支，子弹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发，六○炮、追击炮二门，四○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四十七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

12日 广西“联指”总部通过所属组织沥血红卫兵(简称“沥血兵”)搞所谓“禽兽展览”(即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原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林执真、张祖贵等个人受尽侮辱和折磨。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不仅一批老干部和群众受害，高级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

同日 在中央的催促下，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总部和各“兵团”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总理“五·六”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坚决打倒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四篇文章，诬蔑傅雨田。

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全区已有五个专区、两个市、七十五个县成立了革委会，另有两个专区已批准成立革委会。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掀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使一些地区出现新的反复”。报告还说：“从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表明，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南宁‘四?二二’新指挥部已成为当前运动的阻力，是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还向中央文革报告军管的南宁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被广西“工总”接管的情况(并报广州军区)。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冤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平反。

同日 河池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张智理(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李均、孙长锁(军分区司令员)、华英、章瑞林、毛凤鸾。

1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

19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为了顺利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斗争盖子，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以及南宁市解放路银行办事处被“四?二二”广西“工总”接管问题的处理等问题。

2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全区各级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六十多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这一文件发出后，进一步促使乱揪乱斗歪风在全区蔓延，乱杀人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

同日 上午九点多，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青年近卫军”(简称“青近”)几个人背枪在南宁市华强粮店附近巡逻，被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开枪射击。“青近”进行还击，被“联指”打死两人。接着“青近”以为华强粮店驻有“联指”武装人员，便攻占了粮店，并炸毁粮店三楼一间房，粮店一职工及妻女三人被炸死。“四?二二”人员攻占粮店后，见楼上并无“联指”武装人员，于当天下午六时撤离粮店。这就是轰动南宁的“五·二○”事件。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对这一事件提出处理办法。

21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华强粮店被“四·二二”抢劫、大楼被炸毁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同日 拂晓，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等人，以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共计一千七百万发。并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同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黄永胜给广西军区领导人来电，要求他们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

22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印发《关于凤山县武斗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该县武斗严重的原因是：第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线”串到凤山，“叛徒变节分子”、“右派分子”、“下台干部”和“走资派”等挑起来的；第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暗藏特务及社会上牛鬼蛇神混进群众组织，进行阶级报复；第三、“黑线”从外地伸向凤山。南宁“工总”有人来，德保县“走资派”、东兰县“走资派”来过凤山“活动”。此外，还有香港特务也插手凤山。《调查报告》还说：“凤山是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是中南地区的一面旗帜，却遭到南霸天——陶铸和广西党内走资派贺、霍、傅之流的极端仇视”。“那里一小撮阶级敌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现，狂叫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他们还狂叫‘刘少奇万岁！’”“有的甚至经常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翻案”。《调查报告》要求对凤山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挑起武斗”要采取“强硬措施”。

25日 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

27日 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

同日 广西军区派部队围剿上石“农总”二十六天后，开始撤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报告说：根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即组织部队分批归建。各参战部队回原单位驻防，指挥所于二十九日返回南宁。由县人武部负责继续追捕外逃的三个坏头头。

29日 中央文革来电，同意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于今天赴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30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决定拔除距本派据点区展览馆仅一路之隔的广西“联指”区林业厅据点。中午由阙家稳带领十二人，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杀害“联指”成员十二人，开枪打伤一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及一批财物，炸坏办公楼和宿舍大楼各一幢。“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二人。这就是所谓的“五·三○”事件。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区林业厅事件。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

同日 晚上，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冒充人民解放军进攻林业厅大楼枪杀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的公告》，把派性杀人的“五·三○”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同年七月份解放军武装解决“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参与策划和袭击林业厅“联指”的主要有关人员共三十人，除五人后来在武斗中死亡外，其余二十五人均先后被关押。在派性的支配下，因受“五·三○”事件株连的林业厅一批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杀害，有的受冤进了监狱，有的长期被批斗、摧残。


6月


1日 上午十时许，自治区监委、计委、南宁市二中“小八”红卫兵、广西大学“能闯”等造反组织的五十多人冲进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广西常委、国务院侨委副主任)家，把早年参加同盟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长期与中共合作，当时年过八旬，体弱多病的李任仁及其老伴何若真和三个孩子赶出家门后，抄走李家的大批文物、古画、瓷器及金银珠宝等贵重财物。不久，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组织批斗，游斗李任仁，将李任仁同四个“牛鬼蛇神”押到街头示众。李任仁遭到毒打，烈日曝晒，回家后神志不清(李任仁被赶出家门后，不能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同年八月十七日，邕江洪水泛滥，李任仁住地被洪水淹没，李因身边无亲人照顾被淹死在家里。李任仁冤案，至一九八六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给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并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中共中央关于全区五月下旬情况简报中说，桂林市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桂林“造反大军”于五月十七日攻打“联指”据点，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军队，提出：“打倒王斌政府”(王斌任市革委会主任)、“彻底改组桂林市革委会”、“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挑动农民进城，要揪出来示众”等口号。由于武斗严重，两派连续夺枪。在夺枪过程中，打伤解放军数十人。简报还说：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很严重。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情况报告说，我们于五月一日凌晨用八个连的兵力，对广西“四·二二”宁明县上石“农总”实行武装封锁包围，经一个月的工作，部队留下一个连外，其余七个连已撤回。

4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后备军”、“沥血”红卫兵、“小八”红卫兵及“红色林业”等十三个组织，约三千五百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一千八百五十九支，六○炮八门，子弹一百多万发。事件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面对广西“联指”调动大批农民武装进城攻打“四·二二”的严重情况，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武斗问题的指示》。

9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下令各专、市、县召开所谓声讨“四·二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的紧急照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针对连日来桂林、柳州、南宁各专区、各县人武部、革委会和“联指”调集数万武装人员进城围歼“四·二二”的严重情况，再次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来《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发动群众彻底侦破此案，开展所谓“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同日 广西“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据点，用高射机枪攻打广西“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三楼起火燃烧，因火势不大，很快被驻守人员扑灭。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这一《公告》发布后，被派性利用，在全区掀起了所谓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所谓“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杀死亡，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后果极为严重。这一冤案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1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昨天公布了所谓《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后，今天又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样就把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误抓和误杀了一批无辜者。

19日 广西“联指”常委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的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惨案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此案才得到处理，颜景堂被依法逮捕判刑，何唯钦等被开除党籍。

2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十九日“火种”据点被杀六十二人事件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

23日 《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十七日发布的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二版刊登社论《彻底摧毁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逮捕、关押和枪杀。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同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要求广西“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来一门炮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风”号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2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后，全区各地“联指”一派武装人员乱杀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今天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三篇长文，“批判”所谓天津黑会、黑戏，“揭露”广西“四·二二”派人参加所谓天津黑会的“罪行”。

2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公布“上石农总”为反动组织的情况报告，宣称：经过对其进行了武装包围，逮捕了首恶分子若干名，整个组织已经解体。经反复调查后，我们认为“上石农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揭露敌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拟于适当时机在全区范围内公布“上石农总”是反动组织。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彻底批臭“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六篇文章，“揭露”、“批判”“四?二二”“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紧急声明。文章说这纯属“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阴谋，一定要批深批透批臭。


7月


1日 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五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2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为巨大的动力，在部队民兵中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后“三忠于”(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在全区广泛开展，大搞毛泽东像章、建造毛泽东塑像，以致发展到人人跳忠字舞等，这样做，把毛泽东当作偶像神化，不仅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破坏了党与领袖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还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浪费。据反映，较贫困的大新县在“三忠于”运动中全县耗资就达一百多万元。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凤山县支左小组发出《关于稳住部队阵脚，加强社会调查的指示》，要求进驻部队要排除万难，深入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依靠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要稳住阵脚，坚守岗位，驻军和人武部领导机关不得撤出县城。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同日 在京的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几位负责人对当前情况进行讨论研究后，给广西军区打电话，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领导同志抓一抓：

一、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①继续对贺、霍、傅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②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可通过审查接班人的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③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④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二、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三、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

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五、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

六、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晚接见的全文记录，对军区领导可以全文传达，对团、师级干部有些部分(主要是点领导同志的名的地方)不要传达。

七、兴安县国防仓库武器弹药被抢的问题严重，请欧司令员很好抓一抓。

4日 广西军区召集南宁市全体支左干部大会。军区负责人作“南宁当前形势”报告。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

5日 上午，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向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的问题的决定。

同日 晚上，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3．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装备。

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攻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在广西为派性所利用，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围剿，在全广西造成乱杀人，死人众多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6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德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消息。这一报道，对全区各地发生的乱杀人的严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特大通栏标题《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下，刊登署名区卫东的文章：《彻底粉碎右派秦兆阳反革命翻案复辟阴谋》。同时配发评论《不准老右翻天》。

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市革委会举行千人大会，热烈欢呼《七?三布告》。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大会宣读《布告》并讲话，说《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进一步团结起来，为迎接区革委会早日成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对《七·三布告》抱什么态度，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要条条落实，坚决紧跟，把矛头始终对准“阶级敌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角落里统统拉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贯彻＜七·三布告＞的情况简报之一》说，接到布告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组织人员，深入街道、机关、工厂、学校宣传《布告》。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对敌斗争高潮。有些单位“三查”运动进一步深入，又揪出一批坏人和“反共救国团”成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一带散发《七·三布告》九万多份。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简报之二》宣称，一小撮“阶级敌人”仍继续蒙蔽群众，抵制和破坏《布告》的贯彻，新“四·二二”说，《布告》是“变色龙”搞出来的，是镇压“四·二二”的。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当时，所谓流窜人员，实际是各地“四?二二”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避难人员，一些“联指”造反组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四·二二”一批人。

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三》说，“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三天来，已在全区掀起了宣传学习高潮。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派出飞机散发《七?三布告》后，又布置各地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宣传《布告》。强调《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于是，全区共翻印散发《七·三布告》约一千万份，要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市革委会于上午联合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吹呼《七·三布告》，区革筹和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强调《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要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坚决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向地、富、反、坏、右、“反共救国团”分子等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11日 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中央《七·三布告》”，全区共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四》。说近几天来，对《七·三布告》的宣传，从城市到农村，已全面形成高潮。群众组织揪出了一批坏人，其中有“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同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大会，“欢呼《七·三布告》”。广西军区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围歼“阶级敌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布》。从今天起，该报军管小组在广西军区和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的指导下，就贯彻《七·三布告》问题，先后发表九篇社论。紧密配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部署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围剿，对全区又一次出现的惨无人道的乱杀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七·三布告》公布后全区乱杀人较《七·三布告》前严重得多，有些地方死人比《布告》前增加好几倍，给全区带来深重的灾难。

1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五》。宣称深入宣传《布告》后，原来跟新“四·二二”指挥部走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找“老指挥部”联系，表示拥护“老指挥部”。

13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广西“四·二二”控制的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广西“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后，“四·二二”在其控制区外边的朝阳路和邕江桥附近布防。警司发布这一恢复交通问题的通告，预示将以武力解决为“四·二二”火力所封锁的朝阳路至邕江桥的交通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六》。“简报”未提广西“联指”、解放军重兵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而引起“四·二二”还击的武斗情况，只是说自七月十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二人，伤多人。十二日上午“四·二二”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实际是“联指”向“四·二二”进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十三日南宁市革委会和警司发出《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后，当天，大桥附近的“四·二二”据点连续向邕江大桥打枪，打伤过路群众二人。

14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实行对“四?二二”全面武装包围和镇压。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七》(内容大体同十三日)。

1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区体育场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要结合‘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同日 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地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进行了包围。与此同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据点召开常委、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会议，研究部署总攻问题。会后，“联指”副总指挥等到广西军区汇报。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八》，说十七点五十五分至十九点三十分，解放路的广西“四·二二”向军区机关开炮。军区院内中弹五发，打伤战士二人。

16日 《广西日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大会。一版在《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通栏标题下，突出报道十五日南宁十三万人集会“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二版刊登大会《向毛主席的表忠书》和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二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三版刊登记者采写的大会侧记长篇通讯，大造声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下午四时许，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掩护群众救火”。当时，广西“四·二二”广播揭露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做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作鬼!”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八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杀害三十三人，还有的人被抓后生死不明。

17日 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赴京学习班的“誓师大会”上说，《七?三布告》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的总动员令，“阶级敌人”可能要挑起更大规模武斗，要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布告》的全面落实。

同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南宁市的永宁街、和乐街、上国街、自强路、灭资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广西“联指”第二次炮击船只是上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炮击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广西“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六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八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四百五十四吨，大米七百吨，杉木二百四十立方米，干辣椒五十吨，药品和药材一百六十五吨，薏米一百七十二吨，桐油一百三十二吨等等。被烧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彻底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版和三版刊登署名“宣卫东”的所谓《彻底清算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真特务谢王岗的滔天罪行》专文。从此，谢王岗受冤被关押了十年时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方得平反，并恢复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在南宁的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军区党委委员都到会。会议研究了制止“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坏人纵火的措施。会上，伍晋南提出：现在抓了不少“纵火犯”，对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继续查明纵火原因，以免你说他，他说你，要最后作结论。

18日 按照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指示，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及“联指”又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全区城乡约有七百万人次参加了这样的大会。派性严重的人，利用此类大会，大造舆论，把不同观点的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镇压。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所控制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了民房、商店。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措施的报告》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从十五日到十八日，先后将新“四?二二”控制的永宁街、和乐街的民房烧了大部分，停泊在民生等码头的驳船被烧三十只。解放路与新华街交界处几十家商店被烧，灭资路银行、妇女儿童百货商店、冰室、三合馆、朝阳百货大楼已被烧毁，上国街、自强路有几处民房也起火。这次纵火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七·三布告》的贯彻落实，据部队“观察哨”发现起火的原因，是有人从新“四·二二”据点出来点火和掷汽油瓶烧的。当时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仅十八日中午就打伤三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做法是：一、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布阶级敌人，揭露他们的阴谋。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二、积极做好两派的工作，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拆除路障，恢复交通，上交武器。三、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会、×团等领导共八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部队四个连，任务是：①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力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群众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②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③对邕江桥实行武装保护，严防敌人破坏。

1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对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说，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①组织了指挥所。②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③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三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河池专区革委会、凤山县支左领导小组发出通知。通知说：“凤山县原副县长×××，在‘文革’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指挥武斗，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做了不少坏事，起了很坏的作用，至今仍不回单位，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应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21日 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22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分清敌我，联合对敌——四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二版刊登广西教育学院所谓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专区、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了“欢呼《七·三布告》，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后，今天又分片召开“坚决贯彻《七·一八批示》(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行动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用特大号黑体字制作通栏标题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五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24日 中央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同日 柳州军分区曾于二十一日请示广州军区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即忻城、来宾、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县，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市郊区)“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四·二二”据点，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开支现金十万四千多元，吃去粮食五万三千五百八十三斤。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同时刊登消息《南宁八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仅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外，对乱杀人的当地指挥者、策划者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都分别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的处分。

25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继续进攻广西“四?二二”控制的南宁市街道，不断向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据点开枪炮击，多处起火燃烧。

同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个连二百多人进驻广西大学，进行所谓宣传、落实《七?三布告》和领导“斗、批、改”。在“斗、批、改”中，通过审查批斗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厅级干部二人，处级干部五人，科(县)级六人，正副教授十九人，讲师七人，助教五十七人，一般干部十人，工人七人，学生三十一人，家属二人，校党委副书记高仕克于八月一日被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揪斗后，押送南宁警司关押了七年。这一百五十六位受害者，三中全会后陆续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但不够彻底，直到一九八三年“处遗”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人员作了适当的处理。

27日 广西“联指”攻打南宁百货大楼。据一九八三年自治区和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联合调查组调查证实，“联指”这次攻打百货大楼是用高射机枪、四○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而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自己爆炸了百货大楼。

28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包围攻打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域——南宁市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双方互相开枪开炮，投汽油瓶、打燃烧弹，使这三条街道民房起火。“联指”和南宁市革委会，以及南宁警司当时广播说是“四·二二”的人纵火焚烧南伦等三条街道民房，部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掩护“群众”救火遭到炮击并死伤多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七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3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及南宁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接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布置“联指”对广西“四·二二”施加压力，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其上交武器，反戈一击。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社论强调以中央《七?三布告》为武器，围歼“阶级敌人”。


8月


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时结束。打死驻据点人员二十三人，伤五人，“俘虏”四百七十多人。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检讨错误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装’，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六人，伤五十二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二十三人，伤五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南宁“联指”武斗人员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上国街等十二条街道，昨天已被部队和“联指”武斗人员打成了一片废墟。

5日 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还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八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鼓动各专、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要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

4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围攻解放路，数发炮弹落在解放路银行办事处左右两侧的民房中着火。“四?二二”解放路中心片指挥所保卫处数人来到银行，用十字锄砸开铁门，并打开金库，找银行干部清点钞票，共现金五十一万零四百三十元六角。当时，“四?二二”头头熊一军也来到现场，他当面给银行干部打了收条，然后将钞票抬至解放路土产门市部后面球场焚烧。

5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抓获“俘虏”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和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周年》。社论强调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歼灭“阶级敌人”。第三版报道各地工农兵欢呼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消息。呼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6日 从南宁解放路、展览馆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广西“联指”一大批人对“俘虏”和“流窜犯”进行屠杀。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头，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

8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包括在押居民)，“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专区、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表人物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尚未成立革委会的县，一定要在本月二十六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

10日 部队和“联指”武装歼灭广西“四·二二”后，上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捍卫《七?三布告》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万人武装游行。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人员攻打、炮击、爆破“四·二二”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加在广西“四·二二”一方。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下令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后，决定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在展览馆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今天开馆预展。并决定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前往参观。

同日 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据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过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全县八十六个大队，有八十一个大队被“联指”枪杀了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11日 下午，广西“联指”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全面落实《七·三布告》，上缴武器誓师大会”。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南宁警司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他肯定和表扬广西“联指”参加“掩护群众救火”，打击歼灭“阶级敌人”后，上缴武器的“革命行动”。

12日 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出时间五十二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等二十六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时间，尔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

1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由韦国清任革委会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五十五军副军长)、伍晋南、安平生、韦世经(南宁航运局工人)、林福文(南宁橡胶厂工人)、毛凤鸾(凤山县农村女青年、“活学活用”标兵)、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龙智铭(区水电设计院干部)、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任副主任。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北京代表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头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十一日“联指”召开“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完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围攻解放路胜利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对“俘虏”执行政策(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抓捕后，关押期间被动用十五种“刑罚”审讯，一批人被杀害)。

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集南宁警备区、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布置做好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区发出“关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庆祝大会有关问题的通知”。

18日 南宁举行军民大会。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以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动员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迎接我区革委会胜利诞生——九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广西日报》在其贯彻《七·三布告》的所谓宣传中，原计划发十篇社论，今天发表到第九篇。这篇社论说，广西贯彻《七?三布告》，消灭“阶级敌人”，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也很快就诞生了。因而社论发到第九篇结束。

同日 前去北京参加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送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

20日 桂林发生了严重的“八?二○”事件，对桂林“造反大军”及同其观点的干部、群众刮起所谓“十二级台风”，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则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有些人还不断升官晋级。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才得到正确处理。

同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又一次炮击、焚烧停泊在邕江的船只。而《广西联指报》于八月二十七日却报道说：“八月二十日七时正，在邕江纵火焚烧两艘有汽油、柴油共二百四十四吨的船舶，这是‘四?二二’航运‘工总’一小撮坏头头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破坏援越抗美斗争，纵火焚烧援越抗美物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滔天罪行”。

2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这次报告取消了上次报告中建议伍晋南为副主任的意见。

同日 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述评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从而实现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区、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述评”把全区各地以所谓“捍卫”、“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实行残酷派性镇压，乱杀无辜，造成数万人惨遭杀害的严重状况当作“伟大成绩”、“大好形势”，把派性路线当作所谓“正确路线”来大加宣扬。

23日 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24日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从北京回到南宁。

25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综合消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消息副题特别指出：经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和广西的代理人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极其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区四个市、八个专区和八十二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成立了革委会。综合消息宣告了全区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在胜利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凯歌声中，各专区、市、县终于在八月二十五日前全部成立革委会，实现了广西大地“一片红”。

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陈开路、徐其海、刘重桂、韩世福、伍晋南、赵茂勋、肖寒、韦世经、邓成汉、邓文光、林福文、陈启品、蒋运英、毛凤鸾、肖桂荣、农其新、曾春生、颜景堂、何作然、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李家海。革委委员一百三十三人。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江燮元(广州军区副政委)、欧致富、安平生、韩世福等作了重要讲话。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套红通栏标题下，刊登预告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于今天举行》。二版发表社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

29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打击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粉碎他们翻案复辟的罪恶阴谋”。


9月


2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本报消息”：《一定要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报道自治区新闻战线集会，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和他们在新闻界的爪牙钟林之流，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罪行”，全面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来党的新闻工作，诬蔑攻击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和党的新闻工作。

4日 《广西日报》刊登陈永贵的文章《握紧锄把子，管好笔杆子——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流毒》。

同日 广西日报社、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举行批斗大会，将区直新闻单位已揪出来的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黑笔杆子”七十多人进行批判和斗争。诬蔑这些人员在新闻单位把报纸和电台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所谓罪行。

5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社论诬蔑“我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许多部门，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庇护下，长期以来，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文人、黑教师爷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窃取了领导权”。社论强调，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

6日 从今天起至九日止，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连续批斗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参加批斗大会的有区革委会委员、广西军区、南宁驻军领导和三支两军人员，还有区直机关干部。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批准河池专区革委会、河池军分区组织四百八十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凤山县，宣传动员“散匪”(即跑上山避难的“四·二二”人员)下山“投诚”。这是因为八月十二日部队和十二个县(厂)“联指”武装四千多人围剿凤山“四·二二”“七·二九”人员和无辜群众后，有一些群众带枪逃进深山老林。“宣传队”和县人武部、县革委会宣称：“下山交枪，一个不杀”。强迫“散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投诚。韦明乐、韦明立、韦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韦明景带枪逃上了高流山。韦明乐父亲上山动员。韦明景下山“投诚”。但韦明景回去第二天就被拉去杀害了(当时年仅十七岁)。从此，逃上高流山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尔后，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下令派兵围剿韦氏三兄弟长达十四年时间。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

8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稿《共庆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整个运动已进入斗、批、改的新阶段》。还报道南宁十万多军民昨天集会，纵情歌唱全国山河“一片红”，广大军民决心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广西日报》还综合发表全区军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我区军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消息。综合消息宣传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部署开展“斗、批、改”的精神和决心。

9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公告》说，“破获了反动组织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分部，农总上石分部设作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下属十七个分团，一个武装连，农总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经常活动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公布这个案件(冤假错案)，对当时全区各地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四·二二”带来重大的影响。

10日 下午，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集“三办”、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和区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攻打解放路后，“关于南宁市‘俘虏’、‘收容’人员审查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的汇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听完汇报后说：“对这批九千多个‘俘虏’，要根据不同情况，交由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作具体处理……”。九月六日，成立审查处理“俘虏”领导小组，组长由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兼任，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担任。

11日 《广西日报》头版整版篇幅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坚决执行毛主席发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斗号令，同仇敌忾，愤怒批判斗争贺、霍、傅、谢、袁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发表社论《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旺》。

12日 《广西日报》遵照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指示，今天编发一个版的批判谢王岗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文章。

15日 为突出宣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广西日报》又出八版。发表自治区负责人在(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刊登了(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等文件。配发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上述总结报告、《决议》、《决定》和社论，都强调组织阶级队伍，狠抓阶级斗争，掀起所谓斗、批、改的新高潮。在所谓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中强调各级革委会成员应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三忠于干部”。一些“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就是按这样的标准选拔进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窃据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权。

19日 广西军区收枪小组向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党委上报《关于贯彻＜七·三布告＞，动员群众组织上交武器装备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九月十七日止，广西“联指”(指南宁“联指”)上交各种武器七千八百九十件，占抢走数的百分之九十，各种弹药二百九十四发，军用手榴弹九千五百二十五枚；收缴广西“四?二二”(指南宁“四·二二”)各种武器一百二十三件，占抢走数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各种弹药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发，军用手榴弹二百五十四枚。

20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要求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对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反应。因此，今天《广西日报》一版突出报道南宁专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大会传达贯彻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决议、决定。《广西日报》还突出报道柳州铁路局车辆段革命工人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消息。其标题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强调要主动把阶级斗争这件事管起来，不管一个单位的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能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各地传达贯彻区革委扩大会决议、决定和自治区革委主要负责人的总结报告，从自治区机关到基层组织，从工厂到农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立即掀起了所谓“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县，各大、中学校，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几个、几十个甚至百余个干部、教师、教授、工人，扣上“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头头”、“反革命”、“反军干将”、“牛鬼蛇神”、“右派”等罪名关进“牛棚”和私设的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干部职工受到残酷批斗和惩罚性劳役。区直机关将批斗对象按罪名轻重分为三等，一等送南宁茅桥监禁审查；有的被送进警司长期关押。二等送进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后改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审查。三等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上这批干部长期被关押、批斗。到一九七二年才陆续“解放”，有的关押到一九七九年。

同日 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博白县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刘振武惨遭迫害，在狱中逝世。刘振武反对林彪一伙的“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并推翻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用“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投寄玉林军分区。刘振武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敢于坦率陈述自己的见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阴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却被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于同年八月十二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刘振武逮捕。刘振武在狱中病逝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宗颠倒是非的大冤案，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三日审定报民政部批准，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22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欢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新闻、医院、科研等十六个单位大会”。会上，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代表区革委会向十六个“工宣队”授旗和赠送毛主席像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批“工宣队”以产业工人为主，有解放军参加，共二千四百多人，分别进驻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南宁一中、广西日报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区人民广播电台、南宁市东方红医院、区水电厅等十六个单位，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运动。此后，各地、市、县革委会也派出“工宣队”进驻当地的学校、新闻、科研等单位。由于“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后，贯彻执行了广西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继续以“左”倾错误思想和派性指导运动，颠倒敌我关系，把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和教职工当作“阶级敌人”进行乱批乱斗，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带来严重后果。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三篇狠抓“阶级斗争”的报道，一篇是隆安《光明公社革委会以中央＜七?三布告＞为强大武器，深入后进队炸开阶级斗争盖子》，一篇是《克服右倾松劲思想，深入开展“三查一清”工作——凌云县上伞公社对敌斗争取得新胜利》，一篇是《玉林军分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使命》。这些文章的发表，进一步助长了全区乱批乱斗的歪风。

23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各地驻军、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这是有鉴于许多地区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通知》发出后，由于全区并未停止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派性没有受到遏止，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制止乱捕乱杀的有力措施，各地乱杀人的现象并未能制止。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通知前，还抢先口头通知说要赶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这些地方出现突击杀人，乱捕乱杀比《通知》发出以前更严重。


10月


4日 从今天起至九日止，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为期五天半的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大会(所谓伍修集团，即伍晋南等发表“四?一九”声明后，一批支持伍晋南的观点的干部被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打成“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参加大会的有区直机关干部，各地、市、县代表共一万多人。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等主持和指导批斗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李殷丹、高仕克等被拉到大会批斗和示众。有六十六名处以上干部被划为“伍修集团”成员，也被拉到大会陪斗。大会还勒令全区六十一名副厅以上干部交代与“伍修集团”的“黑关系”。在五天半的批斗大会上，伍晋南多次反驳说：广西没有“伍修集团”，他自己既不是“伍修集团”总头目，更不是总后台。

10日 自治区革委会作出干部下放的决定。把下放干部与“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紧密结合，实际上把一部分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和不赞成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的人作为“清理”、“下放”的对象，下放到农村、基层或“五·七”干校。有些年老体弱和久病的干部也照样被下放。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两篇“典型”报道，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广西医学院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捅“马蜂窝”——广西师院炸开阶级斗争盖子，面貌改变》。这两篇“典型”报道都说“工宣队”进驻院校后，认真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所以院校面貌大改观。“典型”报道还号召所有的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要象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狠斗“阶级敌人”。该报第三版在《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通栏标题下，刊登进驻广西日报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蔡宗立的文章《把报纸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文章诬蔑《广西日报》这个新闻阵地，一直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及报社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钟林之流所独霸，他们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窃取了《广西日报》的领导权。文章宣称要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报社的一统天下，挖掉报社“修正主义”根子，把报纸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12日 《广西日报》四版在《坚决打倒谢王岗》通栏标题下，刊登四篇批判文章。一篇是该报记者报道《浦北县东风公社群众同仇敌忾，把谢王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永远不得翻身》。一篇是浦北县革委会办公室写的文章《谢王岗在浦北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一篇是区党委宣传部“革命领导小组”写的文章《戳穿谢王岗贫农出身和当过长工的两张画皮》，对谢王岗进行恶毒诬陷。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作关于下放干部的报告，报告内容：一、开办学习班，深入斗批改；二、继续清队，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挖出来；三、对伍晋南，中央未表态，群众要求打倒是可以理解的，各级革委会要做工作，统一政策，并不反对打倒伍晋南；四、大破大立，精简机构，合并机构。各单位逐级上报下放干部名单，留守人员组织编队，离开单位按连排编制过军队生活。区直机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战线、系统编成大队，进行斗、批，改和落实宽严政策。

从九月中旬以来，继自治区革委会组织批斗贺、霍、傅、谢、袁之后，南宁市革委会又召开了几次批斗大会。区、市建工系统、宣传系统、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等也分别拉贺、霍、谢、袁去游斗和批斗。

29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勇追穷寇》。社论说在贯彻《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后，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炸开了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小撮埋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务”、“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从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对“敌”斗争取得了新的胜利。社论继续鼓吹极左路线，煽动派性，扬言要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安插在各单位的“黑爪牙”和一切“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该报还配合社论刊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东方红医院对敌斗争深入发展》的所谓“典型”报道。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销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从而使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上、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并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11月


3日 《广西日报》报道《南宁十五万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公报的发表》。

4日 在区体育馆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前，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决定要把“伍修集团”的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当作“活靶子”，拉到全区游斗，以掀起全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由自治区革委政工组负责组织游斗，并成立所谓批斗领导小组。从今天起，在“批斗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总领队、副总领队率队把贺希明等五人押送到全区八个专区、四个市和三十多个县进行骇人听闻的巡回大游斗。这一游斗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止，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先后共批斗了四十九场。参加批斗人数共达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所到之处，必召开万人甚至十多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且把当地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头头”等拉去陪斗。全区被拉去陪斗的县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在游斗过程中，往往结合游街示众，有的甚至搞“活人展览”，并结合当地的“宽严大会”来进行。贺、霍、傅、谢、袁等五人及陪斗人员都被挂上黑牌，武装押送，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

为了配合游斗进行，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成立了“伍晋南集团”材料组，编写《伍修集团罪行录》，印发十七万份，各地又翻印三十万份，散发全区。原区监委还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编印了一本一百六十四页的所谓《广西牛鬼蛇神总后台伍晋南》的专册散发，恶毒诬陷伍晋南、贺希明等领导干部，流毒很广。

6日 自治区革委会按照斗批改的步伐提出整党建党工作，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把一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把在“文革”中的杀人凶手、造反起家、对“文革”所谓有功之臣突击拉进党内。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七千多人。

18日 所谓“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闭馆，全国有二十五个省、区派人前来参观(区内有七十七个县、市，十六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进行活人展览，被展览者被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

25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时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12月


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军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南宁隆重开幕。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出席会议的所谓“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共三千五百多人，多数是在严重派性下推选出来的所谓“立场坚定”的“文革功臣”，有的是“三种人”和杀人凶手。

6日 自治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会举行所谓“三忠于”报告会，自治区革委会、军区负责人出席大会，听取“讲用”。

7日 “积代会”分组讨论“三忠于”报告。《广西日报》军管小组遵照上级指示，报道讨论会。报道的主题是《大赞大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副题是《代表们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8～9日 全区“积代会”接连两天在区体育馆批斗“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质问伍晋南。区直机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伍修集团成员”的领导干部也被揪去会场陪斗和示众。每天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26日 历时十四天的所谓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闭幕。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

27日 《广西日报》头版以套红标题报道“积代会”闭幕消息。标题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誓夺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并发表社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把我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热烈祝贺积代会胜利闭幕》。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下）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1990.07.00



1969年


1月


7日 继中央两报一刊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论发表后，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发出《区革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该会议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和专区、市、县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负责人，共一百八十二人。会议主要讨论全区一九六九年春工作安排，会议提出：第一、要抓根本，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围绕斗、批、改各阶段任务，继续大力办好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厂、农村、部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继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第三、认真搞好斗、批、改。“斗、批、改要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继续批斗“贺、霍、傅、谢、袁”。搞好整党建党，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第四、要求执行政策，区别矛盾，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月初，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传达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开的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布置，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继续在全区范围内游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全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全区从区直机关至各专区、市、县、社、队，处处设战场，残酷批斗，审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遭到审查、批斗、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21日 荔浦县革委会专案组以全体人员名义，给广西军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注：荔浦县“反共救国团”假案，全县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他们惨遭各种刑罚和人格侮辱，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认参加这一反革命组织，一百二十五人在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斗后自杀，五百四十一人被打，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残。当时荔浦县“深挖反团组织定案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县公安局长和领导小组成员、武装部副政委等人已觉察此案有假，与领导小组中的制造这一冤案的造反派头头莫国龙、冯志方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之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认定“反共救国团”为假案。

29日 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拘留审查。当天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扣发的工资，撤销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够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中的违法乱纪分子，而且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良好的影响。


2月


3日 自治区革委会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解放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地方把广西地下党的一些组织和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诬蔑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游击区和根据地诬蔑为“叛徒村”、“土匪村”，错误处理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文革”期间，首先是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以下简称“三办”)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对玉林专署专员熊福芝进行审查，并宣称“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福芝的自首叛变问题”，“挖出了隐藏在博白和桂东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邹优宁、张祖贵、林执真、梁山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玉林军分区第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清查桂东南地下党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搞所谓“六○六”(审查地下党专案组)专案。“六○六”专案组成立后，对地下党成员进行残酷迫害。自治区革委会分管政工工作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召开的自治区专案定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要抓紧广西地下党的专案调查。广西地下党，情况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区革委定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重申二月会议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大案和要案。并说：“所谓大案，是指广西地下党和其他集团案”，要求：“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所在市县革委都要组织专案组，你那个单位原来的领导有严重问题，也要组织专案彻底清查”。说“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望这些单位，尽快组织专案，争取在短时间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这位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再次在区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地下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久，面很广，任务复杂艰巨，问题突出”。认为：“开展清查敌人破坏广西地下党的专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到八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大批被捕，……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被派回来充当敌人的特务、内奸”。他以玉林、合浦的所谓“调查材料”为根据说：“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个成员中，就有二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其中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合浦县委特支一级干部二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一名，叛徒五名。叛徒可疑分子七名。玉林地区革委会‘六○六’专案组通过调查博白地下党‘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个以熊福芝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团。其中窃据厅级重要职务三名，处级一名，科级十七名，区级十六名。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内部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问题”。

在上述一系列的错误讲话指导下，全自治区掀起了一个残酷迫害地下党成员的狂潮。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七十四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专案人员共七百多人。对广西地下党进行全面审查，时间长达三年多。广西地下党遭受全面审查迫害期间，原地下党员，特别是特支组织以上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被迫害成精神错乱，家破人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例如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先后共五千多人，被审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达二千零八十七人，占受审查人数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原桂北地工委书记吴腾芳、委员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阳雄飞被残酷迫害。又如一九六八年二月，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专区“三办”派人到合浦县、北海市组织一百○六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所谓“南路党”的问题。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作了结论的一些地下党案件，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案关系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来合浦共同清理。工作队连续办了十三期“学习班”，强迫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信。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合浦全县被审查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国家干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伤致残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人，“土匪”一百○九人。自治区革委会当时还把广西革命老区东兰、巴马、凤山作为审查的重点，使一批老红军、老干部惨遭迫害。如东兰县有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所谓“叛徒”、“变节分子”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而受到残酷迫害。当年红军右江独立师参谋长黄大权(土地革命时已牺牲)被诬为叛徒，并将东兰县革命烈士陵园内所刻的他的英名抹掉，严重地损害了东兰地下党的光辉形象。

批斗、专案刑讯逼供，历时三年多，造成极端严重后果的广西地下党假案，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由于广西某些领导仍坚持“文革”期间广西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全面开展，才对此案进行彻底查证落实，广西区党委于一九八三年以桂发〔1983〕45号《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予以平反。事实证明当时自治区革委会对广西地下党的诬蔑，是没有根据的，立专案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


3月


3日至10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九十三人。讨论自去年十一月农村小学掀起下放的热潮以来的情况和今后教育革命的任务。会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讲了话。会议讨论了我区今后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当前工作。认为当前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

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使我区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下降，教师队伍再一次受到摧残，农民的负担加重，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如玉林地区，全地区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间小学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办，五十八间中学，初中下放给大队、高中下放给公社办。教师队伍经大审查、大清理，全地区公办教师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的只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人，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受审查批斗。

9日 《广西日报》发表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区内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报道。从此区内各专区、县、市开始掀起到农村去落户的高潮。当时广西把插队、下放和“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下放之风延续了几年，遍及全区。把城市所谓“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坏头头”与城市知青共二十多万人先后下放到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造成严重的后果。


4月


1日至1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区出席“九大”代表有20人。全自治区为“九大”的召开举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区的庆祝活动。全区各地分别举行了数千人到几十万人的庆祝集会和游行。

14日 晚，南宁市号称二十多万军民在“七?三”广场(即原来的朝阳广场，《七?三布告》颁发后，改称“七?三”广场)隆重集会欢呼“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自治区革委会“三办”把区直各单位的审查对象编成十四个大队，进行斗、批、改。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又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区直机关部分审查对象和专案人员集中到武鸣壮文学校，即所谓“武鸣学习班”(全称：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收场，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被编入“学习班”进行审查、批斗的厅(局)长以上的干部有60多人。

“学习班”设主任、副主任，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办事组，第二专案组(专管“五?一六”案)。

“学习班”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共有专案人员六百○一人，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来自区直机关和二层机构一百六十五个单位。据“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专案审干工作总结报告》称：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经上级批准结案五百一十六人，定为敌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历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等七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百六十九人，其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错误的一百八十一人；审查对象中，受党内处分的九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三十人，留党察看二十五人，严重警告二十一人，警告十六人；受行政处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开除干部队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销职务六十四人，降级五十四人，记过三人，逮捕二人。在审定案件过程中，对参加“四?二二”的人员，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声明或进驻过展览馆的，均作为犯了严重错误进行处理。

这些案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绝大部分已得到平反。已平反的主要重大冤假错案有：

(一)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广西“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二)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伍修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三)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为一九六八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平反决定。

(四)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平反决定。

(五)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


5月


8日至26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学习毛泽东在“九大”的讲话、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等“九大”文件。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五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发表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社论。五月二十二日，会议发出《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几点意见》。

会议把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左”的一套做法作为“抓根本”的巨大成绩肯定下来。还把数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厂、农村，十六万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多数单位深挖了“敌人”，全区大、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起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及整党建党时清除了一批“废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党等作为“成绩”加以肯定。


7月


1日至14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一百三十一人，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加强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总结了当时我区“文革”的形势；研究讨论了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整党建党、中、小学教育改革、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进行的基本情况。七月十四日听取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总结发言》，并通过了《会议纪要》。

会议对当时我区形势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区空前大普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全区县以上干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万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工厂企业也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全区三万多所农村小学全部下放给大队和生产队接办。大中院校的大多数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十万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

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广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并说：“已取得了丰功伟绩”。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把过去的帐都挂到敌人身上”。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团结问题，巩固发展大好形势。

会议决定：要加强团结，继续革命，要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要改进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要准备打仗。

3日 为纪念《七?三布告》颁发一周年，《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央《七?三布告》的颁发，大长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8月


月初以后，根据毛泽东“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自治区革委会的部署，全区各专区、市、县，先后集中力量，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开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难”问题。


9月


11日至2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二百九十一人。

会议提出要对教育革命加强领导，要抓紧大批判推动“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和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批判凯洛夫教育体系，批判旧教育制度，批判旧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大学“六十条”，批判“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要建立好“天天读”、“评教评学”等新的教育制度。会议决定根据“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从今年秋季起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肯定农村中、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会后，对全区中小学进一步进行“教育革命”，使我区教育事业在“左”的路线下进一步遭受摧残。


10月


十月份以后，全区精简下放工作开始酝酿，各级革委都开办了学习班，要求干部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服从组织分配。接着大批干部下放。年底，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六九年的形势和七○年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精兵简政，改造了旧机关，自治区原六十八个部、委、厅(局)精简为四组一室一校和十四个服务公司、站、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八十，各专区、市、县也精简了百分之七十，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多干部下基层，三万多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事实上，在严重派性的支配下，当时把干部划分为几种类型：一是所谓“根正苗红”，“文革”中“立功”的，进革委会班子或留在机关；其余的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部分去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下放到基层，一部分到“五?七干校”，一部分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被审查)”，从而使大批干部身心受到摧残。


12月


三十一日 晚，南宁市工农兵和干部集会欢呼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与部分副主任出席了大会。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社论号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斗、批、改”，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


1970年


1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决定》(载《广西日报》，不另行文)。《决定》对一九七○年的工作提出：1、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2、百倍警惕，加强战备；3、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工农业大跃进，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4、各级革委思想上、作风上要进一步革命化，“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把领导工作重点转向基层。

5日～17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各专区、市、县、柳铁、区直厂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工农代表共六百二十二人。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七○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落实“九大”各项任务，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求：1、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要联系实际贯彻林彪“二十九字方针”，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开展“三反”，教育上批判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孔孟之道，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和“读书做官论”，落实“五?七”指示；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要求学好、演好、捍卫革命样板戏；3、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工农业大跃进的高潮；4、继续抓好三分之一，争取秋收前抓“三分之一”整个战役结束；5、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

这次会议《纪要》提出：“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搞小跃进不行，搞中跃进也不行，一定要搞全面大跃进，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同时还认为要解放思想，争取我区工农业生产在最短期间内跃入全国最先进行列。要求今年粮食产量达一百六十八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十六至二十九亿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决心击退“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疯狂进攻，促进实现今年工农业的大跃进。

这一次会议比较全面地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教育战线上、文艺战线上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进一步推行了极左路线。

9日 天津下放来广西的医务人员二千多人到达我区，分配到七十个县，一百七十个公社和医疗单位(这些人员于一九七九年后，绝大部分已陆续回天津市)。

一月，根据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的指示，由河池军分区、巴马县人民武装部的主要负责人部署指挥，组织部队、干部和民兵一千多人，对巴马县那桃、羌圩两公社一些干部和农民为了躲避“刮十二级台风”而逃上山的所谓“土匪”实行围剿。这一围剿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结束，耗资四万余元，上山人员中被打死十九人，捕获判刑四人，株连亲属四十九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彻底平反，受害人员及其遗属得到昭雪和安抚。

一月中旬，自治区革委会在平果县黎明公社召开全区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推广黎明公社所谓“深挖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的经验。二十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平果县革委会在黎明公社召开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这次会议助长了全自治区所谓“深挖阶级敌人”运动的发展，为即将开展的“二?五”运动(即“一打三反”)打下思想舆论基础。


2月


9日 自治区革委会接到毛泽东二月五日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4号、5号、6号文件(即《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自治区革委会当日立即进行学习讨论，决定“要闻风而动”。当即成立六人的领导小组，下设“二?五”运动办公室，并于当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到专区、市、县，同时向区直全体干部传达，电话会议后，区直及各专区、市、县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在全区开展“二?五”运动。

10日～14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一打三反”的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二月十三日自治区革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通知》(桂发〔70〕14号)。《通知》列举并强调了我区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决定要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所谓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发动，“帮助”手脚不干净的人“斗私批修”。《通知》还指出，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要以这一斗争为中心，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至年底结束，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的支配下，全区不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又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惨遭迫害致死、致残、致伤和受到各种清理处分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直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到平反，澄清了问题并妥善地处理。

在整个“二·五”运动期间，有不少人受到迫害，造成严重后果。如桂林市在“二·五”运动中，组织三万一千多人，在全市范围内搜查了八千八百三十九个所谓重点对象；桂林地区各县城乡共动员组织了三十五万人，分三千三百多个战区，对四万一千多个所谓重点对象进行大清理。在革命根据地的东兰县，开展“二·五”运动中，进行所谓“九查九挖”(即一查本地阶级斗争史，挖叛徒；二查敌伪分布情况，挖敌伪党团骨干；三查伪人员，挖历史反革命分子；四查解放前后外来户的政治面貌，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五查五类分子的言行，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六查几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事件，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七查资本主义倾向，挖投机倒把分子；八查小孩作案，挖幕后指挥者；九查清仓核库，挖贪污盗窃分子)活动。共挖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二百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三百九十一人，挖出“地下工厂”十一个六十人，“地下商店”五个七人，“地下运输队”九个三十四人，“地下包工队”十五个七十六人，全县共被批斗三百七十五人，其中自杀十二人，还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华大皇国反革命集团”冤案。于一九七○年十月五日，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首犯”李玉庭等三人死刑，立即执行，一人死缓，三人二十年徒刑，一人十五年徒刑，五人十年徒刑，一人五年徒刑，戴帽管制三人。东兰县这一大冤案，一九八四年才得到全部平反。


3月


2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简称《三?二七通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


自治区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三·二七通知》精神，四月开始在全自治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地、市、县革委会，分别成立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对外称“三办”二组)。从此在广西开展了长达三年半左右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对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在我区发生的“文革”事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案清查。致使“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及其同观点的大批干部和群众被专案审查，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不少人被错定为“五?一六”分子和犯有“五?一六”罪行的人。一九八三年六月，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平反通知》，对错定人员进行了平反。


5月


16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韦国清、刘重桂、赵欣然、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赵茂勋等七人组成，由韦国清任组长，刘重桂任副组长。同日在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自治区革委常委(扩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以落实中央《三·二七通知》(即清查“五·一六”)为中心内容。在长达三个月的学习班中，进行大摆、大揭、大批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的种种罪行。在办班过程中，区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几次听了情况汇报，作了指示，学习班结束时，区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作了总结。总结中说：“回顾广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有阶级敌人在那里搞，就是‘五·一六’在那里搞，就是那些叛徒、特务搞的，他们一开始就要打倒韦国清同志”。这次学习班的举办，确定了全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导思想、清查的范围和斗争的策略。

20日 继四月二十八日我国政府发表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的声明后，毛泽东于今天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抗美援越前线的广西，各地连日举行集会、游行，欢呼和拥护毛泽东《五·二○声明》的发表，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


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在广西贯彻执行后，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学同样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后果。


8月


八月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公安厅召开会议，部署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会议。会上明确把一九六七、六八年间，一派群众组织的冲击《广西日报》、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训、反对砸“二黑”(即所谓文艺界的“黑会”、“黑戏”)等事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和事来清查。

这次会议后，清查“五?一六”运动迅速在全区全面开展，由于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迫害的继续，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当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反革命集团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抛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广西日报》九月十日转发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要继续搞好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好整党建党。


9月


6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发出《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中说：自一九六八年整党试点，一九六九年铺开整党以来，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单位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百分之三十九的公社建立了新党委。已有十二个县建立了新县委。在当时严重派性的影响下，在整、建党中，一些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被吸收进党内来，有的被“选”进了领导班子，给各级党组织造成严重不纯。

九月上、中旬，《广西日报》在头版连续登载都安县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把都安县树为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11月


12日至26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如何开好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基层党委及县党委的建立，在今年年底要有百分之七十的县级党委建立起来。

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十二月二十二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按照中央的部署，广西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


1月


1日 《广西日报》转发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要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判，并提出进一步肃清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指出：“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这是我们全年工作的纲领”。要求：以元旦社论为武器，用战备的观点分析形势，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明确任务，制定措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将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表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5日 《广西日报》转发《红旗》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语录》的三个部分，即：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正确路线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自治区革委会以革政字〔1971〕1号文件发出《关于为＜广西日报＞选调新生力量的通知》。为“加强”《广西日报》工作，充实干部队伍，进一步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在自治区、广西军区“双代会”期间，挑选了二十九名所谓“根正苗红”、“三忠于”、“四无限”的插青和回乡知识青年到报社工作。在二十九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十四人。

8日 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今天结束。会议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南宁召开。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自治区革委常委、广西军区、自治区革委会各大组、各专区、市、柳铁、自治区“五?七”干校、区直一、二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上届自治区党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等出席了会议。会上，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传达《康生在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代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是遵照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进行开门整风，为成立新党委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次整风重点是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要批判所谓黑《修养》、黑《六论》，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肃清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等十二人，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名曰“自觉革命”。一月五日，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作《关于酝酿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问题》的讲话。七日，经过三次酝酿后提出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一百二十六名。即：解放军三十四名、干部四十名、不脱产三十名、少数民族二十二名，其中妇女二十一名。

9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一九七一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六点要求：一、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二、积极完成整党建党任务，继续抓好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开好各级党代会，建立新党委。三、继续搞好斗、批、改，抓紧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集中火力批判“刘修”贩卖的“业务挂帅”、“生产第一”、“庸人哲学”、“爬行主义”；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抓好、抓到底，对阶级敌人要加强专政，对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要继续深挖，对新冒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要露头即打；进一步抓好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部门的斗、批、改。四、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五、加强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六、努力提高干部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11日 当晚，南宁市军民集会。热烈庆祝毛泽东《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发表十三周年。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副主任等九人出席大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讲了话，说：“十三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分权力，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的‘七性’办报方针，妄图把《广西日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重要指示，把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号召广大贫下中农紧急行动起来，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革委会，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斗倒“难”字，打掉“怕”字，反掉“骄”字，破掉“满”字，大破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艰苦奋战，力争尽快实现全区粮食亩产跨《纲要》。这是在农业生产上推行极左路线的动员会。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第三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即“反骄破满”运动)。学习济南军区的“三破三立”：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25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革委礼堂举行“热烈欢呼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红灯记》在我区隆重上映”开幕式。南宁市一千五百名工农兵群众和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影片。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红灯记》的上映，必将有力地推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27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把路线教育当作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提出：路线教育必须同三大革命斗争紧密配合，把它贯穿到一切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各项活动中去。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的实际，发动群众进行揭、斗、批、改。二十八日，第三版又发表《红旗》杂志《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思想评论。文中指出：“对斗、批、改怎么认识，持什么态度，是关系到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

30日 自治区革委会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指示，继一月十五日发出《举办第二期教育系统干部、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之后，于是日举办了全区教育战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全区各地进驻中学的宣传队、管理中学的贫下中农代表、高中党支部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高中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共四百多人。在学习班中错误地提出：“当前我区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集中表现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争夺知识分子、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问题上”。在四十天的学习班中，一些教职员工受到错误的批判。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广西医学院七一级工农兵一位学员题为《要抓讲台上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的文章。文中荒谬地指责人体解剖教研室讲师汤冠军讲课中所说的“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脑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是散布“活命哲学”。这篇严重违反医学科学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学院党委组织开展了对汤冠军讲师的批判，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2月


2日 《广西日报》以《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万岁》为题，报道了我区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份起，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整党建党”工作，宣扬党的“九大”以后，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所谓“吐故纳新”，清除了“废料”，吸收了“新鲜血液”，进一步“健全”了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指导下，一些长期坚持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一些坚持原则，敢于反对“文革”、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好党员，和一些在“文革”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真理的党员，在整党建党中被当作“废料”清除出党，而一批所谓在“文革”中积极策划武斗和乱打乱杀人“有功”的派头头，则当作“文革功臣”，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从而造成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4日 经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命乔晓光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5日 《广西日报》社论《狠抓路线教育，猛促春耕生产》一文中提出，要防止埋头春耕，放松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继续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黑货”。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要经常批、反复批。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万事不离“纲”和“线”，田头、地脚都成了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

9日至16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历时八天。参加大会的有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和红卫兵党员代表共八百五十三人。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贯彻了“九大”错误路线。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在大会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工作报告。指出：广西曾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叛徒、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声称我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斗争的必然结果。经过反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总结斗、批、改运动的所谓“伟大成果”时，他说：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还揪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纯洁了队伍。全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有十三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有一万七千多名干部“充实”到基层，有一万一千多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分子，吸收了六万多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在今后工作部署中他要求：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一打三反”运动要继续抓紧、抓好。深挖阶级敌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委员七十八名、候补委员十六名。常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十一人。韦国清任第一书记，韦祖珍任书记，安平生任副书记。这次会议，把广西“文革”中执行的极左路线当作“正确路线”肯定下来，把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指导下，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当作“伟大成绩”肯定下来。这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安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功臣”和一些造反起家、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经过拨乱反正，把混进自治区党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清除出去。对造反起家曾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廖炜雄开除党籍。错误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日 《广西日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声明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可靠的后方。十六日，南宁二十万军民冒雨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愤怒声讨美帝及其走狗入侵老挝的滔天罪行。

21日 南宁市的五所高等院校举行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大会。会上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红代会”提出号召：要发扬“五敢”精神，工农兵学员表示：“要用锄头挖掉封、资、修的毒根，用扁担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担”。广西农学院首届工农兵学员四百人，初中文化水平居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们要求教学内容要做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其后果是教师难教，学员难学，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22日、23日 《广西日报》两天来报道了我区近二千多名“工农兵学员”，跨进了七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些学员是废除考试制度后，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的。自此以后至一九七六年止，几年来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中医学院、桂林医专、百色医专等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多人。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不但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小学中，造成教育秩序的紊乱，师生关系紧张，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

23日 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伯达，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自此，在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领导下，分期分批的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

25日 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负责人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有关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试点情况。他说：从一九七○年四月起，全区在一些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工作。目前立案审查的人，已初步承认并揭发了一批人的问题。其中，对伍晋南等均有揭发材料，王、关、戚这条黑线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进了广西，与贺、霍、傅、谢、袁黑班子勾结在一起，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活动。初步查明，在广西有六个钩子：一是直接受王、关、戚的黑指示，操纵和利用一些坏头头进行阴谋活动。二是王、关、戚指派这条黑线插进广西来的。一九六七年这条黑线分成两个组(北京组、南宁组)十余人。三是全国文艺黑线。四是北京大专院校即“五?一六”集团。五是武汉线直接插进梧州。六是水电设计院的“火种”。最后，该负责人说：根据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势，全区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条件已经成熟。会上，区党委领导人指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要搞彻底，我们已经查出不少线索，要开会交流情况，研究下步做法。由于受极左思潮和严重派性的影响，这次的所谓汇报，成为以后“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依据，对“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月


16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我区从去年四月份在重点地区(主要是四个市)的一些重点单位，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专案斗争，基本上掌握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活动的主要罪行，为发动群众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七○年四月自治区革委会向各地、市发出关于进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指定博白、上思、融安、东兰等县为重点县)。从现在起，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批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具体要求：一抓紧搞好专案调查；二开办学习班，培训骨干队伍(交任务，交政策，交材料)；三做好宣传工作(大讲中央文件精神，大讲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策，大讲“五·一六”的罪行，大讲领导决心)，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所谓清查“五·一六”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通知》中宣布自治区党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通知》下达后，在三、四月份，全区各地层层相继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配备专案人员，层层举办各类人员学习班，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对象。从此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迅速开展起来。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的政工系统所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作《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指出：文化大院、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医学院和航运局为区直机关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政工组负责人作《专案工作经验总结》，自治区革委会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负责人作《文化大院运动情况的分析和估计》。同时，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区直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又举办了一期规模大的专案人员学习班(仅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就有一百二十人参加)。

23日 《广西日报》转载北京大学署名闻军写的题为《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的文章，诬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

2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撤销自治区斗、批、改运动办公室，二是第二批党员干部会传达“批陈”的几个具体问题。

25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第二季度工作要点》。《要点》的中心是继续贯彻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要点》中提出五项任务：一、开展“批修整风”，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自治区拟于三月底开办一期中央规定参加学习人员的学习班。二、建立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立新党委中，要抓好开门整风，突出抓好路线教育，调配好领导班子。三、继续认真搞好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条战线的斗、批、改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住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要害问题“大破大立”。文化战线在继续批《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毒草”的同时，以《苗家儿女》为靶子，狠批“反革命文艺黑线”。教育战线，在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的同时，要上挂下联，狠批“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四、抓好“四好”初评。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各级领导水平。

同日 《广西日报》在《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提高路线觉悟，做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的文章。


4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内部发行放映几部影片的通知》中指出：根据区党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艺大批判的指示精神，《苗家儿女》影片从四月中旬起，实行内部发行，放映前要提出批判要点，放映后要组织批判。“大毒草”《英雄虎胆》、《刘三姐》两部影片，除文艺、新闻、宣传等部门有关人员可以根据批判需要，经过专区、县革委会领导批准组织放映外，其它单位不再放映。

8日至21日 自治区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和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错误地阐述和部署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所谓重大意义和清查工作的具体方法等问题。

同日 玉林地委“三办”在《关于钻进玉林地区地下党两面派人物情况汇报》中，把地下党老干部韦树辉、熊福芝、林克武、黄经柱、王英等二十八人列为假党员、两面派、叛徒进行审查，有的被批斗、关押，长期遭受迫害，家属受株连。这一冤案，于一九八一年予以平反。

1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区革委会保卫组关于全区开展对敌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汇报说：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列举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数种表现，并建议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抓紧打击有破坏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区准备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全面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听汇报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强调指出：清查“五?一六”这项工作一定要抓紧。

1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区党委领导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讲话。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的专案斗争。在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清算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在全区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同时，结合开展“社会清队”工作。他强调指出：“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是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包括中央、区直和地直驻市的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清查的对象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社会清队”主要在四市、各县城的街道和公社一级的圩镇，清理的重点对象是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独立办道人员，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可以通过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等，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十九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该负责人四月十七日在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各地层层进行传达贯彻，一个所谓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在全区迅猛开展起来。

19日 四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了各地、市和柳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以及路线教育试点的有关人员参加的“路线教育试点经验交流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广西军区等有关领导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认识路线教育的重大意义，弄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反动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各地、市举办的领导、骨干学习班在“批修整风”中，要突出批修；报纸要组织好革命大批判的报道；文艺战线要深入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和“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等“毒草”。

25日 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高潮中，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在桂林召开了桂剧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旧桂剧是封建社会产物，解放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一直“霸占着舞台”。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彻底改造旧桂剧，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一整套所谓经验。


5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政工系统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意见》。指出：自四月八日以来，政工系统在区文艺工作总团等五个单位，先后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最近，在政工系统骨干会议上，传达了区党委领导人四月十七日在地、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四月下旬，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又相继召开了在八个开展运动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召开各单位领导、骨干会议，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关清查“五?一六”的指示，群众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陆续铺开。要求在清查过程中，要结合“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三月三十日召开的各地、市、县、部分厂矿、柳铁、国防工业系统、军工生产师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共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计划会议于是日结束。会议期间，学习了毛泽东最近发出的关于“批陈整风”、“反骄破满”、做好经济工作的指示，以及学习毛泽东批发的《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到会人员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总结交流经验，拟订了《一九七一年我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5日、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听取传达全国公安保卫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批陈整风”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有关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会上，区党委领导人提出：自治区机关在“批陈整风”学习中，对机构设置重叠的现象，要统一研究调整，总的原则是减层次、减人员。自治区革委会对全区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广播电台、柳铁等单位领导成员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六日，会议传达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召开并由康生挂帅领导的中央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在传达到领导班子问题时结合广西情况说：“全区三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干部中，工农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知识分子干部占百分之七十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十八”。“老弱病残干部七千五百九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三八，这部分干部不处理好，提拔、培养新干部受到影响”。“现在，全区在原有地、市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市长)，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二十；在原厅局长干部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三十二”。

5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通知”，指出“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我们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当天，《广西日报》配发题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社论，指出：当前落实《五?七指示》就是要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声称“要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余毒”。

7日 南宁市广大干部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和南宁市委、市革委会以及南宁地区革委会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区党委领导、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人在会上讲话。说：“《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对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的宏伟纲领”。他要求更深入、更扎实地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9日 自治区党委于二月中旬建立后，分别在三、四月份连续举办党员负责干部学习班，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我区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研究“批陈整风”以及当前工作问题。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围绕我区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的问题讲了话。会议对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讲清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二、狠抓根本，当前要以“批陈整风”为中心，带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四、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五、认真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14日 《广西日报》从今天开始，以通栏标题开辟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的专栏。“编者按”：“本报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从今天起，对反动影片《苗家儿女》进行公开批判”。指责《苗家儿女》贯穿着一条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号召广大读者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向“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猛烈开火。

17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文艺革命大批判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以及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地区和单位的写作小组成员，以《苗家儿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美丽的南方》等为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举办这一学习班之后，对影片《苗家儿女》进行了持续地批判。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又以通栏标题开辟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彻底批判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据五日至十八日在十六天的连续报道中，发表了五十五篇“批判”文章，大肆诬陷刘少奇等领导人。

21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举行隆重报告会，热烈庆祝毛泽东《五·二○声明》发表一周年。

23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教育战线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全面教育”的伟大指示，继续深入持久地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时，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以及“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这一“批判”，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24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了署名新文《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假，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真；二、“反修”、“防修”是假，保护“一小撮”是真；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假，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是真；四、“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假，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真。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攻击。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会部分常委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摆“文革”中的“大事件”及两派参加大事件的情况。这次办班，实际上是为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发现线索。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立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6月


1日 《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鼓吹自由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章。“编者按”：从今天开始，批判何直的“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指责何直的文章是打着反教条主义、探讨文艺创作道路的幌子，大肆鼓吹“写真实”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等。

3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新文《坚持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论，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文章。文中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搞阶级调和，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搞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鼓吹“和平”、“自由”、搞“大家专政”，是区别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深入批判“人性论”，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

6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纪要》的通知。同日，还批转了自治区公安保卫工作会议《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意见通知》。自治区党委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狠抓公安保卫机关的革命化建设，加强对敌斗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社会清队”工作。

12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上海机床厂党委会《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的文章。文中指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办好学校的根本，在大批判中建立新专业，设置新课程，编写新教材。宣扬“七·二一”大学是造就无产阶级技术队伍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经验”的推广，我区各地也办了不少“七·二一”大学。

19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彻底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的“林业党”反动谬论》一文，全版刊登了五篇“贫下中农”写的所谓《狠批“靠山致富”论》、《顶住了林业“包产到户”黑风》、《党的政策不容篡改》等革命大批判文章，颠倒是非，极力鼓吹极左思潮。

23日 自治区宣传、出版系统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他指出：“揪广西军区的二十个为什么”、“四管四训”、“冲击《广西日报》”、“冲击电台”、“一中兵训”、“六·一三武斗”、“揪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十五条”、“二·一九声明”、“四?一九声明”、“今日?哥达纲领”、“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属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要深挖。会后，区直文化系统开展大抓“五?一六”分子运动，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28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同意，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在自治区展览馆门前广场举行八百人参加的开幕式。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社论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29日 我区各地、市、县和柳铁，到六月二十七日止，已全部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新党委会。是日，《广西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文章。热烈祝贺我区地、市、县和柳铁全部建立新党委。在错误路线和派性指导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新建的各级党委会中，都安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有功之臣”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7月


1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当天，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党委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的通知》。

3日至1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关于上半年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纪要》。最后，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会议总结发言。他要求：一、县以上党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要结合分析上半年工作形势，对那些骄傲自满、讲假话、闹不团结和自由主义等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问题严重的单位，领导班子要进行开门整风。批判不正之风要上挂下联与批“黑四论”结合起来。二、要克服对敌斗争中的右倾情绪和执行政策中形“左”实右的倾向。三、要大鼓干劲，狠抓工、农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四、要认真做好外事工作。五、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8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广西区党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大批判文章。

9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又集中地发表了五篇彻底批判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文章。

13日至26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先后到河池地区的巴马、凤山、东兰、南丹、河池、宜山、都安和罗城县检查工作，每到一处对有关形势，以及抓好基层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指示，并提出“住山、爱山、治山”的要求。到一九七三年，则把韦祖珍当时对工作中的指导意见，作为“污蔑”大好形势进行批判。以后又整理成“韦祖珍反党言行十八例”，组织进行批判。

16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武鸣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汇报武鸣“学习班”审查干部的情况。他说：在武鸣“学习班”审查的五百多名干部中，大部分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审查中多是采用群众“批斗”的办法，在问题未弄清之前，不能“解放”，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会上，还讨论了二十四名厅局长以上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其中，错误地定为敌我矛盾的有二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三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六人；政治思想错误的有十人；审查无问题解除嫌疑的有三人。这些同志多年来，在工作上得不到正确的安排，精神上受到摧残。

20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定于八月五日召开，会议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全会精神，分析全区政治工作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各项政治思想工作在基层落实。

同日 《广西日报》举办的“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发表《推广大寨经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一文。长期以来，这一“讨论”进行了连续报道，鼓吹“学大寨”的极左思潮。

31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使广西和全国一样，广大知识分子在“两个估计”和“左”的政策下，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8月


5日至2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革委和区直单位、各级政工部门负责人、大专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事业分管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四百四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为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搞好基层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为完成党的“九大”以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9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社论。指出大庆是毛泽东提倡的一面红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中国工人阶级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在《广西日报》开辟《如何把大庆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

16日 自治区党委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和吸收新干部问题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自治区革委成立后，我们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对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初步统计约有七千名‘老弱病残’干部不宜分配，需要安置处理”。“关于吸收新干部的问题，全自治区一千零一十六个公社，按每个公社吸收三至四名计算，即应吸收三千零四十八名至四千零六十四名。条件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历史清楚，家庭和社会关系无重大问题，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一定组织能力，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下”。在当时严重派性指导下，执行结果是把“文革”中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派性严重的人当作“优秀分子”吸收到干部队伍中来。有的窃据了各级的重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31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全区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即：《关于全区各级领导班子“两化”建设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意见》，指出：我区各级领导班子是按照“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干部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不脱产委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十五岁以下的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出席县以上“双代会”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关于全区路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今年以来，开展了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的群众性路线教育运动，集中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增强了革命团结，共同对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批判“四旧”，增强了抵制腐蚀能力；批判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倾向，使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关于全区文化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全区各地经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深挖了“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动的社会思潮，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

同日 自治区党委还批转《关于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


9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举办干部读马列书学习班的通知》。决定于十月在南宁举办干部读马列书的学习班。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两本书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结合学习《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等文章。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各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学习中心小组，各地、市、县革委会宣传、政工小组的负责人，以及相当县以上厂矿、大专院校、自治区直属厅以上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共五百一十五人。

12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七日在南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地、市、县到会代表共三百一十多人。会议指出：要把大寨经验真正学到手，必须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抓住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这个关键。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做好规划，制订措施，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鼓起更大革命干劲，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学习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21日至28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各地、市、柳铁、区直四大组、武鸣“学习班”和自治区“五?七”干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会议产生了《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清查过程中，坚决贯彻了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一个重点单位开展了‘四大’和专案斗争，办了七百七十四名重点人物学习班”。“根据揭露出来的‘五?一六’罪行”，初步排出十大事件：一、收集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的几个组织；二、“二?一九”、“四?一九”夺权黑班子；三、揪“军内一小撮”；四、“北航黑会”；五、破坏区、市革委会成立；六、抢劫援越抗美物资；七、冲击桂林第三监狱；八、“九?六”抢劫桂林步校机密档案；九、南宁、梧州反革命纵火案；十、建立“反革命基地”。《纪要》要求：一、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二、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四、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五、认真抓好社会清队工作；六、继续落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七、加强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斗争；八、加强首脑机关、要害部门的保卫、保密工作。自治区党委于十一月二日批转了这一会议所形成的《纪要》。

23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增补乔晓光为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区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覃应机为自治区革委生产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2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三个问题：一、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草稿)；二、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问题；三、举办马列学习班问题。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奋战三、五年，把我区所有县办成“大寨”式的县。


10月


11日至2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所发出的57、65、67、68号文件。自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于九月十二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以后，中央连续发出文件，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十一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见》的讲话。指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贯彻中央〔1971〕57、65号文件，当作当前第一件的大事来抓，并把这项工作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求：一、加强对传达贯彻中央57、65号等文件的领导。各级领导班子可分成两套人马，重点抓好中央文件的传达贯彻；二、用贯彻中央57、65号文件精神，来带动今冬明春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抓好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四、狠抓政治落实，包括干部政策、对敌斗争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等。二十六日会议研究了关于贯彻中央68号文件问题。会议决定：为集中力量进行传达贯彻，要求县以上单位抽三分之二的干部下去，先搞县级机关，然后再到基层，月底前做好传达文件准备工作，全区要求在十一月上半月传达结束。二十八日会议研究了贯彻中央67号文件。为了不影响生产，决定在农村党员干部要分批、分片进行传达，贫下中农要分散传达，一个大队也可分片传达。县人武部、军分区同地方党委一起传达。要组织机关干部下去，每个专区都去人。区直四大组在南宁化工厂、邕宁县搞点。下去的干部归各地、市委统一领导。二十九日，自治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公社、柳铁党委、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党委、区直机关各大组、“五?七”干校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6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知》，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是一场最深刻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是当前中心任务，是推动各项工作的总纲。要求全区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传达完毕。

29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宣讲中央〔1971〕68号文件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一、揭批罪行，大谈危害，激发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二、剥开画皮，认清本质，识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三、大讲胜利，激励斗志，增强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四、提高认识，团结对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五、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搞好“两个结合”，争取更大胜利。

30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基层年终政治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总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开门整风以及做好生产队干部政治工作，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等方面的经验。

同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区教革”《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文章，提出：鼓吹“天才论”就是反对学校向工农兵开门；鼓吹“理论至上”就是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鼓吹“教授治校”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教育。


11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自治区党委向中央作的两个报告。一是关于自治区党委在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中传达中央〔1971〕57号等文件的《情况报告》；二是关于龙智铭在五月间清查“五·一六”“罪行”时，卧路轨“畏罪”自杀身亡问题的《情况报告》。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讨论到龙自杀问题时说：去年办学习班时，龙智铭不交待问题，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群众揭发他大量“罪行”，又办了学习班，龙智铭感到问题严重，而“畏罪”自杀。我们的错误是对龙“管理不严”，龙智铭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他自杀应向中央汇报。

2日 自治区党委并以桂发〔1971〕111号文件转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出于“左”的错误和派性思潮所形成的这一《会议纪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肯定。

7日、15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天来开会讨论自治区党委写作小组为《红旗》杂志撰写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为不断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两篇文章，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发稿。

19日至12月上旬 自治区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革委会主管教育工作负责人、教育部门干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党委、革委会以及区直各部门、部分厂矿、宣传队、贫管会、学校和教师代表共六百多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对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和部署。这一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长期以来成为我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把教育革命引上了邪路。

19日、22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路线教育以及今冬明春工作部署问题。自治区革委会保卫组负责人汇报说：林彪事件后，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十月份案件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其原因是：我们思想跟不上；公安队伍“新鲜血液”多，破案率低；在执行政策上，对敌人打击不力。听完汇报后区党委领导人说：要全面搞一个对敌斗争的意见。对敌人造谣破坏不打击不行，对敌人不专政不行，劳改犯嚣张，不杀几个不行，对资本主义泛滥要批判。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提示》初稿。

23日至2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今后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问题。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着重抓好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一、狠抓阶级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加强政策观念，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三、大力搞好基层建设，力争十二月以前做好生产队干部改选工作。四、认真做好实现明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工作，在农村着重批判“四旧”和资本主义倾向。


12月


2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的通知＞》。指出“这一社论，全面、深刻而简明地总结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批修整风’运动极其丰富的经验”。强调学习社论要和认真看书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15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7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央77号文件，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要求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

21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教育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育队伍，实行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工农兵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

30日 《广西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社论。指出：“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在深入开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人在茁壮成长”。“目前，我区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占全区人口的六分之一，建国以来，资产阶级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向无产阶级发动多次进攻，当前，这个阵地上资产阶级对青少年腐蚀、争夺和无产阶级反腐蚀、反争夺的斗争仍在十分激烈地进行着”。

31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路线教育总结活动。自治区党委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治区党委还派出宣传队分别到南宁化工厂、南宁市八中和邕宁良永大队蹲点，总结推广开展年终路线教育总结活动的经验。各地、市和柳铁党委都及时召开了各级党组织会议和举办骨干学习班，层层进行动员和布置。为加强对路线教育总结工作的领导，各地、市成立了“路线教育总结办公室”。


1972年


1月


1～7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中央〔1971〕77号文件(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斗争材料之一》)和8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学习和讨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区党委、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路线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基本原则是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以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等反动谬论。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区党委和区革委会的领导同志。

2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说，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三要三不要”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要求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热潮，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元旦社论精神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中去，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领导。

4日 《广西日报》发表通讯《柳钢在沸腾，柳钢在跃进》，把派头头刘目忠誉为“钢厂铁人”。刘因在“文革”中乱杀人，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而被判刑。

14日 《广西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题目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错误批判我区著名壮族作家陆地写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15日 区党委领导人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检查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情况时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辩论，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接着在全院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点名批判原院长张云莹和原院党委书记杨江等人。

18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贯彻中央〔1972〕3、4、5号文件，决定召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25日～2月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六十五人，候补委员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干部五百七十六人。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并继续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会议期间，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等三十人在大会上对林彪一伙进行了声讨、揭发和批判。中央委员岑国荣、中央候补委员盘美英也参加了会议(二人因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在一九八三年“处遗”后已开除党籍)。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常委还和各地、市委负责人就会议结束回去后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一)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文件，逐条逐段地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二)各级党委要把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抓紧抓好。(三)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创造优异成绩。(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五)要严格执行过去的保密制度，认真做好保密工作。


2月


5日至中旬 各地、市、县委遵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相继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1971〕77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也都在他们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批判发言。二月中旬以后，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全区五万五千多名宣传队员，近百万骨干队伍，向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口诛笔伐，掀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高潮。

10日 根据一九七一年试点经验，自治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委和柳铁党委发出《关于在城市、县城的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文件规定“社会清队”的基本做法：第一步，广泛开展四大讲(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讲社会清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第二步，开展四大、八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四大”即：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八查”即：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要求通过“社会清队”把暗藏的阶级敌人、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清查出来，整顿基层组织，落实群众专政，组织居民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这个文件精神，各地、市、县委都陆续部署和铺开了“社会清队”工作，有的县则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一起搞。在清队中由于派性作怪，乱怀疑、乱揪斗，搞得广大群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梧州、柳州、北海、贺县、资源、阳朔、凤山、巴马、环江、都安、罗城、柳城、融水、横县、武鸣、天等、崇左、上思、德保、天峨等二十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清队”中就揪斗了二万八千五百多人，定为伪军、警、政、宪、特和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八千七百六十九人，逼死三百一十多人。在“清队”中，各市、县普遍搞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美其名曰：走“光辉的五?七道路”。结果到农村后，许多人的住房成了问题，许多人不习惯农业生产劳动，所得工分少，工分值又低，在农村生活不下去，许多人又慢慢地倒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允许迁回户口，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据桂林市、南宁市和钦州、南宁两地区不完全统计，倒流回城的“黑人黑户”达一万六千八百多人。

12日 《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必须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作者署名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小组。

24日、25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


3月


20日至4月11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了全区计划会议。到会人员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泽东批发的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文件，学习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声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我区经济领域中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严重现象；许多工矿企业因要派人去搞工宣队、工纠队、支农、挖防空洞，以致出勤率严重不足，影响生产和营业任务的完成。全区亏损企业达百分之三十，国营农场亏损也很普遍。会议认为很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24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和传达这个谈话纪要，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打下思想基础。

29日至4月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传达讨论了江青在接见广州地区三省(区)部分负责人时的“指示”。会议期间区党委一位领导人对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自治区常委和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对过去在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也作了检查。四月六日，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代表自治区常委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对过去在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如下检查：(一)过去几年，因迷信林贼，对他盲目崇拜，经常对他进行吹捧、宣传，充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在一些报告和报纸社论中，经常把林贼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吹捧林贼，抬高他的地位。一九六九年自治区革委会在传达“九大”时，说林贼“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毛主席最紧最紧”。一九七○年，自治区革委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把林贼说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用毛泽东思想最活最活最活，学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在《广西日报》配发的社论上还写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二)错误地翻印、编印林贼的反动言论和吹捧、宣传林贼的材料。一九六九年，自治区革委会印发了编有林贼“语录”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十万册。广西日报社选林贼已公开发表和还未发表过的报告、讲话文章共三十五篇，编印林贼的“言论集”十万册。自治区编印的中小学课本中，也有吹捧、宣传林贼的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自治区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展览中，有一幅仿制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把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毛泽东与林彪会师，颠倒了历史，美化了林贼。有些单位还自行翻印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小道资料。据初步清查，全区共发现五种版本，都有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内容。(三)在基层建设中，普遍推行林贼的“四好运动”，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一九七○年三月，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错误地提出“抓不抓‘四好’，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四好运动”在全区的开展，使一些单位不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助长了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全面落实。(四)为贯彻毛泽东关于要学好唱好《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的指示，自治区党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发出的关于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错误地引用林贼的话：“教一个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特别是在林贼叛国出逃后，又于九月十五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这个通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7日、8日 两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就区党委某领导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位领导人在不明林贼真实用意和过份崇拜、迷信林贼的情况下，在华东大组会上的发言中也说了“要设国家主席”、“宪法中要写上毛主席是我们国家当然的主席，林副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当然副主席”的错误言论，并对上海市委提出了不满意见。“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这位领导人认识到上当受骗了，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检讨。由于该领导人在发言中对上海市委表示了不满，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就触怒了江青一伙，在广州地区三省(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被江青几次点名批评。在四月七、八日两晚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常委们就以江青的批评为依据，无限上纲上线批判该领导人，迫使他在四月九日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违心地作了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上了贼船”、“犯了反党、反毛主席、反‘九大’路线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同日 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指出：过去吹捧宣传林贼的地、市委要作检查，自治区党委的检查要发下去。区党委某领导人的这次检讨要送中央；这次检讨连同他在北京的检讨要往下发，传达到县团级。

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主要领导人作总结讲话，要求全区各地进一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一是要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二是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狠抓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和捣乱。有的书写吹捧林贼的反革命标语；有的呼喊为林陈死党招魂的反动口号；有的同港特勾结，递送情报；有的大肆造谣，煽动战争恐怖。三是各级党委要不断增强党内外的革命大团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

本月中下旬，各地、市、县党委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1972〕12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5月


4日 为彻底清查林陈(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情况，自治区党委成立专案办公室(对外称第四办公室)，区党委和区革委会分工二名领导负责抓此项工作。

17日 自治区党委将专案办公室(即“四办”)综合整理的《林彪死党江腾蛟一伙拉拢、控制广空桂林船修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情况》向中央专案组报告。


6月


13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我区九所高等院校开展秋季招生的通知。强调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要认真选送优秀的工农兵上大学，要认真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由于取消了文化考试，招收入学的学生有高中文化的，也有初中文化的，甚至有初小文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也给一些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


7月


4日～8月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探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推动我区批林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中的党员，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县、市人武部的负责人，区直机关小组长以上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基层干部，共九百一十五人。中央委员岑国荣、中央候补委员盘美英也参加了会议。区直机关、南宁地、市和南宁驻军的县团(包括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共四千零一十五人听了传达报告。

区党委和区革委的主要领导人等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到会人员用十三天时间，着重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部分中央文件，阅读和讨论了中央〔1972〕24、25号文件。接着用十天时间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重批判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文章《论短促突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讲话等反面教材。接着用四天时间进行整风。

30日 上午，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了关于过去在工作中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的检查。下午，区党委某领导人在大会上检查了自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31日 南宁市委主要领导人在南宁市大组会议上检查过去几年中，对林贼盲目崇拜，经常吹捧，做了他的义务宣传员的错误。如大搞“三忠于”活动；把林贼的话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对他的黑指示从不怀疑，并广为宣传；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小道找来的一份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如获至宝，未经请示，就编入《学习资料》翻印了三万余册，广为散发，吹捧林贼，流毒甚广。

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和“三支两军”的负责人还学习了中央〔1972〕28号文件，文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军队干部检查了“三支两军”人员中有的人因成了地方某个单位的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搞特殊化，占用地方房屋，贪大求洋，铺张浪费，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8月


4日 区党委领导人、革委会副主任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继续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他说：“融安县最近破获一个所谓‘中华人民救国军林彪野战部队’反革命集团。就策划过抢粮、抢钱、抢枪，上山‘打游击’，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还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重点仍然是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同时要认真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6日 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对全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用半个月左右时间，以市、县为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吸收车间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培训骨干。九月份陆续在群众中传达贯彻。

本月中、下旬至九月初，全区各市、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批林整风，培训骨干，组织宣传队伍。九月下旬开始深入大队、生产队，向广大群众传达，到十月底，十一月初基本告一段落。

在批林整风中，各地根据“要狠抓阶级斗争”的指示，连续召开公判大会，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不少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专政对象，交由群众专政。事实证明，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被公判的，有一批是以派划线造成的错案、假案。

12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听取自治区党委专案组办公室汇报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情况，并向中央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有林彪死党江腾蛟等十六人到过广西，有八人被他们拉上了贼船，接受交底，陷得较深的共有七人；沾边的有八人”。(据中央专案组最后审查结果表明广西没有林彪死党成员)


9月


16日、26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次开会，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乱打死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七二年以来，广西各地在“文革”中不少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遗属上访上诉频繁，有的甚至向中央申诉，迫切要求给死者正确定性平反和惩处杀人凶手。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处理，并要求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会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政策性很强，弄不好会反复，这是一件大事，处理了一个就联系到一派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区党委领导人又说：“对这个问题，只要人家不告状，就不要把这件事再搞了，要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四类分子被打死就算了，不作处理了”。会上定了四条办法：一、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搞派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二、要把乱打死人这笔帐记在刘少奇、林彪，王、关、戚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三、对死者家属子女，不管是哪一派的，坚持一视同仁，政治上不歧视，工作(生产)上作好安排，生活上有困难的，均用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四、通过各项政治活动，加强对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乱打死人的问题。

对处理打死人的问题，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关于六七、六八年期间我区发生乱打死人的问题，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看了这个文件。这是告诉你们，领导上掌握处理这些问题的四条办法，让领导同志心中有数……，你心中有数，有四条办法可以做好工作，进行个别处理，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大张旗鼓，现在不是时候，就是以后，也是个别找上门来个别解释处理，要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挑起派性”。由于当时的自治区党委领导对“文革”中乱打死人的问题没有认真处理，因而会议以后，有些市、县在落实政策中，只是把一些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的死者，改为“非正常死亡”了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派性问题，惩办直接杀人凶手和乱杀人的组织者、指挥者。甚至“文革”中造反起家、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罪分子有的还入了党，升了官，继续搞派性，推行所谓“广西文革中的那条正确路线”。因此，受害者遗属不服，多年来，仍频繁地到上级党委机关和党中央申诉，迫切要求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惩办乱杀人的犯罪分子。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央对广西工作报告批示指出：中央希望你们进一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自治区全体党员同志和有关群众的认识，大力发扬党性，坚决克服派性，坚定不移地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抓紧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尽快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对情况复杂的“老大难”问题，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做好工作。接着，中央对广西自治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着重指出：几年来广西自治区党委和广西的广大党员、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广西自治区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落实政策的步子比较慢，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处理，广大群众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因此中央派出了工作组到广西自治区进行处理文革遗留工作。调整后的区党委在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全区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才得到妥善的解决。


10月


25日 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将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纪要，即《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草稿)，印发给各地、市、县及柳铁党委和革委，要求组织一定力量，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个公社或若干大队作为试点，贯彻实行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试点工作要求在十二月下旬结束。《纪要》(草稿)共有十四条，对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副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提出了意见。要求以批修整风为纲，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错误，解决存在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随后，各县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开展试点工作。十二月中下旬，各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联合发出《纪要》通知，全面开展贯彻实施《纪要》的工作。


11月


八日至十二月二日 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和区革委会领导以及其他常委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十二月二日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桂林市委在执行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一)一九七○年四月，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清查中，曹×(桂林市委副书记)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都进行搜查。开始，市委部分常委决定清查三千户，这个面已经过宽了，而曹×又自作主张，提出“翻一番”。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了“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了八千多户。有六百多名干部出去搜查别人，自己的家又被别人搜查。这就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影响了革命团结，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二)一九七○年五月，桂林市医药站搞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案，是一个假案、错案，轻率地把五人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审查中又搞逼供信，严重违犯了党的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三)一九七○年，桂林市办第三期公检法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对公检法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偏差：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二是搞刑讯逼供，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共斗争了七十多人，后又把这些干部当作工人下放到工厂；三是让判处死缓、后来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舒××到学习班去作所谓学毛著讲用报告，还号召学习班的人向他学习，走他的路。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是严重的立场错误。当时在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对公检法作了错误的评价，有其影响，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不要过于追究个人责任”。

但是，这次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桂林市一些派性较重的人的派性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帮助。

27日 自治区党委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我区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指示，我区各级党委都把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批判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消失论”，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对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批判林彪污蔑马列的书“多”、“远”、“洋”和反动的“三十字”方针，进一步认识“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改变了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三)批判林彪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改进了领导作风。(四)批判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反动谬论，坚持政治与实践的统一，更好地落实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12月


16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结合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28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贯彻执行中央〔1972〕45号文件，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到会人员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摆了一些政策不落实的情况，如有的在案件定性处理上有偏宽偏严现象；有的以劝退为名，随便开除职工；有的对扣发的工资该补发的没有补发，抄家抄走的财物该退回的没有退回，反映较多的是户口问题，许多下放农村倒流回城的人和部分由农村来的职工家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黑户”等。


1973年


1月


1日 《广西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献词》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

10～21日 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会上各单位就一年来批林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及新闻报道工作等情况作了汇报。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七三年全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继续进行以“三项基本原则”为重要内容的“路线教育”。“认真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4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批复南宁、桂林市革委会关于撤销“工人纠察队”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该两市的“工人纠察队”。


5月


25～31日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二十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总结交流“深入批修整风”、“与工农相结合”及“加强团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二名，候补委员十二名。并经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自治区党委批准产生了常务委员十八人。梁吉泉、颜景堂任书记，刘美荣、唐以豪、莫家裕、梁梅芬、周卫红、卢黄基任副书记。这次“选举”把一些造反派头头、“文革功臣”和派性思想严重的人以及犯有杀人罪行的梁吉泉、颜景堂选上担任团区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于一九八四、八五年对有严重问题的人分别作了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了刑事责任。

是月，全区各地、市、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纷纷传达和动员本地干部群众“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老红军干部的所谓“罪行”。当时的自治区党委给他确定了“直接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攻击诬蔑广西革命的大好形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恶毒咒骂、丑化干部群众”等罪名。致使该同志遭受迫害，蒙冤近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至一九八三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6月


20～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期间，三十二名代表介绍经验或作了书面发言。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和“决议”认为：“我区工人阶级在‘文革’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派出自己的优秀代表，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使教育事业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三人。第一次委员会“选举”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总工会常委十七名。岑国荣为主任(原柳钢工人，“文革”中造反起家，一九八五年被开除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副主任李家海(原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文革”中指挥攻打区水电设计院“火种”武斗前线指挥)、邓文光(原区建一公司工人，“文革”造反派头头，因故意杀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等八人。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当时存在严重的派性，使一些“文革”中有严重问题以及犯杀人罪行的人窃据了自治区总工会的领导要职。


7月


8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2〕32号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央32号文件关于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的指示精神，结合我区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从七月份起，全区各地、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部分留在地方工作外，其余陆续撤回部队。七月九日，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撤销军事管制的通知》，全区各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管制小组等机构亦陆续撤销。

16～21日 自治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通过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各族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工作报告和《全区各族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决议。三十四名代表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九十七名。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妇联常委十八名，主任为曾小平，副主任八人。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选派带队干部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指示和兄弟省的经验，区革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选派国家干部带队的办法。带队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和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经常与知识青年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干部来源，可从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中选派，原则上一百名左右知识青年配备一名干部”。


8月


14～29日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讲了话，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传达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我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好形势，严格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对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评价是：“形势大好”。全区已有二十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中间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已有大批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措施，提出要“狠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两条路线斗争”，“大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等。

18～28日 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南宁召开。都安、横县、钦州县飞跃大队、田阳县那塘大队等一百二十二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认为，广西“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并提出今后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二百零六亿斤和二百一十六亿斤的“奋斗目标”。会议讨论并草拟了《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若干问题》的纪要文件。文件说，我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决定今冬明春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24～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广西代表有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岑国荣、盘美英、郭耀卿等二十二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韦国清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郭耀卿。

是月，广西高等院校一九七一年二月入学的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


9月


6～17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举行了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会上传达了“十大”的盛况和会议精神。九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又举办“学习班”，组织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大”文件。并逐渐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的热潮。

28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报道《爬不了大坡就上不了高山——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学大寨六年巨变的事迹》。报道说：几年来，都安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精神，在乱石窝上“修造梯地十六万亩。全县粮食产量五年翻了一番，六年跨过了《纲要》。去年在五十年未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一点六倍，平均亩产也由六年前的三百多斤上升到八百一十四斤。多种经营逐步发展，达到了一人一猪和两人一羊。五年来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二千多万斤，猪、羊二十一万头，成为少数民族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事实上，以上数字均严重夸大。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安县委曾给河池地委、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虚报粮食产量问题的检查报告》。据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材料，该县一九七一年虚报粮食产量四百六十八万斤，一九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一九七三年仅上半年就虚报了六千零七十五万斤，并制订了当年计划卖双超粮五千万斤的远远超过实际承受能力的浮夸指标，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九七二年完成征购数的六倍。县委为完成这一征购指标，竟层层分配数字，强迫农民卖过头粮，搞得农民苦不堪言。


10月


11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是月，自治区党委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各部、委、厅、局的三十七名负责人带领，赴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分社队和厂矿，广泛宣传“十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掀起一个“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十大’文件的高潮”。


12月


3～4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举行报告会，邀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批孔”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柳州铁路局和各地、市的负责人，自治区、南宁市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解放军战士等共两万人。自治区党委大部分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杨荣国的“批孔”报告大谈“儒法斗争史”，认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思想都是极端反动的；批孔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深入批林整风的需要。杨荣国的报告，迎合了江青等人搞影射史学、推行“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需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杨报告后作了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把“批孔”作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有准备、有步骤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批孔斗争”。后来，杨的报告录音在全区各地层层播放，并被翻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在全区掀起了一阵“批孔”的狂潮。

22日 《广西日报》报道了全区一九七三年又有三万九千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


1974年


1月


1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插手部队，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

29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的负责人和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的领导人，以及地、市、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了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在学习班里，统一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认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当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农村有、城镇有。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广泛发动群众，既要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同时又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批判”上来。学习班至二月六日结束。学习班结束后，全区立即组织四万多名干部作为宣传队，由各级主要领导带领，到城市、农村基层，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随后，各地、市、县相继成立所谓“批林批孔办公室”，在全区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


2月


7日 自治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学员是来自“文革”以来从基层单位选进区、地、市、柳铁的党委、革委的工农干部共三百六十八人。区党委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要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是关系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问题，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必须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同时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6日 为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深入，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看大字报并参加班组“批林批孔”会议，并与各车间党支部书记、群众座谈。座谈会上分析了全区运动发展形势，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这段时间，江青等人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应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3月


14日 自治区文化局组织广西艺术学院工农兵学员、区直文艺团体的创作人员、演员以及梧州市粤剧团、南宁市曲艺队代表举行批判会，以“极大义愤”批判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到会者表示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坚决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坚决打退“文艺黑线的回潮”，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但当时在广西也有人反对批判《三上桃峰》的。她就是柳州市开关厂质检员孙芷新(女，四十一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看到评晋剧《三上桃峰》后，三次写信为《三上桃峰》叫好。柳州市委即以其“为刘少奇歌功颂德”，“为刘少奇翻案”，属“现行反革命”，判处她十五年徒刑。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市委才给孙芷新平反。


4月


1日 《广西日报》发表《认真抓好典型，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社论。社论提出了要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抓好典型的问题。

13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体育馆召开自治区机关和南宁市所属单位“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自治区、南宁市以及各条战线、郊区、街道的六千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会议。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军区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交流会由南宁市委主要领导人主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16日 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恢复自治区“五·七”干校，干校设在区党校原址(后迁往西乡塘)，从四月中旬开始轮训区直属机关在职干部。是日，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正式开学，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参加这期学习班的一百五十名干部中，有局以上领导干部十四名，处级干部二十五名，党员占百分之八十。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乡。五月下旬，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给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韦祖珍到广西工作后，曾到全区五个地区、两个市、三十七个县和区直一些单位作调查研究，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评。在批林批孔中，自治区党委把他在工作中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当作是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并把他对老革命根据地和山区工作提出的积极意见，以及指出山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落后现象(即突出问题十八例等)，作为“诬蔑广西大好形势”来批判。这不仅转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极左影响的注意力，而且又使当时山区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坚持下来，给后来山区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查明这是一个冤案，自治区党委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作出《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问题的结论报告》报请中共中央审批，为韦祖珍平反，并恢复名誉。

24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狠批为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三○二案件＞》。该文联系所谓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认为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广西某些地方个别文艺团体移植演出的《三○二案件》(又名《不静的海滨》)是“一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的毒草戏”。“编者按”指出，“毒草戏《三○二案件》的要害是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肆鼓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出现在社会主义舞台上，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明显表现”。声称“要深入狠批《三上桃峰》、《三○二案件》之类的大毒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抵制坏书、坏歌、坏戏”。


5月


19日 《广西日报》配合全区批判韦祖珍的“罪行”，发表署名文章《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

28日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总工会召开自治区驻学校“工宣队”代表会议，会议至六月二日结束。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四人出席了会议。区党委领导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交流了经验。讨论研究了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工宣队”的作用，狠抓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等问题。会议明确了“工宣队”的基本任务，即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


6月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中共广西武鸣县委文章《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11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开幕式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领导十九人，大会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三人。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总结交流知青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持在农村干革命的经验。会议于十七日结束。大会通过了给全区上山下乡知青的倡议书，号召知青走毛泽东指引的革命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月


3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在斗争中的作用；要抓紧“理论队伍”的巩固和提高工作；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为进一步加强“理论队伍”，各单位要组织落实。实际上要层层加强“两杆子”之一的“革命大批判”的“笔杆子”队伍。

5日至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区理论战线的“大好形势”并对理论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对于那些传播很广的《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反动”谚语、格言等贩卖孔孟之道的“毒草”，要进行批判。在会议的部署下，全区深入持续地批判所谓“封建”的“坏书”代替和取消了对林彪极左思潮的批判。

31日 自治区“五?七”干校第二期举行结业典礼。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领导人出席了结业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要坚定地走“五·七”道路，坚定地办好“五?七”干校；当前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孔”。


8月


是月，自治区文化局党组在区直文化系统发动全体职工深揭韦祖珍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反革命罪行”。区文化大院贴出许多大字报，其中有的揭了许圣亭(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乃健(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江滨(支左干部、区文化局副局长)反对样板戏的问题。其中，《江滨十骂样板戏》大字报引人注目。后来有人在《十骂样板戏》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向自治区党委和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揭发许、张、江对样板戏的所谓问题。

这封信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写成，通过新华社记者转送到江青手中。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写了批语说：“广西文化界这几个小丑表面上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他们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仇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文艺路线)；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认为他们这样叫嚣‘三忠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建议党中央重视两广的文艺界斗争，以点带面，推动全国。”

自治区党委根据江青所谓“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八?一八批示”，有计划地对许、张、江进行了批判，并规定许圣亭、张乃健由宣传部负责审查，江滨由区文化局负责审查。经过了在各种会上的多次批判斗争，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为江滨作出了“在文艺工作方面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结论。事实上，对许圣亭、张乃健、江滨三人所进行的批判是错误的，它在客观上对我区在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治区党委才发出《关于根据江青“8?18”批语批判江滨同志的平反决定》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区党委根据江青强加给许圣亭、张乃健、江滨同志‘四个仇视’的调子，有计划地对他们开展了批判运动，区党委认为，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江滨同志的政治名誉……”。


9月


1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军民十万人批判大会，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号召广大工农兵在批判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一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民战争。区党委部分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10月


21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党委和部分县委的负责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工会、妇联、共青团、公安部门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广西驻军的部分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是学习上海建设“第二武装”的经验，明确在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同时要组织“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积极宣传上海经验，大力支持民兵指挥部，把我区民兵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历时十天的会议于三十日结束。


11月


5日 《广西日报》发表了题为《以上海为榜样，加强民兵建设》的社论，指出上海经验的基本内容：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和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城市民兵队伍；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明确提出民兵的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加强民兵骨干的建设；建立民兵指挥部，更有利于加强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因此，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本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柳铁、广西军区政治部和区直机关有关单位主管宣传文化工作者二百多人。会议传达贯彻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分析全区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揭发我区文化部门有的人疯狂攻击革命样板戏，研究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问题。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27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南宁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分析全区政治形势，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一百一十四人，自治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区党委某领导人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全区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会议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指出：要继续把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继续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批判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民战争”，彻底肃清《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女儿经》等坏书的流毒；要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准备，迎接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12月


5日至13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柳铁党委，部分区直厂矿党委主管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以及自治区各战线、广西军区政治部、区直各单位和大专院校负责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共三百一十六人。自治区党委和区革委的部分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廖炜雄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把广西组织工作几年来推行“左”的路线，并在严重的派性干扰下，对“文革”中造反杀人的当作“文革功臣”和有严重派性思想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并当作“成绩”肯定了下来。中央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确指出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处理。广西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处分了“文革”中犯错误的国家干部，开除犯有严重错误党员的党籍，从组织上拨乱反正，否定了所谓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

18日 自治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宁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三千多人，此外，还邀请老干部、老红军、驻军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工业战线和农林场站的工人代表，各个战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农代表、农村教师、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各方面代表一百五十多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领导等十一人出席了开幕式。在广西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也参加了大会。区党委领导人分别致开幕词，安平生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报告。

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南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抵南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向陈永贵汇报了广西工作。

24日 陈永贵在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中心会场在广西体育馆，另设三十多个分会场，共十八万多人集会听了报告。市区工厂、郊区、学校以及全区的生产队都普遍组织干部、群众收听，“盛况”空前，郭凤莲通过大会向广西各族人民赠送了大寨大队的玉米种之后，郭凤莲、赵二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永贵等的讲话，极力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说什么：资本主义倾向，不仅农村有、城市有，机关也有，要把这股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要解决障碍大干快上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抓人的思想，抓大批促大干。昔阳县是通过抓点，解决了点面结合的问题，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这样就能干一个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声势和气魄来。区党委领导人最后讲话指出，大寨的道路，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的道路，我们要争取把我区所有的大队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队，把所有的县都建成大寨式的昔阳县。

26日 自治区第二次贫代会闭幕。大会期间共有四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和个人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区贫协第二届委员会，通过了《倡议书》，号召全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以大批促大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夺取明年新丰收，为实现我区第五个农业规划而斗争。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为一九七五年全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取经”，学习大寨“批资批修总体战”那套极“左”的东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29日 在区党委领导人的陪同下，陈永贵等抵柳州市。陈永贵在柳州活动后说：“柳州郊区条件很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号召郊区农民向大寨学习，毁林造田，大种粮食，不搞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并说：“你们广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样把资本主义搞臭。”


1975年


1月


5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8～10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3～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大会通过了宪法，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至十一月，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实际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开始了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使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转机。在这段期间，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先后召开了有关会议，针对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软、懒、散的状况，开始一个一个部门、一个一个企业的整顿。这些整顿在我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太深，又有严重派性的干扰，使这些整顿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下去，自治区党委在下半年作出决定，在全区开展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使“左”的东西再一次得到系统地发展，以致后来出现抢先批邓等一系列的错误做法，在全区造成极坏影响。


2月


7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会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随后，各地、市委和柳铁党委成员都根据自治区党委通知精神，先后开了党委常委会或举办学习班，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在全区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3月


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和南宁市各单位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理论学习小组共二万多人。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各级党组织做好调查研究，联系实际，订出计划，做出具体部署，领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三月中旬，为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把基层单位的“斗批改”抓一遍，自治区党委决定组成宣传队抓好“三分之一”。全区从区直机关和各地、市、县、公社抽调五万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矿开展所谓“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全区各高等院校也抽一千八百名师生参加宣传队。不少干部、群众在“教育”中被整。

26～30日 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工、青、妇的各级干部、广大工人、共青团员、红卫兵、青年、妇女迅速行动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批修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优异成绩迎接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4月


1～8日 全区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大会代表共一千九百多人。自治区领导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把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紧密结合起来，抓好“三分之一”，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提高到新水平。

1日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颠倒是非、颠倒敌我关系，无限上纲，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23～29日 自治区党委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领导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农村、厂矿、部队、机关、学校等十六个单位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和体会。这次会议，为即将开展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大造舆论。


5月


7日 广西日报社负责人传达自治区领导人的指示：在学大寨中要批资本主义，对扩大自留地、“野马副业”问题要处理。此后，《广西日报》紧密配合自治区党委开展的“批资批修总体战”，连续发表大批判文章，极力鼓吹极左理论，流毒深广。

24日 《广西日报》在报道自治区党委和地、市、县委书记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消息的同时，配发题为《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的社论。说“要按照昔阳的经验，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要七斗、八斗不停休，一直斗到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

下旬至6月，自治区党委组织各地、市、县委、部分公社党委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分四批去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在昔阳与广西代表团会见。参观团先后在昔阳参观了二十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自治区党委强调要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大寨、学习大寨。参观团回到南宁后，自治区党委立即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要求各地要学习大寨、昔阳人民“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昔阳、大寨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实践；并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学昔阳、大寨的紧急动员会。随后，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地批“五种人”，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推广大寨评工记分和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等等。致使许多农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蒙受迫害，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仅南宁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共处理了干部、群众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开除党籍二百二十四人，拘留、逮捕四百六十六人，判刑四百八十一人，作其他处理六十六人。


6月


15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即《十条》)，部署全区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简称“批资批修总体战”)，进行开门整风。解决班子中“软、懒、散”和“五种人”问题。《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七，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自留地主要种社员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留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的要坚决地限期回来；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芩、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允许向私人购买。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寨评功记分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许进入集市贸易；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许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七月份起，一律改为每个星期天为一圩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足百分之十左右劳动力进行常年施工。《决定》使“左”的政策系统化，条文化。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一个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全区迅猛展开，大批干部、群众被当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保护伞”等进行批斗，蒙受迫害，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全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错整了一批好人。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仅据一九七六年一至六月统计，全区在“总体战”中揭发各种案件达二万五千五百多起，其中涉及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四百九十九人。除少数确有实据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外，不少好人被错整了。其次，运动中由于反复批判“工分挂帅”，强调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取消定额管理。这种“大概工”的推行，“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进一步扩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在思想上造成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再次，运动中，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的花样百出。诸如自留地“搬家”、“上山”，“禁止赶圩”，“不准私人养母猪、母鸭”等等。有的县还提出批判“口粮六百斤，着重抓现金”和“窑顶冒烟，收入二、三千”，从而限制了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扼杀了社队的多种经营，窒息了农贸市场，堵塞了城乡商品流通。这使我区本来就很不发达的农村商品经济更加萎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


7月


10日～8月24日 《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评论员文章，即：《评“野马”副业》、《“野马”是害马》、《锄“野草”》、《靠什么“上马”》、《田少人多出路何在》、《斥钱迷》、《从一百户调查中得到的启示》、《事关大局，非清不可》、《要把“野马”变“家马”》。把我区刚刚兴起来的一些社队企业当作“野马”批判而被迫下马。

21日 在毛泽东《七?二一指示》指示下，全自治区几年来积极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共办了“七?二一”大学三十所，正在筹办的近一百所，至十一月底止，共办一百三十六所，学员五千多人。另外，中小学校办工厂(车间)一千六百三十一个，以及农林场等。


8月


14日 毛泽东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这段期间《广西日报》连续发表《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晁盖之死与宋江篡权》等十二个专版的评《水浒》的文章。


10月


是月，全国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广西有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一百三十七人参加。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于十月底，从区直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抽调三千二百多名干部和师生组成宣传队，与地、市、县宣传队一起，到八个地区、四个市和部分县、社、队和厂矿企业继续抓“三分之一”，要求继续贯彻学理论、防修反修，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

5日 中共中央决定调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安平生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11月


上旬，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普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五十多万干部参加了会议。大家决心象搞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全力以赴，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普及大寨县和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胜利。由于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发展了在农业生产上“左”的东西，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上旬，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随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在这运动中，广西自治区党委态度坚决，行动积极，抢先批邓。


12月


27日 经中央同意，任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1976年


1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毛主席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精神实质，在新的一年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3日 《广西日报》一版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题，报道了浦北县教育革命的成果。副题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广西日报》第一次在地方稿中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该县各学校都要认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9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震惊人心的消息。可是在当天的第三版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新的胜利”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小通讯《欢腾的乐里河畔》——记田林县乐里河改河的二千多民兵、干部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情景；还登了四幅表现我区工农兵欢呼、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欢乐场面的宣传画，画旁题有诗句：“新春喜读光辉词，迈步征途志更坚”；“夺胜利信心百倍，战逆流豪情满怀”。这与读者极其沉痛地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心情是极不协调的，干部、群众反响很大。

12日　《广西日报》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八周年，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消息，文内说：“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报纸各项工作，把阶级斗争这个纲，贯穿到每个行动，每条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17日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口党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廖炜雄在大会讲话中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因为区党委宣传部派驻《红旗》杂志社的人，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早已从北京给廖炜雄来信，传达了姚文元的黑指示，廖炜雄等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说什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群工部立即刷出了“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的巨幅标语，贴在报社编辑部大楼的外墙上，这是南宁第一张公开写“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过路的群众十分惊异，停步围观。

18日 《广西日报》刊登自治区革委会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在大好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组织群众过好革命化的春节，该报并为此配发了《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社论。社论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春节前后，往往是阶级敌人利用‘四旧’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机，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一切挑战”。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通栏标题下，连续登了《过春节不忘阶级斗争》等文章。

下旬至二月上旬，《广西日报》还连续报道了我区教育界、科技界开展“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把主张提高教育质量、改善科技人员工作条件错误地当作“奇谈怪论”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为了配合“批邓”，刊登了广西区党委写作组署名“桂志”的题为《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编译局编印《关于“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部分材料》，摘编了广西写作组署名“桂志”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歪曲引用的几处行文。)，流毒全国。


2月


上旬，我区各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各学校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部署，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到的“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的精神。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一些严格执行学校纪律、认真抓教学质量的老师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搞“智育第一”；一些在“文革”初期或中期被揪斗、批判过的老师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刚刚恢复起来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二月九日，《广西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南宁市二中党支部的文章《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几天后，又报道了浦北县党委为深入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骨干的消息，之后又登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写的文章《不许篡改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12日 《北京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治区党委十四日收看报纸后，于当天下午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批邓”问题，接着又召开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地、市委书记和区直各部委负责同志等共六十七人参加)，会上点名“批判‘右倾翻案风’总代表邓小平”。十七日凌晨，自治区党委以《对右倾翻案风总代表邓小平同志开展初步批判的情况报告》为题，给毛泽东、党中央拍了特急电报。电文罗织了邓小平的所谓“罪状”并建议和要求中央考虑，在适当时机在全党全国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错误，彻底肃清其流毒。其后，又在县以上党员干部中对邓小平进行点名批判。

17日 《广西日报》一版转载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治区党委常委立即进行学习。文中提到，“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常委们一看便知道这是批判邓小平。因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梁吉泉(在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被开除党籍)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传了回来。于是自治区党委立即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共六十七人)批邓，分工几个常委带头批。

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后，区直机关、各大专院校，各地、市、县党委也跟着照样办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级党委常委逐个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即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并就在群众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了部署。报纸每天也都是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从而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11日至18日 自治区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期间，代表们大赞大颂“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以切身的体验，批驳教育界、科技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决心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


3月


31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广西自治区写作组写的题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4月


5日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四月初，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被中央错误地定为“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日晚，北京市派出人员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这就是被“四人帮”称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这个强大的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7日 晚，自治区党委常委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并以自治区党委名义，于当晚十一时致电毛泽东、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两项决议。

同日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广西日报》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征文启事》。《启事》说：“文革十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的光辉胜利。……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革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启事》要求征文歌颂“文革”，继续“批邓”。

9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的罪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是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我们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日，各地、市、县的各族人民也分别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共三十七万人参加。《广西日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号召群众“把斗争锋芒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持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月上旬，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在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集中火力“批邓”。会议认为贫协的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21日 《人民日报》为了鼓动“批邓”，刊登了广西写作组写的题为《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流毒全国。


5月


3日至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有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直属机关、南宁市、南宁地区的部分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座谈会，对正在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新高潮，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等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说：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重点，是所谓总理遗言。要集中力量，定出计划，抓紧时间，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出结果，在基层单位还要成立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

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南宁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区党委领导人、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动员起来，打一场彻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这里说的“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指群众中怀念周恩来总理，痛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的舆论。在这次追查运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

同日 在“学朝农，狠批‘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下，广西农学院筹备迁校。借用广州军区“五?七”干校在全州县绍水公社的部分房屋和土地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四百多师生自背行李，步行到火车站，再乘车前往全州。说什么这是“与旧传统决裂，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由于无校舍，只好把农学院植保、园艺、牧医、农机等五个系的师生员工，分别安排在全州县的城厢、才湾、绍水、咸水四个公社和军区“五?七”干校农场等地进行“开门办学”。口号是：“以社队为学校，以农村为课堂”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因无法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师生们意见很多。打倒“四人帮”后，农学院搬回南宁。这样往返搬迁，劳民伤财。

上旬至六月上旬，自治区党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共二千七百多人，分批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接见了参观团负责人，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东西，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参观人员回来后，照搬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用“大批判开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大搞人造小平原等等，极大地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破坏我区的农村经济。

14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了“全区工农兵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区党委部分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会上，廖炜雄致开幕词。梧州市光学仪器厂代表介绍该厂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坚决抵制、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经验”。

16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这一天，其他各地、市、县也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

1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电话通知》。《通知》说，这篇重要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这篇重要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在全区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唱、教唱。组织专业或业余作者编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迅速在全区学校、机关、工矿、农村、部队掀起群众性歌咏活动高潮。为配合这一活动，《广西日报》于五月三十一日刊登《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翻案不得人心》、《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七首歌曲。许多市、县的广播站协同文化部门举办了广播教唱节日，教唱上述歌曲。

31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批资批修总体战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把全区圩期统一由五天改为七天一次(统一规定星期天为圩日)；禁止粮食、糖、油、黄红麻、烤烟、木材以及中猪上市；建立健全生产队代购代销店；取缔长途贩运，打击投机倒把；在经济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来，全区农村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总额增加，集市农副产品出售总值下降，成交额显著减少”。各地自实行上述办法后，许多县城和圩镇出现了买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买不到柴草，造成城镇居民职工生活上很大困难，纷纷向领导反映意见，而一些领导竟说：“宁吃社会主义的盐巴，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青菜”。市场冷落萧条，造成地方财政和人民生活困难。

本月份，《广西日报》刊登“批邓”文章达到了高潮，几乎天天都有“批邓”文章，有的甚至一个整版和两个整版都是“批邓”文章，二十一日发表了《“猫论”就是复辟论》，二十四日二版发表了署名“区效”的批判文章《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翻案复辟》，同日的第四版还发表了署名“黄河”的长诗《第十个春天》，狂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攻击邓小平。用诗歌形式如此毒恶攻击邓小平，在全国实属罕见。


6月


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作报告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一斗争中，我区各地紧密联系实际，揭露了一批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县革委会的局长、副局长，县党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有市党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大量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还说：“去年，尽管有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干扰，但我们始终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县委书记以上主要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坚决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打了批资批修总体战，这实际上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今后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要紧密联系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使我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会上，还印发了一些“走资派”的典型案例。


7月


28日 《广西团讯》第十三期发表署名团区委学习中心组的文章《邓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挂帅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党政大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群众，唆使青少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比社会上的教唆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七、八月份，批判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所制订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所谓“三株大毒草”，直至十月打倒“四人帮”后才结束。从一月到十月，《广西日报》刊登我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稿件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共六百五十四个版，平均每天六篇；有时一天四个版都是批判文章。


9月


9日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自治区党委于九月十日发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唁电，“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也给江青发唁电，“向江青表示亲切的慰问”。

18日 全区一千七百多万各族人民怀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分别在南宁和其他各市、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各地人民群众表示，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捉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0月


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拍手称快。

下旬，全区各市、县党、政、军、民、学，上千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城乡一片欢腾。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党中央、华国锋发了致敬电。

一九七六年，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书，(一)《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四十三万五千册。(二)《评三项指示为纲》，印了五十万册。(三)《翻案不得人心》，印了二十万册。(四)《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十万册。(五)《简评＜水浒＞》印了二万三千册。(六)《＜论总纲＞选批》印了十万册。(七)《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印一万六千册。以上七本书共印了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册。竭力宣传极左理论，诬陷邓小平，流毒广西以至全国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石家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5 — 1978.12)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7.03.00



编辑说明


本书是石家庄市社会主义时期第二部党史大事记，主要反映“文革”10年期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和粉碎“四人帮”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两年(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党史大事。“文革”开始后，由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破坏和“左”倾的错误的影响，石家庄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党组织信赖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迫害排斥。甚至一度大字报遍地，武斗不止，冤案不断，批判会不绝，工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同时，应当看到，在“文革”10年期间，石家庄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给予各种形式的抵制，使“文革”给石家庄带来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石家庄地、市委和各级党组织重新建立后，“文革”中“打、砸、抢、抄”“乱揪乱斗”的无政府局面得到逐步控制和改变，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逐步贯彻和落实，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得到逐步恢复和维护。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石家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有所发展和进步。在当时“左”的历史条件下，石家庄对稳定河北，支援河北其它地市乃至京津地区作出了一定贡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在最初的两年中，由于当时全党指导思想尚未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仍然沿袭了“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发展模式，各方面工作处于徘徊状态。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解放思想，拨乱返正，批判和清理“左”的思想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才使各方面工作进入新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今天，了解“文革”历史，深刻总结其中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更加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意义。

在编辑过程中，本书采取了直叙的写法，一般不加评述，特别是有些提法从现在看，肯定是错误和不妥的，其目的是为保存史料，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石家庄的历史，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为表述和阅读方便，此书依然保留了地、市分述的手法，按地委卷、市委卷形式分别列卷。书中地委卷由张荣池负责编写；市委卷中1966年5月——1968年12月由李扬负责编写；1969年1月——1971年12月由刘兰华负责编写；1972年1月——1976年10月由张建华及张亚强负责编写，1976年10月——1978年12月由张建华编写。书中市委、市革委、地委、地革委皆为简称。“市委”即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市革委”即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地委”即中共石家庄地区委员会；“地革委”即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专区”即石家庄专区，其它称谓类同。

在此书初稿完成以后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原地、市委老领导贾然、张铄、杜清华、张平、佟乐夫、彭子堪、梁茂林、王同林等同志的帮助。他们不顾年迈体衰多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对本书逐字逐句认真审阅，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谨致崇高敬意和深深谢意。在此书征集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石家庄市档案馆和石家庄日报社冯金声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和掌握的历史资料有限，在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1997年3月(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

目录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地委卷


1966年……………………………………………………(1)

1967年……………………………………………………(5)

1968年……………………………………………………(11)

1969年……………………………………………………(18)

1970年……………………………………………………(24)

1971年……………………………………………………(33)

1972年……………………………………………………(40)

1973年……………………………………………………(46)

1974年……………………………………………………(55)

1975年……………………………………………………(63)

1976年……………………………………………………(69)


市委卷


1966年……………………………………………………(77)

1967年……………………………………………………(87)

1968年……………………………………………………(100)

1969年……………………………………………………(110)

1970年……………………………………………………(124)

1971年……………………………………………………(135)

1972年……………………………………………………(148)

1973年……………………………………………………(162)

1974年……………………………………………………(198)

1975年……………………………………………………(231)

1976年……………………………………………………(25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 徘徊中前进


地委卷


1976年……………………………………………………(277)

1977年……………………………………………………(279)

1978年……………………………………………………(288)


市委卷


1976年……………………………………………………(301)

1977年……………………………………………………(308)

1978年……………………………………………………(326)


地委卷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


5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6月 石家庄专区大中专学校开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及其作品《燕山夜话》、《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进行错误批判，投入“文化大革命”。

7月19日 地委发出通知，号召全专区深入开展学习刘英俊活动。刘英俊是解放军某部战士，1966年2月15日，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勇拦惊马，光荣献身。

7月28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地区人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畅游长江，决心紧跟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7月28日至31日 河北省“八一”建军节慰问团石家庄分团，在省慰问团副团长吴彬和康修民、力矢、苏应明、郭志、韩荣吉、贾然等人率领下，分赴驻军各机关、连队、医院，对全体指战员、休养员进行慰问。

7月 全专区停止初中、高中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各学校不放假，师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8月19日 地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执行。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忠实执行《决定》，坚定地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带头闹“革命”。

8月16日 《石家庄日报》全文转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它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7日 地委在石家庄剧场，向地直干部、职工作动员报告，宣讲《十六条》，动员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

8月22日 石家庄10万师生和群众集会，庆祝《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随之，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文化大革命”迅速展开。

8月 力矢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代理书记。

9月14日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主要对“抓革命、促生产”作部署。地委代理书记力矢在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应突出解决三个问题：(一)地、市委要“炮打司令部”，领导核心要敢于“引火烧身”，放手发动群众。(二)要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三)要文斗、不要武斗。

9月 石家庄专区各市、县大批“红卫兵”走向社会，横扫“四旧”。一些名胜古迹、古书古画、历史文物遭到破坏，文化艺人被抄家、批斗。大字报、大标语越来越多，毛主席语录、像章盛行起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向高潮发展。

(注：“四旧”即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

10月5日 鉴于地、市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为保卫“文化大革命”安全进行，防止枪支丢失、被盗和伤人事件的发生，地委决定对地、市直机关的枪支、弹药，彻底进行清理和收缴，集中起来，严加保管。

同日 地委转发地委工交政治部、专署经计委党组《关于工业战线上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意见》。《意见》强调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抓革命、促生产，力争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10月 全专区各学校“停课闹革命”，掀起“革命大串联”热潮，“红卫兵”们奔走全国各地，进行所谓“新的长征”，接受毛主席检阅。

11月13日 地委组织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团向地直和全专区各县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11月 “文化大革命”波及农村，“四清”工作队被迫撤离农村，“四清”工作随之结束。

12月 地委、专署机关先后成立十几个造反组织，后经串联成立“地委机关红色造反兵团”，开始批斗老干部，进行夺权活动。

1966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专区完成工农业总产值2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77％。全社会粮食总产量29亿斤，播种亩产283斤；棉花总产量9668万斤，播种亩产52斤。


1967年


1月18日 河北师范大学“东方红公社”造反派，冲进石家庄日报社，夺了报社的领导权，改出《新石家庄日报》，大造“造反有理”的舆论。

1月19日 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批老干部开始被揪斗，地直造反派在石家庄交际处召开批判会，公开批判地委、专署领导干部。

1月 “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简称“联指”)。参加联指的有地委、专署、市委、市人委四大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和“工代会”、“农代会”、“铁代会”的“造反派”头头，以及公检法系统、十院、320步校等“造反”组织的代表。

2月1日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波及石家庄地区，专署办公室“造反”组织，在专署饭厅门口召开30余人参加的“夺权会议”，宣布办公室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此后，地委、专署及各委、办、局“造反”组织也相继夺了各部门的领导权。

2月5日 “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炮轰”河北省委、打倒省委书记刘子厚大会。石家庄地委、市委主要领导也被揪上台陪斗。会后，数万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成游行队伍，省、地、市领导被游街示众。

2月9日 石家庄地区12个村的农民“造反派”2000多人，在石家庄红卫剧场，举行“石家庄地区农民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

2月19日 驻军某部进驻石家庄日报社和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2月 “地委机关红色造反兵团”到市委宿舍，将地委代理书记力矢揪到机关关押。而后，将力矢和地委其他主要负责干部挂上“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的牌子，在地委机关门口批斗，并宣布夺了地委的大权。从此，地委30余名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被“靠边站”。不久，夺权之风刮遍整个石家庄地区，各县委、县人委也都被夺了权，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2月 解放军奉命进驻地委机关，支持“左派”。机关几个造反组织实现联合，建立了“地委机关红色联合造反兵团”。专署各“造反”组织也实现联合，成立了联合兵团。

3月2日 驻石家庄部队支“左”委员会与“造反”组织协商，成立了“石家庄地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军队干部担任，副主任委员由陈永义、朱显东等6人担任。

临时委员会的任务是，贯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带领全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

3月 地委机关和市委机关的“造反”组织经过谈判决定，将地委代理书记力矢和市委书记韩荣吉互相交换审查批斗(力矢在“文革”前任市委书记，后调地委任代理书记；韩荣吉是原地委常委、组织部长调任市委书记)。“造反派”还将患有高血压病、在家长期休养的原地委副书记康瑞华，揪回机关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和批斗。

3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解放军陆续进驻石家庄地区机关、学校、工厂进行“支左”。

4月23日 石家庄“造反派”召集12万人大会，批斗地、市委内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 “石家庄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简称“联指”)。参加联指的有地委、专署、市委、市人委四大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和“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铁代会”的“造反派”头头，以及公检法系统、军工十院、320步校等“造反”组织的代表。

5月27日至6月3日 地委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召开农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要求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把全专区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6月10日 “揪康联络站”成立。由地委、专署、市委、市人委四大机关造反派和“工、农、铁、红四代会”代表及支左军代表组成。任务是将调往内蒙古自治区的原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揪回批斗。“联络站”拼凑了康修民的所谓“罪行材料”，送往“中央文革”，散发呼和浩特市。

6月17日 石家庄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驻军指战员，涌向街头，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热烈庆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17日至21日 地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召开全地区农业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活思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战七、八两个月，誓夺秋季大丰收”。

7月20日 红卫兵石家庄造反司令部举行“复课闹革命”大会。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石家庄地区革命师生书》。

8月5日 《石家庄日报》刊发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全石家庄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级领导干部。

8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320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北京部队负责人陈先瑞和驻军部队领导张英辉、阎同茂等出席大会。“石家庄联合指挥部”、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致贺词。获鹿、灵寿、平山、无极、行唐、栾城、元氏、赵县、新乐、井陉、正定、藁城12县的造反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10月14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城区时的谈话纪要，提出“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号召后，地直各部门造反派实现大联合。10个局、处成立“三结合”(军队、干部、造反派代表)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10月17日　河北师范大学“东方红公社”造反组织的学生，抢了藁城县武装部的枪。为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63军奉命派部队包围师大，宣传教育，收缴枪支。

11月9日 石家庄地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召开粮、棉、油征购和冬季生产工作会议。

11月21日 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成立。经全地区18个县、市的“造反派”、领导干部、驻军代表讨论和协商，选出革委会委员78名。接着召开第一次全委会，推选驻石部队负责人徐信为革委会主任，阎同茂、陈永义、张沛然为副主任。

11月22日 石家庄20万人集会，庆祝地革委成立。

12月2日至5日 地革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深入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决定凡是已成立革委会的县，农村文化大革命由革委会领导；在没有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县，由“支左”部队负责。会议作出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2月8日 地革委作出《革命化建设的决定》，强调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首位。

12月30日 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来石家庄接见了地、市革委会的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及驻军代表。陈伯达明确表态，肯定了一派，否定了一派，挑起群众斗群众。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由文斗升为武斗，出现了打、砸、抢的混乱局面，致使大批干部、群众遭受伤害，国家财产破坏严重。


1968年


1月2日 地革委在晋县小樵公社小樵大队召开全专区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现场会，宣传张如意办“红大娘学习班”的经验。

1月15日至22日 地革委在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石家庄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来自各条战线的代表共2000多人，有25名代表在大会上介绍经验，地革委主任徐信作了题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报告。

1月23日至25日 地革委召开第三次全会，贯彻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26日 地革委对当前工作提出要求：(一)、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二)、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斗、批、改”。(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四)、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五)、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农业生产大丰收。(六)、领导方面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依靠贫下中农。

2月1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市和全专区17个县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2月10日至14日 地革委在平山县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发行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现场会。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发行情况：全地区发行《毛泽东选集》49?3万多部，相当于建国后18年发行总数的6?5倍。发行《毛主席语录》92?8万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340多万册，毛主席像500多万张，张贴式毛主席语录300多万张。

2月14日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即1966年5月7日，作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石家庄各大、中专学校师生26000多人，奔赴市郊区和获鹿、正定、元氏、藁城、栾城的广大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学农实践。

2月25日 地革委在中山路体育场召开宣判大会，对13名反革命犯、杀人犯、路劫偷盗犯、奸淫幼女犯、投机倒把犯进行了判决。

3月15日 地革委发出《关于认真执行河北省革委会“关于向贫下中农送革命宝书的决定”的通知》。

3月21日 《石家庄日报》刊登了“联指”发布的所谓“大搞群众专政的公告”，并同时发表《刮它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12级台风》的社论，在这以后十多天里连续发表了“再论”、“三论”、“四论”社论。全地区所谓“群众专政”的“台风”愈刮愈猛，对当时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制造大批冤假错案。

3月27日 地革委举办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文艺学习班，历时四个多月，于7月31日结束。参加所谓“学习班”的有束鹿、晋县、藁城、深泽、正定、新乐、赞皇、井陉、获鹿等10个县的剧团487人。期间，通过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专题批判，许多同志受到残酷迫害和错误处理，8人被迫致残，6人被迫害致死。

3月 石家庄地区各地开展“忠”字化活动。包括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到处书写张贴“忠”字，把毛主席当“神”崇拜，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表“忠”心。

4月17日 毛主席发出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石家庄地区500万人民纷纷集会，声援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

4月25日 地革委决定，启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印章。

5月7日 地革委向全地区人民发出搞好“三夏”生产的号召，要求“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打好“三夏”这一仗。”

5月11日至23日 地革委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公社革委会主任以上干部共8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着重分析了当前全地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指出，“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尾声，阶级斗争越是复杂、激烈，要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会议决定，在地、县直属机关搞整党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全地区农村整党工作的开展。

6月10日 地直机关组成的所谓“揪康联络站”吸收17个县的代表参加，改名为“批康联络站”，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原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从内蒙古被“揪”回石家庄，给其戴上所谓“叛徒”、“假党员”、“三反”分子、“石家庄地区头号走资派”等帽子，先后在地市机关和地区17个县轮番批斗，使康修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6月30日 地革委确定，地、县两级直属机关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要在10月底前基本搞完。而后，各县转向农村。为此，地区组成由解放军、红卫兵、公安干部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专案”小组、“清理敌伪档案”小组等工作机构。

7月2日 石家庄红代会组织300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行唐、灵寿、赞皇、平山、井陉、高邑6县农村，向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7月18日至22日 地革委召开所谓“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经验交流会。石家庄市和各县革委会负责人及“典型”单位代表66人参加会议。会议针对在“大批判”和“清队”中存在的所谓“厌倦情绪”，“深入不够”，“对政策掌握不严”等问题，进一步推行极“左”经验。

7月 地革委两次改革管理机构，实行精兵简政，将“文革”前的地委、专署50多个部、局、处改为两部一室一组，人数由原来的875人减少到60人。(注：这种做法脱离实际，后很快机构、人员又扩大了)

8月7日至10日 地革委召开有各县(市)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部队负责人参加的第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全地区“阶级斗争”形势，集中研究深入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措施。

8月15日 地直举办以清队整党为内容的所谓“学习班”，由原地委、专署18个撤销单位组成，实际参加人数399人，分为5个队，19个小组“学习班”连续召开大会，批判苏应明、韩荣吉、牛茂堂等领导干部。同时，各队、组还揪出80多人，对他们昼夜攻心批斗，用揪头发、“喷气式”、跪板、“摇煤球”、拳打脚踢等方式刑讯逼供，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华方被迫害致死。

8月24日 地革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王常柏任第一副主任，张屏东、刘兴州、李全寿、申小高、张吉明任副主任。

8月25日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地革委组织地县一批产业工人迅速进驻各级领导机关、学校。一个由工宣队、造反派参加领导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先在城镇机关、学校，后在全地区农村迅速展开。截止月底，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共13575人进驻全地区各级机关、学校等上层建筑单位。其中，工人7709人，解放军1937人，贫下中农2133人，其它(干部、复员军人)1796人。

9月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地革委组织各县、市认真学习传达贯彻《两报》社论之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地区普遍掀起高潮。

10月7日至18日 地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石市、各县革委会和支左部队负责人列席会议。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指示，王常柏代表地革委常委作工作报告，制订出搞好“斗、批、改”的措施，要求在“斗、批、改”中，一定要把整党、建党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全会还讨论通过《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决定》、《加强请示报告禁止突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会上还增补了地革委委员、常委。

11月7日 原地委、专署机关干部被集中到滹沱河农场搞“清队”、“整党”，“吐故纳新”。

11月7日到16日 地革委召开农田、水利、机电排灌工业支援农业会议，要求掀起冬季农业生产新高潮。

12月6日至16日 地革委召开全地区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红卫兵和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石部队代表共1360人。

12月16日 全地区17个县17000多人组成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配合下，进驻农村一些生产大队参加所谓“斗、批、改”。

12月17日 地革委响应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侯(振民)、王(庆余)建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几点意见》，决定把全地区农村所有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来办。

12月22日 《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地革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地区人民认真学习，贯彻执行。随之，全地区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2月30日 石家庄15万群众集会，欢送首批5000名知识青年和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号召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省、地、市革委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话，回乡知识青年先进典型邢燕子应邀出席大会。

12月 地革委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1969年


1月10日 地革委向省革委作出《关于当前农村斗、批、改情况的报告》，指出：为了搞好“斗、批、改”运动，全地区共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4972人，其中贫下中农19013人，地、县、社干部4128人，工人565人，学生、教员266人，解放军11000人，自1968年12月8日至29日全部进点，共进驻农村2010个生产大队，其中三类队1118个，二类队705个，一类队187个。宣传队进村后，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掀起农村所谓“斗、批、改”的新高潮。

1月10日 地革委召开各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会议。之后，地革委组织慰问团，在领导干部带领下，分三路赴赵县、束鹿、正定等11个县，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

2月15日 地革委召开抓革促命生产会议，要求狠抓“斗、批、改”，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2月28日 全地区已建立47个社办合作医疗站，11个大队联办合作医疗站，2437个大队合作医疗站。以上三种形式，共包括3021个大队，占全地区大队总数的68％。

3月5日 石家庄市20万军民在东方红体育场等地，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强烈抗议苏联武装挑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

3月19日 地革委在栾城县召开地、县直属机关“斗、批、改”现场会，错误地提出，要利用典型，把“斗、批、改”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3月20日 地革委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晋县、正定召开养猪积肥座谈会，推广了晋县韩庄大队、祁底大队，正定三角村、西郭家庄大队的先进经验。

3月24日 截止即日，全地区下放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家属及其他人员26997人(知青12554人，居民家属11264人，其它2566人)，其中，石家庄市下放16435人(知青8747人，居民家属5590人，其他2098人)。全地区农村除安置石家庄市和各县城下放人员外，还安置北京知识青年433人，天津知青643人，其他地区知青3492人。

3月24日至28日 地革委召开农村“斗、批、改”工作会议。各县(市)革委会和主管此项工作的副主任共590人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地区农村所谓“斗、批、改”工作情况，87％的大队在大体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已转入“整党建党”；农村小学、农村商业全部由贫下中农管理。会议研究了继续开展“斗、批、改”的措施。

3月31日 按照“侯、王建议”，全地区4000余所农村小学，已全部下放到大队办。石家庄市小学交工厂来办。据17个县和石家庄市郊、矿区的统计，公办教师11598人，截止即日已下放11339人，占总数的97?8％。

(注：“侯(振民)、王(庆余)”关于“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1981年11月得到纠正，农村小学改为国办，并落实了中、小学教师政策。)

4月1日至8日 经地革委批准，石家庄地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举办“政法学习班”，17个县的原公、检、法干警609人参加。这次“学习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被立案审查的有130人，其中迫害致死1人，判10年徒刑1人，双开除23人，开除公职1人，开除党籍10人，留党察看13人，撤职降级3人，党内警告8人，下放回家50人。

5月30日 地革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学习、广泛宣传、认真贯彻、全面落实“九大”精神的决定》。(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月 地革委召开第七次全委会，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

7月1日 地革委带领地区京剧团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向驻守在那里的北京部队指战员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慰问演出。主要演出《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剧。

7月31日 根据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指示，石家庄地区“五?七”干校筹备组成立。

8月27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地区根治海河指挥部举办学习训练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县民工团、连的负责人，贫下中农代表、军队代表共450人，大家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海河根治好。

8月28日 地革委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新乐县召开推广“庆曲”发酵饲料现场会，要求学习先进经验，促进养猪事业发展。

9月2日 地革委根据中央两报一刊关于《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精神，讨论研究《关于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意见》，要求各级加强对所谓“大批判”的领导，特别是要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计划地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进行，把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推向高潮，要求《石家庄日报》开办“大批判”专栏，发动工农兵写“大批判”文章，市、县都要组织“大批判”的写作班子。

9月26日 地革委发出《关于向褚银祥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禇银祥是石家庄玻璃厂工人，共产党员，1969年8月4日，为抢修玻璃熔化炉临危不惧，迎险而上，因炉顶塌陷而献身。

9月 地、市革委会组织25人的慰问团，从9月19日至30日，用12天时间，分四路到17个县和矿区对130个公社、238个大队的2089名下乡知青和部分下放城镇居民下乡进行了慰问。

10月1日 石家庄市30万军民隆重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省、地、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出席庆祝大会，省革委主任李雪峰在会上讲话。

10月18日 地革委机关整党工作自8月20日开始，到即日基本结束。整党中，以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指示为纲，(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97?2％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机关建立了党总支和党支部。

10月30日 全地区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来，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截止即日，共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占23％，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11月16日至18日 地革委在获鹿县召开石家庄市和各县有关部门参加的普及农村广播网会议。会议要求各级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努力办好广播”的指示，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把农村广播网建设好。

11月29日至12月2日 地革委召开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研究冬春农村“斗、批、改”问题。会议强调：农村“斗、批、改”，要以“清队”、“整党”为重点，突出解决好三类和二类社、队的问题。并要求各级革委会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斗、批、改”运动。

12月13日 地革委决定成立“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自6月份以来，石家庄地区先后成立了地区辛集、滹沱河、微水、元氏、正定、栾城和石家庄市7所“五?七”干校。地、市、县有6103名干部，分别进入“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

12月28日 地革委提出《关于以战备为重点，认真搞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意见》。《意见》指出，“鉴于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紧张局势，战备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今冬明春又是农村斗、批、改的决战阶段，各级革委会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成强有力的宣传大军，利用各种形式掀起战备大动员、大宣传、大教育的群众运动，以战备为重点，搞好‘斗、批、改’。


1970年


1月2日 地革委保卫组和地区公安处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开展大清查的意见》。1月7日，地革委召开县革委主任和地直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开展“大清查”活动。(注：当时所指的投机倒把、资本主义是指贩运、倒卖生产资料；社员家庭副业、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弃农经商、外出做工等。)

1月8日 地革委召开全地区文艺工作座谈会，研究讨论普及样板戏，掀起群众性文艺活动新高潮的问题。

1月13日 地革委召开全地区计划工作座谈会，总结检查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

1月17日至29日 地革委和军分区联合召开地区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1324名，有25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会议之前的两个月时间，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层层召开讲用会；18个县(市)都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1300多名代表，在各级会上进行了讲用。

1月20日 地革委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地区农村“斗批、改”运动中，已有92?4％的公社整党结束。

2月27日 地革委召开春耕生产广播大会，号召全地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抓紧有利时机，加强小麦管理，适时完成早熟作物播种任务，夺取夏季农业丰收。

2月28日 为加速电视工业发展，地革委决定以原地区像章厂和电台服务部为基础，合建石家庄电视机厂，3月1日开始办公。该厂80年代发展成为河北省大型的电视机生产企业。

3月13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为执行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石家庄地区4万多名民工奔赴海河工地，参加1970年春根治大清河的施工。

4月3日至11日 地革委召开第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决定及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通过石家庄地区出席全国四届人大代表侯选人。

4月6日至12日 地革委和军分区召开全地区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县革委副主任和武装部负责人，地革委机关组长以上、“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团以上干部共108人。会上，传达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在华北地区第二次战备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对前段战备工作进行总结，安排了下一段工作。

4月10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为了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把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高潮，地革委在无极县召开增产节约现场会。无极张家营大队、新乐县堽头公社、赵县革委会等15个单位，介绍了在工业生产、群众生活方面节粮、节煤的经验。

4月20日 根据省革委关于轮训干部的要求，地革委核心小组决定：地、县恢复党校。地区党校，编制10人，采取集中训练的方法，培训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正、副职)；县革委办事机构中的部、组长(正职)和相当这一级的干部。县党校编制5—7人，可采取分片设点、流动办校或集中训练的形式，培训县里的一般干部。

4月21日至28日 地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夺取新丰收誓师大会，出席会议的共1320人。会上，传达贯彻全国和省计划会议精神，研究讨论了石家庄地区1970年农业生产计划。会议认为：1969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亩产达到470斤，已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指标，石家庄市、正定、藁城、晋县、无极过“淮河”，有12个公社247个大队过了“长江”。棉花生产，有202个大队亩产过了百斤关。与会代表向全地区人民提出“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大战三五年，粮棉过江南”的口号。(注：上纲要、过黄河、过淮河、过长江是指粮食亩产达到的标准：纲要标准400斤，黄河以南500斤，淮河以南600斤，长江以南800斤。)

5月10日 地区“五七”干校领导小组作出《工作报告》，指出：地区6所“五?七”干校(不含石市)，自成立以来，对1303人进行了“清查审干”。其中，定为所谓“敌我矛盾性质”的146人，并以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五七”干校、“破坏知青插队下乡”等罪名，逮捕18人，拘留4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将其进行了平反昭雪)。

5月21日 石家庄10万军民隆重集会，热烈拥护5月2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发出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1日至23日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等，到平山县南滚龙沟、正定县三角村视察。

7月1日 地革委成立革命圣地西柏坡建设领导小组。这是根据省革委决定重建革命圣地西柏坡的。平山县四柏坡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由陕北来到西柏坡村。1948年5月，党中央机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相继来到这里，先后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部署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迁至北平(今北京)。

1958年因建岗南水库时，西柏坡被水淹没。为了纪念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的历史功绩，省革委决定，在岗南水库北岸的柏坡岭上，根据拆迁时的资料，复原重建中共中央旧址，并兴建纪念馆。

7月6日 根据省革委关于轮训干部的指示精神，经地革委核心组研究、决定举办“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干部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命委会主任以上的党员干部。地革委第一期干部学习班即日开办。

7月下旬 根据省革委指示精神，全地区18个县(市)组织922名干部，对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地革委重点检查了束鹿、栾城、元氏3县的14个大队。

7月21日 地革委作出《关于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自1969年以来，全地区共接受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6240多名。各县和多数社队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在下乡知青中，出现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涌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34个，积极分子2662人，有2485人分别担任了大队、生产队、民兵连、排干部和小学教员、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7月29日 经省革委研究同意，卫成科、魏守业、周甸之任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8月11日至15日 地革委召开第十次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地革委委员61人，各县革委主任或副主任，地革委各部、室、组负责干部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地区讨论修改宪法情况和“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今后工作意见。同时，讨论通过地革委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要认真抓好养猪积肥工作，贯彻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购销、价格、奖售等政策，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石家庄地区养猪事业在现有猪只120多万头的基础上，来个大发展，力争1975年以前全地区实现一人一猪。

8月19日 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合作总社全国联盟副主席波佩斯库为团长的农业代表团一行5人来石家庄参观访问，代表团先后参观了三角村、瓦房台、黄壁庄水库等地。

8月22日 地革委作出《石家庄地区第四个五年农业生产发展规划》。《规划》要求，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全面运用“农业八字宪法”，狠抓增产关键措施，向生产深度和广度上进军，实现农、林、牧、副、鱼全面发展，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基础上，积极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更大贡献。

8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发布命令，给石家庄地区获鹿县籍战士张计辰记一等功。1561部队运输连二班副班长张计辰，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在节油上创造了一套很有实用价值的先进经验，按军区规定的耗油标准，月平均节油最高达51?9％。他的经验在军内外推广后均获得显著成效，为战备节油做贡献。地革委11月8日发出《关于开展向张计辰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12月1日地革委在获鹿为张计辰召开庆功大会。

8月29日 地革委发出《关于在全区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通知》，提出以“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前进，我们怎么办”为题，在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中展开大学习、大讨论。要求通过学习讨论，把“大寨精神”真正学到手，实现农业生产新飞跃。

9月5日至20日 石家庄地区举办由地区河北梆子剧团和11个县专业宣传队、8个农村、厂矿、学校、部队的业余宣传队参加的石家庄地区文艺团体学演“革命样板戏”学习班。

10月14日 河北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建立中共正定县委员会，孙吉全任县委书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石家庄地区恢复的第一个县委，以后县委相继恢复。

11月11日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就《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意见》指出，新县委委员一般30到50名，常委7到9名。新县委人选比例：工农不脱产委员一般不低于50％，军人、脱产干部一般不超过50％，“老、中、青”三结合，中、青占大多数，妇女委员一般不少于15％到20％。书记、副书记一般一正一副、一军一干，个别县为培养接班人，也可配成一正两副。

11月20日 地革委向省革委作出《关于地革委机关整风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地革委机关的整风从8月份开始，到现在基本告一段落。这次整风是和机关“一打三反”结合进行的。前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方面的问题，后段着重解决领导核心“革命化”和机关“革命化”的问题。在整风中，发动机关群众开展“四大”，先后出现两次“鸣放”高潮，在此基础上，召开机关民主大会，领导成员当面听取机关群众代表的批评意见，领导成员之间开展谈心活动，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讨论了整改意见。王常柏代表地革委核心小组向机关全体人员作检查。

12月15日 地革委提出《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意见》，全地区计划安排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共206000人参加野营训练。这次训练，以练“四会”为主(即会走路、会吃饭、会休息、会放哨)，适当搞一些紧急集合、夜行军和“四防”、(防空、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活动。

12月29至30日 地革委召开“打击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进攻”的会议，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及省革委的《通知》、《布告》，要求在全地区城乡开展一个所谓“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击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进攻的群众运动”，“重点打击投机倒把和贪污盗窃分子。”

1970年 全国各地不断来石家庄地区参观，重点参观平山县南滚龙沟、灵寿县瓦房台、正定县三角村、束鹿县百福村等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共接待8093个参观团，328141人。其中外省的参观团884个，28610人；本省参观团2332个。77276人；本地区参观团4877个，222255人。

1970年 在全地区“一打三反”运动中，先集中时间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6月份转向经济领域的斗争。地、县两级普遍建立了“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一年来，全地区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共46738人，其中被划为敌我矛盾的3942人。全地区曾先后公判8批“罪犯”，判处死刑100名、关押1372人、戴帽管制1078人，把阶级斗争更进一步扩大化。

1970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达44?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85％。全社会粮食总产量34?3829亿斤，播种亩产315?7斤；棉花总产1?5588亿斤，播种亩产40．5公斤。


1971年


1月7日 地革委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批示，确定分两批进行拉练。第一批有地革委部、室、委、办和军分区司、政、后领导共126人，即日出发，将先后经过正定、新乐、行唐、灵寿、平山、井陉、井陉矿区、获鹿8个县、区，行程500华里。截止到1972年10月上旬，全区参加拉练的干部、职工共有38486人。

1月20日 地革委在石家庄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1970年度“农业学大寨展览”，共展出32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事迹。

2月1日至7日 地革委召开全地区农业学大寨讲用会。各县、市的领导、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的代表和工业、财贸战线的代表共120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全地区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2月4日至6日 地革委召开第十一次全委会，通过地革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定，增补了地革委委员。

2月11日 经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中共平山、栾城、无极、元氏、灵寿、晋县、束鹿、藁城、获鹿、井陉县委员会。

2月18日至24日 地革委召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107人。会议按照中发[1971]14号文件的规定，先后分4次传达中央13个文件，会议要求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为纲，着重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肃清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流毒，为全地区的“批陈整风”作好准备。

3月2日至11日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石家庄军分区党委联合召开“批陈整风”会议。全地区县、团级党员干部共1186人参加会议。会议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为纲，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在批陈的基础上，帮助地革委核心小组进行了整风。

4月21日至30日 地革委召开全地区计划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和省计划会议纪要，对全地区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初步安排。

5月28日 地革委、石家庄军分区作出《关于给基干民兵董吉贵记二等功的决定》。董吉贵是获鹿县上寨公社梁家庄大队基干民兵，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下井抢救集体财产和阶级兄弟。1971年3月10日参加抗旱打井时，他为抢救井下同志纵身跳入4丈多深的井底，拔掉即将烧完的炮捻，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地革委、军分区号召全地区民兵学习他这种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

6月2日至6日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923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常柏代表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石家庄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63名，侯补委员12名。

6月7日 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召开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地委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及常委，讨论通过《关于加强学习的决定》。

6月9日 经省委同意，中共石家庄地区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第一书记：王常柏；书记：卫成科、周甸之；副书记：张之波。地委常委12名：王常柏、卫成科、周甸之、张之波、魏守业、刘祥之、庞均、徐建中、张勇、刘希明、于锡瑞、甄三录；地委委员63名，侯补委员12名。

6月25日 地委就党内同志之间称呼问题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毛主席早在1959年就有过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0月14日，中央重申了这一指示。为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今后无论领导或被领导，党员、干部之间，都互称同志。非党干部也采用同样的称呼。

同日 地委启用“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区委员会”新印章。

7月2日 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指示，地委提出《关于贯彻落实两个“决议”，深入开展“四好”运动的意见》，要求：(一)、提高认识，增强开展四好运动的自觉性。(二)、深入进行落实两个“决议”，开展“四好”运动的大学习、大宣传、大讨论。(三)、培养骨干队伍，加强党支部建设。(四)、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四好运动持续深入发展。(五)、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四好”运动的领导。“工作千万件，纳入四好干”，以“四好”为标准，指导和推动工作的开展。(注：两个“决议”即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四好”即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作风，搞好训练，搞好生活管理。这是解放军对连队提出的四项要求。)

7月6日 地委就批陈整风、贯彻执行中发[1971]33号文件向省委作出报告：全地区各县(市)、地直单位，分别在5月和6月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共12091人。会议分为批陈、整风两个阶段进行。通过批陈整风，其主要收获是：(一)、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二)、进一步认识到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性、迫切性；(三)、增强了认真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不正之风有所纠正；(四)、增强了革命团结，促进了政策的落实。

8月8日 地革委召开第十二次全委会。会议听取了农村“斗、批、改”、“一打三反”情况和地革委机构变动情况的报告；听取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8月12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向干旱宣战，夺取秋季农业大丰收。

8月26日至30日 地委和石家庄军分区党委召开市、县委书记、武装部党委书记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键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主要研究新党委建立后，如何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如何发挥革委会的作用，正确处理党委与革委的关系，武装部党委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

8月30日 地革委提出《关于办事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意见》，行政机构设三部(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一室(办公室)。各部、室下设若干组和局，人员编制暂定508人(包括50名工勤人员)。

9月9日至20日 地革委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石家庄市和各县革委会主管工业的领导、厂矿企业的一、二把手，共9897人。会议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对工业学大庆的认识、态度问题，总结交流开展学大庆运动的经验。为迅速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大会还向全地区发出《倡议书》。

9月20日 地委提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的意见》要求加强对批修整风运动的领导，以批修整风为纲，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9月21日 地委就农村人民公社行政编制问题发出通知：根据市、县公社规模的大小和适当照顾山区的原则，全地区439个公社确定编制3951人，平均每社9人。

9月24日至25日 地委召开第三次全委会，出席会议的委员54名。会上，地委第一书记王常柏作工作报告，传达河北省委二次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今冬明春城乡斗、批、改的安排意见》，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认真学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提高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二是切实抓好民兵组织的落实；三是认真看书学习，深入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四是落实各项战略措施，积极开展军事训练；五是切实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做到书记带头，全党动员，统一部署，定期研究民兵工作。

10月26日 地委接到党中央关于传达林彪叛国出逃事件的通知后，立即召开常委会议，对传达贯彻中央文件作出全面安排。首先在地直各单位领导干部中进行传达。省、地委抽出8名常委到不同类型的单位进行传达。省、地委以正定县宋营公社为传达试点。地委从地直抽调50多名干部与省、县抽调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到社、村宣讲中央7个文件。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宣讲，走一步带一步，带动了全地区的传达工作。到年底，全地区听传达的达327?8万多人，占应传达的93％。通过传达贯彻，使广大干部、群众认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本质及其罪行，为下一步批林整风的开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1月11日 地委提出《关于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好今冬明春斗、批、改的几点意见》，指出：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全党的中心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纲，也是今冬明春“斗、批、改”的根本任务。为此，要求各级领导要当作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来抓，通过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好“斗、批、改”，促进生产、促进工作。

12月3日 地委作出《关于认真学习推广正定县学大寨的经验的决定》，指出，学习推广正定县学大寨的经验，最基本的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努力抓好领导班子自身革命化建设。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正定县学大寨、赶昔阳、跨“长江”的经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向着建设更多大寨式大队、公社、县和建设成大寨式地区的目标阔步前进。

12月7日 地委、军分区作出《关于给民兵副排长宋吉辰同志追记一等功的决定》。宋吉辰是元氏县东张公社郭村大队民兵连副排长，在1970年8月20日挖掘废井，当井壁出现塌方时，他临危不惧，挺身抢险，救出他人，自己献出宝贵生命。《决定》号召全地区干部、民兵和广大群众，向宋吉辰学习。

12月13日至18日 地委召开农村经济政策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市委负责人和部分社、队代表共110人。会议着重座谈了分配、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养猪积肥、副业、林业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和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


1972年


1月9日至13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全委会，主要学习中发[1971]77、82号文件，及1972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着重研究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罪行，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问题，通过了地委副书记张之波代表地委常委作的报告。

1月14日到15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商业系统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万全县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所谓经验。

1月21日 地区组成地、县领导和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从1971年12月16日到即日，用37天时间，到368个公社、1558个大队，对6170名(占86％)知识青年进行慰问。

2月1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的全地区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会，历时8天，即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330多人。会议传达地委、地革委《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取1972年更大丰收的意见》，研究讨论大上农业及科学实验问题。会议指出：全地区70％以上的公社办起科技站，60％以上的大队、生产队有科技组，还办起1990多个“农事试验场”，组成一支有85000多人参加的科技队伍，成为石家庄地区开展科学实验、落实农业科技“八字宪法”骨干力量。会议根据全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今后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一)、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二)、大抓肥料生产。(三)、实行种植改革。(四)、大力开展种子革命。(五)实现合理密植。(六)、加强植物保护。

2月9日 省委决定：王常柏任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主任。

3月1日 地委召开全地区农业会议，地、县(市)、社、党、政、军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干部共600多人参加会议。会上，卫成科传达全国和省计划会议主要精神，张之波代表地委作题为《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路线为纲，大办农业，誓夺1972年夏大丰收》的报告；马化民传达省农村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精神；省委刘子厚、郑三生，马辉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15个单位作大会发言，大会批判了障碍农业大上骄傲自满、右倾保守思想。会议指出：石家庄地区自1966年初步实现粮食自给，到1971年这6年间，向国家的贡献，还不如一年吃的国家粮食多。要改造这种状况，就必须摆正农、轻、重关系，把农业搞上去。

4月18日 地委召开棉花播种电话会议，要求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保面积，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棉花播种任务。

4月30日 地委转发地革委政治部《关于在大办农业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大办农业中，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分析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向，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大办农业及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5月13日 地委、军分区召开石家庄地区民兵工作“三落实”经验交流会，研究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搞好民兵建设。

6月1日 石家庄地区遇到持续三年的严重干旱。从上年秋到麦收前降雨量比上午同期减少四成，地下水位比上年同期下降2—3米。40％的机井只出半管水，7％的机井干枯无水。地上水严重不足，给农民播种和山区人民饮水带来严重困难。为此，地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厂、矿企业迅速动员各种抗旱物资，支援抗旱抢种，解决山区人民饮水问题。

6月24日至28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四次全委会，总结地委成立一年来的工作，重点研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速建设大寨式县的步伐等问题。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学大寨赶昔阳，加速建设大寨式县的决议》。《决议》指出，石家庄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发展到建设大寨式县的新阶段，要求全地区人民“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大干三年，实现粮、棉过“江南”。

7月 据水文资料记载，1972年是五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旱之年，全地区5万多眼机井，有6000多眼干枯。地委、地革委领导全区掀起抗旱热潮。全地区新打机井6000多眼，挖大口井700多眼，完成水利工程6000多处，增强了抗旱能力。

8月26日 地委决定，从即日起在地委、地革委机关进行批林整风，全体干部参加。批林整风，重点是批林，通过批林，端正路线，落实政策，增强团结，纠正不正之风。

9月25日 地委作出《关于去冬今春农村斗、批、改情况的报告》。指出石家庄地区农村在前三年“斗、批、改”的基础上，进行第四个冬春的“斗、批、改”。全地区共组织6400多名宣传队员(其中脱产干部5300名，贫下中农1000名)。进驻500个“老大难”大队和172个一、二类大队，这期“斗、批、改”是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进行的，各级党委在“斗、批、改”中，普遍抓了对社、队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1971年冬，公社党委和一、二类大队普遍开展了“开门”整风。

9月28日 地委决定：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组建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工建交、农林水利办公室、财贸民政办公室、文教卫生办公室，自10月1日起开始办公。

10月16日至20日 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按照“十大”精神，分析了全地区的形势，就如何学习贯彻“十大”文件，深入搞好批林整风，促进工农业大上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广泛交流经验，并研究了具体措施和方法。

11月4日 地委确定：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石家庄支行。

11月11日 地委决定：增设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电力工业局、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物资局、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广播管理处；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文教局，分设教育局、文化局。

11月29日至12月6日 地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今冬明春工作，重点研究制定如何迅速掀起批林整风和路线教育新高潮及农业如何大上快上，特别是如何夺取明年夏季大丰收的具体措施。会议期间，于12月3日召开地委第一届第五次全会，讨论通过地委《关于夺取明年夏季大丰收的决定》，提出力争1973年全地区夏收作物亩产一季上《纲要》，总产达到20亿斤(比上年多5亿斤)。

12月9日 地委发出《关于筹建共青团地、市、县委的通知》，并分配共青团石家庄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1972年 全地区通过开展抗旱斗争，战胜了石家庄五十年未有的严重干旱，夺得全年农业较好收成。粮食总产36?4786亿斤，比1971年增产2?9463亿斤，棉花减产。

1972年 工业生产继续上升，主要产品产量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年工农业总产值31?477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72?8％。财贸、文教、卫生等事业也都有相应发展。


1973年


1月9日 地委决定，恢复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1月15日 省委转发《中共石家庄地委关于召开分配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1972年石家庄地区战胜了五十年来未有过的严重干旱，夺取了农业好收成，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干旱严重、生产开支大，收入相对减少，有的还因种种原因，造成现金分配不能兑现。为此，地委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分配工作作为批林整风中落实党的政策和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

2月9日至15日 地委在无极县召开民兵工作“三落实”经验交流会议。会上，地委、军分区主要领导作报告，省军区副司令员卢彦山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和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有36个先进单位介绍经验，地委对当前工农业生产和民兵工作任务进行部署，并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郭庄红旗民兵营。

2月16日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省其他领导关于清理(清理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工作的讲话精神。会议经过学习讨论，对全地区开展清理活动作出部署。

2月19日 地委在批转平山县委《关于召开退休干部、老党员代表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中指出退休干部、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委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组织阅读有关党的文件、刊物和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2月26日至3月1日 地委召开石家庄地区妇女工作会议，地委常委马化民作《以批修整风为纲，进一步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报告。

3月1日 地委决定，地、市、县公安机关恢复公安局名称。

3月5日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地、市委经与驻石各部队充分协商，对石家庄参加“三支”“两军”的809名的人员，除工作需要、本人要求继续留地方工作约150名左右外，其余分三批于3月底基本调整完毕。

3月18日 地委向省委作出《关于生产救灾情况的报告》。指出，1972年石家庄地区遇到五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干旱，井陉、赞皇、平山、获鹿、元氏、行唐、灵寿7个山区县灾情较重。因灾缺粮的有594000人。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为安排群众生活，政府及时发放救灾物资。各级党委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因地制宜地搞多种副业生产，同时大力开展了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3月19日至21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河北省学习何横城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及省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并讨论通过地委《关于学习推广何横城大队农业学大寨经验的决定》(何横城是邯郸地区一个“科学种田，夺取粮棉高产”的典型)。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地委动员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截止到4月2日。全地区共抽调脱产干部6889名，其中地革委机关350名，占现有干部总数的50?1％。这批干部经过短期训练、编组，陆续深入到395个公社、846个大队，帮助开展学大寨运动。地委对下乡干部明确五条任务：1、帮助社队狠抓头等大事，把批林整风进一步引向深入；2、帮助社队传达贯彻好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精神，迅速推开何横城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夺取夏季和全年农业丰收；3、帮助社、队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4、在抓中心工作的同时，结合做好部门工作；5、蹲到点上创经验，推到面上见效果。

3月28日至4月2日 共青团石家庄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隆重开幕。来自全地区各条战线的847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石家庄地区第一届委员会，由57名委员和8名侯补委员组成。

5月4日 经省委批准，刘风山任共青团石家庄地委书记，李梅菊(女)、杜永新任副书记。

5月11日 地委批转地革委政治部党委《关于发展党员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指出，发展党员的工作，要全面贯彻执行“积极慎重”的方针，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坚持党员标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切实保证党员质量。

5月15日至25日 全国小麦生产现场会在石家庄地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部分地、县的领导，先进社、队的代表，科研、教育单位、部队和生产建设兵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宣传单位，共1347人。会议期间参观了石家庄地区正定、栾城、藁城三县和石家庄市郊区的小麦。地委书记孙吉全作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努力发展小麦生产》的发言。正定、栾城县委和藁城县城关公社党委、石家庄市郊区槐底公社党委和槐底大队介绍小麦高产的经验。与会人员讨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大力发展小麦生产问题。

6月13日 地区大中专院校招生领导小组发出通知：根据国务院[1973]39号文件精神，学生入学的主要办法是，先群众推荐，再政审，最后文化考查。随后，按此办法招生，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

6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地委组织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打井抗旱，抓住发展农业的关键，发挥了工业的主导作用。《编者按》指出：“工业支援农业，只有帮助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关键是什么?这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因地因时而定。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工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认识到打井抗旱是这个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他们集中力量支援农业解决打井抗旱问题，取得促进农业增产的效果，他们有经验是的说服力的。”

6月25日 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一行31人，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参观大寨后来石家庄参观访问。

6月25日至29日 为进一步贯彻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精神，地委、地革委召开石家庄地区棉花生产会议。国务院棉花办公室和农林部派人参加了会议；省委、省革委的领导也到会讲话。会议总结交流了棉花管理经验，讨论制定搞好棉花生产，夺取1973年粮棉双丰收的措施。

7月3日至6日 石家庄地区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各条战线的妇女代表和解放军的妇女代表，共800人出席会议。大会选举产生石家庄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会由57名委员和4名侯补委员组成。

7月11日至15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七次全委会，进一步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二届五次(扩大)全会精神，分析了石家庄地区批林整风运动的形势和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研究如何把批林整风进一步引向深入和更好地完成下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

7月14日 地委作出《关于给杨柱追记一等功的决定》。杨柱，中共党员，行唐县口头公社苏予大队民兵连长。他为改变山区“少井、缺水、产量低”的面貌，在帮助兄弟队黄掌头队打机井中，为排险护井献出宝贵生命。地委号召全地区民兵指战员，广大干部群众要广泛开展向杨柱学习的活动。

7月17日 地委决定建立地区工作委员会，由谢际堂任主任；刘兴周、仇锁贵任副主任。

7月21日 地委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严禁非法拘留扣押群众的通知》。地委指出，石家庄地区一些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非法拘留扣押群众等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值的注意的是，有的领导干部对这些违法乱纪行为熟视无睹，制止不力，处理不严，甚至姑息迁就。因此，各级党委都要按照省委《通知》精神，对本地本单位的问题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8月12日至21日 地委、地革委在平山召开石家庄地区建设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到山西省大寨大队和昔阳县进行参观，到平山县的南滚龙沟、楼子涧、北白雁、韩庄、西回舍霍营、下邵大队进行参观。会议研究通过“大干三、五年，基本改变山区面貌的规划和措施”。

8月27日 庞均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地革委副主任。

8月 按照省计划会议精神，全地区精简职工9785人，完成精简任务的54?4％。

9月6日 省委批准，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从1973年10月1日试办自编《全区联播节目》，每天15分钟。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从1950年建台到1969年，都有自办节目，最多时自办节目15个，播时2小时15分钟。

9月7日 经省委批准，靳淑荷任石家庄地区妇联会主任，靳树用，韩建英任副主任。

9月14日至18日 地委召开地直党员干部会议，由党的“十大”代表、地委书记王常柏等传达“十大”文件。会后，地委抽出515名党员干部，由50名组(局)长以上干部带队，深入到基层传达贯彻“十大”文件，使学习“十大”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热潮在全地区普遍掀起。

10月16日至20日 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分析了石家庄地区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就如何学习贯彻“十大”文件，深入搞好批林整风，促进工农业大上问题，进行讨论，并研究出具体措施。

10月31日 地委发出通知：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经省委批准，撤销地革委政治部，设立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区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经地委批准，设立中共石家庄地区直属机关委员会、中共石家庄地委审干办公室。印章自1973年11月1日启用。

11月6日至9日 地委委召开根治海河劳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自1965年以来，参加根治海河战斗的束鹿、晋县、藁城、无极、深泽、高邑、赵县、栾城、新乐9个县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共440多人。会议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要求全体与会代表，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1973冬治理滹沱河的战斗中，再立新功。

11月7日 地委邀请南宫县委书记赵安芳、乐亭县委常委张于贵，向石家庄地、市、县领导，地直各单位及市内各区、局、厂矿干部共1000多人，介绍他们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11月16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自1963年以来，石家庄地区人民治山治水、打井修河取得显著成绩。对原有的五座大、中型水库进行了扩建，还开工兴建中型水库和塘坝1300多座，万亩以上灌渠7条，小型灌渠4000多条，扬水站3800多个，水轮泵站100多处，新打机井5万多眼。十年来水浇地面积由1963年的605?81万亩，扩大到768?5万亩。

12月1日 地委向省委作出《关于赵县“五四”新建队打击迫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指出，1971年12月，赵县韩村公社派15名贫宣队员到新建队帮助搞“斗、批、改”。他们在“清队”中毒打知识青年45人，打人手段多种多样，刑法有十几种，对女知青逼婚诱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还打击报复提意见的知识青年。中央和省委领导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要求认真查处。地委接到指示后，派出工作组，帮助赵县进行调查处理。

12月10日 孙吉全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

12月17日至21日 地委第一次第八次全委会和地革委同时举行。会议听取地委书记、地革委第一副主任卫成科作的工作报告；地委副书记、地革委副主任张之波传达的省计划会议精神；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马化民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言，并分别进行讨论。会议重点研究如何把学习“十大”文件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提高干部、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问题，以及明年工农业大上的问题。会议还做出有关决议。

12月25日至29日 为加强民兵建设，促进农业大上，石家庄地区民兵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大会对7个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并通过致全地区民兵的倡议书。


1974年


1月4日 《河北日报》报道，石家庄地区1973年获得粮、棉双丰收，全地区600多万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600斤，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2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80斤，比1972年增加五成以上。正定、晋县亩产皮棉超过百斤，栾城、石家庄市接近百斤。

1月16日 甄三录任中共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兼地委组织部部长；李声高任中共石家庄地委副书记。

2月3日 由于江青一伙的阴谋，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全地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2月12日至19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地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地、县直各部门党员负责干部共1286人。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并以整风精神，联系思想实际，揭露矛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

3月15日 石家庄市召开20万人大会，欢送8000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省、地、市和驻石部队领导出席大会。

3月24日至28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工业生产经验交流会。石家庄印染厂、平山化肥厂等单位介绍经验。会议要求工业战线广大职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认真贯彻《鞍钢宪法》，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4月2日 石家庄地直机关党委，召开由地直机关、厂矿、文艺团体、干部、工人参加的会议，对晋剧《三上桃峰》进行错误批判。

4月5日 杜墨楼任中共石家庄地委副书记。

4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接见晋县周头公社两位干部时，为他们亲笔题词“群言堂”。

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1969年5月到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1973年8月19日任周头公社党委书记。董老告诫他要讲民主，不要搞“一言堂”。周头公社党委将董老的题词放大镌刻在木匾上，挂在公社党委办公室，作为座右铭。(题词手迹现收藏在石家庄档案馆)。

4月19日至24日 地委召开石家庄地区组织工作会议。地委副书记甄三录代表地委作《关于搞好批林批孔，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会议指出，要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继续做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及党员思想教育工作。

4月27日至30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关于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听取地委副书记张之波传达刘子厚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分析全地区“批林批孔”运动形势，重点研究如何贯彻中央12号文件，搞好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问题。

5月26日 地委获悉，深泽县两名拐骗妇女罪犯，先后从四川省南充市、北川、三台等县拐骗妇女99名，分布到9个公社30个大队。这些妇女大多是未婚青年，被骗来后，有的已同当地群众结婚。这一问题引起地委重视。根据省革委1974年25号文件精神，地委帮助深泽县委专门研究解决措施。经过积极工作，已将29名妇女送回原籍，对两名拐骗妇女犯，依法逮捕。

6月19日至21日 束鹿、深泽、无极、藁城、新乐、行唐、赞皇、平山8个县先后降冰雹，并伴有七、八级大风，时间一般在5—10分钟，最长达17分钟。雹粒大如鸡蛋，小如核桃，8个县64个公社，419个大队，386000亩粮棉作物受灾。其中深泽、束鹿、平山、赞皇4县受灾较轻。灾后，地、县领导，立即带领有关人员和医务人员，深入受灾灾队，察看灾情，医治受伤人员，并广泛发动群众，积极采取救灾措施。

6月26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地区已有88％的生产队办起合作医疗站。全地区医疗机构比1965年增加60％，卫生经费70％用在农村。有1123名城市医务工作者到农村，为群众防病治病。

6月29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地区各级党委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工作，1966年以来，特别是“十大”以后，全地区共选拔公社副书记以上年轻干部1054人，其中妇女干部258人。全地区4000多个生产大队党支部配备了25岁以下的青年委员3264名，三分之二的大队党支部有了妇女委员。1972年以来，地委先后召开九次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

6月30日 《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喜看大面积小麦上“纲要”过黄河》的通知，介绍石家庄地区18个县(市)亩产400斤以上的高产田，由上年100万亩扩大到200万亩，占全地区麦田近一半的小麦喜获丰收的情况。

7月2日 孙吉全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之波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马化民任中共石家庄地委副书记。

7月3日至8日 地委召开有520多人参加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传达贯彻省委加强理论队伍建设会议精神，13个单位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会议分析理论战线的形势，指出专业理论队伍是开展理论工作的骨干力量。为此，要求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各县、市要建立和充实专业理论队伍。

7月11日至15日 地委召开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县、社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共860人。会上传达中央[1974]21号文件及全国小麦生产现场会议精神，分析“农业学大寨”和当年夏收的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夺取全年和1975年夏季丰收的措施。徐建中作题为《深入批林批孔，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鼓足更大干劲，誓夺全年农业大丰收》的报告。

7月14日至15日 藁城、晋县、束鹿、深泽、栾城、元氏、赞皇、获鹿、正定、无极、平山、灵寿12个县，先后遭到风雨冰雹的袭击。有些地方风力达8级以上，雹子大的如拳头，降雹时间长达30分钟。这是石家庄地区今年最大的一次风雹灾害，涉及59个公社；366个大队，受灾面积达68．2万亩。受灾后，地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抗灾措施。

7月17日至19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十一次全委会，主要学习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研究继续深入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为了加深对文件的理解，请石市印染厂、地区交通运输公司介绍他们发动群众、研究宣讲“儒法斗争史”的经验。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学习、研究“儒法斗争史”，狠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狠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7月中旬 地委抽调全区7000多名脱产干部下乡下厂，抓革命、促生产。

8月13日至14日 地委在无极县张段固大队召开所谓“批林批孔”现场会，大力推广张段固学习小靳庄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所谓经验。

8月15日至23日 地委召开全地区农业机械化及小麦生产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河南新乡地区参观学习，听取全省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精神的传达，12位同志介绍有关农业机械化科学实验、种植革命、养猪积肥、发展水利等方面的经验。会议号召全地区人民，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搞好农业机械化，多种种好小麦，促进农业大上。

8月21日 地委作出《关于追认石青山同志为模范公安干部的决定》。新乐县公安干部石青山，在执行逮捕罪犯任务时，与阶级敌人英勇搏斗，临危不惧，不幸牺牲。《决定》号召全区公安干警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及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

同日 地委召开石家庄地区公安工作经验交流会。其主要经验有：(一)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二)认真实行依靠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破案方针。(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8月27日 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地区脱产干部和民兵，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9月6日至12日 地委召开山区建设会议。与会人员到河南省林县参观“红旗渠”，回来后，17人在大会上发言。大家对照先进，总结检查山区建设情况，交流学大寨的经验，研究放手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山区建设的措施。

9月下旬 地委组成5个检察团，分别由常委亲自带队，市、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通过听取汇报，参观点上所谓“批林批孔”现场活动，召开不同类型座谈会，对全地区18个县、市所谓“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情况进行检查。

10月4日 地委、地革委在栾城召开秋收种麦现场会，要求在种麦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克服只顾赶时间而忽视质量的做法。特别强调要搞好深翻、浇足底水、施足底肥、对种子处理、播种密度等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0月23日至29日 地委召开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和中央26号文件，传达贯彻省委关于10月中旬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和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综合简报。经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安定团结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搞好当前一切工作的方针，对此，地委作出相应部署。

11月6日 地委领导带领地直机关干部370多人，到正定县西兆通公社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移栽小麦。(注：移栽小麦，是把提前育好的麦苗，移栽到晚花地里，曾作为一项增产措施推广。这种做法费工太多，未能推开)。

11月13日至21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全地区学大庆、赶开栾经验交流会，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制定建设更多大庆式企业，加快工业建设步伐，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具体规划和措施。

11月中旬 地、县领导机关抽调干部4500多名，赴农村869个大队和部分工厂，调查研究，蹲点劳动，帮助工作。时间一年，而后轮换下乡下厂。

12月12日至16日 为迎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发表六周年，地委、地革委召开石家庄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24人。地委第一书记孙吉全作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深入批林批孔，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会上，给22个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发了奖。与会全体代表通过《给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倡仪书》。

1974年冬季 全地区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据统计，截止12月7日，全地区共投入农田基本建设劳力144万多人，超过历史最高记录。深翻土地140万亩，平整土地48．7万亩，开荒造地6．9万多亩，打机井3100多眼，修建小型水利工程6800多项，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48万多亩。


1975年


1月16日至17日 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和地直各单位负责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号召全地区人民团结战斗，深入开展所谓“批林批孔”，鼓足革命干劲，为实现粮棉过“长江”、猪只上“纲要”努力奋斗。

2月26日至3月5日 地委第十三次、地革委第十九次扩大会议同时召开，会议扩大到公社党委书记，共1000多人参加。会上，传达学习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研究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地区掀起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的问题。同时，对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组织国民经济新跃进问题作出部署。

4月4日至8日 地委召开市、县、公社副书记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前，地、市、县领导到南宫县参观学习。会议期间，总结交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地委副书记马化民作题为《学习理论、抓路线，进一步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计划生育工作是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系到民族繁荣、后代健康、国家兴旺的大事。为此，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把计划生育工作抓紧、抓细、抓扎实，1975年人口增长率保6‰，争5‰。

5月3日 地委批准：一、设立地革委基本建设局；将地革委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改为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地革委广播管理处改为广播事业管理局。

二、设立地区纺织品出口公司、化工物资供应公司、磷肥公司和轻工物资供应公司。

5月20日 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当前工作，进一步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政策。提出：(一)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切实搞好劳动管理。认真推行大寨的所谓“劳动管理经验”，坚决纠正包工到户、高工分、工具分和“物质刺激”等所谓“错误做法”。要改善劳动组织，建立作业组，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提高劳动效率。(二)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社员分配，要随着生产的发展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不能超过生产增长速度。社员的口粮分配，一般要继续实行人八、劳二的比例。

5月底至6月初 地委主要领导带领各市、县和地直有关部门领导26人，到河南新乡地区参观学习小麦生产经验。途经8个市、县，重点看了12个社、队的小麦生产。参观后，召开全地区小麦生产会议，提出学大寨、赶新乡、加快大办农业步伐的措施：(一)狠批骄傲自满和右倾保守思想，下决心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地委本身的“继续革命”问题。(二)学习新乡地区“抓两头带中间”的经验。(三)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大搞种子革命。(四)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办好工业，武装农业。

7月9日 地委向省委作出《关于抗旱情况的报告》，指出：石家庄地区连续四年的严重干旱，目前仍在继续发展。1974年11月到现在，全地区基本上没下透雨，总降雨量仅60到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少3—4成。全地区139座大小水库，有118座已无水，19座已降至死水位。21条万亩以上灌渠，已有15条断流，6条时断时续。地下水位比去年下降3至7米，76000多眼机井，已有1400多眼干枯，28000多眼出不足半管水。全地区917万亩耕地中，80万亩渠灌地断水源，200多万亩井浇地不能保浇，135万亩旱地有20多万亩未播上种。平原地区的束鹿、赵县、新乐县，近70万亩庄稼出现3—7成死苗现象，山区有30多个旱庄已无水吃。为了战胜干旱，地委于7月6日、7日召开市、县委书记紧急会议，研究抗旱夺丰收的具体措施。地委两次召开电话会议，动员全地区党、政、军、民共223万多人，投入抗旱斗争。

7月18日至28日 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和武装部长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等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战备问题的指示及省委战备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全地区大办民兵师和人防工程的战备规划，制定落实措施。

7月25日至30日 地委召开全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会议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为纲，重点交流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理论队伍作用的经验。会议还讨论研究进一步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措施。

7月底 在根据上级指示，开展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各级党委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据统计截止本月底，全地区理论队伍已发展到27万多人(其中专业理论队伍490多人，工农理论队伍246000多人)，理论小组36720多个，遍及城市、农村、机关、学校。

8月13日至20日 地委第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与地革委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同时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小麦增产的经验，研究讨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

9月23日 地委召开县、社主要领导参加的电话会议，传达中发[1975]20号文件，即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会议要求，各级要加强对养猪事业的领导，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10月14日 地委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切实作好收益分配工作。

10月24日至28日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共173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号召大家“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苦战三年，普及大寨县。

10月29日 针对石家庄地区种子多、乱、杂、劣现象，地委发出《关于大搞种子改革的通知》。要求加强对种子工作的领导，认真执行有关种子工作的政策，层层制定种子发展规划，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以适应农业生产发展形势。

10月30日 地委、地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地区医务人员向共产党员、“赤脚医生”郭德润学习。(注：赤脚医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乡村医生的称法)

郭德润是藁城县南洼公社马圈大队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复员退伍后，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他十几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生命垂危时刻，还抢救病人，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75年2月25日病逝。

11月1日 《河北日报》刊登题为《为建设更多的大寨县而奋斗》的调查报告，介绍石家庄地委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情况。

11月15日至18日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下乡蹲点劳动会议，由当年已下乡蹲点劳动的同志在会上介绍经验，使即将下去(第二批蹲点)的同志深受教益。会后，有650名干部分赴基层。

11月16日 地委向省委作出《关于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情况的报告》，指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地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学习会议文件，提出“苦战三年，在全区普及大寨县”的口号。10月30日到11月12日，市、县都召开了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知识青年、退休干部代表，共31800多人参加，还有30多万人在分会场听了传达。

12月26日至29日　地委召开第十五次全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和地直机关负责干部共239人。会议传达毛主席圈阅的中发[1975]23号、24号、26号、27号文件和中央、省委打招呼会议精神，强调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错误地指责邓小平，说他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文革”，犯了右倾错误。提出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击右倾翻案风”。为错误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思想上的准备。

12月 全地区开始县委整风，时间从11月底陆续开始，到12月底结束。这次整风的主要内容是：以“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为准则，对照大寨县“六条标准”，揭摆问题，解决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的问题，重点克服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


1976年


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石家庄地区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学校师生、解放军指战员，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人人悲痛欲绝，痛哭失声。由于“四人帮”一伙不准开追悼会的禁令，干部、群众对总理的悼念活动受到压抑，人们自动戴上黑纱、白花，自觉停止各种娱乐活动。许多机关、单位、团体不顾上边的指令，自行举办追悼会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表示，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做好工作，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1月18日 地委召开以搞好公社党委整风为内容的电话会议，要求深入进行所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月19日至21日 地委召开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汇报会。“大辩论”是由当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朝阳农学院委员会文章《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引起的。文章把对“朝阳农学院经验”持有疑问的观点，说成是“翻案”、“复辟”的奇谈怪论。

2月9日至12日 地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巩固和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果，号召知识青年坚持上山下乡的方向”。

2月12日 石家庄地委作出《关于公社党委整风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石家庄地区党委整风是在县委整风的基础上进行的，1975年12月下旬陆续开始，1976年1月下旬结束，一般用半月左右的时间。参加整风的公社党委成员4043人，帮助整风的大、小队干部、党员、社直负责人、贫下中农代表共98068人。这次整风以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普遍解决抓阶级斗争“软”、领导班子“散”、因循守旧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懒汉懦夫世界观，坚定了迅速建成“大寨社”的信心和决心。

2月15日至21日 地区举办群众文艺调演。调演的剧目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颂扬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进一步宣传了极“左”思潮。

2月21日 地委在批转妇联党组《关于落实男女同工同酬政策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全地区还有324个大队未落实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对此项工作，各地必须提高认识，制订措施，抓好落实。

3月1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全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指出，石家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0．73‰降到了1975年的6．51‰。会议要求，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2月21日 石家庄10万军民隆重集会欢送4100多名知识青年，到本地区农村插队落户。

3月21日至27日 地委召开第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856人。会议中心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会议按照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错误地把邓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诬陷为“右倾翻案风”，予以批判。会议错误要求与会人员转好“思想弯子”。会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石家庄地区普遍展开。

4月10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错误批判。与此同时，各县、市也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会议，进行学习声讨和批判，进一步动员干部、群众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4月中、下旬 自4月5日(清明节)北京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后(当时定为“反革命事件”)，根据上级指示，地直各单位和各县、市分别对4月5日前后去北京的人员进行审查，追究“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

4月30日 张建尧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

5月5日 地委召开全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会议总结交流学习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掌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思想武器的“经验”。

6月4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地委召开先进青年代表座谈会。用“走资派还在走”“翻案不得人心”等错误观点，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注：“三项指示，一是理论问题，二是安定团结，三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4日 省会石家庄20万军民集会，欢送9000名知识青年到正定、栾城、藁城、赵县、晋县、获鹿、束鹿、无极、元氏、高邑、平山、新乐和矿区插队落户。

7月6日 朱德委员长逝世，石家庄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沉痛悼念。

7月14日至21日 地委召开第十七次全委会和全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出席大会的共780人。会议内容是：(一)总结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指示，联系实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深入发展的经验；(二)总结领导干部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自觉改造世界观，和群众“划等号”，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搞好党的建设的经验；(三)总结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实验，夺取高产的经验。

会上，还讨论通过了石家庄地区三年普及大寨县和实现农业机械化两个规划草案。这次会议进一步推行了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错误经验。

7月28日 唐山发生强烈大地震，波及石家庄地区，震后，地委、地革委建立抗震救灾指挥部，一方面组织居民搭临时防震棚防震；另一方面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唐山受灾人民。

7月30日 地委召开全区第二次理论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共105人。省委宣传部同志参加会议。讨论会围绕着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错误观点进行讨论，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8月21日 唐山地震后，石家庄地区接受治疗伤病员任务。即日，地、市领导及400多名群众，到火车站欢送治愈的首批伤病员返回唐山。

8月24日 地委召开干部工作会议。会议要求，严格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培养选拔青年干部。

9月9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11日，地委、地革委、军分区、石家庄市委、市革委、平山县委、县革委的领导及广大群众，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到西柏坡举行吊唁仪式。吊唁厅设在柏坡岭下的中央旧址大院内。吊唁厅庄严肃穆，黑色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吊唁厅正中央悬挂着毛主席遗像，遗像披着黑纱，遗像前方和两侧摆满了青松翠柏和鲜花。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民兵持枪守卫在吊唁厅门口。在哀乐声中，人们一队接一队地迈着沉重的步履前来吊唁，气氛极其悲痛。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石家庄地区人民深深地沉浸在极度悲哀之中。连日来，广大人民群众佩戴黑纱和白花，隆重举行吊唁仪式。全地区共设灵堂6930多个，每天参加吊唁的群众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愿，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党集团。消息传来，石家庄地区城乡人民连日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市委卷


1966年


5月9日 市委批转石家庄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三个党组《关于巩固发展“四清”运动成果，打击阶级敌人报复破坏活动的意见报告》。

5月10日 遵照上级指示，《石家庄日报》开始点名批判邓拓编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摘编了《燕山夜话》材料，并加《编者按》，进行错误的批判。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

5月26日 市委(66)46号文件载：由于石家庄桥东棉织厂、石家庄桥西棉织厂和石家庄造纸厂，行政关系均已划归省有关公司领导，因而，这三个厂的党的关系由工业局党委领导，改为市委直接领导，工交政治部分管，三个厂党组织名称为：中共石家庄桥东棉织厂委员会、中共石家庄桥西棉织厂委员会、中共石家庄造纸厂支部委员会。

5月28日 市人委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听取了市计委关于开展反浪费、“三查”(查物资、查设备、查资金)、节约工作情况的汇报。

5月 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市支行奉命撤销，其业务划归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市支行。

6月7日 市委召开有河北师大、河北工读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3所高校负责同志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各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6月15日 根据中央的部署，市委开始向大专院校等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26日 石家庄市郊区槐底大队小麦生产大丰收，全大队1400亩小麦，平均亩产750多斤，比上年每亩增产40多斤。其中30多亩高额丰产田，平均每亩达到千斤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

6月28日 自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和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大中城市高等院校和中学相继“停课闹革命”。石家庄市大部分高校和中学亦“停课闹革命”，在校内外张贴大字报。据市委“文化大革命”简报第8期载：全市共有中等学校44所，除去12所搞“四清”的和4所干校未开学外，其余28所停课搞“文化大革命”的23所(其中：中专10所，中学13所)，半日停课的4所，未停课的一所。另据20所学校统计，截止22日已贴出大字报61164张，其中：鸣放学校领导的5760张，占大字报总数的9．4％；鸣放教职员工的39567张，占64％；其它方面(包括声援、表态的)的15820张，占26．4％。

6月30日 《石家庄日报》载：1966年，全市9．7万多亩小麦获得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430多斤，其中，郊区7．7万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500多斤，比1965年每亩又增产八、九十斤；矿区2万亩小麦，在大旱之年也获得了增产。并涌现出比去年更多的大面积高产社、队，郊区槐底、西里两个公社亩产达600斤以上，谈固、孙村、桃园、赵陵铺、留营5个公社，亩产达到500斤以上。涌现出亩产550斤以上的大队23个，槐底、北翟营、方北、桃园、西里、义堂、西焦、市庄8个大队亩产达到700斤以上。亩产600斤以上的生产队有132个，亩产700斤以上的生产队59个，800斤以上的生产队4个，在矿区，也涌现出3个亩产280斤以上的生产大队，6个亩产300斤以上的生产队；还涌现出增长幅度在40％以上的生产大队12个。

7月6日 全市人民集会，拥护我国政府的庄严声明，遣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

7月17日 驻佳木斯市某部拦惊马舍己救人的解放军战士刘英俊的事迹在报纸、广播中宣传后，市委[1966]50号文件发出《关于开展学习刘英俊同志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积极组织学习和讨论，使刘英俊同志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同日 《石家庄日报》发表红波、巨浪撰写的对《海瑞谏君》的批判文章，并加发《编者按》。对剧本作者刘禾(尚羡智)、叶今(贾华含)进行错误的批判。

7月28日 石家庄市又一批城市青年184人奔赴农业第一线，分别安置到国营河北省宁晋县大曹庄农场和赵县韩村公社“五四”下乡青年新建队。

8月1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免去力矢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

8月4日 市委“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5期载：8月3日晚，市委召开派有工作组的医学院、邮电学校、纺织工读学校、纺织技工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和革命师生代表及其他大中学校的代表会议。会上，市委副书记贾然代表市委宣布关于撤销工作组和派出观察组的决定，并作重要讲话。

8月5日 市委[1966]52号文件发出《关于组织全党全民认真学习宣传＜人民日报＞“8．1”社论的通知》(即《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对各区委、市直各党委、总支、支部、各党组提出如下要求：

一、首先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反复地学习好，联系思想，联系实际。

二、广泛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

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把我们各行各业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根本。

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这一学习、宣传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

8月12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市委[1966]53号文件发出《关于宣读＜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迅速组织好宣传队伍，普遍地、认真地、原原本本地向党员、团员、群众进行宣读，并组织讨论；各级党组织、“四清”工作队和下厂、下乡工作组，要经常检查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要求各单位对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报告市委。

8月9日 《石家庄日报》全文转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 石家庄邮电学校红卫兵在大街上错误地贴出“炮轰市委”第一张大字报之后，石家庄机械工业学校、石家庄司机学校、石家庄邮电学校和1中、2中、3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串联，成立“红卫兵联络站”。

8月13日 市委[1966]54号文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区委、市直各党委、总支、支部、市直各党组：1．要集中一段时间，集中力量大学习、大宣传、大讨论，通过认真学习、讨论，深刻领会《十六条》的精神实质。2．要按照《十六条》指出的方向道路和规定的方针、政策，检查本单位前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3．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文件。4．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原原本本地向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师生、社员群众进行宣讲。各级党委要把学习、宣传、讨论情况，及时报告市委。

8月17日至9月11日 在解放路百货商场门前、市委、市人委门前、第一工人文化宫球场、河北医学院门前等地连续发生7起群众性的大辩论，参加辩论的有学生、工人、干部数百人。

8月22日 石家庄市10万群众，在长安公园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地委、专署、市委和市人委的负责人力矢、郭志、韩荣吉，贾然等参加了庆祝大会。大会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贾然主持，石家庄地委代理第二书记力矢和石家庄市委书记韩荣吉分别讲话。

8月23日 经省、地委批准，韩荣吉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

同日 市委[1966]57号文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即：《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根据社论精神检查改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

8月27日 红卫兵造反组织连日走上街头横扫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坏了一些名胜古迹，把许多街道、工厂、商店改换了名称。将长安路改名为“东方红路”，长安公园改名为“东方红公园”，长安体育场改名为“东方红体育场”。

8月27日至29日 《毛泽东选集》发行，地委代理第二书记力矢、市委书记韩荣吉、市委副书记、市长贾然带领新华书店职工分别到河北医学院、河北师大、河北工读师范学院，给广大师生发售《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全市3天共发行14300多册。

8月29日至30日 29日下午4点，邮电学校、铁路司机学校、1中等学校红卫兵要求进入市人委大楼看大字报。市人委机关干部根据内外有别精神未允许，双方发生争论。30日早晨5点钟红卫兵冲入市人委1至2楼办公室，封了办公室门窗，造成破坏性事件。市人委机关工作人员被迫迁出办公。此为全市“文革”升级的“八卅”事件。

9月10日 “红卫兵石家庄总部”成立。

9月18日 市委、市人民委员会[1966]60号文件联合通知，指出9月15日，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和首都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以及《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是推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开展和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希望全市广大干部、职工、革命师生、知识分子，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9月19日至20日 市委召开郊、矿区三级干部会议，“四清”工作队员参加了会议，杜清华副市长传达“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关指示，部署农村生产等项工作。

9月22日 市委[1966]59号文件通知：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市委建立文教卫生“文化革命”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张杰(统战部)、副主任齐光灿、姚立国、王文相、孙开山、孙秉舜。

9月 市委监委群众造反组织“前卫队”在市委大院贴出大字报，错误地公布干部档案材料。

10月4日 市委召开工业、财贸、文教、机关各系统、各单位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各区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动员大会。市委书记韩荣吉、市委常委秘书长朱林克讲话，号召全市职工、干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推向一个新高峰”。“各级党委、特别是宣传部门、政治部门，都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促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开展，作为自己最根本的、最经常的、唯一的、永久的中心任务。”

10月5日 市委、市人民委员会[1966]62号联合文件载：

一、市委常委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的基础上，分析形势，组织基层利用大会、小会、座谈会等形式，发动群众认真学习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精神。

二、大搞宣传鼓动，放手发动群众，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内外都用大字报张贴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三、狠抓落后单位和薄弱环节。

四、加强领导。从市委到基层，层层建立和健全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市委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庆林、杜清华挂帅，组织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并成立生产办公室。

10月6日 经市委研究决定：市委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领导小组，由韩荣吉、朱林克、李志、张杰(市委常委、工业部部长)、姚立国、张忠之等6人组成、韩荣吉任组长、张杰、朱林克、李志任副组长。

市委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办公室：主任姚立国(兼)，副主任齐玉润。

10月20日 市委[1966]66号文件发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迎接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

“一、各级党委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认真做好出席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代表选拔工作。”

“三、各区、各线要把本区、本线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情况和参加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半月向市委正式汇报一次。”

“四、建立市委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领导小组，并充实学习办公室的力量。”

10月25日 “红卫兵石家庄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此组织与前成立的“红卫兵石家庄总部”形成观点相反的对峙组织。

11月10日 “石家庄市工人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联司”)成立。

12月5日 国棉一厂以刘殿臣为首的“要武战斗队”借口厂党委“以生产压革命”，挑起事端，纠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及哈尔滨军工学院来石串联人员，把国棉一厂大门砸开，冲进厂内，对阻挡他们的工人拳打脚踢，并将前往解决问题的彭子堪副市长和厂领导同志等3人揪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进行殴打、扣押。据统计，被抓被打的职工有300余人。经济损失：从5日至20日共停产34个班，棉纱少产1810件，棉布少产193万米，减少产值196万元，少交利润65万元。许多生产工具和办公用品被抢走，一些机器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称“12．5”事件。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办公室数次给驻军63军来电话，询问“12．5”事件，后派联络员来石调查。

12月8日 “石家庄工人联合总会”成立。此组织系与“工联司”观点相反的工人组织。

12月17日至18日 “石家庄工人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石家庄革命造反司令部”向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连续召开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对市委、市人委领导力矢、贾然等人进行多次错误的批斗。

12月25日 河北师大“东方红公社”红卫兵进驻和查封《石家庄日报》社，强行改刊为《新石家庄日报》。


1967年


1月21日 石家庄日报社“工人革命造反大队”在河北师范大学“东方红公社”造反组织的操纵下发表《致读者》的启事，宣布接管石家庄日报社的所有大权。《新石家庄日报》于即日起停刊，《石家庄日报》改用新报头。

1月22日 “工联司”、“红革司”“石家庄革命干部造反军”和“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赴石造反纵队”等，在中山路体育场举行批斗大会。对市委副书记、市长贾然进行了错误的批斗，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横加摧残。此后，市委、市人委144名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除几个“造反派”和个别未上班的长期病号之外，均遭到多次，甚至上百次地错误批斗，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同日 地委代理第二书记力矢、市委书记韩荣吉、市委副书记、市长贾然和市委常委、市人委总党组成员刘庆林、杜清华、彭子堪、朱林克、李志、杨亚东、段焕商、李润生、边延亭、张杰及市公安局长张平等14人先后被“工联司”劫持到第一工人文化宫四楼，后转移到国棉三厂地下室进行管押和轮番殴打批斗，不准回家、强迫劳动，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1月23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各地驻军部队陆续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同日 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与“红革司”内外勾结，到市委和市人委各部门强行收缴公章，宣布夺权。之后，全市各级机关和厂矿企业、学校等均被夺权，造成各级党政组织瘫痪，党员停止了党的生活。

1月27日 “工联司”百余人，乘车赶到获鹿县，强行闯入县委、县人委和广播站，砸门、破窗、抢物、抓人、挑起武斗。这次事件，获鹿县约计损失6000余元，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3人被抓走(后放回)。

1月30日 “工联司”、“红革司”、“十院石家庄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320部队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总部”、“501部队革命造反团”、“石家庄革命干部造反军”、“石家庄国家工作人员革命造反司令部”发起组织成立“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推出潘志为总指挥，魏秉心为副总指挥，刘殿臣为核心组组长。是日，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了10万多“造反派”和装备着大炮、机枪等轻重武器的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成立誓师大会，发出了《告全市人民书》。提出要“大联合”、“大夺权”，宣布“解散石家庄地、市委、人委”，夺地、市党、政、财、文大权。

会上，驻石部队某部负责人代表驻石三军发言，祝贺和支持这一组织。会后进行示威游行。驻石陆、海、空三军全副武装，走在群众队伍前面，并派出飞机在空中散发传单，至此，驻军正式介入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并陆续在全市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在游行过程中，市委书记、常委和市人委总党组成员均被强迫挂着大牌子跪在第一工人文化宫门前，受到人身侮辱。

2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2月5日 “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批判大会。对被劫持来的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进行了错误地批斗，石家庄地委代理第二书记力矢，市委副书记、市长贾然等也被揪到台上陪斗。批斗会后，省、地、市领导在部分“造反派”劫持下，又遭受了殴打和侮辱性的游街。

2月6日 在“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和夺取石家庄地、市大权过程中，“工联司”和师大“东方红”的一部分头头，提出要夺军权。2月1日，驻军某部负责人在十院主持召开部分造反组织头头参加的会议，布置砸烂“工联司”、“红革司”和“十院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宣布退出“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工联司”被砸烂，“石家庄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也随之解体，从此，全市形成所谓“拥军”和“反军”的两派组织。

2月1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地区军管会决定对全市公安机关实行军事接管。

2月1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地区军管会决定，对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石家庄日报社及其所属工厂，实行军事接管。

2月 市委机关各群众组织，由“前卫造反队”牵头，在市委门口举行大型批斗会，对市委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错误的批斗，不少人受到心身摧残。

3月3日 在市委、市人委工作瘫痪无人负责的情况下，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联合组成市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市工农业生产和财贸、文教等各方面业务工作。张忠之任主任委员，梁宝华、张建德、刘昌彬、邴循先、严佩绅为副主任委员。

3月20日 石家庄地委、专署和石家庄市委、市人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召开“三结合”联合夺权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6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代表98人。石家庄驻军首长也参加了会议。

3月21日 《石家庄日报》载：石家庄市工业局革命委员会通告：1967年3月1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石家庄市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前工业局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完全归石家庄市工业局革命委员会。

3月25日 市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召开工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各企业单位的临时生产领导班子负责人，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市直主管生产部门的干部，共2000余人，驻军某部负责人讲话。

4月18日至19日 全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在石家庄剧场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代表1000多人。会议通过了向全市发出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倡议书，驻军支援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英辉在会上讲话。

4月23日 石家庄“群众造反组织”和驻石部队共12万人，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批判大会，地委代理第二书记力矢、市委副书记、市长贾然等又一次被错误地摧残批斗。

5月1日 石家庄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

5月5日 石家庄市发生部分群众冲击军管会事件，并在军管会门前静坐示威。

5月21日 “总字501部队造反团”、“师范大学东方红公社”和原“工联司”的部分成员共万余人，在中山路体育场召开所谓“重振军威”大会，而另一派组织的“红革司”、“京字320部队三月革命委员会”、“十院革命造反联络站”等10余个群众组织的大批人员以不准“工联司”翻案为由，冲击会场，发生武斗。

5月28日 “郊区农民革命联合指挥部”成立。

同日 “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大联指)”成立。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有7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王云龙为总指挥，刘殿臣、赵云亭为副总指挥，张泰等23人为常委。

5月至7月 在全市两大派形成之后，5、6、7月，两派之间共发生武斗132次，2454人受伤，重伤536人，死多人，损坏车辆43辆。

6月3日 “6．3”事件发生。自5月3日以来，有一墙之隔的解放军260医院和501部队(即铁道兵学院)不同观点的组织多次发生武斗。6月3日上午10时，由贴大字报为起点501造反兵团与260医院野战兵团发生冲突后，造反兵团冲入260医院，与该院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50多人受伤千余件医疗器材被毁，被称“6．3事件”。

6月10日 石家庄“大联指”成立“揪斗康修民联络站”，派人赴内蒙古揪回原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进行批斗。

6月17日至10月10日 棉纺二厂“一二．一”造反兵团因与该厂另一派发生冲突，先后有500多人离开生产岗位在厂门口静坐罢工，直至10月10日复工，期间使国家少生产棉纱2696件，棉布726万米，两项合计给国家造成损失805万元。停产期间，全市许多工人、干部和群众主动前去棉二支援生产以减少损失。

8月4日至17日 全市连续发生3起砸抢粮店事件。造反组织砸抢了振头、休门、东大街和中华路等粮店，共抢去粮食345750斤，食油553斤，粮票130斤，现款673元及其它一些物品。

8月6日 “石家庄‘狂人’公社总社”(即“鲁迅公社”)成立。

8月14日 市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改名为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8月20日 京字320部队“三月革命造反委员会”和来自各地以及石市群众组织举行大会，庆祝320部队革命委员会诞生。北京部队负责人陈先瑞和驻各地部队负责人张英辉、阎同茂、芦彦山、陆松琪、林冰等出席了成立大会。“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红卫兵石家庄革命造反司令部”所属的300多个单位也参加了庆祝大会，陈先瑞在大会上讲了话。

8月26日 石市两派对立组织赴京谈判代表8月15日赴京谈判，是日签订制止战斗协议。但时间不长又遭破坏。

9月5日 《石家庄日报》载：9月3日，石家庄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和驻石部队指战员6万多人，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在解放路百货商场门前隆重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大会由“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致开会词，石家庄驻军支左委员会负责人讲话，“红卫兵石家庄革命造反司令部”、“石家庄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也相继在大会上发了言。

9月6日 自7月22日，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局面。石家庄两派武斗日益加剧，各自的武斗据点形成。3302工厂两派群众组织“红色联合造反指挥部”(以下简称“红联”)、“七一公社”(以下简称“狂派”)分别建立了武斗据点。从此，双方不断发生摩擦，矛盾日趋激化，发生武斗。到9月5日，“红联”阻断了“狂派”的上楼通道，并进行断电、断水、对“狂派”进行围困。

凌晨，“工联司”、“师大东方红”等“狂派”组织300余人，由“工联司”1号头头李家远指挥，携长矛、大刀等武器到3302工厂生活区，投出两枚土手榴弹，赶走围困南楼的“红联”群众，并指挥一部分人哄抢了生活区粮店，将80余袋面粉及食油、挂面运到“狂派”据点内。“红联”的头头马福全带领数十人到厂警卫连“抢夺”了36支枪和数百发子弹，向“狂派”射击。

在这次武斗中，共打死3人，重伤15人，轻伤61人，是全市“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发生抢解放军的枪支，使用火器造成的流血事件，造成工厂停产27天，造成经济损失66万元。

9月10日 《石家庄日报》载，9月9日，“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举行“革命大批判”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工业、财贸、机关、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红卫兵小将以及战斗在“三支”、“两军”前线的解放军指战员。会上，纺织器材修配厂、拖拉机配件厂联合联络站、新一中、新十二中革命委员会、新四中‘红教工’等单位的代表、介绍了经验。驻石部队320革命委员会赴京取经团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北京陆、海、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的宝贵经验。驻石部队某部负责人张英辉到会讲话。

9月15日 石家庄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更名为石家庄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

9月23日 《石家庄日报》载：全市华北制药厂、石家庄水泵厂、国棉五厂、东风造纸厂、红旗制盒厂等24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或初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统一的群众组织。

9月28日 《石家庄日报》载：全市区43所大中学校，已有39所实现大联合，其中有19所学校建立革命委员会。

10月4日 占据铁路公寓的“狂派”，趁铁路运输学校“拥军派”离校之机，持长矛、大刀等武斗器械，占领运校办公楼，当驻校军训团及“拥军派”发现后，即与机械工业学校，2中、铁中、女中和合作学校的同派组织联系夺回运校办公楼，发生武斗。因攻楼不下，“拥军派”即取来炸药包将楼顶炸毁，双方撤出运校，造成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在武斗中，有1人被打死，1人在楼顶被炸时从楼顶跳下摔死。此次战斗造成经济损失10．9万元。

10月15日 “狂人公社直属队”全副武装与保定同观点组织“飞虎队”砸抢了藁城县武装部，抢去机枪8挺，冲锋枪3支，手枪330支，步枪33支，六○炮1门，手榴弹76枚，子弹26310发。

10月17日 中山路铁路公寓发生武斗事件。随着两派武斗的不断升级，机务段“火车头造反团”80余人和铁运、司机学校等铁路系统部分“狂人”，于9月4日占据中山铁路公寓，修围墙、筑工事、准备了长矛、大刀和部分火器。10月16日，“大联指”部署攻打铁路公寓，17日凌晨，由铁路联络站组织数百人将铁路公寓包围攻打。开始用自制火器攻击不下，即用炸药包对公寓实施爆炸，将围墙炸开，仍相持不下。凌晨6日许，3302工厂“红联”自制的“土坦克”到达公寓附近，用轻重武器一齐向公寓大楼射击，先打断安装高音喇叭的木杆，并且在“土坦克”掩护下，“铁路联络站”再次派人实施爆破，把公寓大楼的东北角炸开一个大洞，在这种情况下，“狂派”撤出了公寓。武斗事件中，共死亡4人，伤6人，造成经济损失6600余元。

同日 市民政局柳辛庄农场一部分外流人员组成的群众组织“义和团”在两派武斗升级后，成为“狂派”在市北面的一个重要据点，按照“大联指”的指示，有3302工厂、7420工厂、十院十七所、260医院和郊区“联指”参加的约数百人，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等武器，对“义和团”进行攻打，当场打死4人，重伤2人，轻伤10余人。

10月19日 石家庄市妇联主任朱琪，因受“文革”极左路线迫害致死，终年43岁(1978年10月25日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0月20日 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工业、财贸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指挥部主任张忠之作报告，驻军某部负责人在会上讲话。

10月27日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河北5个地区的赴京汇报团时，对石家庄问题表态说：“鲁迅公社”(即“狂人”公社)是个大杂烩，是个跨行业的大杂烩，这个组织要解散。陈伯达的表态破坏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的落实，导致石家庄市“狂派”组织的解体和该组织群众的受压。

10月30日 石家庄铁路系统“工代会”成立。

11月1日至2日 “红卫兵石家庄代表大会”成立(简称“红代会”)，于长泰为核心组组长。

11月2日至3日 “石家庄革命职工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成立，刘殿臣为核心组组长。

11月5日 “石家庄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成立，傅来喜等9人为常委。

11月21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全市各机关、工矿企业、文教等系统已有255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1月29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全市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形成高潮，已从工厂、学校深入到街道居民中，到11月中旬，全市居民办起225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万多名居民参加学习。

12月20日至21日 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政治部、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计划办公室、农业办公室。革委会主任刘炎田、副主任马炳衡、崔万晴(以上为军队代表)，刘庆林(原副市长)、造反派头头刘殿臣(棉纺一厂工人)、于长泰(机械工业校学生)也被任为副主任。12月20日，在市革委第一次全委会议上，正式宣布撤销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石家庄市人委的一切权力，由市革命委员会行使。12月21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八一俱乐部举行。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驻石三军指战员、石家庄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系统的代表和来自北京、天津、山西，以及保定、唐山、沧州、衡水、张家口、承德、邢台、邯郸等地区有关代表共1500多人参加了大会，省军区代表李修来和驻石部队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刘庆林宣布成立大会开始，驻军某部负责人、市革委会主任刘炎田作《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宣读了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告全市革命人民书》。

12月24日至25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委会(扩大)，分别讨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以及革委会机关的革命化建设等问题，市革委会副主任马炳衡作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市革委会主任刘炎田作总结报告。

12月28日 新华社发表《石家庄市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工业生产计划》的消息，据报道：全市工矿企业提前于12月26日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工业总产值比上午同期增长8．3％，煤炭、钢材、柴油机、印染布、抗菌素等31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过国家计划。

12月30日至1968年1月2日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陪同下来石视察所谓“文化大革命”情况。陈伯达在河北的活动后来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严厉批判和审查。


1968年


1月3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动员大会，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令，为祖国为人民创建新的功勋。”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全市工矿企业单位的职工代表、革委会负责人、群众组织的代表共2000多人。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殿臣致开幕词，石家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陈永义及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到会讲话，市革委会主任刘炎田作报告。

1月7日至14日 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的代表和积极分子1200余人参加会议。

1月19日至21日 市革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动员大会。”井陉矿务局、水泵厂、棉纺四厂和百货批发站等单位介绍“节约闹革命”的经验。

1月22日 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尹克为主任。

1月26日 桥东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佟乐夫为主任。

1月29日至2月3日 经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石家庄市东方红体育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各界群众和驻石部队指战员共40万人，会后举行庆祝游行。

2月6日 郊区革委会邀请来石参加省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耿长锁、吕玉兰、“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和解放军战斗英雄郭恩志等为郊区1200多名农村干部和社员作报告。

2月7日至8日 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工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学上海、落实今年生产计划大会。驻军某部负责人到会讲话。

2月9日 市革委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立即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大会，来自工业、农业、文教、财贸各条战线上的解放军支左人员、各级革委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近3000人参加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马炳衡、李立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错误地要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

2月24日至26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三次(扩大)全委会。总结1、2月份工作，确定3、4月份工作任务。

3月6日 东方红区革委会成立，翟志勇为主任。

3月8日 市革委常委会作出在全市开展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的决定。并提出“一日活动毛泽东思想化”。个人崇拜的所谓“忠字化”活动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3月10日至25日 市革委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级革委会负责人、群众组织的代表和“支左”解放军代表共150余人。

3月12日 《石家庄日报》载：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7日 驻军支左委员会奉命撤销对石家庄日报社、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的军事管制。原参加军管人员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3月18日 “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改名为“群众专政指挥部”。并发布群专字第一号公告。提出“刮十二级台风”的极“左”口号，开始了所谓“刮台风”、“群众专政”运动。

《石家庄日报》发表社论：《刮它一场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从此各单位相继成立了“群众专政”机构，大搞所谓“揪叛徒”、“抓反革命”，许多单位发生“逼”、“供”、“信”情况，致使自杀打死人事件不断发生。

4月3日 红卫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海泉为主任。

4月5日 全市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华北烈士陵园举行纪念革命烈士大会，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和驻石部队代表参加了大会，地、市革委会、驻石三军和“四代会”分别向烈士敬献花圈。

4月16日 市革委常委办公会确定，原市委、市人委机关和市革委会，从4月20日开始进行整党，整党之后，进入恢复党的生活阶段。

4月27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高中和师范毕业生参加教育工作有关生活待遇的通知》，对1966年、1967年部分高中和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小学当教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作出具体规定。

4月29日 市革委整建党核心小组成立，成员有：军队干部刘炎田、王钰铭、弓庆宗，地方干部刘庆林、李志、王文相，还有“造反派”代表马福全、张林、刘喜来。

5月3日至8日 市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总结第三次会议以来的工作。确定5、6月份的工作。

5月11日 煤炭工业部在井陉矿务局召开华北、中南、西北煤炭节约闹革命现场会议。会议推广了井陉矿务局稳产、高产、修旧利废的经验。

5月17日 市革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报告会，邀请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的父亲欧阳桓文作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各单位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共2万多人。

同日 “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宣布撤销，其主办的《主沉浮》报同时停刊。

5月23日 市城建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建筑工程学会理事长、市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张伯伦，因受“文革”极左路线迫害致死，终年54岁(1978年8月23日为其平反昭雪)。

5月28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立即掀起向门合同志学习热潮的通知》。

6月17日至20日 石家庄市第一届第二次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地、市革委会和驻军负责人以及石家庄“铁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负责人出席大会。来自“工代会”所属各条战线的1300多名代表，听取“工代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进行讨论。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出席大会并作报告。

6月26日 卫生系统和驻军各医院医务工作者5000多人，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会议，驻石部队和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

6月27日 河北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动工兴建。建筑占地69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28平方米，共18个大型展厅，1968年12月竣工。建筑时期，先后参加义务劳动的有驻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学生、街道居民和机关干部累计近20万人次。

7月2日至3日 市革委会召开了所谓“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理阶级队伍经验交流会”。各区、各基层单位革委会的负责人，各单位负责抓“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000多人出席会议，省革委会、驻军以及地、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错误地要求发动群众“进一步深入开展清查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加强领导，充分发挥革委会的战斗指挥部作用。”

7月4日 新华社报道，石家庄市工业战线提前4天全面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和国家生产计划，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

7月22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执行政策情况的通报》。指出，一部分单位存在比较严重和严重的违犯政策现象，强调要落实党的政策并重申有关规定。

8月15日 省、地革委会批准对市革委会的机构进行调整。市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撤销工建交、财贸、文教卫生办公室，组建工建交工作委员会、财贸工作委员会、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直属市革委领导。刘庆林任生产指挥部主任，张杰任工建交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忠之任财贸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润生任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

8月20日 市革委决定成立市“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组成市“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第一批以工人为主体，有解放军参加的4071人的宣传队，进驻到财贸门市部和区属以下企业。

8月26日 根据“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市革委又组织7045人的“工宣队”，分别进驻到272个大、中、小学和新闻、文艺等单位。以后，“工宣队”“军宣队”不仅进驻到学校，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同日 石家庄市10万军民举行“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师大会”，表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9月2日 市革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会大“清查”，重点清查所谓外地逃来的“特务”、“叛徒”、“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分子、流窜犯罪分子以及“被遣送回乡又倒流城市和非法串连的分子”，并决定成立市清查指挥部。

9月5日 市革委常委会决定：由“工代会”、“红代会”、“铁代会”、市人委“革联”、市委机关“联指”等组成“力矢、贾然专案组”，错误地对力矢、贾然进行了所谓“专案审查”。

9月7日 石家庄10万军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省革委会负责人李雪峰、刘子厚、张英辉以及地、市革委会和驻军负责人出席大会，李雪峰讲话，会后举行盛大庆祝游行。

9月12日 市革委常委会决定：全市凡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基本搞好的单位，在10月份转入整党建党。

市革委发出《关于加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的几个注意问题》的通知。确定市设工宣队指挥部，各区、各系统设指挥所，指挥工宣队的工作。

9月17日 大峪林场和天户峪、大峪两生产大队(即两个村)由井陉县划归井陉矿区。

9月20日至23日 市革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刘炎田主任作工作报告，会议学习有关文件，检查“多中心论”和骄傲自满问题。

9月24日 市革委作出《关于审干工作的安排意见》的决定。

10月1日 《毛泽东选集》1—4卷64开精装合订本在石家庄市发行。

10月9日 《人民日报》在10月5日发表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后，石家庄市第一所“五．七”干校——郊区“五．七”干校开学，第一批200多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市革委在柳辛庄、北杜和孙村良种试验场等地成立了市“五．七”干校，原市委、市人委机关和文艺系统第一批450名干部到干校“劳动锻炼”。

10月10日 根据省革委决定，由铁路系统、棉纺一厂、四厂和印染厂选派640名产业工人，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省直各文艺单位。

10月28日 《石家庄日报》载：10月26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整党建党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市开展整党建党单位的革委会负责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支左解放军共2000多人，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和驻石部队负责人出席大会，会议要求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搞好整党建党。

11月2日 石家庄30万军民分别在东方红体育场、中山路体育场和郊区、矿区集会，庆祝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发表。河北省革委会、省军区、驻石部队、地、市革委会以及石家庄“工代会”、铁路“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负责人出席大会。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石家庄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常柏、驻军某部负责人杨子安、石家庄工代会负责人马福全分别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11月4日 市革委作出《关于发展城市中、小学教育的决定》，对应有工厂、企业单位举办的25所职工子弟小学，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现有中、小学要通过“厂校挂钩”，逐步对学校体制进行改革；国办小学，有条件的可实行九年一贯制。

同日 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10月13日至31日在京举行。《全会公报》发表后，市革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由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在“文革”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石家庄“造反派”头头、国棉一厂工人刘殿臣(后任省革委副主任)在当时未入党的情况下竟然被临时填表派去参加会议，并参予对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攻击和指责。“文革”结束后，1982年，该人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

11月8日 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抽调300名产业工人及部分解放军指战员，进驻了省直公检法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1月15日 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抽调1000多名产业工人配合解放军指战员进驻省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1月20日 市革委作出《关于对原市直机关干部的处理意见》的决定。把原市直机关的1303名干部，除已调到市革委机关的210人，已充实到基层的75人和老弱病残者43人外，全部下放劳动。

12月9日至11日 市革委召开第七次全委会议，提出1968年冬和1969年春要继续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加强群众专政和教育革命”。

12月12日 经河北省革委批准增补马福全(“造反派”头头)、曾国柱、弓宗庆为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杰、张林、周绍印为常委，免去刘殿臣、于长泰市革委副主任职务。

12月17日 石家庄市革委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了由各级革委会、各群众组织、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等1300多人参加的“传经报告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对认真学习天津市、唐山的先进经验问题讲话。赴津、唐学习代表团负责人，介绍了津、唐两地的经验。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市革委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并举行广播动员大会。12月30日，全市首批5000多名知识青年、干部和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各界群众15万人举行欢送大会。


1969年


1月6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召开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动手，狠抓经验总结，特别要抓好典型经验的总结工作。

1月10日至11日 市革委派人参加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加强领导，抓好典型，树立样板，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把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做好。

1月11日 石家庄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全市90％以上的公安政法干警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1月24日 为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石家庄市已有9000多名知识青年、街道居民、干部等，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同日 石家庄棉纺四厂、棉纺五厂53名工人组成的首批“红医班”进驻河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月9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补发奖金的通知》。

2月10日至12日 市革委召开第八次(扩大)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总结七次全会以来的工作，分析了当时形势，讨论了今后的“斗、批、改”任务。会议要求全市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励，乘胜前进，夺取“斗、批、改”的全面胜利，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会议通过任命，李立为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月24日至3月4日 市革委召开“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工矿企业、基建、交通部门和支左解放军等700多名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部署了今后任务。会议要求与会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以抓革命促生产的优异成绩迎党的九大”。

2月28日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促进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加强对各级革委会成员的管理，市革委以石市革字(69)24号文发出《关于加强对各级革委会新老干部管理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3月3日至5日 3月2日，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造成流血事件后，石家庄市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界群众20万人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苏联武装侵犯我国珍宝岛地区的罪行。

3月7日 市革委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座谈关于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问题。

同日 石家庄市3万多名师生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三．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毛主席“三．七”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3月8日至16日 石家庄市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17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省、地、市革委会负责人与驻石部队负责人以及石家庄市“四代会”负责人参加大会，并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通过《石家庄市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倡议书》和《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

3月15日 市革委发出通知：学习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指示，要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掀起学习毛主席指示的新热潮。

3月24日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常委办公会通过：王凤吾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1982年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取消干部资格)，免去曾国柱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3月25日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合订本)在石家庄市发行。市革委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新型的毛主席革命宝书，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通知》。

4月2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石家庄市50万军民在东方红体育场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省、地、市革委会负责人，驻石部队负责人和石家庄市“四代会”代表出席了大会。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美、驻军代表阎同茂在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

由于“九大”是在错误指导思想下召开的，石家庄“造反派”头头、3302工厂马福全(后任市革委副主任)被选为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

4月4日 市革委召开向所谓“落实政策典型经验”的北京“六厂一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和清华大学)学习的万人大会。

4月8日 大型革命泥塑《收租院》由北京故宫迁至石市，于是日在东方红公园正式开馆展出。

4月25日 省会石家庄50万军民隆重集会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

5月1日 石家庄市15万军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4日 石家庄市3万多名红卫兵和各界青年举行集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50周年，庆祝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文章的重新发表。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年》。

同日 由天津市搬迁来石的纺织器材厂，改名为石家庄市纺织器材一厂。

5月6日 石家庄市烧碱厂建厂指挥部召开首期工程投产庆祝大会。

6月25日 市革委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文献经验交流会。全市工业交通、农业、财贸、文教战线各单位的革委会成员、工宣队、军宣队和群众组织代表近2万人参加会议。

会上，石家庄国棉四厂革委会、河北医学院第四医院革委会、郊区槐底公社方北大队革委会、针织厂革委会、解放路理发部革委会等单位的代表，向与会者介绍了本单位的经验。会议要求，进一步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把“赛革命、赛进步、赛团结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7月4日至8日 市革委召开扩大的第十次全会，总结九次全会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7、8、9三个月的工作，补选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和副主任。会议号召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全面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创造出更大的成绩，迎接国庆20周年”。

7月10日 市革委常委办公会任命杜清华为市“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组长。

7月19日 石家庄地、市革命委员会联合组织由工人、解放军、干部和红卫兵参加的学习慰问团，分赴各县、区、社、队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7月21日 市革委决定将市第二十五中学与一中合并，命名为市第一中学；市化肥工读学校与河北省石家庄轻化工业学校合并，命名为市轻化工业学校；河北省石家庄“抗大机械兵”学校改名为石家庄市纺织技工学校；东方红工读中学改名为市第二十六中学；桥东“抗大八三一战校”改名为市第二十七中学；桥西工读一中改名为市第二十八中学；桥西工读二中改名为市第二十九中学；桥西工读三中改名为第三十中学。

7月23日 市革委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新高潮，打一场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内容的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人民战争”，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迎接国庆20周年。

7月27日 庆祝“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一周年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地、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驻石部队首长，石家庄市“工代会”，“铁代会”、“贫代会”、“红代会”等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代表省、地、市三级革委和驻石部队在会上讲话。会议要求，“工人阶级要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占领下来，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插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会后，市评剧团演出了现代戏《红色娘子军》。

8月1日 石家庄市广大军民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2周年。河北省、地、市革委会负责同志、石家庄“四代会”代表出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表示，“贯彻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8月6日至10日 市革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总结了196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的工作，交流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提出了以后的任务。会议号召全市广大职工，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以革命生产优异成绩迎接国庆20周年。

8月7日至8日 市革委召开审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地审干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石家庄市审干工作。

8月8日 市革委常委会决定建立战备领导小组，下设民兵战备、防空、国防工业三个办公室。刘炎田任组长。

8月11日 市革委召开3万人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以战斗姿态投入第二战役，进一步向“四害”发起猛攻，彻底改变全市卫生面貌。

8月18日至21日 石家庄市“工代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青年工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石家庄地、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和驻军首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有各工矿企业、财贸、卫生、文艺等各条战线共1900多名代表。大会指出，“青年工人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加强纪律性，继续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8月25日至26日 市革委举行临时全委(扩大)会议，部署工作任务。号召“全市人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最新战斗号令，高举大批判的旗帜，深入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革命秩序，加强革命纪律的群众运动，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8月26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党中央“七．二三”布告，整顿革命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通知》。

9月1日至2日 石家庄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好”、“五好”经验交流会召开。石家庄地、市革委会和工代会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驻市3中、原省直机关第二指挥部七连、桥东区西门外“五．七”公社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3个“四好”先进集体和驻石15中工宣队队员徐连波等单位的6名“五好”先进个人，分别在会上介绍经验。

大会号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9月5日 市革委决定成立市人民防空指挥部。

同日 石家庄市公安机关军管组发布公告，宣布成立“工人纠察队”和“城市交通安全检查站”，并颁布了《关于城市交通管理的一般规则》。

9月10日 石家庄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在《石家庄日报》公布《石家庄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草案)》。

9月14日 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工业系统响应首钢建议，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革命竞赛誓师大会。

9月16日 市革委和市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召开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号召全市人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建立新秩序，迎接国庆20周年。

9月18日 市革委作出《关于开展向褚银祥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是日，召开有2万人参加的大会，会上报告了褚银祥生前先进事迹。褚银祥是石家庄市玻璃厂工人，共产党员，1969年8月4日在抢修一号玻璃熔化炉时，因炉顶突然塌陷，光荣牺牲。

9月20日 市革委召开各工委、局、区负责人会议，动员部署在全市展开构筑防空洞的工作任务。

9月22日 市革委根据中央和省革委、省军区的指示，决定成立市人防领导小组，刘炎田任组长。

9月26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定案处理审批权限的通知》。

9月28日 凌晨3时许，石家庄市红星饭店防空洞工地，因施工中塌方，造成3名职工赵小刚、肖国华、傅立新死亡的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石家庄市财贸工委革委会及时向市防空办公室汇报，并做了善后处理。

9月29日 市革委决定，撤销市工建交工作委员会，成立市重工业局、轻工业局、机械工业局、基建交通局。任命范璋为基建交通局革委会主任；张杰为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郭浩之为机械工业局革委会主任；石威为重工业局革委会主任。

9月30日 石家庄电视台建成，并从该日起试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9月 经省革委批准，张建尧、李立、王玉铭任石家庄市革委常委、副主任。

10月1日 石家庄市30万军民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10月3日至10日 石家庄市3万余名师生，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带领下陆续到市郊区和正定、栾城、获鹿等县农业第一线，支援“三秋”生产。

10月11日 市革委召开有全市工业战线280多个革委会领导成员参加的经验交流会。华北药厂、煤矿机械厂一连、纺织机械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经验。市革委负责同志在会上讲话。会议要求全市干部工人要以首钢工人为榜样，继续深入持久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搞好。

10月12日 石家庄市20年工业成绩展览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开幕。

10月15日至19日 市革委召开第十一次(扩大)全会。会议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研究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传达河北省“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会议”精神，总结了前一段工作，提出了第四季度的任务。

10月21日至29日 石家庄市召开“第二届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职工有各条战线的代表共计1600余名。河北省、石家庄地、市革委会和驻石部队负责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交流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选举出工代会第二届委员会。

10月31日 市革委决定，成立石家庄市文化艺术革命委员会，刘荣欣任主任。

10月 “文革”期间，陈毅同志遭受林彪、江青的迫害，来到石家庄车辆厂“调查研究”。在厂期间，他亲自了解车辆厂和正太铁路工人斗争的史实，并为该厂题写“无役不从”四个字。在石期间，陈毅前往赵县、正定、灵寿、平山等地了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1970年10月，陈毅返京。

11月9日 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将桥西区划分为两个行政区，中山路为界，路南为红卫区，辖5个分社、71个企事业单位，共8万人；路北为新华区，辖5个分社、62个企事业单位，共8．4万人。

11月12日 石家庄市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和卫生工作者等各界代表2000余人，在烈士陵园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逝世30周年。

同日 市革委决定，任命张忠之为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免去其财贸工委主任职务；任命傅训庭为市革委保卫组组长；续树伟为文教卫生工委主任；李润生为财贸工委主任，免去其文教卫生工委主任职务。

11月18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整团建团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

11月20日 市革委召开各工矿、企业车间以上干部近万人参加的“斗、批、改”经验交流会。

11月29日 《石家庄日报》发表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给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信中鼓励全市干部职工“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树雄心，立壮志，努力完成全年革命生产任务。”

11月29日 市革委召开“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大会”。根据4个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的错误事实和运动中的表现，市革委分别对他们作出给予从宽处理的决定。

12月5日 经市革委研究决定，张永安任新华区革委会主任；王海泉任红卫区革委会主任；郑风昌任市园林处革委会主任。

12月6日 市革委决定：将26中、27中、28中、29中、30中5所中学交由市文教卫生工委领导；将第三中学和同智胡同小学交由棉纺三厂和铁丝厂办。

12月7日至8日 市革委召开学习关成富模范事迹动员大会。会上关成富生前所在部队首长介绍了关成富的模范事迹。市革委号召全市人民掀起向关成富学习的热潮，同时作出《关于开展向模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关成富同志学习的决定》。关成富生前系驻军某部仓库保管股股长，驻石家庄市百货公司军代表，1969年4月20日，在为群众辅导毛泽东著作《为人民服务》时牺牲在讲台上。北京部队给关成富追记一等功。

12月18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市提前15天，超额完成1969年工业总产值计划。比1968年同期增长22．5％，比1966年同期增长70％。

全市有147个厂矿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有27种主要产品，如原煤、焦炭、拖拉机配件、分马力电机、水泥、棉纱、棉布、印染布、搪瓷制品等，不仅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而且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12月22日 市革委继11月下旬召开“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大会之后，于是日上午再次召开了第二次“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大会。财贸、工交、农业、文教等各条战线共1万多人参加大会。

会上，6个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的人，作了坦白交代，市革委根据他们的罪行大小、情节轻重和认罪态度，分别作出从宽处理。

1969年 石家庄市总人口676629人，出生13280人，出生率占总人口19．62‰，死亡3570人，死亡率占5．28‰，人口净增率占14．34‰。


1970年


1月6日 石家庄市防空演习指挥部成立。由庞均、翟英、张振川、魏守业、赵良明、刘庆林、崔万晴、王玉铭、冯胜合、冯化南等10人组成。

1月26日至28日 市革委召开第十二次(扩大)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要求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元旦社论》精神，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统帅“斗、批、改”，胸怀全局，立足本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70年代第一年里夺取更大胜利。

1月26日至29日 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好防空、反空袭斗争的准备，在市革委统一领导下，市防空指挥部组织了两次全市性的、有准备的防空演习。

1月30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市革委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首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简称“双代会”)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要以实际行动迎接市“双代会”的召开，做好会前的准备工作，并要求2月中旬以前开好本单位、本系统“双代会”。

同日 市革委召开“从严处理”大会，对几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作了严肃处理。

2月2日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石家庄地、市革命委员会，石家庄驻军领导机关在八一俱乐部举行1970年春节军民联欢晚会。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共计1200余人。河北省京剧团演出了现代京剧《沙家浜》。

2月 根据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指示，建立中共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由翟英等9人组成，翟英任组长，马炳衡、庞均任副组长。5月，改为中共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2月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反盗窃、反铺张浪费)运动在全市开展。

3月8日至10日 石家庄市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500多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和驻石部队、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四代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市革委副主任翟英讲话，副主任马炳衡作大会总结报告，副主任吴富恒致闭幕词；市东方红无线电元件厂、3502工厂六连、郊区肖家营大队、煤矿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刘玉璋等2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介绍经验。

会议提出，借此次会议的东风，把学用毛泽东思想和“创造四好连队群众运动推向新潮，夺取1970年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

4月18日 市革委召开战备工作会议，传达上级会议精神，讨论今后的工作安排。

4月23日 石家庄市广大群众纷纷举行集会，纪念伟大导师列宁诞辰100周年。

4月26日 石家庄市40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同日 石家庄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吴富衡任主任。

同日 全市有740个单位开展所谓“整建党”工作，经过“整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有720个单位。由于当时“文革”中“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所谓“整建党”，一些“造反派”被“纳新”入党。一些老干部、老党员则被“吐故”。全市“纳新”党员4405名，有422名党员被“吐故”。

5月1日 中华饭庄停业10年后，是日正式恢复营业，易名中山路饭庄。

5月2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市农机厂、无线电二厂、太行机械厂、通用机械厂等20多个单位经过30天的会战，“五一”节前夕试制成功生产单晶硅的单晶炉，并投入生产。

5月6日 石家庄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对枪支弹药和拖拉机引火硝棒严加管理的通知》。

5月11日至16日 市革委召开第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驻石部队负责人，各区、局、工委领导小组成员，市直属厂矿、企业、学校革委会和支左负责人，以及市革委会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第十二次全会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了下一步任务，要求各级革委会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指引下，“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推动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

5月12日 市革委主任会议研究将市人防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补充。人防领导小组成员由17人组成，庞均任组长；市人防指挥部称人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刘庆林任主任。

5月15日 “运五”飞机动员生产定点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确定石家庄农机厂为总装厂，同时在河北省内动员91个工厂为协作厂，组成“运五”飞机动员生产线。原由南昌320厂生产的“运五”飞机转厂定点由石家庄生产。

5月18日 市革委同意成立市师范学校。

5月20日至21日 石家庄工代会召开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工代会全体委员、各工代分会常委和部分直属单位工代会负责人及参加支左主抓各分会工作的解放军等共有130余人。

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第一副主任刘子厚、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副政委肖靖甫等和地、市革委会负责同志以及驻军首长到会并讲话。

会议分析了全市工业生产的形势，要求“工代会”各级组织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调动广大革命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工业生产新飞跃。

5月21日 全市10万军民隆重集会，拥护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美侵略斗争。

5月23日 石家庄市各条战线代表8000余人，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

5月24日 晚10点至25日下午6点，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社会大清查。这次清查，设立1个总指挥部，10个分指挥部，各级革委会的第一二把手都亲自参加了组织指挥。在这次清查中，共出动解放军、干部、战备团、基干民兵，工、贫宣传队员和红卫兵等18765人，对全市旅店、招待所、外地派驻办事机构、澡塘、车站、集市以及公园、道口、防空洞、重点户等510个单位进行了清查。

5月29日至31日 石家庄“红代会”首届军体运动会在东方红体育场举行，历时3天。

6月11日 石家庄市军民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18周年。

6月15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的通知》。《通知》要求，根据省、地革委会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差距，订出落实措施，进一步作好全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同日 市革委决定：翟志勇任郊区革委会主任，免去其东方红区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尹克郊区革委会主任职务；梁茂林任东方红区革委会主任，免去其东方红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6月20日 石家庄炼油厂筹建组和石家庄维尼纶厂筹建组建立。

6月26日 石家庄市卫生系统集会纪念毛主席的“6．26”指示发表5周年。

6月27日 “东风”牌4吨载重汽车在石家庄市试制成功并开始批量生产。

6月30日 石家庄市建华化工厂试制成功高效低毒新农药“乐果”，并投入生产。

7月16日 石家庄市3万多人集会，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4周年。

7月16日至20日 市革委召开石家庄市下乡知识青年学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和驻军首长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上有1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介绍了经验。会后，全体代表参观了“天津市三条石阶级教育展览”。

7月26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3周年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知》。

7月30日 石家庄市军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3周年。

7月 为执行上级战备疏散的指示精神，石家庄市国棉三厂将8200个纱锭、176台布机以及其它有关设备迁到束鹿县色织厂，随迁调去职工207人，当年完成了安装工作，并正式投产。

7月底 石家庄市建设西柏坡的绿化大军3364人，经过20多天的奋战，挖坑28886个，种树240棵。

8月6日 市黄磷厂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用35天的时间，建成全市第一座纯硅炉，并生产出一级品纯硅。

8月14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向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关成富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8月29日 市革委组成由80人参加的慰问团，分赴下乡和知识青年所在县、社、队进行慰问。

9月4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各区、局、工委、各工厂、各学校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教育革命”会议，动员全市人民，“掀起一个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加‘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为此《石家庄日报》以《各行各业都来支持教育革命》为题发表社论。

9月5日 市革委召开全市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讲用会。

9月5日至12日 市革委和市人民武装部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两个“决议”精神，进一步掀起创“四好连队”群众运动新高潮。

9月22日 经上级批准，石家庄市决定建设解放路通往中山路的铁路地道桥，决定成立铁路地道桥建设指挥部，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建尧任总指挥。

9月 华北机械厂试制完成第一架“运五”飞机样机。

10月1日 全市30万军民在东方红体育场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大会。

10月6日 石家庄市革委会战备办公室成立。

10月8日 市革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决定》。

10月13日 是日上午10点20分，华北制药厂夫质澄清池发生一起严重的硫化氢中毒事件，41人中毒，5人死亡。

10月16日 经省革委批准，庞均、吴富衡、周前、温福恒、史庚初、石振魁任市革委会副主任。

10月20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为动力，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差距，研究部署了下一步的任务。

一、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继续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二、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三、加强领导，突出中心，“弹好钢琴”，保证各项工作的完成。

10月24日 市革委决定，调整充实后的市“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由吴富衡任组长。

11月5日 越南化工总局考察团一行4人，在越南化总局局长阮镇率领下，抵石进行技术考察。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马力、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建尧等到车站迎接。考察团在石期间参观了化肥厂和热电厂。

11月6日 市革委召开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东方红区光华化工厂、印染厂等单位介绍了经验。

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革委会，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要以“一打三反”为中心，推动整党建党工作，推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市拘留96人，逮捕231人。共隔离所谓“重点人”3664名，后经“落实政策”，剥离了3010人。在“清队”中，自杀578人。

11月11日 市革委决定：傅广田任红卫区革委会主任；免去王海泉红卫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11月18日 市革委常委进行“开门整风”，围绕市革委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先后用20多天时间，进行“路线分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1月20日 据统计：石家庄市共有497个基层单位，原有党员45500多名，通过参加整建党运动，93．3％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暂挂”党员5．7％，“吐故”1％。“纳新”党员占原有党员的10％。在当时“文革”错误指导思想之下，许多老干部、老党员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或被“吐故”出党；一些所谓“造反派”被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

11月21日至24日 石家庄市整建团领导小组成立，吴富衡兼任组长。11月24日，石家庄市整建团工作会议召开，布置了全市的整建团工作。

11月30日至12月2日 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中、小学教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会议要求，各中、小学领导及广大革命教师，要进一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刻苦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把“教育革命”深入开展下去。

同日 市革委召开市属以上医院卫生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动员大会。要求在1970年12月底组织半数以上卫生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

12月1日 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机械冶金工业部部长丁德善为团长的越南机械冶金工业考察团一行5人到达石家庄市。河北省革委副主任曾美、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主任岳宗泰、省电力局副局长武元生、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等到车站迎接并陪同考察团参观了热电厂。

12月9日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部分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生。在石家庄市的河北师范大学、河北新医大学，河北工读师院、北方交通大学等4所大学，首次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

12月22日 石家庄市国棉三厂小学进行野营训练准备中，厂武装部干部连德仓带领教员吕和祥等3人进入地下室取爆炸品时，引起爆炸，当即死亡3人，1人严重烧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12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纪登奎到石家庄化肥厂视察。

同日 石家庄市人防工程第一期北主干道工程于10月动工，12月底竣工，全长15公里。

1970年 原市革委委员、桥西区革委会副主任(后分设为红卫区)兼市农药厂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李富贵操纵该厂“小分队”，借“群众专政”对意见不同的职工群众以“办学习班”为名，严刑拷打，直至将一名工人打死。省、市及重工业局革委会派出联合调查组进驻农药厂，对领导班子实行改组，李富贵及打手受到逮捕法办。


1971年


1月5日 市革委决定，从1月份起，在全市进行一次户口大普查。普查工作于2月5日至3月10日期间进行。通过户口普查比较准确地澄清了石家庄市的人口数。全市实有143014户，705961人，其中城市人口491313人，农村人口214648人。男性370927人，占总人口的52．5％，女性335034人，占47．5％。

1月7日 市革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讲用会。”

1月20日 市革委、市人武部发出通知，从2月5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对爆炸物品进行一次彻底清理，要求今后一律不准在市内贮存爆炸物品。正常生产、运输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在市内设立的爆炸物品仓库，迅速迁移到市外指定地点。

2月3日至5日 市革委召开第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各区、局(委)、市直属单位党委、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等文章，总结了十四次全会以来的工作，找出差距，分析形势，研究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提出：一、“狠抓经济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二、“结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今年的生产规划。”三、“加强战备教育，落实各项战备措施，完成民兵整组工作，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四、“加强生产管理，搞好交通秩序，杜绝各种事故发生。”五、“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基层建设，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锻炼，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2月4日 为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全市组织3000余名医务人员奔赴农村安家落户，为贫下中农服务。

2月5日 市革委决定建立石家庄维尼纶厂建厂指挥部。

2月8日 经上级批准，成立石家庄市革委计划局、市财贸局革委会、市城建局革委会、市教育局革委会、市卫生局革委会，同时撤销财贸工作委员会、市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

2月15日 石家庄市近1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坚决拥护中国政府2月12日的庄严声明，声讨美帝及其走狗入侵老挝、强化和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罪行。

3月15日 石家庄市于1968年10月份开始审干工作，截止该日，石市原有市管干部1289名、除去交所谓“专案”和已处理的以及无“解放”任务的民主人士外，应“解放”的市管干部1194名，其中已“解放”1189名、占99．6％。归市主审干部286名，已审清结论的272名，占92．2％；市复审干部1089名，已审清结论有1014名，占93％。已结论的原有市管干部有968名适当安排了工作。各局、区复审的5232名干部，已审清结论的有4821名，占92％。由于在“文革”期间，审干工作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党的干部政策未能得到全面正确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干部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落实。

3月22日 石家庄市属部分医院改变名称。市人民医院改称为市第一医院；市商业医院改称为第二医院；市工农兵门诊部改称为市第三医院；市工农兵中医院改称为市中医院；河北医院结核病院改称为市结核病医院。

4月2日至8日 市革委和市人武部联合召开第四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第二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16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省、地、市革委会和驻石部队负责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石家庄日报》以《总结经验，谦虚谨慎，继续前进》为题发表社论，祝贺石家庄市“双代会”的召开。

4月6日 市革委决定建立市卫生局领导小组，罗珍任组长；建立市城建局领导小组，张忠之任组长；建立市教育局领导小组，路光任组长。

4月6日至23日 以阿尔巴尼亚工矿部热机总工程师托马．库卡为组长的超出力考察组一行7人抵石。石家庄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河北省电力局副局长武元生等到车站迎接。考察组先后到烈士陵园瞻仰了白求恩墓，游览了商场，对热电厂进行了考察。

4月9日 市革委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时间从4月9日开始到5月4日结束。(中间因召开第三届党代会休会7天)。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局主要负责同志、各区武装部长、政委、参加“三结合”的18级以上军队干部，市革委各部、室、组负责同志，以及相当县级的厂矿、企业、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87人。

与会者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动历史、反动谬论和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分裂党等罪行，并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其在河北的破坏活动和造成的恶劣影响。

会议认为，通过“批陈整风”，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在毛主席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所谓批陈：指批判陈伯达，该人原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被中共中央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4月17日至22日 石家庄市召开第三次党代会。842名正式代表和18名列席代表参加大会。省、地革委会和驻石家庄部队负责同志参加大会。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向大会作工作报告。21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选出市委委员48名和候补委员9名，组成中共石家庄市第三届委员会。经过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上级党组织批准，选出市委常委11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书记。

市委第一书记：雪国衡，第二书记：马炳衡，书记：刘祥之、庞均、王玉铭、张建尧。常委：雪国衡、马炳衡、刘祥之、庞均、王玉铭、张建尧、刘庆林、周前、马福全、温福恒、石振魁。22日上午举行三届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石家庄市第三届委员会关于认真读书，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决议》和《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抓紧建立基层党委，同时抓好整团建团的工作》的决定。三届市委未设独立的工作机构，市委工作一般由市革委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担任。由于三届市委是在“文革”期间产生，受“左”的错误影响，某些“文革”中“造反派”头头被选入市委领导班子。

4月18日 经过全市军民66天的施工，和平路地道桥胜利竣工通车。

4月 石家庄市清查非法印刷品的工作，于上年3月起至是年4月结束。共审查非法刊印的印刷品1480余种，786518册，除通过审查暂定留用的196322册外，经河北省、石家庄地革委批准销毁的有590196册，重达30吨。

5月1日 石家庄市军民2000余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5日 为纪念“五四”革命运动52周年，市革委政治部召开共青团工作经验交流会。据《石家庄日报》报道：全市已进行整建团工作的单位达90％以上，已有85％以上的基层团支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5月6日至20日 石家庄市召开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557人。会议的任务是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和河北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落实《纪要》和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

5月19日 石家庄市军民5000多人在工人文化宫举行集会，纪念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发表1周年。

5月22日 石家庄市制冰厂在用席棚搭的临时仓库附近，用木材点火融化冷冻油，由于油温增高溢出桶外，引燃了7、8号库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除烧伤3人外，还烧毁了仓库、原材料等，共计损失2．5万余元。

5月24日 市革委召开进一步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动员大会。会议号召广大革命群众“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干6月份，用优异成绩向党诞生50周年献礼。”

6月10日 石家庄市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及群众4万余人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19周年。

6月24日 中共石家庄市委生产指挥部转发石家庄地委生产指挥部《关于不在汽车、飞机、火车、轮船和其它机器设备上写“反帝”、“反修”字样的通知》。

7月1日 石家庄市1300余名共产党员和群众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

7月9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郊区新建4所中学命名的通知：留营的1所为石家庄市第36中学；杜北的1所为石家庄市第三十七中学；西里的1所为石家庄市第三十八中学；槐底的1所为石家庄市第三十九中学。这4所中学由郊区革命委员会领导。

7月11日至17日 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计5803人。会议以区、局为单位分成19个分会场，在各区、局党委的领导下，分别组织传达、讨论《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深入进行国际形势宣传教育。

7月20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文化访华团一行22人到达石家庄市，次日返京。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和省、地、市外事组负责人到站迎送。该团瞻仰了烈士陵园，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郊区槐底生产大队。

7月 市委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摸索处理好党委与革委会的关系，既要保证党委的绝对领导，又要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决定，按中央文件中关于新的党委成立后不易设重叠办事机构，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基本上也是党委会的的办事机构的规定。革委会不再增设机构，增加编制。

7月 华北制药厂综合利用青霉菌菌丝制造药用核苷酸生产工艺，产品年产值达286万元，获国家发明四等奖。

8月6日至8日 由朝鲜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炳浩率领的朝鲜农业科学院代表团一行5人到达石家庄市，参观访问了正定县三角村、郊区槐底生产大队和肖家营生产大队。

8月7日 市委批转市计划局《关于对我市试行国营企业行业税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8月9日 据《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市革委、市人民武装部召开由各区、局和市直机关政工干部、武装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具体贯彻省委、地委关于贯彻落实两个“决议”，深入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和市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对进一步开展“四好”运动作具体部署。

9月1日 石家庄市广大军民热烈欢迎“毛泽东号”机车组来石传经送宝。

9月10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市革委召开了第十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各区、局、市属单位党委、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号召全市人民更高地举起“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深入开展“四好”运动，迅速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新高潮，以优异成绩向国庆献礼”。

9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中共石家庄地委关于扩大范围传达“批陈整风”文件的指示精神，石家庄市委于11日晚召开各区、局负责同志会议，对“批陈整风”工作，专门作了传达部署。从9月13日至26日传达贯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等有关文件。参加学习的有22级以上党员干部、基层党委委员以及市、区、局机关党员干部，共1．1万余人。

9月20日 市革委召开区、局一把手战备会议，传达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精神，提出要认清形势，总结经验，常备不懈，进一步发动群众搞好防空战备工作。

9月27日至29日 朝鲜国防工业考察团第三组，在朝鲜第二机械工业省部长李晶率领下，一行6人到达石家庄市。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叶大枝、省国防工办副主任陈庆忠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该团在石家庄期间，参观考察了太行机械厂。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一波设便宴招待外宾，省、市领导岳宗泰、甄三禄、石振魁等出席作陪。

10月1日 石家庄市军民在八一礼堂举行庆祝晚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

10月5日 市委在《关于当前干部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应解放的市管干部已基本上都解放出来了，列入市革委审查的干部已经完成了93％，其中已经结合和安排其他领导工作的占75％以上，原有干部已经安排，使用的达72％以上，市革委学习班和工人政治学校，分批分期培训了6571名干部，已有1230名干部通过学习、缎炼、分配了工作。”

10月14日 市委从即日起，传达贯彻毛主席批示的中央《关于扩大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等5个文件，会议历时6天，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共18704人。

10月15日 市革委召开出版、创作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级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和政治部负责同志以及主管出版、创作工作的同志，有工农兵业余作者代表，有专业文艺工作者，共1600多人。中共石家庄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努力做好出版、创作工作，迅速使石家庄市出版、创作工作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

10月26日 根据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中共中央关于向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等7个重要文件精神，石家庄市即日就文件传达开始试点，29日全面铺开，11月20日告一段落。全市听文件传达的共50．4万余人。同时还按照中央通知，向爱国人士、归国华侨和中国籍外国人共390人进行了传达。市委11名常委、除1人因病住院外，其余全部深入基层，亲自抓点，亲自宣讲，参加讨论。各区、局和基层单位主要领导也都亲自抓这一工作，并抽出70％以上的机关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和群众一起学习、讨论。市、区局领导共抓点68个，还普遍以党、团员为主培训了骨干。

10月29日 自即日起，原在石家庄市“支左”的63军分批向27军进行了“支左”交接。本着自上而下，由点到面，先进后撤，逐步移交的原则进行分批向27军进行工作交接。27军共派出358人，分别进驻市委机关、财贸、机械、教育、卫生、文艺、铁路系统的“四代会”等单位。空13军、七分部和市人武部原在市机关的“支左”人员仍留机关工作。高炮61师共派出55人，分别进驻城建、基建交两个系统。空13军(包括四、六航校)共派出137人，进驻轻工业系统。七分部派出193人，进驻重工业系统。市人武部派出99人，进驻市属6个区。整个交接工作于12月4日结束。

11月10日至11日 加拿大温哥华市和维多利亚市加中友协访华团一行15人，在对外友协张震等陪同下抵石参观访问，先后瞻仰了烈士陵园，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棉纺二厂。河北省革委副主任王路明设宴招待加拿大朋友。

11月23日 市委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加强市场管理的通报》。

11月 市委批准，成立劳教所。

12月1日至13日 市委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市委、市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全国和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河北省各兄弟县、市的所谓“教育革命”经验。会议要求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继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二、“坚定不移地走《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三、“加强学校党组织的革命化建设”。四、“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五、“各条战线都要关心、支持教育革命”。

12月7日 为了加强对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的斗争，市革委发出《关于继续认真做好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通知》。《通知》主要内容：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二、“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占领青少年的一切思想阵地”。三、“狠抓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严厉打击教唆、腐蚀、毒害青少年的阶级敌人，努力提高广大青少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四、“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在团结教育青少年工作中负有重要的任务”。

12月15日 市革委工商行政管理组发出《关于清理审查商标图案和今后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12月16日 市委接到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后，于17日召开各区、局负责人会议。会后，各单位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19日传达到党员和骨干，20日和全市广大群众见面，并开展学习讨论和揭发批判活动，到29日暂告一段落。全市有496160余人听传达，占应听人员的98％以上。

12月18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张孝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免去雪国衡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职务。

12月24日至30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代表共573人，列席会议的1200余人。会议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传达讨论了中共河北省委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议精神；交流了工业学大庆的经验；总结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安排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初步意见。

12月26日 市委决定：关超任市革委政治部主任；岳德永任市革委办公室主任；温歧山任市革委保卫部主任；免去刘义市革委保卫部主任、温福恒市革委政治部主任职务。

12月27日 石家庄市公法机构编制改革研究小组成立。

12月30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知》。

1971年 1971年全市共做4种计划生育手术16876人。全市共出生13319人，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21．97‰，下降到18．53‰。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17．02‰，下降到14．24‰。


1972年


1月13日 市委发出《关于国棉二厂擅自超建宿舍的通报》，就国棉二厂擅自超范围建盖宿舍的作法进行通报批评。

1月18日至2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市信访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贯彻了省信访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三个单位的经验介绍，总结交流了石家庄市信访工作经验，讨论研究了石家庄市信访工作的安排意见。各区、局负责同志和部分学校、厂矿企业、公社及市直各单位负责同志120人参加了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孝先、书记刘祥之在会上作报告，市委书记庞均在会上讲话。

市委要求，必须迅速扭转有些单位对信访工作采取“事忙不见，开会不见”敷衍应付，马虎拖延的态度，提出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这一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把信访工作做好”。1月25日，市委批转《市革委办公室关于＜石家庄市信访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通知》。

1月21日 市委决定建立中共石家庄市城建局委员会，张忠之任书记。

2月1日至11日 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扩大会议。2月3日以前，市委委员、各区、局负责同志，支左解放军团、营(科)和市直机关副组长以上干部进行学习和批判。自2月4日起，文件传达扩大到基层单位支部书记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支左解放军全体干部。出席扩大会议的有6200余人。从2月4日至4月底，全市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接连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和《毛主席在外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在全市开始以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集中批判林彪《“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的批林整风运动。会议就传达的方法、步骤、批判的重点作了部署。

2月7日 市委发出《关于井陉三矿丢失中央重要文件情况的报告》，就井陉三矿丢失中央文件的错误进行通报批评。

2月20日 经市委同意，建立红卫区革委会核心小组。之后，各区、局、厂矿的革委会核心小组相继成立。

2月20日至21日 市委任命：王海泉为红卫区革委会主任，免去傅广田红卫区革委会主任职务；王吉成任新华区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张永安新华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李晋任郊区革委会主任，免去翟志勇郊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2月21日 市委作出《关于1971年保密工作的情况报告》。

2月 为配合批林批陈整风，遵照毛主席“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市委举办基层干部读书学习班，学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学习班里，集中学习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

3月1日至4月15日 “文革”以来，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工作，石家庄市首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163人。

3月7日 市委作出《关于印发地委＜关于藁城县落实政策的情况＞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革委会，在学习藁城情况的同时，要认真对照检查一下本系统本单位在前一阶段落实政策的情况。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立场上，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敢于正确解决自己的问题，敢于纠正错误，敢于同违犯政策的现象做斗争，以切实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

3月10日 市委发出《关于学习＜束鹿县委对“清队”“打反”中自杀案件的政策落实情况＞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市落实自杀案件政策任务还很大，问题不少，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否把这项政策落到实处，这确实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路线是非问题。各级党委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提高到党性、路线高度来认识，要真正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大力排除‘左’右干扰，切实抓紧、抓细、抓好这项工作，进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

3月26日 市委作出《关于对党员、干部实施党内行政、纪律处分批准权限暂行规定》。

3月27日 市委《批转市基建交通局党委＜关于石建一公司生产组副组长戴××同志私自将亲属招入城市的通报＞的通报》。戴是石建一公司生产组副组长，1971年8月曾利用到衡水招工之机，将其儿子、侄女招至公司工作，为此1971年12月9日，受到公司通报批评；戴又于1971年11月25日通过关系将其未婚儿媳由深县迁入郊区北翟营，随后，通过关系占用招工指标到化肥厂工作，并于12月28日将其户口转入市内。公司党委给戴以党内警告处分，行政撤职处分，将其子及儿媳送回原籍。市委要求将这一通报向全体干部传达，组织认真讨论，对各种违反党纪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错误认真教育、批评和处理，彻底纠正，并坚决制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月1日 市委《批转＜机械局党委关于动力机械厂丢失中共中央4号文件严重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报》。市委要求各级组织继续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要求，深入进行教育，发动群众，严格执行各项保密规定，遵守保密纪律，对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作坚决斗争，要结合本单位本部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常抓不懈，坚决杜绝失密泄密事件再次发生。

同日 市委、市人民武装部联合发出《关于迎接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10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就开展纪念毛主席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出10周年的活动作具体部署。

4月6日 市委召开领导干部读书经验交流会。全市各区、局、部分厂矿、企事业、学校领导3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交流了个人或领导班子在批修整风中联系实际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的经验和体会。会上，市委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总结了一年来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围绕方向路线问题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觉悟”取得的成绩。要求从根本上提高认真读书学习的自觉性，把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结合起来，在弄通弄懂上下气力，发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关系”。

同日 市面粉厂面粉车间因电器安装违反操作规定发生火灾，四层楼车间中机器设备几乎全部烧毁，损失达3．4万元，造成停工停产15天事故。

4月14日至24日 市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全体市委委员，市革委委员，各区、局、基层单位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及主管工作领导64人出席和列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以来的工作，安排了二季度工作，重点研究了进一步落实政策，主要是干部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全市各项政策落实工作差距不少，干部政策，工程技术人员政策相当一部分尚未落实，返乡政策、非正常死亡、党团员暂挂等许多问题未解决。审干复查工作有50％任务未完成，干部、群众档案未清查整理，许多其它政策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对落实政策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4月21日 市委任命李朝荣为市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罗珍为副主任。

5月9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投入抗旱斗争。

5月13日 为搞好后方基地建设，市委第一书记张孝先带领7名常委和市武装部负责同志到后方基地检查工作，勘察地形，确定后方指挥点。

6月2日 市委任命高延生为市二轻局局长，候敏谦为市民政局局长。

6月2日至4日 市委、市武装部党委召开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省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及驻石部队领导机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市委领导作了报告。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6月19日 根据省委指示，市委决定将原市人防领导小组和市战备领导小组合并为战备领导小组，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张孝先任组长。

6月 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推动全市读书学习运动扎实深入地开展下去，市委召开读书学习座谈会，会议传达了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读书座谈会精神，分析了全市干部读书学习运动的形势，在总结经验，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明确了今后的任务。

6月 人防南干道工程1971年12月动工，1972年6月竣工，总长9．943公里。

7月2日 市委决定恢复成立市委党校，王秀章任市委党校校长。

7月6日 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恢复成立，崔万晴任主任。

同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业会议，要求大力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全面完成全年工业生产计划而努力奋斗。各区、局、基层厂矿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省革委召开的企业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和机械工业会议精神，分析了全市上半年工业生产形势和企业管理情况，研究了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措施。

7月16日 市委发出《关于第二季度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市委四次全会以来，市委主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是深入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斗争，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二是以路线为纲，狠抓落实党的政策，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三是结合进行加强企业管理，抓好工农业生产各项工作。

据统计，二季度以来，全市55名局区领导干部，16名一般干部，分别到89个单位蹲点，写出110份调查材料，7份经验材料，促进了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二季度来，安排使用领导干部1979人，调整工作209人，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9．7亿万，占全年计划的49．2％。

7月19日 中共石家庄市机关委员会恢复成立，王文相任书记。

7月20日至8月10日 市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各区、局、市直各单位及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405人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同志参加了河北省委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会议。会议主要是学习和讨论《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和《五．二八》指示，以及省委领导的传达报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流毒，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与会同志按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首先集中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反动论点进行了批判，按照把“把个人摆进去”的指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检查清理错误认识和错误行动，会上，对市委书记庞均代表市委常委所作的检查进行讨论评议。

8月12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批准，潘振祥任石家庄电业局革委会主任。

8月16日至18日 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市委、市革委召开安置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地安置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全市安置工作。各区、局主管知青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委书记刘祥之到会讲话。市委发出《关于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工厂、街道等各条战线的干部、党、团员、家长及广大群众都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做到学校包学生，单位包职工，家长包子女，街道包居民，把上山下乡工作落到实处。

继此次会议之后，市委、市革委分别于是年9月12日、10月13日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知青安置工作会议。

8月28日 市委作出《1972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市信访工作会议以后，各区、局建立了信访组(接待室)，每个区、局配备一至三名专职信访干部，普遍把信访工作列入了本单位议事日程，重大问题长时间不得解决者，由区、局领导亲自解决。市革委信访处上半年处理来信来访4369件，自办处理1780件，转各单位处理1494件，各区、局信访部门上半年处理信访4295件，其中3019件得到解决，占91．5％。

市委指出，正确地处理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落实了政策，满足了一些群众的要求，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对抓革命，促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31日 自1970年2月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群众运动”以来，一些单位“逼、供、信”现象严重，打击面扩大。全市共揭发出所谓“重点人”4289人。

同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中共石家庄市委批准，王同聚任石家庄第六棉纺织厂革委会主任。

9月4日 市委、市革委在东方红体育场(长安路体育场)召开4．2万人参加的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市委书记刘祥之到会讲话。

9月5日 市革委决定，成立整顿粮食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张建尧任组长。

9月10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动员大会。全市各系统干部职工代表1万余人参加大会。市委、市革委号召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大干四个月，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

9月18日 市革委在中山路体育场召开下乡知识青年模范事迹报告会。省、地、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应届毕业生8000多人参加会议。下乡知识青年的榜样侯隽在会上介绍她10年来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成长的体会。

9月24日 市委转发重工业局党委《关于焦化厂在信访接待工作中的违法乱纪的通报》。《通报》对焦化厂革委会部分领导干部对来访群众推打的事件进行通报批评。指出，在进一步落实政策的时候，焦化厂部分干部无视党的纪律，推打死者家属，严重违反党的政策，造成不良影响，性质是严重的。

9月25日 市委决定成立市群众艺术馆。

10月27日 市委、市革委搬至本市青园街3号办公。

11月17日 市委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刘祥之在会上就近来石家庄市连续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问题讲话指出：近来连续出现的大字报，有的是揭发批判“不正之风”；有的并不是揭发不正之风，而是搞人身攻击，有的是搞“翻案”。他指出，大字报上街干扰批林整风大方向，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有损我国的国际威望；容易损害革命团结，也不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对大字报上街问题，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大多数贴大字报的同志要从爱护的方角度出发，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反复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团结起来，端正方向共同对敌，对一些糊涂认识，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说服教育，对无理取闹屡教不改，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要严肃批评，认真处理。

11月22日至12月21日 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石家庄市革委于11月22日召开“进一步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动员大会”，2000多人参加大会。11月29日，地委、地革委、市委、市革委联合召开“石家庄市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欢送该年首批近300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15万人参加了大会。12月21日，市委、市革委召开“热烈欢送第二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会”。

11月25日 市委决定，肖荔任市卫生局局长。丁耀任3502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1月26日 经省委批准，张利民任河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路任中共北方交通大学委员会常委，校革委副主任。

11月29日 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改建为河北机电学院。

12月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1500多人参加大会。市委负责同志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全市人民进一步动员起来，抓大事，促大干，创优质，夺高产，决战12月，誓夺1972年全年任务的最后胜利，提前跨入1973年”。

12月3日 市委批转市人民武装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兵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落实毛主席“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的指示，充分认识城市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领导，坚持民兵制度，在三大革命中更好地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

12月8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石家庄市支行成立。

12月14日 市委就《关于遣反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下放下乡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的政策问题向地委写出报告。《意见》中提到：“文革”初期全市遣送各类人员5663人，随迁家属子女7096人，共12759人。1967年4月，根据中央批示的有关处理遣反人员布告精神开始摸底，6月初开始审查处理，对返回的6745人分别进行了处理，对其中非10种人的处理对象及子女家属3790人批准入市，分别恢复了工作。对下乡职工、家属和知青遇到的安置不落实、户口架空等问题作出处理意见。

12月14日至15日 市委召开批修整风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室负责人，各区、局主要领导和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2000余人。会议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和地委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批修整风经验，分析了批修整风运动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会议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市基层单位普遍掀起批修整风和路线教育的新高潮。会议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各级党委要把领导重心放在基层，要继续完成斗批改任务，继续深入学习党的政策，提高政策水平，增强党的观念，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2月20日 市委向地委写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处理意见》。《意见》指出，市委三届四次全会以来，各区、局和基层单位党委对“文革”中落实政策非常重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全市非正常死亡和下落不明者770人，写出报告等待批示的占60％，随着形势发展，广大群众和来访者日益增多，要求落实政策呼声强烈。《意见》认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定性、结论处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处理死人要看眼于活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政策。《意见》对正常死亡的定性、结论和处理做出了意见。

12月26日 经中共河北省批准，张铄、李如双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张杰、佟乐夫任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

同日 市交通安全委员会成立，崔万晴任主任。

12月28日 市委作出《关于召开劳动模范、先进单位、先进生产者(工作者)代表会议的通知》，并就代表名额、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选条件及产生办法和组织工作作了部署。


1973年


1月10日至20日 市委、市革委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团分别对赵县等14个县(区)的2．5万名知识青年和400多名带队干部进行慰问。

1月13日至29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批林整风和清理工作，(也称第一次批林整风会议)。各区、局、企事业单位、市直各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是批林整风和清理工作。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省委批林整风清理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我的一点意见》等文件，提高认识，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动实质和政治纲领进行批判，第三步进行揭发清理，清理的重点是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的人和事。会上，市委常委带头联系河北省和石家庄的实际进行批判和揭发。会议制定了进一步搞好石家庄市清理工作的部署和措施。市委书记庞均在会上传达调整“三支两军”人员的意见。在此之前的1月8日至12日，市委常委召开会议，对一季度工作和批林整风运动进行研究分工。

1月17日 市革委发出通知；为控制社会集团开支，从1973年起，实行全市统一的《社会集团购买力报批表》制度。

1月26日 经市委研究决定，报请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中共井陉矿务局核心小组建立，卜凡任组长。

2月2日至3日 根据党中央关于整团建团的指示，市委于2月2日至3日召开共青团石家庄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各区、局党委、各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团组织领导、各条战线团员和红卫兵、青年代表及老工人、贫下中农代表、红小兵辅导员代表1万余人参加大会。省、地、市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在会上作动员报告。

会议讨论了《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交流了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和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石市几年来整团建团工作形势。“文革”以来，全市团委(总支)恢复或建立了74％，基层团支部恢复或建立94％，市内六区全部建立了团委，各局团委也相继建立。会议提出，筹备召开市团代会，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全市共青团员、红卫兵和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重视，加强领导，把团组织整建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红卫兵在广大革命实践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优异成绩迎接省、地、市团代会召开。

2月27日，市委作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石家庄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中说，遵照中央关于筹备召开各级团代会和建立团委的指示，根据全市整建团的进展情况，市委决定于3月召开共青团石家庄市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石家庄市第八届委员会。

2月16日至25日 市委召开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林整风和清理工作(即第二次批林整风会议)。市直各单位、各区、局主要企业负责同志78人参加会议，会期共10天。

会议强调，要按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指示，掌握斗争大方向。批林是解决敌我问题，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首先分清敌我，其次才是分清是非。首先批林，分清大是大非，提高路线觉悟，统一全党思想，整风就有了基础，然后进行组织的清理。

会议强调，揭发清理的重点，是省委提出的，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联系的人；是顽固坚持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观点，为其辩护的人；以及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石家庄的活动。根据省委的指示，会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和上当受骗犯错误的人区别开来；把与林彪一伙有组织联系与过去与他们有工作关系区别开来；把参加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个别人同他们所在单位的干部、群众区别开来。

2月18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同意，免去冀剑波井陉矿务局革委会主任职务，卜凡任局革委会主任。

2月27日至3月5日 市委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各区、局、市直机关，各主要厂矿负责同志81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批示的中发[1972]44号(关于粮食工作)文件，传达了国务院、省委有关领导的讲话，着重研究讨论了省委粮食工作会议精神和思想认识问题。市委第二书记庞均在会上讲话，指出，石家庄市近几年来粮食销量增长速度太快，两年时间增加3456万斤。这主要是对“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理解不深，农轻重关系处理不好，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吃商品粮人口增加过猛，粮食管理抓得不紧，措施不力。他代表市委提出，一、要以批林整风为主，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方向教育，认真贯彻中央44号文件和省委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二、要坚决控制、压缩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口；三、要继续整顿粮食经销，堵塞粮油供应漏洞，把一切不合理粮食销量坚决压下来；四、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群众运动；五、要各级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六、要加强纪律，严格粮食管理制度；七、要切实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八、要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

3月9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省委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市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石家庄市“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办公室即日停止办公，印章亦同时停止使用。

同日 省委决定：石家庄铁路分局党、政工作由市委、市革委领导改为由省委、省革委领导，业务归北京铁路局领导。

3月12日 市委决定：撤销市革委生产指挥部，建立市革委计划委员会，市革委工建交办公室、市革委财贸民政办公室、市革委文教卫生办公室、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

撤销市革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处、市革委政治部文教处。建立市革委政治部监察处；恢复市公安局、市人民法院；撤销市财贸局；建立革委第一商业局、市革委第二商业局。

撤销市物资供应公司、市革委工商行政管理组，建立市革委物资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劳动局、科学技术局、粮食局、对外贸易局、农林局(与农办业务处一套机构)；将市教育局革委会、市卫生局革委会、市文化艺术革委会改为市革委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

市电业局、井陉矿务局、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支行等三个单位从即日起直属市革委领导。

同日 市革委决定：成立市交通运输局，左德荣任局长；成志贤任市第二商业局局长。

同日 市革委发出通知，为保证全市在15年由实现城乡“四旁”(即路旁、屋旁、田旁、水旁)和荒山绿化的目标，市革委号召全市人民掀起春季植树造林高潮。年内要在全市范围内完成造林1700亩，育树苗1128亩，“四旁”植树440万棵。

3月12日至16日 石家庄市1972年度先代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礼堂开幕。出席会议代表、列席代表1981名，省、地、市领导，驻石部队首长出席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孝先致开幕词，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作题为《乘革命生产大好形势强劲东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报告；市委第二书记庞均致闭幕词。大会向46个先进单位，225个先进集体和211名先进个人颁发了奖旗、奖状和纪念册。

3月15日 市委决定并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免去佟乐夫中共石家庄市桥东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委主任职务；梁茂林中共东方红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委主任职务；任命梁茂林为市委、市革委秘书长；田子杰为市委、市革委副秘书长兼市革委办公室主任；邢绍彬任市革委外事处处长。

3月16日 市委决定，免去岳德永市革委办公室主任职务；关超市革委政治部主任职务；李良华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温歧山市革委保卫部主任职务。

3月17日 市委决定并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白梦章任中共石家庄市红卫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傅一梅任中共石家庄市桥东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孙志谦任中共石家庄市东方红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芦仁杰任中共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免去：王海泉中共石家庄市红卫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王吉成中共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市委决定：张平任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党委书记；傅训庭任市人民法院院长、政法党委副书记；冯来雨任市革委一商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成志贤任市革委二商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王士元任市革委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李志辉任市革委对外贸易局局长；王庆雨任市革委粮食局党委书记；刘席铭任市革委劳动局局长；李朝荣任市革委科技局长；冀剑波任市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聂文华任市革委二轻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左德荣任市革委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吴裕民任市革委物资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范璋任市革委建工局党委书记、局长；齐光灿任市革委教育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孙开山任市革委文化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

3月19日 市委、市革委、市人民武装部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礼堂召开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命名大会。会上石家庄印染厂民兵团、市砂布厂民兵连、郊区肖家营大队民兵连等单位被授予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省军区、军分区，地、市委、地、市革委领导及驻军首长出席会议。会后，印染厂、砂布厂、肖家营大队民兵为大会作军事技术汇报表演。

3月21日 市委决定，成立市革委编制委员会，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兼任主任。

同日 为纪念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发表10周年，市委发出通知，决定是年9月至10月举办以海河为主题的文艺会演和美术作品展览。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落实，以文艺丰硕成果迎接毛主席题词10周年。

3月22日 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作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市委指示：应下乡的知识青年一律不准招工、不征兵、不招生，要认真实行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家长包子女、战线包单位的“五包”和学校、街道、单位三结合的方法，做好这项工作。

3月22日至26日 共青团石家庄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803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省、地、市党政领导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斗争》的工作报告；选出了团市委第八届委员会和出席地区团代会的代表；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代表市委到会祝贺并讲话。

3月23日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庞均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主任；免去张孝先市委第一书记、刘炎田市革委主任职务。

3月27日 市委在《关于贯彻河北省委[1973]19号文件精神，调整工宣队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于1968年7、8月份陆续派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有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参加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最多时曾达12694人，进驻537个单位；现有658人进驻在105个单位。鉴于全市各级党委已普遍建立，老干部绝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新干部大量涌现。为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广大革命干部的作用，在“三支两军”人员调整之后，对工宣队员也进行适当的调整。

市委认为：进驻的工宣队原则上都可撤出；个别单位如需保留少量者，可报市委批准；需留下工作的要经过派出机关办理调动手续；调整工作争取4月底基本结束。

3月2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动员大会，号召财贸战线职工，以批林整风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整顿服务工作。财贸各局、行、公司、基层商店革委会、各部门负责同志1400余人参加会议，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首先传达了有关整顿服务工作的精神，听取石家庄市康宁药房和人民商场改进服务工作的经验，作出了大干4月份，迎“五一”的安排意见。

市委负责同志分析财贸战线形势后，指出存在的差距，提出今后财贸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一、整顿服务工作必须坚持批修整风为纲，切实把批修整风作为大事来抓，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揭矛盾，边整边改，千方百计方便工农兵；三、紧紧围绕整顿服务工作，广泛开展学赶先进活动；四、依靠群众监督，改进服务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把服务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既要抓好批修整风，又抓好整顿服务工作，深入基层参加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经验，实现唯物主义领导，指导面上工作。

3月3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工建交战线的批修整风为纲，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大会。工建交系统和各级党组织及革委会负责人、各生产部门、车间代表、老工人、先进人物代表2400多人参加大会。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刘庆林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全市工建交战线广大职工，以批修整风为纲，放手发动群众，鼓足干劲，更加深入地开展以优质、高效、低耗、多品种、安全生产为内容，以节约煤炭、电力为重点的增产节约运动，以优异成绩迎接“五一”。

4月1日 市委转发市机械局党委《关于举办落实政策学习班的情况的报告》。

4月5日 全市1万多人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祭奠革命烈士。市委、市革委、市武装部负责同志参加祭奠活动。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佟乐夫宣读祭文，市委、市革委、市武装部、市四代会、各区委、区革委及烈士家属代表分别向烈士敬献花圈并祭扫烈士墓。

4月9日至11日 市委召开三届六次全会，分析批修整风和革命、生产形势，总结一季度工作，研究并安排二季度任务，讨论通过市委《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改进领导作风的决定》。会议期间，学习了《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的文章，听取并讨论了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

庞均在代表市委作的报告中提出二季度主要工作是，一、继续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首先要不断加深对批林整风意义的认识，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批林整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看书学习；二、进一步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抓紧落实中发[1972]45号文件，加快落实政策步伐；三、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红旗，大干二季度，夺取工农业生产更大胜利。

市委副书记张铄在会上代表市委作《以批林整风为纲，加强信访工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讲话。对提高信访工作认识，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切实加强治安保卫工作提出要求。

市委书记张建尧在会上作总结发言。

12日至14日，市革委召开二十次全委(扩大)会，研究贯彻市委六次全会精神。

4月11日 市委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2]45号文件精神的具体意见(试行草案)》，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执行中央文件精神拟定了具体意见。主要有五方面内容。一、关于妥善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二、关于1966年以来被开除、退职人员及下放职工问题；三、关于遣反问题；四、关于户口问题；五、关于处理家庭出身、本人成份问题。

同日 市委作出《关于“文革”中代管的私人出租房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就落实代管房政策，明确产权问题作具体规定。

4月13日 市委发出《关于召开石家庄市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文革”以来，全市有13265名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20234名妇女加入共青团；全市45个城乡公社351个大队(街道)普遍建立妇女组织，各区妇联已普遍建立，因此，筹备召开妇代会，建立妇联条件已成熟。《决定》对妇代会名额分配及委员组成提出具体安排和要求。

4月14日 市委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军区城市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各区、局、基层单位负责民兵工作领导部分民兵干部1400多人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佟乐夫在会上讲话。会议着重指出，在新形势下加强城市民兵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城市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交通枢纽和战略支撑点，必然是敌人破坏的目标，也是我们反空降、反空袭、防原子，大量歼灭敌人的“战场”。石家庄是华北战略要地，又是新兴工业城市，加强民兵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可靠保证，民兵是三大革命的突击队，三大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是加强民兵建设的根本途径。当前，要抓住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大上农业、鼓足干劲，把城市工业生产搞上去。

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全局出发，正确认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相互关系，切实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民兵的形势教育和战备教育，调动民兵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发挥民兵组织“三队”的作用。各级武装部门要给党委当好参谋，关心生产，配合生产、参加生产，使民兵工作搞得更加扎实、更加全面。

4月15日 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常委分工。市委第一书记庞均抓全面，兼管政法和市内各区，张建尧、刘庆林、张杰侧重管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建、交等方面的工作(计委、工办、财办、农办)；外事由张建尧兼管；张铄、佟乐夫侧重负责政治部、市委办公室和中心工作；石振魁侧重抓文教卫生、民兵、财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确定常委蹲点分工。庞均、张铄、佟乐夫在国棉四厂蹲点；张建尧、刘庆林、张杰在国棉三厂蹲点；石振魁在印染厂蹲点。会议还确定庞均任常委生活会党小组组长，佟乐夫任常委学习小组组长。确定常委会议一周一次；革委常委会议，一个月一次，重大问题提交常委会议，一般问题由分管常委和主管部门研究解决，常委会研究议题由分管常委提出。

会议决定，由庞均、张铄、佟乐夫等组成市委审干领导小组。

4月23日 在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下，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一行22人来石家庄市参观了国棉二厂和印染厂。

4月24日 市委成立批林整风办公室，由弓靖、王文相、郜永堂负责。

4月25日至28日 石家庄市文化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人员400余人。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代表市委、市革委讲话；市革委文办副主任彭子堪作《关于我市1972年以来文化工作情况及1973年工作任务》的报告。

4月26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基层负责干部会议。各基层单位和部分工人代表参加会议。针对4月24日国棉四厂发生的砸抢扩音器事件，市委第一书记庞均强调指出，“要深入批林整风，发展大好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4月24日，棉四砸抢事件发生后，庞均到棉四同工人进行座谈，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4月2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城市商业实行群众监督动员大会。财贸战线各级负责干部600多人出席会议。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到会讲话。

会议听取了市药材公司、东马路等单位的经验介绍。市委负责同志讲话指出，城市商业实行群众监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工作总方针的一项重要保证，是促进商业职工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正确途径。群众监督商业的组织形式，应在党的领导下，本着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方便群众监督的原则建立，其成员应由群众代表、商业职工代表、商业领导干部三部分组成，街道、公社建立群众监督商业代表管理小组，商业系统、专业公司、单位分别建立群众监督代表会、委员会。群众代表经群众酝酿讨论、民主选举产生。群众监督组织主要任务是监督商业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助商业部门党组织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反映广大群众对商业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促进商业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局。

5月2日至4日 石家庄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会议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1973]17号文件，学习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指示；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各级工会组织的精神，讨论了石家庄市整顿、健全各级工会组织召开市工会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交流了基层工会工作经验，通过协商确定了工会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委员候选人分配名额。

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明确了工会工作的方向和任务，为在5月底前后召开市工会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总工会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市委第一书记庞均到会讲话。他提出，一、要在全市职工中广泛宣传召开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二、要以批林整风为纲，突出思想整顿；三、要抓好各级工会领导班子的建设；四、要抓紧市工会十次代表大会的各级筹备工作；四、要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基层工会组织应在整顿的基础上，推选出席市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要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在5月20日前将代表名单和委员候选人名单报市筹备小组。

5月4日，市委发出《关于筹备召开石家庄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指出，各单位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认真地整顿各级工会组织，采取“筹上建下”，上下结合的方法，于5月底前召开市工会十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将工代会改名为市总工会，选举产生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

5月3日 市委决定，姚君实任石家庄市机械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郭浩之石家庄市机械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5月5日至8日 石家庄市大、中专院校运动会举行。来自全市71所大、中专院校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3200人参加运动会。在101个项目的比赛中，有102名运动员打破17个项目的市少年纪录。

5月6日至8日 为落实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深入贯彻省军区、地委民兵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市委于5月6日至8日，召开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区、局、基层单位党委、总支、支部副书记，各级武装部负责同志和部分先进民兵连队代表，共500余人。

省军区、军分区和驻石部队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军分区副政委张勇、市委第一书记庞均、市委书记张建尧在会上分别讲话。市武装部政委冯化南代表市委做总结发言。

5月9日 市委决定，朱光举任市革委财政局局长。

同日 市委发出通知：经地革委批准，共青团石家庄市委由65人组成，王凤吾任书记，李素蕊、刘兰芳任副书记。

5月10日 市委发出《关于某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占用公家材料为自己盖新房问题的通报》。《通报》中指出，市内某些干部利用公家资材在农村原籍盖新房和在市内盖小房，有的私伐国家树木做家俱。市委要求各级党委结合批林整风，狠抓一下对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要切实查清情况，严肃处理，借以纠正不正之风，不使问题蔓延下去。

5月11日 市委召开“批修整风为纲，进一步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张建尧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号召全市人民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时机，抢时间，争速度，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奋斗。

5月14日至22日 为认真贯彻全国和省、地计划会议精神，石家庄市1973年计划工作会议于5月14日至22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委、办，各区、局，各公社的负责同志，工业、基建、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和主管生产、计划工作的同志，共800多人。

会议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传达讨论省计划会议的要点和省委书记刘子厚的报告精神；市委第一书记庞均讲了石家庄市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意见；听取了先进典型大会发言，并召开一些专业性座谈会，市有关委办负责人作专题发言。

5月15日至18日 市第七次妇代会召开。参加会议代表829名，省、地、市党政领导人出席会议。市第七次妇代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荣欣作报告；大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交流了经验，讨论通过大会决议，选举市妇联第七届委员会。6月22日，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市妇联第七届委员会由50人组成，刘荣欣任主任，潘素贞安全新任副主任。

5月16日 市委作出《关于领导干部1973年6月至1974年6月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县以上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指示，市委要求从1973年6月至8月底，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9月至1974年6月底，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要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时，要反复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批示。

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要进一步提高对读书学习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认识，认真加强领导，贯彻“三个为主”(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在职学习为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学习制度，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学习质量。

5月2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欢送第三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5月23日 国务院批准，石家庄市对外开放。

5月28日 经市委同意，中共石家庄市第一商业局委员会成立，冯来雨任书记。

5月28日至6月10日 市委召开批林整风清理工作会议，即第三次批林整风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省委关于清理工作要有步骤进行，要不断向深入发展，在清理工作告一段落后，要准备逐步扩大到相当县级以上的厂矿和大专院校党委常委或党委委员，把清理工作引向深入的精神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县级以上企业单位党委常委或书记、副书记及市直、各区、局全体党委委员，会期13天。

会上，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传达了省委领导刘子厚、郑三生和省委清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市委书记张建尧、市委常委石振魁作报告；与会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对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揭发、批判和清理。

会议对全市的批林整风、工农业生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5月29日 市委决定：建立市革委纺织工业局、市革委第一轻工业局、市革委房产管理局；撤销市轻工业局、市房产管理公司。

5月30日 市委同意，成立“精简职工办公室”，段焕商任主任。

6月4日至8日 石家庄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中，除一线工人代表外，还有各级工会专职干部、党、政、团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文教卫生工作者代表共1209人。省委有关部门、驻石部队和地、市负责同志出席大会。

会议回顾“文革”以来工会工作，讨论了以后的任务。此次会上，石家庄市工代会改名为“石家庄市总工会”，并选举了市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工会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佟乐夫传达文件；市委书记张建尧、副书记张铄分别代表市委在会上讲话和作报告，号召全市广大职工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为完成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6月22日，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市总工会十届委员会由81人组成，刘殿臣任主任。

6月10日 石家庄市革委会、市武装部联合发出彻底收缴散存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的通知以来，全市共清查出各种枪支758支，收缴各种子弹212发，匕首472把，大刀16把。

6月12日 市委决定成立，市防治职业病委员会，张杰兼任主任。

同日 市委决定，张其夫任市革委节约办公室主任；耿文池任市革委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忠之任市革委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

同日 市委常委会听取省体育工作会议和石家庄市贯彻意见汇报后，指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石家庄市所处地位，要求要加强体育工作，搞好基础训练，不断提高体育技术水平。市委确定，体委工作组织上由市委领导，石振魁分管，市文办具体抓；郊、矿区分别成立体委，市内各区和各单位明确有专人分管和兼管此项工作。根据省里指示，要办好石家庄市业余体校，抓住重点，以点带面，有计划地培养、训练、提高。

同日 根据省委指示、省科技会议精神和石家庄市科技工作情况，为加强全市科研工作，市委确定将市科技局改为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成立电子仪表局，下设电子研究所，在纺织工业局设纺织研究所；重工业局设化工研究所，与化验站合署工作。

6月25日 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一行13人前去大寨参观访问，途径石家庄，省、市领导刘子厚、张建尧前往迎送。

7月2日 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要组织力量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宣读，使之深刻领会毛主席信的精神，推动全市上山下乡工作，对已下乡的知识青年要组织干部深入到社队逐个进行检查，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吃、住、用、医疗方面的问题，关心他们的成长。

7月6日至14日 市委召开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把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和抓纲带目搞好三季度工农业生产及各项工作的安排。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革委委员、各区、局及市属企业、事业单位党员负责干部421人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和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在省委五次全委会上的讲话。市委副书记张铄作《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批林整风运动不断引向深入报告》；市委书记张建尧就全市二季度工作和三季度安排讲了常委意见。

张铄在讲话中提出，一、要不断提高对批林整风重要意义的认识，处理好“纲”和“目”的关系；二、继续深入开展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三、继续抓紧落实政策；四、继续抓好对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清理工作；五、以批林整风为纲，加强党、团、工会、妇联、青年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六、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张建尧在讲话中指出：由于批林整风各条战线形势很好，二季度工业产值完成了5．52亿元，比一季度增加16．8％，郊区小麦比去年增产2．95％，三季度要创出新成绩夺取新胜利。要在对二季度工作进行总结基础上，开展增产节约，努力实现优质高产低消耗，高举鞍钢宪法旗帜，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开展技术“双革”，向“双革”要设备，要产品，要加强大秋作物管理，夺取全年农业丰收；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切实搞好工业支援农业，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班子建设，抓好群众生活，创造新成绩，夺取新胜利。

7月7日 经市委同意，中共石家庄市卫生局委员会成立，孔庆祥任书记；中共石家庄市二商局委员会成立，成志贤任书记；中共石家庄市文化局委员会成立，孙开山任书记；中共石家庄市教育局委员会成立，齐光灿任书记。

7月11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研究批准，孙立堂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杜清华、冯化南、张平、梁茂林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常委。免去彭青华北制药厂革委会主任职务；胡显栋华北制药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孙立堂井矿务局二矿党委书记职务。

7月16日至1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小麦生产经验交流会议，市委领导庞均、张建尧、张铄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市委常委杜清华在会上讲话。

1973年，郊、矿区110278亩小麦平均亩产576．6斤，比1972年增加18．2斤，总产达6319万斤，比1972年增产365万斤。

会议总结了基本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对以后进一步发展农业提出要求，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和路线教育，继续落实干部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的思想，抓好秋作物管理，作好小麦播种准备，为夺取是年秋季和1974年更大丰收。

7月17日 市委常委会就有关关心职工生活问题进行研究，确定，1．厂矿企业都要确定一名副主任抓职工生活，把关心职工生活，积极解决职工生活中实际问题，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去认识，认真抓好。2．大力解决职工群众的住房问题，除已列入计划的2万平米宿舍建筑面积外，再申请增建8万平米。3．注意职工劳逸结合，下决心减少会议，缩短开会时间，保证开会质量。今后，工人业余集体活动，一般每周占用3至4个业余时间，每次活动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

7月19日 市委研究同意：冀剑波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免去其石家庄市轻工业局革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聂文华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第一轻工业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免去其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第二轻工业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7月20日 在落实政策中经初步统计：“文革”期间，全市共有非正常死亡达708名，自4月份落实政策以来，已处理582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非正常死亡进行了全面复查和进一步落实政策的工作。

7月20日至28日 石家庄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有关方面负责同志1901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批林整风和公安工作的指示，传达了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省、地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副书记张铄作报告。

会议提出，要联系全市公安保卫战线的实际，继续深入批林整风，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加强对敌斗争；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要加强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认真做好警卫工作；加强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加强劳改工作；加强基层建设，搞好基础工作；加强党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

7月24日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市革委人民防空指挥部、战备办公室，建立河北省石家庄市战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电子仪表局；建立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援外办公室，附设在工建交办公室；撤销市革委外事处，建立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

经市编委会研究同意：建立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直属市革委领导，归口文办。

7月30日 市革委批转市文化局《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查抄物资处理意见》的通知。

同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工建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建尧传达了上级领导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完成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指示精神。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作动员报告，号召全市职工“以批林整风为纲，继续大干，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

7月 市委常委研究了关于战备的问题，决定调整充实市战备领导小组，由庞均等15名同志组成，庞均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意启用“河北省石家庄市战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章，原人防战备办公室旧章作废。原则同意战备办公室关于下半年修建战备工事安排意见，同意国庆节前搞一次防空演习。

8月1日 市委决定，谷黎明任市革委电子仪表局局长、党的领导小组组长。

同日 市委同意成立援外领导小组，市革委副主任张杰任组长；同意成立市清仓查库领导小组，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任组长。

8月7日 市委作出《批转市革委政治部＜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问题向市委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选拔新生力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不断提高对培养新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克服“论资排辈”等思想障碍，按照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积极、大胆地把年轻、优秀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并要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使他们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工作能力。各级党委要对这一工作加强领导，抓紧落实，不断总结经验，作出更大成绩。

《通知》中还指出：“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和市委七次全会精神，今年年底前，力争达到如下要求：省管大厂矿企业的党委常委中，要配备一至两名4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其中要有一名担任副书记或副主任；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各区、局正、副主任、正、副局长中及市属设党委的工厂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中，要选配一至两名35岁以下的新生力量，其中要有一名担任副书记或副主任；市属设总支(支部)的单位和城乡人民公社，要选配一至两名3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担任副书记或副主任。

8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市委、市革委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及知青代表、知青家长20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8月13日 市委召开信访、治安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地委信访、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全市前段信访、治安工作，交流了经验，研究部署了今后的工作。市委副书记张铄代表市委在会上讲话，就市委六次会议后贯彻中央[1972]45号文件以来，石家庄市落实各项政策和信访、治安工作情况作了总结，对进一步认真落实政策加强信访、治安工作重要意义作了明确，对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步伐的具体措施作了部署。

8月17日 市委召开传达中央[1973]30号文件(关于转发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会议，市委领导庞均、张铄、孙立堂、冯化南等分别在市区一宫、中山路体育场和井陉县、矿区传达了中央文件。

8月22日 市委同意，中共石家庄市第二轻工业局委员会成立，高延生任书记。

8月30日 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十大”公报发表后，全市军民在东方红体育场和各个分会场热烈集会，庆祝党的十大召开。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主持大会，省委书记马力、省军区副政委苏国柱到会讲话。

8月31日 市委批转市外办《关于积极作好我市对外开放工作的几点意见》。

9月3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王建中任石家庄通用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同日 市委同意，徐东年任石家庄市建设银行行长，免去其石家庄市财贸学校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化树昆任市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市革委财贸民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9月5日至12日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市直各部门、各区、局负责同志和部分大队代表、知青代表、驻石部队负责同志538人出席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主持会议并传达市委关于贯彻省委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传达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领导讲话精神。

会议检查了知青在生活、工作，及接受贫下中农培养教育方面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办法，制定规划和措施，要求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和教育，把知识青年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好动员工作，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9月6日 经省委决定，庞均任中共石家庄地区委员会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尧任中共石家庄地区委员会常委、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张铄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书记。窦玉亭、苏法增任井陉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9月7日 市革委决定，重建石家庄市教师进修学校。

9月8日至15日 全市群众文艺创作会演大会举行。来自全20个区、局代表队1800多人，在会演中演出歌舞、曲艺、戏剧等20多种形式200多个节目。

9月19日至24日 市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刘子厚到会传达“十大”新闻和十届一次会议公报及大会情况；市委第一书记庞均传达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和总结发言；市委书记张建尧传达修改党章报告，并代表常委作《关于学习贯彻“十大”文件和当前工作的意见》。会议在传达讨论“十大”精神基础上，研究部署了应开展的工作。一、认真学习贯彻“十大”文件精神；二、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三、进一步做好培养革命接班人工作；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五、进一步做好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会后，市委和各区、局领导干部组织1033名干部深入厂矿、商店、学校、医院、农村、街道传达“十大”精神，并到97个单位蹲点调研。到10月13日，市委召开基层支部书记以上4000多人参加的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经验交流会。一个月中，全市10个区、局举办学习班1600多期，参加学习人数达3．5万人，召开批判会2200多场，参加人数达25万人次。

9月28日 市委同意，邢绍彬任市革委外事办公室主任，免其市革委办公室外事处处长职务。

9月30日 市“工人民兵总指挥部”召开全市20万工人民兵代表大会，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15周年。省地、市党政领导和驻石部队首长出席大会，市“工人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庞均在会上讲话。

10月7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王同聚任石家庄第四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石家庄第六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刘敬肃任石家庄第六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柴志忠石家庄第四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同日 市委批转红卫区《关于在红旗制棉厂蹲点情况的报告》。市委指出，“各级党委在‘十大’精神鼓舞下，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的领导越来越多。但是，下去之后着重抓什么，需要很好地研究。有些同志往往埋头于抓具体小事，而不注意抓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

10月10日 市委同意，李朝荣任市科委主任，免去其市科技局局长职务，赵慎友任市革委信访接待处处长；免去王东信访接待处处长职务。

10月12日 全市群众11万人集会，欢送45名在职干部带领285名知青到农村插队。

为加强对知青工作领导，市委决定，领导干部带领知青下乡任职。张庆云任中共正定县委常委；杨发堂任中共藁城县委常委；李生云任中共获鹿县委常委。

10月24日 市委发出《关于转发＜省会工人民兵总指挥部组织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省会工人民兵总指挥部”是根据北京市的经验，以工人为主体，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在市委直接领导下，以市总工会为主、武装部、公安局、共青团、妇联会，并请警备区参加组成“省会工人民兵总指挥部”。庞均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殿臣任第一副总指挥，王海泉、杜树君、孟庆瑞任副总指挥，冯化南、邢开太、潘素贞、李素蕊任副政委。设办公室，内设治安、宣教两小组。

10月27日 市委同意：范璋任市革委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免去其市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岳山任市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局长；郭良玉任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忠之任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其市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10月30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批准，撤销石家庄市革委政治部，成立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11月5日至7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市委书记张建尧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了1973年冬季和1974年春季进一步深入学习“十大”文件，认真贯彻“十大”精神的安排意见。市委提出：1973年冬季1974年春季的主要任务是，切实学好“十大”文件，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搞好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各部、市革委各室、委、办、各区、局及部分单位主要负责同志100余人参加会议。

会后，市委负责同志分别深入基层了解传达贯彻情况，市委、市革委各部门、各区、局陆续抽调561名干部深入基层蹲点。

11月14日，市委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了1973年冬季和1974年春季的工作。

11月15日 市委决定，建立市革委基本建设委员会。

11月19日至20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北京军区民兵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各部、委、办和市武装部、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各区、局领导130余人出席会议。会后，市委常委及与会有关领导参观检查市防空洞主干道的设施，讨论人防战备作战方案。

11月21日至12月 为落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市委连续召开学习“十大”文件，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经验交流会。

11月21日，在市委召开的学习“十大”文件，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经验交流会上，市委副书记孙立堂在讲话中分析运动形势，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要进一步明确运动的指示思想；二要放手发动群众；三是在斗争实践中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要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各级领导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水泵厂、印染厂、民生街办事处、肖家营等几个单位在会上介绍学习“十大”文件，落实“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联系实际解决本单位的经验。

12月8日、12月29日，市委再次召开学习“十大”文件经验交流会。

11月24日 市委、市革委发出通知，转发市工建交办、市劳动局、市卫生局、市公安局和市总工会等单位《关于安全大检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是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关系到职工身体健康的大问题。因此，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要从路线的高度认识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切实把安全生产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安全组织，加强安全生产的领导和管理，抓紧抓死，采取各种措施，消除隐患，堵塞漏洞，保证安全生产。特别是在今年新年和春节前后，要向广大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开展群众性的安全大检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切实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

11月27日 市委常委研究了常委分工，决定张建尧抓全面工作，当前侧重抓批林整风工作，张铄、杜清华抓农业；刘庆林、张杰抓工业并负责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石振魁、冯化南抓战备工作、军工生产；佟乐夫抓当前运动；张平抓政法；梁茂林抓办公室。

市委确定，杜清华任市农林水利办公室主任。根据上级指示，确定成立所谓“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张铄任组长。

同日 市委同意关于建立石家庄市业余艺术学校的意见。

11月28日至12月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各区、局、厂、矿企业、商业、中学、市直机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和省粮食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并讨论毛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和国务院、省委领导讲话。会议在总结全市粮食工作的成绩基础上提出大上农业，做好粮食工作，为巩固、发展扭转南粮北调作出贡献的要求，提出要严格控制吃商品粮人数和粮食销量，进一步开展群众性节粮储粮活动；继续完成职工精简任务，继续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增加；按照“工种定量两相符”要求，对工种定量进行全面检查；继续巩固提高工业用粮节约代用工作等几项措施要求。市财办、市农办领导分别在会上就农业生产和粮食购销问题发言。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在会上讲话，他要求把粮食收购抓紧，力足于超，严格控制销售，抓好储备，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市委提出：要求1974年郊区粮食夏秋两季争取“过江”，20％以上面积亩产过吨，棉花亩产150斤；矿区粮食亩产保证850斤，争取1000斤，力争三五年内郊区粮食过吨，矿区夏秋两季“双过江”，棉花200斤。

12月1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市武装部、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及市内四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学习参观“上海城市民兵”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了学习、运用所谓所谓“上海民兵工作经验，”和进一步搞好石家庄市工人民兵工作的意见。市委确定：市委常委扩大会以后，再召开一次各单位车间支部书记、民兵连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传达学习所谓“上海工人民兵经验”交流大会，按系统组织对口学习；举办各级“工人民兵指挥部”学习班。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提出石家庄市民兵建设规划和民兵武装规划。并确定，搞一次“大清查”和防空演习。

会议就加强民兵战备工作提出要求：一、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民兵的地位和作用。要认真抓军事、抓民兵这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二、对所谓上海民兵工作“经验”，要结合石家庄市的具体情况很好研究贯彻，切实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三、遵照毛主席教导，各级武装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各级党委领导，各级武装部门要接受党的领导，出好主意，当好参谋；四、民兵工作是一项新事物，要善于不断总结经验，交流推广经验；五、学习情况要向省、地委写出报告。

12月4日 市委同意市委组织部关于各区政治部机构改革的意见。各区撤销区革委政治部，成立区委组织部、宣传部。

同日 为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市委成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张铄任组长。

12月14日 市委常委会重新研究了常委分工，确定在庞均病休期间，张建尧、张铄抓全面工作(张建尧侧重抓当前运动和工业，张铄侧重抓组、宣、政法和农业)；杜清华分管经济领导小组工作，孙立堂、佟乐夫、王凤吾、杨琍瑛分管意识形态和工、青、妇方面工作；石振魁、冯化南分管民兵战备工作；张平分管政法工作；梁茂林分管办公室工作。

12月23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孙立堂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凤吾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杨琍瑛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

市委研究同意：孙立堂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长；佟乐夫兼任市委组织部长；张杰任市委统战部长，免其市革委副秘书长职务；杜清华任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同日 市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代管私人出租房屋的处理意见》。

同日 市委作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不称呼职务问题的通知》。

同日 石家庄市开始兴建第十九中学、第四十中学。

12月2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城市民兵工作大会。会议传达了省城市民兵工作会议精神。

12月 由于江青一伙发动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批林批孔”活动也在石家庄市开始展开。


1974年


1月2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免去刘祥之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书记职务；马炳衡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王玉铭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周前、温福恒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李立、崔万晴、吴富衡、史庚初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1月3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李劲夫任中共石家庄车辆工厂委员会书记、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刘福海、郭雨田任中共石家庄车辆工厂委员会副书记；侯玉章任井陉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冯洛任石家庄维尼纶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免去：孙根旺中共石家庄车辆工厂委员会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1月3日至6日 市委三届九次、市革委第十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33名，市革委委员45名出席会议；各区、局及市直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1973年工作，部署1974年工作。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常委、市革委常委就1973年的工作基本总结和1974年的工作向全会作汇报。在1973年的总结中指出：1973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始终把所谓“批林批孔”放在首位，狠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右实质”，全市抽调10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和群众一起学习中央文件，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联系本系统本单位实际，坚持“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无产阶级政策。1973年全市培训260名理论辅导员，群众业余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小组发展到5620多个，市委举办三期领导干部读书班，一期工农干部读书班，党校培训600多名支部书记，整顿了工、青、妇组织，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1973年工业战线超额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总产值达22．061亿多元，超过了国家计划4．9％，财政收入增加39万多元。

在1974年，一、要继续贯彻“十大”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二、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努力实现各项工作全面跃进；三、要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市委书记张建尧作总结发言。他强调，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进一步加强看书学习，联系批林整风这个最现实最重要的实际，要加强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要增强党的观念，遵守党的纪律。

1月4日 市委就全市1973年落实政策情况向地委的报告中指出，从1973年4月市委六次(扩大)会议，把贯彻中央[1972]45号文件，继续落实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思想和组织上作动员和安排后，全市各级党委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开展工作。八个月来，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达95％以上；落实中央[1972]45号文件政策方面，复查落实8000余人的问题，其中“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692人，基本上做了妥善处理；1966年以来开除、退职“三带”下放职工、干部900余人，基本上已按政策落实下来；对“文革”中“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定性需复查处理6000多人，同时，对查抄财物正复查和落实。在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落实政策中，使1万数千名干部、职工、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得到了恰当处理，妥善安排，几万家属、亲友解除了精神包袱，调动了越来越多人的积极因素。

1月10日 市委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力华传达了国务院文化组、省委宣传部、省文办转发的《关于当前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报告的通知》，市委常委佟乐夫在会上作报告。针对石家庄市情况指出有些单位出现的所谓“唱旧戏”、“黄色歌曲”，看“旧书”、“尖皮鞋”、“鸡腿裤”等生活方式和宗教活动，错误地认为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会议提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宣传文教部门要提高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认识，加强文化宣传、牢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群众文艺活动的指导，切实加强对青少年一代教育工作，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努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1月12日 石家庄市1973年度晚婚、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开幕。市革委文教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彭子堪代表市委、市革委到会讲话祝贺。会议对98名先进集体代表和288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1月15日 市委作出《关于干部1974年学习意见的通知》。市委提出，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示，完成党的十大提出的“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战斗任务，经过刻苦读书，持久努力，“使我们的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省、地委指示，1974年，全市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要学习列宁《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还要挤时间读一点历史和小说。

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在职学习为主、自学为主、学原著为主的原则，在“认真”、“弄通”上狠下功夫，“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要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革命学风，办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班，切实把看书学习同批林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紧密结合起来，同学习“十大”文件、落实“十大”精神结合起来。

各级党委，要认真加强领导，把干部的看书学习，列入党委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长年抓下去。要坚持学习制度，考核学习效果，把看书学习做为考察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抓好典型，总结经验，不断推广。书记、副书记要带头学好。

1月16日 市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学大寨、赶上海”誓师大会。来自市内郊区的5000名基层干部参加了大会。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城市郊区农业生产会议精神和上海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讲话。会议提出，市委九次全会决定，1974年郊区粮食亩产要保证1400斤，争取“双过江”，矿区粮食亩产800斤，争取900斤；棉花保证140斤争取150斤；蔬菜生产保面积、保质量、保品种，提高产量，提前时间，满足城市供应，尽快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各区、各生产队要交出有自己特点的具体规划，提出生产目标，明确主攻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科学种田。各行各业也要大力支援农业，工厂要搞社队挂钩，财贸部门、大专院校都要从各方面关心农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

1月22日 市委在《关于抓大事、促大干、超额完成1973年2月工建交增产节约计划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3年，广大职工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巧干，战胜了某些原材料缺口大、电力供应紧张等重重困难，主要依靠挖掘现有企业潜力，胜利地超额完成全年22亿元的增产节约计划，创造石家庄市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比1972年增长10％，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1．3倍；主要产品产量和1973年相比，钢增长28．3％，生铁增长17．9％，钢材增长11．5％，硫酸增长53．7％，烧碱增长10．6％，原煤超额13吨完成了国家计划；支农产品大幅度提高：柴油机增长27．9％，播种机增长14．2％，拖拉机配件增长23．4％，合成氨增长7．1％，农药增长1．2倍；机械、军工、轻化工产品也有不同程度提高，汽车、阀门、轴承、电动机、水泵、饮料酒、卷烟等都增长20％以上，棉纱增长6．6％，棉布增长7．9％；抗菌素增长2％。电力和交通运输也都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基本建设与上年相比投资额增长20．2％，竣工面积增长25％，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得比较全面，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铁、拖拉机配件合格率，机制砖一级品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45种机械产品的主要部件合格率比1972年提高12％，有60％的质量指标达到省规划要求；国棉六厂、五厂的8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部颁一类水平，国棉一、二、三厂，有77项指标达到了部颁一类水平。原材料消耗显著下降，40种消耗指标26种好于1972年。可比产品成本降低2％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7．8％，利润增长7．3％。

1月31日至2月中旬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以后，江青等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区掀起了“批林批孔”活动。根据中央通知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省、地、市机关干部和群众代表2万多人，在东方红体育场参加“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错误地号召，把所谓“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斗争的高潮。为在全市广大群众中传达贯彻好中发[1974]1号文件，掀起“批林批孔”斗争高潮。2月1日，市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好中央[1974]1号文件的安排意见》，就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作了部署。

为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市委分别于2月4日和27日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3月8日，市委再次召开各区、局负责同志会议，传达省委领导讲话和石家庄市“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总结，就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具体部署。2月11日，市委组织召开工人、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大会。

2月8日至16日 中央[1974]5号文件(即马振扶公社事件)下达后，市委组织全市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传达学习，10日上午，组织全市大中专学校正副书记及各区、局主管文教工作的领导，传达了文件。15日，文件传达到了全市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骨干。市委领导检查了对所谓“教育革命”认识不足，抓得不力的问题，并错误地作出决定，要求根据文件精神，抓好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深入揭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各种表现，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反攻倒算”予以有力的回击等等。事实证明，“马振扶事件”是“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2月9日 为进一步加强对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市委确定，梁茂林为市“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

2月11日 市委发出《关于建立中共华北制药厂委员会的批复》。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中共华北制药厂委员会由24人组成：书记：李锋；副书记：李春斌、李沛然、胡显宗、高志敏。

经中共河北省委同意：李锋任华北制药厂革委会主任；李春斌、李沛然、胡显宗、高志敏、赵建辛、焦耀庭任华北制药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月11日至17日 市委三届十次(扩大)全会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委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及部分公社、厂矿企业、文教卫生单位党员负责同志949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传达学习讨论毛主席五次讲话要点。(1973年12月间，毛主席五次讲话要点一、要议政议军；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四、少吹多批，对自己要一分为二问题；五、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和国际斗争战略问题。)与会同志对毛主席讲话要点逐条、逐句、逐次进行学习讨论，对邓小平参加政治局、军委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表示拥护，认为毛主席的讲话不仅是对政治局、对军委讲的，也是对全党全军讲的，感到受到深刻教育和鼓舞。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讲了四点意见，1．党委要议政、要抓大事、议大事、深入调查研究；当前要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2．要抓好领导班子整风；3．加强无产阶级纪律，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4．执行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克服困难，力争实现首季“开门红”。

2月25日 市委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加强对农村集体企业、副业进城承包修建、搬运、加工等项业务管理的报告》。

2月28日 市委作出《关于加强工人宣传队的通知》。《通知》错误地认为，“当前教育、文化、卫生战线两个阶级、两条战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仍是很激烈的、复杂的，占领和反占领、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加强工宣队是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指示和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保证。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做好这项工作，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文化、卫生阵地上的领导权，发展教育、文化、卫生战线的大好形势。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工人宣传队的领导，更好的发挥工人宣传队的政治作用，市委决定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由石振魁、彭子堪、刘昌彬、姚立国、王云、张忠之、许秀芝组成。石振魁任组长，彭子堪任副组长。工宣队指挥部改为‘石家庄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彭子堪兼办公室主任；张俊崇、张斌任副主任，负责工宣队日常工作。”

3月2日 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全市工、建、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来自各条战线负责同志1000多人参加大会。石家庄印染厂、井陉一矿、市农机厂、市油漆厂等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李如双作总结发言。

3月5日 市委在批转《市机械局党委关于电机厂等单位丢失中央文件的检查报告》中指出：据教育局、重工业局、东方红区、郊区、矿区等单位报告，2月份以来，仅丢失中发[1974]1号、3号文件就达7起7份。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注意。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尤应做好保密工作，杜绝中央文件的丢失，严防窃取、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现象的发生。各级党委、要经常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的教育，重申保密纪律，增强保密观念，对中央文件进行一次检查，发现丢失中央文件者，要认真追查。

同日 市委在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全市各系统代表1000多人出席会议。市委书记张建尧主持大会，市委书记张铄作动员报告。华北制药厂、重工业局等单位代表在会上表决心，表示要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深、做细，关心知青成长。

3月6日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杨琍瑛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建德任市委常委；免去卜凡井陉矿务局革委会主任职务。

3月7日 为更多地了解农业情况，进一步加强市委对农业战线的领导，市委确定市委书记张建尧、张铄、副书记李如双、孙立堂、市委常委石振魁分别以槐底、肖家营、留营、东古城、方北五个生产大队为经常联系点。

3月9日至19日 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市委号召，广泛开展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共植树31万株，育苗40多万亩。

3月11日至15日 市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农业学大寨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540余名参加大会，市委书记张建尧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李如双作《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鼓足干劲学大寨、夺取农业更大丰收的报告》。

3月14日 市委批转市委统战部《关于贯彻民族政策几个问题的报告》。市委针对报告中提出的有些单位对民族工作认识不足，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注意不够；对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抓得不紧等问题，提出：党的民族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是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要在抓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的同时，对本单位、本部门执行民族政策问题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总结，及时研究、解决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民族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教育，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3月15日 石家庄市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召开。主会场设在东方红体育场，20万人参加大会。省、市领导，知青家长代表、知青代表在会上讲话，市委书记张铄主持大会。市委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市革委讲话，藁城县委副书记李兆祥代表接收地区讲话。会后，全市群众夹道欢送1974年石家庄市首批8000余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

4月25日，市委、市革委再次召开10万人大会，欢送17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3月17日 市委决定调整和充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石振魁任主任。

3月21日至26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市所谓“批林批孔”文艺革命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委、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红代会、市人民武部和区、局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市文化主管部门和所属文化单位的负责同志；各专业文艺团体和部分工矿、农村、学校、街道俱乐部、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代表以及部分工农兵业余作者200余人。

市委书记张建尧、副书记孙立堂、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分别在会上讲话。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和中央文件，传达学习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会议和国务院文化组天津音乐座谈会精神，传达贯彻了省革委文办“批林批孔”文艺革命座谈会精神。会议错误地揭发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和话剧《不平静的海滨》。《不平静的海滨》主要是由石家庄市文工团演出。剧本于1973年3月份，由市文化局和文工团的同志通过山东省话剧团搞到，进行排练后，于5月1日正式公演，11月停演，先后在市内剧场、工厂以及井陉、获鹿和山西省阳泉市演出，共计131场，观众达20万人之多。

会议还错误地认为，石家庄市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还认识不够，抓这方面工作的自觉性还不够高，致使所谓的“大毒草”《三上桃峰》和所谓的“坏戏”《不平静的海滨》在石家庄市上演；并认为有些党委还没有把文化艺术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从创作思想上讲，在某些作品或演出活动中，也有“文艺黑线的回潮”表现，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复杂、尖锐的。

会议还错误地指出，“今年我市文化艺术工作的任务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十大’精神为指针，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继续搞好文艺革命。要认真总结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反击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回潮。要大力学习、普及革命样板戏，进一步培养壮大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努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宣传活动。”

3月23日，市委在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由文教、卫生、财贸、工建交系统参加的批判会，错误地批判《三上桃峰》和《不平静的海滨》等戏剧。

3月22日 石家庄市总工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下设7个会场。省、地、市总工会负责同志出席大会。会上批判了林彪的“天才论”、“克己复礼”等谬论。

3月29日 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张瑞成任中共石家庄市郊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免去李晋中共石家庄市郊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3月30日 市委同意，郭成根任市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免去其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

4月8日至9日 市委三届十一次、市革委第二十二次(扩大)全会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43名，市革委委员59名出席会议，各区、局负责同志47名列席会议。

会议主要学习红旗杂志1974年第四期《注意总结经验》短评，总结、检查，分析了全市一季度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情况，讨论如何把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

市委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作《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引向深入》的报告。指出：1月31日省委动员大会以后，两个月来，全市组织培训10万余名骨干，全市组织上万期学习班，组织了2900个学马列小组，市、区、局各级召开批判会100多次，召开经验交流会200多次。张建尧代表市委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对所谓“批林批孔”斗争的认识，认真学习，掌握武器，深入批判，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在做好组织落实的同时，要认真做好思想落实。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推动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继续落实好群众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可教子女’政策及各项经济政策。同时，要进一步落实中央[1972]45号文件中指示的七项政策，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代管房’问题”。“通过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增强革命团结，推动革命和生产，发展大好形势”。

4月24日 市委同意，孔庆祥任石家庄市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同日 全市部分医院抽调医务人员100多人，组成40个医疗队，奔赴赵县、赞皇等县进行巡回医疗。

4月25日至5月7日 根据中央[1974]12号文件精神，为迅速把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新高潮，市委继4月25日召开动员大会，向全体机关干部进行发动后，于5月7日又召开了各区、局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交流领导机关“批林批孔”运动经验。市委副书记佟乐夫代表常委讲了下步运动安排的要求。要求各级党委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所谓“批林批孔”方面来，一、二把手和分工抓运动的常委，要集中搞好运动，要认真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要有一定数量的得力干部组成办公室，及时掌握情况，发现和总结经验，协助党委，把运动搞好。

5月3日 市委决定，市卫生局与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合署办公，对外仍挂两个牌。市委决定，撤销市革委对外贸易局。

5月4日 全市各工矿、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省直、地直机关和驻军青年代表1500余从在第一工人文化宫集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55周年。省、地、市主要领导出席大会。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柏玉兰在大会上讲话。青年工人、知识青年、红卫兵、团干部代表在会上分别发言。省委副书记吕玉兰代表省、地、市领导讲话。

5月7日至8日 市委召开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会议分析全市培养壮大理论队伍的形势，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下一步培养壮大理论队伍的意见。

会议认为：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全市广大群众遵照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全市初步形成一支以工农为主的理论辅导队伍，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会议提出对培养工农理论队伍，一要进一步提高培养壮大工农理论队伍意义的认识；二要狠抓组织落实；三要不断提高理论队伍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四要切实加强的领导，全党动手，一、二把手动手，一级抓一级，一层一层抓下去。

5月19日，市委发出《转发市委宣传部＜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培养、壮大理论队伍的意见＞的通知》。

5月10日 在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下，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一行25人访问大寨后来到石家庄。在石期间，外宾参观了第一印染厂。

5月29日 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要认真按1973年市委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改进领导作风的决定》中提出的“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年老体弱不能参加者外，市、区、局级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60天以上”的要求，认真贯彻和执行。一般每周五为劳动日。对干部参加劳动情况，一般应每季总结检查一次，党员干部应将参加劳动情况列为党的生活会内容之一。

5月30日 5月28日下午，郊区11个公社68个大队程度不同地遭到风、雹灾害，其中于底、西三庄、赵陵辅、桃园、留营等五个公社28个大队受灾严重。为夺取夏季丰收和全年丰收，市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立即投入抗灾夺丰收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夏收即将到来时刻，市委再次提出要加强抗灾夺丰收的组织领导，立即组织干部深入第一线，抓点带面，和群众一道抗灾，夺取夏季丰产丰收，同时要加倍夺取秋季丰收。

6月8日 市委同意，李志辉任市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免去其外贸局长职务；免去吴裕民市物资局局长职务。

6月19日至20日 加纳农业部长贝纳斯科率领农业友好访华团一行10人来石，在农业部和市委、市革委领导张建尧、张铄、刘庆林陪同下先后参观访问了栾城县东羊市村和市柴油机厂。

6月21日 市委批转《石家庄市总工会关于认真落实中共中央[1973]17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作用的报告》。《报告》中谈到，有些单位领导对工会的性质、地位、任务、作用认识不够清楚。在工作中，党委没有把工会工作列入议日程，无负责同志抓工作，而是责成下属部门代管，有的单位让工会只负责具体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有的单位工会组织长期不落实，至今未健全工会组织，有的工会干部长期被抽去做其它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市委要求各级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3]17号文件，切实加强对工会的领导，把工会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经常听取工会情况汇报，解决存在的问题。

6月22日至24日 为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市委分别召开市内四区、市直六办、委座谈会，征集对市委工作的意见。

6月24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石家庄市109000亩小麦获大丰收，郊区平均亩产达620多斤，增产近一成，矿区一季“跨黄河”。

7月2日至4日 为总结夺取夏季小麦丰收的经验和进一步动员广大社员群众鼓足干劲，夺取秋季和下一年更大丰收，市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到会代表500多人，市委全体常委出席会议。会议交流了夏季小麦丰收的经验，作出夺取秋季丰收搞好种麦准备和夺取1975年小麦更大丰收的安排。17个单位在会上发言，会议对先进单位发奖。

1974年全市小麦收获面积为109296亩，平均亩产643斤，比1973年增产12．4％；总产7026万斤，比1973年提高9．3％。矿区小麦一季“过黄河”，全市11个大队一季过“长江”。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李如双在会上作报告。

7月4日 市委召开所谓“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报告大会”。大会分32个分会场，共3．2万人参加。省、地、市党政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大会。

7月5日至7日 中共石家庄市委三届十二次全会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区、局负责同志，市直机关、工矿企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通知)；讨论了《石家庄市委关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规划(草案)》；听取了市委副书记孙立堂《关于开展理论教育工作》的发言，通过了《全党动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的决定；会议分析了全市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和抓革命促生产形势，研究部署了下步的工作任务。

市委书记张铄作《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的报告，他就推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发展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提出八项要求。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二、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三、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四、坚持所谓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五、各级领导要经常注意改进领导作风，注意工作方法，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同群众在一起搞好所谓的“批林批孔”。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当前，要大力宣传、贯彻落实中央21号文件。在运动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市委准备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要继续抓好落实政策工作。

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作《狠抓批林批孔、大鼓革命干劲、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的报告》。

7月11日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张建尧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二书记，免去其市委书记职务。刘庆林、张杰、张平任副书记。

7月14日 市委同意：市总工会党组由刘殿臣等七人组成。刘殿臣任书记，田清泉任副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委员会党组由李素蕊等五人组成，李素蕊任书记；

市妇女联合会党组由刘荣欣等三人组成，刘荣欣任书记；

市革委工交办公室组由郭浩之等七人组成，郭浩之任书记，刘民熙任副书记；

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党组由杜清华等五人组成，杜清华任书记，李志任副书记；

市革委财贸民政办公室党组由李润生等五人组成，李润生任书记，何济海任副书记；

市革委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由范璋等四人组成，范璋任书记，张忠之任副书记；

市革委计划委员会党组由段焕商等四人组成，段焕商任书记，吴金玉任副书记；

市革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由李朝荣等四人组成，李朝荣任书记；

市革委劳动局党组由刘席铭等五人组成，刘席铭任书记，孙秉舜任副书记；

市革委财政局党组由朱光举等三人组成，朱光举任书记；

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由熊墨林等五人组成，熊墨林任书记；

市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党组由化树昆等三人组成，化树昆任书记；

7月15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刘秉衡任石家庄市公安局长；李万庆、李建英任石家庄市委、市革委副秘书长；免去刘秉衡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王凤吾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员会书记职务；李素蕊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同日 市委作出《关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规划》。《规划》指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指示，我们要在二三年内，逐步建立起一支5万余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从上至下形成理论辅导网。同时，市委要建立一个专业理论研究小组，市委机关各部、室、委、办要建立业余的理论研究小组。各区、局、大专院校、县级以上厂矿企业党委，要设二至三名专职理论干部，并建立一个专兼结合的理论研究小组。没有下属单位的局，要建立业余的理论研究小组。县以下单位，可根据情况，建立专兼结合的理论研究小组或不脱产的理论研究小组。工厂有党支部的车间、农村生产大队以及其他各条战线的基层党支部，都要建立不脱产的理论研究小组。工厂的班组、农村的生产队、财贸的门市部等基层组织，都要确定二三个人，担任业余理论辅导员。

7月20日至24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和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文件和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各区、局交流了是年上半年深入所谓“批林批孔”、贯彻落实21号文件、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形势，检查了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研究了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意见和措施。市委书记张铄传达了省委领导在地、市委书记会上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在会上讲话中要求，要进一步落实中央21号文件，大讲大好形势，大鼓革命干劲，誓夺革命生产新胜利，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赶开滦，农业学大寨、学何横城的群众运动。

7月29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郭浩之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办公室主任；彭子堪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办公室主任；李润生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财贸民政办公室主任；段焕商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主任。

市委常委研究决定：免去张平石家庄市公安局长职务；郭浩之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彭子堪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李润生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财贸民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段焕商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7月30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研究同意，建立中共石家庄化肥厂委员会，王云任书记；省委同意王云任化肥厂革委会主任。

8月7日 河北省电力建设公司汽车修配厂职工在雨后抢修汽车油库时，汽车进入库区拉运物资，排气中的火星将灌入油库中雨水上浮溢的汽油引燃，酿成一起重大事故，死亡12人，危重6人，重伤24人，轻伤14人。全市各医院在市委统一指挥下积极组织力量抢救伤员。京、沪、部队医院派来专家协助抢救。

8月8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就防汛设施、战备工程和易燃易爆品检查制定紧急措施，并召开各区、局领导同志紧急会议进行部署。

8月10日至19日 市委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讨论中央领导在保定的讲话精神，和省委领导有关落实讲话精神的意见。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到会讲话，他要求进一步促进全市党政军民的革命大团结，首先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做好广大群众的团结，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搞好军政、军民团结，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巩固发展大好形势。会后，向各基层单位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

8月15日 市委作出《关于批转市机械局党委组织工人巡回检查组情况报告的通知》。市委在《通知》中指出：“机械局党委组织工人检查组对本系统各单位贯彻落实中央21号文件的情况进行了巡回检查，这个做法是好的，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是依靠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好办法，起到了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紧密联系的纽带作用，有力地促进了领导深入基层转变作风。希望各级党委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象机械局党委那样，党委重视，加强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面贯彻落实中央2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把革命搞好，把生产促上去。”

同日 市委召开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石家庄钢铁厂、市长征鞋厂等13个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学大庆、赶开滦”经验。

8月20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同意，建立中共井陉矿务局委员会，并同意杨增新任书记，局革委会主任。

8月26日至10月 中共中央[1974]23号文件(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下发后，8月26日，市委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发[1974]23号文件，就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文件传达贯彻提出意见和要求。9月16日，市委召开传达贯彻中央23号文件经验交流会，红卫区、印染厂、标准件厂等单位在会上介绍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经验。在半个月中，市委在全市各区、局抓了73个试点，市、区、局机关抽调了1700名机关干部下基层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各区、局召开交流会、现场会10多次，不少单位请部队同志作报告。并通过文艺形式进行批判活动。到10月12日，市委再次召开各区、局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就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作安排。

8月29日 国家计委同意在石家庄市附近新建一座炼油厂(即石家庄市炼油厂)，计划年产石油产品和化工原料250万吨。

8月 石家庄市银行学校成立。

9月4日 市委决定：刘席铭任市革委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免去其市革委劳动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李英林任市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成立市革委建材工业局，马海波任市革委建材工业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局长；孙彩然任市革委第二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9月5日至15日 市委、市革委组织慰问团奔赴农村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带队干部。慰问团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带队，设总团和12个分团共496人，分赴石家庄地区10个县和石市郊、矿区及大曹庄农场，深入到213个公社，960个大队，直接慰问了16000多名上山下乡知青和180名带队干部。期间，共召开慰问会52次，知青和带队干部座谈会867次，社队干部，贫下中农座谈会414次，放电影和演出文艺节目213场，基本上做到了村村去，人人见。

9月8日 市革委决定，对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调整和补充，张建尧兼任主任。

9月9日 市委常委会研究了市计委起草的《关于我市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会议认为，这个《规划》很宏伟，听了很鼓舞人心，实现了这个规划，石家庄市面貌会有一个很大变化。

常委会议认为，制定建设规划，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注意综合平衡，统筹安排。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行各业、各部门都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发展生产项目的同时，必须使服务行业、公用事业、教育、卫生、妇幼保健等事业相应地跟上。只抓生产性项目，轻视或忽视服务性项目，生产项目的建设速度就会受到影响，生产建设要大发展，原来的城市规划已经很不适应，急需进行修改、扩大。为了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任务需要，干部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问题，基建施工的设备、技术水平、队伍等等，都必须及早考虑，采取措施跟上来。领导和管理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组织机构也须想应地调整加强。总之，各个部门，各项工作都要根据《规划》来考虑自己的工作。有的则要先行一步，如城市规划的修改问题。

常委会议确定，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以后，要召开一次部、室、委、办和区、局领导干部会议，向大家讲讲，使大家了解石家庄市的发展远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并根据《规划》考虑自己的工作。

9月11日至14日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21号文件，石家庄市公安保卫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召开。全体公安干警和市直各单位，各区、局及企事业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秉衡在会上发言。会议传达了地区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市纺织局、振头公社等单位介绍了他们公安保卫工作的经验，会议对公安保卫的工作任务作了部署。

9月12日至1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财贸、民政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1500余人参加了大会。康宁药房、煤炭批发部等24个先进企业、集体和个人作了书面发言。大会还向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奖旗和奖状。

9月13日至10月1日 石家庄市工业展览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展出，展览反映了全市工人阶级在学大庆、赶开滦运动中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所取得的成果。

10月10日至13日 市战备领导小组召开全市人防战备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张铄传达毛主席关于人防、城防工作指示和全国人防、城防座谈会议《纪要》以及旅大市人防、城防工作经验。本着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搞好人防。各单位根据市战备领导小组关于人防、城防相结合建设的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先后修建了一批民兵、人防专业队营、连打防支撑点，明碉暗堡和地道工事。

10月23日 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李如双主持会议，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作总结报告。

10月23日至30日 市委三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革委委员、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负责同志、市武装部、工、青、妇组织负责人、各区、局党委常委、各基层单位主要领导1480人参加会议。

会议中心内容是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传达中央[1974]26号文件(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省委负责同志讲话；传达中央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和省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精神。

在学习讨论中，与会同志认为，人心、党心、军心要求安定团结，毛主席的指示反映了客观形势要求，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对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产生深远影响。与会同志还谈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必须进一步落实政策，政策落实了，才能加强团结，才能实现安定。

市委书记张铄在总结全市形势后，对是年四季度和次年春季工作讲了意见。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26号文件，稳定和发展石家庄市“大好形势”，继续把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市委副书记李如双在会上作总结。

11月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万人动员大会，号召全市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大干60天，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国民经济计划。

11月6日 省委、省革委、省军区、驻石部队和燃化部负责同志，刘子厚、郑三生等到石家庄市化肥厂同干部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11月9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张平、梁茂林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郜永堂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委、市革委秘书长；王力华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

市委同意：免去梁茂林中共石家庄市委、市革委秘书长职务；孙立堂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长职务；郜永堂中共石家庄市委、市革委副秘书长职务；王力华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11月11日至13日 市革委、市武装部联合召开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代表600多人。市革委副主任、市武装部长石振魁致开幕词；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李如双作总结报告。

11月18日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刘庆林兼任石家庄炼油厂筹建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1月19日 市委决定，张庆云任市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免去其市二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免去肖荔市卫生局局长、石威重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11月21日至23日 为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搞好社会治安，市委召开了省会治安工作会议，各区、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书记、市、区工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市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1500人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市社会治安出现的新问题，研究制定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的措施。市委书记张铄、副书记张平等领导到会讲话。

11月28日，市委发出《关于印发＜省会治安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市委决定，是年11月下旬至次年1月底，在全市范围采取群众运动形式，开展一次大张旗鼓地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严厉打击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11月30日至12月4日 市委、市革委财贸战线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会议，到会1400余人。会议要求各单位总结经验、制定规划，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促进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发展。

12月6日 石家庄市档案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讨论了地区档案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经验，研究了贯彻意见。会议在肯定石家庄市档案工作做出的成绩后指出存在的问题。有的单位对档案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领导过问少，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充足，不固定，业务生疏，影响了档案工作开展；有的撤销、合并单位的档案缺乏认真地清理、鉴定、立卷质量不高；有的档案底数不清，有的已丢失和霉烂。根据省、地档案工作会议关于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健全机构，充实人员的精神，市里设立石家庄市档案馆(对内称市委办公室档案处)，是市委、市革委档案事业管理机构，在市委秘书长领导之下，负责全市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市直机关档案的收集、保管、整理、统计、借阅工作，并兼管市委档案室工作。

12月10日 市委、市革委发出《关于召开1974年度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议的通知》。《通知》中说，“今年是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伟大号召10周年。10年来，我市广大职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使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并涌现出一批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和中央26号文件，进一步贯彻省革委在唐山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迎接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市委、市革委决定于1975年1月10日左右，召开石家庄市1974年度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议”。《通知》就参加的范围及名额，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条件作了明确和部署。

12月16日 市委就一年来组织城市民兵建设的情况向省、地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民兵建设几个问题》(在此之前曾于1月30日和5月11日作过两次汇报)的汇报。

汇报中指出，石家庄市城市民兵，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武装产业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思想和国务院、中央军委[1973]162文件精神，学习上海民兵建设的所谓“经验”，从1973年10月开始组建，最初称“工人民兵”，领导机构称“工人民兵指挥部”。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管理城市的“最好形式”，是工人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好方法”，是促进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好途径”。其作用是“有力打击阶级敌人，保护人民群众，教育、挽救了青少年，锻炼了民兵，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维护了社会治安，推动了革命生产发展”。按照所谓“上海的经验”，石家庄市将“河北省省会工人民兵指挥部”改名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民兵指挥部”，由50人组成，作为市委一个委办，内设一室四组。市委成立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由9人组成。一年中，石家庄市工人民兵由50个工厂派出50个民兵小分队，有279人派到29个城市公社、进驻72个居委会抓阶级斗争。

12月17日至20日 市委、市革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1974年度农业学大寨、赶上海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代表大会。到会800多人。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李如双作报告，大会向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发奖。

12月25日 市委决定撤销市革委保密工作委员会，成立市委保密委员会，由5人组成，张平任主任。

12月26日 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市直机关干部赴农村厂矿蹲点参加劳动欢送大会。首批蹲点干部375人。

12月28日 市委、市革委决定：将市第二医院移交石家庄地革委卫生局领导。

12月31日 市委、市革委发出《关于向农业学大寨、赶上海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学习的通知》。

12月 为满足市场供应，地委书记孙吉全、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到市冷冻厂检查工作并参加劳动，帮助收购生猪。

1974年 一年来，全市知识青年总数15108人，批准留城2991人，应动员上山下乡者12191人，已下乡者10630人，占87％。

1974年 市信访办受理来信来访17534件，解决6965件，占40％；转交有关部门10569件，占60％；各区、局受理15826件，解决12094件，占60％。


1975年


1月1日 市委决定：华北制药厂、石家庄化肥厂、维尼纶厂、拖拉机厂筹建处、炼油厂筹建指挥部、拖拉机配件厂、车辆厂、煤矿机械厂、3302工厂、7420工厂、3502工厂、3514工厂等12个企业和河北师范大学、河北新医大学、河北化工学院、北方交通大学、河北机电学院党的领导关系，由局属改为直属市委领导。

同日 石家庄市举行1975年元旦长跑比赛。参加这长跑的有职工、解放军战士、学生共1030名。经过比赛，7中、师大体育系、13中、6中分别获得9000米成年男子组、5400米成年女子组、7500米学生男子组、5400学生女子组第一名。13中的陈立清创造9000米越野赛跑28分47秒的新纪录；20人打破全市元旦长跑纪录。

1月7日至12日 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1974年度工业学大庆、赶开滦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700多人，大会听取了大庆油田党委副书记陈烈民的报告(录音)，交流了经验。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代表市委、市革委向大会作报告。大会向23个“工业学大庆赶开滦先进单位”授了奖旗，向22个“工业学大庆赶开滦先进车间、班组、科室”和36名“工业学大庆开滦劳动模范”颁发奖状。

刘庆林在讲话中指出：197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23．79亿元，比1973年增长8％，在总结1974年的成绩和经验后，提出，1975年，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批林批孔运动”，“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

1月18日 市委、市革委发出《关于授予财贸民政系统1974年度抓革命、促生产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光荣称号的通知》，授予市蔬菜公司等10个单位先进企业称号；授予康宁药房等8个单位先进集体光荣称号；授予刘淑芳等13人为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1月28日 市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全市学习所谓“小靳庄经验”交流会。会议错误地要求“全市人民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新华区牛奶场、拖拉机配件厂、东华路100号校外儿童学习班、桥东区民生街公社、郊区东营大队等10个单位分别作口头或书面经验介绍。

1月29日至31日 市委三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各部、室、委、办、工、青、妇、各区、局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领导在省委会议上的讲话；讨论市委关于1974年的工作总结，安排了1975年一季度工作。

会议错误地认为，1974年“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业余学理论小组达6000多个。”“在毛主席安定团结重要指示指引下，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革命团结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焕发，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大批涌现。”“一年来，市属以上单位提拔了160名青年干部，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建立起1．3万多人的工农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有1．06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批635名干部进市五七干校学习锻炼。”“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1973年比，1974年粮食总产增长18．6％，亩产增长13．7％，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比1973年增长8％。

会议认为，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1975年要继续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拼命干革命的精神和劲头，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月 根据《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关于退职、退休和安置老干部的通知》及省、地委组织部门指示，市委常委会结合全市情况，讨论提出《关于对退休干部粮食的品种副食品照顾的试行意见》。

2月3日 市委决定，为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成立民兵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庞均，第一副组长冯化南。

同日 市委转发《中共石家庄地委关于批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六年规划＞的通知》。

2月7日 石家庄铁路分局干部、工人1200多人在石家庄剧场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52周年。

2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回城过节的下乡知识青年和带队干部代表座谈会。知识青年汇报了他们在农村成长的情况。带队干部汇报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和农村干部一起带好知识青年的经验和自身革命化的情况。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介绍了石家庄市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表扬了知识青年坚持农村干革命的事迹，并向他们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

同日 市委召开各区、局和各大厂矿企业党委领导同志会议。市委、市革委和一些区、局、厂矿领导介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体会和做法。4月1日，市委再次召开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的发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要求，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深刻领会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联系实际弄懂弄通，要有计划、有目的的搞些调查研究。要抓好典型，抓住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一个班组、一个车间进行解剖，做到点面结合，把工业、农业和各项工作促上来。

3月1日至3月5日 石家庄市1974年度公安、保卫、司法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人物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张平作报告，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到会讲话。

3月4日至8日 市委召开了各区、局和市属以上厂矿、企业、学校、医院、城市公社党委及市直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5号文件，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等文章。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当作首要任务来抓，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好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学习。会议错误地提出，要“通过学习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全市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促进工农业和各项工作，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3月7日 根据省革委、省军区的通知，市委决定，成立市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防空小组以市战备领导小组为基础，由16人组成，庞均任组长，张建尧、张铄、刘庆林、张杰、张平、石振魁、冯化南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以市战备办公室为基础，全称为“石家庄市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日 为加强对人防工程施工领导，市委决定，成立市人防施工领导小组，张建尧任组长，段焕商、孟庆瑞、张忠之任副组长。

3月11日 市委、市革委发出《关于授予公安保卫法院系统1974年度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等14个单位被授予先进单位称号；市公安局二处等25个单位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张福成等42人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3月14日 市委常委会根据省城市建设会议精神，讨论了石家庄市1976年至1985年城市发展规划，确定城市规划应强调以下几点：1．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根据石家庄市政治、经济战略地位，城市建设要有利于战备，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工农之间差别，有利于工业支援农业，城市的规模不应过大，把石家庄市建设成一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朴素、整洁的社会主义城市。2．城市规划，市内人口控制在55万人内。今后，市区一般不再增建新的工业项目，现有的企业扩建要加以限制，新建的工业项目可在周围发展小城镇。3．努力消除污染搞好环境保护。对空气、水源污染严重的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外迁，烟筒要积极改造。4．今后市区建设主要是增建一些商业网点、文化教育设施和住宅，改善交通条件。新建项目要严格控制购地，一般通过旧建筑物的改造来解决。

3月20日至22日 石家庄市1974年文教卫生体育系统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孙立堂到会讲话。大会对100个先进单位和500个先进工作者颁发奖旗和奖状。

3月29日 市委作出《转发市委批林批孔办公室和市委组织部＜关于市直机关蹲点劳动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市直机关干部蹲点劳动每年不少于120天；下去蹲点干部要坚持看书学习，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学习；市委、市革委、各局机关干部，除去弱病残者外，每年抽去三分之一，深入基层蹲点劳动，时间一年，三年轮流一遍。

4月10日 石家庄市20万军民集会，欢送1975年首批6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4月26日，全市第二批2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

4月11日 市委召开“全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各区、局、市直机关领导同志和各大厂矿车间总支书记、支部书记1600余人参加会议。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毛主席关于理论指示的意义，抓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密切联系实际，弄懂弄通，并注意总结经验，抓好典型，做到点面结合。

4月12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健全人民防空领导体制问题的通知》。

4月14日 市委作出《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规划(1975年至1980年)》。市委指出，“要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培养提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自觉性；”“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首先从基层做起，着重把那些经过三大革命锻炼的有实践经验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要注意选拔妇女干部”。“要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妥善安排老干部”。“培养提拔青年干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各级党委都要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一年要狠抓几次。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一级抓一级，逐级抓下去。组织部门要把新生力量登名造册，经常进行考察了解，及时向党委汇报。市直局、厂矿和各区、公社党委都要做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规划，并组织实现。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并注意总结经验，认真把这一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好。”

4月26日 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干部蹲点劳动经验交流会，在石家庄水泵厂、印染厂和南高营大队蹲点劳动的干部代表介绍了经验。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作总结发言。

5月1日 市技术革新展览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开幕。24个区、局和50多个先进单位的300多项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项目和部分新工艺、新产品参加展览。

5月3日 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全市工业、交通系统“学理论、抓路线”，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大会。会上表彰了先进，交流了经验。

5月7日至10日 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有千人参加的安全生产会议，市委副书记张平首先传达全国和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梁茂林作报告，市工办和交通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介绍经验，提出加强安全生产的措施。

5月9日至11日 市委召开“传达省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议精神负责干部会议”。各区、局、市直各单位、工矿、企业、学校负责同志150多人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讨论省委领导的讲话和有关单位经验介绍；会议分析了全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势，研究了如何将学习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提出几点意见：1．要进一步提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学习的自觉性；2．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带头学好；3．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4．要紧密联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懂弄通；5．要加强领导，要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巩固发展大好形势，把各项工作搞上去。

5月14日 省委决定，一○一七研究所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由市委领导，市委决定归市革委工办分管。

同日 市委决定，第十二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原由市建工局党委领导改为由市委直接领导，归市建委分管。6410工厂、6411工厂原由市机械局党委领导改为由市委直接领导，归市革委工办分管。

5月30日至6月1日 在工业站至热电厂铁路专线储煤场连续发生6起群众哄抢煤炭事件，损失煤炭2万多斤。

5月 石家庄至阳泉间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开工。

6月1日 市革委颁发《河北省石家庄市建筑管理暂行规定》、《河北省石家庄市区拆迁房屋及其它建筑物的暂行规定》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关于树木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6月4日至6日 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向市直机关和各区的负责同志传达中央钢铁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地委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张建尧代表市委、市革委讲话，要求加强管理，进行全面整顿，首要问题是解决各级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散、懒”问题。

6月25日至7月4日 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市直单位以上的主要负责同志770人出席会议，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1930人收听大会报告。

会议的重点是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中央[1975]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讲话精神，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会议以毛主席的关于理论问题，关于安定团结和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指导，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矛盾，解决问题。会议认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发动全党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多快好省地发展冶金工业的战略性文件，也是高速发展国民经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件，对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市委常委首先集中学习讨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深入各组与各单位负责同志一起学习讨论，对29个问题较多的单位领导班子重点进行了帮助。对市交通运输局、建筑机械配件厂、通用机械厂、柴油机厂领导班子进行逐个批评帮助，为改进领导班子状况，贯彻中央指示打下基础。

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讲话，提出：“一、思想要紧紧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二、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持久开展下去”；“三、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首先要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要同资产阶级派性做坚决的斗争，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坚决执行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四、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市委工作会议结束后，全市各单位在干部、职工和党团员中层层传达、办好学习班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整顿和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上，揭露矛盾，解决问题。由于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对整顿领导班子，推动生产和各项工作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75上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13．22亿，比1974年同期提高了24．7％，财政收入完成2．46亿元，比1974年提高21．5％。

6月30日 市委转发《中共石家庄地委批转正定县委＜关于召开业余文艺创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市委指出：“要使文艺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加强党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还要建立和健全文艺创作组织，扩大文艺创作队伍，落实创作任务，认真研究解决文艺创作的方向路线问题”。“各区、局和较大企事业单位，要有一定的创作评论队伍，并重点抓好一二个业余文艺宣传队。较大的基层单位一般都要有业余文艺宣传队、文艺创作组、评论组。还没有建立俱乐部的较大单位在年内都要建立起来。文艺工作开展不够好的单位，要迅速赶上去。”

6月 根据中央关于努力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和“工业要整顿”企业要整顿的精神。市委书记张铄带领工作组深入石家庄钢厂蹲点劳动、帮助扭亏。到1975年，钢厂全面扭亏为盈。国务院转发了石家庄这一典型经验的作法。

7月11日 市委同意：祝亚彬任市二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德进任市交通运输局代理党委书记、局长；免去成志贤市二商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7月15日 市委决定：赵鹤轩任市建设银行行长，免去其市革委财贸民政办公室业务处长职务。

7月16日至23日 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卫生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和省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交流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部署工作任务。

7月26日 市革委召开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认真总结全市几年来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制定了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措施。

8月2日至5日 根据省委的指示，市委分别于8月2日、4日、5日向市直机关和全市有关单位传达《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和《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并结合中央9号、13号、17号文件进行学习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讲话”具体体现和贯彻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继中央5号、9号、13号文件后的又一伟大战略部署，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表示坚决拥护，认真贯彻执行。在联系全市和各单位实际讨论中认为：讲活精神不仅适用部队，而且对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地方也存在，要大刀阔斧从上到下精简机构，缩减人员，继续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提高战斗力。

8月8日至9日 市委召开理论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市委、市革委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和市工、青、妇的负责同志及工农理论队伍的代表和专业理论工作者1500多人。会议错误地指出，石家庄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在所谓的“批林批孔”中建立起来已发展到5．1万多人，理论研究小组4093个，遍及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农村社队和城市街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理论队伍，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提高理论队伍，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根据本部门的特点，为搞好理论队伍建设积极做好工作。

8月13日 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免去班玉杰井陉矿区党委书记、区革委主任职务；孙振荣任井陉矿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免去其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职务。

8月19日至21日 石家庄市革委召开全市“七．二一”工人大学会议。与会者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重温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传达贯彻了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和河北省“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精神，讨论发展“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水泵厂、华北制药厂和纺织局介绍了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

8月20日 市委发出《关于作好预防地震工作的通知》。

8月21日 市委、市革委联合发出《关于向大兴百货门市部学习的通知》。

8月23日 市委发出《关于市纺织局严重违犯财政纪律问题发出通报》，对市纺织局擅自动用所属企业设备更新改造资金30万，以欺骗手段汇出外地投资建厂进行批评。

8月25日至29日 市委召开三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认真学习中央17号文件(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学习省委领导的讲话。会议内容是提高认识，端正路线，继续解决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干四个月，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

9月4日 《石家庄日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文章，本市评论《水浒》运动随即展开。

9月9日 市委发出《关于井陉一矿党委主要成员所犯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错误的通报》。《通报》对原井陉一矿党委书记闵××、副书记董××、常委刘××在1974年矿务局建党委时因为进不了局党委常委班子，借“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名义，对局政治处主任齐××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布到局党委所在地矿市镇，并捏造材料进行散发。在局党代会开会期间再次挑起派性活动，闹独立性，至使会议延长一天半等错误进行通报批评。市委决定闵、刘(董已调外地)停职检查，在一矿内群众对其错误进行批判，在矿务局系统其它单位党内进行批判。根据本人错误和对错误的认识态度进行处理。

9月8日至1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副食品生产收购供应工作会议。区、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和有关部门的领导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市委副书记李如双作《搞好副食品生产、收购、供应工作的意见》的报告。

9月9日至11日 市革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市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到会800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教育部在大寨召开的现场会和省教育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市委第二书张建尧到会讲话，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作报告。

9月12日 市委决定，市援外领导小组组长由张杰改为梁茂林担任，并决定国防工办与市工办合并，在市工办设军工处，对外保留国防工办名称。

9月15日 市委批转市公安局、市外办《关于石家庄市划定外国人旅行区域暂行规定》。

9月17日至18日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亚历山大．格雷．祖卢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一行27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陪同下，来石家庄访问。赞比亚贵宾参观了石家庄印染厂和河北根治海河展览。18日下午离开石市，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张建尧同省、地领导迎送。

9月22日至26日 市委在市第二招待所召开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强战备问题的重要指示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作战问题的指示，传达北京军区首长在军区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会同志对市委《战备工作的意见》和市委《进一步加强战备教育的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市委书记张铄讲话。

9月23日 市委决定：建立市革委畜牧水产局，张星润任局长，免去其郊区区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9月28日至30日 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约瑟夫．帮克为团长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一行22人在中联部金肇野陪同下来石家庄市参观访问。张建尧、张铄、刘庆林等市委领导同志陪同贵宾参观了印染厂、棉纺一厂，参观了根治海河展览，游览了赵州桥。

同日 中央[1975]20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和农副业生产)下发后，市委召开常委会进行了学习贯彻，于28日召开市直机关、各区、局、直属厂矿企业负责同志会议，部署了市委贯彻意见。各级党委于29日和30日深入基层进行传达讨论。10月7日，市委组织各部门负责同志分赴各社队，对贯彻20号文件进行了检查。

10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万人动员大会，要求全市干部职工“学理论、抓路线、学大庆、赶开滦，大干四季度、全面完成全年增产节约计划”。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梁茂林在会上讲话，提出各级领导要学好毛主席的三项指示，落实好中央领导提出的“工业要整顿”、“企业要整顿”的指示，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组织开展技术“双革”，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分夺秒，坚决保证完成1975年增产节约计划和基建、交运任务。

10月16日至19日 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轻工业和区社工业、副业会议。1000多人参加大会。会议对全市轻工业整顿情况进行分析，强调进一步整顿领导班子，建立规章制度，搞好生产管理。

10月20日 市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市直机关、各区、局负责同志和知识青年代表1000多人参加会议，新华区、华北制药厂等4个单位介绍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

同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拆建房屋、建设布局定点问题的具体规定》。

10月23日 市委决定：建立市革委地震办公室。

10月24日 石家庄邮电局1971以来先后试制成功推挂式包裹开拆机，托盘式包裹初裹分拣机、捆刊机、自动取包机等18种邮政用机器，初步实现包裹分拣等4个邮政项目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10月27日至29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区、局、市直机关各部、室、委、办、市直大厂矿企业、大学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5]21号文件(关于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学习中央领导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会议就深入传达贯彻问题做了部署，就认真开展学大寨经验，进一步加强和做好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作了部署。

10月28日 市委同意：姚君实任市纺织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市机械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田清泉任市机械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第一副主任职务；免去冀剑波市纺织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11月3日至13日 市委召开郊、矿区、公社和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讨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与会者在找差距基础上，层层制订了学大寨、建设“大寨区”、“大寨社”“大寨队”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市委副书记李如双在会上作《全党动员苦战三年，为把我市郊、矿区建成大寨式区而奋斗》的报告。11月7日，市委就石家庄市开展农业学大寨，“苦战三年，按大寨县标准，把郊、矿区70％以上社、队真正建成大寨式先进单位”向党中央立下保证书。

11月4日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省委领导提出的建设石家庄拖拉机厂的指示，实现省委提出“大干两年基本建成，三年批量生产”的要求，市委向省委作出《关于完成石拖设备会战任务的保证书》，提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革命加拼命，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完成石拖设备会战任务。市委决定由市委副书记张杰挂帅，市工办副主任米志亮、计委副主任李明文主抓，明确了参加会战的14个区、局和80多个企业单位的任务和负责人。

11月29日至30日 市委召开战备会议，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驻石省、地机关、区、局市直属单位领导和人防办负责同志110人参加。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对战备工作的指导，传达贯彻了省人防，城防会议精神。

12月1日 市委决定，成立学大寨办公室杜清华任主任；决定撤销市委批林批孔办公室。

12月2日至12月5日 市委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城市和工业会议精神。

会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情况工业、财贸、文教各项工作情况作了汇报，传达了省委领导的讲话，着重是讨论思想认识问题，进一步解决工业支援农业的思想转轨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中央提出的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不仅是农村的事情，农业的事情，发展生产的事情，而且是摆在全党全民面前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农业是基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能更好地发展，各项事业才能前进。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与会各方面负责同志检查了在支援农业上的差距，提出抓紧抓死完成1975年增产节约计划，为1976年一季度“开门红”作准备的任务。市委第二书记张建尧到会讲话。

12月10日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张建尧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免去其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副主任职务；免去庞均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主任职务。

12月10日 市委确定成立市支农领导小组，刘庆林任组长，梁茂林、段焕商、郭浩之任副组长。

市委同意，梁茂林兼任市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2月18日 市委决定：彭子堪任市革委文教卫生办公室党组书记；梁茂林兼任市汽车生产指挥部指挥。

12月25日至29日 市委召开中学和较大厂、矿企业书记会议。各部、室委、局负责同志、市属中学、较大厂矿企业、商业、卫生、文艺单位负责同志280人出席会议。

会议中心是传达学习中央[1975]23、24、26号文件(中央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即有关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所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和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央“打招呼”的意义和接受招呼的问题。讨论了以“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意见和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实质和目的”。会议错误地要求认真解决好所谓“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问题，还就搞好运动的指导思想、政策和作法进行讨论。

12月28日 为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市委召开全市公社书记座谈会。部分公社工作组在会上介绍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开门整风”，转变领导作风，促进农业大上的经验。市委副书记李如双到会讲话，提出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八点意义和要求。

12月31日 《石家庄日报》报道：1975年全市已有138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5年 按照“三三制”的要求，市委常委带领工作组分别赴钢厂和国棉四厂蹲点劳动，工作组同志蹲点中坚持每周三天跟班劳动，参加政治学习；帮助厂领导进行整风、解决厂和车间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改善企业管理的情况向市委写出报告。


1976年


1月1日 市委召集工、农、商、学、兵代表200多人，学习座谈毛主席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市人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不顾“四人帮”发出的禁令，自发地臂带黑纱，胸系白花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

同日 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市征兵领导机构的通知》。为加强对征兵工作的领导，市委成立征兵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孙立堂任组长，市武装部第一副部长班玉杰任副组长。

1月10日至20日 市委、市革委组织慰问团，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带队干部进行慰问。以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为总团长，市委、市革委领导为副团长的慰问团带着拖拉机、柴油机、人力车等物资和慰问品分赴赵县等14个县、区对2．5万名知识青年和400名带队干部进行慰问。

1月13日 市革委发出《关于调整1976年、1977年人口增长规划和下达1978年至1985年人口增长规划的通知》，要求1978年至198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0‰左右，每年净增4000人。

1月14日 按照上级指示要求，市委召开所谓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汇报会。大、中专院校负责同志、各区、局负责教育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会上，北方交大、河北师大等单位汇报学习中央[1975]23、24、25号文件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市委副书记孙立堂到会讲话。

会议错误地要求进一步传达学好中央文件，深入发动群众，在提高思想认识基础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所谓“大辩论”，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注意政策，并就寒假期间运动安排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1月18日至21日 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举行工、建、交战线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印染厂、棉纺二厂等单位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向49个先进集体、40名劳动模范、30个大庆式企业分别颁发奖状和奖旗，市委领导同志讲话。

1月22日至23日 市委三届十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市革委委员、各区、局、市直厂、矿、学校、市直各部门、群众团体主要领导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市委1975年工作总结和1976年主要工作安排。

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1975年全市深入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各级理论队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1975年全市共举办工农理论骨干学习班6400期，培训骨干11万人次，理论研究小组发展到400多个，形成了辅导网；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中老、中、青三结合单位达到90％以上；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中1283人进驻了265个大中小学校；274所大、中、小学校同580个工厂、744个生产队挂钩，办起了167个工厂、116个农场；全市办起“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农民大学104所，参加学习人达3200多人；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演出达300多场次，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越办越好；1．38万名知识青年奔向农村；工业生产比1974年增长18．1％，企业利润提高20．5％，财政收入增长13．5％，基建竣工面积增长38％，交通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4％。

讲话中错误地提出，1976年，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新跃进”。讲话中还要求，1976年，粮食亩产增产150斤，棉花要达到140斤，工业总产值要达到32．2亿元以上，比1975年增长10％；继续打好钢铁、煤炭、化肥、拖拉机四个硬仗，打好大机大泵和汽车生产两个会战。

1月26日 市委常委会讨论市建委关于当前全市住房紧张情况的报告。市委认为，当前住房紧张是个实际问题，应当统筹安排，加以解决。要求市建委对全市住房紧张情况，建房所需资金、材料，再进行深入调查，提出方案，争取向省计划会议汇报后列入国家计划，下决心在几年内改变全市的住房紧张状况。

1月29日 市委发出《关于批转市人民法院＜关于在厂矿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调解组织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说，做好调解工作“把大量的民事纠纷解决在基层，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之间的革命团结，促进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2月5日 中共中央[1976]1号文件(华国锋任代总理和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下达后，市委按省委、地委的部署和要求分两次进行传达。与会同志认为“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有特别重要意义”，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周围，更好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

2月6日 华北制药厂研制成功洁霉素和生物氯洁霉素。

2月7日 省革委同意，二机部703航测队由呼和浩特市迁入石家庄市；五机部第六设计院迁入石家庄市。

2月上旬 市电信局技术员利剑雄首次试制成功“磁控传送话单装置”，填补了我国电信技术的一项空白。《电信杂志》把这项新技术向全国推广。

2月11日至1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市财贸民政系统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到会800余人。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市委书记张铄到会讲话。大会向14个先进企业、13个先进集体、15名劳动模范分别颁发锦旗和奖状。

2月12日至14日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6]2号文件和中央[1975]23、26、号文件，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会议错误地提出，“提高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意义的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批判，把各项生产和工作搞好”。

2月16日 省委决定：免去孙立堂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建德市委常委职务。

2月20日 市革委制定《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十年规划》，要求在1976年至1985年10月间，消除污染、保护环境，重点治理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环境，治理噪声和汽车废气污染等。

2月25日 市委召开教育界、科技界万人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市内各大学、中学党委书记、工宣队长、工农兵学员、科技人员代表分别在会上发言、错误地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3个文件。开展所谓“反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

2月27日至29日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贯彻省委和地委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讨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切实做好全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问题。市革委副主任杨琍瑛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回顾全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形势并对1976年工作作了部署，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作了具体明确，对知青的安置、教育管理问题和带队干部的待遇以及管理教育也提出了要求和明确。

1975年，全市有1．38万知青上山下乡。

2月28日 由于“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风”的开展，原来根据省委工业会议精神，安排进行的工业企业领导班子整风的工作已无法进行。市委常委会决定，当前要按中央的指示，传达学习好中央[1976]2号和中央[1975]23号、26号文件，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通过运动“提高领导班子的觉悟”。

3月3日 遵照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和“把大同、集宁、太原、石家庄搞成堡垒地带”的指示，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战备会议要求“石家庄要有两条通往山区能走车辆的通道”的精神，本着依靠山区，坚守城市的思想，即日，经省人防领导小组批准，石家庄市修建通往山区的地下通道。工程从振头村东开始，沿石铜公路到铜冶村西，顺进山公路斜向西南到北寨公社，全长约15．5公里。工程于1977年3月到1980年5月底开工，分三期施工。先后有数万名干部、职工参加施工。

3月5日 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免去杜清华兼任的市革委农办主任职务。

3月8日 石家庄名界妇女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会上错误地揭发批判了所谓的“三项指示为纲”，批判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的“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9日 石家庄青年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召开。来自各条路线的1500多名共青团员、青年和红卫兵、红小兵，参加大会。

同日 市委同意，免去郭成根市城建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3月15日 市委同意：张宗朝任市城建局党委书记、局长。

3月19日至23日 根据上级指示，市委召开市直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县级以上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革委中党员委员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即1975年10月到1976年1日，毛泽东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在“四人帮”影响下作出的中央[1976]3、4、5、6号文件(关于“批邓”)。错误地要求，各级组织在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批判所谓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把革命、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3月21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10万人参加大会。河北省、石家庄地、市主要领导和驻军首长出席欢送会。市委书记张铄、知识青年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在会上讲话。会后10万群众欢送4100名知青奔赴农村。

4月3日至5日 四机部第十研究院十七所干部、职工千余人，在清明节期间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冲破“四人帮”不让搞纪念活动的禁令，自发组织起来，抬着自扎的花圈(花圈高3米，直径3．5米)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在此期间，山西省部分企业干部职工及部队也来陵园悼念周总理，敬献花圈。石家庄市区内也出现群众自发张贴怀念周总理的大字标语。

4月9日至20日 4月5日，北京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和诗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发生后，4月7日，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地作出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月8日，在“四人帮”插手下，中央又向各地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两个决议》；加强对所谓“批邓”运动的领导，追查“政治谣言”和“天安门事件”参加者中的“反革命”。

4月9日，市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电话通知》，根据上级指示，错误地决定，立即把两个《通知》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做到家喻户晓，并组织认真讨论，坚决执行。各单位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央的“两个决议”，并组织好群众游行。市委还错误地决定，组织全市游行五天。4月9日下午，召开所谓“省会工人民兵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大会”，并进行游行。

4月10日，市委常委再次开会，根据中央《电话通知》精神要求，确定调整充实“省会工人民兵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指挥部领导成员。“省会工人民兵指挥核心小组”组长：张建尧；第一副组长：张平；副组长：冯化南、石振魁、刘殿臣、杜书君；“省会工人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兼政委：张建尧；副总指挥：石振魁、刘殿臣、王海泉、苗同祥、傅广田、杜书君；副政委：张平、冯化南、芦焕良、尹克、石金洪。会议还错误地决定，4月10日下午，再次举行所谓“省会工人民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项英明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反动罪行大会”。会后再次乘百余辆汽车举行了大规模游行。从9日至11日，全市召开了200多场群众大会、50多万人次参加游行。

市委根据上级指示，错误地要求各部门迅速把石家庄市在“4．5事件”中在天安门广场被首都工人民兵拘留审查人员查清楚，并办学习班。

4月20日，市委错误地再次组织召开全市“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项英明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反动罪行大会”。错误地要求全市“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21日，市委又召开各区、局党的负责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

4月14日 市委同意：齐怀珠任市五．七干校党委书记、校长；免去王润田市五．七干校党委书记、校长职务。

4月21日至23日 市委召开区局党委书记和市直各部、室、委办一把手会议。会上学习中央的《两项决议》和几个文件，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分析了全市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形势，研究贯彻落实中央4月13日电话通知问题。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讲话中错误地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认真抓好”；“要牢牢掌握批邓这个斗争大向，提高警惕，严防阶级人破坏，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领导好这场斗争”。

4月27日 市委同意：李志辉任市物资局党委书记；免去吴裕民市物资局党委书记职务。

4月30日 中共河北省委[1976]30号文件通知，省委决定：张建尧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

同日 中共河北省委[1976)30号文件通知，省委决定：郜永堂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满贵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史玉璞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梁茂林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5月5日 由于“四人帮”一伙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谋活动，石家庄市也对“上级指导”错误地“紧跟照办”。市委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情况的汇报中谈到：1976年以来，全市共召开各种所谓“批判会”10．7万场，245万多人次参加了会议(其中4月份以来召开7万余场，128万人次参加了会议)；写批判文章62万多篇(其中4月份为19万余篇)；大字报47万张(4月份21．6万多张)；小字报32万多张(4月份为21．6万多张)；批判专栏6．9万多期(4月份为3．5万多期)。

5月11日 由于“四人帮”一伙向各地、各单位布置搜捕“反革命”和追查“政治谣言”，市委召开市直各单位党委、书记、保卫科长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错误地动员和部署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两个新高潮”。重点是“追查反革命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问题”。自4月1日接到中央“电话通知”以后，到5月底，在所谓“清查反革命”，追查“政治谣言”，“反动诗词”等方面，全市已查出17所、师范学校等42个单位传抄所谓“总理遗言”163份(收缴35份，本人及单位销毁119份)；查出3月底到4月初，全市276个单位的1110人去过北京，到天安广场280人；拍摄“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动诗词”者30人，共154份(收缴110份，本人销毁44份)；查出《梅花图》和《一只绣花鞋》等所谓“反动小说”几种；“政治谣言”20多种。

5月16日 市委召开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发出10周年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大会上讲话。

5月22日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4周年，市委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讲话》，错误地指出“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执行好毛主席文艺路线。要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提高文艺创作质量，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求抓紧《红云山》和《东风浩荡》两个戏的加工提高，抓好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和演出水平，在国庆节前拿出一些政治思想性强、艺术比较完美的新节目。

5月23日 全市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4周年万人歌咏演唱大会。30个演唱队分别在中山路体育场、第一工人文化宫篮球场、展览馆广场、八一俱乐部门前举行歌咏演唱会。

5月26日至27日 市委召开工宣队工作会议。派出工宣队的单位和进驻工宣队单位的领导、工宣队长5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讨论了加强工宣队问题；5个单位在会上发言，市委副书记郜永堂就加强工宣队工作在会上讲话。

会议错误地认为，工宣队是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号召之后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的所谓“新生事物”，“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了政治领导作用”，“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工宣队的工作，充分发挥工宣队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领导作用”。1968年8月以来，全市派到工宣队人数较多的区局，都建立了工宣队办公室，到1976年，工宣队派出单位和进驻单位达177个，人员达808人。

6月1日 市委同意：免去邢绍彬市革委外办主任职务。

6月3日 石家庄1976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干革命誓师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有1976届高中毕业生、社会知识青年、毕业生家长、知识青年家长、职工干部、街道居民共3万多人。市委书记张铄在会上作动员报告。

6月4日 市革委、市武装部联合制定《关于切实加强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的实施办法》。

同日 市委决定：成立市民兵武器装备管理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张平任组长。

同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三夏”工作会议，号召各区、局及有关单位积极动员起来，支援农业，搞好“三夏”以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

6月14日 市委决定：成立市军事体育领导小组。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兼任组长。

6月26日 市委同意，免去朱光举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6月26日至2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经验交流会。会议贯彻了省委召开的地、市委工业书记、财贸书记和省革委召开的节约座谈会精神，交流了开展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群众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会议要求高举“鞍纲宪法”旗帜，深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

6月29日 市委决定：撤销中共石家庄市公法委员会，建立中共石家庄市公安局委员会，书记刘秉衡；建立中共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委员会，书记傅训庭；建立中共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张星润。

7月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欢送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省、地市领导驻军首长和20万群众参加大会。

7月5日 毛泽东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批示发表后，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制定市委常委贯彻落实毛主席这一指示和中央[1976)12号文件精神的几项措施。

一、切实把学习放在首位。要求市委常委每周四学习制度要认真坚持，每月一次小集中学习、每次三到四天，无特殊情况不准请假，学习时间不讨论工作。

二、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老、弱、病、残外都要认真坚持星期五劳动日制度，以利于联系群众，在劳动中要与群众实行“三同”，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

三、多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下半年，每个常委要亲自总结一至三个典型材料，做到手中有典型，胸中有全局，走好群众路线。

四、坚持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大事要常委集体讨论决定，每周一次常委会也可以到基层去开。属于分管的工作，每个常委要主动承担，勇于负责。常委之间多通气、多商量，密切协作，试行委、办主任碰头会制度，减少常委日常事务，便于常委集中精力议政，抓大事、抓路线、深入工作。碰头会由常委或市革委副主任主持，计委、工办、建委、财办、农办、文办的负责同志参加。

五、恢复常委轮流值班制度。每月一名书记和两名常委值班，处理市委日常工作，其他常委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处理问题，参加劳动。

7月6日 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市编委成员进行调整。主任由张建尧调整为张铄；副主任由梁茂林调整为佟乐夫，委员由12人组成。

7月16日 全市5万人集会隆重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活动。省、地、市领导同志及驻军首长出席大会。省委书记刘子厚到会讲话。大会举行规模盛大的群众游泳活动。驻军某部侦察连表演了武装泅渡、袭击滩头阵地的实战演习。

7月17日 市委同意，成志贤任市劳动局党组书记、局长。

7月19日 省委同意，四机部安装公司迁入石家庄市。

同日 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率领贝宁国家代表团一行56人，在农林部长沙风陪同下来石家庄市访问参观了石家庄印染厂、根治海河展览。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主任张建尧陪同贝宁贵宾参观。

7月23日 市委在石家庄剧场召开市直机关干部实行“三三制”蹲点经验交流会(“三三制”即1／3干部下厂蹲点劳动，1／3干部学习，1／3干部留机关办公)。市委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郜永堂讲话。市柴油机厂、棉纺七厂、灯泡厂、棉纺三厂、电机厂等蹲点小组的代表和市机械局、一商局的干部代表介绍了经验。

7月25日至2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所谓“深入批邓、普及大寨县经验交流会议”。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和“批邓”的指示，错误地要求“联系农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夺取农业大丰收”。郊区槐底大队15生产队介绍了经验，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市革委作《普及大寨县工作报告》。1976年全市11．1万亩小麦，平均亩产达744斤，比1975年增产80斤，提高12％。总产增加了908万斤，比1975年增长12．2％，生猪饲总量增长41．3％，集体养鸡增长了2．1倍。

7月26日 市委决定，将中共石家庄市电业领导小组和中共石家庄市供电局委员会合并，成立电业局党委，一套机构，两个牌子。

7月28日 市委召开“纪念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八周年大会”。会议错误地提出“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按照省委部署，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计划院、第四机械工业部驻石安装公司党的关系转至石家庄市，由市委负责，建委分管。

7月28日至8月6日 3时42分，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地震，波及石家庄市，震感较强。市财政局长杜庆海带领全市工业、财贸企业财会人员147人去唐山参观学习，回到石家庄市的只有80人，其余人员均在唐山地震中遇难。

7月29日，市委接到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通知后，两次召开抗震救灾紧急会议，布置抗震救灾工作，成立了市抗震救灾办公室。到8月6日，全市组织部分医务人员分5批奔赴唐山地震灾区，并准备大批救灾物资，部分物资已开始运往唐山。市革委交通运输局出动2000多辆车次，运送抗震救灾物资达2万多吨。为优先抢运抗震救灾物资，石家庄铁路分局简便手续，以最快速度把抗震救灾物资运到灾区。市蔬菜公司广大职工连续作战，把十几万斤鲜菜运往灾区。华北制药厂、市药厂、红卫药厂广大职工加班增产抗菌药品，支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斗争。

8月15日至10月 市委、市革委召开抗震救灾动员大会，到会1万多人。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主任张建尧作动员报告。

8月22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直各部、室、委、办、工、青、妇组织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1976]13号文件(抗震救灾)和省委领导讲话精神。会议认为，13号文件表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是全力抗震救灾的动员会。会议提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抓好增产补损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支援唐山人民抗震救灾各项工作。但又错误地提出要“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8月24日，市委召开全市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万人大会，宣读中共中央[1976]13号文件，错误地号召全市人民“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贯彻中央指示，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地震以来，为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市委组织了综合指导、伤员救护、物资供应、车辆调度等9个小组，200多人参加的专门办事机构，各区、局也成立相应机构，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打破行业界限，协同作战，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了各项任务。到10月中旬先后出动8000多车次，送去面粉、熟食、糕点154．2万多斤，蔬菜24．95万多斤，棉布63万多尺，还有大批药品、生活用品，建筑材料等价值453万元；干部职工捐献衣服65000多件；派出医疗队、抢修抢险队、工作组、干警、汽车司机、打井队等5400多人；接收灾区伤员4750名，接待和中转伤员27719名；经治疗后已有2695人伤愈返唐山，占接收伤员的62．7％。接收和抚养地震灾区失去父母儿童487名，并成立了育红学校。

8月17日 市委召开各部委、办、区党的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公安部关于追查“反革命”和“反革命政治谣言”的文件。市委副书记张平传达了省和地区公安局长会议精神。由于追查“反革命”和“反革命政治谣言”是“四人帮”一伙操纵下的活动，会议错误地认为“反革命的活动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制造和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是阶级敌人破坏的重要手段”要求认真落实公安部会议精神，“继续追查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追查“反革命谣言”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工作重要组成部分。

8月18日 石家庄青年集会，纪念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首次接见红卫兵10周年。

8月31日 市委常委研究了石家庄铁路客站改建工程问题。市建委、市财办、城建局、铁分局和铁路各部指挥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上，有关部门汇报了车站改建设计方案和施工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对改建中存在的问题，认真逐个地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要求和具体解决的问题。会议提出，尽快建成新客站，是促进华北运输，发展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经济建设的重要工程，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车站改建工程，加强对工程领导，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保证改建工程尽快动工。会议要求有关单位要加快搬迁进度，以高度的革命热情，认真的负责态度，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大干快上，抢时间、争速度，争取9月底前搬完，10月初破土动工，保证车站改建工程如期开工。

9月3日至9日 市委三届十八次、市革委第二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革委委员出席会议，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和直属大厂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中心内容是进一步学习中共中央[1976]13号文件、传达贯彻中央领导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检查总结1976年工作，研究部署后四个月的工作任务。

市委书记张铄在会上代表市委、市革委讲话，对全市1976年前八个月的各项工作和形势作总结和回顾，对后四个月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要求。由于“四人帮”一伙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错误地提出“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邓、掀起深入学习、深入批邓的新高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必须在党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要牢牢掌握批邓这个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办事。”同时又指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加强革命团结，共同批邓，不准拉山头，不准搞串连，不准搞战斗队，不要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在批邓的总目标下，把90％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会议提出，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认真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面地超额完成各项任务。”1976年1至8月份，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的60．2％，要求后四个月要比前八个月每月提高32．4％。努力做好支援灾区的各项工作。

9月5日 由唐山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带领的唐山市化学工厂抗震救灾报告团来石家庄市。市委、市革委在石家庄剧场举行欢迎大会。市委、市革委主要领导张建尧、张铄出席报告会。唐山市革委会负责同志介绍唐山市人民抗震救灾斗争的英雄事迹。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讲了话。

9月8日 市革委会批转市计委、市文办《关于1976年大中专院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请示报告》。

9月9日至24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9月18日15点，全市45万人在东方红体育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全市火车、工厂汽笛齐鸣3分钟，全体军民肃立致哀。追悼大会首先收听首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实况转播，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马辉致悼词。连日来，全市人民为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共设灵堂80多个，有130多万人次至灵堂前吊唁。9月24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向党中央发出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唁电，《全市人民怀着无限崇敬和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9月20日至22日 市委在赵县召开知识青年扎根教育现场会。各区、局、市直厂矿、院校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驻石部队、省、地、市直机关有关负责同志，驻各县(区)知青带队干部队长和知青家长代表、知青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地委关于对知青“扎根教育”、培养使用现场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委重视知青工作，既要抓好动员，又要抓好知青的“扎根教育”。

9月26日 市沼气、太阳能利用领导小组成立。市革委副主任杜清华兼任组长。

9月30日 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彭战果任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免去杜清华所兼市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职务。

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地委卷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徘徊中前进(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石家庄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1976年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全区城乡人民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从此，一个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全区展开。

10月12日 《石家庄通讯》全文转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两个决定发表后，全区党政军民隆重举行万人大会，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两项决定。

10月20日 地委就支援抗震救灾情况向河北省委报告：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当天上午，石家庄地区就派出了第一批医疗队，先后共派出医疗防疫人员680人，送往灾区面粉1070万斤，饼干和其他熟食34．4万斤，蔬菜76万多斤，铁锅12万多个，竹杆2．3万多根，苇席1．23万多张，服装4万件，药品30多汽车，汽油、煤油44吨，皮棉2万斤，食油2万斤等70多种物资，价值386万元，为突击抢运救灾物资，全区出动汽车2600车次，投入运送物资的干部、职工达4400多人次，在接收伤病员方面，石家庄和17个县把19个招待所或学校腾出做临时医院，全区(包括驻军)共接收伤病员6418名，到即日已有4136名伤愈返唐。另外，地区还承担了修复唐山陟河水库和滦南、昌黎两县的打井任务。

11月10日 省委决定：加快革命圣地西柏坡纪念馆的建设，在省委、石家庄地委领导下，成立西柏坡纪念馆建设领导小组，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孙吉全任组长、省建委副主任贾政、地委副书记马化民任副组长。

11月15日至16日 地委宣传部在藁城召开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现场经验交流会。

12月 地委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大寨精神大办农业机械化》。


1977年


地委分三个阶段，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制定了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同时，抓了科技、计划生育、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工作。

1月5日至11日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继续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求深揭狠批“四人帮”，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搞好党的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干社会主义，为今年在全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1月7日 下午，地委、地革委机关1400多人隆重集会，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全区各县(市)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1月23日至30日 地委召开全区工业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筹备会精神，讨论如何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制定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700多名代表通过了向全区工建交战线广大职工发出的关于学大庆赶开滦的《倡议书》。

2月7日 地委常委认真学习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并对全区如何学习作出具体部署。

2月13日 据地区卫生局报告：全地区有4458个大队办起合作医疗站，占大队总数的99．6％。342个公社实行了社队联办，占公社总数的78％。“赤脚医生”发展到15841名，平均345个农业人口中有一名。这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保证人民健康，支援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2月15日 省委办公厅转发《石家庄地委办公室关于如何把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引向深入的情况汇报》，《汇报》中指出，1月份以来，为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地委主要做到了以几点：一、各级党委重视，把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作为全年的中心任务来抓；二、学、批、联结合，促使运动不断向深入发展；三、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3月18日至19日 地委召开全区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总结以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为重点的第一战役情况，对宣讲“四人帮”罪证材料，打好第二战役作了部署。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4月11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抗旱会议，部署抗旱工作，会议指出，去冬以来，由于干旱、低温，全区500万亩小麦分蘖少，苗情差，三类苗占三分之一，162万亩不同程度地出现冻旱死苗。100万亩春白地和30万亩旱地小麦严重缺墒，为此要求各级切实加强对抗旱工作的领导。

4月14日至19日 地委召开第十八次全委会，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地委第一书记孙吉全就如何贯彻中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口头意见：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二是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三是搞好工农业生产；四是改变领导作风。针对以上四个问题，全委会进行了研究、讨论、作出部署。

4月15日 全区人民热烈欢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地、市、县、公社各基层单位都召开庆祝大会和隆重售书仪式、地委第一书记孙吉全主持地革委机关的庆祝大会，地委副书记马化民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下午，地委领导分别到石家庄市新华书店亲自向群众售书。

4月26日 全区公社党委整风，于春节前后陆续开始。截止即日除正定县采取社、队整风一起搞，预计5月底结束外，其余已基本结束。这次整风的重点是解决学大寨运动中的关键性问题，即路线、干劲、作风和团结问题，其方法是开门整风，召开大、小队干部会、党员会、社员大会和各种类型座谈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通过整风，有322个公社作出《关于干部革命化的决定》，314个公社重新制定和修改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和措施》，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5月2日 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会议，研究讨论深入揭批“四人帮”，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等问题，制定出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几项制度：一、基本劳动日制度。二、投肥制度。三、建立作业组和严格生产责任制制度。四、评工记分制度。五、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六、评比竞赛制度。

5月3日至7日 地委召开全区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讨论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措施：一、建设一支过硬的基层骨干队伍。二、制定生育规划，坚持晚、稀、少的原则，狠抓落实。三、提高节育技术质量，认真抓好技术队伍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四术员要做到相对稳定。四、加强妇幼卫生工作，搞好妇幼保健站的建设，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5月20日 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石家庄地区代表胜利归来，地、市领导和干部职工到车站欢迎。

5月23日 在当时对经济工作急于求成思想影响下，为迅速掀起农业大跃进的高潮，地委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区人民深揭猛批“四人帮”，鼓足干劲，争取实现全区粮过“江”棉超“纲”的奋斗目标，会上讨论通过了石家庄地区关于唐山、邯郸、保定地区开展竞赛的《倡议书》。

6月14日至16日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全国“三夏”生产会议精神，要求认真总结和推广抗灾夺丰收的经验，加速农业发展步伐。

6月22日 地委召开向科学技术进军动员会，地直单位1200多名干部参加。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充分认识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切实加强党对科学研究的领导，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把科研工作迅速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6月23日 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参加石家庄地区召集的地、市、县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他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地区农业学大寨的成绩，而后对一些县夏收估产偏低问题作了不切实际的批评。

6月 全区小麦生产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连同520万亩夏粮作物总产19．15亿斤，比上年减产4．6451亿斤，亩产366斤，比上年减产90斤。

7月22日 地委发出《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通知》，要求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要象昔阳县的干部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规定县级干部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并把此项规定作为建成大寨县六条标准之一。

7月26日 地委召开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的形势下召开的。与会人员一致感到，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把“四人帮”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会议通过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交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二战役的经验。研究广泛开展“三大讲”继续揭批“四人帮”，搞好清查工作的具体措施，为第三战役作准备。

8月7日 地委发出通知：根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恢复和发行有关邓小平形象和言论的影片、图片。

8月26日 全区党政军民热烈庆祝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石家庄市和各县都相继召开庆祝大会，共有48万多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9月9日 全区各地举行悼念活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

9月17日至23日 地委召开第一届第十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精神，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10月18日至22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全区科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和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揭发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科技工作的罪行，研究尽快把全区科技工作搞下去的措施，张之波在讲话中要求各级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切实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高潮。

10月25日至28日 地委召开信访工作会议，地、县两级办公室、组织部、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信访工作人员9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干两个月，迅速查结积案，处理好新案，彻底改变上访多、积案多的落后状态。

10月26日至11月1日 由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带队，组织农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五片进行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大检查，要求各县主攻“拉腿田”，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10月 地委学大寨办公室对13个县(市)的9个公社和6个大队，“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占用集体耕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共查出占用耕地12333亩、其中，未经批准的12006亩。调查报告指出，占用集体耕地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各地要对占用集体耕地问题进行一次普查，对查出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认真加以解决，今后占地要严格控制。

11月5日至6日 地委召开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部署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任务，会议要求结合学习“十一大”文件。继续揭批露“四人帮”的极右实质(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说成是极“右”，是错误的)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加以批判。

11月7至8日 地委、地革委召开农业科技人员座谈会，会议要求广大农业科技人员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挥才干，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把农业科技搞上去，推动全区农业的发展。

11月22日 地区教育局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注：“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4月，“四人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1月23日 地委将《石家庄地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报送省委。规划中指出，石家庄地区的科技工作要紧紧转绕改变全区的经济面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服务，为加快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

11月27日 地直机关实行“三三制”，312名干部分赴地区9个县参加劳动。(注：“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时间下乡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处理工作)

11月29日 地委召开县委副书记会议，传达省委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精神，分析了全区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找出了差距，研究了打好第三战役的措施，徐建中在会议上讲了话，讲话要求一、要把贯彻中央37号文件，宣讲“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的工作搞深、搞细、搞好；二、联系实际，认真开展“三讲一评”和路线对比活动；三、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张旗鼓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狠抓资本主义。

12月9日 地委在批转地委宣传部《关于加速有线广播建设，充分发挥有线广播作用的报告》中指出：办好有线广播，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有线广播工作的领导，抓好整顿，充实力量，为落实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指示而努力。

1977年 8月13日至9月25日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考试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这一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1月11日至20日，全国大中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全地区参加大专考生45023名，录取2641名，参加中专考生87956名，录取2732名。


1978年


1月6日至10日 地委、地革委隆重召开全区科技工作先进代表会议，这次大会是全区科技战线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全区科技战线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共790多人，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的罪行，总结交流经验，讨论了今后的任务和措施。会议号召全区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团结一致，大干苦干，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

1月19日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为适应农业大上快上的新形势，地委决定，将地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改为常设机构。

1月27日 地委决定：给束鹿县人民武装部记集体三等功。束鹿县武装部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军事训练和群众工作等各项任务受到全县人民的好评。

1月29日 地委召开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总结去年教育战线的成果，及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提出奋斗目标：一、三年内大治教育，办好重点学校，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为教育大上打好基础；二、八年内教育事业大发展，基本改变教育同社会主义事业不适应的状态。会议要求，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2月14日 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栾城为全国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试验基地县之一。

2月18日 地委向省委作出《关于贯彻省委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省委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后，地、市、县委立即召开常委会，学习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并对传达贯彻作出具体安排。地委于1月13日至17日召开地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共1400多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各县于13日至28日用6至8天的时间，陆续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省委会议精神，集中解决以农业为基础，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认识问题，从而，不断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3月8日至12 地委、地革委召开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不适当地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决战两年，到1979年全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3月11日 经国务院批准，石家庄市由地辖市改为省辖市。

3月15日 中共石家庄地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培训第一批领导干部，使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的新形势，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培训班，之后，党校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3月22日至28日 地委召开全区干部政策落实座谈会，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讲话，讨论中组部主持讨论的25个典型案例，联系石家庄地区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打击诬陷老干部的罪行。会议着重研究讨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意义，政策界线和措施，地委第一书记孙吉全在讲话中，提出了贯彻落实措施的具体要求。

一季度，根据上级部署，全区从1月上旬开始，在城镇、乡村、机关、厂矿、企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双打”运动，继续推行“左”的错误。

5月8日 地委向省委作出《关于无极县对兰××等人营私舞弊严重违犯招生规定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1977年大专招生工作中，无极县文教局长兰××、副局长赵××、教研室负责人张××等人，依仗职权，严重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破坏新的招生规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地委将无极县委对兰××等人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以及无极县委的报告批转全区，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组织纪律性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5月15日 地委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规定》印发至全区各公社党委。《规定》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要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切实加强组织纪律性，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用。

5月21日至25日 地委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研究地区1978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提出，各级领导要增强抓好科学技术工作的自觉性，抓紧科研机构整顿，搞好科研队伍的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搞好科学普及工作，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5月26日 国务院1971年批准的将革命圣地西柏坡复原重建任务胜利完成，正式对外开放。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的旧居和中央军委作战室、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址。纪念馆设有七个展览室，展出关于中央领导在这里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等资料(注：刘少奇同志旧居是1980年7月1日建成开放)。

5月27日 地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中发[1978]18号文件，省委[1978]27号文件对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部署，从现在起到6月底，在全区城乡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月”活动，把“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学习活动迅速推向高潮。

6月12日 地委转发无极县武装部党委《关于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强民兵建设的意见》提出，民兵是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各级党委和人民武装部门要切实加强民兵建设的领导，按照总任务的要求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充分发挥民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6月17日 根据中共中央[1978]21号文件精神，地委决定，恢复“石家庄地区人民检察院”，焦汤铭任检察长、党组书记；靳天祥、候木文任副检察长、党组成员。

7月6日 《(石家庄日报》)载：全区夏粮亩产跨“黄河”(超500斤)，夏粮总产比去年夏季增产7亿斤，比历史最高水平增2亿斤，总产和单产都比去年增三成以上，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一成多。截止6月29日，全区5．9亿斤夏粮征购任务全部完成。

7月8日 地委发出通知，根据省委冀发[1978]33号文件精神，自即日起，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结束，设立“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下简称“行署”)。9月，省委决定，张之波任行署专员；徐建中、解峰、宋安祥、吕培如、周群、牛茂堂、赵英忠、温黎明任副专员。

7月9日 地委批转石家庄军分区《关于加强武装基干民兵建设，进一步落实兵员动员任务的意见》。指出加强武装基干民兵建设，落实兵员动员任务，是在新形势下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重要措施，各级党委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的指示，务必认清在当今世界上，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这一基本形势，克服和平麻痹思想，结合当前中心任务，统筹安排，加强领导，进一步抓好武装基于民兵建设，落实兵员动员任务。为取得经验，地区先在无极县搞试点，而后各县按计划要求全面铺开。

7月24日 地委批转地区妇联、教育局、卫生党组《关于进一步办好托幼事业的意见》，指出，办好托幼事业，是解放更多的妇女劳力，完成“新时期”总任务，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办好托幼事业。

7月25日 地委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宣传部门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大显身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大造革命舆论。

8月6日至9日 地委召开全区信访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认真抓好信访工作，全体信访干部要学会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案件处理要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对一些没有明确政策规定的问题，搞好调查研究，提出解决意见。

8月20日至23日 地委召开全区科技工作会议，会上，八个单位介绍了做好科学工作的经验，讨论研究了整顿科研机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普工作问题，会议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8月22日至25日 地委召开落实政策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主管落实政策工作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地直各部、室、委、办、局的负责人共140人，地委书记张之波、副书记马化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期间，传达讨论省委领导刘子厚、郭志的讲话，介绍兄弟地区的先进经验；13个县的领导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汇报；会议还讨论研究了27条具体政策界限，要求在落实人的政策上，加快步伐，思想上要有一个飞跃，工作上要有一个突破，作风上要有一个转变，变被动为主动，即快又准地落实人的政策。

9月9日 地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一次财经纪律大检查。重点检查擅自兴建的楼、堂、馆、所、计划外基本建设；擅自减税免税，截留国家利润化大公为小公，乱摊成本，乱摊费用，乱摊派粮、款、物；非法挪用，肆意侵占国家资财以及大吃大喝，行贿受贿等问题。

9月10日 地委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原石家庄专署农电局党委副书记高俊岭、原藁城县委副书记甄敏义、原新乐县委副书记张护、副县长张静平反昭雪。即日，地委为高俊岭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藁城、新乐县委、县革委分别于9月16日、21日召开大会，公开为甄敏义、张护、张静平反昭雪。

9月22日 地委宣传部、行署文办召开为《三上桃峰》平反大会，地区河北梆子剧团为大会演出了这一剧目。

9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地委、军分区党委召开全区民兵工作会议，各县先后制订加强民兵建设的规划和措施，并在基层开展大宣传、大学习活动，一个全党抓民兵、全民办武装的新局面逐步形成。

10月1日 根据冀发[1978]46号文件精神，为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地委决定，恢复地区保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地区保密委员会由马化民、侯增福、张勇、王殿祥、师恒凯、李文岭、裴建华、韩哲五、杨成秀等9人组成，马化民任主任，保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公安局，地委还要求各县委要恢复和健全保密委员会，明确专人兼营。

10月14日 地委批准，共青团石家庄地委命名平山县良种场半脱产技术员共青团员傅锁堂、获鹿县李村公社许营大队青年姚庆祝、栾城县工具厂共青团员张肖敏、束鹿县纺织厂青年共产党员罗慧娟、晋县城关供销社副主任、青年共产党员赵兰欣五名青年为“新长征突击手”。自此，全区每年都进行评选“新长征突击手”活动。

10月20日至24日 地委召开全区落实政策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委主管落实政策的副书记，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主任、科委主任、地直各部、室、委、办、局的负责同志和政工人员共250余人，地委常委侯增福、张德良传达省委指示，部署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工作，地委书记张之波作总结讲话。会议期间，大家联系实际，学习和讨论中央55号文件和胡耀邦、王金山、尹哲等领导的讲话，研究了地区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快落实政策步伐的具体措施。

10月31日至11月2日 地委召开部分县领导、卫生局长、防疫站长参加的座谈会，要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1981年分期分批地实现“纲要”规定的除害灭病任务。

11月11日 地委、行署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会议指出，今后山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在以“小型为主，配套挖潜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充分发挥现有水利设施和现有土地的效益，平整农田基本建设，一要大力抓好机井建设，应地制宜搞好机井合理布局，实现深、中、浅结合，以及井渠、井地配套。二要搞好排涝工程，按照三日降雨、250毫米不淹地的要求，搞好排水工程的开挖和配套。三要大搞深翻平整土地。

11月18日 地委召开理论座谈会，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问题进行学习讨论，2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地委书记张之波在会上强调，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我们应解除顾虑，加强领导，切实搞好这场讨论。自此，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展开。这一讨论，是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清算，也是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深刻批判。它冲破了长期以“左”倾思想的束缚，极大地促进了全区人民的思想解放，提高了思想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11月25日 地委决定：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受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对这些同志敢于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革命精神予以表彰。

11月26日 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对信访工作领导，充实力量，明确责任，力争在今年12月底最迟春节前，把信访积案处理完毕。

12月2日 地委发出《关于农业技术职称晋升办法的意见(试行办法)》。

12月5日至10日 地委召开社队企业、多种经营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区社队工副业发展的形势：截止10月份全区社队企业发展到11000多个，社队办果园、畜牧场、桑蚕场等发展到2600多处，从事社队工副业人员达17．3万多人，工副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0％。会议还提出了1979年到1985年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的初步设想。


市委卷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徘徊中前进(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1976年


10月10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党和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市委发出通知，确定在市委常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专门机构，各区、局、各单位党委要有主要领导专门负责，明确专人，将单位和个人保存的一切毛泽东手稿、包括文章、文件、电报、批示、书信、诗词、题词原件和毛泽东讲话原始记录迅速收集起来，及时妥送市委办公室，由市委统一送交上级党委。

10月15日至16日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叶剑英讲话和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与会同志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对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措施拍手称好，对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表示拥护。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讲话，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听从指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发展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0月18日 市委决定，成立市广播事业管理局，与市广播站合署办公。

10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事件的[1976]16号文件下发后，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同志按中央规定，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并认真组织讨论、揭发、批判。《通知》还提出对矛头针对毛主席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

同日 全市军民45万人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主会场设在展览馆广场。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讲话，工人、农民、驻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会后举行了游行。10月25日，全市军民50余万再次集会，声愤“四人帮”反党集团。会议通过了给党中央、华国锋的《致敬电》。

10月30日 市委作出《关于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市党员、干部、群众都要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选集》1至4卷，学习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以后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各卷和《毛泽东全集》。各级干部和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工农兵理论骨干，要在1977年9月9日前把《毛泽东选集》1至4卷认真通读一遍。要求各级党委要把领导学习运动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第一把手亲自抓，全党动手一齐抓。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用，发动群众，制定检查学习规划落实情况，坚持学习制度，做到活动有计划，内容有安排，时间有保证。

11月6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到会2000多人。市委、市革委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郜永堂主持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作报告。

11月9日至10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誓师动员大会。郊、矿区委常委、学大寨办公室和农村各公社、大、小队干部、各区、局、市直机关各企业、学校负责同志120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和省委农村部负责同志讲话精神，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农业学大寨罪行，总结交流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经验，部署了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任务和明年学大寨规划；会议要求统一思想，大鼓干劲，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迎接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

同日 市委同意，成立石家庄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下属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市政工程公司、液化气公司和养护处等五个单位。

11月11日市委召开愤怒声讨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主会场设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下设11个分会场。市委、市革委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井陉矿区、郊区东古城大队、印染厂、铁路分局、市丝弦剧团、北方交通大学、市公安局的代表作批判发言。

11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改变市容问题。会议认为，全市整顿市容管理取得了很大成绩，市容有了初步改善，但距省会和开放城市要求有很大差距，市委要求进一步加强领导，整顿市容，决定成立整顿市容领导小组，由市委主管书记或常委任组长，市革委各委办、公安局、城建局、公用局、建工局、房管局、卫生局、人防、市委宣传部、外事处和各区领导同志参加，下设办公室。要求各区成立相应机构，共战一冬春，彻底改变市容面貌，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城市而努力。

17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整顿市容，加强城市管理大会，要求各级领导进一步提高认识，从思想上作风上跟上管理现代化城市发展需要，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人人关心市容人人参加市容管理。要逐步解决城市住房、车辆运输问题，为整顿市容创造方便条件。

同日 市委同意在西郊新建动物园，将人民公园逐步改建为儿童公园的意见。

11月20日至21日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批准的河北省委《关于解决保定问题的请示报告》和省委负责同志讲话。

11月22日 为做好1976年冬季征兵工作，加强对征兵工作领导，市委确定成立市征兵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张平兼任组长。

同日 为了彻底清算“四人帮”的反党罪行，根据省委的指示，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任组长，市委书记张铄、张平为副组长。

11月27日 市委同意，程振昌任市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刘振玉任市五．七干校党委书记、校长。

12月1日至4日 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各基层宣传科长、中心运动办公室负责人和理论骨干代表4200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和省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石家庄市贯彻意见。会议要求，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采取各种宣传形式突出宣传“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安排可靠接班人，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宣传这一斗争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迅速掀起揭批和清查“四人帮”罪行的高潮。

12月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建交战线、狠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决战12月动员大会。市委副书记郜永堂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全市广大职工决战12月，打好全年最后一仗，以优异成绩迎接1977年国民经济“新跃进”。

12月6日 全市10万人集会，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12月7日 市委同意：张星润任市革委农林局局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免去其畜牧水产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职务；王树广任市农机水电局局长，刘振杰任公用事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12月8日 市委同意，市建设银行党组由赵鹤轩等4名同志组成，赵鹤轩为党组书记。

12月9日 和平医院举行柯棣华大夫纪念馆开馆典礼，印度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主席巴苏率领代表团前来参加。代表团在石期间，在省、地领导和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陪同下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棉纺一厂、23中学、郊区东古城大队。

12月16日 市委、市革委发出《关于召开全市工建交战线1976年工业学大庆、赶开滦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先进人物代表会议的通知》，就1976年度工建交系统评先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要求。

同日 省革委通知、省革委电子工业局所属4511工厂党政工作由石家庄市领导和管理，由市电子局分管。

12月17日至24日市委三届十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出席、列席会议189人。会议中心内容是学习中央[1976]24号文件，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解决各级领导对文件的认识，把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掀起高潮。

会上，6个试点单位介绍贯彻24号文件，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一些做法和体会，16人在会上作批判发言。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在会讲话，他要求要继续认真学习中央24号文件，进一步提高对这场斗争性质和重要意义的认识，认真向广大群众传达24号文件，迅速掀起揭发批判和清查“四人帮”罪行的新高潮；要注意政策，扩大教育面，要以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为动力，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发展大好形势。

12月14日 市委批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员会恢复办公。

12月23日 市委决定，建立市委办公室党委会，书记郜永堂；建立市委组织部党委会，书记佟乐夫；建立市委宣传部党委会，书记王力华。

12月25日 市委决定，建立中共石家庄市电子仪表局委员会，书记谷黎明。


1977年


1月5日至13日 石家庄市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与会人员首先参加了河北省委召开的“省会传达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会”，听取了会议精神和《论十大关系》的传达；会议传达了全国各地学大寨、揭批“四人帮”典型经验；15个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和两个支农先进单位在会上发言。会议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检查了农业学大寨规划落实执行情况，研究了贯彻落实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措施和意见。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李如双代表市委在讲话中提出，1977年，要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要加强党的建设，搞好整党整风；要鼓足干劲，大干快上，郊矿区农业生产创出新水平。市委书记张铄致闭幕词。

1月6日 郊、矿区各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及工、建、交、财贸、文教、卫生、机关各条战线干部职工11万人参加市委、市革委召开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李如双、张平、市委副书记郜永堂分别传达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典型经验及有关领导讲话。

1月8日 市委、市革委机关召开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到会讲话。

1月11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同意，免去李锋华北制药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主任职务。

1月12日下午 市委召开市直机关蹲点劳动经验交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76年实行“三三制”蹲点劳动归来的干部，1977年即将参加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工作队的同志及市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代表，共1000余人。会议总结了1976年蹲点劳动经验，提出了1977年的任务。

1月13日 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好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

同日市委发出通知，转发省委办公厅《转发赵县县委关于解决有的社队鼓动下乡知青回城搞物资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按文件精神，认真检查，加以解决。

1月18日下午 市委召开春节物资供应安排汇报座谈会。市计委、工办、财办、纺织、电子、一局、二局等局和市内四区及基层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市委领导讲话中说：如何让群众过好春节，中央有指示，群众有要求，我们有责任。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跟班劳动，联系群众，调查研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1月21日至2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石家庄市1976年学大庆赶开滦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先进人物代表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致开幕词；市委副书记刘庆林代表市委、市革委到会作报告；市委书记张铄致闭幕词。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央领导讲话；学习了中共中央[1977]1号文件；广泛交流了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表彰了先进，明确了1977年学大庆赶开滦，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任务和措施。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学大庆会议的通知》，提出要把大庆工人阶级“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口号化为实际行动，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

1月31日至2月3日　唐山市委、市革委慰问团来石慰问。唐山慰问团向石家庄市委、市革委赠送锦旗，向石家庄市育红学校赠送锦旗，向唐山儿童赠送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对石家庄市委、市革委、各级领导和育红学校教职员工表示感谢。

2月1日　市委召开石家庄市拥军优属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李如双到会作报告。

2月4日　市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7]2号文件(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讨论，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全国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任务的重大意义，同时要根据本部的情况，抓紧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贯彻，并组织好学习讨论。市计委、市农办、郊矿区和担负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任务的单位，都要按照2号文件精神，认真检查农业机械化规划贯彻执行情况，一旦发现问题，研究解决新的措施，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担负的农业机械的生产任务。

2月5日 市委发出《关于召开财贸民政系统先进代表会的通知》，《通知》就代表名额分配和评选条件作出部署和要求。

同日 石家庄地市党政军领导机关举行大会，热烈欢迎38军领导、战斗英雄、抗震救灾功臣模范来石。省、地、市、党政军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2月24日 石家庄市委、市革委召开万人大会，传达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为省委、省革委命名的大庆式企业、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庆功祝捷。

2月26日 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张铄和市委副书记张平主持召开人防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1977]7号文件，总结1976年人防工作，研究讨论1977年人防工作计划。

3月2日至4日 市委召开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市直属较大厂矿一把手和主管生产的负责同志200人参加的大型汇报座谈会。会议以整风精神，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会议学习了华国锋、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为实现首季“开门红”提出三条措施：(一)组织机关干部大下，倾巢而出；(二)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大干快上；(三)大力精简会议，克服“五多”。

会后，市委常委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外，都深入到基层，市委机关80％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基层，全市机关干部共下去1．5万人。

3月5日 市委发出通知，印发市委书记张铄在市委召开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张铄在讲话中就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问题，讲几点意见。一、要继续发动和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政治斗争最前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群众，冲锋陷阵，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得到考验；二、要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整顿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三、要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和活跃党的民主生活；四、要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五、要积极为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作好准备。

3月8日 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发行＜毛泽东选集＞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张铄任组长，王力华任副组长。

同日 根据省委1977年6号文件的通知精神，市委决定建立市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李如双任组长；杜清华、曹满贵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

3月10日 石家庄市第一期通山工程开工兴建，以郊区振头村为起点至获鹿县永壁村，全长5500米，于是年8月厂日胜利竣工。

3月15日 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免去王凤吾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职务。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张瑞成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长；孙振荣任中共石家庄市郊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委会主任；杜顺义任中共井陉矿区委员会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免去张瑞成中共郊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孙振荣中共井陉矿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职务。

3月21日晚 市委、市革委召开大干3月份，夺取首季开门红第二次总结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团结战斗，胜前进，鼓劲再鼓劲，大干再大干，誓夺首季开门红。

3月23日 市委同意，免去佟乐夫兼市委组织部长职务。

3月28日 市委《发出批转市人民武装部＜1977年民兵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4月3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业学大庆首季“开门红”祝捷大会。

4月3日至5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石家庄市财贸民政系统1976年度学大庆学大寨先代会。

4月4日 市委就关于揭批“四人帮”第一个战役向省、地委写出总结报告。从1976年12月上旬开始至1977年3月中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第一个战役中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全面出击，普遍揭批；二是抓住重点，专题揭批；三是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全市共召开各种形式批判会6．9万场，参加人次430．2万；批判大字报26．4万份；批判文章90．8万篇；批判专栏5．6万多期；漫画4．6万多幅；编排文艺节目3．4万多个。

4月7日 市委发出通知，印发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汇报发言。要求结合各单位实际情况，组织学习讨论，总结经验，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

张建尧的汇报发言介绍了石家庄市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一季度掀起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学大庆，赶开滦，大干快上，夺取首季“开门红”的成绩和经验。

4月8日 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各区局主要负责干部会议，市委副书记张平到会并讲话，主要内容是4月份继续大干和庆祝《毛选》五卷发行问题。提出4月份要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干部大下，生产大上，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强领导，狠抓薄弱环节，加强指挥调度，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

4月15日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贯彻这一决定的通知》。

4月16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同意，顾清廉任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侯巨子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朱慧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

4月23日 市委召开先进教师代表报告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大会，市委书记张铄到会讲话。

4月25日 市委在牛奶厂召开现场会，推广牛奶厂经验，号召全市人民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新高潮。

4月29日 市委同意，张瑞成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党委书记，免去佟乐夫兼市委组织部党委书记职务。

5月7日 市委召开街道居民大会，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十一周年。

5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建交系统总结4月份工作大干5月份动员大会。

5月11日 市委召开全区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要求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确方向。

5月11日至12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节约工作经验交流会。市委副书记张杰主持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出席会议。会议号召全面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5月14日 市委在华北制药厂召开第二战议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议。市委书记张铄主持会议，第一书记张建尧讲话指出，揭批“四人帮”是全年工作中心，要继续重点批好第二战役，联系本单位实际，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5月21日 市委召开30万人大会，传达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刘庆林作了传达。会议号召全市迅速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热潮，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群众运动。

5月23日至30日 市委二十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委员34名出席会议，各部、室、委、办，各区、局一、二把手，市直属厂、校负责人209人参加了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会议。

会议期间，学习了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委领导讲话；学习了大庆的基本经验，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寻找差距、制订措施，讨论了石家庄市普及大庆式企业，建设大庆式城市的规划，通过了向全省兄弟市开展友谊竞赛的倡议书。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在会上讲话，讲话回顾了石家庄市几年来学大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革命加拼命，努力在三年内把石家庄市建设大庆式城市”的任务。提出要立即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精神的新高潮；要深入揭批“四人帮”；领导思想必须先革命化。

6月6日 市委发出《关于衡器厂、市药厂等单位变相搞物质刺激的通报》。随《通报》发出了《关于石家庄市衡器厂发放涤卡衣服错误的调查报告》和《关于石家庄市制药厂向职工发放涤卡布错误的调查报告》及《中共石家庄市财政局党组、中共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市支行委员会关于一些单位滥发“奖金、奖品”和高档商品大搞物质刺激的调查报告》。

6月16日 市委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要求掀起知青上山下乡动员新高潮，7月初全部完成动员下乡知青工作任务。

6月19日 市委召开夏季爱国卫生会战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从6月中旬到7月15日开展一个月以预防肠道传染为中心，以搞好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和工业卫生为重点的卫生大会战。为建设大庄式城市做贡献。

6月20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部室委办、区、局、直属厂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会议中心是深入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大干快上，决战6月下旬，坚决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超半。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会上提出：一要认清形势，紧跟形势；二要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当促进委员会，特别是一、二把手要当好“促进委员会”的班长；三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四要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同日 中共河北省委决定，靳茂儒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

同日 市委召开向科技大进军动员大会。30万人参加和收听大会。市委副书记张平主持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作报告。号召全市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甩开膀子大搞科学研究和科学试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会战，促进工农业生产，为普及大庆式企业，建设大庆式城市奠定基础。

6月28日 市委作出《关于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的意见》。决定是年7月3日上午召开“省会石家庄市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大会”。1977年全市确定下乡对象5158人，已下乡4846人。

7月4日 经中共石家庄地委研究，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对市委委员、石家庄炼油厂副指挥，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杨××所犯严重罪行，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公法机关依法处理。

7月5日至10日 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市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市属各大厂、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并讨论了省委领导在省委二届十一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了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加速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决议(草案)》；针对石家庄市的具体情况，与会者总结了学大庆、学大寨的经验和体会，讨论了下半年特别是7月份大干快上的计划和措施。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常委在会上讲话。提出1977年工业总产值要比1976年增长15％，力争18％以上，下半年工业总产值要完成20亿。要完成各项任务，必须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搞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会战；打好轻工市场产品大会战；搞好秋季农业生产大会战；搞好双服务大会战；搞好整顿市容大会战；要不断提高领导艺术，改进工作方法，贯彻执行城市工作为生产，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方针，关心群众生活。

7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上半年工业学大庆总结经验表扬先进大会。对上半年在工业学大庆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进行表扬，向二季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优胜单位颁发了流动红旗。会议号召全市各条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乘胜前进，夺取革命生产新的胜利。

7月16日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华主席重要指示，把科研工作迅速搞上去的通知》。要求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人员，深入批判“四人帮”在科技战线上散布的种种谬论，肃清影响，搞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会战，搞出一批科研成果和双革项目向全国科技大会献礼。

7月26日 市委同意：刘凤堂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石家庄市支行党组书记、行长；赵鹤轩任石家庄市财政局党党组书记、局长；免去其市建行党组书记、行长职务。

8月5日 市委发出《关于在热烈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会时违反纪律情况的通报》。就市建工局系统参加大会中提前退场和随便燃放鞭炮等无组织无纪律问题进行通报批评。

8月11日 市委发出关于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的通知。决定是年9月召开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通知就会议指导思想，代表名额分配，条件产生办法提出了意见和作出安排。

8月16日 市委同意：田子杰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广播事业局长；免去其石家庄市委、市革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职务。

同日　地委同意，殷家夫任石家庄水泵厂党委书记；陈宝生任石家庄水泵厂革委会主任；周士俊任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贾庆昌任石家庄第三棉纺织厂党委书记；张曰恕任石家庄第四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孙彦惠任石家庄第五棉纺织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马荣芝任石家庄动力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刘肇元石家庄水泵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刘延政石家庄第三棉纺织厂党委书记职务；韩欣石家庄动力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市委同意：化树昆任石家庄市第一轻工业局代理党委书记、主任职务；刘肇元任石家庄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8月19日 市委召开各部、室、委、办、各区、局、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1997]26号文件，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曹满贵到会讲话，提出要搞好企业整顿，年内要着重把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健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要全面抓好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坚持质量第一，同时把产品搞上去，特别要把当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产品煤、电搞上去。要下大力量扭转企业亏损，为抓好扭亏工作，市委成立李如双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8月23日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市委召开区、局、直属大厂一把手汇报座谈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讲话，指出，要认真反复地学好“十一大”文件，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十一大”精神的热潮；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生产的领导，要敢于领导，善于领导；要认真改变作风，深入生产第一线，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生产大干快上，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扎实。要认真分析一下本系统，本单位的当前生产形势，认真检查一下各项经济指示完成的情况，群众发动的怎样，差距和薄弱环节在哪里，原因是什么，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赶上来。

8月27日 市委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精神的通知》。

9月12日至17日 市委三届第二十一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委员、侯补委员36人出席会议，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局、市武装部、工、青、妇、各区公社、厂矿企业、文都卫生单位负责同志750人列席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传达党的十一大精神。市委主要领导分别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十一大”上的讲话，和省委领导在省委二届第十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了学习讨论。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讲话，代表市委常委就落实“十一大”精神，完成好“十一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提出工作安排。第一，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二，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第三，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第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方针，坚决把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搞上去；第五，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切实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9月20日至21日 市委召开了工建交学大庆，加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议，各局的负责同志300多人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张杰到会讲话。

9月22日至23日 市委召开全市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各部、室、委、办、工、青、妇负责同志，各区、局、直属单位和厂矿企业、公社党的负责同志、专职武装干部、民兵先进单位代表90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学习党的十一大精神，联系民兵建设实际，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在民兵建设上流毒和影响，广泛开展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活动，加强基层建设。

9月24日 市委召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5万多人分4个分会场出席了大会。市委副书记张平主持大会，副书记张杰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市委书记张铄讲话。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加快步伐，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10月10日 市委同意，韩如普任石家庄市工商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免去其石家庄市革委财贸民政办公室政治处处长职务；王士元任石家庄市工商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左德荣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10月18日 市委发出《关于召开石家庄市科技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代表大会的通知》。为进一步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切实贯彻执行《通知》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市委决定11月下旬，召开石家庄市科技战线学大庆、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代表大会。《通知》就会议规模、代表名额、先进代表和重大成果评选办法评选范围作出了明确和规定。

10月20日 市委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省委科技工作会议精神，迅速掀起向学技术进军的高潮。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常委讲话，提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中央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重要指示，迅速掀起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高潮，深入揭批“四人帮”促进科技工作大上；切实搞好科技整顿，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和制订科学技术规划的工作。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市委成立副书记张杰为组长，市革委副主任曹满贵为副组长的科技领导小组；恢复市科协和各专业学会组织；提出搞好知识分子安排使用和落实政策情况的复查工作；要恢复技术职称；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业务工作时间；对在科研和技术双革中确有成就的人员，要在工作和生活上创造必要条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要抓紧制订科技规划；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办事机构，层层做到领导、机构、人员、任务“四落实”；对科技工作一定要抓紧抓细，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11月1日 市委召开各区、局、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会，认真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找差距、订措施，誓夺全年更大胜利，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多做贡献。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了会议。

11月4日至7日 市委召开全市财贸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李如双作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讲话，提出要认清形势，紧跟形势，争当发展大好形势促进派；要把财贸工作搞上去，继续搞好“双服务”大会战，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搞好市场供应，当好工农业生产的好后勤，支持工农业生产大干快上。

11月11日 市委、市革委举行纪念石家庄解放30周年座谈会。当年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的老同志和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及各方面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科技人员、教师、青年学生及爱国人大代表回顾石家庄革命斗争历史，畅谈石家庄30年来巨大变化。

石家庄市委在《石家庄日报》上刊登文章《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建成学大庆先进城市而奋斗》。

11月19日　市委同意，曹满贵兼任石家庄市革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李朝荣任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免去其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职务。

11月21日　市委召开欢送全市工宣队员大会。根据中共中央[1977]45号文件(关于撤出工宣队员)精神，市委决定撤出派出的工宣队。在欢送大会上，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讲话。自1968年来，全市派出工宣队员1．2696万人，进驻教育、卫生、文艺、新闻等537个单位。至日，尚有177个队，850名工宣队员进驻在177个单位。

11月2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反动罪行大会。

12月21日 市委、市革委联合发出《关于召开全市1977年度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市委、市革委定于1978年1月中旬、下旬召开石家庄市1977年度工业学大庆会议。

12月27日 市委发出通知，转发市委统战部《关于我市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省委通知，石家庄市民革、民盟、民建、民进、九三等五个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原则上不发展其成员。对领导机构，有主要领导人，委员过半数的，恢复委员会工作；没有主要负责人或原委员不足半数的则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开始工作，然后推动其调查研究，逐步整顿组织，健全领导机构。

12月 市委召开各区局、市直属大厂一把手会议，市委副书记李如双就一些单位年终发放奖金和奖品及社会上流传物价问题讲话。李如双指出，市委认为，乱发奖金、奖品对于平衡财政收支，控制货币投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稳定市场有直接影响，必须严加控制。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和省革委特急电报精神，准备发放奖金、奖品的单位领导班子要统一认识，做好各方面政治思想工作，坚决停下来。


1978年


1月4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任命刘俊亭任石家庄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主任，免去其石家庄市一商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

1月4日至8日 石家庄市科技工作先代会召开。会议期间，学习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关于尽快把我国科技搞上去一系列指示，听取讨论了市委书记张铄的开幕词和副书记张杰代表市委作的报告。

市委副书记张杰在报告中指出，要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彻底肃清“四人帮”在科技工作的流毒和影响；坚持抓好科技规划的落实；尽快把全市的科技工作搞上去；今年全市科技工作重点是工业要大搞革新、改造挖潜、向机械化、自动化方面发展，农业要全面贯彻“八字宪法”，大搞科学种田，根据高产、稳产和尽力满足蔬菜、副食品供应要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及高产栽培技术、耕作技术、农机具配套研究工作；还要积极研究医学科学方面新技术、新疗法、新药品和新器械，研究电讯、广播新技术和地震预报新科学等；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领导，全党办科学，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设起一支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的科技队伍，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作贡献。会议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对石家庄市科技发展规划(草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恢复调整和充实石家庄市科协及开展科学技术交流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和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

石家庄市科技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特邀专家、教师、工程师、劳模、老工人、市科协委员和方面负责同志、院校、郊、矿区从事科技工作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代表2000余人出席了会议。

1月11日至14日 石家庄市1977年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学习了毛泽东《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和有关中央领导的指示及文件；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刘庆林致开幕词；市委副书记李如双代表市委、市革委讲话；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闭幕式讲话；会议对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在当时条件下，会议提出了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等任务。

1977年，全市粮食平均亩产达1177．5斤，玉米平均亩产达643斤，比1976年增长20％，3个公社，35个大队，202个生产队玉米一季过“长江”。全年比1976年多上交粮食200万斤，蔬菜总产量比1976年增长28．9％。

1月27日 市委办公室发出通知，遵照市委领导批示，将重工业局党委《机关革命化措施十条(试行)》印发各区、局党委。《通知》说，搞机关革命化，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革命化要在路线上化，到基层中去化，到群众中去化，到劳动中去化。要做到服务于基层，方便于群众，有利于生产，用革命化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高速度发展。

1月29日 市委发出《关于批转市外事处＜关于调整和扩大对外开放单位的意见＞的通知》。

1月30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原则同意市计委起草的市革委《关于贯彻省革委＜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1977]137号文件通知＞的通知》。为搞好财经纪律大检查，及时解决所在的问题，市委确定成立检查财经纪律领导小组，刘庆林任组长，下设办公室。

2月4日 市委、市革委联合发出《关于召开石家庄市1977年度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通知》。市委、市革委拟定于2月20日左右，召开全市1977年度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通知》就先代会的目的、任务、意义和要求作了明确。

2月4日至5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市委常委学习讨论了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文件，于2月4日至5日召开了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和各区、局及直属厂、校领导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与会者进行讨论后，认为很受鼓舞、教育和启发，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弄清了搞好整顿的意义。

2月10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整党整风工作，明确整党整风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把一批双打，领导班子整顿、队伍整顿、企业整顿等工作拧到一起进行，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整党整风领导小组，张建尧任组长，张铄、张平、郜永堂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同时撤销原中心运动办公室、学大庆、学大寨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工办、农办负责。会议还确定，本月11号下午召开各部、室、委、办、区、局和直属单位重要负责同志会议，对运动进行部署，于月底前工作队进驻开展运动单位。

2月14日至17日 市委召开理论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关于理论工作的系列指示文件，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及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批判了“四人帮”干扰破坏理论工作的罪行和省委领导在省委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石家庄市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市委书记张铄到会讲话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必须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必须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理论工作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对当前全市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提出：一、要深入揭批“四人帮”，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二、开展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学说；三、整顿理论队伍，加强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一定要在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上下苦功，有计划地逐步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四、努力办好各级党校；五、要加强党对理论工作的领导。2月20日，市委发出《关于干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安排意见》和《关于张铄在市委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月15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省委同意，甄三录任石家庄炼油厂建设工程指挥部指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免去刘庆林石家庄炼油厂筹建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

2月22日至26日 石家庄市学大庆先代会召开。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至开幕词；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向大会作报告，市委常委刘庆林致闭幕词。与会代表畅谈了1977年“抓纲治国”初见成效形势，揭批了“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建设的罪行，交流了各条战线学大庆的先进经验，明确了1978年的任务，按照上级指示，对石家庄市所谓“跃进规划”进行了修订和制订了落实措施。

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作的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肃清流毒；坚持高标准，深入学大庆，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步伐；切实搞好企业整顿，高速度地发展工业生产；坚持挖潜、革新、改造，实现高速度；大力抓好工业支援农业；抓好基本建设和城市工作；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等几项工作任务和要求。

2月24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省委决定，甄三录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2月24日至3月1日 根据省委通知精神，市委、革委分别召开常委会和市直各部门、各区、局和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河北省委《严肃处理三河县委违法乱纪的严重错误》的消息和评论员文章。认为是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措施。市委对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对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再次进行大检查，并组织了2800多人，对重点单位、重点问题进行了检查。对全市650个单位分别进行自查和联查。市委常委于3月1日又进行了研究，再次强调必须狠批“四人帮”，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广泛发动群众把类似三河县委违法乱纪问题的彻底揭露出来，结合“一批双打”、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企业和社队，继续搞好财经纪律大检查。

2月27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一、讨论了整党整风中的几个问题。确定，从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老工人、班组长中抽调一些合乎条件的同志充实到工作队中去，加大运动的声势和壮大工作队的力量。二、听取了市革委财经纪律检查办公室关于财经纪律检查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总的说是好的。要按上级指示精神继续抓紧做好这项工作，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采取具体措施，按政策进行处理；三、同意财政局关于197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四、讨论并同意市革委编委会关于市财政局增设“预算外财务科”和各区增加预算外财务管理人员的请示；五、讨论并同意外事处关于市育红学校对外开放的请示报告。

市委常委会议，研究了石家庄市工业、农业和财贸战线如何大干快上，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问题。认为工业战线要继续运用大干快上经验，坚决实现比去年提高15％增产节约计划，八项经济指示要创历史最好水平；会议重点研究了纺织系统的生产问题，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节劳挖潜，集中力量打好设备改造和新增生产能力这一仗，确保实现比上年提高18％，农业战线，郊区的农业生产要在全面发展基础上，重点抓好蔬菜生产，要种足亩数，种全种类，确保城市的蔬菜供应。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温室、暖窖、大棚等设施多种鲜菜，保证有足够蔬菜上市，满足市场供应；财贸战线当前主要任务是抓好生活用煤和货源、供应问题，财办和工办、农办密切配合，搞好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做出贡献。

3月1日 石家庄市第二期通山工程开工兴建，续接第一期工程自获鹿县永壁村至锦河北岸7＋233桩号全长1700米，于8月1日竣工。

3月2日 市委发出任免通知，张建尧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校长，免去王秀章市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职务。

3月6日 市委发出《关于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五届人大重要文献的电话通知》。

3月11日 经国务院批准，石家庄市由地辖市改为省辖市，市委改属省委领导。

3月17日 市革委召开全市增产节约，扭亏增盈会议。市委常委刘庆林代表市委常委到会讲话。讲话中说，197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35．65亿，比国家计划多完成7．78亿，比1976年增长15％以上，财政收入比1976年增长15．2％，超收国家分配任务5800万元。讲话中提出，1978年要认真学习五届人大文献，坚决完成五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要大搞增产节约，为扭亏增盈创造条件；要进一步搞好企业整顿，切实加强企业管理；要加强财经纪律，严格财政制度；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等项工作要求。

3月19日 市委决定冯来雨任市对外贸易局局长，免去其市一商局书记、党委书记职务，李道信任市一商局党委书记、局长，免去其一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

3月25日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市委确定恢复石家庄市爱国华侨联合会的活动，具体工作由统战部负责，侨务、民族事务仍继续由民政局负责。

3月23日至28日 全市公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讲话；传达了全国全省公安会议文件和贯彻意见，明确了石家庄市公安工作方针和任务。市委副书记张平代表市委到会讲话，就贯彻中央领导提出的“要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提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整顿好、建设好公安保卫队伍，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等工作要求。

3月25日至31日 市委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会议学习了有关干部问题的指示，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罪行，传达了胡耀邦和省委负责同志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讲话精神，分析了全市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制订了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的措施。会议认为，一定要认清形势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地，认真地，全面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完成新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市委常委佟乐夫出席会议并讲话。讲话中说，要根据轻重缓急，首先解决好“文革”以来老干部的安排使用和审干中的遗留问题，要抓紧落实知识分子和被审查干部子女的政策。能不能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关键在领导。领导的问题，又主要是认识问题。党委要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一、二把手要亲自抓这项工作。

3月27日 市委作出《关于搞好革命化的措施(讨论稿)》。主要内容是一、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学习日和小集中制度，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每人要有计划地、系统地读几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二、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市委常委和各部室委办、各区局领导干部，采取“三三制”参加工作队、轮流当工人或社员，每周坚持劳动日等办法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人每年劳动60天至100天。三、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搞好调查研究。市委常委除留一、二名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他常委按照分工、抓点带线，抓线带面，实行责任制，帮助基层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常委每人每年应亲手写出一两份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材料。市直和区局机关经常有60％的干部在基层，留机关的同志要一人顶两人、顶三人干。四、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议之后分工负责，市委常委除参加所在党支部生活会，每季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成绩，增强团结。五、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处处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六、自党接受群众监督、不利用职权谋私利，不吃请受贿，不走后门，坚决刹住不正之风。七、全面关心群众生活，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仿，坚持每月一次的“常委接待日”，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八、谦虚谨慎、力戒骄傲。

4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建交战线革命竞赛总结动员大会。市委、市革委对一季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纺织局等单位进行了表彰。市委副书记刘庆林代表市委、市革委讲话。提出，要坚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搞好企业整顿；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大搞革新、改造、挖潜，不断提高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进一步转变领导作风，大干二季度，坚决实现“双过半”的工作要求。

同日 地委同意，王振声任中共石家庄矿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免去杜顺义矿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职务；免去王振声郊区区委副书记、区革委副主任职务。

4月16日 遵照市委领导批示，市委办公室发出通知，印发《市公安局党委关于少数干警纪律松驰问题的初步认识和今后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向公安局党委那样，结合本单位执行纪律的情况，认真抓一下组织纪律的整顿，使思想作风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

4月17日 市委同意，免去刘殿臣石家庄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任职务。

4月17日、20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普遍进行一次新宪法宣传教育的问题。提出要按照中央十四号文件精神。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广泛深入地进行新宪法的宣传教育。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具体部署，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层层培训宣讲队伍和宣讲骨干。要利用各种宣传形式，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迅速掀起新宪法的大学习、大宣传的热潮。市委常委按分工到各系统进行宣讲。会议讨论了关于认真贯彻中央十一号文件有关给右派分子摘帽问题，确定市委成立领导小组，由张平、佟乐夫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统战部，由统战部负责具体工作。

讨论并原则同意对台宣传领导小组关于市对台宣传工作情况的汇报和有关问题。确定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石金洪担任，副组长由弓靖担任。市委常委由冯化南负责。

4月18日至22日 石家庄市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出席会议讲话；副书记张杰介绍了全国科技大会盛况；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科技人员代表8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提出要提高认识，紧跟形势，高速度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加强科研机构，在全市逐步形势科研体系；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情报交流，搞好科普教育，提高科技水平；修定三年、八年规划，落实1978年的具体科研任务；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六个方面的任务。

4月22日 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之后，市委于4月9日召开机关全体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贯彻和讨论。22日，市委召开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及市属大厂、院校负责干部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常委，就贯彻省委会议精神，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结合石家庄情况讲话。提出要认清形势，做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促进派；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切实际地提出“高指标”、“高速度”，讲话中提出要“革命加拼命”，“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根据省委的要求，市委研究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到1985年力争把石家庄市建设成以轻纺、机械、石油化工为主，门类较多，协调发展，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化城市，初步设想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56亿元，“五五”计划后三年，平均每年递增15％。为实现这一目标，讲话中提出要首先解决对多快好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认识问题，解决好速度与质量关系问题；解决好积极平衡问题；解决好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抓好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方面的政策；要切实转变作风等问题。

4月30日 市委发出通知，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和省委指示精神，市委研究决定，调整充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张平任主任，石振魁、杨琍瑛、朱慧、张殿荣、张忠之、马文满任副主任。

同日 市委《批转市公安局党委＜关于贯彻执行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和全省公安会议的意见＞》。市委认为：这次全市公安会议是贯彻落实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和全省公安会议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入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分清了公安战线的路线是非，明确了今后公安工作的方针、任务。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要督促公安机关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和全省公安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切实把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组织班子和公安队伍建设好、整顿好，进一步整顿好社会治安。

5月6日 市委召开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各部、室、委办、各区、局、直属单位和基层单位负责人2000多人参加会议。要求结合学习、宣传新时期总任务和新宪法，掀起揭批“四人帮”新高潮。要求各级领导结合前段运动情况，进行一次总结，检查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出具体措施，切实加强领导。

同日 省委同意，柴志忠任石家庄市棉纺二厂党委书记、厂长；免去刘素欣棉纺二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要职务；市委同意，刘素欣任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免去刘肇元石家庄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职务。

5月7日 市委同意，田清泉任石家庄市总工会主任、党组书记；免去其市机械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江辉任市机械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其石家庄钢铁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高敬义任石家庄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免去其石家庄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免去张庄方石家庄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5月9日 地委同意，顾清廉任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侯巨子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5月14日至24日 市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全市干部职工，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整顿企业，在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团结战斗，大干七个月。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坚持“高速度”，“大跃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5月26日 省委、省革委举行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开馆典礼大会。

5月28日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铄主持。会议进一步学习讨论了省委书记刘子厚在听取市委领导同志向省委汇报工作之后的讲话精神，就石市近几年的工作和当前全市革命生产的形势统一了思想认识；研究了今后如何把各项工作进一步搞好的措施。

市委要求各级党委、革委都要把6月份当成关键性的一个月，迅速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今后实现持续跃进，确定采取如下措施。继续传达贯彻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精神。在揭批“四人帮”方面，要特别解决好继续深入和联系实际的问题，通过揭批，肃清流毒、切实解决好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市委成立一个工业生产调度领导小组，由郜永堂、朱慧负责。市委规划领导下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计委。主要是调查研究，制定工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抓紧落实政策，包括关于人的政策和经济政策。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对工作队，要明确地交给他们任务，限期把进驻单位的革命生产搞上去。

5月 市委召开外事侨务工作会议。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侨务工作和外事工作罪行，总结了石家庄市外事和侨务工作，研究讨论了贯彻落实全国旅游会议，侨务会议预备会议和省侨务外事会议负责。

6月1日、2日上午、3日、7日、9日、12日晚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印染厂、国棉六厂私分产品的有关问题。会议认为，在抓纲治国的大治之年，印染厂、国棉六厂发生私分产品的问题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会议还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市委负有重要责任。一定要认真汲取这次教训。市委确定由张铄挂帅、佟乐夫任组长，组成10余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印染厂，对该厂进行全面整顿，并派人到棉纺六厂进行具体帮助。会议确定6月3日召开各部室委办、各区局、直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通报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全市引以为戒，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法纪。

6月2日 省委同意，任之光任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厂长。

6月6日 市委向省委作出《关于印染厂、棉纺六厂私分国家产品的检查报告》。对石家庄印染厂、棉纺六厂私分布问题，市委分别撤销了印染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韩××的职务，给予副书记解××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棉六党委书记刘××、副书记张××党内警告处分。市委定于6月4日由市委书记张铄组成工作组进驻印染厂进行整顿。

6月29日，市委发出《关于迅速传达贯彻中共河北省委冀发[1978]35号文件的通知》，《通知》批转了市委关于印染厂和棉纺六厂私分国家产品的检查处理报告。7月27日，市委发出通知，就《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印染厂、棉纺六厂问题的《触目惊心的私分产品事件》和《决不容许和私分私销国家计划产品》评论的文章表示接收批评，汇报教训，认真检查，要求各单位学好文章继续按照省委文件和市委通知精神发动群众对照揭露问题，坚决刹住违犯财经纪律，私分私销国家计划产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6月9日 市委同意，马文满任市革委文教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局长兼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免去孔庆祥卫生局党委书记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职务；崔志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6月上旬 市委召开全市群众文化工作“学大寨、赶昔阳”会议，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市革委各政治处负责同志，市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各区、局、直属单位宣传文化部门负责同志。要求各级党委迅速把全市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起来。

6月15日 省委同意，白云福任石家庄红星机械厂党委书记，刘宝山任石家庄红星机械厂厂长；赵立东任红星机械厂总工程师；免杨亚东石家庄红星机械厂党委书记职务；高敦信红星机械厂厂长职务；毕意藻工星机械厂总工程师职务。

6月27日 省委同意，贾庆昌任石家庄市印染厂党委书记；免去其石家庄第三棉纺厂党委书记职务。

6月30日 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要求，加快石家庄工业发展，市委决定设立工业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由张杰、郜永堂、朱慧、段焕商、李朝荣组成，张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主要任务负责工业生产发展规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协调各有关部门，解决实施中有关问题。

6月30日至7月1日 市委召开揭批“四人帮”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河北省委最近召开的揭批“四人帮”斗争汇报精神，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一批双打”斗争高潮。市委书记张铄作报告总结，开展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以来取得的重大成绩。市委副书记张平就石家庄市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一批双打”斗争讲了五点意见，一、进一步把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彻底肃清流毒和影响；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一批双打”新高潮；三、继续抓好清查工作；四、进一步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五、各级党委一定要加强对“一批双打”斗争的影响。

7月1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了6月26日河北省召开的城市副食品供应紧急会议精神。讨论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措施。会议认为，省委对石市市场供应很关心。要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抓紧时间，贯彻落实。首先，要大力宣传当前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宣传全国财贸“双学”大会的重要意义，宣传省委对石家庄市市场供应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传达讨论好省委领导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发动群众，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副食品供应工作搞好；第二、同市财办作出关于改善全市副食品供应的意见：第一步，先用10天左右的时间，恢复起具有石家庄市风味食品。第二步，学做全省各地的名牌品种，逐步把石家庄市饮食行业搞成受群众欢迎的一个行业。另外，还要在肉食、糕点、粮食、蔬菜、饮食等方面，尽多地增加花色品种，满足群众需要。要多搞一些代销点、流动车等，有利于工农业生产，方便群众生活。

7月7日下午 市委召开有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和各区、局、市直属厂矿、院校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开展“一批双打”斗争的汇报。市委书记张铄主持会议，副书记张平讲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大造声势，大造舆论，集中力量，在全市迅速掀起一个大批判、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的高潮，把“一批双打”斗争推向深入。

7月8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上半年工业学大庆总结经验表扬先进大会，会议对上半年在工业学大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作出显著成绩的区、局、厂矿企业给予了表扬。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常委到会讲话，号召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紧急行动起来，以大庆为榜样，坚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深入开展“双打”，进行整党整风，认真搞好企业整顿，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新的战斗姿态，战高温，夺高产，大干三季度，创出新水平。

7月10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农业战线总结经验，继续大干，确保全年粮食大丰收的有关问题。会议认为，石家庄市郊矿区广大干部、社员认真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方针，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战胜了今年的严重干旱，夺得了今年麦大丰收，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当前，一定要克服松劲情绪，加强大秋作物和蔬菜的管理，确保全市粮食大丰收。

7月11日 市委发出《关于组织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通知》。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努力提高学习业务，学习科学技术的自觉性，大力提倡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新风气。使领导干部成为现懂政治、懂业务、又懂科学技术的领导者，成为能够带领和发动群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带头人。《通知》就学习方法作了具体规定要求。

7月14日 市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和省委41号文件的通知》。市委要求，各区、局、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8]37号文件批转的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以整风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矛盾，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通过大检查，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切实落实好各项行有效的措施，解决好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要进一步搞好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出具体支援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划和措施。市委成立贯彻37号文件调查小组，由常委杜清华挂帅，深入郊区抓好试点，总结经验，推动全局。各区、局和直属厂矿企业把传达贯彻37号文件写出专题报告，报告市委。

8月26日，市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8]37号文件情况的报告》，就贯彻落实中央37号文件，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情况向省委作出报告。

7月16日 省委同意中共石家庄维尼纶厂委员会由冯信等15人组成，冯信任书记；同意中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第四届委员会由顾清廉等24人组成，顾清廉任书记。

7月20日上午 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了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

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确定充实调整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充实调整后的领导小组，张建尧同志任组长，石振魁、杨琍瑛、吴金玉、姚立国、刘荣欣任副组长。计划生育办公室是市委、市革委的办事机构，归口文办。会议还确定，最近召开一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会议精神。通过传达贯彻省这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把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好。使197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保证降到7‰，力争降到6‰。

会议传达了省食品卫生工作预备会议精神。会议认为，环境保护和食品卫生有密切的关系，确定市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同时又是食品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并增加封云亭为领导小组副组长，马文满等为领导小组成员。

会议认为要解决食品卫生问题，除了要解决好食品在制作、运输、储存、出售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工业对大气、水源的污染问题。根据当前的情况，要切实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不在市内新建有污染危害的工厂；2．现有污染危害的工厂，要积极采取措施，对“三废”进行治理，限期改变，再三不改的要停产治理；3．现在市内污染严重的工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迁出，新建工厂要同时考虑三废的治理问题。会议确定，把关于污染方面的情况和拟于采取的措施向省委报告。

7月22日上午 市委召开“一批双打”斗争经验交流会，市直各部、室、委、办和各区、局负责人，直属各单位负责2000多人出席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主持会议，会议提出各级领导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提高对“一批双打”斗争意义的认识；二是进一步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三是切实加强“一批双打”斗争的领导，把全市“一批双打”斗争迅速全面推向高潮。

7月24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市委财贸工作会议的一些具体事项。会议认为，石家庄市的城市建设工作，特别是在服务性的行业上，由于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跟不上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城市交通、道路、桥梁、供水、排水、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最近中央召开了财贸双学大会，省委对石市的财贸工作也很关心和支持。市委认为要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高认识；再就是要以积极的态度，认真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解决以上这些不适应的方面。关于增设商业网点的问题，确定由张杰负责，段焕商、范璋、李润生参加，先搞一些调查研究，制定出一个增加商业网点的规划，然后再讨论逐步安排解决。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今后，城市区社工作重点要组织好人民生活，解决好职工后顾之忧问题。

7月24日 市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省委揭批“四人帮”汇报会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省委召开的揭批“四人帮”汇报会结束后，市委常委立即学习讨论了会议。精神，研究了传达贯彻意见，于6月30日至7月1日召开了各部、室、委、办、区、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200多人参加的会议，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石家庄市实际情况，在全市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批双打”运动，至7月底，全市揭发出各种问题5．3万条；对全市410名审查对象，已解脱的占92％，继续清查的占8％。

同日 市委批转市人民武装部《关于加强武装基干民兵建设进一步落实兵先动员任务的意见》。

同日 市委发出《关于石家庄铁路地区党委由我市代管的通知》。根据河北省委的通知，为便于工作和进一步加强地方党委对铁路工作的领导，成立石家庄铁路地区党委，作为石家庄铁路分局党委的派出机构，由市委和铁路分局党委双重领导，以分局为重。

7月25日 市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共中央[1978]30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7月25日至8月1日 石家庄市财贸学大庆学大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话，明确了新时期财贸工作的地位、任务、作用和路线、方针、政策；会议提出了贯彻落实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精神的规划和措施。市委书记张铄代表市委、市革委到会作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闭幕式上讲话，提出落实大会精神，推动财贸工作大上，要首先坚持的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开展“双打”斗争，要端正思想路线，进一步增强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自觉性，就所需资金、增加人员、宿舍、幼儿园等具体问题解决提出了意见。8月15日，市委发出通知，印发了张铄在全市财贸学大庆学大寨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7月28日 省委决定，免去刘庆林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职务；芦仁杰中共新华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职务。

7月31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了省科技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同意8月上旬召开市科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省这次会议精神。会议提出要认真传达讨论省委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进一步解决各级领导对大上科技重要意义的认识问题；根据石市的具体情况，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制定今后的措施，认真解决实际问题。

会议传达了省信访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鉴于信访和落实政策关系密切，确定石市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同时也是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张平任组长。

8月1日　省委同意，李英林任市革委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免去范璋市革委基建委员会主任职务；市委同意，李英林任市革委基建委员会党组书记，免去其基建委副主任职务；范璋任市革委基建委员会顾问，免去其基建委党组书记职务。

8月3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市委进行整风的问题。为从印染厂、棉纺六厂私分产品严重错误中吸取教训，市委决定整风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召开部、室、委、办、区、局、直属厂校一把手会议，集中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时间暂定8月4日至8月6日，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以延长。总之，把意见提完、把话说透。第二步，市委常委坐下来，进行班子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整风，进一步提高路线觉悟和政策水平，提高执行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央42号文件。一致认为，中央42号文件非常及时，非常重要。一定要结合“一批双打”斗争，认真传达，坚决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执行党路线，落实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纪律，坚决同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8月4日至8日 石家庄印染厂、石家庄棉纺六厂私分私销产品事件发生后，省委及纺织部、商业部帮助组织调查，进行了严肃处理。省委发出[1978]35号文件，将这一事件通报全省进行批评，《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文章。对此，市委向省委写出检查处理报告，多次向有关单位和机关干部及全市大进行检查，并两次发出通知，在全市开展大讨论，帮助市委整风。8月4日至8日，市委进行开门整风，听取批评意见，参加会议的除市委常委外，还有各区、局、直属厂、校和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主要负责同志120多人。在会议期间，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到印染厂、棉纺六厂、柴油机厂等单位征求意见，作自我批评，一起研究改进措施。

市委认为，出现问题，主要是思想工作和作风不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对大治形势跟的不紧；揭批“四人帮”肃流毒、治内伤抓得不好；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差，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领导作风不深入，联系作风不够，对下面有在的问题不甚了解，有官僚主义作风。

8月5日 市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新时期总任务和新方法的宣传教育运动的总结报告》。

8月8日 市委发出《关于国家建村总局水泥工业设计院由我市代管的通知》。《通知》作出：国家建材总局水泥工业设计院党的关系由唐山市委转至石家庄市委领导，干部管理由国家建材总局为主，党的关系，政治思想工作由市建委分管。

8月9日 市委作出《关于成立教育基建和退还校舍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认真搞好教育基建和退还校舍工作，市委决定：成立市教育基建和退还校舍领导小组，张建尧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通知》指出，各单位违反中央和省委规定，占用学校校舍和操场，要坚决地、尽快地退出来，促进全市教育事业大干快上创造条件。

同日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1978]42号文件的通知》。市委要求要原原本本把中央42号文件和省委通知传达到城乡基层支部和全体国家干部，并组织好讨论；结合中央文件贯彻，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政策，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意侵犯人民民主教训的罪行，彻底肃清流毒和影响，要对照中央文件和省委通知，用整风的精神，对违法乱纪，强迫命令问题普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凡有类似情况的单位，要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提高认识，制立措施，深刻检查，认真改正，切实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对少数犯错误的干部，要重在教育，个别问题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混入干部队伍残酷迫害群众的坏人，要依法制裁。对群众揭露出来的重大案件，要组织力量调查研究，严肃处理。市委要求通过贯彻中央42号文件，使干部作风来一个切实的改进。

8月14日 市委召开区社书记会议，着重研究夺取秋季大丰收的措施和高标准，高质量种足种好冬小麦问题。市委书记张铄到会就石家庄市农业战线下一段工作抓法，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方面讲了意见。讲话要求狠抓8、9两个月的田间管理，突出把玉米管理搞上去，重点抓好抗旱浇水，打好秋季战役，夺取全年丰收。市委要求郊、矿区年内种麦10．4万亩，亩乡一季过“长江”。

8月14日至21日 石家庄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是近年来市委召开的规模最大的教育工作会议。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委、办、区、局、工、青、妇，市直厂矿及各组教育行政部门、各类学校领导及教师代表557人出席会议，各中、小学领导干部和教师1500多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内容是传达和学习全国和省教育工作会议文件，研究和解决石家庄市教育战线有在的问题，提出推动教育工作大干快上，迅速改变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为实现四化作贡献等具体措施。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到会讲话，指出在全市教育战线形势喜人情况下，还有在着不少问题，突出是，教育质量还是低的；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够高；中小学校舍比较紧张；学校设备条件较差，有的学校没有或很少有教学仪器。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直接为工、农、医等行业培养中等和初等技术人才的中专、中技学校很少，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讲话中结合石家庄市1978年到1985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提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把学校整顿好；要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小学；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搞好工农教育，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等几方面的工作和任务。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到会讲话，就深刻认识教育在新时期总任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教，抓纲治校；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认真解决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等问题讲了具体意见。8月30日，市委发出通知，转发了张建尧和石振魁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8月16日 省委决定，封云亭任市革委副主任；市委同意，免去封云亭市革委文教卫生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职务。

8月17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省信访工作会议和落实政策会议精神；会议确定，将市委信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案件审批领导小组和审干领导小组合并。张铄任组长，张平任副组长，佟乐夫、冯化南、王力华、张瑞成、刘秉衡、傅训庭、崔志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张瑞成任办公室主任。

8月19日 市委作出《批转市人民法院党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8]32号和省委[1978]44号文件的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区委要切实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列入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按照中央[1978]32号和省委[1978]44号文件规定精神迅速把司法干部配齐配强，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街道、厂矿、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的领导，尚未建立和不健全的；要尽快建立健全起来，把大量的民事纠纷解决在基层。司法部门要增强党的观念，努力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发扬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进一步搞好审判工作，更好地为实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8月23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为张伯伦、袁毓英、侯孟贤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到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从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落实政策的重要性，以满腔热情、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敢地担负起纠正一切冤错案件，全面落实党的政策的光荣任务，把这项工作切切实实抓紧抓好。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过去我们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落实政策，是不会搞彻底的，是很标准的，有不少需要落实的问题没有真正落实。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差不多”的思想，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各级党委一定要加强对落实政策的领导，要把这项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一、二把手要亲自抓，并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具体办事机构，使力量和任务相适应。领导要亲自抓影响大、涉及人多的疑案、难案，要采取突击的办法，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到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

8月24日至26日 市委召开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会议。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各直属厂矿、院校有关同志和组织、保卫、信访、落实政策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召开的信访工作会议和落实政策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揭矛盾，找差距，研究了加快落实政策步伐，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在会上讲话。副书记张平就如何进一步搞好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讲了市委的意见。

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石家庄市在落实政策方面和处理信访案件上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这方面任务，相当艰巨，在有些方面进展还不快，问题还不少，有许多不落实的问题。会议强调各单位领导要进一步提高对落实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所有复查的案件，凡是处理正确的就要坚持原则，不能搞“一风吹”；凡是搞错的案件，做错的结论，要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冤、假、错案要痛痛快地彻底平反，不能知错不改。要抓重点，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要实事求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针对石家庄市实际，提出关于定性问题；关于非正常死亡问题；关于遣反问题；关于“三带”下放问题；关于1969年“不在城市吃闲饭”下放人员的问题；关于“候王建议”国办教师改为农业粮问题；关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问题；关于对新资产阶级和工商者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致残(不包括武斗中被打致残)的干部、职工待遇问题；关于1961年至1965年精简下放退职的职工等具体处理问题。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强有力的班子和机构。要加强对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的领导。市委建立了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由张铄任组长，由市委五个常委和组织部及公、检、法四长参加，并要求各区，局成立相应机构，把落实政策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要有一名书记具体抓，对影响大、涉及人多的大案、错案，领导要新自抓。各级公、检、法、信访等部门，主要精力就是抓落实政策，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这一工作。

8月28日，市委发出文件，印发了张平关于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的讲话。

8月25日 市委发出《关于逮捕人犯和审判期限的有关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根据中央[1978]21号文件关于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通知和省革委[1978]54号文件关于省辖市法院系统改变体制问题的通知精神，将逮捕人犯的期限和程序、审判期限和检察期限作了规定和要求。要求各区区委要加强对公、检、法工作的领导，把政法工作列入区委重要议事日程，要明确一名副书记具体主管，要特别注意加强公、检、法部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增强法制观念，严格按照法律办事。

8月28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重点研究工业改组问题，认为要尽快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关于工业改组的步骤。会议初步考虑分三步走。第一步；先解决工业体制问题。市内社会属以上所有企业，都要按产品性质实行归口管理，党政统一由所在局领导。郊矿区和其社队企业产品按质归口，但隶属关系一般暂不变动。然后结合各局，组成若干专业公司。第二步；各工业局、专业公司实行产品专业化。第三步；制定技术改造规划，尽快改变现在的技术落后状况。

会议提出了需要明确和注意的几个问题。1．市委的工作重点，要面向全市各行各业，突出的是为支援农业服务；为大工业生产服务；为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2．改组工业要与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相结合。城市工厂集中力量搞一些高精尖的产品，把一些简单的、适合农村社队企业生产(或加工)的产品、零部件分散到农村社队企业。3．市内区主要精力用于为群众生活服务，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问题。4．根据工业改组的需要，对有关的人员和设备进行必要的调整。5．试点问题，先在机械局和红卫区搞试点，取得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6．为保证工业改组的顺利进行，各区局和有关单位对人员、设备都要冻结，不准随便调动，调动了的要退回原单位。7．各区局和各单位要把工业改组和当前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

关于工业改组的领导问题。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成立市工业改组领导小组(即原市工业规划领导小组同时也是工业改组领导小组，并做进一步加强和充实)。张建尧任组长，张杰、郜永堂、石振魁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部室委办和各区都要抽人参加办公室的工作。各区局也成立相应的机构抓好这项工作。

9月3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了农田基本建设问题，要求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思想。为加强对农田基本建设的领导，根据省会议精神，成立市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由张铄挂帅，计委、工办、财办、农办、农林局、畜牧局、农机水电局的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工作需要确定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成立市种子公司和植保植检站。

会议同意拨出一部分耕地做集体养猪的青饲料基地。不仅郊矿区要养猪、养鸡、养奶牛，今后市内四个区和有条件的大厂矿也要养，以提高肉、蛋的自给率。

9月4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同意成立石家庄市筹备第五届河北省运动会部分项目领导小组，张平任组长，省体委副主任、石振魁、封云亭、王东臣、姚立国、肖野任副组长。

同日 市委召开“一批双打”经验交流会。各部、室、委、办、直属厂、矿院负责人、区、局属以上企业负责人和主管负责人及各进驻单位工作队负责人1300人参加会议。蔬菜公司等单位会上介绍经验，市委副书记张平到会讲话，会议强调各级领导要继续解决好对这场斗争的认识问题，亲自挂帅，亲自动手。亲自调查研究，亲自办案，亲临斗争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认真抓好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9月5日 石家庄市工建交、财贸系统1978年技术表演历时5个月胜利结束。市委、市革委举行总结发奖大会，向400名选手颁发奖状。

9月6日至12日 市委委托宣传部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市委副书记张平到会，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领导，把讨论作一项重要思想理论建设来抓，提到党委议事日程上来。

9月11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在烟台召开的全国卫生现场会会议精神汇报。讨论确定，本月15日召开全市卫生工作会议，公社和区属以上单位主管卫生工作的副书记或主任参加，传达贯彻烟台卫生工作现场会会议精神。

为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确定成立市四整顿(市容、卫生、交通秩序、环境保护)办公室，做为市委、市革委的办事机构。马文满任办公室主任。张忠之任第一副主任，四整顿办公室成立后，要立即开展工作，力争国庆节以前见成效。

9月12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经验交流会，华药等厂矿介绍了经验，会议总结了开展质量月的情况，要求全市各条战线，再加一把劲，坚决把产品质量搞上去。

9月15日 市委发出《关于当前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就8月22日省委听取石家庄市工作情况汇报后，按省委指示精神抓的几方面工作向省委作出汇报。主要有“一批双打”斗争；抓落实政策工作；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狠抓提高产品质量；努力搞好市场供应几个方面。

9月15日至19日 全市民兵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和省民兵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总结交流了石家庄市民兵工作经验。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代表市委就搞好民兵工作讲了意见。要求深刻理解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提高对民兵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要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市委常委、市武装部政委冯化南到会作《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民兵工作会议意见》报告。

9月18日 市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市委组织部关于撤销企事业单位革命委员会实施意见的请示。会议认为，撤销工矿企业、事业、生产大队、学校等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大队长、校长负责制，这是新宪法的规定，也是一项重大改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项工作涉及面较大，政策性很强，要本着既积极又稳妥的精神，把工作做细做好。各级组织部门要结合落实政策、“一批双打”和清查，做好干部的考察工作。强调选备好一、二把手，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分级去搞。履行报批手续。要抓紧时间，成熟一个，进行一个，力争在年底基本搞完。

会议讨论了关于石家庄市侨务机构的设置问题。确定建立市侨务处，恢复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侨务处和侨联合署办公，由市民政局代管，归口市委统战部。

9月22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万人大会，对柴晋川作为“四人帮”所谓“黑爪牙进行批判，并宣布依法逮捕。(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落实，予以平反)。

9月25日 市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调整市安全委员会的问题。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为切实加强对安全和工业卫生工作的领导，保证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实现，同意对原市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安全委员会，曹满贵任主任。

9月27日 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通知》。党组由崔志、苏德卿、王潼宾三人组成，崔志任书记。

9月28日 市委、市革委、市武装部举行庆祝会，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20周年。市委、市革委各部、室、各办和工、青、妇负责同志，各区、局直属单位领导及武装部负责同志1300人出席大会。

市委副书记张平讲话，强调深入贯彻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宣传大办民兵师的伟大意义，进一步提高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切实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按照民兵工作“三落实”的要求，全面加强民兵建设。

同日　市委召开结束红卫兵组织的工作会议。根据中发[1978]51号文件，批转共青团十大号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河北省委就红卫兵问题发出59号文件，明确指示认真作好结束红卫兵组织的工作，为此，市委召开会议，贯彻落实这一精神。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佟乐大在会上就市委如何作好这一工作讲了意见。10月17日，市委发出通知，印发了佟乐夫在会议上的讲话。

9月29日 石家庄市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召开，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市委研究制定了企业整顿规划，确定1978年、1979年两年分期分批把全市企业整顿一遍。年内共整顿189年企业，主要是与国民经济关系较大的重点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单位和问题较多的单位。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到会讲话中指出，企业整顿，重点是整顿好领导班子，要坚持边整建改，改破建立，努力实现今年建设大庆式企业规划。

10月8日 省委决定，甄三录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孟庆海任石家庄柴油机厂党委书记；免去赵国斌石家庄市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职务。

10月14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市工建交、财贸战线“质量月”活动授奖大会，表彰在“质量月”活动中优胜单位、集体和个人质量标兵。

10月16日 市委作出《关于恢复保密委员会的通知》。市保密由张平等8人组成，张平任主任，下设办公室。《通知》指出，凡设党委的单位，要建立保密委员会；设总支的单位，要建立保密小组；设支部的单位，要有专人负责保密工作；各级保密组织建会后，要立即对保密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通过检查，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一次保密教育，增强保密观念，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堵塞保密工作漏洞，杜绝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10月25日 市委、市革委召开2万人大会，为被迫害致死的市妇联主任朱琪平反昭雪。市委领导张建尧到会讲话对全市落实政策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要求各级领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砸烂林彪“四人帮”精神枷锁。消除余悸，坚持党性原则，出以公心。把落实政策工作做得更好。26日，市委、市革委为朱琪、王洋举行追悼大会。

10月26日至29日 市委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委领导在落实干部政策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和贯彻中央55号文件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委落实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联系石家庄实际进行了讨论。市委副书记张杰在会上回顾总结前一阶段工作之的后，针对差距，指出存在的问题，认为落实政策任务很大，要求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抓紧抓好这一工作，讲话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对当前落实政策中几个重点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一、要重点要抓好干部政策的落实；二、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三、要关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首先抓紧解决用非所学的问题；四、要关于“文化革命”中形成档案材料的审查处理；五、要抓紧关于对右派摘帽人员的安置和改正问题；会议强调提出要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

10月 市委、市革委召开贯彻国务院104号文件试点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省委、省革委指示，布置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两个暂行办法的试点工作。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到会讲话。

11月6日至7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工业改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搞好工业改组的意见。会议认为，搞好工业改组是高速度发展工业生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步伐的需要，势在必行，一定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要求把这项工作做好。在工业改组中，一定要多调查研究，多报告、请示。要学习、运用北京关于工业改组的经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搞好。会议还认为，工业改组，应当是尽量减少层次，充实基层，逐步建立起精干的管理机构和领导班子，解决领导带头和管理分散的问题。关于按照专业化的原则组建工业公司或总厂的问题，一定要积极慎重。避免盲目地一下了把面铺得过大，成立得太多，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在改组中。要尽量减少对干部的工作调动。注意安排好当前的生产，尽量使生产和各项工作少受影响或不受影响。市内四个区，把工业交出去以后，主要精力要放到政权建设和组织好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

会议根据国务院169号和省革委151号文件精神，确定成立市秋菜收运供应会战指挥部。李如双任总指挥，崔双增、何济海任副总指挥，指挥全市做好秋菜，特别是冬贮菜的收购调运和供应工作，以解决市场和人民的冬季吃菜问题。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成立市委政法领导小组。张平任组长，崔志、刘秉衡、傅训庭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11月11日 市委召开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和市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汇报会，讨论分析全市“一批双打”斗争形势，部署下一级工作，强调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指导，把这一斗争搞深搞透搞彻底，结合搞好其它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张铄到会讲话。

11月15日 市委向省委作出《关于刘殿臣问题的调查报告》。市委根据省委领导指示，与省委组成调查组对“造反派”头头刘殿臣的问题进行初步调查，认为问题实属严重，经常委研究，同意调查组建议，免去刘殿臣一切职务，回石家庄棉纺一厂检查交待问题。

11月15日至22日 市委召开学习座谈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讲话和省委负责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对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形势的认识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室、委、办、各区、局和直属大厂、院校的重要领导和部分厂矿企业工作队队长，共130多人。

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根据会议座谈情况和市委研究的意见，到会讲话。提出砸烂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彻底解放思想。讲话中说，现在解除思想障碍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理“文革”中的打、砸、抢问题。市委根据中央48号文件精神，对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马福全进行了清查处理，最近，报省委批准免除了其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职务，已免除刘喜来、周绍印、李启发等人市委、市革委委员、市革委常委职务；经过市委调查，报经省委批准，免除调省工作的刘殿臣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向群众检查交待问题。

会议还提出解放思想要消除余悸，大胆实践，认真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要群策群力，多想办法，想好办法，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鼓足干劲，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

11月18日 市委、省国防工办党组致信17所党委及全体职工，对1976年清明节前，17所广大职工到烈士陵园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行为给予肯定，对“四人帮”一伙干扰影响下，市委对悼念周总理送花圈的同志进行劝阻、批评、指责、追查的作法承认错误，并对被批评、指责、追查的同志给予平反。

11月19日，市委作出决议，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石家庄市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和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对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市委对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和同志作过的指责、追查、批评、劝阻予以承认错误，为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

11月21日 市委召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78]44号，河北省委[1978]85号文件，深入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动员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委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整顿财经纪律的意义、方针和政策。市委决定，即日到1月中旬结合“一批双打”，在全市召开一次财经纪律大检查。

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结合全市情况讲了几点意见。一、认真学好中央44号和省委85号文件，进一步提高整顿财经纪律重要性的认识，二、立即行动起来，全面深入地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三、一定要加强对财经纪律大检查的领导。12月19日，市委发出《关于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落实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市委决定成立财经纪律检查验收团，领导财经纪律检查验收工作，市委副书记李如双任团长，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石振魁任副团长；《通知》就检查验收的内容和时间方法作了明确和部署。

11月21日 市委在市房管局召开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现场会议。会上，市房管局为迫害致死的宋立民平反昭雪，并依法逮捕了三名打砸抢分子。市委副书记张平到会讲话，就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和清查打砸抢步伐讲了几点意见。讲话中说，两个月来，石家庄市落实政策进展比较快，解决了一大批问题，但不能估计过高，落实政策任务还很大，还很艰巨，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有很大差距。当前，落实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做得不好或者做得很不好。张平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大大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应当看到，全市落实政策任务的艰巨性与迫切性，多少年来，在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各级领导人、各条战线的骨干分子，残遭打击迫害，许多人冤，党的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遭到极大摧残，革命事业受到极大损害。“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有×××多人，遣反下放的×××××人，逮捕、判刑、劳改、拘留强劳、定性的××××人，受党纪律处分的干部××××人。这些案件，都需要全面地，逐个地进行复查，现在，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实际上已超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界限，“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诉案件，也大量提了出来。今后的工作量还很大，任务还很艰巨，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我们各级党委，必须大力加强领导，抓紧工作，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取尽早完成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讲话提出要全面理解中央[1978]48号文件，加快清查打砸抢分子的步伐。

11月25日 市委发出《关于召开1978年度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对搞好大庆式企业的检查验收及评比选树活动作出具体规定，并要求各单位抓紧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6日 市委同意，程振鹏任石家庄市教育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免去齐光灿市教育局局长职务。

11月27日 市委发出关于学习省委理论座谈会上，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话，并将讲话传达到全体干部。

同日 省委通知，省委同意免去马福全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职务。

11月27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一、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石家庄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张建尧任主任，张杰、段焕商、李英林任副主任，聘请省建委王子兴为顾问，郭浩之等15名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张忠之任办公室主任。

会议讨论了建委关于1979年城市维护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讨论了贯彻落实省住宅建设会议精神的措施。会议认为，从中央到省委都非常关心城镇住宅的建设问题，要重视起来，认真把这项工作抓好。确定：1．最近召开一个适当范围的会议，传达贯彻省这次会议精神。2．成立住宅建设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由张杰任组长兼总指挥；3．要考虑长远，狠抓当前，特别是抓好今年已经批准建设的职工住宅，力争多完成一些并做好明年的规划，为明年大上做好准备。

11月29日 市委同意，邢绍彬任市革委外事办公室主任，高淑女任石家庄市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12月8日 市委同意中共石家庄市水泵厂八届委员会由殷家夫任书记。

12月11日 市委发出《关于转发＜中共石家庄市妇联党组关于召开市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2月14日 市委发出《关于结合各项工作分期分批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安排》的通知。市委决定从是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整个运动要揭批“四人帮”为纲，把“一批双打”，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整顿领导班子和整顿企业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运动，用搞“土改”“四清”那样的声势和劲头，力争在两年内搞好。《通知》就指导思想、安排部署、方针、步骤作了部署。

12月16日 市委发出《关于批转市委“一批双打”办公室＜关于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来源：新华出版社, 1997年3月内部出版。


襄樊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中共襄樊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9.03.00



七、“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


1966年


5月4日 湖北省委向全省党员、干部发出向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梁彦斌学习的号召。省委要求全省党员、干部，都要以梁彦斌为榜样，学习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学习她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学习她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学习她密切联系群众，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梁彦斌是襄樊棉织厂党支部书记。

5月8日至21日 襄阳县举办区、社、大队、生产队各级领导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1．5万多人。

6月13日 随县洪山区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培训班举行宣誓大会。2000多人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在此蹲点的省长张体学和洪山区社教分团的领导也参加了大会，并同群众一起举手宣誓，齐声高唱《东方红》，高呼革命口号。张体学还在誓师大会上讲了话，并亲自给到会的辅导员每人赠送一套“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6月15日至22日 地委组织随县洪山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分别到各县(市)向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集训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以及专县(市)直属机关的国家干部、工矿企业职工等作了学习辅导报告。参加听报告的有10万多人。

6月 襄阳地委决定成立地委文化革命小组，由郑少波、陈金声、张化普、秦志维、张桓、向忠银、冯月梅、晁岱耀组成，以郑少波为组长，陈金声、张化普、秦志维为副组长，文化革命小组设办公室，张桓任办公室主任。

7月中旬 枣阳县发生药油中毒事件，中毒10万多人，地委发现这一事件后，马上派出工作组前去调查，并采取了坚决措施，收回全部药种、药油。中毒者经抢救全部脱险。

8月5日 为加强对农业、交通工作的具体领导，襄阳专员公署决定成立经济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专署。

8月14日 中共襄阳地委发出关于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4日 襄樊市1．1万多名男女民兵，在毛主席7月16日再次畅游长江的鼓舞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横渡汉江演习。上午七时四十分开始，十二时结束。襄樊市象这样大规模横渡汉江还是第一次。

8月19日 襄樊地区近五万群众，分别在襄阳、樊城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欢呼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群众。并以大会全体群众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8月下旬 襄樊地区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襄樊五中成立。23日下午，“红卫兵”向地委送了喜报和决心书。

9月17日 襄樊地区7000多名红卫兵和广大师生在反帝运动场隆重集会，庆祝襄樊地区红卫兵总部成立。中共襄阳地委、襄阳军分区、中共襄樊市委和襄樊市社教工作团负责人出席大会。襄樊地区红卫兵总指挥部是由襄樊一中、三中、五中、襄阳农校等21个学校的革委会和红卫兵负责人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的。

9月29日 襄樊市红卫兵纠察队在襄樊五中成立。

10月11日至15日 专署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全区工商行政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和省指示精神，对市场管理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清理公私合营人员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对清理整顿合作商店、小商小贩也提出了具体意见。

11月14日 襄阳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12月22日，专直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兵”成立。1967年1月1日，“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军”成立，紧接着“毛泽东思想农民赤卫军”、“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路线红卫兵”、“工人造反军”、“红卫军”等造反组织相继成立。1966年12月以后，襄阳地区16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夺了地委、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

12月9日 襄樊地区“红旗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襄阳专署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襄阳地委、襄樊市委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12月12日 “毛主席的红卫兵襄樊地区总部”在襄樊市人民剧院举行成立大会。地、市委负责同志，襄樊地区各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以及外地赴樊进行串连的红卫兵出席了大会。

12月13日 “襄樊地区‘井冈山’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襄樊地区‘一二?九’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在襄阳专署大礼堂举行成立誓师大会。

1966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128，88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国民收入为85，069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达92，466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为112，74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8，224万元，农业总产值为94，524万元。


1967年


1月28日 地直造反组织在樊城广场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夺地、市委的权，并将地、市主要领导头戴高帽在襄樊两城游行。

2月4日 襄阳地委机关“红色造反者”在专署大礼堂召开斗争地委书记焦德秀大会。2月12日，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在襄城反帝广场又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斗争焦德秀大会。

3月3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襄阳地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汪立进任主任。下设农林水、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办公机构。办公地点设在原地委办公室。

3月17日至19日 襄阳军分区举办地专直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学习毛主席著作训练班。地专直84个单位，119个革命群众组织的180多名代表参加了训练班。

3月26日 襄樊市人武部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职工、农民、师生、民兵和机关干部共4万多人。会后，举行了游行。

7月11日上午 解放军7212部队排长董新月由襄城乘轮渡去樊城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当船行至江中，发现一木船受伤的群众，董新月前去抢救，当距樊城河堤约50公尺时，突遭市面粉厂据点机枪、步枪的射击，董新月中弹牺牲，战士张传厚左眼被打伤致残。

8月3日 张平从北京控告回来后，在中心联络站与赵义民等人策划，张大肆散布北京所谓揪四个一小撮活动，确定当前运动重点是揪军内一小撮，目标集中搞军分区，策划成立“彻底摧毁襄阳军分区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火线指挥部”，由张平任指挥长，刘广志、胡义善分别任副指挥长，第一步，先由第一、二、四、五中学，卫校、气校和襄师以所谓“支左办公室”、“支左领导小组”名义强占军分区办公大楼；第二步，“火线指挥部”在军分区大门口搭帐棚，树旗帜，架广播进驻军分区；第三步，派人在军分区机关内搞策反活动，“致军分区干、战的公开信”公开煽动干部、战士起来“造分区党委的反”；第四步揪斗军分区领导干部，至此军分区机关瘫痪，破坏了三支两军工作。襄樊地区先后揪斗军队干部战士337人，其中团职干部47人，有63人挨打。

8月5日 襄樊地区造反组织集聚2万多人在襄、樊两城举行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首都红代会赴襄战斗队，武汉三钢、三新、三联赴襄战斗团，也参加了纪念大会。襄樊一中红旗，地专直红色造反兵，地委井冈山、红旗和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赴京归来控告团等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

8月14日 王松山、黄宗佩带一百余人冲击襄樊市人武部，砸开武器仓库，抢走各种步枪1300多支，各种子弹600多万发。此后，襄阳地区先后发生24次强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事件，仅抢走军分区、市县人武部各种步枪7600多支，机枪350多挺，冲锋枪250多支，手枪180多支，炮60门，手榴弹20万枚，各种子弹800多万发。

9月8日 襄阳地区斗批改联络小组成立。该小组由解放军3947部队、襄阳军分区、武汉钢工总襄樊战斗兵团、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军、毛泽东思想农民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专直红色造反兵、地委机关井冈山、专区公检法红司、襄阳地区革命干部联络站等单位联合组成，12日正式办公。

10月14日、15日晚 襄樊地区4万多人分别在襄、樊两城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来樊开展“三支”、“两军”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212部队。

至年底 全区发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22万套，三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372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20万册，“老三篇”、“新五篇”以及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760万册，总计发行1240多万册。

1967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35，683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88，299万元、97，632万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7，651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813万元，农业总产值为97，838万元。


1968年


1月 襄阳地区由湖北省军区、襄阳军分区、襄樊市人武部批准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165个。

2月9日 襄阳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襄阳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常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时开学。襄阳军分区政委、襄阳地区革委会主任蔡德清等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2月20日 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和襄樊市革命委员会在樊城人民广场隆重召开“襄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围剿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誓师大会”，2万多名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3月15日 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整党建党学习班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县、区和专直属系统整党工作的负责同志和造反组织负责人，共200多人。

3月20日至21日 襄阳地区召开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革委会、人武部以及专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措施，决定成立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由革委会的政法组、生产组和工代会、红代会工商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

3月30日下午 襄樊地区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和机关干部4万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军队干部。军分区及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人们誓死保卫毛主席，彻底粉碎“翻案复辟黑风”。

至3月 襄阳地区8县1市，已有5县1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3个县正在积极筹备中，全专区共有88个区，已建立革命委员会有46个，508个公社，已建革命委员会有416个，其余厂矿、机关、学校也都相继建立了革委会。

4月2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在襄樊市召开节约闹革命会议。专、市、县节约闹革命小组负责人、专直各主管部门的财务负责人，以及中央、省驻襄樊地区的负责人共64人参加了会议。国务院节约闹革命工作组陶省隅和省节约闹革命工作组沈朝选分别在会上作了指示，省革委委员、襄阳地区革委常委刘焕祥也到会讲了话。会议认为，要贯彻执行好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和中央指示，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少而精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确定一位常委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各单位都要迅速建立节约闹革命经济监督小组，既监督本单位的财务开支，又负责领导所属基层单位节约闹革命的工作。

4月份 在原市商业局长单兴成的鼓动下，借口《襄江报》问题，由黄宗佩调张永善持枪带60多余人，冲击地区革委会，殴打值班常委肖运祥及工作人员。在这一事件影响下，地区革委会先后受到水利三团、耕师、电厂等单位的冲击，任意抓走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严重的破坏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秩序。

4月30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在全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城乡各战线的基层单位，普遍开展四好单位、五好职工和五好社员活动。开展四好单位的具体范围是：一、各级革委会，地区革委会各小组，县(市)革委会各大组，区(镇)革委会机关；二、地县(市)区(镇)社革委会所属各战线的基层单位；三、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城镇的街道。

6月3日 两个造反派组织持械武斗。汽车分局刘增胜等人，把张永善、彭光成抓至汽车大修厂进行殴打，被电力公司供电所、市一中知道后，数百人围攻大修厂，从此，双方武斗逐步加剧，时间长达27天，群众被打伤122人，打死84人，部队在制止武斗中被打伤9人，打死2人，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损失巨大。

6月7日 刘德华、李青山、金家祯等30余人武装强占火车站服务大楼，造成三次停车事件。汉丹线积压700多个车皮，仅樊城站积压400多个车皮不能卸车。刘德华等占领服务大楼后，每天火车一进站就向站内开枪，打伤旅客3人，打死8199部队一执勤班长。

7月15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和支左领导小组为贯彻执行省革委会、省军区“七?一三”紧急指示，采取七项措施，主要内容是：停止武斗，限期上交及收缴一切武器装备，恢复交通、邮电通讯等。到8月，襄阳地区基本上刹住了武斗歪风，恢复了交通、轮渡、邮电、通讯，恢复了生产，收交各种武器装备3000多件，其中步枪2008支，短枪200多支，机枪40挺，炮4门。

10月5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在全地区开展“斗、批、改”工作，“斗、批、改”的中心环节是清理阶级队伍。

10月21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转发湖北省革委会鄂革[1968]77号文件，文件同意暂时停止执行退休、退职后子女顶替以及因工或非因工死亡吸收其子女参加工作的方法，今后中央有新的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职工子女的劳动问题，应根据国家需要，按照党的政策，由各市、地区、县(市)革委会统筹安排，对于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中个别生活确有困难又无依靠的，按照国家政策进行社会救济。

11月2日至25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市革委会委员，各县革委会常委、相当县一级的工厂、机关、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等1100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和省革委扩大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取缔“北斗星学会”、“决派”组织，查封《扬子江评论》。

11月28日 地、市革委会和襄樊驻军领导机关联合召开欢送大会，欢送襄阳地区第一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会后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游行。首批工农宣传队驻进襄阳师范学校。

11月28日 地、市、县革委会和襄樊地区广大军民到襄樊火车站迎接襄樊地区第一期贫下中农赴大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学员。当日晚，又召开了“热烈欢迎我区赴大寨学习的贫下中农代表胜利归来大会”。

12月1日 武汉市分配到襄阳地区的首批知识青年900余人到达随县、枣阳、襄樊等地。12月2日，襄阳地、市、县革委会，在樊城人民广场联合召开有3万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12月19日和20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襄樊驻军和襄樊市革委会，分别在地区革委会礼堂和樊城人民广场，举行欢送襄樊地区首批千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会。20日，襄樊市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乘专车离开襄樊，奔赴南漳、谷城两县农村。

12月23日 历时9天的湖北省农村教育革命经验交流大会在枣阳闭幕。枣阳县双河公社、谷城县红旗公社、宜昌龙泉公社龙泉大队和谷城县革委会分别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农村教育革命的经验。

1968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24，799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82，721万元、89，914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为108，48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6，264万元，农业总产值为92，224万元。


1969年


1月4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和襄樊市革委会在樊城人民广场举行五万人欢送大会，欢送第二批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这次进驻的学校有襄樊五中、四中、一中、三中。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1月6日 襄阳地区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赵清奎、付士英、范伟学、路长贵、王耀、陈顺进、许世平、陈金声、郑少波等9人组成，赵清奎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一个办事机构。

1月10日 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召开欢送大会，欢送第三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文化、卫生单位，指导斗、批、改运动。这次进驻的单位有市京剧团、曲剧团、说唱团、中医院、市医院。

1月 全区整党建党工作开始，由点到面，逐步分批展开，全区6035个支部，首批开展整党建党的4365个，到1970年4月止，整建后建立党支部165个，建立公社党委16个。

2月11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襄樊市革委会、襄阳驻军和群众1000余人，在襄樊京剧院隆重举行欢迎大会，热烈欢迎襄阳地区县以上领导干部从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胜利归来。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原襄阳地委书记焦德秀等。

4月1日 汉江六一二大桥提前半年胜利建成，桥长1600多米。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为大桥建成试车剪彩。

4月2日 襄樊地区13万军民在樊城人民广场举行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5月1日 襄阳地区丹江口渠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天，丹江口工地、苏家河工地、孟桥川工地分别举行了开工典礼。

8月5日 根据省革委会鄂革[1969]第61号文件的精神，为了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地区革委会决定成立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组长苏斌，副组长张平、付士英、秦志维。并要求各县(市)也立即成立领导小组。

9月11日 襄阳地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成立，由赵清奎任组长，焦德秀、李子君、魏家祯、阎桂山任副组长。随后各县(市)革委会都成立了相应组织。

9月22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根据省革委会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精神，为了加强对整党建党工作的领导，经地区革委会常委会同意成立地区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成员有蔡德清、赵清奎、焦德秀、李子君、路长贵、张平、肖远祥，蔡德清任组长，赵清奎、焦德秀任副组长。

10月7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区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热潮。

11月26日 地区革委会决定成立地区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高金锡、张安文、陈顺进和每期各县(市)带队领导组成，高金锡任组长，张安文、陈顺进任副组长。

12月30日 襄阳地区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地区大礼堂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1014人，地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蔡德清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分区司令员赵清奎致开幕词。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焦德秀作总结报告。这次大会历时11天，于1970年1月9日闭幕。

1969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31，611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86，424万元、96，027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为115，068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0，676万元，农业总产值94，392万元。


1970年


4月21日 襄阳地直单位召开1969年度四好单位、五好职工授奖大会，分别授予12个单位和345位个人四好单位和五好职工奖状。

4月26日 四○二○大桥举行隆重通车典礼，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为大桥通车剪彩，省革委会代表赵修到会祝贺。该桥建桥用时171天，按常规需二、三年时间才能建成。

4月 湖北省委同意成立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蔡德清、赵清奎、焦德秀、韩永昌、陈金声、李子君、王耀、郑少波、成玉明、黄若水、刘传贵等11人组成中国共产党湖北省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蔡德清任组长，赵清奎、焦德秀任副组长。

5月初　遵照中央精神，地区革委会对所属工作机构进行调整。调整后设四组一办(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国防工业办公室)，下辖一委十一局，人员定编300人，是地区原党、政、群干部总数的25％；暂配备178人。革委会机关原有工作人员216人，留在机关工作的161人，调到基层单位或到临时工程工作的23人，调到“五?七”干校的28人。各单位在5月10日前开始办公。

5月21日 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将襄阳地区原党政群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为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设政工组、生产组、办公室。校部干部编制15至20人，学员实行连队建制。

7月16日 襄樊地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和革命干部120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横渡襄江，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

7月中旬 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全区贯彻中央“二?五”指示政策座谈会。从8月上旬开始，全区掀起了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高潮。首先，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举办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400多期，组织业余宣传队8．7万人，组织9500人的“三宣队”进驻1920多个单位，在各条战线展开了一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群众运动。

9月7日 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经研究同意，由张金芳、罗清波等253位干部第一批下放农村插队落户，这批干部编为2个连7个排，张金芳、周万年任连长，罗清波、周传金任政治指导员。不久，这批干部先后回机关分配工作。

至9月 襄阳地区水利建设掀起新高潮，投入劳力32万人，动工15500多处，其中大、中型重点工程25处，已完成大塘小库、韨坎、引水渠5203处，平整土地、改水田108000亩。

10月30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地区、襄樊市、襄阳县革委会机关和直属单位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至11月　自全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揭发出“十种人”线索12481人。立案8816人，基本查证落实4940人。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线索26699人，总金额1086万元。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粮票1931000多斤、布票224169尺、油票20360斤，基本查证落实的8918人，金额3225000多元。全区经济退赔14214人，金额为236万多元，粮票47万多斤，布票28000多尺，油票2800多斤。

12月10日　襄阳地区第二届、襄阳军分区第五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战士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各条战线的代表2194人参加了“两代会”。

1970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60，73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93，253万元、105，969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为128，912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30，510万元，农业总产值98，402万元。


1971年


1月 为尽快落实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襄阳地区血防小组要求疫区做到：①固定领导，专人负责，要求县、区、社有一名负责同志专管区、社、大队；②重新部署，固定足够劳力组织打好歼灭战；③血防工程所需材料，应本着节约原则“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发动群众，土法上马，不足部分由地区适当解决；④各县对血防工作的措施和血吸虫病消灭后的情况，县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专题报告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2月9日至14日 地委召开开门整风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县、市、地区革委会机关各大组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原地委部分成员、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共52人。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学习了中央1970年57号文件，酝酿协商了新地委候选人名单，为召开全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2月20日　为了狠抓路线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本年度对公社以上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分期分批进行轮训，第一期学习班于当日开学。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襄阳军分区司令员赵清奎出席开学典礼。

3月16日至18日 襄阳地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606名，因病因公缺席20人，实际出席586名，代表大会于17日晚选举产生了中共襄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地委由46位同志组成，推选蔡德清、焦德秀、赵清奎、韩永昌、王耀、成玉明、耿挺、郑少波、刘传贵等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蔡德清为书记，焦德秀、赵清奎为副书记。

4月1日 襄阳县伙牌公社襄郜大队举行纪念毛主席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一文撰写按语发表16周年。襄阳地区革委会、襄阳军分区和襄阳县革委会、人武部及当地驻军首长参加了纪念大会。

4月 襄阳地委决定，建立襄阳地区“五?一六”、“北、决、杨”专案小组。专案小组由成玉明、郑少波、刘传贵、张福、李呈样、郭玉山、郭清林组成，成玉明为组长，郑少波、张福为副组长，专案办公室设在襄阳地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春 地区对各县、市粮食征购任务作了一次调整，原分配定购基数6．2亿斤，一定五年不变，“购回”0．3亿斤任务分配到县，各级不准层层加码。经济作物区，对粮食自给有余的生产队，应分配粮食定购任务，夏余秋缺，全年算帐不足或仅能自给的生产队，不要分配粮食定购任务，不足部分按政策规定合理安排、定销，坚决保证经济作物区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粮区的标准。

8月19日至26日 地委召开全区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常委)，农林局负责同志，部分先进大队的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50人。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根据中央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总结交流了全区“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部署了今后农村工作。

9月初 为加强对“一打三反”运动的领导，地委常委会议决定正式组建“一打三反”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分为运动、调研、审批、“5．16”专案等4个小组。

9月 为了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根据省革委会[1971]161号文件要求，地区决定成立由王耀、李呈祥、王利华、宫颖超、王哲民、陈润清、温光明等组成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王耀为组长。

11月1日 襄阳地区革委会再次调整工作机构。调整后设：中共襄阳地委组织部、宣传部、襄阳地区工农青妇联合办公室，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文教办公室、政法办公室、中级人民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局、物资局、文化局、教育局、卫生局、体育运动委员会、林业局、农业机械管理局、气象局、地质局、基本建设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党校。撤销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及其所属各组和民政卫生局、文化教育局、体育局、林业特产局、计划委员会科技小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襄阳地区气象台。

从11月1日起　襄阳地区执行新的农村留用口粮标准，坚持轻灾照购、重灾双减(任务、口粮)、增产增购、购四留六的原则，不同地区的留粮标准，有所区别。平原、丘陵地区口粮，每人每年最低340斤，一般360斤，最多不得超过420斤，达不到340斤的，国家供应到340斤；大山区口粮，每人每年最低320斤，一般340斤，最多不超过380斤，达不到320斤的，国家供应到320斤；棉花及其他经济作物区口粮，要坚决保证不低于邻近产粮队的口粮标准。凡实现粮棉双高产，超额完成棉花收购任务的队，口粮标准可适当增加一点，但最多不得超过420斤，完成粮棉生产任务的生产队，口粮360斤，产量低，完不成粮、棉生产任务的生产队，口粮最低340斤。完不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队，平原、丘陵地区口粮应低于360斤，但不低于340斤，大山区不低于320斤。

1971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169，57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国民收入97，584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13，470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35，303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9，378万元；农业总产值95，925万元。


1972年


5月 根据省委指示，老河口划为地辖市，将白蓬区童营公社的五星、红旗、桃花、燎原、东风5个大队和光化公社的新光、新丰、先锋、裕丰、炬光、炬丰、群利7个大队共12个大队划归老河口市。老河口市时有面积为5．78平方公里，这12个大队划入后，面积为29．27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79916人。市下辖5个公社，其中郊区2个，城内划3个。

7月1日 引丹渠道清泉沟隧洞工区因突然降落倾盆大雨，山洪暴发，隧洞落水，发生了一场极为惨痛的重大伤亡事故，溺死62人(男30人，女32人)，受伤102人(其中伤势较重的16人)，隧洞里面的机械设备全部被淹，损失极其严重。险情发生后，工地指挥部立即组织抢救，并向地委报告，在当地机关、部队、厂矿和社队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及时组织抢救，绝大多数受灾的工人、农民、民兵、干部安全脱险。

7月30日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抗灾夺丰收动员大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工人组成抗旱宣传队和机械维修小分队，深入到全区旱情严重的地方，与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抗灾夺丰收。

12月 地委书记蔡德清调回军队工作，廉希圣任地委第一书记，李俊任地委书记。

1972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70，95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95，905万元、110，236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为139，23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6，684万元，农业总产值为92，546万元。


1973年


3月24日至4月4日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分析了农村形势，总结交流了批修整风运动的经验，研究了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部署和作法。

4月5日至9日 共青团襄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8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还邀请了部分老红军、老干部、解放军英雄模范和工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参加大会，红卫兵、红小兵和超龄离团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地委第一书记廉希圣、书记李俊在会上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襄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通过了给全区共青团员、青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封信。

4月17日上午 襄阳地委、地区革委会在地区礼堂举行了欢送襄樊市第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上山下乡的四中、五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学生家长代表、教师代表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地委、地革委、市委、市革委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后，十辆满载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汽车，经过襄城主要街道，开赴乡村。

4月12日至16日 襄阳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850人。大会选举产生襄阳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和出席省第三次妇代会代表。省妇联副主任宫颖超、地委第一书记廉希圣、书记李俊先后在会上讲话。

5月 根据中央[1973]17号文件和省委工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地委决定成立襄阳地区工会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李俊、刘传贵、张晓初、葛景炎、胡运新、郭清林、秦志维、逯刚、白长见、肖远祥等13人组成。李俊任组长，刘传贵、张晓初、胡运新任副组长。

8月10日 地委成立“中国共产党襄阳地区委员会工交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襄阳地区委员会农村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襄阳地区委员会财贸政治部”。上述各部与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交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合署办公，不另列编制。具体任务是分别负责地直归口各局、委及所属企事业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

9月19日至23日 地委召开地直单位党员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参加大会的党员干部1600多人。

10月8日至17日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和两级军区战备工作及民兵组织训练会议精神，经地委同意，军分区召开了战备工作、民兵组训会议。到会的有县、市人武部的领导同志，分区机关的部、科、独立营、教导队的负责同志共99人。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9月11日关于《认真检查落实几项战备工作》，中央军委8月17日关于《加强战备、严防苏修挑衅》的指示和两级军区战备工作会议、民兵组织训练工作会议精神，省军区陈政委汪副司令员参加会议并讲话。地委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并到会讲话。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抓好战备思想教育；(二)搞好民兵建设；(三)搞好襄樊市防卫建设；(四)加强重要目标守护；(五)搞好战备通信和交通运输保障；(六)加强对战备和民兵工作的领导。

10月22日 河南郑州纺建公司华汰(公司党委书记)、杨振峰(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行4人来到襄樊棉织厂，召开在襄棉施工的纺建职工和部分群众的大会，华、杨在会上讲了“河南形势”和为163名“五?一六”平反问题。23日，他们又到湖北化纤厂工地活动，召集“五?一六”平反对象开会，找原受处分的人谈话，找专案人员和中层干部谈话，并于26日召开了在樊的纺建全体职工大会，宣读了为163名“五?一六”等5个平反决定，引起纺建队伍思想混乱。市公安机关于27日凌晨对华、杨进行拘留审查，29日澄清身份，经做工作后回河南。事情发生后，一些群众到地委集会，在厂内到处刷写“强烈抗议”等大幅标语等。11月3日地委工作组进厂，事态逐步稳定下来。

12月13日至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省委书记赵辛初、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朱业奎陪同下，来樊检查指导工作。陈永贵在樊期间视察了八县一市。

12月21日下午5点半 在随县天河口水库东湾渡槽施工的民工，浇筑19号边墩混凝土时，发生模型板胀裂，脚手架倒塌，当场砸死砸伤正在施工的厉山区宇宙、灯塔、星炬等大队民工39人，其中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22人。事故发生后，县委常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干部和医护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对伤员进行抢救，并对伤亡人员家属进行了慰问和抚恤。

1973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12，62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119，206万元、135，461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78，454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63，328万元，农业总产值为115，126万元。


1974年


2月 襄阳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参加大会的有贫下中农代表，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代表，还有地、县、区、社四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共1400多人。会议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分析形势，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找出差距，讨论1974年任务。同时还研究了贫下中农协会的工作，选举产生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

6月15日 湖北省中学生排球运动会在襄樊隆重开幕。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有武汉市、黄石市等7个市和地区的27个男、女代表队，共有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373人。大会组委会主任、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地区体委主任王金庚讲了话。

7月 丹江渠道主体工程胜利竣工通水。大渠全长150多华里，支干渠有6条，长达500华里。沿渠大小建筑物有640多处。全部工程建成后，可灌光化、襄阳两县北部的220万亩农田。

8月9日至18日 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地革委负责同志，各县(市)、区(镇)委书记以及地、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先进单位的代表共400多人。会议着重研究了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发展速度问题，还讨论了秋播、分配等农村工作。

8月31日 湖北省革委会在襄北排子河渡槽进水口，举行引丹工程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姜一、省革委会副主任朱业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市)、县(市)委书记，受邀请的支援单位代表和工地全体指战员以及附近群众共2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姜一为通水典礼剪彩。

9月24日 襄樊市委隆重召开欢送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大会，14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襄阳、谷城、宜城农村插队落户，地、市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大会。25日上午，襄樊市3万多群众夹道欢送这批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

秋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由学校组织改为由学生家长工作单位(居民以公社、街道为单位)组织下乡。各单位(或战线)固定下放地点，并派干部带队。在形式上可以到农村插队落户，可以“户口在队，集中办场”，可以试办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场)，也可以分配一部分到国营农、林、牧、渔场。

冬 全区百万大军掀起声势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大打治山、治土、治水的人民战争，至12月中旬，全区平地改土19万多亩，开荒、治河造田扩大面积1．8万多亩，“三治”工程完成土石3642万多方，比去年同期多1600多万方。

1974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30，20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121，455万元、139，603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92，44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2，263万元，农业总产值为120，186万元。


1975年


1月　全区地、县、区、社万名机关干部，先后到农村蹲点劳动。1月11日和12日，地委常委除一人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同志带领450多各机关干部，到保康、襄阳、枣阳、随县、宜城、光化等县社队蹲点劳动。

4月 中共襄阳地委保密委员会成立。沈汉民任主任，谢传纪、王禹久任副主任。

5月16日至20日　襄阳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674人。这次大会通过了《襄阳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倡仪书》，选举产生了襄阳地区贫下中农协会第一届委员会。

8月4日至9日　襄阳地区普降暴雨，相当一部分农田受渍、受淹。为此，地委于8月11日召开电话会，号召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坚持抗灾斗争，开展生产自救。随后，地委又组织800多名工作队员奔赴襄阳、谷城、保康、南漳、宜城等县灾区，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10月27日至28日 中共襄阳地委召开常委会，认真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29日，又召开动员大会和地委、地革委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参加动员大会的有地直机关干部、军分区指战员共4500多人。

冬 全区90多万劳动大军奋战在3300多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至11月28日，全区完成土石方2400多万方，完成工程1200多处。

1975年 全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61，669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130，435万元、155，280万元。工农业总产值为211，93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94，121万元，农业总产值为117，818万元。


1976年


4月至7月 襄樊市先后有8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当工人、社员和营业员，与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努力和群众划等号。其中有市委常委，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干部115名。

4月10日 襄阳地区暨襄樊市、襄阳县党、政、军8万多人在襄樊市人民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项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后，举行了游行。同日，其他县共20多万军民也举行了集会游行。

4月18日至30日 “全国体育摄影展览”在襄樊展出。

5月7日 地委五七干校全体学员和职工隆重集会，庆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10周年。地委五七干校自1970年9月28日创办以来，已有2000多名干部到干校学习、轮训。

5月16日 地直及县、市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10周年。

5月16日至20日 地委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几年来全区已有6．8万多名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7月16日 全区军民举行集会和万人横渡汉江活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

9月4日　1976年全国重点业余体校足球赛(襄樊赛区)在襄樊开幕。地委、地革委、襄阳军分区等有关负责人出席大会开幕式。来自10省(区)7个民族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襄樊后，顿时，襄江两岸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学校到部队，行人肃立，车船停驶，飘扬在襄樊上空的千百面五星红旗，下半旗志哀。9月11日下午，地委、地革委和襄阳军分区领导机关在地区大礼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地委、地革委、军分区党委及地直各部门送了花圈。18日下午，襄阳地区暨襄樊市、襄阳县党政军机关和各界群众16万多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襄樊市人民广场，襄樊两城设有365个分会场。大会收听了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


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 编著
2001.03.00


1966年 (5月～12月)


提要


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制定与发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式发动。6月初，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影响下，驻济各高校纷纷贴出矛头指向院校党委的大字报。8月中旬，全省红卫兵运动兴起，全省各地派别林立，社会出现混乱，武斗不断发生。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并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6月1日～3日 驻济部分大专院校出现大字报 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当晚，驻济部分大专院校学生贴出了支持聂元梓及揭发、督促本院校党委的大字报。翌日，全省大专院校学生纷纷贴出矛头指向院校党委的大字报。至6月3日上午，山东师范学院已贴出大字报2000余张。3日下午，山东大学贴出了两种倾向的大字报：一种是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一种是提出“保卫学校领导，保卫成(仿吾)老，保卫孙(汉卿)书记，学校党委不可侮”。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生自动组织集会进行演讲。

6月 省委向大中专院校派驻工作组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自6月6日至中旬，省委也分别向全省大专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6月下旬，全省中等学校“文化革命”陆续展开，并把矛头指向校党组织，有些地方开始到县委贴大字报。针对这种情况，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决定向全省各县中等学校派工作组或观察员，领导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7月上旬，全省普遍向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或观察员。

6月18日 省委动员干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　省委召开省和济南市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和部分学生、省工交财贸系统“五好”职工代表会议代表3．6万人参加的大会，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出席了大会，省委书记、省长白如冰作了《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报告点名批判了全省宣传、文化教育战线的13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分析了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主要任务，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19日 省委决定撤销山东师范学院刘砥石、刘明矾的职务 6月2日，山东师范学院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以“领导运动不力”为由指责院党委。主持党委工作的副书记刘砥石、副院长刘明矾连夜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布置反击。自此，学校出现紧张的对立局面，许多给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被监视、被围攻、被迫检查，被扣上“反党”帽子。6月6日，省委派工作组进入山东师范学院，支持了给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并鼓励学生揭发党委的问题。本日，山东师范学院4000多名师生员工举行集会，会上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撤销刘砥石、刘明矾一切职务①(1978年7月21日，省委为刘砥石、刘明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次日，《大众日报》发表《支持革命派，打倒一切反革命黑帮》社论。此后，全省大专院校的学生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委，党委被冲垮。部分学校学生开始自发成立班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开始揭发系总支的问题。有些地方开始出现戴高帽子的现象，有些学生提出退党，说“不参加黑帮党”。

7月2日 省委决定王众音停职检查 省委常委第二十五次会议认为，根据运动以来初步揭发的材料，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过去几年犯有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决定：(一)责成王众音对自己所犯错误认真进行检查；(二)撤销王众音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和领导小组组员职务；(三)由省委组织部负责组成一个小组，审查王众音所犯错误。此后，王众音受到错误批判。

7月7日 省委、省人委号召全省开展农业增产运动 省委、省人委发出指示，号召全省全党全民，抓住7、8、9月关键季节，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夺取秋季丰收。省委、省人委要求，在丰收地区，要鼓足更大干劲，夺取秋季更大丰收，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在小麦减产地区要树雄心，立壮志，夺取秋季丰收，力争完成全年生产计划；旱情严重的西北部地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下决心，保粮食自给，保棉花丰收。

7月20日 省委决定在大专院校开展大辩论 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大专院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两个多月，多数单位已把问题揭开，但是问题的性质、是非还未弄清楚。为了给一些学校的当权派的问题确定性质，并且暴露一下学生的思想情况，决定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团抓住关键问题、关键人、关键事，组织广大师生开展大辩论。大辩论从7月下旬起在各大专院校相继展开。在辩论中形成了对立的两种观点，对学校及党委领导运动等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师生占多数，持否定态度的师生占少数，多数对少数形成了政治压力。同时，对部分师生进行了批判斗争，有的被认定为右派、反革命。大辩论至8月初终止。

7月21日 省委发出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问题的通知 通知根据中央指示和华东局意见，决定大学、高中、中专的教职员工原则上不放暑假，留校搞运动；城市初中的教师和少量学生代表，以及全部小学教师，留校参加运动。大学招生按中央通知推迟半年进行，中学招生至迟要在9月中旬完成。通知中的这些部署随即被运动的发展打乱，大中学校的招生工作并未如期进行。

7月21日 《大众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刘知侠 《大众日报》发表《修正主义叛徒文学的标本——批判刘知侠的＜草上飞＞和＜一次战地采访＞》的署名文章，认为省文联副主席刘知侠几年来创作的几篇小说都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特别是上述两篇，是“修正主义叛徒文学的标本”。①(1979年初，省文联党组以第4号文发了《关于落实作品政策的请示报告》，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一批作品公开平反，并召开了平反座谈会，其中包括《草上飞》和《一次战地采访》。)

7月25日～8月7日 全省专员、县长集中讨论小麦生产问题 省人委集中全省专员、县长在黄县讨论小麦生产问题。专员、县长先到下丁家、孙陶、驿道、临朐县冶源灌区、李家庄参观学习，又听取了黄县、曲阜县、临邑县赵家公社、莒南县大山公社、滕县史村大队等小麦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的经验介绍，然后对照先进经验，分析了小麦减产的原因，研究了1967年小麦生产任务及增产措施。同时，还讨论了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大牲畜、解决山区、沿海吃水难等问题。

8月1日～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7日，会议转为集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提出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以“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以致酿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

8月2日 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省委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驻济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首先播放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录音，然后，由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刘秉琳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白如冰在会上讲了话，检查了省委向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派工作组的问题。随后，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撤出大专院校工作组。随后，全省大中学校工作组撤离。

8月17日～20日 省委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地市委书记、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上，谭启龙传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大力宣传、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大、中专学校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尽快建立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可首先建立“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领导运动。会议号召“炮打省委司令部”。

8月19日 济南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 18日，北京举行群众集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北京的群众。本日，济南在八一广场召开有大中学校师生、驻济部队、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约1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集会，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十六条”的发表。省、济南军区和济南市的领导出席了大会，谭启龙讲了话，学生和工人、农民代表也讲了话。会后，举行了游行。

8月27日～9月21日 谭启龙赴青岛处理“青岛事件” 8月25日至27日，因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要求罢市立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张秀文的官，市委组织干部、工人“宣传队”试图阻止学生闹事，形成干部、工人群众与青岛三大院校(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青岛化工学院)学生的对立。济南、北京等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抵青，支援三大院校，造成全市大混乱。各地学生于29日在青岛第二体育场召开大会，对省委常委、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实行武斗。省委获悉后，由省委书记谭启龙带领部分干部赴青处理。谭启龙到青岛后，对市委和学生双方进行说服，并请示中央罢了市委书记张敬焘的官。这一做法，引起工人群众不满。9月1日，全市十几万人上街游行，在市委门前静坐，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并连续三天包围三大院校，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冲突。9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同志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二)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三)工人与学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6日，谭启龙发表《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第一步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第二步解决青岛市委领导的问题的意见，并建议召开工农、师生、干部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会议。21日，协商会议召开。由于意见不能统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29日 省委要求全省制定生产大队生产建设规划 省委批准省计划委员会《关于制定生产大队生产建设规划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抓好生产大队制定生产建设规划的工作。大队规划，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方针，以大寨、下丁家为榜样，以改变自然面貌，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吃、穿、烧、花、住、学、文、行、医、生10个字全面安排。

8月下旬～10月 全省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党组织被冲垮 自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8月18日公开接见红卫兵后，山东各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各学校红卫兵名称虽然不同，组织众多，但一般分为两大派，呈对立局面。

随着“十六条”的宣传贯彻，红卫兵将矛头直指学校党组织。学校党组织或因“镇压群众”而致主要领导人被撤职，或因红卫兵组织的兴起而被冲垮，失去组织领导作用。到9月，全省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已无法正常工作，各红卫兵组织组成了学校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组织。

工作组撤销后，部分大专院校学生突破在本校“闹革命”的界限，开始了大专院校间的串联。不久，学校间的串联发展到中等学校。9月中旬，济南市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相互对立的两个红卫兵组织——济南红卫兵师和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红卫兵师多是支持学校领导的学生组成，在中学，多为黑字红卫兵(即红袖章上印有黑字)；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多为学校中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组成。10月下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红卫兵师及其下属各学校组织纷纷解体，其成员组成长征队赴外地串联；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则不断壮大，形成全省性红卫兵组织，改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此外，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发起成立了“红卫兵济南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0月下旬，成立了“红卫兵山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8月下旬 红卫兵走出学校开展破“四旧”活动 自22日新华社报道首都红卫兵向传统的文化习俗发起攻击的消息后，全省各地红卫兵迅速走向社会，向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攻击。这一行动，逐渐造成极大的声势。“四旧”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从人名、地名、街名、老字号商店，到妇女头发、衣着，以及古籍、字画、文物等都在大破之列。到9月初，破“四旧”之风遍及城乡，在文化领域造成极大破坏。其后，破“四旧”逐步发展为社会的“斗、批、改”，即所谓的“斗、抄、挖、赶”。到10月13日，济南市即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这些行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9月7日 毛泽东就王效禹的电报作出批示 青岛“八?二五”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崂山参加“四清”的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表示支持青岛医学院学生的行动。9月4日，王效禹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去电报，反映自己对“青岛事件”的态度。本日，毛泽东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以电报形式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王效禹的电报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作出四条决定：(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二)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9月 全省农村第二期“四清”运动结束 自1965年10月开始的全省第二期“四清”运动于本月底陆续结束。在这期“四清”运动中，全省35个县的44．8万名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其中党员干部11．2万名)，被认为犯错误而受撤职或开除党籍处分的21．6万名，定为敌我矛盾的822名。

10月5日 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紧急指示”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本日，中央将这一指示转发全党。自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风潮。不久，地方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正常活动。

10月7日 山大“红色敢死队”进入省委 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进入省委，占据办公室，成立了联络站和广播站，他们以此为据点，进行各种串联，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不时揪斗省委领导干部。14日晚，“敢死队”以查“黑材料”为名，封了两个办公大楼的门，使省委大部分工作人员无法办公。

10月9日～28日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讲话提出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革命”。林彪讲了话。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把对“文化革命”抱有怀疑、抵触态度的党的各级干部扣上了“怕字派”的帽子。山东省委领导人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参加了会议。谭启龙在10日的小组发言中重申限制地区之间串联的建议和10月份集中力量抓生产的建议。17日，谭、白、苏3人联合发言，检查了省委的“错误”。会议期间，陈伯达、康生为调王效禹参加会议征求山东省委意见，谭启龙进行阻拦而未成功。

10月12日 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济南市大中学校师生及部分地市大中专学校师生1．2万余人参加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秉琳出席大会。大会猛烈抨击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发出了《告全省革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书》。会后，进行了游行。17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又在省委院内召开“声讨山东省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罪行大会”。23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再次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此后，全省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致使各级党委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11月3日～27日 省委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各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省直各部门负责人、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共237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3日晚，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在南郊宾馆门外召开“揭发批判省委错误”群众大会，省委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参加了大会。会后，学生胁迫谭启龙到北京辩论。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处理山东问题。11日，谭启龙以个人名义向进京学生作了“检查”。16日，陶铸、谭启龙、谭震林接见山东进京人员，表示支持学生批判省委，但同时指出，山东省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学生与省委合作。17日，谭启龙回到济南。18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到北京的情况和陶铸、谭震林的讲话。23日，省委工作会议向与会人员传达了谭启龙“检查”稿。25日，省委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参加了山东大学“红色敢死队”召开的“控诉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26日，又参加了“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批判省委大会”。27日，参加了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的大会。

省委工作会议后，省委机关已无法办公，省委领导人不时被揪斗，省委对全省的局势已失去控制。

11月9日～12月7日 曲阜“三孔”惨遭破坏 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战斗团”头头谭厚兰带领200多名学生到达曲阜，串联曲阜师范学院等校的红卫兵组成“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大张旗鼓地开展“讨孔”运动。14日，他们编发了《讨孔战报》，向全国发出了《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条建议》的通电，并成立了“全国讨孔联络委员会”。15日，他们组织全国各地来曲阜的红卫兵2000余人，在孔府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开始实施捣毁“孔家店”的活动。他们扒古坟，砸石碑、烧古籍、毁文物。至12月7日，共破坏文物6618件，拉倒石碑1000余块，挖古坟2000余座，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珍版书籍1000余册，造成了全国“破四旧”浩劫中最为惨重的一幕。

11月下旬～12月 全省性工人、农民等群众组织成立　10月初，济南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工厂、农村、文艺单位串联，鼓动工人、农民起来造反。11月23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抢占省总工会机关，挂出“济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翌日，改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他们在济南市及全省各地吸收下属组织，于12月17日召开大会，宣布“山工联”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在济南拉起一些工人组织，挂起“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的牌子。随后，吸收了一些外地工人组织，遂改称“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在省和济南市文艺团体树起了“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的牌子，以济南市郊部分造反组织为主树起了“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也在文艺界成立了“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农民组织中成立了“山东省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自此，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主和以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为主的两大派各界组织形成，矛盾日益尖锐。

12月1日 省委、省人委成立生产指挥部 根据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省委、省人委确定成立生产指挥部，作为省委、省人委抓生产的领导班子。生产指挥部由栗再温负责，由李子超、刘众前等10人分工负责农业、工交、财贸和生活安排等工作。

12月～翌年1月 省委领导人连续遭受批判 自全省性的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各界群众组织成立后，省委领导人轮流遭到双方群众组织的批判揪斗。12月2日，“红卫兵山东联络站”发起召开“批判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谭作了检查。会后，谭启龙被胁迫到“联络站”。从9日至15日，又多次遭到批斗。16日，谭启龙被揪到青岛。25日，青岛市造反组织召开全市大会批判谭启龙。谭启龙作了检查，承认“在处理‘青岛事件’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此后，谭启龙一直留在青岛，直至1967年1月22日王效禹夺权后，才放谭启龙回到济南。2月20日，中央通知谭启龙到北京。12月17日，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在珍珠泉批判白如冰。25日，白如冰被揪到山东工学院批判。1967年1月9日至23日，白如冰被联络总站扣留在山东大学作检查。此间，省委其他领导人也频遭揪斗和批判。

本年 全省旱灾严重 全省有82个县、市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旱，旱灾面积达4958万亩。10月8日，省委、省人委抽调4000名干部，组成5个工作队，分别到聊城、临沂、菏泽、济宁、泰安等地区的重点县、社和生产大队，帮助搞好三秋工作。全年发放统销粮1．4亿斤，救灾款5852．1万元，救灾布1350万尺。

本年 全省国民经济有所发展 各项主要计划指标完成情况：社会总产值163．48亿元，比1965年增长18．89％。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44．57亿元，增长20．5％。其中，农业总产值55．93亿元，工业总产值88．6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85％和24．07％。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94亿斤，棉花404万担，分别比上年增长10．36％和1．51％；原煤1985．4万吨，增长14．1％；原油134．48万吨，增长60．36％；钢21．69万吨，增长66．21％；发电量34．92亿千瓦小时，增长41．3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43．34亿元，比去年增长6．96％。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为7．23亿元，增长9．52％。地方财政总收入为18．77亿元，财政支出为10．41亿元。年末全省总人口为585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6‰。


1967年


提要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岛市原副市长王效禹等在济南纠集25个造反组织，于2月3日宣布夺取省委、省人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23日，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之后，全省上下近10万个单位出现夺权争斗，造成严重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济南军区派出部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先后派出指战员共22．88万人次。

“二?三”夺权以后，王效禹在全省发动“反逆流”运动，致使全省动乱进一步加剧。

1月5日 谭启龙发表一张大字报 谭启龙从青岛通过电话传到济南的一张大字报在济南印发，大字报要求省委工作人员起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问题。

1月10日 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接管《大众日报》 11日，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布10日接管了《大众日报》。称“《大众日报》近几年来积极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山东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要彻底革命，使《大众日报》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报纸”。这是山东省“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夺权行动。

1月22日 青岛市委、市人委被造反派夺权 青岛市原副市长王效禹等人纠集23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本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汇泉广场召集数万人参加集会，宣称：青岛市的革命造反派已经把青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从青岛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会议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

1月24日 济南市委、市人委被造反派夺权 济南市部分造反派组成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宣布夺取了济南市委、市人委的权力。1月31日，发出《第一号通令》，宣称前济南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权力，自1月24日起，由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接管。

1月24日 省造反派组织到省、市领导机关夺权 上午，各造反派组织召开会议商讨夺权问题，因未达成夺权协议，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工总”)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山工联”)两大派别分别行动，到省委、省人委和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抢权。在有些地方两大派别发生冲突。晚上，“山工总”出动近万人袭击“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山工联”办公机关，绑架了“山工联”主要负责人。次日，“山工总”等17个造反派组织在《大众日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号召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起来，展开全面夺权斗争。

1月31日 “山工联”冲击公安厅后被取缔 “山工联”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拘押的负责人，他们冲击办公大楼，扣押了公安厅负责人，砸开了一些办公室和保密室，捣毁办公用品，围攻和揪斗公安人员。晚上，济南驻军某部赶来包围了现场。省公安厅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宣布“山工联”为反革命组织，当场拘捕“山工联”人员200多人。随后，解放军配合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次日，“山工总”、“红山指”等造反派组织召集两万多人，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解放军济南卫戍区也发出通告，宣布解放军坚决镇压反革命。

1月 济南军区派出部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济南军区自本月起，开始派出部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至1973年9月底，部队全部撤回。在此期间，济南军区先后派出指战员22．88万人次。“三支两军”工作，虽然在混乱情况下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因为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也必然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2月3日 省委、省人委被夺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月28日，王效禹率青岛市赴省夺权代表团一行22人到达济南。1月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紧急呼吁山东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2月2日，2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3日，近10万人在省体育场集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前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称：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3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①(1979年1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写出了《关于解决“二?三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认定“二?三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应予全盘否定；在所谓“二?三夺权”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谭启龙、白如冰等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对在所谓“二?三夺权”前后，对林彪、“四人帮”和王效禹一伙制造的一切冤案、错案、假案，以及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予以平反。1月17日，中共中央批复了这个《请示报告》。)

2月23日，根据中央指示，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全省临时权力机构)，委员60余人。常委为：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韩金海、王竹泉、穆林、杨毅(9月6日被省革委撤销)、王历波、杜春胜、武如山、彭世杰、刘长茂、姜庆本、花光隆、刘欣德、张美智、陈风来、王新阳、周海舟。根据中央决定，省革委于5月9日发文公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5月12日又公布：韩金海、王竹泉、赵修德任副主任。

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夺权成功。同日，省会济南举行30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庆祝中央批准本省“二?三”夺权。会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从2月到3月，夺权之风刮遍山东城乡，全省上下近10万个单位展开了对权力的争夺，造成社会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至1968年9月18日，全省9个地区、4个省辖市、112个县(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全省“一片红”。

2月18日～22日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山东省大联合委员会”赴京代表团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山东省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20日，康生与“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代表谈话。22日，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指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周恩来参加了接见并讲了话。

2月25日～28日 省革委、省军区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 会议强调要以抓革命，促生产为中心。会议由王效禹主持，赵修德代表赴北京代表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讲话，杨得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指示，杨国夫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穆林作了关于生产的报告，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会议对山东夺权斗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批判了反夺权的观点。会议确定了下一步夺权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要求已夺权的地方继续发动群众，巩固成果，充实加强“三结合”领导班子，抓革命，促生产，完成斗、批、改任务，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在需要夺权的地方，要进一步做好夺权准备，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条件下，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革命和生产抓起来；要紧紧掌握夺权斗争的大方向，坚决贯彻“三结合”方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积极整顿革命群众组织，一面战斗，一面学习，进行开门整风。会议对全年工农业生产作了大体安排。

3月4日 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建立 省革委常委会决定，以杨国夫、童国贵、穆林等9人组成省革委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杨国夫任组长，童国贵、穆林、陈雷任副组长。生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农林办公室、工交办公室，自3月1日起正式办公。

3月5日 省革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省革委常委会决定，以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等9人组成“文化革命”小组，王效禹任组长，何志远、赵修德任副组长。“文化革命”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省直文革小组。12日，省革委发文公布省直文革小组正式成立。

3月15日 省革委发布《第三号通告》 《通告》要求，对现有的革命工人组织进行整顿，要按地区、按部门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省和济南市的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吸收原省和市总工会内造反派参加，建立统一的工人临时领导机构。各级革命工人指挥部一经建立，原有的省、市、基层工人群众组织的总部、分部一律撤销。《通告》发出后，在济南军区“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山东省济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会议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工人临时指挥部”和“济南市革命工人临时指挥部”。对此，“红山指”和“山工总”两个造反派的负责人认为，解放军支持了“保守派”，取消了“左派”组织。因此，原“山工总”和原济南工人总指挥部分别从省、市革命工人临时指挥部里分裂出来，其下属组织也重新拉起了队伍，省和济南市革命工人临时指挥部随即瓦解。

3月22日～5月19日 省革委召开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省、专(市)群众组织的代表、解放军代表、站到“造反派”一边的领导干部和原省、地(市)委、省直各部门的负责人，共537人。会议由王效禹直接领导，运用大、中、小会和大字报等方式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对省委、省人委主要领导人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刘秉琳、秦和珍进行了大肆攻击，被逼迫交代前省委、省人委及各自的所谓错误和罪行，并集中揭发“谭启龙的问题”。同时，原地市负责人被夺权后，中央、周恩来指示要把这些人调济南保护起来。王效禹却借机将这批人押送济南，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

3月22日 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布《全省民兵参加夺权的通告》 《通告》要求全省民兵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要积极参加公社以下“三结合”的夺权，以保卫和巩固政权。

3月24日 省革委就夺权问题发出通知 《通知》要求，省直各部门尚未夺权的，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与省直“文化革命”小组联系，派代表具体商量并报省革委同意。县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地区革委会同意，派代表具体商量。在未经同意之前，均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报刊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对已经夺权尚未经批准的单位，应即按照上述要求报请批准。

4月2日 省革委作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的决议》 省革委认为，在省“二·三”夺权前后，各级公安机关、军分区和地方武装部门、“支左”解放军以及一些群众组织，对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工联”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和打击，在济南市及其它城市，一些与“山工联”相对立的组织，包括运动初期的保守派组织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支持省“二·三”夺权，参与了镇压“山工联”下属组织以及其它一些过激造反派的行动，在解放军“支左”部队支持下，有些地方建立了革委会，吸收一些“认识错误”的原领导干部参加革委会工作，并且继续进行肃清过激造反派的流毒。因此，要认清当前的形势是一小撮被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充实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和革命组织开门整风的机会，向无产阶级左派发动了猖狂反扑，卷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3日，省革委组织了20万人和解放军驻济部队，召开了“山东省和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组织了游行。“反逆流”运动开始后，全省动乱进一步加剧，局势更加复杂。

4月6日 省革委批转省生产指挥部计划办公室《关于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 要求各专区、市、县、省直各部门革命委员会立即组织执行。1967年计划指标安排如下：粮食总产量计划280亿斤，棉花480万担，计划安排工业总产值9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86亿元，安排社会商品零售额45亿元。

4月8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做好下乡上山人员当前的安置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山东省三年内共动员组织近10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一部分下乡人员，脱离生产岗位，盲目流入城市。目前大多数人虽已陆续返回安置社队，但仍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求各专区、市、县革命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城乡密切结合，采取有效措施，动员尚逗留在市镇的下乡上山人员，立即返回安置社队，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生产。下乡人员中当前确有实际困难的，各安置社队可根据具体情况，根据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由革命组织研究解决，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6月17日，省革委针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人员回流城市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再次发出了《关于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回流城市的人员应当立即返回安置社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10月12日，省革委又发出了《关于做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下乡人员安置巩固工作的通知》，指示安置地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下乡人员，积极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对下乡人员的生活问题，要本着以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解决，安置社队不得将矛盾上交。对下乡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的，凡未彻底平反的，应一律平反。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切实加强安置工作的领导，列入议事日程，要有委员分工抓这项工作。

4月中下旬 省和济南市的两大派别严重对立 “二·三”夺权后，济南针钉厂的“山工联”下属组织被取缔，另一派群众组织在驻济部队“支左”人员支持下建立了革委会。4月初，“红山指”组织派出人员到该厂辩论；14日，纠集两三千人围攻该厂，双方发生武斗。15日，省革委作战部发表《对济南针钉厂问题的几点意见》，称针钉厂革委会是保皇派夺权，要把政权重新夺回来。23日，济南针钉厂革委会被摧垮。省革委发动“反逆流”后，省及济南市一些受到冲击的群众组织开始逐渐联合起来。4月22日，他们组织10万余人在八一广场集会，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表示拥护省革委、拥护解放军，但对省革委以“反逆流”名义进行打击部分群众组织和各级革委会的行为表示不满，要坚决进行斗争。并于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这部分群众被称为“四·二二”派。4月28日，省革委组织20万人集会，指责“四·二二”大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对省革委，并通过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决议》。刚从北京返回的王效禹到会讲了话，支持了反逆流。随后，省革委及省三大群众组织更强烈地进行反逆流，济南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局面越来越严重。

4月27日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成员接见山东省革委、济南军区负责人 省革委负责人王效禹汇报了山东省“二?三”夺权后的形势。周恩来要求部队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指示杨得志、袁升平应该参加省革委，并提议肖华帮助做济南军区的工作。

4月～7月 临沂、枣庄等地发生武斗事件 4月9日临沂地区由“八大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夺权建立了地区革委会。省革委发动“反逆流”后，从“八大组织”分裂出来的“六大组织”，攻击“八大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提出“砸烂地革委”，形成两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连续发生。6月初，省革委派出调查团到临沂，支持“六大组织”，引起了“八大组织”的不满，他们围攻、殴打了调查团成员。调查团被迫撤回济南。随后，王效禹指示张仁初组织工作团赴临沂，搞三大战役围攻“八大组织”，逮捕了其负责人，把大批群众赶到了江苏省徐海地区，摧垮了地区革委会。2月，枣庄市大联合委员会夺取了枣庄市党政大权。“反逆流”后，从中分裂出了一小派，称“反逆流派”。大联合委员会组织人员围攻“反逆流派”，双方连续发生武斗。“反逆流派”从郊区调动农民进城，于7月25日、26日向大联合委员会发起进攻，经大规模武斗，打垮了大联合委员会。28日，省革委、济南军区和省军区联合发出通告，肯定了“反逆流派”的行动，指责大联合委员会制造了反革命事件。

5月1日～11日 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选举了领导机构——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通过了宣言和决议。会议鼓动全省红卫兵要猛烈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要在全省掀起“反逆流”高潮。有12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5月5日～8日 济南发生大规模武斗 4月30日，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解决山东问题。5月5日，省革委决定在八一礼堂由张春桥、姚文元向群众组织代表作报告。王效禹指示有关人员不得把大会入场券发给“四?二二”派群众。部分“四?二二”派群众到省革委索要入场券遭拒绝后，冲进省革委大院，占据了电话总机室和部分办公室，要求王效禹出面回答问题。6日，“四?二二”派1万余人在八一广场集会，喊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王效禹拉下马”的口号，要求改组省革委，并伪传“杨得志接管山东省一切大权”的中央来电。会后，调集6000余人去增援占据省革委大院的人员。6日下午，王效禹在省公安厅召集会议，决定以武力驱逐占据省革委大院的“四?二二”派。“山工总”和“红山指”立即调集二三十万人员包围了省革委大院，卡断了水电。济南军区驻济部队派出宣传车劝阻，以防事态扩大，但遭到“山工总”和“红山指”人员的围攻，被迫撤回。7日晨，王效禹派庄中一到现场宣布“冲击省革委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后，院外的“山工总”和“红山指”人员冲进省革委大院，对院内的“四?二二”派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和武斗。院内的“四?二二”派人员寡不抵众，被驱赶出省革委大院，在院外又遭到了围攻和殴打。这就是震惊全省的“五·七事件”。8日，省革委作战部在省体育场召开有8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四·二二”派的罪行。“五·七”事件后，“四·二二”派人员被捕5人、拘留22人、关押200人。济南市以“四·二二”派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被摧垮，影响波及全省。

5月10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三号通令 《通令》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今后，对凡是无故脱离岗位，造成停工停产的人，要提出严肃批评，情节严重的，经上级批准后，要执行纪律，扣发工资。

5月27日 省革委作出《关于处理昌潍地区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近一个半月来，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调动农民、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围攻学生，使生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此，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昌潍地区革委会必须公开向全区的革命群众进行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迅速改正；要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动员农民、工人回村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要以革命造反派“东方红”为主，联合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改组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对昌潍地区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视其检讨、改正错误的情况，再作适当处理；昌潍地区各县发生的问题，由昌潍地区新建机构决定处理。

5月30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联合紧急通告 通告要求，未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对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一律不要进行重新夺权。在需要夺权但尚未夺权的地、市、县，必须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后再进行夺权。一切群众组织都要照顾大局，不准随意冲击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和当地军事机关。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一切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要一律立即返回本单位，进行短期整风，总结经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严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抓、抄，严禁煽动工人、农民围攻革命学生，严禁煽动农民进城，影响和破坏生产。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必须紧紧依靠“左派”群众组织，集中力量，落实措施，在完成夏收夏种的突击任务中，打一个漂漂亮亮的大胜仗。

6月18日 省革委决定对原厅局长以上干部进行集训 省革委发出《关于集中训练原厅局长以上干部的通知》，要求原省委、省人委各部委、厅局正副厅局长以上干部，于6月20日到省公安干校报到，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拖延时间和无故不到。

7月5日 省革委、济南军区党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对原省委领导人谭启龙等开展批判 通知称谭启龙等人是“山东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要求全省军民在继续批判刘少奇的同时，对“山东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各级革委会和各级群众组织要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一场人民战争，把大批判运动推向新高潮。

7月6日 省革委成立制止武斗领导小组 5月15日，毛泽东批准北京市革委发布《重要通告》，严禁打、砸、抢、抄、抓。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立即制止武斗》的社论。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七条通令，再次要求纠正武斗歪风。鉴于济南地区及全省各地频繁发生武斗的形势，省革委建立了制止武斗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杨得志、庄中一、花光隆、姜庆本等10人组成，庄中一任组长，姜庆本任副组长，在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共同领导下开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济南卫戍办公室。

7月24日 省革委、济南军区作出《关于开展学习王士栋同志活动的决定》 5月31日晚，山东军区某部二连战士王士栋为清除狂风刮落在黄河铁路大桥路轨上的木材，被火车撞出而牺牲。省革委、济南军区作出决定，要求在全省人民和全区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和学习王士栋同志的活动。

7月25日 省革委作战部撤销，成立省革委文化革命办公室。

8月17日 省革委作出《关于把革命的大批判运动进行到底的决议》 《决议》要求革命同志要排除一切干扰，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认真整顿群众组织，要坚决搞臭武斗歪风，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要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和团结那些受蒙蔽的群众，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干革命。

8月19日～9月4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 会议回顾了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提出“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是当前农村最中心、最根本、最迫切的任务”。要把大批判同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派挂钩，同自己受的毒害挂钩。要继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要为今冬明春全面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好准备。全省各地、市、县贫下中农群众组织代表，各地、市军分区、县武装部和各地驻军“支左”部队代表，部分农业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共700多人参加会议。

9月1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拥军爱民大会 会上宣读了省革委《关于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运动的决定》，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拥护人民解放军，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攻击人民解放军，不许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不许到军内去揪“一小撮”。济南军区和省军区负责人也在会上分别宣读了《拥政爱民公约》。有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10月3日 省革委作出《关于普遍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决定》 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指示后，省革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是今后一切工作的纲，作出了《关于普遍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决定》。要求省革委和各级革委会，以及群众组织都要办学习班，并且要一期一期地办下去。此后，全省各地普遍办起了各行各业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4日～6日 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济南参观访问 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陪同下，参观访问了济南汽车制造厂、山东医学院、济南第二机床厂、济南铅笔厂和济南军区坦克乘员教导团第五连等单位，还游览了趵突泉和大明湖，观看了“革命现代样板戏”《奇袭白虎团》。6日上午，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离开济南去青岛。7日离青岛飞抵武汉。

10月17日～21日 省革委召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座谈会 座谈会召集了五莲、诸城、崂山、历城等县的县、社、队的代表，就如何进一步搞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会议认为，当前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中心、最迫切、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

10月22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的通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省革委在《通知》中要求，各大、中、小学校(包括半工＜农＞半读和中等专业学校)还没有开学的，在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开学，还在外逗留和进行串联的学生和教师一律迅速回校回系回班参加复课闹革命。如无故不回校，各学校可以根据情节不同给以警告或其他必要的处分。省外在本地的学生、教师，也应该坚决说服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原校复课闹革命。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2月20日 省革委做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意见》 要求凡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领导小组)，并被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的单位，可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有专门班子抓这项工作，常委也要有专人分管，并要亲自抓几个单位进行试点，及时总结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展开。省革委决定，省直、济南、青岛为省的试点单位。

12月28日 省革委作出《关于普遍深入、认真开展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修改党纲、党章的群众运动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精神，《决定》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深入开展认真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群众运动。成立由王效禹等10人组成的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并在济南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中选择100个单位的群众修改小组，为省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意见，同时征求来自全省各地的修改意见。

12月下旬 济南军区向全省农村派出万人宣传队　为了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新指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济南军区组织万人宣传队到达全省74个县、2000多个人民公社、3万个生产大队。

本年 全省工农业生产有所增长 农业总产值实现55．81亿元，比上年增长10％，粮食总产量293．2亿斤；棉花总产436万担，工农业总产值96．60亿元，比上年增长8．9％，主要产品都有一定增长。钢产量21．8万吨，较上年增长1％；发电量39．53亿千瓦小时，比上年增长13．2％；化肥33．77万吨，增长22．1％；棉纱12．85万吨，增长15．4％；棉布5．74亿米，增长17．3％；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也得到一定发展。


1968年


提要


1月，全省公检法系统实行军事管制。7月，济南军区对全省体育系统实行军事接管。

从4月开始，全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到9月18日，全省9个地区、4个省辖市、112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王效禹于11月发动“反复旧”运动，打击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

1月2日～10日 省革委常委会决定批判王历波、王路宾、庄中一等人①(参看1975年12月12日条。) 由于王历波等人在省革委常委的整风中给王效禹提意见，王效禹决定在省革委常委会上对他们进行反击，指责王历波等人为反革命集团，并于10日通过了《关于王历波问题的决定》，要求全省各群众组织对王历波的问题展开辩论。会后，立即组成专案组，对王历波、王路宾、庄中一进行隔离审查。

1月4日 省革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城市知识青年，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积极到农村去；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要进一步树立扎根在农村的思想。会后，各地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2月19日，济南市“文化大革命”中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60余人到农村插队落户。

1月17日 省革委、济南军区决定向全省贫下中农发送《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 决定发给全省贫下中农每户一册《毛主席语录》和一册“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各地在赠发书时，都举行了隆重的授书仪式，赠书工作于4月底结束，共计赠发书990万册。

1月 济南市建立“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文攻武卫”指挥部是按照王效禹的意旨建立起来的，如采取重大行动，须经王效禹批准，实施原归市公安局、制止武斗办公室的职能。济南市各区、各大系统也都建立了“文攻武卫”组织。在各级“文攻武卫”组织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内，大搞打、砸、抢、抄、抓，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和干部，先后关押过600多人。随后，全省各地、市也相继建立起了“文攻武卫”组织，甚至有的农村公社、大队也成立了“文攻武卫”组织。3月8日，省革委发出《关于成立文攻武卫组织的意见》，要求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党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1月 全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 1967年12月9日，中央颁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本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全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均实行了军管，各类案件侦破审理工作均由军管会负责。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973年5月16日，恢复山东省公安局建制。1973年3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恢复办公。1978年6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重建。

2月5日 省革委成立材料组审查省革委委员 材料组隶属于省革委组织组，主要是“对干部的历史进行审查，弄清其政治面貌，防止坏人钻进革委会来”。审查对象是省革委常委、委员，省革委各室、组的领导成员和准备结合到省革委中的原领导干部。到8月底共审查了109人，审查出所谓本人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现实问题较多的有22人，占20％。

2月7日～4月2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关于教育革命的决定》、《关于执行毛主席“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的决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机关革命化的决定》，增补了山东省革委委员，作出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斗争的决议》。《决议》宣布揪出了钻进省革命委员会中的反革命两面派王历波、王路宾、庄中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全省共有1500人参加了会议。

2月16日 省革委、济南军区、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春季农业生产的通告》 《通告》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广大贫下中农、广大民兵和革命干部，要抓好以春播和加强麦田管理为中心的春季大生产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领导春耕生产，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和上面的群众组织，都不要插手农村“文化大革命”。农村广大革命群众都要坚持业余闹革命。

2月18日 省革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发表调查报告，介绍农村开展“文化革命”情况 《调查报告》称：通过全省9个地区、2个市郊区农村“文化革命”情况的调查，其基本情况为：(1)全省85％左右的县中，有70—90％的生产大队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般的办了3—5期，多的办到8期，有不少地方，生产小队和农民家庭也举办了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40％，有的达到50％。(2)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农民家庭都开展了革命大批判，由炕头、街头发展到田间地头。(3)77％的生产大队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基层干部已经站到了革委会和造反派一边。(4)全省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生产比1966年增长7．5％，棉花生产增长19％。

2月20日 省革委向中央汇报关于清查叛徒的情况　省革委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清查叛徒情况的报告》中称：从1967年3月开始，组织红卫兵和造反派建立了揪叛徒工作班子，通过查阅敌伪档案，发现了一批叛徒线索。1967年10月8日，中央《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省革委于11月上旬成立了由赵修德等11人组成的清查敌伪档案领导小组，建立了办事机构，在济南、青岛两个重点地区开始了清查敌伪档案工作。1968年2月2日，省革委、济南军区、省军区联合向全省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展开对敌伪档案、资料的搜集、清查、管理工作。到2月10日，已发现被捕、被俘叛变自首线索988名，经过调查核实，基本上可以定为叛变自首分子的242名，其中窃居了厅、局长级以上重要职务的57名。

3月6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毛主席“三?七”指示，各级各类学校一律立即复课闹革命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一律立即复课闹革命，要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指导，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批判中教，在批判中改，教师和学生都要立足于本校闹革命。

3月15日～29日 省革委召开整党建党工作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整党问题的指示，决定继续开展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指出，在整党建党工作中，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对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坚决清除出党。对有重大嫌疑而未作结论的，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的，犯有严重错误、未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可以暂缓过党的组织生活。同时，要吸收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是要把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优秀党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建党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少数坏人乘机混入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再度受到打击和迫害。

3月23日 原省级机关和省直企事业单位部分干部被“解放” 据省革委统计，原省委常委13人，已解放6人，其中结合到革委会中的3人，打倒5人；原省级机关和省直企事业单位部、委、厅、局级干部336人，已解放111人，占33％，其中被结合的56人，打倒91人，占27％，未定性质的134人；处级干部1293人，已解放815人，占63％，其中被结合127人，打倒47人，占3．6％，未定性质的431人。

3月 省革委提出1968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　1968年总的任务是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国防，加强基础工业，争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具体有四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搞好国防备战工作，加快“三线”后方地区的农业建设。第二，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农业总产值57亿元。第三，加速工业建设，计划工业总产值90亿元。第四，抓好财贸工作，初步计划外贸收购6．3亿元，财政收入达到20亿元。

4月5日 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落成 山东省和济南市群众及驻济部队3000多人隆重集会，庆祝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落成。纪念塔位于济南市英雄山山顶，塔身镌刻着毛泽东1949年6月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会后，与会人员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塔和革命烈士陵墓，敬献了花圈。

4月13日 省革委发布《关于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的通告》 《通告》称，最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闹分队、闹单干、闹土地纠纷，滥伐树木，宰杀耕畜，破坏水利建设，滥分集体财产的歪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为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特通告：(一)立即煞住拆队、分队歪风。(二)严禁侵占国营农、林、牧场和工矿、军用土地，已经侵占的要一律退回。(三)严禁乱砍、乱伐、盗窃树木，严禁破坏山林，不准毁林开荒，不准毁林搞副业。(四)严禁破坏水利设施。(五)严禁宰杀耕畜和破坏农具。

4月 山东省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所谓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这项工作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加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许多人被非法关押，遭到刑讯逼供，残酷迫害，有的致残、致死，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其中，最突出的是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政治冤案，原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等8人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39名公安干部受到迫害，张国峰、叶茂林含冤去世。1978年8月29日，省委召开了万人大会予以平反昭雪。

5月11日 省革委作出学习门合的决定 门合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四团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巴仓农场装置驱云防雹土火箭时发生意外，为保护在场的27名群众，毅然扑在了炸药包上，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号召全国人民向门合学习。为此，省革委于本日作出了学习门合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全省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在全省开展一个广泛、深入、持久地向门合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学习门合同志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崇高品质；学习门合同志坚持执行、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学习门合同志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学习门合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门合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

5月12日 省革委批转淄博市革委《关于最近发生的自杀事件的情况报告》 据淄博市革委统计，自全省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来，全市连续发生自杀事件37起，死亡35人。省革委在批转淄博市革委的报告中指出：这些自杀事件说明将要被彻底消灭的阶级敌人，妄图以自杀干扰我们的斗争大方向，要坚决把他们挖出来，批深批透。同时，也要注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严禁逼供信，不要武斗，要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

6月5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安全、迎接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的通报》　《通报》指出，1至5月份，全省交通系统发生事故404起，死亡98人，重伤166人，经济损失达19万元之多。煤炭系统因工伤事故死亡17人，重伤81人。各地对已经发生的事故，要高度重视，加强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对生产设备、安全措施，要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全面地、认真地检查，并形成经常性的工作，加强设备维修、管理，进一步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并坚决执行。

7月17日 济南军区决定对全省体育系统实行军事接管 根据中央命令，济南军区党委成立了体育军事接管领导小组，下设体育军事接管办事组，负责全省的体育系统接管工作。全省体育系统被接管后，一切权力归军事接管组，各地革委会不直接与体育系统发生联系，原体育系统上、下级关系中断，群众组织的上、下级关系也中断，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工作。

7月18日 省革委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省革委决定在沂源、惠民、济宁三地建立三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安置“文化大革命”前的省级机关干部，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上述三所学校由省革委副主任赵修德、王竹泉、韩金海分别兼任校长。21日，首批600多名干部被送往上述三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0月25日，又有1200余人下放到三地。1969年1月2日，再次下放1000余名干部。1969年7月，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撤销。

7月24日 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改为山东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省革委发文要求各地市、县革委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协助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各地的下属组织也改为相应的地、市、县、社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筹备小组。

8月1日 省革委部署开展“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三忠于”活动，即向毛主席献忠心活动，天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吃忆苦饭，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三忠于”活动，是江青等人愚民政策的一项阴谋活动，以忠于毛主席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省革委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把“三忠于”活动引向纵深发展。通过“三忠于”活动，进一步促进“革命大批判”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精兵简政、清理阶级队伍等项战斗任务的完成。通知下达后，全省性的“三忠于”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后经毛泽东批评，全国性的“三忠于”活动被制止。

8月下旬～11月中旬 “山工总”在临沂进行大规模武斗 临沂地区革委会建立后，“八大派”组织坚持对抗，一部分人员退到郯城县的马陵山一带活动，称“马陵山游击队”，一部分人员退到江苏省北部。8月下旬，在王效禹的授意下，“山工总”召开各地市工总负责人紧急会议，攻击临沂地区“八大组织”是马陵山土匪，为逆流翻案。决定调集各地市工人、农民1400人组成山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临沂城。“工宣队”于8月24日到达临沂后，即以临沂、郯城、苍山三县为重点进行活动。9月6日，“工宣队”围攻苍山县西北村，抓捕35人。9月8日，调集万人冲进解放军某部营房，抓走在此躲避的“八大组织”群众500多人，同时袭击了附近的陈家湖、解家湖两个村子。9月20日、22日，又两次冲击解放军某部。11月16日，包围袭击了由江苏北部返回临沂城的“八大组织”群众，打死9人，打伤15人，抓捕287人。11月18日，“工宣队”撤出临沂地区。

9月上旬 省革委向各大中学校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精神，省革委从大中国有企业中抽调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驻全省各大中学校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到9月中旬，全省抽调了工人、解放军3万多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几千所大、中学校、科研、文化艺术、卫生等单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上层建筑其他领域，造成了工人与学生的矛盾，加速了对教育事业的破坏。

10月25日 省革委发出《做好整党建党工作的几点意见》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1968年第14期发表的《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社论，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的讲话，并称“文化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省革委为此发出了《做好整党建党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社论，把整党建党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意见》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过队，犯过错误的党员，只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作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可以恢复组织生活；对于坚持错误，未能取得群众谅解的党员，应暂缓恢复其组织生活；对于革命意志衰退的党员，应劝其退党；对于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应坚决清除出党。要建立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决不能让原班人马上台。要在省地(市)县革委会中，吸收一批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次整党建党工作，许多党员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遭到清除出党，一些不具备入党条件的人被突击入党，拉入了党内。

11月6日 省革委决定开办赴大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省革委决定今冬明春连续举办11期赴大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主要人员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同时吸收部分县、社领导干部参加。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到大寨大队参观，听取经验介绍，进行座谈讨论，制定出学大寨的措施。本日，第一期学习班开办，共有300多人参加。

11月20日～12月6日 全省县以上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召开 会议是由山东省“九大”工作小组召开的，传达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对准备在“九大”通过的党章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协商产生了出席“九大”的山东代表。

11月21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反对铺张浪费的通报》 《通报》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在全省各地出现了动用国家计划产品、物资设备走后门，平调企事业以及集体单位资金、物资和劳力，大建楼堂馆所、送礼受礼等违法乱纪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通报》要求各级革委会要禁止上述问题，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揭发和批判。

11月23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通知》 《通知》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学大寨就是学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通知》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把学大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和农村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开展革命大批判。主要负责人要深入第一线抓典型，以点带面，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11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侯、王建议信” 10月23日，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根据毛泽东“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精神，发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放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本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建议”，并在“编者按”中号召就此建议展开讨论。在此后1年零3个月的时间中，《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发表讨论文章100余篇，讨论的同时，山东许多地区推行了这一“建议”，特别是济宁地区，将全区1309所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去办，1．29万余名公办小学教师下放到生产大队，既当社员又当教师。这一“建议”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许多公办教师纷纷要求调回原籍，造成了各校教师配备失调，尤其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地区的小学，师资更加缺乏，教学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71年底，国家陆续收回公办小学领导权，教学秩序才逐步有所好转。

11月24日～12月3日 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提出“反复旧”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进一步批判所谓“二月逆流”，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省革委五次全会通过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关于全面落实党的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决议》，《决议》主要内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会后，王效禹等人借此在全省全面发动了“反复旧”运动，集中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全省39％的县、市革委会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搞变相夺权。12月17口，济南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强占馆驿街派出所，掀起砸烂“公、检、法”的恶浪。1969年1月，王效禹等人派“工宣队”进驻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企图搞乱军队。全省社会和经济再度陷入严重混乱和瘫痪、半瘫痪状态。

12月10日～翌年1月13日 山东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传达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夺取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委员会。大会提出要在全省推广德州地区武城县“反复旧”的经验，要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坚决打下去。

12月5日 “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 省革委认为生产指挥部存在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活动，成了独立王国，并且新旧机构混在一起，机关庞大，决定由“山工总”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生产指挥部。“工宣队”进驻后，立即宣布生产指挥部的一切大权归“工宣队”，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了“反复旧”斗争大会。随后，撤销了原省人委的43个厅、局，重新组建了生产指挥部，将其所属的5200多名干部大部分下放到省革委的“五?七”干校。同时，将省属的246个工交企业中的大部分下放到各地、市管理。

12月21日 省革委贯彻落实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 2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省革委当晚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大落实的群众运动。要求城镇街道要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学习班，动员城镇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22日凌晨，济南市800多名中等学校毕业生和街道知识青年启程到农村安家落户。

本年 全省国民经济较上年有所增长 社会总产值完成176．11亿元，比1967年增长1．52％。工农业总产值155．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其中，农业总产值51．83亿元，比上年减少7．1％；工业总产值103．85亿元，增长6．8％。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总产256．5亿斤，比上年减少12．53％；棉花总产454万担，比上年增长4．13％；原煤2030．4万吨，原油215．23万吨，分别增长9．97％和65．16％；发电量41．19亿千瓦小时，钢24．28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4．2％和11．3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5．22亿元，比上年减少2．5％。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完成8．77亿元，增长5．38％。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20．07亿元，增长5．35％。财政总支出为8．88亿元，减少12．94％。全省总人口为608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0‰。


1969年


提要


5月4日至28日，中央将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27名代表留京集中学习，解决“王效禹问题”，并形成了“批示”、“十条”。

6月下旬，中央批准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10月，全省10个市、地建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下半年，全省广泛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批示”、“十条”，纠正王效禹的错误。

1月7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在整党建党工作中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市革委会在整党建党工作中，有关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凡省直属单位，必须由省革委授权，地直和县以下单位，均由地市革委会授权，报省革委批准。要反对保守、反对复旧，积极慎重地吸收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优秀造反派战士入党。

1月～3月 黄河下游军民战胜严重凌汛 1月初，黄河下游受强大冷空气侵袭，在齐河李隤和邹平梯子坝形成两大冰坝，长达20余公里，冰水漫滩靠堤，水位超过1958年洪水水位，险情丛生。沿河军民奋力抢险、救援滩区群众，炸冰数十万平方米，经70多天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严重凌汛。济南军区工程兵独立舟桥营参加了平阴县沿黄地区的抗凌抢险，副连长张秀廷等9名指战员为抢救群众英勇牺牲。3月12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分别作出开展向舟桥营和张秀廷等九烈士学习活动的决定。

2月上旬 聊城地革委组织“工宣队”到冠县进行武斗　“反复旧”运动开始后，聊城地革委指责冠县“八?一八”派群众组织搞右倾翻案活动。经省革委批准，聊城成立了解决冠县问题指挥部。指挥部召集全区8个县的人员，组成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冠县消灭“八?一八”派组织。至5月，连续制造了多起大型武斗事件，死伤多人。

5月4日～28日 中央举办山东领导人学习班，解决山东问题 王效禹倒行逆施，遭到了军队和地方一大批干部的坚决抵制，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九大”闭幕后，中央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27人集中时间进行了学习。学习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学习班成员，对解决山东问题作了指示。中央有关领导人也前后七次接见学习班成员。通过学习后学习班成员认为，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得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了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为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二)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三)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五)要充实加强省革委的领导机构。(六)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八)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24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将上述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报告中央。25日，中共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了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中央希望山东省革委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以上十条措施和中央批示，时称“批示”、“十条”。

5月5日 省革委统计全省清理阶级队伍情况 据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全省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叛徒23596人，其中中共党员6294人；清出特务9131人，其中中共党员1080人；清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其中中共党员4787人；清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其中中共党员2549人；清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中中共党员526人；清出其他9046人，其中中共党员660人。清理出的总人数为11．36万人，其中中共党员15896人。对清理出的人员处理结果为：逮捕1810人，拘留490人，戴帽5619人，不戴帽2584人，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4111人。

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上述清理各类人员绝大多数为冤假错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得到及时纠正。

5月20日 省革委增补常委和副主任 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省革委常委、副主任，穆林、张富贵为副主任。

5月29日～6月2日 省革委常委会、济南军区召开联席会议批判王效禹 会议传达了中央负责人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王效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发动“反复旧”、抵制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认为他的目的是以此搞乱军区党委，达到改组军区党委的目的。王效禹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关常委也检查了自己的问题。

6月5日～14日 省革委、济南军区召开地方、军队干部联席会议解决王效禹问题 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措施”，王效禹作了检查。然后通过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的形式，对王效禹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会议认为通过批判王效禹的错误，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到了王效禹错误的严重性。要求要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批示”以及“十条措施”传达到公社革委会委员以上、部队的营级以上，按照既要稳定局势，又要纠正错误的原则，主要是纠正“反复旧”的错误，因“反复旧”引起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变动，原则上要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地充实和调整。不要纠缠历史，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搞串联，不要重拉队伍。

6月23日 中共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　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由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七人组成，王效禹任组长，杨得志、袁升平任副组长，张子石任秘书长。

7月5日 省革委组织组统计“文化大革命”前干部的使用情况 原省委常委15人，除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外，已结合到省革委工作的有穆林(省革委常委)、晁哲甫(省革委常委)、段毅(省革委委员兼济南市革委副主任)3人；已解放的有谭启龙、白如冰、秦和珍、王子文4人；李予昂结合为省革委常委，1967年10月被撤职；未解放的有苏毅然、刘秉琳、王众音、张敬焘4人；栗再温已亡故，原副省长有杨介人、高启云、陈雷、余修4人结合进了省革委工作；原省委、省人委厅、局级干部362人，结合为省革委委员的21人，处级干部1099人，结合进省革委工作的31人；原地、市级党委常委、行署专员183人，结合进革委会工作的39人；原县级常委、县长1518人，结合进革委会工作的443人。

7月15日～22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煤炭工作会议　会议认为全省煤炭战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是大好的，要以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促进生产，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夺取革命生产的新胜利。要求各级革委会要同心协力，不要再在群众中划分“革”与“保”两派，要使群众组织团结起来，要拥护和接受军管会的领导，遵守劳动纪律和革命秩序，狠抓开拓掘进工作，争取做到稳产高产与采掘的双丰收。

7月29日～8月8日 省革委、济南军区召开县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 会上，袁升平作了《两个月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和“十条”的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胜利油田和济南市革委介绍了落实“批示”与“十条”的经验，省革委副主任张富贵介绍了自己“三不脱离”坚持参加生产劳动的体会。会议认为，全省各地革委会和各地驻军在纠正“反复旧”错误的工作中，决心大、步子稳，成绩是基本的，但是，有些地区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的破坏和捣乱打击不力。会议要求，今后要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狠狠打击敌人，群众组织要归口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

8月2日～10月7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十个地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 8月2日，批准烟台、济宁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8月9日，批准聊城、昌潍、惠民、临沂、枣庄、德州地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9月16日，批准济南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10月7日，批准建立泰安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8月29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济南军区党委批复《关于在临沂地区坚决纠正错误、迅速稳定局势的报告》 临沂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报告》中提出，为了贯彻中央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要收交武器，立即制止武斗，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因受蒙蔽而脱离生产的工人、进城的农民、参与派性活动的干部，要求他们立即回原单位；对邮电、运输、广播部门，建议由驻军实行军事管制。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济南军区党委批复了这个报告，要求临沂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坚决贯彻落实。

8月31日 《大众日报》发布省革委《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通告》 《通告》对集市贸易管理和上市商品的范围作出了规定。规定人民公社、生产队办的企业和城市街道服务站，不得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破坏国家计划；公社、生产队开设的“四坊”(油坊、粉坊、磨坊、豆腐坊)，必须按规定为社员服务，不准购买原料和长途贩销；要坚决取缔无证手工业户。

9月1日～6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科技工作座谈会　会议讨论了全省今后科技工作的方针、任务，如何进行科研单位的“斗、批、改”，以及编制1970年科技计划。对于今后科技工作的任务，会议提出：一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科技工作；二要科学实验大搞群众运动；三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四要科技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会议强调：科学实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科学的原则；科技计划项目，要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对必要的经费、器材、设备等条件，要给予保证。

9月10日～19日 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干部工作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干部路线、干部政策方面的论述。会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干扰和破坏，仍然有不少应该解放的领导干部没有解放，应该结合的没有结合，有的结合了也是陪衬。有许多已经结合的领导干部，在历次反复、特别是所谓“反复旧”运动中，又被踢出革委会。对今后的干部工作，会议要求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使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要充分发挥革命干部在革委会的骨干作用，要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全省各地、市、县革委会和省直单位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12月29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9月19日～28日 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指示，检查了1968年4月以来全省清队工作，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会议确定今后清队工作的基本做法要分四步：第一，学习毛主席清队工作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思想教育，启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第二，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坦白检举运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第三，进行人物、问题的排队，选准典型，及时召开宽严大会，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攻心；第四，核实定案(定事实、定性质、定态度、定处理)。12月24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转了省革委政治部的《关于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定案处理工作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

9月27日 省革委常委会增补常委 经省革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增补曹普南、周水朵为省革委常委。

10月6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的通知》 要求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通知和“批示”、“十条”，密切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把因“反复旧”而被调整、改组、冲垮的革委会，按中央的规定，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充实，革委会不健全的，要逐步完善。要把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的代表吸收进来。要采取慎重态度，以利于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等。

10月24日～26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济南军区党委召开全省战备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战备工作会议的精神，介绍了全省各地执行中央“批示”和“十条”，以及批判和纠正王效禹错误的情况。要求各地要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安排各项工作。各地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和各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0月29日 省革委决定组建重点建设工程指挥部　杨得志任总指挥，并提出必须把各项工作都放在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的基点上。从1970年起，开始组织“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实现“两个突破”，即粮食总产量突破300亿斤，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10月 省革委撤销“山工总”、省“贫代会”、“红文司”、“红山指”群众组织 10月4日，省革委批转了“山工总”《取消山工总的请示报告》和《关于撤消贫代会、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报告》。28日，省革委批转了《山东省大中学红代会、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关于撤销组织的报告》，同意撤销上述群众组织。

11月3日～16日 全省中小学教育会议召开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抓好革命大批判；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定要掌握教育大权；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师待遇改为“工分加补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学制缩短为9年；认真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切实抓好课本的改革；加强领导，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各地、市、县革委会分管教育的负责人、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共330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4日 省革委、省军区发出《关于加强专职武装干部队伍建设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反复进行的夺权运动中，全省各级人民武装部，特别是县(城市的区)、人民公社两级武装部的许多干部做了各级革委会的负责人。在省革委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中，有40％左右的武装干部被揪斗、改变职务、撤销职务，或者被赶回家，致使他们无法领导各地的战备和民兵工作。针对上述情况，《通知》要求，对现有专职武装干部，只要不是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均应立即恢复其职务。凡来经军分区、省辖市人民武装部批准，各单位自己充实调配的武装干部，要动员他们返回原工作单位。

11月6日 省革委、省军区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高维江等十三名民兵英雄事迹活动的决定》 4月7日，崂山县王哥庄公社突遭十级狂风的袭击，停泊在仰口湾上的海带作业船和大片海带受到了严重威胁，高维江等13名民兵在抢险过程中落入海中，其中7人牺牲。《决定》称赞高维江等13名民兵临危不惧，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要求在全省开展一个宣传、学习高维江等13名民兵英雄事迹的活动，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

11月10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成立莱芜钢铁基地会战指挥部 杨得志任指挥，穆林、苏毅然、杨介入、魏继舟任副指挥。会战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苏毅然兼主任。并成立现场指挥部。

12月6日 省革委调整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 调整以后，省革委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由穆林、周水朵、杨介人、苏毅然、彭嘉珠等16人组成；穆林任组长，周水朵、杨介人、苏毅然、彭嘉珠4人任副组长。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由穆林、周水朵、杨介人、苏毅然、彭嘉珠、宋一民等6人组成，穆林任组长，周水朵任副组长。

本年 全省国民经济有所发展 社会总产值达到187．16亿元，比1968年增长5．47％。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64．49亿元，增长4．72％。其中，农业总产值58．7亿元，工业总产值105．79亿元，分别增长10．22％和1．7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89．9亿斤，棉花478万担，分别增长13．04％和5．29％。原煤1531万吨，比上年减少24．6％；原油293万吨，增长36．13％；钢21．19万吨，成品钢材22．97万吨，分别减少12．73％和5．86％；发电量43．34亿千瓦小时，增长5．2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7．94亿元，比上年增长6．02％。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6．804亿元，减少22．4％。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19．83亿元，财政支出11．4亿元。年底全省人口总数为626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8‰。


1970年


提要


省革委于6月对全省高校布局和专业设置进行调整。

继续进行整党建党工作。7月上旬，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进一步部署。

8月中旬，省革委在泰安召开全省水利大会战会议，冬季，全省1000万余人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11月，省革委号召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月10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莱钢工程指挥部扩大管辖范围 决定将新城铁工厂、莱芜铁矿、沂蒙生建钢铁厂、新泰冶炼厂和即将建设的谷家泰铁矿划归莱钢工程指挥部。3月27日，莱芜钢铁厂第一座620立方米高炉工程破土动工，至1975年5月20日建成投产，标志着山东钢铁工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到1985年，莱芜钢铁厂逐步形成年产钢15万吨、轧材5万吨、生铁50万吨、采矿50万吨、选矿40万吨、炼焦50万吨的生产能力。

2月11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文物古迹、山林保护管理的通知》 2月6日，周恩来总理对反映泰山砍伐山林、乱开山石、破坏文物的人民来信作了批示，责成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派得力同志去查办此事。”省革委除派人查处此事外，还向全省各地发出此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文物古迹、山林保护管理工作。

2月19日 省革委政治部召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大会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本日，省革委召开大会，贯彻中央指示和通知精神。大会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开展一场群众运动。会后，运动在全省迅速展开。时称“一打三反”。

2月26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启用19个新局印章的通知》 这19个局为：基本建设局、电力工业局、交通邮政局、轻工业局、机械工业局、冶金工业局、化学石油工业局、地质局、农业局、水利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金融局、民政局、卫生局、劳动局、物资局、对外贸易局和煤炭工业局。

2月27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开展向杨柳雪大队学习活动的通知》 滨县杨柳雪大队连续7年获得粮棉双丰收，被称为“棉区大寨”，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棉花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3月 山东拖拉机厂在兖州动工兴建 该工程于1976年12月26日建成投产，正式投产前已试产“泰山”牌25马力拖拉机1．6万台。

4月16日 省革委发文公布省革委人事任免 曹普南为省革委委员、常委，周水朵为省革委常委。免除傅健吾省革委常委、济南市革委会主任职务。

4月20日～22日 省革委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69名省革委委员出席，省革委各部室领导小组成员、直属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等56人列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名单。杨得志代表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报告。

4月26日 毛泽东南下视察路过济南时接见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 毛泽东主席在车站接见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杨得志、袁升平，指出，搞老、中、青领导班子好，完全搞青年班子不好，但也不能轻视年轻人。

4月 辛(店)泰(安)铁路开工建设 该铁路连接胶济、津浦干线，全长161．75公里，需建22条隧道、45座桥梁。1974年6月24日竣工，7月1日临管运营。1980年12月31日正式交付运营。

4月25日～5月15日 山东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 大会表彰了80个先进单位、44名积极分子，共有34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间，山东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典型展览会开幕。

4月27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开展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榜样沈秀芹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沈秀芹是荣成县成山林场副场长，1月1日为抢救国家财产，同烈火搏斗，不幸中毒牺牲，年仅29岁。

5月7日 省革委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几项改革　这几项改革是：(1)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省属企业已于1月1日下放168个归地市管理，这次又下放59个，省保留81个，交接期均为1月1日。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6部委所属31个企业下放归山东管理为主。同时，省属16个企业下放归地、市领导。(2)改进农机产品、维修配件的生产、分配、使用和维修管理。大部分农机产品，从1971年开始，由地、市根据企业生产能力和配套、维修需要，提出年度计划，由省调剂平衡后，各地、市组织生产供应；县农机修理制造厂的建设，保证大修不出县，并能担负一定制造任务；县一级建立农机具三级修配网。

5月8日 省革委要求发展地区小钢铁、小煤窑 省革委发出通知，要求发展地区小型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和县、社小煤窑。要求除了加速建设莱钢、济钢两个中型钢铁厂外，昌潍、临沂、泰安、济宁、枣庄等地区，各建设一个像烟台那样的小而全的钢铁联合企业。有煤、铁资源的县、市，也要有计划地搞点钢铁。要从矿山搞起，建立自己的原料生产系统，根据原料供应可能，确定冶炼和轧钢的建设规模。加强地质勘探工作，积极地为地区小钢铁寻找矿源。有色金属除了重点加速平阴铝厂、莱芜钢钴冶炼厂、沂蒙冶炼厂的建设外，烟台、昌潍、惠民、济宁、临沂等地区在加速建设有色矿山的基础上，各建一个有色冶炼加工点，逐步形成小而全的有色配套企业。小煤窑建设，在已有236对小煤窑的基础上，继续抓紧正在建设的12对煤井的建设，计划再建成38对煤井。

5月13日 省革委要求加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全省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党员、团员、贫下中农发出一封信，要求从即日起，积极动员起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打一场农业翻身仗，力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从1971年到1975年)，全省粮食生产达到和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粮食：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500斤)。要在改变生产条件上狠下功夫，逐步消灭旱、涝、碱三害，做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要求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自己动手，因地制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到1975年实现每人至少有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从本年起，全省每年建成800万亩，按8万个大队计算，平均每个大队每年要建成100亩，按40万个生产队计算，平均每个小队每年要建成20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不是指一般的水浇地，而是包括深翻整平，能排能灌，增施肥料等综合措施，真正做到精种高产。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号召，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大力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为实现全省农业翻身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5月16日 济南市集会欢送上山下乡人员 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鼓舞下，济南市有1．4万名知识青年、干部、医务人员、街道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全市2万人集会欢送。

6月3日 省革委公布白如冰、苏毅然职务 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白如冰、苏毅然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6月17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文公布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人事任免 白如冰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苏毅然任副组长；增补魏继周、曲缵亭、陈鹏、刘余轩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免去彭嘉珠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职务(回部队)。

6月17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关于干部下放农村插队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在办好“五?七”干校的同时，要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下放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决定》还对下放干部的家属工作、食宿以及党、团组织关系、户口、工资、公费医疗等作了规定。省级机关下放农村的干部以北三区为重点。7月8日，省革委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广大干部下放农村插队。29日，首批700名干部下放农村；10月13日，第二批1100多名干部下放农村。

6月21日～7月5日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北镇召开　参加会议的共643人。会上，传达了中央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筹备会的精神；参观了杨柳雪、李雅庄、小郭管理区等学大寨先进单位；听取了胶南、平度、桓台三县和厉家寨、夏家村等11个先进社、队的经验介绍。会议要求下半年打好三个硬仗：搞好田间管理，战胜自然灾害，千方百计完成本年粮食总产310亿斤的计划和棉花、油料等各项生产指标；高质量高标准地种足种好小麦，力争1971年小麦总产突破100亿斤；大干一个冬春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1000万亩。

6月24日 省革委决定调整全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转《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决定，山东大学理科改建为山东科技大学，由省国防工办管理，校址设在济南市。工科院校的山东工学院进行专业调整，水利系并入曲阜水利学校，农机专业并入山东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械学校，撤销热能动力装置和电厂电网专业，由省机械局管理，校址在济南市；华东石油学院与九二三厂结合办学，增设石油化工专业，由省化工石油局管理；山东煤矿学院，迁往肥城矿区，矿校结合办学，由省煤炭局管理，撤销工业经济与组织、会计学专业；山东化工学院，改为橡胶二厂厂办中等专业学校，校址暂设在青岛市，将来随橡胶厂迁往内地；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改为山东拖拉机制造厂厂办中等专业学校。农科的山东农学院，将山东大学生物系并入，深入农村基层办学，由省农业局管理，校址设在泰安。医科的山东医学院与山东中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实行中西医结合，由省卫生局管理，校址迁往泰安地区楼德镇；青岛医学院，迁往北镇，下放惠民地区办学，缩小规模，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教学人员加强沂水半工半读医专；昌潍医学院，下放昌潍地区办学；济宁半工半读医专，下放济宁地区办学；沂水半工半读医专(青岛医学院分校)，下放临沂地区办学。文科和师范院校的山东师范学院，负责培训中学教师，编写中小学教材，由省革委政治部管理，校址迁往聊城，学校机构进一步精简，抽出一部分教学人员充实聊城、德州、惠民地区师资培训机构；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培训中学教师，由省革委政治部管理，校址设在原曲阜师范学院，合并后缩小规模，抽调一部分教学人员充实济宁、菏泽、昌潍地区的师资培训机构；山东财经学院撤销；烟台师专下放烟台地区办学；泰安师专下放泰安地区办学。《方案》还对院校调整后的领导问题作了规定。此后，各院校相继按《方案》的要求进行了合并、搬迁。这次调整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打乱了原有的布局和隶属关系，给正常的教学带来了严重的混乱。

7月6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九大”新党章热潮，要开展以整党建党为重点的“斗、批、改”群众运动。全省共有13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省“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建党工作，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2年6月止，共发展党员31万多名，处理党员3．7万多名，其中开除党籍、劝退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占40％。这次整党建党，由于贯彻了“九大”的错误路线，处分了一些不应处分的党员，暂缓了许多不应暂缓的党员的组织生活，吸收了相当数量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入党，给党组织带来严重不纯。

7月 全省豁免旧贷款 根据财政部豁免1961年以前农村赊销、预付款、预购定金、农贷等四项欠款的指示，全省豁免1961年以前旧农贷47768万元，其中灾区贷款149万元，贫农合作基金贷款6820万元，旧农贷40799万元。

8月11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转发中共荣成县委《关于召开党代会、建立新县委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通知》指出，随着整党运动的深入发展，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新党委的问题，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条件成熟的，现在就可以召开；条件不成熟的，要积极创造条件，今冬或者明春召开；有的也可以在省党代表大会以后召开。抓好党的基层建设，是召开党代会、建立新党委的基础。各地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积极地抓好基层整党建党工作。凡是正在开展整党的地区和单位，从现在起，就要为召开党代会、建立新党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8月16日 省革委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 会议决定以郝建秀等150人为山东省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8月17日 全省水利大会战会议在泰安召开 会议提出了“四五”期间水利战线初步设想，重点抓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和黄淮海河流域的治理。全省有560人参加了会议。冬季，全省各地有1000万人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运动。

9月7日 张铚秀任省革委副主任 经中共中央批准，张铚秀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10月30日 曹普南任省革委副主任 经中共中央批准，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增补曹普南为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0月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举办领导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决定分级分批组织县以上领导干部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分期分批集中到省里学习的。11月10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地、县革委和相当于地、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县委常委)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5篇著作，同时选读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通知》要求，要认真读书，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要坚持斗争哲学，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要天天读，学习日雷打不动；坚持自学、集体讨论和开讲用会相结合；地、县以上举办学习班。到1971年4月，全省参加学习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达900多人。

11月6日 省革委号召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为迅速改变山东农村面貌努力奋斗。《决定》要求，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苦战三年，基本实现水利化，每人建成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1975年争取达到每个大队120马力动力机械；努力增加肥料，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两人一猪，争取一人一猪，两年内，每县建成一个化肥厂，1975年达到平均每亩施化肥50斤；大搞植树造林，奋战5年，绿化全省，平均每人栽树100棵，5年解决烧柴问题，10年争取木材自给；全面贯彻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决定》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正确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

12月23日 晁哲甫逝世 原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在济南逝世，享年76岁。25日，举行了追悼会。

12月 省革委政治部召开会议部署本省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本省高等学校从1970年冬季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新学员。1971年4月，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华东石油学院、山东师范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工学院、山东农学院、山东医学院、山东煤矿学院、青岛医学院等10所院校从省内外招收6000余名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至1976年，全省共招收6届工农兵学员43146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12月 全省开展整团建团工作 省革委政治部于12月20日召开全省整团建团工作座谈会，部署了全省整团建团工作。整团着重于思想整顿，对团员多做教育工作，使团员、青年明确方向，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在组织整顿中，要落实党的政策，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证据确凿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清除出团；对一时难以弄清性质的人，不急于组织处理，待把问题弄清后，再作处理；对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经过耐心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劝其退团。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思想整顿以后，绝大多数团员都应当恢复组织生活。在整团中，要实行开门整团的方法，要把政策交给群众，吸收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要教育团员主动到群众中开展谈心活动，虚心听取工人、贫下中农批评意见，接受他们的教育。整团工作的步骤为：组织准备，思想动员；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认真搞好斗私批修；恢复团的组织生活，建立团的基层组织；进行“吐故纳新”。

本年 全省国民经济获较快增长 全年社会总产值为233．71亿元，比1969年增长25．11％。工农业总产值208亿元，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66．78亿元，工业总产值141．2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47％和33．4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93亿斤，棉花546万担，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2．97％。原煤2402．6万吨，增长56．93％；原油467．3万吨，增长59．49％；钢29．65万吨，增长39．92％；发电量55．27亿千瓦小时，增长27．53％。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为6．79亿元，比上年减少0．16％。全年地方财政收入为30．94亿元，比上年增长56．03％；财政总支出为14．25亿元，增长25％。年末全省总人口为64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6‰。


1971年


提要


在整党的基础上，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于4月1日至5日在济南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

根据中央部署，全省举行了“批陈整风”、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运动。9月下旬后，向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传达了林彪反党集团事件。

全省“五小”工业迅速发展。全省国民经济指标有较大增长。

2月18日～3月12日 全省计划会议召开 会上，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周水朵作了《关于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苏毅然作了大会发言，杨得志作了总结。会议确定“四五”期间全省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农业上“纲要”，工业要跃进，基本建成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1971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切实执行“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语)的重要指示，依靠群众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国防军工和三线后方建设，争取更多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集中力量加强以钢铁为重点的原材燃料工业，大打矿山生产建设之仗；积极发展科学技术，努力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会议安排了1971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及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主要措施。

3月18日～26日 省革委进行“批陈整风”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批陈整风”。会上，学习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反革命罪行及其资产阶级唯心论等反动观点；帮助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进行了整风。杨得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袁升平作了会议总结，白如冰、穆林等作了检查发言。

3月19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核心小组)要通过“批陈整风”，充分认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大意义。认真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敌情，统一认识，把清查“五一六”作为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清查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要认真注意政策，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清查“五一六”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举动。实际上山东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清查的主要对象是群众组织头头和所谓“右派翻案集团”的“骨干分子”。其结果，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彻底纠正。

3月21日 中共昌潍、烟台地委建立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中共昌潍地区第一届委员会、中共烟台地区第一届委员会。至1975年9月，全省9个地区4个省辖市全部重新建立了地委或市委。

3月30日 杨得志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撤销王效禹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3月30日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对“一打三反”运动实行统一领导分工管理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具体指导，充分发挥机关部门的作用，经研究确定，今后“一打三反”运动在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实行分工管理：“一打”方面的工作，由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具体负责；“三反”方面的工作，由省革委生产指挥部财贸办公室具体负责；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有关省管干部案件的审批和其他干部案件定案工作的督促检查，由省革委政治部负责，需要依法惩办的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办理。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即行撤销。

4月1日～5日 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 大会听取并讨论了杨得志代表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共选出省委委员90名、候补省委委员25名。共有1488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4月6日至7日，召开了中共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省委常委和省委书记、副书记。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白如冰、苏毅然、曹普南、何志远、周水朵、秦和珍、穆林、徐建春等11人为省委常委，杨得志为第一书记，袁升平为第二书记，张铚秀、白如冰、苏毅然为副书记。会后向中央写了报告。4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名单。

4月8日 省委常委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山东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新闻稿的消息。毛泽东在修改稿件时，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一句中“还是办”三个字删去。会议讨论了有关常委自身的学习、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常委分工问题。

4月14日 王效禹下放辽宁省盘锦农场劳动 中央组织部电话通知：中央已批准王效禹下放到辽宁省盘锦农场劳动锻炼，对他的问题的审查和生活供应，仍由山东省委负责。5月21日，省委向中央作了《对王效禹问题进行正面审查的请示报告》。29日，中央组织部电话传达中央通知：关于王效禹问题，仍由山东省组织专案负责审查。在审查过程中，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调研从严”的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4月18日 省革委决定建立省地县计划生育办事机构 各级计划生育办事机构设在各级卫生部门。至年底，全省至公社一级均设立了计划生育办事机构，中等以上企业也设置了办事人员。

5月8日 省委、济南军区分别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边树生同志先进事迹的决定》 边树生是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三连七班班长，1970年12月15日在国防施工中，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和工程的安全英勇牺牲。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

6月27日～7月6日 济南军区党委和中共山东省委联合召开县团级干部会议 会议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听取了杨得志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8月17日 省委发出《关于批转＜山东省计划工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7月11日至8月5日，全省计划工交会议召开。本日，省委批转此次会议纪要。省委在批转通知中指出，山东省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农业上《纲要》，工业要跃进，基本建成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全省统一奋斗目标，迅速订出本地区、本部门的“四五”发展计划，并且把年度计划与“四五”规划紧密衔接起来。要认真检查分析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抓住薄弱环节，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自然灾害，加强秋田管理，力争农业丰收；克服电力紧张、原材料不足的困难，千方百计地把钢铁煤电、基本化工、军工援外、支农产品生产和基建设备制造任务抓上去，保证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8月17日 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 为了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省委决定：一要充分认识工业学大庆的重大意义，二要一定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三要切实加强对工业学大庆的领导。

9月3日～7日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文登县召开 会议强调要抓好文登县计划生育工作“五落实”的经验，即思想落实、组织落实、计划落实、政策落实、技术措施落实。“五落实”一直是指导全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经验，并在全国推广。

9月4日～28日 省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作出了所谓“两个估计”：一是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二是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主要是学习贯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研究制定了继续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具体措施。

9月15日 山东电视台建立 经省委批准，济南电视试验台改为山东电视台，并正式向全省播放节目。自此，山东新闻宣传走上一个新阶段。

9月下旬～10月下旬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 9月22日至23日，省委常委、济南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1971〕57号文件，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10月3日至8日，省委、济南军区党委联合召开了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1971〕57号文件，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10月8日，遵照中央指示，省委发出了《关于传达林陈反党事件的通知》，要求分步骤传达。10月26日，省委又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10月24日重要通知的通知》，要求各地于11月底前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广大工农兵传达完毕。

11月15日 沂沭河洪水东调工程开工 该工程历时十载，共进行了21期施工，于1981年底停建。共动用民工256万人，完成土石沙方2983万立方米，投资10177万元。洪水东调工程对控制沂、沭河水的泛滥，减轻下游水患，消除内涝，促进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2月2日～15日 省革委“三反”办公室召开全省“三反”工作座谈会 会议认为全省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取得较好成绩，但是，有些地方和单位对此重视不够，搞得不深透。有的单位领导成员有问题或者由于资产阶级派性，使运动走了过场；有的定案处理缓慢，不执行政策；有的把小拿小摸，多吃多占，借支挪用当成贪污浪费，把一些社员的家庭副业、一般商业活动和集体副业中的一般资本主义倾向当成投机倒把对待；有的大搞逼、供、信。会议针对上述情况，要求各地继续抓紧进行“三反”运动，要分类指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定案工作，将运动搞深搞透。省委于1972年1月13日批转了省革委“三反”办公室的《关于全省“三反”座谈会的情况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要认真执行。

12月7日～14日 山西省昔阳县及大寨大队代表来鲁作报告 应省委、省革委的邀请，昔阳县及大寨大队代表先后在济南、济宁、烟台、潍坊等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和领导学大寨的经验。

12月24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的通知》 决定对1957年前的三级工、1960年前的二级工、1966年底前的一级工，以及相当工资的人员，晋升一级工资。这次调资工作至1973年5月基本结束，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有75．2万人增加了工资，占职工总数的32．6％，月增工资总额361万元。

本年 全省“五小”工业迅速发展 全省地方小钢铁厂、小煤矿、小水泥厂、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发展迅速，60％的县建立了小化肥厂，供应量由1965年的占全省25％提高到50％以上；小型动力机械的生产能力提高5倍，111个县(市)建立了农机修造厂，90％的公社建立了农机具修配厂；小水泥厂发展到210多个，产量占全省产量的70％；办起各类小水电站328处，装机容量2万余千瓦。

本年 山东省国民经济获较大增长 社会总产值达到255．48亿元，比1970年增长13．46％。工农业总产值223．54亿元，增长13．2％。其中，工业总产值147．91亿元，农业总产值75．63亿元，分别增长12．76％和10．8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321．5亿斤，棉花486万担；原煤2643．6万吨，增长10．03％，原油621．67万吨，增长33．03％；钢43．6万吨，成品钢材32．98万吨；发电量67．7亿千瓦小时，增长1．2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6．2亿元，比上年增长10．67％。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8．35亿元，增长22．85％。地方财政总收入41．11亿元，财政支出15．91亿元。年底人口总数656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2‰。


1972年


提要


省委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在全省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11月18日至翌年1月8日，中央召集山东及青岛市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认定山东省委、济南军区主要负责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其后，山东开展了“批林揭袁”运动，错误地批判处理了袁升平等人。

1月7日～12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侨务工作会议 会议学习了中央有关指示，总结了全省的侨务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对归侨、侨眷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执行党的侨务工作政策，把华侨中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爱国的华侨资产阶级和少数反动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海外的一般社会关系和海外的反动社会关系严格区别，把一般的海外通讯联系同里通外国进行危害祖国的反革命活动严格区别。要妥善安置归侨，做好回国观光、探亲华侨的接待，并做好侨汇工作。

1月24日 省委转发省“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关于全省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和进一步加深运动的意见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省委领导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1971年3月在全省各地相继展开，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检举、揭发、批判和清查。围绕王效禹策划的“三个反对”、“四个指向”的“大事件”为审查重点，将运动的矛头指向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要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结合起来，要抓紧“大事件”的清查和专案审查工作，要突出重点，确定重点审查对象要从严掌握，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面上的群众运动，搞完“四大”的单位，要开展“大事件”的清查，参加对重点人的批斗。

1月20日～27日 全省生产救灾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议研究了进行生产救灾的措施，指出，1971年，全省粮食丰收，但局部地区灾情较严重，社员缺粮，出现人口外流等现象。因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救灾工作，灾区工作安排必须以生产救灾为重点，要依靠集体力量，反对分散单干和弃农经商。要坚持生产自救、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丰收地区、城市工矿区、各行各业都要对灾区给予有力的支援。

2月20日～3月10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计划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按照留有余地的原则安排了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农业方面，要狠抓政策落实，解决人民公社社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同工不同酬、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降低等问题。在工业方面，要加强企业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到会讲了话，省委副书记苏毅然作了《关于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各地市主要负责人及省直各部门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修改的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由省革委于3月22日正式下达。

3月20日 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的通知》 《通知》指出，根据中央通知规定，省委确定从1972年开始，在原分配各地、市包购任务的基础上，一律增加百分之五，用以调剂受灾减免，而且要根据每年的年景情况，对丰收地区和单位，协商分配增产增购任务。

3月20日 省革委颁布《关于加速粮食管理的规定》　《规定》要求：(一)国家的粮食，坚持“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原则，继续实行“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的规定。(二)社队粮食分配，要按照政策规定扣留，口粮、种子、饲料留量要适当。(三)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四)严格控制吃商品粮人口，按照国家下达计划任务增加。(五)工商行业用粮，要积极开展节约代用，减少国家粮食开支。(六)加强粮票管理。(七)民工补助粮，在哪里供应，由哪里负责管理。(八)在粮食入库、保管、调运、加工、供应等各个环节上，都要加强管理。(九)加强粮食市场管理。

3月20日 省委批准《省委、省革委机关暂行编制方案》和《省委、省革委办事机构职责范围暂行规定》 省委、省革委的办事机构设有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公安机关军管会。各办事机构都在省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

3月27日～30日 省委召开全省信访会议 会议称，“文化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一些地方坏人篡夺了权力，横行霸道，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些受害人到各级权力部门上访。由于各级信访部门不能及时、正确地解决问题，甚至造成上访人员受到打击报复，致使上访人员越来越多，许多集中到中央一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革委会要充分认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健全信访工作机构。信访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按照党的政策处理好群众来信、来访。会议期间，部分地、市介绍了进行信访工作的情况。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到会讲了话，要求各级党委加强信访工作的领导。各地、市负责人和信访部门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4月3日。省革委发出《关于加速全省绿化的指示》　《指示》指出，全省已造林2000余万亩，但尚有1000多万亩宜林荒山荒滩没有造林，有近千万亩残林疏林需要补植，有大量的“四旁”隙地没有植树，因而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每年需要国家供给一百四五十万立方米木材。各地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加强对林业建设的领导，加速山东绿化进程，保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四旁’植树每人平均达到一百株以上，宜林山、滩全面绿化，十五年做到省内地方用材自给”的要求。

4月3日 省委批转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调整劳改工作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 《报告》指出，“文化革命”开始后，劳改单位开展“四大”，造成混乱。1969年12月26日，经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济南军区党委批准，将设置不当和不适宜罪犯劳动的16个劳改单位移交给生产建设兵团，保留12个劳改单位下放地、市领导，省劳改局改为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劳改组。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按照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关于对劳改工作改造生产由公安机关统一领导的原则，提出调整意见：(一)将已下放地、市的12个劳改单位，于1972年年底以前分别收归省劳改部门直接领导管理；(二)劳改企业的计划、产品处理、资产管理、劳力调配，由劳改部门统一管理，其他部门不能直接向劳改单位分配任务、抽调人员、土地、物资和产品；(三)恢复省原劳改工作管理局。

4月10日～21日 省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要领导好学习1971年9月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解决当前“文化革命”中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提高执行毛主席路线的自觉性；(二)执行党的政策；(三)党委实行民主集中制；(四)政治挂帅，做好经济工作。会议期间，还分别召开了组织、宣传、文化、教育、群工、定案、“一打三反”专业会议，安排了各项工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到会讲了话。

4月18日 省革委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增加职工节约使用劳动力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两年来计划外增加大量人员和动用农村劳动力过多，破坏了劳动计划的严肃性，造成企业的窝工浪费，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减少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城镇人口和市场供应的负担。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要求，1972年必须结合整顿企业管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挖掘现有劳动潜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通知》要求：一、加强劳动计划管理，严格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二、充分挖掘现有劳动潜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开展劳动力的平衡调剂。三、加强劳动力的统一管理，严禁私招乱用。四、严格控制从农村调用民工。

5月6日～15日 省委召开农村人民公社政策座谈会　会议认为，从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全省开始注意执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但仍有少数领导人对执行政策不认真，甚至把路线和政策对立起来。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勤俭办社、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要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在收益分配上要处理好国家、集体、社员三者的关系。

5月17日 省委制定《关于在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试行意见》 《意见》指出，全省先后在19个工商企业中进行了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试点工作，大部分地区正在处理资本家和统战对象在“文化革命”中被查抄财物的问题。《意见》规定：除定为敌我矛盾的以外，凡问题已审查清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在被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一律补发。被查抄的财物，应按其生活需要酌情退还，被接管的房屋仍归本人所有。应按政策规定办理资本家的退职退休问题，对资本家的病假工资及生活困难补助等问题，可以参照所在单位职工的有关规定办理。同时，要加强对资本家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

5月24日 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的通知》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贯彻执行中，要组织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学校，按照中央通知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对已入学的学员，个别确实不够条件的，应做好工作，动员回去。

5月26日 省委批转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工交办公室《关于当前工业交通生产问题的报告》 《报告》汇报了全省工业交通生产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措施。指出，在当前经济工作的领导组织中，没有充分注意国家计划的严肃性，看本地区、本部门的需要多了些，如随意增添建设项目，计划外层层追加任务，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低、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的现象仍很严重。有的单位一些好的干部没有适当安排使用，一批技术人员没有用到技术岗位上去，不少熟练工人没有作为生产骨干而影响积极性。《报告》提出，当前工业生产者要进一步树立全局观念，确保国家计划的完成。要进行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5月31日 省委成立省革委编制领导小组 张铚秀任组长，苏毅然、秦和珍任副组长。

6月3日 省委决定重建省委党校 省委常委曹普南兼党委书记、校长，徐雷健兼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6月21日～22日 省委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信访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周恩来关于加强中央首脑机关、要害部门、重点地区治安保卫工作的指示。会议指出，近期以来，全省到北京上访人员不断，影响首都社会秩序、危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会议要求，要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各单位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及时纠正错误，以减少上访人员。对正在北京上访的人员要劝回，对准备去京的人员要劝阻。要加强对重要城市的治安保卫工作，加强对“三类人员”和“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加强对领导机关驻地、外宾住所及车站、码头、公共场所等重要交通枢纽的保卫工作。

7月5日～20日 省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会 全会传达贯彻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行了批林整风；总结报告了三届一次全会以来的工作；研究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杨得志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袁升平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全会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为：(一)切实抓好批林整风，加深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二)认真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三)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五)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省委委员、候补委员103人参加了会议，在山东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各地、市、省直各部门的76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7月10日 省计委印发《关于调整“四五”规划和拟定“五五”规划的初步意见》 《意见》提出调整“四五”规划和拟定“五五”规划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大力加强农业，力争1975年全省粮食上《纲要》，同时大力加强轻工业和基础工业，特别要加速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加速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粮食总产量由原来1975年要求达到400亿斤，调整为382．4亿斤，1980年达到500亿斤。钢产量由原来1975年要求达到115—125万吨，调整为85万吨。

7月29日 省委作出《关于干部管理的暂行规定》　《规定》指出，为加强党对干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决定实行党委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规定》对省委管理的干部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

8月9日 省委作出《关于整顿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决定》 《决定》指出，全省不少单位违犯政策和纪律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有的占用了学校、医院的房屋，有的占用了华侨、统战对象的房屋、家具，有的大搞楼堂馆所，挪用生产基金、材料，平调生产队的人、财、物，有的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大走后门，私分物资，有的随意侵占农民土地。《决定》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发动群众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文化革命”期间，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占用的房屋、土地、物资中，凡属学校、医院及集体单位和私有的，要迅速退还。其他单位私自占用的，也要一律退还。

8月10日～19日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济南、青岛访问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英?萨利特使等一行29人，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下，到济南、青岛访问。在济南三天，先后参观了济南机床二厂、济南铅笔厂，观看了济南军区直属部队的军事表演，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黄河；在青岛七天，参观了青岛啤酒厂、贝雕工艺品厂和崂山县丹山大队果园，游览了栈桥、鲁迅公园，参观了海产博物馆。

8月25日～30日 省革委召开全省轻工、商业、外贸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地、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和轻工、商业、外贸部门及县工业局的负责人、部分轻工企业和商业基层单位的负责人、省直机关有关负责人共961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讲话，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会议指出，从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以来，全省轻工、商业、外贸战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产品质量不高、商业服务质量不高、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要求全省轻工、商业、外贸战线要继续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各级党委要狠批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政治工作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充实和加强经济管理部门，改进领导作风。省革委副主任苏毅然到会讲了话。

9月1日 鲁南化肥厂投产 鲁南化肥厂是山东省第一座生产尿素的现代化大型化肥厂，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

9月21日～25日 省委召开全省警卫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要求各级党委及有关部门学习毛主席建国以来关于警卫工作的指示，建立健全警卫组织机构，落实工作措施，要保卫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健康，保卫重要外宾和重大集会的安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和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安全。27日，省委就这次会议的贯彻落实，作出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示》。

10月1日 北镇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大桥全长1394米，是黄河上最长的一座公路桥。大桥的建成，对促进山东省工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0月21日 省委决定刘秉琳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0月30日 省委发出《关于筹建各级共青团委员会的通知》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批转《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报告》时的批示，在1972年冬季和1973年春季把县团委和部分地、市团委建立起来。省委准备在1973年适当时机召开全省第五次团员代表大会，建立团省委。各级党委在筹建团委的过程中，要对共青团和青年进行思想和政治教育，对团的干部的配备，既要大胆地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新干部，又要有适当数量的有一定团的工作经验的干部。省和各地、市、县都要抽调部分拟作新团委骨干的干部，建立团委筹备小组，进行团委的筹建工作。

11月18日～翌年1月8日 中共中央召集山东省及青岛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岛市两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致使市革委会及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内部也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10月6日至11月16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批林整风扩大会议，两派发生激烈争论。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召集济南军区、山东省委及青岛市革委、北海舰队主要负责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解决青岛市和山东省批林整风中出现的问题。汇报会期间，对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进行了错误批判，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指示。1973年1月5日，汇报会向中央政治局呈送了《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省委、济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的领导也是错误的”。1月7日，中央以中发〔1973〕4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称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1月12日至29日，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4号文件和山东汇报会精神，批判了杨得志、袁升平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检查了省委、军区党委在批林整风中领导上存在的“问题”。2月11日至3月29日，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传达中发〔1973〕4号文件，对杨得志、袁升平进一步揭发批判。

12月26日 省委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文件＞的指示》 《指示》指出，全省粮食收支出现较大缺口，连续挖了库存。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动员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要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国家、集体、农村人民公社社员都要建立粮食储备，既要保证完成中央分配给山东的粮食征购任务，又要安排好社员生活。要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和吃商品粮人口，严格执行粮食管理制度，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本年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有所发展 社会总产值269．1亿元，比1971年增长7．68％。工农业总产值235．34亿元，增长7％。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81．42亿元，工业总产值为153．9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39％和8．9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346．4亿斤，比上年增长7．93％；棉花总产392万担，比上年减少19．34％。原煤2790．7万吨，原油807．92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5．56％和29．96％；钢46．93万吨，产品钢材36．65万吨；发电量77．27亿千瓦小时，比上年增长14．1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63．96亿元，增长13．81％。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为9．97亿元，财政支出为18．89亿元。年末全省总人口为668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为19．9‰。


1973年


提要


继续开展“批林揭袁”运动。9月底，省委印发《彻底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要求迅速掀起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袁升平错误的高潮。

省革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要求县以上党委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全省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的热潮。

1月2日 王子文病逝 原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副省长王子文，因病逝世。

3月4日 省革委发布《关于保障树木所有权的布告》　《布告》强调指出，国营和集体的所有权决不容侵犯，不准将国有的林划归集体；不准将集体的林划给个人，已经错了的必须立即纠正。社员在宅旁内或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所有。同时要加强木材市场的管理，严禁国营、集体单位木材自由贸易。

4月25日 省委作出《关于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中，全省有3．6万多名工农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公社以上各级党委会、革委会，其中约有1500人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按老、中、青三结合的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中“青”的数量还很不够，全省地(市)、县两级党委常委班子中，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只占9％。为此，省委决定，在今明两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选拔一批年轻干部，逐步充实公社以上的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充实健全起来。并且要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作为经常任务，使各级领导班子经常保持有生力量，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各地、市委，省直各部、委、办、局要配35岁左右，不超过40岁的正副书记、正副部、局长一至二名；常委、核心小组成员要配二至三名。县委和省、地、市机关各处、部、局、科要配30岁左右，不超过35岁的正副书记、正副处、部、局、科长一至二名；县委常委要配二至三名。公社党委和县直机关各部、局、科要配25岁左右的正副书记、正副部、局、科长一至三名。各级党委、革委办事机构，也要适当充实3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

5月4日～17日 共青团山东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了共青团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通过了《全省青年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突击作用》的决议。省委、省革委负责人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苏毅然等出席了大会。

6月4日 辛店电厂动工兴建 该电厂共装有2台10万千瓦和2台20万千瓦发电机组，总容量60万千瓦，是山东省最大的燃油电厂，于1977年2月16日全部建成。

6月7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烟台港对外轮开放　国务院、中央军委对1973年5月4日山东省革委的请示报告作出批复，同意烟台港对外轮开放。

6月20日～22日 省委召开三届四次扩大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党的“十大”的代表50名。

6月21日～7月1日 山东省第六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了山东省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通过了《全省职工团结起来，鼓足干劲，在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作用》的决议。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到会讲了话。

7月11日 省委转发《山东省清查五一六专案工作座谈会纪要》 省委指出，两年多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查清了一些问题，清出了坏人，教育了群众，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成绩是主要的。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省委领导不力，控制不严。望各级党委将全省的清查“五一六”斗争善始善终进行到底，圆满地、胜利地完成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任务。座谈会是于6月29日至7月13日召开的。各地、市及省直单位共计43人参加了会议。山东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从1971年3月开始的，先后经历了思想发动、革命大批判、揭发检举和专案审查阶段，至此已逐步转入结案处理阶段。省委要求，今后要进一步抓好对“大事件”的清查和对重点对象的审查工作，同时又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会议明确指出：“王效禹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要成员”的性质是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1973年4号文件说的“决不容许王效禹翻案”，是包括这个“案”的。

7月12日 省革委发出通知，要求贯彻执行《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1972年8月召开，会议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中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等问题，讨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就领导、队伍、体制、规划、协调等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和措施。省革委要求各级革委会，要把科学试验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领导，坚持以批林整风为纲，大搞科学试验和技术革新群众运动，加强科学研究，充分发挥专业研究机构的作用，全面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8月11日 袁升平被撤销职务 本日，中央决定撤销袁升平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政委职务。

9月28日，省委印发《彻底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省委在印发《彻底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的通知中称，“袁升平的问题，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的表现，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严肃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通知》要求各地都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同志要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迅速掀起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高潮。10月15日，省革委召开第八次全委会，要求各地要把批林整风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制定出批林揭袁的计划和部署，把批林揭袁斗争搞好。此后，山东全面开展了错误的批袁运动，对省革委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袁升平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错误的揭发批判。撤销袁升平党、政、军职务和开展的批袁运动，不仅使袁升平本人受到极大伤害，而且株连了一大批军队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978年12月27日，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承认对杨得志、袁升平的处理是错误的。1979年1月3日，省委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宣布，强加给袁升平同志和所有受株连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有关“批林揭袁”的省委文件和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全部撤销，并向袁升平同志赔礼道歉，向被错误点名批评的其他同志和一切受株连的同志赔礼道歉。至此，袁升平同志冤案彻底得到平反昭雪。

8月11日 白如冰任省委第二书记 省委发文公布：中央决定，白如冰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

8月13日～19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检查了“省委领导上的问题”，初步揭发批判了“袁升平的错误”，研究了落实中央指示的措施。各地市委、部队军以上单位党委和省委、军区机关以及直属单位负责人共190人参加了会议。

8月28日 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这是山东省第一个鼓励晚婚、计划生育的规定。

9月 省委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9月3日至4日，省委在济南召开了有在山东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济南军区党委常委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8日至17日召开了有近300人参加的地市以上干部会议。这两次会议传达学习了“十大”文件和“十大”精神，研究了贯彻落实“十大”精神的措施。同时，按照中央〔1973〕36号文件的要求，开始向全省广大军民传达“十大”文件。8日，杨得志向省和济南市的12万名党员、干部进行了传达。各地也由参加“十大”的代表同地、县负责人一起进行了学习，然后深入基层，直接同群众见面，传达了“十大”文件。

10月8日～11月2日 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学习了“十大”文件和中央指示，传达讨论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制定了《1973年到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要求全省县以上党委迅速建立健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要有一名书记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0月19日 省直“文革”机构撤销 省革委政治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对省直“文革”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关于撤销省直文革的报告》作出批复，同意省直“文革”机构立即撤销。

11月17日 省委召开纪念毛泽东“根治海河”题词十周年大会 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作了报告。白如冰在报告中指出，根治海河，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宏伟工程。10年来，海河流域的冀、鲁、京、津广大人民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对洪、涝、旱、碱等灾害进行全面治理，着重在中下游开挖、疏通骨干河道和一些较大支流，增辟入海口，基本上解决了海河水系上大下小、洪涝争道、尾闾不畅的状况，初步解决了洪涝灾害的威胁。同时，在山区建水库、修梯田、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在平原打井修渠、治碱改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抗旱能力。

12月20日～翌年1月9日 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 会议检查了1970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以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研究了今后两年农业学大寨的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会作了报告；河南省林县、辉县代表介绍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作了《抓大事，促大干，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新高潮》的报告，要求在农村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经验迅速推开，创造出更多的大寨式县、社、队，力争全省粮食上《纲要》。

12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12月28日 山东省第一条220千伏输电线路莱魏线建成送电 该线路自莱芜发电厂至淄博魏家庄变电站，全长95．7公里。同时，还建成山东省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魏家庄变电站，主变压为12万千伏安。

本年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发展 粮食产量达355亿斤，棉花达526万担，花生产量1735万担，增产248万担。工业总产值完成162．9亿元，比上年增长5．87％。钢产量达49．81万吨，发电量82．8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1084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6．2％、7．21％和34．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5．3％。出口商品收购总值完成12．89亿元，比上年增长29．27％。财政收入44．92亿元，财政支出19．49亿元。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上年的19．94‰降为16．94‰。但有些项目，如原煤、生铁、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计划精简国家职工项目等，未能完成国家计划。


1974年


提要


省委决定对省委、省革委办事机构进行调整，撤销了临时办事机构，建立恢复了正规机构。

中央在北京召开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整风”汇报会，解决山东问题。

全省教育界掀起“反回潮”风潮，再次冲击了刚刚有所好转的教学秩序。

在“批林批孔”和“批林揭袁”运动的影响下，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1月8日 省委决定调整省委、省革委办事机构 撤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设立中共山东省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设立省革委文教办公室。

1月7日～8日 省委举行批林批孔报告会 报告会邀请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作批孔报告，济南地区有10万多人听取了报告。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到会讲了话，要求在批林批孔中，要密切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孔子的反动观点，批判一切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尊孔崇孔的罪恶目的。杨荣国还到曲阜县、烟台地区作了批孔报告。

江青等人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山东各地引起了新的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1月21日 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意见》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批林整风这个纲，学习昔阳县每年冬春坚持整党的经验，以“十大”文件为指针，以新党章为标准，以领导班子为重点，从实际出发，有领导、有计划地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具体要求：(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向党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向的教育。(二)加强党的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狠抓后进单位的整顿。(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做好吐故纳新工作。(四)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

2月4日 省革委设立教育局、文化局、人事局，原省革委政治部教育组、文化组同时撤销

2月11日～8月7日 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批林批孔和“批林揭袁”运动中，山东的造反派在“四人帮”的支持下，重新拉帮结派，搞“进驻”、“踢开党委闹革命”，各大企业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要求重新夺权，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鉴于上述情形，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枣庄矿务局、新汶矿务局、济南铁路局、济南机车工厂、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济南造纸东厂6个企业的负责人，省委、省革委、济南和枣庄市委、市革委部分成员，共计389人。会议领导小组由山东省委张延成、苏毅然、张铚秀、秦和珍、张子石和国务院以及交通部、一机部、轻工部负责人组成。张延成任组长，苏毅然任副组长。会议第一步学习中央文件，批林批孔。第二步联系山东实际，揭发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第三步由省委主要负责人分别检查省委和自己的“错误”；六大企业党委负责人及军代表各自检查自己的“错误”；造反派代表检查自己的派性表现。会议最后，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代表补充进各级领导班子中。会议期间，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负责人多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与会人员，对有关问题作了指示。4月19日，省委负责人回山东。8月7日，全部人员回到山东。

2月16日～3月15日 全省教育界掀起“反回潮”风潮 江青等发动的教育界“反回潮”风潮，在山东造成极大影响。2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山东大学学生张华芬申请退学的革命行动受到广大师生员工、她的父母和校党委的热情支持》的报道。3月5日和15日，又先后发表了华东石油学院3名工农兵学员写的题为《决不允许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信和淄博师专4名教师和学生撰写的《抵制旧教育制度回潮，学生“罢考”何罪之有》的大字报。从而在全省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回潮”的风潮。

2月19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 会议交流了全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研究了下一步工作的措施。会议认为，山东有些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其主要原因是路线没有搞对头，领导人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到的冲击。会议要求全省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3月13日 省委决定批判话剧《不平静的海滨》 话剧《不平静的海滨》于1972年11月由省话剧团创作组翟剑萍执笔创作，12月23日在济南首演，共演出50场，观众7万余人次。本日，省委作出《关于批判大毒草＜不平静的海滨＞的决定》，认为《不平静的海滨》的出笼，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这部戏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歪曲了工农兵群众，是一株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为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的大毒草。批判《不平静的海滨》，要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要组织专门班子继续查清它的政治背景，要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在全省搞得有声有色。批判《不平静的海滨》，是“四人帮”乘“批林批孔”之机，别有用心地将此剧与全国批判晋剧《三上桃峰》连在一起，进行点名批判，打成“大毒草”，并逼迫山东省委对《不平静的海滨》作公开批判。这次批判，在全省文艺界进一步引起了思想混乱。

4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对山东问题作出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在接见山东省委、省革委负责人时指出：山东的批林批孔要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文化大革命”中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示作了结论的问题不能翻案；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对袁升平和杨得志要严格加以区别，把矛头指向杨得志、白如冰同志是错误的；山东清查“五一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工作中有错误，也要纠正；决不允许为王效禹翻案；干部群众不要重拉山头，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进驻，不准非法抓人；抓革命、促生产，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要教育他们迅速回到本单位；对于那些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煽动反革命经济妖风的阶级敌人，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

4月12日 省委决定重新审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省委成立调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以解决所谓打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的问题。

4月17日 中共中央批复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抢枪问题的请示报告》 批复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不准搞武斗，更不准用民兵武器搞武斗，抢枪、发枪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严加禁止，对已抢走的枪支弹药要限期交回。

5月28日 省委发出《关于坚决刹住经济主义妖风的通知》 《通知》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某些地区和单位的群众在诸如劳动工作、企业搬迁、学校改制，以致于干部职工的正常调动分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有的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这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干部为避免与群众形成对立，不能坚持有关规定，有的满足了群众的要求。这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为了保自己而别有用心地煽动群众大搞经济主义，转移了斗争目标，干扰了批林批孔和揭袁的大方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要坚持放在运动后期统筹解决的原则，坚决刹住这股经济主义妖风，保证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

6月24日 省委发出《关于加强理论队伍的决定》省委的决定是根据中共中央〔1974〕17号文件提出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作出的。《决定》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为了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各上层建筑领域和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必须逐步造成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省委决定：要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进一步搞好专业理论队伍的建设，在斗争中提高理论队伍的战斗力。

7月8日 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通知》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报了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认为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根本原因是革命没有搞好，少数领导干部有错不认错，擅离职守，放弃领导，甚至躺倒不干，还有少数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通知》要求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要做认真的自我批评，群众不准揪干部，不准抓人打人。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要迅速回到本单位搞好革命和生产，不回来的要按旷工处理。并重申：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等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省委在《通知》中也通报了山东的工业情况，指出山东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上半年工业总产值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9．7％，比1973年同期下降32．8％，煤炭下降63％，发电机组只开动1／3，16座高炉只开3座，炼钢厂全部停产，105个小化肥厂停产75个，3个大化肥厂停产2个；铁路运输下降33．7％；财政收入下降34％；30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下降30—70％。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扭转山东生产的不利局面。

7月16日～10月29日 山东省第十届运动会举行　运动会分别在淄博、济南、青岛、聊城、德州、临沂、潍坊、泰安、威海、定陶等地举行，共设10个竞赛项目，打破7项全国青少年纪录和16项省纪录，共有3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7月19日 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学校工宣队、贫管会工作的通知》 《通知》称，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省委决定成立工军宣传队和贫管会领导小组，省革委教育局设立工军宣队办公室。各级党委都要有一名书记或常委分管这项工作，并要有相应的办事机构。派驻学校的“工宣队”员数量要增加，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在农村中小学要迅速建立和健全贫管会。至1975年10月，全省派驻“工宣队”的学校达1000余所，所有大专院校均派驻了“军宣队”，农村中、小学全部建立了贫管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7年11月。

8月14日 省暨济南市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到会讲了话，指出：今后山东省城镇高初中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以集中插队为主，同时要积极、慎重地试办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由干部带队。有近10万人参加或收听了广播。15日，1000多名知识青年下农村插队劳动。

8月 山东暴雨成灾 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41毫米，比常年偏多78毫米，临沂、昌潍两区偏多1倍以上，潍、徒骇、马颊等主要河道出现建国以来最大洪峰，沂、沭河道也出现了较大洪峰。全省大小河道决口2000余处，冲垮、冲坏小型水库、塘坝115座，成灾面积2255万亩，倒塌房屋98万间，死亡336人，伤11622人。灾情发生后，省革委派出5个工作组到灾区慰问，拨发救灾款1200万元、统销粮1．43亿斤。

9月12日～21日 省委召开贯彻山东汇报会议经验交流会 会议重新学习了山东汇报会议精神，济南汽车制造总厂、鱼台县委、菏泽地委、淄博矿务局、海阳县委、济南铁路局电务段、临清县委、新汶矿务局孙村煤矿、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和胶南县委等介绍了按照山东汇报会议模式开展本单位、本地区“批林揭袁”运动的做法。苏毅然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推广这些做法，要稳定形势，坚持团结，大干快上。

9月24日 省委批转省公安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关于坚决打击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意见》 省委在批转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要有组织、有计划地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稳定形势，以保卫批林批孔运动、“揭袁批袁”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利进行。打击的重点是那些破坏批林批孔、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的阶级敌人。要集中地、有计划地依法逮捕处理几批，大张旗鼓地公判处理和批斗罪犯。

10月7日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初步建成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是一个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它的第一个项目炼油厂于1966年动工兴建，1967年建成投产。随后，又兴建了合成氨、尿素、铂重整、丙烯腈等一系列的石油化工综合装置，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炼油、化工、设备维修等比较完备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可以生产汽油、煤油、柴油等20多种石油化工产品和化工原料。

11月9日 白如冰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省委11月8日接中央通知，中央决定白如冰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1月9日 省委抽调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1500多名干部分赴生产第一线，促进各地大干快上，尽快扭转工业生产不利局面。

12月26日 省委批转鱼台县委《关于相里公社清河崖小学修正主义路线逼死学生事件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本年1月4日，鱼台县清河崖小学七年级学生张得喜因学习不好和骂人，受到班主任张印环批评而自杀。鱼台县委对有关责任人分别进行了处分。省委认为这起事件是山东省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各级党委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把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抓紧抓好，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师道尊严和“三脱离”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深入的批判。1978年6月28日，省委发出〔1978〕50号文，对这起冤案予以纠正。

本年 山东省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 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近50亿元，是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年。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6．36％。主要工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7682元／人，为1964年以来的10年中最低的一年。


1975年


提要


1月，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中心，对各项事业进行了全面整顿，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

全省大力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1月4日～18日 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烟台召开　会议学习了陈永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文件，听取了省委副书记苏毅然作的《抓大事，抓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报告，参观了烟台地区黄县、栖霞、招远、掖县等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带领群众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争取农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会议还向1个地区、25个县市、111个公社和一批生产队授奖。各地、市、县委书记和部分公社、生产大队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1月31日～2月1日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举行，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大会通过了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地、师级干部会议，传达两个会议精神，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作了传达报告，强调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把山东的工作搞好。

2月21日 兖州矿区兴隆庄煤矿破土动工 兴隆庄煤矿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安装的第一座年产原煤30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该矿完成井下巷道工程4．6万米、土建工程面积17万多平方米，1981年12月21日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2月22日 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将毛主席的“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指示发到全国。并指出，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极为重要。省委在《通知》中要求立即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热潮，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倾向和一部分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2月26日，省委召开了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进一步动员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潮。

2月27日～3月17日 省委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的指示，学习了中央四、五、九号文件，学习了中央领导人接见工业书记会议时的讲话，听取了大庆报告团的报告，参观了胜利油田、淄博煤矿等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胶南、诸城两个县，听取了部分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及招远等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认真研究了扭转全省工业生产被动局面，组织大干快上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全省工业方面的整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月10日 省直机关抽调干部到煤炭、铁路等单位帮助工作 省委决定，从省直机关抽调15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煤炭、铁路等重点单位及各地、市帮助工作，解决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问题。同时，省革委成立了煤炭办公室。工作组进驻各煤矿和铁路分局后，首先组织群众大批派性，并处理了一批闹派性，干扰和破坏生产的坏头头，从而稳定了局势。随后，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和充实，解决了领导班子“软、散、懒”的问题。进而，采取措施，整顿生产秩序，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狠抓生产，迅速扭转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回升。

3月17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3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铁路安全正点。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部署了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措施。根据省委的部署，各级党委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普遍举办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内容的学习班，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抓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从组织上进行调整、充实、教育、调动并处理了一部分派性严重的头头，批斗和处罚了一批破坏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的罪犯；发动群众，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制度，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对违犯组织纪律、破坏规章制度的人进行了教育和处理。

4月18日～22日 山东省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建立因“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多年的省级妇联组织，推动全党妇女工作的重新开展。大会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的讲话，交流了妇女工作的经验，讨论修改并一致通过了《全省妇女团结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决议。选举了由129名委员组成的山东省妇女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

4月29日～5月4日 山东省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所作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决议，选举了由143名委员组成的山东省贫下中农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全省共有1447名代表、90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5月4日～5日 山东沿海遭到10级以上大风袭击　掖县、招远、长岛沿海最大风力达十一二级。由于正逢渔汛，损失严重，沿海地区15只渔船沉没，20名渔民遇难，损坏渔船164艘、各种网具1．18万扣。灾害发生后，当地党委、革委会立即组织抢险救灾，很快恢复了生产。

5月 临沂半导体器件厂研制成功30K微功耗高增益晶体管 该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国防科技的需要，先后3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的贺电嘉奖。

5月 广饶县文管会征集到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该版本出版于1920年8月，为陈望道所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珍本。

6月10日 省委作出《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决定》 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和工作会议，要求将钢铁生产搞上去。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保证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省委在《决定》中指出，当前全省工农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但问题仍很严重，钢铁生产不稳定，欠产多、消耗大、成本高。各级党委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排除干扰，把钢铁工业搞上去，保证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6月26日 全省卫生战线为农村服务取得显著成绩　据《大众日报》报道：在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后的10年间，县以上医院先后派出10万多人次参加巡回医疗队，抽调3300多名医务人员下放到基层安家落户，80％以上的卫生事业经费投放到县分院和公社卫生院，巡回医疗队帮助生产大队培训赤脚医生15．8万余人，近7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

6月 济南铁路枢纽工程动工兴建 枢纽范围北起晏城站，南至党家庄站，东至北关站，拥有正线延展长度120．99公里、1个特等站(济南)、1个编组站(济南西)、14个周边或中间站及1个线路所的大型铁路枢纽。整个枢纽工程于1983年7月1日建成交付使用。

7月10日 省委批转省建委《关于全省基本建设会议情况的报告》 6月16日至25日，省建委召开了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传达了全国基本建设会议精神，明确了全省1975年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省委在批转通知中指出，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把基本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尽快把基本建设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要解决好实行大包干、改进物资管理体制、加强集体所有制施工队伍管理等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国家计划和省里的项目搞上去。

7月10日～21日 省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交流了经验，学习了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经验，研究了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措施。此后，全省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了集体安置，干部带队，厂社挂钩的办法。

8月1日 省委要求年底完成审干工作 4月底，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要进行平反。山东原属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共有3768人，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整党”等运动中受审查的有888人，已审查清作结论的有793人，占98．3％(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3％)。从复查情况看，一般定性高、结论偏严、处理偏重。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中央指示，加强领导，调整力量，克服阻力，加快审干的集体处理和复查，务求在年底完成这一工作。

8月6日 省委在曹县召开全省教育革命会议 会议主要是学习、推广大寨和昔阳教育革命的经验，要求要把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轨道。与会代表参观了曹县梁堤头公社农业中学，听取了他们的经验介绍。会后还参观了滕县吕坡大队农业中学。

8月23日 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工作会议在烟台召开 会议主要讨论研究了如何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到会讲了话。至年末，全省办起“七?二一”工人大学320多所，设置70多种专业，学员1．5万余人。

9月4日 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通知》 8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同志。省委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要组织业余和专业工作者撰写文章，报纸、电台、刊物、出版部门要及时转载、广播、出版中央报刊的有关评论、文章。

9月15日 全省基本形成农村广播网 全省有122个县(市、区)建起广播站，1970处公社建起广播放大站，架设广播专线13．69万余公里，94％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广播喇叭发展到1170万只，喇叭入户率达到82％。

10月下旬 省委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号召全党大抓农业，推广大寨模式，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并作出决定：全省到1980年建成74个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总产达到500亿斤。要用一年的时间把县委领导班子整顿好，并做好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会后，全省逐级召开会议，层层传达全国和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10月24日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制定《山东省人民防空和城市防卫建设规划》 《规划》是以人民战争思想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要求经常对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的战备教育，各级人武部门要按照行政区划组建民兵队伍，要根据反空袭、反空降和地面作战的需要和本着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五能(能打、能防、能生活、能机动和转入地下的设备能生产)、四结合(平战结合、打防结合、市区和郊区结合、人防城防工程和城建、基建、农田水利工程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工程的规划和建设。

11月3日 莱芜发电厂全部建成 莱芜发电厂3号机组正式投运，容量为12．5万千瓦。至此，莱芜发电厂全部建成。这是全省第一座超高压、再热式机组发电厂，容量为37．5万千瓦。

11月5日 黄河抗洪抢险胜利结束 9月末，黄河中游地区连降大雨，接连出现3次洪峰，10月1日进入山东段后，高洪水位持久10余日，河道普遍漫滩，有772公里大堤靠水，100公里大堤发生渗水险情，40多万人被水困，倒塌房屋9．5万间，淹死32人，损失粮食3800万斤。洪水发生后，沿黄各级党委组织群众奋力救灾，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点，至本日，抗洪抢险胜利结束。

11月15日 省级机关组成中共山东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奔赴各地 11月4日，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3万余人参加的干部大会，进一步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宣布要组织10万人以上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深入基层，重点抓好后进单位。本日，由省级机关、省军区、驻济大专院校2200余名干部组成的中共山东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团，由省委负责人带队，分赴齐河、禹城、高唐、阳谷、菏泽、郓城、惠民、博兴8个县。全省共有12万名干部奔赴农村第一线。还派出了460人的工业学大寨工作团。此后，在1976年10月22日、1977年10月12日、1978年11月2日又先后派出3批农业学大寨工作团4000余人和3批工业学大庆工作团1300人。

11月21日 省委转发《济南市委、历城县委关于枣林“六·三”反革命复辟案件检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6月3日，历城县西营公社枣林大队田延梅、王启银、王启友等人，因婚姻问题，将女青年崔金娥劫持，当众剥光其衣裳示众，侮辱摧残。10月5日，田延梅被判死刑，王启银、王启友被判死缓和无期徒刑，原西营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善明因制止不力，也被判刑。省委批示认定历城县西营公社枣林大队发生的侮辱摧残妇女的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复辟事件。各地要大力破除婚姻问题上的旧思想、旧习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11月 济宁组织邹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 济宁地委组织济宁、邹县、滕县、曲阜、微山、兖州6个县92万劳动力在邹县地区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至1978年，治理耕地140万亩，搬动土石方1．2亿立方米，打机井4100眼。

11月 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语音重建研究取得重大成绩 由山医附院人工喉科学实验小组研究试验的中国人工喉，已发展到“8—5型”，质量只有20克，外观小巧精致，具有声音大，音色好，用力小，说话时间长，能分辨男女音，既可高声讲话又可低声耳语等优点。

11月底 全省“一打三反”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　自1973年下半年开始，全省进行了“一打三反”落实政策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至此已基本结束。全省应定案处理的案件58．8万余起，已定案处理了58．4万余起，占99．3％；列入重点审查的案件6．6万起，已复查完6．5万起，占99．7％；运动中(包括“清队”)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案件1．3万起，已查清死亡原因作出组织结论的1．25万起，占98．1％。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共有近4万起，占6．9％；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54．4万起，占93．1％。在6万多件重点复查的案件中，原未定性、处理正确和基本正确的占75．3％，部分搞错的占18．5％；完全搞错的占6．2％。

12月12日 省委批准《关于王历波、王路宾问题的审查报告》 《报告》认为王历波、王路宾的历史问题已审查清楚，无政治问题。1968年春因抵制王效禹的错误而把他们关进监狱、撤销职务，在清查“五一六”期间把他们作重点人物审查，都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组织生活，恢复省革委委员、常委委员职务。

12月27日～翌年1月9日 全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分东、西两片召开。西片现场会自12月27日至31日召开，参观了莱芜、泰安、新泰、滕县和邹西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东片现场会自1976年1月3日至9日召开，参观了临朐、益都、寿光、莱西、招远、黄县现场。这次会议边学习、边参观、边听介绍、边进行讨论。省委决定1976年在已有24个大寨县的基础上，再建成12个大寨县。

12月 省委、临沂地委在莒南县集会纪念毛泽东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发表20周年 教育部、农林部及12个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同时，召开了全省农村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

12月 山东开始进行宽释、转业安置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央统战部制定的《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自本月至1977年7月，山东省共宽释、转业安置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365名，其中省、将级13名。

本年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计划指标完成　社会总产值318亿元，比1974年增长39．81％。工农业总产值283．21亿元，增长43．2％。其中，农业总产值为93．43亿元，工业总产值为189．7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7％和58．34％。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总产434．1亿斤，棉花482万担，分别比上年增长28．97％和26．84％。原煤2851．1万吨，增长近1倍；原油1672万吨，增长32．99％；钢53．19万吨；发电量96．64亿千瓦小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7．26亿元，增长17．83％。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为13．469亿元，比上年增长31．42％。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为45．97亿元，比上年增长70．06％，财政支出为21．26亿元，增长11．25％。年末全省总人口为697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


1976年(1月～10月)


提要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省人民痛悼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

根据中央部署，全省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对全省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冲击。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全省人民大力支援地震灾区，并开展抗震救灾斗争。

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全省人民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总理。

1月13日～16日 全省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会议召开 会议认为，近年来全省经济作物发展缓慢，多种经营有些地方没有搞上去。要求各地要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并要加以组织和指导。要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生产。要把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纳入农业学大寨的总体规划。在1976年和“五五”计划期间，经济作物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量；多种经营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养渔业、广开门路发展副业生产。

2月12日～14日 全省计划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研究了全省发展国民经济问题。提出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狠抓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大打轻工、化工重点产品之仗，大打钢铁、煤炭之仗。

2月18日～22日 省委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在安排国民经济的同时，要安排好人口规划，要普遍检查计划执行情况，采取措施，做到按计划结婚和生育。

2月 全省普遍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四人帮”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两封信为借口，认为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从月初开始，全省各级党委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两个文件，到25日，普遍传达到了党内外群众。传达过程中，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干部和理论骨干学习班，并要求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宣讲。

3月6日～13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根据毛泽东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右倾翻案风”问题的多次谈话整理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在2月25日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传达了上述两个讲话，揭发批判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划清界限，转好弯子，深入发动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并要求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造成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省再度陷入混乱。

4月6日 省委批准创办莱阳农业大学 莱阳农业大学是在原莱阳农校的基础上，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模式创办的。学校由烟台地委领导，学员实行社来社去，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逐步实现经费自给。

4月上旬～5月 山东贯彻落实中央及公安部关于追查政治谣言的紧急通知 清明节前后，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数十万群众自动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以敬献花圈、悼词和诗歌等形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愤恨。4月5日，群众悼念活动遭到镇压，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暴乱性质”。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诗词等，应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根据中央要求，全省各地开始追查“政治谣言”，搜捕北京“天安门事件”和各地类似事件的所谓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5月6日，省委转发了公安部《关于追查政治谣言的紧急通知》。此后，全省层层建立了追查谣言办事机构，对认为是参与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以及传播、制造“政治谣言”的群众，进行审查、隔离、办学习班，以至逮捕判刑。

5月4日～13日 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召开 会议交流了工作经验，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省委、省革委授予5个单位和10名个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标兵称号，还授予3个基层党组织为先进工作单位。全省各地共有1264人参加了会议。

5月20日～26日 省妇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向642个先进集体和592名先进个人发了奖。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白如冰在大会上讲了话。各界代表共有1492人参加了会议。

5月25日 《大众日报》公布山东省发行马列全集、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册数 “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省发行马克思列宁全集和选集110多万部，单行本2900多万册；发行《毛泽东选集》1200多万部，单行本1．7亿多册。

6月11日 兖州矿务局成立 经山东省革委会批准，兖州矿务局正式成立，同时建立兖州煤炭建设指挥部。兖州煤田面积1400平方公里，已探明储量为74亿吨。

6月21日～22日 省委召开四市、两地和五大企业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济南、青岛、淄博、枣庄市委，烟台、昌潍地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及省属五大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求工交战线要联系实际，批判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管卡压、条条专政、洋奴哲学等等，要把“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要大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指示下达后，冲击了上年全面整顿的成果，严重影响了全省工业生产的发展。

6月26日 全省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至本日，全省92％的生产大队办起合作医疗，有43个县、市已全面普及，63％的公社实行社、队两级管理，赤脚医生发展到19万多人，还有30多万卫生员和接生员。

7月6日 朱德逝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全省人民以各种形式举行了悼念活动。

7月14日 省委制定《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的几项措施》 省委常委会为了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加强自身革命化，制定了省委干部要坚持学习制度、蹲点、跑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措施。

7月28日～8月底 山东支援河北省唐山地震灾区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发生7．8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山东省普遍有震感，无棣等14个县、市倒塌房屋2000余间，严重破坏1万余间，死18人，伤340多人。地震发生后，省委立即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与济南军区建立了联合抗震救灾指挥部，对支援灾区工作作了部署。除了做好省内的抗震救灾工作外，7月30日，山东省药材公司成立专门班子负责药品调拨，并用2架飞机空运内外伤急用药械、敷料10吨支援唐山灾区的抢救治疗。随后，又提供大量急救药品，并调集870多名医务人员奔赴唐山灾区。8月4日，省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保证做好支援唐山地震灾区的各项工作。山东新华制药厂每天生产25万支氯霉素支援灾区。济南军区先后派出5600余人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

8月27日 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 迅速掀起批邓新高潮的通知》 经中央批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出版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个小册子在全国发行。这三个小册子把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大毒草，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国发动批判。本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对这三个文件进行批判。

9月2日 黄岛油港建成投产 油港栈桥码头长达1200多米，两个深水泊位可同时停靠5万吨级和2万吨级油轮；燃料油码头可同时停泊2艘1000吨级及2艘500吨级油轮。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全省各级党、政、军、群团组织，农村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大中小学校普遍搭设灵堂，供群众进行各种吊唁活动。到18日，全省参加吊唁活动的群众达几千万人次。18日，中共中央举行追悼大会，省和济南市党、政、军、民、学各界60余万人在八一广场冒雨参加追悼大会，全省各地、市、县也分别组织群众参加了追悼大会。

10月6日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紧要关头，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来源：摘自《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内部出版）。


《文汇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
2001.05.00



一九六五年


1月1日 一版刊登华东六省戏曲革命现代戏汇报演出在沪揭幕新闻。共有十五个剧种参加，演出二十三个优秀剧目，到4月2日结束。会演期间，本报除了登消息、文章、评论、照片外，还在“闻亦步”专栏发展杂谈十三篇，如《知难而进》、《站得高》、《不要小看小戏》、《突破旧框框》等。

1月4日 四版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专页。《编后记》中说：本报今后准备更多地刊登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现在把原有的专栏“群众学哲学”改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将经常发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文章；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提供辅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或有关材料。

1月14日 一版刊登消息《倾听贫下中农意见改进农村学校教育工作》。编者按说，农村学校要办成什么样子?怎样才算好?贫下中农最有发言权。希望农村学校更好地听取贫下中农意见，认真改进工作。同日“文教战线见闻”专栏刊登本报记者周兴美去嘉定县马陆公社陈村大队调查研究后写的通讯《农村小学怎样才算办得好?》，文中回答：办得好不好，就是贫下中农孩子有没有书读，学得好不好，顶不顶用。

1月15日 一版头条刊登上海第二女中教师对学生两篇作文《茉莉花》和《当我上初三的时候》评价发生分歧的报道和上述两篇作文。教师们的分歧在于：有的重视作文的思想政治内容；有的讲究篇章结构和语言表达能力。编者按说，教师应当如何指导和评价学生的作文，在当前教学工作中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报决定在报上开展《如何指导和评价学生的作文》问题讨论。两个月内共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五千三百多篇，刊出专栏十二期，文章一百零六篇。

1月19日、20日 编辑部先后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研究生和文艺界部分作者就本报一年来所发表的文艺理论文章举行座谈，并对今后的文艺问题讨论提出建议和要求。

1月28日 上海爱华沪剧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几经修改，再度上演。本报为此发消息和社论《有志者事竟成》。

2月2日 上海京剧院从同名淮剧移植、改编的《海港的早晨》昨起公演。本报发表演出消息、社论《路子走对了》和童芷苓文章《到生活中去学习先进人物》。

2月18日 一版报道上海首批巡回医疗队昨日分赴市郊农村。配发短评《为工农服务是医务人员的光荣任务》。这批医疗队数月后归来，本报又邀请部分队员座谈下乡巡回医疗体会，并发消息。

3月9日 刊登中国京剧院来沪演出《红灯记》的消息、驻京记者写的通讯以及舞台速写。后又陆续推出《向京剧＜红灯记＞学习》专页和该剧主要演员文章。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是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名沪剧改编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都比原来有所提高。这次来沪演出，卖座连满一个月。

3月10日 本报刊登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离沪的报道失实。宋庆龄副主席未到机场送行，而报道却说她去了(原因是记者未到现场，仅根据书面材料写报道)。报纸送到邮局尚未发出，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当天下午召开全社职工大会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3月13日 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首届毕业。这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指示，吸收革新能手王林鹤、于伟良等七十余名学生，编成的第一个工人班。编辑部邀请部分毕业生举行座谈，组织成套报道，既发消息、通讯、文章，又发社论《劳动人民一定要成为文化科学的主人》。

4月2日 报道全国科教电影工作会议讨论发展科教电影方针——帮助群众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更好地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配发社论《让科教电影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和上海科影厂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访问的消息。

4月20日 编委会讨论修订《进一步实现文汇报的革命化而奋斗》的报告，确定总的方针任务是：面向思想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文教政策，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服务。

5月2日 北京京剧团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芦荡火种》，重排后改名《沙家浜》来沪公演。本报发消息、社论和专页等，进行一系列宣传。

同日 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沪公演《红色娘子军》，本报今起接连发表消息、社论、舞台速写和演员文章，作了成套报道。

5月3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华东电力设计院、漕河泾税务所等单位和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等分别介绍学习经验。本报发表社论《以更高热情学好毛主席著作》。

5月14日 第六届“上海之春”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本报先是发消息和“闻亦步”杂谈，后又加大宣传力度，刊发社论和专页等。

5月25日 发表上海向明中学政治教师姚佩宽的《做革命的教育工作者》，这是记者深入该校帮助总结的一篇教学经验。同时配发社论《做教师就是干革命》。当天报纸增印五万多份。接着开辟《做教师就是干革命》专栏，连续七期发表几十篇读者来信和体会文章，就有些教师提出“桃李满天下”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之间有没有共同之点、课任老师要不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

6月1日 今天报纸加半张，用两个整版转载《红旗》杂志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和编者按语。第二、第三天又分别邀请科学家苏步青、谢希德、张香桐、陈念贻等座谈这篇文章，并在《自然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通栏横幅下，发表他们的发言稿，阐述了自然科学理论无限发展的思想。

6月3日 报道上海街道里弄图书馆发展到四百多个，每天接纳读者近十万人。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永远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尖兵》。

6月16日 报社派出四十九人，先后到金山、松江、崇明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第一批今天出发。

6月21日 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海首批赴新疆参加建设的青年今启程。本报发消息和社论《热烈欢送参加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

7月4日 一版头条报道：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财经学院等校文科三千多师生，去年9月起先后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到火热斗争中去改造思想》。

8月3日 被称为文化战线红色轻骑兵的“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抵沪，本报今天发消息和评论员文章《欢迎“乌兰牧骑”学习“乌兰牧骑”》，后又连续宣传，发表各类稿件十多篇。

8月4日 开辟“学点唯物辩证法”专栏，引导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去。

8月11日 报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视察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时，探望上海知识青年，勉励他们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周总理还对在场的青年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本报特地用黑体字把这段话标了出来。

8月30日 报道全市一百多个电影放映队活跃在农村第一线，热心为农民服务。配发短评《把革命电影送到生产大队去》。

8月31日 群众工作部试行《每月一信》办法，规定通讯员每月为报纸撰写一信，包括情况、新闻、文章、报道线索以及对报纸的建议、意见等。

9月14日 用显著地位刊登江苏省建湖县钟庄公社吴佑伯写给上海华山医院的一封信，表扬该院降低费用，简化手续，迅速治愈一个患胸椎结核的病孩。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实现医院革命化的重要关键》和该院办公室关于减轻病人经济负担的探讨文章。

9月20日 本报社长金仲华当选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总编辑陈虞孙为副主席。

9月24日 编辑部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对本报意见：文汇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双百”方针，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现在报纸的宣传落后于实际，抓不出问题，思想性不够，事务性的东西多，有声有色有影响的重点报道少，尤其是贯彻“双百”方针不力，有消失文汇特色的危险等。

9月27日 报道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全面修订《十万个为什么》，该书累计发行数已达五百八十多万册。配发短评《好书要不断修订》和张伯文文章《为革命编书》。

10月3日 一版头条报道上海市半工半读工业大学教师试行半工半教取得初步成绩。配发社论《半工半教的道路无限宽广》。说这是教育改革深入进行的必然结果，也是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制度的产物。二版发本报记者张煦棠写的长篇通讯《既是先生，又是学生》。

10月8日 报道市农科院建立样板田开展综合研究，粮、棉、油菜、高粱全面稳产高产，带动了周围社队的大田生产，促进群众性科学实验的发展。配发短评《样板田里出科学》。

11月2日 用三整版的篇幅刊登烈士王杰日记摘抄。接着又发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和群众的来信来稿以及根据王杰事迹改编的连环画。副刊《笔会》也刊出了“颂王杰学王杰”诗文。王杰生前是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在一次执行公务中光荣献身。

11月3日 报道本市同济医院冲破国际文献的“极限”，抢救一名心跳停止十六分钟的工人复生，被认为是现代医学奇迹。本报为此配发社论《革命精神创奇迹》。

11月5日 总编室印发大公报关于文章“长与短”的问题讨论情况和本报的一篇长报道，组织全体编辑、记者进行讨论，以抑制长风，提倡短稿。

11月10日 刊登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号召写的剧本《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写的明朝“退田”、“平冤狱”，同六十年代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是一株毒草”。

现在知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江青策划，在柯庆施支持下，伙同张春桥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于极度保密的情况下，由姚文元写成，经毛泽东同意的。见报前夕，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才从张春桥那里拿到已排印成大字本的底稿。张春桥以中共上海市委名义要文汇报对《海瑞罢官》问题进行讨论。陈虞孙和编辑部同仁都以为这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学术讨论，积极执行。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这场持续了半年的所谓讨论实际上是搞政治批判，共刊出五十多个版面，文章无限上纲，陷人于罪，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1月13日 一版在“关心学生全面发展促使学生健康成长”总标题下，刊登一组反映中小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采取措施增进学生健康、保证搭伙学生吃得好、做好预防近视眼工作的报道。《编后》中说：关心学生全面发展，关心学生健康是个重要方面，做好有关工作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11月16日 开展关于《怎样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的讨论。这次讨论持续到第二年年初，共刊出二十四期，发表各类稿件百余篇。

11月29日 在《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通栏大标题下，发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人员的署名来信。信前有个加框醒目的编者按，经张春桥反复修改，并指定报纸连登六次。按语说“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实际情况是，姚文发表之前，张春桥已布置一些单位先组织讨论、听取反应。这四封来信就来自先行单位。

11月30日 二版第一次挂出锌版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刊登马捷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同时重登张春桥改定的长篇编者按。

马捷，真名马以鑫，是敬业中学高中学生，他在文章中尖锐批评姚文元：“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

姚文发表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广泛访问京沪等地的知识分子，了解情况。报社听到的是学术、理论、文化各界人士对姚文元一片斥责声，但没有人肯公开写批评文章。张春桥看到马捷自己寄来的批评文章后，立即指令陈虞孙了解作者的情况，定稿发表，意在“引蛇出洞”。随后又组织了几篇批评姚文的文章，制造争鸣的假象。

12月1日 报道全国各地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在京集会，立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后又陆续选登与会代表漫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十多篇。副刊《笔会》推出青年作者作品选辑。文艺理论版开辟《喜读新人新作》专栏。

12月5日 报道本市长海医院心脏外科研究、制成人造心脏瓣膜并施行更换手术成功。解放军后勤总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12月6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的锌版移到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综合报道，详细介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各地报纸转载的情况，并转载几家报纸的编者按。其中，解放军报的按语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北京日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分别由彭真、周恩来审定，旨在把这场讨论局限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但转载时张春桥特意指定把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的那篇编者按放在前面。

12月28日 报道彩色舞台艺术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沪举行预映招待会，受到观众欢迎。后又发表作家魏巍、徐怀中、郭小川、贺敬之联合创作的《东方红》朗诵词。

12月 本报理论部、文艺部、教科部分别建立学术档案和作者档案(包括专长、著作等)。


一九六六年


1月4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版转载人民日报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北京报刊为将讨论限制在学术问题争论范围之内所发表的文章之一，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

1月6日 《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专版，发表《拨开迷雾看“清官”》和《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清官”和“贪官”》两篇文章。这一讨论是按照张春桥意图，在批判《海瑞罢官》的“主战场”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任务是“打援”，即从“清官”问题上击退同情吴晗的“援军”。至4月28日结束。

1月7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版发表上海学术界人士座谈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的纪要。在文汇报转载吴晗自我批评文章的当天，张春桥授意陈虞孙，通过党委系统邀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来文汇报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周予同、周谷城、蒋星煜、谭其骧、刘大杰、李俊民、束世澂、杨宽、魏建猷、张家驹、徐德嶙、陈向平、陈守实、李平心、朱金城等。多数人坦陈己见，认为吴晗认错不假，并就讨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1月10日 以整版篇幅发表《怎样评价史可法——评中国历史小丛书＜史可法＞》。文章批判由吴晗主编、张习孔编写的《史可法》一书，是按照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观点编写的；史可法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由此引起的对史可法评价的争议，持续至5月21日，编辑部收到来稿数百件。

1月13日 理论版上发表《对“让步政策”的几点看法》、《从“教训”谈到“让步政策”——同严北溟等先生商榷》两文。这同样是与“《海瑞罢官》问题”相关联的讨论，延续至5月19日结束。

1月25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加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强调各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同日转载解放日报社论《把毛泽东思想学得更好用得更好》。

1月28日 挂出《大讲革命故事，广传革命思想》通栏横幅，报道上海国棉十四厂开展故事活动的事迹，配发社论《积极开展工厂革命故事活动》。

2月1日 报道上海国棉一厂布机挡车工杨富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配发社论《老老实实地学 认认真真地用》。从2月至4月，先后突出宣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还有：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红雷青年小组、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

2月8日 发表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2月9日 报道上海市召开“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大会，市长曹荻秋号召科技战线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新任务，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斗争。配发社论《发展科学技术要走自己的路》。

2月24日 报道上海首批医务人员下乡长期落户，配发社论《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热烈欢送上海第一批医务人员到农村落户》。

2月 报社收到中共中央文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后，迅即组织编辑部有关人员，用半个月的时间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大家对“提纲”中强调的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等等，都十分拥护。还结合学习心得，对《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四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小结。经过反复修改的“四个月小结”于3月中旬送给张春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在送审一篇稿件时，张春桥对陈虞孙说了一句话：“还有大战、恶战在后面。”现在知道，当时，正忙于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张春桥对文汇报以《二月提纲》精神为指导思想的“四个月小结”很不满意，责成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另搞一个小结，并指定“中心思想”为：强调四五个月的战斗只是前哨战，更艰巨的战斗还在后面；还要总结历史经验。宣传部搞的这个小结几易其稿，经市委书记处会议专门进行讨论后定稿，拟“送中央并报主席”，但因张春桥去北京而被搁置，终未送出。

3月13日 一版挂出大字标题《听毛主席的话，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加编者按刊登上海越剧院演员徐玉兰和上海交响乐团独奏演员顾圣婴的下乡体会文章。这类反映各界知识分子下乡下厂锻炼心得的文章，陆续刊登至5月中旬。

3月15日 围绕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成长道路问题，今起开展《无产阶级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笔谈讨论。这一讨论持续近两个月，发表科学工作者的文章近二十篇，在高等学校师生、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工厂技术人员中间，引起较大反响。

3月 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批评了《二月提纲》。于是，全国各地报刊上批判文章的调子不断升级，涉及的面愈来愈广，文汇报不再是什么“主要战场”了。

4月3日 受命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4月4日 二版开辟“工农兵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专栏，加编者按刊登上海卫海铁工厂干部、工人“学哲学、用哲学”文章一组。此后多次以整版篇幅刊登这一专栏的文章。

4月6日 受命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7日至23日 相继刊登人民日报论“突出政治”的三篇社论：《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统帅业务》、《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4月13日 因文汇报发行数增长超过市里拨给的纸张供应定额，报社决定本市每天压缩零售报纸2000份，除北京、上海两地外，5月份起外埠一律停止接受新订户。

4月14日 二版刊登一组文章，批判影片《兵临城下》。至8月底，文汇报受命批判的“坏电影”还有《舞台姐妹》、《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桃花扇》、《两家人》、《球迷》等。

4月30日 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5月9日 受命在一版用突出字体转载解放军报发表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两文都攻击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和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并点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名。

同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刊出最后一个专版(第五十三期)。文汇报受命于1965年11月10开场、从而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到此收场。

5月10日 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其攻击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次日全国报纸奉命全文转载。

5月11日 二版今起挂出通栏横幅《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有的文章扬言要追击邓拓的后台。这是继“《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之后，又一场有预谋的大批判，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结束。

5月27日 转载解放日报5月26日刊登的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批判《海瑞上疏》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引伸而来。这一批判至7月中旬结束。

6月2日 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刊登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3日 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三版整版刊登《＜海瑞上疏＞是周信芳等一手制造的毒箭》等文章一组，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至8月上旬，还陆续点名批判了上海的所谓反动权威贺绿汀、瞿白音、李平心、李俊民、周予同、王西彦等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以上七人是由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第一批点名批判对象。

6月4日 一版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以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6月11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号召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者”“权威”。配发社论《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破浪前进!》。

6月13日 报社贴出由本报五名共产党员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题为《揭发陈虞孙同志(副社长、总编辑)的错误言行》。大字报称：“文汇报1961年至1966年间，放出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这些毒草中，陈虞孙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五名共产党员随即贴出题为《两点质疑》的大字报，反对第一张大字报的观点。

同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通知报社党总支，宣布陈虞孙停职检查，由副总编辑陆灏主持报社工作。

7月6日 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同意，报社成立以党总支书记、编委会委员周天国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报社的“文化革命运动”。

8月9日 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1日、12日转载《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和《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8月12日 一版突出报道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报道：上海市革命群众连日通宵达旦向中共上海市委送喜报表决心，欢呼党中央决定，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版整版刊登本市工、农、兵、学等界群众表决心的文章。

8月15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来报社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文汇报编辑工作小组，主持报社日常编辑工作，调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景任编辑工作小组组长。蒋文焕向王景交代的任务是：现在文汇报的编委会烂掉了，必须把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文汇报在全国有影响，你要集中精力把报纸办好，至于报社内部运动，完全由周天国负责。同时，宣布接替陈虞孙主持报社工作的副总编辑陆灏和编委、编委办公室副主任全一毛停职检查。

8月19日 用一二两个整版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至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本报同其他报纸一样，都突出地、大规模地作了宣传报道。

8月 报社编委会的九名成员和编辑部的部主任，除个别人外，都相继被加上种种罪名，受到大字报点名批判。陈虞孙、陆灏、全一毛还被斥责为“文汇报的‘三家村’”。在编辑工作小组取代编委会后，各部门领导班子随之进行改组，成立核心小组，规定原部主任在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监督下工作。

8月 “横扫四旧”之风冲击到稿费制度，有人反对给作者付稿酬，说给报社写稿“是人民应尽的义务”。自本月起，本报同本市其他几家报社一样，不再给作者发稿费。

9月下旬 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第二批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点名批判的重点对象名单。但当两报将准备好的批判稿件送审后，一直未见回音。所以，从9月至年底，文汇报除追随人民日报等继续批判周扬外，再没有点名批判上海地区内的所谓反动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举被造反派指责为“严重错误”，“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9月 报社成立由半工半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

10月8日 报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各部门成立“文化革命代表小组”。此后，报社运动由党总支和“文化革命委员会”共同领导，开始对陈虞孙、陆灏等原报社领导人进行批斗。

10月中旬 报社第一个造反组织“星星之火战斗队”宣布成立(后改名“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声称不受文汇报社党组织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

10月27日 “星星之火战斗队”成员贴出第一张矛头指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大字报。

10月28日 报社首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二十多个造反组织相继成立。

10月 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孙悟空”和同济大学的“东方红”、首都“三司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等造反组织相继派出小分队，进驻文汇报社，与报社造反组织串连行动。

11月8日 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王景在全社职工大会上宣布副总编辑刘火子和编委唐海、胡中瑾、艾玲、孙叔衡停止领导工作，靠边接受审查。至此，原编委会的九名领导成员，除一人之外，全部停职靠边。

11月14日 “星星之火战斗队”的七名骨干成员联名写信给江青。信中称中共上海市委和文汇报社领导阻止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来上海。并随信附送四份材料：《中共上海市委和报社领导阻止我们揭发市委问题的材料》、《市委对文汇报革命群众的“七点指示”》、《从上海报社看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关于石西民、杨西光、杨永直、白彦等反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材料》。

11月25日 北京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在上海红卫兵和北京南下红卫兵联合召开的大会上，煽动人们揭发中共上海市委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本报“星星之火战斗队”头头朱锡琪、周国荣要求聂元梓接见。29日，李醒尘代表聂元梓同朱、周谈话，支持他们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并要求他们提供材料。

12月2日 由上海市新闻界造反派和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市委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会上批斗了石西民、杨西光、杨永直、白彦、马达、王维、魏克明、田志强、杨瑛等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新闻界的领导人。文汇报的造反派代表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所谓陈虞孙、陆灏、全一毛“三家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12月中旬 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小分队”、《红卫战报》编辑部等相继进驻本报之后，王洪文支持的“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团”和“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百余人，乘坐大卡车，带着“干粮”冲进报社，扬言“要通宵作战”，不让文汇报出版，闹到深夜才逐渐离去。

12月21日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宣告成立。会刊《新闻战士》由文汇报造反派策划编辑出版。

12月下旬 在造反派煽动“文汇报必须大乱”的态势下，报社编辑工作小组感到出报难以为继。组长王景为摆脱困境，起初设想了两种方案：一是与其让报社在乱中出错后被封门，不如主动暂时停刊；二是与同样处于困境的解放日报负责人商量两报出联合版。但是报社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或“停”或“并”的方案。王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走一条“稳妥地造反”的路，即请造反派派代表参加编辑工作小组，一起办报。当他向各部门征求意见时，这种方案又通不过。无奈之下，王景只好主动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朱锡琪，商量报纸如何办下去的问题。朱表示，关于报纸的问题，他们总部几个人要商议一下。其时，“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骨干成员已多次密商“接管”办报大权的事，并派代表找李醒尘商量了夺权的行动计划。

12月31日 为应付上海已经大乱的局面，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朱锡琪对陈丕显说：“文汇报快要瘫痪了!”“听说解放日报要合并文汇报，我们想去北京请示中央该怎么办。”陈表示同意，并答应给买两张机票。随后，陈的秘书送来第二天(1967年1月1日)飞北京的机票两张。


一九六七年


1月1日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派邵传烈、周国荣火速飞往北京，向中央请示汇报“接管”文汇报的大事。邵传烈、周国荣携带文汇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汇报材料一份，以及准备夺权后发表的《告读者书》和三篇批判中共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稿样，当晚通过从解放日报社调往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唐平铸听取汇报、看过材料后表示支持，答应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唐说：中央要求发扬首创精神，你们这样做，很好，是个创造。第二天中午，唐即叫人转告在京等候回音的邵、周二人：已向中央汇报。中央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如果有意见，将会打电话告诉你们。邵、周于1月2日回到上海。

1月2日 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出联合版。原定2日休刊，临时获知各报2日都要刊登毛主席和郭沫若诗词《满江红》的手迹，编辑工作小组经过讨论并征求各部门负责人意见后，与解放日报商议出联合版(以往逢年过节，两报有时也出联合版)。此事引起报社造反派的恐慌，以为出联合版是停刊的“信号”，便加紧了夺权的步伐。

1月3日 本报造反派宣布“接管”办报大权。“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社外造反派的支持配合下，将王景、周天国分别看管起来后，先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讲他们的“接管”计划，鼓动中层干部支持夺权；接着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宣布王景、周天国靠边审查，由造反派“接管”文汇报的领导权。至此，人们戏称的文汇报“百日王朝”(指1966年8月15日至12月掌权的编辑工作小组)解体。造反派在编排“接管”第一天的报纸版面时，人民日报社的陈听涛受命打来电话，传达三点意见：一、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封报、停刊的做法，还没有“接管”的做法；二、刘(少奇)、邓(小平)与上海市委负责人的点名问题，要由中央决定；三、你们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行为。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十分紧张，关起门来商量，认为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定不理睬这个电话，仍按计划行动，“接管”文汇报，并将电话内容对外保密。后来知道，这个电话是张春桥要唐平铸叫人打来的。

同日 报社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朱锡琪总负责，邵传烈管报纸宣传，周国荣管运动和行政。

1月4日 造反派夺权后的第一张文汇报出版。报头“文汇报”用三个特大的黑体方块字取代了创刊以来一直沿用的谭泽闿手写体。一版套红，上半部通栏加框，用四号字体重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下面是“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告读者书》中全盘否定文汇报解放后十七年的成绩，说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为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摇旗呐喊”。

1月5日 一版通栏刊登《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是陈丕显按照周总理力求减少混乱、稳定局势的主张，为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提议起草，并有11个群众组织签名的一份传单。由陈丕显签字同意，已于1月4日责成文汇报社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

1月6日 一版发表夺权后的第一篇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同时刊登报道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赞扬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和人民日报1月19日先后转载这篇社论。

1月8日 晚上，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打电话给本报造反派负责人，告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唐平铸等人谈话中，充分肯定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毛泽东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日 一版头条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表“本报记者述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1月9日 一版套红刊登人民日报当日转载本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即《急告全市人民书》)所加的编者按，二版重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的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肯定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行动的谈话。三版刊登由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共同搞出来的《紧急通告》，矛头指向“经济主义妖风”。毛泽东认为这个通告“很好”，人民日报于1月12日转载。

同日 张春桥、姚文元晚上来到本报，对造反派夺权表示“祝贺和支持”，自称“代表主席来看望”，说文汇、解放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在会见报社部分人员时，张春桥谈及办报的主要内容有：“你们要办好两张报纸，一张是新生的文汇报，一张是《文汇情况》。《文汇情况》要直接送中央文革。”“改造知识分子是新生后的文汇报的主要任务。”“你们造反了，放开工作，你们造反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过去旧市委对你们的限制不起作用了，你们完全可以放开干。造反派报纸什么都可以写，将传单公开发表，把不便于公开的字眼删掉就可以了。现在希望你们办成造反派自己的报纸。”“你们是否考虑写些社论。人民日报讲话有点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比较好讲话。不要紧，有错误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改。”

1月10日 一版刊登社论《打倒经济主义》，说“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12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重登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市的《紧急通告》。至月底，又连发反对“经济主义”的社论三篇。这一时期的报道和社论，把一些职工在江青等人煽动下强令领导干部为他们增加工资福利等现象，统统说成是“走资派”腐蚀、欺骗群众。

1月11日 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刊登上海造反派上街挂牌游斗副市长张承宗、宋季文的新闻和照片，在全国率先刮起“游斗风”。这是张春桥授意煽动的。1月9日，张春桥会见上海市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讲到反击“经济主义”时说：“找几个刮经济风最坏的局长、市长，到一个地方当众斗一斗，第二天在解放、文汇上刊登。”

同日 本报文艺副刊《笔会》今起改名《风雷激》。《告读者》中称：《风雷激》要“把革命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把革命造反精神鼓得足足的”。

同日 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等接见本报赴京代表朱锡琪、周金安，并介绍他们同北京的造反组织头头见面。

1月12日 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此后，以两报夺权为开端的所谓上海“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刮向全国，引起连锁反应。

1月14日 一版发表社论《死了张屠夫 不吃混毛猪》，继续鼓吹把各方面的领导权，“坚持地毫不犹豫地”统统夺过来。人民日报于1月20日转载了这篇社论，将题目改为《沉舟侧畔千帆过》。

1月17日 开辟《革命造反派论坛》专页。一般每周一期，连续刊出了三个月。

1月19日 一版套红，发表新华社评述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夺权过程的长篇报道，题为《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发表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同日 报社革命委员会邀请本市和各地驻沪造反派，举行“大家来办好新生的《文汇报》大会”。20日、23日又相继发表社论《戒骄戒躁造反到底》、《新生的＜文汇报＞要靠大家来办》，一再表明“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

1月29日 一版刊登“上海戏曲学校革命造反派一战士”的大字报《文艺界何去何从?》，配发社论《文艺界赶快“杀”出来!》，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煽动文艺界人士走出文艺院、团，到工厂、农村，到社会上去造反。大字报和社论在文艺界引起混乱，赞成者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及时”，说文艺界是应该马上“杀”出去；反对者说社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现在不是‘杀’出去的时候”。近千名反对者围攻报社，要“砸烂文汇报”。2月5日，又发表社论《再论文艺界赶快“杀”出来》，以及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等上海和外地造反组织的“告全国文艺界革命同志书”，称文艺界十七年来是“黑线”统治，文艺界必须“来一番彻底的革命”，“砸烂这条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2月5日 一版突出报道“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成立”。6日发表长篇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7日又用套红大字发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连续以大量篇幅刊登报道、文章，宣扬这一“创举”，直至月底。

同日 本报发表《制止斗里弄干部这股歪风》一组文章和编者按。当天，几百人涌到报社门前表示抗议。9日，又在一版突出刊登《里弄干部不是当权派》等文章和编者按。至月底，陆续发表文章、报道、编者按、评论、社论二十余篇，集中宣传“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不久，传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称赞文汇报的谈话：“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对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说：“文汇报压力很大。”毛泽东说：“要支持他们。”

2月6日 本报首次出上、下午版。上午版出两版，刊登“毛主席语录”和有关“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判旧市委死刑”的消息、通讯、宣言、致敬电、通令、讲话等。下午版出四版，刊登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照片、文章和社论。这种出上、下午版的做法，以后又用过几次。

2月13日 报道上海照相机二厂夺权后“抓革命、促生产”，配发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范例——论夺权以后怎么办?》。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2月15日 发社论《复课闹革命——致小学革命师生》。2月17日、3月11日又相继发表社论《中学革命师生赶快回校复课闹革命》和《回校闹革命夺取新胜利——致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至年底，围绕“复课闹革命”问题，共发社论二十余篇。

2月18日 报道上海举行“欢迎干部起来造反”的市、区、县机关干部大会，配发社论《造反不分先后》，批驳排斥干部造反的论调，说革命有早有迟，造反有先有后。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革命迟早，不分造反先后，真革命、真造反，我们总是热忱欢迎的。2月27日，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等人的一条批示中说：“《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实际情况是，人民日报已于2月20日转载，并将原题改为《革命不分先后》。

2月19日 首次在对开四版之外出《农村专页》两版。以后改为《农村版》，不定时出版。

3月1日 今起发行文汇报广州航空版。

3月25日 报社正式成立由十一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被“结合”的原编委、北办主任艾玲任主任，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任副主任。不久，因艾玲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常驻北京，朱锡琪调任市革会常委、政宣组组长，报社工作实际上由邵传烈、周国荣负责。

3月26日 加编者按发表长篇文章《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致上海文艺界革命派的一封公开信》。编者按说：上海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远落后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议论文艺界朝何处去的问题，有助于把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3月30日起，开辟“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猛烈开火”的专栏，连续发表文章，推动上海文艺界“彻底搞掉那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3月28日 创办内刊《从群众中来》，刊登读者来信和来访记要。

4月1日 以两个多版面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是戚本禹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成，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矛头指向以“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号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从此，全国掀起打倒刘少奇的狂澜。文汇报紧紧跟上，4月2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鼓吹戚文的发表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进军号”。人民日报随即转载这篇社论，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至月底，文汇报连篇累牍刊登大量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报道和文章，仅社论就发表了九篇。

同日 发行文汇报成都航空版。

4月3日 用整版篇幅发表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革命造反队的文章《帮助领导干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是怎样促进陈琳瑚同志起来革命的》、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负责人、原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陈琳瑚的文章《从“我”突破，向“我”开刀》，配发社论《敢于保护革命干部》。这是毛泽东作出“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指示后，本报抓的“典型”报道。此后又陆续发表《革命的“第一把手”要站出来革命》、《彻底肃清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敢于把革命干部扶上马》等关于“解决干部问题”的社论十余篇。

4月28日 报社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要求调拨新闻卷筒纸和印报轮转机。理由是文汇报发行量急剧上升，已达四十九万三千份，比同年1月以前猛增两倍多。至6月1日，文汇报发行数又上升至六十五万份，因配给的新闻卷筒纸短缺，暂从6月份起限额发行。

5月1日 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的总后台》通栏横幅下，以整版篇幅刊登长文《重新挑起一场被压下去的辩论》，批判深受群众喜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编者按称：“《梁祝》是一只苦瓜，瓜有藤，藤有根。它的藤就是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它的根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住这只苦瓜，拉出它的黑藤，挖掉它的毒根，就能彻底肃清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艺领域内所散发的流毒。”

5月10日 发表江青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为《谈京剧革命》。配发社论《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热烈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陆续以大量篇幅宣扬“革命样板戏”。

5月11日 本报以“答读者问”形式刊登《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大搞“半周年”庆祝活动》一文。文中说：如果离开革命的大联合去“重振”某一个组织的“军威”，就会助长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刊出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上海工总司近日举行六十万人大会庆祝成立半周年，会场发生纠纷、武斗多起；许多工厂为参加集会游行全面停产，一些已经实行联合的两派又因争“功”而分道扬镳……工总司的头头们看到这个“答读者问”后火冒三丈，说文汇报同工总司唱对台戏，立即纠集几千人包围文汇报社兴师问罪。后经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出面调解，文汇报头头与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长时间谈判并答应“为工总司讲讲好话”，事态才得以平息。这就是文汇报5月28日刊登吹捧工总司的消息《工总司开门整风，表示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革命到底》的由来。

5月16日 发表社论《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刊出整版批判文章，为教育战线的大批判推波助澜。社论说：“在教育战线上，一场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激战，已经打响了。”

5月17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8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5月21日 一版发表张春桥授意撰写的社论《永远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革命旗帜》。社论说，1965年11月10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在江青的“直接指导”和张春桥的“具体帮助下”，本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出了第一枪，揭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雄伟的序幕”。鼓吹“要继续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抓住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主要矛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25日至28日 一版连续套红刊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配发社论两篇：《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引出教训来》、《向革命的“小人物”致敬》。

5月29日 套红刊登《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配发社论《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文件》。

5月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派出多人，持文汇报记者证，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名义在北京活动，搜集情报，直接向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报告。

6月中旬 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视察工作，见到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政宣组组长的朱锡琪时，说文汇报“搞得好”。

6月21日 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人民日报于6月25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篇社论，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30日 本报二版戏文广告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中的“万寿”错成“无寿”，遭致工总司头头们亲自带领上万人包围文汇报社两天两夜。经查实，此错确是校对工作失误造成。为避免类似严重差错，本报随后想出了铸“连串字”的办法，即将一些重要词组的字连接铸在一起。这一防错办法很快为其他报社仿效。

7月2日 挂通栏横幅刊登整版文章批判“新闻黑线及其总后台”，发表社论《毛主席革命新闻路线的伟大胜利——纪念毛主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十周年》。社论说：“解放以后，直至今年1月4日《文汇报》新生，在这张报纸上充满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手”，“几度伸进旧《文汇报》”。

7月23日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的造反组织联合印发传单，题为《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七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河南代表团会议上)》，在全国首次公开发表江青接见河南代表团时赞赏的“文攻武卫”口号。

7月27日 发表社论《上海支持你们》。文中三次宣扬“揪军内一小撮”，说要“击退一切大大小小的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在武汉发生所谓搞“兵变”的“七?二○”事件之后，本报紧跟中央文革反军乱军的部署，大造“揪军内一小撮”的舆论，从7月下旬至8月4日的十多天内，每天都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的报道和言论。

8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革命委员会的文章：《从＜文汇报＞两次资本主义复辟中引出教训》。文中将文汇报在1956年和1961年前后，积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版面上两度出现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看过此文后说：有复辟，就有反复辟斗争，不信请看文汇报。

8月31日 一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张春桥当天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赞扬了这篇社论，并交代再写一篇评“以我为核心”的社论，见报前送他过目。经张看定的社论《评“以我为核心”——再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于9月14日刊出。夺权后的文汇报社论送审，就从这篇“再论”开始。上述两篇社论都被人民日报转载。

9月8日 用三个整版发表新华社播发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配发社论《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社论说姚文的发表，“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目前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针”，是“革命大批判新的高潮兴起来了”。

9月11日 徐景贤批复本报革委会的报告，同意将虎丘路五十号(原外贸仓库)调拨本报，用于安装市革委会调拨的两台六十四寸轮转机。

9月中旬 在毛泽东视察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张春桥召开上海市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他对参加会议的周国荣说：毛主席在上海时，对交大的杨小兵(红卫兵头头)作了“无条件大联合”的指示，文汇报可以先发布。毛泽东的话当即由张口述，徐景贤记录，再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过目改定后交周国荣。9月25日，文汇报特意打通二三版，突出刊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组织要实现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27日，又发社论《革命的群众组织要无条件联合》和《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等红卫兵表态文章。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却批评文汇报的头头：你们抢先发布“无条件联合”的指示，说明你们中徐铸成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毒太深了，对徐铸成就是没批透。周国荣等只好立即送上检查报告认错。实际情况是，张春桥擅作主张叫文汇报“先发”，受了批评。

10月17日 本报三版挂出通栏横幅《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打倒杨西光!》刊登整版造反派文章，首次公开点名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成员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此后，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和报道，持续达半年之久。

11月19日 加编者按发表“革命群众来信”《不要被“炮轰南京路”之类问题转移了我们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来信反映的情况是：南京路上出现《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主张“砍掉”名店、大店、特色店，彻底改革南京路商业网点设置，而且有人正学样策划搞“炮轰淮海路”之类的“革命活动”。本报20日又发表社论《我们应把炮口对向哪里?——从＜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谈斗争大方向》，强调要抓住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这一宣传的主旨是集中力量抓“走资派”，但也确实使南京路、淮海路等处避免了一场被“砍”、“砸”的灾难。

11月 按照张春桥“要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报社成立由周国荣分管的“运动办公室”，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除对已经靠边劳动检查的原报社领导成员陈虞孙、陆灏、刘火子、唐海、全一毛等“立案审查”外，还将许多干部和工人在历次运动中已作结论的问题翻出来“旧账新算”，把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工资在八十元以上、职务是中层干部以上的人，都当作“可疑对象”。“文革”前的九名编委和十二名正副部主任，除两人外全都被关进“牛棚”，分别加上了“叛徒”、“特务”、“反动权威”、“封建文人”、“反动军官”、“漏划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罪名，其中陈虞孙、周天国、胡中瑾、全一毛、郑心永、唐振常等六人及文艺部记者赵戈今，还被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复查，全部是冤假错案。

11月12日 报社造反派召开全社职工大会，将年过六旬的前总编辑徐铸成从出版系统“揪”来批斗。本报“靠边审查”的对象近百人被全部“勒令”到会“陪斗”。几个小时的批判呵斥和揿头推搡，使徐铸成浑身发抖，冷汗湿衣。第二天，还在报纸上发表消息《本报革命群众愤怒揪斗大右派徐铸成》，配发社论《从徐铸成混入革命队伍引出教训来》。

12月16日 以整版篇幅发表《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揭穿“抗敌演剧宣传九队”的反动真面目》一文，并配发社论《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再论在批判中树立革命文艺队伍》。张春桥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议上说，演剧九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张道藩控制的产物”。文章就是根据这一讲话组织撰写的。当日凌晨，“北办”传来江青的讲话，说文艺队伍里隐藏着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要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又临时决定突击赶写社论，捅出江青的“指示”。文章和社论在全国、尤其是京、津、沪读者中引起震动，为江青一伙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2月 报社按照中央文件《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除正在“审查”的十八名共产党员外，其余一百十二名共产党员被分成九个小组过组织生活。造反派中二十三名非共产党员的骨干成员与共产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

同月 “社论是文汇报的招牌”，这是造反派夺权后举的旗帜。从是年1月到12月，总共发表本报社论三百三十篇。最多时，一个月达三十七篇，一天发三篇。三百三十篇社论中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转载或摘发的三十三篇，这是文汇报在全国名噪一时、被称为“文老三”(即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 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2日 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派性的“十大罪状”。14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这篇社论。16日，人民日报刊登“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的报道，并加编者按，号召“打倒派性”。

1月 北京办事处传来林彪赞扬文汇报的谈话。他说，“文汇报办得很好，在全国影响很大，震动很大。文汇报的社论，全国很多报纸都转载”。文汇报的文章“很突出，很鲜明，很尖锐，有创造性，有群众的语言，有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群众中的问题，思想苗头的动向，一出来就抓住了，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是好，走在前面，起领导作用……解放军报要学文汇报”等等。解放军报社随即派出两名领导成员来向本报“学习、取经”。本市和外地的许多新闻单位，也纷纷登门访问。林彪的吹捧使文汇报更加名震全国。

3月上旬 上海用煤供应大户淮南煤矿因打派仗产量锐减，致使上海用煤吃紧。按照国务院领导李富春的指示，上海派慰问团赶赴淮南煤矿。本报和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都派记者随团慰问采访。本报从3月6日至22日，多次刊登消息、通讯和文章，反映淮南煤矿“狠抓阶级斗争大力围剿派性，革命生产形势大好”。

4月3日 著名新闻工作者、上海市副市长兼文汇报社社长金仲华，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于寓所含愤自尽。

4月12日 上海爆发大规模反对张春桥的事件，后被称为“四?一二”炮打事件。本报一部分造反派骨干成员认为已有多种征兆说明张春桥“出了问题”，带头掀起了这场漩涡。朱锡琪、周国荣为首组成的“为什么战斗队”，拟定针对张春桥的“十个为什么”战斗宣言，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当天报纸的第三版，上半版刊登用特大号黑体字制成的五条标语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下半版是“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战斗宣言，以及张春桥、徐景贤不同意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报纸和传单发出后引起轰动。4月13日的华东各省报都转载了这天的文汇报三版版面。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护了张春桥，“炮打”很快失败。朱锡琪、周国荣因此被撤销一切职务。报社工作由邵传烈主持。

5月1日 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5月20日 按照张春桥的指令，转载解放日报于19日首先发难、点名批判谭震林的文章：《谭震林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文汇报从此刮起一股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之流”的黑风。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时挂出“打倒刘少奇，打倒谭震林”的通栏横幅，并用特大九行黑体做标题，发表有关文章十多篇。12月底，张春桥还直接向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交代，要两报联合发一篇社论，并对社论的题目和提纲，作了周密的指点，要求把歌颂“一月革命”的胜利和批判“二月逆流”联系起来，说“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于是马上出现了“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对“一月革命”的反动。他还要求在社论题目中点出“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的字样。社论初稿出来后，先由徐景贤等逐段逐句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改定稿。1969年1月16日，两报都在一版加框、以特大号字做标题，抛出了这篇题为《一月革命的胜利与二月逆流的破产》的社论。

5月23日 发表于会咏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第一次公开鼓吹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创作模式。即：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6月4日 发表社论《必须抓紧对毒草书刊、影片的批判》。从6月18日起，到1969年12月止，相继被批判的所谓“反动小说”有：《家》、《风雷》、《红日》、《上海的早晨》、《战斗的青春》、《东风化雨》、《小城春秋》；被批判的所谓“反动影片”是：《燎原》、《战上海》、《不夜城》。

7月22日 用第一、第二两个整版，发表本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共同采写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以及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语。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调查报告和编者按经新华社播发，全国各大报都于同日发表。

当年5月，本报采访部门了解到工程技术人员被批斗下放车间以后，工厂企业的技术工作一片混乱，特派记者深入到拥有六百六十九名工程技术人员的上海机床厂蹲点调查。7月上旬，发“内参”《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队伍的情况和问题》。这个“内参”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了该厂职工技术学校培养的技术人员在车间发挥作用的情况，毛泽东看到这里，作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批示。几天后，新华社给上海分社传来姚文元的话：文汇报记者写了个上海机床厂的内部情况，中央领导要上海分社派人和文汇报记者一起，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专门就“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的状况”写一个调查报告。上述调查报告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此后，各地纷纷办起以毛泽东批示公开播发时间7月21日命名的“七?二一”大学。

7月29日 一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卑贱者最聪明》。30日起又辟“卑贱者最聪明”专栏，连续刊登介绍工人、农民中涌现的生产能手、革新闯将、专家等模范事迹的短文，以此批判“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反动资产阶级权威”。8月3日起，专栏名称改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8月23日 深夜传来毛泽东对本报《关于试办工农兵通讯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报告》的批示：“学习班这个办法很好，北京各报刊可以试照仿办。”报社曾于当年一月起举办通讯员学习班，二至三个月一期，以参加采访写作实践为主，叫做“请工农兵群众来报社参加办报”。至1974年10月止，总共办了十八期。毛泽东是在看到第四期通讯员学习班的总结报告后，作出批示的。批示传来后，报社革委会立即决定，从第五期通讯员学习班开始，每期都安排学员代表参加报社革委会和各部核心组的领导工作。

9月1日 一版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文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四版整版刊登“本报工农兵通讯员”的文章，不指名批判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2日至10日，本报连续发表文章、报道、座谈纪要等多篇，大造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声势。

9月5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和毛泽东为它写的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这个先由《红旗》杂志发表的调查报告，是由文汇报记者采写的。就在关于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发表后不久，张春桥便向文汇报负责人下达任务，要求继续搞出一批调查报告来。报社为此组织力量，几路出兵，陆续写出多份调查报告。

9月7日 一版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9月13日 报社革委会贯彻张春桥、姚文元关于“既办好报纸，又清理新闻队伍”的指示，划分大、小两套班子，进行“机构改革”，宣布大、小班子人员名单。全报社四百六十四名职工，被划入“小班子”的三百六十一人，其余一百零三人划入“大班子”。“小班子”专门办报，“大班子”专门搞斗、批、改。报社原来的领导干部、大部分中层干部，及编辑部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工人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都划归“大班子”。“大班子”中的多数人实际上是靠边劳动，接受审查。

9月14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个调查报告同样是在张春桥下达任务后，由文汇报记者搞出来的。毛泽东审阅这一调查报告后，同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将原来的标题改成现在见报的题目，还写了下面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9月21日 报道工宣队进驻上海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本市文化、电影、新闻、出版以及科研单位掀起斗、批、改新高潮。一版配发长篇社论：《工人阶级要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热烈欢呼工人宣传队进驻文化、电影、新闻、出版单位》。

9月26日 首批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报社“大班子”，领导“斗、批、改”。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工、军宣队同报社造反派一起，进一步迫害“大班子”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先是把他们集中到上港三区，强迫和搬运工人一起干重体力劳动，连年老体弱者也不放过。一些受审查的对象被关进“牛棚”，接受进一步的审查。“大班子”清队负责人还以“牛鬼操”、“牛斗牛”的形式搞逼供信；审查对象病重也不准就医，使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备受折磨。原文艺部记者张忱、资料研究部主任徐里平，都因不堪忍受轮翻批斗和重病的折磨，分别于1968年10月和1969年1月含冤自尽。

10月11日 报社首批九名“赤脚记者”出发，分赴七个工厂和两个人民公社，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进行调查研究，并物色和培养通讯员，为期三个月。以后又有多批记者以“赤脚记者”名义下厂下乡，时间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这一制度延续至1976年结束。

10月22日 中央文革办事组突然来电，查问“北办”采编的《情况汇报》发送范围，并通知以后的《情况汇报》只送中央文革四份，其他停送。

11月7日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奉命停止业务活动，艾玲等十四名记者、职工全部调回上海。经张春桥同意，“北办”回沪全体人员去上海柴油机厂劳动和调查。

12月5日 工、军宣队进驻“小班子”，主管报社运动。工、军宣队一进驻就大张旗鼓动员群众议论“阶级斗争新动向”，“深挖细找阶级敌人”，说要“束束知识分子的骨头”。

12月23日 文汇报发行数不断增长，纸张供应矛盾突出，为再次采取限额发行措施，报社革委会向市革委会送出《关于文汇报1969年计划发行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1968年9月起，撤销了广州、成都的航空版，并采取按比例缩减外地发行量的措施，目前发行总数七十四万六千余份，比压缩前减少近十万份。将1969年的发行总数限额为八十二万到八十五万份。

一九六九年


1月8日 “小班子”首次召开“继续清队”动员大会。工宣队负责人在大会上说：文汇报社内已经揪出六十多人，但清队工作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还很不彻底。我们决心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八类分子统统揪出来!工、军宣队对全体办报人员再次进行排队后，又列出三十三人“有问题”，要“进行审查”。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大班子”人员专门搞运动外，“小班子”也举办“对敌斗争学习班”十一期，参加者达六百二十八人次，同时召开了大小规模的批斗会数十次。

4月 报社革委会主任艾玲被指定为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 毛泽东要求上海搞一个对民族资产阶级落实政策的调查材料。张春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文汇报社。本报随即派出由两名记者组成的调查组，到上海市革委会选定的“试点”单位上海轮胎二厂蹲点调查。该厂按照上级要求，发动全厂职工，围绕“如何划定成份”(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如何加强监督改造”两方面问题，对厂内原来拿股息的旧职员逐一过堂讨论。本报以“内参”形式，上送《轮胎二厂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试点情况》九期。

7月8日 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文章《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七、八两个月中，本报发表有关批判文章和评论近三十篇。文中声称这一“体系”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体系’”，批判它，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件大事，要将它“一棍子打死”。

7月12日 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丁学雷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丁文攻击的矛头指向曾在上海工作过的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污蔑他们在上海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等等。一个多月后，报社收到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青年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寄来的一篇反驳文章，题为《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作者还随稿附信说明自己的写作意图。报社将桑伟川的文章和附信摘发“内参”上送。张春桥见后立即批示：要抓住这个活靶子不放，批深批透，要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报社按照张春桥的意图，赶紧了解有关桑伟川的情况，拟出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发稿计划，着手炮制一批批判文章，送张春桥过目。经过几番策划和周密的准备，11月20日，用整版篇幅加编者按发表桑伟川的文章和他给编辑部的来信。经张春桥改定的编者按称“桑文是新长出来的毒草”，并煽动公开反击批判。在其后的两个月中，本报共发“内参”二十三期，用十八个版面，发表大小批判文章近四十篇，编者按四则，在全市掀起了批判《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的恶浪。其间，桑伟川被游斗二百九十余次，他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到1970年3月，张春桥竟下令将桑伟川拘留审查，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投入监狱。桑伟川在残酷的折磨下精神失常，他的冤案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7月15日 一版头条发表一封不满三百字、署名“上海市龙门路第三小学一红小兵”的来信，题为《一篇生气勃勃的大批判文章——红小兵来信批评教师教唱＜松花江上＞》。加框配发短评《推荐一封红小兵的来信》。这本是一封读者自发来信，批评音乐教师在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不教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毛主席语录歌，而教唱“叫人伤感”的《松花江上》。报社一字未改发“内参”上送。张春桥见后批示公开发表，突出处理。报社按照张春桥意图配发短评，鼓吹坚决抵制“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歌曲”。

9月 上海动员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个面向”：到农村、到工矿、到基层、到边疆去。后又动员到工厂去“战高温”。本报“大班子”中的编辑、记者、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近四十人，多数被安排到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其中九人去南京梅山炼铁厂)；有的去市内文教单位；还有三人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做知青的领队。

10月 艾玲奉命从上海柴油机厂回到报社主持工作。

11月19日 一版突出报道上海县梅陇公社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实现“菜农不吃商品粮”，并配发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这是按照张春桥意图安排的版面。报社事先将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的“经验”发“内参”。张春桥批示公开见报，并将报社送审的评论员文章升格为社论。社论竭力鼓吹种菜的都要学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的做法，说“他们能够做到不吃商品粮，市郊不少条件和他们相仿的生产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结果，市郊大批菜田和不少西瓜田被改种水稻，致使上海的蔬菜供应一度紧缺。“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极左口号还流毒全国，影响了一些地区的蔬菜生产和市场供应。有的地方还提出“茶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砍掉茶树种粮食，造成严重后果。鼓吹“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宣传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周恩来、李先念的严厉批评。

12月22日 报社“内参”反映农村故事员洪富江在上海县北桥公社灯塔大队的联欢会上讲《智取威虎山》故事时，丑化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要报社立即派记者详细调查此事，后将《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加上批语印发各单位，郊县一直发到生产大队。他在批语中说：“对这些所谓艺人，特别是支持者要狠批。”本报按照张春桥的意图，为这场批判推波助澜，于1970年1月28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保卫革命样板戏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1月30日，又在思想评论《重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中说，市郊有人打着“讲革命故事”、“宣传样板戏”的旗号，在讲台上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一来，故事员洪富江成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三个月中被轮番批斗两百次，造成亲人离异、家庭破碎的惨痛后果。

12月 邵传烈奉命去市郊上海县灯塔大队边劳动、边调查。半年后返回报社，协助艾玲抓报纸工作。


一九七○年


1月17日 三版挂出《批倒批臭“四条汉子”》的通栏横幅，刊登整版文章批判周扬。1月初，市革委会负责人提出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战斗任务”后，全市又一次掀起批判“全民文艺”和“四条汉子”的浪潮。直至10月，本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轮番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

1月22日 一版刊登题为《坚持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面旗帜——号上大队》的调查报告，并发表文汇报、解放日报合写的社论《还要努力作战——论像号上大队那样坚持两条道路斗争》，竭力宣扬上海县七一公社号上大队“向资本主义势力打进攻战”的“经验”。23日至25日，又连续三天用大量篇幅刊登“向号上大队学习”的报道和文章。这也是按照张春桥、徐景贤的意图抓的典型。

1月 艾玲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

同月 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大班子”人员被安排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境内的上海市新闻出版“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运动。

2月4日 一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各条战线都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随后又以此题目挂出横幅，连续发表来信、座谈纪要和文章，并加编者按称：“四旧”有所抬头，需要再来一次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群众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天天抓”。

3月4日 报社接张春桥指示：报纸、内部情况和简报，不要把阴暗面说得太多、太重。徐景贤接着作出批示：“关于情况反映只讲阴暗面的问题，春桥、文元已批评过多次，但报纸的负责同志及编情况的同志总是不认真执行，值得很好的检查改进。”本报一二月间的“内参”将近三分之二的篇数，反映了本市工厂、农村、学校、医院等系统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教师倒霉论”、“文化工作危险论”又有所抬头，部分单位贪污浪费情况严重，竹、木、铁小商品严重脱销，机械行业产品质量下降，农村早婚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公社透支情况严重，医院批判“资产阶级医疗作风”遇到阻力，等等。将上海的阴暗面大量曝光，当然要引起张春桥等人的不满。他们的指示下达后，本报“内参”立即改变面孔，同报纸一样，竭力歌功颂德。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张春桥说，要在文汇报“四?一二”炮打事件中查出“五?一六”分子。在报社靠边劳动的朱锡琪随即被隔离审查，1971年2月又被下放到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一个多月后，再升格为“拘留审查”近半年。

3月 报社搞“群众整党”。“重点检查”的对象，除革委会中的党员干部艾玲、邵传烈、朱文良和党支部委员外，过去对工、军宣队提出意见、对造反派夺权有看法的知识分子党员，一般都要在群众会议上三番五次作检查，才能“通过”。

7月22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驻清华大学工、军宣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经陈伯达、姚文元审改的文章，是“左”倾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件。6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本报于7月23日发表张、姚定稿的座谈会纪要，配发社论。并对上海和全国各地学习清华文章和上海座谈会纪要作连续报道。

8月19日 一版刊登本报记者、解放日报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英雄的业绩——颂九四二四厂一号高炉焦炉高速度建成》。这是上海市在南京梅山建设的大型炼铁厂。上海各大报都对此作了突出的连续报道。

9月7日 本报理论副刊《学习》创刊。《编者的话》中说，试办《学习》副刊，将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选登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

11月3日 上海市革委会批复同意本报“三结合”清队领导小组《关于陆灏问题的审查报告》：“让陆灏较长期去工厂劳动。”粉碎“四人帮”后，这一决定才被撤销。此时，原报社领导班子中受审查的其他七名成员，除周天国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外，陈虞孙、刘火子、唐海、全一毛、胡中瑾、孙叔衡等仍在干校劳动，直至1974年秋，才先后获得“解放”，安排工作，结束长达七至九年的靠边受审岁月，但当时被允许回到报社工作的仅有一人。


一九七一年


1月3日 挂通栏横幅开展《关于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的讨论》，编者按称：“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是一场革命。”这一讨论历时三个半月，至4月21日结束。

1月6日 二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署名蔡康成的文章《路线、政权和世界观》，引出一场闹剧。这篇文章是报社理论部根据毛泽东关于“思想上路线上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批示议定题目，约请一名工人作者撰写的。作者依据“路线决定一切”的论断和群众中“路线不可知”的议论，拼凑几个观点写成。文章见报后，反响异常强烈，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不少人认为它是“有来头的”，是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的“精神”。张春桥、姚文元对此十分关注，一面要人调查作者的政治、写作背景，一面责怪文汇报“标新立异”，“放出一棵大毒草”，要编辑部作检查。还在市党代会上说“文汇报捅了漏子”，“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等。经过一番紧张而又精心的策划后，3月15日，徐景贤派人将早已暗中组织力量写成的反驳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署名“方岩梁”)送到报社，指定必须用发表《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一文同样的地位和字体，在3月16日见报。方文主要批判蔡文把路线与政权对立起来的观点，并未批判当时传言的所谓蔡文观点的来源——林立果《讲用报告》的观点。但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徐景贤等人到处吹嘘说：“方岩梁批判蔡康成，就是批林，我们是全国最早批林的。”1972年1月，中央下发的林彪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中，有死党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四人帮”又借此供词大做文章，以“批林英雄”在全国人民面前招摇。

1月11日 报道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等大学首届二千六百余名“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在一版配发文汇报、解放日报合写的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热烈欢呼工农兵学员跨进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3月1日 报社成立“出早报”调查组，拟定《关于提早出报时间的初步措施》。“文革”以来，由于经常有“最新指示”、“重大新闻”，加上新华社截稿迟、版面安排要紧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原因，作为日报的文汇报常常成了晚报，有时还迟至第二天才送到读者手里。这既使夜班编辑人员深受其苦，又招致读者和邮递人员的强烈不满，“出早报”便成为共同的呼声。

3月15日 徐景贤在本市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谈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分工问题，他说：文汇报的宣传重点应放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会后，报社据此拟出改版设想，并将编辑部人员作了相应调整。

3月20日 工、军宣队宣布本报开展“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3月22日 艾玲被“四人帮”以清查“五?一六”问题为由隔离审查。邵传烈于同日被宣布一边检查、一边工作。当日凌晨二时许，刚从报社宿舍起床上夜班的艾玲和尚未下班的邵传烈，由军宣队负责人余克颐、工宣队负责人高明源陪同，驱车去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处“开会”。到了指定地点，只见徐景贤、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在场，并无“开会”的样子，而是由王洪文、徐景贤分别谈话。徐景贤指出邵传烈参与“四?一二”炮打等错误，宣布“一边检查、一边工作”的决定后，叫邵先回去。随后关照余克颐，报社的全面工作由他负责。王洪文对艾玲说：“你的问题拖了很久，一直没处理，现在正在批陈(伯达)整风，你好好交代同陈伯达与王、关、戚等人的关系，给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交代。”未等艾玲申辩，早已守候在旁的卫兵就将她架上吉普车，开到地处漕河泾的原“少教所”，关进了铁门紧闭的房间。直到1975年7月15日，历经四年多，查无任何实据，才由中共上海市委批示“先放出来参加劳动，结论慢一步做”。为艾玲平反、恢复名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3月。

3月23日 已回报社工作的原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李根蒂、吴尔祥、周俊全、关崇恩、石志军、伊龙宝、于沛华、施宣园、周学忠、吴闻、王荫萱、沈玲珍等人，被送进位于外白渡桥桥堍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地下室隔离。市专案办公室派人责令他们交代、揭发艾玲的问题及她的后台。直到7月初才解除隔离，他们被关了整整一百天。

3月 报社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除艾玲、朱锡琪被关押外，周国荣也被隔离审查。由王秀珍主持的“市二专办”，派来二十余名专案人员，再次清查“四?一二”炮打事件。

同月 采访部负责人沈国祥被市革委会任命为报社领导成员，同“一边检查，一边工作”的邵传烈一起，全面负责报纸宣传工作。

4月 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报刊工作的决定》。《决定》中说：“市委也深感报刊过多，不易管好。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7月30日 徐景贤来报社召开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三结合”会议宣布：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艾玲的问题；邵传烈曾参与“四?一二”炮打事件，不可靠，要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市里决定，派原工人造反报负责人王成龙到文汇报社任“第二把手”，与沈国祥共同负责报纸工作。

8月12日 刊出题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画刊，破例整版转载《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合刊上发表的江青(署名“峻岭”)“摄影艺术作品”六张。这是按徐景贤授意安排的。他吹嘘江青“用摄影艺术这个武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定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日突出发表江青拍摄的照片。9月中旬，徐景贤又要文汇报找一些业余摄影工作者座谈、评论，继续宣传江青的“摄影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江青拍摄的林彪摆足架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聚精会神》，并给座谈、评论定下了颂扬林彪“活学活用”、“为党和国家有这样好的副统帅高兴”的基调。当报社将座谈发言综合成《阅尽人间春风——向峻岭同志摄影作品学习》的一篇文章，送徐景贤审阅时，徐已得知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才删去了文中吹捧林彪的话语。文章却仍送回报社，于10月6日发表。

9月 报社按照市革委会“关于加强战备紧急会议”的部署，在市郊青浦县境内建立“战备车间”。同时将全报社三百八十五人，内部排列为三套人马：第一套约一百人，准备战时到战备车间坚持出版；第二套四十余人，战时留守报社；第三套二百四十人，为战时的疏散对象。

10月19日 受命负责报社全面工作的军宣队负责人余克颐，因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前，曾受林彪亲信王维国指使，在报社搜集有关张春桥等人的材料，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二年


1月6日 报纸以整版篇幅，发表新闻和文章，宣传上海实验小学、比乐中学、江湾公社部分小学等开设外语课，自力更生解决师资教材问题、努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经验，以及一支工人外语教师队伍“改造外语教学阵地”的做法。并配发思想评论《为革命勤奋学习外语》。评论指出：“大力培养外语人才，已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周恩来总理曾于去年11月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师生代表座谈外语教育问题，着重讲了培养又红又专外语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以上版面安排是为了贯彻周恩来这一讲话精神。

1月12日 《文汇情况》刊发《对陈毅同志逝世追悼会的反应》一文。文中说，本市广大干部、群众对陈毅同志逝世和毛泽东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消息，“都很关心，议论很多”等等。13日，市政府办公室传来“领导意图”：“关于陈毅逝世的情况反应，不要再搞了。”并告知：解放日报当日发出的这类情况反应，因为“有些话不妥”，要“收回”。

1月14日 报社参加“三结合”领导会议的成员名单确定：高明源(工宣队)、潘凤兰(工宣队)、乐和兴(工宣队)、李瑞莹(军宣队)、沈国祥、王成龙、周金安、任洪、朱文良、洪作鹏。

3月1日 徐景贤电告报社负责人：《文汇情况》数量不要多，无把握的要先送来看看，有的可登“白头情况”(即不挂《文汇情况》刊名，印数很少，只送少数相关的领导人)。记者写的专供上级领导了解下情的“内参”也要送审，即由此开始。

3月6日 为宣传京剧样板戏，报社组织一批美术工作者，先后创作了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和油画《红色娘子军》。当天接徐景贤批示：文汇报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红色娘子军》，可于4月在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4月17日，徐景贤即陪于会咏、刘庆棠去美术展览馆看《红色娘子军》油画预展。

3月16日 徐景贤批复本报《关于到“五?七”干校接受教育和锻炼的请示报告》：“拟同意，‘五?七’干校要继续办好。”本报首批去市郊文教“五?七”干校轮训的六十三人，于4月8日出发。每批轮训三至四个月。全报社职工分数批先后去干校轮训，至1976年9月终止。

4月25日 转载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意见撰写的社论《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同日，本报发表本市普陀区中心医院认真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进一步调动干部积极性的报道。接着，又在一版相继发表上钢一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市毛巾被单工业公司、上海市嘉定县等单位重视发挥老干部作用的报道，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重视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5月29日朱永嘉电告沈国祥：对宣传老干部骨干作用要适当控制一下。于是有关干部问题的宣传重点转到了“培养新干部”上面。

6月5日 《工农兵学员怎样搞好上、管、改》讨论开始。在一版发表复旦大学物理系微电子专业部分工农兵学员的文章《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进一步搞好“上、管、改”——致战友们的一封信》。文前加编者按说，开展这场讨论的目的“在于推动和促进工农兵学员继续发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认真搞好“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场讨论延续至1973年2月结束。

6月10日 邀请本市教育界人士座谈，议论当前中小学在提高学生知识质量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会后整理成《本学期来中小学普遍重视文化课教学》一文，刊于当天发出的《文汇情况》上。此后，又相继召开了漫画工作者座谈会，联系当时报刊上基本不刊登漫画的实际，议论“漫画还要不要”的问题；召开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座谈会，议论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召开美术工作者座谈会，讨论连环画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这些座谈内容都整理成文，刊于《文汇情况》上送。

6月11日、21日 在《文汇情况》上相继刊登两个调查报告：《市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些情况》、《目前在部分青年中出现不钻研业务不学习技术的倾向》。前者反映上海市郊“近年来农本提高”，以致“净产值略低于1965年”。这两份揭示阴暗面的材料，是本报首期工农兵理论工作者读书班学员、第十六期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学员分别进行广泛的调查后写成的。本报随后于8月29日起开辟《革命青年必须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专栏。本市与外地读者立即来信来稿，说在报上辟此专栏“很有必要”。又于9月8日起挂牌讨论《怎样把农业进一步搞上去?》。

7月4日 发表思想评论《划清发挥专门家作用与“专家路线”的界限》。文章说，担心“弄得不好又会重犯‘专家路线’的错误”，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7月10日 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以张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到日本进行访问演出。本报记者关崇恩作为随团记者同行。

7月24日 报社召开编辑部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文风问题的批示：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太长，谁看?必须要改一下。同时传达张春桥谈文风问题的一封信。他把败坏文风的责任推给刘少奇，说“文风被刘少奇、特别是近几年被林彪一伙搞坏了，应照主席指示整顿一下”。31日，上海的两报一台(文汇、解放、广播电台)联合召开通讯员大会，徐景贤作传达，动员改进文风。

8月9日 经徐景贤同意，本报和解放日报自今日起，将放在一版右首的报头与放在左首的“语录”位置对调，以方便邮递员分发报纸。

同日 三版发表杨宽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自上而下变革”说的商榷——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编者按说：“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本报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方针，发表杨宽同志这一文章。”此前，本报已就《红旗》杂志发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在本市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应发过“内参”，其中特别提到“郭老的文章对学术界是很大的鼓舞”，杨宽、陈望道、谭其骧、蒋大忻、方诗铭等，都想写文章参加学术讨论。报社随后便收到杨宽、谭其骧、陈望道等人的文章。杨宽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见报当天，本报零售额猛增几千份。报社两周收到信稿四十五件。不少大学教师议论：“看来学术讨论又要在报刊上开展了。”报社又于8月29日发出题为《读者欢迎在报上开展学术讨论》的“内参”。但此后杳无声息，报上不再提及开展“学术讨论”之事。

8月25日 上海市革委会批复本报《关于原北京办事处人员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批文如下：一、同意撤销北京办事处；二、本人及家属户口均在京的，拟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排工作；三、房屋不要作价处理，移交给北京市革委会；四、书籍与家具同意就地处理或运回上海。报社立即按此办理。(注：1973年6月，又传来张春桥对此事的说法：“几个人的安排，不要使北京为难。”)

9月7日 本报记者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培养科技工作接班人的问题，访问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工程师童村和雷兴翰，并召开科研人员座谈会，听取意见。被访者一致的愿望是：希望发挥中老年科技人员的作用；增配青年技术人员，同中老年科技人员一起搞科研；研究工作不能随意变动，要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些意见和愿望反映了当时科技界的普遍状况，以及科研人员的共同心声。报社将记者写出的文章刊登于“内参”上送。

10月1日 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1月1日 报社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任命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志强担任文汇报社的主要领导工作。沈国祥传达张春桥、徐景贤的有关讲话。张春桥说：“报社是市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因此，对上海的报纸要加强党的领导。”徐景贤说：“市委根据这个精神，决定派田志强同志去文汇报社加强领导工作。周天国同志也经市委同意，从黑龙江回到报社，参加领导工作。”

11月4日 奉张春桥、姚文元之命，《文汇情况》刊登《部分工人对＜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提出不同看法》，反对人民日报批判极左思潮。后来得知其背景是，从1971年底至1972年，周恩来曾先后几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在一次谈话中，还批评人民日报等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尖锐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而张春桥、姚文元随即找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强调：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人民日报对张、姚的讲话很反感，就趁他们不在北京时，发表了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左”倾思潮。一直主张批右、反对批极左的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人民日报的文章后，立即密令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盗用工人名义发难。上述攻击龙岩文章、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工人座谈会纪要”，就是这样炮制出笼的。24日，《文汇情况》又把龙岩文章发表后一些报纸上的正确提法，作为反面论点列出。

11月5日 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初澜的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做出新贡献》。文中鼓吹：“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根据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对各种体裁的文艺形式进行推陈出新。”

11月12日 发表杂文《九斤老太的哲学》，批判“不合时宜”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调子”。接着又于19日发表杂文《用的是什么秤?》12月3日发表杂文《是坚持革命，还是要倒退?——也驳“一代不如一代”论》。接连发表这些批判所谓“倒退论”的杂文，是因为张春桥曾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说：现在有一股“复辟回潮逆流”。他还引用鲁迅小说《风波》来攻击所谓“复辟回潮风”。12月3日发表的那篇杂文，是徐景贤亲自授意自己的秘书写成的，化名“姚青新”，直接送给报社的负责人。文中点名骂章士钊“主张复古，到头来被革命前进的车轮抛到了后面”，实为影射攻击周恩来。夜班编辑看大样时，认为此文“不妥”。当班的王成龙却说：“你们不要提了，此文有来头。”以上三篇杂文见报后，陆续收到批评信稿近三百件。读者斥责这些文章宣扬错误思想，说《人民画报》刊登章士钊的照片是鼓励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文汇报却骂章士钊是“复辟派”。有的读者还愤慨地将这些杂文斥之为毒草。

11月14日 三版开辟“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刊登华昆仑的文章，谈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中英雄人物洪雷生形象塑造的缺点，讨论开始一个多月后，报社收到自发来稿三百二十四篇，其中竟无一篇上海文艺工作者写的文章。记者去本市文艺界组稿，也没有人愿意写，原因是：领导已定调，说这本书“基本上是好的”。讨论至1973年2月21日收场。

11月19日至22日 在一版或二版挂通栏横幅《认真搞好批修整风》，连续发表三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三论“不断提高革命大批判水平”，首次明确表示反对批“左”，主张批右。

11月22日至12月下旬 相继发表《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对＜怎样编好基础课教材?＞一文的质疑》、《打什么基础理论》、《到实践中去求真知——桑毛虫皮炎调查的体会》、《显微镜下看不到的广阔天地》等文章和报道十余篇，攻击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论述。这是针对光明日报10月6日发表的周培源文章《对综合大学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周培源原是根据周恩来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批示，应人民日报之约写成这篇文章；但张春桥、姚文元不准在人民日报刊登，后改由光明日报发表。周文见报后，张春桥即向文汇报下达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文汇报便接连发表文章围攻周培源，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王成龙曾透露内情说：中央(指“四人帮”——编者)不同意周的文章，但周自以为有后台，一定要发表。上海可以批，批他的论点，不点名。

11月27日 报纸受命用两个整版篇幅，以消息、通讯、照片、评论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宣传上海培光中学“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生”的“经验”。在培光中学初步总结“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做好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体会时，“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正在策划借批“基础理论”、批“回潮风”来影射周恩来。他们发现培光中学的经验可以利用，就专门派写作组人员来到文汇报社传达旨意，布置任务，出主意，定主题，并要求以空前的规模、较快的速度在报上连续宣传。在报道推上版面的前后，马天水、徐景贤还先后跑到培光中学“视察”。徐景贤说：“这次市委要在报上发表你们的经验，这不是你们的工作做得好，而是斗争的需要，形势的需要。”12月3日起，本报又受命用大量篇幅突出宣传上海第六棉纺厂“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工作”的“经验”。12月8日，徐景贤电告报社负责人：培光中学和上棉六厂两个典型，可继续搞些报道，交叉发表。关于两个典型的情况，已向中央报告。从11月27日至12月20日，文汇报花了近二十个版面，来宣传这两个“典型”。

12月上旬 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夺权后的中共文汇报第一届委员会产生。田志强任书记(不久病重，长期住院治疗，于1977年9月20日去世)，沈国祥、王成龙任副书记。委员：周天国、高明源、魏华宣、魏玉琴、彭斯英。此后，报社实行党委会负责制，革委会名存实亡。


一九七三年


3月10日 一版突出发表上海手表厂加强企业管理的调查报告，配发本报与解放日报合写的社论《搞好企业管理要依靠工人群众》。此后十余天，又以几个版面发表报道、文章、大字报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典型”。后来查明，这是“四人帮”用以对抗全国计划会议关于建立岗位责任制等加强企业管理的十条措施的。国家计委曾草拟《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个《规定》的起草是对极左思潮的尖锐斗争。周恩来听取了国家计委的有关汇报。当这个文件拿到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上海反对。张春桥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这一文件收回。马天水称文件中的十条规定是“十条王法”，竭力反对，因此抓住上海手表厂“依靠工人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大做文章。

3月16日 发表长篇通讯《小夏在黄陵》。这是市委写作组的头头利用本市黄陵中学《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调查报告炮制的。他授意本报负责人：“发表后讨论”，“可做很多文章”。这场“要震动全市”的讨论，围绕“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个主题展开，持续达三个多月。“讨论”的实质是篡改学校的培养目标，另立所谓培养“小老虎”的标准。不少中小学教师对报纸大肆宣传学生的“造反精神”深感不安，认为这样一来，教师就更难当了。

5月10日 一版突出发表长篇通讯《贫下中农的好儿女——记云南勐腊县勐仑公社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其后几天又作连续报道。后查明报道内容浮夸失实。当年3月，去过云南的上海慰问团写了一个关于在云南的上海知青朱克家的材料。本报未经核实就发了“内参”。姚文元看到“内参”后，立即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文汇报派人去采访朱克家的事迹，并约他为《红旗》杂志写稿。

8月2日 一版转载辽宁日报发表的在高考中交白卷的张铁生的来信和编者按，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称：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徐景贤不仅指令文汇报予以转载，还指出：“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来议论一下，这不单是大学入学考试问题，而是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

8月4日 开展《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由交白卷的张铁生来信引出的这场讨论，是贯彻徐景贤的意图，反对国务院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查”等规定。讨论至9月18日收场，刊登文章五十三篇，其内容主要是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对文化考查。

8月9日 奉命转载人民日报于7月7日发表的由毛泽东签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后又陆续发表各类批孔文章多篇。

8月 本报经过整党、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后，开始建党工作，发展“文革”以来第一个中共新党员。

8月24日至28日 报道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9月5日 本报今起挂出“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通栏横幅，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林彪。

9月 本报“内参”中反映上海高桥化工厂不重视废气回收利用，既浪费资源，又危害农田。李先念见后批评了高桥化工厂，但却引起“四人帮”极大反感。马天水等硬说记者采访不深入，反映不符事实，除责成记者检查外，还强令报纸对高桥化工厂作出正面报道，以掩人耳目。22日，本报即发通讯《变害为利——记上海高桥化工厂消灭黑烟和“火炬”的战斗》。

10月26日 发表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此文原载《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按姚文元意图写成，宣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此文发表后，在全国还造成一种印象：上海在批林批孔中是领先的。本报连篇累牍，发表了大量批判孔子、批林批孔的文章，直至1975年底。

11月15日 奉命转载罗思鼎发表于《红旗》杂志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文章用秦国的所谓“三次复辟”影射中共党内的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别有用心地把批林批孔运动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揪当代的“宰相儒”。

11月21日 发表刘丽华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系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生、工农兵学员，因在校时忙于“上、管、改”，搞大批判，读书少，文化学习成绩较差。她在离校前夕向市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徐景贤从“简报”上看到这份谈话记录十分赞赏，在请示张春桥、姚文元后，指令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并亲自写编者按。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他还将讨论的大题目定为《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见报时的刘丽华“谈话记录”，实际上是由徐景贤根据需要“反复修改、多处增删”，交张春桥最后审定的。这场讨论持续三个月，发表文章一百七十篇，涉及领域除教育外，还有文艺、卫生、科技、体育等方面，集中火力批判“智育第一”、“业务挂帅”、“技术至上”、“锦标主义”等等。

11月 张春桥、姚文元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内参”发送范围作出如下规定：“由于上海两报的内部情况分送范围很广，以后有些涉及外地的情况，似可只印或先印清样送市委同志加以斟酌，再定分送范围。”

12月23日 发表《老谱袭用，旧调重弹——剖析一种音乐理论》、《正确理解非标题音乐的表现内容》两篇文章，在全国首先发难批判无标题音乐。两个月前，我国对外文委就邀请外国音乐团体来华演奏西洋曲目问题打报告请示中央。周恩来等圈阅同意。同样在报告上划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又借端生事，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发起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四人帮”通过于会咏授意上海组织文章，在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刊登，揭开全国批判无标题音乐的序幕。12月25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此后，全国报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批判文章。

12月29日 一版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北京红小兵黄帅破除师道尊严、提倡反潮流精神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为此撰写的编者按语。随后连续报道这一“典型”在本市中小学校引起反响，掀起“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批判师道尊严”的新浪潮。本市中小学校也跟着出现“要做小闯将，不做小绵羊”的黄帅式反潮流人物。

12月　报社出版主要面向通讯员的三十二开内部刊物《红色通讯员》。


一九七四年


1月1日 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社论指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5日 上海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目考教授的谈话，紧随北京之后，对本市十八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共六百五十人，进行突然袭击，出题目考数理化。考教授的前一天，徐景贤通过秘书电告本报“抓情况反应”。报社于考试当天派出记者多名了解情况，连夜编印“情况”六份送出。“情况”的基本倾向是赞成“考教授”的，但也可从中看出教授们对此做法的不满和愤慨。

1月14日 一版用大号字、以整版篇幅刊登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工人的一张大字报，题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1973年底，周恩来针对全国各港口严重压船、影响进出口正常业务的现状，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要求。上港五区工人受到鼓舞，当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得较好。一些工人出于加快港口建设的愿望，在年终总结时，贴出大字报批评装卸区领导工作中的不足之处。马天水从市革委会简报《工交情况》上看到《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要在文汇、解放两报上发表。姚文元又加写一个很大的“快”字。这张大字报在报上发表时，有九处被删改，如原稿中“我们是一个装卸队的工人，看到的只是局部的情况”一句，被一笔勾掉。与大字报同时发表的本报记者《调查附记》，竭力鼓吹“狠批唯生产力论”，说上港五区领导抓吨位就是“唯生产力论的流毒”。人民日报随后也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为此加编者按，说这张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这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出现了“不做平方米的奴隶”、“不做产品的奴隶”等等口号，港口压船现象再度严重。首当其冲的上港五区，生产效率立即下降。

2月中旬 本市骊山中学教师胡祖丰、刘正龙在给学校党支部写的思想汇报中，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与“四人帮”不同的看法。王洪文知道后，批示要批判这两位教师的“右派言论”，同时要在上海揪“胡祖丰式”的人物。徐景贤授意本报立即发报道和文章进行批判。本报于15日用一个多版面，发表七篇报道和文章，宣传骊山中学“联系教育战线实际深入批孔”的“经验”，又一次在全市教育战线掀起批判“复辟回潮”的浪头。

3月1日 奉命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初澜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此文大肆鼓吹击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经姚文元修改，江青、张春桥定稿。所谓《三上桃峰》事件，是“四人帮”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期间，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事件。王光美曾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而该剧内容又恰是反映发生在抚宁县的事情。“四人帮”便无中生有，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一时间，全国各地大搞影射、罗织莫须有罪名成风，对文艺界又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文汇报转载初澜文章后，又连篇累牍发表有关批判文章和报道近三十篇，两个半月后才收场。

3月2日 开始挂出《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横幅，出“批林批孔”专版。编者按称：要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一专版出至8月结束，长达半年，刊登报道、文章约一百四十篇，批判的矛头指向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3月12日 受命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康立文章《孔子与林彪都是政治骗子》。此文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根据姚文元的谈话内容写成。文章用一连串历史故事来讲儒家人物的“两面派嘴脸”，特意点到汉代第一个位至宰相的儒生公孙弘，影射攻击周恩来。

3月20日 发表《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一文，卷起了批判所谓“黑画”的旋风。本报参与这场批“黑画”的闹剧，到5月收场。所有批判文章的选题计划与版面安排，都由王成龙看定后，再送徐景贤审定。后来查明，周恩来曾指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由上海外贸系统编辑出版的《中国画》册，所刊作品均属周恩来所指范围。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事先也都点头通过，却又指使有关人员专门从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的装饰画中搜集材料，先后在北京、上海、陕西等地办起所谓“黑画”展，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

6月1日 开辟“选读一点法家著作和文章”专栏，刊文介绍韩非的《五蠹》。开辟专栏或出专版，集中刊登相关文章以造声势，是文汇报这一时期紧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形势的一大特色。从6月至12月。先后开辟的这类专栏，还有“儒法斗争史讲座”、“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自然科学领域中儒法斗争史话”、“研究文艺领域儒法斗争史札记”等。

7月6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初澜文章《京剧革命十年》。文章鼓吹“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说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

7月27日、30日 挂通栏横幅《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相继刊登两个整版的文章。这是王成龙在获悉“四人帮”要狠抓“儒法斗争”而策划组织的版面。文中按“梁效”所发资料与文章的口径，批秦宰相李斯“动摇妥协”，影射攻击周恩来。

8月2日 挂出大字横幅《把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抓紧抓好》，加编者按发表上海第六十一中学一个班的理论学习小组批林批孔的报道，以及他们编写的儒家教育思想的“批注”。在其后的一个多月中，还刊登大量有关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报道和文章。这是贯彻江青对北京一中学批林批孔情况的批示：“大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

8月3日、5日 相继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评湘剧＜园丁之歌＞》和初澜写的《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参加对后来被毛泽东鼓掌称赞“是出好戏”的《园丁之歌》的围剿，为批判“智育第一”推波助澜。

8月17日 辟专栏开展《秦末汉初农民起义和儒法斗争》的讨论。这是江青交代的任务，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直接控制策划的一场影射史学闹剧。7月上旬至8月上旬，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贯彻“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之机，大搞影射，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的意图。上海如法炮制，随即于8月召开同类的座谈会。朱永嘉在会上传达江青谈开展法家问题讨论的“指示”。江青说：“我建议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开个专栏，展开争鸣，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本报开展这一讨论的计划报经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划圈同意。每周出一期，一共出了四十一期，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三十多篇，历时一年有余，直至1975年8月30日才收场。刊登的大多数文章，都是跟着梁效、罗思鼎的调子转，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10月9日 一版突出报道上海江南造船厂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风庆”号首次远航返沪。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海。“四人帮”起初也没有支持“风庆”轮远航。但“风庆”轮远航归来后，他们便借端生事，大批所谓“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攻击国务院领导。9月29日，“风庆”轮抵达吴淞口，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亲信，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的二十余名记者连夜登船采访。本报记者在采访时收到由北京远洋总公司派到轮上的政委李国堂的《航海日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风庆”轮远航中的事实。但本报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和李国堂的《航海日记》都不准刊登，规定都用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通过新华社统发的通讯稿，即10月12日在一版刊登的长篇通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记“风庆”轮首航远洋胜利归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对文汇、解放两报一再叮嘱：“风庆”轮要很好宣传，这不只是一条船，而是路线问题，是针锋相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崇洋媚外的斗争。不只发一条消息，要写评论，要抓住这个典型作连续报道，抓连锁反应，用十八般武艺把文章做足。于是，文汇报从9日至月底，不仅发了整整九个版面的报道、评论和文章，副刊《风雷激》也配合发了一个由散文、杂文和诗歌等组成的专版。

10月14日 发表《红星闪闪放光彩——赞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一文，开始对《闪闪的红星》作突出宣传。至1975年3月，陆续发表了十多个整版的文章。署名方耘的《坚持“三突出”原则 为“儿童团”唱赞歌》一文中，再次鼓吹“三突出”的原则是指导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

12月3日 一版刊登新华社播发的调查报告《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及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12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迟群和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阳农学院经验具有“战略意义”。会后，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文汇报从1975年1月至7月，挂出《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的牌子，发表上海教育界学习“朝农”经验的报道、文章达七十余篇。

同日 二版用整版篇幅转载《学习与批判》发表的《前进农场宣言》。4日至24日，又多次发表宣传前进农场的报道、文章和图片。粉碎“四人帮”后得知，《前进农场宣言》是朱永嘉亲自定题、定内容，由市委写作组搞出来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企图在全国国营农场中搞个学习上海前进农场的热潮，为“四人帮”捞取政治资本。同时，“宣言”针对周恩来同意国营农场搞工分制试点的谈话，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到底有没有优越性，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到底灵不灵的重大原则问题”，蓄意攻击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


1月18日 一版套红发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于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这次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还讨论了于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合出号外，庆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昨天胜利闭幕。

2月9日 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22日，又以一至四版整张报纸的版面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这些论述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摘编的。摘编多处断章取义，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只摘录坚持阶级斗争的内容，而舍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逐步把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述。全国很快搞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本报一直用大量篇幅刊登有关报道和文章，直至1976年8月。

3月27日 受命转载原刊于《朝霞》杂志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文章《走出“彼得堡”!——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这篇由张春桥、朱永嘉授意炮制的文章，歪曲和篡改列宁关于走出“彼得堡”的原意，把我国解放后的文艺队伍说得一团漆黑，宣扬了“四人帮”的“改朝换代”论。

3月31日 刊登《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学习＜实践论＞的体会》一文。此文由王成龙授意组织力量写成。文章东抄西摘，将经验主义的危害凑满十条，适应了“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之名攻击周恩来和其他有丰富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加紧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此前后，本报还在一版发表报道、文章七八篇，突出宣扬“反对经验主义”，鼓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散布的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调。

5月21日 一版发表本市培光中学一年级全体教师的来信。信中说的是，该校教师对一个学生是否够条件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有不同看法。编者按称：来信“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接着就开展“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的讨论，强调学校各方面都有“用什么尺子”的问题，鼓吹要支持和发扬学生的反潮流精神，要批判“智育第一”，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等。讨论持续近半年，至11月3日收场。

8月20日 王成龙调离文汇报社，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任职。

8月22日 一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报道上海石化总厂建成投产：《前进啊，金山工程!——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新事》，配发短评《中国工人阶级的风格——赞金山工程》。四版是照片专页《千军万马战金山——飞跃建设中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上海工人阶级加速建成的一项重大工程。本报从22日至月底，又用多个整版篇幅，从多个侧面记录了高速优质建设这项工程中的故事。

8月25日 刊出文艺专版，评价彩色故事片《创业》，发表《无产阶级千秋大业是靠“斗”出来的——赞彩色故事影片＜创业＞》等六篇文章。如此突出宣传《创业》的背景是：江青曾在2月指责《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并授意于会咏等人捏造了《创业》的十大罪状。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批评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7月25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禁锢的影片。

9月1日 一版转载《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4日，又在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接着，本报以毛泽东最新指示“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作通栏横幅，大量刊登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直至1976年3月30日收场。

10月17日 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顶着风雨长　挺拔更坚强——赞彩色故事影片＜春苗＞中田春苗的典型形象》等文章，吹捧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摄制的第一部描写与“走资派”斗争、也是第一次正面表现和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影片《春苗》。11月13日，又刊登该影片剧照。

10月 本报和东海舰队后勤部联合，在本市西体育会路五号原本报简易仓库，改建六层楼职工住房一幢，面积约五千多平方米。这是报社首次自建职工住房。

11月10日 转载《朝霞》杂志刊登的小小说《长在屋里的竹笋》，同时刊登两篇对此作品持异议的文章，开展讨论。这是按照徐景贤的意图办的。但只出三期，发表了十二篇文章，就草草收场了。

12月5日 一版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随后，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在全国展开。文汇报紧跟形势，发表了大量报道和文章。


一九七六年


1月1日 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社论指出：“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1月6日 开始连续发表报道和文章，批判教育界的所谓“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贯彻徐景贤日前转告的“上面的精神”：凡是教育方面的奇谈怪论都可以进行批判。

1月 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后，本报许多记者、编辑怀着沉痛的心情，采编大量文稿，反映本市各界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颂扬与悼念之情，但遭到“四人帮”亲信的严密控制和扼杀。七万多字的《文汇情况》送审稿，竟被徐景贤扣压和删去三万多字；送审的陈望道的怀念文章《巨大的鼓舞》，文中“周恩来总理”字句也被删去。徐景贤还特意关照沈国祥“注意”他把周恩来名字删掉的“口径”，规定对周恩来的宣传“只能低，不能高”。本报违背民意，积极贯彻“四人帮”的意图，扣压了记者采写和组织的许多悼念周恩来的报道和文章。

2月2日 发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冶金研究所部分干部和科研人员的座谈纪要，题为《痛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此后，本报即按照《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的调子，大批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把邓小平对科技界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连续批了三个月。

2月3日 新辟《科技战线》专刊。《告读者》中说：《科技战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宣传科技战线的新成就，总结新经验”。起初每周一期，后来一月出二期或一期，9月终刊。

2月18日 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中首次公开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本报随后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调子，连续发表《评“三项指示为纲”》、《“一切为了现代化”的背后》、《一切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评走资派的所谓“现代化”》等等文章，公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公开批判“四个现代化”，矛头指向邓小平。

3月5日 本报要闻部夜班编辑组于凌晨二时许，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消息和通讯稿两篇。此时四个版面的稿件已基本排定。夜班值班负责人经请示领导同意：将上述两稿交国际版(四版)编辑处理刊登，如太长放不下，可删节。有关编辑将消息删掉四处共二百五十字，其中一处为“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段话中包含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内容。报纸出版后，许多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打电话、写信，指责报纸故意删去周恩来题词。

3月25日 本报一版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稿，又引起读者的抗议。此稿报道市仪表局党委中心组学习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剖析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根源，由记者按照报社领导布置的报道意图，约请通讯员写成。当时“四人帮”还未敢公开点邓小平的名，通讯员来稿谈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时，是按照《红旗》杂志文章口径，特指邓小平的。而后在谈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时，则把“至今不肯改悔”几字省略了，实际上前者是指邓小平，后者是指周荣鑫等老干部。在那种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要关头的日子里，人民群众对早已成为“四人帮”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将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文章的文汇报，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因此，在3月5日发生删去周恩来题词内容的事件后，又见3月25日的报道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说，就认为这是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而且认定这是“四人帮”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于是抗议的电话、信件和电报，连珠炮般地投向本报。编辑部十几天就收到抗议信四百二十件，质问电话上千次。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清查文汇报上发生的“三?五”、“三?二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查核，才弄清了上述事实真相。

3月13日 奉命转载《学习与批判》杂志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后来查明此文的背景是：张春桥说阿Q和小D相互揪小辫子，是闹派性，其实是赵太爷挑动的结果，应当联合起来揪赵太爷的大辫子。还攻击邓小平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这是化大为小，化整为零。文章由市委写作组按张春桥谈话的意思写成后，朱永嘉为扩大影响，指令文汇报不等刊物出版就转载，而且指定放在二版上方。文汇报奉命首先发表或转载“四人帮”搞阴谋政治而炮制的文章，这种现象在1976年3月以后尤其突出。

4月1日 徐景贤、朱永嘉、王成龙来到报社，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派市委写作组成员吴瑞武、郑世瑶到报社参加党委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文汇报的领导。29日，王成龙又来报社，宣读市委对文汇报“关于增补党委成员的报告”的批复，任命吴瑞武、方咏南为文汇报党委委员、副书记，郑世瑶、朱宏才、何倩为党委委员。

4月8日 发表新华社电讯稿：《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人民日报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之举，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被公开点名批判。本报紧紧跟上，发表了大量声讨、攻击邓小平的报道和文章。

4月 报社出版的内刊《红色通讯员》受命全文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的《匈牙利事件资料》。此文是朱永嘉授意市委写作组突击编成。这份资料先在市委写作组控制的《教育实践》杂志上发了摘要。随后，朱永嘉在指定文汇报发表市委写作组写的《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值得注意》一文的同时，又授意在本报内刊《红色通讯员》上全文发表了这份资料。

5月11日 刊出《新曲谱不完　赞歌唱不尽》专页，吹捧“朝霞”丛书中的《序曲》一书。江青说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都可以拍成电影。本报便据此组织文章，出了这个专页。

5月14日 发表《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一文。此文按照《学习与批判》杂志所刊文章的口径写成后，恶意诽谤观点正确的《汇报提纲》(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看中，收入三本小册子(即根据江青等人意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成为他们手里的一根棍子，流毒全国。中共中央(1977)37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点到了此事。

5月19日 发表《论党内资产阶级》一文，此文由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成，经徐景贤、朱永嘉过目。文章断章取义摘录邓小平的一些言论作为“靶子”，——驳“老革命”，二驳“多劳多得”，三驳“所有制问题”，把一批南征北战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诬蔑为“党内资产阶级”。

5月21日 发表本报记者采写的《朝农学习访问报告》。6月7日，又发表一整版经朱永嘉看定的“学习朝农体会”文章。是年3月，马天水授意组织一个以上海机床厂为主的“上海学习小组”，去朝阳农学院学习，本报派记者随组采访。此举为毛远新树碑立传，迎合了“四人帮”所谓“南北呼应”的需要。

5月29日 发表《要重视研究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文。张春桥曾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不甚了了”，不懂得阶级关系的变化，就提不起阶级斗争这个纲。他指使亲信进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此文就是根据张春桥这一意图组织的。文中着力鼓吹“张春桥思想”，强调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6月15日 发表评论文章《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好得很——评声乐协奏曲＜春苗＞》。文中鼓吹音乐创作领域也要反映“与走资派斗争”，说声乐协奏曲《春苗》是继影片《春苗》之后，“射向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发炮弹”。此文由王成龙一手炮制。

6月26日 新辟《文艺创作笔谈》专栏，意在鼓动多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发表《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努力反映无产阶级战胜走资派的革命斗争》、《揭露走资派要深到骨子里》等几篇文章后，于8月16日收场。

6月至8月 本报参与由朱永嘉挂帅的人民公社“过渡”问题调查，提供有关“过渡”问题的“情况”数十份。朱永嘉指令文汇、解放两报分别编辑、整理调查人员所写的调查材料，用“白头情况”的形式编印上报。这一调查历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本报共编发“情况”四十四期。朱永嘉曾按照张春桥的意图，对一些调查人员说：“我们要将两报所发的‘过渡’情况编成一本书，要像毛主席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每篇都写个按语，口气要大一点。”还说，“合作化高潮”一书，是“落在群众的后头”，我们这次编书是“走在群众的前头”。粉碎“四人帮”后查明：张春桥暗中布置亲信在上海郊县人民公社搞三级所有向两级所有过渡的调查和试点，是为“张春桥思想”搜集材料。

7月17日 以整版篇幅发表《药方只贩古时丹》等文章，批判所谓“实业救国论”，诋毁“四个现代化”，污蔑搞“四个现代化”是“崇洋媚外”。安排这样的版面，目的是配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难：污蔑邓小平去年主持的经济工作“务虚会”是“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的风源，盖出于此”。了解“四人帮”意图的吴瑞武，曾特意关照有关编辑，把上述版面赶在发难前一天见报。这一攻击“四个现代化”的版面，也被中共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点到。

7月27日 本报奉命派出记者参与马天水、朱永嘉直接抓的“外贸清仓查库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借外贸系统清仓大做文章，一方面指示上海外贸系统给外贸部送大字报，点李强、姚依林的名；同时授意报社先发“内参”，再在报上发文章，攻击外贸部和国务院领导。本报从7月27日至10月7日共发相关“内参”二十二期，9月9日在报上刊登外贸战线的大批判文章一组，集中攻击外贸部、国务院搞所谓“条条专政”。

8月3日 今天起，发表《努力揭示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兼谈彩色故事片＜欢腾的小凉河＞》、《用的是什么尺子?》、《文学是战斗的》等影评、来信和文艺短论一组，为“四人帮”炮制的《欢腾的小凉河》评功摆好，鼓吹“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是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项崭新任务”。

8月7日至19日 连续发表工厂批判《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的新闻和工人“选批”这一《条例》的文章，说它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个“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张春桥“关心”上海工人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动向，朱永嘉要报纸把这方面的文章“做足”，报社负责人便按照上面的意图，盗用工人的名义，炮制“选批”，并在编者按中提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单位都要批“三株大毒草”(指邓小平抓整顿时的三个文件未定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至8月31日，本报共发表这类批判文章和新闻近四十篇。

9月10日 刊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随后又报道：从9月11日开始举行为期七天的吊唁仪式，三十多万干部群众瞻仰了毛主席遗容；9月18日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

10月6日 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负隅顽抗。徐景贤、朱永嘉等于8日召集各方面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妄图进行武装叛乱。会后，本报负责人表示：“听市委的，按既定方针办。”深夜，朱永嘉来到报社，透露在北京的王、张、姚“可能出事”的消息，布置在版面上“多加几个‘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他们发表‘某某反党集团’的话，我们不登”，“另登‘告全国人民书’”。沈国祥和吴瑞武随即商定第二天的版面。

10月9日 报纸刊登题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的画刊专辑。选用《北京日报》已刊用的《重上井冈山》木刻画，还有从上海美术展览会中精选的《红卫兵宣誓》水墨画。画刊充满了“上山打游击”，要“宣誓”，要“造反”的顽抗意图。

10月10日至12日 版面上继续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在10月9日至12日的四天里，文汇报上出现“按既定方针办”有十五处之多。10日的文艺副刊上，刊登诗歌《迎着“风波”去战斗》。诗中说“走资派要复辟，革命派要战斗”，“迎上去，不怕‘风波’一路险”。

10月12日 报纸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的文章。编者在前言中说：“通过批判，更加看清了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是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马克思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

10月14日 一版头条刊登新华社电，报道首都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时，第一次在副标题中标出：“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作坚决斗争。”

10月21日 今日起连续报道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21日至24日的四天中，接连发表编辑部文章《向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猛烈开火》，及《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前进!》等四篇社论。

10月22日 报纸一版以整版篇幅刊出新华社播发的消息：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首都一百五十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同日发表庆祝这一伟大胜利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10月26日 中央派来上海的工作组成员车文仪等来到报社，听取报社负责人关于报纸宣传和运动情况的汇报。下午，党委召开扩大会传达中央工作组对本报宣传与运动的意见和要求。

10月30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的决定：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1月1日 本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四人帮”是一伙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

同日 报社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中央工作组车文仪、陈柱深、杜中伟等三人参加会议。

11月4日 今起陆续刊登揭批“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的文章。13日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16日用大字全文刊登毛泽东批评“四人帮”责难影片《创业》所作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11月10日 今日起用大量篇幅刊登报道、文章、座谈纪要等，集中批判“四人帮”扼杀湘剧《园丁之歌》的罪行。

11月12日 刊登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宣言书——评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批判曾在各报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1月14日 加编者按刊登上海越剧院朱锦多的来信，题为《愤怒控诉“四人帮”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朱锦多从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曾先后三次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揭发张春桥、江青的罪恶行径。“四人帮”将他打成“反革命”。

11月15日 刊登题为《评“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一文。19日又刊登《一个篡党夺权的政治纲领——再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此后，本报陆续发表报道和文章，分别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11月24日 在“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横幅下，刊登上海电影制片厂《欢腾的小凉河》摄制组的文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影片＜欢腾的小凉河＞炮制出笼经过》。

11月27日 今日起，连续召开全报社大会，由沈国祥、吴瑞武分别揭发“四人帮”利用文汇报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工作组车文仪、陈柱深等参加大会并讲话。

11月28日 加编者按刊登上海电影制片厂《盛大的节日》摄制组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大毒草——揭露“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的罪恶阴谋》。

11月 王素之任组长的中央工作组进驻报社，领导报纸工作，着力抓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2月1日 刊登《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教育界的滔天罪行》等文。今日起陆续发表文章，集中批判“四人帮”在1973年制造的张铁生“交白卷”典型、刘丽华《谈话记录》讨论等搞乱教育的罪行。

12月2日 报纸出错，将“华国锋”错成“华锋国”，损失报纸70多万份，经查，主要责任是校对人员工作失误。

12月5日 加编者按刊登《她得到了解放——揭发批判“四人帮”压制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女工毛信贤的罪行》一文。

12月6日 报社党委在扩大会上宣布成立两个工作班子：一是抓运动的“调查研究组”，一是抓报纸工作的“大批判组”。

12月7日至29日 继续刊登一批揭露“四人帮”在文艺界所犯罪行的文章：《从＜智取威虎山＞的修改看“四人帮”的罪恶行径》，《一个篡党夺权的政治大阴谋——戳穿“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砸烂了“四人帮”，解放了＜白毛女＞——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创作演出的罪行》，等等。

12月11日 报道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刊登人民日报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至月底，每天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报道，以及揭批“四人帮”有关罪行的文章。

12月17日 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12月26日 全文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撰写的《论十大关系》。29日，刊登文汇报、解放日报编辑部文章《光辉的文献 强大的武器》，论述《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的重大意义。

本报从1976年年底开始清算过去版面上的错误宣传，对“文革”期间在版面上制造的“事件”，一一刊登了批判文章，如借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攻击周恩来总理事件，所谓上海县故事员破坏革命样板戏事件，“风庆”轮事件，首家公开宣扬江青的“三突出”事件，陷害抗敌演剧队队员事件，围攻邓小平肯定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事件，迫害桑伟川事件，《海瑞罢官》事件，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底到1978年底的两年中，本报共刊登这类报道和文章三百余篇。

来源：摘自《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1938——1998》，内部出版，2001年。


	
东莞县“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东莞市档案馆编
2002.05.00



1966年(5月—12月)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据此，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自此，一场长达10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5月11日 县委决定，除渔业公社、水上公社外，每个公社建立一个法庭，原石龙、莞城、太平、大朗、樟木头、中堂6个法庭为中心法庭。

5月12日 东莞籍空军某部副中队长袁聘就在云南省马关地区与美国入侵战机空战中壮烈牺牲。为纪念袁聘就烈士，县政府在县城人民公园小山上建立一座“袁聘就烈士纪念碑”。

5月 建立县、社、队三级医疗卫生防疫网。县建立健全医院，公社成立卫生院，大队成立卫生站，培训了279名“赤脚医生”和2600多名生产队卫生员。

6月2日 县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制止偷渡外流港澳的若干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6月中下旬 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县委于11日成立中共东莞县委文化革命小组，任继文任组长。20日，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对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初步意见：坚决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派，组织革命队伍；斗争锋芒集中指向党内外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挥共青团的作用，警惕敌人破坏。29日，首先在东莞中学、东莞师范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自此，这场由毛泽东主席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内乱，也在东莞开展起来了。

6月下旬 东江水涨。24日，石龙北站水位6．51米。25日，潢新围湛翠段决堤。县委立即成立堵河工程指挥部，组织5000名民工堵堤。海军驻沙角部队抽调500名官兵支援。26日，决口堵住。水涝严重的还有石排、横沥、寮步、茶山、企石等公社。

6月29日至30日 县财委召开受灾公社财贸书记座谈会，研究恢复发展生产，征购夏粮和安排生产、生活等问题。

6月 去年6月动工兴建的县氮肥厂建成投产。该厂主要生产合成氨，投资总额为142．3万元，部分资金由全县干部、群众集资。至年末，生产合成氨920吨。这是当时全国小氮肥基建投产速度最快的企业之一，较好地解决了本县氮肥不足的问题。

上半年 全县自1964年起，共安置广州和本县城镇下乡青年4200人到农村插队落户。

7月21日至30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惠阳地委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求掀起晚造生产高潮。

8月15日 大岭山公社在黄九岭山西侧建立革命烈士公墓，以纪念大岭山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120余名烈士。

8月22日 莞城两万名干部群众集会，庆祝本县首次印刷毛泽东著作成功。

8月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个错误决定，给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中，东莞中学、东莞师范、莞城建设中学首先开展红卫兵“造反”运动，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古籍和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随后又到各地大串连，严重搞乱了各级党委、政府正常工作，破坏了机关、团体、学校、农村的工作、学习、生产的正常秩序。

9月 在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莞籍运动员叶欢容在100米蝶泳赛中，以1分11秒8的成绩破全国纪录。

10月3日 沙田公社泥洲大队进行海堤整治工程。该海堤全长19公里，其中10公里砌石，需石料1．5万立方，填土6万立方。至次年秋完成全部工程。

10月9日至18日 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贫下中农代表、民兵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树毛泽东思想，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抓革命、促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东莞而奋斗。”

10月16日 县委批转手工业局关于《手工业企业下放问题的报告》。同意农村的手工业企业，包括单车队、搬运队、工程队和水上运输站、队等民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一律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

10月中旬 虎门、长安、沙田、厚街四个公社共出动1．2万多人，从鳌台至石鼓开挖一条连接东莞运河的长5公里的新河。11月5日竣工通水。

10月26日 县委同意县公安局《关于对四类分子清理监督改造的方案》。要求各级政府对各城镇清理出的“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做好接收安置和监督改造工作。

10月 县委制定《东莞县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规划》(草案)。《规划》提出本县1967年至1970年农业生产发展水稻、旱粮等15项经济指标，并提出到1970年达到农业机械化的10条要求。

秋 本县出现几十年来未有的秋旱。水位下降，咸潮上涌，有22个公社共20多万亩农田受旱。全县出动8．5万多人抗旱。

10月31日至11月14日 全县中等学校师生学习毛泽东著作誓师大会召开。大会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把全县中等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1月4日 县学习毛泽东著作办公室成立。

11月至次年5月 本县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发病5116例，死亡208例，是东莞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流行病。

12月26日 莞籍运动员陈满林在柬埔寨金边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以128．5公斤的成绩，第二次打破最轻量级推举世界纪录。

是年 全县投资4．27万元，新建砖瓦结构有盖市场15座。


1967年


2月8日至9日 到东莞串连的广州共产主义大学的红卫兵煽动东莞中学、莞城红卫中学两校红卫兵“东方红”组织，夜间冲入县委机关，砸烂组织部大门，抢走公章和一大批组织人事档案材料。后被称为东莞“二·八”、“二·九”事件。这批档案材料后于1969年被县公安部门全部追回。

2月27日 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县委直属各机关、部门，各公社、大队也相继成立这种领导机构。

3月2日 由东莞驻军、县武装部领导机关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组成的东莞县生产临时指挥部成立，领导全县工农业生产。指挥部设委员19人，组长曹家丰。分农业(农林水)、政工(党群、宣教、政法)、后勤(财贸、工交、卫生)三条战线进行具体领导。

3月21日 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曹家丰为主任，对全县各条战线、各级党政机关实行军事管制。

3月31日至4月2日 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帮助干部从思想上打掉“怕”字，树立“敢”字；并研究布置春耕生产。

3月 解放军驻东莞○六二六、四四七二、六八四一部队，共选派300名官兵进驻东莞，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4月5日 沙田公社西大坦预制浮运式反虹涵第二次浮运施工成功，解决了西大坦孤岛四面受咸水包围的问题，引淡灌溉5000亩。

4月27日至5月1日 全县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政治，为把我县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的口号和要求。

4月 驻莞解放军到农村发动群众，大搞形式主义，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在全县实行“五个天天”制度，即：天天学语录、天天读报纸、天天听广播、天天向毛泽东主席致敬、天天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5月9日 县临时防空委员会成立。

7月中旬 全县农村学习虎门白沙大队试行大寨式“标兵工分”及夏收分配的经验。随后，“标兵工分”的劳动评分制在全县普遍推行。

8月15日至18日 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总结交流经验，讨论和研究今后工作任务。

8月中旬 在林彪、江青一伙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煽动下，造反派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15日，东莞和广州的三个造反派组织共30多人，冲入太平镇人民武装部，抢走各式枪支72支，子弹500多发。16日，广州6个造反派组织，共170多人，联合东莞造反派30多人，冲入东莞县人民武装部，抢走各式枪支397支，子弹76003发，照相机一部，党费60多元，军用物资一批。其中绝大部分枪弹运出广州用于武斗。

秋冬 在江青一伙“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全国群众组织武斗急剧升级，延及东莞。9月1日至17日，莞城连续发生武斗，甚至出动了用拖拉机改装成的“装甲车”等武器。12月21日上午，东莞两派群众组织再次发生武斗。

10月10日 应用蒸气发酵和循环蒸煮的生产新工艺，生产东莞传统名牌食品麦芽糖，从而结束了100多年靠铜锅明火煮糖的手工操作的历史，实现麦芽糖生产半机械化。

是年 全县进行学制改革。高中、初中学制各减为二年，同时在18所初中学校开设高中班。

是年 乙型脑炎流行，发病618例，死亡84例，是东莞解放以来“乙脑”流行最为严重的一年。


1968年


1月6日 惠阳军管会分配东莞安置新丰江移民500人。

2月28日 东莞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成立，主任曹家丰(支左部队干部)、副主任张贵良(支左部队干部)、周海鹏(武装部干部)、冯浩(武装部干部)、姚文绪(县委书记)、卢扬波(东坑公社寮边头大队党支书)。委员70名，其中常委15名。县革委会行使全县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各公社、县直属机关单位亦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同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秩序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以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为纲，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2月 全县第一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工作任务，选举产生第一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委员会，卢扬波为主任。

同月 全县25个县属工厂，莞城、太平两个镇，33个公社的群众组织全部实现革命大联合；全县143所中学，已有126所复课，占88％；县属机关有95％的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并有9个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

3月12日 全县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号召广大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立工人代表大会领导机构，取代县总工会。

4月26日至5月10日 县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部署整党建党工作。

5月 在广东省农科院学习的越南学生20人。分两批到东莞万江水蛇涌、厚街溪头等地实习，每批时间1个月，至7月结束。

同月 省卫生厅推广东莞大岭山公社杨屋大队合作医疗站的经验。12月，《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刊登《合作医疗就是好——大岭山杨屋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一文。

6月22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组织一个讲用团，到全县各地巡回讲用。

8月7日 县工人纠察队成立。

8月23日 受8号强台风袭击，全县损失严重。倒塌房屋160间、茅寮777间，倒伏甘蔗8万亩、木薯6．5万亩，海堤决口3处，鱼塘漫顶400亩，水稻受浸面积6．4万亩。

8月 根据中共中央5月份的指示，全县普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并层层设专案机构。县直机关90％以上干部集中县府第二招待所，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这场运动延续至次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整错了一大批人。

同月 根据中央《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东莞的工厂、驻军、农村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驻学校，以此作为实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措施。至次年，全县已抽调3390人参加工宣队和贫宣队，进驻29所中学和613所小学。

9月29日 县革委会制定《东莞县1969年—1973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全县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贸、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指标。

10月5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贯彻毛主席“干部下放劳动”最新指示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坚决贯彻执行，迅速落实；带头下放劳动，作出好榜样；有计划组织机关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劳动；建立劳动日制度，在职干部要坚持每周劳动1天。

10月9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迎接1969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各条战线、各部门结合实际，研究制订1969年大跃进生产计划和农业、工业、财贸等项计划指标。

10月9日至10日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传达惠阳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验交流会精神，总结前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成绩，交流经验，学习贯彻上级有关政策。

10月14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县“五?七”干校正式开办。干部轮流下放干校劳动学习。第一批下放劳动的有1000多人。原县委、县政府及直属机关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11月7日 县革委会生产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工厂、企事业单位，对1966年以来从社会吸收的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年龄在16至26周岁的未婚青年，都要动员其上山下乡。1966年进入企业工作，可以离开企业生产岗位的人，亦可动员其上山下乡。

11月19日至28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学习和讨论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及新党章(草案)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并通过《东莞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决议》，对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

11月30旧 各地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省分配东莞安置知识青年1．1万多人，县革委会生产组将人数、安置费、粮油供应指标等，分配到各公社。

12月 县革委会对全县社、队领导班子进行更新。全县424个大队，已有380个更新了班子，占总数的89．1％，新吸收进领导班子的“新鲜血液”占49．76％。

年底 全县426个生产大队已全部实现合作医疗，培训了424名“赤脚医生”，改变了过去部分地区缺医少药的局面。

年底 全县680个商业网点，已有506个由贫下中农管理。

是年 全县推广博罗县黄山洞大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大搞“三忠于”(即忠于毛泽东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活动，人人跳“忠字舞”，街头、巷尾、路边，到处建“忠字台”，出入持“忠字牌”，向毛泽东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在全县盛行。


1969年


1月1日至2月24日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一度中断的征兵工作得以恢复。本年度全县共征集新兵1800名。

1月19日 县革委会发出指示，学校要积极开展创“四好”(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三八作风好、生活管理好)、或“五好”(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锻炼身体好)运动，把基层单位建成“三忠于”的战斗集体，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月 县革委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慰问。据统计，全县共有务农青年15341人，其中广州籍知青6989人。

同月 全县组织2268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深入32个公社250个生产大队进行政权建设，把解决三类(落后)大队领导班子作为重点来抓。

2月10日 县革委会组织一支293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农村斗、批、改运动，进驻8个公社25个大队，占全县大队总数的6％左右。

2月13日至22日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第三届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政治思想好、农业生产好、三八作风好、生活管理好)单位、“五好”(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锻炼身体好)个人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一年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创“四好”的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以进一步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创“四好”运动的新高潮。

3月下旬 全县643所公办中学、小学，已全部下放到社办、队办、厂办和实行厂校挂钩。新建中学5所，增设高中22个班，附设初中班554个，称为读高中不出公社，读初中不出大队。有3000多名工人、贫下中农登上教学讲台。

3月23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农村小学教师实行“工分加补贴”的办法再补充意见》。提出教师保持原工资水平，工分报酬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教师记工分，每月按25天计算，按中等劳动力评定，男女教师同工同酬，各种分配与大队干部一样待遇；教师的粮食上半年由国家供应，下半年起由大队分配，一般按中等劳动力评级，不宜低于国家供应标准数；教师参加大队的合作医疗，不足部分由国家报销。

3月29日 县革委会制定《东莞县人民卫生事业发展规划》(1969年—1975年)。《规划》提出卫生队伍、卫生设施和计划生育等各项指标及具体实施措施。

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东莞水泥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叶华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4月5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1970年—197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提出政治工作、农业生产、工业交通、财贸、教育、卫生等各项指标。

同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联合发出《贯彻广东省革委会、省军区、惠阳军分区＜关于撤销战备指挥部，加强一元化领导，重新建立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的通知＞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加强对军事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制定行之有效的战备制度；沿海边防民兵要加强执勤巡逻，防止小股敌人袭扰，各级革委会要加强情况的掌握和研究，搞好通讯联络，保证及时准确的指挥。

4月9日 经省革委会批准，曹家丰因工作调动，免去县革委会主任职务。由姚文绪接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4月13日至17日 县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九大”新闻公报、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和有关政策的论述，传达惠阳专区革委会落实政策会议精神，交流落实政策的经验，并着重研究落实党的政策和当前斗、批、改运动中的有关问题。

4月28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联合发出《认真做好清查被抢武器收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单位切实查清本公社、本单位被抢武器数量，“三支”、“两军”人员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收缴的武器，限于5月10日前上交县武装部；民兵和专政组织收缴的武器，应迅速上交县武装部。

4月 县革委会撤销一室二部(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成立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组。

同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中小学教师被揪斗的有857人，其中自杀25人，扣押11人，开除出队10人，下放劳动228人。

5月27日至31日 县三级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传达、贯彻省四级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大”会议精神。会后，县革委会采取各种措施，向广大群众传达。

5月 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县革委会抽调干部、工人组成宣传队，到公社、城镇搞斗、批、改。当时，在全国进行的“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

7月6日 县革委会发文，本年度高中招生由大队和学校推荐，公社革委会审批即可入学。

8月上旬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专案人员和公安员会议，传达惠阳专区革委会落实政策会议精神。

9月5日至12日 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四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革委会第二次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检查8个月来执行各项任务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更好地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县全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

9月26日 县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成立，负责人民防空等战备工作。

10月1日 莞城自来水厂竣工通水。汲水地点在东江河畔莞城新沙坊。供水规模3000吨／日，主管网全长5．5公里，设街道供水站19个。总投资57．5万元。

10月10日至22日 县革委会举办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着重解决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革命化、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深入开展创“四好”运动问题。

10月24日至11月2日 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召开，要求“狠抓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10月 东莞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取代瘫痪已久的县委。组长姚文绪。

同月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开展整党建党以来，全县759个党支部，共吸纳新党员2531人，清除出党13人，留党察看2人。这次整党建党，延续了两年之久，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但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问题较多，主要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吸纳的新党员中则有一部分不符合党员条件。

同月 秋旱严重，全县受灾面积达31万亩，占晚造总面积35％。每天投入抗旱达10万人。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抗旱，旱情得到缓解。

同月 成立县农林水、财贸、工交、卫生、文教五条战线革命委员会。

11月18日 组建县武装基干民兵团，下设4个营，20个连，80个排，320个班。全团编制人数2600人，每个营650人，每连130人。武装基干民兵团的任务是：平时执行民兵任务，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不脱离生产；战时主要配合本地区广大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协同和支援友邻部队执行任务，并准备随时组建新兵团，补充主力部队。

11月24日至30日 县四级干部会议召开。议题是“解决继续革命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12月2日至5日 县革委会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要求解决各级领导成员对创“四好”运动意义的认识，批判“吃亏论”、“条件论”、“多余论”，提高创“四好”的自觉性。

12月27日 县革委会制定《东莞县1970年革命和生产跃进计划》。提出1970年工农业生产各项指标。

是年 东莞县道滘造船厂开始生产铁壳船。

是年 全县接收安置上山下乡人员共2．1万多人，是1968年前10年间安置的5倍多。


1970年


1月6日至12日 县革委会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元旦社论》和省革委会常委、专区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去年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修订1970年革命生产大跃进规划。

1月7日 续建东江引水运河工程。该运河从地处本县东北的桥头公社起，流经13个公社、2个镇，到长安公社入海，全长100公里。经过10个多月奋战，续建河道43公里。东引运河的建成，使20多万亩农田自流灌溉，2万多亩海滩变良田，解决了虎门、长安、沙田、太平镇13万人用水饮水问题。河面可行驶载重量20吨的船艇，成为本县一条新的水运航线。

1月 全县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潮，各企业、工厂、公社、大队互助挂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

2月10日 县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三个文件。2月底至3月初，县革委会分别在城镇和农村召开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经验交流现场会，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此后，全县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一打三反”运动。

2月19日 完成组建本县民兵独立团任务。全团有3982人，分5个营，29个连，105个排，360个班。

4月30日至5月7日 县革委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要求“狠抓中央三个文件在县革委会内部的落实，着重解决继续革命，促进思想革命化问题”。

4月下旬至5月中旬 县革委会分两批举办学习班，轮训由县派驻各公社、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共515人。学习班组织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新党章，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5月3日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出《关于建立党的新县委的报告》，决定在7月初成立新县委。

5月22日至26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召开全县政治工作会议，交流基层政治工作经验，解决基层党组织和民兵建设问题，总结交流落实中央两个《决议》试点经验，制定全县“四好”初评活动计划和措施。

5月下旬 全县各公社分别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中央26号文件和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县先后动员了2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到29个公社务农。

5月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船到道滘参观水轮泵。

同月 动员全县机关干部“两退一插”(退休、退职、插队落户)。

6月2日至7日 县革委会核心组扩大会议召开，发动到会的党员代表提意见，帮助核心组进行开门整风。

6月3日至30日 全县开展扩充民兵独立团工作。经扩充，全团共有民兵9333人，分为6个营，67个连，239个排，814个班。独立团分布于29个公社，256个大队，2009个生产队。

6月中旬至7月底 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四好”、“五好”初评活动。

7月6日至14日 中国共产党东莞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姚文绪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的报告；大会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决议。报告和决议都错误地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肯定，提出要把“斗、批、改”进行到底，经济建设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大会选举县委委员26人，县委常委12人：姚文绪、程浩、傅芝荣、莫淦钦、郑锦滔、王均政、洪钢、胡连富、常瑞云、陈梅根、张满堂、王永贵；姚文绪为县委书记，程浩、傅芝荣、洪钢为副书记。

7月16日至18日 县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题是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此，“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度中断的县委日常工作得以恢复。

7月24日 本县第一座水压升降闸——北门水闸建成。水闸高5．56米，宽5．4米，比普通的卷扬机升降闸节省钢材54％。无电时，可手摇水压机起动升降闸。

9月9日 县委作出《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战四个月夺取革命、生产更大丰收的决定》。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掀起一个学习大寨的高潮，抓好当前农业生产的薄弱环节，夺取晚造更大丰收；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

10月4日至10日 全县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召开，传达省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议精神，部署今后全县的整党建党任务。

10月7日至10日 县委、县革委会举行全县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讲用会。

10月20日 县革委会制订《关于学大寨、赶昔阳的规划》。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

11月12日至18日 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传达省农业学大寨、粮食一定三年会议精神，研究粮食一定三年工作和农业学大寨同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讨论正确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问题。

11月15日 县委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定》。提出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把各级领导班子建成无限忠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指挥部；坚决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加强领导，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广大寨经验。

12月23日 城镇学校小学五年级以上和农村初中一年级以上师生共6万人，分三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个月，每批16天。

是年 以战备疏散为名，广州2100人，莞城、太平、石龙三镇的城镇居民共有4800人被遣送疏散到东莞农村。

是年 常平公社袁山贝大队创办机械化养猪场，长江以南各省纷纷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是年 水乡地区建成320座潮汐水轮泵站，使5万多亩农田得到自流灌溉。山乡丘陵地区，大搞水利建设，实行维修配套，蓄、引、提相结合，旱地改为水田2600亩。


1971年


1月4日至10日 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贯彻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提出“以大寨为榜样，开展大学习、大总结、大颂扬、大批判活动，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

1月6日 县委、县武装部发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民兵的“两化”(革命化、军事化)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领导。

1月下旬至6月中旬 全县开展反敌特“勾联策反”斗争运动，防止敌特的破坏和制止群众偷渡行为。

2月20日。县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建立公社基层团委会的通知》。全县要建立基层团委会的公社、战线、单位共41个，要求分两批进行。

同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1971年至1975年计划生育工作规划》。提倡晚婚，要求男青年在25周岁以上，女青年在23周岁以上结婚。

3月14日 县革委会召开公社、镇、四大组、四大战线和部分省属单位负责人会议。由县军管会负责人部署当前“路线教育”、“一打三反”运动、整党建党、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

3月18日至25日 全县第四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第二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召开。县委表彰22个先进集体和“四好”单位标兵、19名积极分子和“五好”个人标兵。

4月27日至5月3日 县革委会召开革命大批判及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

5月4日 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民兵青年进行一次全民性办后勤支前拉练活动，共有14．2万人参加。

5月15日至7月中旬 实行临时工制度改革。全县482个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符合临时工制度改革范围的临时工有5232人，改为固定工的有3751人，占总数71．7％。

5月30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工作意见》。要求各级党委、革委会加强领导，把反偷渡外逃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制止偷渡外逃。

6月1日至17日 县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的重要指示和省、地委扩大会议精神。

6月21日至7月4日 县委举办党员学习班，传达和学习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揭批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等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批陈”文件精神。

6月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船到东莞参观东江引水工程。

上半年 由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青年民兵“三结合”组成的普查队伍4000多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对麻风、勾虫、疟疾、妇科病的普查普治工作。受检率达95％以上。

7月16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举行群众性游泳活动，以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5周年，参加人数达17．9万人。

8月1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制订《关于认真抓好我县群众性游泳运动的规划》。要求今年全县有50％以上人口学会游泳。

8月16日至17日 18号强台风袭击东莞。冲崩海堤680处，长达2．6万米，同沙、横岗水库主坝内坡损坏严重；受浸稻田11．95万亩、经济作物16．85万亩，塌房9068间，损失财物21．8万多元；死11人，伤150人。县组织13．3万人投入抗灾抢险战斗。

9月22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实施粮食政策的规定》(草案)。提出实行粮食任务“一定五年”、粮食征购“一定三年”和受灾减免任务一年的政策。对公社、大队自筹粮的留用及储备粮等问题也作了规定。

9月 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精神，成立县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下设“20号办公室”。县五七干校、各战线、部分省属单位，莞城、石龙、太平三大镇也相继成立领导小组与专案组，在全县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

11月 为加强战备，全县城乡普遍挖防空洞，部分组织防空演习。

12月2日 日中友好体育访华团参观道滘青少年业余体校。

12月5日至8日 全县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传达贯彻省侨务工作会议精神，重点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侨务工作的路线和政策。

12月18日至25日 县委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共中央七号文件，讨论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自此，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2年


1月12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整顿社会治安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安全活动的意见》。决定在春节前后开展一次群众性的整顿社会治安，维护革命秩序的活动。

1月下旬至4月下旬 县委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骨干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3月17日至20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召开全县拒腐蚀反外逃斗争工作会议。

4月11日至15日 县委第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着重解决加强党的建设和青年工作领导的问题。

4月25日至29日 县第二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瑞云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外地视察谈话纪要辅导报告；听取王锦安作工代会三年来工作报告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选举产生县第二届工人代表委员会，选举出王锦安为工代会主任。

5月27日至6月1日 共青团东莞县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张满堂为团县委书记。

5月 塘厦水力发电站建成使用，装机4台，容量为640千瓦，年发电量100万度以上，是本县装机容量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6月9日至14日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着重分析全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形势，以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

6月16日至20日 县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县贫代会4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和教训，选举产生县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委员会，卢扬波为主任。

7月2日至10日 我国南方水田机械化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东莞召开。与会人员到厚街公社观看插秧、收割、整地等各种机械操作现场表演，并到温塘、道滘、东莞农机厂、东莞电机厂、莞城农械厂和县工农业成就展览馆参观。这期间，有全国27个省、市和地区共143个单位，四千多人前来参观。

7月20日至21日 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机关各战线、部门负责人会议，分析本县的革命、生产形势，通过了县委关于《狠抓路线教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千方百计夺取晚造农业大丰收》的决定，号召全党全民迅速行动起来，大战5个月，千方百计夺取晚造大丰收。

7月29日至8月11日 全国少年游泳竞赛在东莞举行。东莞队获男子甲组团体分第二名，男子乙组团体分第三名。

8月16日至17日 第18号台风袭击本县，破坏海堤170公里，淹田14万亩，倒塌房屋9064间，死11人，伤150人，损坏经济作物16．85万亩，折断香蕉108．6万株，县委、县革委会组织了救灾工作。

8月18日至24日　本县各地各单位传达中央24号、25号文件，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9月16日 县委组织农村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部书记、机关单位负责人共315人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9月30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农业学大寨规划》(草案)。提出197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奋斗目标。

10月23日至25日 县委召开县、社两级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5个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

10月 兴建虎门大溪水水库，次年5月建成。该水库位于怀德水库下游约1．3公里处，集雨面积8．5平方公里(含怀德水库)，总库容520万立方米，土坝长132米，最大坝高32．2米。

12月18日至25日 县委举办全县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央77号文件和中央两报一刊《总结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的社论，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及其散布的反动谬论。

12月26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1973年至1980年农业生产规划》。要求到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要达到15亿斤。

是年 兴建(此处一字打不出)沙联围。围内有沙田区中围、和安、大流、泥洲4个乡，洪梅区洪屋涡、新庄2个乡，共22个村庄，捍卫稻田3．23万亩，人口1．2万，堤围全长25．3公里。

是年 全县有377所小学开办附设初中班，称为“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师资则抽调小学骨干教师充任。由于盲目普及中学教育，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是年 先后恢复县人民法院、农业局、水电局、林业局、水产局、工业局、二轻局、商业局、粮食局、外贸局、物资局、水上运输局、公路运输局、农机局、体育运动委员会等部分局级行政机构。


1973年


1月5日 县革委会制订《1973年农业生产计划》(草案)。

1月17日至20日 县革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省革委会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南巡讲话”等，要求继续把批林整风抓紧抓好。

1月 全县第一届赤脚医生代表大会在莞城召开，到会代表400多名。

2月7日至14日 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和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讨论研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问题。

2月26日 县革委会印发《关于下达1973年至1975年人口规划的通知》。

2月27日 樟木头公社樟洋大队青年赖应明，奋力驱赶站立在火车轨道上的耕牛而英勇牺牲，使火车能够安全通过。为表彰他的英雄事迹，共青团东莞县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2月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农业学大寨规划》。提出8条措施：大搞肥料建设，自力更生闯肥关；全面整治排灌系统，大搞挖沟改土；坚持“三为主”方针，下苦功过水利关；改革耕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提纯复壮，抓好良种；防重于治，除虫灭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3月5日 县革委会印发《关于加快东莞县农业生产建设步伐的意见》。对粮食、经济作物、畜牧、林业等提出各项指标。

4月8日至12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深入批修整风，制止偷渡外逃。

4月21日至5月16日 县委常委、公社正副书记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共107人，分三批赴江苏省苏州地区参观，学习苏州农业生产一年三熟、大搞肥料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的经验。

6月21日至24日 县第六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要求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支援世界革命作出新的贡献。选举许美君为县妇联主任。

6月 中堂公社潢涌大队夏季大面积养殖红萍成功。广东省农业展览馆展出该大队养殖红萍的先进事迹。

7月 全县开展为期5年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至1977年7月结束。县委先后派出五批“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各单位、企业、社队。这场运动执行了“左”的路线、政策与做法，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

8月10日至14日 县委第九次、县革委会第十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揭发和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掀起大搞晚造生产、农田基本建设、肥料建设的新高潮”。

8月21日至25日 县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团结起来，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的决议。选举王锦安为县总工会主席。

8月24日 县革委会印发《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具体规定。从7月份起，采用分线包干管理办法，按组织部规定各单位的在编制人数，医药费每人每月1元5角的标准由线、单位结算，结余归单位，超支自负。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东莞水泥厂党委副书记叶华作为“十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8月31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1974年、1975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草案)。

9月1日至2日 全县普降大雨到暴雨，水位急升，水库泄洪，堤围漫顶，内涝积水严重。全县受浸稻田14．9万亩，有6000多亩无法插秧，受浸秋花生1300多亩、蕃薯2500多亩，其它作物约1200多亩，房屋倒塌1200多间。县委、县革委会组织群众投入紧张的抗洪斗争。

10月16日 县委转发组织部《关于培养选拔青年干部到公社领导班子参加三结合的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公社(镇)党委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

11月23日至12月1日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重点解决公社一级党员的方向、道路、干劲、作风问题，部署秋收分配、冬季生产和明年大增产的备耕工作。会后，各公社亦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

12月底 本县发生食物(土沙苑)中毒事件，中毒24人。后经药验鉴定，此土沙苑含有剧毒的野百合碱(农吉利甲素)成份。

是年 撤销县革委会四大组和五条战线革委会，成立县委办公室、县革委会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后改为科教办)、卫生局、教育局、文化局、财政局、计划委员会、劳动局、公安局、交通局。撤销县财金局、公路运输局、水上运输局，邮政、电信两局合并为邮电局。

是年 厚街卫生院自制复方九里明膏、舒肝糖浆等8种制剂，被广东省推荐上北京，参加全国中草药制剂展览交流会。


1974年


1月中旬 全县掀起以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备耕生产高潮，每天有16．3万人参加积肥。

1月28日至2月2日 全县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一年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验，制订今后工作任务，落实每亩增产200斤的措施。县革委会授予42个单位和199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称号，并对1973年各项农作物高产的单位发奖。

2月 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全国掀起一场批林批孔运动。7月，莞城也召开有4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来县委还组织过一些所谓“评法批儒”报告会等活动。

2月16日 在大岭山公社大沙大队下虎山飞雁峰半山腰出土一具古代不腐女尸。经考证，该女尸是莞城镇园沙坊人，明代刑部给事(官名)王希文次女，云南楚雄府知府戴记之妻，卒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27日，广州中山医学院将女尸解剖，发现口腔及食道内藏有一些水银。殓装为丝织衣裙，出土即破，有碳化牙齿4枚，由县博物馆收藏。尸体由中山医学院收藏，其内脏各部标本则送中国科学院研究。

2月24日 县委印发《东莞县1974年和1975年计划生育工作意见》。1974年规划人口自然增长率14．5‰，达到国务院“四?五”人口规划要求，节育措施要达75％。1975年规划人口自然增长率达14．26‰，节育措施达75％。城镇、机关、工厂、学校、农林场人口自然增长率10‰以下。

3月24日 本县养红萍32．5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2倍多，被省农业局通报全省表扬。

4月11日 莞城、石龙、太平三个渔业公社合并为新湾渔业公社。

4月20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1974年至1980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对农业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卫生建设，交通、房屋建设等三个方面提出具体指标和要求。

春 全县掀起自上年冬季开展的以大搞土肥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全县出动30多万人，挖沟平田，积肥改土，取得了较大成绩。

5月1日至5日 县第四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发挥贫下中农主力军作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工作报告；通过《深入批林批孔，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的决议；选举产生县贫协会第四届委员会，莫淦钦为主任。正式成立县贫下中农协会，为常设机构。全县29个农村公社、424个大队均已建立贫下中农协会，3745个生产队建立了贫协小组。

5月13日至25日 面上公社普遍以5天至7天时间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要求“以批林批孔为纲，紧密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实际，进行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揭矛盾、查回潮、批实质，重点解决领导班子的方向、道路问题”。

5月31日至6月4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卜占亚一伙在东莞犯下的罪行。5月间，县委曾召开干部、职工万人大会，揭批林彪及其死党罪行。

6月下旬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传达贯彻省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本省屯昌县学大寨、学昔阳的经验。

7月31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提出1978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

8月20日 日本体育教授团到东莞道滘参观游泳训练。

9月6日至8日 县委举办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中央23号文件学习班，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9月15日 县革委会、县武装部联合发出《关于纪念毛主席发出“大办民兵师”指示十六周年活动的通知》。要求紧密围绕批林批孔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纪念活动，发动民兵带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学习屯昌的群众运动，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9月16日至17日 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议召开，传达惠阳地区挖沟改土现场会议精神，参观常平公社石马河改水工程、大岭山公社金桔大队挖沟平田工程。县委提出“抓大事，促大干，今冬明春每个劳动力完成150个土方，全县挖沟41万亩，深翻平田、入泥入沙改土各42万亩，为夺取明年粮食更大丰收打好基础”的任务。

9月20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召开，莞城镇干部、职工、师生和街道居民共2万人参加。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和革命家长，深入批林批孔，坚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正确方向，立即掀起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10月初 召开纪念毛泽东主席发出，“大办民兵师”指示16周年大会。大会号召广大民兵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当革命的先锋，生产的闯将；积极投身“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10月初 全县开展清经济运动，至次年1月中旬结束。

10月上旬 国家农业部作出决定：东莞县赴美国、马来西亚(泰国或菲律宾)举办农业展览。

10月25日 县委进行开门整风，以屯昌县为镜子，找差距，揭矛盾，对比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批判林彪破坏农村工作的罪行，清除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重点抓住方向、道路、干劲、作风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

10月25日至11月4日 县委扩大会议和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制订全县1974年——1980年农业学大寨规划。

10月30日 县委批转县政法委员会、联防总指挥部《关于在全县城乡开展治安联防工作的报告》，决定发动全县民兵和群众，开展乡镇治安联防工作。

10月31日至11月4日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对照大寨、屯昌，找差距，帮助县委总结经验教训，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交流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抓阶级斗争的典型经验。再次讨论修订1974年至1980年农业学大寨的规划。

11月下旬 县革委会召开全县计划生育秋季大检查汇报会议，传达贯彻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地负责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听取本县计划生育秋季大检查的情况汇报，研究布置今冬明春有关工作。

12月7日 莞城镇民兵指挥部成立，举行有3万多名民兵、干部、职工、居民和学生参加的成立大会。

12月15日至18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先进经验，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政治上反复辟，经济上反蚕蚀，思想上反腐蚀，大干1975年，每亩增产200斤”的口号。

12月22日 本县工业战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坚持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努力增产支农产品，取得了显著成绩。提前39天完成全年产值计划，比上年同期增长11．4％。

12月下旬 全县掀起群众性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高潮，30万劳动大军开赴工地，日夜奋战。

是年 县直属机关和工厂、企事业单位的广大干部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指示，分期分批到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参加劳动。

是年 本县在沿海地区推广低扬程水泵，共建成低扬程水泵400多台。

是年 莞城运输船队试制成功全省第一艘50吨级高强度节能运输船，并在全省推广。该船的特点是船自重1吨可载重1．56吨，并且比较节约用油。

是年 全县水稻总产首次超过10亿斤，创水稻生产历史最高水平。


1975年


1月上旬至中旬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东莞各界群众举行热烈的庆祝活动，认真学习会议重要文件。

1月11日 县革委会批转县教育局《关于学屯昌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报告》。

1月12日 县民间运输管理总站以及32个公社(镇)交通管理站成立。

1月13日至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东莞县体委教练徐致祥、东莞粉厂工人黄棠，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1月 欧阳德任中共东莞县委书记兼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2月21日至25日 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党员干部整风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精神，总结1974年工作，整顿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作风，增强对全党大办农业和把生产搞上去的信心。

3月20日 县革委会召开公社副书记、工作队队长、机关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9号文件，在全县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

3月21日 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右派分子管理教育改造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经县审批后给予摘帽。

4月10日 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做好我县环境保护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领导重视治理好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

4月11日至15日 全县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会议召开。

4月24日至5月2日 县委召开整风会议，发动到会人员向县委提意见，对照屯昌县“一批二干三带头”的经验，评议县委领导班子，整顿思想、干劲、作风。

4月25日 县革委会发出更改圩期的通告，规定从5月1日起，全县统一圩期，逢农历五、十为圩日。

春 全县掀起稻田养鱼高潮，养殖面积共5万余亩。

5月1日 西大坦围垦工程动工。围垦面积5300亩，是本县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围垦工程。

5月6日至10日 全县第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县革委会授予桥头公社山和大队屋厦生产队知识青年小组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授予麦永红等13人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标兵”，授予道滘公社、沙田公社稔洲大队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先进单位”。

5月13日至25日 县委召开城镇、机关干部扩大会议。议题是“揭开城镇、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

6月20日至26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研究和布置在全县“掀起一个学习理论、斗敌批资，大干社会主义农业的新高潮”。

7月7日 澳大利亚农场主代表团一行25人到东莞参观水稻生产。

7月15日 县革委会作出《重申关于查询海外私人汇款和储蓄存款的规定》。指出归侨、侨眷接受海外亲属的汇款或继承国外财产，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只要不是用于非法活动的汇款，不得没收、冻结或拖延解付；经查明确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需经县(市)革委会批准予以没收。未经县以上革委会批准，不得随意到银行查阅侨汇，更不得因有侨汇收入而改变归侨、侨眷原来的阶级成份。

7月20日 县革委会作出《东莞县关于处理干部职工私人在莞城镇建房问题的规定》。指出，凡属处理范围的房屋，一律按国家牌价收为公产；如果房屋的资金、原材料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手段搞来的，一律没收归公产。个人出卖公家的空地、街基等所得价款，全部退赔给国家。当时共处理私人在城镇建房1021户，面积37931平方米。

8月15日至19日 全县宣传理论工作会议召开，传达惠阳地区理论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本县今年以来学理论的情况和经验。

8月20日 莞城镇各界3万人集会，欢送莞城750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

8月27日 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在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已定案件赃款赃物收缴办法的通知》。

8月 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游泳赛中，莞籍运动员叶松阳获100米仰泳第1名；梁秀琼分别获100米、200米蛙泳第1名；叶玩嫦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以4分19秒8的成绩破全国纪录。

9月6日至7日 县委在篁村公社召开晚造生产现场会议。

9月中旬 县委召开“一年三熟”座谈会，总结交流搞好水稻“一年三熟”的经验，交流农业生产技术。

9月 在第三届全运会群众体育先进基层会议上，东莞县以及道滘公社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

10月6日至14日 受13号、14号台风袭击。全县损失稻谷约92．5万多担、香蕉25．9万担、甘蔗250万担、木薯10万担，倒塌房屋582间，损毁电线杆1100根。县委、县革委会组织干部群众进行抗灾抢险工作。

10月7日至10日 全县养猪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养猪工作的重要指示，切实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发扬大寨精神，使养猪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10月30日至11月5日 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介绍大寨、昔阳的先进经验。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莫淦钦作《全党动员，决战一年，誓把东莞建成大寨县》的工作报告。

11月18日 县革委会制订《东莞县农业机械化规划》(1976年—1978年)，提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11月22日 东莞运河扩宽工程动工。河底由原来20米扩宽至35米，新建桥梁14座，船闸1座，建成一条能排、能引、能航运的综合性运河。至次年1月9日竣工通水，共出动民工4万多人。

同日 县委在樟木头公社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议，要求各公社、大队集中60％的劳动力，在本月底下月初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会议结束后，县委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师生共万多人，参加樟木头、谢岗公社万亩农田基本建设。

11月27日至12月2日 全县农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全县各地进一步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大搞耕作制度改革，全面改水稻一年二熟制为一年三熟制，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尽快把东莞建成大寨县。

12月上旬 省直属党、政、军机关干部和中央直属企业的干部共3．7万多人，在省委负责人的分别带领下，分赴农业生产第一线。12月8日，首批1．9万多人开始陆续出发，分赴东莞等县，一边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大宣传活动，一边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劳动。

是年 东莞外贸收购突破1亿元，出口创汇为历年最高纪录。


1976年


1月3日至7日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公社党委书记、抓教育的党委常委和部、委、办、局以上党员负责干部，学习毛泽东主席新发表的词二首和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传达中共中央1975年23号、24号、26号文件精神，研究和安排当前工作。

1月8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连日来，全县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

1月上旬 全县投入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有22万多人参加，完成土石方3700多万方，整治农田28．8万多亩，共积肥7700万多担。

1月13日 县委在谢岗公社组织开山造林大会战，县属机关、工厂、企业的干部、职工2．8万多人和当地驻军参加。奋战8天，开垦荒山860多亩。

1月 整治寒溪河扩建工程竣工。该工程于1974年查勘、测量、钻探、规划，扩建的河道由茶山公社的坑口至篁村公社石鼓大队，全长20多公里。开挖土方120万方，石方27万方。扩建、新建大小桥梁14座，扩建船闸一座，筑挡土墙800米。

2月15日至18日 全县养猪工作现场会议在石碣公社召开。县委提出今年养猪105万头(其中集体养猪42万头)，实现人亩平均1头猪的任务。

2月至3月 根据中央的部署，全县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

3月13日至16日 县委召开全县农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4月下旬 全县城镇和农村分别举行集会，办学习班，声讨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 县委制订《东莞县建设大寨县规划》。要求两三年粮食跨“双纲”，5年基本实现机械化，要有三分之二的社队，今年建成大寨式社队等。这个规划，基本上是执行左的农业政策。

5月5日至10日　全县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指示和中央两项《决议》，传达省委关于反偷渡外逃的指示和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提出要抓好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做好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立足抗旱夺丰收的新高潮。

5月7日 县委召开纪念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发表10周年大会。

6月11日至14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重点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继续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坚决制止偷渡外逃；二是搞好经营管理；三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

6月12日 广东省理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东莞县道滘公社召开。

6月 县水产局首次从上海空运大批中华绒毛蟹苗回莞，投放于沙田西大坦水域，以增殖水产资源。

7月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病逝。全县人民深切哀悼。

7月23日至26日 县委、县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分析上半年形势，对照大寨、苏州地区的经验，找差距，订措施，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重点解决抓好改革耕作制度，促进农业大上快上的问题。

7月28日至8月1日 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东莞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倡议书》。县革委会对8个先进集体和18名积极分子授予标兵称号，并对157个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

7月 加拿大淡水养鱼考察团一行4人，到东莞厚街参观横岗水库捕鱼。

同月 县“新医大学”开学，分西医班和中医班，学制2年半，共有学员95名。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病逝。全县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8日，全县举行悼念大会，中心会场在莞城，另在石龙、太平镇及各公社共设42个分会场。参加追悼大会的干部、群众共33万多人。悼念活动期间，县委、县革委会向中央发出唁电，城乡各地设立灵堂共497个，参加吊唁的共有76万人。

9月19日至21日 县委常委召开会议，学习华国锋在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并根据省委通知和地委的电话会议精神，分析和掌握本县情况，研究当前工作。

10月6日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来源：《建国五十年东莞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内部资料)
2005.05.18


目录


引言……………………………………………………………………………………(1)

大事件…………………………………………………………………………………(25)

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25)

批判“四月提纲”……………………………………………………………………(33)

红卫兵大串连与“扫四旧”…………………………………………………………(41)

“八二三风暴”与“九一四风云”…………………………………………………(48)

阎红彦以死抗争………………………………………………………………………(63)

“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的夺权活动…………………………………………………(73)

“三支两军”及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79)

武斗和抢枪事件………………………………………………………………………(85)

康生炮制“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冤案……………………………(111)

北京虹山口学习班……………………………………………………………………(132)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44)

“划线站队”…………………………………………………………………………(149)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的斗、批、改…………………………………(189)

清理阶级队伍…………………………………………………………………………(215)

“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231)

整党建党………………………………………………………………………………(24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45)

“0一七”谭甫仁被杀案 ……………………………………………………………(265)

农业学大寨……………………………………………………………………………(273)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282)

“沙甸事件”…………………………………………………………………………(318)

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330)

一九七五年的整顿……………………………………………………………………(338)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66)

“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最后挣扎……………………………………(382)

结语……………………………………………………………………………………(388)

揭批查运动……………………………………………………………………………(389)

“两案”审理…………………………………………………………………………(426)

核查“三种人”………………………………………………………………………(447)

“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456)

附录……………………………………………………………………………………(476)

黄兆其判决书…………………………………………………………………………(476)

刘殷农判决书…………………………………………………………………………(484)

涂晓雷判决书…………………………………………………………………………(491)

胡延观判决书…………………………………………………………………………(498)

后记……………………………………………………………………………………(503)


引言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估计，认为中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党对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全党都缺乏经验和清醒的认识。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和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途之中；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日益突出；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个人专断不断发展等等，是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和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的社会历史根源。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加剧了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开始的，所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错误地对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斗争，错误地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受到错误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1970～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党的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意在篡党夺权。毛泽东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重新复出并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于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同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云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长达10年之久的大动乱，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66年5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收到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6月2～10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要求，讨论部署在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期间，在得悉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后，于6月4日召开省委书记处紧急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各大学校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决定立即开展对云南日报社总编辑李孟北和《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谭》的公开批判；指责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和省委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的意见》有原则性错误。5日，省委工作组开始进入大专院校代行党委职权。此后，全省文教系统首先掀起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批判运动。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单位的党政领导，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遭到批判和斗争，有的被撤销了职务。

8月9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这场运动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各地大中学校师生或师生代表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指导下，云南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迅速兴起；北京等地南下串连的许多学生也进入云南“煽风点火”。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冲击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肆意批斗、抄家，对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毁坏。8月23日上午，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中医学院、昆明冶金工校等大中专院校部分学生汇集省委礼堂“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斗争矛头直指省、市委领导(称为“昆明八二三风暴”)。9月14日，以云南大学为主体的一批红卫兵，在南下串连的红卫兵鼓动和支持下，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组织了41所院校1100多人的造反队伍，举着“炮打司令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炮打阎红彦”的标语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冲击了云南日报社，还冲进了省委大院(称为“九一四风云”)。10月后，在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党政机关中，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1月3日，昆明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检查。1967年1月2日，昆明地区100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合指挥部”)。省委对出现的混乱局势越来越不能控制，处境日趋艰难。

1967年1月4～13日，北京等地南下串连的部分红卫兵和昆明地区的造反派头头，煽动和组织群众揪斗阎红彦，冲击、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强行揪斗游街致伤；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抄家。8日凌晨，阎红彦在接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时，遭到蛮横指责；阎红彦坚决抵制，并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揪斗干部、破坏社会安定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愤慨。当日拂晓，阎红彦在陈伯达、江青的迫害下以死抗争，含愤去世。1月下旬，由于造反派之间分歧加剧，在南下学生鼓吹的“造反派之间必须大乱”的口号下，“大联合指挥部”分裂成两派群众组织，一派沿称“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后来形成“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一派称“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形成“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

运动初期，尽管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也曾忠实地执行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开展了对“滇云漫谭”、“四月提纲”及高治国等领导干部的批判，但对局势的发展也深为忧虑。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抵制，力图控制混乱的程度和范围，以减少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但是，由于大势所迫，一切都已无济于事。随着形势发展，省、地、州、市、县委直至基层党委，都已经成为这场“革命”的斗争对象。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夺权”社论和上海“一月风暴”的煽动下，1967年1月26日，昆明地区的造反派竞相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夺权。此后，云南省各专、州、市、县乃至基层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冲击、夺权而相继瘫痪，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而被打倒；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团员、骨干、积极分子和反对造反夺权的各族干部群众则被视为“保皇派”、“刘、邓路线的黑干将”等，遭到造反派的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非法关押毒打，受尽摧残，有的被残害致死。在全国掀起的夺权狂潮中，云南省陷入“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1967年初，为了控制全国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相继发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以及军队实行“三支两军”等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1967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召集昆明军区负责人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等到北京开会。同时，通过昆明军区，通知昆明地区的两大造反派组织，推选代表上京参加会议。在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持下，听取中共中央指示，学习外地经验，讨论如何解决云南的问题，确定了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步骤。在京期间，赵健民向康生汇报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事后，康生诬陷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授意并支持一派造反组织，加紧对赵健民进行政治诬陷。以后又公开诬陷赵健民是叛徒，“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将赵健民关押审查。云南造反派组织中的一些人和持相同观点的一些干部，也向中共中央报送了诬陷赵健民的材料，制造政治假案，对赵健民进行残酷迫害。康生等人制造的“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以后被作为在云南开展“划线站队”的依据，引发了一场残酷迫害云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大灾难。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军管会正式成立。4月初，省军管会公布了云南省和各专、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及省属和中央直属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军总代表名单。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和单位，一切权力归军管会或派驻单位的军代表。省军管会由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领导。

省军管会成立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云南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工作在总体上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支左”实际成为“支派”，从而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军区的司、政、后机关，也因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度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正常工作。在极“左”思潮影响和江青等人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全省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许多企事业单位和饮食服务行业停工停产，广大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截至1968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云南省由于武斗等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00余人。1972年秋，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开始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到1975年，驻云南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转业留地方工作外，绝大部分撤回部队。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集云南驻军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解决云南驻军“支左”中出现的问题，并相继开办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以及有云南省群众组织头头及地方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1968年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增加云南在京学习班的学员，以推动实现“革命大联合”，筹建“军、干、群”三结合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京的云南学习班一直办到8月。在此期间，2月13日，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并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示下发执行。继后，一些专、州、市也在京达成类似的协议。在省军管会监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全省性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逐步平息。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6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文革”小组对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示》，希望云南各地、各群众组织，要迅速“解放一批革命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地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南省的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正在北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谭甫仁在担任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时，对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尚能坚持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云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犯有错误，各自要多做自我批评”的指示精神办事。1月24日，谭甫仁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说：“这次学习，要把派性打倒，把山头铲平。你们不是来北京打官司，争个你高我低”，“要自觉革命，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军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军队，不能搞成两派”。但是，到了5月，谭甫仁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碰头会，康生等在会上要求把云南里里外外搞清楚。谭甫仁便改变了立场，私下对黄兆其说：“赵健民是个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5月19日，谭甫仁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27日晚，学习班中“八派”和“炮派”代表在让不让张力雄在两派大联合协议上签字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谭甫仁把黄兆其找去交底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接着又把“炮派”的负责人李毅叫去，当着黄兆其的面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8月6日晨，谭甫仁在学习班传达中央领导讲话说：“江青同志讲，现在有些政治土匪，大联合以后要搞掉它”，“要赶快清理阶级队伍，云南坏人不会少，现在都没有动”，“这次朱家璧、张力雄不能回去了，有问题。张力雄有问题。”谭甫仁还对坐在他一侧的李毅说：“你们这个‘炮派’越搞越被动，我说这个话是好心肠。反正朱家璧、张力雄不是好人，给你们讲了，你们不听”。8月8日，谭甫仁在学习班最后一次讲话说：“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云南今天以前的这个形势，的确是搞得很复杂、很乱。当然，我们不怕乱。那种形势的造成，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哩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这里就讲了几个人了，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做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云南的斗争比较复杂，很多敌人摆在我们面前”。12月19日，谭甫仁对五十四军团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我来时，林副主席说，去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总长(指黄永胜)也再三强调了这个事”，“那些家伙搞邱会作同志，林副主席保了他，换了李作鹏同志到总后搞划线站队，你看，现在形势大好”，“林副主席、黄总长都交待过，要依靠一派，不依靠一派，连脚都站不住”。

8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8月13日，在昆明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省革委会成立，省军管会自然消失。至1968年12月15日止，云南省16个专、州、市和128个县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德宏州所辖的5县1镇，于1968年12月15日同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直接由保山专区领导，德宏州建制实际上被取消。因此，云南省当时只有16个专、州、市级的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23日，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研究成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问题，提出了组成人员名单报中共中央审批，同时开始行使职权。省革委会及其党的核心小组的建立，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从组织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

1968年11月8～30日，昆明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云南驻军团以上党委和云南省专、州、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云南省和驻滇各部队出席中共九大的30名代表名单。会议期间，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口号下，掀起揭露和批判所谓“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在云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清算‘二月逆流’在云南造成的严重恶果”的浪潮，揪斗了大批干部群众。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必须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革命大批判与当前阶级斗争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会议部署了云南“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这次会议把少数人的主张(即“划线站队”)变成了党的意志，并且在会上集中批判陈康，拉开了“划线站队”的序幕。12月中旬，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第六次全会，进一步贯彻“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强调要“反右倾”，“必须加强敌情观念”，开展全省性“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工作”，揭开所谓云南的“阶级斗争盖子”。在这次会议上，有的领导人提出：省革委会内部对当前形势出现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实际上都是和云南‘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围绕“抓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到底是谁和谁斗”，“要不要分清是非”，“要不要批判斗争”问题，以及“反军乱军”、“滇挺问题”、“李成芳和赵健民的问题”、“摧资兵团的问题”、“站队问题”等作了系统发言，为在全省开展“划线站队”作了准备。

1969年1月1～15日，昆明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谭甫仁主持召开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在会内会外掀起揪斗干部群众和游街示众的高潮。此后，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分裂主义路线。以谭甫仁等人1968年12月中旬至1969年1月有关云南“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的几次讲话为指导，从军队到地方，从省到专、州、市、县，从工矿企事业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推行“划线站队”，制造了“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革军”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广大干部群众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强迫他们承认“站错队”，使云南党内外、军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些阴谋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打、砸、抢分子则利用派性，得到提拔重用，有的进入了省、专、县以及基层党政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此后，在开展“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政治运动中，在“划线站队”思想的指导下，继续使大批干部群众受到错误审查、批斗或处理。

继《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和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后，省革委会于1968年底至次年初，先后开办了“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称“下马村学习班”)，以及“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称“羊街学习班”)；在弥勒、陆良、蒙自和思茅成立了4所省级机关“五七”干校，把省级机关90％以上的干部、工人视为“旧省委”、“旧省人委”、“旧公检法”人员，采取“一锅端”的办法，限时间，分批、分系统送往学习班和干校，边劳动，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与此同时，各专、州、市、县和许多基层单位也纷纷开办学习班或“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下放干部甚至职工家属。这些学习班和干校名义上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成了全省大肆推行“划线站队”，残酷批斗、迫害干部群众的主要场所。

1969年3月17日至4月3日，昆明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建设政治边防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精神。这次会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的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边疆民族政策，把这些政策诬蔑为“反动的边疆特殊论”，是“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提出“要加强政治边防建设”，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在推行政治边防的地区，把民族上层列为“九种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和审查。在过去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直接过渡”的地区重划阶级。在内地一些地区以“地富生活比贫下中农富了”等为理由，发动群众“再来一次革命”，“政治、经济账一起算”，没收了他们的一些财产，群众称之为“二次土改”。在此期间，把在各级政权中担任职务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战人士、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一些民族干部作为清理打击的对象，有的被逮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边境一线的大批居民被迫离境外出。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边疆的稳定和建国以来形成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政治边防”的方针才停止执行。

1969年7月15日至8月16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全省整党工作会议，部署整党工作。会后，即按照“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方针”进行整党建党，到1972年8月，全省性的整党基本结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这次整党建党，受“划线站队”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在“吐故纳新”中，一部分党员被“清除”或“暂挂”起来，不少党员受到错误处理，而新被吸收入党的党员中有一些是造反起家的人、打砸抢分子、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部分地区和单位“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造成党组织严重不纯。

省革委会、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以“革命大批判开路”，领导全省开展的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云南省解放16年来的成就，把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政策作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在组织上全面推行林彪、江青、康生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打击迫害干部群众，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被粉碎后，据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79年9月底的统计，云南省在“划线站队”中形成的冤假错案达1．5万件，被强加上各种罪名的有128万人之多(不包括被株连的直系亲属)，被冤假错案迫害致死1．7万人(不包括省革委会建立前，由于武斗等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5000余人)，被打伤致残6．1万人。

中共九大结束后，在云南省开展的整党建党过程中，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昆明军区党委的领导下，1971年5月31日至6月3日，在昆明召开中共云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中共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组成后，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自然消失。这次大会贯彻执行中共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肯定了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开展以“划线站队”为内容的“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整党建党”等政治运动，并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因此，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遭受迫害的部分领导干部得到“解放”，有的排了工作。1972年初至1973年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云南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几次对省委主要负责人周兴指出，要纠正云南开展“划线站队”的错误。1973年秋，在党的十大期间，周恩来再次对周兴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大的精神，纠正云南“划线站队”错误。但由于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而作的努力，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各地帮派势力的干扰抵制，“批林整风”和落实政策等各方面的工作受到严重阻碍。中央领导要求云南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指示，省委领导也仅向昆明市委主要负责人私下作了布置，市委刚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即受到坚持“划线站队”错误的人和帮派势力的反对而无法进行。

1974年，江青、王洪文等借“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掀起批判所谓“复辟”、“回潮”和批“现代大儒”的浪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老干部，加紧篡权活动，阴谋夺权组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云南未能联系实际批判和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特别是没有批判推行林彪“划线站队”的错误，一些造反派头头公开拉起山头，围攻省委、昆明军区和一些地、州、市委领导，冲击省委地书会议，云南再次陷入动乱之中。一些地区民族矛盾激化，个别地区、单位再次发生游行、罢市和抢枪武斗的严重事件，国民经济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为解决云南问题，同年2～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促进云南的安定团结。在中央领导帮助下，经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形成《关于印发〈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云发[1975]26号，简称省委26号文件)，于5月底下达县团以上各级党委。省委指出：这个报告是经过中共中央审查批准的，“望各级党委认真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并有步骤地向各级干部和群众作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1975年秋，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开始贯彻执行省委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着手纠正一些冤假错案，大批干部恢复工作。同时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对一些派性严重，缺乏实际锻炼的干部，采取带职下放锻炼的组织措施，并在全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促进了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团结。省委26号文件的贯彻，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推动了云南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全省政治形势和工农业生产出现了转机。

但是，在“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推动下，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参加了会议。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在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云南小组会上，“四人帮”指责云南省委“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会后，朱克家返回云南，把“四人帮”的讲话内容全部告诉帮派头目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我帮助省委转好弯，我是向中央作了保证的。”这样，“四人帮”为云南定调子、指路子，上下串通一气，直接指挥，造成了云南的大反复。

从这一时期开始，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造反、在“划线站队”等政治运动中，又因紧紧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干部群众而得利，以后又通过分化组合而逐渐形成的云南的帮派势力，从此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开始了他们更加猖獗的罪恶活动。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云南帮派势力的活动非常猖狂。“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通过多种方式与“四人帮”紧密挂钩，他们与“四人帮”直接或间接地联络，策划并炮制反动大字报在昆明街头到处张贴，攻击云南贯彻省委26号文件出现的大好形势；破坏省委召开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强迫省委转弯，行使他们的意图；操纵、煽动昆明市交通大队民警离岗造反，制造了历时7个月的“集体罢岗”事件；威胁、逼迫省委释放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被逮捕关押的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在全省形成“监狱里面找左派”、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高潮，有120多名罪犯被释放出狱；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制造了张贴反动大字报诬陷周总理的“五一八”反革命事件。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同伙还先后在昆明百货大楼和西山华亭寺等处密谋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党组织内)”，利用他们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提、补、纳、调”和“打、拉、烧、靠”的方针，突击提拔帮派人物入党、入团，提拔他们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把反对他们的干部排挤出去，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一些基层组织、厂矿、企业的党政领导权。

9月6日，黄兆其等人递送“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交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时，他们又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造谣中伤的文章，大量印发，张贴于昆明街头。这批文章诽谤“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王必成、陈康是省委、昆明军区内的复辟势力”，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揪斗“复辟势力”、“还乡团”。他们扬言“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他们密谋策划“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要“打三个战役”，层层揪“复辟势力”，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各个击破，分裂和搞垮省委”。1976年的大反复，使云南贯彻省委26号文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被全盘否定，许多刚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复辟派”、“还乡团”，再次受到无情的批斗，云南再次陷入大动乱之中，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0月12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云南，他们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便攻击、诬蔑中共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扬言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分析形势，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负隅顽抗，组织退却，安排第二套班子，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目标，妄图东山再起。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时打击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培植的帮派体系，才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云南省委带领全省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同时，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彻底地清查，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平反冤假错案。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云南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


大事件


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


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及其作者，是云南“文化大革命”的起点。

1965年11月10日，江青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策划、指使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便在林彪的支持下，于2月2～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软禁；彭真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被强行引入政治领域后，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并引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假案。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3月28～30日，毛泽东3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5月8日，江青主持写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进一步批判“三家村”，并指责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批评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但却被江青等人诬陷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又在全国务大报刊转载。文章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说他们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并扣上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政治帽子，叫嚣要揪出“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当日，《云南日报》第三版在“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通栏标题下，登载了批判邓拓《燕山夜话》的一组文章。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宣称：“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对全国到处揪“三家村分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从此各报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上揪下扫，波及全国，斗争的目标从吴晗、邓拓、廖沫沙扩展到全国文化界。

在全国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的大背景下，云南开始批判《云南日报》的专栏《滇云漫谭》，把该专栏的作者、云南日报社总编辑李孟北，原副总编辑、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夏雨，副总编辑周钟德打成“‘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李孟北过去与邓拓在《北平解放报》同过事。1949年7月李孟北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进军云南时，邓拓抱病欢送。1962年春，邓拓来云南，作为邓拓老部下的李孟北，得知邓拓到昆明的消息后，前往拜会，畅谈之余，邓拓答应李孟北为《云南日报》副刊写诗。数日后，邓拓将写好的3首诗送给云南日报社，其中有2首刊登在1962年2月12日《云南日报》第三版《文化生活》副刊上。1962年10月，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的《奉告读者》一文中，曾以赞赏的口吻提到《滇云漫谭》，说：“《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中得到有益的知识。”批判者便指责说：“‘三家村’黑店掌柜所以这样‘衷心祝愿’的《滇云漫谭》，究竟贩卖的是什么货色?”另外，邓拓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诗中，有“海枯石烂情无尽，地久天长恨不泯”，“兴邦历代多谋略，溯远探源便可知”的诗句，也被说成是“反动句子”，“为《云南日报》后来发表的杂文奠定了反党的基调，也是‘史常真’这个笔名的由来”。因而《滇云漫谭》及其作者被认为是“‘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直接和‘三家村’及《燕山夜话》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向党进攻”。并说：“《滇云漫谭》和《燕山夜话》对仗得很好，是《燕山夜话》的支系。文章的体裁、风格、写作方法，都是摹仿《燕山夜话》的。它对党的攻击手法，也和《燕山夜话》一脉相承。”并由此得出结论：“《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滇云漫谭》及其作者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实际上，《滇云漫谭》是《云南日报》在1962年副刊《文化生活》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李孟北曾以“史常真”的笔名，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23篇杂文。还与夏雨、周钟德一起用“李钟鸿”的笔名，发表过《立春有感》等一些杂文。这些杂文紧密联系当时云南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作实际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全省的中心工作，引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掌故，富有思想性、哲理性和知识性，说理透彻，文笔优美，针对性强，很受读者喜爱，根本没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为了“从反革命黑帮李孟北等手里夺回党报的领导权”，5月14日，省委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云南日报社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16日，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报社干部、群众揭露报社和李孟北的问题；组成报社“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报社的“文化大革命”，并取代了报社编委会的职权。

5月2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云南日报社的问题，会议认为以李孟北为主要撰稿人的《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应当在报纸上公开批判。29日，省委决定向中共中央西南局报批李孟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报告说，李孟北1962年曾在《滇云漫谭》专栏中发表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与邓拓反党集团关系很不正常，组织上也是听其指挥的，还有其他反党活动，历史不清。30日，西南局批复同意。6月4日，在省委书记处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省委决定立即开展对李孟北的公开批判。6日，《云南日报》公开批判《滇云漫谭》，称它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分店”。7日，《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李孟北。8日，报纸从一版到三版发表了全省工农兵“声讨”《滇云漫谭》的消息、文章和来信，说：“《滇云漫谭》是直接和‘三家村’互相配合向党进攻，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分店”，对李孟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6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西南局并告云南省委，同意撤销李孟北的职务。22日，省委决定成立《云南日报》新的编辑委员会，任命了新的总编辑。30日，《云南日报》登出《李孟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又一批材料。7月3日，《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夏雨、周钟德，号召“捣毁‘三家村’黑店在云南的分店”。从6月6日至7月18日的43天里，《云南日报》上就辟出了44个版面，连篇累牍地刊登了180多篇文章、评论、消息和来信，共41万多字。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对李、夏、周3人列出了“四大罪状”：一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二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党和三面红旗；三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四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思想改造，提倡埋头读书，提倡科学至上，在思想领域中推行“和平演变”。

与此同时，云南日报社召开职工大会，批判李孟北、夏雨、周钟德。云南日报社、省人委办公厅、云南省军区、新华社云南分社、《人民日报》云南记者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云南摄影站、《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等新闻单位，联合举行了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李孟北、夏雨、周钟德大会。一些地州也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此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达数月之久。

在批判“‘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中，李孟北、夏雨、周钟德等人被撤销职务，关进“牛棚”，写检查，接受批判。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动群众“查黑帮”，“挖黑线”，全盘否定报社“文化大革命”前16年的工作；要群众搞大揭发，大批判、大字报。一时间，报社编辑部大楼、大礼堂均贴满大字报，凡是与李孟北、夏雨、周钟德关系较为密切的人，都被挂在“黑帮”、“黑线”上，许多干部、职工也受到株连，遍布全省各地、各行业的报社通讯员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也被诬为“黑须须根”，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


批判“四月提纲”


1966年初，随着学术批判运动的逐步升级，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和其他文艺作品，而且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吴晗及其他一些教授、专家、学者的文章，形成了全国范围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2月，云南学术界连续举行了4次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多数人在发言中认为，《海瑞罢官》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封建道德继承论，歌颂和美化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代表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是一株大毒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海瑞罢官》大体符合历史事实，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

2月16日，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7日，省委分管意识形态、文教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高治国批转宣传部副部长张更生阅，并向张提出了组成一个学术批判领导班子的意见。3月3日，为贯彻《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领导指示，主持成立了由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学术批判九人小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子明任组长，具体抓学术批判工作。3月5日，学术批判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高治国参加并讲了话，他说：“要坚决贯彻‘放’的方针”，“不要到处去抓小吴晗、小田汉”，“还是我在云南大学批巴人(按：著名作家王任叔的笔名，60年代初期，其文艺观点曾受到批判)的经验：批判巴人，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巴人。我们也要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通过批判吴晗，把政治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目的”。“不要以为不找一个，我们就是政治上不敏锐了”。“我们过去批判中间人物时就有这个教训，好像不找一个，就怕人家说右倾，这类问题我们还是先把它当作认识问题”。

3月29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要省委宣传部汇报云南学术讨论的情况，参加汇报的人由省委宣传部指定。到会的有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侯方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子明，云南省文化局局长陆万美等。周兴听完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明确指出：我省应该列于还没有动的13个省之一，要加强领导。并提出：一、党委要亲自把学术批判抓起来；二、这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三、我们对文化战线的底子还不清楚，要进一步摸清底子。

4月2日，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高治国3月5日的讲话、周兴3月29日的指示以及前一段云南学术批判中了解到的情况，整理出《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后来被称为“四月提纲”)。4月7日，经补充修改后打印送给正在举行的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并作为云南开展学术批判向西南局的汇报材料。这一文件的“情况”部分，叙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在云南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震动，以及他们对这场论战的疑虑。有的感到恐慌，不知所措，有的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认为“绝对化、片面化”，“用一条阶级界限，就把历史人物一笔抹去”，“把退田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平冤狱与翻案风联系起来，加罪吴晗，不够与人为善”，“不顾客观事实，歪曲、偏激，今后谁还敢评论历史人物?谁还敢写历史剧?”有的提出：“这次是不是1957年?”“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等。“意见”部分提出：一、要分步骤把中央指示精神贯彻下去；二、要坚决贯彻中央“放”的方针。当前云南学术界的问题，大量的是认识问题，可以采取“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的方法，达到在学术界划清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个主义界限的目的，而不要硬找我们这里的“小吴晗”、“小田汉”，使多数人能解除顾虑，在批判吴晗等人的过程中，自觉地批判自己的错误观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观点上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逐步形成无产阶级学术队伍。如果在讨论过程中，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行，是什么问题就当作什么问题对待；三、引导工农兵群众参加这场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四、各个有关的学会、党校、大学、文联等单位，都要把学术讨论工作认真抓好；五、在大学文史系和昆明市的中等学校中搞若干试点，摸索深入讨论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如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

在3月底时，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受到批判。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于是，4月18日，云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了《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认为有严重错误，要立即收回。

为适应领导云南“文化大革命”的需要，4月4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委文化革命九人小组”，由高治国、刘披云(省委常委、副省长)、岳肖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崔子明、王甸(省委副秘书长)、张更生、任大卫(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孟北、黎韦(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组成，高治国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张更生兼任办公室主任。5月7日，省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撤销省委文化革命九人小组，正式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指定由高治国、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甸、张世祯(团省委书记)、任大卫5人组成，高治国任组长，并设立办公室，王甸任主任。5月19日，阎红彦在西南局开会期间从成都打电话回云南省委提出：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还要增加一些人，至少增到20人。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还是改成文化革命小组，不要“领导”二字。30日，省委向西南局上报调整后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由高治国、马文东(省委秘书长)、许志奋、戈力(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甸、张世祯、任大卫7人组成，高治国任组长，马文东任副组长。31日，西南局批复同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6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批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有“原则性错误”，说它反映了一些人的思想情绪；批评高治国“擅自成立‘九人小组”’，要对高治国和省委宣传部进行检查。在工作组的发动下，云南大学贴出了大量批判高治国的大字报，仅7月1日前的2天时间就贴出了732篇2792张。7月8日，大字报竟多达2220篇11811张。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也先后贴出了揭发批判高治国的大字报。

6月2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免除高治国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职务，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接替。29日晚，省委书记处讨论《高治国的错误向西南局的报告》。7月1日，西南局批复同意省委的决定。2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高治国的错误性质，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会上对高治国下了“牛鬼蛇神”的结论。4～6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吸收部委和大口的少数负责人参加，对高治国进行揭发批判。9日，省委将揭发批判情况向中共中央并西南局作了报告。《报告》中将高治国1960～1964年在担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期间提出的“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等，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重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强调“全校51个教授、副教授是一批了不起的财富”，说成是“提倡教授治校，宣扬业务第一，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把落实政策，为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老知识分子甄别平反，说成是“为右派喊冤叫屈”、“为牛鬼蛇神翻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讨论学术批判时提出的“不硬找小吴晗、小田汉”、“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等，说成是“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极力抗拒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诬陷他“背着省委组成了一个九人的‘学术研究小组’，实际上是拼凑了一个右派势力集团，把领导权交给他们”；认为“《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纲领”。《报告》最后说：“省委常委7月6日会议一致认定高治国是一个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彻底肃清他的影响。省委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他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西南局7月20日批示：“中央并告省委，我们同意云南省委7月9日报中共中央并西南局的请示中提出的成立专案小组对高治国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的意见。关于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经我们与云南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彻底批判。撤销高治国省委书记处书记及一切职务的问题，可待批判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再行宣布。当否，请批示。”(中共中央未作批示)

7月9日，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在宣传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开宣布，要揭发宣传部的问题，抓高治国的“黑班子”。宣传部全体干部停止工作，投入运动。在工作组的部署下，运动的矛头对准参与研究、起草、审阅《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的高治国、张更生和吴玉才，把他们打成“高、张、吴反党集团”，还把宣传部的一些干部打成所谓的“高治国的亲信”，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揭发和批判。高治国、张更生、吴玉才等人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遭到迫害。


红卫兵大串连与“扫四旧”


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连。

1966年8月16日，北京召开了外地来京学生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学生来北京串连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希望他们“依靠自己，推进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一批批离开北京奔赴全国各地串连。18日，北京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连的50万名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肯定了全国的大串连，“这是很好的事情，中央支持你们”。并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决定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一律免费乘火车，生活给补助，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此后，全国掀起红卫兵大串连高潮，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8月27日，西南局指示云南省委：“群众来省委机关，不管是哪个学校的都表示热烈欢迎，热情接待，特别要表示欢迎一切革命学生的批评意见；说服学生不要给不同意见的学生戴反革命帽子，不同意反对省委的同学也不要提‘保卫省委’等口号。”

8月28日，云南籍在北京上学的第一批23名学生到达昆明进行串连活动，他们到达昆明后，拒绝省委接待人员要他们住宿云南大学的安排，而住到“炮轰派”占优势的昆明工学院进行串连活动。9月4日，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和昆明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在省委机关门口静坐示威20多个小时，要求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见。9月8日，《云南日报》在第一版发表题为《热烈欢迎来自首都的红卫兵》的短评，表示对来串连的红卫兵的热烈欢迎。至9月底，先后来云南串连的外地红卫兵有5000多人。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的到来，对昆明地区以至全省影响都很大。8月30日至9月25日，阎红彦、周兴、赵健民、秦基伟、刘明辉、孙雨亭、薛韬等省委领导先后20多次接见了他们，主动介绍云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的批评和意见，对极少数当时认为是不能正确对待南下学生活动的领导干部还进行了批评或处理。

针对南下红卫兵的串连活动，省委成立了“‘文革’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来昆明串连的红卫兵，食宿免费，乘车借支(实质上是送)。目的是“突出接待站，掩护“文革”办公室，确保省委书记处”。据省委“‘文革’接待站”1967年1月底报告，仅省的接待站就开支现金569万多元，粮票629万斤，布票105万尺，汽油2．43万公斤，宣传车300多辆次。1966年8月下旬地、市委书记会议后，各地、市委的“‘文革’接待站”也相继成立，在当地起着与省委“‘文革’接待站”任务相同的作用。

云南的学生也开始赴京串连。9月1日，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学生强烈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的问题，决定分批选派学生到北京串连。9月2日，昆明地区红卫兵第一批443人出发赴北京串连。至10月底止，全省赴京串连的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共达4万多人，超过原安排2．4万余人的指标。为了解、掌握云南学生上京活动的情况，做串连学生的工作，省委决定在北京设立食宿接待站，派人去做接待工作。

昆明“八二三风暴”后，各大、中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省委对红卫兵运动除了表示支持外，还千方百计加以引导。省委采取了“几红(“红五类”)夹一黑(“黑五类”)的策略，组织红卫兵左派力量“红五类”子女与“黑五类”子女进行斗争。9月11日晚，省委书记处根据昆八中红卫兵的倡议，就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进行讨论，赞同成立“总部”，并决定由赵增益(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出面组织。12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布成立。13日，6700多名红卫兵在国防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他们在《宣言》中宣称：“我们是革命的‘红五类’子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子孙，是无产阶级的后代。”省、市委领导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到会祝贺，阎红彦、秦基伟、赵增益及南下红卫兵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阎红彦说，吸收他参加红卫兵组织，给他戴上红袖章，感到非常光荣。这支红卫兵是以“红五类”的子女为主体，加上当时自认为是“真正的左派”分子组成的，观点属于“反炮轰”派。大会之后，昆明出现围攻南下红卫兵的大字报。

红卫兵的一些活动，引起社会的反感和反对。同期，昆明地区连续发生汽车技工学校围攻红卫兵，昆阳的农民、机关干部围攻化工学校红卫兵，呈贡的红卫兵给县委贴大字报被县委认为是反革命言论，省勘测设计院造反派被批判等事件。

9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发表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肯定了红卫兵运动“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由于中央党报的倡导和支持，红卫兵运动更加狂热。

9月17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3．5万多名红卫兵师生参加经验交流会，邀请首都南下昆明串连的31名红卫兵介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执行无产阶级路线的经验。会上，北京广泛流传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被大肆宣扬。有的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红五类”子女，依靠红卫兵，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有的说，我们就是要讲成分，就是要讲阶级烙印。我们的阶级烙印是红的。剥削阶级的子女，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身上有黑烙印，接受教育，自我革命，加强改造，脱胎换骨，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我们才能团结他们。20日，《云南日报》对会议情况作了长篇报道。会后，有些大中学校又邀请北京南下串连学生去作报告或播放报告录音。从8月以来昆明地区即广泛传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来红”、“自来黑”等错误观点进一步发展，在学校中普遍自发地划分所谓“红五类”(即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女)和“黑五类”(即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少学校还制造了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五类”同学，逼迫他们“挖黑烙印”，不准他们进行革命串连，不准他们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有的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这种学生斗学生的局面，持续了几个月。

10月中旬，北京批判“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也被认为是“官办的保皇总部”，在舆论的压力下，一些红卫兵相继退出“总部”，另立组织，“总部”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消失。

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支持下，11月，昆明红卫兵到北京告云南省委的状。他们一下火车就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热情接待，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住下，他们在北京活动了21天后才返回昆明。红卫兵串连活动受到鼓励后，串连超出了学校的范围，延伸到机关、厂矿企业、农村以至边陲。党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部分群众也纷纷起来造反，组成各种名目的“战斗队”，与学校的造反组织串连挂钩，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加剧了对“走资派”、“黑帮”的造反活动。一些南下红卫兵与云南省级机关的一些干部，伪造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阎红彦、赵健民等人的所谓“叛徒”材料，还四处调查云南省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历史情况，企图加以陷害。

1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结束红卫兵串连的通知，但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后，红卫兵的串连活动才基本停止。

在大串连活动中，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开展了破“四旧”的活动。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舆论的误导和“造反有理”的煽动下，破“四旧”实际、上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历史遗产、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寺庙殿堂、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大冲击、大破坏、大扫荡。地处边疆的云南受害深重，大批珍贵典籍、古玩、书画被烧毁捣烂，许多街巷和“老字号”名牌商店被强行改名，服务群众的茶馆、私人诊所被查封，仅昆明就有430条街巷和数以万计的商店被改名，96个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著名商品和少数民族特需用品被勒令停止生产销售，甚至人民群众的穿着、发式、民族风俗习惯、正常的宗教活动也被当作“四旧”来扫。不少地区的庙宇、道观被强行关闭或砸烂，神职人员被赶走，僧尼被勒令还俗，经文被焚毁。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全部被毁，有的受到严重损坏，如著名的鸡足山金顶寺铜殿、安宁法华寺石窟、大理元世祖平云南碑、丽江忠义坊、潞西风平佛寺与金宝塔、中甸归化寺、保山卧佛寺、腾冲来凤寺等。作为昆明市城徽标志的金马碧鸡坊也被拆除捣毁。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地的佛寺，几乎全部被破坏。

破“四旧”又和揪斗所谓“牛鬼蛇神”结合进行。非法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勒索财物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仅昆明市就有1749户被非法抄家，包括被保护而住于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36户也被批斗和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抄走的财物有黄金4800两、银圆2．99万元、珠宝玉器1．36万件、现款9．84万元、有价证券93．73万元、珍贵工艺品和历史文物3613件。破“四旧”的这些行动，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了严重后果。


“八二三风暴”与“九一四风云”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随后，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一些学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初，北京大学附中等一些中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从此，由中学生首先自由组合的团体红卫兵开始作为一种集团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六七月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几张大字报，并经江青转送给毛泽东。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当日，还在全会上印发了这封信和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2份大字报。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主力军。红卫兵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开始出现动乱。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6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仿照北京市委派工作组去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对各个大学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根据省委决定，第二天，派出64人组成的工作组，由岳肖峡、赵守义(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马文东、张克(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张世祯5人带领，分别到昆明地区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医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领导开展运动。接着，省委又派出工作组到省文化局、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省体委、云南民族学院、省第一人民医院、省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开展运动。工作组进驻上述单位后，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工作组以昆明师范学院为点，总结经验，写出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指导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25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各地、州、市、县也普遍向中、小学派驻工作组。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工作组进驻高等院校后，主要是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揪斗所谓“三反分子”、“牛鬼蛇神”、“黑帮人物”。到7月中旬，共张贴出大字报13．7万多篇，被点名的党政干部、教学人员有1867人，占党政干部、教学人员总数的53．7％。经工作组初步排队，包括已经认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的重点人物”141人，占干部和教学人员总数的4％。在《云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昆明医学院党委书记颜义泉、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昆明农林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彭少彭等人，后来，李广田和昆明工学院副院长竺良甫被迫害致死。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8月4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随即作出决定，一律撤出工作组。会议期间，8月5日，省委通知各地、州、市委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省委决定派到各大、中学校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一律撤出，并且认为省委原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工作组在工作上也有错误，框框套套，包办代替，这些都妨碍放手发动群众。地、州、市委负责同志要给全体师生员工做报告，说明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从正面说明撤销工作组的积极意义，宣布工作组撤出，然后放手让师生员工讨论选举产生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一通知，各地迅速从各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工作组从派进到撤出，历时2个月。之后，省委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决定派驻调研组、联络员，组成各校“‘文革’小组”，继续领导运动。但是，不久就被红卫兵、造反派驱赶。参加工作组的干部，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大部分都遭到了揪斗。

工作组撤出后，8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传播，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机关的浪潮迅速高涨。8月23日，昆明地区的1000多名学生抬着“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大幅标语，上街游行、演说，并冲入省委机关大院，迫使省委正在召开的工作会议休会，制造了所谓的“八二三风暴”。

这一“风暴”的起始是：8月22日，昆明农林学院林学系一名学生收到来自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一名学生8月20日给他的串连信，信中通报了他们到天津大学支持成立红卫兵组织，罢了校领导的官，并且提出“火烧天津市委，炮轰河北省委”的口号，“天津大学几千人步行去北京，党中央、毛主席派火车去途中接他们，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的情况。还讲了首都及其他省红卫兵运动的动态：说“革命派”冲出校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炮打司令部”，“中央已经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团中央改组”。信中询问“云南省委的盖子是否揭开?”“昆明各高校的‘文革’运动是轰轰烈烈还是冷冷清清?”表示他们愿意立即南下支援。昆明农林学院的这名学生看信后，马上进行串连活动，当天下午就把来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学院食堂门口，晚饭后又聚众宣读了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一时间轰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指责：“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与党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认定“云南的党、政、财、文大权落到了以阎红彦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手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把云南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下的独立王国”，扬言“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云南”，决定“杀出去，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阎王殿(指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砸个稀巴烂。”

当晚，昆明农林学院部分学生把来信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还写了一份呼吁书，质问省委13个问题，抬着毛主席语录牌、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分三路连夜出动串连，一支150多人的队伍当晚“杀向省委”。到了省委机关，他们指名要见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出面接待，把他们请进省委礼堂，听取他们的意见。学生们一听是副秘书长接见，便不理睬，各自读毛主席语录。22点25分，周兴出来接见。周兴表示欢迎同学们对省委提出的批评。学生们质问说：“为什么不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没有一张毛主席语录?”批评“云南省委贼胆包天”，质问：“阎红彦从北京开会回来，为什么不讲北京造反派的革命经验?”，“8月18日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百万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云南的代表参加?”，“阎红彦为什么要封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周兴回答说：“你们怀疑省委有黑帮，你们拿出材料来。”，“省委是正确的，红彦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你们要求上北京的事，中央有通知，怎么去还要商量。”学生一直到8月23日凌晨2点多钟才离开。

另一方面，昆明农林学院一支70人的队伍到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串连，除云南大学学生表示冷淡外，其他院校的学生表示响应和支持。串连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多钟。

8月23日上午7点多钟，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冶金工校、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云南农业大学和昆明一些中学的造反派约5000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后，分9批先后进入省委机关大院。他们的口号、质问、所提要求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提出“要求上北京，要见毛主席”、“要阎红彦出来接见”。当日，阎红彦正在主持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由于学生到省委大院造反被迫休会。阎红彦和周兴、孙雨亭等省委领导人来到大礼堂接见学生。阎红彦耐心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省委提出批评，并指出：“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实说，我们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聚集在省委礼堂的学生在阎红彦等省委领导耐心的开导下逐渐散去。个别人开始时曾寻机生事，气势汹汹，甚至企图向阎红彦身上扔大字报，最后，只好甩了大字报而去，这就是所谓的“八二三风暴”。这一“风暴”后来被造反派称为“春城风暴”、“春城人民的骄傲”、“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是全省城乡社会动乱的起点。

“八二三风暴”后，接踵而来的是“九一四风云”。从8月底开始，大批南下学生到昆明串连，到“九一四风云”发生时，已先后达到2145人。围绕当时昆明地区“炮轰”与“反炮轰”的大辩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怀疑一切”、“炮轰一切党组织”、“斗倒一切当权派”等口号，号召“炮打省市委”、“炮轰西南局”，公开支持“炮轰派”学生，贴出“炮轰省委”、“八二三是革命行动”的大字报。9月5日，他们和昆明地区部分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炮轰省委”的大型串连会。当日，持这种观点的六七十名南下学生到省委机关大门口哄闹，静坐绝食示威。当时，昆明地区持另一种观点的南下学生和大部分大、中学校学生及机关干部，对那部分南下串连学生的行动表示反感。他们在学校、街头公开和那部分南下串连学生辩论，骂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要他们“滚蛋”。9月14日上午，在一些南下串连学生的支持下，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中的造反派学生，成立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把批判《云南日报》作为“炮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9月14日，“炮兵团”组织了41所院校1100多人的造反队伍，举着“炮打司令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炮打阎红彦”的标语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队伍到了云南日报社，指责改组后的《云南日报》新编委在1966年6月30日发表的社论《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办报的最高指示》、9月10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9月11日社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是“压制群众运动”，“放了很多毒”，“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十六条》”，“只字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完全是阎红彦讲话的翻版，就要反，就要批，要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要《云南日报》立即停刊，改组《云南日报》新编委，揪出总编辑，打倒“保皇派”。报社工作人员据理力争，劝阻他们遵守中共中央的保密通知，维护报纸发行的正常工作秩序。经双方协商，同意11名学生代表进报社贴大字报。11名学生代表进入报社后只贴了一张大字报后就改变了主意，不贴大字报，扬言要把大字报寄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社工作人员劝他们出去未果，而门外的红卫兵却借口报社扣留了他们的代表，又冲进省委大院，一定要阎红彦接见并处理此事。省委派干部和学生代表一起到报社调查，证实报社没有扣留学生。学生在无法再闹下去的情况下，才于15日上午7时离去，这就是所谓的“九一四风云”。

省委对造反派的“炮轰”行动进行了抵制。8月23日下午，省委动员机关干部和与“造反”学生观点对立的部分学生，到省委机关保卫省委，与“炮轰”派辩论。8月2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会议期间播放了8月23日阎红彦、孙雨亭在省委礼堂接见红卫兵时的录音，让与会的地州市委书记了解事实真相，弄清是非。会议对闹得最厉害的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那部分师生进行了声讨。省委交待昆明工学院要做好造反学生的工作，否则要追究领导责任；组成昆明农林学院“文化大革命”小组，派联络员进校了解动向，控制事态发展。8月25日，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时，阎红彦在省委召开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筹委会上表态：“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一次会议上也态度鲜明地说：“对炮轰应有阶级内容、阶级分析，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8月28日，省委召开书记处书记会议，讨论形势问题。阎红彦强调：“他们想制造一个事件，拿着几件血衣上北京，那些谣言不值一驳。”同日，阎红彦又参加了昆明工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他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就是革命嘛!你没有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由于“八二三风暴”号召“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矛头直指省委和昆明市委，把省委主要领导人指斥为“阎(红彦)、孙(雨亭)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树起“造反”大旗，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冲击党政领导机关，这引起了受党长期教育的广大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群众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起了一场社会性的大辩论。8月23日晚，云南大学和昆明市第八中学的400多名学生涌进省委大院，提出要与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提出“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口号的学生辩论，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笼统提出‘炮轰省委’是反革命口号”，并提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省委”。双方围绕是应“炮轰省委”还是应“保卫省委”展开激烈辩论，直至天明才散去。8月24日，从清晨到深夜，人群聚集在省委机关礼堂内外围绕“炮轰”与反“炮轰”的问题继续展开辩论。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昆八中、昆一中、昆二十四中、昆二十五中部分师生约3000多人，从下午3时到午夜3时，在昆明医学院大礼堂也围绕“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革命行动还是反党行为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辩论。之后，从25～27日又连续召开了几次大会，继续进行辩论。大多数师生认为：空喊“炮轰”、“火烧”，无具体事实，借此煽风点火是反动的，谴责北京来信“不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而是一封黑信”。两种对立观点的大辩论不仅扩大到各大、中学校，还波及到省、市厂矿企业之中。昆明市的街头、大中学校、一些机关、厂矿部分群众也围绕“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这两个对立的观点展开了长达几个月之久的辩论。

“八二三风暴”发生后，一些学校出现了与红卫兵对抗的自发组织，9月下旬以后，各院校越来越多地出现自发的“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都支持“炮轰省委”。原来持反对“炮轰”观点的红卫兵总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兵团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总部等群众组织，开始被压挤，在后来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中央表态说它们为保守组织后，逐渐被砸烂或瓦解。其他众多的造反派组织，逐步形成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

“八二三风暴”后至9月中旬，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八二三战斗队”、“向阳赤卫队”等13个组织，成员100多人。10月20日，昆明工学院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成员23人，一个月后，成员迅速发展到上千人。12月23日，昆明工学院11个战斗团队联合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9月4日，云南大学成立了“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2个组织，以后几天，又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反修战斗队”、“捍卫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毛泽东主义敢死队”等组织。9月14日，上述组织联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昆明师范学院也成立了“昆明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到“九一四风云”前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造反派组织之一。1967年1月1日，昆明地区各大、中学校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相同观点的各厂矿、机关的战斗队(团)以及一些专、州、市、县相同观点造反团队的代表1万多人，在云南大学召开大会，联合成立了“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在发展过程中，多次联合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在当时的舆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10月11日，由“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赴京人员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云南省委、昆明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0月23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连的共42所学校1200余名学生在昆明检阅台召开“向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到12月，一共在检阅台召开了几十次“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1月8日召开的批判大会，会上逼迫阎红彦作了公开检查，以大理地委书记邵风执行了“资反路线”为由，逼迫阎红彦当即在检阅台上召集省委常委会，决定罢了他的官。会后，阎红彦即让人转告邵风说，出于压力，希望理解，表示歉意，此决定不算数。以此为先例，全省到处逼领导公开检查和当场对干部罢官的作法一时成风。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炮轰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从大、中学校波及到大的工厂，相同观点的各种战斗队也联合组成各种“战斗团”或“兵团”。11月，“昆工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及南下学生，联合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11月下旬又组成“向以阎红彦为代表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联合指挥部”。12月11日，在检阅台召开了首次“炮打司令部”大会，大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口号，把“炮轰省委”的运动推到了要“打倒阎红彦”的高峰。12月14日，又发起召开了约7万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四’三周月大会”，要求《云南日报》报道大会情况，要求省委为“九一四革命行动”平反，遭到拒绝后，造反派率队到了云南日报社，强行封闭了《云南日报》地方版，逼省委和报社领导答应出《新闻电讯》，致使1966年12月15日至1967年1月13日期间停止发行《云南日报》。

1967年1月2日，“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等100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八二三风暴”后关于“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争论并未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1月6日，赵健民被游街后，一些“战斗队”、“红卫兵”和群众表示了强烈抗议，要求捉拿凶手“严加惩办”，并组织了7万人的队伍游行经过昆明军区，向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表示强烈抗议。昆明街头又掀起了“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抓赵健民游街”的大辩论。1月22日，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62个造反派组织，从“大联合指挥部”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而另一派继续沿称“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在“一月风暴”中，两派都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竞相起来夺权。随着分歧的加剧，以后，两派又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以“大联合指挥部”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八派”把“八二三”作为自己的造反纪念日，提倡发扬“八二三造反精神”；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炮派”把“九一四”作为自己的造反纪念日，提倡发扬“九一四造反精神”。


阎红彦以死抗争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上煽动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长时间的大内乱。

10月9～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中心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云南参加会议的有阎红彦、赵增益、马文东。会后，云南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党和政府的大批领导干部以及前一段派驻学校的工作组组长和成员，被冲击揪斗。11月5～30日，省委召开11月工作(扩大)会议，即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问题。在省三级干部会议期间，造反派召集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即达10多次。在昆明地区及南下串连红卫兵2次在检阅台召开的“向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阎红彦代表省委到会检查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11月29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和昆明地区学生造反派在昆明拓东运动场召开“炮打刘明辉大会”，批斗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刘明辉。三干会议一开始，许多干部就纷纷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很不理解，有的说这场运动是“打闷棍”，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当成敌人往死里打”。对“炮轰”、“声讨”等口号极为反感，认为这种做法“大方向不对头”、“一定有坏人捣乱”，盼望“有朝一日，来一个反击”。为把到会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省委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学习文件与亲自实践相结合，揭发批判省委与自我检查、自我提高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到会干部到学校和学生开座谈会，观看红卫兵扫“四旧”战绩展览，参加造反派主持的批判大会，听取省委负责人的检查等等，干部的不满情绪表面有所缓和。三干会以后，围绕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上到下，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领导班子完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省委已根本无法控制局势。

1967年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

1月4日，“大联合指挥部”和“南下造反兵团”等造反组织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检查并接受批判。会前，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考虑到当时有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案件尚未解决，双方都要抓对方的凶手，担心在大会上发生武斗，而且有许多工人学生和干部也不同意开这个大会，声称如果南下学生鼓动一定要开这个会，就要停水、停电、罢工、罢市。省委担心参加大会会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因此决定不参加这次大会。省委即派人与黄兆其联系，反复劝说这样的大会暂时不要开，如果一定要开，省委领导不参加。但黄兆其不听劝说，坚持召开大会。大会开始后，不见省委领导人参加，黄兆其便造谣煽动说：“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处书记)把阎红彦藏在昆明军区大院内。”并以“阎红彦对抗群众，躲进昆明军区”为借口，带领参加大会的数万名群众冲进昆明军区大院，声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造反派强行冲进军区大院后，高呼“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并三番五次冲击军区机要大楼。解放军战士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奋力抵挡他们的冲击，保护着机要大楼。军区大院内，造反派的宣传车开进开出，高音喇叭在不断狂吼乱叫，各派组织的旗帜横七竖八，摆满一地，军区大院内有下棋的、打扑克的、看热闹的、打架斗殴的，一片混乱，人声鼎沸。

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时，阎红彦和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在省委宿舍大院内书记处临时办公地点。阎红彦听到消息后，决心出来向造反派讲明道理，说服造反派撤出军区，但其他省委领导都不同意，认为“现在有理讲不清”。秦基伟、李成芳(昆明军区第二政委)也来电话劝阻他千万不要出去，说“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阎红彦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自中央工作会议后，被各种造反组织不断勒令参加“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为避免造反派的纠缠，大家劝他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休息。他到小麦峪后，一下车就打电话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想待机出去做造反派的工作。1月5日，由昆明军区党委决定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到小麦峪向阎红彦汇报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情况。此时，阎红彦仍力图扭转混乱局面，还就战备工作、军训问题、工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工人搞运动不能停产。

1月5日，秦基伟出面向造反派解释说：“阎红彦和省委其他领导都不在军区”。但造反派不相信，仍然到处搜寻。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下，财贸职工中的造反派还将小吃店搬进军区大院，供应食品，作出长期安营扎寨的准备。

1月6日，周兴和造反派谈判，做黄兆其、刘殷农的工作，提出只要他们离开军事机关，答应阎红彦可以出来接见群众。但黄、刘坚持先接见后撤离，因而未达成协议。此时，“南下造反兵团”已油印出“炮轰军区，打倒阎红彦”的传单，声言“昆明军区已经成了阎红彦的黑保护伞”，“我们就是要砸烂这个黑保护伞!我们就是要揪出阎红彦!打倒阎红彦！”“不把他揪出来游街誓不罢休!”“紧急呼吁一切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立即投入战斗，到军区去，到街上去!那里是斗争的最前线!”“大联合指挥部”在《告全省人民书》中还声称：“革命群众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停止生产，忍饥挨饿进行艰苦斗争”，“昆明市部分罢市已经开始，全市性的罢市就在眼前”，“工人同志参加这一革命行动而不能上班，工资必须照发”。刘殷农还提出：“再过六小时，阎红彦不出来，就罢工罢市”。他的煽动，虽然遭到广大群众和指挥部部分人的反对而未公告全市，但已造成大量工人停工，还调用了大量生产用车和物资，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和生产的正常进行。由于在军区大院内寻找不到阎红彦，有一部分人便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寻找。他们一进书记处大楼，就插起造反派的旗帜，在门、窗、走廊墙上刷满“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的大标语。阎红彦的办公室也同时被造反派占领，家也被抄了。

1月6日，由于赵健民与前来揪斗阎红彦的造反派据理力争，被造反派强行戴高帽子游街。阎红彦闻讯后，十分愤慨，立即指示以省委名义向造反派头目提出书面抗议，同时安排人立即将这一段时间省委对待造反派的工作情况、目前状况及下一步的打算上报中共中央；并指示：秋收秋种一定要搞好，要抓紧公余粮的收购工作，不然来年就要饿肚子；省委不能散，集体领导一定要坚持，书记处要赶快开一个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对付困难局面，抓好工作。傍晚，他和周兴乘车进城，了解到昆明军区大院内的混乱状况，他的办公室被封，家也被抄，只好同周兴又返回小麦峪。

1月7日，省委准备开会，阎红彦通过电话与秦基伟交换了要开会商量工作的意见。下午3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收到云南省委的报告后，对阎红彦十分关心，来电询问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有些什么人?安不安全?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你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1月8日凌晨1时许，陈伯达从北京打电话指责阎红彦说：“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阎红彦严词拒绝了陈的指责，并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陈伯达在电话中吼叫：“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嘛。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样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他还指责阎红彦顽固，说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阎红彦义正词严地回答陈伯达：“我怀疑你，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说完就愤怒地放下话筒，边走边骂陈伯达“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阎红彦当即找周兴谈了接电话的情况，并要马上到军区大院去接见造反派。周兴说：“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决定以死抗争，给夫人王腾波留下遗言：“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阎红彦留。”写完后服下大量安眠药，含愤辞世。1月8日凌晨大约四五点钟，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获知阎红彦住在小麦峪的消息后，冲到小麦峪，而此时，阎红彦已经停止了呼吸。当天下午，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还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胜利，诬陷阎红彦畏罪自杀、叛党自杀。

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写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阅的《要事简报》稿上，被陈伯达删去。陈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但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云南各地和祖国大江南北，云南各族人民和他生前的许多战友、部属都十分悲愤。云南许多单位自发地为他举行追悼会。省委也及时召开常委会议，指控黄兆其、刘殷农、桂尤喜等人的罪行。同年2月14～16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面对江青等人仗义执言，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哪!我一辈子没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而造反派却把阎红彦之死当作“胜利喜讯”。1月9日，昆明“大联合指挥部”在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传达所谓“阎红彦叛党自杀”的消息。

周恩来总理听到阎红彦的死讯，甚为震惊，即于9日派专机送法医来昆明验尸，同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去北京汇报情况。他们在京期间，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李成芳等领导的汇报，并3次详细听取了黄兆其、桂尤喜等12名造反派代表的汇报。在听了王银山等人汇报后，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曾分工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王银山难过地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总理安慰他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1月12日下午3点，周恩来同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通电话，要他告诉秦基伟、周兴，并转告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要他们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和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保守派，促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要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后，省委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并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造反派发来的电文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军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电文被广播宣传后，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开始陆续撤离。但仍有一部分造反派抵制不撤，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军区要公开给群众平反；二、秦基伟要公开写检讨，并贴到市中心百货大楼；三、要在昆明军区大院内设联络站。这些要求遭到秦基伟等昆明军区领导人的严词拒绝。1月14日，周恩来又来电话严厉批评造反派，昆明军区也采取了强硬态度，造反派才不得不全部撤离。

阎红彦含愤辞世后，被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定为“三反分子”、“叛党自杀”。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指示云南省委要对阎红彦做出正确的结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在一次会议上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的夺权活动


全面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已经提出要清洗混进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六条》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这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赞他们“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并誉之为“一月革命”、“一月风暴”等。此后，这股全面夺权的风暴很快向全国蔓延，也迅速殃及云南。

阎红彦逝世后，在“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造反派说孙雨亭是实权派，管党、管干部，又是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真正的“阎老二”，于是，又把斗争矛头指向孙雨亭。随后，昆明街头出现了“阎家天下孙家党”、“打倒阎孙黑帮”、“打倒大党阀孙雨亭”等大标语。1月16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与红卫兵共同成立“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月17日，在东风广场召开“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通告社会上各“造反团(队)”参加，约有10万人到会。1月22日下午，又在广场召开“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批斗会上，有人提出要孙雨亭交代“在太原写拥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问题”，无中生有地给他强加上“叛徒”的罪名。孙雨亭向全场群众坦然回答说：“我从来未坐过国民党监狱，就不可能有拥护三民主义的问题。”并说，我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监狱中是党支部书记，领导同志们和敌人进行斗争，军委作过表扬结论。会议主持人不让他再说话，将他拉下了检阅台。从此，孙雨亭遭受了10年的残酷迫害。

云南夺权的风暴最先在宣传、新闻系统展开。1月16日，“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昆明市邮电工人战斗总队”、“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联合行动，夺了报社的权，接管了《云南日报》，发出1月16日《通令》，取消《云南日报》新编委。报社的一切权力归《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报社职工从即日起，一律按“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安排上班，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省级单位。随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省委宣传部、云南人民出版社相继被夺了权。

1月19日以后的几天里，《云南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有关夺权的大量社论、报道和文章。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解放军发出“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的号召，《云南日报》又作了《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最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作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的报道，说“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时候”，“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用枪杆子来支持革命左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两派都在酝酿夺权，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1月26日上午，昆明“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及其所属造反组织，有计划地出动一部分造反派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另一部分造反派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8时，“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召开10万余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时双方发生对峙局面，省委机关造反派借口反对单方面夺权做法，实际上是与同派里应外合，等待“大联合指挥部”赶到，即抢走了省委的大印，于是发生了两大造反派的大辩论。

夺权之风很快遍及全省各地。1月27日，呈贡县造反派夺取了全县党、政、财、文领导权，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县。2月1日，《云南日报》报道了“呈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出的夺权“通令”，并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让革命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文章，宣称呈贡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

在全面夺权的风暴中，各级公、检、法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的两派造反组织的支持下，也先后起来夺权。从此，社会法制全部被破坏，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

在夺权中，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公开抢劫党和国家机密档案文件材料的重大事件。在造反派不断冲击省委机关的形势下，省委为保护省委机要文件的安全，将文件存放到昆明军区。1月中旬，省委机关一些干部起来“造省委的反”，为了“揭发省委的问题”，省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一反到底战斗队”贴出“把黑材料追回来”的大字报。1月21日，黄兆其以批判阎红彦、索要报社记者的大字报照片和追回“黑材料”为借口，指派昆明工学院的“八派”，纠集“一反到底战斗队”人员，强行挟持省委副秘书长王甸和负责管理省委文件档案的副科长顾金龙到昆明军区司令部，强行打开库房，抢走省委封存的文件、档案材料63箱和零散文件17麻袋，拉到昆明工学院。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8日分别给昆明军区和“八派”组织发来电令，要他们“将抢走的档案、材料如数交还军区，延迟不交，将以党纪国法论处”。经昆明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人与省委机关、昆明工学院造反派头目进行谈判，才于3月1日收回。但到此时，这批机密文件档案已失控了1个多月。这件事被称为“一?二一事件”。

在“一月风暴”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在夺权前，为了制造夺权舆论，捏造了大量谣言，如“开黑名单”、“写黑材料”、“窝藏黑材料”等，炮制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强加到各级领导干部身上，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召开批斗会，责令“交待问题”，罚站罚跪、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戴高帽子、挂黑牌、披麻布衣、戴白袖套、染黑脸黑手、押上大街示众，然后私设监狱(称为“牛棚”)关押审查，施用各种酷刑残害干部。如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被当地造反派责令和其他地、县委领导身背“黑材料”，押到造反派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在焚烧“黑材料”时，康长征被火烤烟熏、拳打脚踢达2个多小时，并多次被推到烈火中去，被火烧伤，当场昏倒在地。但造反派还以康长征“装死”为由，不许救治。后来虽然被送到医院，终因伤势过重，康长征还是含冤去世，成为云南第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地委书记。造反派不仅疯狂打击迫害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借口“造反有理”，疯狂打击迫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反对和抵制他们违法乱纪行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三支两军”及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


“一月风暴”掀起的全面夺权，引发了全国内乱的严重升级。为了控制全国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同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相继发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以及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驻云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30日，昆明军区接管了中国民用航空云南省管理局，这是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个单位。

196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以及云南两派造反组织各自推选出的各10名代表赴京开会，参加讨论云南局势，研究解决办法。抵京后，周恩来和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造反派代表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委托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负责，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帮助、推动你们实现“三结合”，革命造反派要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大联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你们一揽子的组织方法要改变，要搞归口联合。会议确定了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步骤。3月3～5日，两派代表在京讨论周恩来的指示和其他一些问题，起草了回云南的汇报提纲后返回昆明。3月13日，两派联合召开团、队长会议进行传达，并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口大联合服务站”。

2月25日，根据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2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以及2月23日周恩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成立了由省军区副政委李明担任组长、昆明军区群工部部长余庶骐、省委书记处书记薛韬任副组长的“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并于25日、26日召开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三级干部会议作具体布置。会议要求地(州)、县两级建立以军事部门为主，吸收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公社(区)、大队、生产队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由贫下中农、社队干部、专职武装干部或民兵干部参加的领导班子。上述各级领导农业生产的机构，都要由军事部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县以上的各级农水、工交、财贸、计划等部门，都要在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相应的抓生产的领导班子，负责支援农业生产。2月27日，昆明地区举行了有5万多群众参加的“热烈拥护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掀起抓革命促春耕高潮誓师大会”。之后，省军区派出所属部队指战员和人民武装干部3800多人，奔赴春耕生产第一线。

从2月28日起，由部队派出人员分10批接管了云南省公安系统、邮电系统、交通系统、铁路系统和省商业厅、省粮食厅、省委办公厅、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日报社等部门以及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昆明钢铁厂等大型厂矿企业。

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由边疆地区的边防军分区接管了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6个专区(州)及其所属各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以各军分区党委为主，与当地驻军党委共同组成专区(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各县人民武装部或边防团为主，组成各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县以下的区和公社，根据需要派驻军事代表。

3月20日，根据3月3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以及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的精神，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担任组长、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任副组长的“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并于3月20～23日召开了云南省工业、交通、计划、基本建设、财贸工作会议，布置工作。同时要求各地、州、市、县相应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小组，作为组织工业生产的指挥机构。会后，昆明军区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厂矿企业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军管会正式成立。省军管会由15人组成：主任李成芳，副主任张子明、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委员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丁荣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谷自珍(云南省军区副政委)、刘懋功(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吴效闵(陆军第十三军军长)、翟鸣武(陆军第十四军副政委)。8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补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力雄为省军管会副主任。8月以后，李成芳、张子明相继调离云南，省军管会由陈康主持工作。陈康到北京期间，省军管会工作实际上由鲁瑞林主持。

4月5日，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同时，公布了云南省和各专、州、市军管会的领导成员及省属和中央直属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副军总代表名单，自上而下对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和单位，一切权力归军管会或派驻单位的军代表。省军管会由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领导。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2个机构自然消失，其职能也由省军管会及其工作机构取代。在已建立6个边疆专州军管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昆明市、东川市、曲靖专区、玉溪专区、楚雄州、昭通专区、大理州等7个军管会，并对省级35个机关、37个大型企事业单位派驻了军总代表和副总代表142人，加上派驻基层单位(包括专、州、市、县)的军代表和“军宣队”，总计派出2．5万多人。

省军管会成立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工作在总体上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支左”实际成为“支派”，云南地方两派群众组织都得到军队里一些人的支持。这也是云南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致武斗越来越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极“左”思潮影响和江青等人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全省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司、政、后机关，也因开展“四大”，一度影响部队的稳定和正常工作。

4月21日，刘林元受迫害含冤逝世。刘林元是云南省通海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滇越、个碧石铁路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被选为云南铁路总工会主席，1931年初出席莫斯科世界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因中共云南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派他回云南开展重建地下省委的工作。1931年5月4日到达云南河口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判刑6年。他在法庭上和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6年12月刑满出狱。解放后，刘林元历任云南省总工会主席、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务。他的一生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他的死因却至今尚未查明。

1968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后，省军管会自然消失。1972年秋，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开始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到1975年，驻云南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转业留地方工作外，绝大部分撤回部队。


武斗和抢枪事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云南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八派”说“炮派”搞“分裂主义”、“投降主义”，是“保皇组织”、“转移斗争大方向”；“炮派”说“八派”“惟我独尊、惟我独革、以势压人，是大国沙文主义”，“想把‘炮派’打成反革命”。在贯彻中共中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求时，“你保的我打”，“我保的你打”，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发展到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终于酿成“四二六”武斗事件。

1967年4月24日，“炮派”开串连会，“要把造反派联合起来，集中火力打倒刘、邓、陶，再次猛攻省、市委，揪出党、政、军内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坚决团结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并肩战斗，响应“拥军爱民”号召。串连会上，决定4月26日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三周月，会后游行，邀请昆明地区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安排了“八派”代表在主席台的席位和发言。4月26日上午，“八派”得到消息后，即在昆明工学院策划，说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由黄兆其、杨树先等率领队伍冲击大会。下午，“八派”负责人到省军管会汇报，表示“坚决反对炮派开这个会，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就要去冲”。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也表示说：“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发生一切问题由炮派自己负责。”汇报时在场的省军管会联络员和“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的“八派”头目安矩祥还怂恿说：“炮派的‘四二六’大会是制造分裂，收买‘保守’组织参加，不能让他们的大会开成”。汇报完后，黄兆其与安矩祥等人在省军管会内研究，形成了冲击大会的行动方案。

4月26日晚8时15分，“炮派”正在广场检阅台召开万人誓师大会，黄兆其、安矩祥、杨树先等人率领“八派”团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冲击会场，并堵住“炮派”的退路。随后，“八派”冲击大会的团队越来越多，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八派”依仗人多势众，边冲边打，占领了主席台，终于导致了双方大规模的武斗。大会被冲击，主席台被占领，“炮派”头头方向东被绑架，几万人的武斗场面在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战中许多人被打伤。“炮派”被迫退出会场，点燃已准备好的火炬游行，对“八派”冲击会场挑起武斗提出强烈抗议。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堵截挑衅。之后，“八派”满街张贴大字报，说“四二六”大会是“大杂烩”，是“老保翻天玩鬼火”等，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

4月26日发生的两派武斗事件，是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第一起大规模武斗，它使两派群众组织彻底决裂，在全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此，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升级，使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省军管会对昆明地区的局势也从此逐步失去了控制。

“四二六”事件在昆明和全省反映都十分强烈，昆明街头出现了两派群众之间的大辩论，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4月27日，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王砚泉出面召集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调解4月26日发生的武斗。“炮派”负责人因对省军管会处理“四二六”武斗事件有意见，没有到会。张子明、王砚泉对“八派”负责人说：“冲击‘四二六’大会是错误的。”下午，“炮派”数千人抬着“四二六”事件中负伤人员上街游行，表示抗议，并到省军管会反映意见。在游行的过程中，沿途又与“八派”的一些组织发生冲突和磨擦。4月28日、29日、5月7日、13日，“炮派”与“八派”各自所属的群众组织之间又连续发生武斗，互有人员受伤。这些不断发生的辩论、磨擦和武斗，终于导致昆明地区5月28日、29日再一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的“炮派”借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成立“五一兵团”，邀请昆明军区军医学校相同观点的组织“联指”宣传队为成立大会演出。军医学校与“八派”相同观点的组织“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得到消息后，尾随“联指”到厂，目的是对“联指”的演出进行捣乱，同时破坏“五一兵团”成立大会。当宣传队表演至“火炬舞”节目时，遭到该厂“八派”组织“一一?八战斗兵团”和“红总”的冲击围攻，会场顿时大乱，演出停止。演出队退出会场后上车回校，又遇到“红总”在厂门口设下的路障，欲退无路，在厂内被围攻了一夜。27日上午，两派调集大批武斗人员聚集昆明机床厂，省军管会闻讯，派人到现场做工作，“八派”才撤除包围圈，“联指”人员于27日返回学校。

5月28日上午，昆明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和地方的其他“炮派”组织约1000多人，到军医学校向被打伤的“联指”人员表示慰问。下午，“联指”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邀请了步兵学校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又受到校外“八派”配合“红总”的冲击。大会在操场上无法进行，只得转移到礼堂进行，“红总”又围住礼堂与“联指”对骂，扔石块砖头，打碎窗子玻璃，攻守双方发生激烈的对抗。地方的“八派”经串连发动，约3万多人前往军医学校支援，把礼堂层层围住，黄兆其亲临现场指挥。“联指”群众困守礼堂，被包围了一夜。

5月29日天刚亮，“八派”开始向“联指”发起总攻，一些人爬上礼堂房顶揭开顶瓦，往下撒石灰、农药“六六六”粉，投掷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冲击礼堂的门窗。礼堂大门被撞开后，“八派”人员蜂拥而入，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共约100多人受重伤。“联指”寡不敌众，一些人被“八派”抓到昆明工学院非法关押，并由“八派”组织“政法兵团”私设公堂进行非法审讯。事发后，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300多人赶到现场，隔离外围的“炮派”增援队伍。“炮派”在民族学院门口抓了前往军医学校增援的“八派”头目刘殷农等人，气氛更为紧张。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省、市军管会领导人黎锡福、张力雄、刘懋功、段思英等到现场调解，召集两派头目做工作，要求双方撤离现场，放出双方被抓人员。由于“炮派”在这次武斗中吃了亏，很多人被打伤抓走，满肚子的怨气未消，当天下午，“炮派”集队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红总’、‘八二三’暴徒”，“严惩打人凶手”，并在军区门口召开“控诉‘八二三’、‘红总’暴行大会”。“炮派”群众的静坐，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结束。

两派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引起中央军委的关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9日晚电告昆明军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1月28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再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6月5日，省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告了制止武斗的7条措施。

“八派”冲击军区学校“联指”会场，并打伤、抓捕大批“炮派”人员后，社会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八派”的暴行。“八派”头目黄兆其、涂晓雷等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利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四点指示大造舆论，炮制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指控他下令开枪镇压西宁市的造反派而被中央撤职查办，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彻底平反)、《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蛊惑人心的造谣文章，到处广播，大量铅印散发，把矛头指向云南省军区领导人张力雄、李明、丁荣昌、朱家璧等人，诬陷说：“西南是刘、邓的根据地，是贺龙、彭真‘二月兵变’的战略后方”，捏造“云南省军区有人胆敢要在5月29日晚11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等谣言，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这批造谣诬陷的文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混乱，加剧了军队、地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遭受打击迫害，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6月23日至7月4日，受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在昆明期间，他们先后参加了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接见了驻昆部队干部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群众代表。7月3日，又参加了在东风体育馆举行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盛大集会”，谢富治、王力、李再含先后讲了话，讲话要点是：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二、针对前段时期一度出现冲击部队的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拥军爱民”的方针，保持部队的稳定。革命派对于军队某些负责人犯的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军队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革命派，保护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的组织；三、云南的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果整天忙于打“内战”，就必然影响斗争大方向。要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双方都要开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都要作自我批评，着重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谢富治在昆明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还说：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李成芳也就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作了检查。但是，谢富治等人这次来云南，在促进两派联合的问题上实际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两派之间的“内战”更大规模地展开，武斗又严重升级。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通知》，要求各派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不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省军管会也连续发出《重要通知》和《紧急指示》，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都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等。

6月底，“八派”所属的一个造反组织“八工总”的数千人，乘百余辆汽车到宜良大荒田“抢夺”了驻宜良解放军的大批枪支弹药，开了造反派组织抢枪的先河。部队根据不准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的规定，扣留了为首“抢”枪的4个人，但3天后即将他们放走。1967年下半年，昆明两派造反组织“抢”枪20余次，据不完全统计，两派共“抢”走部队、地方、民兵武器库枪支34857枝，弹药不计其数。

6月29日和7月1日，“八派”和“炮派”分别作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六条指示的决议》，双方还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停止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等内容的6条协议。《云南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春城的喜讯》，驻昆部队也写了贺信，祝贺两派达成6条协议。

7月12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内容有六点：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三、“八派”和“炮派”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8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并要求造反派“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次日，上海《文汇报》开始公开宣传“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与此同时，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也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不但武斗不断升级，而且掀起了“抢”枪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和全国一样，不但两派各自成立“文攻武卫”的专职机构，使武斗迅速升级，而且冲击军事机关，“抢”部队、民兵武器库的枪支弹药，用来“武卫”自己，与对立派进行武斗。由于军队也形成两派，并且卷入地方的派斗后，“抢”枪实际上是军队给各自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发枪。军队的武器大量流入社会，推进了武斗的升级，社会更加动荡。

8月1日，二九八厂因两派群众组织的个别工人之间发生口角，发展到两派组织之间的武斗，造成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8月23日，“八派”庆祝“八二三风暴”一周年游行之后，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抢”枪，武装“八管区”各制高点。在步兵学校“八派”所属群众组织“红大”的支持协助下，以明抢暗送的方式，“抢”走大批武器。

当日，“炮派”得知“八派”“抢”了步兵学校大批枪枝弹药的消息后，感到形势紧张，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认为“现在是拿起枪来的时候了，不拿起枪防卫就是右倾，要吃亏”，会议决定“抢”枪。8月24日，“炮派”出动一百多辆汽车到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回了一批武器，装备“炮派”人员。返回途中，在黑林铺和西站遭到“八派”伏击，被打伤八九人。

8月24日，昆明地区“八派”数千名武斗人员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炮派”，挑起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武斗中9人被杀死、烧死，几十人受伤，该厂用于运送原料的皮带运输线被毁。

8月26日，省体委“八派”所属组织“红体兵”，带领省体委和外单位的“八派”人员数百人，分乘十几辆卡车，到呈贡国防俱乐部仓库“抢”枪。

8月下旬，三五六厂“八派”群众组织“大联”和“炮派”群众组织“红高”，在双方大派的支持下，相互做好攻打对方的准备。8月27日，“红高”及其在海口地区的支援人员开始分路进攻“大联”。武斗中20人死亡，230人受伤。工厂因武斗停产，损失达530余万元。

8月27日，“炮派”因8月24日到小麦峪“抢”回来的枪枝不配套，枪无撞针，便带领大队人马和几十辆汽车，到省军区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武装“炮派”新华山(即五华山)和翠湖宾馆两个据点的武斗人员。

8月28日、29日，二九八厂、三五六厂及昆明地区的“炮派”群众组织，先后2次到海口三五六厂“抢”枪。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抢”走各式枪313枝，子弹135000发。

8月底，昆明地区“八派”的一些武斗团队，到大板桥三九八援外武器库“抢”枪，因事前经过安排，轻而易举地把所需要的枪枝弹药“抢”走。

8月31日，昆明地区“炮派”认为，被“八派”占据的省博物馆对“炮派”占据的云南饭店、省物资局构成很大的威胁，便组织指挥物资局等10个单位的人员，武装攻占了省博物馆，造成8人死亡，10人受伤。

8月底9月初，“八派”通过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八派”所属群众组织“红大”，从步兵学校办公室“抢”走新式武器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装备“八派”主力武斗团队“一二?六兵团”。

在“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昆明电机厂两派群众组织不断发生武斗，并分别占领厂办公大楼和厂水轮发电机车间生产大楼。8月28日，“八派”在云南汽车厂召开西郊片团队会议，认为马街邮电所、电机厂是控制交通要害的地区，必须“端掉”这两个地方，让“八派”的人员据守。9月3日晚，电机厂“八派”组织“一?一六兵团”向“炮派”组织“烈火兵团”发起攻击，造成5人死亡，数人受伤，“烈火兵团”32人被抓走。7日，“炮派”为营救被关押人员，组织武斗团队攻打电机厂“一?一六兵团”，“八派”和“炮派”先后又组织武斗团队增援，导致武斗更加激烈，伤亡非常惨重，共打死63人(其中有被抓获后枪杀的19人)，伤数十人。

10月25日，“八派”组织“红体兵”再次到呈贡国防俱乐部仓库“抢”枪。前后两次共“抢”走各种类型枪支1000多枝，子弹100多万发。

12月初，“八派”决定再次去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抢”枪。在步校“红大”组织的支持配合下，装满了两卡车连用机枪、班用机枪、“五六”式冲锋枪和子弹等，由“红大”派武装人员护送，连夜送到“八派”武斗指挥部工人文化宫，装备“八派”各主力团队及其控制的各个制高点的武斗人员。

12月3日，为了加强“炮派”武斗实力，“炮派”决定再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这次“抢”枪事先作了周密安排，“炮派”的人到达归化寺民兵武器库后，制造“抢”枪假现场，由“炮派”把所需要的枪枝弹药“抢”走，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和意外。

12月4日，“炮派”300余人，分乘十几辆汽车，到小麦峪军械库又一次“抢”枪。

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武斗之后，以昆明市中心的近日公园为界，“炮派”占据了西边；“八派”占据了东边，逐步形成所谓的“炮管区”和“八管区”。但在两派管辖区域内，仍有对立派人员占领的一些单位和高层建筑物，两派都把这些单位和高层建筑物视为本派管区内不安定的因素和“钉子”，因此两派都要在自己管区内“挖点”和“拔钉子”。“八派”认为消防队是市中心“炮派”占据的一个据点，又在“八派”所控制的宝善街百货公司大楼附近，对“八派”指挥部有威胁，必须拔掉消防队这颗“钉子”。12月10日上午，“八派”武装攻占消防队，消防队“炮派”来不及撤退的人员全部被俘，消防队民警遭捆绑毒打。战斗中，打死1人，砸坏13辆消防车，抢走20余枝长短枪，抢走部分消防器材，损失达42．4万余元。事后，“八派”反而造谣说消防队“眼看着建设公寓着火，不去救火”等，诬陷消防队失职。

在两派武斗中，“炮派”在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铁厂(简称“桥钢”)占据优势，而整个长坡地区则是“八派”占优势，桥钢“炮派”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以安宁化工厂为中心的长坡地区的“八派”，认为桥钢位置重要，不将其拿下，难以在长坡站住脚。12月12日，“八派”人员抓到1名“炮派”人员，从其身上搜到一封信，信中提到准备攻打某厂“八派”的事。“八派”的人认为某厂就是指安宁化工厂，于是打死了这名“炮派”人员，并决定攻打桥钢。12月13日，昆明长坡地区的“八派”武斗人员向桥钢的“炮派”发起进攻，在持续5个小时的武斗中，双方死亡17人，伤4人，一幢宿舍楼被炸坏。

12月14日，“炮派”再次“抢”走三五六厂各式枪支2002枝，子弹1840000余发。

12月18日，担负援越抗美任务的出国部队一行10人，从潘家湾昆明军区第二招待所出发，去昆明南站乘火车回部队，当他们走到东风大楼对面时，突然被东风大楼地堡内的“八派”武斗人员开枪射伤了副指导员陈德应，打死了班长周继祥。当日，昆明部队三大机关的指战员和“炮派”的部分群众在昆明市区内举行了“抗议游行”。“炮派”决定“拔掉东风大楼这颗钉子，为出国部队人员报仇”。12月19日，“炮派”进攻“八派”控制的东风大楼，经过2个多小时的交火，“炮派”攻下了东风大楼，攻守双方均无死亡。

12月19日，“炮派”到三五六厂“抢”走5号产品(汽车拖挂的二联高射机枪)2挺，五六式机枪71挺，五八式重机枪7挺，子弹25000余发。

12月21日，“炮派”第三次到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武斗中，在昆明市区的西南郊，“八派”和“炮派”以西坝河为界，河北面属“炮管区”，河南面属“八管区”。“炮派”以河北面的昆明市市政公司预应力制管厂(简称预制管厂)为主要据点；“八派”以河南岸的昆明冶金机械厂(简称冶金机械厂)为主要据点。两派群众组织在西坝河两岸经常发生磨擦。“炮派”攻打下“八派”占据的东风大楼后，“八派”决定拔掉“炮派”的据点预制管厂，作为对“炮派”攻占东风大楼的报复。12月20日，“八派”因感到“五六”式冲锋枪子弹不够用，又派人去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向该校“红大”头头要弹药。“红大”同意支援一批弹药。12月22日，“八派”激战6个小时，武装攻占预制管厂。此次武斗，双方共死亡14人，“炮派”死4人，“八派”死3人；“八派”抓捕“炮派”人员，并枪杀了其中的6人。“炮派”的1名伤员被送往医院后，在病床上被“八派”人员枪杀。

12月22日，因“八派”从昆明军区步兵学校“抢”来的子弹在攻打预制管厂中快用光，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经宜良、开远驻军领导出谋划策，穿针引线，“八派”从开远“八派”组织“130”所属各团队得到几万发子弹，2门“九二”步炮，200多发炮弹，1挺高射机枪，并由开远铁路分局群众组织“130”的头头派一个机车，挂两节车厢，于12月31日凌晨，将枪支弹药运到昆明，支援昆明地区的武斗。

在昆明机床厂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中，“八派”组织“一一?八战斗兵团”占据该厂的新恒温车间为据点；“炮派”组织“五一兵团”被迫撤离机床厂，搬到昆明重机厂与该厂“炮派”同住，并在重机厂东侧的高地元宝山构筑工事，与昆明机床厂的“八派”组织相对峙。12月23日凌晨6时许，“八派”进攻元宝山，武斗中，两派共死亡15人。

12月22日下午，昆明地区的“炮派”召开会议，研究攻打黑林铺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八派”组织“一一?三○”的问题。会议开始后，接到报告说，“八派”的“一二?六兵团”当晚要武装攻占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于是会议即转入研究如何攻打篆塘“一二?六兵团”的问题。会议认为，“一二?六兵团”直接威胁四十三医院和附一院，打下它既可以保住两个医院，解决伤病员的治疗问题，又可以打通通往滇池的水路。12月23日晚，“炮派”向篆塘省建安装公司“一二?六兵团”发起攻击，武斗中，“炮派”使用了无后座力炮，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2月27日，“八派”率领其所属21个单位的主力团队千余人，武力攻打昆明东郊云南砖瓦厂的“炮派”，以便打通往东的通道。因进攻时伤亡过大，战斗失利。“八派”便赶往昆明军区步兵学校，要求“红大”头头支援大炮，以便发起第二次进攻，摧毁砖瓦厂的地堡。经“红大”头头们研究，感到责任重大，没有同意支援大炮，而给了许多枪支弹药。至29日，“八派”武装壮大了力量后，继续组织指挥武斗队伍，攻下云南砖瓦厂，造成21人死亡，伤数人。

12月27日，“八派”西郊指挥部的武斗队伍经过组织策划，在小麦峪设埋伏，掩护“八派”到小麦峪武器库“抢”枪，结果打死无辜群众10人，重伤1人。

12月27～29日，昆明地区“炮派”为了“拔钉子”，使西区的“炮管区”连成一片，调动上千人的武斗人员，使用各种轻重武器和火炮，向位于昆明市西郊黑林铺云南汽车修配厂的“八派”组织“一一?三○”发起进攻，造成双方死亡66人，伤数百人，“炮派”还抓走“八派”1200余人。这是昆明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双方参战人员最多，枪战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

昆明地区的严重武斗持续了近一年时间，武斗中，到处都进行打、砸、抢、抄、抓，不仅造成众多的人员伤亡、重大的物资财产损失，而且使各条战线都处于停工、停产、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在枪林弹雨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艰难，人们常在枪声中日夜排长队购物。

为了重建全省生产指挥系统，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供应，省军管会做了大量工作，排除交通受阻的障碍，安排军车抢运人民生活物资，以维持必需的生活供应。当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坏人乘机捣乱，进行武装抢劫，人心惶惶之际，省军管会组织居民联防、夜间值勤，有险情则敲脸盆，相互呼应。市民到处投亲靠友，四处避难。

在昆明武斗严重升级的影响下，1967年，多数地、州、市、县也相继发生大小不等的严重武斗、抢枪事件。如：

文山州8个县都发生武斗，死亡达2000余人，是云南在武斗期间人员伤亡最多的一个州。

东川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也发生过多次武斗，有8月17日新村修配厂的武斗，8月21日十四冶水泥厂的武斗，8月24日工农兵会场的武斗，8月30日据守邮电大楼与据守设计院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等。9月10日，东川市“八派”组织“东川造反司令部”(简称“东造司”)攻打东川市“炮派”组织“新东川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据守的服务大楼失利，当日晚9时，“联络站”攻占了“东造司”占据的木工厂。这次武斗双方共死亡43人，其中在服务大楼内的战斗中死亡35人，木工厂战斗中死亡8人。“东造司”进攻服务大楼失利和木工厂据点失守，使“东造司”内部产生分歧，上层人物互相埋怨，以致“东造司”在武斗中死亡的几十具尸体，露天曝晒达1周之久。东川市的两派武斗，把市武装部武器库中的枪支弹药抢劫一空。东川矿务局副总军代表带领支左部队直接参加了武斗，他在武斗动员大会上说：“全体造反派要紧急行动起来，有枪拿枪，无枪拿棒棒，没有棒棒拿石头，没有石头用嘴咬，要把矿区每一寸土地变为消灭‘炮匪’的坟墓。我们全体军代表和支左部队决心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东川支左部队于1967年12月17日夜间攻打石膏矿，打死睡梦中的职工10余人。全市武斗中打死124人，厂矿企业全部停产。

曲靖地区的两派武斗导致专署公安处的仓库被砸，各型枪支数百支、子弹数万发和收缴的鸦片被抢走，五层楼的工农兵旅社被烧毁。全区13个县几乎都发生了武斗。

在昭通地区的两派武斗中，盐津县人武部调动100多名民兵攻打城关镇粮管所一派群众组织，除开枪打死2人外，迫使千余名群众出走四川。两派武斗造成永善县医院和农机公司被炸毁，被迫出来“谈判”和“投降”的干部、学生10人被当场枪杀。永善务基“工农联盟”造反派进攻对立派“东联”，炸毁房屋23间，捆绑吊打干部群众68人。盐津县人武部调动民兵、机关干部2000余人到滩头围剿“政治土匪”，历时11天，伤亡数十人。昭通县乐居公社造反派被对立派抓去杀死33人，毒打致死1人。

此外，红河州、大理州、玉溪地区、保山地区等也先后发生过多起严重武斗、抢枪事件。

为制止云南愈演愈烈的抢枪和武斗流血事件，1967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电示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并要两级军区告知“八派”和“炮派”两派群众组织。电报称：“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炮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抢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协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不准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简称“九五”命令)。9月10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经过两派协商，昆明“八派”和“炮派”达成《停火、交枪的协议》。

9月23日，昆明“八派”和“炮派”发出《关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呼吁》。《呼吁》说：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双方所达成的协议，立即刹住武斗歪风，立即停止相互攻击的宣传，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但这些基本原则，双方都未认真执行。

12月6日，鉴于昆明地区武斗日益严重，周恩来总理于凌晨2时电话指示：“请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坚决执行《‘九?五’命令》，都不准抢枪，不能抢档案。要耐心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12月18日，为了解决云南驻军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空军昆明指挥所、陆军第十三军、十四军领导干部赴京开会(以后又扩大到司、政、后三大机关造反派代表)。27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云南两派是中央确定了的，都是造反派，但都犯有缺点错误，要帮助”。“现在只有军队才能出来做工作，军队不应卷入派性斗争，有了派性就不利于三支两军”。“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军队无论如何要团结一致，目的是稳定部队。”当谢富治讲到援越抗美的武器连机关枪都被抢走了时，周恩来插话说：“送的，什么抢的!有意送的。”

根据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稳定部队，制止武斗的精神，12月下旬，参加会议的陈康、鲁瑞林、田维扬、查玉升、张力雄、刘懋功、王银山、吴效闵、段思英、梁中玉、成泽民等11人曾3次致电昆明军区。在23日的电报中，请昆明军区党委速转军区机关和军区各级党委，说近来昆明地区有些机关和部队极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机关，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稳定和“三支两军”工作的进行，地方两派武斗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中央首长对此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军区所属机关和部队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1月14日通知(即《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前驻昆部分机关和部队以各种借口开展的“四大”是违背中央通知规定的，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要坚决遵照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要陷入地方两派斗争，已经陷入的要猛醒过来，迅速拔出来。在24日的电报中，请昆明军区党委速转两派群众组织说，当前昆明地区武斗严重，中央首长极为关切。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建议你们必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四大”；撤出各群众组织在交通要道所设的一切障碍和哨卡，恢复交通秩序；不准抢枪，已抢的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应迅速归还；不准抓人，已抓的应迅速释放；进驻国际旅行社的群众组织应迅速撤出；对广播电台、发电厂、邮电系统、国家仓库等单位，军队和各群众组织都要严加保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破坏和侵犯。在28日的电报中，向昆明军区党委传达了27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时讲话的主要精神，要求军队和地方的两派都必须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中央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特别是必须把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再不停止就要犯极大错误，走向反面。

196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云南问题，两派代表和支左人员共700人参加。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班的学员增加到1980人。2月13日，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帮助下，云南两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的协议》。要点是：双方保证于2月16日18时起，在全省范围五条件地停止武斗；双方所有武器、弹药和其他武斗凶器，立即由两派负责清点封存，于3月4日前全部上交军管会(支左委员会或当地驻军)；不得以任何借口动员外地区、外单位的人员，不准挑动农民和民兵来昆明和其他地区参加武斗；双方保证迅速拆除和排除一切武斗设施，如工事、路障、铁丝网、地雷等；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不得绑架、殴打解放军人员。严禁再行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乘机捣乱破坏。当场在协议上签字的有“八派”代表40人，“炮派”代表40人，军队代表14人。

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的批示》(中发〔1968〕35号)，批示强调：“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3月4日，云南两派赴京代表又签署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协议》，强调：“一切革命职工要坚守生产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坚持业余闹革命的原则；各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敌情观念，坚决同破坏机器设备，炸毁建筑工程，偷窃国家机密资料，杀人抢劫的反革命行为作斗争。”

5月8日，毛泽东接见云南学习班全体学习人员。5月27日，两派代表经过反复争执，在北京达成《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规定：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尽快成立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停止一切形式的互相攻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解放大批革命干部；一切跨行业的组织要按行业进行调整，两派指挥部要尽快同时撤销。1968年6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这一《协议》。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两派积怨太深，难以消除对立情绪，停火交枪协议达成之后仍然互不信任，互相戒备，各留一手，交枪有保留，交枪又抢枪，停火重开战。掌握在两派手中和流散在社会上的各种枪支达10余万枝之多，经过再三动员，发布《通告》，大部分收回，流散部分成了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方直接干预，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加上人心思定，广大群众对长期武斗的痛恨和反对，1968年8月13日省革委会成立后，除少数地区外，武斗的局面日渐平息。

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4月至1968年8月，全省发生大小武斗数百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00余人，伤残者不计其数，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造成党政机关全面瘫痪、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停产等严重恶果。


康生炮制“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冤案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势力，利用窃取的权力，猖狂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他们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云南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与之斗争的情况尤为突出。为此，赵健民被康生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被关押近8年，并殃及全省广大党政军干部和群众。赵健民在漫长而艰难的牢狱生活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继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省委在讨论阎红彦是否出席时，赵健民认为不能出席，当时大多数同志同意赵健民的意见。阎红彦没有到会，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听信谣言冲击昆明军区，并在昆明军区驻扎下来，逼阎红彦出来。

1月5日，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赵健民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会全部被抓走，那样阎红彦被逼出来，省委会更被动。”会议同意了赵健民的提议。1月6日上午，到处寻找阎红彦的造反派在军区大院找不到阎红彦，派人到省委书记处临时办公的院子里找到了正在值班的赵健民和郭超。赵健民主动提出：代表省委与他们谈判，答复问题。造反派便将他们两人用汽车拉到军区大院，并用广播、喇叭宣传“抓”赵和郭的经过。赵健民当即对“抓”字提出强烈抗议。造反派追问赵健民，阎红彦在哪里，赵健民说：“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也不能带你们去‘抓’他，我们可以商量，你们要找他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一是你们必须撤出军区大院；二是不能对阎红彦进行人身侮辱；三是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三条，我打一个电话他就来了。”并说：“我不同意‘打倒阎红彦’，你们‘炮轰省委’、‘打倒阎红彦’是不对的。阎红彦有问题可以揭发，他有错误可以‘炮轰’，但不能打倒，因为他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毛主席还没有撤他的职。”黄兆其等听不进赵健民的劝告，责骂赵健民是死顽固，把赵健民强行拉上公共汽车顶棚，用膝盖顶着他的脊背心，戴上高帽子游街。一路上，造反派手打脚踩，扭背卡脖子，进行人身侮辱。经过3个小时的折磨，赵健民身体被摧残扭伤，脖颈骨折，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1月8日，省委书记阎红彦含冤去世，赵健民十分震惊，对“文化大革命”更感到非常困惑。

2月10日，根据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通知赵健民等人前往北京参加解决两派大联合的问题。在京期间，面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夺权导致社会动乱，赵健民忧心如焚，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2月28日晚，赵健民被康生召见。赵健民简要地介绍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集中讲了3点意见。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指示。”，“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中央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中央只有三令五申，才能较好地贯彻”。这次谈话成了康生制造“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的导火线。

康生与赵健民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诬陷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还找了在北京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李成芳，专门谈了赵健民的问题。康生说：“2月底，赵健民在北京开会时提出要找我谈话，我安排了时间。赵健民在谈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整老干部。”康生特意指出：刘少奇出国访问路过昆明时，同赵健民谈过准备开党的九大问题。对赵健民这个人，要有所警惕。

3月，康生把正在北京参加军委军政干部会议的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张某找去谈话，进一步诬陷赵健民：“赵健民2月底找过我一次。他在谈话中讲了一些极为错误的言论，我对赵健民的讲话很气愤，已当面批评了他。你回去要把赵健民的这些错误转告云南的负责同志。赵健民的这些思想不知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很值得注意。”张某立即把康生的指示精神向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作了汇报。

3月中旬，云南两派大联合指挥部根据二月北京会议期间周总理指示精神，在胜利堂召开支持赵健民出来工作的团队长以上骨干会议。事前，黄兆其已通知赵健民参加开会，并要他发表讲话。就在会议举行前几个小时，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听说两派要开会支持赵健民出来工作，便立即通知黄兆其到军区面谈，向他传达了前述的康生诬陷赵健民的指示。于是，黄兆其突然改变原来的安排，虽然让赵健民出席了会议，但借口会议内容有变化，不让他在会上讲话。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26日，黄兆其在他的一份交待材料中说：“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赵健民的开始。”

6月，安矩祥等人根据康生和省军管会负责人的意见召开会议，决定派人外调所谓“赵健民的历史问题”，并把省委机关造反总部原定“保赵(健民)打周(兴)”(即保赵健民站出来工作，打倒周兴)的方针改为“打赵保周”。安矩祥对外调人员说：“赵健民不愿出来协助李成芳同志工作，在支持机关总部问题上态度不鲜明。赵历史上被捕过。你们外调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赵健民被捕叛变的问题。”6月初，省军管会搞了一份所谓《赵健民情况》在省军管会常委中传阅。这份《情况》别有用心地说：“赵健民说‘八二三’派不好，李成芳是走资派。”省军管会有关人员暗中又把这份材料交给“八派”黄兆其的同伙。6月6日，黄兆其等操纵的“照妖镜战斗队”，根据这份所谓《赵健民情况》的内容，散发传单，诬陷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说“要斩断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6月18日、19日，黄兆其等人在昆明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主旨是“打倒赵健民”。8月21日，黄兆其等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散发了《叛徒赵健民的自白》、《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大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的》、《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等传单和材料，对赵健民进行进一步的诬陷和攻击。

8月，由省军管会开出介绍信，介绍安矩祥再次派出人员去山东查阅敌伪档案，搜集所谓赵健民“叛徒”问题的材料。9月，安矩祥等人分4批先后去北京向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递送所谓“赵健民问题”的材料。10月19日，安矩样等人亲自给康生写信送材料，他们在给康生的信中说：“送上关于请求彻底追查赵健民历史上被捕自首叛变问题的报告及附件各一份，请予批示。”20日，安矩祥又派人给中央“文革”小组送信和材料，信中说：“我们受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省委机关干部的委托，来北京向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原云南省委书记处成员的情况。现送上《关于原云南省委书记处成员的情况简报》，请审阅并希望能接见我们，听取汇报，给予指示。”在他们送去的那份《情况简报》中诬陷说：“阎红彦是叛徒，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孙雨亭是阎红彦、于一川的死党，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刘明辉是一个政治堕落、生活腐朽糜烂的蜕化变质分子；高治国是阎红彦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接班人，他按照彭真的反革命‘二月提纲’抛出了反革命的‘四月提纲’，破坏‘文化大革命’；赵健民是个变节分子，并有严重叛变嫌疑。”这份《情况简报》最后着重提出，对“赵健民问题”，“请中央批准并支持我们彻底查清”。

10月20日，省军管会再次批准调查组外调所谓赵健民的“叛徒问题”。省军管会在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报告中说：“据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告，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曾于1938年9月在山东被捕。据初步调查，有自首叛变嫌疑。为了确实弄清赵的问题，要求到山东等地查阅其敌伪档案，同时要求查阅赵在山东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及其他文书档案。经我们研究认为，赵健民的这段历史问题急需查清落实，同意查阅。”调查组到北京后，康生派联络员在香耳胡同接见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送来的信收到了，首长(指康生)也看过了。”康生的联络员在听取他们关于打赵(健民)保周(兴)的方针后，表态说：“我们与你们的看法差不多。”调查组从北京回到昆明后，立即与省委机关总部的头目到政法干校向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等为核心的“八派”头头们汇报他们去北京送材料的情况，以及康生派联络员接见时的表态情况等。就在这次汇报会上，经黄兆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掀起打赵作战的高潮。之后不久，又在检阅台召开大会，省委办公厅主任杨西文在会上代表周兴等省、市机关干部宣读《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表态支持打倒赵健民。

11月18日，安矩祥等人再次以省委机关总部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关于赵健民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赵健民历史上是个叛变分子，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关头均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小组。”11月29日，黄兆其在昆明工学院召开的一次“八派”会议上说：“赵健民问题，省委机关总部做了大量工作，上北京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同志汇报，康生同志派人专门听取了他们的详细汇报，拿走了全部材料。听取汇报的同志表态说：‘你们反映的材料很重要，很多是中央没有掌握，赵健民也未交待的。据材料，赵健民确实是一个叛徒，你们立了一功。赵这次的表演，是全国少有的。”1968年1月2日，黄兆其在他本人的笔记中写道：“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1)叛徒28人；(2)走资派23人；(3)国民党伪军官、特务7人；(4)‘四清’下台的8人；(5)高饶分子1人；(6)腐化堕落分子2人。……”1月10日，黄兆其等人领导的“打赵作战指挥部”又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谢富治送去《赵健民武装镇压革命群众调查报告》、《关于赵健民大搞反党乱军反革命武装夺权给中央的报告》等材料和附件。他们在信件和材料中无中生有地捏造、诬陷说：“赵健民为首的黑班子，由四股反动势力组成。”

1968年1月中旬，为了解决云南驻军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空军昆明指挥所、陆军第十三军、十四军领导干部赴京开会。1月21日晚，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会议代表，并通知赵健民参加会议。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云南最近几个月的形势很不好，武斗升级，中央很不满意。根据军管会报来的情况，‘炮派’有些猖狂。‘炮派’的一个武斗单位叫‘援越抗美’，这个武斗单位玷污了它的名字，‘炮派’组织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打到了禄丰县，打到了楚雄、祥云、下关，在祥云抢枪，在下关杀了100多人。根据军管会的报告，他们还要往西打。”谢富治讲完话后，突然指着赵健民严厉地说：“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对你的委托!在昆明时，我当面对你讲，要你做两级军区和两派组织的工作。你到北京后还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是你指挥的。你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赵健民听到谢富治的指责，十分惊讶和愤怒，他当即发言反驳谢富治。这时，鲁瑞林插话，诬陷赵健民在召集“工役制八团”开会时说：“留在云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干部，都可以加工资。赵健民质问鲁瑞林道：“这完全是造谣。我在哪里开会说的?什么人听见的?指出证人来!”赵健民继续解释说，两级军区的工作我都做了，我向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提出过防止武斗的具体建议，我还与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政委、王银山副司令员共同研究过防止两派矛盾激化的意见。这时，康生责问赵健民来北京干什么。赵健民平静地回答说：“我到北京是来汇报工作，反映云南的情况，我向中央写过4封信，前2封是要求反映情况的，后2封是提省军管会的意见，信是由军委办事组转交的，信封上写明了交陈伯达和康生。”康生又打断了赵健民的话，诬陷赵健民遥控指挥武斗，支持“炮派”，出了不少坏点子。赵健民反驳并强调自己做了劝说两派不要武斗的工作。康生要他写条子保证。赵健民当即写下：“我没有对‘炮派’的错误行动进行过支持、提出过赞许的意见。我对‘炮派’缓解与‘八派’的矛盾、避免武斗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我对以上说的两点负完全责任。以上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可以查证。赵健民。”康生认为赵健民是在耍外交辞令，质问赵健民承不承认谢富治、鲁瑞林提的意见。赵健民回答说，意见不符合事实，我不能承认。康生便说：“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然后问：“抗日战争以前的地下工作期间，你是什么时候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的?”“你什么时候被韩复榘逮捕的?什么时候出狱的?”赵健民一一作了回答，说自己是被叛徒方春荣出卖被捕的。康生突然说：“我说，你是叛徒!”赵健民回答说：“康老，你说话要慎重，我不仅不是叛徒，而且是以个人生命保卫党的机体没有受损失。”康生叫喊着说：“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叛徒。”赵健民回击道：“你说几遍，我也不是叛徒，因为事实不是。当时山东有500多名党团员都是我领导的，我被捕后，党的机构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北方局派来的黎玉同志还在外面照常工作。”康生看了看赵健民后说：“你是被叛徒出卖的，又顺利地从监狱中出来了嘛!”“凭我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赵健民立即反驳：“是不是叛徒，要凭事实。康老，你怎能凭个人的敏感就定我为叛徒呢?”

在这样一个当时许多高级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赵健民当面顶撞了当时权势极大的康生，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康生未等赵健民把话说完，就站起来说：“我接触这么多走资派、特务、叛徒，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去年我接见你时，你提的意见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你提议开九大，就是为了把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些乌龟王八蛋选到中央来，让他们重新掌权!”，“我看过‘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赵健民有口难辩，再次被康生逼迫写下了不是叛徒的保证书。但是，任何保证也都无济于事，康生还是当场宣布逮捕了赵健民。事后康生对云南两派代表解释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就这样，一个殃及云南无数干部群众的所谓“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冤案假案，被康生、谢富治等人无中生有地炮制了出来。

赵健民被捕后，云南省的一些人在黄兆其的支持下，进一步编造材料报送中央“文革”小组，诬陷打击赵健民。1月24日，他们将一份所谓《赵健民的材料》送交中央“文革”小组，这份材料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说赵健民历史上是个叛变自首分子；第二部分说赵健民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第三部分说赵健民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魁祸首”。说赵健民“招降纳叛，妄图建立赵氏王朝”。把云南30多名干部说成是“赵健民为首的一小撮”，是“叛徒”、“坏人”。并说：“我们认为赵健民是个叛徒，又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必须坚决打倒。”连同材料一并送往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7个附件材料。此后，黄兆其等人又进一步编造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和“赵健民之流”为内容的诬陷材料送给中央“文革”小组。

2月13日，江青、康生、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云南两派赴京代表，康生再一次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等人还把他们蓄意捏造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宣布为“典型的反革命匪帮”。康生说：“解放军什么反动派没有消灭过，美帝国主义、蒋介石。难道我们还怕赵健民之流。”江青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就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

8月1日，黄兆其指挥的“打赵作战指挥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联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报送《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捏造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由叛徒、特务及反坏右分子、阎红彦的死党及走资派、历次运动下台的干部4个部分组成。

12月30日，康生批示：“在云南一个小报《春城风暴》10月29日第八期上登了一份材料，题为《赵健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材料署名是：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材料中说：(1)赵在1936年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因叛徒方春荣出卖在济南小清河被捕；(2)赵被捕后承认是共产党员并向敌人供出刘加典、刘胜玉、周宝祥、王福昌等人；(3)供出莱芜县党的组织情况及地下党的联络地点。以上各点由1937年1月30日伪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中证实。据此，拟云南对赵有专案组织，三办专案可同他们联系了解情况，核实材料。”省革委会根据康生这一批示，成立了有近20名成员的“赵健民专案组”，配合中央三办“赵健民专案组”审查所谓“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问题。

赵健民被捕后，在半壁店北京卫戍区关押了3个月，又被转移到交通干校继续关押。1969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赵健民专案组”向康生报送《关于将叛徒、反革命赵健民逮捕的请示报告》。24日，康生批示：“把赵健民交由云南省革委会押回昆明，继续关押审查”，“自逮捕之日起，按逮捕处理”。1970年1月19日，赵健民被押回云南，投进云南省第三监狱。当时，该监狱对待赵健民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看守方式，十分残酷。赵健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申诉中说：“他们按他们捏造、编造的材料要我讲，要我承认，在我严辞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当场指使看守人员给我卡上背手钢铐，并把钢铐紧刻口一打到底，这样使钢拷的钢刃卡到骨头里边，在40天的时间内，给我带了34天的背手铐。”

康生捏造、诬陷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后，赵健民对此进行了义正辞严的申辩和坚决的斗争。1968年1月26日，赵健民写信驳斥康生、谢富治，申明自己没有错误和“罪行”。3月1日，赵健民第二次写信给康生、谢富治，否认康生所说的“赵健民在‘文革’中犯有‘罪行’”。并说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错误行为进行过斗争。3月22日，赵健民第三次写信给康生、谢富治，说明他历史上被捕的全部过程，否认有过“叛徒”行为，并提供大量证人，要求调查。康生不让赵健民写申诉，命令把赵健民的纸、笔、墨收走。为了向中共中央反映意见，赵健民不得不从厕所找一根木棒蘸墨水在废报纸上写意见。

1969年1月26日，赵健民写诗《一年有感》，对康生进行控诉说：“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3月12日，赵健民写诗《怒火鸣》，骂康生说：“你如强再拖，就是机会汉，就是无理徒，就是渎职者，定要落深渊。”4月17日，按照康生指示，监狱看守把赵健民写的信和诗当着赵的面撕毁，并将纸片收走。12月10日，赵健民忍无可忍，又写信、写诗怒斥康生和专案组组长，说：“假如你再粗暴地不准我讲，并横蛮地实行拖延，那你就是一个没有党性、丧良心、施阴谋、用拖延手段残害党的工作的反毛泽东思想者。”

赵健民被转到云南特别监狱关押后，在不给他纸、笔、墨写申辩的情况下，1970年8月23日，赵健民写血书质问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和周兴、鲁瑞林、黄兆其等人，说：“请告诉我，我究竟有什么错误罪行。”9月15日，赵健民用铁钉在监狱墙壁上刻诗，控诉道：“申诉不准我申辩，只问片面严上严。说明事实也不准，压制禁暴事全面。铁铐紧箍血骨肉，道道血沟不堪言”。“我本党的忠良者，历史事实尽证鉴”。

1971年3月，赵健民被转押到云南省第二监狱。赵健民在狱中坚持原则，坚决斗争。11月26日，赵健民第二次向省革委会写血书说：“我被关押已四年，四年中始终没有人告诉我，我究竟有何罪行，我虽声明无罪过百次，但始终不准我写一诉状呈上边。这种作法在新中国未闻未见。我大呼我无罪，要写诉状见青天。”11月26～28日，赵健民迫于无奈，进行绝食斗争。28日，省革委会有关领导人同意给赵健民纸、笔和墨水，让赵健民写“交待材料”。赵健民前后进行过6次绝食斗争，写了18万字的申诉书，怒斥康生、谢富治，申明自己没有错误和“罪行”。

赵健民在狱中的申辩和斗争，招来了进一步的迫害。1974年5月26日，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所谓《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意见》给赵健民定性为“罪大恶极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中央“撤销赵健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依法严惩”。

赵健民的亲属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妻子杨瑞波自从赵健民被抓以后，生活颠沛流离，带着4个孩子一天一天苦苦煎熬。1968年“划线站队”时，杨瑞波被戴上“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的白袖套，陪斗、罚跪，向毛主席“请罪”，挨打、游街，受尽侮辱和折磨；“滇西挺进纵队”假案被捏造出来后，在全省大张旗鼓地举办所谓罪行展览，杨瑞波被拉出来陪展示众，情绪被煽动起来的一些人往往大打出手，杨瑞波成为“制造罪恶”的活展品而深受其害。1969年初在下马村举办“省级机关学习班”，当时杨瑞波是工厂副科级干部也被强行拉去受审，而且单独关押。围绕所谓“滇挺”问题采取车轮式审讯，还将小女赵杨接去“感化”。刑讯逼供没有结果，又把杨瑞波关入防空洞，直到1969年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儿子赵小松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为父亲的问题，以“保皇派”的罪名抓入省二监关押3个月。赵健民在北京被关押后，赵小松无法呆在昆明，先到滇西鹤庆县躲避，后转到山东单县姥姥家藏身。1969年返回昆明正好撞上了“划线站队”，这一年赵小松尝遍了批斗、游街的滋味，最后被遣送到施甸县插队，在那里当了3年的农民，在施甸县知青办的帮助下把粮户关系转回山东老家冠县。老二赵小桐、老三赵小楠当时都是中学生，受父亲的株连，被关进学校的学习班，上山下乡时申请回山东。

杨瑞波一面苦苦撑持全家的生活，一面四处奔波打探赵健民的下落。她从1970年开始信访，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寄过信，从1月1封到1月数封，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1972年她还不知道赵健民的下落。为了找到赵健民，她叫二儿子到北京上访，终于获得了可靠的消息，赵健民已于1970年1月18日被押回昆明。从1972年开始，杨瑞波在昆明费尽周折找省革委会信访处和赵健民专案组，最后得知赵健民被关在云南省第三监狱，但无论她怎样哀求，还是见不到丈夫一面。1973年春节，杨瑞波终于能给赵健民写了第一封信并与离别5年的赵健民见了第一次面。

康生炮制的“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不但使赵健民及其家人深受其害，而且使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受到诬陷迫害。1968年8月省革委会成立，谭甫仁任省革委会主任，他在主持云南工作之前，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先后多次参加康生等召集的碰头会。8月8日，谭在北京“昆明学习班”上说：“我受军委办事组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把云南的是非弄清，赵健民是个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为了弄清云南“大是大非”问题，谭甫仁指使黄兆其提供“划清云南路线是非”的材料，收集了“炮派”内部的组织情况，包括24个核心常委，100个委员及“翠湖学习班”、“摧资兵团”、“滇西挺进纵队”、“滇南农革军”、“滇东北游击军”等几百个组织上千人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由省革委动态组炮制出一份《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地下王国组织系统》，涉及全省党政军干部924人，其中地师级以上干部有96人。同时在《云南日报》公开发表《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文章，一场以红色政权名义，有计划、有组织、分步骤，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迫害干部群众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开始了。赵健民被定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在谭甫仁的煽动和直接领导下，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后，云南在推行“划线站队”反动方针时，便以赵健民为线，“划清”云南“文化大革命”中所谓路线是非，把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不同意打倒赵健民的、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群众统统划为“站错队”，进行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全省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掀起了打倒“赵健民之流”，深挖“赵健民黑帮”，抓捕“赵氏小爬虫”的高潮。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进行逼、供、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残酷的迫害，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与赵健民假案直接关系的“划线站队”问题多次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并多次向有关领导提出纠正的要求。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得知赵健民在狱中的情况，从北京打电话向云南省委查询赵健民的病况，9月30日，赵健民才被释放出狱。

关于赵健民的历史，早在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做过结论。结论说：“1936年9月，赵健民担任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捕后，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伪高等法院看守所，经7次审讯，虽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赵健民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关系。后来韩复榘亲自审讯，判送反省院‘感化’，并由伪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罪名判刑5年。赵健民坚持斗争，以不服判决为理由，提起上诉，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经法院通知，赵健民1937年10月找保出狱。出狱后，当即找到黎玉、林浩同志。被捕期间，赵健民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粉碎“四人帮”后，省委于1978年2月28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报告》说：“1936年9月，赵健民同志在任我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时，被伪三路军军法处特务队逮捕。同年12月17日被伪山东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1937年10月，日寇已进犯山东，我党派代表和伪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伪山东高等法院让赵健民提前取保出狱。赵健民同志的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委曾于1957年作过审查结论。‘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反复查证，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未发现新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应维持1957年的结论”。随后，赵健民调中央任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组组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8年9月8日，省委下发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结论》。《结论》指出：叛徒江青等人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积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反革命路线，制造了一个“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大假案，他们还把云南的一切重大冤假错案都和它挂起钩来，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后果十分严重。经查实，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特务，现已平反恢复工作。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完全是康生等人一手制造的重大政治假案。对赵健民同志及因此受到牵连的革命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召开有2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及“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为在这两个政治假案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云南日报》1978年9月10日对平反大会作了详细报道，并配发社论《欢呼沉冤昭雪，发展大好形势》。

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赵健民同志平反的通报》，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彻底平反。随后，其他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冤假错案也迎刃而解，相继得到平反昭雪。


北京虹山口学习班


1968年2月4日至8月9日，中共中央为解决云南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及成立省革委会的问题，在北京虹山口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举办有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部队代表、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代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近2000人(军队干部962人，战士102人；地方干部466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450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谭甫仁(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主持。这期间，在中央领导的督促下，云南两派达成“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等几个协议，对稳定云南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学习班期间，特别是5月以后，谭甫仁与“八派”头头黄兆其、刘殷农等罗织各种罪名，把矛头指向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熊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刘明辉、高治国、孙雨亭、林亮(省轻工厅厅长)、侯良辅(省商业厅厅长)、张振军(省农业厅厅长)、张曙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炮派”组织的广大群众，为省革委会成立后以“划清两年多来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为名，在全省推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迫害干部群众，制造冤假错案，从思想、舆论和组织上打下基础，做了准备。

在这之前，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问题。2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和军区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汇报了“云南班”的情况，当谈到云南已来了800多人时，毛泽东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此后“云南班”陆续增加到1980人。另外，根据毛泽东关于集训全军团以上干部的决定，昆明军区也在京举办了4批共有3000多军队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5月8日、5月20日、6月3日、8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4次接见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在京学习班的学员，“云南班”和“昆明班”的学员也分别受到接见。毛泽东、周恩来在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昆明班”时说：“云南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还强调说：“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周兴、陈康离开京西宾馆到学习班去，周兴住到‘炮派’，陈康住到‘八派’，向群众作检查，消除对立情绪”。

这时，还担任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的谭甫仁，对云南问题尚能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云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犯有错误，各自要多做自我批评”的指示精神办事。但是，到了5月，谭甫仁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碰头会，康生等在会上要求把云南里里外外搞清楚，谭甫仁便改变了立场，这助长了黄兆其、刘殷农等造反派头头的派性活动，并发展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疯狂诬陷和迫害。

学习班期间，黄兆其、刘殷农组成本派“材料组”，大肆进行秘密活动，送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大体可分3类：一类是黄兆其、刘殷农诬陷他们认为是支持“炮派”的一些老干部的材料；另一类是支持“八派”的干部进省革委会的材料；还有一类是各种简报、反映、动态、纪要等，大多是诬陷支持“炮派”的领导干部和“炮派”的材料。黄兆其、刘殷农认为这些材料特别重要，由他们亲自送交中央联络组和谭甫仁。3月，黄兆其主持写了一个给中共中央和学习班领导的报告。报告中诬陷说：“张力雄秘密在圆通山、新华山、云大、马街等地为‘炮派’架设了8部‘七一’型军用电台，并由军区作战处每天联系5次，直接指挥昆明的武斗。”4月上旬，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八派”头目许梅康搞了一份所谓“陈康历史上是个逃兵”的材料。黄兆其、刘殷农得到这份材料后，当即召开“八派”参加学习班人员的会议进行研究。黄兆其、刘殷农提出：“赶快上报中央，并用大字报形式在学习班公布出来。”对陈康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陷。4月11日，陈康到云南学习班传达中央领导4月8日的讲话精神，刘殷农公然在会上歪曲、对抗毛泽东要“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指示，说：“我们‘八派’根据毛主席指示，把斗争的矛头就是要对准陈康。我们要打倒陈康这个态度是一贯的，并不是到北京以后才形成的。打倒陈康的方针是既定的，不会改变。”刘殷农还在会上造谣诬陷“陈康是云南两次大规模武斗的罪魁祸首，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屠杀一派”，是“滇西挺进纵队的后台，是可耻的逃兵、叛徒”。过了几天，陈康及当时在京的军队领导到西苑旅社看望两派代表，“八派”头目金奕旦等人抓住陈康，用墨水将他的手染成“黑手”，强行要陈康跪下，进行审问，并偷偷用小型录音机录音。这件事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4月29日夜，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在学习班召集“八派”各片和各专州来京参加学习班的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下一步的行动。会上，黄兆其等人表示：不打倒陈康，死也要死在北京。5月，黄兆其等人又写诬陷“炮派”的报告，称昆明地区“炮派”“有一个通讯连”，“下设有线、无线、警卫3个排”，“无线排在翠湖宾馆，云大、医学院、五华山、海口等地设有电台。翠湖宾馆的电台设在四楼，大‘叛徒’赵健民经常使用这部电台”。

5月19日，谭甫仁在欢送学习班部分学员返回昆明时说：“你们在学习班始终掌握了斗争大方向，眼睛紧紧盯着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陶铸、李井泉进行了大批判，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进行了大批判，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云南没有坏人呐?我才不相信呢。”，“把你们的精力集中批判‘走资派’贺龙、李井泉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把矛头对准他们，紧紧盯住他们不放，从组织上、政治上粉碎他们的阴谋，肃清他们的流毒。”5月27日晚，两派代表在西苑旅社签订大联合协议，双方为让不让张力雄签字争执不下。事后，谭甫仁先把黄兆其找去，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接着，谭甫仁又把李毅叫去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在谭甫仁交底以后，黄兆其便抓紧部署进一步打倒张力雄的工作。

6月初，在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主持下，“八派”编写了《原云南省厅局长级干部材料汇报》，诬陷在云南省71个厅局(部委)的正副厅长(包括政治部正副主任)305人中，必须打倒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有57人，另外有重大问题需要查清的81人。6月5日，谭甫仁根据黄兆其等编写的材料，在学习班上说：“你们云南是和平解放，面临着许多国外反动派，而且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你们云南，过去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渣滓你们以为少吗?不少”。“你们一定要看到，就是有敌人、有坏人、有叛徒、有特务、有走资派、有反革命分子，有地、富、反、坏、右派分子。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要搞破坏”，“人家北京已经清理阶级队伍了，我们还没有抓坏人”。6月13日下午，谭甫仁在西苑旅社对东川两派代表说：“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陶、李(李井泉)、阎、赵以及其代理人，不要把他们看成死老虎，应该从各个方面肃清流毒。”

6月21日，黄兆其主持编写了一份给学习班领导的《紧急报告》，诬陷说：“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陈康的支持下，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份报告还“要求立即逮捕高治国、张曙光、侯良辅、林亮”等人。

6月29日，周兴、陈康奉谭甫仁之命，到学习班去做检查。早在5月15日、16日，“八派”学员根据谭甫仁的指示，就曾2次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对陈康进行批斗，还写了专门诬陷陈康的批斗《纪要》。29日，陈康住到学习班之前，谭甫仁在学习班的会议上说：“陈康同志要到这里来作检查，在别的场合，他也作过检查。同志们有什么意见，采取一种什么形式呀?第一个，是要我来转弯子；另一个办法嘛，就是和陈康同志座谈一下，哪种形式好?请同志们考虑一下。”黄兆其、刘殷农等听后心领神会，当即组成了“帮陈小组”，从6月29日至7月19日这段时间内，先后8次与陈康“座谈”，另外还进行了多次所谓的“交谈”，对陈康进行批斗和诬陷，并把这些“座谈”、“交谈”称之为“帮助陈康转变立场”。7月3日，陈康在学习班第一次作正式公开检查时，“八派”一方面帮助陈康搞所谓的“过关”，另一方面再次上报材料，诬陷陈康“顽固不化”。

7月10日，黄兆其、刘殷农等主持编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诬陷报告《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说：“大叛徒赵健民、林亮为了实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纠集其死党、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侯良辅，假党员、烟毒犯张兴华(省重工厅副厅长)，封建把头张振军，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罗(省劳改局局长)，国民党军官李铁亚(省物价委员会主任)，走资派李文进(省林业厅政治部主任)、王玉如(粮食厅厅长)等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组织了一个总指挥部，在昆明直接策划指挥大规模武斗，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还诬陷赵培宪(省农垦局副局长)等20余名厅局长级干部是“总指挥部下所属7个组织的成员”，并列举了他们的几条“罪状”，“请求中央追查这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行，按国法治以应得之罪”。

7月11日上午，谭甫仁在京西宾馆他的办公室内，召集军内“八派”参加学习班的代表座谈。谭甫仁说：“对云南问题，我很着急，我原想把问题挂起来，但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证明，挂不起来。主要的是非要分清，不分清，问题就解决不了”。“新来的学员有点气(指第三批新来的“八派”学员)，大家受压，出出气是好的。昨天(指第三批新来“八派”学员批斗陈康大会)气出完了没有?明天他(指陈康)要去你们那里作检查。他说检查要找人帮。我对他说：‘你要找人帮，要找‘八派’的，不要找‘炮派’”。谭甫仁提醒参加座谈的人说：“你们不要纠缠几件具体事。几个大的方面的问题要弄清楚，如红线、黑线问题，革与保的问题，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搞乱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的问题，从上到下搞分裂的问题。”最后谭甫仁还鼓动说：“陈康在学习班的时间，要抓紧，把问题搞清楚。需要回来，我们通知。陈康、张力雄的问题，他们不仅要给‘八派’作检查，也要给‘炮派’作检查。”当日，张力雄奉谭甫仁之命，到学习班作检查，黄兆其、刘殷农等“八派”头头组织了10多次大中小型批斗会(朱家璧陪斗)。军内外学习班“八派”代表一面批斗，一面多次编写《报告》、《简报》、《纪要》等，诬陷张力雄、朱家壁等人是“大叛徒”、“大黑手”、“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上抗中央，下欺群众，大耍流氓手段，拒不认罪”等等。

7月15日，谭甫仁改组了学习班领导小组。谭甫仁说：“解决云南问题不能不讲是非，要分清是非。已经过了半年多了，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7月16日上午，陈康在学习班作第二次检查。黄兆其、刘殷农立即炮制了几份诬陷陈康的《报告》说：“对陈康，我们组织专人负责，举行了若干次小会座谈，会前会后多次真心诚意帮助他，但陈康仍然坚持错误，执迷不悟，借公开检查，大耍阴谋，对抗毛主席，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7月19日下午1时，陈康离开学习班去京西宾馆之前，“八派”抓紧时间，再次对陈康进行“座谈”，在所谓的座谈会上，“八派”指责陈康的检查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态度极端恶劣，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

仅6月29日至7月19日这段时间，地方“八派”就先后8次“帮助陈康转变立场”，对陈康进行“座谈”、“交谈”，实际是对陈康进行体罚和批斗。然而，6月29日与陈康一道奉命住到学习班作检查的周兴，仅7月10日作了第一次检查，谭甫仁便在会上表态说：“周兴同志是愿意检查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的，今天，他的检查，我自己看是比较深刻的，比较全面的”，“希望周兴同志要大胆工作，不要在工作中缩手缩脚”，“八派”对周兴的检查，更是大唱赞歌说：“自6月29日来到学习班后，要求自己严格，广泛地和造反派接触，虚心听取意见，接受批判、帮助，作了深刻的检查，消除了对立情绪，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按照谭甫仁的电话指示，7月15日，周兴便离开学习班住到京西宾馆去了。

7月下旬，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在学习班召集“八派”各组负责人开会，商讨向中共中央推荐进省革委会的人员名单。与此同时，一些“八派”学员在学习班大造舆论，大量张贴、散发诬陷刘明辉、张曙光、赵增益、张振军等几十名领导干部的传单、标语、大字报。7月21日至8月4日，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等第三次主持编写了10余份《报告》，要求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推荐、支持的干部进入省革委会；要求周兴担任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同时，进一步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赵健民、陈康、刘明辉、孙雨亭、赵增益、张曙光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诬告陷害。

8月6日凌晨，谭甫仁在学习班传达中央领导和江青的讲话，说：“江青同志讲，现在有些政治土匪，大联合以后要搞掉它。中央几位首长都讲了，阶级队伍一定要清理”，“要赶快清理阶级队伍，云南坏人不会少，现在都没有动”，“这次朱家璧、张力雄不能回去了，有问题，张力雄有问题。中央首长讲，郭超、赵增益不能进革委会”。谭甫仁还说：“点名问题，中央首长说：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最好赵健民放在第二位，李成芳放在第三位，你们的报告(指关于要求成立省革委会的报告)，可以这样写。怎么点名，中央首长要研究”，“成立革委会，要注意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不要听谣言……你们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两派，我心里都有数”!

8月8日，谭甫仁在北京虹山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作最后一次讲话，被后来称之为“八八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谭甫仁说：“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现在正在全省范围内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总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今天以前的云南形势确实很乱，很复杂。当然，我们不怕乱，造成那种形势的关键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是他们挑起来的。云南的问题，我说乱得差不多了，有些人说，还要乱。我说，我们也不怕，如果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在云南的那些走资派、一小撮坏人，如果他们要乱，让他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怕不怕呢?不怕。因为有野战军在那个地方”，“不要把坏人当做好人，也不要把好人当做坏人。在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里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啊!这里就讲了几个人，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谁是谁非，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云南的斗争比较复杂，很多敌人摆在我们面前嘛”。

在北京虹山口学习班期间，谭甫仁还曾多次找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等“八派”头目谈话说：“‘八派’自始至终坚持了斗争大方向，是真正的左派”，“‘炮派’在运动的中后期钻进了不少像赵健民那样的坏人，所以中后期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在云南搞武装夺权，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组织了‘滇挺’；‘炮派’的领导权被叛徒赵健民操纵了”，“赵健民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事后，刘殷农曾对“八派”其他头头说：“谭政委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的精神，已有框框了。‘炮派’的问题已指明了”。

在北京虹山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上，谭甫仁与黄兆其等相互配合，为后来在云南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方针，定了基调，做了舆论准备。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继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后，黑龙江省于1月31日首先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8月，山东、上海、山西、贵州、北京、青海也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分别于11月1日和12月6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并说：“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这一社论，推动着其他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毛泽东并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5月，江西等15个省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文革”小组对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示》，《批示》说：希望云南各地、各群众组织，要迅速“解放一批革命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地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8月6日，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按照中共中央在各级建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军、干、群结合)组成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指示精神，提出“从云南各方面情况看来，早日建立云南省的红色权力机构已经成为全省各族人民迫切的心愿，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了省革委会的组成人选名单和机构设置意见。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谭甫仁任省革委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八派”代表黄兆其、徐学惠(女)，“炮派”代表李毅、段宝珍(女)任副主任，另留2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1人)，待以后增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也同时确定，市革委主任段思英(陆军第十三军政治委员)，副主任骈引丁(昆明军区副参谋长)、郭兴(昆明警备区司令员)、肖持久(原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刘殷农、苏本忠、尹家仙(女)、傅国英(女)。8月11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接见了云南代表团，“云南班”和“昆明班”的部分学员、省军管会干部专案组人员也同时参加。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省革委会的批示上的“照办”的批示。

8月13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昆明市各族各界群众和驻昆部队指战员40多万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给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会后举行了游行。省革委会设4大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保组)，下设若干小组或办公室，负责管理各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取代前省委、省人委、各部委办厅局的机构和工作。省革委会建立后，省军管会撤销。8月1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破产”。8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太阳照亮边疆》的社论和全省各地举行集会庆祝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8月14～19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到12月15日止，云南省16个专、州、市和128个县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2月16日，省革委会机关、昆明军区和昆明市30万军民举行集会，庆祝全省各个专、州、市和128个县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同一天，全省各专、州、市所在地也分别召开了数万人的庆祝大会。

1968年9月23日，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研究成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问题，提出了组成人员名单报中共中央审批，同时开始行使职权。核心小组成立时有成员9人，其中组长1人，副组长3人。1969年11月，增补核心小组成员3人。1970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名单时，副组长为4人。至此，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共13人，其中，军队干部11人，地方干部2人。省革委会实行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时是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省革委会及其党的核心小组的建立，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省革委会从建立至1971年中共云南省第二届委员会产生前，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从1968年8月14日省革委会第一次全会至1974年12月26日，省革委会共召开过16次全会。1979年12月27日云南省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更名为云南省人民政府。

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9月7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这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此后，“斗、批、改”作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在全国全面展开。在云南，省革委会则以“划线站队”为核心，将“划线站队”贯穿到“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各项“斗、批、改”运动中。


“划线站队”


“划线站队”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这一红色政权成立以后，以“划清两年多来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政治运动为名，在云南制造的一场长达七八年，后果极为严重的政治灾难。

1968年8月10日，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的批示中，确认阎红彦、赵健民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8月13日，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在庆祝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上提出，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8月14～19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谭甫仁在讲话中提出，当前省革委会的工作，主要是抓好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云南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二件是掌握斗争大方向，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大规模地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把云南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议》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后一个《决议》讲：要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多中心论”的反动理论，批判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想，批判各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流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同时强调“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结合起来”。谭甫仁在会上所讲的第一件大事“解决云南大是大非”，也就是他秉承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旨意，后来贯穿到“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政治运动中去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简称“划线站队”)，以“打”赵健民或“保”赵健民为主要标准，来“划清”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路线是非。“打”赵健民的，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合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保”赵健民的，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

1968年8月15日至1969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落实毛泽东“革命大联合好”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主要解决全国国防、冶金系统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云南的二九八厂、三五六厂和冶金系统的14个厂矿的军代表、领导干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共计330人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任云南代表团团长，并为会议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期间，鲁瑞林违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对会议的指示，另搞一套，对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展“划线站队”，进行武斗，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鲁瑞林在大小会上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在云南就是一派完全错了，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后台黑手就是赵健民、陈康”，“云南的炮派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大方向是对的，后期由于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林亮、侯良辅等人的操纵，在全省掀起大规模武斗，大方向错了”，“炮派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八派是武卫，炮派是武斗”，“‘二月逆流’在云南的表现，就是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之流。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破坏军队稳定，破坏国防建设，破坏战备，使全省的军营和军事机关瘫痪，他们是一批特务，本来就是坏人”。鲁瑞林还从他支持的一派代表中指定专案人员，对与会的另一派代表进行审查。他们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进行诬陷迫害，给与会的另一派代表挂上“三反分子”、“大叛徒”、“反军乱军分子”、“反革命黑干将”等罪名的黑牌，召开大小会议随意揪斗，进行人身侮辱，限制人身自由，规定这些人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给亲友写信，每天必须写检查、请罪、接受批判，实行派性专政。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有不少人被打伤致残、逼疯、逼死。原昆明冶炼厂厂长、全国劳动模范董福生被诬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后勤部长”，遭批斗毒打，致肋骨断裂。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难以忍受折磨，在会议住地北京前门饭店跳楼身亡。而鲁瑞林却谎称：“我请示了中央，沐家云有问题不交待，在毛主席身边对抗中央，跳楼自杀，他的火化费由他自己负责，骨灰不能带回去。”鲁瑞林又主持“搬绊脚石”的批斗会，“扫除”与会议有接触的外界人员。云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冶金报》记者王原衡、东川市矿务局干部谭伯信，在前门饭店与参加会议的“炮派”代表见了一面，就被定罪为“场外指导”的“反革命分子”，抓去严刑拷打后，又武装押回原单位批斗审查，使王原衡被迫害致死，谭伯信被打成重伤。

鲁瑞林为了继续迫害参会人员中持不同观点的人，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前夕，指示秘书电话通知昆明军区作战部派人到北京，将昆明钢铁厂党委书记朱奎等20多名干部五花大绑，武装押回昆明，交原单位继续批斗。在火车上，这些干部继续遭到非人待遇，不给水喝，不给吃饭，不准睡觉，不给松绑。朱奎到达昆明时，已全身浮肿，但还是被关进了监狱。根据鲁瑞林指令，在“八一五”会议后，对参加会议的“炮派”代表和本单位“站错队”的干部职工，要继续召开批斗会狠狠批斗。在这场政治迫害灾难中，二九八厂厂长阎书田在该厂的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省革委委员、三五六厂革委会副主任高堂文在该厂批斗会上被用铁线活活勒死，死后还被用木楔子钉进太阳穴。省革委会委员、二九八厂革委会副主任刘家邦被含冤枪毙，二九八厂党委书记肖子明等6人被打伤致残。二九八厂和三五六厂共有22名干部被迫害致死。二九八厂70％的职工被划为“站错队”，528人被打伤致残。冶金系统参加北京“八一五”会议的人，除在会议上被批斗毒打的35人外，返回昆明后又被批斗、毒打的有60人，占参加会议代表人数的43％，其中被打伤致残者39人。1969年1月15日，省革委会七次全会最后一天，鲁瑞林乘飞机赶回昆明，在七次全会上介绍云南代表团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搞“划线站队”的经验，为在全省广泛开展“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1968年11月8～30日，昆明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云南驻军团以上党委和云南省、专(州、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修改中共九大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选举云南出席九大的代表，分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但是，会议一开始，就突出了分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的主题，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口号下，掀起揭露和批判所谓“阎红彦、赵健民之流在云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乱军反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清算‘二月逆流’在云南造成的严重恶果”的高潮，揪斗了大批干部群众，重点批判了陈康。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团以上党委、云南省、专(州、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决议》，主要内容是要求“必须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必须彻底揭发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滔天罪行”；把“革命大批判与当前阶级斗争和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把少数人主张的“划线站队”变成了党组织的意志。随后，一些专、州、县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通过层层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这次党代会决议，在全省拉开了“划线站队”的序幕。

与此同时，《云南日报》也为“划线站队”大造舆论，于1968年9月20日和22日、11月18日和30日、12月25日连续发表题为《搞好斗批改掀起革命生产高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敌人》、《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打倒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等社论，公开点名批判，把矛头对准一派群众组织及持不同观点的各级领导干部，给他们扣上“保守组织”、“赵健民之流”、“赵氏小爬虫”、“‘炮派’是为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所操纵，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反动组织”等等政治帽子。黄兆其、刘殷农也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打着“大批判”旗号，编造谎言，攻击另一派群众组织。黄兆其在他发表的《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反革命二月逆流》的文章中说“在这股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赵健民之流打着保护老干部的幌子，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进而对抗中央指示，把办学习班的指示接过去，拼凑‘摧资兵团’，实际上，‘摧资兵团’是赵健民之流和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四清’下台干部的防空洞”。通过舆论造势，把一派群众组织诬陷为“反动组织”，为后来在大规模“划线站队”中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作了舆论准备。

党员代表大会结束半个月后，12月14～20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省、市革委联席会议)，进一步贯彻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强调要“反右倾”，“必须加强敌情观念”，开展全省性“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工作”，揭开所谓云南的“阶级斗争盖子”。会议由周兴和省革委政工组长成泽民主持。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针对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划线站队”迟迟没有开展起来的情况，与谭甫仁亲自到滇西、滇南鼓动“划线站队”的工作相配合，要求迅速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划线站队”高潮。他们提出：省革委会内部对当前形势出现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实际上都是和云南‘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围绕“抓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到底是谁和谁斗”、“要不要分清是非”、“要不要批判斗争”问题，还就“反军乱军”、“滇挺问题”、“李成芳和赵健民的问题”、“摧资兵团的问题”、“站队问题”等作了系统发言，为在全省开展“划线站队”进一步作了舆论准备。会后，有的地方、部门、单位的“划线站队”掀起了高潮。

为在全省推行“划线站队”，谭甫仁先后在昆明军区学习班、大理、红河和驻滇部队讲话，鼓吹其“划线站队”的观点，说：“对‘八派’就是要坚决相信、支持、依靠，有‘八派’掌权的地方，要坚决支持，没有掌权的地方要为‘八派’争权。”“你们对敌人不能手软，要狠一点，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有一百，抓一百；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告诉你们，当群众起来后，也可能会搞了一些好人，没有关系，搞错了就改嘛，不要怕。”谭甫仁从个旧回到昆明后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说：“在个旧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990多今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否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也可以，下放劳动、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

12月19日，谭甫仁对五十四军团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我来时，林副主席说，去(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总长(指黄永胜)也再三强调了这个事”，“那些家伙搞邱会作同志，林副主席保了他，换了李作鹏同志到总后去搞划线站队，你看，现在形势大好”。“林副主席、黄总长都交待过，要依靠一派，不依靠一派，连脚都站不住”。

为了收集“炮派”的所谓“罪行”材料，谭甫仁还授意成立了“动态组”和“研究组”两个专门机构。“动态组”前身是黄兆其等人于1967年5月成立的情报组，省革委会成立后，于1968年10月成立省革委会专案组(内部称为“动态组”)，把原“八派”情报组的材料都接收过来，情报组由“民办”变成“官办”。动态组成立后，主要通过各种渠道，掌握“炮派”进省革委会班子人员的动态，着手准备省革委会召开七次全会，分清云南大是大非，对赵健民、林亮、侯良辅作彻底揭发的材料，了解各大系统“炮派”头头的动向。该组共编发了126期动态材料和几十份其他方面的材料，约50多万字，还偷拍了许多照片。研究组人员都是原“八派”指挥部的研究组人员，任务是整理昆明地区大型武斗事件，并为这些事件制造借口，编造说这些武斗都是对立派搞的。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前：研究组整理、铅印了10多期约三四十万字的“云南是非的大批判材料”，发到各系统作为“划线站队”的材料。

1969年1月1～15日，谭甫仁主持召开的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省、市革委联席会议)，是在云南省全面开展“划线站队”的动员会、示范会。会议的主题是“划清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赵健民、张力雄”等军地领导干部和“炮派”的所谓问题，抓“伸向‘炮派’的大黑手”，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会议从始至终以审问、责令交待、检查贯穿整个过程，把“炮派”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为此，他们抓住：第一，“赵健民是伸进‘炮派’的大黑手。赵健民是叛徒、特务，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炮派’执行了特务组计划”，追查“特务组计划”；第二，“‘炮派’派出反革命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滇西一带抢劫杀人”；第三，“到处搞武斗，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八二三一一三○战斗兵团”’。会议把“炮派”组织描绘成一个在所谓被“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操纵，坏头头控制，胡作非为、专干坏事、打砸抢抄抓、十恶不赦的坏组织，并且列出“十二件大事”，作为“炮派”组织的“罪行”进行追查。这“十二件大事”包括：“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炮派’派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炮派’在翠湖宾馆办的与省军管会抗衡的学习班”，“组织‘摧资兵团’”，“关仓停粮，逼民造反”，“火烧建设公寓”，“抢新华山金库”，“抢劫公安厅出国护照”，“黑银行”，“袭击202次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私设电台”等等。

谭甫仁在会上先后讲话(包括重要插话)11次，其基调是：一、公开支持一派，打一派。他说，云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到中期，的确有过贡献，后期由于一派(“炮派”)被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控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大方向错了。他还诬陷赵健民和军内外的几位领导干部是这一派群众组织的“黑手”，“一度控制了‘炮派’的领导权，干了大量坏事”。而把另一派(“八派”)则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肯定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二、渲染“云南敌情严重，打进来的不少，拉出去的也不少”的紧张氛围，还说：“当前不是左，而是右”，“现在不是打击面太大，还是要继续挖根，深入追下去，跟踪追击。有一百，清一百；有一千，清一千；有一万，清一万。要像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的挖。”这些论调，为制造冤假错案大开了“绿灯”；三、支持那些极“左”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和“清理对象”进行揪斗、殴打、游街示众、非法抄家、抓捕等行为，他不仅不采取措施严加制止，还说什么“这是群众的革命行动，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要去评头论足”，“对敌斗争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四、强调以革命代生产，说什么“看起来，国家的经济、全民的经济暂时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只要我们把革命抓好，生产很快就可以上去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也在会上说：“‘炮派’的指挥部、后勤部、宣传、干部等八大部门，是八大反动组织，要一一清查”，“这出戏是谭政委导演，我来执行”，“凡是阎红彦、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掌握的权，都要夺回来，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哪个工厂”，“赵健民、陈康搞武装夺权，什么‘东游’、‘西挺’，它的规模很大，有计划、有纲领等。因此，要挖重要的敌人，跟踪追击，一窝一窝地挖，挖幕后的敌人”。鲁瑞林则介绍了他在“八一五”会议上捅“马蜂窝”、揭“阶级斗争盖子”、抓“反革命”的所谓“经验”，并把参加过“八一五”会议的部分“站错队”的代表，武装押解到会场上进行批斗。会后，为了宣扬谭甫仁“划线站队”的思想观点，省革委会还把他的讲话印发到全省各专、州、市、县机关和军队团以上各部队及相当于县团级以上的各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广泛的学习和宣传。

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全省斗打干部群众作出了非常恶劣的示范。此后，“划线站队”大规模地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展开，无论是在下马村“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羊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队在盘溪办的“云南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是在各专、州、市革委“学习班”以及所有的“五七”干校中，到处是血雨腥风，摧残干部群众。在这样严重的情形下，谭甫仁还亲自出马，到处煽风点火，一再强调要“反右倾”，督促贯彻会议精神，指导掀起“划线站队”高潮。

1969年1月16日，谭甫仁在春城饭店召集他认为问题大的省物资局、昆明医学院、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云南交通汽车一团、七三二一工厂等5个单位开了一个座谈会，他说：“云南的敌情相当严重，决不是几十、几百、几万”，“对敌人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的，而是一窝一窝的，一条线一条线的。要防止右倾，要把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把这些人通通挖出来”，“抓出来就斗，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晚上斗”，“现在不是搞左了，也不是打击面宽了，而是有些束手束脚、怕乱、满足现状、差不多的右倾思想，我说还差得远呐！”

谭甫仁在接见东川代表时又强调：“当前是不是左了呢?不是，不是左而是右。对群众运动不要去评头论足，而是要充分地、继续地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地挖出一小撮阶级敌人，这是当前工作的重点。现在是不是打击面太大了呢?没有打击面过大”，“我说清出来不是几千的问题，也不是几万的问题”，“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不能手软。你们革委会不能搞那么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把政策交给群众，群众说是坏人，要揪就揪，要斗就斗，革委会要走在群众前头，不要当群众的尾巴，拉群众的后腿。放手发动群众斗坏人，揪出来就斗嘛!大会斗、中会斗、小会斗嘛!白天斗、晚上斗，要紧张地搞。敌人搞破坏可以不睡觉，你们可不能麻痹，你不专他的政，他就专你的政，你不巩固政权，他就夺取政权整垮你不可。昆明很多单位分三班轮着搞，不能让敌人太舒服，这个好。你们不要满足抓了几个人，斗了几个人，我不主张抓人，交给群众专政。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一般的这个权就交给广大群众，由你们自己去专政就行了。白天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每天让他睡几个钟头就可以了”，“要斗，大中小会斗，几个人斗，白天斗，晚上斗，无产阶级睡不着觉，敌人也叫他睡不着，这种斗不要批准就斗了。各级领导头脑要清醒，现在不是左了，而是右”。谭的这些讲话，导致东川发生了严重灾难，一个仅仅30多万人口的东川市，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员一共546人，其中在“划线站队”中自杀身亡的184人，被打死的238人。

1月17日，在滇东北片及玉溪、昆明几个地区基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谭甫仁强调：“对阶级敌人，我们不要手软，就是要硬一点，要狠一些。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犯错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误伤一些人，可能。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只要我们掌握一条，不要把人打死，不要杀人。对这些人不要手软，心也不要软”。谭甫仁在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和接见滇东北、滇中地区的基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代表时还说：“我12月28日到个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群众起不来，我给个旧群众开了一个大会，一动员，两条路线斗争大是大非一划清，两天就抓了990多个，差几个就是1000人。他们说打人民战争，大厂小厂都干，到处都干起来了。现在据个旧报告，已抓了2200多人，好得很，确实群众运动正在起来。你们(指东川)才抓了10多个人，只有这么多?我才不相信呢！”“你们看看昆明市3天抓了1600多人。我们昆明市的阶级敌人只有1600多人吗?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可热闹呐!你们滇东北有点叫按兵不动啊!没勇气是不是?头几天这个街上(指昆明市)可热闹啊!百货大楼那个地方水泄不通，都是搞些游街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好家伙，一天到晚水泄不通，都起来了，搞两条路线斗争，都在那里搞大批判。所以我说了一下，关起门来搞，这两天外头很松，里头紧张得很呐!”“锡矿(指云锡)把坏人一抓，把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界线一分，把大批判一搞，人家日产已经是60吨。你们东川坏人还没有抓起来，两条路线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大批判还没有搞，革命还没有抓好”。

8月25日，谭甫仁还讲：“要实行群众专政，该杀的杀，该判的判，该抓的抓，要杀一批，判一批，群众专政一批。有些坏头头要新老账一起算。”

与此同时，十四军军长梁中玉也在红河、文山、大理等地州积极推行“划线站队”。1968年11月27日，梁中玉在红河州把两派武斗事件宣布为“‘炮派’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作为红河州“划线站队”的突破口，对两派武斗中的一派群众摧残迫害达七八年之久，被列为重点审查人员1020人，制造冤假错案550起，受牵连人数2．48万人，被打伤致残3693人，打死2192人。1969年1月，梁中玉到文山州8个县作了9场报告，每到一个县都召开群众大会推行“划线站队”，煽动打人。每次报告会都宣布文山地区“炮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指挥部”为“反动组织”，“要彻底砸烂”。每次讲话都点一大批人的名字，从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政委、副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军分区领导，地方的州、县领导，直到县、公社武装部长、公社干部，他都“横扫”一大片，号召对这些人“要狠狠地批斗”。1月12日，他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什么?是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他们不是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纵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在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文山州委书记李原、副书记马生申等一大批干部群众被五花大绑，罚跪在他作报告的台下听他训斥，干部群众被任意踢打，不少人被当场打残，有的被打死。他在砚山县的大会上讲：“各单位揪出来的不要上交，监督他劳动，然后进行斗争。”他到西畴县在大会上说：“可以打人，只要不打死。”话音刚落，就立即响起抓打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声，很多人当场被打翻在地，被打伤400多人，打残200多人，打死共产党员牟顺昌、民兵排长庞家寿、民兵营副营长钱应堂。有几个县，听了他的打人动员报告后，供销社可以用作捆绑打人的扁担绳索等被抢购一空，一次又一次掀起游街示众和打人高潮。

这场“划线站队”的灾难，由于是用红色政权的名义，采取所谓的合法方式，从上到下层层布置进行的，因而后果特别严重。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主持下，“划线站队”又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进行，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刑罚，对大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大搞逼、供、信，进行残酷迫害。在“划线站队”中，玉溪地区就制造了97起冤假错案，使用了80多种刑罚，揪斗干部群众2．79万多人，打伤打残1700多人，打死逼死1089人；在昆明市，制造了1703件冤假错案，使用了100多种酷刑，株连干部群众50多万人，直接受迫害的有3．16万多人，打死逼死1486人。昆明铁路局揪斗干部群众1．57万人，打伤致残1230人，打死逼死177人。云南大学90％的师生被诬为“追随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逼迫交代问题的有600余人，被揪斗、捆绑、罚跪、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的200人，先后被关押审查160余人，被打伤致残42人，被诬为“特务”、“国民党牛鬼蛇神”，自杀身亡3人。保山、德宏地区在追查“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株连到50多万人。其中，惨遭捆绑吊打的有2．2万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2000多人，被打死逼死的有700多人，被列为专案审查的有1万多人。昭通地区的巧家县仿效省革委会七次全会，列出所谓若干事件进行追查，施以刑罚80多种。全县前后批斗干部群众达2438人，诬陷扣上的政治帽子有“民政党”、“大同党”、“青年党”等10余种，定案877件计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伤打残2．15万余人，开除公职510人，还有数万人被扣工资、工分、口粮，6400多人被抄家劫财，数万人逃到四川等地区避难。在全省其他地区，“划线站队”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划线站队”中，全省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举数例如下：

(一)“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1968年1月6日，大理州“八派”群众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的山东、河南来滇支边的工役制工程部队第八团(简称“工八团”)，打死“工八团”人员6人，还枪杀了“俘虏”。为救出在下关被围困的“工八团”人员，“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77人前往下关，并参加了当地的两派武斗。1月21日，“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返回昆明。

“工八团”在下关期间，1月19日，云南驻军某部的有关领导人从派性出发，向昆明军区党委写了《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编造了一个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的政治假案。报告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1日、2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18天时间，西进450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发现尸体200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的战士和修华等2位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对《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未经核实，就上报中共中央。1月21日夜间，在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重要会议上，康生根据谎报的情况武断地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日、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达禄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着敌人，不是对着反革命，而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谢富治也插话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打了一平浪，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打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继续向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康生强调：“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康生、谢富治的这些讲话，为以后派出部队围剿所谓“滇西挺进纵队”这个“莫须有”的组织打下了基础。

1月22日，在北京开会的云南驻军两位负责人授意，以1月19日上报昆明军区党委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所谓“滇挺土匪武装”的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材料中把原来含义不清的“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反革命的“滇挺土匪武装”。周恩来根据云南的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给以坚决堵截。”但强调指出：“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当天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部队相遇。但部队没能堵住，“工八团”人员冲开部队，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便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23日，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包围，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派”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25日，省军管会发出通告，将编造的“滇西挺进纵队”公诸全省。

1月25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昆明军区党委文件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汇报。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1月27日晚8点，中央军委派到云南的联络员罗元发和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西苑旅社接见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后单独和“炮派”代表谈滇西问题。罗元发说：“工八团在一平浪必须立即交枪。中央决定，在28日下午6时以前，要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将采取行动，明天早上部队派飞机撒传单，你们要给昆明家里做工作，按要求交枪。”，“炮派”代表当即表示马上给昆明打电话做工作。电话通过昆明军区打给“炮派”在昆明的一位负责人，要他立即去一平浪做工作交出武器。但是，这些积极的工作实际上已完全无济于事了。当“炮派”在昆明的负责人28日凌晨3点赶到一平浪时，部队已提前1天结束了围剿“工八团”的任务。

事后，经有关方面查证，这次围剿行动，一是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关于“28日下午6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的指示办事，而是提前1天采取行动，并结束围剿。二是进行围剿时，也没有按中共中央规定“派飞机撒传单”，做宣传思想工作，而是在围剿行动结束后，才派飞机到矿区撒传单，做所谓的思想宣传工作。三是在围剿中，罗元发得到部队首先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对当地炮派要同他们(指‘工八团’)分开，绝不要对群众射击，要抓政治攻势，瓦解为主。”这一指示也并未执行。围剿中，“工八团”184人，煤矿职工、家属59人丧生。武装围剿结束后，又挨家挨户搜捕，将100多名“俘虏”捆绑着集中到中心食堂关押起来。“工八团”480人被抓，集中到临沧博尚办学习班，以“反革命”定罪，押送回原籍山东、河南交有关部门管制，使这些人受尽屈辱和折磨。

2月13日晚，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人员时，康生、江青肆无忌惮地对“工八团”进行诬陷。江青首先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并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就没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康生说：“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就这样，“工八团”被定为闻名全国的“反革命匪帮”。康生、江青同时还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

1969年初省革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后，谭甫仁等人进一步诬陷“滇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把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诬陷为“滇挺”的“黑司令”，在云南全省上上下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子虚乌有的“滇西挺进纵队”分子。驻昆部队某部为了宣传“滇挺”的“罪行”，将他们制造的假案变成真案，炮制大量伪证，举办了所谓“‘滇挺’罪行展览”。这个展览，使用的图片、实物都是假的，解说词中充斥着谣言：“在大黑手赵健民之流一手操纵和指挥下，‘滇西挺进纵队’攻占了下关，直杀得清白的苍山被鲜血浸透，碧绿的洱海被鲜血染红。寿康坡(应为豆糠坡)成了死人坡，西洱河成了血水河。”这样一个假展览，竟在全省的13个专、州、市，60个县、区，3个农场，1个林业局中巡回展出，甚至送到了首都北京展出。

在“划线站队”中，下关市、大理州成为全省开展“划线站队”运动的重灾区。仅下关市，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就打死逼死700多人，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在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1万多人，其中，非法吊打2000多人，打伤打残500多人，打死逼死600多人。此外，还牵连保山、德宏、丽江等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围剿“滇挺”后，他们为自己一派的死者洗尸拍照，立墓碑，封为“烈士”。1968年11月，滇西驻防部队换防滇南。行前，梁中玉还派人到“烈士墓”举行悼念告别仪式，邀请地方机关单位参加。一些人开着推土机，把“炮派”死者的坟墓推平，尸体刨出，用钢钎捅戳。又把州、市、县级机关被他们划为“走资派”、“叛徒”、“特务”、“滇挺分子”的干部群众，戴上高帽，抹上黑脸，穿上孝衣，罚跪在“烈士墓”前，进行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对他们支持的“八派”死者则按“烈士”进行抚恤，提高丧葬费，继续给死者发工资；而对“炮派”死者则按“反革命”论处。他们竭力煽动对立情绪，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批斗，组织同派“死难家属”充当“划线站队”鼓动宣传员，控诉“滇挺罪行”，进行造谣、诬陷。部队换防离开大理那天，梁中玉布置州、市、县级机关干部在大理、下关两地公路边列队欢送，勒令党政机关“站错队”的各级领导干部戴上黑牌跪地送行。大理州委副书记吉其祥，常委、副州长、老红军张茂林等干部被五花大绑，押到公路边一顿毒打后，跪地送行。梁走时，把1．04万元人民币、3．18万斤粮票留给他支持的“八派”作活动费用。他到滇南后，还继续遥控指挥大理地区帮派的活动。

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又同另一假案“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挂钩，迫害党内外、军内外大批干部群众和指战员。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给“滇挺”出谋划策，是“滇挺”的遥控指挥者，而陈康是总司令，熊奎是坐镇昆明的司令，某军第四十二师副师长张廷治、大理军分区司令员支永胜是下关的总指挥，吉其祥是国民党复仇军主帅，张茂林是国民党复仇军副帅。为此，这些人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此外，林彪、“四人帮”在云南的代理人还把另外2个冤案“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说成是“滇西挺进纵队”的孪生兄弟，进一步扩大了对广大各族干部群众的迫害范围。

追查“滇挺”分子，迫害面波及到云南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和54个县、区，株连军内外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而遭受迫害尤甚的是“工八团”人员。这些所谓“滇挺”的中坚分子，有的被押送回原籍以后，“罪行材料”也随之转到当地，这样，本人和家属继续遭受迫害。其中，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因背着“反革命”的罪名长期受到歧视，有的为逃避迫害长期流落他乡，有的被长期关押。与此案无关，在云南已经组织人事部门办过正式吸收录用手续，工作了1年多的“工八团”人员，也被强行辞退。许多人在这场灾难中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应征支援边疆建设的优秀青年，在“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中，蒙受不白之冤长达10余年之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省委查实，在《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查实，从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名称到“工八团”部分人员由昆明出发去下关的时间、所走的路线等等，全都是假的，是别有用心的编造，是强加的罪名。

(二)“滇东北游击军”(简称“东游”)政治假案。这是在“划线站队”中，谭甫仁和支持“八派”的省军区、曲靖军分区、曲靖地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把以曲靖地区为主，包括昭通、东川、昆明北郊二十几个市、县的群众武斗事件和地区“联防”会议，歪曲事实真相，上挂下联，无中生有，刑讯逼供炮制的一大政治假案。他们造谣说：“‘炮派’的‘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革军’是‘滇挺’的孪生兄弟，是陈康、张力雄、赵健民反革命叛徒集团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三支别动队。”1968年12月，云南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在盘溪举办的省军区学习班动员会上，正式号召曲靖军分区彻底揭露和清查“滇东北游击军”。同月，在曲靖地区召开的三干会议上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查，诬蔑地区一些领导干部为“赵健民之流在曲靖的代理人，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组织“滇东北游击军”，南窜北游疯狂镇压革命派，实行反革命武装夺权。省革委会的领导在省革委会七次全会上又讲：“前一个时期是阎红彦搞和平演变，后一个时期是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武装夺权，什么东游、西挺，他们规模很大，有计划、有纲领。”“划线站队”中称“东游”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清查的范围从省、地、县、公社直至生产队。据统计，曲靖、昭通地区在组织上受牵连审查的军内外干部群众近60万人。其中，曲靖地区受牵连的干部群众达29．3万人，被批斗2万多人，被关押2000多人，被打伤4000多人，打残2000多人，逼死打死300多人，后果极为严重。一个人口不过20万的师宗县，在追查“滇东北游击军”中，迫害干部群众使用的刑罚多达220多种。

(三)“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政治冤案。“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简称“干联站”)是云南省一部分干部于1967年1月5日为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的，共有107人参加，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科级干部65人，一般干部13人。该组织成立不久，为响应中共中央归口大联合号召，同年3月10日即宣布解散，仅存在65天。“划线站队”中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成员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四)“摧资兵团”政治冤案。“摧资兵团”全名为“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1967年8月成立。成员主要是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机关部分科级以上干部以及一些厂矿、学校、企业单位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后来，一些地、州、市、县也有一部分干部参加进来，全省约有1万人参加了这个观点倾向“炮派”的群众组织。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中，“摧资兵团”都被列为反革命组织进行重点审查。参加该组织的成员不同程度地受到刑讯逼供，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伤致残甚至被迫害致死。

(五)“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冤案。在1967年昆明两派发生的严重武斗中，“八派”为控制国家粮库，保证其武斗需要，并乘机拔掉“八管区”内对方的“钉子”，黄兆其等人策划从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分裂出几个人，成立一个“八二三战斗兵团”。11月22日，“八派”以“祝贺兵团成立”为名，调集1000多人进入直属库，当场打死老工人1人，打伤7人，抓走3人，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被迫逃离避难。“八派”控制直属库后，反而到处张贴“关仓停粮、官逼民反”大字报，颠倒是非，造谣诬陷说：“‘炮派’冲击市粮食系统‘八二三’成立大会，挑起武斗”，“‘炮派’打死昆明蔬菜公司我‘八派’战士1人，打伤、抓走多人”。还煽动纠集队伍，到昆明军区、省、市军管会示威请愿，手捧大碗敲击，高呼“我们要吃饭”。组织队伍到市中心张贴大字报，游行示威闹事，向省、市军管会施加压力。

11月24日，尽管省粮食厅厅长王玉如，副厅长、老红军胡毅已经被“夺了权”，靠边站了，但为保证全市人民的粮食正常供应，仍主动找省、市粮食部门的广大职工做工作，动员他们返回仓库，开库供粮，设法扭转严重局面。经过努力，25日，部分职工返库上班，但途中又被“八派”抓走3人，粮库无法开仓。27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到粮库做工作，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任在冲击方。”并采取了保障库内职工人身安全、保障粮库安全、加派驻库部队等措施，粮库才于当日开仓放粮。然而，1969年初，在“划线站队”中，王玉如、胡毅等30余人却被送到下马村学习班进行重点审查。学习班颠倒是非，罗织罪名，蓄意制造了所谓“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冤案，对坚持工作岗位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有的被批斗关押数年。1971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时，这一案件又被列为省、市的12个“重大案件”进行审查，不断扩大打击面。因此案而受牵连的军队、地方干部群众达200余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36人，毒打致死军代表2名，打伤致残11人。王玉如、胡毅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打伤致残。

(六)“黑银行”假案。在“划线站队”中，马街银行被诬陷为“黑银行”，立案审查，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非法抄家。仅云南机床厂、省供销社等单位，因“黑银行”假案被审查职工857人，打残26人，迫害致死4人。市银行系统受严重迫害136人，关押35人，被毒打41人，打残29人，打死1人。许多人被开除党籍，受到行政处分，遣送农村。

(七)“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冤案。1968年1月16日18点45分，由昆明开出的202次旅客列车行至东郊金马村车站。由于上下车旅客十分拥挤，列车无法打开车门。车下部分旅客见不开门，就打破窗门挤进车厢。于是，旅客之间发生严重纠纷，互相厮打，致使列车无法开出。在混乱中，不知何人开枪，造成误会，引起乱枪齐发。住在车站附近的“炮派”群众组织“东线指挥部”负责人李长年等人，前往车站协助维持秩序，受到车站工作人员的表扬。事后，发现乘坐在第六车厢的军人家属、孕妇李云素中弹身亡，小女孩李念华头部负伤。这一事件引起省军管会小石坝监督片军代表付××的注意，遂派人调查。调查人谎报：“不是两派武斗，是工总司的人开枪打死一名列车上的旅客。”付即将调查人的报告上报省军管会和昆明警备区。同时，车站值班员杨志启、徐有清和列车长夏水长向铁路局调度室反映了情况。17日，警备区指派付××陪同省公检法军管会、铁路局军代表、护路部队某副团长去察看现场。他们到现场察看了列车上的弹痕，询问了现场目击者数人，并对尸体进行了检验。17日晚，在北京开会的昆明、云南省两级军区领导接到这次事件的电报后进行了讨论，并拟出电话稿，于当日23时37分向昆明传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昆明东郊发生的202次旅客列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对‘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将两次破坏列车的头头交出来……”昆明军区把电话内容编写成《北京重要来电》，在全省广为传播。

3月中旬，昆明警备区指示付××：“周明忠、李文忠在东郊干了很多坏事，扰乱社会治安，把这两人抓起来，不要宣布逮捕，押在部队，要他们交待罪行，交公安机关处理。”付即照办。4月5日，付亲笔写了《周明忠、李文忠犯罪事实报告》，要求将周、李逮捕法办。这时，鲁瑞林指示省政法办公室主任：“周明忠、李文忠等5人，是袭击202次列车的策划者、指挥者，是凶手，把人接过来。这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是反革命案件。公安厅的人跑光了，由市公安局办。”4月17日，周明忠、李文忠等人被押回公安局关押。10月中旬，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和铁路局专案组对202次旅客列车事件和十八号机车(2504次列车)事件进行调查。调查中，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案子是云南省和中央定的重大‘反革命’案件，要认真调查处理。”经过半个月的调查，专案组将情况向省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武某等汇报。武某听后很不满意，认为定性不高。于是，专案组又派人调查了20多天，第二次向武某等汇报。武某听了汇报后说：“可以定为有组织地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按照武某定的调子，形成了调查报告，认定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袭击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12月4日，铁路局运输处革命领导小组搜集整理了48条所谓“罪行材料”，指控李长年“亲自预谋、亲自指挥，袭击202次旅客列车，是罪魁祸首”；“动用长短枪、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旅客开枪射击。为逃避罪责，威胁列车员，持枪强迫国防军和司机开车”。1969年2月11日，省公检法军管会保卫办公室向武某要求：“拘留袭击202次旅客列车主要头头6人。”2月14日、15日，将李长年、李家寿、周明忠、孙智鹏逮捕，把李海清交群众专政。

1969年3月，铁路局专案组根据省公检法军管会的指示，举办了学习班，形成了《综合报告》。这份报告歪曲事实，认定“袭击202次旅客列车，是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大叛徒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目的的袭击活动；是破坏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达到武装夺权”。9月8日，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关于对202次旅客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处理报告》中，提出“请对李长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周明忠判处死缓刑，对李海清判处无期徒刑，对孙智鹏判处20年徒刑，对李家寿判处15年徒刑”。当日，省革委会讨论通过这份报告，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首犯”李长年死刑，立即执行。但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后未被批准。

1970年6月下旬，省公检法军管会通知铁路局整理202次旅客列车事件《综合材料》。整理出来的《综合材料》认定：“李长年是此案的幕后操纵和现场指挥者，孙智鹏是现场指挥者，谢光亮是射击十八号机车的首犯，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海清判处死缓刑。”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一致通过，然后上报省公检法军管会。但省革委会一位负责人看后很不满意，没有签字，被退回。7月6日，铁路局又把《综合材料》标题改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提请“对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犯李长年、周明忠，同案犯谢光亮，主犯孙智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李家寿死缓刑，判处李海清无期徒刑”，上报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

1970年7月8日，铁路局的报告获得批准。8月20日，在拓东体育场上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李长年对判决不服，当场喊冤，被刺刀捅穿嘴巴，在押赴刑场途中含冤死去。

“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冤案，造成李长年、周明忠、孙智鹏、谢光亮被枪毙，李家寿被判死缓刑投监劳改，李海清被关死狱中。在追查中，还打死1人，株连100多人，造成自杀1人，使受害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八)“‘文山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冤案。文山州在“划线站队”中，把1967年8月文山州农民和基层干部十六七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农革军”宣布为“反动组织”，头头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制造了“农革军”冤案，将全州98％以上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划为“站错队”，捆绑毒打62568人，打伤致残5624人，打死逼死534人，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极其残忍。

(九)“江川农革军”假案。1969年1月，江川县革委紧跟省革委会的部署，掀起“划线站队”的高潮。他们在江川中学举办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县公检法机关干部群众126人参加的学习班，制造了“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简称“江川农革军”)假案。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明、玉溪军分区司令员彭合朋等是江川县“农革军”的策划者。说“李明早在1967年以前就两次到江川县，在江城、左卫一带视察、布置。当赵健民派出‘滇挺’时，彭合朋于1968年1月3日来江川，4日大量发枪，配合‘滇挺’行动”。6月，“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秦自奇、玉溪军分区政委徐树栋亲自在军分区密谋，并派人到昆明联系，加紧组织‘农革军’”。“农革军”“由秦自奇、徐树栋任军长和政委，下设作战部、参谋部、宣传部、后勤部；辖4个师，下辖团、营、连”。“农革军”“以‘联防’为名展开活动”。可事实是，李明作为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成员，于1967年3月和5月2次到江川县检查小春长势和大春备耕工作，曾到过前卫、龙街、江城等地。所谓组织“农革军”、“发枪”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是通过刑讯逼供强加给秦自奇的。

他们还把这一假案与“滇南挺进纵队”、“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政治假案挂在一起，说“‘滇南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的组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赵健民之流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赵健民之流所组织的三大政治土匪武装之一的滇南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是赵健民之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乱我边疆，毁我长城，破坏‘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假案的制造者们制造出“农革军”假案后，又伪造证据，上报下发。他们把人民武装部第五十分队看管犯人的枪支拍照后，诬为“农革军”的武器；把《云南交通示意图》拍照后诬为“逃往外国的军事作战图”；把用硬纸板做成的用墨涂黑的假望远镜拍照后，诬为“农革军”使用的“军事望远镜”；把国库的20万元人民币和50万斤粮票拍照后诬为“农革军”逃跑用的粮票和经费；把邮电局的业务电台和明码、密码表拍照后诬为“农革军”使用的电台。

就这样，他们把一个所谓“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组织严密，后勤上供应保证，上下串通一气，左右秘密联系，阴谋胜则武装夺权，败则撤往国外，已发展到10万多人的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炮制出来了。

在这个假案中，原江川县委中的11名常委有6人被打成“反革命”，县委副书记被打残，5人被打伤；县级4名公、检、法负责人，12个公社、镇的公安特派员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全县12个公社、镇的人民武装部部长、64个民兵营营长全部被打成“农革军”的“副军长”、“师长”、“团长”、“营长”；全县被打死逼死23人；被吓病后死4人；被吓精神失常3人；被打伤257人、打残117人；被划为“农革军分子”39234人；被列为“农革军骨干分子”1115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757人，省管干部5人，地区管干部57人，县管干部112人，军队干部19人。还牵连了大量的亲属。

(十)“新平特务组”假案。在“划线站队”中，新平县造反派制造了“新平特务组”假案。因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华定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当过副司令员朱家壁的警卫队长，被造反派打成“特务组”首要人物，全县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大多数干部和民兵都被打成“特务组”成员。大批干部群众被戴上“特务”、“黑干将”、“黑高参”、“华定周分子”、“华氏小爬虫”的政治帽子，遭到残酷迫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全县在追查“特务组”中，出现了惨无人道的“斗尸”、“剖尸”、“拖尸”事件。在批斗中，被诬陷为“特务”的杨荣芳遭到反复毒打致死，但县革委会的一些人却强加给他“服毒自杀”的罪名，在杨荣芳已入棺待葬时，仍被人抬到操场上，召开“斗尸”大会。为追查虚构的“特务发报机”，1969年3月10日，该县武装部副政委毕成的妻子覃淑贞(县医院医生)被活活打死，死后又被诬陷为“特务分子”。为追查“发报机”，又将覃的尸体从上到下剖开，连阴道也剖开查找。但只在肠胃里找到尚未消化的韭菜残渣。戛洒区副区长杨家发被诬陷为“华定周分子”，遭到致命的批斗毒打，当他的尸体在江面上被发现后，戛洒区的帮派头目竟不准用棺材装尸体，甚至不准用竹杠、木杠抬，逼迫几个“站错队”的人用绳子套在杨家发的脖子上，将杨家发的尸体从戛洒江边的鹅卵石滩拖过江心又拖到江东山脚处。整个路程约有1公里多，到了目的地后，杨家发的头部、背部血肉模糊，尸体早已被拖烂了。为追查“特务组”，全县制造冤假错案3390起，牵连人数2．2万人，被打伤打残近1000人，打死148人。

(十一)“国民党复仇军”假案。1968年9月至1969年，大理州革委一些人制造了所谓“国民党复仇军”假案。把州委副书记吉其祥，州委常委、副州长、老红军张茂林诬陷为“国民党复仇军黑主帅和副帅”，将一些共产党员、革命领导干部定为“复仇军骨干分子”，进行残酷批斗，不少人被打伤致残，造成严重后果。

(十二)“反共救国军”假案。1969年，保山地区“五七”干校潞西分校在“划线站队”中搞逼供信，制造了一起“反共救国军”假案，牵连民族干部149人(均为傣族，其中16人系民族上层人士)，立案侦查74人，逼死4人(其中2人为民族上层人士)，打伤致残8人。

(十三)蒲缥事件。(即“杨、郑、周反革命暴乱杀人集团”假案)。1967年底至1968年初，保山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加深，双方都在蒲缥区抢夺武器武装自己，武斗加剧，双方都有伤亡。1968年8月，保山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推行“划线站队”，把“炮派”的“八五”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蒲缥区发生的武斗事件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归罪于区武装部长杨应泉、公社武装部长郑国朝，蒲缥中心学校校长周奎，被定为“杨、郑、周反革命暴乱杀人集团”。对受牵连的一大批军、地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在蒲缥事件中，共迫害死亡93人。

(十四)“国民支部”假案。中甸县在“划线站队”中，金江公社制造了一起“国民支部”假案。因此假案被迫害致死270人，失踪9人，许多人被打伤残。这是全省基层在“划线站队”中死人最多的一个公社。

(十五)“滇南情报总站”假案。红河州个旧市在“划线站队”中，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了“滇南情报总站假案，涉及8个县(市)，株连718人，其中列为“特务”审查129人，被打死19人，致残12人。

(十六)昆钢锅炉事故冤案。1969年11月17日，昆钢75吨锅炉发生尾部二次燃烧的重大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9万元。在“划线站队”的影响下，主观臆断“事故后面有敌人”，把事故定成了“反革命破坏”。11月24日，经省人保组批准，将当班司炉蔡汉龙、副司炉马肇骥逮捕。次年，将2人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制造了一起冤杀无辜的冤案。

在“划线站队”中，还大肆残害边疆民族干部。1969年1月，德宏州潞西县革委召开有非党员参加的“党代会”，推行“划线站队”，副州长多永安(原陇川土司)被当场打死，州政协副主席多英培(原遮放土司)被打残致死，副州长思鸿升(原莲山土司)被打残后关入监狱致死，副州长排启仁(原盈江盏西山官)和司拉山(原陇川基督教牧师)遭批斗后被逮捕。

在没有“八派”和“炮派”的地区也搞了“划线站队”。谭甫仁说：“在云南，从上到下都是两派，没有例外。”因而把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的干部和群众，也推到“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一边，进行批斗。

据67个县的统计，在这场“划线站队”中，90％以上的县、社、队干部被打下去，其余县的基层干部也大部分“靠边站”，特别是不少优秀的党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干部等，被打死、逼死、打伤致残。

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冤假错案达1．51万件，被打成“九种人”的共有25．78万人，受批斗审查的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打死逼死1．72万人，打伤致残6．17万人。

以“分清云南路线是非”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名的“划线站队”，前后进行了2年多时间，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严重混淆了敌我，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干部和群众。不仅如此，从1968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乎每一项政治运动都与“划线站队”挂上钩，继续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实际是“划线站队”的继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以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并得到省党政军内某些当权人物支持的一小撮帮派骨干分子，利用每次运动的机会肆无忌惮地排斥异己，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迫害那些敢于抵制他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的斗、批、改


1968年11月后，云南省从上到下举办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进行“斗、批、改”。“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奉行“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方针，以“分清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为开端，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开展了一系列以“划线站队”为中心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残酷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恶果。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和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其中两个最突出的典型。


(一) 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又称下马村学习班)


1968年11月24日，省革委会决定在昆明北郊下马村及其附近的省合作干校、粮食干校、商业干校、银行干校、财政干校开办省级机关毛泽东思想第一学习班。同年12月12日正式开学，到1974年8月结束，历时近6年。

学习班的学员共739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169人(包括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薛韬，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郭超，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吴作民，副省长刘披云等)，处级干部253人，一般干部317人(内有各单位群众组织负责人98名)。另外，还有派驻学习班的工宣队502人，军代表22人，专案人员114人，共638人。

学习班领导小组组长由昆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省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学员按系统和单位编为4个大队、10个连、26个排、68个班。

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当时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在学习班开始时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学习班是揭开全省阶级斗争盖子的集中地，任务就是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重点要放在领导干部身上，至少要把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斗倒一批”，“云南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队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尖子货’都在这里，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要把它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搞清楚，划大线，找后台，把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为揭开全省阶级斗争盖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有两条线：一条是赵(赵健民)、林(林亮)、侯(侯良辅)，另一条是有一个国民党地下组织。赵健民之流是如何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学习班要在现有基础上，抓死这个问题，拿出材料来。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清理阶级队伍就不彻底，就不算搞清楚”。

学习班为了拿出“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这类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的证据材料，近6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迫害。

1．以人划线，以线定罪

学习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于1969年元旦正式开始搞“划线站队”。标准是：凡是支持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副主任周兴，参加过由省军管会出面办的春城饭店学习班的人，一律为“站合队”，成为学习班的依靠力量；凡是支持赵健民，参加过翠湖宾馆、医学院学习班的人，则被划为“站错队”，成为清理打击的对象。在“划线站队”中提出以“8条线”、“10个点”作为线索，进行“深挖穷追”。‘8条线’是：(1)以刘(刘少奇)、邓(邓小平)、陶(陶铸)、赵(赵健民)、林(林亮)、侯(侯良辅)为代表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2)以郑伯克(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为代表的“混进云南地下党的坏人”；(3)以朱家璧(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4)以沈醉(国民党特务昆明站站长)为代表留下的国民党特务；(5)以卢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为代表的“国民党残渣余孽”；(6)以梁浩(1965年前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为代表的“大搞翻案活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下台”干部；(7)以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代表的“伸进云南的苏修特务”；(8)“帝、修、反的特务”。“10个点”是：(1)“炮派”指挥机构和专案组；(2)“赵、林、侯反革命集团参谋班子”和“夫人集团”；(3)“摧资兵团”和“中上层干部联络站”；(4)翠湖学习班；(5)大批判联络组；(6)专县干部联络站；(7)地下党专案；(8)地下公检法；(9)参事室；(10)外事处、侨务处、交际处。

学习班的“划线站队”分三个阶段进行，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第一阶段，搞所谓“赵健民反革命武装夺权的真相、内幕、实质及策划和组织指挥”等问题。时间从1969年元旦至2月底。第二阶段，从3月1日起，按“划大线、找后台”的原则，清理所谓“赵健民之流反对和破坏军管，破坏‘三支两军’，破坏‘一一?一四通知’，破坏部队稳定，妄图瓦解消灭××军、××军，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夺权的罪行”。第三阶段，从6月底起，深挖“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黑班底及其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的地下司令部”，全面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历时4个月，到1969年10月底止。在“划线站队”中，学习班把大批干部作为阶级敌人对待，进行围攻、审讯和批斗。学习班在1969年2月10日向省革委会政工组报送的汇报提纲中说：“169名厅级以上干部中，明显属于敌我性质的62人，占36％；在253名处级干部中，明显属于敌我性质的38人，占15％；98名‘炮派’负责人，明显属于坏头头的25人，占25％。7个省委常委、委员中，历史问题和现行罪恶都很严重，大体可以定案的1人；历史上未发现大问题，现行罪恶特别严重，可以定案的2人；历史问题严重，现行罪恶稍次的2人；历史没有问题而现实犯有严重错误的2人。

学习班迫害干部群众的这些做法，在一段时间里曾被作为经验在各干校和省内其他地方推广。

2．借专案审查，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

1969年7月，学习班“深挖”刚开始不久，就提出“对外是学习班，对内是省革委会的大专案组”，“明确学习班是个大专案组，指导思想应从办专案出发，因此，应从人头入手，用别人的材料去攻别人”。他们竭力把学习班的形式改变为专案审查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在打击迫害干部方面可以更加不受束缚。1969年10月，学习班领导小组撤销后成立党委，学习班工作转入对原省委各部委和省人委各厅局以上干部的专案审查工作，共留下审查对象67人。

学习班采取逼、供、信的手段，让审查对象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待问题，然后又将交待的问题反过来威逼审查对象。审查对象如不承认，就诬陷说：“这是你自己交待的，不是别人捏造的。”直到1970年5月，省革委会还拿不出确凿的事实，政工组的负责人催促学习班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云南特务组在哪里?要尽快拿出材料来。”学习班党委的几个领导便向专案组布置说：“政工组负责人催我们，林(亮)、侯(良辅)能不能定，对全省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定案并不是定林、侯的案，而是定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上下左右都看着我们，革命群众看着，阶级敌人也看着。我们的专案本身就是搞阶级斗争，搞专案决不能有右倾，否则非打败仗不可。”并提出审讯的“具体办法，主要是靠斗争”。

为了拿出“莫须有”的“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证据，学习班进行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学习班成了打击迫害“站错队”干部群众的“集中营”。不少人被关进了称为“隔离室”的监狱，其中被正式决定关进隔离室进行监护的领导干部就有孙雨亭、高治国等19人。学习班对被隔离审查、监护看守的干部，全都剥夺人身自由，用打骂捆绑等残酷手段，迫使审查对象按照省革委会几个领导定的调子交待问题。在学习班使用的刑罚达47种之多。其中仅罚跪一种，就有跪碎玻璃、跪碎石子、跪铝开水壶、跪茶杯、跪凳子脚、跪方木条等。至于打，其形式和方法更是举不胜举，诸如拳打脚踢、捆起来打、吊起来打、用棍子打、用杠子压、关在隔离室里暗打、拉到批斗会上毒打等等。

由于学习班对审查对象采取残酷手段，使很多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发生审查对象异常恐怖、坐卧不安、半夜惊叫等情况。主持者们认为这是他们“突出了一个‘斗’字”的结果，也是“取胜”的关键时刻，他们又进一步强迫受审的人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敦促国民党弃暗投明的文章。其中有一位受审的干部在学习班专案组的围攻和毒打下，不得不被逼问什么，承认什么，不但被迫承认自己3次叛变革命，积极为敌人效劳，而且还被迫检举揭发136人是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骨干分子，使学习班主持人如获至宝，作为重要经验向省革委会报告。被审查的任澄寰，在1970～1972年上半年，因为不按专案人员的指供和诱供交待问题，而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将他的第五、六两根脊椎骨打伤变形。张振军被专案人员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跪在凳子上，一跪数小时，直跪得膝盖红肿溃烂，血流不止。侯良辅不承认自己是云南“五一六”骨干，被专案人员关在黑暗的隔离室里，时逢盛夏，蚊虫肆虐叮咬，又不准挂蚊帐，不准晒太阳，不准洗澡，不准面朝里睡觉，甚至不准抬头看外面，不准抓痒，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侯良辅经过近6年的摧残迫害，学习班于1974年3月15日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杀人案主谋”，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判刑20年，造成侯良辅耳聋、心衰、器官变形残废。黄可被定为“诬蔑中央首长”罪，被残酷毒打，1974年3月下旬，学习班又贴出大标语“打倒叛徒、流氓黄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活后，学习班党委成员李某在批斗会上说：“你不是存心自杀，是对我们进行威胁；如果你真想自杀，我们不怕，中国有8亿人口，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可以亲眼看着你自杀。你用什么办法自杀都可以，我决不会拉你一下。”黄可会后终于上吊自杀身亡。黄死后，李某出面诬陷说：“黄可是叛徒加现行反革命，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1970年4月，学习班根据省革委会几个领导的指示，成立“五一六”专案组，把“划线站队”中被审查的对象列为重点，并将“划线站队”列举的罪状强加在他们头上，作为“五一六”黑线进行“深挖”。有些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被列为“与特务有联系的黑线”，作为“深挖”对象。此外，还将“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小红旗”等“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都列为可疑组织，挂到“五一六”黑线上进行“深挖”。在学习班，有60余名省、厅、处级干部受到严重迫害，其中37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被送农村监督劳动3人，长期非法监管17人，拘留1人，逮捕1人。在37人中，被开除党籍22人。

粉碎“四人帮”后，原学习班党委副书记李树林交待检查说：“学习班办专案大搞逼、供、信，捆绑吊打等刑法多达几十种，对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学习班残害干部，一片白色恐怖，干了国民党想干而没有干的，真是和国民党的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


(二)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羊街学习班)


1968年11月19日至1970年5月，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宜良县羊街○二七四部队营房举办“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羊街学习班)，集中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政法干校，省第一、二监狱的900多名干部职工进行斗、批、改，“彻底砸烂公检法”，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对省公检法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摧残、迫害，造成了严重恶果。

1，办学习班前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早在1968年6月6日，“八派”赴京代表团在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关于公检法的干部暂不参加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就说：“公检法阶级斗争的盖子未彻底揭开，干部队伍还不清楚，可能还有藏得更深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揪出来，尤其是彭、罗和苏修流毒还根深蒂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斗争还相当艰苦。”黄兆其也公开说：“我省公检法，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

省革委会成立后，谭甫仁等人为实现在公检法机关进行“划线站队”和“彻底砸烂公检法”，1968年9月5日，昆明军区党委向省公检法重新派出126名军代表，实行第二次军管。原来进驻的公检法军代表除留下1人外，其余全部调走，换上持“八派”观点的军代表，当天召开大会，宣布“重新军管，一切权力归军管会”。10月16日，省公检法军管会又给昆明军区党委写了《关于增派和调整军事代表的报告》，强调“由于力量不足，有许多权拿不过来，能不能增派和调整军事代表，是关系到能不能把权夺过来和能不能落实‘砸烂公检法’指示的问题”。

省革委会在同意增派、调整军代表，改组了公检法军管会之后，及时着手“划线站队”的准备工作。首先由公检法军管会积极搜集“炮派”群众组织“红公安”和“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及公检法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在“摸清了情况，掌握了材料”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公检法机关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和开展“划线站队”的初步计划。

10月29日，省公检法军管会正式确定到学习班学习的主要对象，提出：认真贯彻与旧公检法一刀两断的精神，公检法机关有“问题”的人(指和“炮派”组织“红公安”相同观点的人)都去，劳改局、政法干校和“470”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前，省委从一些厅局、部门抽调了470名年轻干部下放专州县锻炼，作为县区委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经省军管会决定收回原工作单位)全部集中，一监、二监和看守所“有问题”的干部也全部集中。11月18日宣布学习班的编制和学员名单，共编4个连：公安厅一、二、三处及办公室编为第一连，四、五、六、七、八处及政治部编为第二连，劳改局编为第三连，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政法干校编为第四连。第二天，省公检法机关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便集中到宜良羊街学习班。

11月下旬，学习班用了2天多时间召开军代表会议，统一思想，制定“划线站队”的具体计划。省公检法军管会一个副主任在传达省革委会政工组关于开展大批判的意见时说：“‘炮派’在后期，由于受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的蒙蔽和操纵，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此，开展大批判，首先要解决‘文革’中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解决17年公安、政法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

学习班“划线站队”的计划，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12月1日，王寿全等30多名干部群众利用学习班放假的时间，在小马街聚会，交换看法，认为：谭甫仁的“八八”讲话违背中共中央指示，是错误的，要顶住压力，对公安厅的问题要展开辩论。此事被公检法军管会2位副主任知道后，把小马街聚会说成是破坏学习班，反对军管的黑会，是阶级敌人开黑会、搞串连、捂盖子。于是星夜动员各连、排进行追查，对参加聚会的人进行批斗，并诬陷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刘选略参加“黑会”，把他打成“小马街黑会的黑手”，制造了学习班的第一个冤案。

12月6日，省公安厅八处科员杨有光从昆明到学习班带来阎罗给刘选略等人的一封信，对谭甫仁在省革委会和省党代会上大搞“划线站队”的做法进行抨击，学习班将这封信抄去，并任意删摘，诬为“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黑信”，在学习班进行批判。主持学习班的负责人说：“我们学习班有坏人、有黑手，他们在家里破坏，到这里来还破坏。小马街黑会的后台在昆明，黑信矛头对准省革委会，有的是对准中央。”公检法军管会为了对学习班严加控制，将学习班第三连全部及其他连的大部分副处长以上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红公安”群众组织负责人迁到宜良大荒田某部驻地，实行“隔离学习”，待“群众发动”起来后，再将他们从大荒田弄回羊街搞运动。同时宣布：不准请假，限制活动范围，不准写信谈学习班情况，不准家属探亲，加强戒备，加强警卫，不准出大门。

2．大搞“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干部群众

羊街学习班的“划线站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追查所谓赵健民之流如何利用“红公安”、“中联组”篡夺公检法大权，“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第二阶段，主要追查所谓赵健民之流如何开动公检法的机器镇压群众。

1968年12月下旬，学习班领导研究认为，“公检法的问题，主要是公安厅的问题”，“现在阎罗还没有来，确定从刘选略身上开刀”。12月28日，一个副主任在“积极分子”和班长会议上说：“今天准备把刘选略从大荒田揪回来进行批判斗争，我们对敌人要狠”，“揪回来就要压倒他，在大门口同志们要轰他一下，下午让他在班里交待，如果态度不好，明天开他的大会”，并说“如果明天他不老实，连续斗”。

散会后，这个副主任亲自带人到大荒田将刘选略抓回学习班。刘在大荒田已多次挨打，被抹黑脸游街。这一次，又被强迫挂上黑牌，跪在车里，一路颠簸到羊街，又遭到游斗、毒打，经过反复折磨之后，交“尖刀班”看管批斗。一天晚上，又将刘用绳子反绑起来，套住脖子，吊在墙壁的木桩上，前面还挂上一个凳子，刘当场被勒昏死过去。“尖刀班”在看管批斗刘选略的过程中，还用钢板做的黑牌挂在他的脖子上，搞“五雷轰顶”，脱了裤子打屁股等多种刑罚，使刘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

12月30日，阎罗被抓到学习班批斗。省军管会办公室一名副主任说：“省革委会同意把阎罗交给公检法学习班审查批判，省公检法军管会研究要组织一个专案组放在一连，阎罗去时要‘欢迎’一下，给他个‘下马威’，打掉他的幻想，然后再审查。”阎罗被抓到学习班的当天就遭到围攻和毒打。在礼堂召开大会批斗后，交专案组看管审查。第二天，学习班派人到昆明抄阎罗等10多人的家，并将100多名干部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分别成立专案组、外调组、材料组，进行打击迫害，剥夺人身自由，一天24小时受到监护。各专案组在军管会负责人赵、王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大搞逼供信，使用了“驾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挂鞍子架”、棍棒毒打、提锁骨、“五雷轰顶”等50多种酷刑，逼迫受害人按照他们的意图承认“罪行”。学习班的各个食堂成了他们迫害干部的刑讯场所，学习班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69年1月1日，学习班将大批处级以上干部和“红公安”的大小负责人抓去游营房，一边游，一边毒打。1月4日，又继续“驾喷气式”游斗，受害者达44人之多。

1月下旬，一连三排按照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的布置，把1967年9月1日公安厅被打、砸，三处五科保险柜被砸，柜内钢印不见(即“九一”事件)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重点追查，从而制造了“盗窃钢印，伪造护照，阴谋叛国外逃”假案。一连连长、军代表表示保证5天内把钢印、护照问题搞清楚(事实上钢印并没有被盗窃，而是放在书架里积满了灰尘)，并把李某列为重要案犯，白天黑夜轮番批斗，迫使他假供说：“杨守岭、王寿全撬了保险柜。”当他清醒过来时，又推翻了口供。专案组再进行毒打，形成屈打成招，不毒打不成招的循环局面。反复10余次，最后拿着逼出的假材料，对省公安厅科员杨守岭采取车轮战术，捆绑吊打，烧眼皮、挂石头等手段，强迫杨承认。省公安厅科长王寿全则面对专案组的暴行，坚决否认这一强加的“罪行”，更遭到野蛮的折磨。主持学习班的两位负责人接着又把1967年9月3日建设公寓五楼起火的事件强加在“炮派”和“红公安”头上，说这是他们“有组织，有预谋干的”，立案审查，一日三班轮流批斗、毒打、跪石子，连续7天7夜不准睡觉，进行逼供。

昆明军区一个副司令员听了学习班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公检法‘中联组’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对他们的大小头头都采取群众专政”，“这些汉奸、特务、叛徒是很狡猾的。我看那些头头、当权派气焰还未打下去，你们要开大会狠斗，斗了以后交群众专政，把气焰打下去。群众要揍他，揍两下没有啥了不起。现在要加一把火，放手一些。”，“大会要准备，小会怎么斗就怎么斗，一天给4小时休息，其他都斗”。他的上述表态，使学习班的刑讯逼供更加升级。在四连二排，他们把法院的手枪在“九一”事件被抢的问题，诬陷为省法院科员“李永康内外勾结，把100多枝手枪送给炮派”，对李大搞刑讯逼供。李不堪忍受毒打，于1969年2月9日托罗德银把自己的遗书交给家中，准备自尽。罗为了避免李永康自杀，把遗书送交二排杨排长，请他采取措施，以防万一。可是杨并不以为然，李永康继续遭到毒打，至1969年2月14日凌晨，李永康终因忍受不了毒打而投井自杀。

在李永康死前，学习班于2月7日召开“愤怒批判阎罗制造‘八三一’、‘九一’反革命事件罪行大会”，将阎罗、刘选略、陈恩普(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老红军)、畅宏碧(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寿全(省公安厅科员)等69名干部押到台上，挂着黑牌下跪。会场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战士，台上幕后架着机枪。“揭发检举人”按事先刑讯逼供出来并经连部修改审查后的稿子，上台揭发阎罗等人的“罪行”，稍有差错即遭毒打。发言者涉及到谁，谁就立刻被拉到台上陪斗。批斗大会把“八三一”、“九一”事件诬陷为“在赵健民、阎罗的指使和策划下，‘红公安’勾结‘炮派’蓄意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把建设公寓起火诬陷为“胡、王二人带领‘炮派’人员打燃烧弹起火，企图诱杀另一派人员”。同时，诬陷“王寿全为首策划制造盗窃钢印、出国护照”，并把公安厅“中联组”打成反革命组织。会后，王被戴上10多公斤的脚镣，受到百般折磨，造成精神失常。

“二七”大会以后，军管会几个负责人又布置追查“赵健民之流是怎样操纵旧公检法机关的”。2月9日，一个负责人到学习班作报告说：“云南公检法机关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掌权。”另一个负责人说：“不要认为大是大非都搞清楚了，还有‘中联组’、‘情报网’、‘审讯团’、‘滇挺’问题，大会还是要开的。”学习班又转入追查“审讯团”，对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干部，使用各种刑罚，包括揪头发、拧耳朵、打耳光、用手掌砍脖子、扭胳膊、挂砖头、扛马鞍架、背“八二炮”、挂算盘、踩杠子、扛圆木、戴脚镣、敲踝骨、“驾喷气式”等，并不准睡觉、不准喝水，使被迫害的干部受到严重摧残。据统计，有60多人被打伤致残。

3月15日，学习班又召开“愤怒声讨‘审讯团’的滔天罪行大会”，把70多名干部群众押到台上进行批斗。学习班负责人事先安排了6名“控诉人”，并由专人编写了控诉书，到大会上“控诉”。在“控诉”中，凡涉及到的干部群众，被点名后立即揪上台罚跪，台上台下被罚跪近百人，其中有不少人惨遭毒打。“审讯团”冤案就这样被毒打后制造了出来，涉及到的干部群众达200余人，其中仅公检法干部就有70余人。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老红军陈恩普被诬为“反革命审讯团黑主帅”、“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严重迫害。阎罗和另外2位干部分别被诬为“总参谋”、“现行反革命”和“现行犯罪分子”，遭到逮捕、判刑，关押长达四五年之久。原省第二监狱监狱长梁曰文被诬为“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在监禁中被迫害致死，至今连尸骨也没有找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刘明辉也被诬陷为“反革命审讯团总顾问”遭到迫害。

“三一五”大会后，学习班又制造“地下公检法”大假案，把“红公安”的群工部、联络部打成“地下公检法”，诬陷公检法干部“搜集情报，搞特务活动”，把省军管会组织的“刘林元专案调查组”硬说成是“地下公检法”的组织，把刘明辉诬陷为“地下公检法总头目”，把阎罗打成“总顾问”，把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泽民打成“常设顾问”，把省公安厅六处处长曹显政、一处处长杨征年打成“骨干”，使这些人受尽残酷迫害。

3．利用“清队”、整党继续迫害干部群众

1969年4月，羊街学习班又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深挖干部群众中的所谓历史问题，并把它同“划线站队”追查出来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从而达到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目的。

5月16日，学习班确定了重点批斗对象46人，绝大部分是“站错队”的干部群众。三连二组对省公安厅副厅长畅宏碧搞“政治攻心”，凌晨3点搞突然袭击，逼迫他交待“问题”。专案组还伪造证据，诬陷省法院副院长曹理周参加特务组织，被毒打致残。政法干校花工杨厚生，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批斗，刑讯逼供，被迫自刎而死。

在“揭发、深挖”的基础上，学习班加快了定案步伐。各连成立了定案小组，学习班成立了定案指导小组，把刑讯逼供、毒打成招的假材料拿来套在“站错队”的干部头上，分别被定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地富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等而受到开除党籍、降级降职等各种处分，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此外，还将19人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其中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李握如，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张泽民，副厅长畅宏碧，副厅长毛崇横，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陈恩普，省劳改局局长阎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杨征年，七处处长白树岗，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刘选略等。学习班结束后，又将这些人迁到昆明市书林街公安厅幼儿园内秘密关押，继续迫害长达数年之久。

1969年12月，学习班开始进行整党，实际上是“划线站队”和“清队”的继续。逼“站错队”的党员个个检讨，人人过关，反复检查，写出“保证书”，承认“站错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永不翻案”。如不这样做，轻者暂缓恢复组织生活，重者被“劝其退党”；对“划线站队”中“站合队”的党员，除少数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以外，都予以恢复组织生活。

4．全面否定公检法

学习班为了搜集“砸烂公检法”的所谓罪证，还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调研组”，到处拼凑材料，污蔑省公安厅17年来贯彻了“彭、罗黑线”，是“国民党警察局、特务处”，企图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云南公检法战线的成绩。

1969年7月，公安厅一处、七处、八处等调研组正式成立，到1970年1月结束。该调研组在一位副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编印了《调查研究工作专报》、《情况反映》、《专题报告》共24期。编写的材料中，一是编写了《一处历史沿革组织人事表》，把主管过侦察工作的3位副厅长分别打成“托匪”、“叛徒”、“走资派”，将15名历任正副处长中的9人打成“蜕化变质分子”、“假党员”、“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并诬陷说：“一处从成立之日起，领导权就被‘坏人控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二是编写了《特情工作专报》，全盘否定了反间谍侦察工作的必要手段和取得的重大成果，把特情工作说成是被敌人打进来拉出去，在人家的指挥棒下转，诬陷特情工作政治上包庇坏人、纵容坏人，生活上殷勤供养一批身份高、罪恶大的敌人。诬蔑七处是“资敌养敌”、“里通外国”、“典型的国民党特务处”等等。

5．下放干部，从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

省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为从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1969年12月28日，以省革委会人保组名义上报的《关于省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结束后对原省公检法机关干部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将所有干部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和工厂锻炼。其中年龄大的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先发2年工资，2年之后自食其力当农民，就地消化；少数年轻的下放工厂，2年后转为工人。

4月25日，学习班召开大会，宣布到师宗插队落户的干部130人，到罗平的68人，共计198人。4月26日宣布到永胜插队落户的干部162人，到其他县12人，共计174人。5月22日宣布插厂干部142人，调离公检法系统工作的129人，由省革委会统一分配66人，留机关工作106人。总计调离和插队、插厂干部709人，留下的仅占七分之一，从而达到了他们“砸烂公检法”的目的。

羊街学习班历时一年半，经过“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运动，528人被划为“站错队”，300余人被迫写“检讨”和“认罪书”，219人受到毒打和其他酷刑，其中150余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64人被列为敌我矛盾遭到严重迫害。使用酷刑数十种，打伤致残60余人，逼疯9人，被迫自杀8人(5人得救，3人身亡)。被清除出党25人，开除党籍21人，留党察看24人，取消预备期资格和延长预备期18人，被认定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挂起来长期审查4人，被认定犯有错误作各种政治结论25人，“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5人，给予团纪和行政处分10人，使将近60％的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三)“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中提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要把全国各行各业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既批判资产阶级，又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称为“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各大报又转载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下放劳动。”同日，《云南日报》全文刊登新华社4日从北京发出的消息《柳河“五七”干校为干部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和《人民日报》的按语。《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重要指示。10月6日，《云南日报》发表《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此后，省级机关和全省各地着手组建“五七”干校，安排干部下放劳动。从12月16日开始，省级机关下放劳动的5000多名干部，陆续分批离开昆明，到省革委会在弥勒、陆良、蒙自、思茅办的4所“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其中：省级党、群机关干部到弥勒县东风农场，称“第一‘五七’干校”；省级工业、交通、基建、计划系统干部到陆良县华侨农场，称“第二‘五七’干校”；省级文教、农水系统干部到蒙自草坝农场，称“第三‘五七’干校”；省人委直属机关和财贸系统干部到思茅县曼歇坝农场，称“第四‘五七’干校”。1968年12月至1969年1月，共有省级机关的干部及部分家属1．37万人，其中干部8799人(包括“站错队”的老弱病残者)分别下到“五七”干校和下马村、羊街2个“学习班”，按连、排、班编制，边劳动生产，边进行斗、批、改。

1970年3月6～13日，省革委会政工组召开“干校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属第一、二、三、四“五七”干校、“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和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会议确定动员干部插队落户，规定插队干部由所在县、社、队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与原单位不再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要求插队干部要“消灭三大差别，建设共产主义”。同时抽调部分干部充实新建和扩建的厂矿企业。有“重大问题”需要继续“深挖”的对象，留在干校继续专案审查；证据确凿的“九种人”，原则上带下去劳动；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各干校要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作出结论，听候处理。确系老弱病残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留在干校等候分别情况，妥善处理。没有工作的家属子女，随同干部一起插队落户。3月17日，省革委会批转了《干校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同意按此执行。此后，省第一“五七”干校数百名干部及家属被安排到弥勒、泸西两县插队落户，省第二、三、四“五七”干校和省公检法学习班的干部及家属分别被安排到陆良、师宗、罗平、蒙自、新平、普洱、景谷、永胜等县插队落户。至7月初，已有3500多名干部和家属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1年6月10日，省委批转省革委会政工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1]22号文件的意见》。中央[1971]2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于1971年2月28日批转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十点意见：一、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于校的发展方向；二、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一支忠于毛主席的干部队伍；三、狠抓阶级斗争，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四、以干校为基地，实行留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五、发扬“抗大”的革命传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六、做好干部的轮训和分配工作；七、做好老弱病残人员的安置工作；八、加强对知识青年和家属的教育；九、加强党的领导；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省委批转政工组的《意见》说：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革委会先后办了4所“五七”干校和1个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将原省级机关8790名干部、676名工勤人员、705名知识青年、3582名家属，共13762人下放到干校搞斗、批、改和参加生产劳动。整党结束后，陆续抽调了4489名干部到新单位工作，组织了3507名干部分批到农村插队劳动。《意见》提出，根据中央2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精神，拟将4所干校全部并为一所干校，地点在蒙自草坝，主要任务是分批分期轮训省级机关在职干部，每期轮训时间为3～4个月，争取2年内轮训一遍；云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省委党校)继续办，主要任务是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县或相当于县以上领导干部，2年内轮训一遍。各干校和公检法学习班以及插队干部应根据需要，本着“给出路”的政策逐步选调分配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各地、州、市、县都相继建立了“五七”干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斗、批、改。“五七”干校和“学习班”一样，在进行斗、批、改中，开展了一系列以“划线站队”为中心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被审查、斗、批的绝大多数人，是“站错队”或反对他们倒行逆施，或为造反派头目所不悦的人。这些人都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私设的监狱(称为“牛棚”)，日夜被监视，并私设公堂残酷斗争。斗争方式有：从责令交代问题开始，继之以“批判”、拳打脚踢、罚跪、吊打、搞“喷气式”、“车轮战”、“剃阴阳头”、搞“逼供信”，被诬以各种罪名，挂黑牌游街、游场示众，被强迫跪在毛泽东的挂像前“请罪”。一些人被毒打后还从事力所不及的劳动，使广大干部群众人人自危。在“五七”干校中还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被残害致死，更多的干部被打伤残，有的被折磨致疯。仅据1970年2月云南省第一、二、三干校和公检法学习班的统计，被列为清理对象立案审查的有283人，其中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九种人”110人，另有被认为暂时不能使用的925人，共占学习班和干校人数的三分之一。

1971年“五七”干校结束，省级党政机关的3500多名干部又以“‘五七’道路走全程”为名，被发落到农村和工厂落户，“接受再教育”。一部分干部后来以“就地消化”为名，安置在“插队(插厂)落户”的地区和工厂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就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初，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开始了“清队”工作。同年，毛泽东提出把“清队”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1969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再次强调：“清队”的工作必须抓紧。此后，“清队”逐渐在全国有领导地全面展开。

云南省的“清队”工作是从1968年12月中旬开始，有少数地方(如南华、兰坪)在同年六七月就开始了。12月28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社论说：“许多单位在深入批判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及其在本单位代理人的同时，逐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好得很！”，“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地、彻底地把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清理出去。”1969年1月上旬，云南在“划线站队”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群众性的“清队”工作。到4月，全省有120个县(市)都开展了“清队”工作。

1969年1月10日，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在《目前运动的指示》中说：“我们全省党代会以后，一直在反左，但当前是不是左了呢?还是右!……现在是不是打击面过大?没有打击面过大。个旧在2天内抓了2997个，我们说好得很。”2月13日，在昆明市“清队”工作会议上，谭甫仁在讲话中又说：“现在听到有些反映，认为没有多少油水了，搞不下去了。云南敌情严重，要深挖，要一窝一窝地、一线一线地把敌人挖出来，彻底挖干净。”

5月24日，谭甫仁在向军队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宣扬扩大化有理的谬论，他说“在清队中，……我们全省据不完全统计，前前后后已清出了33万人，这33万人到底准确性有多大?没有多大的把握，反正九类人不少，是主要的，可以说敌我矛盾。这里面有没有介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呢?可能有；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人有没有呢?有：里面有没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呢?也有，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的也可能有。但是，因为是要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因为要清这些人，有的地方就有些扩大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提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他还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规定，并且要求“过细地做工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对于何谓“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的界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划线站队”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谭甫仁等人把“划线站队”与“清队”结合进行，更加剧了云南人民的灾难，所谓“站错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清队”中又一次被强加上各种政治帽子，实行法西斯专政，进行残酷迫害。加上“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人权失去保障。公、检、法机构被砸烂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组织又冠冕堂皇地以红色政权的名义，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审讯中施行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式的100多种刑罚，因而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打击了大批干部群众。

在云南“清队”中，省、地、县各级革命委员会沿袭省军管会专案组的错误，把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均列专案审查，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歪曲、否定云南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云南各族人民进行的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历史。1967年省军管会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和群众组织调查组，对云南地下党的问题进行了调查。1968年2月，造反派组织还抛出了《触目惊心的云南地下党黑幕》及其他诬蔑文章，并以大字报、印刷品等多种形式扩散全省，流毒极广。省革委会成立后，还专门设立以审查云南地下党为主要任务的专案办公室，审查云南地下党和“边纵”，把地下党地委、“边纵”支队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均列入《云南地下党叛徒、特务登记表》中，在其综合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概况》中，对地下党和“边纵”强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如其中说：“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的委员，均先后遭逮捕而叛变”，“1935～1941年夏，地下党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省工委委员都有严重问题，有的是老牌特务、内奸和阶级异己分子”，“1948年‘七一五’事件中，省、市工委进行了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省工委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立即将工作转移农村、发动游击战争’这一英明指示。只搞学生运动，武装斗争迟迟不去开展”，“‘边纵’部队是‘以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主’，是‘地霸土匪武装’”，“云南地下党省工委、边区党委委员都属叛徒、特务嫌疑，‘边纵’地委支队领导干部问题极为严重，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属叛徒、特务、武装土匪头目、地霸分子。后期的云南地下党客观上起了特务、叛徒、国民党、三青团骨干防空洞的作用”等等。当时，某些领导人歪曲历史的讲话，诬蔑地下党、“边纵”的审查材料、宣传册子、传单广为流传，使地下党、“边纵”的广大党员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人还被迫害致死，或致伤致残，并株连家属子女，株连有关的统战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甚至把矛头指向曾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建国初期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等人，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

据省革委政工组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截至1969年8月底的完全统计，当时已清出所谓“九种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25．7万人；正式列为批斗对象的44．8万人，被迫自杀死亡的6979人。

1970年后，又结合“清队”开展了“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号召“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1970年2月18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把“一打三反”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进行。《指示》重点讲了6个问题：一、必须充分认识开展这场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二、全面部署，妥善安排，把这场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四、狠抓革命大批判；五、自始至终都要认真注意政策；六、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切实加强领导。决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2月20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此后，“一打三反”运动在云南全省范围内普遍铺开。

在“划线站队”和“清队”背景下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更进一步地混淆了是非，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1972年11月16日省委《关于一九七二年“清队”、“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冬明春工作的初步意见》中的统计，截至1972年9月底，全省“清队”和“一打三反”2个运动共揭发590634人，已查证落实了473557人、占揭发总数的80．2％；已定案、结论、处理376050人。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由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曾有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张贴一些攻击和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有过多长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者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各地便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4月6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决定的通知》。《通知》说：一、“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为总后台，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操纵下，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组织。清查“五一六”是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二、全省要结合“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深入发动群众，认真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清查工作以昆明地区和省属机关、学校、厂矿为重点，各地州市如何开展，根据情况自行确定；三、具体办法。县以上党委、核心小组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提高认识；发动群众，实行专案调查与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不要关门办案，搞神秘化；先查罪行，不搞逼供信；四、注意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严防敌人破坏；在处理上要分别坏头头、主谋、操纵和主犯；立案对象。涉及县以上或相当于县级革委会成员，要报经任免机关批准；五、成立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组，下设办公室(简称省革委会“三办”)。各地州市、省属各机关也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从4月27日铺开，5月上旬，发动群众，召开各单位群众大会揭发“五一六”分子的罪行。至5月下旬初步确定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主要线索。

1971年4月，经省革委会领导人的授意批准，省革委会“三办”编印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罪恶活动”材料。这份材料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恶活动，在云南也严重地存在，比如：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一小撮坏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分裂和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康生、谢副总理，搜集整理了康生、谢副总理的黑材料”，“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坏人，大造反军乱军的舆论，把驻云南部队诬蔑为‘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军管比作为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先是把矛头指向军管会，妄图夺军管会的权，以后又拼凑了以叛徒赵健民为核心的黑班底，妄图夺全省党政军大权”，“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亲手策划下，组织指挥武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制造了一系列严重流血事件”。

4月20日，省革委会“三办”向中央“三办”汇报了云南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的问题，列举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叛徒赵健民与王力、关锋、李广文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二、侯方岳与关锋、吴启、田家英、赵石英等人的关系；三、原外事处臧君宇、冯树森、黄新华、包益铭等人与“五一六”的关系及罪恶活动。张力雄、朱家璧授意冯树森、马里子等人串连20余人开会对抗中央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攻击谢富治是最大的走资派，李成芳是黑后台。臧君宇的老婆是王力老婆王平权的亲姐姐，“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关系密切。

5月28日，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又向中共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报送了《关于我省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为了集中力量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我省的主要罪行，根据我省的情况初步确定了12件大事，作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线索：一是反军乱军大揪军内一小撮；二是发动大规模武斗，进行反革命夺权；三是盗窃党和国家机密；四是夺军管的外事大权；五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反革命专案；六是私设电台和广播电台；七是妄图谋害军内革命领导干部；八是关仓停粮、断水断电，制造混乱，嫁祸于人，妄图搞垮军管会；九是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阻挠省、市革委会成立；十是夺军管会的财政大权；十一是参与北京“五一六”的事件；十二是组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反革命组织。同时，把12件大事行文发到各地州市、省属各局革委会进行清查。在12件大事中，最主要的是抓一、二、四3件。第一件“反军乱军”的内容主要追查的有《彻底摧毁反革命二道防线》、《云南向何处去》、《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和10余篇评论员文章；还有8502封公开信；有关封闭军管时期的《云南日报》、围攻昆明军区、对抗“一一?一四”通知、绑架枪杀解放军代表、打死出国部队指战员等。第二件“发动大规模武斗，进行的反革命夺权”，要追的有“武装保卫昆明”、“打通西线”、“占领海口”、“控制马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还有“占领五华山”、“大发枪弹”、“攻打电机厂”、“煽动农民进城”、“组织‘滇西挺进纵队’”等。第四件大事追查的有“围攻越南领事馆”、擅自出国活动、破坏中越关系和抗美援越等。

1971年8月10日至9月7日，根据省委指示，全省“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清办”、“六办”、“支左办公室”等单位164人。会议强调应抓好以下几点：一、切实加强党委对运动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领导运动列入重要日程，经常抓，反复抓，定期分析研究本地区、本单位运动的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和问题；二、坚定不移地按党的政策办事。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在“准”字上下功夫。对揭出来的清理对象的问题，要抓紧进行查证核实，及时地作好定案、结论、处理工作；三、把注意力放在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上，坚决地、及时地打击各种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特别是要注意深挖混进领导班子、政权机关、机密要害部门的阶级敌人。要彻底清查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尤其是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一个也不能漏掉。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1971年4月发动铺开到1973年12月，前后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其中有自上而下的专门部署、大规模的发动群众、全省性的经验交流大会、工作会议等等。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小组从1971年3月21日至1973年9月20日共开会16次。1974年3月16日撤销，共存在3年。1973年12月22日，省革委会“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初期，我们提出了12件大事的重要线索，分别由有关单位清查。2年多来，经过多次过滤，最后抓住了涉及地方的18个比较重大的具体事件进行清查。这18件大事概括起来是：一是属于个别坏人操纵、策划、指挥、制造的重大事件6起：1．武装攻打黑林铺汽车厂。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少数人策划指挥。打死群众66人，打伤541人，损失近百万元。矛头对准中央首长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指向解放军；2．攻打昆明电机厂事件。赵健民、侯良辅策划指挥，打死群众61人，损失39万元；3．关仓停粮。在林亮、侯良辅的煽动下由王玉如指挥。1967年11月22～27日关仓停粮5天，发表18篇文章煽动造反；4．肃薄肃李，反军乱军。1967年12月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煽动，说军管会瘫痪之日就是云南问题解决之时，目标集中对准昆明军区和省军管会，掀起大揪军内一小撮，冲击机关，围攻绑架解放军；5．“滇挺”问题。赵健民、林亮、侯良辅策划指挥，沈参雄、孔敬文等参加。在楚雄打死群众17人、解放军战士1人。在下关打死群众186人，抓捕2000余人；6．抢劫省公安厅。阎罗(反革命，已逮捕)，涉及赵、林、侯，一并处理。二、属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一般问题，共7起。1．封闭军管时期的《云南日报》。在赵健民的支持下南下学生于1967年5月22日封闭的；2．围攻昆明军区。1967年5月29日至6月5日，共围攻7天8夜；3．评论员文章。《彻底摧毁反革命二道防线》、《云南向何处去》、《大揪军内一小撮》；4．私设广播电台。1967年8月在赵健民支持下设电台20多天；5．非法转移和动用战备电台。1967年8月在沈参雄支持下搬了20部动用一部，只是架起来未用；6．外事方面的几个问题。围攻越南领事馆、杨文忠夺外事权；7，重工系统政工会。1968年8月在张兴华的支持下搞分裂活动。三、“新时代狂人”、省话剧团演的黑戏，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谋害周兴、鲁瑞林等案件查无实据，予以否定。

历史事实证明，上述所谓的“问题”，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加罪于人的冤案。不难看出，云南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实际上是“划线站队”的继续。

1974年2月16日，省革委会“三办”向省委报送《关于结束‘三办’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我省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自1971年4月开展以来，在党委的领导下，到现在为止，对我省“文化大革命”中的有“五一六”嫌疑的重点事、重点人已基本搞清，其中绝大多数已定案处理，少数遗留问题正在积极处理，短期可以结束。从全省的情况来说，此项工作基本完成了任务。通过清查在我省“文化大革命”中类似“五一六”罪行的12件重大线索经多次过滤，最后抓住涉及地方的18个比较重大的具体事进行重点清查，现已查清。据统计各地州重点清查的事件80起属地方的已基本搞清，参照省的作法和有关精神，分别进行了结案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在运动中按“五一六”嫌疑进行重点审查的人共有721人(其中昆明地区、省市单位203人，其他地州市518人)，在年底前已结案处理的611人，县有关部门处理的20余人，共占重点人数的90％，余下的10％问题已查清，正在结案。在已结案处理的611人中属敌我矛盾的(大多数是杀人凶手，少数是现行反革命或历史上是叛徒)占4．6％；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占95％，其中除少数(约占8％)因错误严重涉及贪污、盗窃问题或其他错误，给予不同程度的党内、行政处分外，其余多数是批评教育。《报告》说，总的看来，我省的清查运动是健康的，运动的主流是好的，清查了重点人、重点事，分清了是非，区分了敌我，揪出了坏人，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对大好形势是必要的，“三办”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拟请批准撤销。1974年3月16日，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撤销省革委会“三办”，不作文字批复。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代理人对人民实行专政，为攫取最高权力采取的一个手段。

在贯彻落实省委1975年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的情况下，1976年1月7日，省委发出《关于纠正我省在1971年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林彪路线的影响，省委思想不端正，在处理两派群众组织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错误地把“划线站队”时揭发的材料未经核实或混淆矛盾性质，将“文化大革命”中的12件重大事件作为清查“五一六”的线索，发到地州市、省属局组织清查。还要求根据本单位的实际确定本单位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尽管最后没有定为“五一六”事件，但在全省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个责任主要在省委。为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影响，落实政策，现通知如下：一、查明所谓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都不属于“五一六”性质，应向干部群众公开宣布。至于具体案件要根据查清的材料，实事求是作出结论，是什么问题，就作什么结论。属于错案、假案，应坚决平反处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强加于一些干部群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宣布无效；二、在清查中，凡经批准、立案的，应宣布解除“五一六”专案审查，一般不作结论。如本人要求，也可以写证明澄清问题。已定、错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应予平反，作出平反结论；三、在运动中查出其他证据确凿的阶级敌人及犯罪分子，则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四、各地、各单位根据省委的要求自行确定重大事件，应迅速作出结论，按上述精神处理。


“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与邻国边界线总长4060公里，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受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生产方式、生产力都较为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云南解放后，省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民族政策，采取一系列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政策措施，使边疆民族地区在50年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3月11日下达对云南边疆的丽江(含迪庆、怒江两州)、保山(含德宏州)、临沧、思茅(含西双版纳州)、红河、文山等6个专区(州)及所属各州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的命令。1967年3月18日，昆明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关于边疆第一线县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的意见》，一律不搞“四大”。此后，边疆一线各县解散了各种造反组织，停止内外串连，不准揪斗干部，不搞夺权，开始恢复稳定局面。1968年11月30日，谭甫仁、梁中玉等人却要批判、围攻坚持在边疆进行正面教育的德宏州军管会主任张志铭。为了“划线站队”和夺权的需要，他们无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撤销德宏傣族景颇族等自治州的建制。

1968年12月23日至1969年2月23日，谭甫仁先后10多次在滇西、滇南、滇东北和省市重要会议上煽动在边疆开展“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谭甫仁在大理州召开的“三干”会议上说：“云南这个地区你们知道，没有别的要求，要求你们要有敌情观念。你们这里是不是没有敌情呢?不是。敌情严重，要看到这个问题。大理这个地区处在边疆，几百里的边境线(编者按：实际上大理并不在边境线上)，又是和平解放，再加上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搞什么‘边疆特殊化’，搞这一套，所以阶级斗争就更复杂了。敌人以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我们这个地区设钉子、设据点，特务据点也在这里设，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在云南留下很多”，“那些地、富、反、坏、右，解放前、解放后、现在生活都好，就是还没有把他们的浮财搞光，没有把他们搞掉。我说你们就是要挖掉他，挖他的底子”。1968年12月27日，谭甫仁在河口县红河公社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座谈会上说：“瑶山地区要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成立了公社还是假的”。“农村问题，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边疆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你们先搞一个试点，只要揭开一个，其他就会跟着来，只要群众发动起来，放手该分土地就分土地，该分粮食就分粮食，要办政治边防，就是要搞阶级斗争”。

1969年2月21日，谭甫仁在听取保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汇报情况时，说：“要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边疆革命群众对土司、山官、头人的批判斗争和砸烂封建机构，是革命行动，应该支持”，“边疆可以清理阶级队伍，可以划阶级成分，边疆要走公社化的道路”。

同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谭甫仁等人到北京，研究部署开展“政治边防”问题。军委办事组主要负责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听取汇报。黄永胜在讲话中全盘否定建国以来云南在边疆民族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对谭甫仁等人说：“林副主席讲了多少次，要搞政治边防。而你们那里是礼貌边防，是和平过渡的边防。什么是‘和平过渡’?一过渡就到资本主义去了”。“边疆光搞提高文化、搞生产，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去提高文化、搞生产怎么行?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抓阶级斗争队伍，把坏人抓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民兵”。“云南边防部队、民族工作队历来没有打过个好仗”。“那些反动山官、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批倒、批臭，把他们搞到内地劳动改造”。“不要怕边疆跑人，坏人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说：“政治边防，就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边防，无产阶级专政的边防，军民联防人民战争的边防，支援东南亚各国人民斗争的边防。”根据黄永胜等人的意见，3月21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了《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报告》批评昆明军区过去的“边防对敌斗争方针是错误的”，是“走上层路线，不搞对敌斗争，搞和平过渡，不发动群众，不抓政治边防建设，所以，长期以来，群众未发动，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反动封建土司、头人没有受到打击，阶级阵线不明，敌我不分，长期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报告》提出，要“加强政治边防，狠抓对敌斗争”，“首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狠抓对敌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把清出来的坏人，迁送内地劳动改造”。

3月17日至4月3日，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在昆明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驻边防的野战军、边防部队和边疆专、州、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共76人。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政治边防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要抓政权、抓两条路线斗争，要建设起由千百万革命群众组成的钢铁人民防线。会上提出抓“政治边防”的几项措施，要求深入开展以“三忠于”为中心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人民手中；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集中力量稳、准、狠打击“九种人”(包括反动的土司、头人)。解决边疆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搞清阶级阵线等，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对封建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原有的生活补贴一律取消。对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土司、头人，应给予及时有力的打击。这些人在省、专、县集中的，要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关于边疆划阶级成分问题，会议认为：“1956年边疆民主革命时，有150万人口的和平协商土改地区，由上面派去的工作组内定了阶级成分；还有90万人口的直接过渡地区，没有划阶级成分。为了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有必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成分问题，划分标准基本上按照内地土改的规定”，“在划阶级中，地、富所有的大牲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隐藏在归侨、侨眷中的‘九种人’应彻底清理，漏划的地主、富农要补划”。

4月4日，在北京参加中共九大会议的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党委说：“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云南要彻底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平过渡论’。要批判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在边疆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也要对边疆的土司、头人狠狠的批判。”，“没有划过阶级成份的地区，要很快划定成份。边疆有条件的地区要很快成立人民公社。”

1969年4月，省边防领导小组成立后，各边疆专、州、县的革命委员会和边防部队都共同组成各专、州、县的边防斗争领导小组，全面推行“政治边防”方针。具体做法：

一是派出大批政治边防工作队到边沿村寨，替代原有各类组织和当地民族干部，行使各项职权。开始贯彻“政治边防”方针时，遭到一些边防干部的抵制，为了“扫除障碍”，首先在滇南、滇西片成立“前线指挥委员会”，取消了边防军分区对边防部队的指挥权，命令边防部队撤出军管，实行调防，另由野战军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从内地抽调大批学生共83687人，组成“建设政治边防工作队”11485个，进驻边防地区。工作队以拥护或反对“政治边防”划线，举办各种学习班，批斗那些对“政治边防”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并把大多数生产队以上干部定为“走资派”，揪斗后靠边站。重新树立他们选定的“左派”作为“政治边防”斗争的基本队伍和骨干力量。保山地区为了搞“政治边防”，由内地动员和组织上万名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瑞丽、陇川、盈江3县“管理、改造少数民族”，结果迫使少数民族群众东躲西藏，背井离乡，不敢回家。德宏州盈江县的昔马是一个不足5000人的小公社，在“政治边防”中，搞“中心开花，火线练兵”的刑讯逼供，被捆绑吊打500多人，被打成特务的180人，维护边防治安工作的网络遭到破坏，许多人因身份暴露，反被敌人杀害。群众惊慌失措，人人自危，不断离境外迁，仅1969～1971年间，德宏州被迫离境外迁的就有1．79万人，民族干部被迫回家务农414人。

二是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举办了大小不等的22．22万个班，237．26万人次参加学习。强迫农民背诵《毛主席语录》，搞忆苦思甜教育，家家户户发“红宝书”(指《毛主席语录》)，送毛主席像。发动群众狠批“阎红彦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边疆政策”，“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的‘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平过渡论”’，抹杀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否定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不平衡与差别的实际情况，大搞一刀切，一律化。

三是清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批斗土司、山官、头人，取消原有给他们的一切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原住在城市的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然后和清理出来的“坏人”一起遣送内地劳动改造或交当地农村监督管制。深挖“九种人”，有些地方还在群众中查“同境外的联系”，查“同民族上层的联系”。据1970年3月昆明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上报中央的《关于政治边防经验交流会议的情况报告》说：“一年来，我们在整个边疆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查、大批判，把长期以来盘踞在边疆地区的对内欺压群众、对外勾结敌人的8115个反动土司、头人，第一次揪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更全面地揭开了边疆地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九种人’28162人，拔掉了敌人暗藏在我境内较深的‘定时炸弹’476人”。有的地区从内地动员大批汉族农民到边疆安家落户，代替当地少数民族农民搞斗、批、改，人为地制造了汉族农民和当地各少数民族农民的矛盾。

四是在原来规定不划阶级的地区和被认为划得不彻底的地区重新划阶级或复查补漏，搞“第二次土地改革”。1969年4月8日，昆明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会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的《关于政治边防会议的情况报告》提出：“1956年边疆民主革命时，云南150万人口的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还有90万人口的直接过渡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为了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有必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成分的问题。划分标准基本上按照内地土地改革的规定”，“在划分阶级中，地、富所有的大牲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包括反动土司、头人)，在斗争中应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

在“二次土改”中，他们把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边疆地区要进行正面教育的干部划为“站错队”，把“站错队”的或生活稍富裕的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随意升为地主、富农阶级，而把一些所谓“站合队”的地主、富农非法定为劳动阶级。仅据保山、临沧、德宏、文山、红河等10个地州的不完全统计，把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阶级划为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达7605户。德宏州陇川县在几天内乱划阶级成分2146户，该县一名革委会副主任一天上午就划了一个乡的阶级成分。该县把所谓“站错队”的357户贫下中农升为地主、富农阶级进行管制；把188个贫下中农和55个地主、富农子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以敌我矛盾对待；把25户地主、富农降为劳动阶级。文山州西畴县莲花塘公社小锡板大队以搞不搞“三忠于”为升不升阶级的标准，把解放前讨过饭的贫农龚开华、龚开堂划为“中地主”；把“站错队”被诬陷打死人的文山州富宁县木央公社木央大队生产队长裴有明划为富农，投进监牢。保山地区施甸县被升为地主、富农阶级的贫下中农达903户，其中有335户是基层干部和党员、团员。该县城关镇党支部书记杨汝南的家庭成分是雇农，因“站错队”被划为“破落地主”，遭到残酷迫害。该县仁和乡热水大队在“二次土改”中，把“站错队”的干部群众7人捆在一间屋子梁上吊打，说“这是一根梁上挂7只‘火腿’”。地处内地的东川市潘卡公社党委书记吴正兴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硬被划为富农，定为“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东川乌龙公社贫农杨老五，因其子是当地“炮派”组织的头头，被定为“站错队”戴上富农帽子，并将其子打成“阶级报复分子”。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非法抄家、罚款、换房、砍冒尖粮。认为边疆地区“土改夹生”、“社教走过场”、“民主革命不彻底”，提出“挖地三尺，扫地出门”、“海底捞针，杂草里面捉大鱼”的口号，对“站错队”后升了阶级的干部群众，挨户查抄。据保山等6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抄家3．06万户，被抄财物价值约1000多万元，甚至连鞋袜、杯盘碗筷、腌菜、食盐、水果糖都拿走。红河州金平县阿德博公社一户7口之家，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全家服毒自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婴儿。大理州巍山县的中农刘文杰，被划为“漏划富农”后，全家财物被查抄，家门也被封了，并遭到捆绑吊打，最后逼得上吊而死。不少地区对抄收的财物，一不清点，二不登记，三不开收条。抄家后有的人又被加上“间谍”、“特务”、“里通外国”、“反革命集团”、“外逃叛国集团”等罪名进行残酷批斗。有些被抄家的干部群众还被戴上“投机倒把”、“不务正业”等罪名，任意罚款，限期交清，交不出就把全家扫地出门。有些地方把土地改革后生活好一些的农民称为“冒尖户”，搞“削尖运动”，强制换房，没收其“冒尖”部分的粮食和现金；对原划为地主、富农及劳动致富的家庭实行强制“削尖换房”，做到“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光，组织上搞垮”。

制造假案进行政治迫害，无情打击。对被升划为地主、富农的干部群众、爱国进步人士、统战对象等，强加各种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有的被管制劳动，剥夺公民权利，限制人身自由。腾冲县在“政治边防”中制造冤假错案109件，株连1000余人。1969年4月15日，红河州河口县在“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中，大肆批斗有威望的头人，强行收缴瑶族群众的护身武器，激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群众被迫上山进行反抗。经工作队宣传动员后，绝大部分群众下山回家，还有少数人留在山上。便又采取军事包围、武装镇压的方式解决，制造了影响极为恶劣的“瑶山事件”，并定为“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先后受到判刑处理的49人，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10人。

五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边疆地区曾一度与内地一样，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1961年，省委经过调整，从实际出发全部改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有的地方还允许单干。1969年2月，谭甫仁到保山地区视察时讲：“边疆要走公社化的道路”、“边疆办人民公社的步子可以迈大一些”。根据他的讲话，当年4～7月，边疆地区26个县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一些地方还强迫不同民族的农民并队并社，使这些地区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民族关系都非常紧张。

谭甫仁等人在边疆极力推行“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一直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才结束。“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颠倒了敌我关系，严重破坏了党的边疆民族政策，破坏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破坏了边疆的生产建设，造成了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大动荡，经济上大破坏。据统计，从1969～1971年，全省边民被迫离境外迁的约3万余人。


整党建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云南各级党的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逐渐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发出了“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指示，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1月5日，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12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随后成立中共中央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始整党建党。

云南省的整党建党是在党的九大之后，作为“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分3批进行。从1969年4月开始，先后在80个县、市的100多个党支部中进行了试点。1969年7月15日至8月16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昆明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整党工作会议，对全省整党工作进行部署。参加会议的有2073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培训骨干的会议。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全省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部署。全省分滇西、滇南、滇东北和昆明地区4片成立于整党领导小组。各地、州、市、县革命委员会相继在政工组设置办事机构。9月以后，有5115个党支部占全省党支部总数的22．7％开展了第一批整党建党。省级机关抽调873人组成整党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到各地县参加整党工作。1970年4月，中共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后，省、地、县三级都分别举办了由各级领导骨干和整党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参加的学习班，训练骨干8．6万多人，传达了座谈会精神，学习了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第一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总结。同年下半年，约占全省62％的基层党支部开展了第二批整党。1971年底，结合批林整风，全省约有15％的党支部进行了第三批整党建党，至1972年8月，全省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

全省参加整党建党的有26738个党支部，应参加整党的党员56．62万名，其中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整党的4841名，实际参加整党的党员有56．13万名。经过整党已恢复组织生活的有53．95万名党员，占95．3％；被处理出党的7570人(其中清除出党的1059人，开除党籍的237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2894人，劝退出党的1246人)，占参加整党党员数的1．33％；给予其他处分的709人，占0．125％；暂挂起来待处理的1．35万人，占2．39％。全省共发展新党员8．73万名。

这次整党建党，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省、地、县分别召开了党代会，建立了党委，这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次整党建党，总体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受“划线站队”错误和派性的影响，使不少地方和单位形成造反派头头(有的是非党员)领导整党的局面，不少党员被强加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了批判和斗争。整党建党中实行“群众参加整党”，吸收非党群众参加整党领导小组，甚至主持党内会议，召开支部会讨论党员的处理和可否恢复组织生活问题等，不分党内党外，超出了听取群众意见的范围，造反派强行逼着党委开除党员党籍的事屡见不鲜。“吐故纳新”又错误地处理了大批党员、干部，一批党员被“挂”起来，较长时间未恢复组织生活；一批造反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入党；在建立各级党的领导班子时，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又“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使一批造反派头头混入党的领导机构，改变了党的领导成分，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写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此后，一些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工业停顿，大学停招，积压了大量的中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响应毛泽东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留在城镇，但却因为没有工作，成为家庭、社会的沉重负担。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的一项应急措施。从1968年七八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8年11月21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做好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云南省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中小学毕业生共有80万人，其中，中学毕业生18万余人，小学毕业生62万人，除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入初中外，对于18万高中、初中毕业生需要做适当的分配和安排。应当动员广大中学毕业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根据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原则，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应该通盘考虑，统一组织，妥善安排，凡是有条件上山下乡到农村社队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就坚决动员、组织毕业生到农村去；凡是有条件安插到农场、林场、渔场和工矿基层单位的，就动员组织毕业生分别插场、插矿，到基层单位去；凡是有条件开垦新农场、渔场、牧场和经济林木场的，就动员组织毕业生到新开垦的场地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加强组织领导，省革委会成立“云南省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由一名副主任和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以及有关负责人组成，并由学校、计划、农林、工交、文卫等有关部门抽出适当的工作人员组成办公室，全面规划统一领导这项工作。各专、州、市、县也要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负责人亲自抓这项工作，并组织专门的办事机构。

12月26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的通知》，要求：一、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立即掀起学习和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二、要结合当前斗、批、改任务，立即开展一个大动员；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领导，统筹安排，抓紧抓好。12月30日，云南省和昆明市革委召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动员大会，昆明10万知识青年和群众参加大会。此后，全省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开始到农村生产队插队和农场劳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知识青年也成批来到云南边疆农场或农户家插队落户。

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迅速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广泛地加以宣传。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报纸上一再宣传：“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是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惟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在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到了所谓“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着阶级斗争风浪破土而出的共产主义幼苗”一再拔高。“四人帮”及其死党，针对周恩来提出的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和邓小平提出的“要挑中学生中好的，直接上大学”的讲话，进一步把所谓“拔根”与“扎根”提到了“复辟”与“反复辟”，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高度，再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极端，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带有严重的“划线站队”烙印，许多所谓“站错队”的青年学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继续遭受到迫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哄而起，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至1980年决定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止，10余年中，在云南边疆农村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3．6万人，其中，北京、上海、四川来云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有10．6万人。

为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1969年1月12日，省革委会发出《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立即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指示》，要求凡有接收知识青年任务的专、州、市、县、区、社、队应立即成立安置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做好欢迎、欢送和安置工作，合理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同年，省革委会成立了云南省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领导。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6月11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26号文件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再教育机构必须于6月底前充实健全起来。要组织检查团，对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7月，省知青安置办与省劳动民政局合并，为该局知青大组，对外省知青安置办名称不变。9月4～21日，召开了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会议，着重解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加强领导问题。会议提出，要不断提高加深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伟大意义和深远意义的认识；要加强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狠抓阶级斗争，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活动；要全面贯彻落实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各项政策；要加强领导，关键在于领导。1973年9月14日，省革委会决定成立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刘明辉任组长。同月，省知青安置办改名为省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1976年6月5日，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改名为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同年8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凡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公社党委要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一位副书记担任组长，并设立知青办事机构，配备公社知青专职干部。1978年，省革委会决定，进一步加强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薛韬任组长。1980年省委决定缩小省知青办的编制和工作范围，省知青办仍然保留，由省劳动局统一领导管理，负责做好知青工作。

为负责接管云南边疆各地的国营农场和接受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各农场插队落户，1969年10月6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军区负责领导。兵团以云南100个国营农场组建，下辖4个农垦师：第一师由思茅地区(西双版纳)的农场组成6个团、3个独立营；第二师由临沧地区的农场组成3个团、4个独立营、1个直属连；第三师由保山地区的农场组成6个团；第四师由红河地区的农场组成5个团。另有文山、玉溪、大理、曲靖地区的农场分别组成独立一、二、三、四团。1969年统计，共有职工100430人，4个师、22个团(含独立团)、94个营、805个连，另外有附属单位435个。12月15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组建工作会议，规定兵团司令员、政委由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兼任；师长、政委由所在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任，独立团团长、政委由所在分区一名副司令员、副政委兼任。1970年3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黎锡福任司令员，周兴任政委。1974年6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团改为农场。兵团、师撤销后，云南省成立农垦总局，实行企业经营，兵团现役干部分期分批撤回部队。从1968～1980年间，云南省先后安置了省内外城镇知识青年33．6万人。其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接受安置了11余万名云南、四川、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属国家职工，一切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负责管理(1974年后由省农垦总局负责管理)；其余22万余人先后被安置到边疆农村插队和知青农场、农副业基地参加生产劳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省革委会多次组织慰问团慰问知识青年，并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四川、北京、上海也分别组织了慰问团赴云南边疆慰问本省、市的知识青年。1970年4月26日，省革委会组织由医务工作者、家长等2853人组成的慰问团，到11个专、州，120个县(市)，62个国营农场慰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知识青年提出送回省、市治疗等处理办法。1972年初，上海市派出首批慰问团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慰问，时间达半年之久。同年3月21日，四川省慰问赴云南支边青年代表团到达昆明，在2个多月时间里，他们行程9500多公里，到44个县，对在云南支边的几万四川知识青年进行慰问，基本做到人人见面。对分散在边远山区的个别支边青年，他们还派专人跋山涉水前往慰问。这些慰问活动，给了知识青年一些温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作了部分反映。1972年5月，四川省慰问赴滇支边青年代表团向云南省革委会、云南省军区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部队在管理教育工作和落实政策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十分严重。归纳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任意进行捆、绑、吊、打；二、干部利用职权，逼婚、诱婚、调戏、奸污女青年；三、教育管理方法简单粗暴。1973年6月，省革委会在《关于我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和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汇报提纲》中也反映：对知识青年的学习、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解决得不及时，全省有相当一部分插队青年的生活不能自给，长期依靠父母接济，有些青年的住房破烂漏雨，患病无钱就医等实际困难也未解决。知识青年中“走后门”参军、升学、招工的不正之风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带头“走后门”影响极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一些政策不落实。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打击不力，迫害、奸污下乡青年的案件仍不断发生，没有严肃处理。

1973年，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采写、刊登在新华社7月4日编的《国内动态》(第241号)上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揭发了该团极少数人利用职权捆绑吊打知识青年、奸污猥亵女知识青年的严重犯罪情况。当年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看了这一材料后高度重视，7月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请中央组织部、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省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共中央各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告。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批示：“事态严重，请昆明军区派人查报。”李先念副总理也批示说：“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

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接到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后，于7月8日和8月11日，分别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学习中央首长7月6日批示的检查报告》和《关于调查处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等单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报告》称，据查，“类似这种问题，不仅十八团存在，在我省建设兵团的其他一些单位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有的甚至比十八团还要严重”。《调查报告》说，在全团知识青年代表和干部大会上，宣布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对十八团严重问题应负主要责任的政委、副政委、副参谋长、后勤处长等4位同志停职交代；对犯有捆绑吊打、管卡扣罚严重错误和利用职权奸污、猥亵女知识青年的团卫生队长、二十连指导员、砖瓦连代副指导员等3人，撤职查办，待进一步揭发、检查交代后再作最后处理。同年11月28日，省革委会、昆明军区发出《关于公开处理张迪青、贾小山、张国亮等7名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罪犯的通报》。经中央军委分别批准，张、贾、张3名罪犯被判处死刑；另有2名罪犯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名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昆明军区军事法院在景洪召开大会，对罪犯依法处理。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知识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1973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但是，“规划”并未实现。1973年8月14～31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会上学习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及中央领导同志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重要批示，检查了问题，总结了教训，制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实施办法》(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十分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组织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文化和技术。要结合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对他们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民族政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和前途教育，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各种文体活动。要积极培养吸收具备条件的青年入团、入党，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对青年要看本质、看主流，有缺点错误，要耐心说服教育，反对简单粗暴。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重在政治表现，不要歧视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口粮、治病等实际问题。口粮的分配，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给予必要的照顾，帮助他们更好安排生活。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安排农活要特别注意女青年的生理特点，要实行同工同酬。要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斗争，按其罪行依法惩办。要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会议还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各级共青团和妇联要把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此后，各级党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一些问题引起重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处境也有了一些改善。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6月9～14日，省委召开各地、州、市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上述批示，会后组织了8个调查组，由省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带队，到6个地区和3个国营农场开展调查研究，重点调查知识青年扎根成长的经验和问题，为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作准备。12月29日，省委同意并转发省知青办《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照顾困难家庭子女以及随父母疏散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问题，下乡知识青年自愿当农民问题，插队知识青年“转点”问题，国营农、林、牧、渔场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家庭照顾、病退问题和安置经费问题等作出了政策性规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集中反映了几个问题：一是还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二是招工政策引起思想波动；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四是管理知识青年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心里着急。座谈会确定，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计委和财政、教育、农林、商业、公安、卫生、劳动、出版、物资等部(局)、总政，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力量，对存在的问题分别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意见。同时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法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报送国务院。根据会议精神，省委指示省知青办召开了各地、州、市知青办负责人会议，进行了传达贯彻。全省派出了15个农业学大寨工作团，组织力量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问题进行了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报告总结了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需要统筹解决的问题，并建议：为了适应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应稳妥地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展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么做。邓小平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议纪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基本总结：1968～197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不论在认识上或在决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5点：一是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二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动员下乡；三是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地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四是已经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予以重新安排，其中，下乡较早的老知青要限期解决；五是城镇要积极开展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中共中央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但是，这次会议的文件也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识青年政策的照顾范围。这样，国营农场的广大知识青年对未来的出路备感忧虑。

1978年10月18日，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写公开信给邓小平，反映知识青年实际情况，提出妥善解决农场知识青年回原籍安置等问题。公开信贴在允景洪街头，许多知识青年签名、转抄。11月15日，丁惠民又贴出给邓小平的第二封信。橄榄坝农场八场的知识青年贴出8条大标语支持丁惠民的公开信。标语写着：“向四人帮讨还青春还我幸福!”以后，各农场知识青年串连、罢工、请愿，规模越来越大。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景洪农场知识青年联名信被扣压的情况。邓小平在该来信中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好工作，不应压制。”省委立即采取措施，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工作”的方针，并派出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农场做知识青年工作。12月17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识青年代表143人离开景洪，此后数日，各农场罢工知识青年纷纷组织请愿团。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赴京上访的丁惠民等10位知识青年代表，勉励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同时严肃地指出国营农场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改进。邓小平对云南农场知识青年问题非常关注，在政治局会议上和王震汇报接见知识青年代表时，曾先后4次作出重要指示，总的精神是要发展经济，建设好西双版纳，办好农场，使之成为有志知识青年的创业基地。1月4日晚，王震将邓小平的指示向丁惠民等人进行了传达，丁惠民等人决定服从全国安定团结大局，于第二天离京返滇。丁惠民等回到云南后，于1月23日给王震发电报，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安排，决心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京、上海、四川、云南在昆明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形成有关政策规定，同意优先接收云南农场知识青年返城。此后，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大量返城，至1980年，滞留人数仅3000余人，还不到原总数的3％。

1979年3月20～28日，省革委会在昆明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统筹解决云南知识青年问题的办法。会议提出：除昆明、东川、个旧、下关等4个市和少数县外，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小集镇、一般县城等单位和地区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本地区或本系统自行安排。部队的干部和职工子女，城镇中学毕业后，有条件的要自行安置，安置不了的，由当地统筹安排。各地要区别情况，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根据云南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属于动员上山下乡的昆明等4个市，如城镇中学毕业生人数和安排就业能力基本平衡，同时对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进行了妥善安排之后，经省革委会批准，也可以自行安置，不组织上山下乡。会议还提出，要集中安置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统筹解决好已下乡知识青年，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解决。

云南省从1971年开始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实行“三招”，向各条战线输送了一部分知识青年；一部分知识青年因为家庭或生病原因照顾回城，也调离了农村。1978年后，根据全国和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在坚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则下，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改变分散插队为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的安置办法，1979年初，全省在乡知识青年只有4．5万人。由于省委对待业青年安置工作的重视，1979年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安置了3．8万多人，加上升学及应征入伍的共调离4．2万多人。另外，由于调整政策，1979年全省新下乡的只有1900多人。

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转发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两方面安排知识青年的工作，逐步地统一起来。具体到一个地方，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对于在农村的插队知识青年，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积极扶持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包括安置下乡知青的知青厂)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11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问题的通知》，提出：要采取多种办法，力争在今明两年，区别不同情况，把4000多名插队知青安排好。一、对于那些立志务农，愿意留在社队安家落户的，要热情关怀，积极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已婚知青，特别是那些与当地农村青年结婚的，要想方设法，抓紧时间，尽可能就地就近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二、已在知青场队工作的知青，要努力办好知青场队，做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积极创造条件，把农场逐步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粮户关系可以不变。原已转为农村户口的，可到公安、粮食部门办理手续，转为城镇户口；三、今明两年有招工指标的单位，招收插队知青时，应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条件，降低录取分数，照顾录用。没有招工指标的地区和单位，可与当地公安、粮食部门商议，将现有插队知青的粮食、户口关系转到原动员地区和单位，作为待业人员。这些单位要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就地就近妥善安置；四、对于病残的下乡知青，各地应同民政等有关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认真负责地妥善安置。

1980年云南省宣布停止动员下乡。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1980年4月，省委决定缩小省知青办的编制和工作范围，由省劳动局统一领导管理。各地、州、市、县也依照办理。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近10年中，广大知识青年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云南的大山峡谷和村村寨寨中，都留下了他们流淌的血汗和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极“左”思潮的毒害，也身负着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那10年艰难的历程中，这一代青年在与广大农民、农场工人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磨炼，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上山下乡的丰富阅历，也因此成为他们中许多人人生的宝贵财富。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它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科技教育事业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第一，它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对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这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把大量正处于青春年华的知识青年安置到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和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使他们失去了进入正规学校深造的机会，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层，这是对人才的严重浪费，其后果是拉大了我国与正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大量资金。据统计，从1968～1979年]1月，国家共拨给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1．422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部分支援了农村和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时，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了损失，给大部分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了许多不幸。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做法应该给予否定。


“○一七”谭甫仁被杀案


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时，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在其昆明军区大院住所被杀，其夫人王里岩同时遇难。案件发生后，昆明军区召开会议，采取紧急措施，保护现场，并立即电报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直接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根据周恩来指示，组成了“谭甫仁、王里岩案侦破小组”(简称“○一七”专案组)，周兴为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为副组长，成员有司令部副参谋长赵润溥、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专案组把侦破重点放在军区机关内部，并全面开展侦破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受“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影响，本来完全可以迅速完成的侦破和结案工作却一再延误了时机。

侦破工作开始后，作为军区保卫部部长、专案组成员之一的景儒林从未怀疑过，更没有注意到昆明军区保卫部。直到部署查验枪支后的第九天，12月25日，保卫部一位副部长要用枪，才发现保卫部保密室保密柜中的2枝五九式军用手枪、20发子弹不见了，查无下落，保管人也说不清去向。到了这时，还是没有人怀疑、追问过因历史问题已隔离审查的保卫部原保密员，1970年在“划线站队”中提升为保卫科副科长，后来查明是谋害谭甫仁的真正凶手王自正。

案发现场惟一看见凶手向谭甫仁开枪的是住在谭家的王文莹(王里岩的妹妹)。据王文莹讲，5点左右，听到楼上吵嚷，声音很大，只听清王里岩问“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好像有扭打的声音，以为是两老口在争吵。正准备上楼去看，见谭甫仁披衣下楼，这时楼上传来枪声。王文莹问谭什么事?谭答我也不知道。谭出客厅向警卫员宿舍走去，王跟在后面。凶手快步从楼梯冲下，推开王文莹便向谭甫仁连开两枪，谭仍沿走廊往前走，凶手追上又开一枪，谭应声倒地。凶手见谭已倒下，慌忙爬上围墙逃走，王文莹和谭的未婚儿媳把谭抬回客厅，并给党办打电话报案，将所见到的凶手是穿军装、大个子，胖胖的、圆圆白白的脸，年约三四十岁的情况，向随后赶来的王克学做了汇报。现场勘察结果，凶手是从院子北面翻墙，然后从厕所进入院内，留下解放鞋的脚印和手印。4发子弹壳证实凶手用的是五九式军用手枪。

顺着群众举报的线索，专案组找到军区政治部家属区一个8岁小孩，据小孩讲，17日早晨天没亮，有个人推门进他家问：陈汉中科长家住在哪里?小孩告诉他：住楼上。那人就上楼去了。孩子回忆，那个人大个子，胖胖的，脸圆圆的。专案组顺着这一重要线索找到陈汉中的妻子，她说：17日早晨5点左右，有个男人推开门进来(门没上锁)，问：陈汉中在不在家?我给他讲出差到上海去了。那人听后转身走了。

3个见证人所述凶手外形特征一致，时间与发案时间也大体吻合。专案组又再向那个孩子进一步落实，这一次孩子想起了那人，说：“是东昆的爸爸，见面能认得出来。”专案组找来一张集体照片，孩子指着其中的王自正。肯定地说：“就是他。那天早上来问的就是这个叔叔。”此人即是军区保卫部的王自正，王因有重大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隔离审查。但是，景儒林还认为王自正被隔离审查，院子里昼夜有哨兵，他怎能跑出来作案。后来经专案组研究，决定带孩子到西坝隔离室指认。孩子在暗处指着王自正说：“就是他。”王也发现了孩子，神色慌张，忙转过身去，力图避开孩子的视线。这时，可以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嫌疑犯。

王自正原名王东政，河南省内黄县人，1947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王参加还乡团枪杀村武委会主任，后随蒋军溃退。在溃退中改名换姓混入解放军，参军后编造历史，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由战士提为干部，后调昆明军区任保密员。1970年在“划线站队”中被提升为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未到职，又调文山军分区任保卫科长。在赴任之前，组织上收到王自正家乡的检举揭发材料，决定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关人西坝部队招待所，由军区政治部组成专案组，让他交代问题，专案组由陈汉中负责，但王是保卫部的人，故直接管理这个案子的是景儒林。“○一七”案发前，王自正已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

根据群众举报提供的线索，经过对有关人员调查证实，初步确定王自正有重大嫌疑。为了进一步取证，12月31日晚，专案组派出谢新锷、李伯志、何凤毓等前往西坝隔离室取王的指纹、鞋印。奉派去的孟肖野提议先把王自正铐起来，谢新锷表示同意，但这条意见最终被否决。到达西坝后，负责审查王自正的军区干部部科长陈汉中向谢等人作了汇报。据陈汉中讲，12月17日谭被杀事件发生后的当天早晨，哨兵换完岗后叫王自正起床，王在厕所应声。问他干什么，王答“拉肚子上厕所。”问他为什么不请假，王谎称：“我向上一班的哨兵请的假。”案发后，王自正神情一直反常，坐立不安，不时探头向窗外观望；看到12月24日报纸登载谭甫仁去世的消息后笑了起来；今天(31日)王自正忽然失声痛哭，说“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听完汇报，谢新锷觉得事关重大，不敢按原计划执行，派人回军区请示，负责专案日常工作的蔡顺礼已休息，专案组其他负责人指示“按原计划执行”，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陈汉中、李伯志进入王的宿舍，何凤毓站在门外。这时，王自正在睡觉，叫他起来后，王慢腾腾翻身起床穿衣服，而且试探着问，穿哪一双鞋子。他磨蹭了一阵后穿上皮鞋，弯腰系好鞋带后，突然反手从被子里摸出手枪，向陈、李连开两枪，第一枪击中李伯志腹部，李当即倒地，第二枪子弹擦伤陈汉中的右手。王开枪后夺门外逃，警卫班战士听到枪声，纷纷包围过来，王向院子南边狂奔，在围墙下无路可逃，举枪自杀，当场毙命。另一枝枪在他作案后被丢进厕所粪池中，掏干厕所粪池后找到。经各方面验证结果，证实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就是王自正。

王自正隔离审查之前，军区政治部曾派人到王的家乡进行外调，在调查时，王自正老家有人给王通风报信说，昆明来人调查“武拐的事”(即解放前王参与杀害我武拐村武委会主任一事)，王即派妻子回家乡，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后，对跟随堂兄参与杀害村武委会主任一事供认不讳，但他知道主犯解放初已被镇压，认为死无对证，要求开棺验尸，说如果死者身上有两个枪眼，就有他开的枪。如果没有，便不是他打死的。景儒林表示同意验尸，在内部研究会上遭到其他同志的反对，未能实行，因此，对王自正历史上的问题，拖了7个多月也未结案。王自知难以逃脱人民的惩罚，因而产生了阶级报复的思想，并为此进行了许多准备。王在他的笔记本中就写道：“不是死刑，也是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我一辈子完了”。他还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他几个”。“能报复的，只有这一条。”王自正在笔记中列了好几个要杀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后来又明确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但没有枪，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接着，在笔记中写了一行阿拉伯数码，后来查明即保卫部保密室保险柜中的密码锁号码。王在笔记中还设计了潜出西坝隔离室的办法。他把院子中站岗的哨兵值班顺序记录下来，并对一个站岗的新战士很注意。他为这个战士取名“小迷糊”。并在笔记中记下：“小迷糊一点钟上岗。”西坝隔离室岗哨交接班中个漏洞：站完岗的人到宿舍叫接班人有5分钟时间是空岗。这就是凶手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的时机。王自正正是利用“小迷糊”上岗前的空隙时间，即凌晨1～2时之间溜出隔离室，先回家向老婆交代后事，呆了一两个钟头后，潜入军区政治部大楼内保卫部保密室偷了枪，再翻墙进入2号院谭甫仁家作案的。

实际上，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后即有企图潜出隔离室的想法。隔离后第三天他给妻子写了3封联络信，信从窗口丢出院子外边，有2封被小学生捡到，交到军区保卫部，后转到专案组。信中称：关在西坝隔离室，从外数第三个窗口，上面有一个葵花牌牙膏盒，白天来捅掉，晚上在厕所后墙边见面。西坝专案组审问他为何这样做。他欺骗说想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次，深更半夜，王自正去推专门负责看管他的政保队员宿舍的门，被哨兵发觉，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想交待材料。那之后，西坝专案组没收了他的3个笔记本。因此，在王自正杀害谭甫仁之前，这3个笔记本已被专案组拿到手，上面已明确记录有他杀害谭甫仁的动机、计划和步骤等。

王自正自杀身亡后，经验证，他所持的手枪和在厕所发现的另一枝手枪，与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密室保险柜丢失的两枝手枪的枪号吻合。又通过对枪弹的技术鉴定，加上案发当天的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调查研究，真相大白，可以结案。

但是，由于从立案之初就把案件和“划线站队”联系起来，在派性的干扰下，一直把视线盯住“站错队”的人，在全省上下到处设卡堵查，不少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伤害，一时间人人自危。一直追查到凶犯使用的手枪是昆明军区保卫部的手枪时，保卫部部长景儒林“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自杀身亡。杀人凶手查出来了，但却不能结案，专案组人员也换了又换，前后拖了8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6月，“○一七”专案组在“揭批查”运动中才作出结论。结论说：一、杀害谭甫仁、王里岩的凶犯是王自正；二、本案性质属于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与本案无涉；三、由于凶手自杀以及事过境迁，某些细节已无法查清，也没有必要去查了；四、鉴于本案已破，侦破任务已完成，“○一七”专案组予以撤销。


农业学大寨


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以后，云南同全国一样，涌现出一批学大寨，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生产发展，收入增加的先进典型，推动了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又指出“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决策”，再一次号召“农业学大寨”。但是，“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农村蔓延，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到处泛滥，农村也陷入一片混乱。各级组织瘫痪，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多年行之有效的生产措施和经验被一概否定、批判斗争，对农村造成了严重后果。

省革委会成立后，农业学大寨被强加入许多极“左”的内容重新在全省农村大力推开。1969年1月，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就强调：要抓好农村的斗、批、改； “三自一包”、“工分挂帅”、超产“三三制”、“边疆特殊”等这些东西必须彻底批判。另一方面，他要求学大寨平均主义的管理办法。他说，最好每人带上一份介绍大寨的材料，宣传大寨精神，学大寨人，兴大寨风。大寨人一没有自留地，二不记工分。一年只评几次工分，第一评政治，评你的思想好不好；第二评劳动态度；第三自报公议。除了每家只留二三只鸡以外，其他全是集体的，值得我们学习。还要求每个专、州、县要集中力量搞出样子，大寨能办到的云南人就能办到。

1969年9月24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云南省1970～1974年农业全面跃进的规划：力争5年左右全省粮食产量翻一番。即由1969年的130．1亿市斤增至1974年的260亿市斤，并使农、林、牧、副、渔得到全面发展。会议提出，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切实贯彻农业的“八字宪法”、“农业学大寨”，必须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边疆特殊”、“民族落后”、“爬行主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会后，将这些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作为“政治任务”硬性压了下去。不少地方为了完成粮食增产指标，围海造田，毁林开荒，“向湖、向山要粮”，造成了严重恶果。1969年12月28日，昆明市革委会根据省革委会的指示，召开有10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布置在滇池边沿挖山运土造田，计划逐步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水利、化肥、机械、电气四化俱兴，亦工、亦农、亦兵的国营农场。还提出“移山填海，围海造田，战天斗地，向海要粮”的口号。1970年5月滇池“围海造田”完工，这项工程共投工2400万个、耗资1300万元，筑起一条底宽30米，高6米，长3公里的大坝，排干1700万立方米的湖水，造田1．2万亩。“围海造田”完工后，为管理这些水田，国家又投资近600万元建成海埂“五七”农场，从1971～1982年的12年里，国家补贴金额高达1075万元，而全部耕地生产的粮食累计只相当于“围海造田”时上阵劳动力耗用粮食的26％。全省其他一些主要湖泊，如杞麓湖、异龙湖等也都遭到类似不同程度的破坏。“围海造田”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带来了无法补救的恶果。

1970年12月15～24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着重讨论农业学大寨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苦战三五年，粮棉跨《纲要》，为全省社队变大寨，县县变昔阳而奋斗。要求：一、进一步解决对学大寨的认识问题。“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道路。学不学大寨，是对毛主席的感情和态度问题，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二、狠抓根本不转向。“要像大寨党支部那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把大寨党支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根本经验学到手”。三、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把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抓紧再抓紧”，“把隐藏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挖出来”，“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肃清刘少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所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边疆特殊’、‘民族落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批判“怕”字当头，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的右倾保守思想，靠“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办事的旧习惯势力和那种“差不多，过得去”，守旧摊摊，不创新业的懦夫、懒汉世界观；坚决批判和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形“左”实右的余毒，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农业学大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四、关键是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对于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要着重抓好思想建设。对于有严重问题的社队，要下决心，在今冬明春，派出精干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过斗、批、改运动，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团结教育大多数，清除混入领导班子中的坏人，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大破“靠天吃饭、依靠国家”的思想，革命加拼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迅速改变云南的面貌。六、发动群众制定学大寨、超《纲要》的计划。采取坚决措施，苦战三五年，实现全省亩产跨《纲要》，每人有粮1000斤，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和一头猪的奋斗目标。1971年要力争粮食200亿斤。七、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列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纷纷订出本地区本县学大寨、赶昔阳的规划。1971年的农业工作会议、1972年的镇雄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1973年的农村工作会议、1975年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和易门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议，都把学大寨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同时先后组织了地、县主要领导干部到昔阳、遵化参观。1973年4月17日，省委、省革委会邀请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第一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昆明传授大寨和昔阳的经验。陈反复强调要狠抓批修整风，大批大干，批中干，干中批；要去掉畏难情绪和保守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群众一道商量制定加速农业发展步伐的规划；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云南学大寨运动规模不断扩大，运动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出现了一批学大寨的先进社队，镇雄、宜良、个旧、陆良、易门、通海、武定、中甸等被定为学大寨先进县市。运动中广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山区以建设大寨地为主，大兴小型水利；坝区以改造低产田为主，大搞条田化。还提出了“一平、二肥、三深、四有埂、五有路，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质量要求，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1～1974年，共建设大寨式梯田梯地461万亩，旱涝保收农田面积增加236万亩，在保证农业增产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75年10月28日，省委召开有4万多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和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10月30日至11月6日，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省属各部委办厅局领导干部传达大会精神。11月8日，省委作出《关于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部署》，指出：云南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运动步伐缓慢，落后于全国形势。要求各地州和县委，都要在今冬做出苦战五年，普及大寨县的具体规划。全省原有的8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要进一步提高，其他各县也要迅速建成大寨县。1976年要新建5个大寨县，1980年要达到64个，即50％以上。提出：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要认真整顿县委领导班子。省、地、县要组织工作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3年内把所有公社分期分批地进行一遍。要自下而上地制定一个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全面规划。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时间，县的干部不少于1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200天，大队干部不少于300天。省委每年开两次县委书记会议：一次检查督促，交流经验；一次总结评比，布置下年工作。1976年要增加灌溉面积100万亩，大寨式梯田、地200万亩，条田化和改造低产田200万亩。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上阵劳动力，全省要达到总劳动力的40％～50％，常年施工专业队要达到10％～20％。要狠抓科学种田，保证1976年粮食总产180亿斤，1980年上《纲要》。要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成立省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统一领导。由省委副书记李文兼任省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

11月15日，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和省属各单位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全体动员大会，部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任务。动员大会后，工作队进行了短期集训，从25日起分头出发，奔赴宜良、砚山等23个县区，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据12月12日《云南日报》报道：在学习、宣传、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中，由省、地(州、市)、县各级分别组成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共5万多人，已陆续奔赴第一线。

1976年2月5日，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通知，决定分5批组织地、县、公社负责人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参观人数达2502人。11月23日，省委转发省农办《关于今冬明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继续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坚决完成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报告》提出今冬明春，全省必须上足劳力450万人，苦战100天，坚持120万人常年施工，完成1977年建设大寨式梯田梯地2000万亩、条田和改造低产田200万亩，增加水利有效灌溉面积100万亩的任务。但是，原定8个月一期的学大寨运动，仅5个月就草草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和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农业学大寨与一系列政治运动交织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寨由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被歪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变成农村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样板。推行“大批促大干”的大寨经验，在农村实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结果，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把农田基本建设的“三改一固定”(改良土壤、坡地改梯地、旱地改水田、固定耕地)说成是“框框套套”，并“炮打阎红彦，火烧经济林木”、“炮打绿肥”、“炮打钙镁磷”、“炮轰台北八号”、“罢粳稻的官”，甚至把从土地改革到互助合作运动中培养的先进典型都打成了黑样板进行批判，造成了严重后果。另外，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搞了一些无效劳动，造成一些损失。少数县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虚报浮夸，有的还发生破坏山林，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1970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林彪反党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2月21日，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的通知》。此后，云南各级党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公开报道则称“批修整风”运动。

3月2日至4月6日，昆明军区、省革委会召开“批陈整风”大会，2607人出席会议，其中军队系统1244人，地方系统1363人。这次会议联系云贵地区的实际，又把赵健民、张力雄等与陈伯达挂起钩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王力“对叛徒赵健民、坏人张力雄、内奸朱家璧以及李再含等人的庇护，把他们封为革命干部、老实人、高明的领导，鼓励他们放手干，不按中央就地解决本省问题”等问题。鲁瑞林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清算“五一六分子”反革命集团罪行，把“五一六分子”黑后台陈伯达批倒批臭》的讲话，再次罗列了赵健民、张力雄、侯良辅、林亮等人的所谓6条“罪行”。

4月15～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运动汇报会，同时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要求把陈伯达的问题向全体党员传达，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6月3日，省委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对“批陈整风”运动作了全面部署。根据中共中央“批修整风”要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部署和毛泽东关于高中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要求，8月15日至10月10日，云南省举办了省委第一期读书班，部分地局单位党委正副书记、常委，核心小组正副组长及成员，县级领导干部、宣传干部和辅导员共184人参加了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国出逃，机毁人亡。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此后，“批陈整风”逐步变为批判“林、陈反党集团”。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云南于9月下旬开始，先党内后党外，先内地后边疆，从上到下，逐级传达了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件。省、地、县、公社党委主要领导亲自到基层宣讲；地、县党委常委1300多人到基层抓点；培训了39．2万多名骨干，组织了3．63万多个宣传小组；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宣讲骨干和翻译人员，以保证传达学习的顺利进行。据统计，全省应听传达的人有95％以上听了传达，传达学习于12月结束。11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的通知》，要求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和他们的“惟天才论”、“绝对权威”等唯心主义先验论。

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转发了《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等3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此后，云南也迅速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12月23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1972年1月5～15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十四次全体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3月21日，省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为有力武器，进一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真正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7月15日至8月17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召开县团以上干部“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学习有关文件，对云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安排。根据此次会议精神，9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整风”运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要求：一、各级党委要真正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切实抓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二、要重视质量和效果，防止走过场；三、学习的各个阶段，都应注意抓好重点，都要掌握“重点在批林”这个大方向；四、要强调加强思想领导，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加强思想工作；五、各级党委要继续抓好自身的学习，学习好才能领导好；六、提高阶级警惕，注意保密。

1972年12月11日至1973年1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联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实际，清查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解决云南干部群众并不了解的蔡顺礼(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远高(云南省军区政委)、马杰三(空军昆明指挥所政委)、董占林(陆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问题。12月11日会议开始，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周兴传达了9月中央政治局对云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云南省、昆明军区批陈、批林有成绩，但是批林联系实际不够，对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抓紧弄清。所以，你们的批林落后了，现在抓还不迟；二、你们在批林中有阻力，有干扰，排除干扰不力。你们自己不要去干扰；三、要加强边防对敌斗争，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周兴在传达时还讲：“目前我们这里经中央点名的有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其中：蔡顺礼已由中央在北京进行隔离审查；雷远高、马杰三由我们进行专案审查；还有董占林的问题也已经报告中央，正在进行审查。”会议对蔡、雷、马、董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认为他们是“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都站在林彪反革命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会议在揭发蔡、雷、马、董的同时，还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12月17日，周兴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王必成的“问题”。1973年1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电话向周兴传达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四条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最近关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二、云南这次会议，应当集中解决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的问题。揭发材料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加以核实。对这4个人，也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坦白交代的态度，在政策上加以区别。要注意从政治、思想上展开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提高到会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三、对于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以及跟着蔡、雷、马、董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四、王必成同志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好的，他的问题宜在省委常委和军区党委常委内以整风的方式解决。政治局这四条指示，在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3月23日又召开了有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对蔡、雷、马、董进行公开批判。

1973年2月22日，省委成立了省委批林整风清查小组，负责全省“批林整风”运动中的清查工作，目的是彻底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进行的阴谋活动，查清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3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强调进一步深入“批林整风”，要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联系工矿、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认真作好清查工作。清查的内容：一是林彪死党在本地区、本单位进行的阴谋活动；二是与这些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三是立场反动、公开跳出来为林彪辩护的人；四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报告、黑书、黑材料在本地区、本单位传播的情况及影响；要联系领导班子的实际，解决好团结问题；通过“批林整风”，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尤其要认真落实干部政策。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提高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稳定全省政治经济形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指导思想仍然坚持极“左”的一套，加上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其积极作用非常有限。在云南的批判中，出于省委主要领导和一些在“划线站队”中干过许多坏事的人转移批判目标的阴谋，不仅没有批判纠正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分裂主义罪行，没有批判和纠正谭甫仁等在云南搞“划线站队”的错误，而是继续捏造事实，栽赃诬陷，又一次错误地批判了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侯良辅、林亮以及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王必成等人，进一步迫害干部，打击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更得到加强。他们凭借日益膨胀的权势，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身患重疾、实际上仍在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就被江青一伙看成是夺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成为他们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此前一个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一伙把毛泽东的谈话拿来攻击周恩来。10月，江青等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还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他们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他们谎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毛泽东批准了江青、王洪文的建议。1月18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从此，中共十大要求放在首位的“批林整风”运动，忽然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31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有3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群众大会。会上，郭超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精神，周兴作了动员，并检查了前一段对运动领导不力和存在“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号召机关和部队迅速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新高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文英作了“批林批孔”的报告，提出各级党委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敢”字当头，带头批。要密切联系实际，首先是联系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和罪行这个最大的实际。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联系云南实际，批判推行林彪“划线站队”的错误，要求“批谭甫仁、批‘划线站队’”，落实党的政策。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

一是不承认云南搞过“划线站队”。一些亲自参与搞“划线站队”的又顽固坚持错误的领导，持这种思想。他们说：“云南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划线站队’，可以查省委文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提法；下面有的单位提出过这个口号，搞了一些逼供信，省委也多次做工作制止了。”有的部队领导人还对黄兆其、刘殷农说：“我的看法，云南根本不存在‘划线站队’问题。我在昆明就同周政委讲过，云南根本不存在‘划线站队’问题”，“反正滇南一片我们是统一的，不承认有‘划线站队’”。

二是认为“划线站队”是对的，划清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一些领导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是非嘛，‘划线站队’就是分清这个是非嘛!”一些掌了权的干部甚至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个“划线站队”的问题。云南的“划线站队”划出了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没有“划线站队”，就没有云南的大好形势。还说：云南“划线站队”划得还不彻底，所以才有人敢批。“齐向阳”山头的许多大字报，正是用这个论调与“反潮流”山头论战的。

三是认为与“阎、赵之流”划线是必要的，划到广大群众头上就不对了，是扩大化，属政策性的错误。这是一些自认为不偏不倚的人的看法。

四是认为“划线站队”就是谭甫仁推行的林彪路线，属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必须坚决批判，落实广大受害者的政策。陈康、王必成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在1972年6月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开展“批林整风”时，陈康就发言说要批谭甫仁；在1974年2月省委布置“批林批孔”运动的地书会议上，陈康又提出省委应作出“批谭”的决定，遭到黄兆其等人的强烈反对。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反潮流”山头也是持这种观点。

但是，省委主要领导周兴没有勇气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而是和一些帮派势力相配合，转移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云南“批林批孔”变成了批“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潮流的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又一次遭到打击迫害。

2月3～11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学习中共中央转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会上，对如何联系云南实际开展“批林批孔”，从省委常委内部开始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谭甫仁积极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批林批孔”必须联系批谭，批“划线站队”；另一种意见认为，“批林批孔”联系云南实际，只能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提出“批谭”、“批划线站队”，就是干扰“批林批孔”，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周兴在会上对“批林批孔”如何联系现实的问题说：首先要联系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其次，如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走后门”不正之风、各条战线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都可以联系。作为领导干部，还要联系自己，解决世界观。会议讨论通过了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意见》。《意见》提出，深入“批林批孔”，要害是批不批。批判中要抓住重点，深批实质，联系实际，批出效果。要通过批判林彪宣扬的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等反动观点，批判林彪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并联系实际，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倾向；要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天命观”、“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物史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通过批判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发扬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反对折衷调和，反对拿原则作交易；要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思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坚持走“五七”道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坚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意见》还提出：一、在全省各条战线深入地、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密切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和骨干作用；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那种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倾向；四、各级党委要积极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五、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批林批孔”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去。

会后，省委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由梁文英兼任办公室主任。确定以云南纺织厂、昆明钢铁厂、宾川县、路南县、盈江县、云南大学等二厂三县一校作为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由省委领导亲自抓，实行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组织近百名联络员收集面上情况，及时向省委汇报，并组织巡回报告小组，宣传、交流经验。

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成立才几天，便发生撤销梁文英办公室主任职务的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73年10月中旬，昆明军区的2个人和云南大学的1名学生联合写了一篇《昔日孔子，今日林彪》的批判文章投送《云南日报》，报社有的编辑认为写得很好，拟同意发表。报社于10月17日排出清样送请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审阅，梁在文章上打了10个问号，写了12段批语。主要意思是：“文章只能以批林为主。把林彪和孔子划一个等号，起不了批林作用”；“林彪是叛徒卖国贼，不能只把他和孔子对比，说他和孔子一样。不能只用孔子的‘兴灭国’来批他搞复辟的阴谋。把孔子的‘礼治’与林彪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比，并没有批了他‘真正的社会主义’”。最后意见是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要改写。10月29日，省委邀请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来昆作“批林批孔”报告，《昔日孔子，今日林彪》的作者之一把文章送给杨看，杨表示同意文章的观点。作者听了杨的报告和对文章的表态后，再次要梁文英同意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并说《国防战士》报已经发表了。梁坚持说：“修改都无法修改，别的报纸登了，我们不一定登。”稿子被压下后，作者又给《解放军报》写信，并附去梁的亲笔批件。该报将作者揭发材料加上《关于梁文英同志对批林批孔的错误言论》的标题，登于内部刊物《情况简报》，并于1974年2月4日报送江青。江青阅后批请王洪文“酌处”，王批示：“请转云南省委认真研究，检查处理。”2月12日，省委收到江、王的批件，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梁文英为林彪、孔老二辩护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梁的批语，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批林批孔斗争”，“梁的批林批孔是假，反对批林批孔是真”，“梁文英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责成梁在省委常委会上检查，并决定：一、在省级机关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梁文英压制“批林批孔”的严重政治错误；二、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些评论和文章，不点名的批判梁文英压制“批林批孔”的错误言论；三、撤销梁文英原任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由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兼任。2月18日，省委发出《关于梁文英同志压制“批林批孔”文章的严重错误的传达提纲》，省委主要负责人并于当日找了文章作者谈话，向他们道歉，对他们“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反潮流的精神坚决支持。2月19～22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市委召开的“批林批孔”会上，作者作了批判梁文英的发言。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通知：联系云南的实际，确定主攻方向，批蔡(蔡顺礼)、雷(雷远高)、马(马杰三)、董(董占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痛击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通过深入揭批，进一步弄清云南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分清大是大非，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通知说：“蔡、雷、马、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他们参与林彪反党集团搞阴谋活动，妄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以后的事实证明，上述4位军队领导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无任何事实根据，纯属诬陷捏造。这种捂住批判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分裂主义罪行，转移斗争目标的错误指向，适应了帮派势力再次搅乱云南的需要。

2月27日，《云南日报》一、二版登载了一些教授、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工农兵学员、工宣队员在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联合召开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许多人在发言中都千篇一律地检查自己深受孔子思想的毒害，表示要通过“批林批孔”，努力改造世界观，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28日，《云南日报》一版刊登昆明纺织厂五车间一个工人写的《是群众管理企业，还是企业管理群众》的大字报。“编者按”说，这张大字报“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提出了办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坚持革命，坚持前进，还是复辟倒退，让那些已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重新回潮?这是批林批孔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云南日报》一版在“革命小将的三封来信”的大字标题下，刊登了3封中小学生揭发所谓“师道尊严”的信。“编者按”说：“这些来信所直接涉及到的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教育战线修正主义的流毒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远远不只这一个方面。当前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激烈，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3月7日，根据省委的指示，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局组成的调查组，会同红河州、弥勒县调查组对于1973年8月弥勒县虹溪公社刘家庄大队附中学生卓永福因考试不及格，领不到毕业证书，受到教师批评，家长辱骂，参加毕业典礼后自杀身亡的问题进行调查后，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弥勒县虹溪公社刘家庄大队附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调查报告》，认为：“卓永福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和孔孟之道的流毒逼死的。”这件事，当时被说成是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云南的重演”(所谓“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是1973年7月12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女学生张玉勤，因进行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受班主任批评后投水自杀。江青知道后借题发挥，派迟群、谢静宜前往调查，说成“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迟、谢等人炮制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的简报》，并在批语中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3月11～18日在楚雄召开的全省中小学“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还以此事为戒，总结经验教训，使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受到不公正处分。一段时间，学校领导怕负责任，教师不敢管学生，纪律松驰，旷课、斗殴、破坏公物现象不断发生。不少学校、班级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试，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3月10日，《云南日报》在“决不允许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位于弥勒县的江边林业局一中学教师的来信。信中讲，该校不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来培养教育学生，而是用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刘少奇、林彪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那一套封、资、修黑货来管、卡、压学生。为了提高所谓“教学质量”，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甚至体罚学生。编者加了“按语”，认为：“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教育阵地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一条重要战线”；“在这所中学里，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旧学校的那些孔孟之道，封、资、修黑货重新搬了出来，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丢掉学工、学农，造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严重恶果”。按语中还赞扬来信人“这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好得很!”

3月19日，省级机关召开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大会，有5200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参加。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在会上讲话说：当前要集中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防止纠缠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会上批判的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有：有的攻击“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搞糟了”，是“王明路线的重演”；反对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借口“批极左”，把矛头对准群众，对准“文化大革命”；有的为“文化大革命”中挖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涂脂抹粉，鸣冤叫屈；有的公然为被打倒的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翻案；有的歪曲、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今不如昔”；有的攻击和否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有的提出要对革命的新干部“从上到下一锅端”、“赶回到起跑线上”等。认为这些都是当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严重表现。说痛击这股右倾复辟思潮，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战斗任务。此后《云南日报》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发表批判“克己复礼”的文章。批所谓“克己复礼”，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阴谋，他们把孔子讲的“复礼”荒唐地解释为“复辟”，借以影射攻击周恩来所主持的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工作。同日，经省委批准，省教育局对昆明地区6所高等院校的70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文化考试，试题从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用来考工农兵学员的题目中挑选，包括政法、语文、数学、物理、化学5科。事后，省教育局还召开座谈会、发简报，称：“结合当前批林批孔斗争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进行这样一次的考试是有好处的。”在此之前，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科教组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考教授”的一次谈话，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借此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的必要性。对这种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实行跨专业、跨学科的所谓“文化考试”，在北京施行时，许多教授就以拒绝参加、交白卷、在交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方式进行抵制。

3月以后，在“批林批孔”、“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等形形色色的口号下，云南原来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又公开拉起了山头队伍，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进行活动。跨地区、跨行业的主要山头有“大批判”、“齐向阳”、“反潮流”3个。

以杨树先为首的“大批判”山头。这是在昆明形成的第一个山头。杨树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八派”的主要头目，成立革委会时作为群众代表之一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任常委、省建材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划线站队”中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对派权分配不满。他认为：“现在是文官压了武官”；“只有掌握了实权的人才能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现在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并认为：“他们是一些新走资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杨树先等人便四处串连，拉队伍，并成立了“批林批孔战斗队”。他们给王洪文、江青写告状信，出了不少揭发云南“复辟罪行”的大字报。1974年4月中共中央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时，他们便以“大批判”署名出大字报。“大批判”前期的公开活动主要是配合“齐向阳”解决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主攻王必成，炮打陈康，揭批兰亦农、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董占林。1974年8月以后，杨树先等人感到王必成的材料不多，陈康有职无权，打陈康没有意思，当“齐向阳”掀起第三战役打陈康时，“大批判”核心却研究决定打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克。于是，“大批判”和“齐向阳”的矛盾公开化。他们为争取原“八派”群众的斗争日益激烈，“齐向阳”采取“挖墙脚”、“安钉子”等手段进行“策反”，“大批判”的一些重要成员都先后参加“齐向阳”或不参加“大批判”的活动了，地、州、市和省级机关一些持“大批判”观点的人，许多人后来自动脱离或转入“齐向阳”，其核心内部意见不统一，“战斗力”也越来越弱。原来持相同观点的广大干部群众也日益看清了这些派头争权夺利的真面目，对“文化大革命”也渐渐地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不再听从“大批判”或“齐向阳”的指挥了。

以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反潮流”山头。李毅、方向东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炮派”的主要头目。省革委会成立后，李毅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任副主任，方向东任省革委会常委。由于“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压，他们作为这一派的头头都被戴上“坏头头”、“赵健民特务组骨干”等政治帽子，尝够了被残酷批斗之苦。党的九大以后，他们提出“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人民伸冤”的口号，多次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反映，并赴京上访，告原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的状，要求省委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批判谭甫仁的错误，但未被采纳。“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要“批谭、批‘划线站队”’，并要求向周兴面陈意见。1974年2月间，周兴接见了他们，承认“划线站队”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谭甫仁负第一责任，他要负第二责任，“对谭的错误可以批，但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云南实际批”。周兴还说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要等省委常委会统一认识后才能作为省委的意见。但周兴的意见，遭到帮派头目黄兆其等人的强烈反对。以后，周兴便只承认“划线站队”是政策上的错误，且没有纠正的行动。于是，李毅、方向东又串连在昆明的部分省、市革委会委员，联名写了《给省、市常委的一封信》，提出了对当前的形势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认为谭甫仁在云南推行林彪一伙的“划线站队”，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谭甫仁究竟是什么人?必须审查清楚”。提出“批判‘划线站队’，批判谭甫仁，是‘批林批孔’联系云南实际的一个方面”；要落实政策，对被错整的干部群众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3月11日，周兴再次接见李毅、方向东等人，承认“划线站队”是错误的，但强调他个人不能代表省委，“批谭”不能与“批林批孔”一起提，“批谭”要中央批准，对“划线站队”错误不同意写进省委文件。此时，全省各地、州、市、县及各系统、各单位在“划线站队”中受到迫害的一部分人，纷纷到昆明上访，要求省委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控告本单位党委对他们的压制。于是，李毅、方向东同来昆明上访的人结合在一起，在全省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反潮流”山头。1974年4月，他们组织了90多人的告状团到北京直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汇报云南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云南“划线站队”的情况。告状团未见到中共中央领导，于5月初回到昆明。“反潮流”山头的成员，大多是原“炮派”的大小头头，被结合进革委会后经“划线站队”的冲击而不掌握实权的人。他们内部除公认李毅、方向东为总负责人外，没有形成固定的领导核心。“反潮流”山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与“齐向阳”山头对垒。

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齐向阳”山头。他们是“划线站队”中被标榜为“正确路线代表”，在省、市革委会中掌了权的人物，并形成了“八人核心”，始终操纵指挥帮派“批林批孔”活动的山头，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大都被“齐向阳”山头的人或其支持者所把持。运动开始后，广大干部群众提出联系云南实际，应该“批谭、批‘划线站队’”后，他们认定：运动来势很猛，看来是要进一步定“文化大革命”的案，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批谭、批‘划线站队’”是一种干扰，是错误的。黄、刘为求得军内某些领导的支持，于3月初专程前往驻开远的某军军部。当时该军政委原增禄等人授意黄、刘：“不要承认云南搞过‘划线站队’，云南应联系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回昆后，黄兆其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联系云南实际要揭批蔡、马、雷、董的问题。黄兆其、刘殷农还召集同伙开会，决定排除“批谭、批‘划线站队’”这个干扰，要组织大字报，把社会舆论引导到狠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克己复礼”上来。之后，“齐向阳”山头制定了打击目标、活动策略、战役策划。他们认为陈康是“批谭、批划线站队”的后台，要在批判“克己复礼”的掩护下，把打击目标对准陈康和反对他们的人。他们四处串连，统一认识和行动步骤，3月18日张贴出署名“齐向阳”的大字报，正式打出了山头的旗号。他们活动的策略是：“对外无组织，对内有联系，军内军外互相配合，官办民办双管齐下。”黄兆其为隐蔽自己，秘密组成“齐向阳”山头8人核心，并进行了明确分工。

1974年4月，黄兆其从铁路局得知鲁瑞林已从北京养病回到贵阳，便派刘殷农以“探病”为名，到贵州去找鲁瑞林求教，鲁当夜同刘谈了2个小时，表示对云南大张旗鼓地揭发兰亦农、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很高兴、很支持，对《云南日报》评论员文章很关心，认为陈康不仅是要翻案，而且要夺权，要上台。并指示刘殷农：对省委要促，对杨树先要做工作，对李毅、方向东要区别，做方向东的工作。刘殷农从贵阳回来后，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写了报告，准备召开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揭发批判王必成。中央批准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的报告，并对解决王必成的问题作了指示。

1974年4月下旬，为掀起“批王打陈”的高潮，黄兆其、刘殷农召开“八人核心”会议，策划打“三个战役”：

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八人核心”讨论认为：蔡、马、雷、董当时已经靠边站了，通过揭批他们的问题，目的是顺藤摸瓜，可以摸到王必成的头上，为“打王”开路，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虽然当时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熟悉蔡、马、雷、董，但“齐向阳”揭发批判蔡、马、雷、董的大字报很快就传遍了全省。

第二战役打王必成。“八人核心”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和部署，抛出了大批诬陷王必成的大字报。除了诬蔑王必成是“上了林彪贼船”、“云贵总督”、“西南王”、“钉子头”外，着重批判王必成拿着林彪的话作为“尚方宝剑”到云南来搞复辟(1970年5月，王必成到北京开会，林彪说“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王必成回来后作了传达，并称云南军队的派性比地方还要大，军队派性又主要产生在军区党委常委和三大机关，提出反派性)，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批判。

第三战役打陈康。“八人核心”讨论认为：陈康在九次路线斗争中搞翻案，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有牵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阻力，归结起来是搞复辟。他们炮制了《万炮齐轰陈康》等大批文章和大字报，号召“向否定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陈康猛烈开火”!从昆明到各专州市县，大字报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围攻陈康，并向中央写信诬陷陈康。在“齐向阳”山头控制以及受山头思想影响较深的单位，都公开或半公开地点名批判陈康，联系本单位，点名批判一些领导干部为“复辟势力”。

“齐向阳”“批王打陈”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各级领导权。在以打倒陈康为目的的第三战役期间，掀起层层揪“复辟势力”的高潮(揪一批曾被称为“走资派”又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提出：如果“打不倒也要打跑”，再通过“提、补、纳、调”，把各单位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声称：这次“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归根到底要解决一个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因此，定“文化大革命”的铁案，就是要定造反派的历史地位。“该进班子的进班子，该解决组织问题的就要解决组织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为此，以黄兆其为首的“齐向阳”核心8人于6月下旬在百货大楼开会策划：一是确定了把活动转入内部，立足于本单位的斗争。对于“八派”占优势、“齐向阳”山头的人掌了权的单位，要抓紧把紧跟山头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不是党员的要发展入党，把这些单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对于“八派”不占优势、“齐向阳”山头没有掌权的单位，要发动群众把这些单位搞乱，利用“齐向阳”山头在上面所窃取的职权，改组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补进相同观点的人，调整不同观点的人，把领导权夺过来；二是研究了以武力为后盾，逼各级党委就范。他们还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专门设立了舆论班子、情报机构和搞“打、砸、抢”的武斗班子。并配备专门的联络员，同省属一些部门、地、州、市和一些大中型企业中的同伙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联系。从此，“齐向阳”山头形成了“四人帮”在云南培植并和“四人帮”有密切联系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帮派体系。

各个山头大体上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两大派的一些头头和骨干为基础，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成的。他们力求得到党、政、军内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各个山头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各个山头之间通过大标语、广播等宣传各自的观点，互相攻击谩骂，因撕毁、覆盖对方大标语、大字报、砸广播站而出现的斗殴、伤人事件不断发生。1974年6月8日，昆明市第一商业局所属市药材公司的一派群众，因张贴、覆盖大字报问题，和“反潮流”人员发生冲突，引起斗殴，打伤一些人。昆明市以刘殷农为首的帮派势力借机扩大事态，歪曲事实真相，先是威逼市一商局党的核心小组向市委、省委和中共中央递送“紧急报告”和“紧急电报”，继又胁迫昆明市委向省委打“紧急报告”，要求及时处理这一事件。6月10日，又威逼一、二商业局核心小组通知所属公司组织数千名职工，动用上百辆汽车组织游行和发动罢市，使市区三分之二的商店关门停业了半天。此外，各种名目的“控告团”、“上访团”、“告状团”云集昆明，有的还直奔北京。他们围攻、扣留、揪斗领导干部，有的强行进驻党政领导机关，冲击会议；有的组织上街游行，对党政领导施加压力。在“反复辟”、“反倒退”、“反回潮”的口号下，不少党、政机关和企业的领导人被围攻、批斗，有的被打倒打跑，无法领导和组织生产。“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严重干扰破坏，又出现了第一次大反复，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从第二季度开始下降。

在云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委主要领导周兴始终坚持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与“齐向阳”山头结合，在新闻媒体和有关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蔡、马、雷、董。在“四人帮”培植的帮派体系的策划下，他们向中共中央送揭发材料，诬陷王必成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安插在云南的“钉子头”。1974年4月2～10日，根据1973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4条指示，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帮助王必成解决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同时，《云南日报》陆续刊登文章，不点名的对他进行批判，其中又集中批判“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这一观点。周兴亲自布置省委写作小组写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批判这一观点，说这是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是要把云南拉向林彪的反革命复辟的轨道。6月3日以来，黄兆其、刘殷农共同策划，由涂晓雷等人执笔，以“齐向阳”化名，撰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以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到处散发。文章诬陷王必成和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诬蔑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要“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

6月23～30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总结5个月来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部署今后任务。会议一开始，“反潮流”人员即进驻会议所在地——连云巷招待所，包围会场，使参加会议人员无法外出。周兴在会上讲话说：5个月来，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使运动逐步深入发展。一、集中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提高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二、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阴谋复辟的罪行，基本揭开了第十次路线斗争在云南省的盖子。“充分运用‘四大武器’，口诛笔伐，集中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蔡、雷、马、董参与林彪阴谋活动，妄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特别是揭发批判了王必成同志的严重问题，深刻批判了他散布的林贼诬蔑‘云南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轨道’等反动言论。是这一段斗争的一个很大胜利”，“还揭发批判了某些领导同志，特别省委内部个别负责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和干扰破坏批林批孔运动错误言论和行动”。“对各条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三、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已建立了37500个理论小组，有275000多个成员。四、有力地促进工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战线的好形势。

周兴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是：一、深刻领会这场运动的性质，放手发动群众，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为此，一是要加强党委对运动的统一领导。各级党委成员一定要出以公心，坚决按党性原则办事。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说假话，自己干扰自己。还要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善于排除各种干扰。要引导群众不纠缠历史旧账。对战斗队一类组织跨地区的串连，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立即解散和停止。要做好劝阻工作，不要层层上访。任何人都不能以山头、派头的领导来代替党委的统一领导。二是要联系实际，当前要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蔡、雷、马、董等人的罪行，彻底查清云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的罪行，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离开这个实际去提这样那样的口号，例如什么“批谭”等等，是错误的。这样搞，恰恰是转移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三是要解决“批林批孔”的基本做法问题。要在学习上下功夫，继续深入搞好大批判，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肃清其流毒。周兴还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认真掌握好党的政策；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同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王必成的问题在中央解决了，不要再向他追问题，他也不再作检查了，要给他创造条件，支持他的工作。”1975年3月，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又再次重申：“王必成同志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已作了结论，不要再搞了。”

1974年7月5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7月1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6月18日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后决定发出的。“批林批孔”使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斗，有的被打倒打跑，不能领导和组织生产，致使工农业生产逐月下降，主要产品欠产多，财政收入减少。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通知》规定：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有关劳动、工资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省委负责人在电话会上说，一些地方和单位生产上不去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一、二把手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产，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原则，敢于领导。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坚持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7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云南省委、昆明市委在东风体育馆联合召开了有工人、贫下中农和财贸职工参加的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誓师大会。会议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要坚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搞好“批林批孔”，不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和“战斗队”、“上访团”一类组织，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工作岗位和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

7月13日，《云南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经验，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文章说，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都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当时政治面目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今后。混进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他们都是尊儒反法的。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批林批孔”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有助于在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以及人们头脑中荡涤儒家思想的流毒，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反修防修斗争是十分必要的。文章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带头批，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热潮，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此后，《云南日报》不断发表有关尊重法家、批判儒家的文章。所谓“评法批儒”和研究“儒法斗争史”，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掀起的歪风。1974年6月12日、15日，江青在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时，鼓吹儒法斗争史继续到现在的观点，并提出要揪“现代的大儒”、“党内的大儒”，影射攻击周恩来及其他负责人。她还别有用心地借“评法反儒”为名，大讲吕后、武则天，大肆吹捧“女皇”，甚至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为自己树碑立传。

7月19日，省委举办有7万多人参加的报告会，由云南日报印刷厂和昆明钢铁厂轧钢厂的3位工人登台宣讲儒法斗争史。省委、省革委会、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以及中共昆明市委、市革委的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周兴在会上赞扬3位工人的报告，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周兴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群众热潮迅速掀起来，他说批林必须批孔，批孔必须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它是“批林批孔”的需要，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需要，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周还提出研究儒法斗争要注意的问题：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二、要抓住斗争的焦点，弄清斗争的实质(指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复辟)：三、要密切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四、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作用；五、要通过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促进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同日，《云南日报》发表了短评《“大老粗”登台讲历史好得很》。大会以后，省委还组织了有6个工人参加的报告组，分2批到东川、曲靖等地宣讲儒法斗争史和介绍学习法家，批判儒家的体会。

9月12日，省委批转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在中小学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是根据7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电话通知精神制定的。电话通知说：“孔孟之道在教育战线流毒既广且深，中小学批林批孔都应抓紧”，“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对少年儿童编的”。省教育局在贯彻这一通知的《意见》中提出：“要使中小学生从儿童、少年时代起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林批孔，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儒；中小学生要把批判《三字经》之类的东西以及反动的谚语、格言等，作为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

10月10～23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着重学习贯彻毛泽东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会议提出，首先，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第二，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一方面要抓好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政策的落实。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有的要作出结论，有的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就行了。对于根本不属于清查范围的人和事，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无限上纲，不要再纠缠。另一方面，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大批判”、“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深挖“五一六”等运动遗留下来的政策和问题，也要抓紧落实，要见诸行动，不要光说不做，久拖不决。第三，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会议期间，“反潮流”人员冲击会场，将周兴和陈康围困了3天。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期间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整顿工作，为时一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宣告结束。同月，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正式召开，“大批判”、“齐向阳”、“反潮流”的黄兆其、刘殷农、李毅、方向东、杨树先5个头目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准备把战场搬到北京去“议是非”。经中共中央作工作，1月27日，他们联名向中共中央和省委作了关于削平山头的报告，承认拉山头、搞串连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共中央规定的，并保证：一、无条件地撤销所有山头；二、停止一切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活动，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三、停止一切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撤销所有广播站；四、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搞好“批林批孔”，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春节前，中央领导派他们回云南做“倒旗脱勾削山头”的工作，规定5天，于春节前完成。他们向中共中央作了保证后回到昆明，召集会议，动员倒旗脱勾，削平山头，停止活动。但事实上，“齐向阳”山头名散实不散，以后，又和“四人帮”直接挂上钩，活动更加嚣张。

1975年2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通知》，原“批办”所承担的工作，由省委有关部门分别承办。云南“批林批孔”运动正式结束。


“沙甸事件”


回族是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全省各地。“文化大革命”初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的沙甸生产大队是云南最大的一个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000多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风席卷全国，沙甸也深受其害。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被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造反派当作“封建堡垒”占领封闭，群众礼拜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被批斗。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伤害了回族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全省各地、州、市、县革委会也相继成立。由于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谭甫仁积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路线，沙甸的大多数人也被划为“站错队”。红河州的个旧、开远、建水、蒙自等市、县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大肆抓捕、揪斗、捆绑吊打、游街示众，广大干部和回族群众惨遭迫害。一部分干部群众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地陆续来到沙甸避难。至当年11月20日，到沙甸避难的多达500余人。他们商议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要求采取措施，保障人身安全。这时，个旧、蒙自等地的造反派组织，大量印发传单，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制造出了“沙甸聚集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万人万条枪，有4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谣言，将沙甸诬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是“马蜂窝”，为捅“马蜂窝”制造了舆论。

1968年12月7日，省革委会决定要用解决“滇西挺进纵队”的办法，对沙甸实行全面武装包围。12月8日，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的部队进驻沙甸，捅所谓“马蜂窝”。他们逐户搜查，强行把外来干部群众和5个沙甸回族群众押到事先安排好的鸡街糖厂和儿童教养院关押，举办学习班，把这些群众打成“滇南挺进纵队”，把蒙自驻军部分领导诬陷为“黑后台”、“黑高参”等，与此同时，沙甸200多名回族群众被捆绑吊打，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的罪名进行批斗。12月9日、10日，开远、蒙自等地的革命委员会又派车派人，将外出被押回单位的群众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大黑牌批斗、游街示众，对无辜干部、群众实行专政，抓捕了大批跑到沙甸的干部群众，在沙甸、建水、开远等地举办所谓“学习班”，并使用各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160人被打伤致残。尤其恶劣的是：他们不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强迫回族群众养猪、学猪叫、学猪拱，丢猪骨头到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等等，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民族感情。加上“站错队”跑出去的人被扣劳动工分等，造成被迫害者生活拮据，回族群众对此强烈不满，革命委员会与回族群众的矛盾逐步激化。紧接着，在所谓“第二次土改”中，又查抄了140多户“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财物，强行将一部分人迁往非回族村庄改造。所有这些，都为以后事态的扩大和激化埋下了祸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通知》，号召全党与林彪划清界线，彻底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云南于9月下旬开始先党内后党外，先内地后边疆，从上到下逐级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和有关文件，揭批林彪及其代理人在云南犯下的罪行。此后，云南许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并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1972年初，沙甸有部分群众先后写信或到北京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同时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并要求撤换这些基层干部。后来，沙甸的回族群众又多次向上级组织反映问题，要求落实政策，开放清真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为受害群众平反。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也不断向省委反映，少数人到北京上访，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回族群众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强行封闭的清真寺，红河州和蒙自县革委会立即派出了由部队和地方干部82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族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群众绕道进去，他们又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甚至说什么“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革’”、“你打开1万次，我就封闭1万零1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在4月16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大会上，宣传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回族马绍美、马伯华、郑全书等4人的名。5月6日，马伯华等人赴北京告状。5月10日，在北京上访的马伯华、郑全书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反映宣传队不执行党的政策的情况，希望中共中央责成省委撤走驻沙甸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省委明确指示，云南此类事已经发生不少，让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问题，并把有关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政治局部分成员也圈阅了这封摘报信。批件很快转至省委，省委曾2次分别派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和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到沙甸调查了解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8月9日，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又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并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意见。群众集中提出4个方面的意见：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已关闭的所有清真寺；解决沙甸捅“马蜂窝”的问题，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干部；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群众到寺内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没有表态，其他方面的问题表示可以解决，但后来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落实解决，引起回族群众的不满，而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的问题已经解决。

1974年9月12日，省委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的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回族群众不能接受这一精神，就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回到开远时，打开了被卫生所占用的清真寺。从10月23日后，沙甸回族群众和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州的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2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均被劝阻。由于问题没有解决，加上州、县少数领导人又继续采取一些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并于11月6日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族群众的“鸡街地区民兵执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了极端。沙甸回族群众与之对抗，也于12月2日成立了“沙甸回民民兵团指挥部”，声称任务是“保卫回民、保卫清真寺、砸烂鸡街民兵指挥部”。从12月17日起，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均发生严重武斗流血事件。回族群众抢了蒙自、建水等地部队的枪支，双方发生武斗，打死、打伤多人，形成了严重对立的状态。

云南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强调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地区双方发生武斗事件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通知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回族代表10人，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红河州革委政工组长曹占元，云锡公司党委书记张庆芳以及文山州和个旧市、建水、蒙自、开远、通海、玉溪等县的负责人各1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兆其、李毅及省革委会常委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除周兴已在北京外，上述人员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康，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王砚泉、副主任李长猛，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周韧带队，于1975年1月3日前往北京开会。1月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正式开始，决定分两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战略部署，第一步解决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社会秩序问题；第二步学习文件，掌握武器，提高思想，增强团结，解决云南的是非问题。

会议期间，针对云南红河、浙江温州两地武斗不断升级的情况，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规定：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1月24日，在京的省委常委制定了《中共云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的决定》，提出了6项措施，决定全部收缴武斗双方的武器、弹药和私造的匕首，解散武斗地区的“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之类的机构；要求所有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生产岗位的人员和集中起来搞武斗的人员，都要立即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上访团”、“联络站”、“广播站”一律取消；如有再抢枪、搞武斗的，打死打伤人的，破坏交通运输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惩。《决定》后还附有云南汇报会全体代表给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的报告，对中央通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保证五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在报告上签名的有省委、省革委会在京领导干部、部分地(州)县领导干部、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回族代表共34人。会议期间，马伯华等10名回族代表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纪登奎、陈锡联等中央领导人作过汇报，周兴也作过检查说：“造成云南回民问题，主要是省委没有执行民族政策，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

云南赴京汇报会结束后，为了贯彻省委的《决定》，还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但在实际工作中，红河等地在收缴封存武器时，又偏袒一方，回族群众更加不满，抢枪武斗事件继续发生。

1975年2月17日至4月19日，在北京又召开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17人、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以及云南省军区、驻滇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共31人。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吴德、苏振华等参加并就会议的方针、要求等讲了话。他们指出，当前云南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革命和生产上不去；“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主席早就作了批判。云南在一段时间内，在干部和群众中搞了“划线站队”，要彻底纠正；云南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就不可能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民族政策。省委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检查。认为，在民族工作问题上，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没有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差别，指导一般化，工作“一刀切”，方法简单，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5月27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省委领导干部，强调：省委常委3个多月的会议，形成了一份文件，政治局议过，回去要坚决按文件办。5月29日，省委发出报经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审查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要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等问题，对于与少数回族群众发生冲突的问题，《报告》认为，主要是由于省委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上有缺点错误，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因此，必须认真纠正缺点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1975年5月23日，省委、省革委会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落实中共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执行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沙甸回族群众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的教训，怕被捆绑吊打，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中共中央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6月12日，省委、省革委会联合发出《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检讨了一度搞了“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搞了逼供信，该落实的政策没有落实，对回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够，在宗教问题上，企图用强制的办法，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激化了矛盾。民兵工作没有从鸡街的实际出发，匆忙成立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了进去，使矛盾激化，坏人乘机挑动武斗，破坏革命和生产。《通知》同时也对过去在沙甸采取的一些错误做法给予了肯定。

但是，回族群众与民兵的武斗事件继续发生，事态平息不下来，省里派出的工作队也进不了村。6月20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了“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意见，中共中央未同意。当日，中央一些领导人就云南的回族问题，接见了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示他们关于沙甸回民闹事的分析，对回民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和看法，要做好回民面上的工作。同日，又接见了马伯华等10名代表，对他们指出：云南回民闹事，主要是执行政策有缺点错误，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缺点错误进行破坏。要马伯华等人欢迎工作队进村，枪支弹药要彻底交；不准抓人，已抓的要放；不准夺权，解散武斗组织，让基层干部回去，停止串连等。但王洪文在接见时说：“如再不让进村，就打‘土围子’了。”沙甸在北京开会的10个回族代表认为，他们在北京学习期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都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关怀和鼓励，而王洪文每次都压回民，态度恶劣，还要把沙甸当“土围子”打，对此极为不满。

6月24日，省委将沙甸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认为，沙甸的少数头头，受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煽动蒙蔽一些人，对抗中共中央指示，阻挠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指出沙甸群众应该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并作出了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撤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组织，不准抓打干部群众，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外地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等决定。

7月9日，到北京参加云南赴京汇报会的回族代表马伯华等10人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后，于7月13日队北京回到沙甸和各自村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但是，沙甸群众怕再被捅“马蜂窝”，怕工作队进村抓人，因此只让进少数人的工作队。这样，在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僵持不下，致使矛盾激化。马伯华等人要求进少而精的工作队，要工作队进村不要抓人，抓人事先要公布材料。这个意见，他们也向中共中央及时写了报告。同时，还批评省委向中共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面对这样一种严重紧张的气氛，当时的省委无视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执行民族政策，只片面强调马伯华等少数人的错误，在7月22日、24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马伯华等人从北京回去以后，抵制、对抗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还积极进行武装准备。因此，说沙甸问题“性质变了”，还认为，回族群众公开发出请帖，要在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节”，这可能是进行大的暴动。由此作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错误结论，向中共中央提出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部队，对沙甸实行军事包围，以后对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群众聚居村也实行了军事包围，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至8月18日结束，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房屋大部分被毁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沙甸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完全混淆了矛盾的性质，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在政治上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1979年2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沙甸事件”平反。


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1972年以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曾几次对省委第一书记周兴指出，要纠正在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分裂主义影响下云南开展“划线站队”的错误。1972年7月，周恩来送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从上海飞到昆明，专程看望住在昆明安宁温泉休养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云南党政军领导人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前往昆明机场迎接，并直接送周恩来到安宁温泉。周恩来和范文同谈话后接见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问了云南的情况就指出：“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周恩来当晚乘飞机回北京。第二天，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专门召开联席会议，传达周恩来对云南工作的指示，但却对周恩来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没有进行传达和讨论。1973年8月下旬，周兴赴京参加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一见到周兴就问；“‘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周兴后来说：“周总理这一问，把我愣住了。”周总理再次指出：“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要云南结合学习贯彻“十大”精神，认真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十大”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也对周兴讲：“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地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省委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并没有认真传达贯彻。

1973年8月底，周兴参加中共“十大”返昆后，两次叫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黎韦到他家里，商谈首先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周兴反复讲：

一、党的“十大”路线，是从彻底批判林彪分裂主义路线提出来的。林彪几年来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在分裂中树他的旗帜，扩大他的权势，妄图篡夺军权、党权，取代毛主席。自取灭亡是他的必然结果。“划线站队”是林彪路线的产物。毛主席指示要搞大联合，“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反对分裂，反对搞阴谋诡计，这些都是针对林彪的。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就是落实“十大”精神，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纠正这一错误，才能证明我们不是口头革命派。

二、云南有林彪路线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谭甫仁死了，杀他的凶手也死了，案子还没有查清，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谭本人也有问题，是“三军造反派”头头之一，林彪路线上的人。他来云南不久，就搞了“划线站队”，1968年8月成立省革委会，1969年1月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批“二月逆流”，他主持的大会，就把参加“炮派”的委员都批了、整了，给全省带了一个坏头，各地、各单位很快都搞了，我那时也没意识到这是“划线站队”。

接着，周兴向黎韦传达了周恩来、陈锡联关于纠正云南“划线站队”错误的指示后，又说，搞“划线站队”使工作确实很被动，现在成了棘手问题，谭甫仁不死，他来说清楚好办。省里、军队里有不少同志不提或不承认云南有这个问题，中央了解情况，一再打招呼，我们也确实搞了的，不解决不行!

三、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请你在昆明市带个头，先走一步，取得经验，推动全省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再三想过了，因为你比较超脱，结合得晚，当时你还靠边站，现在你在两派干部、群众中都能讲上话。围海造田，现在看是错了，那是省委决定搞的。但那工程还是很大的，委任你当总指挥，动员10多万人，两派群众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得好，当年造田，当年插秧，当年收益，这证明你在群众中有威信，群众能听你指挥。现在把纠正“划线站队”的任务交给你在昆明开个头。

黎韦听完周兴的上述谈话后表示：“我拥护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我接受这个任务。但这是件大事，是不是请你在省委常委会上把周总理的指示和陈锡联打的招呼向大家传达，并讲明我的任务。否则，常委们不知道，我又是省委的一个常委，在昆明市搞这么大的事，一些同志还能不抓住我作文章，说我背着常委会呀、违反组织原则啦!”

周兴说：“就因为是大事，才找你谈这么多，我是省委第一书记，你是市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我亲自向你布置昆明市的任务，有什么不符合组织原则。至于省委常委的工作，我来做。你回去后研究具体做法，不要找人商量，拿出你个人意见，给两天时间再找你，听你谈。”

两天之后，周兴找黎韦问如何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意见，黎韦汇报说：首先开市委常委会议，学习周总理的政治报告，联系实际批判林彪路线(批判“划线站队”错误)，认识林彪搞分裂的阴谋及其在昆明市以及在全省的影响，贯彻“十大”路线，这样才能加强团结，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在学习过程中，我找5位市委副书记谈心，统一对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认识，思想一致之后分头找市委常委做工作。再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然后通过派头去做本派群众的工作；常委学习会上，研究召开市革委常委会议，层层发动。在市革委会上，把一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常委因刑讯逼供写的“认罪”材料从本人档案袋中清退给本人或销毁，把常委会开成团结的会。在这基础上召开扩大到局、县、区、工厂和公社书记都来参加的干部会，主要阐述云南搞“划线站队”是错误的，是林彪分裂主义路线的产物，其责任在当时的省、市委领导，现在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纠正这一错误。宣布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划线站队”被撤职的干部恢复他们的职务，被扣的工资一律补发；二是清退逼供写的材料。这是第一步走法。第二步，待省级机关也行动了，由省委发个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文件，对受害者公开平反昭雪。要彻底纠正“划线站队”造成的严重后果，必然涉及不少问题，要有若干政策规定才能解决。

周兴听后表示同意黎韦的意见，先在市里进行，下一步由他来考虑，省里的步子离不开市里先走一步的经验，可以互通情报随时研究。这时，黎韦提出要确定怎么讲的口径问题，黎的意见是：在他的“开场白”中，讲明周兴在京开会期间，周总理和陈锡联是怎样指示、怎样打招呼的及周兴要昆明市先走一步的意见。周兴说：周总理的指示、陈锡联同志打的招呼，这些话留给我周兴来讲，你在市里都替我讲了，我在省里还讲什么?你只说周兴同志责成你在这次学习“十大”路线时，根据中央的精神，要肃清林彪路线的影响，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要你负责在市里首先纠正这一错误。黎韦接着讲第二点意见：“我只能讲由市委负责纠正这一错误，并向受害者道歉，但不能讲由市委承担责任。”周兴打断黎的话说：“我没有要市委承担责任。”黎韦说：“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开起会来，会追问谁搞了‘划线站队’，谁负主要责任。你说不要扯到谭甫仁同志，因为中央没有正式结论，那么‘划线站队’是怎么搞起来的，总不能是群众自发搞的!”周兴说：“可以笼统讲这一错误由当时的领导负责。”

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首先在昆明市开个头的办法就这样定了。周兴问黎韦还有什么问题?黎韦说：“主要是打通(昆明)军区党委一班人的思想，他们中有人作梗，阻力就大了!”周兴说：“我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那是我的事，你放心好了。你把昆明市的第一炮打好，别的你不用管。”

这样，昆明市委从1973年10月后逐步地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进展比较顺利。但正在筹划召开市、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时，以黄兆其、刘殷农为首的帮派势力，即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之机，进行反扑。1974年4月23日，“齐向阳”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召开了昆明市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批判正在进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黎韦，攻击他是“昆明市复辟回潮的总代表”。会上，刘殷农捏造事实，诬陷黎韦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5月27日，在以刘殷农为首的昆明市帮派势力策划下，以中共昆明市委名义，在海口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刘殷农一手炮制的在三五六厂举办学习班的所谓“海口经验”。三五六厂是受“划线站队”严重摧残的一个单位，1974年初，这个厂一些曾受“划线站队”严重迫害的干部、群众，得悉昆明市委准备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后，纷纷起来写大字报，要求落实政策。刘殷农等人把这种合理要求视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翻案复辟”。在他们的策划下，于4月10日至5月10日擅自以中共昆明市委名义在该厂举办了一期有党委委员、车间干部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学习班，以帮助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消除“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为名，对起来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干部进行批判和人身侮辱，迫使一些干部承认自己有“三气”，不能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群众、对待自己)。接着又要挟市委工交政治部向市委写报告批准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黄兆其和刘段农共同策划，组织省和一些地州的领导干部参加现场会议，以后又通过《云南日报》报道三五六厂的所谓“经验”，流毒全省。

于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出现反复，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日益猖獗，周兴竟然否认自己要黎韦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开个头的指示，甚至对帮派说黎韦是背着省委搞的。周兴这时的态度是观察“批林批孔”运动的风向，既不敢公开违背周恩来的指示，又不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而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目标引向清查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在军内发起“批王(必成)打陈(康)”；借“批儒评法”，在全省大揪“复辟势力”。原本带试探性质的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工作，也就马上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一九七五年的整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17日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排名第一位的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主席送上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这时，中国的局势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严重影响，“四人帮”及其同伙到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就受命于这样一个危难之际，但是，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又有江青一伙捣乱的困难处境，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各种干扰，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为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解决云南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把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移到北京举行。1975年2月17日至4月19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17人、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以及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主要负责人32人。17日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并就会议的方针、要求等讲了话。会议分4段进行，以3天时间学习毛泽东最近的重要指示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以10～15天时间，敞思想，摆事实，揭矛盾，议是非；以10～15天时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以后者为主；以10天左右时间讨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先后同参加会议的代表谈了3次话，要点是：一、目前云南还存在着某些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革命和生产上不去。从领导上来说，根本的原因是省委在某些问题上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够端正，需认真加以解决；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批判。云南在一段时间内，也在干部和群众中搞了“划线站队”，要彻底纠正；三、云南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就不可能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四、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落实民族政策。4月19日后，又把云南两派的主要头头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会议在5月底结束。会议经过100天的时间，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云南形势问题”、“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关于谭甫仁的问题”等问题统一了认识，形成了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对5个问题作了检查：一、关于“划线站队”问题。一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些所谓“站错队”的头头和群众搞了逼、供、信，后果是严重的，它分裂了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分裂了已经实现革命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分裂了军队；它助长了资产阶级派性，破坏了党的团结，涣散了工人阶级队伍。当时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也应负重要责任。二、关于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长期克服不了，原因在领导，首先是我自己党性不强，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中共中央多次作了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的指示以后，去年在《云南工作》上还刊登了两篇反对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和落实政策的严重错误文章，影响极坏(按：《云南工作》是省委指导工作的内部刊物。两篇文章：一是《反对派性是假，反革命是真——揭穿林彪一伙“以反派性为纲”的阴谋》；一是《林彪一伙落实的是什么政策》)。三、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和宗派主义影响，云南在落实政策特别是在组织路线和干部问题上，遗留问题不少。由于“划线站队”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还有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四、关于民族工作问题。我们工作中和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没有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差别，指导一般化，工作“一刀切”，方法简单，致使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五、关于省委领导同志的团结问题。着重检查了和陈康之间的团结。“我们之间的团结有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有的山头提出‘打陈’的口号，我虽然不赞成，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错误做法”。

陈康也于4月2日在会上作了四个方面的检查：一、批谭甫仁问题。思想上认为谭是林彪线上的人，对他没有一分为二，在省委和军区党委会上过分地强调了“批林批孔”要联系批谭、批“划线站队”，实际上把“批林批孔”、批谭并列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误的，它迎合了一些人的需要，更助长了社会上派性的发展，掩盖了主要矛盾，背离了斗争大方向，同样是路线问题。二、派性问题。云南省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长期克服不了，关键在我们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支持了一派。对“划线站队”一派受压，长期没有纠正有气，有替一派伸冤，也替我伸冤的思想。三、团结问题。和周兴团结没有搞好，不考虑大局，我要负主要责任。四、工作问题。几年来对工作不安心。“批林批孔”以来越来越感到云南问题复杂，许多原则性问题说不清，不好办，对工作失去信心，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比较突出，该参加的会不参加，该表态的事很少表态。

1975年4月1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在北京举办云南学习班的请示报告》。《报告》称：“为了有利于在云南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拟将各派、各山头的主要人物集中在北京举办云南学习班，范围是省、地(市)两级部分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山头的主要人物约200人左右。学习班4月底或5月初开始，时间暂定1个半月。”报告还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确实不宜于在原工作岗位工作的少数同志，采取省内外调动工作的措施。”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学习班于5月初开始，6月中旬结束。6月28日，黄兆其、李毅、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联名向中共中央和省委写报告，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云发[1975]26号)，并坚决贯彻执行。他们承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拉山头，打内仗，闹资产阶级派性，违背了党中央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中共中央组织他们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开滦煤矿等地参观学习共2个多月。9月7日，陈永贵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指示他们回云南后到农村抓好一个大队，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9月14日，他们分别向中共中央和省委写了“学习小结”，进一步检查了在“批林批孔”中所犯的错误。黄兆其、李毅、方向东、刘殷农回云南后，分别带职下放到农村一个大队劳动锻炼；杨树先则根据本人要求，下放到工厂当工人。

为了排除解决云南问题的阻力和干扰，中共中央同时采取了组织措施。1975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云南省委、昆明军区领导任免的通知》。决定：一、刘明辉任省委书记。二、李文、黎韦任省委副书记。三、调刘志坚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四、下列同志调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另行分配工作：陈康(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梁中玉(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吴效闵(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雷起云(昆明军区副政委)，展明(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省委常委)，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省委常委)，李德骏(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克(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五、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左奎元(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武健(云南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省革委会人保组组长)，免去省委常委职务，回部队工作。1975年10月3日，周兴因病在北京逝世。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贾启允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原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必成，改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还在1972年9月以前，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常委鲁瑞林和昆明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已调离云南。

1975年5月29日，省委发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云发[1975]26号文件)，此报告已报经毛主席、党中央审查批准。报告分3大部分：一、会议情况：《报告》说，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了云南的路线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周兴、陈康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欢迎。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我们，作了指示，到会同志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二、统一认识的若干问题，共8个问题：(一)关于云南形势问题，认为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形势是好的，省委总的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有的是严重的。看不到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否定大好形势，或只看到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甚至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都是形而上学，是片面的、错误的。(二)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认为同全国一样，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在党内，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把云南的主要矛盾说成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新老干部的矛盾”、“这一部分干部和那一部分干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三)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云南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纠正，应由省委承担责任，对“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认真纠正，是不对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想趁纠正错误之机“翻烧饼”，同样是错误的。(四)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少数同志也有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还很严重。有的同志不敢正视云南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派性，正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人家一反资产阶级派性就顶回去，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也有的同志，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别人的资产阶级派性，甚至以山头反对山头，这同样是十分错误的。(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对于“清队”、“一打三反”、“整党”、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错了就改，错多少改多少，对的要坚持，不能“一风吹”。(六)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在如何对待纠正错误的问题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怕”字当头，怕人家要求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人家一提，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成绩；另一种是口头上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实际上在那里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干部。(七)关于谭甫仁的问题。对谭要一分为二。云南“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他应负主要责任。为了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联系到谭，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是必要的。但提出批谭的口号，或者把“批林批孔”、批谭并列起来，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偏离斗争的大方向，是不利于团结的。(八)关于少数回民闹事的问题。前一段发生的少数回民闹事，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执行政策上有缺点错误，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因此，必须认真纠正缺点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三、今后工作意见：(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搞好云南工作的总纲。(二)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首先是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委，要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认真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少数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对于领导班子中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坚决调离。对那种向党伸手要官的人，应予严肃批评，绝不能迁就。混进的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去。在处理群众之间的关系上，要强调向前看，顾大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四)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当前要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五)加强对敌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坚决粉碎特务间谍活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腐蚀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加强社会治安，巩固边防。(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搞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七)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级党委要动员全省各族人民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力争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

5月29日，在京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回到昆明。当天下午，召开了有省级机关副局长以上干部、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昆明军区在昆明的师级以上干部共554人参加的会议，传达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干部调动、任免的决定。周兴、王必成、陈康、刘明辉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参加会议的单位逐级向干部群众传达，组织贯彻。

6月3～14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和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云发[1975]26号文件，以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为重点，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期间，6月5日，省委召开有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省委26号文件，把文件精神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周兴、王必成在大会上讲了话。6月6日，省委又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各地、州、市、县立即有计划地向机关干部、厂矿企业和学校职工传达，传达要快，声势要大，思想工作要细。14日下午，周兴作了会议总结，强调：一、要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认识问题；二、各级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同资产阶级派性作坚决斗争。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只要检讨了，改了，就好。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绝不宽容；三、放手发动群众，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派性。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四批(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资产阶级派性)、五大讲(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运动；四、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搞错了的案件，要坚决平反；五、鼓干劲，争上游，迅速把我省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会后，全省普遍开展了学习省委26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活动，即“一学、四批、五大讲”活动。在这期间，《云南日报》集中突出地宣传了省委26号文件精神，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清除派性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决非小题大做》、《驳派性人人有份论》、《评所谓“见分晓”》等35篇，形成强大舆论力量，对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6月28日，省委针对各地贯彻省委26号文件的情况，再次发出通知，要求：一、要严肃认真开好传达贯彻会，千万不要走过场；二、先集中解决地、州、市领导班子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再解决各县、各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三、对资产阶级派性，要采取摆表现、查危害、挖根源的办法加以解决，关键在于摆，把主要问题摆开；四、不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但不等于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发言，要报省委；五、开好会议的同时，要抓好面上的工作。

7月24日至8月4日，为贯彻落实省委26号文件，省委召开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9月10日，省委转发了座谈会《纪要》，要求坚决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9月、10月两个月，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落实政策的高潮。对于“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不落实的问题，除少数重大、疑难案件外，要求在两个月内基本解决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把落实政策当成重点来抓，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通过落实政策，解开疙瘩，消除隔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定要明确目的性，充分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防止简单化、走过场。关键是要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搞通，真正认识到“划线站队”的严重危害，敢于正视问题，敢干放手发动群众。方法上，要多分别召开一些座谈会，开展个别谈心活动。要引导大家把仇恨记在林彪头上，不要互相攻击，更不能批斗基层干部。要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

10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坚决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的短评，指出“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是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反动口号，是他们搞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省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把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划到错误路线一边，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的团结，这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由于“划线站队”，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政治上受歧视，组织上受排斥，精神上受压抑，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之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我省一些地区和单位，在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也存在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影响了安定团结，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工作的前进，造成了严重恶果。各级党的组织，一定要充分认识“划线站队”错误的严重性和予以纠正的必要性，把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作为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不移地抓紧抓好。

10月18日，根据省委决定，省级机关党委召开贯彻省委26号文件经验交流会，介绍昆明市深入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群众运动，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的经验。省委副书记黎韦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单位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揭、批紧密结合起来，彻底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坚决粉碎山头派别活动，尽快改变“三慢”(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进展慢、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慢、落实政策慢)的状况。

11月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督促检查全省落实政策工作。会后，各地、州、市、县以及大专院校、厂矿企业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相继成立。各级党委把批判“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来抓，全省抽调1万多名干部做这项工作。1975年11月25日，省委批转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处理意见》(试行稿)，强调：“对于在‘文革’期间和‘划线站队’专案审查中被杀死、打死、自杀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员，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分别情况，按照党的政策迅速处理，并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

全省各地通过贯彻执行省委26号文件，进一步揭发了“划线站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初步揭开了各个山头的内幕，处理了长期被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来的一些坏人，调整和加强了县以上的领导班子，抓了落实政策的工作，纠正了“划线站队”的部分错误，很快使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审查，政治上遭迫害，精神上受折磨，肉体上受摧残，工作上靠边站，横遭不白之冤的老干部和一些“站错队”的人恢复了自由，安排了工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云南开始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

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云南对铁路运输、工业、农业、财贸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整顿。

整顿铁路运输。“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对铁路运输的破坏，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局势，中共中央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计划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他还指出，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对闹派性的人要进行教育。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此后，全国首先进行了铁路的整顿。

1975年3月13～16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书记会议，传达上述会议和决定精神。会议强调，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工业战线全面进行整顿，重点抓好铁路系统的整顿，以铁路系统的整顿带动整个工业的整顿和其他行业的整顿，努力把今年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会后省委派出省委工交部和省计委的领导到昆明铁路局和2个分局贯彻中央9号文件，以铁路为重点的企业整顿在全省展开。3月，全省铁路货运量比2月增长22％。

4月2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动员铁路沿线群众做好护路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央九号文件已经发到各地了，这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圈阅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对于落实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加强铁路运输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意义。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因此，各级党委要发动群众，积极维护铁路运输正常秩序。我省铁路沿线广大军民，协助铁路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铁路畅通和国家运输任务的完成。特别严重的是，中央九号文件下达以后，有的地方还出现强行无票乘车、拦阻列车、中断交通的情况，这是不能允许的。为切实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省委要求铁路沿线地、县党委，必须迅速派出人员，对沿线社队干部和农民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广泛发动群众讨论维护铁路运输的重大意义。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妨碍铁路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铁路设施和偷窃铁路物资，强行无票乘车，围攻殴打铁路职工，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有的人强行爬车，长途贩运，搞资本主义的，必须坚决制止，严肃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对于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同日，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贯彻中央九号文件誓师大会。

4月5日，省委和省革委会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传达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和《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省委副书记郭超在动员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继续学习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中央《决定》和指示，抓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把生产搞上去的措施，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一、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在学习中注意调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现状，联系实际，加深理解。当前有些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企业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要努力学好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要跟上毛主席统一部署，按中央口径办，不要乱提口号。涉及经济政策问题，要持慎重态度。二、要进一步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少数是软、散、懒班子。有的人不顾大局，不讲党性，拉山头，搞宗派，热衷于争名夺利；有的人不抓阶级斗争，对歪风邪气不敢顶。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就要采取相应措施。对群众中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问题，领导要主动承担责任，多做工作，强调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坚持不改的，也要采取措施。三、一定要把今年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工业战线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当前，要重点抓好铁路运输，要求做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上半年工业生产要完成全年计划的一半。农业要迅速掀起备耕、春耕生产高潮，财贸战线要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4月8日，省委向中共中央呈送的《关于传达贯彻中央九号文件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云南省的4项贯彻措施，强调要整顿好领导班子，对散、软、懒班子要进行整顿和加强，该处理的要处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带领干部深入第一线，抓重点、抓薄弱环节，在短期内解决革命、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6月17～21日，铁道部部长万里来昆明铁路局视察工作，在昆明期间作了两次重要讲话。18日在铁路局党委会上讲话时强调：“你们对资产阶级派性采取了什么态度?对跟无产阶级专政捣乱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等等，要对照自己进行检查，谁检查不好也不行。要检查好，而且在实践中真正改了，才能成为团结的、战斗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班子。否则，就不是。如果不行就要采取组织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想逃避是不行的，只有老老实实检查，老老实实承认，老老实实改正，改了就好。”号召局党委常委“要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势力发动一个强烈进攻，这样才能有个根本转变。”20日在昆明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派性，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在组织上是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是搞宗派的；在作风上必然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耍两面派的。资产阶级派性，是当前资产阶级向我们无产阶级进行侵袭、腐蚀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昆明铁路局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对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对无产阶级的敌人作斗争”。会上还宣布改组调整昆明分局领导班子，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又无悔改表现的领导干部，分别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调离昆明分局的组织处理，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根据省委负责人的指示，省委办公厅于7月14日印发了这两次讲话，要求各级党委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推广昆明铁路系统的经验，“敢”字当头，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作斗争，把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迅速搞上去。

经过整顿，进入4月以来，昆明铁路局运输生产迅速上升，货物发送吨数创造了当年以来最好成绩。4月，昆明铁路局发货121万吨，完成计划的100．7％，比3月增长32．5％，扭转了过去31个月没有完成计划的被动局面，创造了当年历史最高水平。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工业的整顿。3月6日，省委批转《全省计划会议纪要》，指出：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也是为1980年前使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基础的一年。省委要求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云南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迎接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3月28日至4月7日，云南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在昆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工交、基本建设、财贸、文教、卫生等战线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的代表以及各地、州、市、省属有关部门、部分重点企业的负责人。省委副书记郭超在会上讲了话。会议交流了学大庆的经验，认真讨论了广泛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认为全省学大庆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学得好的是少数，多数单位对学什么、怎么学还解决得不好。会议要求进一步解决学大庆的认识问题，在此基础上抓好如下工作：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抓住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当前头等大事是抓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二、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建立一支革命化的职工队伍。要同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对工人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作坚决斗争，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防止蜕化变质。三、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前要把交通运输搞上去。在全省搞一个运输大会战。要限期抓好煤炭、电力生产；要努力增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大力增产轻工日用品。四、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加强企业管理。五、坚持“五七”道路，把社会主义企事业办成亦工亦农的革命化大学校。六、加强党的领导，把各级领导班子建成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的指挥部。

7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学理论抓路线猛促工业生产》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1975年上半年，全省工交战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努力大干社会主义，推动着生产逐月上升，形势越来越好。工交战线的同志们要鼓足更大干劲，奋战下半年，把工业生产搞得更好。抓好下半年生产，根本在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党的政策落实了，群众的革命团结搞好了，工业生产也就上去了。7月下旬，受中央派遣，国家计委检查组在云南检查企业整顿情况，并听取了铁路、煤炭、冶金局和昆明钢铁厂的汇报。其中在听取省煤炭局负责人的汇报后检查组指出，云南的煤炭问题关键在羊场煤矿，这是重点矿。省里手软，班子没进行整顿，生产上不去，建议省委一个月内解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就是要抓得紧，行动快，踏踏实实。在听取省冶金局和昆明钢铁厂负责人汇报后检查组指出，昆钢是生产重点，这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煤、电、运输要全力保一下，昆钢的煤要保证每天250吨；二是昆钢要抓紧整顿干部队伍，克服派性，把管理搞上去，把设备修理好，完成钢铁计划。

7月19日，《云南日报》报道，煤炭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树立全局观念，增强革命团结，发展煤炭生产。到6月底，全省原煤总产量完成了年计划的50．7％，洗精煤产量完成了年计划的53．5％。

7月31日至8月5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交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总结上半年生产计划完成情况，部署下半年工交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郭超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要求全省工交战线各级党委在下半年抓好以下工作：一、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把革命问题解决好，把路线问题搞端正。二、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学理论、抓路线、大战三季度的生产高潮。四、切实加强企业管理。五、狠抓薄弱环节，狠抓重点企业，迅速把生产搞上去。六、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根据会议精神，8月5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作出更大贡献》的社论。社论提出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要围绕思想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逐项认真检查，找出本单位在执行路线和政策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实加以解决。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的公害，是安定团结的大敌，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坚持斗争哲学，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把派性批深批透，批得他再也找不到市场。还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风，坚决打击阶级敌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活动。要继续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货色，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各地区、各工业主要部门要对所属企业的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分析。对于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要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对那些闹资产阶级派性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坚持不改的，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要贻误大局。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加强革命团结，顾全大局，共同拆墙、填沟、解疙瘩，把一切革命同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调起来。以战斗姿态迎接国庆26周年，迎接第五个五年计划。

8月25日至9月7日，省委召开全省国防工业企业干部会议，研究整顿国防工业企业问题。要求在年内每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都要认真进行一次思想整顿，解决领导班子的方向路线问题。要加强企业管理，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关心群众的生活。

工业战线的整顿，使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2．3亿元，比上年增长1．7％。

整顿工业的同时，进行了农业的整顿。

1975年3月，省委召开农场工作会议，学习全国四届人大文件，总结交流农垦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会议要求农垦系统所属单位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把农场办得更好。

3月24日晚，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当前春耕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遵照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搞好批林批孔，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促进农业大干快上。会议指出，到3月上旬，全省完成大寨式梯田地105万多亩；完成各种大小水利工程2．2万多件，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4．4万亩，除涝面积10万亩；平整土地39．5万亩，深翻土地84万亩，改造低产田地90万亩。小春作物经过认真加工管理，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会议号召全党动员起来，为农业大干快上作出新贡献。

4月24日和7月8日晚，省委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当前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集中领导精力，全面组织人力、物力，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10月28日，省委召开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1月，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传达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安排今冬明春的工作。同月，省委还召开了有省级机关和省属各单位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动员大会，部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任务。

农业战线的整顿，使197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35．4亿元，增长8．4％，粮食总产量达到798．94万吨，增长17．4％。

整顿财贸工作。1975年3月5～7日，省委召开各地、州、市财贸工作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加强生产、收购、上调和支援城市、工矿区市场供应问题。会议指出：全省肥猪收供量比去年同期下降36．2％，上调量下降57％，昆明等城市和工矿区猪肉供应出现困难。省委要求各地大力发展生猪生产，抓紧肥猪的收购、调拨工作，重点保证昆明、个旧、东川等城市和工矿区的肉食供应。7月25日，省革委会同意省财办关于恢复建立供销合作社的报告。省供销社于当年12月15日起与省商业局正式分开办公，并恢复建立了各级供销合作社。7月28日至8月11日，省委召开全省财贸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支援农业、抓紧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收购、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以及抓好集市贸易的阶级斗争，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长途贩运等工作。会议要求全省财贸部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坚决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要求：一、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促进生产大干快上；二、抓紧商品收购和财政收入；三、安排好旺季城乡市场；四、抓好集市贸易的阶级斗争；五、转变领导作风，从各级财贸领导机关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由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基层，帮助工作。会议还决定加强农村商业力量，合理摆布农村商业网点，在山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一批代购代销店或代购代销员。8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加强党的领导做好财贸工作》的社论，指出财贸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条重要战线。认真做好财贸工作，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希望财贸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团结起来，深入学习理论，大鼓革命干劲，为迅速把财贸工作搞上去作出积极贡献。

此外，其他各方面也开展了整顿。7月6日，省委作出《关于加强公路交通运输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全省公路交通运输单位，要坚决贯彻关于“安定、团结”的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整顿交通运输秩序。10月30日，省委在省属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学习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中央九号文件，进行全面整顿，就是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地方整顿，包括农业整顿，工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整顿和文艺整顿。关键是整党。11月6日，省委又强调，贯彻中央九号文件，机关也要整顿。要把省级机关整顿得有战斗力，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成为团结战斗的机关。

1975年，由于各行各业进行了治理整顿，尤其是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贯彻了省委26号文件精神，开展了“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初步落实了党的政策，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54．3亿元，比上年增长4．9％；工农业总产值77．7亿元，增长4．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9．7亿元，增长5．4％。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经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这2封信，受到毛泽东的指责。毛泽东认为“信的动机不纯”、“矛头对着我的”，并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经“四人帮”策划，于11月中旬，清华大学在党委会议和全校大会上批判了刘冰和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一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5]23号)，传达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12月10日下发《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5]24号文件)，决定将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发[1975]26号文件)。

1975年12月16～20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召开直属机关负责人、大专院校党委书记、昆明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和讨论中央23号、24号和26号文件。12月20～27日，省委又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分管文教的副书记会议，传达、学习、讨论中共中央这3个文件。

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把“打招呼会议”精神捅到社会上。此后，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更大的反复和动乱。

1976年1月，“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和涂晓雷等人共同策划，由涂晓雷执笔，用“秦臻”、“姚雨”等笔名，炮制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在昆明街头醒目处张贴。大字报攻击云南贯彻省委[1975]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是“对新生力量大砍大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请”，诬陷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皇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复”；诬蔑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25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被诬蔑为“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煽动“向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同时狂妄地提出：“我们斗争的目标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在就必须解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要“牢固地建立一个‘文革’式的领导体制”。

2月16日《云南日报》一版刊登“省教育局大批判组”文章《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号召要“迎头痛击”教育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被称为“打招呼会议”)，云南有贾启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回去后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并指出以这次打招呼为界，会议前的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会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在云南小组会上，“四人帮”无理指责云南省委“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王洪文说：“反派性，实质上是打击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派性，一千年有，一万年有!”张春桥则说：“什么带职下放，是打击造反派的一根棍子，是你们耍的鬼把戏，”并质问，“为什么不让人家回来造反?”江青也对七林旺丹说：“我在中央受压，你在云南受压。”朱克家回到云南，把“四人帮”的讲话全部告诉黄兆其，并说中央首长要他帮助省委领导转好弯，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证的。就这样，“四人帮”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为云南定调子，指路子。他们和云南的帮派体系上下串通，狼狈为奸，在云南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了云南的大反复。

朱克家是1969年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仓公社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事迹报道，吹嘘他是“那个山寨里第一个人民教师、第一个拖拉机手、第一个木匠、第一个裁缝、第一个理发师”，是“僾尼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等看后，批示要大力宣传。朱克家署名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一草一木》，是姚文元亲自通知上海市委派人来云南写的，题目也是姚文元改的(原为《志在农村，大有作为》)。5月8日，《云南日报》三版转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五期刊登的朱克家署名文章。5月22日又转载《人民日报》通讯员和《文汇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农村也是大学——记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公社锻炼成长》。当发现朱还不是党员时，张、姚等还强行要云南在文章发表前，把他突击入党。以后，又经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名，让他当上云南参加党的“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朱成了“四人帮”的重要亲信和在云南的代理人，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伙同云南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猖狂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干了许多坏事。

3月6～28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即3月3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的通知。会议之前，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要扩大会议规模，老、中、青都来，不能只是一、二把手，特别是去年挨整的干部要来，要迫使省委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帮派的压力下，省委决定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638人。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朱、黄、刘等人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由他们在会内带头发难，攻击邓小平和省委；另一方面组织一些地、州、市的帮派势力，到会上揪斗省、地、州、市党委领导干部，冲击会议。他们还串连、裹胁参加会议的一些人签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成立由各方面代表组成的所谓“党的领导小组”，取代省委领导。

在这样的形势下，省委书记贾启允在3月13日召集人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的发言，把1975年9月21日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所作的指示，歪曲篡改为“修正主义”，检查自己到云南后“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被帮派作为“批邓”、“打邓”和压其他领导人转弯的所谓“钢鞭材料”，有些外省的帮派分子也利用这篇发言压本省的领导“转弯”。此后，在全省就刮起了“大反复”的歪风，贯彻省委26号文件取得的初步成果被全盘否定，刚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领导干部又被打成“复辟派”、“还乡团”，再一次受到无情批斗。

3月20日，在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的操纵下，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队的个别帮派分子，诬陷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要求改组交通大队领导班子，妄图夺取领导权。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公然提出“走资派不倒，红绿灯不亮”的口号，煽动全市交通民警离岗造反，造成全部交通岗除交通大队大队长和政委外无人执勤的现象。这一全国罕见的“集体罢岗”事件，历时近7个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复岗。罢岗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仅交通岗周围发生的车祸约80起，昆明市全年因车祸伤亡高达1000余人。

3月25日，云南帮派头目黄兆其向王洪文写报告，说省委的几个主要书记没有转弯，辜负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再希望，失去了信任，丢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建议中共中央派工作组来云南具体帮助指导，并对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整个过程中，朱、黄、刘等帮派分子通过多种方式和“四人帮”紧密挂钩。他们除直接向“四人帮”写报告，报送省委和昆明军区领导的材料外，还多次通过“四人帮”在北京的联络据点和《人民日报》派来云南的“记者”，以及在京的联络人，向“四人帮”送材料和报告，并曾几次派出心腹和骨干到北京“四人帮”的联络据点，打听消息和领取旨意，接受任务。9月28日，毛泽东逝世不久，他们认为“四人帮”将尽快解决云南问题，迫不及待地由帮派骨干涂晓雷等人向《人民日报》来云南的“记者”写信，建议朱克家在省委内担任常委或副书记，建议黄兆其进省委常委班子。

3月底4月初，在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及“四人帮”代理人朱克家等人的威胁逼迫下，省委释放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逮捕关押的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一时间，在全省掀起“监狱里面找左派”，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歪风，有120多名罪犯被释放出狱。一些地方出现“红花犯人”：帮派头目公然给罪犯戴上大红花，彩车接送罪犯，还安排大批人马敲锣打鼓、放鞭炮，招摇过市，摆宴席庆贺，向党和人民示威，气焰十分嚣张。这些分布在各地的帮派骨干、刑事罪犯出狱后，进行疯狂地报复和反扑，继续搞打、砸、抢，毒打干部，作恶多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伙同其头目积极策划武装叛乱。

早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以黄兆其、刘殷农为主要头目的帮派势力，就紧跟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打击周恩来。他们声称：“新的代表法家思想，老的代表儒家思想；新干部的代表人物是王洪文，老干部的代表人物是周总理。”并造谣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代表儒家思想”，“主张保守、复辟、复旧”，“是运动的阻力”。周恩来因病住院，帮派头目们公开诬陷说：“主要是政治原因”，“总理是体面下台”，“这样解决是再好不过的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因病逝世。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但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不让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悼念活动，并一律不准宣传报道，不准广播，还不准群众佩戴黑纱、白花，引起群情激愤。昆明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怀着极端悲痛的心情，纷纷自发地汇集到东风广场，献花圈，送挽联，张贴悼念诗词。省、市机关、部委办厅局、企事业单位自发地举行了悼念活动。4月初，昆明市的广大群众汇集东风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并准备于4月8日在广场召开悼念周恩来逝世三周月的大会，后因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大会没有开成。对此，帮派头目黄兆其等人曾向“四人帮”密报。4月7日，云南重机厂工人、共产党员方策出于对“四人帮”打击迫害周恩来的义愤，在厂区贴出“打倒林、江、张贼”、“人民思念周恩来”等内容的12条大幅标语。这一事件被当做“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但在干部和群众的掩护下，一直无法侦破。1979年1月10日，中共昆明市委批转重机厂为“四七反标案”平反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方策平反。

云南帮派还制造舆论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把邓小平捧上台的最大的走资派是指周恩来，说明周恩来是有问题的。”有的诬陷说；“周恩来可能是内奸”等等。为了“打周”，军队和地方的帮派进行了一系列频繁活动，但又慑于周恩来的崇高威望，不敢贸然行动。当得知“云革群”的主要头目、昆明市工会委员刘永昆想发动“打周”后，便决定“先放个氢气球试探一下”，“王永昆要打，先叫他们去打；打对了我们再跟上；打错了，反革命让他们去当。我们的态度是一不反对，二(暂)不参加”。在他们的鼓动下，王永昆等通宵开会，紧张策划“打周”，从犹豫“不打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直至第五枪”，转而怕被别人“抢了头功”而下定决心，“坐牢杀头无所谓，向周总理开炮”!于是写了《关于打倒周总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报告》的大字报，在1976年5月18日凌晨2时贴上大街，3时左右分送到省委和新华分社，当时简称“五一八”反革命事件。

春城人民看到署名王永昆、夏良途(昆明市制药厂革委会主任)等8人的大字报后非常愤慨，强烈要求严查。省委立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并报公安部批准，于当天上午10时将王永昆、夏良途等8人逮捕归案。阴谋败露后，帮派势力乱了阵脚，密谋对策，开脱罪责：一、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要制造舆论，该说的说透(即所谓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不该说的不说(隐瞒策划支持王永昆反周总理的问题)。二、提出以是否在大字报上签名为界，不要牵扯其他人。三、揭发王永昆等人的策划过程及与王永昆有牵连的人和事，编造王必成、黎韦和新华分社记者石玉生的材料，找省委汇报，向《人民日报》记者反映。四、提供假情况，栽赃诬陷王必成和黎韦。五、以“五一八”事件发生在昆明为借口，要求转由昆明市公安局负责审理此案，以便刘殷农直接掌握审理权，保护同伙过关。这些帮派分子抢先制造舆论说“黎韦、王必成是王永昆的后台”，收集黎、王的“材料”。他们抛出《春城魔影——“五一八”事件的真相》的文章，继续陷害黎韦和王必成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全案终于查清，真正的后台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5月4～21日，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和讨论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会前，“四人帮”在云南的代理人朱克家和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要把这次会议作为同走资派斗争的场所”。会议一开始，他们就以小组、大会发言和会内会外贴大字报等方式，指责会议是搞“纯学术讨论”，要求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攻击省委执行了“反派性为纲”、“整顿为纲”、“刮了右倾翻案风”，并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还把一大批刚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会议变成了帮派制造舆论的论坛。“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原来说不讲话的，闭幕式上突然站起来讲话，称赞“这次理论讨论会开得好”，“我们学理论就是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说1975年起用一批老干部“造成了有些地方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声称“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靠这些人领导是不行的”。会后，有些地方召开了类似会议，它们大都为帮派势力所把持，用来揪斗所谓的“还乡团”、“复辟派”，使全省大反复的灾难更趋严重。

6～7月，“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云南的帮派头目也积极策应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同伙先后在昆明百货大楼和西山华亭寺等处密谋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提、补、纳、调”和“打、拉、烧、靠”的方针，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当时黄兆其系省革委会副主任，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刘殷农系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对于有些他们“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以达到“胁迫党委就范”的目的。在此期间，黄兆其利用他窃据的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将其同伙突击提进所在单位的领导班子。

6月，“四人帮”借中共中央派出慰问团慰问云南龙陵地震灾区人民之机，亲自找贾启允谈话，令其交代检查，与邓小平划清界限；同时又与黄兆其和省委内的个别人密谋策划，对其实施“上压下挤”、“内外夹攻”，强使贾在震庄宾馆关起门开了40天常委会议，集中批判贾启允和省委贯彻执行省委[1975]26号文件的问题，最后于7月25日形成并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云发[1976]40号)。这是一个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适应“四人帮”需要的极端错误的文件。它是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帮派分子步步进逼，省委领导人节节退让，不顾省委常委的一些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文件宣称：“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一、贯彻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了党的基本路线；二、歪曲甚至否定了云南的大好形势，渲染与夸大了那些支流问题；三、以反派性为纲，打击了革命新生力量；四、执行了邓小平“首先抓班子”、“全面整顿”的组织措施和行动部署，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五、在落实政策中搞了“一风吹”，把一些不该否定的问题也否定了；六、中央几次打招呼，省委迟迟没有转好弯子。文件还攻击“省委常委中的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总是以‘革命功臣’、老造反自居，对日益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不理解，不懂得如果自己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利益，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会在革命战争的伟大转变关头掉队，甚至变为革命的对象；对造反派看不顺眼，吹毛求疵，遇到机会还想打击报复。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有抵触，甚至反对。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对群众的批判耿耿于怀，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总是不肯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不去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总是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想方设法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凭借权势压人，严重脱离群众，站到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文件认为“我省整个运动的发展、进展缓慢，落后于全国，学的很不深，批的很不够，对错误的纠正还是刚刚开始。特别是由于弯子转得不好，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得力，排除干扰不力。对搞得好的单位的经验也没有认真地总结推广，影响到运动的正常发展”。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一、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二、集中火力批邓。三、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基础上积极地、稳妥地解决刮右倾翻案风所带来的问题。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五、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领导。

这一错误文件，由于适应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受到了云南帮派头目的齐声喝彩。朱克家说：“省委40号文件，是我一字一句抠出来的。”黄兆其说：“要充分肯定这个文件，这是我们斗争的结果。”而贾启允则宣称：“按照省委40号文件转弯，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文件下达后，冲击了全省各地，冲击了工业、农业、财贸和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冲击了军队，使全省更加混乱。不少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被下放或调动的干部又官复原职，落实政策后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又被赶下台，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出现了“武力转弯，棍棒夺权”的情况。这一文件，当时也曾受到许多地区、部门、单位党组织的抵制。1979年1月18日，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省委宣布撤销了这一错误文件。

1976年7月初，“四人帮”的亲信、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派出工作组来昆明，调查收集各地领导阻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材料。按照“四人帮”大写特写“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旨意，省文化局主要负责人在海埂主持召开了“全省创作会议”。会上大肆鼓吹“要建立一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创作队伍”，“要努力塑造与党内资产阶级对着干、同走资派对着干的英雄形象”，“要写走资派的本质特点，刻划走资派的欺骗性、残忍性、顽固性”，“要把斗争锋芒指向那些决策人物、挂帅人物”，“要从小舞台反映大舞台”。在这股邪风的煽动下，七八月分先后炮制了两部“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反党话剧剧本《典型报告》和《搏斗》。在《典型报告》中，出现了省委书记这样的“大走资派”顾从熙；在《搏斗》中，出现了中央部长一级的“大走资派石谦礼(石谦礼为“十千里”的谐音，影射攻击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其中的《典型报告》已被搬上话剧舞台演出。

8月18～23日，云南省红卫兵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朱克家擅自将会议的指导思想篡改为批判“云南省委内的走资派”，并改变会议议程，临时安排召开所谓“批判会”，将省委的几位负责人骗到会上进行批斗，在全省造成恶劣影响。

8月31日，省委发出《关于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三株大毒草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此前，8月24日，省委曾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对这3个文件的批判。这3个文件，都是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而起草的，但被“四人帮”诬为“大毒草”。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在不少单位受到了干部、工人的抵制。

9月初，省委办公厅内的帮派分子胡延观把毛主席病危的重要国家机密告诉黄兆其后，帮派势力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9月6日，云南的帮派势力炮制了“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交江青反革命集团。

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云南帮派势力制造的1976年的大反复，给云南又一次造成了灾难，社会动乱不止，全省国民生产总值比1975年下降9．3％，工农业总产值下降14．6％，财政收入下降41％，财政赤字达6．57亿元，云南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最后挣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消息传到边疆云南，各族人民欢呼雀跃，以各种方式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神州大地普天同庆，而“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却惊恐万状。10月12日，帮派头目黄兆其、刘殷农得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他们攻击中共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扬言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10月13日，黄兆其秘密召集开会，策划叛乱。他们分析形势后认为：“云南造反派力量强，自然条件好，进可以影响全国，退可以上山打游击”，决定“学蔡锷起义，拉起队伍大干一场”，形成“云南发难，全国响应”的局面。他们制定了武装叛乱的具体方案：一、决定派人到上海取得联系，了解“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动向，只要上海一有行动就起来干；二、要拉起队伍来干，决定由黄兆其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三、“使用武力控制昆明市”，“控制军区领导机关”，“控制省委和军区的主要领导”，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四、破坏通讯设施，把党、政、军的指挥系统搞瘫痪；五、控制民兵队伍，以昆明为基地做好枪支、弹药、物资上的准备，确定控制省建、昆明铁路局、昆明煤机厂等单位的民兵队伍和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武器弹药，并给这些单位的帮派打了招呼；六、由部队占领广播电台，广播“宣言”《告全国人民书》；七、如果失败，在昆明呆不住，就以楚雄为基地，到大理、丽江一带上山打游击，打游击不行就逃出国外寻求政治避难；八、决定由帮派核心成员分头给昆明地区和地县骨干打招呼，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好迎接反复、进行叛乱的准备。他们除了密谋叛乱外，还策划组织帮派“第二套班子”。他们分析“四人帮”被抓以后，认为“黄兆其、刘殷农等头头可能被抓，坐牢”，“要考虑‘二线’、‘三线’的问题，不然头头一被控制了，下边就乱了，连个营救、说话的人都没有”，同时，还可以“稳住造反派队伍”。

会后，他们四处活动，部署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和组织“第二套班子”。13日晚，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某发了密语电报，要他“立即回昆”，“沿途采购货物”(指收集动态)。同时，由刘殷农安排吴某乘飞机去上海，探听“四人帮”阴谋在上海武装叛乱的动向；他们违背中共中央规定，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分权力搞“第二武装”，恢复了所谓“民兵指挥部”，控制了一部分民兵武装。

16日上午，黄兆其等人又秘密开会，专门谋划在昆明地区武装应变的问题。他们商议，要依靠帮派势力所控制的一些单位作据点，带动附近，联成一片，控制昆明。当晚，刘殷农在听了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仍继续召集帮派人物开会，叫嚣“重上井冈山”，“要到工厂里组织民兵”。他们企图串连市公安局和市交通大队的同伙，谋取枪支，抢劫汽车，上山打游击。还就叛乱的破坏形式、手段作了具体策划。提出在行动上要学习美国“三K党”的办法，杀害市委、市公安局的负责干部。他们分析了城市叛乱的条件，妄图组织“地下游击队”，采用袭击车辆、住宅等手段搅乱昆明市。

10月19日，黄兆其召集刘殷农等人开会，密谋组织帮派搞社会活动“工作班子”的问题。他们计划这个工作班子的任务是：“一是造社会舆论，稳住阵脚；二是经常了解社会动态，以便采取对策；三是准备以后我们有些人无法活动时，要有人能够继续进行斗争”。随后，按照黄兆其的意见，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专门搞社会活动的“工作班子”。要这个班子“以后出大字报，做文章”，“要继续出下去，坚持下去，要给他们看看，我们不在，照样有人出大字报，有人讲话”。黄兆其等还策划了在省委常委内安“钉子”的问题。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时打击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培植的党羽，也粉碎了云南帮派势力武装叛乱的阴谋。云南的帮派头目急忙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转移罪证，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妄图隐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976年10月中下旬，黄兆其、刘殷农一伙为隐瞒其罪行，多次开会策划，研究对策，订立攻守同盟，确定统一交待问题的口径：交待问题只承认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是照报纸上那一套搞的；只讲现象，不讲内幕；只讲自己，不讲别人；只讲个人，不讲组织；就是坐牢也不能讲，谁讲了就把问题推给谁。黄兆其还再三嘱咐：“特别是武装叛乱问题，那是出于当时的情况，现在不能再传再议，也不能承认”，“今后活动要谨慎，要尽量避免开会，用个别串连的方式活动，行动上要表示支持省委”，“把现有阵地巩固下来，保护班子中没有暴露的人，利用在领导班子中的有利条件坚持搞合法斗争”。与此同时，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大量地销毁和转移隐藏材料。黄兆其布置说：“材料要赶紧处理，对整理的省委、各级党委的材料，该烧的要烧掉，该处理的要处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即使抓起来，也找不到证据。”他们还提出，处理“以妥善为原则”，“一般的销毁，有价值的保存，留待以后见分晓”。朱克家烧毁了帮派搞的解决省委问题的材料，以及收集整理迫害领导干部等许多材料；黄兆其烧毁了向“四人帮”告状和各地帮派送的40多份材料；刘殷农等人也销毁了许多材料。同时，他们对那些“留待以后见分晓”的主要材料，则进行转移隐藏。黄兆其的妻子就把黄整理省委领导和部委办局以及一些地、州领导班子的材料，缝在贴身穿的衬衣里；涂晓雷把113份材料转移隐藏，其中，多数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篡党夺权向“四人帮”告状的“报告”，也有他们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大字报底稿，以及朱克家、黄兆其、胡延观的发言，他们之间往来的部分信件，涂晓雷的笔记等材料。在揭批查运动中，先后查出帮派分子转移隐藏的2000多份材料和136本笔记，这些材料成为了他们的历史罪证。

在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后，群众纷纷写大字报揭发云南帮派有关篡党夺权的问题。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了蒙混过关，在暗地里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蓄意制造混乱，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说，斗争并没有完”，在行动上要伪装“紧跟党中央”，“积极支持省委”。10月21日，昆明纺织厂、昆明橡胶厂、轻工机械一厂等单位的部分职工，激于对“四人帮”及其培植的云南帮派体系的义愤，将黄兆其从省工交办公室抓去游街示众。黄受了点轻伤，便以此为借口，住进了医院。接着，黄兆其一伙先后3次开会，研究所谓联系云南实际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提出“你联你的，我联我的”，有意制造混乱。他们还炮制了一个所谓《斩断伸向云南的黑手，揭发“四人帮”罪行(提纲)》的17件大事。这份《提纲》别有用心地提出：周兴是怎么死的?省委[1975]26号文件是王洪文主持搞的；王洪文向贾启允说云南“炮派”是长期受压的；王必成究竟与“四人帮”有何黑关系等17个问题。复写数份后，分别在帮派内部传达，要同伙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用出大字报、写大标语、开批判会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机会，大造舆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干扰揭批查运动的方向。同时，他们还采取颠倒是非，捏造事实，嫁祸于人的卑劣伎俩，故意搅乱形势，妄图再次挑起派性，实现黄兆其提出的使云南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形成两派的局面，争取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时各打五十大板”的阴谋计划。

但是，云南的帮派分子及其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执迷不误的顽抗结果是彻底的覆灭。


结语


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它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的是思想严重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严重倒退，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在云南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是一个靠造反起家，以后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干尽坏事的帮派势力，他们是一个有头目、有核心、有骨干、有幕后支持者、有文武班子、活动据点、情报网络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他们在组织上受“四人帮”的直接指挥，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完全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行事。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云南省委开展了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逐步肃清了“四人帮”在云南的流毒，实现了拨乱反正，云南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


揭批查运动


1976年10月12日，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贾启允、省委副书记七林旺丹、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打招呼会议”分批向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宣布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

10月13日，省委抽调干部组成“材料组”，搜集整理“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的活动情况，并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组织部部长荆克洲任组长，有10余人参加做具体工作。

10月15日，贾启允从北京回到昆明，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会议针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特点提出，要尽快传达中共中央精神，利用这个机会把形势稳定下来。对错误的东西要坚决抵制，对敌人要坚决打击。第二天，省委常委会议继续对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社会动态及相应措施、向下传达等问题进行讨论。省委常委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认为“四人帮”乱党、乱军，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大快人心。省委常委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提高警惕，揭深批透“四人帮”的问题，肃清他们的流毒。要加强领导，对少数人的错误思想，要及时予以批评；对公开搞破坏的反革命，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16日、17日，省委分别召开省级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会议和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并组织了初步的学习和讨论。18日，省委常委会议听取地书会议的情况汇报，对各地传达会议精神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在传达中把生产摆在日程上，认真抓好工农业的增产。要形成一个更亲密、更团结，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省、市级机关对中共中央精神也进行了传达。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指出：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张、江、姚进行过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10月1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传达后的形势。鉴于广大群众积极拥护中央决定，省委为营造揭批“四人帮”的社会舆论，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并作了具体安排部署。20日、23日，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军区2次举行25万、50多万军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全省1000多万军民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并举行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10月21日、27日、28日，省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6号文件，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认为云南是全国问题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派性问题、团结问题尚未解决，民族问题、边疆问题都比较复杂，要广泛宣传中共中央16号文件，乘这个大好时机把各方面的工作搞上去。从省委到各级党委、干部、学生、工人都要认真学习，彻底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真正认清“四人帮”的反革命性质。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对“四人帮”采取措施的现实和深远意义。当前，各级党委必须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教训，维护党的团结，坚持党性原则，分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要以中央16号文件为界，再搞打、砸、抢的，坚决镇压；对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不上班的要扣发工资。

10月30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通知》。要求：一、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的认识，自觉地把这场斗争当作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认真抓紧抓好；二、反复学习中共中央16号文件，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三、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规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五、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搞好当前的工农业生产。

11月4日、5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学习中共中央16文件，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省委必须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学习和揭批“四人帮”紧密结合起来，省委和各级党委都要带头学、带头批，各系统、各单位要充分发动群众，可以组织召开大会进行揭发批判。报纸要采取报道和评论等形式把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精神报道出去。有些报道，省委可以先讨论作指导。11月7日，省委决定，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社论，要求各级党委排除干扰，克服思想顾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加强领导，按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集中火力狠批“四人帮”插手云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恶。8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的社论，提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集中火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大揭大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彻底清除“四人帮”在云南的恶劣影响和流毒。各级党委要广泛宣传，把广大干部群众动员起来，投入这场斗争。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一律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各级领导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热情支持群众。要采取有力措施，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对反革命、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要把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此后，全省各地纷纷举行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声讨“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破坏云南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罪行。

11月15日，省委常委会议听取部分地州汇报传达中央16号文件后的情况。提出，对这次斗争的性质、意义、态度一定要明确，要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在云南犯下的罪行，肃清其在各条战线的影响和流毒。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及时掌握情况，交流经验，团结对敌。

11月17日，省委决定上报朱克家从知青到中央候补委员、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配合“四人帮”进行了哪些活动以及他在省知青办、省农垦局、师院、昆钢讲话的材料。朱在几次讲话中说“毛主席有许多遗言没有传达”，“中央准备开三中全会，云南省委再不转弯就叫他们靠边站”，制造了许多混乱。这些问题要叫他自己交待清楚，组织上也要彻底查清楚，然后上报中共中央。11月21日，省委决定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朱克家可以批判，可以揭发，但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讲事实，绝不准用“四人帮”乱揪斗那一套。对朱克家的先进事迹要组织人调查，将查证结果报中共中央。省委特别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打倒一切，特别是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抢班夺权、改组省委的罪行。凡是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都要把问题讲清楚。

11月22日，省委听取黎韦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议精神。提出，要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更深刻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全面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实质。要宣传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敌我矛盾，但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揭穿他们的画皮，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传统的罪行，要人人动手，联系实际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11月27日，省委常委会议研究提出，既然“四人帮”插手云南，就应该把他这条线上的人揭发出来，决不能手软。朱克家的十一大代表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安排的，他在云南积极推行“四人帮”的路线。2月中共中央通知江青、王洪文的讲话不准传达，他不仅传达，而且把王洪文在上海开会点的名也讲了。他到处讲话，影响很坏。他的先进事迹有很多也是假的，主要是“四人帮”搞的。11月29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5000人大会揭批朱克家。

12月1日，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部署》，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深远意义。要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把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高潮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结合起来。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广大干部群众一定要团结对敌，对于破坏运动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要坚决予以镇压。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消除派性，削平山头。

同日，省委研究揭批查运动时认为，运动越深入，越需要统一认识，重要情况才能互相通报。现在要解决组织领导问题，组织一个清查“四人帮”运动办公室，具体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同时提出，对省委常委彭贵和、金桂仙应点名检查，说清问题。12月4日，省委作出决定，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省委清查办公室，彻底清查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云南的阴谋活动。常委分工由刘明辉、李文负责。省委组织部部长荆克洲任办公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李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晋德任办公室副主任。省委要求各地州市委和各部委办厅局，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12月10日，省委清查运动办公室正式成立(1977年2月16日，“清查办”改为“中共云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任主任。1979年1月后主任由省委第二书记李启明接任)。

12月2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当前宣传要点”的意见》，提出：当前宣传工作要突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打好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第二个战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极右实质；第三个战役。揭发批判“四人帮”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打第三个战役时，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点名揭发批判云南军内外帮派的黑后台鲁瑞林的罪行。

12月7日，昆明市委向省委汇报，群众对市委今年在干部会上点了400多人的名、给200多名干部戴上“还乡团”、“复辟派”的帽子，把很多领导班子搞瘫痪反映强烈。对刘殷农接见“四人帮”派来的所谓记者很有意见，刘向记者乱反映情况，而且还送了黑材料。省委听取汇报后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一定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要加强党委领导，加强联系，经常研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充分发动群众，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对搞篡党夺权问题严重的人，现在还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要采取措施，对打、砸、抢的人要法办。刘殷农暂不参加市委常委活动，批判他要作统一安排，在揭批的基础上查清他的问题。

12月8日，省委决定对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方向东等12人隔离审查，逮捕了王永昆等5人。第二天，省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对黄兆其等人采取的措施，并对10人点名令其交代问题。省委还决定，省级机关和昆明市要组织召开一次群众性的批判大会，重点揭发批判黄兆其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2月14日，省委召开省、市级机关及所属单位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大会。大会以省委礼堂为中心会场，设有100多个分会场，有20多万人参加。贾启允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朱克家、王永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说他们长期以来结帮成伙，自成体系，插手各地，同省委和各级党委分庭抗礼，对抗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干扰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干扰和破坏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妄图篡党夺权。

12月14日、15日，省委学习中共中央24号文件〔即《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联系1974年的“批林批孔”，揭露“齐向阳”、“反潮流”、“大批判”等山头，借“批林批孔”抓“复辟势力”、“还乡团”，整老干部的罪行，以及黄兆其等人伸手要官的篡党夺权活动，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彻底批判。

12月16日，省委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24号文件，深入开展揭发批判王、张、江、姚罪行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当前揭批的重点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罪行。特别是插手云南，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人，改组省委和一些地区的党委，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打、砸、抢，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一定要揭深揭透，清算“四人帮”的影响和肃清其流毒。

1977年1月3日，省委听取昭通地委汇报说，最近社会上贴出一些大字报，揭发有人在搞抢班夺权，有些不该提拔的干部被提拔起来了。据统计，去年罢免的干部达400多人，其中地管干部有60多人。在罢免的这些干部中，有的有错误应该免，有的可免可不免，有的根本就不应该免也免了。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人的免职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省委指出，昭通问题的关键在领导班子。要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通过揭批查把班子的问题揭出来。对有些人要旗帜鲜明地采取严肃措施，不能再拖。4日，省委又分别与文山、保山、东川、红河、西双版纳、大理等地、州、市委研究了揭批查工作。

1月8日，省委听取昆明市委汇报揭批“四人帮”运动进展情况。昆明市委汇报说，自采取组织措施后，运动有进展，但很慢，多数单位由于领导班子思想认识不一致，还在等待观望。被采取组织措施的人，有的还叫市委给他说清楚，也有少数人还在攻击省委26号文件。问题的关键是市委对运动领导不力，抓得不紧。省委指出，过去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现在对过去的问题看清了，市委要坐下来开会把问题揭开，对主要问题，要有统一看法。市委要组织召开批判大会，对有的重要人物、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攻击和反动言论可以开大会批判，确属反革命的要逮捕。

1月12～14日，省委常委连续召开3天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帮派把贯彻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26号文件、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划线站队”、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说成是刮“右倾翻案风”，对云南的干扰破坏很大。黄兆其、朱克家等人为了反对26号文件，策划阴谋，串通省委内部几个人，内外结合，向省委施加压力，逼迫省委形成与中共中央文件相违背的40号文件，下发后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冲击地书会议、冲击省委常委会议，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并阴谋分裂改组省委，但省委仍依靠他们去做两派的团结工作，教训很深刻。

1月18日至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贾启允、郭超、七林旺丹、李文、黎韦、岳肖峡；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刘春山，副政委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政委高占杰；十一军军长陈家贵，政委张琦；十四军军长黄德懋，政委刘炎田；还有中共中央指定的安平生、陈丕显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领导等。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针对云南一年多来的重大是非问题，如云南省贯彻197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26号文件对不对；1976年省委的40号文件是错还是对；云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按中共中央的文件办的还是另搞一套、“四人帮”是否插手云南搞阴谋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1月28日，陈锡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云南问题的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免去贾启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另行分配工作；二是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平生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和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了调整和加强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除了上述两项重要决定外，还决定陈丕显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张铚秀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海棠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免去李克忠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常委职务；免去彭贵和省委常委职务；免去朱刚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职务。

2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中发[1977]4号)。中共中央批示，希望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稳妥地把云南问题解决好。希望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各级党委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迅速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排除一切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并相信云南各族人民在省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迅速夺回“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报告》指出，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省委[1975]26号文件在云南贯彻执行后，全省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但由于“四人帮”的直接插手，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黄兆其等人捣乱破坏，加上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共中央[1975]21号文件和中央[1976]4号、5号文件精神，另搞一套，使云南出现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1976]40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加混乱。军队和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去年昆明军区党委及其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委、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办的，基本上顶住了“四人帮”的那一套。军区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对省委40号文件是抵制了的，这就保持了党委的团结，保持了部队的稳定。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起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又另搞一套，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度落后。1976年12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人的批评和斗争，局面开始好转。去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为了把云南问题解决好，《报告》提出：一、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是今年党及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二、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参与阴谋活动的，无论是浅还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活动那一套向党和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对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受“四人帮”影响而说错话、做错事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对他们主要应加强教育，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四、加强对敌斗争，巩固边防。全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随时准备粉碎任何胆敢骚扰和窜犯我边境的敌人；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团结战斗的核心。各级党委要认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联系实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工作要细，步子要稳。揭批“四人帮”运动必须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切记不要重犯过去另搞一套的错误。

2月6日，省委学习中共中央[1977]4号文件，认为非常符合云南的实际，坚决拥护4号文件和对省委班子的调整，欢迎安平生、陈丕显等同志来云南工作。2月6～13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地师级干部会议，传达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加强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2月10日，省委还召开了有50多万人参加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全体党员广播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精神，决定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把云南问题稳妥解决好。广播大会后，全省各地集会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决策，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2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云南大有希望》指出：当前解决云南问题有极好的条件，任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并以此为动力，把各项工作搞上去，开拓云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2月17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4号文件的情况报告》。并强调，以中央4号文件传达的时间为界，凡过去结帮营私或在党内组织派别、小集体的，必须停止活动，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以后再搞的，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党规给予纪律处分。

2月28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深揭猛批“四人帮”插手云南的反革命罪行》的社论。社论指出，由于前省委主要负责人违背中共中央指示，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另搞一套，以致云南的运动一度贻误战机，处于落后状态。现在是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高潮的极好时机，要乘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强劲东风，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以排山倒海的革命声势，彻底揭深批透“四人帮”插手云南的罪恶活动，彻底查清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流毒清除干净。

3月1日，省委举行批判大会，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篡党夺权罪行。此前的2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省委对朱克家、黄兆其实行隔离审查。3月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核实朱克家事迹的情况报告》，指出，经过反复调查核实，朱克家是“四人帮”背着各级党委捧出来的典型。1973年《文汇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刊物关于朱克家事迹的报道，突出吹嘘他是西双版纳僾尼山寨“第一个革命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第一个裁缝”等，完全是虚假的。朱克家入党是“四人帮”为了政治上需要，点名“突击纳新”，事后也未经支部大会讨论“补办手续”，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朱克家“突击入党”后一直未参加过组织生活。

3月5日，省委研究揭批“四人帮”运动。总结说，1976年10月16日至12月9日这一段主要是贾启允另搞一套——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12月9日至1977年1月18日，省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朱克家、黄兆其等12人采取组织措施后，对运动有推动，情况开始好转。但实际上是应付群众。1月18日至2月6日，多数人是在等待中共中央解决揭批运动的问题。4个月来，揭批工作实际上是在放任自流、观望等待，所以揭批运动落后于全国。现在的关键是要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4号文件上来，对领导班子，现在还在捂盖子的要加以解决。对朱克家、黄兆其一定要揭深批透，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涉及到的人和事，一定要查清，要把群众和知情人发动起来。

3月7日，省级机关、昆明市、驻昆部队在昆明召开大会，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和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的黄兆其、刘殷农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罪行。除东风体育馆主会场外，还设128个分会场，共有15万人参加。安平生、王必成、刘明辉、陈丕显、张铚秀等领导出席了大会。朱克家、黄兆其、刘段农被带入主会场接受批判。省委办公厅、昆明军区政治部、省高校党委等10个单位的代表和一些知情的人员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大会上讲话，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要坚决排除。有的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至今还在坚持错误，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企图蒙混过关，有的甚至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制造混乱，干扰运动，希望这些人迅速转变立场，打掉幻想，彻底交代和揭发问题，否则是很危险的。次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唤起工农千百万，狠揭猛批“四人帮”》的社论，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彻底胜利。

3月8日，省委举办有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等部门共50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在省委党校开学。省委书记陈丕显在开学大会上说，学习班是按照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毛主席办学习班的指示办的，实际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一次整风学习，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总结一下自己同“四人帮”生死大搏斗中的表现，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学习，要自觉打消种种思想杂念，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同对敌，要同仇敌忾揭批“四人帮”。要增强党性和党的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针对帮派残余势力制造云南有两个帮派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和云南的实际情况的大量事实，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丕显在学习班上代表省委指出：“云南只有一个帮派，就是与‘四人帮’挂钩的朱、黄、刘为头目的帮派体系。”从此，排除了黄兆其一伙的干扰，使云南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得以顺利地、健康地向前发展。随后，各地、州、市也举办类似的学习班，进行揭批查工作。

3月12日，省委同意省公安局《关于收回看守所被迫释放的在押犯人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几个跟随“四人帮”干坏事的人，于1976年强迫一些党委批准释放了一批看守所在押犯人共计120名，在前一段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有的党委采取果断措施重新收回，但大部分未收回。省公安局的意见是：凡是被强迫释放的犯人在外面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要收回新老罪行一并处理。

3月16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中发[1977]4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紧紧联系云南实际，揭批直接插手云南，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人篡党夺权的罪行。当前，要把这项运动引向深入，迅速掀起高潮，关键在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朱、黄专案组”，由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张铚秀直接领导，并建立健全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

同日，省委学习中共中央[1977]1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并对全省学好文件，进一步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作了具体部署。省委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首先学好文件精神，主要负责同志要结合实际亲自传达。18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0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原原本本向群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的文件和材料，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动面目和罪恶历史，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问题做好准备。

3月29日至4月10日，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着重研究了当前云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问题。会议提出：一、决不能低估“四人帮”流毒和影响的危害性及彻底肃清的艰巨性，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二、要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要防止出现政治上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或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要防止出现把问题讲清了，还揪住不放，要在适当时机，把那些讲清了问题的人解脱出来。要注意加强薄弱环节和落后单位的工作；三、要坚决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鉴于云南的特殊情况，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之后，向党和人民讲清攻守同盟的，仍可得到从宽处理。过去“突击纳新”、“突击提干”中明显的、证据确凿的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叛徒、特务及其他坏分子，必须在揭批查中清除出去，其他留在整顿党的组织时处理；四、要在揭批基础上，坚决打击城乡资本主义活动；五、要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六、揭批斗争，要注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严格掌握政策，注意方式方法，多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商量。

4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我省揭批“四人帮”斗争形成高潮，正向纵深发展》的报道，指出，云南省自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精神以来，揭批“四人帮”运动迅速打破了前一段冷冷清清的局面，向前迅猛发展，高潮已经形成。截止3月下旬，省级机关共召开了6万人次参加的揭发批判会200多次；全省地县两级共召开860万人次参加的揭发批判会议1．73万次。

4月18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云南2个月的工作情况报告》。《报告》强调，两个月以来，省委对昆明市委和大理、昭通、德宏等地州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对下关、大理等15个县重新配备了一把手，对另一部分地、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对个旧市委常委全部调离办学习班。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对省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5月13～22日，省委在昆明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全省155件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重大事件，已清查66件。但要彻底查清，任务还很艰巨。张铚秀在座谈会上讲话说，揭批“四人帮”不是短期的任务，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坚持打下去。清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把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彻底查清，决不能马马虎虎草率从事，留下隐患。对于徇私包庇，甚至压群众、捂盖子的人，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斗争。同时，又要注意防止不讲政策，不讲区别，该解脱的不予解脱的情况。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清查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抓好材料工作，务必人证、物证俱全，证据确凿，实事求是。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列入党委议事日程，订出计划，采取切实措施，力争在7月底以前，把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但不能因此而赶时间、赶进度。6月11日，省委以云发[1977]47号文件转发了张铚秀的讲话。

5月17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北京听取省委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华国锋说，云南贯彻中央4号文件以来工作做得不错，是有成绩的。省委2个月来的工作报告转发了全国，使全国了解了云南的情况。揭批“四人帮”要继续深入，注意和内部潜伏的敌人作斗争。整党整风要将党内政治面目搞清楚。解决这个问题要沉着、慎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问题激化。云南党内各种思想都有，要统一思想，团结绝大多数。应该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点，依靠少数民族人民加强边疆民族工作。叶剑英指出，很高兴省委威信建立了，说话有人听了。要继续通过办学校，办学习班，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育团结干部和广大群众，进一步把省委威信深入地建立起来。

6月25日，省委、昆明市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召开广播大会，集中揭批“四人帮”培植的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罪行。这个帮派体系的头目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被带进会场，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各地、州、市和部队团以上单位所在地共有110万人同时收听大会实况。省委、省革委会、昆明军区、昆明市委主要负责人安平生、王必成、刘明辉、陈丕显、刘志坚等出席了大会。昆明军区、省电力局、玉溪地区、呈贡县、省建筑公司、省宣传文教口、省公安局、楚雄州、云南二矿、昆明铁路局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发言。张铚秀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云南是“四人帮”严密控制、严重破坏的一个地区。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就是“四人帮”培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从属于“四人帮”，以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一个帮派体系。他们人数不多，但反革命能量很大。他们以“四人帮”制造的各种反动理论为其“帮理”；上下挂钩，左右联络，四方设点，八方串连，形成一股同省委和各级党委相对立的帮派势力，他们有“头目”、“高参”，有核心人物，有基本骨干，有搞反革命舆论的文班子，有搞打砸抢的武班子，有情报联络机构，有秘密活动据点；他们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窃取了一些单位、部门，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部分领导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大搞“三箭齐发”，大抓“复辟势力”。对省委[1975]26号文件，他们诬蔑为“修正主义黑纲领”，歪曲、反对中共中央1976年有关文件，大抓“复辟派”、“还乡团”。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有的人还无耻地向“四人帮”写“效忠信”和上“劝进书”，狂呼“此其时也”，“万勿推辞”。我们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确实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我们取得的胜利，还仅仅是初战的胜利，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进一步把运动引向深入，张铚秀提出：一、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从组织上彻底搞垮；二、要在斗争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三、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7月26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认为，云南揭批“四人帮”斗争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余党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正在土崩瓦解。但斗争尚未取得彻底胜利，帮派体系尚未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决不要估计低了、浅了、少了、小了，要再接再厉，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弄清“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党夺权阴谋内幕，弄清各色人物在帮派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夺取斗争的全胜。会议同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处于高潮，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要十分注意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把一般搞过资产阶级派性的同志同参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区别开来；把粉碎“四人帮”以前犯过错误，但老实交代，确有悔改表现的人同粉碎“四人帮”以后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的人区别开来。对于陷入帮派体系的人，必须把极少数死硬分子同可以教育的人区别开来，把首恶分子同参加一般活动的人区别开来。对那些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犯有这样那样罪行的人，只要他们真正把问题讲清楚，转变立场，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彻底决裂，划清界线，就欢迎，就给出路。对那些参与阴谋活动，干了坏事，想向党和人民讲清楚，但又顾虑现在讲迟了的人，省委决定正式宣布，现在讲还来得及，只要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了，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8月13～25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自5月全省第一次清查工作会议以来2个多月时间里，全省共召开大、中、小型揭批会议3万多次，有2000多万人参加。“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云南省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主要问题已基本查清。会议强调，结合云南实际，当前要着重对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纲领，拉帮结伙，反党、反军，攻击中共中央的，给“四人帮”写“效忠信”、上“劝进书”、写黑信、告黑状、积极挂钩投靠的，参与反革命武装叛乱阴谋活动的，利用职权、里通帮派，泄露、盗窃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严重打、砸、抢事件等等都要彻底查清。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把受“四人帮”影响说错话、做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分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于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1976年10月“打招呼会议”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线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在帮派体系掩护下长期没有查清的重大冤案、假案，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查清，弄个水落石出。10月6日，省委研究第二次清查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清查工作还要继续深入，路线是非问题，还有些未分清，下一步要通过大批判解决这些问题。贾启允在云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他的错误材料可以印发下去在全省进行批判，有新的材料可以送省委。

11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三)及对开展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要求，省委发出通知指出，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是前两个战役的继续和深入，是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全胜的一个关键战役。要抓住要害，联系云南实际，把“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革命的“帮理”以及它们的流毒和影响在本地区、本单位的表现，一条一条地揭深批透，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一个一个地纠正过来，把人们的思想从“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要同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总体战结合起来，当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来抓。

11月26日，省委、昆明军区和昆明市委召开15万军民参加的广播大会，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会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以及前省委主要负责人违背中共中央规定，另搞一套的严重错误。

12月17日，省公安系统召开揭批林彪、“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否定”(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公安战线的统治地位，否定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个砸烂”(砸烂公、检、法)的反动罪行广播大会。收听大会广播的有全省各级公安干警，铁路、厂矿、企事业单位的保卫干部，城镇农村的治保人员以及群众近3万人。

12月20日，云南省、昆明市宣传文教系统在昆明召开揭批“四人帮”抛出的“两个估计”(“文革”前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黑线专政”的揭批大会，共有2．5万人参加。省市教育局、省体委、省文化局、昆明师范学院、昆明第十四中学等单位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发言。省委书记李启明在大会上讲话，强调彻底批判“两个估计”是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战线要把它作为揭批的主攻方向和主要内容。以批促干，推动教育、文艺等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各项事业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1978年1月10日、11日，省委领导安平生等6人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作关于云南揭批“四人帮”运动，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和对几位省委常委采取适当组织措施的请示，华国锋、吴德、张廷发、陈锡联、耿飚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及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听取了省委的报告和请示：对郭超、李文、黎韦作出结论，调离云南，另行分配工作；免去七林旺丹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其迪庆州委书记、州革委主任、迪庆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省委常委岳肖峡暂不参加常委工作；省委常委金桂仙作检查，保留常委职务。中央政治局对这两个报告批示同意。同时同意云南增补赵学全、李原、党向明、张恩璞、刀国栋为省委常委。

1月26日，张铚秀在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上，布置全省第三次清查工作会议内容，对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战役，搞好清查、定案、结论和解脱工作讲了话。揭批“四人帮”一年多来，云南很快由大乱走向大治，取得了抓纲治滇初见成效的重大胜利。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已基本查清；“四人帮”在云南长期经营、精心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被他们窃踞的那一部分权力已经夺回；被他们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地区和部门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人民高兴。当前要防止和克服右倾松劲情绪，打好“第三战役”，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继续认真做好清查工作，做好审查对象的定案、结论、处理工作，继续在斗争中整顿建设好领导班子，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3月7～13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三次清查工作座谈会。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迅猛、健康发展，“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我省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但运动的发展不平衡，还有极少数问题多、阻力大的后进单位有人捂盖子、压群众。有的地方工作才刚开始，任务还很大。座谈会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抓到底。同时，要认真、严肃、慎重地搞好定案、结论、处理和解脱工作。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每个人的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一小撮“四人帮”死党，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

3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昆明听取了安平生、刘明辉、刘志坚、赵增益等人对云南工作的汇报后指出：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从1966年一直乱到粉碎“四人帮”，乱到底了，首先是军队被搞乱了。一定要彻底发动群众，下决心把各级党委班子的问题解决好，县委、公社、大队，主要是县委的班子，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空的。揭批“四人帮”不能脱离群众，一些人民愤太大了，解脱不了，清查告一段落后，处理要有一个过程。对少数人要判刑，对现行反革命、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杀人放火、民愤极大的，还要杀几个。处理这些人，根本不涉及哪一派。

4月27日至5月9日，省委举行全省第四次清查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定性处理工作。会议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委要继续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清查工作一定要搞深搞透，不留后患。特别是那些至今对运动领导不力，甚至还在捂盖子、打保票、压群众的单位，上级党委要采取措施，扫除障碍，迅速扭转局面。会议研究了对“四人帮”骨干分子、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犯政治错误的人、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的定性标准和处理措施。会议指出，在定性处理中要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于该打击的要坚决打击，决不心慈手软；对于一切可能争取、挽救的人要尽力争取、挽救；介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介于犯严重政治错误和犯政治错误之间的，可按犯政治错误对待；介于犯政治错误和说错话、做错事之间的，可按说错话、做错事对待，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要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抗拒从严、悔改从宽的政策。对每个人的处理，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考验。6月17日，省委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在批语中省委提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联系揭批林彪。在云南，特别是联系揭批林彪“划线站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罪行，并抓好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5月31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年多来执行中共中央政策的情况，对清查工作报告说：全面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省已基本查清。“四人帮”精心培植、长期经营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在全省审查对象6466人中，已查清的有5464人，占84．5％。当前清查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抓好审查对象的定性处理。

6月16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对朱克家、黄兆其、徐学惠的处理意见的请示》，对原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拟定为“四人帮”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原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兆其拟定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原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学惠拟定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分配一般工作。

6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7月7日，省委发出此次地书会议纪要，提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要增加批判林彪的分量，联系批判“划线站队”。云南的“划线站队”，就是林彪伙同“四人帮”干的，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靠“划线站队”起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划线站队”残酷摧残迫害党员、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坚决给予打击，群众的气就不顺，是非就不明，法纪就不张。作法是：一、坚持省委以前定的，对那些靠“划线站队”起家，以后又疯狂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新老账一起算，揭深批透；二、对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实行公开平反，有全省性影响的案件，要登报；三、对利用“划线站队”进行阶级报复，杀害了工人、贫下中农、党员、干部的主要凶犯，经过反复调查，群众充分讨论，证据确凿的，要公开审判，处以极刑。根据省委的部署，全省各地从7月起，加大力度，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罪恶。

8月8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路线结合起来》。社论指出，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四人帮”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不论是在上面的还是在下面的，几乎都是靠林彪反党集团搞“划线站队”起家的。林彪和“四人帮”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不但有一个共同的极其腐朽的思想体系、一条相同的反动路线，而且有一条一脉相承的组织路线。他们极力推行“以人划线”、“任人惟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造成云南一些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严重不纯。这种状况，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把“四人帮”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和一切坏人，从领导班子中和党内清除出去，决不能留下隐患。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同揭批林彪路线结合起来。联系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认真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坚决打击靠“划线站队”起家的坏人。

8月24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48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对夺取揭批“四人帮”运动全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传达、贯彻执行。

11月20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揭发批判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推行“划线站队”，支持云南资产阶级帮派篡党夺权的严重问题。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会上讲了话。

1979年2月17日，省委发出《关于对黄兆其、朱克家定性处理的通知》，将黄兆其定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朱克家定为“四人帮”的亲信，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有6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严肃处理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11个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会上，公安部门宣布对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安矩祥、沈炳章、金奕旦、杨树先8人依法逮捕。还宣布了对李树林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的处分。省委书记李启明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宣布：就全省范围来讲，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胜利结束了。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处理好运动中未了的问题，认真搞好定性处理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后进单位，善始善终结束揭批查运动；进一步肃流毒、治内伤，拨乱反正。

2月2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善始善终地结束好揭批查运动》。社论总结了2年来揭批查运动的成绩，提出各地要抓紧处理好运动来了的问题。既不草率收兵，也不能拖得太久，一定要使运动做到善始善终。当前主要是搞好定性处理工作。在定性处理上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肃清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流毒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云南这样一个重灾区，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估计低了，对前一段的大批判不能估计太高。无论是运动已经结束还是尾巴留得大的单位，都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批判，批判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人们的思想实际，不要搞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一定要善始善终地把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结束好。

3月6日至4月5日，全省先后分2批召开第五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省委关于揭批查运动的有关政策规定，着重研究了定性的政策、处理的方法步骤和批准权限等问题。对各地区、各单位提出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材料逐个进行了反复讨论，并确定了谨慎稳妥的处理办法。会议提出，经过2年多的揭批查，绝大多数审查对象的问题已经查清，极少数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少数人犯有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绝大多数人属于说错话、做错事。对拟定的骨干分子应采取缓处理的方针，再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使他们认识罪恶，改变立场，以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对这些人，可向本人和群众明确宣布其问题的性质，免除其职务，安排他们下去劳动，改造思想，过一段时期再根据本人悔改表现和新的情况作最后处理，未作最后处理前，先按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对犯政治错误包括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同志，采取宽恕的态度和从轻处理的方针。耐心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能不处分的就不给处分，可轻可重的从轻处理。极少数确需给予一定纪律处分的人，可先作出结论，安排他们到基层锻炼一段时间，再根据表现作最后处理。对于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经过审查，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的人，不作结论，通过适当形式，指出他们的错误性质，教育他们正确对待组织和群众的审查帮助，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4月27日，省委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指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按照党的政策，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严肃谨慎地处理好犯错误人的问题。对这次清查工作座谈会上初步拟定的骨干分子，有关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要认真研究，逐个分析，全面衡量，有些人能不定为骨干分子的，以不定为好。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严肃指出他们的问题，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振奋精神，继续革命。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处理运动的未了问题，真正做到像中共中央要求的那样，善始善终结束运动，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我们党解决路线斗争问题的新典范。


“两案”审理


1979年9月11日，为搞好清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同案犯的定性处理工作，省委决定撤销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成立“中共云南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两案”即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专案)，省委第二书记李启明任组长。为全面、深入、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从省到地、州、市、县和省级各部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中央驻昆单位都相应组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抽调党政机关、公安、检察、法院有关部门的干部2万多人参加这项工作。

自1979年8月至1982年冬，中共中央先后5次召开“两案”审理工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形成了中发[1982]9号文件，这是胜利完成“两案”审理工作、明确指导思想、制定正确工作方法的文献。陈云为这次会议写了批示，胡耀邦作了讲话。总的精神是：“两案”审理工作要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分析历史条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严格划清错误与罪行的界线，既要彻底查清“两案”主要成员的罪行，不留祸根，又要防止扩大化。

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多次召开了全省“两案”工作会议，认真部署做好“两案”工作。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委统一思想认识，从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坚决、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两案”工作要通盘考虑，全面平衡，力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在定性处理中，严格划清错误和罪行的界限；既要注意克服历史上“左”的思想影响，贯彻从宽处理的政策，又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防止宽大无边，草率了事，“一风吹”的偏向；对受审查人员作出结论和处理以后，对他们的安排使用，按中共中央指示，对那些证据确凿，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抵制和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很坏、品质恶劣的人，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决不可重用、提拔，不能安排在重要部门和部门的重要岗位担任工作。已经提拔和安排到重要部门工作的，必须坚决撤下来。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在结束“两案”工作的时候，应本着对党对人民，对犯有错误和罪行的人都要负责的态度，对他们的问题和材料，认真清理，立卷归档。

1980年2月27日，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转发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受审查人员定性处理的意见》。《意见》指出，我们党同“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决战。这场斗争持续时间长，牵连的人多，情况复杂。因此，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政策办，既严肃又慎重。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1981年10月3日，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压缩“两案”判刑名单的报告》说，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于9月26日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两案”判刑人员要严格控制，判刑面要小的精神，对我省原定判刑人员进行了认真审查，一致同意把我省“两案”判刑人员由22名定为6名，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刘光兴、何立宽，上报中共中央审查、平衡。其余16名罪犯根据反复核实的犯罪事实，可以从“两案”内转入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判处，请省委审定。从“两案”转入其他刑事犯罪处理的人，目前暂不忙于判处，待中共中央“两案”会议之后，参照我省6名案犯在中共中央审查、平衡的量刑幅度，再酌定他们的刑期，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判处。

10月22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我省揭批查工作的情况汇报》说，根据中纪委二办1981年7月21日通知精神，我们对全省“两案”审查对象的底数、表现和善终工作、遇到的问题作了些调查。全省“两案”审查对象为7569人。其中，表现好的占20％左右；表现一般的是大多数；表现差的是少数。表现好的，对所犯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也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谅解；表现一般的是对自己所犯错误能认账，而且也作了检查认识，工作表现，一般也好，但思想有疙瘩；表现不好的是，有错不认错，思想抵触，不服气，有的搞串连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帮派人物，拒不认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竭力诋毁攻击揭批查运动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甚至组织反革命集团，捣乱破坏。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反映。鉴于上述情况，要做好“两案”善终工作，首先对我省的揭批查运动，必须要有个统一的思想认识。一定要看到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省的揭批查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发展是健康的、稳妥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必须明朗。“两案”善终工作，特别在定性处理上是一项极严肃的工作，要把政策交给群众，依靠群众。统一政策思想，严格掌握政策标准，通盘考虑，统一平衡。对审查对象的定性处理，不能再“冷”了，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要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充实工作班子，做好善终工作。

1982年2月27日，省委“两案”领导小组发出《关于省委召开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对受审查需作结论人员的主要错误事实、证据、结论材料，进一步认真核实，对他们在揭批查运动中对错误的认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际表现要认真了解，写出实事求是的评定材料。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审慎的方针和区别对待，“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已处理和拟处理人员，再作一次统盘平衡和区分工作。以便在会上对拟定的案件材料进一步研究平衡。同时请摸清县团以上受审查干部的工作分配情况，作一次考察分析，提出按照党的政策如何正确使用犯错误干部的意见，以便座谈研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党内外干部群众对揭批查运动的看法、反映和态度认真分析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提出如何做好统一认识工作的意见。4月7～23日，省委召开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云南“两案”受审人员，至今还有75％的人未做结论和处理，任务很重。会议要求各地坚决、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定性结论和组织处理中，既要注意克服历史上“左”的思想影响，贯彻执行“宽大处理”的政策，又要防止产生宽大无边，草草了事，“一风吹”的偏向。要调整充实“两案”工作班子，认真做好核实材料、做好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工作。要在年内基本结束“两案”结论处理工作。省委书记李启明在座谈会上说，对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要实事求是地继续核实材料，该判刑的判刑，该给党纪处分的给予党纪处分，该做结论的做结论，归入档案，对于说错话、做错事不予处理的可以给他们讲清楚，叫他们好好工作。揭批查运动要善始善终，就必须将这4种人处理好。工作中不要乱戴帽子，防止扩大化。一定要走群众路线，通过群众讨论，一是核实材料，二是教育群众，也是对犯错误人的教育。

4月18～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进行公开审判，直接参加旁听审判的有1．7万多人次。在19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宣读和出示各种证据351件，有14名主要证人和受害人出庭作证。4月29日，法庭对以上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判处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后，被告4人不服判决，先后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和9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与此同时，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同案犯刘光兴和何立宽，判处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判处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全省还有以其他刑事犯罪处理的案犯18名，共24名，对他们的审判，推动了全省“两案”审理的进程。

5月18日，省委发出《省委关于贯彻中央[1982]9号文件的安排意见》。《意见》指出，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等3个文件把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作了完整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对于进一步统一党内外思想，善始善终地做好“两案”结论处理和对犯错误干部的安置，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3个文件，统一思想认识。在定性结论和处理中，既要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也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防止草率。要逐步把“两案”善终工作过渡到各职能部门的正常业务中去，从现在起，“两案”受审查人员属于党纪处分的由纪委负责；属于政纪处分的，由人事部门负责；只作结论不给处分的，由组织部负责。对受审查人员的安置使用，由组织、人事部门征求纪委和“两案”办的意见后，报批决定。凡“两案”受审查人员，不论已结论处理或未结论处理，都要按中共中央9号文件规定核实材料。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案件，要通盘考虑，全面平衡，做到实事求是，处理恰当，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发现该清查而未清查或虽已清查，但重大问题有漏掉的，应继续查清处理。凡需要做结论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是党员的，结论处理材料要交党支部大会讨论；是非党干部的要在适当范围的职工中进行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对拒不在结论材料上签字的，也应处理。对说错话、做错事的，本人认识有反复的，可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批评，帮助认识错误。对闹翻案、反扑的，要严肃处理。对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抵制和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很坏，品质恶劣的人，决不可重用、提拔，不能安排在重要部门和担任重要工作；是中青年干部的，不能作为接班人对象培养选拔，已经提拔和安排到重要部门工作的，要坚决调离。不能把对犯错误人员从宽处理的政策与党的干部政策混同起来，降低选拔干部的政治条件。受审查人员工作调动，要如实向调入单位介绍情况，决不能隐瞒真实情况。“两案”审理善终工作完成以后，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清查。并向省委写出“两案”清查工作总结报告。“两案”审理和结论处理工作，关系到今后若干代共产党人，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意义深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

11月26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发出《关于贯彻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下达后，省委在2月召开的全省政法会议上安排学习了中共中央处理“两案”的3个文件，部署了公开审判的事项。由省委政法委员会，吸收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和省委“两案”办等部门参加，成立了审判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这项工作到9月已胜利完成。对受审查人员的结案处理问题，省委4月分召开了全省“两案”审理座谈会，讨论部署了“两案”结论处理的善后工作。目前全省“两案”工作进展情况：一是多数单位领导重视，工作认真扎实，中共中央3个文件和全国、全省“两案”座谈会精神已传达贯彻。需要作结论处理人员的材料，已全面进行核实复议。其中，约有40％左右进展快的，已经走完材料核实、群众讨论、本人见面、领导复议的全过程；二是领导软弱，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文件精神虽已传达贯彻，但“两案”结论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三是极少数单位领导缺乏政治责任感，对中共中央和省委的3个文件及会议精神没有组织传达，基本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实践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这次清查运动，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凡是从实际出发，对清查运动开展得好的单位就正气上升，“两案”的结论处理就比较顺利。反之，结论处理工作就进展迟缓。省委还下发了[1982]40号文件，明确各地区、各单位的定性处理标准。总的看来，我省清查工作搞得比较彻底，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已被摧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越来越好。但是经过“冷处理”也陆续发现一些清查漏掉的人和事，有的仍在领导岗位上，有的受到提拔重用，对此，群众很不满意。有关党委要下决心，首先把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考察清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983年3月4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省级机关“两案”平衡会议的情况报告》说，省级机关“两案”结论处理平衡会议于去年12月中旬和今年1月中旬分2批举行。会期先后20天，共讨论平衡了178名受审查人员的处理问题。机关“两案”结论平衡会议，采取充分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各单位核实材料、修改结论、群众讨论、同本人见面，党委有了初步处理意见的基础上审查讨论的。审查平衡的主要环节：一是结论材料认定的错误(或罪行)与事实是否相符，证据是否充分可靠与结论是否吻合；二是定性准不准确；三是处理意见是否恰当，首先采取大会介绍典型案例，使到会同志通过案例的讨论，掌握审查案件的政策要领。为了保证案件质量，会议采取审慎的态度，进行了全面平衡，通盘考虑。对于争议不大或基本没有争议的案件，主要依靠小组审查平衡。认真用中共中央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对照平衡，防止处理上出现畸轻畸重。最后由会议领导小组审定，正式形成会议拟定的平衡处理意见，供各单位审批时参考。对于小组讨论时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由会议领导小组把不同意见集中起来，认真分析研究，统一认识，然后再回到小组复议，最后形成小组的平衡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审查讨论，最后作为会议拟定的处理意见。会议通过平衡，结合我省实际，归纳出三句话：划清三个界限、坚持两个原则、注意四个问题。三个界限，即首先划清是执行上级组织或领导人的错误，还是参与帮派搞阴谋活动；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犯的工作错误，还是严重违法乱纪；是参加党委集体讨论作出的错误决定，还是玩弄阴谋手段，背着党委搞非组织活动。前者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后者责任在个人。要实事求是地写入审查结论，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个人责任，给予适当处理。坚持两个原则是：认定错误，要留有余地，就低不就高，证据不足或只有一个孤证的不予认定。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认定，不得随意遗漏；争议较大，认识不一致的，一般不予认定。注意四个问题：一是在处理受审查人员时，要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属于触犯刑律的，除罪行极为严重不法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党纪、政纪处理要从严；二是给“两案”受审查人员结论处理时，对其所犯错误或罪行，要综合考虑，一次处理，不留尾巴；三是注意处理好结论处理与安置使用的关系。不能把从宽处理的政策与干部使用混同起来，降低选拔干部的条件。不要把安置使用犯错误人员与结论处理工作脱节。以免各吹各打，留下潜在的危险；四是对“两案”受审查人员进行结论处理时，要给出路，政治上要严，经济、生活上不苛不歧。工资在行政19级或相当于19级以下的，一般不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有技术专长的，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创造条件，给其有发挥技术专长的用武之地。会议认为，采用省级机关“两案”平衡会议的形式，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监督，搞好“两案”结论处理的做法是可行的，拟定的处理意见，一般是比较稳妥、公道的，必须坚持下去。各单位应根据会议精神，对本系统“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工作程序，未走完全过程的，要抓紧走完全过程，改好结论，召开平衡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正确意见，使“两案”结论处理做到全面考虑，相对平衡。在此基础上，根据其所犯错误(或罪行)的事实和认错态度、悔改表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党委的审批决定。

5月25日，省委决定调整“两案”领导小组，调整后的领导小组由李启明、赵廷光、刘树生、陈盛年等人组成。李启明任组长，陈盛年任副组长。8月2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向省委汇报“两案”善终工作。经清查，全省县以上机关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有7569人。已开除党籍或拟定开除党籍的共335人，占清查总数的4．42％。省管以上干部受审查的共618人，受到或拟给予党纪处分的221人，其中拟开除党籍的78人。省委根据汇报情况，经过讨论研究，8月31日，发出《关于抓紧做好我省“两案”善终工作的通知》。指出，继续搞好“两案”善终工作是关系到全局的一件重要工作，务必认真做好，切勿草率了事。为此，当前必须抓紧做好以下几件工作：一、认真做好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工作，要求在今冬明春全部搞完；二、对于受审人员中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人，经过认识已有所改正的，就要热情鼓励，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有重大问题或本人有错不改的，应结合整党等工作认真查证清楚，严肃热情地进行帮助；工作已调动的，应由调出单位将情况介绍给调入单位，以便继续对其进行帮助和考察；三、对于揭批查中走了过场及漏查的人和事，要按中共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五种人”的政策进行处理；四、做好文书资料归档和本地区、本部门10年“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重大事件的整理编写工作，这是“两案”善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切实抓好，不可等闲视之；五、为了做好以上工作，各级党委要把“两案”办的工作班子充实起来，可以从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和原来搞清查工作的同志中，以及确定今后在工作班子中搞党务工作的同志中挑选人员，充实加强工作班子，以适应“两案”善终工作任务的需要。

6月7日，中共中央“两案”办公室主任刘鸣九在昆明听取省委“两案”办公室领导陈盛年、刘鑫汇报关于云南省“两案”善终工作的情况后，指出，云南的工作抓得不错，贯彻了中共中央“从缓从宽”、“冷处理”的方针和中共中央9号文件。要做结论处理的案件都反复核实了材料，也和本人见了面，走了群众路线，先后召开了几次平衡会议，工作做得很细。现在“两案”工作要善始善终，工作班子不能散。请省委支持一下，要把“两案”善终工作摆人议事日程。既开好头，也要收好尾，搞“两案”工作的同志不要动或者尽量少动。对清查对象的结论处理，希望努把力，加快一点进度。在政策掌握上按照中共中央9号文件和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使用从严、生活从宽的精神办。从宽是有原则的，主要看错误轻重，但认错态度好坏很重要，只要认错，有多少错误，认多少错误，从宽的幅度弹性就可以大一点。我们讲从宽处理的原则是要分清是非，犯错误的人，有错认错，态度好，从宽处理，我们就好向群众交待，群众也才会谅解。要考虑对党有过贡献快要离休的老同志，本人认错态度好，其错误可给严重警告处分的，就给个警告处分或不给处分。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错误又很严重，不服从分配，现在还有活动的，就加重处分，不能手软，打击个别人有教育意义。刘鸣九还举了中共中央处理黄永胜、吴法宪、李雪峰、邱会作、王力等几个人案件的例子。省委书记安平生看了刘鸣九同志的谈话记录后批复，刘鸣九所谈中央领导同志对那些无理取闹人的解决办法很好，可把陈云同志处理那几个人的经过，向省级各部、委、办、厅、局党组和地、州、市委常委同志吹吹风有好处。

1984年1月30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全省“两案”结论处理进展情况》的统计，全省“两案”清查对象共7569人，1983年1月全省结论处理平衡会议后，其中，拟定为不作结论的5204人(说错话、做错事5032人，记录在案的172人)，占清查对象的68．7％；拟定给予结论处理的2365人，占31．3％。截止本月上旬，已经结论处理1054人，占应结论处理数的44．5％。

1984年11月19日，省纪委决定，金桂仙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

1985年的整党中，经省卫生厅党组批准，开除了李毅的党籍。

1985年，为处理“两案”遗留问题，省委组成“‘两案’遗留问题处理五人小组”，原省委书记、省长刘明辉任组长。同年，省委“两案”办由省纪委代管。

1986年4月19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两案”善终工作的通知》。《通知》说，粉碎“四人帮”后，云南各级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统一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坚决而又稳妥地查清了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林彪、“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帮派体系，分清了大是大非，教育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通盘考虑，全面平衡”的指示和有关“两案”的方针、政策，对绝大多数“两案”受审查人员的结论，经过反复核实材料，已作了妥善处理。“两案”受审查人员中至今尚未作结论处理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仍应按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做好结论处理工作。关于说错话、做错事人员的错误事实材料的处理问题，除按规定应存入档案的以外，其他尚未处理的材料，目前一律不要销毁和清退。对“双错”人员的材料，应按人头汇集归入文书档案。关于“两案”案件档案、文书档案和清查运动的资料整理归档工作，应组织专人认真清理归档。关于编写“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也是“两案”善终的一项重要工作，应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指导，以地、州、市和部、委、办、厅、局为单位，确定专人负责整理编写，全省性的“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由省委“两案”办公室负责整理编写。关于“两案”善终工作总结，各地、州、市和各部、委、办、厅、局应写出清查和“两案”善终工作总结，报省委“两案”办备案。并作永久性文书立卷归档。关于工作班子和加强领导问题。在上述“两案”善终工作结束之前，“两案”办公室不能撤销，可由党委政治部门或纪委代管，党委领导班子要有专人负责“两案”善终工作。省委“两案”办公室需要继续保留，主任由省纪委领导兼任。人员配备、所需经费、工资福利仍由省纪委代管。

198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案”审理情况反映》转发《对于云南省“两案”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纪委委员、中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鸣九在昆明召开“两案”审理工作总结座谈会期间，于4月22日下午就云南省有的单位和部门发生的否定“清查斗争”、否定“两案”审理工作，支持林彪、“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行凶闹事的严重事件，与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刘鸣九说，1983年来昆明时，就感到云南省的“两案”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做得好，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大问题。去年省委“两案”办的同志到北京向我们汇报“两案”审理工作情况，才知道省里有的同志对“两案”审理工作有不同看法，认识不够一致，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妥善解决。这次开会又听取了“两案”办和省纪委书记尹俊的意见，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从思想认识上统一起来。对“两案”审理工作应当有个基本的估计，有个一致的看法。“两案”审理工作搞得对，还是不对，应当用党的方针、政策来衡量。全党的思想必须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全党全国开展了揭批查，对与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揭，都要查。根据查的结果，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两案”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审查处理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是我党建党以来，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案件。中共中央对处理这两个案件十分慎重，先后召开了5次“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对与林彪、江青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处理，接受了历史上处理人的经验。总的是“从宽从缓”、“冷处理”；对有争议的挂起来，暂缓处理。对每个人的结论处理，都要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这次处理“两案”的问题，全国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办的。据我们了解，云南省的“两案”审理工作，也是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的。云南“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情况也是好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处理上轻点、重点的问题。这类问题其他地方也有，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总的看云南“两案”审理工作做得是好的。对云南省的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特别是云南有今天的大好形势，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据说，1984年你们有个“九月会议”，对“两案”审理工作认识不统一，甚至有的否定“两案”审理工作的成绩，引起了一些不良后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帮派势力，一度相当嚣张。有的具体做“两案”审理工作的同志被杀害，有的被殴打、被辱骂等等，使搞过“两案”工作的同志灰溜溜的。看来1984年“九月会议”否定“两案”审理工作的成绩，后果是不好的，对全省的安定团结都有一定影响，对发展云南的大好形势是很不利的。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应有个统一的认识。对“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不应低估，应提高警惕。对那些乘机翻案，侮辱殴打“两案”审理工作人员的帮派骨干分子，应当严肃处理。对违犯法纪的，要依法制裁，对违犯纪律的，要进行纪律处分。对隐藏在领导班子里的帮派骨干分子，要发现一个清理一个，防止留下隐患。对这些人不能手软，这也是关系到安定团结的大事。对此，不仅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也要一致。对参加“两案”审理工作的同志要有个正确的评价，要一视同仁。当时都是挑选比较好的同志搞这项工作的，在工作中经过锻炼，这些同志对党是作出贡献的。工作结束后，应当有个妥善的安排，该晋级的晋级，不要因长期搞“两案”审理工作而受到影响。对“两案”遗留问题，要加快步伐，抓紧处理，对“两案”漏掉的，特别是仍在领导岗位的帮派骨干分子，应根据真凭实据，在整党中加以解决。中共中央“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吴斌接着讲，云南的清查和“两案”工作是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步子是稳妥的，清查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清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这个帮派是对的，成绩确实很大，圆满地、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省委书记普朝柱代表省委说，刘鸣九谈的这些情况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云南的清查、“两案”工作总的搞得是好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如果不搞揭批查，不搞“两案”审理，不把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云南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好的形势。云南1984年出现了反复，主要是对清查和“两案”总的估价，少数人有片面性，说云南是“一派清一派”，是“左”的错误路线，搞了“扩大化”等等。当时对搞过清查和“两案”审理的积极分子形成很大的思想压力，被搞得灰溜溜的，引起了干部思想一度混乱，这个现实教育了我们省委。所以，1986年7月在全省核查“三种人”工作会议上，我们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批评了一些否定清查和否定“两案”审理的错误观点，澄清了一些思想混乱。对我省的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重新作了估价。为搞过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的同志撑了腰，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好这项工作。

1989年12月4日，省委“两案”办公室《关于结束“两案”工作的请示报告》说，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党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经过11年的努力，彻底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我省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查清了我省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涉及“两案”人员的审查、结论、处理基本完成后，“两案”善终工作对遗留案件的处理，10年“文化大革命”中大事件的整理，“两案”办文书档案的清理归档，全省“两案”工作总结都已完成。省委“两案”办除留3～5人，由省纪委代管继续完成文书档案的移交等收尾工作外，其余人员不再保留。

1990年4月，“两案”审理工作基本结束，4月19日省委同意撤销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暂时保留省委“两案”办公室。1992年10月31日，“两案”善终收尾工作全部搞完，省委“两案”办的工作结束。


核查“三种人”


1983年11月上旬，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讨论部署云南的整党工作。会后，整党工作首先在省一级和昆明市进行。12月17日，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要求，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云南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省指委”)。

在整党中，省委对核查“三种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省指委”成立了核查“三种人”工作领导小组。在省委、“省指委”和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下，全省县以上单位都成立了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各级党委(党组)的负责同志担任组长，领导核查工作。领导小组从组织、人事、政法、经济等部门选调了一批政治素质好、办事公道、作风正派、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的同志，组成了一支1．2万余人的核查工作队伍。他们以对党、对干部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纯洁党的组织，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4年7月7～17日，省委在昆明举行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李启明受省委委托，就清理、核查“三种人”讲了话。他指出：清理“三种人”是整党中纯洁组织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整党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区分“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和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哪一派组织。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应从整理和列出本地区、本部门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入手。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一月风暴”后。当时两派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产生和活动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的问题。但是两派武斗的主谋者、策划者、指挥者同广大追随者必须加以区别，两派中的打砸抢分子都必须查清；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到“十大”。这期间全省造成1．5万余件冤假错案，死亡1．7万余人。对那些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的人，没有查或未查清的，必须继续查清，按政策处理；第三阶段是“十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当中又可以分为“批林批孔”、揪“复辟派”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大反复两个阶段。要弄清这几个大的阶段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有牵连的人。不管“文化大革命”中是哪一派的，只要具备“三种人”的条件，就要清理。要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不能用当时派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

7月24～26日，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学习“中指委”的通知，讨论清除派性，增强党性，认真搞好清理“三种人”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认为：一、彻底清查“三种人”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保证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全局性大事，是整党走不走过场的关键。要切实清除派性，增强党性，按照中央方针、政策，坚决清理“三种人”，决不能走过场；二、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有造反组织，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派性，增强党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保证核查“三种人”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三、要继续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从理论到实际，从思想到感性，真正解决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造反组织的问题；四、常委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云南两派组织，同全国其他所有造反组织一样，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以夺权为目的的造反派组织，均应彻底予以否定。当然在否定两派同时，要坚持对具体人、具体事进行具体分析，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两派都有“三种人”。要理直气壮地肯定云南揭批查斗争的伟大成绩，不允许以派性立场歪曲和攻击这场斗争；五、各级党组织和核查小组一定要用党性来指导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决不可成为派性的保护伞，对用派性干扰整党工作的干部，要追究责任；六、各整党单位要通过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认真做好清理“三种人”，选拔“三梯队”和其他各项工作。会后，省委常委将讨论纪要发至各地。

1986年7月1～8日，省委召开第四次全省核查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善始善终地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问题。省委在随后印发的普朝柱在会上讲话的通知中指出，在整党中清理“三种人”，是清除党内最大的隐患和祸根、纯洁党的组织、搞好党的建设、保证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一件大事，又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吸取最近在洱源县发生的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事件的血的教训，切实加强领导，坚决排除干扰，善始善终地完成清理“三种人”的任务。

在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中，云南始终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指示：“云南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要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去办，同时要依据云南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步骤，决不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目前还有战争，经济正在搞活，生产正在恢复发展。因此，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十分重要。清理核查‘三种人’的工作，要做到既坚决又稳妥，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分析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核查“三种人”工作初期，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情况，省委及时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八种情况不予追究的通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般问题的人，组织上不再作为问题提出，由本人在整党中自觉总结经验教训，使相当一部分人放下了包袱，积极参加整党。核查工作中，对边疆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省委作了相应的规定：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参照西藏的做法不定“三种人”，采取查清问题，定性从宽，不宜在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工作的，作适当调整；对边疆地区和内地民族杂居区，如沙甸大庄等区乡不搞清理“三种人”；对边疆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搞政治边防“二次土改”的问题，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这次不作大事件来查。除个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者外，其他人不宜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中发[1982]55号文件和[1984]17号文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严格区分“三种人”和严重错误、一般错误的政策界限。在区分是否为“三种人”时，把造反起家，同“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得到提拔但错误并不严重的人区别开来；把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同“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思想毒害较深，参与过帮派活动，粉碎“四人帮”后，确已改正的人区别开来；把打砸抢分子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般打砸抢行为的人区别开来。切实做到既要把真正的“三种人”清理出来，又不要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犯有一般错误的人当做“三种人”看待，把面扩大了。

在定性处理中还注意“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情节后果。主要看：几个关键时期屡干坏事，还是一时一事上干了坏事；是主要责任者，还是非主要责任者；是有政治野心、品质恶劣、投机钻营，还是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根据所犯错误的事实，该定什么就定什么。既不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也不放弃原则姑息迁就。由于在办案中严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三关，全省核查清理“三种人”工作基本上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要求。

根据中指委、中组部通知，全省核查工作交省委组织部管理，1989年7月10日，省委办公厅批复，省委同意，省核查组名称仍继续保留，组长由省委组织部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干部处长担任(兼核查组办公室主任)，继续做好核查工作：1993年8月，省委组织部向省委上报《云南省清理“三种人”工作总结》。

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10年来，在中共中央、“中指委”、省委、“省指委”的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和有关政策指示。各级党委和核查工作人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是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发生的重大事件。经省核查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协调作战，查阅资料，调查研究，全省列出的1816件重大事件，到1986年底已全部查清，弄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形成了专题材料，为全省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是考察了党员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复杂情况，通过组织、人事部门，先后调查、考察了113608人，进一步摸清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为正确识别使用干部提供了保证。

三是清理出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纯洁了组织、严肃了纪律。通过调查摸底，反复查证，全省共列为核查“三种人”对象2590人，定性处理了2358人。其中定为犯“三种人”错误的62人(党纪处分49人、政纪处分10人、曾被关押不再处分的3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756人(党纪处分572人、政纪处分90人、免予处分94人)；定为犯一般性错误的1337人；高等院校记录在案的132人；作其他问题处理的71人。经核查构不成错误的232人。

四是认真地做了被定性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认真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促进他们转变立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效地巩固了核查工作的成果。由于贯彻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工作上支持信任，生活上关心照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精神，绝大部分定性人员思想稳定，工作表现是好的。

五是摸索总结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查干部的方法。在整党核查“三种人”全过程中，考察了113608名干部(列为核查对象2590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2．4％，牵动面很大，但是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主要是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专人负责，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核查“三种人”的方针、政策和规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注意吸取历史上审查干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对问题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综合平衡。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搞运动，更不准搞逼供信。对主要错误事实的认定，要求有两个以上旁证，坚持主要错误事实的认定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注意听取采纳本人的合理意见。确定是否定“三种人”，主要看“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否属于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或者打砸抢分子。区分依据是本人对党和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与的组织。对核查工作人员，严格批选审查。工作中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刚直不阿，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不搞亲疏恩怨，不看领导脸色行事，不因当事人态度不好，冲撞自己就感情用事。定性处理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得当，手续完备。”核查工作要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


据1979年9月底统计，云南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冤假错案1．52万件，被强加予各种罪名的人员有138．73万人；被迫害致死1．73万人；被打伤致残6．18万人。1975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形成了省委[1975]26号文件，开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同年7月下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和省级机关负责人参加的专案审查复查及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下发了云发[1975]43号文件，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案件，本人有申诉或长期有争议的案件，都应认真进行复查。11月12日，省委成立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督促检查全省落实政策工作。1976年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被迫中断，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撤销。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各级党委的共同努力，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纠正。

1977年3月，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恢复工作。

6月9日，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指出，必须抓紧以下工作：一、深揭狠批“四人帮”，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流毒和影响；二、抓紧时间，把落实政策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迅速成立各级落实政策机构，摸清底子，作出切实可行的工作部署；三、对涉及面广、影响大的冤假错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对“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要迅速处理，被扣的工资、工分要抓紧解决，对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抚恤和伤残人员的照顾工作要做好；四、要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党委要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对典型案件和大案要案，党委要亲自抓，一抓到底。

6月23日，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及其他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指出，当前云南和全国一样，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形势大好，有必要继续处理好这个问题。对非正常死亡人员，应由原单位党委负责，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分别情况，按照党的政策迅速处理，并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对应查清而未查清的重大案件，应继续组织专案，认真查清。国有企事业职工无辜被杀、被打死、被错关死和被迫而死的，应按因公死亡抚恤的规定办理。不属上述情况，因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正常死亡的，应按病故的规定办理。农村社员非正常死亡和被打伤致残的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以及在“划线站队”中被扣的工分问题，应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酌情解决。对“文化大革命”中行凶杀人、打死、打伤人的，应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7月6日，省委书记陈丕显在省委落实政策座谈会上讲话说，落实政策工作必须正确地理解路线和政策的关系，以及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路线必然有其相适应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当前，“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已经土崩瓦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破坏了的政策，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因此，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对“四人帮”在云南的余党、亲信以及与他们狼狈为奸、行凶作恶的反、坏分子，要坚决打击。落实政策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落实政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大事来抓。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质量，争取今年取得显著成绩。

7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解决过去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中若于政策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省委认为，1975年8月省委转发的《省委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纪要》是正确的，基本符合省委1975年26号文件精神，取得了一定成绩。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凡对过去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没有完成的，应认真、尽快、抓紧做好。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定案处理的案件，凡定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本人有申诉或者长期有争议的，受“划线站队”和资产阶级派性影响的，都应该认真进行复查。搞错了的，要甄别平反作出平反结论。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同时要查清在林彪“划线站队”和“四人帮”帮派体系庇护下，混进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坏人。经过审查和复查，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一场严肃的斗争，关系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要有一名副书记主管这项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设立相应的机构，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排除干扰，特别是领导班子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工作中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防止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存在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2月上旬，省委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对一些影响大、危害深的假案、冤案平反处理，对帮派骨干的揭发批判，要有领导、有目的地进行，抓紧落实政策。

1978年1月21日，省委批准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关仓停粮逼民造反一案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1967年11月22日因资产阶级派性影响造成的“一?二二”武斗事件，致使后来省市粮食系统许多职工受到错误处理。经复查，此案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造成的错案，予以平反，为受株连的同志恢复名誉，妥善解决善后问题，对制造错案者予以严肃处理。

1月29日，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意见的报告》。2月28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审批，请求撤回省委于1974年5月26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4月24日，中央批准省委的报告。9月8日，省委下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结论》。1988年5月6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赵健民同志平反的通报》。《通报》说，原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和“四人帮”集团诬陷为叛徒而受到残酷迫害，在此期间，赵健民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1957年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审查结论：“赵健民同志建国前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现仍维持这个结论，彻底推倒曾强加于赵健民的一切不实之词，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2月5日，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原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平反昭雪。省委根据阎红彦死前写给其妻子王腾波的条子：“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遵照毛主席“被迫而死应予昭雪”的指示，1975年给阎红彦作的审查结论重新进行了复查。证明阎红彦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1930年被捕未发现投敌叛变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阎红彦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在西南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作出了贡献。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1977年11月27日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省委的结论报告。批准将阎红彦的骨灰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盒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送了花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以及阎红彦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共380余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安放仪式上讲话，高度评价了阎红彦的一生。他说，阎红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5月7日至12日，省委召开落实政策和审干复查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云南省的落实政策和审干复查工作曾因“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被迫停顿，到1977年2月中共中央解决云南问题后，才重新恢复。截止1978年4月，全省需要落实政策的共21．1万人，已落实了18．6万人，占84．2％。其中干部需要落实政策的5．7万人，已落实了4．8万人，占84．2％。还有一些重大冤案、错案正在调查落实。

5月23日，省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刘林元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7月9日，省委批准了省委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为刘林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7月11日，省委发出通知，提出落实政策工作的验收标准。通知提出，验收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召开各种类型人员座谈会，认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不得有遗留未结的问题。验收标准是：对林彪、“四人帮”搞“划线站队”和破坏党的政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要揭深批透，肃清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受迫害的同志要顾全大局，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犯错误的同志要能主动检查，总结教训。做到消除隔阂、统一认识、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查清，彻底平反；非正常死亡人员已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做好了一切善后工作；被打伤致残者的问题已妥善解决；无辜受牵连的人员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划线站队”中，强加于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不切实际的表彰之词已彻底推倒；所形成的一切不切实际的材料，按有关文件规定作了彻底清查处理。过去受审查的干部，需要作结论而没有作结论的，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结论不正确的，已改正过来；可以工作的已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工作分配不当的进行了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政治上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在查错的同时，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庇护下的坏人，清理出来，按政策进行了严肃处理。通过落实政策，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受到政策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工作、生产各方面有了新的起色。

7月14日，省委分别发出通知，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摧资兵团”、“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滇东北游击军”三大政治冤假案公开平反。省委《通知》指出，为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决定为这两个政治冤案和一个政治假案公开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人予以昭雪，恢复名誉，并作好善后工作。7月18日，省委在昆明召开平反大会，为上述3个冤假案公开平反。

8月下旬，昆明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彻底批判“划线站队”、为受迫害同志平反的决定》、《关于彻底批判“政治边防”反动方针的决定》、《关于对错定为“五一六”重点清查人员的平反决定》，并召开会议，公开为昆明部队受害干部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

9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下发《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的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把山东支边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诬蔑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在“划线站队”中，又把这一假案和另一假案“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挂钩，疯狂地迫害云南党内外、军内外大批革命干部、群众和指战员，造成了极为严重后果。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特为其公开彻底平反昭雪。同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有250万人参加的有线广播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政治假案平反，为受害者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会上讲话说，到目前为止，全省12331起冤、假、错案绝大多数已经得到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全省各族人民和驻云南部队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但揭批“四人帮”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安平生强调指出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林彪和“四人帮”是一丘之貉。云南的“划线站队”就是林彪伙同“四人帮”干的。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充当了林彪路线的庇护者和继承人，不仅不准批“划线站队”，而且继续用这根大棒打人。只有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判，才能彻底清算他们合伙干的“划线站队”的滔天罪行，才能彻底摧毁在“划线站队”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才能彻底澄清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白之冤，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

9月8日，《云南日报》转载安平生9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斗争中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说，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反动口号，肆意颠倒敌我关系，残酷地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之一，落实政策的任务特别重。1975年云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抓干部政策的落实，1976年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反复，许多干部又重新被打倒。1977年2月中共中央及时解决了云南的问题，省委立即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到了重要位置，一年多来，积极稳妥地清理了多年的积案，为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平了反，同时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干部。但是，落实干部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而且尚未落实的多半是情况比较复杂、难度比较大的。因此，不能满足现状，不能害怕困难，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严肃认真地把此项工作继续抓紧、抓好、抓到底。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揭深批臭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维护林彪、“划线站队”，阻挠落实干部政策的奇谈怪论，彻底扫除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帮理”、“帮规”、“帮风”、“帮气”，清除人们的思想顾虑。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彻底解决尚未落实和落实不够彻底的各种问题。

1979年1月11～24日，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上，省委决定妥善处理16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关于“三家村云南分店”的问题。把李孟北、夏雨、周钟德打成“三家村云南分店”，公开点名批判是错误的。对因所谓“李孟北黑帮”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认真做好善后工作。1月23日，省委书记李启明代表省委在云南日报社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宣布了省委的平反决定。2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了省委为“三家村云南分店”彻底平反的消息。

2．关于“四月提纲”的问题。对贯彻执行中央“二月提纲”，印发《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当时省委决定对高治国、张更生、吴玉才进行批判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凡因所谓“四月提纲”而受到株连的，都应平反。

3．关于云南的“一月夺权”问题。凡在“一月夺权”逆流中，领导班子被扣上“黑班子”，领导干部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帽子，家属被株连的，统统取消，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被逼死的，应予平反昭雪。

4．关于报上点名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问题。对1967年7月以来，在林彪、“四人帮”的指使下，当时省军管会、省革委会先后决定在《云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阎红彦、赵健民、刘明辉等同志，给他们戴上了各种帽子。在此以前，当时的省委还决定在《云南日报》上点名批判颜义泉、彭少彭、李广田等同志。省委认为，对上述同志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应进行公开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5．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问题。1968年中央批转的昆明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有许多错误，省委决定报告中央，撤销这个错误文件。

6．关于省革委会七次全会的问题。省革委会七次全会是一次推行林彪路线、镇压干部群众的会议，应予彻底否定。

7．关于“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的问题。1969～1970年间推行林彪“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否定我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否定民族问题，取消民族工作，大搞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即“二次土改”，破坏民族团结，搅乱了边疆，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应彻底纠正。凡是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要一律平反昭雪；错划了的阶级成分，要一律纠正过来。6月18日，省委发出关于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次土改”、“政治边防”以及“四清”中在边疆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分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1969年以来搞的“二次土改”、“政治边防”是错误的。当时划的阶级成分应宣布无效，仍以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时的阶级成分为准。土改时实行“和平改革”地区和“直接过渡”地区，以1971年、1972年复查的阶级成分为准。其中确有个别补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予以改正。在“四清”运动中补划地主、富农成分，除少数属于明显漏划而又按手续经过批准的仍然有效外，其余的仍按土改时的成分对待。通知中对错划成分而没收的房屋财产的处理，也作了具体规定。

8．关于下马村、羊街学习班的问题。在“划线站队”中，省级机关在下马村、羊街等地举办了所谓学习班，迫害干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各地也办了类似学习班。要把它作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工作切实抓好。对于形成的材料，应清理销毁。

9．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凡强加于干部和群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整理形成的材料要全部清理销毁。

10．关于云南地下党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省军管会和省革委会对云南地下党立案审查是错误的，审查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受到迫害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1．关于“七一五”事件。省委云发[1972]57号文件批转省革委会政工组专案办公室《关于七一五事件的审查报告》中说的在“国民党反动派武装镇压‘反美扶日’爱国学生运动面前，云南省地下党省、市工委领导人进行一系列右倾投降活动和‘反美扶日’运动遭到失败，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推倒，受到迫害的同志应予平反”。

12．关于云南批林批孔中大揪“复辟势力”的问题。省委决定，为在批林批孔中受到批判，撤销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职务，强令停职检查的梁文英及其他受害同志进行公开平反。

13．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文件问题。撤销省委直接形成上报、下发或批转的一切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14．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决定切实做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

15．对1958年反右补课中所谓的“郑、王反党集团”，经查明郑敦、王镜如和其他所谓“集团成员”，没有不正常的政治关系。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是错误的，应予坚决改正。凡是因该案而受牵连的其他人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搞错了的，也应纠正。

16．对于一川、梁浩等同志所谓的“一个生活腐烂集团”、“一个政治集团”是不存在的，应予纠正。所谓的“于梁反党集团”是没有根据的。对于、梁等个人的问题，要认真进行复查，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2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对河口县“瑶山事件”平反的通知》。《通知》说：省委同意红河州委《关于对河口县瑶山‘四一五’错案的平反报告》。瑶山事件，主要是谭甫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党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一个错案。通过这一事件的平反，要组织各级党委、干部、群众，学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民族团结，把瑶山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迅速搞上去。随后，红河州委组织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工作组到瑶山地区帮助落实平反工作，先后发放落实政策经费3万多元，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2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说：1975年7月发生的“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现经中共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当前要对关押判处的人抓紧复查，错了的要纠正，并恢复名誉。对于被打死和错杀的群众要一律平反，并给予家属子女抚恤，伤残的给予治疗和救济。通过平反，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全省军民中深入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错误，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在《平反通知》的批示中说：希望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在地方和军队，在党内和党外，在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传达和宣传，教育各族干部和群众都以大局为重，向前看，一定要达到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目的。中共中央批准的《平反通知》下达后，省委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宣传和落实。到1988年止，先后拨款1684万元对回族群众进行抚恤、救济、修建房屋，同时坚决落实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后，“沙甸事件”得到全面彻底平反。

3月5日，省委同意并批转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报告》。《报告》指出，云南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任务还很重。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要加强领导，充实力量，把平反冤假错案放到重要日程上来；要简化手续，分清缓急，尽快进行复查平反。省委批示要求力争在1979年国庆节以前基本完成此项工作。4月3日，省委又发出通知，批转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党组《关于迅速复查纠正政法部门处理案件中的冤假错案，清理在押未决犯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办事。错了的，坚决大胆地予以纠正，部分错的部分纠正，对的要坚持。省委还要求各级党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主动、积极、尽快地抓紧做好这一工作。

3月10日，《云南日报》报道，在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云南的一批受迫害老干部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到目前为止，已分别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仪式的领导干部有：原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勃；原省委监委副书记阎南君；原云南大学副校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广田；原云南省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赖卫民；原省计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祥龄；原中共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原昆明市副市长经竹如；原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原昆明工学院副院长竺良甫；原文山州副州长马申生。

11月12日，省委落实政策的工作总结说，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省委于1977年3月起先后恢复和成立了各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排除各种干扰，为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在斗争中落实了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至1979年9月底止，全省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15175件，已平反昭雪15054件，直接涉及1386954人，原来立案审查，需要复查175974人，已经复查落实170740人，打伤致残61776人，已落实了59462人，非正常死亡22269人，已落实了21653人，收回被错开除的职527981人，占应收回总数9613人的83％。其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被立案审查需要复查的43765人，已复查落实42207人；被打伤致残的干部20763人，已落实政策的有20107人。非正常死亡的干部3408人，已落实3342人；冤假错案涉及干部38041人，已平反纠正37893人。各级党委为落实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给受害者补发被克扣的工资、工分，退赔查抄财物发丧葬费、抚恤费、困难补助费22639800元。给沙甸，山东、河南工役制，“政治边防”，“二次土改”等冤假错案平反开支1000万余元。接待和处理来访1万多人，处理来信13921件。经过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促进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0年3月1～9日，全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在昆明召开，着重研究如何加快速度，复查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而被判刑的案件和完成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问题。

3月28日，省委批转省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报告》，要求遵照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对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必须作为当前的复查重点，组织专门班子，迅速彻底平反纠正。对近几年判处的案件，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复查，错了的坚决纠正。各地党委要组织有关部门力量，对复查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要做到逐案落实。

8月21日，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省委在批示中指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党委要重视和抓紧这项工作，力争在年底以前，善始善终地做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为了领导全省落实干部政策检查验收工作，省委同意成立落实干部政策检查验收领导小组，由颜义泉任组长，办事机构设在省委组织部。各地、各部门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检查验收领导小组，做好落实干部政策检查验收工作。

1982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中央组织部3月2日中组发[1982]6号文件印发了中共中央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中共中央的批示指出：“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了贡献。通过这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希望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而努力，卓有成效地作出新的贡献。”4月12日，省委发出云发[1982]31号文件《省委关于印发〈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遵照中共中央批示精神和省委《报告》，以及《报告》附件中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抓紧就地妥善解决好有关遗留问题，切实把冤假错案处理好、解决好。1984年6月18日，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按省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决定成立省委解决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小组，王信田任组长，姜杰任副组长，迅速解决云南省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

云南通过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基本上查清和摧毁了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培植的帮派体系；基本上查清了同帮派体系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分清了10年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德才兼备的干部手里。同时，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对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促进全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改革开放，迈入新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附录


黄兆其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8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39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1967年7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12月4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1968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6月21日，黄兆其指使安矩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领导干部张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0000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八人核心”和“六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74年和1976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9月16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 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高潮，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500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1976以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主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13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123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0月13日、16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做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三五六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也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张开文
人民陪审员 张顺安
人民陪审员 陈绍康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杨建萍

刘殷农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9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熊世华、付远兴。

被告人：刘殷农，男，42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辩护人：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10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1968年12月14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治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揪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73人，被打伤致残的有9661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1967年12月30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1976年4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5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1974年，为了夺权，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八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委常务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六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2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3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100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6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11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10月12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13日及16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113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李绍华
人民陪审员 王鹏程
人民陪审员 刘洁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周素蓉

涂晓雷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21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34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28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10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1967年6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1968年11月21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1974年6～11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1976年1～7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16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75年12月至1976年9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1976年3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在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1976年4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周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1976年9月3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9月中旬，涂晓雷又与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9月29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10月12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10月13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10月14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10月16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5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63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尤凤瑞
人民陪审员 浦士厚
人民陪审员 何兆兴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蔡斌

胡延观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字第20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藻、李保全。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48岁，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1976年3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刘明辉等省委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1975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4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5月19日，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示意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5月24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政府，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提供给黄兆其等人。1976年2～3月，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阴谋分裂、搞垮省委。1976年4月底，在“理论讨论会”前，向林敬荣出谋献策，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6月，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1976年6月下旬，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于7～8月多次开会策划，抓紧时机，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58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就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蔡国栋
人民陪审员 曾有琥
人民陪审员 徐抗美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 梁美玲

后记


“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中的一场政治灾难。尽管当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之一，是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实践证明，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所以，“文化大革命”应该被彻底否定。

现在，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段历史呢?邓小平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的一段话，对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精辟，他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因此，记住这段历史，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毋庸讳言，“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已经结束近30年，但它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对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所有人来说，留下了许多抹不平的记忆。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廓清了这10年中的种种迷雾，明瞭了这10年中的大是大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又通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两案”、“核查”等工作，也促使绝大多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历者能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无论是谁，“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我们的党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我们的国家不能再发生那样的动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决拒绝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再发生。为了记住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为了记取那些惨痛的教训，我们编写印刷了这本《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目的就是想告诉后来人，在中国、在云南，曾发生过那么一段非常曲折坎坷的历史。同时，也把这本书献给属于那段历史的人们，以及想了解或应该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促使大家能正视历史，总结历史，借鉴历史。

但是，这是一项不同于一般史学工作的非常艰难的工作。从1997年开始，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在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聘请了“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后来参加过云南“两案”审理和核查“三种人”等工作的8位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加上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专业人员，组成编辑组，开始了编撰《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的工作。在6年的时间里，这8位老人不顾年高体弱、寒冬酷暑，到省档案馆和相关部门查阅了非常浩繁的资料，并反复讨论研究，分工合作，完成了全书的撰稿工作。在全书完成统稿后，又反复审核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我们谨向这8位老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遗憾的是：杨昭同志没有能亲眼看到本书的问世，于2004年不幸去世，他带病为本书殚精竭虑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让我们怀念。

先后参加《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编撰工作的有陈盛年、王元辅、杨志高、杨昭、张纯拂、孙宝廷、白树岗、葛维新、张志渊、李映芳、杨林兴、张德志、杨新旗。全书初稿的撰写分工是：王元辅、杨林兴负责引言；杨志高负责1966年5月至1967年3月的大事件；杨昭负责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的大事件；张纯拂、白树岗负责1968年8月至1970年的大事件；孙宝廷负责1971～1973年的大事件；张德志、杨新旗负责1974～1976年的大事件；张志渊、葛维新负责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大事件。分工写出初稿后，编写组又反复研究讨论，由王元辅、杨林兴负责2次修改统稿，最后由王元辅统改定稿。原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参与“揭批查”、“两案审理”、“核查三种人”领导工作的陈盛年同志，自始至终主持领导了这本书的编撰工作。李映芳承担了大量档案资料的查阅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侯明森负责了编撰过程中的编务工作。

书稿在报送省委领导、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审核，送请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统战部、省保密局、省信访局等相关部门以及老领导赵健民、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党史办公室顾问李厚安、刘松柏、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魏先忠、钟世禄、赵晓澜等征求意见过程中，也反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省委副书记王学仁、陈培忠同志认真审阅了书稿，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就本书编写的重要现实意义作出批示。陈培忠副书记在批示中指出：“《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全面、系统、较客观地记述了云南‘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充分揭露了以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为首的帮派势力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极其残酷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包括不同意他们倒行逆施的本派群众)，阴谋篡夺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权，破坏社会和边疆的稳定，导致云南工农业生产达到崩溃边缘的极其严重的罪行；展示了广大干部群众坚决与帮派势力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史实。对于巩固‘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核查‘三种人’斗争成果，警惕‘帮派残余势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搅乱视听，教育和警示后来人，尤其是在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以史为鉴，巩固和发展云南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王学仁副书记也作出批示，要求我们按照陈培忠副书记的批示精神，认真研究修改后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出版。

省委领导对本书的编写出版发行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省级各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增强了我们编写好、出版好、发行好这本书的信心。

按照中央和省委一贯的要求，在编写工作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地记述云南“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为此花了8年的工夫，以上千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写出了近50万字的初稿。又逐条逐句斟酌推敲，力争每事必有历史档案资料为根据，尽量使之反映历史的真实。之后，又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删繁削杂，最终形成现在这个稿子。但是，由于编写水平和所掌握史料的局限性，书中难免还有疏漏和缺陷，甚至还可能有错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按照相关规定，本书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发行，请注意保存。

 	2005年5月18日


清华文革大事日志: 1966 （一）
邱心伟 原蜀育主编
2009.04.00


一九六六年


4月15日以前

《文汇报》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

今年2月1日，蒋南翔、邓拓、陆平、彭佩云、翦伯赞、宋硕参加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会上，邓为吴晗辩护，说：“吴晗同志的问题拿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吴晗为写【海瑞罢官】惹出了乱子”。“大家要大胆地干，对主席思想理解到什么地步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只要老老实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蒋南翔说：“邓拓同志的讲话很多，很好，我受了很大启发，大大家要好好地学习。”

直到蒋南翔迫于形势，根据市委指示学校才组织一批教师“批判”吴晗。


4月15日

前市委在群众压力下批“三家村”。宋硕、李琪找艾知生布置工作。同时蒋南翔找刘冰、胡健、艾知生、李传信、吕应中和周家懿密谈，商讨批判吴晗，批判钱伟长，批判人大的XXX为陈独秀翻案。要召开动员大会，造成声势，扩大影响。蒋说：“批判吴晗要快，要有所动作，迟迟不动就要犯错误。”艾提出校史稿中几次说吴晗是左派，蒋说撤销校史编委会。


4月16日

上午开常委会，艾知生传达4月15日李琪的报告，为邓拓辩护说：“对邓拓要一分为二。邓拓作了不少工作，邓的杂文前边，后边一个时期好些，调整时期大一些。”又传达15日书记工作会议简要，再次提出要集中火力批判吴晗，要发动群众，全民皆兵，利用一切宣传机器。胡健最后布置：“多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争取多上报”。

下午，党委召开全校干部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艾按宋的意思布置批判，艾的稿交给《北京日报》。这天党委多次广播北京日报文章4月16日编者按，次日还推销《北京日报》五千余份。


4月17日

蒋南翔按市委主要负责人意旨召开京津高校座谈会（XX批准，康生未批准），清华艾知生、陈圣信、贺美英参加。会上蒋大力推广北大法律系查阅1400万字的历史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的经验，并制造了一个【高校党委召开会议，讨论部署高校学术批判运动】的文件。


4月1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明确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4月19日

下午，开常委会，艾传达高校部“4.17会议”精神，说“学术批判是最生动最活泼的突出政治”再次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学术批判。


4月20日

市委大学部召开高校负责人会，宋硕传达中央停止市委旨在制造混乱的措施。艾知生按宋指示，决定：⑴ 4月16日的《新清华》停发；⑵ 原定声讨吴晗大会停开；⑶ 中午广播停止。……（步子马上放慢，以表明校党委与前市委界限清楚）。


4月21日

校党委得知市委有严重问题，但他们仍为其辩护：“北京市委注意搞了生产，忽视了文教”，“顶共产风，不搞自由市场，还是有成绩的”。还说：“在市委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不要在毕业生提前返校和留守人员上给市委添麻烦，要支持市委。”


4月22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4月23日

胡健在政治部成立大会上谈到，要把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


4月25日

宋硕第三次召开高校负责人会议，要高校执行“4.17”高教部座谈文件，并说这也是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的。

晚上艾知生对罗征启说：“今天宋硕检讨了，说跟不上形势，对‘三家村’批判不力，我们也得注意。《新清华》应该准备多出些，再紧跟一些。”


4月26日

艾知生召开总支书记会，传达“4.17”文件，布置宋硕交下的文件。


4月27日

宋硕第四次召集会议，透露邓拓是“三家村”头子。


4月28日

艾知生参加了宋硕召开的关于邓拓的会。


4月29日

艾知生找宣传部、统战部、团委一些干部，散布宋硕28日会上的发言。

深夜，艾与罗征启密谈，说：“宋硕、李琪都明确说了，邓拓是主帅，我们这一期应该反映上去。”叫罗把原来放在四版批判邓拓的内容换到第二版，并加上突出邓拓的编者按语。


4月30日

刘冰请示蒋，可否当延庆工作团党委书记。蒋说：“当就当吧！这样也好，市委现在有困难，中央和华北局都批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要支持市委。”


5月1日

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北京市市长彭真没有露面。这引起了国外传媒的一系列猜测，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征兆。


5月3日

《人民日报》转登《红旗》杂志评论员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月初，学校同学开始行动起来，成立了战斗小组。党委十分害怕烧到自己身上，准备拉出两名教授来批判，作黑帮党委替罪羊。


5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反革命集团”问题。《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5月5日

政治课教师在党委的指示下印发了一批“三家村”的材料，大肆宣传《北京日报》学术批判小组的提纲，企图把同学限制在他们制定的学术批判框框内。还成立了所谓“长征战斗小组”（嫡系打手队）妄想转移视线，保存自己。


5月6日

学校召开常委会，胡健提出：⑴ 批判重业务轻政治；⑵ 检查贯彻主席春节和“七.三”指示情况；⑶ 检查大清华主义；⑷ 把生产搞上去。


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人把它称为【五·七指示】）。


5月8日

《光明日报》刊登何明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人民日报》也转载）

蒋南翔对团委几个书记说：“文化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5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老百姓从报刊中知道上层出了“修正主义”。

《人民日报》又登林杰、阎长贵等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学校连续召开书记工作会议，蒋再次强调学术批判。要求写批判XX的文章，批判建筑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XXX等右派教授，总结XX科研经验。蒋还为市委辩护说：“……市委在困难时期坚持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我校也是大力支持的。”


5月11日

首都各大报转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下午，艾知生找宣传部、团委座谈，研究写文章。艾指出“不断提高文章质量，力争上报。”晚上蒋南翔亲自回校作报告，一再把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四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教育改革”，并强调要学生“在斗争中自我改造，要跟得上，自己要摆进去。”把矛头指向群众，把运动引入歧途。还说工科学生也可以参加批判，企图以此阻止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5月12日

同学对蒋南翔5月11日报告很为不满，仅物903就提出三个问题。艾召集分团委书记会，为蒋辩护：⑴ 校长报告基本精神是正确的；⑵ 提学术批判是用词问题；⑶ 要搞清打击敌人和改造自己的关系，不要一提世界观改造就反感；⑷ 校长讲话融会贯通了主席思想。并组织团干部、政治课教师到处游说。艾还亲自到自903找刘涛等同学解释。


5月13日

各系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对蒋南翔报告的反应。胡健发言：⑴ 领导干部要高姿态；⑵ 看、说、写、听都是战斗，首先应提高辨别能力；⑶ 中央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⑷ 对群众错误的东西要敢于辩论。动员中下层干部压制革命同学对蒋报告的意见，转移视线。


5月14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杰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宋硕以华北局名义指示要“加强领导”，学习文件、开小组会……。艾知生当天传达。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全党全国把斗争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宣布：撤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为了进一步压制群众对蒋南翔报告的批判，召开全校党内干部会。胡健谈：“我前一阶段已按此精神办事了。清华运动全民皆兵，口诛笔伐大开战，打得准打得狠，几十篇文章上了中央及北京市的报纸”。又强调“中央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还说“通过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校内各项工作。”


5月17日

《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儿】的编者按。

广大革命师生认为校党委问题很严重，纷纷起来批判校党委过去大肆鼓吹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去的观点。党委十分恐慌，布置学生不组织讨论此问题，说吵不清。


5月20日～22日

接连开了两次书记会，研究如何应付群众的批评。蒋南翔提出要“稳定思想阵地”的口号，特别强调对干部子弟工作要抓紧，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而且方式要自然，外松内紧。在5月22日会上，蒋又说了他批判XXX的发言，艾在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会上传达。


5月23日

艾知生召集李传信等10人的干部会，提出要稳定八个阵地，即党委、总支、团委、政治教师、辅导员、四好班、干部子弟和附中，尤其是对刘涛等干部子弟。他们采取了打击、监视、偷看信件等卑鄙手段。

5月24日

机械系总支书记聂镇英介绍怎么通过支部和班委来压制同学提意见的办法。

艾知生召开“稳定思想阵地”经验交流会。


5月25日

北大消息：

下午2点，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位同志贴出了北京大学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揭露了陆平黑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揭露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几个钟头之内，几百张大字报贴满北大校园，像排炮一般打向黑帮党委。

聂元梓等大字报打得陆平黑帮恐慌万状，陆平、彭佩云立即动员组织围攻。

四点钟，北大化学系王孝庭为首贴出第一张反对大字报：“聂元梓居心何在？”。5点钟，陈守一（前党委委员，前法律系总支书记）精心策划，诱骗法律系师生抛出一大批反革命大字报，肆意咒骂聂元梓等。黑帮分子们四出活动，散布种种流言蜚语，对聂元梓等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借刀杀人，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对革命左派肆意殴打，肆意侮辱。他们还纠集人去破坏聂元梓主持的哲学系批判邓拓黑帮大会的会场，大喊大叫，要把聂元梓等同志揪出来。

晚12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到北大视察情况，并给全校党员做了重要讲话。

北大消息传来，清华校党委十分惊慌。刘冰、胡健、艾知生立即密谋对策，胡健说：“聂是XXX的妹妹，思想片面，过去被陆平整过，现在又要整陆平了。她还有XX事情没查清呢！”刘冰说：“给干部打个招呼，要坚决顶住，不贴大字报。我校与北大不一样，我们是贯彻中央方针的。”艾知生说：“北大来人，把他们轰出去！”还说要保证一星期内不出问题。当晚，责成校卫队看好大门，不让北大的人进校。并派人去看学生是否贴了大字报。当听到学生已睡觉的消息，他们才放下心来。

在会上，他们商议决定：⑴ 不宣传北大贴大字报的事，如有问起，就说已经知道了；⑵强调“内外有别”。北大贴了大字报影响很不好，修正主义国家留学生照了相，清华也有外国留学生，不能贴大字报。如果有人贴了，说服他扯下来。


5月26日

北京大学：陆平歪曲李雪峰同志的报告，利用“内外有别”，大搞围攻。


5月27日

《光明日报》登载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文章。

《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有些人看了以为“权威”指的是蒋南翔。艾知生得知，大发脾气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要陈圣信组织政治教员下去说明“权威”指的是校外，不是校内。


5月28日

艾知生主持书记会，先传达蒋的意见：要做到真正的多数一致，那就要抓紧工作。“我们不去引导讨论学校工作，没成一种空气时，一定要抓紧解决。”接着布置考试：“首先要突出文化大革命，但还是要考试……”。


5月29日

附中贴出了大字报。

胡健主持了总支书记会，先传达了蒋南翔意见：“有人让他们说出来，好比种牛痘，消消毒。学生的意见掺杂家长的意见。干部、积极分子的阵地要巩固，不然风吹草动就会轰起来。如果贴了没人响应也就收了。”


5月30日

给华北局写了一个【一个多月以来我校师生职工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简况】的报告。这是艾知生亲自领导的，集中党委办公室、宣传部和“秀才”，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数次易稿才写成。

起草讨论中，艾曾批评初稿“反映不了党委领导，有伤清华体面”。要求“多写成绩，不要写茅坑捞出来的东西。”


5月31日

《人民日报》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沈阳市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李素文，和沈阳市百货公司鞋帽商店营业员沈素娟的讲话：【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是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发动总进攻的进军号。

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同志5月25日的大字报。

当晚，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先头部队进驻了北京大学。

清华党委惊慌，艾知生准备立即召开党总支书记会，因刘冰、胡健在新市委参加会议，刘、胡散会后又到蒋南翔家密商，于夜12点才召开总支书记会议。艾草草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报告，郭影秋指出领导必须引火烧身。胡健却详细传达了蒋南翔的意见：⑴ 北大与清华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北大四清遗留问题多，自己要心中有数；⑵ 贴大字报针对黑线，对学校工作，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不正确的允许自由讨论。各人按照中央方针和自己理解来写（这是57年反右时蒋常说的一句话，蒋借以来威吓群众，不贴大字报）；⑶ 借东风进行教育革命。

会上有人问：“是否按影秋同志指示引火烧身？”刘冰、胡健竭力为清华辩护，表示反对。说北大是贯彻宋硕指示的，而清华是和大学部作斗争的。有人问：“如果有人问起5月26日党委的精神（不贴大字报）不同时怎么回答？”刘冰狡辩说：“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中央没指引到哪里，所以没有打到那里。”

刘冰最后总结：⑴ 贴大字报强调中央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⑵ 贴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字报，对校党委工作有意见也可以；⑶ 内外有别。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并转载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这轰动了清华园。

自控系刘涛等四同学带着问题前往《解放军报》社请教。

清晨各系层层传达党委指示：⑴ 贴大字报，党中央指向哪里打到哪里；⑵ 主攻方向“三家村”，对党委有意见也可以提；⑶ 注意“内外有别”大字报要贴在楼道和饭厅里。

凌晨，我校学生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声援北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接着四、五千人前往北大声讨陆平之流。

同学强烈要求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但党委一直要求上课，并指示照常考试。

中午，大字报大量出现，除声援北大的大字报外，矛头迅速指向党委，对党委提出尖锐批评。如为什么我校以前只许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让开声讨大会；为什么蒋南翔5月11日报告调子很低,旗帜不很鲜明；为什么蒋南翔总是打击和嘲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的有热002班20人揭露蒋南翔是黑帮的大字报。压001班汲鹏、郑聪来等4人质问：“蒋南翔你跟着谁的指挥棒转？”，说蒋南翔是反毛泽东思想“权威”的。

房9班刘福元等15人，贴出蒋南翔“5.11报告”是掩护“三家村”黑帮报告的大字报。要求重放蒋报告的录音（大量同学有此要求）。团委先说录音带已销毁，后称从延庆取回录音带，抹去了露骨的言论进行播放（这是后来的“录音带事件”）。

有清华不少学生批判清华过去长期的培养目标“红色工程师”。

校党委慌了，艾知生布置反扑，指示“不要通过组织系统去做,要找一些思想观点一致的人去做”。并让《新清华》抛出陈圣信等【揭露宋硕一次反党阴谋大暴露】的文章，满校园贴出来“引导运动”，以证明党委与宋硕有斗争。同时通过所有党团干部，辅导员和班主任向同学吹嘘清华成绩，党委姓“马”。同时制造舆论，散布是又一次反“右”斗争的气氛。

下午3点，艾召集总支书记会，再次传达“内外有别”文件，同时指示贺美英等注意高干子弟（刘涛等）的动向。

晚上，又一次召开总支书记会，刘冰、胡健、艾知生为转移目标和美化校党委，决定抛出前北京市监委书记孙方山支持校医院反党集团和宋硕包庇基础课教研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材料。刘冰说：“一定要用好纸、大字，贴在引人注目的地方。”

晚上放蒋南翔“5.11报告”录音，又一批反蒋大字报写出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来访，艾知生马上打电话报告蒋南翔。蒋说：“要写个简报，立张存照”。艾马上照办，这简报的标题是：【《中国青年报》两记者来校，煽动学生挖校党委的问题。】


6月3日

景松贴出了份【反右斗争社论摘录】，想制造反右气氛，被拥护党委的人误会，被当反革命黑话围攻。

基础课贴出了校党委与宋硕坚持数年斗争的大字报。

校医院贴出校党委与前市监委孙方三做斗争的大字报。党委号召一致对外。学校内贴了不少“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党委姓马”的歌颂大字报。

上午蒋南翔来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澄清：⑴ 自己与彭真关系并不好；⑵ “12.9”二次脱稿吹捧彭真是为了自我批评；⑶ 自己与前市委只有组织关系，自己与大学部斗争就是与前市委斗争。同时布置“一致对外”：⑴、组织批判邓拓、吴晗、宋硕的文章；⑵、收集过去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校外登过的文章和进行教育改革的材料，开个展览会。一再说：校党委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但突出政治不够，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家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团结、改进工作。

下午，艾知生召开了“左派”（即拥护党委）的干部会，称：“要充分信任党委”、“把自己放在与党委对立面上是不对的”、“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说明了八年成绩。”于是围攻右派的大字报倍增，一些师生被迫写检讨，承认自己“第一炮没放准”。

廖先湜贴出【清华党委是三家村黑店分号】大字报，遭围攻。

下午3点，中央人民广播台广播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吴德（原吉林省委书记）任第二书记。并决定让新市委直接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新市委决定派张承先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清华同学奔走相告，自觉地组织去新市委祝贺。

晚12点，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代表新市委到北大传达李雪峰同志关于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

晚上，新市委召开党委书记会议，李雪峰作报告，要各单位清理前市委修正主义引影响。艾知生让滕藤去应付。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上午，滕藤代表党委向党员干部传达李雪峰报告，开辟内部馆，突出一些“内部消息”，把同学注意力引向中宣部、前市委。

自9郑易生等9人贴出三份大字报，指出党委在毛选学习、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线上都有问题。呼吁同学们发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自95张子砚、自91陈须洪也贴出大字报。

铸00胡庄君指出“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口号是错误的。

自93同学写出了【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大字报，揭露蒋南翔反毛泽东思想，刘涛（刘·少奇之女）在上面签了名，这在同学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

下午，艾知生召集各系分团委书记会，进一步布置围攻，提出重点是廖先湜、刘涛等，“耗子不要多，有几个就行了”。要求分团委“全面深入”地掌握干部子弟的情况，逐日汇报。

晚上，刘冰、艾知生到蒋南翔家，蒋告诉他们说：“陆平这个人糊涂，明知市委大学部出了问题，还给他们送简报，结果抓住了。”

接着，刘、胡、艾召开总支书记会，确定：对党委攻击的大字报要组织“讨论”，如外校人就组织“辩论”。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指出：“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主义两个阶级、两个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清晨，刘涛、贺鹏飞（贺龙之子）等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震惊全校。

陶铸同志就清华围攻贴大字报人，并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校长”口号提出尖锐批评。

上午蒋南翔打电话告诉艾知生，荣高棠曾打电话给蒋，说贺龙副总理对清华运动不满。刘冰认为贺鹏飞等大字报是为帮助党委的。

蒋南翔被迫赶来学校在11点开了全校大会，做检讨，用贺鹏飞等大字报为自己定调。群众给予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蒋对艾说：“要变被动为主动，现在高干子弟的压力未解除，弄不好要通天。”

会后党委组织抛出所谓与中宣部XXX斗争的大字报，盖上了“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等口号。

下午外校来串联的同学大为增加。北大同学送来揭露蒋南翔2月1日吹捧邓拓的大字报。有同学揭出蒋南翔在“一二.九纪念”中肉麻吹捧彭真，在同学中引起很大的振动。

不少同学联系我校过去情况后怀疑蒋南翔有问题。纷纷提出应该“怀疑一切”即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分析一切、批判一切。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应该坚决怀疑、坚决反对、坚决批判。校党委对“怀疑一切”这口号很害怕，立即跳起来组织同学说，这是蒋介石的“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是胡适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翻版。

校党委非常害怕外校送来的大字报，组织同学对北大、钢院送来的大字报进行围攻。

为消除中间群众的怀疑，党委组织了“你自己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妄图用同学的进步来说明党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6月6日

北大：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赞扬同学们的革命热情。

艾知生布置写“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制造“革命”气氛，力图稳定局势。政治教研组（一说宣传部朱育和）给教务处副处长李康贴出了不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字报（舍车马保将帅）。艾表扬他行动迅速，并要他在前面添上“党委是重视主席著作学习的”，后面加“建议党委加强对教务处的领导”。一部分同学认为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一部分人怀疑校党委是黑帮，大字报迅速增加，党委手忙脚乱。


6月7日

《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不少同学到党委质问，到高教部查询蒋南翔情况。

在新斋前贴出自005班以班长于火为首的29人联名的一张【评蒋校长6月5日报告】的大字报，这是清华第一张直接评击校党委，引起轰动较有份量，影响较大的大字报。同学纷纷抄录，《解放军报》记者也来拍照、索要原稿。蒯大富在大字报右下角签“‘我同意’——蒯大富、任传仲”。

蒋南翔来校，针对同学提出的问题布置组织大字报澄清三个大问题：⑴ 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⑵ 教育路线；⑶ 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三个小问题：⑴ 66.4.17高教部文件盗用中央名义发文件；⑵ 去年“12.9”纪念会上吹捧彭真；⑶ 66.2.1在北大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

下午土建系有人写大字报【是针锋相对，还是吹捧】捧蒋，说：“‘2.1讲话’是针锋相对，不是吹捧”。党委把这大字报说为“清华园内的一颗精神原子弹”。

一些北大学生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煽风点火，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的辩论。

北大杨涛来校看后，贴出【是吹捧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引起争论。黑帮爪牙纷纷登场，把争论引入礼堂。刘、胡、艾用电话控制会场，团委书记方惠坚、承宪康等藏在后台，指挥人对清华左派及杨涛进行围攻。这是所谓“6.7事件”。

深夜，蒋南翔打来电话说：“形势不由校里决定，等各种风吹完了，才会相信，过早反驳别人不认账。”（据了解，这时蒋已受了张际春的严厉批评）。于是又召开党总支书记会，改变反扑决定，仍按”“小批评、大拥护”的调子进行。

艾知生组织研究生谈体会：我们以十年的切身体会得出清华党委是正确的。组织教师写大量反扑大字报。组织工人师傅贴拥护校党委的大字报，然后用“工人说话了”来压制、围攻反蒋的人。

北大：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拒广大工农兵群众于校门之外。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欢呼“在文化大革命空前广大批判运动中，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清华园内一片歌功颂德声，一向平平静静的各教研组、政治课教师、政治辅导员在党委指挥下，在同一时候，用同一语调，写出大批歌颂校党委、歌颂蒋南翔的大字报。各党支部、班主任、辅导员、政治教师四处向学生、工人游说，罗列1951年到1965年党委的“功绩”。但一看到肯定党委大字报多了，又布置张罗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使这两种大字报保持1:1的比例。

刘冰、胡健、艾知生一致肯定清华是“努力跟党中央，跟毛主席，努力贯彻中央政策的”，“一向坚持兴无灭资，但工作有缺点”。

下午4点，新市委电话通知校党委，将派工作组来校。下午周赤萍（工作组副组长）到校。

艾知生马上报告蒋南翔。蒋在电话中说：“欢迎他们来检查‘身体’，……工作组来了以后，会有更大压力，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晚8点，周赤萍同志找艾知生谈话，周问艾：“清华大学贯彻的是红线，还是黑线？”艾说他们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周问：“你说话算数吗？”艾说：“算数。”

北京邮电学院发生北京第一起驱赶工作组的事件。部分学生因工作组保护院党委而赶走了进院才4天的工作组。


6月9日

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率部分组员到校，称为联络组。

早晨，刘冰打电话向蒋南翔报告与周赤萍、杨天放同志谈话情况。蒋说：“高教部出了问题，准备学XXX”（意即将来要翻案）。上午，艾仍布置长期“抗战”。陈圣信、罗征启、朱育和等人密谈给中央写信赶走工作组。

高教部把蒋南翔揪了出来，高沂贴大字报要与蒋划清界限。该大字报传到清华，很多同学去高校部看大字报。

下午艾知生180度大转弯，匆忙找周赤萍说：“我们过去贯彻的是黑线，我犯了立场错误。”周顶回去，说：“你说晚了，回去写检查吧！”


6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1966年第8期社论：【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指出：“……有一些干部，……就是不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指出：“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自己就会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成为修正主义者。”

清晨，方惠坚首先起义，团委、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工物系头头也纷纷起义，揭出“录音带事件”和“二放二收”的阴谋。其他党总支和分团委还在顽抗，力保蒋。

晨，刘冰在市委会上还认为将南翔不是黑帮。

下午，工作组大批到校。当晚，叶林、周赤萍与全校干部和学生代表见面。叶林同志作报告，周赤萍同志介绍工作组主要成员。有些系的工作组也与同学开了见面会。

晚上，有人抄来高教部的大字报，得知蒋已停职反省。高教部副部长高沂起义，以及“四.一七”文件的批示是蒋南翔盗用中央名义搞的。至此，蒋南翔黑帮被揪出来了，前党委被冲垮。全校干部纷纷表示要起义，齐唱“我们受骗了”。还有的彷徨不定，手足无措。

晚，刘冰女儿从附中回来，问：“蒋南翔是不是黑帮？高沂给蒋贴了大字报。”刘说：“这个问题我还没得出结论，你要独立思考。”

开始出现游街现象。


6月11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论述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任务，指明了方向。

工作组继续大批到校，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迎。

上午，杨天放副组长给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作报告。下午周赤萍找前党委委员交待政策指明出路，说：“往事种种好比往日死，今事种种好比今日生。”

形势大发展，全校贴满了抨击党委大字报，气愤的人群抓住黑帮就戴高帽游行。许多外校战友，特别是高教部的同志成群结队来我校声援。群众运动爆发了。


6月12日

上午，胡健、艾知生、刘仙洲在刘冰家密谈。

同学们开始抓出黑帮、保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了一些学生、辅导员。工作组组员却纷纷出来为黑帮解围。有的说同学们不讲政策，有的把戴在黑帮头上的高帽子摘下来。自控系工作组副组长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晚上，群众在西大操场狠斗黑帮，工作组发表广播讲话，叫同学睡觉。

当天发生李世权事件，李贴出“拥护党中央，反对×××”的反革命大字报，愤怒的群众要斗李世权，工作组不让，让大家写大字报批判。

前高教部部长、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黑帮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消息传到北大，同学们自动结队，前往清华声援。张承先为了保护蒋南翔（张与蒋有联系），坐着小轿车赶到清华，把同学追回学校，阻止革命声援。有的工作组员对同学说：“谁也不能去，谁去了，先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6月13日

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作报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改组前校党委；在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大会上代表发言中，有的喊出“无限信赖工作组”口号。

力904王铁成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大字报。说：“今天召开大会，郭影秋说清华95％的党团员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称蒋南翔为同志，只说他犯了严重错误，对他处分是停职而不是撤职。……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其实是，清华大学是个修正主义王国，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巨大的保皇党。……为什么，昨天还是一片歌功颂德，今日便是四处杀声震地?为什么，铁板一样的清华大保皇党，一夜间不战自溃纷纷起义?……这是一场大骗局，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搞错了……”。

下午和晚上，讨论叶林的报告。


6月14日

上午继续讨论叶林报告和学习毛选。学校内出现反工作组大字报，许多同学去国务院和新市委了解工作组情况，国务院和新市委的回答是工作组是可以信任的。

力05刘泉等贴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出来，数辆汽车前往13号楼，几乎工作组队员这一天全去看，回来神色紧张，动员文革领导去看，要大家表态，要摸同学活思想，并专门组织一些同学抄这类大字报。

下午3点，土建系一、二、三年级副组长在全系大一同学会上说：“牛鬼蛇神出笼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会后有同学问有没有善意提出批评的可能，他排斥这种可能性。有同学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有很多的是反蒋的左派。”他说：“说不定他是反革命，反党的。”

在水利系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系工作组组长说：清华有一股逆流已转入地下。

也有一些反对这两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还有一些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下午各班选出文革成员，又以层层提拔形式组织年级和校一级的文革委员会，在选举中工作组突出了阶级路线。宣布【十项命令】，其中有解散各级党团组织。

晚上，在数力系文革成立大会上，杨天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而且特别要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来进攻。


6月15日

陶铸同志在高教部讲话：“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是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揭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清楚得很，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把高教部搞成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高教部，不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来推进全国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反，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

下午，有学生在澡堂子把艾知生抓住，拉出来斗，又带到大礼堂斗艾知生、张慕津等。“革命左派扬眉吐气！”，“真是大快人心！”。工作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组织同学斗黑帮，不阻止戴高帽游街了。“引导”从下而上，从小而大地斗黑帮。这次斗争会上，工作组排了斗争名单：艾知生、陈圣信……但没有大头目。“大黑帮无人过问，小辅导员却难免挨斗”。

据说从12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

刘才堂又贴出【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引用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总之，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文中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演变’，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又指出：“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清晨，化901刘才堂贴出了【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大字报。

化9蒯大富、孟家驹贴出了【工作组往那里去？】。说工作组进校后学校大字报数量急剧下降，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革命左派非常着急”！“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李世权……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说：“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常常挥着五条大棒……”。说工作组对蒯施加“疲劳战术”，“工作组同志几天来拼命强调，首先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当然好，但是我们前面说过，有好些地方组织系统严重不纯，你们‘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住大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出杂文、揭露黑帮阴谋，你们说，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这叫什么斗争呢?你们破的又是什么呢？先立后破的大棒子你们举起来了。”大字报对叶林在“6.13”会上发言提出三个问题，“据我们所知，教职工在9号前很少几个人反对校党委，他们怎么稀里糊涂让上台发言的那个教师代表说出‘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这句极错误的话，更令人气愤的是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下午，叶林亲自来看大字报。

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6月17日

校工作组办公室主持召开红五类子弟部分同学座谈会，鼓励他们积极参加阶级斗争。

从15日起，学校里也出现了一批批驳刘才堂、王铁成、蒯大富的大字报：【揭穿王铁成的真面目】、【应该相信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蒯大富、孟家驹是左派吗？】等。

北大：从早晨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群众到处围住黑帮分子，高呼口号，揭露、控诉陆平黑帮罪恶。这时，工作组仍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三中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全校贴出许多拥护这决定的大字报，各系斗黑帮，游街现象少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

北大消息：

清晨5点，北大继续斗黑帮分子。这天的斗争，是十几天来群众之中憋着的怒火的总爆发，是这一阶段运动的最高峰。校园里人山人海，群众革命情绪达到白热化程度。哲学楼、大饭厅、32楼、35楼、38楼、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北大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了（陆平、彭佩云除外），有的黑帮分子一上午被斗了几次，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有的也狠狠地揍了黑帮们几下。这天上午被斗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的统计有50多人。

中午11点多，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坐着小汽车满校园乱转。气势汹汹地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去“学习”、“讨论”，不许再斗争。

晚10点，张承先怒气冲冲地给北大师生员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光凭痛快、解渴、出气”。他不经任何严肃认真的调查，抓住群众运动中难免的个别破坏现象和某些偏差，大做文章，把“6.18”说成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把革命打成反革命。群众斗争吓破了张承先的胆，他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的幌子下，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例如：不许搞所谓背着工作组的秘密活动（其实是革命串连），不许参加外单位的斗争会，等等。他要各单位严格审查那些参加“6.18”斗争的同志的动机，揪“假左派”。

周赤萍去北大取经，回清华来开会传达说：北大出了个反革命事件。


6月19日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

薄一波副总理、王光美来我校看大字报。薄副总理与蒯大富辩论了30分钟。

薄：“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蒯：“15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要蒯大富不要当带引号的“左”派，站到工作组一边来。

晚饭时，王光美在七饭厅（女生食堂）见到同学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

北大消息：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北大系工作组组长会上，进一步肯定“6.18”是反革命事件。张承先昨晚报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纠察队，5个校门的门岗森严，外单位不许进校。同学外出，必须事先向工作组请假，回来要汇报。出校门时要查看证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组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实际意味着互相监视。有的工作组还让纠察队暗中监视学生宿舍，以防同学由窗口跳出。

北大被打下威风的陆平黑帮分子又嚣张起来，他们照样看电视、睡大觉、打太极拳，

骑着自行车到处窜，自由出入校门，不认真写检查。彭佩云更加嚣张，公开叫嚷要和历史系师生辩论。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李小忠从林学院抄来【访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吸引了很多人。有的系总结前段斗黑帮经验，布置下一段斗黑帮任务。

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6.18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发生少数人反对工作组的事件。


6月21日

王光美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组员”（自称），但实为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幕后操纵者，在工化系蹲点。

下层干部开始“下楼”，分别自我检查，接受群众批判。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大家想一想】，蒯大富在他大字报上加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批语被工作组指为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


6月22日

有人在女生食堂贴了【天堂和地狱】大字报，内容激愤人心。大家纷纷向“臭小姐”开战，要求取消女生食堂，揭发黑党委是收买人心。这天开了【修记女生食堂送葬大会】，游斗艾知生和其他黑帮，给女生食堂这“兴修铺子”抬棺送葬。

化902李世雄和鲍长康想问一问工作组，王光美同志到底来了没有？结果在强斋工作组处遇到偷听、偷看……，让他们等了4个多小时还没被接见。……发生了所谓“电话事件”，点燃了反蒯斗争。

王光美在工化系一部分师生座谈会上说：我们不知内情光喊口号并不能斗倒蒋南翔，报上没点蒋南翔的名，陆平是撤职，蒋南翔是停职，要从揭的材料看是不是黑帮。在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要斗，否则以后就被动了。

王光美还提出层层剥皮战术和依靠知情人的战术。

蒯发出给师大女附中的一封信。


在6月14—24日期间，除上述情况外，此期间同学大部精力在打黑帮，一些人给工作组贴了大字报，但并没有使打黑帮不能进行。


6月23日

蒯大富等十人贴出了【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怀疑“电话事”件中工作组有阴谋，引起许多同学注意，有人要求工作组出来澄清事实。

学校开始封校门，不让外校来串联。（直到7月20日）

贺鹏飞与同班学生商议，准备“引蛇出洞”和蒯大富辩论，并肯定“蒯大富是反革命”。

当晚，工化系工作组张茜薇召开了部分文革小组长扩大会，凡不同意“反蒯”的核心组长不让参加。会上片面介绍了蒯的情况，把蒯大富6月10日前的反蒋也说成保蒋，布置了围攻：“这是一场夺权斗争，要组织反击。”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左派学生的光荣职责】的社论。有同学贴大字报说此社论是大毒草。这种敢想、敢说、敢革命的精神，在反蒯斗争中被打为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行，很多人进行了检查，被迫承认了“错误”。

6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林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凌晨2点左右，强斋下令，工作组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位上拖起，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

以工化系为主体，反蒯开始。不少人把蒯大富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阻止说“不要反击同学”，叶林不听。后来杨东胜遭排挤，而反蒯积极者受宠。

上午10点统计大字报简况（大礼堂周围）：围攻蒯大富有的13份，其中工化系12份，支持蒯的2份，全部为外系的。

中午，在新水又一次召开会，对除工化系以外的“可靠”的文革干部进行反蒯动员。

下午3点，叶林传达23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说：我们不要被大好形势所陶醉，在群众大斗黑帮的同时，也有复杂的情况。其性质有：⑴ 黑帮分子的预谋；⑵ 资产阶级权威及其拥护者，在积极反抗；⑶ 右派学生，以大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带着阶级仇恨，阶级偏见，报复心理，进行猖狂的活动；⑷ 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 “他们利用群众愤恨黑帮的情绪来反党，这一点要和左派讲清楚。比如煽动打人，如打了有民愤的干部，把党的威信搞臭，还有利用打倒一切的口号，制造混乱，除了毛主席谁也不可信了，企图把斗争引向新市委。”，“有的地方叫嚷党员团员全烂了，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有些人围住蒯大富，进行辩论。贺鹏飞指使光0某些同学把蒯引出，进行辩论。

晚上，在礼堂召开第一次大辩论，双方争论不休，大部分同学抱着澄清事实的态度参加。叶林、周赤萍、杨天放中途参加了大会。叶说蒯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要求一切革命师生表明态度，并引用了当天发表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道路】的最后一段话。周赤萍在会上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不许怀疑和反对工作组。

许多同学想不通，认为工作组错误估计形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会议还未进行完，就有不少同学退出会场赶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市委等汇报情况，认为叶林是定调子压制群众。

叶林在以后的某次干部会上讲：“24日晚开会，有1000多张条子，有200多张反动条子，80％没名字，要把没名字的条子贴在牛皮纸上，放在大礼堂追查名字”。

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6月25日

昨日的辩论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整个清华园沸腾起来了。校内对反蒯和“6.24”辩论会的看法尖锐对立。刘泉、张云辉等贴出【叶林，我们要罢你的官】大字报，刘才堂贴出【接受叶林的挑战】大字报。出现了不少责问工作组和对工作组质疑的大字报，也有拥护叶林讲话的大字报。对工作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的人，被工作组打成了蒯的干将、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取消了24日晚已经同意25日的大辩论，组织同学讨论“6.24事件”。讨论会上工作组员反复强调叶林、周赤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都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校内【无限信任工作组】、【工作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类的大字报迅速复盖上了怀疑、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附中贴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传到清华，一些人称它是反革命宣言。

下午，叶林同志开始传达李雪峰的报告。按对工作组的态度，分期分批传达，不准记录。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一反击战中，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针锋相对，毫不迁就。中午后形势开始变化，从批评工作组转为批判蒯大富。

晚上，传来许明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的批语是反革命的。


6月26日

叶林的传达报告作用很大，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用他自己的话说；“3点传达，6点见效，12点压倒优势”。大字报几乎都是反击蒯大富，支持工作组的了。出现了许多口号如：“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

很多同学在压力下纷纷检查的同时，开始出现各系游行，声讨蒯大富，树立工作组的绝对威信。文工团首先发起游行，在强斋门前喊出“用生命保卫工作组”的口号，工作组接待人员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正确观点向全校宣传。鼓励同学游行示威。


6月27日

在“胜利”的形势下，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为反革命分子，提出引导三步曲：⑴ 引导同学承认自己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⑵ 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⑶ 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是完全统一的。

各班、年级、系都开始“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以后，对这些人实行了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和蒯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过关，承认自己是犯了“立场错误”。

在批判会上，蒯大富的发言十分强硬。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


6月28日

蒯大富贴出【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和【致刘才堂等同志】的大字报。

蒯大富在声明中说:“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我永远也办不到！”，“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倒。”，“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6月29日

蒯又贴出：【致叶林同志】、【告全校人员书】。校内马上有人出来反对，并要求上级对蒯实行武力专政。


6月30日

蒯大富等人被监视，轮番斗争，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明天是“七一”，今天校内洗去了大批大字报。


7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上午10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陶铸同志到北大作报告。

全校开庆祝“七.一”大会，叶林以权威的姿态总结毛泽东思想，但只字不提毛的四篇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著作。

上午举行庆“七.一”游行，蒯式人物有许多被剥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权利。有同学对着毛主席像写血书，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表达自己革命的决心。为自己成了“反革命”痛苦，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工作组见后，无动于衷，加速反蒯步伐。工作组接二连三地组织校、系、年级、班级的辩论大会，一步步把蒯派弄臭，并公开对他们实行“专政”。取消他们行动自由，不许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甚至进行“隔离性保护”，写交待材料、按手印。

《红旗》杂志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7月2日

物9学生朱德义（年级文革成员）因怀疑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他开始如实交待自己的“错误”，说自己“避重就轻”；后来他用铁锤打击自己的头部，在昏迷状态下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被说成是想在大帽子下溜掉。朱德义感到走投无路，于晚8点30左右在五道口卧轨自杀，断腿一只、伤腿一只。工作组向市委汇报，说朱是畏罪自杀。

蒯大富今日贴出【再致叶林同志】。信中讲：“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了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信中对工作组提出十条要求：“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作深刻检讨。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一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撤销工作组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的职务……”

晚上全校再次斗争蒯大富（剥夺他的发言权）。


7月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中午，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在新水门前又一次与蒯大富辩论。当着很多同学面，薄说：“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他在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得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大字报区开始出现批判李小忠的大字报。

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郭影秋在【关于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汇报要点】中，讲到运动复杂性举清华例子说：“清华大学一些右派学生，不仅要赶走工作组，而且反对新市委，甚至反对党中央。该校学生王铁成贴出大字报说：‘修正主义根源于社会制度’，‘修正主义正在蔓延，最后达于党中央’，他们宣称新市委不可信。该校学生蒯大富在工作组入校后才几小时，就对工作组表示怀疑，接连写出‘工作组方向错了’等几篇大字报，号召夺工作组的权。他写信给师大一附中的某些同学，猖狂叫嚷‘夺权！夺权！夺权！’。从六月十四日直到现在，拥护工作组的人同蒯大富等反对工作组的人之间的斗争，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


7月4日

校工作组开会正式提出“反蒋必须反蒯”，要求把其对工作组的意见逐条批驳。此后各系各班批判蒯式人物，群众斗群众达到新高潮。

蒯大富开始绝食，抗议工作组不让他去中央。工作组仍然鼓励师生员工跟他辩论，一天数次。随后工作组又预演并上演了对王铁成、李小忠的批判会。

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5日

自控系510教研组青年教师史明远（文革小组成员），被认为反工作组，几次遭突然袭击，打成反革命。对他批判斗争，清晨他在十三陵服用敌敌畏自杀。


7月6日

各系开始分别成立新临时党总支、分团委。工作组包办代替，亲自担任主要干部。工作组发下批判蒯大富的提纲。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


7月7日

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主持，刘涛、贺鹏飞、杨天放参加，王光美也亲自督阵。此日，工作组印发了《32111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大家学了以后，非常激动。很多蒯式人物不相信自己是不反党的了，纷纷检讨“悔过自新”。

校部陶XX因被打成反革命跳湖自杀，没有淹死。工作组没向上汇报。


7月8日

全校开揭发批判蒯大富大会，发言经过预演、审查通过。会上叶林最后讲话：⑴ 蒯大富是念念不忘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野心家；⑵ 蒯大富等一小撮人在清华的出现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是阶级斗争在清华的反映；⑶ 对蒯大富等一小撮人也要区别对待。强调要继续对王铁成、“小三家村”进行批判。六、七、八日3天，工作组组织看保定地委派出的文化工作队放映的四部社教幻灯片。


7月11日

下午，最后一批传达李雪峰报告。传达后，叶林说：“蒯大富的祖父把他母亲推死了”。事实是蒯母仍活着。


7月12日

全校召开大会批判王铁成。会后杨天放讲话，让出身不好的人交待自已的家庭问题，并说早交待比晚交待好。目标还是对着学生。


7月14日

全校各系大规模批判“蒯派”和各类反革命分子。

全校也在学习刘英俊和讨论教改问题。


7月15日

吴德同志到北大，传达李雪峰同志对张承先的批评。


7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北大的工作组长已开始检查自己的问题，工作组的问题很快被彻底揭露了。

晚上，工作组在全校党团员会中传达中央文件。叶林讲话，肯定反蒯的伟大胜利。


7月18日

上午，全校团员会传达中央文件【关于撤销五人小组意见】、【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及【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等。传达后叶林讲话宣布反蒯急刹车，转入打黑帮。同学毫无思想准备，有的系布置赶写揭黑帮的大字报。原定批判李小忠的工作扔下不了了之。

晚上，叶林对前各系总支以上干部100多人作“政策攻心”。他说：要打黑帮了，先打个招呼，你们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揭得最深最透。连党籍问题，老婆问题、劳改问题都关怀到了。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如果要揭发问题，最深透的应该是在座的人”，“有些人感到沉痛，有的顾虑党籍、家庭问题，见不得人，想去劳改，这种心情是完全可理解的，这是认识错误的开始。”

在反蒯斗争期间，黑帮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写“材料”。刘冰、胡健、艾知生、何东昌这批人坐在沙发上交待问题。一张参考消息，胡健翻来覆去的钻研上两小时。

北大消息：晚8时，历史系三年级世界史班王海治等六位同学贴出【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估计了北大运动的形势。晚9时，聂元梓同志在38楼前对哲学系全体同志讲了话，指出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号召同学们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校系两级工作组。

北大写出许多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时对工作组错误的认识，大致分三种观点：⑴ 认为工作组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⑵ 认为工作组有路线性的错误；⑶ 认为工作组有严重右倾思想，还有人提出罢张承先的官。


7月19日

各系工作组长找“小黑帮”作“兵临城下”的讲话。机械系工作组长号召黑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7月20日

北大同学送来一张【要运动】大字报，质问清华园内为什么冷冷清清，指责清华工作组封校门，不许革命串联。但刚一贴出，立即有不少同学围攻说：“北大的蒯大富又跳出来了”。王光美来看大字报，得知此事，对同学说：“反蒯有成绩，北大的大字报一来就顶回去了”。

晚上，全校开批判黑帮大会，部分同学在礼堂内，大多数人在外面听，少数学生代表发言。会上让艾知生、胡健、刘冰站在台前，大声愤怒揭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下镜头）。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黑帮分子罗征启也上台揭发。他命令几个黑帮头目起立又坐下，引起同学极大愤怒。


7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上午全校在礼堂召开了第二次斗争大会，让艾知生、胡健、刘冰、何东昌站在台前，大声揭发。方惠坚上台发言，什么东西也没揭发出来。邢家鲤慷慨陈词，引起极大民愤。杨天放带头为之鼓掌，引起同学惊讶。

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视察，看大字报。


7月22日

学校组织（工作组根据同学表现而让部分人）去天安门参加抗美援越大会。学校揭黑帮但冷冷清清。

北大消息：

上午9点多钟，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到北大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并看望全体革命师生。同学迅速涌向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召开座谈会的燕南园，11点半左右，在结束了小型座谈会之后，他们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与大家见了面。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先后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对同学们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陈伯达同志指示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要采取辩论的方式，把问题弄清。”

晚9时至12时，中央文革关锋、王力在新斋771号接见蒯大富，谈了3小时，表示支持。


7月25日

大家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畅游长江，欢呼起来。

晚上开第三次全校斗黑帮大会，取消了“知情人”的发言。同学们用自己亲身受到的迫害控诉蒋黑帮的罪行。台上台下热泪盈眶，血淋淋的事实激动革命师生员工的心，到会者受到很大的教育。

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晚上，刘少奇主席冒雨来校看大字报。

北大消息：

上午，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对同学们作了讲话。

晚八时，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再次到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刘志坚、王任重、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同志又来到北大，李雪峰、吴德也赶来参加大会。

在倾盆大雨之中，在北大东操场，江青同志等亲自主持全校师生员工的辩论大会。他们非常谦虚，非常和蔼，高度评价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四大”大好形势。他们坚决支持广大师生的革命行动，充分肯定大家的干劲和热情。江青同志说：“革命派的学生、教职员如果要我们来，我们就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是来做小学生的”。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一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同志鼓励大家：“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他明确表示：把“6.18”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他反复强调了革命的“曲折性”和“反复性”，要大家在反复，曲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康生同志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阐述了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真理，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最后，江青同志表示：“一定把同学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当晚，下雨不止，中央首长和同学都未带雨具，但会议仍坚持开到深夜1点半。江青同志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宣布暂时休会。

我校行政生活处三饭厅炊事员王章在生物馆被关，上吊身亡。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工作组宣布文革代表大会的选举，并要求第二天选出班代表，三天内选出代表大会成员。

北大消息：

晚8点，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第四次来到北大，陪同前来的有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戚本禹、穆欣、曹轶欧等同志。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第二书记吴德同志也赶来参加。江青同志继续支持了辩论会。会上辩论很激烈，出现了一些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涂脂抹粉的发言，甚至有的发言是张承先等人亲手策划的。

会议结束前，江青、陈伯达、康生相继讲话，江青同志愤怒揭发了张承先错误的干部路线以及他有意识对抗中央的阴谋诡计。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他说：“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大家“搬掉这个障碍物”，揭开这个盖子，破除对工作组的迷信，破除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并且正式建议：在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他还提出了有关选举工作的具体建议意见。康生同志在讲话中除了重申陈伯达同志的建议外，再一次深刻地全面剖析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路线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再一次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号召我们“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并就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运动的整个部署作了重要指示。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北大多次发表讲话，指出工作组是绊脚石。强调有人“提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是错误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代表党领导。其他人只要不按主席指示办事，都可以反对，“群众是运动的主人”。

“北大工作组烂了”，“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作检查”，“撤销工作组”……，这些消息传到清华，清华园沸腾起来了。


7月27日

凌晨，无线电系雷蓉（雷任民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对工作组提出五个问题：⑴ 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运动；⑵ 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发动群众；⑶ 害怕民主，怕出乱子，给群众泼冷水；⑷ “6.24”后把矛头指向群众是错误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⑸ 未积极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雷、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打破了死沉沉的局面，揭开了工作组的盖子。有人说是革命大字报，也有人说她们是雷大富、王大富。这没能压住这场辩论，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大增多。工作组对雷、王大字报没表态。

下午开系文革主任会，决定“把握住大方向”。王光美同志说：“是黑帮跑不了，不是黑帮也贴不上”，并说：“引火烧身也没什么了不起”。会议作出继续打黑帮的决议。校部工作组提出了包括李康、刘天雄在内的《临时校系委员会》名单，由张维负责对外接待、联系分校等重要工作。

江青在北师大讲话说：“你们已经至少十八、九岁了，还要阿姨、叔叔吗？”，号召群众自己闹革命。

晚上，李黎风（李景泉之子）主持了与水利系“反动学生”陈诞康的辩论会。因陈不摆观点，在会上引起同学对反对工作组同学的反感。

聂元梓向北大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


7月28日

工作组广播通知：要尽快选代表，主要任务是打黑帮，不要转移视线。

上午，《临时校系委员会》联席主持与雷蓉、王小平辩论会，会前并未通知她们。大会主席李黎风撒慌说已打电话通知她们。王任重、关锋等同志到会讲话。

叶林接着也被迫讲话：到底谁是谁非要靠大家独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让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随风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陈、江等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精神、毛泽东思想的。……叶林最后作了检查，说雷、王大字报的“精神”是革命的。把工作组的问题说成是领导方法问题，说成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的问题。王任重在叶林讲话时离开会场，叶林脸部无表情，也没回头看一看，更没欢送。

会后，一批根本否定工作组大字报贴了出来。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下午工作组就在同学中宣布了要撤走工作组的决定。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告成立，主任委员为聂元梓。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 后当群众的先生】

全校出现大量大字报展开关于工作组的辩论。

上午，在东大操场由工作组宣读新市委关于撤出工作组的决定。宣读后，叶林提议由原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临时筹委会》，负责“立即改选”和“日常工作”，鼓掌通过。

下午在人大会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同志讲了话。刘少奇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他还说：“现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是听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你们要选举你们相信的人，选举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你们运动中要保护少数。……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讲了各种话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不要去成天和他们辩论，使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这不得了了，更可以保留了。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到会同志。新市委的通知中说：“要受到迫害或持不同意见的人来参加会，如清华的蒯大富同志。”

晚上6点，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讲话。后来同学自发在大礼堂辩论工作组问题，王光美最后发言说：“清华运动中缺点、错误、成绩都有。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看法，但现在不讲，以后再讲。……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者，可以考验嘛！”。并在这个时间宣布自己从6月21日就是工作组员了，而且一直在校内参加了工作。说刘少奇在一次大雨之晚也来看了3小时大报。

雷蓉、王小平等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六.二四以后工作组的路线是错误的】

贺鹏飞、李黎风等写大字报指出“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不够”。

蒯大富贴出：【站住！叶林，把帐算清再走】。.

晚上，动农系杨继绳、宋书珍、黄宛贴出【王光美定调子】的大字报，指王光美定调子，阻碍运动。这张大学报贴出后引出了数十张大字报反驳。


7月30日

王光美讲话后，学校出现一大批肯定工作组“成绩”的大字报。说方向正确，成绩主要。

晚上王光美参加九饭厅食堂服务，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之后大字报出现了歌功颂德声，如“向王光美同志致敬！”，“学习王光美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有人把此事写成大字报贴上王府井：“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在人大会堂一小会议室，总理分别找了三批观点不同的同学及蒯大富等人谈话，了解清华情况。前一拨是刘涛、贺鹏飞等，后一拨有王小平、雷蓉，张征尔、杨继绳等参加共１０人。


7月31日

林梅梅（林枫之女）、刘菊芬贴出【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说王光美曾说“蒋南翔性质未定，现在定了将来被动”，说王光美对她俩给刘涛提意见不感兴趣，听不进去。

雷、王等十几人贴出的大字报很多人支持，认为这是说出了同学的心里话。也有人反对，说这是片面的抓缺点，只看错误不看成绩。

清华附中红卫兵来清华贴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8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

建军节之际，贴出许多【向老革命周赤萍同志致敬！】的大字报。

下午全校听关于学习刘英俊同志的录音报告。


8月1日～8月12日，中央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自控系文革副主任刘菊芬等集体辞职自我罢官，认为现在文革组织不合法，起对文化大革命起阻碍作用。这引起一场辩论，不少人认为这是革命行动，说他们提出的“不要班系界限”更易发动群众好得很！

晚，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王新民、王苏民、孙炬、王鲁光、邱承光，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纯荣、李新桅、等贴出【我们的责任】的大字报，指出在上级的帮助下他们认识到工作组犯方向性错误。工作组把与蒯大富的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反蒯是群众斗群众。

北航传来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对联讲话，引起一场大辩论。


8月2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贴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中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十七年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目光最敏锐，斗争最坚决。而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账王八蛋们吗？”，“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下午，北航学生打着【对联】开到清华园，与我校同学辩论。

晚上，全校关于【对联】的辩论轰轰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刘菊芬主持会议，基本一言堂，喊出了“横扫一切混蛋”口号。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有的系在“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旗帜下发生了打人事件。

这两天成立《贫协》的呼声一浪高一浪。

晚上周总理、朱委员长来校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找部分同学座谈至3日凌晨。

北大消息：哲学系孙蓬一等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张承先与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黑帮头子××和前中宣部副部长黑帮分子×××的联系。晚上，叶剑英、杨勇等首长在北大校园看大字报。


8月3日

上午，一些人去体院辩论对联。

中午，在《临时筹委会》安排下，广播台广播了【要求打黑帮，欢送工作组】大字报。

下午，各系纷纷组织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

贴出批判工作组【请看兵临城下路线】大字报。

晚，部分同学（约300人）在主楼Ⅲ—208开了串联会，蒯大富、刘泉等人参加。


8月4日

各系继续成立《贫协》。下午，刘菊芬出面组织《自控系红卫兵》。

晚上8点，全校两万多师生集中在东大操场，开了【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周总理、陶铸、陈伯达、邓小平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叶林同志代表工作组检查，避重就轻，不谈本质，不谈白色恐怖、自杀事件等，而在一张时间表上作文章。会上十位同学发言，又发生揭老底、群众斗群众现象。

总理、董老、陈伯达、邓小平同志作了讲话。指出了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李雪峰检查新市委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周总理讲话：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29日找工作组开会，30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锣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麽，当前的政策是什么，把方向搞错了。就是说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在学校进行三大任务：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不是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集中力量向这个主攻方向战斗，而是转过来，工作组在群众中找岔子，找毛病，发现问题。就领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然引到严重的错误方向上去。而今天这个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现在我来讲一讲为什麽会犯这个错误，……我们上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没有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和政策，……以致造成北京市几乎无例外的工作组与一部分同学对立，引起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斗争，转移了主攻方向，整个方向错了，这是上面的责任。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扣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听说你们清华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并起草了章程。上午在中央书记处，文革小组开会谈了，党在学校的政策不是这样。相信你们这样想会有一定的考虑，更相信你们会按毛泽东思想，按中央政策办事。因为这样才能按党的要求争取团结，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这个政策在清华园也不例外……。“毛主席让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批判、斗争”。指出“叶林同志的检讨只是初步的检讨”，为了进行斗、批、改，“应该首先对工作组的方向性严重错误进行批判、辩论，这是需要的”。并主张为蒯大富、刘泉平反。

总理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各系《贫协》自动解散。部分同学认为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部分同学认为应立即转入打黑帮。两派同学意见明显分歧。

北大消息：晚八时，在北大东操场举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严厉批判张承先的错误。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不是来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的，而是来镇压北大文化大革命的。会上朱德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讲了话，作了重要指示。

康生说，他接到主席通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他知道“聂元梓解放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也解放了”。


8月5日

就工作组问题展开辩论，出现严重分歧。出现两派对立的意见：一派要把工作组错误路线辩论到底；一派认为工作组检查可以通过，要立即打黑帮。

周赤萍来冶金系作检查：“现在我们初步认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在检讨会上，有人要求周赤萍同志讲长征故事。

大字报动态：大部分同学认为叶林检查不深刻。力05班19人（除刘泉和另一人外）贴出【力05班同学郑重声明】说，前天晚上赵文秀对刘泉的揭发纯属造谣。

有人贴出向王光美、薄一波质疑的大字报。


8月6日

蒯大富贴出：【给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学校出现了一些打黑帮的大字报。

北京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会。江青在会上建议修改对联：“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7日

中午广播《临筹》提出的“8.7建议”，说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愿意打黑帮的打黑帮，愿意辩论的辩论。


8月8日

上午在化学馆301，主张继续辩论工作组问题的同学，以化00唐伟等人发起《八.八串联会》（简称《八.八》）。他们反对并要求撤销“8.7建议”，宣布串联会的基础是辩论工作组问题，要辩论到底。

当晚组织了辩论会。《临筹》派人参加了主席团，对于群众要求取消“8.7”建议的要求，贺鹏飞说“等回去研究一下再回答”。

晚8:30广播了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


8月9日

上午9点，《八.八》在化301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晚上继续开辩论会。

上午10点，在西主楼3—208B，要打黑帮的一派组织了《八.九串联会》（简称《八.九》），即“尽快打黑帮”串联会。他们同意“8.7建议”，不主张把工作组问题辩论到底，认为不需要参加辩论。

晚上，《八.八》在礼堂组织辩论工作组问题。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参加了大会，叶林在群众要求下零点才来，一言未发。

工作组在主楼后厅召开澄清事实会，实为摆工作组的成绩。

同学们认真学习【十六条】。

大字报动向：“工人挨斗”、“黑帮斗群众”、“自杀事件”、“房九血书”等有大量事实揭出。大部分群众注视着这一场辩论。


8月10日

《八.九》组织了近100人的斗艾知生会，会议开始前由礼堂前游街而过。

下午4点30，工作组在主楼继续“答疑”，由自控系、工物系工作组副组长讲了“自杀事件”真相，并做检查，群众不满意。

晚上，《八.八》又组织了一次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从8月8日到10日连续三次会，推动了学校向工作组错误路线斗争的工作。揭出了自杀、血书、兵临城下等几个重要事实，提高了群众对错误路线的认识。但会上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内部意见不一致，摆事实不够，上纲不合适等。由于《八.九》不参加辩论，因此会上意见一边倒。有个别人叫叶林低头，北大一位同学认为叶林是黑帮。

毛主席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王任重的秘书张生谈、傅明贤从湖北调来清华，以新市委名义当我校联络员。


8月11日

《八.九》见辩论刹不住，便做出“以辩论参加辩论”的决议。

晚上，《临筹》组织了东大操场辩论会，开始就指定辩论“工作组是延安还是西安”、“叶林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会上各种意见都有，有的再次揭老底，群众斗群众；有的澄清事实；有的说叶林是反革命；还有的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会议准备不好，不少发言无说服力，只是争吵不休，同学中途退场近半数。最后宣布：⑴ 明天每人发一套毛选；⑵ 市委决定撤走工作组，工作组分批陆续离校到市委党校集中整训。会上没有传达吴德同志的几点补充说明，保工作组过关。


8月12日

《解放军报》社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

中午12:30，《八.八》在西主楼3—208开紧急会议，晚9点又开第五次串联会。认为工作组撤走了但错误路线没撤走，一定要彻底批判。

工作组分别在各系做检查。全校出现欢送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人写：“最最敬爱的叶林、周赤萍同志”、“工作组取得很大胜利”、“向你们学习”。这几天传出4日叶林检查是总理秘书和叶林共同起草的，总理过目。

下午在东大操场举行“毛泽东选集”授书仪式。当两辆彩车在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驶入会场时，全场雷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会议开始。在“东方红”乐曲中升旗，人们噙着热泪接过“毛泽东选集”。晚上有1000多人到城里游行，送感谢信。


8月13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见报。公报强调四年来毛泽东思想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全校革命师生热烈欢庆,在校内游行。

工物系《八.九》斗黑总支书记余兴坤，效果很差。

工作组全部离校，一些系敲锣打鼓地欢送工作组走。工作组发表离别信，说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8月14日

《八.九》串联会决议：将“尽快打黑帮”改为《立即打黑帮串联会》；海报第二天斗艾知生。晚上《临筹》扩大会议吸收唐伟、吴栋参加，要大家“总结经验，避开工作组问题”。

下午《八.八》开会，仍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到底，为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

蒯大富大字报：【致《八.八》串联会】、【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冶金系部分同学发起关于工作组辩论会，蒯大富在会上发言，有人喊：“提高警惕小心扒手！”


8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

上午《自控系红卫兵》在西大饭厅斗艾知生，由于准备不足，又有许多人反对这种单独行动，故斗争不成功。文斗不成，气急了附中小将，将艾知生打了一顿，事后贴了大字报骂清华尽是些书呆子。

中午，广播吴德同志的补充讲话。

下午，《临筹》召开【全校活学活用十六条誓师大会】，号召结合工作组问题，学习【十六条】，总结经验。贺鹏飞在会上代表《临筹》发言，提出活学活用【十六条】，彻底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但不要把矛头指向个人。


8月16日

周总理分别找《八.八》、《八.九》及《临筹》负责人座谈。


8月17日

《人民日报》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工化系研究生雷复等六人贴出大字报：【叶林镇压革命派的六条大棒】。总结工作组在清华五十多天内“对黑帮分子关怀备至、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六条大帮就是：⑴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⑵ 从左面来的敌人比从右面来的敌人更危险；⑶ 动机效果等同论；⑷ 逐步升级，提高上纲；⑸ 挖祖坟查三代；⑹、翻老账、抓话柄、揪小辫子。所·说“前三条是理论基础，后三条是方法论”。

《八.八》串联会召开紧急会议，坚持把工作组问题辩论到底，提出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要肃清工作组错误路线的余毒。认为目前尚有余毒存在，一些受打击的群众没有彻底解放出来。认为要达以上目的，可能要牵扯到一些个人问题。

当天，学校内四处出现《八.八》张贴的海报：根据总理的指示，十万火急，收集若干方面材料。

北京二中红卫兵在市内张贴和散发传单【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


8月18日

上午，在天安门前举行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的袖章会见了文化革命小将，检阅了百万大军。

林彪、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林彪同志讲“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会后，清华部分同学到高教部斗蒋南翔……。蒋极不老实，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清华蔡一环等人也“神秘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自控系部分红卫兵组成《敢死队》。


8月19日

清晨3点左右，《向日葵》（唐伟、陈育延、吴栋）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内容说：“反蒯期间她直接插手斗争蒯大富同志的准备工作，是她作了叶林的后台，血洗了清华的革命造反精神，造成了一个多月的白色恐怖，她才是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头。……我们决不让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溜掉，不管她有多大的红伞，打着谁的旗号，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扒手，追她的根，挖她的底！刘涛一定要明确表示态度！……”

《解放军报》社论：【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报纸刊登了昨天出席百万人大会领导人的名单，×同志明显排到后面去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很多人在【王光美是清华园里第一号大扒手】大字报上批语，围攻这张大字报。反对的多，拥护的少。

上午王方安给总理贴了大字报，不同意为蒯大富平反。

中午11点，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袁塞风、王新民等贴出了【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他们都是《临筹》的人，写出这张大字报影响很大，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同学们开始响应，把注意力转到王光美身上来。

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贴出【清华园必须大乱】、【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大字报。马楠以红卫兵名义贴出要罢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官的巨幅标语。

晚上，《八.八》召开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辩论大会，向错误路线作彻底的斗争。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把此会说成右派翻天，闯入会场，大打出手。他们在会场三次散发名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传单，打乱修缮科工人的讲话，而且不顾主席团执行主席袁塞风的抗议，喊：“不许右派翻天！”。同学们要求他们摆明谁是右派，他们说，我们有所指，是谁大伙知道。

马楠10点左右打电话给某人说：“11点有好戏看”。果然，11点时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抢占讲台，反复朗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口号之声此起彼伏。当其他同学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拿出那付对联来，大喊特喊，并让别人报家庭“成份”。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后来，因无806下中农子弟唐海山不满《敢死队》的作法，拉话筒而发生了严重打人事件。最后他们强夺了会议的领导权，压制了这次辩论，这是“8.19事件”。

在会上宣布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

今天首都红卫兵开始成群结队走向街头，横扫“四旧”。


8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

《解放军报》发表社：【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

上午，全校《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开了个批判工作组的大会，对工作组错误路线作了较系统、完整的批判。

下午突然转入斗黑帮。100多名教师去高教部揪蒋南翔。中午1:50广播说：“清华红卫兵紧急集合，完成紧急任务。”2:00广播说：《临筹》已去高教部揪蒋南翔了，让大家去西大操场。会上，又唱：“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革命谁就站过来，谁不革命滚他妈的蛋！”，把辩论工作组的人说成不革命，不打黑帮。

等了许久，由于中央不同意，半路把蒋南翔截了回去。贺鹏飞宣布：⑴ 家要斗黑帮的心情，我已转达给王任重同志，王任重同志转达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要亲自指挥我校斗蒋南翔；⑵ 在毛主席没有下斗的命令，不能斗。会议改成了【清华红卫兵斗蒋誓师会】。

《1053》战斗组贴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大字报讲刘少奇“狂妄至极，唯我独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极力反对毛泽东思想，……他面对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慌手脚，赶快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设障碍，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撤销了工作组之后，这一部分人便成了取消主义者，……划圈圈、定框框、保护黑帮过关。”

篮球队孔XX等三人贴出：【致江青同志】大字报。

关于王光美的大字报多了。


8月2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道路上胜利前进】

社论提到了1964年的形“左”实右错误，1966年，文化革命又产生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扭转了错误的方向”。指出：“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撤他的职，罢他的官。”

陶铸同志在人大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保卫。”

《向日葵》战斗组又贴出【王光美就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晚上，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说首先要造王光美的反，和王光美的错误划清界限。指出王光美不是一般工作组员，而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反蒯重大决策是她制定的。而且不仅揭发批判了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中错误，也涉及到四清中的一些错误。这在全校震动很大，不少人冒雨去看这大字报。

贺鹏飞等立刻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刘涛同志的革命行动】。很多人把王光美的问题和18日万人大会后报纸上的情况联系起来，也支持她的这一行动并希望她进一步造反。刘涛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标题写出这张大字报对同学的影响很大。清华今天贴王光美的大字报激增。

下午《八.八》开会，有人提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晚上，《临筹》召开辩论会，没多少人参加。

清华《新校刊》第二期出笼，每宿舍发了两份。除了发表【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必须彻底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等文章，还发表代表队《红卫兵》吹捧蒋南翔的大字报，说：“6月10日以前，清华园里的运动轰轰烈烈，……大家各抒意见，……真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任重、房8的陈XX等人贴出【改组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大字报，受到反驳，几小时后涂了标题。


8月22日

《向日葵》贴出【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上午，出现了几张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有同志呼吁开辟内部馆，没有引起重视。

下午，吴栋、陈育延、唐伟等召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后一段刘涛、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到会表示支持祝贺并宣了誓。并把晚上大会的保卫工作交给《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晚上，全校开万人大会，叶林回校作第二次检查。基本认识到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制造了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大多数同学认为这个检查基本可以了，但仍有许多疑问没消除，准备再让叶林承清一下事实就可以了。不少人“希望王光美回校来检查”。

周总理同大家一起冒雨参加大会，指出工作组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学如果还有意见还可以检查。指出群众有结社自由，各个革命组织是平等的、允许的。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中央，在京工作的常委也有责任。指出应尽快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打黑帮。努力学习，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等。欢迎大家给自己贴大字报。总理说：“把我的讲话再谈一遍，一个人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改造自己。上次我就说过，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长时间热烈鼓掌。雨下大了，红卫兵给总理打伞，总理说“不用”。）

贺鹏飞发言，作了检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并指出了王光美应负主要的责任。

会上，自控系红卫兵《敢死队》代表蔡一环发言，一反往常，坚决揭发批判工作组，说《临筹》是修正主义苗子，大骂一通，博得一片嘲笑声。


8月23日

关于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不断增加，极少数人写了攻击党中央和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大字报。贴出了几封给总理的信，表示不同意总理昨晚讲话中的一些意见。（作者中哪个组织的都有）

还有一些给自控系《敢死队》、《临筹》、刘菊芬提意见的大字报。

《临筹》在这天向中央及市委汇报：“目前出现攻击《自控系红卫兵》的讲话，攻击红卫兵实际上是攻击《八.九》及全校红卫兵，抬高《八.八》威信。《八.八》组织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招收的成员成分复杂，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全加入。他们攻击刘菊芬的后台是王光美，攻击8月22日讲话。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部分人贴出大字报呼吁要内外有别。《临时筹委会》号召把关于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去，广播了两次，许多人未听见。而且内部馆未打开。

晚上开始流传，据说主席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对蒯大富单独成立自己一派红卫兵的想法，给予了鼓励。


8月24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6年8月21日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凌晨1:00点多，制8的一同学从北大转抄来一张毛主席的大字报。（不多久便撕下去了）

5:00 陈伯达同志在北大讲话，他说：发表毛主席文章是很慎重的，一般经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你们不要听谣言。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或信给我带给他本人，贴了大字报他也看不见。有人把此讲话抄至我校，但临筹没广播。（北大广播了七次，顺利地解决了贴入内部馆的问题）。

(注：清晨陈伯达同志因一张大字报来到北大，还回答一些同学关于“去外地串联”、“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还是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对共青团怎么看？有人主张用红卫兵代替”、“文化大革命中，党、团组织起什么作用？”、“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在大字报上点刘少奇的名字行不行？”、“文斗还是武斗？半工半读怎么搞？一斗、二批、三改怎么进行？”等问题。)

7:00 出现相当数量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同时又出现一些给李雪峰的大字报，一张给陈毅的，一张给总理的。有人转抄了陈伯达在北大讲话；有同学自动撕去了据说是毛主席的大字报；还有《清华红卫兵》反映其负责人以前布置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说“要打在头里”。

大批外校学生到我校看这类大字报。

12:00 我校出版科接到《临筹》紧急任务，火速赶印3000个红卫兵符号。12:00接稿，1:30完成。

中午 《临筹》广播了两次，希望将大字报贴到内部馆，很多人没听见，《临筹》也没有认真，积极地作宣传工作。他们把革命师生造王光美的反，给刘少奇贴大字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看作右派翻天、妖风、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甚至认为到了不可收拾，不可自拔的地步，请求外援。

下午

1:30 清华附中广播红卫兵集合，要求外单位人员离校，开始封锁校门。

2:00 参加联合行动的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得到通知：个别前往清华附中，不集合不广播。

2:45 在刘涛“保护要害部门”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奉命，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限制一切人员包括广播台部分工作人员的进出自由。

3:00 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开会前多次广播：“请你们（红卫兵）注意周围有没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他们请出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请你们退出附中，否则一切责任由你们负！”。

3:30 《八.八革命串联会》在大礼堂开会，讨论下阶段工作，决定拥护总理三点指示，提出对中央领导同志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同意贴入内部馆，按陈伯达同志讲话办事。

4：00， 12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作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把大字报作者记下来，大字报照相或抄下来以后算帐，再放到内部馆去。

4:10 刘涛打电话给准备内部馆的同志，责问为何现在还没把内部馆整理出来（到6点内部馆还未开放）。《临筹》X秘书说：那时筹委会正研究陈伯达的讲话要不要广播。

4:50 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了“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勒令6点前把给中央同志的大字报移至内部馆。有些《清华大学红卫兵》四处宣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他们是乱七八糟人组成的”。“清华工农子弟只有30～40％，大多数是混蛋，王八蛋”，“清华右派翻天了”。大礼堂里的《八.八串联会》刚散会，《清华大学红卫兵》跳上去喊：“资产阶级兔崽子们，你们无耻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中央，当剐万刀，罪该万死……”。

汽92《八.一》战斗组被动农系红卫兵总部派人砸门搜查，搜走了批判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大字报底稿。

5:00 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来到广播台。

5:10 《清华附中红卫兵》纠察队广播：“6点前附中师生不准出校”，后改成“在大队人马回来前不许离校”。

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等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

“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5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谁敢阻扰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我们则予以欢迎！一切胆小鬼，请你们躲在家里，切勿自相惊忧。我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大军，我们有造反的英勇气概，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一定胜利！”

【最后通牒】勒令大字报作者6点以前自己撕去有关中央同志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产生后果由你们负责。许多人被强行搜查小包、笔记本。

电机系研究生王心丰表示了不同意见，立即被架走包围，你推我打，眼镜被打在地。物804班金世泽同学从外边回来看到有新贴大字报，坚持要看。结果被红卫兵抓住，游草坪一周后拖到明斋，被反绑按倒在地，用皮带抽打，又打嘴巴，用脚踏腋部，踩书包，拷打逼供。金说书包内有主席语录，他们不理。贺鹏飞进室时，金求救，贺不理，一直搞到晚8点才被放回。

5:30 参加联合行动的三名工化系红卫兵首先把自己的【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撕掉。

动力系红卫兵搜查了在第二宿舍的《第一红岩》、《朝阳》战斗小组。传《第一红岩》考虑中学红卫兵不明真相，为避免误会，造成不必要冲突，连夜跑北大去避难。

6:00 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二校门。

6:30 广播台再次警告，如果作者不自行撕去大字报，再过半小时，就要强撕。人们看到曾贴出过一张【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字报的任重，作为参加红卫兵的一员，手戴袖章，胸前挂满胸章，参加了撕大字报的活动。

7:00 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对给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进行拍照，抄了名单。对一些战斗小组进行搜家，发生了打人的现象。“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7:15， 12校红卫兵开始撤退。

8:00， 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再次声讨“清华右派翻天”，向在窗户上观看的同学骂：“兔崽子们，你们下来，快下来！”。同学很少参加。

9:00 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

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谁有不同意见就被诬蔑为“混蛋”、“狗崽子”、“糊涂虫”、“毫无阶级感情”，大叫：“书呆子快醒吧！”。

10:00 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在斗黑帮时突然停止，宣布接到电话说:“清华出现反革命政变”。为弄清情况，一些人到中央接待室，一些人来清华。

深夜，石钢XX学校，北京钢院等数十人在中央接待室闻讯后赶来我校。外语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纷纷流传“清华园内出现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清华右派翻天了”，“清华右派想搞政变”的说法。

在大礼堂前，两派同学都参加了辩论，直到次日凌晨。

半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凌晨约1点，我校红卫兵把【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作者陈XX等四人揪到二校门旧址文斗。斗完后《临筹》负责人之一王小平找他们谈话说：“你们自己是革命的，要挺得住。”

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王任重秘书。

附 录：（当时的）

至8月24日下午，清华园里贴有关中央首长的主要大字报有：

1、【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土建系房8陈XX、任XX、余XX、周XX；

陈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年级召集人，任是带《清华大学红卫兵》袖章的，参加了“8.24”撕大字报行动。该大字报于8月22日上午10点贴出，立刻受到批评。作者又写了澄清的大字报，于当天下午贴出，在场群众仍不满意。在征得周围群众的同意后，作者把两份大字报一起撕掉。

2、【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化002、005红卫兵包XX、刘XX、何XX、罗XX等人（其中三个红卫兵参加了“8.24”撕大字报行动，先撕了自己的）。该大字报“8.24”上午贴出。

3、【炮轰司令部】——校《临时筹委会》部分同志。

4、【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清华大学红卫兵》所属九人《长征队》。

5、【造XXX的反】——物0红卫兵。

6、【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东方红》战斗队（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所属）。

【海报：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东方红》战斗队。

7、【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向日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8、【薄一波到底是什么人物？】——《第一红岩战斗组》。

【身在清华园，放眼全中国】——同上，22日贴出被雨水冲掉后24日上午又抄出

【从《论共产党员的休养》重新发表所想起的】——《第一红岩战斗组》

9、【不同意总理8.4讲话的部分内容】—— 数力系王XX

10、【致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篮球队孙XX、郭XX、王XX。

11、高91孙XX写了一篇涉及到毛泽东的大字报，被制止未贴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第一红岩》战斗组首先写大字报要同孙XX辩论。

13、【XX局的一条黑线】——数力系叶XX。


8月25日

清晨4时以前，外校红卫兵来校游行，并到各黑帮分子家，揪出黑帮斗了一顿。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文章：【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横扫一切旧习俗］】

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中层以上干部继续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在草坪上、在阶梯教室，红卫兵们用皮带头抽打“劳改队”的干部，鲜血直流。被打的多是党委副部长、总支书记、副书记。

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8.24行动好的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字报。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和反对的意见：对12校红卫兵强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行动表示拥护和支持，但是认为《临筹》和红卫兵总部错误估计了形势，混淆了两类矛盾，实际上把广大革命同志打成了右派，企图搞垮《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晚，一群群同学在礼堂附近辩论，后由附中红卫兵主持，在礼堂展开辩论。进行中，附中红卫兵讲述了当天好几起右派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后，同学震动很大，无比愤怒。《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有人同样表示了鲜明的态度，要为阶级弟兄报仇。大家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于会后抓黑帮分子举行大规模游行。

会上一名《清华大学红卫兵》提出“24小时内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交出袖章”。贺鹏飞等主席台上的人全部鼓掌。

会后先斗了黑帮，由到学生宿舍区游行，向正在睡觉的“混蛋”示威。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唐伟、吴栋等要求见王任重，对“8.24事件”提出报告。王原来答应接见，后临时改派吕乃强接见，收下唐伟交上来的一部分材料。


8月26日

上午10点在西大操场开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资产阶级狗崽子，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战士的滔天罪行。出示了从我校黑五类家中搜出的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激发了红五类子弟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怒。

下午，组织1500名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300人）进城游行示威，后改为学习“破四旧”。上车前，贺鹏飞叫《自控系红卫兵》把守车门，反复检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学的出身、成分，并把给中央首长写过大字报的同学赶下（但力9《长征战斗队》负责人未下车，是《清华红卫兵》贴【舍得一省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的作者）。上车的，也遭到谩骂，有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气哭了。

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向贺鹏飞传达了中央严禁打人命令，贺鹏飞没向同学传达。

晚上，《清华红卫兵》总部组织抄地、富、反、坏、黑的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赶往现场，要求参加战斗，遭拒绝。刘涛说：“你们组织不纯”，拒绝分配任务。马楠还对他们说：“对你们就要实行专政”。这一天打人比24日晚还要厉害，打了以后，又把他们集中关押在生物馆、科学馆里面，过两个星期左右才放出来。

晚11:30，工化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求广播开会通知，广播台拒不广播。

《人民日报》发表自控系《敢死队》刘菊芬执笔的【清华园必须大乱】大字报。文章说：“……旧清华的老框框太多了，太可恨了！清华园必须大乱！”。“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这个天下不乱。旧清华在黑帮统治下十几年，受毒受害太深太重，这一潭死水，不用大力量来搅怎么搅得动？……我们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旧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在这个破与立的过程中，有一段‘无政府’状态是必然的……”。同学们意见很大，不少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人民日报》人说：没有详细调查，马上派人来调查。

上午会前，中央文革小组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土建系给七班原右派复读生侯协兴被打后关在2号楼，不堪受辱跳楼自杀。


8月27日

上午，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阶级教育会。由时传祥和赵山亭老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

下午，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成立。

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大会在礼堂召开。大会决议中表示坚持革命造反精神，两个红卫兵是平等同志的关系。

红卫兵战校（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形势十点估计。

王任重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12名干部到清华和清华附中，加上原先从湖北调来的联络员，组成《联络组》。介绍信是以新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组》名义到清华。


8月28日

清晨，唐伟、陈育延、陈继芳发出成立《东方红公社》的呼吁。

红卫兵战士进城发传单，宣传十六条，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学校组织破“四旧”，并抄了黑帮、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家。

晚，《清华红卫兵》召开忆苦会，由被害红卫兵讲话。

围绕选举问题，有人提出必须首先批判《临筹》的形“左”实右路线，必须进行大辩论。但却被指责为“大阴谋”，“拖延斗黑帮的时间”，“选举的阻力”。压制对错误路线的斗争。

由于受到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无法参加，一般群众在这段时间只能看着《清华红卫兵》包打天下，无事可干，大量同学外出串联。


8月29日

《人民日报》社论反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社论中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上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门整风。

中午，刘涛发表广播讲话，提议用两天辩论选举法，三天选出代表的建议。《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同意，但是没有坚持选举前必须批判错误路线的正确主张。双方在大方向上一致，都要进行选举，迫切希望早斗黑帮，完成斗、批、改任务。分歧也只是在如何选，什么时候选。运动转为一言堂的冷冷清清的局面。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提出成立《东方红公社》，《清华红卫兵》成立了《红战友公社》。

晚上，全市召开革命同学串联大会，我们最最敬爱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毛主席接见大家。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外出串联的人大批大批的出走，达4000人。各系开始选举。


8月30日

下午，在大礼堂召开辩论会，讨论形势、分析主要矛盾及下步怎么办等问题。

今天又成立了《尽快选举串联会》。

外出串联已达5000多人。

《敢拼》，《刺刀见红》小组发出小报【特急号外】，揭露《临筹》向上级汇报的第十四期简报中歪曲事实一事。后有人访问了《临筹》乔宗淮，乔说：【特急号外】所写基本属实。要求公布简报，《临筹》不答应。


8月31日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下午5时第二次接见外地革命串联的同学（五十万人大会），毛主席坐敞蓬车绕场一周，给全国革命师生以极大的鼓舞。林彪、周恩来同志讲了话。

晚上，《临筹》组织【关于选举问题的辩论会】。

张平化在湖南干部会上的讲话：“……和青少年在一起，受他们的感染，可以使我们思想不变，永葆革命的青春。我们看问题，常常比他们落后。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儿子在清华大学，也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很，很积极。他要上街，我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我问他们学校搞得怎么样。他说：那还不行罗。我说：学校搞得不够好就上街，那么大的兴趣？他当时不作声，看来是不同意。还有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儿子在老子面前当时是不好反对的。过了一个礼拜，红卫兵搞得轰轰烈烈，什么街名，什么王府井改了，什么东单改了，还搜出了许多反革命罪证，什么反革命证件，反革命枪支弹药。这时候还有些流氓最害怕了，过去不好管的现在老老实实到派出所，说把我关起来。怕什么？怕红卫兵。在中央住的中南海围墙的周围的住户藏了不少的枪支子弹，包围着党中央，你看危险不危险！这次都被红卫兵一查都查出来了，你看好不好。过去有些老大难的问题没法解决的，红卫兵都解决了，做了大量的好事。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王府井这个名字究竟多少年？没有考究，至少不止二十年，起码几百年。谁也不敢干的，红卫兵敢干，谁也不敢想的，红卫兵敢想，他们是革命的急先锋。《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好得很】，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时我那个儿子向我提意见了，说‘你的说法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接受，作检讨嘛。他们是彻底的革命者，只要对革命有利，就干。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非常可爱的。”


9月1日

晚上，《临筹》组织辩论，有人提出干脆外出一段，回来再搞，遭到反对。到会的大多数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顶住。此后，出了很多大字报，把由于不屈服于错误路线、由于没事干而外出闹革命的同学说成“逃跑主义者”。尽管如此，该走的还是在走，阻止不住。

晚上，中央发出北京同学分期分批外出串联的指示。大量同学外出。

蒯大富贴出谈“权”的大字报。《联络组》组长讲说：“蒯大富出来的大字报必须看，要仔细看，反复看。……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认识了清华园的阶级斗争”。后来把此大字报转给王任重。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四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誓做国际红卫兵】。


9月2日

同学继续外出，人数达六、七千之多。

有几个系开始选举代表大会。


9月3日

留校同学没事干，临筹又没有重视选举工作，不发动群众、发扬民主，于是有的同学自动抄出过去揭蒋的大字报，供外校同学学习用。搞好接待工作。

《斗黑帮串联会》、《坚守岗位串联会》成立。


9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今日，《临筹》和《清华红卫兵》总部再次发起阶级教育大会，让个人以及一些被害红卫兵家属揭发控诉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晚上结合阶级教育放电影【矿灯】。

清华联络员们派张生谈向王任重要求撤消清华《联络组》，理由是：⑴ 北京其他院校已撤；⑵ 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已撤；⑶ 王任重有倾向性，《联络组》难以进行工作。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9月6日

广大革命同学以忆苦思甜为中心，组织了许多大、中、小形阶级教育会。学校结合形势放演电影【牢记血泪仇】、【翻身农奴见太阳】、【燎原】。

下午3时，《清华红卫兵》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了会议。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这个组织的诞生，标志着革命师生、红卫兵战士向错误路线斗争，决心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志坚同志讲了话。

大会发出了一篇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宣言。

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司令部。

此日，各系有斗黑帮串联会组成，如工化系斗滕藤的串联会等。


9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各系《临筹》和《清华红卫兵》继续组织阶级教育会，复员军人、教职工、贫下中农子弟控诉蒋黑帮罪行。广大革命师生通过阶级教育，觉悟大大提高，纷纷组织战斗小组、专案组……准备斗黑帮。

在这段时间及以后的时间里：

《临筹》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采取了物质上的压制。《清华红卫兵》找人的通知可以广播，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会的通知不予广播。各系成立许多广播台，《清华红卫兵》占有大量的喇叭、油印机、录音机，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借个录音机都不借。找别人借还不给开条子，说：你们没必要自己搞一套。《大字报编委会》和印刷厂只为一方观点服务，《清华红卫兵》忆苦会的发言很快印出，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忆苦发言迟迟不印。谭力夫的讲话竟印发二万份，向全国推销，而批判错误路线的大字报一张也没印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首先提出阶级教育、忆苦，有的师傅是他们请来的，但开会时只说是《清华红卫兵》提出和发起的。

《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提出在斗黑帮问题上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时，《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要联合，必须承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前大方向错了，并且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

《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贴出【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大字报。


9月8日

学校广播了西南分校对四川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的控诉，学校中心工作仍是阶级教育。

《清华红卫兵》主办的【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正式开放，展出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的辉煌成果。展览会说明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在向我们进攻，我们万万不可轻视这些敌人。

通过阶级教育，广大同学要求选举临时主席团，要求斗黑帮。有少部分要求批判工作组和《临时筹委会》。


9月9日

上午，蒯大富贴出【告全体人员书】，主张当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打黑帮，外出的人太多，外校也大批来京串联，只能作打黑帮的准备工作。中心工作应为宣传，不仅宣传反蒋，还要宣传“反蒯”。大字报一贴出，马上有很多人批语，骂蒯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战专家”、“不理他”！

各系均先后选了代表，于晚上召开【清华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尽快成立主席团。会上贺鹏飞作了长篇讲话。

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央主楼后厅，请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介绍经验会，与【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间发生冲突。会前贺鹏飞曾同意开此会，但至晚7时，广播台却突然广播说：《临筹》没有同意开此会。


9月10日

许多串联会斗本系黑帮。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开会，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思想《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吴栋。


9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表决议和命令，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选举，同时进行斗黑帮的准备工作。认为因外出人员太多，选举的应是临时主席团。以不合法行径选举出的代表，应取消代表资格。并命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社员，每天坚持两小时毛选学习，要和工农相结合。


9月12日

《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于昆明云南大学写出：【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土建系召开控诉大会（斗争黑帮誓师大会），会前演雕塑剧【收租院】。土建系主持的【革命造反展览会】正式开放。

《临筹》曾发布决议，允许按观点串联，满15人选一代表。

《革命串联红色服务团》贴出反蒯时期的大字报，要全面介绍情况，遭到很多人的指责和谩骂。

晚上，延庆永宁县贫下中农和我校革命师生（工作队员）召开斗争刘冰、何东昌、张慕津、谭浩强、崔洪超等黑帮分子大会。会前土建系演出了雕塑剧【收租院】，受到欢迎。此剧乃土建系某班发起，演员中也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同学，然而后来被封名为《清华红卫兵宣传小分队》。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提出下乡与工农结合，遭很多人反对，说这是“转移视线”。


9月13日

《清华红卫兵》召开【斗蒋誓师会】，通过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宣布中央允许“十﹒一”以前斗黑帮蒋南翔。


9月14日

下午，全校大会传达刘宁一同志关于接待工作和迎宾工作的报告，以及吴德同志关于接待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

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串联革命师生（一百万）。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林彪同志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警惕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

周恩来总理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9月16日

下午，在礼堂召开【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以举手的方式通过了《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大会通过【关于学习毛选和十六条决议】（草案），【当前工作的决议】（草案）提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为：斗黑帮；迎国庆接待工作；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认为：主席团成员没经代表讨论和充分酝酿，有的代表没参加会，四个系尚未选出主席团成员。对这种违反【十六条】的作法，当即有人提出批评，进行辩论。但《临筹》拿出“打黑帮”的法宝，压制这些意见。他们在会前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同意，只要选出主席团就可以拉回蒋南翔。利用同学们斗黑帮的迫切心情，非要通过主席团不可。反对者被骂为“别有用心”，“不想打黑帮”。

刘涛以【二院242串联小组】选入代表大会，并作为自控系的代表被推举进主席团。

这样，选出的《临时主席团》和《临筹》没什么差别。

以后，《临时主席团》用 “打黑帮”的法宝，继续压制不同意见。


9月1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解放军报》社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纪念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表】。

凌晨1时与上午，《清华大学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别紧急集合，通知下午8点斗蒋南翔。两个总部都要求红卫兵战士保密，以控制外校参加的人数。下午2点半，才正式向全校宣布这消息。

晚8点，我校广大师生员工首次斗了蒋南翔。会上控诉和揭发了蒋南翔黑帮打击红五类子弟，包庇地、富、反、外、右及其子弟的罪行。在广大同学层层追击下，蒋不得不承认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得罪行。不足的是大会组织和准备不足，大会秩序不好。

蒋南翔作了书面检查：【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文中检查自己：⑴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⑵ 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⑶ 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9月18日至20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参加了座谈。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说刘少奇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周恩来同志“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下来”，还提出“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向日葵》贴出：【向外地来串联的同志们介绍什么？】。


9月22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12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向日葵》贴出大字报【为什么会群众斗群众——摆事实，找根源】，批判谭力夫的讲话，说它是一篇内容极坏，流毒甚广。加剧群众斗群众的讲话。


9月23日

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为召集人，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发表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宣言中说：

“……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园内同样存在，而且非常典型。以前以王光美、叶林为首的新市委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镇压清华的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清华园内无产阶级造反精神打到了阴山背后。工作组撤销以后，由它一手炮制的《临时筹委会》，继续顽强地执行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成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块不折不扣的绊脚石。”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来是错误路线的抵制者，但在八.二四以后，他们迫于高压，走上了严重右倾的危险道路，对于经常压制欺负他们的《临筹》一让再让，不敢同他们的错误路线展开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而使《临筹》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基本得到畅通无阻的贯彻。”

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了！”

《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内容是：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9月24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成立！三大口号：批工作组资反动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

中央派在清华的联络员撤走。


9月25日

《临时主席团》发出通知：不准转抄、印发中央各首长在公开大会上的讲话。


9月26日

《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周恩来今天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9月27日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发第四号决议：【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决议中讲：《临时主席团》通知上说，此决定是由市委办公室请示中央作出的。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造谣，借中央名义压人。9月18日我部负责同志见到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同志，问起此事，戚本禹同志说：可以转抄，不是已有很多人转抄了吗？9月26日凌晨2时，我部负责同志见到周总理，问起此事，总理并不知道中央有此决定。“中央首长的讲话绝大部分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真理……尤其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讲话，已公开表示对少数派的支持，少数派听了后大为振奋，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中央各首长的讲话，并不一定都是100%符合主席思想的，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


9月28日

《井冈山红卫兵》发表第三号决议：【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说《井冈山》的成立，是“清华园内，《清华大学红卫兵》忠实地执行工作组的形‘左’而实右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不敢抵制这条错误路线，使得这样一条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在八.二四以后充分暴露了他先天不足的软弱性。”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发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决议中讲：“鉴于我校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经常制造恐怖气氛，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施加政治压力，因此，广大革命师生，尤其是那些持有真理的少数，处在被压制状态。他们忍气吞声，有理不敢讲，有话不敢说。他们怕“揭老底”，怕围攻，怕孤立，怕专政，怕再来个“十二校联合行动”。一句话，他们怕“八.二四”遗毒。<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举行会议，决议如下……”。

《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宣布自我罢官。蒯出任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三司》召集人。


9月30日

《向日葵》唐伟、陈育延贴大字报：【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因不满《临时总部》的右倾，唐伟、陈育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声明中说：前《临时总部》从成立到现在一直软弱无能，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近日来更加明显，许多同志害怕矛盾、不敢斗争，并且压制革命的造反精神，使整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力极差，严重地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宣言。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第一号决议：《八.八总部》成员为《向日葵》、《811》、《铁锤》的主要负责人；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必须重新登记、审查……。


10月1日

晚上，在主楼前组织外地同学开晚会。校主楼真雄伟，灯一亮真壮观，礼花就在主楼两侧放，美极了！最后中央歌舞团演出了节目。


10月2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发表第二号决议，谈《临时总部》和《八.八总部》的关系和关于成立八八《东方红公社》的决定。八八《东方红公社》是《八.八总部》的外围组织。


10月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0月1日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10月4日

学校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今天发生了抢房事件，各派红卫兵分化很厉害。目前一派是《红卫兵总部》；一派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其他各红卫兵，如《井冈山红卫兵》（据说是张春桥授意）、《遵义红旗》等红卫兵。其他几派热烈欢呼《红旗》13期社论发表，据说是在毛主席、林彪直接指导下写的。目前掀起了对《临筹》、《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错误路线的批判，即所谓“右派”又要翻天了，“8.24事件”已开始翻过来了。


10月5日

凌晨，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在清华讲话：“谭力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掌声、口号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掌声、口号声），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掌声、口号声）。因为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力夫一个人的问题（掌声），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


10月8日

清华园的群众运动又沸腾起来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要彻底翻案了！

“8.24事件”现在已趋于向一边倒的结论：白色恐怖（而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专政，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基本否定的事件。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今天统治了清华园，一致要求揪她回来检查。她的父墓已被扒开，其兄王光英在天津是大资本家，已被抄家并有武器。给领导人的大字报也开始露头了。


10月9日

《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八.八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今天学校形势很紧张。全校一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声，说她就是“清华的特号大扒手”。不时传来某红卫兵的紧急集合声。晚8点，400人在蒯大富率领下进城揪王光美去了，其他人已聚在东大操场等候开会。中央说9点30以后答复，但一直没了信息。

最后，周恩来张春桥等接见清华八个组织的代表。

总理说：“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他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行动，组织了几百人到城里静坐示威，向中央要求王光美到清华做检查。


10月10日

《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印尼政变，艾地同志遇难，国际共运又遭到重大损失。

上午，《八.八总部》开会，要求各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人员外流。

今天送来了王光美的书面检查。承认自己“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阶级斗争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平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701班辩论会……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


10月11日

清华园的运动又开始转入低潮，看来《井冈山》、《八.八》等对王光美不能来的准备是不充分的。现在同学又开始外流了。

北大有贴李雪峰的大字报，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据传他已停职反省了。


10月12日

前高教部赵秀山等四同志写【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罗列刘少奇的罪行和证据。

周恩来对清华要王光美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6日

《揪要害》战斗组贴出文章说：“一下子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利于锻炼人，打活老虎；不利于把一小撮正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利于教育改造犯错误的人，不利于团结对敌；原党政干部中决不是没有左派。”。


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凌晨，首都《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大会指挥部换发口号，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25省市红卫兵，回答了几大问题：“对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势怎么看？”，“关于红卫兵的阶级路线问题”，“多数派和少数派问题”，“红五类、黑五类问题”，“形‘左’实右问题”。


10月24日

陶铸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大串联的问题，讲“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姚文元戚本禹接见云南大学同学时的谈话：“谭力夫讲话是大毒草。它的讲话所体现的精神是反同学的，要整群众。他把揭发党委、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说成右派翻天，反对他的意见就成了右派。……他还提出秋后算账，这是个很反动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流行。在清华对蒯大富实行法西斯迫害，他不检讨，不屈服，他后来和你们一样，是个不出名的青年，他敢于和大官作斗争。叶林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在他背后还有比他大的，蒯大富和他们斗争，现在斗到全国都出名了……”


10月25日

这几天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陈伯达、毛泽东等在会上讲了话。

毛主席对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批语：“改稿看过了，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行，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10月26日

《向党负责》战斗组贴大字报说：“我们是本校教研组和党支部一级基层干部，文革初期，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写过为蒋黑帮辩护的大字报。…….当我们认清了将黑帮的面目后，就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做了检查交待……。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下楼，身份不明，无人过问。像我们这样全校很多。……我们虽然犯些过错误，但不是第四类干部。.我们不能借口‘群众没有解放我们’而长期置身运动之外，……是对党不负责的。”文章发表了三点声明：⑴ 与蒋黑帮划清界限；⑵ 我们犯过的错误自己负责；⑶ 永远不向群众进行报复。还有十四点主张：……。“我们呼吁革命的师生员工和各个革命组织积极支持基层干部自己解放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


10月27日

无91《倚天剑》、《战火纷飞》小组合写【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引言；

二、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三、驳错误路线执行者的谬论种种：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错误实质；⑵、“秋后算账”论必须批判；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的历史评价；⑷、“谁敢动革命老前辈一根毫毛，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错误性；⑸、“红色恐怖万岁”口号的评价；⑹、对“不许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正确理解。

四、折衷主义必须打倒——驳错误路线的辩护词种种；

五、致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志；

六、“少数派”的任务；

七、当前红卫兵组织原则的缺陷；

八、批判错误路线与人的思想革命化。


10月28日

由土建系陶德坚为首的教师组织《红教联》成立。


10月30日

《雄关漫道》战斗组写【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火烧XXX】的重头文章。


11月2日

刘冰写了【给毛主席的信】。


11月3日

10点，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林彪同志讲了话，然后开始了200万革命师生的检阅。学生不肯往前走，周总理、陶铸、陈伯达等几次要求大家向前走，但总是动不了。读毛主席语录也调不动，大家渴望看到毛主席的心情太迫切了。担架一个个把挤伤的人抬出。有一个抬进了急救车还高叫“解放军叔叔不要接我走，我要见毛主席！”

下午四点，已游行了6小时，但队伍尚未过半。到6点，天已黑了，总理只好许诺给大家，主席再接见未进场的那120万人，才算散会。


11月4日

学校大字报中心内容是两条路线斗争，给刘少奇的大字报最多，也有几张说总理“折衷”。


11月7日

《揪要害》战斗组在【你知道我校有多少“黑帮”吗？】中说：最近对我校原党政各级干部情况作了一初步调查。调查中统计：当时全校被强迫劳改的总数为431名，各系级干部劳改308人，其中一类劳改110人，二类劳改26人；校级行政干部总数88人，劳改79人，其中一类55人，二类16人；校党委各部干部31人，劳改44人，一类劳改39人，二类14人（有的一般干部和政治课教研组因“保皇”也被劳改）。

“注：⑴ 一类劳改：打黑帮旗号全日劳改，一天或两天写一次劳改日记……；

⑵ 二类劳改：无人监督劳动半日，不打旗不挂牌，两天或一周写一次劳动心得；

⑶ 其它劳动：多是党支委或普通党员、辅导员、个别学术权威、流氓、坏分子等。”

“这张调查表，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干部中实施的写照。6月初工作组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符合【十六条】吗？符合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吗？”


11月8日

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副总理、戚本禹、张春桥、王力、周荣鑫同志等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有关黑材料的问题。

总理讲：10月5日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批转了，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但平反和档案材料问题没解决。……今天和你们直接谈谈，使之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地斗争，……不然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不利。

下午，《三司》被政法等学校部分人所砸。


11月10日

今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有车，而且戒严了不准通行。这次接见改变了方式，6000辆大卡车搭上井架每人站在一格内开过去，各车转了两趟，共接见60万人，其他再分批接见。

《清华大学红卫兵》在礼堂开会，出席人员多数为工人、家属、附小红卫兵。主席（阎XX）讲：前一阶段做了些工作，基本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做的。今后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态度出发点一定要端正。总部要继续存在下去。（总部委员员大多外出，只剩下阎XX、霍XX两人）。

《向日葵》，《平型关》贴出【王任重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叭叽狗】。文中说折衷主义的代表绝不是总理，而是王任重。


11月11日

毛主席继续接见红卫兵。

晚上，《红教联》针对《揪要害》问题开了一会，主要发言有：

地院一同志说：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黑帮是大当权派保护他们自己的措施。一般同学对更高层干部了解少，干部有斗争经验，学生敢闯，二者结合他们最怕。把干部打成黑帮，使中间造成中空，隔断上下联系。

我校部分教师说：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过去戴了高帽子，但还要干革命。要获得解放，一个途径是通过造反，另一途径是通过群众解放。“允许干部在运动中表现自己，解放了黑帮，照样可以揪黑帮。”

工人师傅说：揪蒋南翔时，他们（干部）压我们，反蒯时党支部暗中指挥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目前我们还是受压制的。提出解放“黑帮”又给我们增加压力。“工人与学生情况不一样，学生六年毕业就走了，工人还是在这儿。”曾搞地下工作的供应科张师傅说：干部一夜全上了楼，是行“左”实右。如果工作组再有两个星期不走，就全下楼了。如果工作组现在不走，文化革命早完了。参与“录音带”事件的师傅（现在生活行政处）说：凡是学校认为有问题的人都调到生活行政处，我就是“录音带”事件后调来的，这里工人压力大，造反精神差一点的必然跟着跑。下面基层干部四旧太重，不要小看这一点。


11月13日

下午在矿院召开批判王任重错误大会。

重庆、南昌发生武斗。《三司》驻外地联络站告急。


11月15日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开批判荣高棠错误大会。

晨7点左右，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下午被撕，被批称“大毒草”、“反革命”。


11月16日

学校贴出昨天王力、戚本禹同志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方向问题，串联、学生到工厂去、《人民日报》等问题。还贴出昨天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50多名学生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连，遭到拒绝。学生们翻墙而入，强行进厂，与工厂捍卫团组织发生冲突。双方辩论了十几个小时，一些学生被打。

安徽合肥再次发生流血惨案。


11月17日

《揪要害》战斗组贴出：【再谈是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的】。

红教工《卫东》战斗队贴出【上揪下扫，除恶务尽！】。

红教工《1111》战斗组贴出【也谈基层干部问题——兼与《揪要害》战斗组讨论】。文中说：我们和《揪要害》看法不一致，⑴ 说“过去对基层干部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映”，否！恰恰相反，对压制群众过去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那些基层干部，群众把他们“挂”了起来，不信任他们，这是革命群众艰苦斗争的结果，是革命职工冒着切身的风险（运动中及运动后的），与之进行了反复斗争的结果。怎么能说执行了资产阶级的路线？⑵ 对干部的“打击”，与其说是“工作组搞的”，倒不如说是“群众搞的”更切合实际。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这平什么反？⑶ “一夜之间把干部全打成黑帮”这也不是事实。且不说他们在6月1日到6月9日之间保蒋，……总还有6月1日前他们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压制群众的结果。


11月18日

陈伯达到第一机床厂讲话说：“学生以后来，你们应当欢迎，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此后，北京红卫兵大批进入工厂、企业，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引向工厂。

一些持有《八.九》观点的人，外出串联是带了问题出去的。有个同学10月初走时带了四个问题：⑴ 如何估计干部；⑵ 什么是党的阶级路线；⑶ 什么是形左实右；⑷ 中央精神到底如何？他们回来后说：我们认识到错了。一些过去的领导人，回校后情绪低沉，和群众来往较少，当问到当地情况时，有人说：“不搞文化革命不行，干部都成了土皇帝，高干子弟都成了大少爷。”


11月19日

学校贴出18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红教联《荡涤》战斗小组贴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文中说：如果我们对教师的行动采取略加分析，就发现他们行动有选择性的。凡是和两条路线关系不大，以及即使有关系，但自己不会直接牵涉进去的活动都积极参加，如看大字报、翻印首长报告和大字报，到校外串联、旁听辩论以及服务性活动。凡是和两条路线有关，以及直接会把自己牵涉进去的具有“风险”的活动，一般都都不参加，甚至敬而远之。对宪法上规定的六大自由、四大武器，就是不敢沾边。


11月20日

《揪要害》战斗组贴出【解放黑帮】大字报。认为要肃清错误路线的遗毒，必须立即解放“黑帮”。“三类干部该解放，一、二类干部更应该解放”，“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触及灵魂，改造世界观，而且要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解放’黑帮，让他们充分表演暴露”。

目前留校教师大多参加教研组活动，每天二小时学毛选，准时参加接待工作。其余时间，不少教研组都翻印首长讲话或资料性大字报。

最近在教师和同学中都出现一些全部为党员的战斗组。有人说；当前党群矛盾是必然的，“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还看不起他们。”以前写过检查的基层干部也说：“以前还检查自己如何如何，现在看全是头头坏了，连刘少奇邓小平都如此，我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也没错。”


11月21日

首都《一司》、《三司》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一司》、《三司》联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誓师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倡议书】。

北京八中红卫兵《724战斗组》写大字报：【坚决抵制第三司令部蒯式领导人物的错误路线】。


11月22日

叶林在国家经委贴出两张揭发薄一波的大字报。（国家经委大字报主要矛头指向薄一波、陶鲁加）。

化工部合成研究所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张茜薇（即原我校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说，在清华时她曾对斗学生的做法表示疑义，后遭到组长的批评。张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张太雷是我党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广州起义后被害。张本人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在研究所群众基础较好。


11月23日

《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论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


11月24日

《红旗红卫兵》晚上举行会议，出席的包括各组织40多人。

总部负责人唐风标谈了对总部的看法：《红旗红卫兵》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立的，当时的共同思想基础是要批判错误路线。当时认识很不够，对该不该打黑帮与往上揪问题认识不清，宣言中有折中主义味道。临时总部中有原来《临主》的干部，不敢揪，不敢打。我们矛头应针对《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可是我们内部有人估计今后对手是《清华井冈山》。折中主义是我们之主要危险，但绝大多数战士决不会走这条路。……《延安红卫兵》看法与我们一致，有两派，我们坚决支持《八.八串联会》。“要做革命派，不作中间派。”“要狠打落水狗。政治上、行动上与《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支纵队》联合，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红旗》。”

会议中途，王小平从长沙来电话。接电话人说：“我们要造你的反：，王小平说：”好吧。”


11月26日

万山红《相信群众，相信党》战斗组贴出：【对待解放基层干部问题不必“怕”字当头】。文章中说：提出这问题“是不是翻案？”、“会不会压制群众？”、“会不会打击报复？”、“会不会给广大群众泼冷水？”、“怎样看对待运动初期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和某些过分作法?”……，不应把基层干部解放和广大群众解放对立起来。

晚上，《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临时总部》召集全体红卫兵战士会，讨论目前形势及以后任务。大家争论了三部合并问题，大部分同意合。《八.八》说整风后再合，现在没思想基础。


11月27日

凌晨零时许，20余身份不明的人砸了清华附中井冈山红卫兵总部，1点多，有人在新航空馆寻衅。

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认为在清华自己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对于学毛主席著作“简单化”、“女生食堂”、“打击调干生”、“主席思想是马列主义高峰”问题一一作了辩解。当问及今后怎么办时，他回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让大家去比较。

有人贴出【蒋南翔是‘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大字报。


11月28日

上午9时召开了毕业生串联会第四次会议，传达中央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下午《八.八》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往上揪”，有人提出从下而上地砸烂资产阶级路线的社会基础，还有人提出应加强观察研究，了解全市各校情况。

本日有60余本校临时工去干部科造反要求改善待遇。

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讨论了与《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的问题。最后决定：⑴ 决心合并；⑵ 在联合整风的过程中合并；⑶ 建议尽快召开三总部全体会议，对整风问题进行讨论。

晚，《红旗红卫兵》通过了决议。决议中说：我们决定在政治上、行动上采取和《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共同造反共同战斗！

《揪要害》写文章【破除‘怕’字，勇敢革命】，称万山红《相信群众，相信党》写的【对待解放基层干部不必‘怕’字当头】一文写得好得很！。群众不要怕“黑帮”，怕和“黑帮”接触。“黑帮不要怕群众”，“不怕反复，在斗争中前进”。


11月29日

上午九时许，《联合总部》纠察队把欲去钢院听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的十七级以上干部全部追了回来。因为原规定1）停职反省的不能去；2）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去。且他们认为此事尚未经过广大革命师生、各红卫兵组织的充分讨论，《临总》就决定让所有的十七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是错误的。

《横眉、俯首》战斗组贴出：【也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和《红教联》《荡涤》商榷】。文章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和《荡涤》的分岐是：

《荡涤》说：教师群众没有很好发动起来，“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少数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说什么要彻底解放‘黑帮’，只能使革命群众‘怕’字当头。”

我们说：“承认不承认在清华把大量的党政干部打成‘黑帮’，对他们长期实现专政，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另一种形式，是违反【十六条】的。”

《荡涤》说：解放了犯错误的干部后，有人竟要求“平反”、“官复原职”。中下层干部这种埋怨对立情绪，只能使群众怕字当头。

我们说：“不能因噎废食！”，……工作组造成的少数派的“狰狞面目”、“无法无天”形象还未肃清，群众对“保皇派”、“黑线人物“、“黑帮爪牙“、“修苗”……等还心有余悸，要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魂不散。

《横眉、俯首》战斗组，是由原副校长张维与原数力系党总支部分委员龙连坤、陈兆玲、朱文浩、苗日新、王学芳共六人组成。他们平时在张维家活动，决定解放自己，参加战斗。

晚，北京八中有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散发传单，题为【坚决抵制第三司令部蒯氏领导人物的错误路线】。

晚上开小组扩大会，总部负责人刘泉、张云辉、段志红、周学勤等出席。


11月30日

成立由小组长联席会议产生的三总部整风领导小组，有《第一湘江》、《第一红岩》、《老实话》、《锷未残》、《1018》等小组各派一名代表组成。

北京林学院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大标语，署名是（林学院）红卫战斗团《永向党》红卫兵李洪山。

晚，附中《井冈山》总部再次被砸，据说是由人大附中、一0一中学生干的。

《毕业生串联会》发表公告。

井冈山红卫兵《长征战斗队》进驻高教部“到高教部去闹革命”。


12月1日

今天清华《井冈山》报开版，登创刊号的社论：【我自岿然不动】和【敦促谭力夫等投降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文章。

《井冈山红卫兵》的一些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三总部合并的要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的不少战斗组和战士都纷纷响应。

北京林学院举行辩论会，反革命分子李洪山攻击中央文革。说：⑴ 中央文革组织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没有结果选举，说它合法没有理由“不管是谁指定的，必须踢开”；⑵ 中央文革小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招摇撞骗。“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包括总理、伯达、江青的讲话）；⑶ 中央文革定调子，划框框，“现在的北大四分五裂就是中央文革造成的。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⑷ 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和少数派和“修正主义红卫兵”的提法；⑸ 谭力夫的讲话是革命演说，批谭力夫的讲话就是群众斗群众。中央文革小组把谭力夫打成右派，犯了方向性错误。

《红旗红卫兵》召集会议，批判前一段某些领导人的折衷主义。

下午，本校有人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荣高棠誓师大会。

晚7:30在旧电机馆召开《造反兵团》的会议。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⑴、《八.八》重建是历史的倒退 ——《第一湘江》

⑵、运动向何处 ——《1018串联会 导弹战斗组》

⑶、什么实践证明我们错了 ——《水与火》

⑷、11月27日审讯蒋南翔纪要（摘要）——接待站传报组

⑸、十问王任重 ——红旗红卫兵《红锤》


12月2日

《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军》自12月2日始，先后贴出反动的大字报【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矛盾直指中央文革。

北京钢院《红色风暴》贴出【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对目前形势几点估计】。说中央文革跟不上形势，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妨碍了运动。中央文革是“保姆”、“包办代替”，支持《三司》是“只要这个红卫兵组织”，“不要那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判11月2日戚本禹讲话。

林院《129》、《永向党》在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此北京市各学校已出现了一些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

林院召开了为谭力夫平反的大会。

《烈火》战斗组走访北京市委大学部接待站谈到几个问题：不久中学生要参加军训；在外串联大学生要回校搞斗批改，解决本单位的问题；今冬明春步行串联搞试点。

《井冈山》总部决定：《井冈山战斗团》和《井冈山红卫兵》全体在校战士和返校战士在12月3日～12月10日作一次登记。

中午11点,《临时工造反总团》在汽车房召开紧急会议。

下午3点，在化201召开全体《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会议、讨论【《井冈山红卫兵》向何处去？】。在会上最后决定三总部不合并了。

晚7点，在西阶梯教室召开关于整风问题的会议。在会上主要针对三总部领导人有无诚意进行了讨论，谈到了整风的意义。会后，北航《红旗》介绍了一些整风经验。

晚7点30，在二院举行《延安红卫兵野战军》全体会议，讨论要点如下：⑴ 目前形势；⑵ 运动大方向；⑶ 各革命组织联合问题；⑷ 总结《延安红卫兵》前一阶段工作情况。


12月3日

中午1:30，三个联合总部召开全体战士大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求，决定配合首都《三司》四日的统一行动，去张贴标语，搞宣传，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有部分人对此行动极不理解表示反对，绝大多数同志积极热情地投入了这项活动。

下午，贴出署名为“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的大字报：【第三司令部所执行的形更‘左’实更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晚7:30，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在二教403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形势及整风问题。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1、【甩开中央文草，自己闹革命！！！】——北京钢院红卫兵《红色风暴》

2、【二问中央文革小组】 ——北京航空学院 《八一纵队》

下午，合肥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告状的1200余人，在定县遭数万人围攻，伤40多人，送蚌埠医院。


12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我校《井冈山红卫兵》等三总部的部分战士进城贴大标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晨，在西校门发现大字报【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署名王泳，矛头直指林彪同志（王犯已被捕）。（《1018》供稿：此人曾任建工部处长；早已被开除工职；61劳教三年后出来；此大字报一式16份，偏布全市；在遭反击后，她说“准备去坐牢。”）

同时，在校内里贴出了不少航院《八一纵队》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油印小字报。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晚，在二教，《红旗红卫兵》召开全体在校战士大会，会上讨论了形势。

上海3、4日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重庆电：重庆惨案有200余人受伤，死17人。


12月5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临时总部》、《井冈山红卫兵》、《红旗红卫兵》（造反派）四总部举行第一次整风会。

学校有些战斗组提审蒋南翔。《红牤牛》贴出【对校党委的看法——原校党委是几类的】及【蒋南翔是“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等，就蒋和校党委问题展开一些辩论。

北京林学院造反派同李洪山辩论，李要为谭力夫翻案，再次提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我校易振亚（物807）、万会秦（教师）上台为李辩护，说：“我们和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整天忙于事务，不调查研究……；第二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根本问题是篡改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起码蒯大富不是革命左派，因为他做了不是一个左派所能做的好事，撒谎造谣的事情。他说他出身是贫农，后来又是上中农，现在也不说上中农了。现在又说是革命干部了，其实是反动军人，被俘虏后1944年参加共产党，后来犯了错误，我看不一定是革干。”，“刘少奇在20年代在上海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组长，历史经验比林彪多。……林彪没有那么多的根据证明他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马列主义的，党的决议中没有说过这样。我反对无根据地给林彪贴大字报，而有了根据就应该坚持到底，不怕死，斗争下去。”

《首都七院校联合行动纵队》、《逼上井冈山红卫兵战斗队》提出：“坚决把以戚本禹、关锋为代表的新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戚本禹、关锋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宣称：“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才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文章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

下午3:00，在航空馆二楼召开了《井冈山》小组长会议，会上大家讨论了形势及整风问题。

下午，在汽车房召开临时工会议。

我校《2171》战斗组翻印了几百份支持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于深夜步行进进城，贴在攻击中央文革大字报旁，与之针锋相对。该组次日上午10点才返校。

晚7:30，在大礼堂召开四总部联合开门整风大会。

晚7:30，在新斋764召开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会议。

本期动态报文选：

【向井冈山红卫兵部分战斗团进一言】 ——忠于党红卫兵《追求真理》


12月6日

凌晨，在礼堂前发现大标语【彻底批判三司所执行的形更‘左’实更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切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对北航红卫兵的‘三问’表态！】等，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红矛》、《从头越》等。

我校有两人去林院支持多数派攻击中央文革。

下午２:30在东郊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大会是由北京一、二、三司、重庆《八.一五》、安徽《八.二七》、哈尔滨《红色造反团》等单位组织的。

中午，广播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造字001号声明】，要批判以刘少奇为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原团部的反。

晚7:30，在二教403召开六总部（《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八八总部》、《临时总部》、《红旗》、《遵义》、《红旗赤卫队》）所属各战斗小组长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林学院李洪山炮轰中央文革，并写【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

我校易振亚（物807）与王义惠炮轰林彪。易认为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央文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大清洗、排斥异己运动，矛头直指毛主席。


12月7日

苏修莫斯科电台广播报导“北京林学院贴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大标语”，并在报导中恶毒污蔑陈伯达、江青等同志。日本东京电台也广播了类似消息，企图为反华捞取稻草。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对北航的一问、二问、三问、也问立即表态】等，署名清华红卫兵《梅花》、《照妖镜》等小组。

在新水利馆西墙上有一大标语：【戚本禹十一月十二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照妖镜》。旁有一《针锋相对》组写的大标语：【“11.12”戚本禹的讲话是大香花】。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时的讲话：“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指向林彪同志的。”


12月8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公布了陈伯达、江青“11.19”对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的讲话，并加上了挑拨性的按语，相继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全面进攻。

地质学院一些人公开反对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前些日子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晚上林学院李洪山再次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陈伯达同志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篇大毒草】，恶毒攻击陈伯达。

下午2:30，在主楼后厅召开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全体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形势及《清华大学红卫兵》向何处去，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辩论。主席台上没见到刘菊芬、刘涛、马楠、贺鹏飞等人。总部问题：《造反兵团》提出：“坚决造总部反，踢开总部，《清华大学红卫兵》必须大分化、大改组”。这意见遭到大部分人反对。中央文革问题：金九颜XX认为：10月3日以来运动应重新估计。无产阶级大民主并未实现，群众对立更严重，武斗增多……，他念了一篇首长讲话中几段，指出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把这些人揪出来。制91郭XX跳上台支持颜的意见：“不能用反动路线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阵阵掌声。《造反兵团》意见针锋相对：“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同志与王光美决不能相提并论！”。大会最后未作任何决议。

《沧桑》贴出大字报【参战声明】，认为《揪要害》大胆的提出了解决“黑帮”的问题，揭开了革命新高潮的序幕。

晚，广播了《八.八》总部的负责人唐伟做的检查,他希望大家批判他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晚7时，原高教部副部长高沂来校看大字报，并与同学笑容满面地交谈。谈到一些关于“4.17”文件的问题及他为什么要反对蒋南翔。


12月9日

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公布。

周总理讲话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林付主席信任的，绝不能以任何形式来反对中央文革”（大意）

《捍卫十六条战士》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即《捍卫团》以工贼时传祥、张百发等人为首在红星电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

在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大标语：【我们迫切要求陈伯达同志为被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红卫兵组织平反！】没有注明作者。

《第一湘江》贴出【炮轰井冈山总部】，《永远跟着毛主席》贴出【热烈欢迎革命师生炮轰井冈山总部】。《井冈山》总部发表声明，欢迎大家炮轰总部。

上午，学校百余人去高教部斗蒋南翔。因会上有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作法，引起清华同学的不满，纷纷造反。

艾知生说：“蒋南翔是二类干部。”但前不久他还说蒋是三类、四类难定。

晚7点30，六总部整风大会上有人提出要七总部整风。（包括《清华红卫兵》在内）


12月10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贴出：【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又贴出【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是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力夫讲话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小组》、《揪要害》在【大民主、大解放、揪要害】文章中讲：我们认为制定、操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些领导人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就是……，一当毛主席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他们极端恐慌，转而以守为攻，大派工作组，滥用“保皇派”的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大罢官，把一大批干部冲跨，找罪羊……”

晚，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颜晓东【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他说：10月３日以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曾在桂林发表过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讲话，获得桂林市委赞赏，大量印发。

晚，贴出周总理“12.9”讲话。《1018》贴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周总理“12.9”的讲话】。

晚10时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发出紧急通知，决定明天上午9点30开会，并号召所属战士参加对中央文革小组问题的辩论。

清华大学红卫兵《梅花》、《越砸越硬》等小组要求公布11月15日—30日中央文革与《三司》的谈话。《传话筒》将所谓记录稿公布出来了。

《烈火》长征队活动基地热火朝天，准备去延安、井冈山，走红军走过的路。负责宣传同志讲：“历史上的每一次学生运动，最后必然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


12月11日

物理系刘中桓、杨川昭贴出【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说：“伊林，涤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贴出【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大字报，说要“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

晚上在礼堂，七总部唐伟、陈育延、刘泉先后表态。陈育延提出易振亚等人是反革命并提出要开始反击，有人反对。

同学陆续返校，大字报骤增，中心大概有三块：整风、中央文革小组、解决“黑帮”。学校又掀起了辩论蒋南翔是否黑帮的高潮。


12月12日

中午，学校500余人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也将刘仁、万里等押出。中央文革小组出席此大会。

学校成立《辩论蒋南翔及校党委问题串联会》并在今晚开会.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不赞成现在开这种会。

《八.八》革命串联会9个战斗组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串联会》联合发出辩论会邀请书：“特邀请《梅花》、《红矛》、《不怕砸》等小组及易振亚、颜晓东等同学参加辩论。”

清华大学红卫兵《革命建设兵团》于今晚7时在上次会议所决定的会议地点，讨论上次会议提出的第五号内容。

晚7点30《井冈山红卫兵》闭门整风。

署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贴出：【商榷之二——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与中央文革】，继续贴出关于中央文革大字报，并公布了易振亚，万会秦在林院发言记录。陈育延等贴出【我们的态度：与反革命分子易振亚等人决一死战】。

本期动态文选目录：

(1)【我们的态度：与反革命分子易振亚等人决一死战】——《向日葵》。

(2)【论抢……奴隶主的逻辑】 ——《不怕鬼》。

(3)【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派”“拉一派”“打一派”】——井冈山《七九》。

晚8:30，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12.10-12.12

这几天在我校出现了二种动向：

一是在学校里相继抛出了许多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３０个为什么】、【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一切】、【商榷之一】、【之二】、【之三】等等。一部分保皇势力活动频繁，暗中在整理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等同志的黑材料，明目张胆的攻击中央文革。

另一是围绕蒋南翔问题展开了辩论。12月12日晚7点在大礼堂《辩论蒋南翔校党委串联会》首次活动，全校革命师生都十分关心这一新动向。学校内贴了很多关于“走访”、“提审”原校党委蒋南翔、刘冰、胡健、艾知生等人的大字报。

由《毛泽东思想小组》、《揪要害》等发起的《大解放、大民主、斗批改联络站》，在大礼堂开会讨论校党委问题。发表公告，要点如下：

⑴、工作组期间所打成的“黑帮”“黑线”我们一律不予承认；

⑵、蒋南翔、校党委性质未定，全校需要重新展开辩论；

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彻底解放群众；

⑷、破私立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学校里反击黑风的大字报陆续增加。


12月13日

《红旗》第15期社论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社论大长革命派志气，对十二月黑风的大反击开始。

上午9时，《清华大学红卫兵》在礼堂开会庆祝《红旗》15期社论。大会由个战斗小组联席会——《勤务组》主持。最后通过决议：⑴ 承认前总部负责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⑵ 批判矛头熬指向党内走资派；⑶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领导。会上刘泉、耿甦发了言，有人提出把王任重揪回学校检查，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八.八革命串联会》等九个战斗组主持了关于中央文革问题的辩论会。颜晓东首先上台，坚持他大字报中心观点。易振亚表示他在林学院的发言“有很多错误”，企图蒙混过关。陈育言指出易是反革命，不是检讨而是想溜。《倚天剑》发言：【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驳〈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会上有人送条要求刘涛、贺鹏飞、乔宗淮、李黎风参加会议并表态。大会决定第二天继续辩论。

中午，《延安红卫兵》两战斗组被人有选择地窃走资料，包括有《动态报》，破坏了六把锁。

晚，在礼堂召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次辩论会】上，易振亚，万会秦要改变看法，颜晓东表态。

晚，广播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四点声明，提出在中央文革没人来听前，不发言。


12月14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其中讲：陈伯达同志在9月25日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不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而是进行人身攻击，泄私愤图痛快，这些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直接违反【十六条】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方向性错误。

清华大学红卫兵《潜水艇》别动队贴出【发生在破房子里和深夜的事情】。

物00的周宏余贴出【给陈伯达同志的一封信】。文中说拥护中央文革，又说对中央文革提出严肃批评也是可以的。

《1018》贴出大标语：【立即交出整林彪同志与中央文革的黑材料】

.全校贴出许多痛击黑风的大字报。

下午4:50左右，30多个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战士夺了总部的大印，当晚召开了全体会议，80多人参加大会。并发表【关于冻结《清华大学红卫兵》大印的声明】说：“这个总部没有任何权力再对清华大学红卫兵发号施令了”。行动得到《井冈山》、《遵义红卫兵》等的支持。

此时，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北院开战斗组长会议，对《造反兵团》夺印很气愤，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有人提议把印夺回来。会上拟定了计划：第一批判原总部错误；第二步批判《造反兵团》，揪黑后台。

晚上，昨天的辩论会继续举行，乔宗淮、李黎风参加会议，均未表态，议论很激烈。会上纷纷要求《梅花》的李黎风，《红四军》的孙炬及原《临主》的刘涛、贺鹏飞参加辩论。颜晓东开始改变观点说：“先解决敌我矛盾问题”，要关锋、戚本禹及《三司》的同志“好好学习老三篇”、“好好与工农相结合”。廖先湜发言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可以的，其中大部分同志是要革命的。许多人认为她们是折中主义。会上不少《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起来说“不再受骗了”。

自控系《敢死队》胡伊朗（胡绳之子）上台说：现在不展开对中央文革的大辩论，说左派队伍要重新组合，《八.八》、《八.九》要组成一对红。群众揭穿他是混淆是非、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张递条揭发大毒草【周总理，你这是干什么】是陆定一之子陆德写的。

会上，人大附中及首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六纵队》（特纵）散发传单：【坚决反对第三司令部用逐步升级的方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活捉混蛋蒯大富】、【第三司令部形得更‘左’实得更右】

红旗红卫兵《红旗》战斗组贴出【王任重必须回清华检查】。

关锋对《井冈山》红卫兵的讲话：你们在座的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如果革命搞不好，你们还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包括我们在内。当然我们有毛主席正确领导。三司、井冈山，情况不了解，但也听到一些，希望你们能站得住，注意团结，文化大革命还早着呢！你们不希望我们垮台，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垮台。我们垮台，对你们不利，你们垮台对我们也不利。

《井冈山》总部发表声明，提出“踢开中央文革”是一个反动的口号。


12月15日

【农村十条】公布，对农村文化大革命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午广播了《联合纠察队》的第三号通令。限令在36小时内交出整理林副统帅、周总理、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陶铸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等同志的黑材料。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下午3点在I-211批判大毒草【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联络站开会。到会有《反修》、《锷未残》等战斗组。

清华大学红卫兵《联络站》发表声明，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夺大印的革命行动，并要与《梅花》等小组辩论到底。

今日公布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条】。

《井冈山》、《八.八》、《临时总部》所属部分战斗组成立《天安门战斗兵团》。发表宣言，认为井冈山严重右倾，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就是一条黑线，并发出一、二号决议。

晚8时，六总部《联合纠察队》等抄了易振亚，陆德的宿舍，抄出一些材料，有人赞同表示支持，有人反对，要扣住纠察队不放。


12月16日

《八.八》总部召开全体战士会议，许多战士强烈要求实行三总部合并，唐伟等人表示对易振亚等人是否反革命以前想不通，现在刚刚想通。

北航《红旗》到附中索要被抢物，附中人持刀行凶被送公安局。《联动》挑动了几千人包围公安部，殴打公安部丁付部长。公安部当场逮捕17名，继而逮捕北航《八一纵队》赖锐锐、林院李洪山、北大井冈山乔兼武，体院刘杰，师大“黑牛”等人。我校继续揭发批判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上午11点在林院开会斗反革命分子李洪山。本校部分同学去林院参加大会。有人不理解，认为真正有也要到运动后期处理。

晚上7点半，《化八联合战斗队》负责人吴XX和整理资料的包XX两人正式向三总部代表交出一大包整《八.八》派的材料，说过去犯了错误，现在要回到正确立场来。交出材料有： “8.24”的大字报抄件和照片底片；唐伟、蒯大富等人的调查材料；《八.八串联会》的会议记录；《八.八》观点的战斗小组名单地址等。据了解，搞材料以备秋后算账是王任重的主意。

颜晓东写出了【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表示要承认错误。

不少革命组织及战斗小组纷纷表示支持昨夜六总部抄易振亚、陆德的革命行动。贴出大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易振亚、陆德。

晚上《井冈山》开会，刘才堂主持，蒯大富也回来了，要把分裂分子鲁某开除。最后蒯提议先不这么干，提出揪回王光美作第二次检查，还决定三总部明晚斗易振亚。

中央首长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出席了【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并分别讲了话。江青讲：“刚才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


12月17日

中午，广播宣布《临主》把大印送至北京市委处理。

下午，【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场胜利召开。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同志先后讲了话，江青同志点了《霹雳》、《梅花》名。

这次接见时，江青同志要清华几派联合起来。

精7的王同顺写出了【《雪莲》投降书】，说：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坚决拥护斗易振亚；一切黑材料交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伏虎》战斗队查收；难兄难弟《梅花》、《红四军》、《红矛、》《红雷》等地下军，勒令你们立即放下武器、停止对抗、交出后台；本人一定老老实实向革命师生请罪。

晚8点，在礼堂召开了【斗争反革命分子易振亚】大会，会后把易送至公安局扣押。

午夜12点，在礼堂前出现大标语【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巨幅标语，当场被我校革命师生扣押以朴伟华为首的7人。搜出匕首1把，买刀证（可买8把），持刀证3个（可持刀5把、2把、1把）、访问李洪山的介绍信等物。以《井冈山红卫兵》为首的革命组织1500多人在礼堂开声讨大会，又去附中一举造了附中革委会和附中红卫兵的反，抄了他们的家，抄出10余把匕首及鞭子等，于凌晨将李建中一人送至公安部处理。

红教工《卫东》贴出【上揪下扫，除恶务尽】大字报，说：“我们要下扫，扫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扫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除了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还有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2月18日

《八.八》总部许多战斗组串联起来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强烈要求全校革命派大联合，三总部合并。《八.八》总部领导当时表示同意合并。

校内大字报动态：⑴ 要求联合；⑵ 横扫十二月黑风。

校园内出现数条类似的大标语：【坚决要求刘少奇、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检查！】

《红四军》、《捍卫十六条战士》、《第一方面军》、颜晓东、李黎风等写出检查，表示要承认错误。有的揭出一部分材料，写出一些知内情人的姓名。

成立了一个《揪后台串联会》，今晚召开第一次会议。

下午，广播了《造反兵团》通令，要解散《清华大学红卫兵》，烧毁大印。

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当清华的同学说：“刘涛、贺鹏飞看住了，不许他们乱跑”时，江青说：“你们这些人就怕认真做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争取的。”“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在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西城区纠察队时）关锋同志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严重的枪毙。江青同志说：抓人交给公安部，不要送公安局。公安部是谢副总理管的，我们相信他。西城区公安局问题很严重，已经调了五、六十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队、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来了。还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的。我建议公安部队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它的全部由军队接管。（谢副总理表示同意）

（在有人提出合同工制度时）江青同志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总主任、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

当天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19日

上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响应江青同志号召，联合起来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发表联合了声明。

晚上，召开《井冈山兵团》战士【坚决镇压反革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陈育延宣读了【井冈山兵团决议001号】：⑴ 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来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⑵ 对于反对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的的一小撮反革命狠狠打击，坚决镇压；⑶ 凡串联起来炮打中央文革的一律为反党宗派活动，必须彻底交待黑组织、黑纲领、黑活动，彻底揭发。改变立场。只要你们彻底揭发，就不在我们打击范围之内。

《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在会上宣布解散，加入《井冈山》兵团。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当场烧毁红卫兵总部大印。

会上，一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众把《清华大学红卫兵》证件撕得粉碎，申请加入《井冈山兵团》，并呼吁“我们应该向真理投降”。

蒯大富传达了江青同志指示支持我校揪王光美回校，并说：“把薄一波也揪回来，哪有那么多病啊！”蒯带领全体战士宣誓。

电机系革命群众把《清华大学红卫兵》连部抄了，抄出黑材料一包，并夺了广播台。

自控系成立革命行动委员会，敦促自控系《敢死队》彻底检讨。

晚上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13个战斗小组100余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刘少奇从党中央中滚出去】、【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镇压“联动”，打倒刘邓、炮轰贺龙】。


12月20日

《忠于党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红旗红卫兵在校临时总部》纷纷宣布解散。《红旗赤卫队》宣布参加《井冈山兵团》，改名为井冈山兵团《红旗赤卫分团》。

校内普遍开展“上揪下扫”向十二月黑风猛烈攻击：【把《霹雳军团》揪出来示众】、【《第一方面军》向何处去】、【向《梅花》宣战】等，揪《梅花》《、霹雳》、《123》等反革命黑组织。大量大字报揭发、批判前伪《三临》，并且要求原《三临》红卫兵头头刘菊芬、刘涛、贺鹏飞、乔宗淮、马楠等向全校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今天我校部分同学去工人体育场开【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北大聂元梓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本期动态报文选目录：

【注意“定时炸弹”看贺龙同志的言行】——《红色工兵造反》战斗组

【陈老总，你这是往哪里“跳”——致陈老总的一封信】——《耿耿丹心》


12月21日

下午在大礼堂召开揭发、批判《123》大会。动农系揪出的反革命黑组织《123》，到目前为止已知有20多人参加，负责人是前《冲锋队》骨干杜学军、刘曾涛。早在10月份，他们贴出大字报恶毒攻击陈伯达同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与校内外各方面有广泛联系，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归纳三点：（组织）一个组织，批判关戚联络站；（搞）两个行动，大标语，大字报；（写）两个行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告全国革命群众书；整理关锋、戚本禹同志材料。

《揪梅花战斗兵团》贴出【梅花背后魔影】大字报，揭发《梅花》的问题。据说《梅花》小组目前已知有两人：物605王学惠，物705王振江。他们活动范围很广，城里也有他们的标语，种种迹象表明不止他们两个人。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大会】。

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原三总部协商产生。名单如下：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戍源、邵凯胜、潘剑宏共20人、并宣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

自控系革命师生组织行动委员会抄部分《敢死队》家，搜出匕首三把和黑材料部分。

晚，礼堂召开揭发批判反革命黑组织大会。会上批判揭发清华《红卫兵联络站》、自控系《敢死队》、《123》、《第一方面军》，刘涛、李黎风、贺鹏飞等活动。会上有人揭露：《临筹》、《临主》执政期间，我校出了5条人命，必须追查清楚……。刘泉代表蒯大富、唐伟、陈育延发言，提出今后任务是：一揪：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校做检查；二扫：扫保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扫除发动路线的流毒；三打：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革干子弟中的败类；四拉：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五注意：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防止打击面扩大。大会在造反歌中结束。


12月22日

《井冈山兵团》战士连日进城刷大标语，炮打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

总部发表公告，成立《兵团临时筹委会》,并公布《井冈山兵团》【干部罢免条例】，同时成立各部和广播台，广播台由《第一红岩》控制。广播台常播送：“在以蒯大富为首的……正确领导下”，“响应蒯大富的号召”。

电机系：《烈火》等战斗组和革命师生一起揪出了《全国批判三司联络站》高61张尚武。

水利系：原“八.九”的《红旗》已经分裂。

代表队《红小鬼》已经检查。

刘涛同志提供情况：【闪电】大字报据悉是贺鹏飞、李黎风等人写的；“8.24事件”是贺鹏飞请示了王任重决定的，十一月在武汉就想给王写大字报，但有私心杂念，没写，打电话让贺鹏飞写；吴德曾参加反蒯斗争…….。

刘涛同志近日精神不太好。

晚上召开兵团全体战士大会，《打落水狗》等战斗组发言要求直捣刘邓黑司令部。会上通过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第二次检查。并勒令薄一波必须在12月29日以前，王任重必须在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检查还帐。并决定25日进城游行，散发此声明。


12月23日

贺鹏飞贴出第一份检查，空洞无物，极不老实。

兵团总部决定25日统一行动，响亮提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口号。

晚，200号工地《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12个战斗小组采取联合行动：

（1）夺取广播台，成立200号井冈山广播台。

（2）把厂文革委员施家佩赶出人事保卫科。（注：此人对李洪山观点有共鸣，认为谭力夫讲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为中央文革是钦差大臣满天飞等）。

（3）封了厂文革和厂文革所保存的黑材料。

这行动受到了全厂大部分工人、实验员、教师支持。但26号、27号发生了三三两两的辩论，对抢广播台发表不同意见，议论纷纷。

晚，《清华井冈山》和农大附中的革命组织等在我校礼堂联合召开【斗争攻击林副统帅的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大会】。


12月24日

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许征强）三人贴出【辞职书】，声称“常常跟不上形势，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群众指出总部成立第五天就退出是搞分裂。

上午，在礼堂召开讨论会，讨论“12.25”行动，明确了以宣传批判刘邓为主。当时有少数人表示反对。但广大革命师生坚决支持。

《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等战斗组串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28团》，矛头直指刘邓。很多小组支持，并参加了《28团》。

下午，在礼堂唐伟等人发起《向何处去》串联会，和总部唱对台戏，抵制“12.25”行动。有人号召“阿斗”们起来造反，唐伟讲“宁肯当右派，也不作阿斗。”

下午，附中红卫兵若干人来校找《井冈山》要他们的人（上次被捕，现在押在公安部的人）与被抄出的匕首，吵一阵后回去。

继《122》贴出【几问陶铸同志】以后，井冈山兵团《鲁》战斗队于12月24日贴出【请陶铸同志消除我们的疑问】一文。

今天贴出一批大字报纪念“6.24”、“8.24”。继续贴薄一波、王任重、王光美大字报。

《802》支队在大字报中写到（大意）：在六月份群众宣布绝食要求接见对，陶铸同志于30日晚11点30被迫接见，并对群众进行抗议。在群众的责问下，悲哀地说：“我撤消抗议”，“你们不要记录”，“不要录音”，“不能公布今天接见的情况”。

颜晓东在【风烟滚滚】大字报上批语：陶铸是你揪出来的吗？如果你们一味老子革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话（当然不包括易、李之类）你们将是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执行者，这是毫无异议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人向来是无所畏惧的。

《青霜剑纵队》贴出【深思、再深思】：“易振亚也可以放在学院嘛！……《霹雳》还不是写了一篇揭发王任重的大字报。……《123》中谁是反革命？他们还是要革命的！……哼，‘揪’，揪出几个后台了？……蒯大富算老几，现在不也犯错误了？”

下午，《第一湘江》、《轮机兵》等战斗组代表和林杰同志就25日行动问题举行了座谈。林杰同志正在写元旦社论。

刘冰说，过去贺鹏飞说校党委打击高干子弟，其实贺自己是怎么进校的呢？体院预科毕了业没考上高校，蒋南翔收了他。说贺老总就这么个儿子，我们要对他负政治责任。

晚上，戚本禹同志在矿院发表长篇讲话，提出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我校同学鼓舞极大。他说“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

晚上，《井岗山兵团》发表严正声明，决定进城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12月25日

大宣传！大示威！大游行！大反击！

《井冈山》兵团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六千余人，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顶着刺人肌骨的冷风，步行进城举行统一行动，向刘邓黑司令部猛烈开火。上午10点，五路大军汇集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邓反动路线。会后分兵五路，分别在天安门、北京站、王府井、西单、菜市口进行广泛的宣传。近十辆广播车在首都的街头上痛斥刘邓的罪行。在前门大街、王府井、西单、新街口等地，我兵团建立了强大的广播网，“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震撼了整个北京城。一幅大大标语，一张张大字报、一幅幅漫画盖满了首都的街头，数以万计的传单纷纷落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手中。各地来京的许多素不相识的战友参加了我们的宣传行列。市内各单位大力协助我兵团战士，工人同志帮助我们贴大字报，居民老大娘帮助我们烧开水来化开已经冻住的浆糊……。同志们满怀豪情战斗着，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又有谁不为之欢欣鼓舞，我们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呀，我们永远忠于您！毛主席万万岁！！

我兵团的革命行动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极度恐慌，他们必然要做垂死的挣扎，我兵团战士方雁生在宣传时被刺。阶级敌人的疯狂，宣告了他们死亡即将来临。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愁山下红旗乱。”宣传就是斗争！我们要大批特批，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批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必将属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全国无产阶级 革命派。同志们，勇猛向前进！

全校有十余处被抄、被偷、被抢。

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贴出【一百个为什么】。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

兵团晚上召开“12.25行动”总结会，讨论下一步工作并通过决议，决定继续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把刘邓路线搞得臭臭的，下厂下乡与工农结合是方向。并决定最近几天内组织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

《向何处去》串联会上午继续开会。唐伟发言，肯定“12.25行动”好得很，但认为总部原来动机是错误的，并提出下一步口号：“抓三临，揪后台，解放《八.九》，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王小平贴出【造王任重的反】大字报。

由《28团》发起，经总部同意，兵团成立《第三办公室》，专门批判刘邓。决定在城内新街口、女三中、西单、西四、王府井等地分设四、五处联络站，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志，并向他们作广泛宣传。一方面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批印刷批判刘邓材料，发散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利用当地已有的广播系统和器材在王府井、西四、菜市口、赵登禹路等东西城区各地设立广播站，进行广播宣传。在北京市掀起一个批判刘邓的高潮。

被中央勒令解散的《东纠》、《西纠》中，一小撮人为核心组织的《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大会。会上散发并宣读了署名《红后代》的传单，提出“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几名联动成员在台上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的讲话！”，“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此后不久，《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不少成员遭到逮捕和批斗。

200号《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200号分团》。


12月27日

工人体育场召开【首都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戚本禹、穆欣出席。蒯大富在会上发言：“在北京，在全国，吹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从清华，从北京，从全国无数事实证明了，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有后台的大反扑。这个后台是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

中央文革召开【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接见人有：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穆欣等同志。会上江青同志（一再强调）：“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关于阶级斗争形势，江青同志先后讲了三次“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曾找过我。……这次一看电影（指刘少奇访印尼纪录片），她又戴了。电影为什么不放啊！到清华去放一下。”江青同志责成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陈育延问戚本禹：“刘涛揭发刘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戚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校内一部分小组先后贴出了批判刘邓、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的大字报，揭露他们的滔天罪行。

《第一换新天》、《多壮志》贴出声明：“必须迅速自下而上民主选举总部，总部不得再运动群众，必须采取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并指出：“你把群众当阿斗，运动群众，争权夺利，搞宗派，那你必将脱离群众，被群众抛弃。”

28团《冲霄汉》战斗组贴出【贺老总，我们真替你着急啊！】，揭发贺龙的反党罪行。

晚，《东方红战团》宣布成立，与《井冈山兵团》分庭对抗。有人说《东方红战团》是由12个战斗小组，连同一些吕（应中）氏门徒，以教师为主，以前保字派一批人。企图在200号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蒯氏人物没平反情况下，转向社会，逃避批判。

井冈山《114通讯》登载【欢呼毛泽东伟大胜利——红卫兵扫四旧的辉煌战果】。说：中央10月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各大城市综合起来的红卫兵战果（截止10月3日）。从这些数据足以看出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贡献。我们不禁高呼：革命的红卫兵岁！


12月28日

刘涛作公开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

检查中讲：“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⑵、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⑶、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

“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八月四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井冈山兵团《筹委会》表示：“刘涛同学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欢迎刘涛的革命行动。”

之后，蒯大富同志传达了27日晚与江青同志座谈的中央文革指示：红卫兵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学习“老三篇”等。江青同志否认说过“搞刘邓不合适，不策略”的话。并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胜负未定，王光美态度极不老实。

王小平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是怎样出来的？——王任重和刘少奇的关系】。

电机系《802支队》贴出关于陶铸的大字报，揭露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罪行。


12月29日

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部分师生在大礼堂前游行庆祝。

群众贴大字报，对刘涛检查不满，认为是“舍妈保爹”，必须老实交代刘少奇问题。

下午，200＃《井冈山兵团》到南口、昌平贴大标语宣传批判刘邓路线。

《井冈山兵团》总部派人抄薄一波家，并给王光美打电话，要王回清华作检查。王态度恶劣。

晚，贺鹏飞在大礼堂检查，完全回避了贺龙的问题。但总部表态：贺检查态度比较诚恳。广大战士认为贺必须对贺龙问题和《霹雳》、《梅花》问题彻底交代。

“12.25”以后我兵团保持了在城内强大的广播网和宣传车，继续宣传打倒刘邓。《28团》、《天安门纵队》的一些同志参加了宣传和对外联络的工作。

总部派50人去武汉揪王任重。


12月30日

刘泉盗用首长讲话形式，贴出【×××同志讲话】，说：“《八.九》是保守派，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形象一点就是地主、资本家的打手。他们对毛主席著作没有什么感情，尽管嘴里讲的多甜，看来都是假的。只是资产阶级感情深。……好多党员是靠几次汇报，几次马屁买来的，是假党员，看来假党员如此之多，真是几年后就变颜色了。”

该大字报，不少地方被误传为【陈伯达同志讲话】，铅印成册，广为散发，流毒全国。

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同志来到清华和一些同学进行了座谈。傍晚时，在西大操场和全校革命师生亲切会见，并作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讲为什么以前不来，是因为“以前中央有一条纪律，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来清华。现在当然取消了。”

王力讲：“现在大家都回来了，究竟干什么呢？……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提议：“在经过这一段斗争以后，同志们很好地进行一次总结，把自己提高一下，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文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篇文章；再学习【老三篇】这三篇，再学习【学习与时局】这几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时候，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鲍长康等50人，今晨动身去武汉揪两面派王任重回校还账。

目前已有大批同学下厂或准备长征，据消息，目前长征介绍信已经开了1000多张了。《看今朝》贴出了【把清华园‘斗批改’的旗帜高高举起】。

《184》战斗队贴出【右倾思潮是目前我校运动的主要危险】。文章中认为，从整风开始一直到现在存在一股右倾思潮。认为“12.25行动”好得很，即使有人不理解，我们也要干。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12月31日

总理与我校一部分同学座谈，讲毛主席不同意揪王光美回清华，建议让她作书面检查。

校内出现了一些发牢骚的大字报：如《雄鹰展翅》认为【“12.25行动”是运动群众】，《巴黎公社》的【踢开分部拉出战斗队】，《红光》的【蒯司令快…快快派活】。《几个即将堕落为××派的〈八.八〉派》贴出严正声明：【坚决拥护以蒯大富同志为首的兵团领导核心的贪污一半中央精神的、并非运动群众的、震撼了天安门的伟大行动】。


来源： 作者捐赠。


清华文革大事日志：1967A （二）
邱心伟 原蜀育主编
2009.04.00


一九六七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井冈山》报通栏大标题：【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我校部分兵团战士和首都20多个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员工走上街，大示威、大游行，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表示誓死保卫主席，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决心。

我兵团20余个战斗小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揪王任重的问题，组织了《批王联络站》。

群众贴大字报要求总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说现在出现“头头们团团转，小兵没事干，没有参加兵团的平头百姓更是没法儿办”的局面。

《惊涛涌》贴出【就××同志讲话问题与刘泉同志座谈纪要】。刘泉在座谈中一再把该观点错误，影响恶劣的大字报肯定为：“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新创造”，并说：“我呼吁把这篇文章传播出去。”一再强调：“我们学校大多数党员是假的，假的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不忠实。”

红教工《荡涤》战斗队贴出：【论“上揪下扫”】大字报。

《在险峰》战斗组编天津快板【话说王光美】。


1月2日

唐伟等人成立《毛泽东思想纵队》。

唐伟贴出了追记12月31日【周总理和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座谈纪要】。说总理在座谈中指出：“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总理又指示：可以找叶林、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孙炬等人，让他们说真话来批判刘邓路线。

唐伟等声称“要抵制总部的错误领导”。

刘涛及刘允贞贴出【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井冈山》报出专刊登此文，印刷量极大。

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及秘书张生谈、傅明贤被《井岗山兵团》战士从武汉揪回清华。

继十二月黑风之后又孕育着一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刮起一股经济主义的黑风。《联动》、科大《雄狮》活动猖狂，出现了许多攻击中央文革的谣言，有所谓主席的“三点指示”、“中央文革抓人抓多了抓错了”等等。有大字报揭露，据科大《东方红》调查，我校《千钧棒》小组曾与《雄狮》发生关系。后来《千钧棒》辟谣，说与《雄狮》没有联系。我校同学去科大调查了：科大《东方红》肯定地说《雄狮》和我校《千钧棒》有联系；唐伟曾与科大《雄狮》座谈。科大《雄师》认为十二月黑风抓人太多了等等，唐伟表示同意。

《联动》近日活动猖獗，12月底三冲公安部，狂呼反动口号，殴打我公安战士，我校密切注视。《28团》成立《中学生联络站》，进行中学生少数派的发动工作。


1月3日

《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同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杨】。

中央文革宣布大中学校军政训练两周。

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贴出【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辞职，三个原因是：⑴ 总部成员产生不民主，存有宗派主义；⑵ 总部运动群众；⑶ 树立个人威信等现象存在。

出现要【踢开总部】的大字报。同时出现【井冈山兵团不在民主集中制中存，就在极端民主化中亡！】、【政治上的大民主决不等于生活的自由化！】等标语。

乔宗淮贴出【我的检讨】，说“我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不超过刘涛、贺鹏飞的检查，如有补充揭发，另行公布”。

大字报【下一步怎么办？——兼谈群众中的活思想】中说：找头头不容易，但群众没事干，不少人在印讲话、焊收音机、打毛衣。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大会挤不进，小会没有份。”又说：“上揪刘少奇太远，下扫铁杆派太近。”有些中间群众还有个怕字说：“算来算去（指算账），算过来就倒霉了。”

晚上兵团总部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讨论目前任务，结果变成对总部发“牢骚”的会。有人认为总部不信任群众，给刘涛、贺鹏飞检查定调子，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上有排除异已、拉拢嫡系，有黑官，组织严重不纯。并提醒蒯大富要警惕糖衣炮弹，还指责蒯大富“胆大包天贪污首长讲话”，有人提出印【蒯大富大字报选编】是不恰当的等等。

以戴国珍为首的三人小组，称代表总部，是《第三办公室》的人，进驻高级党校。

地院东方红把薄一波揪回。


1月4日

陈伯达在接见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是陶铸。”坚决支持批判陶铸。

陈育延贴出【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大字报，揭开了全校反唐战的序幕。

有大字报认为蒯大富传达总理、江青的指示有“贪污”的现象。

晚，兵团继续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形势。蒯大富首先发言，希望大家讨论今后怎么办。群众纷纷要求整风，整顿组织。有人上台念了陈伯达同志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许多人批评总部对揪陶不力，提出次日进城大宣传，总部表示支持。

当时有人指责总部保陶、反整风姿态，说再争下去也没用。总部不管，我们管，赶快战斗。唐伟跳上台去：“我代表《毛泽东思想纵队》表示支持。”

总部进驻高级党校的代表增至六人。


1月5日

沈如槐等人成立《八.八纵队》。

兵团部分战士进城宣传批判陶铸，全市40多所高校的师生宣传批陶。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口号响彻云霄,大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

《28团》发表五点声明，认为：《井冈山兵团》“乱”了，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左派内部的反映，左派队伍中某些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言人。“总部右倾，运动群众还不够”，“论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和发展。”；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右派，支持对总部的善意批评，反对打倒总部；总部应成为坚强的左派核心，不要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强调指出有些人在左派内部制造反对派，抓住缺点错误，大搞宗派活动。

大字报开始形成反唐战。《好斗》贴出了【唐伟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谨防两面派人物掌权】、【唐伟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言人】。《28团》一些战斗组揭唐伟老底的大字报亦陆续出现。

群众继续指出总部的问题。《雪里行军》战斗队贴出【要革还是保】、【当心把老本吃光】，指出不要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要不断革命。

《清华红卫兵》秘书周维新贴出：【检查严重错误，坦白交待反革命罪行】

晚上，蒯大富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军政训练的通知】，并宣布了确定以清华、北大等8个学校为试点。


1月6日

校内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形成高潮。

《攀绝峰》战斗小组贴出【陶铸十大罪状】。

28团《八一》贴出【这是十二月黑风的继续】，认为群众要求整风是为十二月黑风翻案。

28团《第一红岩》贴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指出左派掌权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方法进行复辟。指出有人混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与区别，利用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的错误倾向，企图否定《井冈山》的大方向，想搞垮总部。

而反对者则继续批评总部及蒯大富的缺点和错误。《惊雷动》贴出：【蒯大富面临严峻考验】，指出“左派不是‘永久牌’，必须经群众鉴别考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分水岭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而决不是对蒯大富一个人的态度。”

校内连续两天放映毒草【刘少奇访印尼】，供同学们进行批判。

广播台大字报评击唐伟等人在兵团内搞分裂活动，搞宗派。

下午井冈山《捉鬼队》（包括28团《雪莲花》、《傲霜雪》及《游泳》、《652-1》、《冲天笑》、《在险峰》）等战斗组在外单位的协助下，“智取”王光美经过：

下午两点，刘少奇之女刘平平在师大附中检查，我校学生去，没让她回家，让她揭发刘少奇。然后以公安局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在北京第二医院。又以师大附中给王光美去电，说接到公安局电话，知刘平平出了事，让他们去医院看望。

王光美先是不信，让刘少奇警卫员和女儿刘婷婷来。《捉鬼队》做他们工作，警卫不肯，后说服刘婷婷打电话。这时王光美、刘少奇已来。同学没揪刘少奇，揪了王光美回校。王坐在楼梯上不走，被拖上汽车拉回清华，后边还有汽车跟着。

刘少奇回去后给中央汇报，总理来电指示：⑴ 可以让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⑵ 不要打她；⑶ 不要污辱她；⑷ 检查后让她回去。

当晚学校广播一开，人心大振。晚上10点多在西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让王光美检查。王光美极不老实，装腔作势，百般拖延，没有问倒她。群众极大愤怒高声朗读语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最后蒯大富宣读兵团声明，次日清晨五点签署了四点保证后，让她回中南海。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市【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蒯大富主持会议，高级党校《红战团》头子卢国英在会上发了言。刘少奇儿子刘允诺作了发言：【揭发刘少奇】。

七机部宣传车到我校宣传，读了刘允诺揭发刘少奇的文章。

广播台中午播内容一边倒，揭发唐伟的老底。

李黎风贴出了【我的第二次检查】。

闫胜义于昨天、今天连续贴出三篇大字报：【揭发之一】、【揭发之二】、【揭发之三】，分别揭发周维新和清华附中的一些问题。

西单出现标语：【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

《联动》在市人委用皮鞭毒打造派反工人，“中央文革算老几”，“我们就是要揪出中央文革的黑后台！”

红教工《巨浪》组贴出【谈所谓基层干部问题】，揭露《激扬一、二、三组》的【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对教师基层干部问题上的“遗毒”】一文的反动本质。文章说：对他们（指基层部）“根本不存在什么‘平反’、‘赔礼道歉’问题，即使受了委屈也只怪他们自己为什么中刘邓路线那么深！为什么奴隶主义那么深！……蒋南翔统治时期，党员和干部在群众中的确显赫得很，威风得很，群众只能向他们膜拜磕头，任何人敢给他们提出意见或顶撞几句就被认为大逆不道，小则给你扣上‘个人主义’，‘反党情绪’帽子，大则给你戴上‘反党’、‘右派分子’帽子……。.”“很明显，工作组想通过上楼、下楼这一手继续使干部重新获得群众信任，便于让他们来担任文革各级领导。”

《红教工》组织百余人冲击公安局第13局，封存该局档案，接收住在红卫医院的陈里宁档案。


1月7日

总理接见七机部《9.15》与《9.16》代表，谈到清华“1.6行动”时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呵，不正常。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我告诉你们，就是彭、罗的作风，是彭陆罗杨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严厉批评了《捉鬼队》搞的“1.6”行动。

校内对“1.6”行动展开了激烈的辨论，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认为“糟得很！”。

一种认为这是革命行动，大快人心，揪得好揪得对。一种认为抓的方式不对，但已抓回要支持。还有同志认为：这是运动群众，大会毫无准备，长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6行动”和“8.20揪蒋南翔行动”一样，把群众当成阿斗，是行“左”实右的表现。

《毛泽东思想纵队》则贴出挑战书：“《28团》，我们向你们挑战，今晚7:30在礼堂辩论，你们敢来吗？”28团《打落水狗》应战。

晚7点，辩论会一开始，《28团》即在讲台上贴上【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标语。《28团》发言人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代言人，是陶铸在清华大学的代言人，是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以他们新的形式---两面派的面貌出现。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领导是阶级斗争规律。阶级敌人从外部不破，就会从内部来击破。

《毛泽东思想纵队》则认为：辩论中心是怎样对待群众，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总部运动群众，现在抓“唐伟之流”是矛头指向群众，因此总部必须彻底整风。

会上《天安门纵队》、《阿斗团》也发了言。会后蒯大富、陈育延、张云辉表态，支持《28团》。陈育延认为蒯大富的发言是右倾的。


1月8日

《毛泽东思想纵队》发表声明，坚决要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

刘泉等17人写了【为年青的红色政权生存而战斗】大字报，认为：“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兵团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28团》在高级党校贴出声明说：《红战团》抄杨献珍的家是非常革命的。

晚上《28团》继续开辩论会，《毛泽东思想纵队》声明罢开，颜晓东上台大骂不民主。

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联动》分子五冲公安部，北师大等地出现反动标语；我校铁杆《八.九》颜晓东、《布尔什维克》、《人民的儿子》写大字报和批语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砸碎一言堂，发扬大民主，彻底闹革命】。校内“阿斗”风盛行，出现《阿斗纵队》等，抗议总部“运动”他们。号召“阿斗”发扬不买账的精神。


1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体人民书】，号召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这是继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毛主席亲自决定要广播，刊登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毛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了重要指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井冈山兵团》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热烈欢呼【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大会通过了向上海革命派的致敬电！兵团战士上街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

总部和《28团》提出根据形势要求暂不辩论，而《八.八纵队》贴出声明：“当前正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兵团总部压制群众与革命群众反压制的斗争，是保守与革命的斗争。兵团总部犯了路线的错误。”认为总部动员兵团战士进城宣传是大阴谋。提出下定决心，不怕任何困难，排除层层障碍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

《韶山纵队》、《惩腐恶》认为：“就是要揭唐伟之流的老底，就要把所谓两面三刀的人物揪出来示众。”

党校组织《红战团》头头卢国英亲自带臧令瑜和史毓华前往党校参加大会，臧坐在主席台上。会后，二人又在卢陪同下去见王丹一。

总部派三名代表坐飞机去上海，“加强”驻沪联络站的力量。

戚本禹在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的讲话中谈到：“清华大学写了一些高质量的批判刘、邓路线的系统的文章，写得很好。这些文章，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都看，很有水平，他们这个孙猴子很有办法，不知怎么弄来弄去，弄出这么多材料。他们派了很多调查组……”。


1月10日

我校师生数百人进城，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前往左家庄、和平里、劳动部、化工部、二机部、一轻部、北京站等单位，向来京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新反扑”的宣传，动员受蒙骗的工人群众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解放军帮助军训的先头部队进校。一进校就发扬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为我校同学树立了榜样。很多同学向解放军学习，自己动手扫楼道，天天读毛选等。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刮起一股经济主义的黑风，引起我校革命师生密切注视。《28团》派出一些小组去市内调查。

三纵队贴出大字报猛攻陈育延，说陈投机，是清华最大的两面派。

康生同志与高级党校同志谈了他十年来十次与杨献珍，林枫等人所作的原则斗争，并指出高级党校《红战团》的大方向错了。

戚本禹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造反派时讲：“清华大学《井岗山》的战士，他们的斗争水平应该说要比你们高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对刘、邓究竟有多少认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写出批判刘、邓的大字报或文章……”。

《井冈山》报简讯几则：

上海《赤卫队》1500多人的《中央告状团》到京。

上海车站被《赤卫队》包围，上海《赤卫队》罢工，《赤卫队》出动数十万人包围柯庆施、张春桥家……。

12月26日广州发生流血事件。

京棉一厂多数派抢档案，公安人员去被保皇派扣留……。

长沙在12月28日至30日武斗中死伤200余人，其中有矿院《东方红》、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的战士。


1月11日

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徐向前同志任组长，江青同志任顾问。

《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智擒王光美】特写，写了评论说“好得很！”。

全校继续进行整风和反整风的辩论，但矛头都对准陈育延。28团《第一星火》的【陈育延是什么样的人？】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问题，《第一风雷》提出了11个问题责问陈育延。

《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天安门纵队》、《东方红纵队》纷纷贴出大字报，认为把唐伟等人打成反动路线代言人是压制群众，《28团》抛出陈育延是企图推卸自己压制群众的责任。

校内刮起炮打中央文革的风，《朝阳花第八分队》贴出大字报：【由陈育延、唐伟想到康生】，《不怕鬼》化名《密泄集团军》贴出一张线路图，暗指陈育延的后台是康生同志。

晚上，《天安门纵队》在二教403讲《泄密集团军》的线路图，有人怀疑革命左派康老。

《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和《毛主席警卫团》猜疑《28团》陈育延的后台是《光明日报》的穆欣，认为穆欣是反革命两面派。

《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发表声明，要对《28团》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坚决迎战到底，三纵队反陈育延达到高潮。

晚上，全校职工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反击校内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辩论很激烈。会上批判裴全。

《老实话》战斗组诗配画：【看，刘少奇的黑心！】

《红教工》宣传组贴出：【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向刘少奇这个‘庞然大物’开炮！】，新编【‘狂人’日记】，并公布陈里宁的笔记。


1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总部请示江青同志，要求军训缓行，投入反对经济主义黑风的斗争，江青同志同意。

《28团》发表第3个五点声明：“《28团》对形势估计完全正确，以唐伟为代表的一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企图夺取领导权，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势力一起为十二月黑风翻案，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急先锋。”

陈育延写【一切左派团结起来，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支持《28团》，反对四大纵队和要求整风的呼声。

毛泽东思想纵队《老百姓》在【这难道是宗派斗争吗？】的大字报中说：“当前论战是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把其庸俗为争权夺利、上台下台是庸人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延安纵队》在声明说：“当前这场辩论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少数派内的反映，《28团》中某些人所坚持的方向和路线是错误的，必须批判。”

自控系分部部分同志下午在新水333介绍经济主义风的情况，并发起《反击经济主义风串联会》，要求《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东方红》参加。四纵队的一些负责人表示不同意，一定要把辩论进行到底。但在晚上的大会突然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内战杀出清华园，“抓革命促生产”，同时有人责怪总部右倾，领导不得力。自控系分部代表当场指出四纵队一些人文过饰非，乘机攻击总部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贺电。

《28团》晚上召开全体紧急会，听取下厂调查小组汇报，讨论形势决定暂停内战。

简讯几则：庄则栋近日贴出【造反了】大字报。

大庆铁人王进喜最近已起来造反。


1月13日

大批革命师生去车站、工厂、外地宣传抓革命促生产。

《井冈山兵团》发公告：要有组织有计划走向社会。但因组织工作不力，不少人自行到全国各地下厂，根本不服从总部指挥。中央文革指示要有组织有计划下厂应以本市本单位为主。

下午江青、肖华、杨成武等同志作了紧急指示，同意蒯大富建议，推迟军训。在校的解放军一半与同学下乡下厂，一半留校备守。

《烈火》战斗组又前往党校了解和调查情况。《红战团》准备东山再起。


1月14日

《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文中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打击革命左派，压制群众运动，转移目标，保护自己……”。

四大纵队派同学大部分离校，杀向各地反击经济主义黑风。唐伟等人到郑州，《28团》大部分留校按兵不动。

到14日为止，据下厂办公室有案可查，下厂人数已达3000～4000人。估计实际下厂下乡人数已达6000多人。

28团《烈火》战斗组访问了卢国英及另一个人，了解高级党校情况。写成【关于《红战团》被砸情况的报告】准备上交中央，为《红战团》鸣不平，后未交成。

《28团》臧令瑜、史毓华、龚蔺等人去党校找《红旗》战斗队队部，要求在高级党校建立联络站，声称要调查《红战团》是否大方向错误。勒令《红旗》战斗队准备一切条件（吃住、电话机、印刷）。《红旗》战斗队表示：“康生是革命左派”，三人听不进去。《红旗》战斗队就给《井冈山总部》打了三次电话，总部第一次回答和三人口径完全一致，第二、三次不理采了。

《东方红》到处张贴攻击总理和康老的小字报【康生和总理】。

《联动》近日活动极为猖獗，竟敢追逐江青的汽车放鞭炮捣乱，并攻击中央文革、总理、谢付总理。七冲公安部，在大街上截车，抢东西，在工厂学校行凶打人，无恶不作。激起民愤。

《28团》开形势讨论会，决定全力以赴，对付反革命组织《联动》将分成三个连，派一个连进城，做中学生少数派的发动工作，准备给《联动》迎头痛击。

一些工厂发生武斗，停工，要求增加福利，补发工资等，冲国务院示威。

科大《雄狮》乘机为十二月黑风翻案，攻击中央文革。


1月15日

28团《烈火》戴国珍，杨玲去高级党校，表示支持《红战团》，并表示要搞康生。同时要了康生1月10日讲话的传单，准备批判。

同学们纷纷走出校门反击经济主义黑风。学校留下2000人左右。


1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下午，28团《中南海纵队》战士约60余人配合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捣毁了《联动》老巢。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联动》分子赶来对我兵团战士进行围攻，《联动》大打出手，破坏我兵团卡车，推打我兵团战士，狂叫“打倒三司”等。此时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战士闻讯赶到，形势大变，我校大批战士也赶来增援。此次抄出大量黑名单、匕首、六零炮教练弹、3辆偷来的摩托车，扣押行凶暴徒17名，回校经教育后大部分放回。

总部在午夜发布通令，在校同学一律参加军训，军训于18日正式开始。

《人民日报》刊登我校井冈山兵团《锷未残》的【“秋后算账论”可以休矣！】文章。


1月17日

总部和解放军军训指挥部召开全校军训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部分是教师。蒯大富和军训指挥部作了动员报告。

叶志江去高级党校《红战团》了解情况，回校后孙常秋又去《红战团》了解情况。

《红战团》对外联络人员赵若锦等3人来清华找《28团》戴国珍，送来一批有关康生同志的材料：【对《红战团》讲话】、【三点指示】、【对林枫、贾震的二次批评】等等。《烈火》有人对《红战团》的人说：“《28团》是要搞康生的，总部先不感兴趣，后来了解材料，总部完全支持。”

《28团》召开中学生联络委员会，共有近200个中学生代表数十所中学参加会议。会上蒯大富作了讲话，讨论如何对付《联动》，以及加强对《联动》的政治攻势等。

叶志江、刘泉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在全市起了极坏的影响。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政法公社》与市公安局造反派联合发出【重要通告】，宣称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当天下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文章【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其中讲到：“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我还要说，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我们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党夺权，决不是为个人野心当大官。”，“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1月18日

《117独立营》孙常秋等三人去高级党校找《红战团》联络员赵若锦。赵向他们谈了“邓拓、孔原问题”、“谭力夫问题”，并交给了他们康生同志几次讲话的材料。

《烈火》到北大，找《北大井冈山》了解康生同志爱人的情况。

《朝阳花第八分队》重新抄贴【从唐伟、陈育延想到康生】大字报。

解放军大批进校，军训正式开始。教职工参加较多，留校同学大部分参加。《28团》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进行军政训练。电机系《反到底》战斗组对军训计划提出改进意见。《毛泽东思想纵队》、《东方红纵队》、《八八纵队》、《毛主席警卫团》发表声明，说军训是个大阴谋，表示现在不参加军训。

经过周密调查，《28团》在革命组织配合下，协同中学各革命造反派数百人举行联合行动，一举捣毁《联动》在市内的八个据点。抄出匕首等凶器、信号弹、黑材料，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及抄家以后没有上交的现款存折达万元，手表近30只和其他金银珠宝等。

《大字报编委会》出了一集【清华园里的哈巴狗——王任重】大字报选编，包括“王任重插手清华运动期间大事记”，“王任重在清华文化大革命时期言论摘录”等。文中讲去年7月27日王小平、雷蓉给工作组贴的的大字报，是经王任重修改，事先给叶林、王光美、中央文革看过；7月29日王任重阻止贺鹏飞等贴王光美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贴，王光美是元首夫人，国际影响很大，王光美是好同志……这次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8月1日王对《临筹》负责人讲，中央文革小组要我管清华、北大、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以后我就当你们的参谋，你们三、五天找我一次。”；8月18日贺鹏飞、乔宗淮等贴出的【三问王光美】是王任重口述写的；当晚，刘涛想写刘少奇、王光美大字报，打电话给王任重，王一听，马上要她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住了三天，在王的指导下写出了给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两张大字报，在21日贴出了【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王任重建议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晚上在“8.19事件”的会上，宣布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成立；8月23日贺鹏飞找到清华有人拟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半夜电话报告王任重办公室，……24日早晨，贺、乔带上底稿向王任重汇报清华情况并请示。”……最后发生了“8.24事件”。


1月19日

《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1967年1月6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称赞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9日凌晨2:30我兵团战士由城里返校，途经人大附中捣毁《联动》据点。《联动》暴徒欺我人少大打出手，我校革命师生上千人赶来增援，暴徒负隅顽抗，竟下毒手用标枪、哑铃、手榴弹、砖石煤块从楼上扔下，使我多人受伤。在我强大攻势下，把一小撮暴徒逼到四楼屋顶上，狼狈不堪。清晨，我校革命师生才凯旋归校。

“1.18”行动对北京市中学生震动极大，大长了中学生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联动”分子的威风。人大附中回校的人由400人猛增到800人，并成立了人大附中《井冈山兵团》。而北大附中《联动》分子逃之夭夭，不敢在校停留。很多中学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有一些外国通讯社都报道了此消息。如日本电台报导；“亲毛泽东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抄了亲刘少奇的《联动》的家”。

《管得宽》抄出1月7日周总理批评“1.6”行动的一段讲话。

《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大字报【清华党权归井冈山】，要求党员登记。

井冈山《117独立营》叶志江等人去高级党校找反康生组织《红战团》头目卢国英，贴出大字报【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

《朝阳花》第八分队贴出【康生往事点滴】，攻击康生。

晚上《天安门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等分别开会，会上讨论了康生问题。会后部分战士以《119串联会》名义写出了【康生是什么派？】。

《舵手》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这是一股什么风】，指出康生是左派，痛击反康逆流。

晚，《红战团》联合清华《井冈山》、体院、天大《八一三》，请来上海《红革会》一文艺小分队在党校开晚会，和党校《红旗》发生武斗。并在晚12点砸了《红旗》战斗队队部。

下午1点，兵团协同北航《红旗》，石油《大庆公社》抄了石油学院附中《联动》据点，捕获联动分子八名，抄出匕首等凶器，缴获摩托车10辆。

晚上10点，总部保卫组派《28团》进城，对《联动》采取了行动。

《井冈山》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新疆《红色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新疆《绝食造反指挥部》。


1月20日

19日北大夺了高教部的权，20日晚清华、人大等校又从北大手中再夺高教部的权。

下午，【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被转抄至党校，党校全校引起震动.。《红战团》更为活跃，写出【康生同志，我们也怀疑你】。据《红战团》交待，此文原是《井冈山》报的特约稿。

清晨，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接见蒯大富等人，指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能揪。并要求我们和《红战团》等反动组织划清界线，当心他们拉我们下水。“要揪康生同志，这是敌我不分。彭真不是老早就想揪康生同志的吗？这是黑白颠倒，这样做，革命性成问题”。康生同志说：“《红战团》大方向是错误的，你们（指蒯）不应当支持他们，否则我们中央文革和你们决裂。”康生同志交给蒯大富一些刘少奇的材料，殷切地希望《井冈山兵团》把刘少奇批判到底。

28团《捉鬼队》在《管得宽》贴出转抄“9.15”的大字报后发表严重声明，攻击周总理“说出了王光美不敢说的话，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强烈要求总理作检查。

《毛泽东思想纵队》、《天安门纵队》等留校同学开会，决定在党校贴大字报支持《红战团》，安排专人整理康生材料等。有人提出要去游行，把康生大字报贴到市内去。

下午3点多钟，北邮《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同学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往里面冲，要控制播音室，要直接开辟节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前去讲了话：“……他们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希望我们的广播电台能够成为革命的广播电台，能够成为革命造反派的喉舌，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喉舌。……但是，……广播电台是不能够用接管的方式的……”。

晚，兵团《保卫组》、《28团》等部分战士对《联动》又一次采取了行动。


1月21日

下午党校《红战团》与清华《井冈山》、天大《八﹒一三》、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推清华《28团》戴国珍起草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公告】。

下午，《红战团》头子卢国英、周维煌来《井冈山》找了×××。×××向卢和周传达了20日康生等同志接见蒯大富的谈话，并说：“蒯大富回来后说：康生想压，压不下去，这是他的反动路线的大暴露。”“他愈压就越要搞！”

有人冒《大字报编委会》的名到印刷厂印了一万份【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的传单。准备次日进城散发。

力学系《换新天》贴出【不许攻击康生同志】大字报。

四纵队联合发表声明，痛斥《捉鬼队》的【严正声明】，送至广播台要求广播，但遭广播台拒绝。

晚上，《28团》召开了形势讨论会，会上《烈火》汇报了康生问题。蒯大富最后出席了会议，谈了他的活思想。总部通过一份声明，内容：⑴ 支持调查康生问题，认为康生问题是当前文化革命中心内容之一；⑵ 希望《红战团》退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此声明署名日期为22日，打算次日早上广播。

《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纵队》开会，传达康生、王力、关锋同志的讲话，最后决定原计划不变，继续整理康老材料。

晚上，《海燕》战斗队、天安门纵队《不怕鬼》、毛泽东思想纵队《雄鹰展翅》、《117独立营》在叶志江的带领下去抄邓拓的家，企图抄出康生同志的材料（因邓拓家已封，未抄成）。


1月22日

《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凌晨2:50和3:35陈伯达等同志就清华参与攻击康生同志问题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伯达同志说：“出这份［公告］的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的！……你们能说服他们吗（指攻击康生同志的人）？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做，也就等于和中央文革小组决裂！”又说：“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周总理，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挺身而出，痛加驳斥！”（据说蒯大富对此讲话又有贪污）。

总部凌晨发表声明说：《调查康生联络委员会公告》是兵团某战斗组参加的，完全不代表兵团总部。命令兵团所有战斗组不得加入《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违令者立即开除。声明署明日期为21日。

《防修》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蒯大富同志：撒谎】，揭露蒯大富回答伯达同志电话时文过饰非，而且在声明日期上弄虚作假。

革命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痛击反动逆流。要求蒯大富挺身而出，领导反击逆流。并有大字报要求罢刘泉的官及改组广播台、《井冈山》报、《大字报编委会》。是时，《119革命串联会》贴出检查。

晚上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小组与大专院校各左派组织座谈。总理、江青、伯达、戚本禹等同志参加，点名批评蒯大富。江青说：“调查康生专案小组有清华《井冈山》，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的。……大量诽谤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及跟随主席工作过的同志。今天北京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我们表态了没有？这就是敌人的一种新方式。就拿蒯大富同志来说吧，当王光美、薄一波、叶林等人联合整你们的时候，就是陈伯达同志派人给你平反，你还记得吗？……我们内部，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啊！去年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支持你们，但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只剩下毛主席、林总，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领导啊！”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蒯大富致开幕词，他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领袖之一（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北京市积极筹备大联合，一处是聂元梓、蒯大富串联筹建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另一处是《北京市夺权委员会》。兵团在两处都挑选一批得力人员参加工作，总部希望二个组织能够联合在一起.


1月23日

谭浩强编【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100例】。

学校继续贴出一批大字报、大标语，要求反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主要有：【捉鬼队的严正声明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号弹】、【总部必须认错】、【蒯大富必须表态】、【蒯大富赶快下决心】等等。

晚，中央文革继续与各校代表座谈。江青、伯达同志讲话：现在你们要爱护左派的荣誉，要革自己的命，应该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应该团结。

兵团总部表态：认为前一段兵团一些战士和战斗组对康生同志采取怀疑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决心在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帮助下，改正错误。

《东方红纵队》等提出要罢刘泉的官，许多大字报继续提出要求改组广播台、大字报筹委会。

《联动》近况：准备一砸、二冲、三下、四算（即一月砸三司，二月冲公安局，三月下工厂，四月回来算账）。现与右派工人组织《捍卫团》勾结，一部分人已下厂。近日《联动》准备政治上与父母脱离关系，保持经济联系。做了一首黑诗：“通令13扬海外，争拜西纠好不快，昔日美梦不重返，只因三司受宠爱。满天炮轰满天愁，三司本是垃圾物。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凌晨4点，我兵团战士在解放军密切配合和支持下，抄了《联动》一个老窝“十.一学校”。这次行动是经过周密调查，详细研究的，一个多小时就高速度、漂亮地、干净地结束了战斗。抄出很多黑材料、大字报，缴获大批凶器、车辆等，并抓住几个头目。

我兵团部分战士与参加军训的解放军去科学情报所捉拿反动组织《红旗军》分子。

《28团》最近派出小组去农村调查文化革命情况。


1月24日

晚上开大会，总部动员师生下乡，会议仅进行半小时即草草收场，群众十分不满，坚持要求开下去，广大师生及兵团战士要求总部整风，提出成立整风小组。

《小兵》贴出【本人想不通】，说四大纵队也参加了攻击康生同志的逆流。“应正视《119串联会》写出的【康生同志是哪一派】的大字报问题。”

《28团同情者》写了几份大字报，坚持【1.6行动好得很】。并写了【猪人与蛇】，影射攻击总理。

东方红《浪滔天》贴出【井冈山兵团总部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必须彻底批判】。

《北斗评论》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大方向错了】。

由《红色小老虎》、《二万五千里》、《刺刀见红》等8个战斗组商讨发起成立《整风串联会》。

《毛泽东思想纵队》严正声明，要求改组广播台，理由是广播台不广播四纵队声明及东区喇叭播出美国之音。

有人扬言“清华的权70%以上不在左派手里，怎么办？夺！不夺权，就是糊涂虫。”

《联动》于晚10时,约100人手持标枪、手榴弹、木棒等殴打附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伤4人。我兵团战士得到情况马上去支援。


1月25日

下午，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卡博同志率领下，由康生同志陪同到清华园参观。

“海内存知己，天崖若比邻。中阿两国友谊，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蒯大富向卡博同志敬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清华井冈山兵团》袖章。

在座谈时康生同志说：“清华大学八个月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第一次来。那时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排斥我，但是他们并没有放过我。……七月二十七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单独找我谈话，他认为我是支持少数派的后台老板。……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他说：不是。他们讲：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吗？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总部贴出【我们的检查】，承认在康生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说：“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效果上来看是很坏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错误，认真对待。……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自我批评，我们的错误就会发展到背叛中央文革小组、背叛人民，我们兵团总部的同志有责任向全校革命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

晚7:30在二教403召开由毛泽东思想纵队《刺刀见红》、八八纵队《千钧棒》、毛主席警卫团《红色小老虎》等所发起的《整风串联会》，参加会议的有70多个战斗组300余人。会上有的说：“我们眼看井冈山红旗倒下去，在校的要把责任承担起来，否则一犯再犯，一拖再拖，错误会越犯越严重，大联合就谈不上了”。有的说：“保蒯必须轰蒯，整风要先整头头”。又有的说：“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整风为了夺权，夺权必须整风”、“整风期间一切权力归整风串联会”等等。提出“保蒯必须反蒯”，“把刘泉，陈育延拉下马”，“把廿八团整垮”，“夺井冈山报和广播台的权”。说“总部反康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会上不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说“这是串联会不是辩论会”。会上做出决议，整风必须从反击逆流开始，并于第二天发表。

中午《28团》有部分战士协助附中《井冈山》捕获《联动》头目卜大华等，协助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前往配合行动。但此行动无组织，无指挥。


1月26日

28团《电机系联合战斗队》（包括《捉鬼队》）发表声明，说公布总理关于“1.6”行动讲话是别有用心，“挑拨总理和革命派的关系”。

《第一红岩》贴出【反蒯是实，反井冈山是实】，认为一小撮人假整风之名夺权。

【力05关于刘泉问题严正声明】为刘泉辩护，要全面看待刘泉的大字报。晚，刘泉做了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普通一兵》贴出【保护蒯大富，踢开刘泉，考验陈育延】。

《烈火》贴出【烈火战斗组赴党校小分队检查】。

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大专院校代表，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与一、二、三司等座谈，再次批评蒯大富。江青同志说：“大家对你（指蒯）意见不少了，你应该为自已好好想一想，大家不愿意一棍子把你打死，我们也不想一棍子把你打死。我们也想保一保，还希望你继续战斗”。又说：“我对蒯大富很忧虑，不希望你倒下去，要重视自己的缺点，不要躺在功劳上不动了，吃老本是不行的。”

首长们提出整风问题，建议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篇毛主席著作。指出要普遍整风，每一个战士都来整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28团《烈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检查原因。

《捉鬼队》承认贴总理大字报是严重敌我不分，是方向错误。

三纵队通令《捉鬼队》、《28团同情者》交出“黑材料”，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遵义纵队》的贴出反通令。

晚上在礼堂开会，原总部召开的整风会让给《整风串联会》，有些群众对昨天《整风串联会》的作法表示不满。


1月27日

《新华社》发表【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莫斯科红场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我国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和无比愤慨。部分革命师生冒雨进城到苏修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

蒯大富发表【关于目前局势的五点声明】，大意如下：⑴ 在康生问题上，自已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以致迷失了方向；⑵ 刘泉、陈育延、总部其他同志、《28团》一些同志、《烈火》战斗组、《捉鬼队》在康生同志和总理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们动机是好的；⑶ 踢开刘泉等于踢开蒯大富。广播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井冈山》报鲜明、尖锐、泼辣，根本不能改组；⑷ 托派分子在趁机夺权；⑸ 拥护中央文革领导。

《28团》不少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及大标语，支持蒯大富的五点声明。

28团《红色义务兵》大字报：【我怀疑康生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潮来自何处】。认为怀疑康生思潮来自《密泄集团军》的【陈育延线路图】。

《28团井冈志》在【帮助总部整风串联会---夺权阴谋会】中说：“《整风串联会》以群众化身自居，打着整风幌子，阴谋夺权，整垮井冈山，破坏左派大联合、大夺权。”

毛主席警卫团《从来急》贴大字报表示：总部必须首先整顿并改组，“1.6行动”糟得很，糟透了！

《整风串联会》发表严正声明：“串联会发起是为了更好地爱护《井岗山》这面红旗，不论受到多大的压力和波折，要反击逆流和整风决心毫不动摇，并恳切希望兵团总部和蒯大富，对反动逆流要挺身而出，痛加驳斥，虚心听取广大群众批评和要求。”

关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筹备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同志时的讲话：

“空军司令部里有没有坏蛋呢？有坏蛋。正是他们煽风点火来打吴法宪，他们要趁此机会从吴法宪手里，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夺权。这（哪？）几个人呢？第一、刘震，刘震是个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彭德怀的死党。第二、何廷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死党。罗瑞卿大家都知道了，杨尚昆大家知道吧？（知道）他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家伙。还有一个叫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的死党……”。

“还有王任重……，他背着我们搞了很多名堂，具体的跟刘涛、贺小龙（即贺鹏飞）出主意，口授大字报，实际支持刘涛、贺鹏飞。另一方面他又派了联络员‘支持’革命派参加了人家的会，把人家会听了以后，把情况告诉了那一边，（刘涛一边）。这不是搞特务吗？秋后算账论就是王任重提出来的，背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谢插：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不是革命师生南下串联吗？王任重就派了记账队跟到后头记账去，武汉紧急时（就是南下师生到武汉大闹革命时），王任重就找了几个干部子女，带头跑到武汉，去保省委。”

王力在北京广播电台接见北邮《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以及《三司》部分同学时的讲话：毛主席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权伟大号召。北京市的学生运动没有赶得上，且暴露了北京市学生运动的两大弱点。“第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在有些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另树一支的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互相摩擦，互相拆台。……第二个弱点就是同工人运动结合得不够，没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夺权斗争首先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1月28日

继续有部分师生进行反修游行。

支持蒯大富五点声明者计有：《井冈山兵团战斗队》、《井冈山纵队》、《修膳科工人战斗队》、《中南海纵队》、《红一军团>等。

《11224》贴出大标语：【把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开除出井冈山】。

《未名周刊》贴出：【蒯大富同志的声明何其好啊！】。

《28团》贴出：【坚决支持蒯大富】。

《802支队第九分队》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高压”政策万岁！】。

《捉鬼队》贴出：【关于严正声明的检查】。

《刺刀见红》发表声明说：“总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错误，必须作深刻检查，兵团内部必须彻底整顿，整顿思想、整顿组织。如果怕什么托派夺权，《井冈山》兵团就永远没有整风的可能。”

《新硬骨头六连》贴出【关于五点声明的五点声明】，指出蒯大富包庇逆流，把革命群众打成托派的错误。

28团《照妖镜》等指出：“不要假整风，需要的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整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普遍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把井冈山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化的队伍。”强调要求总部挺立而出，放手领导。

晚，总部在礼堂主持开整风会，讨论如何整风。韦福强代表总部作整风动员报告，要整“整风”之风。


1月29日

晚上继续整风，刘泉、蒯大富、《捉鬼队》均作了检查。蒯的检查大意：⑴ 在康生问题上有肓目性和投机性；（⑵ 缺乏阶级分析，狂妄自大；⑶ 主观主义，缺乏科学分析。

蒯的检查态度较诚恳，群众对其余几个检查都不满意。会上辩论“1.6行动”，争论激烈。蒯大富坚持“1.6行动”好的很。

五纵队分别发表声明，反对蒯大富的五点声明，认为总部根本没有诚意执行陈伯达同志22日指示。对反击逆流不仅不痛击，反而把矛头指向群众。

《刺刀见红》贴出对联：攻击总理攻击康老的消遥法外，反击逆流要求整风的打成托派。横批是：清华现状。

《冲锋陷阵》贴出【致蒯大富】，说蒯存在不少缺点，且比较严重，若不努力改造自己，有倒下去的危险。认为蒯的五点声明说明蒯不但没认识错误，反而走得更远了，指他把群众打成“托派”是方向的错误。

蒯大富对郑州问题发表四点声明，并打电报给郑州说：“《井冈山》兵团没有指定任何人在郑州设立联络站。……唐伟在兵团内部充当托派，一贯投机分裂”。

《工化纵队》通讯社透露：⑴ 1月21日四纵队开会研究了康生问题；⑵ 《八.八纵队》一负责人承认，他们确实整理了康生材料；⑶ 四纵队反击逆流的态度值得考虑。

北京左派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对《联动》采取更强硬措施，并广泛进行宣传，使之名声狼籍。总部及《28团》致力于中学生的发动工作，有数千个中学生的造反派与《28团》有联系，在各大学的支援下，北京市中学生革命造反派已初步组织起来。


1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

28团《第一红岩》写出大字报【八.八必须根本否定】。此大字报在广播台反复广播，有人说这是“全国第三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对全校震动很大。

文中说：“老《八.八》伙同铁杆《八.九》派一起趁左派犯错误的机会向左派夺权，进行反攻倒算。……那些所谓老《八.八》实际上是一批地地道道投机成性的托派……。《八.八串联会》一开始就在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忠实走狗阮铭的大力扶植下，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纳入了他们反革命的轨道……。《八.八》在压制革命派的问题上起了《八.九》派不能起的反动作用，……《八.八》与《八.九》是一路货，只不过是反革命两面派在清华使用的两种不同策略而已。”

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八.八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树立彻底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表示坚决支持28团《第一红岩》的文章，号召老《八.八》“向真理投降”。

《众志成城》贴出【“权”就是不能给八.八】。

中午《28团》战斗组长会议，对否定《八.八》问题意见不一。


1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清华《井冈山》总部反应冷淡。有人说：《红旗》第三期社论不适用于清华，清华的运动已超前了。部分教职工自发到《红旗》杂志社祝贺，是全市最晚的一批，但却是清华第一批！

校广播台没广播《红旗》社论，而是反复广播《第一红岩》的【八.八必须根本否定】和支持此大字报的文章。

28团《第一红岩》贴出【触及灵魂的大论战】，认为《八.八》是在批判工作组的初期，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植收罗的一批投机成性的托派，把他们打扮成左派，利用他们操纵他们。

《31团》支持《第一红岩》的大字报，同时认为应该用“三湾改编”的精神来整顿井冈山。

《防修战斗组》提出【蒯大富同志，不要做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校内展开激烈辩论。有的大字报认为《第一红岩》的大字报出得不适时，当时应首先反击逆流。三纵队反对这大字报，认为转移了方向，是总部的大阴谋，挑动群众斗群众，认为八八方向完全正确。

下午，井冈山兵团《冶金系教职工分团》夺了冶金系党政财大权，勒令教职工党员必须在三日内去分部登记。


2月1日

兵团战士、革命师生与来校军训的解放军去北京车站，欢迎光荣归来的反修战士。

《红一军团》、《28团》继续支持《第一红岩》的大字报，认为《八.八》大方向必须否定，《八.八》派必然重新分化，《八.八》被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五大纵队及许多战斗小组发表声明：反对《第一红岩》的大字报，认为《八.八》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应首先反击逆流，讨论《八.八》方向是故意煽动宗派情绪，制造混乱，分化瓦解左派队伍，不能上总部的当。

新成立的《31团》出了一批大字报，积极加入“反托”战。在大字报【八.八也是凶手】中说：“《八.八串联会》也是“8.19”的凶手，《八.八》起到了《八.九》所起不到的作用。”说《八.八》是托派。还有大字报：【老蒯，你何必保陈常左（即陈育延）呢？】

陈育延贴出【从《八.八》的成立看它的反动目的。】

《井冈山》报13、14期合刊出版，其中四篇社论题目如下：

【决不能同右派、折衷派联合——一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粉碎向左派的反攻倒算——二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纠正左派队伍中的几种错误倾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清除托派——四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革命长征队》贴出【蒯大富的［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一文必须批判】

《人民日报》刊登我校【打倒私字，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一文。总理讲过这篇文章毛主席看过了，很欣赏，推荐给大家。

《第一红岩》又贴出【触及灵魂的大论战】，认为应该把《八.八》的领导和广大的《八.八》战士区分开，广大的《八.八》派应该在辩论中触及灵魂提高觉悟。

晚上召开全校整风大会。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和《夺权委员会》举行了双边会议，决定成立《北京人民公社》。

《不怕鬼》战斗组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


2月2日

《人民日报》接连两天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赞扬贵州和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28团《第一红岩》在地质学院贴出保地质《东方红》负责人之一朱成昭（犯了炮打中央文革之严重错误）等的大字报。把群众批判朱成昭的错误类比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地质《东方红》普遍反对。

28团《挺进》一战士贴了一份大字报【谈谈我与28团某些同志的原则分歧】，说《八.八》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正是我校革命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在继续……”。并说，“反托”是错误的。

许多战斗小组贴出大字报，指总部至今仍无整风诚意，抵制整风，转移斗争目标。要求批判《井冈山》报的【四论】。

下午，鲍长康召集各分部，各纵队负责人开座谈会。

井冈山兵团《革命教职工》宣布成立（简称《革教工》），广大教职工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来了。

28团内部对《第一红岩》的大字报有争论，有人认为上纲太高，意见未能最后统一发表一致的声明。


2月3日

下午在阶梯教室召开《整风串联会》第二次会。参加人数众多，济济一堂，总部派宁奎喜参加。会议通过决议，要高举《红旗》第三期社论的大旗，痛击逆流，彻底整风。指出蒯的五点声明和《第一红岩》大字报要彻底批判。

《31团》的【严正声明】节录：清华《井冈山》兵团必须用“三湾改编”进行整顿。就是第一：必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精悍战斗队伍，形成革命派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百战百胜，勇往直前！第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突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红军之所以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兵团必须也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关。至于政治机关的形式和党组织的恢复可在今后斗争中探索。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度。毛主席说：“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有利于斗争的。

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准备大联合，《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旅》等七个造反组织当选为核心小组成员，负责筹备。清华《井冈山》落选。

《地院东方红》一战斗队写了【致清华井冈山28团《第一红岩》几位同志的一封复件】，说朱成昭过去是有成绩的，但现在反中央文革也是有事实的，不能装看不见，必须批判。

晚上开全校整风大会，争论很激烈。八八纵队《千钧棒》，东方红纵队《战地黄花》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蒯大富亲自掀起所谓的‘反托派’高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是蒯大富及兵团总部的严重错误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并说“这个大阴谋充分说明蒯大富是左派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东方红纵队》陈楚三发言说：“蒯大富在校外纠集一些牛鬼蛇神、反动组织向左派夺权，在校内与《28团》镇压群众。蒯大富保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混蛋，反的是革命群众。《四纵队》和《28团》之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如工作组与蒯大富之间的矛盾一样”。最后说“井冈山的政治路线是右倾，反动的组织路线是彭真式的”。

会上，有人多次辱骂陈育延，逼迫陈表态，但陈认为可不表态。

毛主席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谈话：“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2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

《28团》下午召开全体战士会，某战斗组指出《28团》内部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应当着手整顿思想整顿组织。

28团《6.24》战斗组大字报【批判《八.八》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其中讲：“为什么清华园《八.九》派垮台后又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他们各代表了什么社会思潮？清华园的大联合为什么阻力这么大？仅仅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根本无法解释。《八.八》必须根本否定，这是清华园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

天安门纵队《不怕鬼》贴出【总部及《28团》镇压革命群众的五条大棒】，五条大棒为：〈一〉反对《28团》，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左派，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二〉从左面来的敌人比从右面来的敌人更危险；〈三〉动机效果分立论；〈四〉逐步升级，逐步上纲；〈五〉翻老账，揭老底。

整风串联会《红色小老虎》贴出【清华整风现状——揭露总部假整风的阴谋】，说总部施用拖、压、攻等手法对付整风。《换新天》贴出【反托斗争应该根本否定】。

晚上，在整风大会上，蒯大富代表刘才堂、刘泉等7人，作了长篇发言，题为【《八.八串联会》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说：

（1）《第一红岩》大字报象一声春雷，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它把我校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坚决要把《八.八》问题辩论到底，《八.九》是陶的右手，《八.八》是陶的左手，《八.八》这个名称对清华革命派来说，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不参加吧，又占据了领导权。

（2）整风应先整三纵队的无政府主义之风。广大帮总部整风的战士和师生，是害人的假医生，要“带着伤口和这个假医生进行生死的搏斗。”

（3）《八.八》派是革命派，在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依靠对象。《八.八串联会》没有代表我们广大《八.八》派的意志，《八.八》的领导核心是专门投机的唐派。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几个人恬不知耻地打着“老八.八”的破旗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大搞宗派，大搞分裂。

（4）10月份以前《八.八》派战士和《八.九》派战士有本质的不同，广大《八.八》派的战士包括从前受打击最重的蒯派同志，当时他们在政治上是最下层的，受压迫最重的，因而反抗也是最强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八.八》派的战士相当于农村的贫下中农，再说一遍他们是文化大革中的依靠对象，而《八.九》派呢？我们应当承认中间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前期政治上没有什么压迫，因而怕字当头保字当头，他们相当于农村的中农。唐派“就是挂起红带子的小地主富农的代表人物”。

会上的这篇发言遭到几大纵队等强烈反对，认为这篇“蒯大富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蒯大富与中央文革决裂的宣立书，是蒯大富吹捧自己的一篇讲话。东方红纵队《战地黄花》发言：蒯大富和兵团总部一月份以来犯了反总理、反康生、反革命群众，保三反分子贺龙，保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包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混蛋等严重错误。

会末，陈育延念总部决议：“辩不辩论《八.八》问题是批不批刘邓陶反动路线的问题，坚决把这场辩论进行到底。”

会后，反击的大字报立即出现，代表的是：《战地黄花》、《不怕鬼》、《红色小老虎》、《换新天》等战斗组。

谢副总理亲自批准逮捕李井泉之子、前清华三临要员李黎风。


2月5日

蒯大富、孟家驹等10人贴出大字报要与唐派辩论到底。

几大纵队和许多战斗组贴大字报，不理《八.八》问题，坚决要求整风，批判“2.4发言”。

对于昨天蒯大富发言的反映：

《一群小阿斗》发表【小阿斗参战声明】说：“坚决批倒蒯大富2月4日晚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28团《延河水》说：“蒯大富昨天的发言好得很！我们高兴地看到蒯大富不失当年勇，的确还是蒯大富的样子。蒯氏人物再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为真理冲锋陷阵的战斗风格。”

《云水怒》：“蒯大富还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蒯是清华的朱成昭，蒯多次贪污中央首长指示也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种表现”。《云水怒》还把兵团反刘邓与叶林打黑帮相比，把《井冈山》兵团总部与反王光美——叶林政权相比。

毛泽东思想纵队《老百姓》的【蒯大富，你真不知羞耻！】中说：“大权在你手了，我们就是不放心，我们就是不信任你！……扯下你那‘反革命’的金字招牌，扯下你那‘左派’的遮羞布吧。让群众看看你的本来面目，让群众看看你有多厚的脸皮！”

广播台中午反复广播28团《第一红岩》大字报：【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巩固年青的红色政权】。其中说：“我们兵团的年青领导人蒯大富等同志在前一段运用无产阶级权威太少了。”“全国造反派都敬仰你！”。

全校整风大会，攻击周总理的《捉鬼队》作检查。蒯大富发言说：“我们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八.八》派同学，三纵队在整风这一点是别有用心的。整风问题，总部有错误该整，三纵队如有诚意的话一块整，三纵队的歪风也是很盛”。

《31团》谢遐龄作了冗长的发言，坚持辩论《八.八》问题，说《八.八串联会》扼杀了唯一代表正确方向的《八.三串联会》，没有为革命造反派翻案。当前整风主要是辩《八.八》大方向，其他一切内容都是错误的。并提出兵团要进行“三湾改编”。

中央文革办公室阎长贵同志来电话指示：“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该电话直到2月7日才传达）。


2月6日

由《31团》等发起成立了《批判八.八串联会》。

下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一、二、三司人员，支持三个司令部联合成立《首都红代会》。说：目前学生组织中你并吞我，我并吞你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谢副总理在会上批评了蒯大富。

下午《28团》第一次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校发现有地下党组织活动，有的党员干部声称，要在特殊情况下过特殊的组织生活。机械冶金系已有所揭发，机械、冶金两系行政处的革命派串联，打算夺党权。


2月7日

中午，广播由刘泉等人起草的【党员登记倡仪书】和【条例（草案）】。

《捉鬼队》去中南海贴请罪书。

陈育延贴出【关于阮铭问题——批判《八.八》之二】大字报，她认为阮铭虽然对《八.八》有很大影响，但不是《八.八》的后台。

《红色小老虎》贴出【蒯氏阶级路线是反动的】，指出这是“用小资产阶级极狭隘派别论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论”。

晚上继续召开辩论会。会上传达了闫长贵同志“2.5”的电话，引起极大反响。会上同学质问为什么先只向《28团》传达，不及时向全校革命师生传达。

《云水怒》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揭发总部和《28团》把内战外打。《井冈山》报“反托”社论流毒全国，造成各地造反派内部大抓托派，破坏了左派大联合。“在全国，在北京反炮轰中央文革问题上，很大的障碍在清华，而清华在蒯大富，北京大联合的很大问题就出在蒯大富身上。”

《老百姓》发言：“一月份以来总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12.25’行动是为了出风头捞取政治资本，对刘邓路线实际上是假批判。”

许多战斗组上台发言，抵制党员登记，指出这是压制群众要求整风的又一个阴谋。

《五大纵队》和《整风串联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对蒯大富及兵团所犯错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痛击逆流的具体措施。

蒯大富在会上表态说：“反托反唐错了，客观效果是不好的，但主观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意思。”并仍然坚持【五点声明】、1月29日给郑州的【四点声明】和“2.4”讲话。

会后不少群众反映，整风该整，但这样的整风要不得，我们不要整垮总部。

王力同志在新华社与我校及北航等同学座谈时讲：“打倒蒯大富我不赞成，但蒯大富同志有缺点，要批评。对唐伟我不了解，不要用‘托派’这个名称。你们要批判无政府主义。”


2月8日

今天是【十六条】发表半周年，校内有大字报纪念。

学校开始批刘少奇1965年修改补充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有大批大字报支持《五纵队》，反击逆流，整风的呼声特高。

《八.八》发起人之一吴栋贴出两张大字报，其一是：【庆祝［十六条］发表半周年——纪念《八.八》半周年】。认为应肯定《八.八》大方向，批判《八.八》是方向错误。

张云辉、刘才堂、孟家驹等总部三人的【谁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分裂主义者是唐伟、陈楚三、《平型关》战斗组等。

《毛泽东思想纵队》驻郑全体战士发通电：【告蒯大富】。

《电机系联合战斗队》针对昨晚大会贴出标语：【清华大权在左派手里，谁敢夺！】。

28团《照妖镜》、《打落水狗》等分别贴出【整风和夺权】、【清华园内的夺权斗争】等大字报，反对借整风之名，行夺权之实。

《延安青年战斗队》文章【论“痞子运动”】。

晚，《28团》开会，蒯大富在会上发言，默认《28团》为嫡系，总部信心很足，要揭四大纵队的老底。并表示以后要听中央文革的话，向中央文革请罪。

最近天津掀起一股攻击天大《八.一三》的反扑逆流。我兵团《驻津联络站》支持天大《八.一三》，受到围攻恐吓，但兵团战士十分坚定。总部坚决支持天大《八.一三》。

首都一万七千多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馆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薄的五名走狗陶鲁茄、梁膺庸、李开信、孙治方、？岱华被揪陪斗。

《井冈山》报登文章：

【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五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六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提高路线觉悟，保卫红色政权——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简称【七论】）


2月9日

下午，28团《烈火》战斗组等部分炮打中央文革的战士去中南海西门请罪。

又有十多个小组贴出大字报，认为总部、《28团》犯了方向错误，要总部及《28团》向全校师生做深刻检查，并认为这才是从原则上爱护蒯大富。

晚上，总部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总部《烈火》、《捉鬼队》、《119串联会》等10日再次步行去中南海请罪。《烈火》、《捉鬼队》等最近多次去中南海、党校等地请罪、赔礼道歉。

我校兵团部分战士去机场欢迎回国的我驻苏修使馆全体成员。

我兵团部分战士和来校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围抄了《全红总》三个据点，逮捕了几个头头，搜出大量反中央文革，宣传经济主义的反动传单。

晚8点半，在新华社王力同志接见各校造反派时说：主席强调夺权要三结合，革命造反派、干部、军队。三结合中第一重要的是干部政策，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中的第三段。“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最妨碍大联合的突出的是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发展到最后打倒自己。”

在谈清华问题时说：“你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个比较坚定的左派核心也行嘛！（你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时也要转向，但是将来是要贯彻毛主席的政策的。清华，你们是否能提供一个经验。怎样才能把各方面的权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现在主要反对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威，就是无政府主义……”。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的一个好范例】，称赞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中央文革办公室早晨来电话“不要去中南海请罪，这样作不好，有错改就行了！”

《捉鬼队》去中南海贴出【向毛主席、周总理请罪书】。

《烈火》等有关搞过康生问题的贴出请罪书，并赴党校向《红旗战斗队》赔礼道歉，表示一定深刻检查，党校红旗战斗队的同志给予热情接待和鼓励，希望共同努力，彻底摧毁反动组织《红战团》。

总部发出紧急公告：凡是整理总理、康老材料的组织和个人，将所整的材料于2月13日13点以前送交强斋252，以便集中请示中央文革处理，拒不交出者，立即开除出《井冈山》。

兵团总部就北京市大联合问题发表声明指出：我兵团一贯致力于北京市大联合，主张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求大同存小异，进行大联合。蒯大富、鲍长康、陈育延等参加市里大联合工作。

五大纵队及《整风串联会》发起《批判〈井冈山〉报错误方向串联会》，并在机—216开了第一次会议，到会的人特多。有外单位的同志来参加。会后发表了批判《井冈山》报方向公告。

《云水怒》贴出：【蒯大富破坏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字报；毛泽东思想纵队《万里长城》贴出【蒯大富是新型保守势力的代表者】；教职工贴出一些大字报，要求总部及蒯大富同志必须向全校革命师生公开检查交待；有大字报谈权，主张砸碎总部这个旧的官僚机构，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

《611蒯氏路线吹棒者》贴出【清华各派力量的分析】，支持蒯大富2月4日的讲话。

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一月革命挺进纵队》贴大字报，揭发总部在上海制造分裂，打击与《28团》观点不一的同志的行为。

由《整风串联会》发起全校整风会，晚7点在大礼堂召开。会上群众要求广播台不要一言堂，以后要广播不同意见的文章，但总部刘才堂拒绝说：“我们认为不正确的就不给广播。”

《28团》发表【关于目前局势七点声明】。


2月11日

28团《几位战士》贴出【28团必须大乱】。说“谁拆井冈山的台？谁是目前辩论的阻力？谁使蒯大富等听不进群众意见？我们认为是《28团》，《28团》必须大乱！”

《云水怒》战斗组照会总部广播台：总部广播台继续倒行逆施，压制不同意见，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措施。

毛泽东思想纵队《第一风雷》贴出关于郑州局势的几点声明，说：兵团总部某些人和蒯大富完全站到了反革命两面派×××的立场上，对河南省五千万人民犯了罪。

礼堂前贴出中央关于党员登记的指示，指出党员问题一般在运动后期由党组织处理，群众组织无权处理。

“第三种势力”大字报增多，“第三种势力”越来越强，他们的主要观点：

1）总部、《28团》要检查，要整风；

2）整风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三纵队的歪风邪气同样要整；

3）反对无政府主义。

如：水教《敢顶牛》贴出大字报。1)逆流要反击，错误要检查：2）整风要顶住，分辨主次，澄清糊涂观点，坚持真理，煞住趁火打劫风；3）思想要整顿，总部蒯大富要夺“私”字的权，改造世界观，加强群众观点；三纵队头头更应自我检查，自立山头，小团体主义，你们在2.7声明中遣责兵团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而你们只喊总部“运动群众”，你们自己不参加军训，不服从调动，总部战斗力又何谈？你们不可以对照《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权威】回想自己12月至1月所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潮作一番检查吗？

几纵队最近都开会，认为形势大好，打算第一个战役分化瓦解《28团》，接着不能回避夺权问题，《八.八》的关键不在为蒯大富翻案上，而在权上，要吸取这一教训。

有的纵队决定最近几天全力搜集老蒯的材料，认为老蒯已陷得太深了，不能自拨。提出最低纲领：夺取整风领导权。最高纲领：彻底砸烂旧机器，彻底夺权，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新型的组织机构。组织上措施：打算五纵队合并，《井冈红旗》要大力加强与《井冈山通讯》的对敌，搞一套广播器材广播台等。

在标题为【向人民负责】文章中，《井冈山》报编辑部承认第13、14四期合刊中【清除托派】一文犯了原则性错误。


2月12日

北京市公安局被实行军管。

毛泽东思想纵队《铁锤》战斗组通过回顾《八.八》前后的历史，驳斥了蒯大富“2.4发言”和《31团》的“2.5发言”。指出《八.三串联会》的夭折，是《八.三串联会》负责人严重右倾之过。《八.八串联会》的成立是形势的要求，历史的必然，而且一成立，就显示了造反派强大的战斗力。

无线电系《部分教职工》贴出【与刘泉在2月10日座谈纪要】。刘泉说：辩论《八.八》是刘才堂一个人突然想起而授意《第一红岩》搞的。关于军训，一会儿不搞，一会儿又说自愿参加，是陈育延灵机一动，一个人写个条子给广播台广播的。整风、军训，总部开会讨论过。总部决策往往是蒯大富一个人说了算，有时陈育延、刘泉说了算。照这样下去（指整风），一个是蒯大富完全倒台，另一个是三大纵队成了象北大《井冈山》那样的角色。

在市委召开《造反公社》、《夺权委员会》、《红代会》三方座谈，讨论大联合的问题，并达成四点协议：⑴ 按系统组织红代会；⑵ 《夺权委员会》保持现状；⑶ 一、二、三司《红代会》领导一律退出《造反公社》；⑷ 抽出一个工人代表负责《工代会》。

《云水怒》认为整风权应该交给群众，总部先靠边站。刘泉和蒯大富是不肯把东西交出来的，正如四不清干部，总不是自己交待问题一样。《云水怒》并贴出【28团破旗必倒】。

《毛泽东思想纵队》有人贴出大字报认为：现在总部这样的政权机构根本谈不上什么“年青的红色政权”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僚机构。

【“无纵队”人士说心理话——赠28团】文中说：“希望《28团》同志正视自己的错误，去掉‘私’字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纯洁组织，重新振作起来，作个真正的《28团》，我们希望《28团》大旗不倒”。

《28团》召开组长会，决定《28团》首先进行自我批评，实行开门整风。

《31团》认为现在不能马上成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必须首先按《红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建立临时权力机构作为过渡形势，必须有一段时间的集权。这遭到反对，说是“视群众为阿斗”，“所谓集权就是蒯派独裁，压制大民主，保护资产阶级旧势力”。

晚，在礼堂开全校整风会。刘泉作了第二次检查，认为贴康生大字报只是打乱了中央文革的布署，再次狡辩【狗、羊、人】这篇文章一点也没骂总理，而是骂折衷主义，还为自己所写的一论、二论开脱。群众一致认为态度极不好。会上《二万五千里》战斗组揭发了28团《烈火》与党校《红战团》联合攻击康生同志的活动。


2月13日

兵团通令：凡我校在外人员一律于本月28日前返校。

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和同志们谈谈活思想】，谈了自己对整风及别人批评有抵触情绪，并说对蒯大富撒谎、欺骗等资产阶级政客手腕非常生气。

下午，《28团》在内外群众的压力与要求下开门整风，炮打康生的核心人物之一臧令瑜等作了检查。

28团《风烟滚滚》贴出【戳穿假象】，说不少人为了当左派，自己抢“托派”的帽子戴。

《真百姓纵队》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发表反击逆流一、二、三号通令，点名天安门纵队的《不怕鬼》战斗组参加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中午贴出对四纵队的质问和通令，要求真正反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指责四纵队方面某些人，自己参与了反动逆流，拒不交待。反而贼喊捉贼。

傍晚《不怕鬼》写出了【我们的检查】，交待他们曾参与伙同党校《红战团》整康老的材料，并参加了由叶志江率领的抄孔原、邓拓家，以收集康老材料的活动。《不怕鬼》的大字报激起很大民愤。

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的电话记录：希望北京革命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大联合，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2月14日

《28团》继续整风，《烈火》交待他们在党校活动的“详细”情况。

总部发出通令：凡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不悔改或隐瞒罪行者应给以组织纪律处分。

《不怕鬼》贴出交待后，全校舆论哗然。一部分大字报认为：《不怕鬼》的问题表明四纵队贼喊捉贼。但也有一部分大字报认为这里有阴谋（总部怕《不怕鬼》的问题搞到自己头上而包庇《不怕鬼》）。这是企图把水搅混，宣传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来整给总部提意见的革命组织。

《批判〈井冈山〉报错误方向串联会》，开始出了第一期【井岗评论】，以便在《井冈山》报不刊登批判文章时，自行出刊批判。

总部布置四纵队进城为《红代会》宣传，说总部一直是坚决支持一、二、三司联合的。三纵队认为总部投机，有几纵队发表声明不去，后来又决定去，在王府井一地贴了与《红代会》无关的【彻底批判《井冈山》报七论】口号。总部的人见后不让他们上车返校。

晚上，在礼堂开联欢会，欢迎来校指导军训的全体解放军同志。

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谈到如何对待干部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量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还指出当初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去做。


2月15日

上午，蒯大富同志作了第二次检查：【狠狠触及灵魂，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检查】，收回了错误的五点声明。

对蒯大富同志检查的反应：绝大部分同志认为态度是比较诚恳的，表示欢迎，但还要看行动。《天安门纵队》提出蒯大富同志回避了许多要害问题。如：总部和《28团》前段方向错误问题，“2.4讲话”、辩论《八.八》的动机，对广播台、《大字报编委会》态度等。要求再作检查。

《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要联合革命的干部——二论清华干部问题】，提出要彻底批判并肃清工作组、伪三临形“左”实右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团结革命干部狠狠地打击清华园党内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派。

下午，开整风串联会，纵队方面一些人认为蒯的检查通不过，朱德明说：“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对蒯大富得用100°C开水烫！”。《八.八纵队》刷大标语【蒯大富的检查只能给二分】、【蒯大富的检查通不过】。

下午，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送解放军。这次军训给我们留下了三八作风，留下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经验。大家依依不舍，一直把解放军送到南校门。

《真百姓纵队》又贴出最后通牒，要那些参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交待。

谭浩强编【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行100例】。

《新北大公社》今天宣告诞生。

【革命派迅速联合】——北航《红旗》向全市革命派六点呼吁。


2月16日

下午，《批判〈井冈山〉报错误方向串联会》与总部、《井冈山》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肃清《井冈山》报在全国的错误影响问题。有人认为编辑部负责人对其错误没什么认识。有人认为认识得不够。

下午，《整风串联会》开小组长联席会议，100多个战斗组到会。

晚上开整风会，许多同志发言：“总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要求整风，但不要搞宗派斗争，多做自我批评，不要互相攻击”。总部对整风领导不力的缺点有了很大的改正，指派刘才堂等人专管整风工作。晚上开整风会，打破了少数人垄断讲台的局面，优先让非纵队的同志发言，许多教师和工人纷纷上台发言。整风气氛比较好，大多数强调要“惩前必后，治病救人”为总部提出了许多尖锐而又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总部发表七点大会决议指示：整风要服从大联合形势，要树立中央文革的权威，要把整风的讲台交给群众，而不为少数人所垄断。

大字报动态：大批非纵队观点的大字报问世，要求整风的呼声很高，一般称为“第三种势力”。“第三种势力”的兴起有利于扭转《28团》与《四纵队》之间的宗派情绪。“第三种势力”强调实事求是，着重于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与产生错误的原因，不主张胡乱上纲。三纵队认为“第三种势力”是折衷主义，是最大危险的势力。它“调合了”三纵队与总部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另一部分认为：“第三种势力”代表了真正老百姓的观点。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思想纵队》全体战士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表声明，认为“蒯大富个人根本无权代表《井冈山》兵团总部，更不能代表全体兵团战士，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由他自已负责。”

《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下午在矿院开会，根据谢副总理的意见，增选了北大聂元梓，我校蒯大富同志参加红代会核心组工作。

继续开整风大会。发言有多数是以前没有上过台的普通群众，教师很多，对总部一月份来是否犯方向路线错误有所争论。

大字报区出现了一批批判“怀疑一切”的大字报，28团《冲霄汉》、《6.24》、《韶山日出》等战斗队也贴出了炮轰总部的大字报。

《28团》的大字报主要是自我批评，【整“整风”的风】中说：⑴ 分清敌我、端正态度；⑵ 一分为二克服片面性；⑶ 克服宗派多做自我批评。

《云水怒》发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认为蒯大富的检查回避自己的罪过，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全面整风”，说这种貌似全面正确的折衷主义将严重的路线斗争降为一场宗派斗争。

在学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攻击毛主席，否定文革的伟大成绩。

谢富治在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时说：不要互相打架，不要写互相攻击的传单，不要随便抓人骂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


2月18日

下午蒯大富与《八.八纵队》座谈。

总部作决定，解散原《大字报编委会》（因其中第二编辑组及秘书组要批判总部错误）。大字报第二编辑组、秘书组贴出大字报【揭穿总部解散大字报编委会的大阴谋】，指出总部这是排除异已，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并发表声明抗议。

孙怒涛就“兵团总部委员扩大问题”贴出大字报【三问蒯大富】，质问蒯大富为什么不公布自己拟定的新委员名单，为什么只有十几人的《31团》就提升了两名总部委员。

《首都红卫兵》报第30期第三版以整版篇幅批判《井冈山》报的【七论】和【四打白骨精】。其中【也谈清除托派】一文指出：发行量相当大的《井冈山》报一出，很多地方清除托派之风大盛，认为【七论】的作者“唯我是左”，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孙悟空四打白骨精】明目张胆地宣扬阶级调和论，调和了孙悟空和八戒、唐僧的矛盾。批判文章认为唐僧绝非愚氓，作者妄图取消对刘邓陶反动路线的继续批判。广大群众对《首都红卫兵》报作出的反映极好。《井冈山》报编辑部十分恼火。

由三纵队发起成立《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吸收总部作为核心组成员及《28团》参加。下午发表【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声明】（总部及《28团》未出席签字）。

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说：广大战士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痛击逆流是对的，但，《痛击反动串联会》认为总部手脚不干净，排斥总部领导痛击逆流，并且矛头不是指向反动组织《红战团》，而是指向自己的同志的作法是错误的。

《云水怒》贴出【《28团》在高级党校干了些什么？】。

天安门纵队《不怕鬼》贴出第二次检查，检查了自己贼喊捉贼的活思想。群众反映态度诚恳，革命师生并不因此认为他们是“奸细”，希望他们能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放下包袱继续战斗。


2月19日

总部认为对《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应领导，而不能作一成员参加，宣布退出串联会。

28团贴出【正告总部】，反对解散《大字报编委会》。

《28团》、《红一军团》、《北京纵队》、《811独立师》等对《痛击逆流串联会》的“2.18决议”发表声明，反对串联会排斥总部的无政府主义作法。

今天，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院校和党、政、军、民机关军训的指示及两个附件。毛主席讲：“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时间。”


2月20日

总部说：首都《红代会》将召开，要求全体兵团战士关心其召开，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孙怒涛贴出大字报【就大字报编委会第二编辑组问题谈我的立场】，表示支持第二编辑组，并指这是一个严重政治事件，由刘才堂、任传仲为首的留校总部负责。

《31团》发表两个声明，表示要立即追查臧令瑜的问题，如果属实，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得半点含糊。

总部发表声明：根据群众要求总部成立痛击逆流领导小组，……《痛击反动逆流串联会》毫无例外地应置于总部领导之下，对“2.18决议”总部不予承认，宣布不代表总部的个人签字无效。

《28团》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四点声明】：承认前段犯了错误，有的甚至是严重的，但总的说来大方向是正确的，欢迎一切革命同志批评帮助。

“第三种势力”和《28团》的大字报认为：反击逆流的矛头应指向反动组织《红战团》，不应指向受蒙蔽的同志，指出不应荒唐地依靠反革命组织《红战团》的材料来揭发自己的同志，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敌我不分。

《东方红纵队》认为：“兵团总部没有交待自己的错误，因此无领导权。”强烈抗议总部领导反逆流，认为“总部和蒯大富是全国一月逆流的总根子”。


2月21日

《井冈山》报出关于《红代会》的专刊：【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起来——欢庆在烈火中诞生的《红代会》】。

下午，由《红教工》、《红一军团》、《北京纵队》等23个单位在主楼后厅开会，组成《整风联络站》。说：“现在有人把矛头对准总部，想全盘否定总部的成绩，踢开总部，我们决不答应，这是我们和某些人的原则分歧。”认为当前大联合是方向，是当务之急。

28团《八.一》、《冲霄汉》、《6.24》等战斗组纷纷起来批评总部及《28团》的错误。如《八.一》战斗组贴出【炮轰28团】，文中指出《28团》不相信群众，不坚信党和中央文革，不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等等。《八.一》战斗组又贴出【臧令瑜必须悬崖勒马】大字报，揭露臧令瑜2月5日仍不悔改，竟说“康生是最大的托派，现在党校搞托派是扫清康生的社会基础。”反动之极。

总部发表声明，撤消关于解散《大字报编委会》的决定，并道歉。

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贴出【把反击逆流的矛头指向同志是方向性错误】，许多人批语“坚决支持”，《刺刀见红》批语：“包庇坏人的杰作”。

对总部“2.20”【关于反击逆流串联会声明】的反映：八八纵队《千钧棒》说“反击逆流的领导权总部无份”；《曙光初照》说：“一月黑风之所以在我校乱得这么厉害，其根子在总部”；《看今朝》说：【老蒯靠边站，我们信不过你】。《云水怒》声明：决不能把反击逆流的领导权交给总部。

一些师生反对这种做法，纷纷出大字报鼓励总部勇敢地出来领导，痛击逆流。

晚上，《天安门纵队》召开全体会议，三纵队负责人参加会议。《天安门纵队》战士认为：“应大力搞联合，不应再大力搞反逆流，总部必须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东方红纵队》陈楚三发言：“现在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继续；没有调和的余地。”《北京纵队》一人在发言中提请三纵队同志注意一个问题：“站在三纵队和《整风串联会》一边的有许多是对错误还没有认识的《八.九》派，还要考虑我们学校里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上当。”

短讯：矿院《东方红》上街宣传【首都一、二、三司联合起来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


2月22日

首都《红代会》胜利开幕。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会上蒯大富同志致开幕词，并领誓。我校约有500名红卫兵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告全国红卫兵书】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宣言中指出了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使我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蒯大富同志在今天《红代会》上向总理和康生同志请罪，总理说：“不用请罪了，革命的犯错误是好事。”康生同志说：“你2月15日检查我看过了，很深刻，不要再检查了，再检查就抬高了《红战团》的威信了。”

《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贴出大字报说：“清华干部队伍必须大乱之后，才能实现三结合。”

晚上，广播《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震撼全校，纷纷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热烈欢呼。

兵团总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兵团全体战士认真学习讨论贯彻《红旗》第四期社论，号召革命干部、革命党团员勇敢站出来亮相。当晚，组织人员到《红旗》杂志社祝贺。

晚，由《革命教职工》等十几个战斗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干部问题，商讨发起成立《促进三结合串联会》

扩大版面的《首都红卫兵》报32期，以几乎全部第四版刊登了清华《井冈山》报不予刊登的，群众批判《井冈山》报的文章。其中有：【告《井冈山》报读者书】，号召全国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起来彻底批判《井冈山》报【七论】的流言，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奋斗！


2月23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红旗》第三期杂志语录：“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决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

校内有大标语：

【清华的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28团《雄牛》、《见世面》；

【谁把矛头指响革命干部，谁就是破坏大联合！】——《毛泽东思想纵队》；

【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狼牙山》。

许多中层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在旧水利馆前贴出许多大字报表态。前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贴出【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并抄贴了【1月13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

前土建系总支宣委沈恒滋贴出【改正错误，积极投入革命】。

前党委宣传部罗征启、陈圣信、林泰、李仙根，前团委张慕津，前校办刁会光贴出：【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

工物系前党委委员刘乃泉，总支副书记曹子先贴出：【破除一切私心杂念，投靠革命造反派——致全校革命造反派】。

《促进三结合串联会》下午在中央主楼后厅开会，到会人数很多，会后发表【促进三结合串联会决议草案】，认为我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是要革命的，有必要在全校深入开展一场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尽快实现三结合的大鸣大放大辩论。

下午由《毛泽东思想小组》、《革教工》、《28团》等18个组织发起召开【学习《红旗》第四期社论，促进三结合串联会】。指出“革命干部只有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参加运动，才能在群众中亮相”。《云水怒》发言：“左派内部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没有解决，提出干部问题是不现实的。”遭到反对。

晚上，召开兵团战士大会讨论形势，蒯大富作了【迎接第八个回合——人类命运的大决战】的形势报告。会上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战斗组发言：【识大体，顾大局，搞好整风迎接决战】，反对有人企图将我校争论战搞成持久战，反对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以整垮一方为目的，主张惩前毖后。警告三大纵队：“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28团》发表【关于大联合的声明】：“坚持原则、消除分歧，求同存异，团结对敌”。

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大联合。会上蒯大富领大家向毛主席宣誓，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北京纵队》成立《干部调查小组》发动群众组织三结合队伍。


2月24日

干部写大字报欢呼《红旗》社论的发表，纷纷表态。

自控系凌瑞骥、前党委办公室周家懿等人贴出大字报说“要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认为“蒋南翔为首的前党委犯了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不同意去年12月蒋南翔、胡健、刘冰、何东昌、艾知生的【谈话纪要】。

大字报【致全校要革命的党政干部】，认为光表态不是亮相，检讨也不是全部的内容，要到群众中来战斗，要实事求是地亮观点。近几日同学深入教职工的增多，一些大字报谈到对干部亮相第一欢迎，第二引导，第三要提高警惕性，严防有人乘机反击倒算。

《井冈山》广播台发表评论员文章【干部应该亮什么“相”？】，其中讲到：“干部亮相就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就是用自己的言行编写历史。革命的‘亮相’不应当背离把矛头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对蒋南翔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就是要向自己头脑中私字开火，狠狠触及灵魂；就是要坚决相信群众不允许抓革命群众小辫子，无限上纲：就是要绝对相信党、绝对拥护毛主席、绝对拥护中央文革。”

下午五纵队、《整风串联会》等组织500余人在主楼三区208开会，讨论形势、任务，认为当前是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大好形势，认为蒯大富对形势估计太悲观。

北京纵队《照妖镜》贴出【喂！当心！你们坐的可是贼船】。揭发整风串联会《丹心向阳》，说他们有人说现在清华园的权不在左派手中，“蒯大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威胁他们班造反派一个党员说：“现在蒯大富就要完蛋了，你保了蒯大富，小心你的党籍！”，并叫嚷“清华园的权谁敢夺！我敢夺！”还说：“现在刘菊芬应该也来说话！”。

晚上，在大礼堂由《整风联络站》发起形势讨论会，四大纵队看法有分歧。大会发言空洞无物，开会到九点半人就走了大半，不得不宣布散会。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文章。

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采取行动，坚决镇压《全红总》等三个反动组织，同时取缔了《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等六个非法组织。我兵团派出战士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下午2点采取行动，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全红总》，逮捕《全红总》反革命黑组织的首恶分子。

据悉《全红总》今日下午计划纠集一万五千人企图来砸清华，后因及时逮捕了首恶分子，此次行动才告未遂。

下午，总部召集兵团驻外地联络站返校人员会议，向总部汇报工作。


2月25日

天刚亮，校内大喇叭传出命令“决战的时刻到了！”不多久，革命师生云集西操场，总部向大家传达了傅崇碧司令员的讲话：中央要取缔《全红总》等九个反动组织（其中三个是反革命组织），需要《红代会》各学校大力支持。然后四千多人进城游行示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继很多中层干部纷纷亮相之后，刘冰贴出大字报：【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说根据自已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陆续贴大字报表态的，还有李思问、吕应中等。

兵团总部公布了整风计划（草案），规定了整风目的、口号、重点、要求、安排、领导小组，组织整顿和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等。并提出反击逆流，炮轰总部，改组总部，全局整风等项内容。公布了兵团总部留校核心组名单：刘才堂、鲍长康、任传仲、孙怒涛、陈继芳、韩启明。

《28团》贴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在整风问题上反对把矛头指向犯有错误的同志和兵团总部。

《31团》贴出【八.八问题的辩论不可回避】，认为反托错了，但辩论《八.八》问题是正确的。还认为辩论《八.八》，应作为整顿思想、整顿队伍的主要内容。

井冈山《号兵》贴出大字报【第三种力量必定成为整风的主流】。

毛泽东思想纵队《红山鹰》贴出【顾大局，识大体，求大同，存小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认为《28团》的态度较诚恳，“与纵队有团结基础”。

《八.八纵队》关于【痛击逆流的严正声明】：“一月逆流不是简单的左派犯错误，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牢牢抓住痛击逆流的领导权，……希望《毛泽东思想纵队》、《天安门纵队》和其他组织对自己组织内的问题，毫不含糊地进行斗争。”

一月革命纵队《钟山风雨》贴出：【《反击逆流串联会>某些负责人方向错了】。说“他们不是真正致力于肃清怀疑康生同志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特别是陶铸的怀疑一切论，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促进左派大联合，大夺权。而是借反击逆流之名，把矛头指向总部及《28团》革命组织。”

代表我校整风方向的“第三种势力”近日大大兴起，许多革命师生本着爱护总部的精神批评总部，对总部是支持的，态度端正。但被一些人指责为调和、折衷、中庸，又被骂为“《28团》的变种”等等。


2月2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同时发表了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及上海《体育战线》为之写的编者按。文章提出了革命派在取得了夺权的初步胜利后，摆在革命派面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革“私”字的命。

《云水怒》贴出【对目前斗争形势的六点看法】，不同意蒯大富对形势的估计“我们有优势，但无准备”，认为是有准备的。五大纵队坚持痛击逆流，抵制破坏大联合就是最大的准备。只有那些破坏大联合，犯了方向错误又不承认的人，打着“全面整风”的人才无准备。

整风串联会《打倒私字》贴出【在臧令瑜的后面】，认为臧就是暗藏在左派队伍内部的右派，“反托”战不是孤立的，与炮打康生反动逆流有联系。

28团《32111》贴出【28团向何处去？】，认为《28团》过去单纯军事观点，材料挂帅，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反托不是方向错误，必须大喝一声：“你们有病呀！”

第三种势力《北京纵队》贴出大字报：【斗争性质与运动方向】，认为目前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这难道是折衷？】，劝《八.八》纵队的某些头头“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迎春到》贴出【与刘冰座谈纪要】，说刘冰认为“把清华党委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不对的，……清华有些地方贯彻了主席的教育路线，如学生搞四清，下连当兵，政治课学毛选等。”为前党委辩解。

胡健贴出大字报说“蒋南翔执行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是犯了些错误”，为蒋南翔翻案。

总部负责人鲍长康、陈育延、刘才堂、陈继芳、刘泉、孙怒涛、潘剑宏、崔兆喜，任传仲、邵凯胜等人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干部问题的几点看法】，认为清华园长期以来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政、财政的单位，认为干部亮相必须对以下问题表示态度：

1） 对敌人的态度，是否要造刘邓、陶的反；

2） 对革命组织、革命小将的态度；

3） 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

4） 对党的领导、对中央文革的态度。

晚，在大礼党由总部召开痛击逆流大会。大会开得很不成功，根本没有反击逆流的气氛，而是充满了宗派斗争情绪，互相攻击。会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乱成一团，最后，总部宣读决议时，大礼堂中只剩下七、八十人了。同学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整风会。

大部分师生回校。


2月27日

在关于干部问题上，《揪要害》与《红教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部分人认为《红教工》过去在干部问题上执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部分人认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容否认。

《井冈红花》贴出【论干部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认为：“十二月黑风时，清华园出现两个主题，一个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小撮反革命向中央文革的猖狂进攻；另一个就是配合这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翻案风，明目张胆地为蒋南翔、陆定一等翻案。《揪要害》小组就是第二股黑风的急先锋。”

一部分同学提出，要总部向中央文革反映，请解放军重返清华园，边军训，边整风。

总部主持召开由各纵队、各分部及其他各革命组织参加的整风联席会议，会上就整风问题作出【六点决议】，提出我校目前中心工作是整风，要边战斗，边整风。加强分部、年级、班级领导工作，重新组成以刘才堂、孙怒涛、王良生为核心的整风领导小组以加强领导。

兵团成立《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我校有关干部问题。

下午，五大纵队、《革教工》、《整风串联会》召开联合大会讨论了如何整风问题，最后作出决议：反对以干部问题冲击整风大方向，认为整风必须先批判总部的政治路线错误，再整顿思想，整顿组织。孙怒涛在大会上要求五大纵队不要在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问题上与总部纠缠。

《井冈山》报十八期刊登了《井冈山兵团批判井冈山错误方向串联会》的批判【七论】文章，题目是【促进大联合，还是分裂】。还登了天安门纵队《红色风暴》战斗组的【识大体，顾大局，搞好整风，迎接决战】。文中讲：总部和《28团》要拿出诚意来；三纵队不要走向自己反面；把“反击逆流”指向自己同志是错误的；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期《井冈山》报还登了二月十三日【谭浩强同志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编者按：“谭浩强是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在过去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今天他开始触及灵魂，认识错误，站出来亮相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2月28日

上午，《井冈山》兵团在大礼堂举行整风动员大会，刘才堂代表总部作动员，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整风，彻底整风。鲍长康代表总部作了一个题为【革自已的命，造自已的反】的检查，承认总部一月以来犯了方向性错误，把矛头指向总理、康生，压制了不同意见。同学们反映一般感到态度诚恳。一部分人认为某些问题上对自己上纲过高，丧失原则。大会结束时，反革命分子梁赤军跳上台攻击总部和《28团》，遭到大家愤怒谴责。

绝大部分师生按兵团通告，如期返校。

近日发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迹象：《联动》分子蠢蠢欲动，北京许多中学发现《联动》的反动标语、黑诗。校内一些反动分子和铁杆《八.九》也蠢蠢欲动，伺机反扑。为蒋南翔翻案的潜在势力在我校存在，随时可能反攻倒算。


3月1日

《人民日报》介绍了贵阳棉纺厂按车间联合的经验，兵团总部发出通知要求解散纵队，回班闹革命。

晚上，《28团》在大礼堂召开了第四次开门整风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宣布了【紧急呼吁】：决心响应中央号召，响应总部号召，解散《28团》，打回系班去闹革命！【紧急呼吁】中指出：《28团》自成立以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28团》全体战士在兵团总部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在反对刘邓，打击《联动》，搞全市大联合，批判无政府主义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回班以后，决心与广大战士一起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把井冈山兵团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院。

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早日恢复我校生产工作，在总部的积极支持下，部分革命工人自动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串联会》。革命派纷纷表示，我们革命工人今天翻身当家作主了，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把革命生产两付重担挑起来。

校内整风：

28团《北斗星》贴【谈整风】指出：整风不仅要整总部，整头头，而且要整每个人头脑中的“私”字。

八八纵队《第二探照灯》贴出【先整‘整风’的风】，提出整风要破私立公，五大纵队的同志在整风中要特别注意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要多做自我批评。

总部孙怒涛贴出【和同志谈心，向同志们亮相】，谈了自己的活思想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3月2日

《中央人民广播台》广播了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宣言】，此文经过康生等同志反复修改。部分战士立即去国务院报喜。广大革命师生也立即行动起来，【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司令毛主席万寿无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标语立即贴满了整个清华园。

鲍长康、任传仲贴出大字报【在兵团后院点把火】，对总部的一些内幕进行揭露，并提出批评。

《红一军团》、《31团》、《中南海纵队》、《北京纵队》、《天安门纵队》、《毛主席警卫团》已宣布解散，回班闹革命。《八.八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东方红纵队》经过讨论，决定暂不解散。

蒯大富所在的化902班“十人小组”（革命派）正确对待“十七人小组”（保守派）同学。彻底批判了刘邓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了。“十人小组”的正确态度得到了“十七人小组”和全校革命师生的赞扬。

将有十四个学校代表《红代会》参加筹备北京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中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政法公社》等。


3月3日

兵团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庆祝《红代会》宣言的发表，蒯大富发了言。会后，兵团战士由蒯大富、鲍长康带队到北航、北师大、党校、北大、体院游行庆祝，表示了大联合的愿望，受到各校的热烈欢迎。


3月4日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冒着寒风来我校祝贺【红代会宣言】的发表，受到我校兵团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双方发言表达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巩固联合的决心。

兵团总部号召我兵团战士向上海体院《东方红》小将学习，认真整风。《冲霄汉》、《延河水》、《千帆过》等七个战斗组贴出大字报【破私立公，把《井冈山兵团》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张大字报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兵团在前进中的一些问题。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军政训练的决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自己起来搞军训。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戚本禹接见北京《红代会》核心成员的讲话：“下半年总得开学了吧！怎么样教材考虑过没有？蒋南翔还有人给翻案，他们都很猖狂，还没有打倒。你们现在斗当权派像吃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他们很不老实。分清敌我很重要，要在心目中有敌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不要搞反革命复辟。我们不管如何也不能通过蒋南翔三结合。光靠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还要靠革命干部。”


3月5日

全校经过整风运动出现一片朝气蓬勃的新气象，革命师生员工自动组织起来自己搞军训。

兵团总部委员李宝余、王良生贴出【抖抖总部的家丑】大字报，对总部不认真抓毛著学习等重要问题作了尖锐批评。

电001汪XX贴出【彻底打垮反革命妖风】的大字报，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立即受到革命群众的反击。


3月6日

兵团总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宣布三条纪律：⑴ 首长讲话，尤其是内部座谈，商讨形式的讲话，一律不得公布；⑵ 关于全国各地事件，未经核实，一律不准发表，报导；⑶ 在外人员（除中央特许外）一律迅速返校，望各分部、各单位监督检查。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发（67）81号【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文件。

兵团总部也发布了【关于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开展军政训练的决议】。

下午3点总部在西大操场召开全校【军政训练誓师大会】，全校一万多师生参加。大会结束时，《新北大公社》三千人来校祝贺《红代会》成立，要求帮助整风。体院、林院、师大来我校交流整风经验。

《北斗评论》战斗组贴出编写的【大事记】（1966.12.19----1967.2.28），因把《井冈山》兵团描绘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受到《28团》等战斗组的愤慨批判。

兵团总部颁布了关于重新组织审查工作的决定，进行组织整顿。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每天上午坚持两小时的学毛主席著作时间，绝对保证。总部刘才堂和其他同志一起写大字报对，总部和兵团的各种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

晚上，在兵团整风会上批判总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陈育延发言，认为总部主要是右倾，敌情观念不够，引起较大反响。

北师大贴出大标语【火烧谭震林，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8日

兵团驻沪的两个联络站下午辩论，相互揭发，未完，决定第二天继续辩论。

八八纵队《千钧棒》和东方红纵队《战地黄花》贴出【自我批评】，表示要“降纲”，承认原来给总部上纲到“蒯大富及兵团总部亲自掀起的所谓‘反托派’高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是兵团总部严重的错误发展成为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彭真的组织路线”等，没有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考虑到会被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来否定《井冈山》兵团。

《战地黄花》在大字报上的批语：“你们最近与某些教师座谈时还说：‘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不过不好这样提就是了’。这不是与你们的自我批评相矛盾吗？”。

今天军训正式开始，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学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我们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搞好思想革命化，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参军参战。

《倚天剑》贴出【历史不容歪曲】大字报，针对毛泽东思想纵队《曙光初照》等四个战斗组对一月初反“唐伟之流”的看法，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今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参观八.一学校揭发《联动》的展览会，看后非常生气，说这种培养修正主义的学校一定要解散。


3月9日

《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晚上广播后，数百人去《红旗》杂志社报喜。《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这是毛主席批转《人民日报》发表的。

《风烟滚滚》贴出了【一月论战的总结】，指出论战的起因是唐伟等人的分裂主义和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近来一些死保刘邓的铁杆《八.九》分子异常活跃，气焰十分嚣张。这些铁杆《八.九》对《井冈山》的错误幸灾乐祸，大量收集《井冈山》红卫兵的出身和过去表现，说清华《井冈山》之所以犯方向路线错误，根本是由它的阶级路线所决定的。企图从阶级路线上把《井冈山》否定掉。

下午反修战士来校做报告。

晚上,召开教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大会。


3月10日

校内贴出许多欢呼《红旗》第五期社论发表的大标语。

下午一时半，在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对总部组织路线进行整风。孙怒涛发言，提出要罢刘泉、陈育延、张云辉、邵凯胜的官。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斗批改的决定】。

晚上，总部就目前形势及工作召开了扩大会议，一致认为：⑴ 目前形势大好，相当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局面；⑵ 整风必须速决战，尽快转入斗批改；⑶ 对《八.九》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打击铁杆《八.九》，批判《八.九》思潮，争取团结大多数。

《井冈山》光0支部发出通缉令，要铁杆《八.九》贺鹏飞回校检查。

毛泽东思想纵队《曙光初照》等四个战斗组的大字报：【两个月运动总结】，首次开始进行一些自我批评，同学们给以鼓励，并希望《八.八》和《东方红纵队》也能这样做。


3月11日

由北师大开始，全市掀起揪谭震林的运动。

兵团总部发表声明坚决支持炮轰谭震林的一切革命行动。

陈育延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内部在酝酿着修正主义复辟】，认为总部右倾，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认为应将孙怒涛轰出总部。

《天兵怒气》贴出了【七十个为什么——看三纵队背后的魔影】。

中午校广播台广播了紧急呼吁，呼吁各战斗组抄好有关谭震林的大字报，准备明天进城张贴。

化九严成剑同学贴出大字报【狠狠触及灵魂，彻底放包袱，永远干革命——一个《八.九》派的自白】，为《八.九》同学放下包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做出了榜样。

下午北京市委干部吴德、刘建勋、高扬文在工人体育馆向北京市革命派公开检查，反映较好，认为他们态度是比较诚恳的，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灵魂。

制01井冈山兵团《尖刀班》贴出【论造反派】，“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一分析”。他们把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分三类：保守、沉默、造反。造反的又分几类。文中说：“后一类的表现为唯恐天下不乱，不负责任的上纲上线，借题发挥，时刻表现出偏激的情绪，……尽管这种人的造反在运动初期，在客观上起了推动运动深入发展的作用，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但运动到了中、后期，这种人的造反精神就暴露了其本来面目了……”。这文章否定革命造反派，为铁杆《八.九》翻案，进而为刘邓翻案，全校师生立即奋起批驳。

晚7点，兵团《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宣布解散。

晚，电机系同学斗争了高9的反革命分子孙长宽，并游了街。


3月12日

根据谢副总理指示精神，首都《工代会》不久成立。我兵团部分战士参加《工代会》筹备工作。

孙怒涛贴出【我的声明】，认为刘冰亮相是反扑，认为否定三月整风的大方向，否定五纵队前阶段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并说对陈育延3月11日大字报持最大保留态度。

继【论造反派】出笼以后，物9《枣园灯光》又贴出【《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必须批判】等，均以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和否定革命造反派。

蒯大富、刘才堂等10位同学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十点声明（详见《动态简报》46期）。

总部发表声明支持北师大《井冈山》打倒谭震林。


3月13日

上午，在礼堂召开有关谭震林问题大会，会上请了八机部《北京公社》，农大等单位的革命派同志揭发谭震林打击革命造反派，扶植保守派，伺机反攻倒算的罪恶。

校内出现大量批判【论造反派】的大字报。

《其乐无穷》战斗组文：【大毒草［论造反派］要害是翻案】。

鲍长康等人写【为什么要批判［论造反派］】中讲：“现在出现这张大字报不是偶然的，它是我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必然产物。……它公开、系统地否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

《一月风暴》战斗组把【论造反派】言论和谭力夫言论作了对比。

金8《四个第一》有不同意见：“该文也有积极性一面，它提出了纯洁兵团的队伍问题。我们不同意把它打成大毒草。”

焊0《螺丝钉》在【把尖刀班头目朱念慈揪出来】中说：此文作者一贯不问政治，特别向往资本家的生活，说过“要知道蒋南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我就不反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贯大焊收音机。

兵团《保卫组》发出【通令】，为了彻底取缔修字号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通令原《清华大学红卫兵》在15日24点以前交出袖章、证件，不得违抗。

在今天晚上每周的形势讨论会上，蒯大富谈了形势，指出现在的形势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的头上是太阳，而不是乌云，当然还有阴影。并指出对敌人防“右”，对同志防“左”，当前主要危险是对同志过“左”。

在“二月逆流”后，兵团向全国派出30多个《记者站》，共400多人，调查各地部队“支左”等情况，已开始插手外地运动。

我兵团出动150名战士上街宣传，张贴标语、大字报。下午又出动数百人支持师大《井冈山》的革命行动。

《井冈山通讯》简讯几则：《第一湘江》公布成员名单，前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贺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陈圣信进入老部下《韶山评论》。《韶山评论》是原党委宣传部手下写作班子，在批判三家村时大肆吹捧前校党委同旧市委、旧中宣部如何如何斗争；林泰（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找到了一手提拔起来的黄美来《山鹰》战斗组。组长黄美来在旧中宣部挂了名，活学活用艾氏诡辩法，陆定一曾说“全国都要向黄美来学习”。干将钱讯，反动文人钱穆（毛选四卷1849页）之子，蒋南翔私人黑秘书，“12.9”报告就出自于此人手。就是这样的战斗组，这样的亮相，有很多市场，有许多人投上于麾下。


3月14日

《红代会》发出通告，号召重炮猛轰谭震林。上午举行【打倒谭震林】全市性行动。我校革命师生八千余人参加了大示威、大游行。

热6《过河卒》贴出【痛斥《北斗评论》的三评‘蒯氏阶级路线’】，说这是反动血统论的变种。并要彻底批判“一切权利归蒯派”的反动口号，说是“宗派主义的孽根，破坏大联合的祸首”。

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传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崔兆喜作动员，要求广大兵团战士提高阶级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宁奎喜介绍“2.11案件”，号召发动群众破此案。会上还传达了戚本禹同志讲话，当前有四项任务：夺权；抓革命促生产；整风；镇压反革命。

《防化兵》文章【从［论造反派］想起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讲：《尖刀班》作者说“我们对于当初《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组织路线还是很欣赏的”，……这恰恰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路线的错误倾向。……根本不理解不同时期政治策略和组织路线的关系，也不会理解各种派别、组织都是带有阶级性的。


3月15日

原校党委副书记刘冰、胡健、何东昌、艾知生等自己成立战斗组，企图利用《红旗》四期社论为蒋南翔翻案。兵团总部《二办》发出通令，勒令他们解散战斗组，每天参加劳改，写出检查，不许乱说乱动，并责成专门战斗组执行。

《刺刀见红》支持孙怒涛声明，认为【七十个为什么】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三纵队的头上。

《打落水狗》、《冲霄汉》等战斗组认为：“孙怒涛在敌人反扑时提出罢陈育延、刘泉、张云辉、邵凯胜四个革命小将的官，是书生气十足的表现，我们不同意。但也不同意把孙怒涛拉下马！……《天兵怒气》的【70个为什么】提出了许多关键要害问题，引人深思，应该肯定。”

动农系分团《量6支部》发表严正声明，说《北斗评论》大事记是《大字报编委会》第二编辑组特邀出版的，印数高达2200份之多。可《新五篇》战斗组送往第二编辑组的300份大事记（因观点不合他们口味）竟被扣压不发放。


3月16日

下午全校万余人集会在西大操场，愤怒声讨、斗争反革命分子尹克君。尹犯是钻进工人队伍中的叛徒，运动初期积极反蒯，以后发展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场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呼声震天，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会后公安部逮捕了尹犯，大快人心。

反革命分子孙长宽、梁赤军、陈观光、沈一华、万会秦、李风华、龙述尧也揪到场上陪斗。刘才堂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指出《井冈山》兵团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而战，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把它打倒。

兵团总部发表【政策声明】，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提高《八.八》，教育《八.九》、打击反革命复辟逆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把兵团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兵团组织部发出【通告】，对于至今还受压制打击的革命左派，可以上诉到组织部，总部将给予坚决支持，总部要求把他们吸收到兵团中来，并让他们掌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


3月17日

下午继续斗争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沈一华，陈观光，龙述尧。反革命沈一华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当场被公安局逮捕。总部刘才堂和崔兆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井冈山》报介绍化902《十一人小组》的文章：【我们是如何争取和团结十七人小组的】。

近日来，总部接连发通令，勒令以前参加过《清华大学红卫兵》、《西纠》、《联动》、《全红总》的人交出袖章和一切证件。


3月18日

全校热烈欢呼巴黎公社诞生96周年，巴黎公社的精神永垂不朽！

全校出现围剿《八.九》思潮，到处是揭发反革命的楼道战，打击面过宽。有人为这种敢于刺刀见红的楼道战拍手叫好。

总部发出通知，凡要炮轰在中央工作的XXX，都要兵团总部同意。

下午，前《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刘菊芬公开检查。检查很不像样，根本没有触及灵魂，没有通过。

兵团总部严正声明支持打倒谭震林、炮轰余秋里的一切革命战争行动，不应该对李先念进行炮轰。

兵团《保卫组》发出通令：伪三临头目贺鹏飞在3天内交出检查，不得擅自行动，必须服从光０支部领导和对他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


3月19日

总部发出通知，向毛主席的好战士郭嘉宏烈士学习。郭嘉宏同志是江苏镇江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敢打，敢冲，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得当权派打成“反革命”，来北京上诉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切实贯彻毛主席［三.七指示］的通知】，号召全兵团战士切实做好团结大多数的工作，防止左倾，深入体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政治部还出【关于大力开展毛选学习讲用会活动】的通知，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主席【三七指示】、【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章，召开专题讲用会。


3月20日

电机系、动农系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孙长宽、梁赤军、杜学军（杜玉金）。会上群情激愤，愤怒声讨孙、梁、杜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污蔑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并勒令他们劳动改造。其他系对反革命分子也进行了大会斗争。

原定全校召开斗争上述三人大会，因中央首长认为我校大搞打击反革命复辟逆流，镇压反革命不合适，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制止这样做下去。所以兵团总部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把孙、梁、杜放到系里斗，并就此结束了这场“镇反”运动。

事后，梁赤军、杜学军被宣布不是反革命分子。对三月中旬掀起的这场“肃反运动”，有的同志这样评价：对自去年十二月黑风以来的反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年轻的红色政权必须巩固。但采取这种做法不妥当，打击面过宽，而一些真正的暗藏反革命并没有得到肃清。一些兵团负责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也是形“左”实右的，估计得过于严重。

王力讲话（在广播事业局），大意如下：这场斗争还要继续很长时间，甚至到十年以后，要注意国际局势，北越可能软化与美帝和谈，美帝要将在南越的部队撤至台湾，要伺机进攻我国。现在广东省全部军管，特务很多，到处搞我们的情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可能是少数，但要抓紧军队和宣传机构，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各地夺权要到五月才能见分晓，大专院校六、七月份要开学。

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106个工厂，很多是这些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一个是没有搞三结合。还有工作作风。工厂的保守派，机关的保守派反攻，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

全校掀起“围剿《八.九》思潮”的政治攻势。各系各班都对一些铁杆《八.九》进行批判，有的进行了斗争，大部分《八.九》同学都写了“检查”。一些人趁机攻击出身好的同学没有阶级感情,有的是“刘邓感情”。

对这场“围剿八.九思潮”，纵队派认为应该基本否定，认为在毛主席【三.七指示】发表后仍这样做，不能正确对待保守派，采取围剿、高压的办法是错误的。应“争取团结大多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来，和《井冈山》并肩战斗”。《28团》派认为好得很，应基本肯定。

《捉鬼队》、《游泳》贴出大字报:【打倒假洋鬼子，为要革命的《八.九》同学大喊大叫】，帮助他们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声讨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谭震林，我校部分同学参加。

晚上召开全校形势讨论会，看法不一，很混乱。王良生等发言认为目前处于淮海战役阶段，“第三次大战前夕”、“资本主义复辟前夕”受到驳斥，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左”实右。许多同学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指出是一片大好形势，同时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社会动向，坚决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


3月21日

兵团总部发出【两忆三查】活动通知（两忆：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之苦，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中央文革对我们关怀之甜；三查：查立场，查思想，查斗志。）把“两忆三查”作为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

兵团总部发表【关于分部建设的意见】，指出分部领导成员应该是坚定的革命派，调和派、折衷派不能担任领导。意见有分歧时，应该通过同志式的平等讨论解决，求大同存小异，禁绝大内战！但在总部的策划下，各系大搞“夺权”、“宫廷政变”。首先是工化系搞了个《夺权委员会》，夺了原分部的权，排挤出纵队派的战友。接着，土建、数力、水利、电机等系也都搞了“宫廷政变”。

总理接见铁道、交通、邮电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说：（余秋里）不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怎么会让他和我和你们坐在一起开会呢？！（在场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和谷牧同志）

《红旗红卫兵》负责人王小平贴出【向真理投降，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前进】大字报，雷蓉也贴出检讨的大字报。

学校贴出河南专栏，【唐伟必须向河南五千万人民做深刻检查！】。

在大礼堂召开清华大学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前党委员会，党委办公室代主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郝根祥及汤纪敏、吴佑寿在会上发言，检查错误，并表示站在《井冈山》兵团一边，造刘邓的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边来。


3月22日

兵团总部发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十条规定】。

贾春旺等六人贴出大字报【砸烂旧团委，彻底闹革命】。指出12月黑风时，团委掀起一股反动逆流。

清华仍旧阶级阵线不分明，这是刘邓、陶的“打倒一切”的反动罪行之一，必须彻底揭开清华干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革命干部到群众中去】认为革命干部“到群众中去才能思想上刺刀见红”。

《联动》在王府井张贴大字报【感到没有】中说：“目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有一股反动形势正在不断的向老红卫兵袭来。”署名是《老红卫兵兵团》、《老红卫兵八一武工队》等。


3月23日

兵团《保卫组》发出通知，不准外单位到我校随便捕人。我校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捕人，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现在还掌握的权利，派出了爪牙到处追捕革命造反派，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来我校捕人、搜查等必须与兵团保卫组联系，否则严肃处理。

《镇黑浪》战斗组：【《八.九》派必须与［论共产党修养］彻底决裂，回戈一击！】

汽71《干革命》战斗组写【一个刘氏［修养］的忠实信徒，是怎样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文中说给《八.九》同学提出一个深思的问题……。说铁杆《八.九》、《123》总头目杜玉金死抱刘氏修养的“僵尸”不放，与刘邓阴魂不散，同归于尽。


3月24日

《人民日报》报导北京市《工代会》成立。

今天将庆祝毛主席伟大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庆祝《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全校张灯结彩，红旗飘舞，《井冈山》人意气风发，

中午，在主楼前广场召开了纪念大会，全校的革命师生济济一堂，校外的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等几十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纷纷赶到祝贺。笑语喧腾，斗志昂扬，一片节目欢腾的景象。

会上，蒯大富简略地总结和回顾了我校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和《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的历史。指出当前的大好形势，不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是要“占领南京”了。他同时还提出我们今后的任务和应加强的工作。

北航《红旗》代表韩爱晶、《新北大社》代表聂元梓、北京市外事局《毛泽东主义红色造反团》代表、美国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敦白，作了热情洋溢、充满了革命战斗友谊的讲话，博得了井冈山战士、全校革命师生和校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欢迎。我校《井冈山红卫兵》方雁生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上吸收11个已改变立场的《八.九》派同学参加《井冈山》，由蒯大富同志带领他们宣誓。今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深深地教育了《八.九》派同学。有的《八.九》派同学想到自己过去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给革命带来损失，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们表示，一定要向那11个同学学习，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

晚上在主楼广场，战友文工团来校慰问演出【长征组歌】。

24日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青海军区和省负责人、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和外地赴京的组织等都参加），清华学生许XX哭诉了他看到机关枪扫射造反派，周围人倒下去，自己抓后被斗情况。


3月25日

大字报主要是一些庆祝《井冈山》成立半周年的大字报。

《从来急》、《战风浪》、《争朝夕》的大字报【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蒯大富应破‘私’立公。

数力系力901原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张怀义，被发现在日记中有反革命言论，被批判，跳楼自杀。


3月26日

上午9:30在大礼堂，由《三司》、《一司》、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新北大公社》组成的《赴渝联络站》主办【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会】，由杨益言、罗广斌的爱人等介绍山城情况和罗广斌之死。

大字报区仍开展关于解散《二万五千里》战斗组的辩论。

陈伯达、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清华部分教职工与《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主要谈复课、批和改的问题。


3月27日

下午全校整风总结大会。

晚上有全校形势讨论会，谈到国际形势、青海军区的问题，炮轰余秋里问题。

北京市《中学生红代会》今日成立。

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


3月28日

晚上继续全校整风大会，讨论形势及关于“三结合”、“斗批改”的问题，会上对是否应解散《二万五千里》战斗组发生争论。孙怒涛发言提出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社会基础，但现在有钻入造反派内部对小将吹捧的迹象，要提高警惕。这当场引起《28团》某些人的围攻，认为是影射《28团》，否定造反派。其实孙指的是《红教工》，会上情绪热烈。

原《八.九》派同学程XX同学深刻认识自己：“前一时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镇压群众的打手，要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3月29日

谭浩强贴出大字报，认为《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是不对的。《照妖镜》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骂谭浩强“谭浩强你他妈的混账透顶”。

数力系《红色联队》、《战地黄花》、《千钧棒》、《暴风骤雨》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清华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指出大搞“宫廷政变”，解散《二万五千里》等战斗组是“反托战”的继续，“一切权力归蒯派”是错误的，“痞子”就是不能翻上台。

《第一湘江》、《轮机兵》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对蒯派就是应当阶级分折】。


3月30日

晚上《井冈山》兵团战士大会，介绍各系教职工 “揭盖子”情况，机械系谈了《红旗飘飘》与周汉安的问题，电机系谈了“揭盖子”，团委谈了“十二月黑风”等，然后由童景山与《二万五千里》发言，辩论《二万五千里》问题，最后蒯大富作总结发言说：“《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大方向是正确的”。

《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同志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谭浩强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批评，有错误就改，但决不放弃党的原则。26日参加中央文革座谈会的干部名单的确是经过中央文革及蒯大富、陈继芳同意的，自已要勇敢参加战斗。

《井冈山》报报道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的【山城在迷雾中】，《雄关漫道》的【看！宜宾的反革命复辟】，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赴京汇报小组》的【巴山蜀水的控诉】文章。并登了重大《八一五》同学的一封来信，讲四川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紧急关头。


3月31日

《红旗》杂志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清华干部问题的调查员和评论员文章：【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干部热烈欢呼。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文中披露清华在六、七月间广大干部受打击情况，并点名前校党委干部蒋、刘、胡、何、艾为黑帮。

总部和《二办》发出紧急通知，欢迎革命干部到群众中亮相。

上午10点半，在西区阶梯教室召开全校干部会。广大干部痛哭失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纷纷表示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

谭浩强：“刘邓对干部实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是历史上上规模最大一次。”

郝根翔（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派工作组到我校几乎把所有中上层干部打成黑帮。……把我们关在房间里，没有自由，与群众隔离，不让我们起来革命。”

李思问（原行政生活副书记）：“要我们检查，检查一次通不过，再检查又通不过，非要上纲到‘仇恨党，仇恨主席，仇恨社会主义制度’……”

一同学：“对刘邓反动路线是有抵制的，工作组说清华干部是黑帮，哪来那么多黑帮啊！”

单德启(原团委副书记)：“十多年来学了刘氏“修养’，蒋南翔对我们做的也完全是刘少奇的一套。”

一同学：“我们对待干部亮相就要看他大节。”

下午召开全校大会，庆祝《红旗》杂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发表。会上有汤纪敏、单计新、印斌等人发言，大会后游行。

晚上，广播戚本禹同志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上一段形势综述：

1） 全国运动进入决战阶段，闻中央开会已结束，给刘、邓戴上头号走资派的帽子，但还有人要为他们翻案，从思想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批判；

2） 有些地区运动有反复，四川、青海、新疆、内蒙、河南等地的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同学不安心在校搞斗批改，要求杀出去，但中央文革不同意。《红代会》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声明，坚决不让同学外出；

3） 校内同学中间转入批判【修养】，教职工搞反击炮打中央文革逆流，动力系揪出马玉清、机械系揪出反动教师周汉安，并对《八.九》思潮进行了批判。

4） 总部《二办》通令解散《二万五千里》战斗组，有81个战斗组支持《二办》通令，有54个战斗组反对，不同意解散《二万五千里》，总部委员中仅孙怒涛一人不同意；

5） 谭浩强因同意三纵队观点，支持孙怒涛发言，因此引起《二办》和《28团》的反对，据说前两天晚上谭贴大字报，将别人攻击他的大字报撕去，被巡逻队当场捉住，于是攻谭的大字报蜂涌而起，说谭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两面三刀人物”等；

6） 3月26日中央文革陈伯达、戚本禹同志约一部分干部和总部委员座谈教改，名单的提出谭浩强是参与的，据说谭提了一些《二万五千里》、《山鹰》、《韶山评论》等组（反对《二办》的）的人参加，因此受到部分同学的责难；

7） 前些日子团委会开揭发会，在会上谭受到一个多小时的围攻，据谭说是受到《二办》指使的，谭与团委中的一些人都出大字报声明；

8） 连日来，由孙怒涛3月28日发言所引起的对《红教工》头头所发起的攻势形成了高潮。大字报是由《五纵队》的一些战斗组写的，公布了陶德坚与《红教工》某些人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陶本人与《28团》的一些战斗组出大字报反击，态度强硬，《28团》在广播中认为纵队的做法是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有方向性错误；

9） 《二办》中大部分是《红教工》的成员，前天出试卷要所有干部填写，谈谈对兵团总部和蒋南翔的看法等等，内容十分烦琐；

10）有大字报（各行政基层单位出的）对郝根祥、汤纪敏等亮相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的干部亮相没走群众路线；

11）一些前总支书记出大字报，揭发前党委和蒋南翔对抗毛主席司令部，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4月1日

下午由机械系一部分师生代表《井冈山》兵团去北大，参加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和《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成立大会】，有聂元梓、蒯大富和李敦白讲话。

《井冈山》报编辑部登三论清华干部问题文章：【这笔账算在谁身上？】、【革命干部杀出来！】、【清华干部特殊论可以休矣】。

《满江红》战斗组讲：“刘邓资产阶级在干部问题上的种种表现体现在一派、二罢、三怀疑一切、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五目的在于保护一小撮。”

《第一红岩》、《照妖镜》、《811》贴出【论解散干部堆的巨大意义】，强调干部到群众中去，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遭沈如槐、周泉缨们的反对，说是修正主义的大字报。

《刺刀见红》贴出大字报：【红教工挥舞在干部头上的五条大棒】即：1）三类干部是最危险的敌人；2）200元教授比46元干部更革命；3）基层干部是刘邓路线的基础；4）学生管上揪、教师管下扫；5）清华干部都烂了。还贴出【陶德坚何许人也！】，指陶父是官僚买办、国民党员，在香港。陶本人57年反右时严重右倾，受警告处分，文化革命中保蒋、保工作组、反蒯干将。丈夫陶世龙为漏网右派，邓拓宠儿。

原团委干部崔鸿超、单德启写文：【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解放出来——揭发和控诉刘少奇——蒋南翔对清华干部的迫害】。


4月2日

《解放日报》编辑部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井冈山》人积极响应《红代会》组织的“4.2”大行动，进城游行，欢呼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发表。“戚本禹同志文章好得很！……它吹响了向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攻击的号角！……彻底批判刘邓陶！宜将奋勇追穷寇，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

《千钧棒》贴出大字报【“痞子”与“红人”】。

《千钧棒》、《战地黄花》发表【关于《红教工》问题的紧急声明】，说《红教工》头头的反动思潮必须批判，同时要区分《红教工》头头与群众、区分《二办》与《红教工》。

《红色警卫员》的大字报揭露1月25日下午《红教工》到武装部夺权一事。

兵团总部《二办》发表【十点声明】指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照《红旗》文章的精神办事。对广大犯错误的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革命不分迟早，造反不分先后，只要真革命真造反，都要热情欢迎。号召干部勇敢地到熟悉自己的群众中去亮相，拿起四大武器投入战斗，自己解放自己。

无0《娄山关》大字报说：“陈继芳同志这个纲上的好”。指出在干部问题上本来就有两条路线斗争。

有大字报揭露《二办》搞的可笑的干部“考试卷”。


4月3日

28团战斗组《叛逆者》写大字报说：大方向应是矛头对刘邓反动路线，现却是对《二办》、《红教工》，大方向不对！

北航、二外《红旗》等单位炮轰陈毅、叶剑英。

蒯大富给河南发电报：谴责唐伟等人在河南勾结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的卑鄙行径，坚决支持《二七公社》和刘建勋。

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等人贴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呼吁大家警惕有人把矛头指向革命小将，瓦解井冈山，为蒋南翔翻案的阴谋。


4月4日

晚上，兵团举行控诉大会，【誓将刘氏黑［修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基础】。机械系原党总支副书记王文兰、工物系原党总支副书记吴英碌、汤纪敏、苗日新等干部发言，“用铁的事实说话”。

兵团总部决定支持北航《红旗》炮轰陈老总的革命行动。

大字报区贴满了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的大字报。此外，有批【修养】的，谈干部问题的大字报，关于《二万五千里》与《红教工》的问题似乎已经过去。

兵团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布通告：决定吸收谭浩强参加宣传部，井冈山宣传队核心组。希望谭浩强能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正错误，立功赎罪。

原《28团》的许多战斗组提出要求把大扒手王光美揪回清华园斗倒斗臭。

中央文革宣布：谢富治同志兼任全军文革付组长。

在首都大专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王力等人同意了清华《井冈山》兵团以首都《红代会》红卫兵记者的名义去外地调查和收集文革情况的要求，并拟定了几条派人原则。一周内，《井冈山》兵团总部先後向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杭州、重庆、昆明等地派出记者站或调查组，有关头目还去上海、福州、广州、武汉等地活动，多次参加当地有关“形势讨论会”、“座谈会”。把北京文革高层人物的一些指示、讲话散布给地方群众及代表，又把外地的文革情况，主要是军队支左、军队干部及群众的情况汇报给中央文革小组。


4月5日

晚上，在礼堂召开全校形势讨论会，一般认为应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与黑【修养】，对社会动向也应密切注意。蒯大富发言，指出形势大好，军区问题中央能够解决，同学不要外出，应安心搞大批判、斗批改。对干部亮相要防“左”。提醒大家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复辟的暗流。蒯大富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已批准我们揪斗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并传达周总理的两点要求：⑴ 不武斗；⑵ 要准备好。

炮轰、打倒徐向前、叶剑英、陈毅的大字报仍贴满全校，声浪很高。

成立了斗争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筹备组。


4月6日

光辉灿烂的【中央军委十条】颁布。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发表【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告】，热烈欢迎全市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参加大会。

下午在礼堂举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声援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由河南造反派控诉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的残酷迫害。总部重申了“3.28”对河南问题的声明，支持《二.七公社》，谴责唐伟等人对河南人民犯下的罪行。

总部制定了“斗王光美方案”，成立六个筹备组。号召全校革命师生打一场人民战争，大造声势，大造舆论。

今天是“1.6智擒王光美行动”三周月，原《28团》同志贴了许多纪念“1.6行动”的大字报。而《战地黄花》战斗组贴出【‘1.6行动’好个屁！】

《井冈山》报登《画戟》战斗组的诗配画：【打倒扒手王光美】。


4月7日

《文汇报》发表一至四论【在大批判中推动大联合】社论。

【彻底肃清刘氏修养在清华的流毒】、【打碎枷锁！——愤怒控诉刘邓路线对我的迫害和毒害！】。学校批【修养】大字报增多，声势很大，有的质量较高，全校掀起围剿刘少奇的高潮。

总部为了推动革命大批判，决定把批判刘少奇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原《28团》一些战斗组积极响应，连夜作战，抄出大量大字报和大标语，决心让打倒刘少奇的斗争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但原纵队无动于衷，反映冷淡。

国际共产主义反修坚强战士李敦白批【修养】：“兄弟党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了这个问题，革命就成功了。可是［论修养］这本书正相反，……这本书对兄弟党第一个大危害是奴隶主义。刘少奇讲的都是对党的绝对服从，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他自己。……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我体会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这个‘人性’，消灭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刘少奇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一定不要让它熄灭。”

晚上，召开了斗争王光美的全校政治动员大会，这是斗王光美的激战前夜。广播车每天到市内去广播这好消息，邀请全市革命群众到来清华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政客。“广播车每到一地，被围得水泄不通。……激战前夜清华园沸腾起来了！……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大毒草［修养］，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要让王光美一进清华园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王光美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欠革命人民那么多债，不是要‘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让她还账。不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誓不休！”。

原政治教研组教师朱育和写文章：【愤怒控诉刘、邓、蒋对我的毒害和迫害】。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

下午宜宾地区革命派刘结挺、张西挺等人来校控诉刘、邓、李（井泉）的滔天罪行和对他们的迫害。并说，毛主席特别关心宜宾问题。

晚上放映毒草影片【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及【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北京十几所大专院校和单位在民族文化宫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阵，数百人受伤。民族宫武斗事件将北京高校中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为首的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


4月9日

全校布置环境，贴漫画、大字报，为明日斗王光美造声势，作准备。

晚上放映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晚上，捉鬼队紧急集合，准备捉拿王光美、彭真、陆定一等。


4月10日

上午，在主楼前广场斗争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轰动全北京。近40万的本市、郊区及全国造反派云集一堂，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师，这是对毛主席忠实红小兵的大检阅。清华园内人流如潮，红旗似海。一张张大字报布满校园，一条条大标语像刺向敌人的投抢匕首，一幅幅漫画生动描绘出刘贼及其丑婆娘的丑态。大长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威风。这次斗争会拍摄了纪录影片。

蒯大富同志在会上发言题为：【粪土当年万户侯】。李敦白讲话：“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害，立了一功，我们感谢你们！”。王文兰发言：【戳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

原工作组组长叶林发言：【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桃园革命群众：【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会前会后审问过王光美三次，她仍处处为自己和刘少奇辩护。

《井冈山》人欢呼：这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有人却拒不参加斗争大会。纵派头头沈如槐、宿长忠、张雪梅等在颐和园开会，策划分裂井冈山。

晚上，在主楼前开庆祝晚会。


4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怒火燃烧，义愤填膺，狠斗王光美；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声讨刘少奇”。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战友说：刘少奇派王光美坐镇清华园，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一同战斗，今天我们又一同享受胜利的欢乐。

校内有大字报结合戚本禹文章，指清华园内有一股改良势力。

《第一小老虎》贴出【旧清华根本否定，彻底砸烂】。

《井冈星火》贴出【彻底抛弃改良主义】。

《红飚》贴出【干部向何处去，改良还是革命？】。


4月12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彻底肃清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井冈山哨兵》、《金戈铁马》、《冻死苍蝇》、《新五篇》、《叛逆者一分队》、《打落水狗一分队》战斗组贴出大字报：【《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以下简称【罪责难逃】）和【再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建6《韶山星火》贴出【问《红旗》调查员】，说“打击一大片干部是假，打击一大片群众是真”，否认刘、邓在干部问题上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冶教《大决战》贴出【《红旗》评论员、调查员就是罪责难逃】。

这些大字报立即被转抄到外校，造成很大影响。

下午6时，兵团总部发表声明主要指出：⑴ 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黑修养是当前中心任务，是目前斗争大方向，凡是违背这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是革命的，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⑵ 兵团总部认为【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是错误的，“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总部责令大字报作者深刻检查错误；⑶ 尽管评论员、调查员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应当贴大字报，……目前不应该辩论这张大字报，以防偏离大方向；⑷ 要求井冈山战士迅速把大字报盖掉。

许多战斗组纷纷贴出大字报，坚决要求对【罪责难逃】中的观点进行批判，以肃清其影响。并指总部声明包庇【罪责难逃】，阻止对毒草的批判，是极端错误的，反映了总部某些人头脑中同样具有严重的“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总部委员王良生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坚决批判。


4月13日

各战斗组继续贴出大字报，批判【罪责难逃】等。

《第一湘江》、《不怕鬼》、《轮机兵》、《巴黎公社》等12个战斗组发表联合声明：《叛逆者一分队》等以极左面貌出现恶毒攻击《红旗》杂志，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指出从3月份以来，对待中央精神、《红旗》社论，在兵团内部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对干部亮相一棒子打死，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感兴趣，大谈当前三结合的主要危险是改良主义，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井冈山兵团内部的尖锐反映。

《二办》提出【关于干部问题的几项工作建议】，提出群众对干部要一看二帮，干部要做到三划一站。

晚上20多个纵队派主要战斗组召开形势讨论会，说鉴于兵团总部已经不能领导我校开展对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决定发起“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即《414革命串联会》。

总部成立《斗批改办公室》，199多战斗组报名参加。

《捉鬼队》夜间撕去【罪责难逃】等大字报，当群众提出责问时，说他们是按“总部指示”办事的。

蒯大富参加了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代表的会。

《红旗》杂志驻清华记者张XX在旧电机馆召开座谈会，支持414成立。


4月14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三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清晨4点，《战地黄花》、《千钧棒》、《第一湘江》等组贴出【414串联会成立公告001号】。说：“长期以来，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和评论员调查员文章在清华遭到了总部和《28团》某些人的奇特冷淡，【三七指示】的贯彻和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遇到极大的阻力，干部难以彻底解放，革命三结合难以实现……”。

广播台拒不广播召开《414串联会》的海报。

由纵队派20多个战斗组发起，下午3时在西主楼3-208召开【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第一次串联会】。到会共有700余人，250余个战斗组。会上讨论了文化革命发展新形势，分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清华园的反映。一致认为【罪责难逃】反动大字报的出笼，标志清华《井冈山》内两条路线斗争处在一个转折关键的时刻。井冈山兵团《414串联会》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杀出来了！

会上通过《414串联会》第一号决议。说在兵团内部，包括兵团总部内，长期存在的两派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宗派斗争”，而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潮、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指出在总部和原《28团》中存在着一股思潮，它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它常常打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来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还说《红教工》一部分人是这种思潮的社会基础典型。会上宣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斗争，使清华成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典型，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型。……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肃清其流毒，思想上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权，而且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建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权。使我们《井冈山兵团》的大权紧紧掌握在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手里，保证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航道前进。”

会上谭浩强说“总部没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二办》对他围攻。说“刘邓假手革命小将打击革命干部，借刀杀人。”

晚上总部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何方】辩论会。《414串联会》说：当前阻力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总部和《28团》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

会上，《414革命串联会》宣读了第一次大会决议。

深夜，《414》核心组开会，说“鉴于《井冈山广播台》长期以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压制不同意见，大搞团派一言堂，阻挠纵队派正确意见的发表，阻挠对毒草的批判，并拒不广播【414串联会成立宣言】，为彻底改组广播台，决定暂时接管《井冈山广播台》，并研究行动计划。”


4月15日

《人民日报》刊登《解放军报》编辑部14日文章【再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11点30，414以《井冈山广播台》不播他们大字报为名，武力冲击广播台。

11点45，414部分人接管了在明斋的广播台，发表【告全校同志书】，要求彻底改组《广播台》。

兵团说这是一次预先准备好的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阴谋，《28团》调来许多人砸《414》已占领的广播台的门、窗。

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连续三次来电指示应停止武斗，爱护公物，不同意见通过双方协商解决。《414》说自己坚决执行，总部及《28团》拒不执行；《28团》说是《414》不执行，人多势众，把《414》的人殴打扔出。

在明斋前，《414》召开第二次串联会，要求总部按中央文革办公室指示办事，协商解决问题，总部不答复。广播台开了明斋前喇叭，扰乱《414》开会，并为了保护喇叭，把系行政处工人调来，激起民愤。当场很多人纷纷参加《414》。《414》及同情者两千多人浩浩荡荡游行到主楼前继续举行会议。

大礼堂，总部正召开团派干部大会。在会上老蒯说：“越来越证明，《八.八》越来越向它的反面发展，到今天，具有反动作用。……三纵队、《414》代表保守势力，《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一部分，……一定要摧垮！”。说“要抓《414》背后的坚持不改而又屡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继续坚持认为清华干部是清华园的一种保守势力，当前主要危险是改良主义。

会上宣读了【总部六点决议】，说《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不揪出背后策划的政治扒手，誓不罢休！”。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414》一切文章。最后蒯大富领着团派干部宣誓。

《414》在主楼前举行第三次串联会，大家同声欢呼“4.15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并通过决议：为加强战斗力，各系组成分会。会后，2000多名《414》到礼堂大字报区进行示威游行，受到不少师生员工，特别是干部的欢迎。

《414》冲击广播台失败后派人到中央文革，要求谢副总理接见，谢副总理拒绝。

苏修当晚广播：“……亲毛林的清华井冈山分裂……”。


4月1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四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414》正式更名为《四一四革命串联会革命委员会》，连续发出：【关于处理所谓中央文革三次指示的严正声明001号】，说三次电话指示是中央文革一般工作人员的意见；【四一四革命串联会革命委员会002号严正声明】，说蒯大富讲四一四的发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关于保护革命干部的严正声明003号】，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总部和《28团》。说《414》是革命的串联会，而不是什么“非法组织”、“反革命逆流”，不准任何人打击支持《414》的革命干部。

下午高等军事院校《红联》来我校示威游行，坚决支持总部和蒯大富。团派在大礼堂以介绍情况为由攻击《414》。当《414》派人要求澄清事实，遭团派某些人殴打，推下台来。事后有人问及《红联》为何而来，他们说：听说《414》炮打《红旗》杂志，总部要批判，《414》不让，所以他们来支“左”。

兵团组织部发表声明，兵团下属组织不得与《414》发生联系，各级负责人不得支持《414》，否则以自动罢官论处。


4月17日

下午，全校在西大操场召开【干部亮相的阻力来自何方】大会。为了更好处理与414的关系，蒯大富代表总部作了自我批评，并决定学毛选，整风5天。414严正要求平反，要求给以四大武器的权力，要求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老蒯嘲讽414说：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帽子很光荣，大家都愿戴反革命帽子等。陈楚三上台说“井冈山兵团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向井冈山夺权”。最后414全体列队退出会场，抗议总部把自已的战友打成“反革命”，剥夺四大民主权利，游行到主楼召开第四次串联会。在退场时，行政处人殴打414负责人沈如槐等。打伤多人，撕坏衣服，抢照相机。后9003工厂老工人写大字报揭露事情真相。


4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亮相】。指出：⑴ 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这一正确估计不论在各地区、各单位都是普遍适用的；⑵ 对干部“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⑶ 谨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左”的方面阻挠干部起来革命，破坏革命的“三结合”。

《井冈山》报文章【干部亮相就是应该一边倒】中讲：有些干部在亮相中还只是停留在诉诉苦的阶段上，他们没足够勇气清算所受【修养】的毒害，去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些干部希望的是舒舒服服亮相，所以他们往往亮不到彻底的革命派一边，而往往容易亮到“素有修养”的、“善于体贴人”的那一边去，甚至亮到保守派那边去。

在文章【干部亮相的十个错误思想】中讲目前干部状态：一、没有脱胎换骨的决心；二、对革命小将不服气；三、怕到群众中去；四、怕群众不信任自己；五、怕再犯错误；六、怕搞政治工作；七、怕丢乌纱帽；八、和蒋划不清界限；九、怕保守派议论讥笑；十、靠老本吃饭。

上午，总部在主楼召开各班核心组长会，鲍长康提出“要刮十二级台风，对414发动强大政治攻势”。下午《二办》召开会议，陈继芳说“414就是一股反动逆流”。

下午，414在礼堂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越学越感到414大方向完全正确。发言空前活跃，斗志十分高昂。决心大反无政府主义，把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团派说414总结“4.15”和“4.17”的教训，不得不承认这两次行动不得人心，并把《414革命委员会》改成《414核心组》。

孙怒涛贴出【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兼评“权”】。

414核心组成员之一的《红色风暴》贴大字报，宣布退出414。

晚，总部在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蒯大富传达了陈伯达同志给韩爱晶的书面指示：“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就是关心国家大事”。鲍长康传达了中央文革王光宇同志对【罪责难逃】大字报的表态：“不是反革命大字报，你们有意见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刘才堂说：414欢呼《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捞稻草”。最后陈继芳就《二办》工作和【罪责难逃】大字报作了自我批评。


4月19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五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团派《第一捉鳖》、《红旗如画》贴出【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坚持【罪责难逃】的观点。认为六月中旬的对中下层干部“游街一大片，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是对修正主义体系的一次总冲击”。认为当时“罚不当罪的极少”。否认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必要。

龙连坤、魏文波、谭浩强、胡大忻等150名干部贴出【清华大学一百五十名中基层干部致广大干部的一封公开信】。

《追穷寇金七支队》、《学鲁迅》贴出大字报：【从谭浩强亮相看阻力来自何方】，指谭浩强亮相过程正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大暴露的过程。是他第一个提出“有的干部有奴隶主义，从左的方面压制干部亮相”；是他第一个提出“外战内打”分裂井冈山矛头指向兵团总部。

下午在千人大会上，土建系分部委员负责人周坚在谈到414干部政策时说：“我们就是要当老母鸡，把这些蛋都孵出来，可有人要把蛋打碎，我们就是要保护。”持团派观点人说：眼光敏锐的井冈山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资产阶级干部解放观”。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谢富治任主任，北京红卫兵代表聂元梓任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任常委。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周总理、江青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谢富治同志做重要报告。全校革命师生也热烈欢庆市革委会的成立。

414《不怕鬼》战斗组贴出：【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的所谓斗黑帮必须基本否定】。文章说:“这是刘邓跳动群众斗群众！”，6月9日前，蒋南翔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通过蒙蔽群众来保护自己，6月9日后则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团派指这大字报要害是否定林副统帅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批干运动”的英明论断。

以孙怒涛、汲鹏为联络人的《第一湘江》、《轮机兵》等八个战斗组贴出【论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系统阐述414与团派的分歧：⑴ 斗争的实质；⑵ 矛盾的总爆发；⑶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⑷ 对清华干部的基本估计；⑸ 怎样对待革命的三结合；⑹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的看法；⑺ 矛盾性质及转化的可能；⑻ 关于“权”的问题。最后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高于一切。……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亮真相，不亮假相，自己起来亮相，不亮逼相。”而持团派观点人说这是“罗征启创造的[左派分化论]公开出笼。”

晚上，28团《第一红岩》、《照妖镜》在礼堂召开介绍会，全盘否定二月反击逆流和整风成果。


4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指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十七年来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上午，414第六次串联会开会讨论去年6月9日到6月23日详细的运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用大量事实说明“6.23”以前所谓斗黑帮必须基本否定。“游街一大串”，这是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推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要把账算在刘邓身上，而根本不是什么向革命小将脸上抹黑。会上还提出口号，要高举无产阶级的批判大旗，在批判中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下午，总部在礼堂开【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许多干部以亲身经历控诉刘邓反动路线，指出总部和《二办》是热情地鼓励和帮助他们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亮相的

《不怕鬼》、《千钧棒》、《战地黄花》、《八八风雷》贴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说：“如果说从一月份或更早一点以来，清华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414成立的思想基础，那么《叛逆者一分队》等贴出的大字报【罪责难逃】等就是414诞生的导火线。……斗黑帮必须基本否定！……从工作组进入清华第一分钟起，他们就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引入歧途。”；说：【湖南运动考察报告】颂扬什么？根本没颂扬所谓斗黑帮，而是颂扬真正的群众运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所颂扬的游街，和6月10日以后清华的游街有本质的不同。斗争矛头，斗争对象不同。

晚上，总部召开整风会。陈继芳代表《金戈铁马》、《叛逆者一分队》、《冻死苍蝇》作检查，只是认为【罪责难逃】的错误是不该贴出。说“贴出后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成攻击总部、《二办》的借口”。蒯大富发言：总部要带头作自我批评，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清华只有学生掌权是不够的，必须在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从414杀出来的《红色风暴》又贴出【从对比中看论战的实质】。指出这这场论战是保蒋和反蒋、夺权和反夺权之争。论战是关系到我校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


4月22日

《井冈山》报编辑部文章：【要允许亮错相的干部改正错误——再论干部亮相必须一边倒】。文中说：干部亮相是有阶级性的，干部亮相必须一边倒！有的人看到亮相干部改变了立场，从素有修养派、温和派甚至保守派那边释放出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就骂他们吹吹怕怕。有的干部认识到自己过去执行资产阶级伪三临路线不对，现在倒向真正革命的《井冈山》一边，他们就说这些干部“抱粗腿”、“见风使舵”、“政治投机”,而不是看作干部进步……，都是对干部“一概怀疑，一概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契卡》等贴出调查报告【红线与黑线】，揭露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热情歌颂了革命小将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痛斥了“6.9—6.23群众运动糟得很”的谬论。

上午414核心组邀请了部分中层干部举行座谈会，座谈【如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会干部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动路线遗毒没肃清”，并表示要狠触灵魂，起来战斗。

原团委干部崔鸿超、单德启、李炳生等贴出大字报：【撕开《414》的一张王牌——从谭浩强看《414》的改良主义本质】，说414是保守势力，攻击《1356》、《刺刀见红》。

《不怕鬼》、《千钧棒》贴出【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说：为革命干部平黑，意味要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恢复其本来面目，改变对革命干部不正确的看法。而革命干部则要打掉刘邓一切枷锁，勇敢起来战斗。团派说这文章完全否定了黑【修养】对干部的长期毒害，否定了干部需要三划一站。并用心险恶地把打击一大片罪名加到革命小将头上，要革命小将为干部“平黑”。

原机装车间党支部书记梁光启贴出【谈谈清华干部的特点】。


4月23日

对6月23日以前运动的估计是大字报中心内容。《红炮》、《星星之火》、《第一送瘟神》、《不怕鬼》、《第一锷未残》，数力系前总支委员王学芳，龙连坤，朱文浩，苗日新等贴出：【用阶级观点透视六月九日至六月二十三日的群众运动——兼评《第一红岩》的一张大字报】。说：《28团》某些人用“干”和“群”的关系来糟蹋历史，这是我们的分歧实质。【罪责难逃】一文的关键，是用“群众运动好得很”来证明“挑动群众斗干部”不符合事实。工作组一进校，把广大干部统统打成黑帮、爪牙，统统靠边站……，党内头号走资派的这种“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手法由来已久。早在四十年代土改工作中就搞所谓“搬石头”运动，把干部一概打倒；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抛出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用“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来抹杀几级矛盾，大整基层干部…….。

鲍长康、刘才堂等9名总部委员贴出【真正的共产党员要革命的先锋，批判的闯将】。

罗征启贴出【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说：目前多数干部已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了。含沙射影地攻击总部，污蔑我兵团十个月来对革命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罗征启在当晚的414大会上宣称：“我们再也不能做检查了，再做检查就是犯罪！我们要起来战斗”。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文中说：不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知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鼓励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捍卫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挺起腰杆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14纷纷刷大标语欢呼社论发表，并打电话到报社去祝贺。上午在主楼前开会，热烈庆祝社论发表，“社论像及时雨，为我们指出了运动的方向，证明在干部问题上我们414的观点是正确的，坚定我们彻底批判反动路线的信心。”

10时，总部在西大操场召开庆祝大会。会上，总部委员王良生说：“《人民日报》社论说出了414的心里话，要求总部中某些人作出触及灵魂的检查。”刘才堂代表总部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校访问的陈永贵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蒯大富代表井冈山战士向他献袖章并合影留念。

414的《四月革命风暴》贴出【四月革命风暴万岁——论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阐述了在“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三结合”等问题上414与团派的根本分歧。

下午，总部在礼堂召开【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契卡》等战斗组发言受欢迎。会议快结束时，孙怒涛念了25日414斗艾知生的海报，指出艾知生整起来亮相干部谭浩强的黑材料必须痛加反击。总部与团派极力反对，当场围攻孙怒涛。28团《契卡》和陈继芳认为艾知生整谭浩强黑材料是“狗咬狗”，说可以让他们到礼堂辩论。蒯大富也说：对同志搞突然袭击，是间接打击同志，与其说414恨艾鬼，不如说414更恨总部。414这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的表现，希望414能收回海报。沈如槐说：谭是中央文革肯定的革命干部。

贺美英、姚健等13名原团委干部贴出【从对待谭浩强亮相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

《抗大东彪》贴出【清华干部应该基本肯定】，说：“必须看到十七年来清华园是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清华是有成绩的。”414很多战斗组加满批语“好极了！”。反对者说：“蒋刘及其第二套班子的‘红线主导论’由他们提了出来。”

晚上，414在礼堂就斗艾知生进行战斗动员，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一小撮”必须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而不能敌我不分，丧失警惕。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把明天的斗争会开好。


4月25日

414上午在主楼前召开【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艾知生大会】，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整革命干部黑材料，进行反攻倒算的罪行。蒯大富到会作了发言，支持414革命群众斗艾。“艾知生是我们〈井冈山〉人的敌人，〈井冈山〉人坚持一致对敌”。这一革命行动大长革命干部的志气，为广大干部起来革命创造政治条件，把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推向新高潮。

会上还宣读了电机系【“揭盖子”调查报告】，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互相勾结，反攻倒算，散布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反动观点，打击、压制基层干部起来革命。

自控系、动农系同学贴出大字报，揭发团派整414同志的材料（还贴出了材料原样），各系同学纷纷加批语，均指出有此类调查材料，对此，414核心组提出强烈抗议。

《千钧棒》等19个战斗组贴出【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人】，再次批驳“清华干部铁板一块”、“游街一大串好得很”的错误，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打击一大片”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必须警惕。

下午在静斋召开总部会议，总部委员陈继芳、刘泉等说应尽快搞“三结合”。刘泉说“就是要捏合起来”，“要学习三总部合并经验，把权抓过来”。

《二办》发出【关于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若干建议】：要敢于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在干部亮相问题上要防“左”，三结合时要防右。绝不能为干部级别所限制，更不能搞95%干部官复原职。

谭浩强贴出大字报【在战斗中改造自己，在大风大浪中战斗】。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未肃清，……414是捍卫革命路线的，决不是保守势力。对这样的串联会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团派说他坚持分裂井冈山的立场。

清华《井冈山》原驻红卫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盗窃陈里宁病历并照相的非法行为，肯定陈里宁是坚定的革命战士。


4月2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在一看二帮】

总部发表【关于着重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点建议】：⑴ 存在三个缺点：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⑵ 多开中小型会、座谈会，以广泛发动群众；⑶ 利用四大对干部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进行审查和辩论，把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介绍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下午在大礼堂，总部和《二办》主持的大会上，《冲霄汉》等战斗组详细介绍了韩银山、张修身等以前因长期与蒋黑帮党委作斗争而遭受排斥打击的革命干部。他们多半工农出身，很早参加革命，受过革命战争风暴考验。

【干部介绍会】介绍宋镜瀛（414说他是资产阶级教授、国民党少校）。陈继芳号召开展“群众性介绍干部运动”。有些人说：这个介绍干部运动只是依靠个别战斗组的调查材料，甚至连原单位的战士也不知道，这违反中央精神。《二办》这样做，是想置广大干部解放于不顾，拉几个干部出来作为三结合陪衬。

414晚在大礼堂召开第二次【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大量事实揭发数力、电机、工化等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嚣张气焰。许多干部上台发言亮相，会议最后提出，414当前战斗口号是：“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三凑合’，为实现真正的革命的三结合奋斗到底！”

《战地黄花》、《千均棒》贴出：【干部亮相必须倒向414】。


4月27日

【为革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叫好】，总部、《二办》决定大胆使用干部，由七名干部（韩银山、张修身、崔鸿超、汤亚美等）组成参谋组，韩银山、张修身任正副组长。

414核心组发表【关于总部和《二办》“介绍干部”搞“三凑合”严正声明】，说：“我校大批判还刚刚开始，……总部和《二办》刚刚喊出大批判的口号，虚晃一枪，今天竟大喊‘介绍干部’，‘三结合’，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只能是改良主义的三凑合、三捏合，我们坚决反对。”号召“414战士及全体革命同志坚决把握斗争大方向，绝不许有人转移大批判的方向。”

晚上，414在西大操场召开【第三次批判大会】，矛头对准《红教工》。谭浩强代表11名干部发言“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大肆攻击痛击十二月为蒋翻案黑风的革命群众组织《红教工》是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转移对刘邓的批判。

《井冈山》报发表了兵团《契卡》、《韶山红日》、土建系分部的文章：【红线与黑线——从土建系看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评论员说这篇调查报告写得好，好在它严格区分了红线和黑线，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群众运动，歌颂了一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井冈山革命闯将。这份报告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414核心组发表【关于批判《红教工》某些头头所代表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的号召书】，指《红教工》某些头头散布反动“政治地位决定论”，把基层干部污蔑为反动路线社会基础，压制干部起来亮相，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才能解放广大革命干部。

晚上414贴了不少矛头指向《红教工》的大字报和大反“三凑合”的大标语。

兵团总部发出通告：全国各地（除青海省外）及在北京市各单位（除农林口外）的我兵团战士和我校革命师生接此通告一律马上返校。


4月28日

《二办》上午召开的【全校革命干部大会】上，刘才堂、陈继芳指责414闹分裂，是保守势力代表，“414斗争艾知生是压制了解放”。

总部下午在大操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韩银山等发言，以亲身体会对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反动路线都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批判。会上拒绝414发言，总部委员任传仲说，414要求发言是资产阶级大民主。会上发生武斗，414宣布退出会场，绕场示威游行，抗议总部屡次“害怕真理、压制民主”。

游行后，在主楼前召开【414第十次串联会】，一致通过决议：“4.28”事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总部某些人害怕真理，压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挑动群众斗群众面目的大暴露。……首先高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旗帜的是我们。我们在批判反动路线上最有发言权。这个权利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何人休想夺去！”。并重申：“目前清华园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我们斗争的目标是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我们对权的理解”。

串联会上有几位清华附中《井冈山》的战士发言表示坚决支持414。

晚，414的五百多名战士冒雨步行进城，去《红旗》杂志反映情况。沿路战士斗志昂扬，高呼口号，受到兄弟院校革命战士的支持。谢副总理派丁国钰同志接见414代表并听取汇报。凌晨4时，全体战士坐了《红旗》杂志社准备的汽车返校。

晚，总部召开团派干部及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号召团派从理论上、政治上批倒“414十大理论”。

《不怕鬼》黄瑞和、《千钧棒》沈如槐、《战地黄花》陈楚三、《八八探照灯》张雪梅、《暴风骤雨》郭仁宽、《从来急》刘万章、《一月革命》李良寿贴出大字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提出：十天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革命小将是不可能领导学校工作的。有人叛变，有人落荒，被从历史前进的列车上抛弃……。号召干部以战斗姿态投入大批判，不要怕被别人扣上“否定小将”的帽子。

团派评论此文说：“造反派只能闯江山，不能掌权”的反动论调粉墨登场了。总部委员刘才堂在上批语：“你们的新保守势力论点是极端反动的，把夺权寄托在革命小将走斜路的希望是不大的。”


4月29日

《井冈山》报评论【全面地看，热情地帮】，登载了兵团行政处和《冲霄汉》战斗组联合整理的文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介绍干部韩银山】，崔鸿超的【在大批判中起来革命】，单德启的【破私立公亮革命相】。

【这个战略方向抓得准】，井冈山工物研《风火》在大字报中讲：“对于清华这样一个烂掉了的单位，从清华今后长远发展来说，三结合中树什么样的干部典型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清华干部是不同程度贯彻蒋黑帮修正主义路线的，但又是要革命的干部。他们多半是由本校选拔上来，长期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社会阶级斗争，没经多少考验，容易中毒。”

《契卡》贴出【驳斥所谓两个一小撮论】，指出414这种论调是和行动是最危险的敌人。置一小撮走资派而不顾，用另一种次要的和从属的矛盾掩盖了极其尖锐复杂的主要矛盾，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146名支持414的干部自动串联，写出【致全校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都曾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把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推上第一线，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打手。我们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继续对我们的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揭发和批判。接着详细阐明：当前战斗任务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414是为这样的政治目的而奋斗的，实践证明了414是一个革命的串联会。”最后表示自己不但要作革命的对象，还要作革命的动力，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大字报贴出后，不少干部纷纷签名，表示同意大字报中的观点。

晚，414在礼堂召开【第四次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二万五千里》、《工字厅战斗组》等代表揭发了工作组如何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蒯大富中途参加了大会并作发言，说要向群众学习，与414战士大方向是一致的。但414战士要求老蒯平反时，老蒯不回答。

团派贴出【老母鸡孵蛋】、【借刀杀人】、【外战内打】等大字报。414说这是把已经歪曲了的观点强于414进行批判，为了否定414的大方向。


4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414热烈欢呼社论发表。414认为社论里指出的对犯错误的干部和受蒙蔽的群众的正确态度，正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正是我们与团派同志分歧所在。社论的发表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也使广大战士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最高指示的伟大意义。

《井冈山》报登电机系《802》支队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介绍革命干部张修身同志】。

《照妖镜》战斗队文章【崔鸿超是如何亮相的】，说崔的“落脚点选择”正确，敢于亮相，敢于战斗，正确对待群众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井冈山》报【为革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叫好】文中说：“在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大批的虽然犯过一些错误，在不同程度上执行过蒋南翔修正主义路线的干部。但他们觉悟早，勇敢地在大风大浪里亮相，不断触及灵魂改造世界观，坚决与蒋黑帮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站到彻底革命的《井冈山》人一边……。对这些干部我们就是要一看二帮，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经过斗争考验，他们许多人还可参加革命的三结合。”

动农系《只把春来报》、《第一号炮》、《四海翻腾》、《汽车连队》文章：【彻底改造世界观，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介绍一位非党员干部宋镜瀛同志】。

《井冈山》报说：“在我校，旧知识分子也发生着分化，有些人站出来了，宋镜瀛同志就是其中一个，他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触及灵魂，改造思想。对于他这种革命行动，应给予坚决支持。”

414核心组发表关于建立《414广播台》的【郑重声明】。说：“由于学校广播台长期以来把矛头指向414，严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414曾多次发表声明据理力争，无效。在广大战士努力下，群策群力，土洋结合，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广播台，参加战斗，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

414核心组就蒯大富昨晚在大礼堂的表态发表【严正声明】，指老蒯表态言不由衷，414和其反对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有严重分歧，不可调和，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革命派内部的反映。

晚10点，总部宣告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这小组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由蒯大富同志任组长。“她将领导我校革命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更深入地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大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阶级分折，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逐步地建立起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团派声称这是清华最高权力机关，而这一决定连有些总部委员也感到莫名其妙。对于这种不走群众路线两凑合的《革筹小组》，414表示坚决反对。

团派按系编成01至12部队，成立自己的核心组，414则认为这是专门对付414的。

晚上，放映了“毛主席第五、六次接见革命师生”的电影。


5月1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于晚10:05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等几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蒯大富。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井冈山》人的巨大关怀！毛主席接受了蒯大富代表全体《井冈山》战士献给他老人家的《清华井冈山》袖章。“毛主席给〈井冈山〉人撑腰，〈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非常关心清华运动，表示不久将派军代表来，而且表示一定要亲自参加我校革委会成立大会。

上午我校五千余人在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晚上二千余人参加天安门广场前的联欢晚会。

原团委崔鸿超、单德启、陈崇端、李炳生等人贴出大字报，说【150名干部公开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黑色信号弹”，“414是保守势力”。

工物系17名干部贴出【高举革命批判大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兼评150名干部公开信】

孙怒涛就《革筹小组》一事发表严正声明，指所谓《革筹小组》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不能筹备“革委会”。成立所谓《革筹小组》的目的就是给井冈山414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严正声明：政治上不承认《革筹小组》，组织上不参加《革筹小组》。

《不怕鬼》黄瑞和，《从来急》刘万章贴出【鱼目不能混珠】，认为对反蒋必须进行阶级分析。


5月2日

上午兵团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师大会】，老蒯向全校汇报了昨晚毛主席接见的情景。毛主席与蒯大富同志也握了手，这是清华井冈山的光荣和骄傲！而414人则说：广播台全天播放了蒯上午在全校大会的“介绍”，外面贴出大标语，传达的开会内容，整个宣传似乎就像毛主席单独接见蒯大富，或毛主席突出地接见蒯大富似的，用这来压414。

在毛主席接见《井冈山》人喜讯鼓舞下，《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发出号召：决定5月3日——7日集中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并提出要求。

团派周家宝、梁光启等18个干部（即《团派干部辩论团》）贴出：【关于召开全校干部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论大会倡议书】。

崔鸿超、梁光启、单德启贴出：【公开信的策划人，你们要干什么？】

工物等系团派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抓住150名干部【公开信】中某些缺点无限上纲，把【公开信】说为“复辟逆流”。

414许多战斗组相继发表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革筹》。


5月3日

晨零点，广播台广播【蒯大富致谭浩强的一封公开信】，说：150名干部的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罗征启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希望谭浩强能触及灵魂，不要再上欺中央下戏群众，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414上午在主楼广场举行【第十一次串联会】，一致认为老蒯给谭浩强的公开信是错误的，是压制干部起来革命，矛头对准414和支持414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方向性的错误。有人说，打击罗征启就是打击414。《云水怒》说：“批判反动路线阻力很大，总部一些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相当深，相当大，要肃清流毒，矛头必须向下而不是向上”。会上通过决议，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414小报第十二期文章：【彻底批判革筹小组】，414《东方红03支队》：【把革筹一棒子打死】，攻击总部搞“三凑合”、“假批判”、“改良主义”，“《革筹》小组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心眼不正”。

晚上，总部召开【批判大会】。寇世琪以亲身经历揭发控诉刘邓蒋50天和17年来“打击一大片“和”保护一小撮“罪行。刘才堂宣布对414小报提出警告，如再攻击《革筹》，要立即取缔！蒯大富最后发言，说孙怒涛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嘲讽孙：“你身体不好，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还是听医生嘱咐休息六个月吧……”，大家想不到老蒯竟会说出此话来。


5月4日

今天，在革命的“五四”青年节里，我们庆祝伟大的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彩色缤粉气球云集，迎风漫卷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

晚上，总部继续召开批判大会。孙怒涛发言，详细阐明了414与团派在一系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在发言中谈到“将来《井冈山兵团》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文化革命后又怎样进行防修、反修？”引起团派哄堂大笑。

《人民日报》登载我校干部韩银山、张修身同志文章【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虽然150名干部【公开信】遭到围攻，被打成“复辟宣言书”，但同意此信观点签名的干部却越来越多，据统计已有189名。


5月5日

在总部委员刘才堂等人策划协助下，机械系成立了《革筹小组》。该系257人支持，241人反对，112人中间。414师生表示坚决反对。

谭浩强贴出【谭浩强同志给蒯大富同志的公开信】，坚持他原来看法。

晚，团总部支持的15名干部倡议召开【全校干部辩论大会】。准备在大礼堂开，凭票入场。发票极不公平，414的同学很多拿不到票，就是干部还有很多拿不到票。晚，七点多钟，聚集在会场外的414群众拥进了大礼堂造了反，大会才改在西大操场进行。为了树革筹小组的权威让张修身主持会议。会上就150名干部【公开信】问题进行辩论，十分激烈，414发言精彩。急得刘才堂、陈继芳跳上台走来走去指手划脚指挥，直到最后，刘索性跳出大喊大叫：“就是不让你发言！”这一下子引起了台下群众激愤。

连日来414一些战斗组贴大字报攻击和污蔑韩银山。校园科和《冲霄汉》等贴出【关于韩银山同志的严正声明】，指出韩银山一直坚持同修正主义做不懈斗争，是革命的好干部。

01—12部队给广大414革命同志【公开信】，强烈呼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别再干那些继续加强分裂，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

414《不怕鬼》、《第一湘江》、《巴黎公社》等9个战斗组贴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再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团派说这文章为414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提出“新阶段论”、“两小撮”论。这文章还认为工作组伪三临垮台后，“以《红教工》某些头头为代表继续执行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5月6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井冈山》报【清华园的新曙光——热烈欢呼〈清华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成立】文中说：《革筹》是我校革命的“三结合”的雏形，是清华园的新生事物。“你是革命派吗？你就必然拍手称快，为之欢呼；你是保守派吗？你就必然牢骚满腹，称之为‘糟’。……‘三凑合’、‘改良主义’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和主要道路，我们正是为了堵塞这条道路，才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的。”

报上再次强调了《革筹》决议内容：“筹备小组由革命群众负责人蒯大富等七人、革命教职工代表曹涤维等二人、革命干部代表韩银山等二人组成；小组长蒯大富，韩银山等五人是副组长；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共同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各项工作，在正式成立革委会之前，为我校最高领导权力机构。”

韩银山贴出【迎头痛击罗征启之流的猖狂进攻】，说：罗征启之流的实质是否定革命小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把一些受蒙蔽的干部拉到第一线，以保护他们自己，有朝一日夺回他们已失去的领导权，保存和恢复清华的旧体系，其用心何其毒也！”

414《乘风破浪》战斗组走访《人民日报》。接待员表示，登载革命干部韩、张的文章，并非表示中央承认清华《革筹小组》。下午，汲鹏在科学馆对教师、干部传达了走访人民日报的谈话

414《铁扫帚》贴出一论、再论【要搞臭革筹小组】，指《革筹小组》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权威，是“三凑合”，因此要搞臭。

晚，414在西大操场召开【庆祝‘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三七’指示发表两周月大会】。通过了响应北京市革委会关于活学活用毛著的通知的【紧急动员令】。会上，414《干部辩论团》（有246人）向团派《干部辩论团》发出了进行辩论的邀辩书，《千钧棒》等战斗组就【辩论6.10—6.23的运动】向《金戈铁马》等战斗组进行挑战辩论。会议最后通过由《二万五千里》等52个战斗组为自力更生办好《414广播台》建议：【414战士募捐买广播器材的倡议书】，广大战士表示坚决响应。

团派说此会实为把矛头指向《红教工》，指向蒯大富和总部的控诉大会。

深夜，《井冈山广播台》连续重复广播“最新消息”：【与《人民日报》社陈××的通话记录】。广播说：“陈××说：中央实际上肯定了清华《革筹小组》，历史将证明你们的《革筹小组》是正确的”。团派欢喜若狂，半夜在校内游行，大刷标语，高呼：“革筹小组好得很！”，“414完蛋了！”……游行队伍有人大敲脸盆庆祝。

414人很是吃惊，下午才去《人民日报》走访，怎么晚上就变卦了？一会就有人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回答是：“一，根本不知道陈XX与清华通话，陈XX也根本代表不了人民日报。二，《人民日报》根本不知道中央文革是否肯定了《革筹小组》”。这消息一传出给在礼堂前摇旗呐喊的游行人群和在宿舍敲盆打碗助威的人当头一棒。

深夜，突然扩音器传出，“成都来电，成都告急！产业军挑起武斗，死伤一百多人！”过一会又传来消息，“产业军使用了机枪、六0炮、冲锋枪、自动步枪、手榴弹、毒气，向手无守铁的革命派开火，死伤已有2500多人-----”一个个消息传来，无不使人愤恨。一点多集合游行示威，直闹到四、五点才结束。


5月5日，蒯大富闻聂元梓请陈伯达当北大校长，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周恩来当清华校长，周恩来5月6日在批示中写：“清华还是实行军代表制，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来实现革命三结合为好。”


5月7日

凌晨，传来成都告急的消息，我兵团战士集队到其他高校游行示威，对成都造反派表示极大的支持。兵团《捉鬼队》等70余战士到东郊左家庄，配合红代会兄弟院校战友，抓获成都《产业军》头头和旗下的大头目，还有铁杆保皇派《红旗兵团》团长，真是大快人心。

10点50分，我兵团《驻成都调查团》成员吴浩汀来电：成都武斗，我校已知有两名同学余XX、龙XX受伤……。《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联合给成都革命造反派发声援电。

井冈山兵团《赴蓉战士》决心书：“不怕任何艰难万险，就是上刀山火海，我们坚决和四川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夺取西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

414《第一扫残云》等战斗组公布【走访《人民日报》纪要】。《人民日报》陈××写亲笔辟谣信说，《井冈山广播台》广播的电话记录是歪曲了他的原话，他不代表《人民日报》。

在414压力下，兵团组织部发表公告：要纯洁组织。

韩银山贴出【迎头痛击罗征启之流的猖狂进攻】的大字报。

动农系《二万五千里》、《第一靠舵手》、《红军号》《打倒私字》、《五洲红旗飘》等战斗组中十七名基层干部贴出【目前存在的原则分歧究竟是什么？】

《晨钟》贴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一周年】。

《倾盆雨》贴出【走访蒯大富同志座谈纪要】，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大旗，真心诚意地团结广大414战士。

414《东方红04支队》贴出【韩银山张修身是蒯大富的傀儡】。

下午414组长会议订出作战计划：搞臭校、系《革筹小组》，炮轰老蒯；进而夺总部权。《云水怒》周泉缨说：“我参加414就是就是要搞夸总部”。

下午在政协礼堂召开【纪念［五.七指示］大会】参加的外国朋友很多，414不顾大局发传单，攻击总部，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5月8日

《红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唐伟贴出大字报【迎接红五月的革命风暴】。文中认为：“总部玩弄权术，文过饰非，压制民主，对同志采取突然袭击。……老蒯发表一封臭公开信，吹捧之声甚嚣尘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到底树谁的威信？”

韩银山贴出大字报：【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自己为了坚决战斗，坚决战斗必须改造自己】。

《倚天剑》文章说：“那些有严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志，那些被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蒙蔽住眼睛的同志，却自命为群众的化身，毫无无产阶级分析地把革命小将分为‘当权派’和‘老百姓’这样对立的两部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给那些表示支持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干部扣上‘新奴隶主义’的帽子，骂作‘抱粗腿’、‘新驯服工具’等等。似乎干部只有亮到‘老百姓’那边才算不盲从，才算彻底革命。”

下午，01至12部队在礼堂召开形势讨论会，会议通过决议：⑴ 坚决贯彻市委学毛著的决定；⑵ 积极学习社论把握斗争大方向；⑶《革筹小组》是新生事物，表示坚决支持；⑷ 革命干部要站到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会上以01至12部队名义发出给四川战友的信。

东方红四支队《挺身而出》贴出【炮轰老蒯】一文，对蒯大富同志提出了诚恳而尖锐的批评。

晚，414在西大操场召开【欢呼《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重要文章大会】，鲍长康要414取消大会，参加礼堂大会。王良生建议414与团派联合召开，但因参加大会人多，将礼堂大会移至西大操场召开。协商不成，各自开会。414会开得不成功较平淡。

团派在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老蒯传达谢副总理讲话和两段最高指示。1、“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是反动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要准备批判；2、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种形式很好。还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1、共产党员、团员受修养的毒害，在运动中保的厉害，不宜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推迟半年到一年再说；2、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光是对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党、团员的一次很好的审查。

沈如槐在414大会上也念了谢副总理的指示。

师院《东方红》贴大标语：【和清华井冈山414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北航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


5月9日

上午蒯大富、刘才堂、任传仲等和414观点的干部开了座谈会，虚心听取了各种意见，并就一些问题进行了辩论。大家反映这样的会很好，希望以后多开。

总部委员陈育延等贴出【批烂臭名昭著的［新阶段论］】。

《6.24》、《小小战斗组》、《国际悲歌》等战斗组写了批判【新阶段论】的大字报，指孙怒涛【关于两大政治派别斗争实质的探讨】一文是反动的“左派分化论”的代表作。

《井冈号兵》贴出【“左派分化论”的来历考】。

02部队《沧海横流》战斗组贴出【［清宫秘史］与414】。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光绪、珍妃亡灵还在召唤着新的代表。”并要“老四悬崖勒马”。

01部队《汽6联队》贴出【珍妃积钱罐……414募捐】，嘲讽414募捐办广播是和珍妃积钱罐一样。

《韶山红日》、《韶山火炬》说：“两小撮”论必须批判！他们嘴上说是打两小撮，实际上只是打一小撮，要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坚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对准那些“活神仙”，即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不提穷追猛打那些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414《第一开新宇》重抄《第一红岩》文章：【《八.八》必须根本否定】。其他战斗组摘抄了蒯大富4月15日讲话及10部队《中华儿女》等的文章。

414《第二千钧棒》贴出【蒯大富的“左派分化论”必须批判】等，指“左派分化论”来源于团派。

414《铁流》战斗组贴出【从《二万五千里》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余毒——动农系教工情况调查报告】，揭发批判了反动路线在动农系余毒。

414《红太阳》贴出【清华大多数干部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还清华的本来面目】。团派讲：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清华园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否定教育干部问题的存在，用一般性来掩盖运动的不平衡性和清华干部特殊性。

晚，团总部在礼堂召开整风会。414云集在233，沈如槐一进门就问大家：“怎么办？老蒯、总部要发声明承认414合法，并给予物质支持，怎么办？”大家正在纳闷，屋外喇叭里就传出蒯大富代表《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宣布对414的六点决议：兵团过去在处理414问题上有缺点错误；承认《414革命串联会》是在《革筹》、兵团总部领导下的合法群众组织；414采用募捐方式买器材是对兵团总部的侮辱，责成校行政管理委员会拨给414合理的用款；《革筹小组》扩大，希望414推荐革命干部参加革筹工作。

此项决议除孙怒涛弃权外，《革筹》成员及总部委员全部通过。孙说：这是可喜的进步，是完全应该的，这是414广大战士斗争得来的；总部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没让步的，对【公开信】，对“414是保守势力”，对“群众与头头”的看法仍然没变。至于募捐，这是某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今天无视414而造成的，是井冈山的羞辱。

由于《414广播台》的建立引起团派的不满，他们挑动中技校学生多次寻衅闹事或破坏线路。另一方面，为了压倒《414广播台》，几乎各系团派都设立了“民间广播台”，专门在414播音时捣乱。

数力、冶金等系匆忙组建《革筹小组》，未成。


5月10日

《照妖镜》文章：【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骨硬心红》等六战斗组、金丽华等九名党史教师写文章，说从批判黑【修养】中得到教训：“要永远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路线觉悟才是革命者的大节”。

《井冈山》报评论文章【彻底批判黑［修养］，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讲：“由于受了［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毒害和影响，现在有些同志所主张的实际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平等与解放。他们大搞无政府主义，分裂和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搬弄是非，挑起纠纷，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左派示威以至夺权，这是极端错误的。”

上午414在主楼前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会上，414战士揭露了由陶德坚之流拼凑起来的，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组成的《红教工》的真面目，批判了陶德坚之流散布的“清华党都烂掉了”、“党员都是便衣警察、小特务”、“党员干部是刘邓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等一系列反动观点，批判了他们对基层干部进行“上揪下扫，除恶务尽”，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会上陶的态度非常不好，极不老实，414群情激愤，一致通过决议将陶从《井冈山》中清除出去。大会快结束时，土建系《红教工》及团派《韶山支队》某些人来会场闹，受到了大家的谴责。

中午，兵团保卫组、《02部队韶山支队》等战斗组相继发表声明：陶德坚是革命好同志，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414才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说批陶是“卑鄙的”、“非法的”，是“反攻倒算”，并对414提出“最最强烈抗议”。

中午，414同学募捐买的喇叭在东区12号楼装好了，试音，才播几分钟，对面11号楼团派系分部的“太阳升”广播台也叫起来了。从此东区再不安宁。

下午，总部在礼堂召开兵团干部大会，讨论下阶段工作和对总部提批评意见：⑴ 必须把批判刘邓和夺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⑵ 掀起一群众性识别干部运动，对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数；⑶ 本月底建立革命委员会；⑷ 进行三至四天整风，以批评自我批评为主。会上还宣读了《革筹》、总部关于批斗蒋南翔的号召书，准备五月中斗蒋。

晚，总部在礼堂开【批［修养］，继续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前党委书记李寿慈等揭发了蒋南翔排斥工农干部，在清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蒯在礼堂讲了几点：中央没有因414而对总部有压力、有批评；《红教工》中是有一小撮，但这早有警惕。斗争陶德坚这样一个普通教师是错误的，矛头指向了群众。

晚，414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物理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揭露了《红教工》继工作组、伪三临以后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勾结地富反坏右，反攻倒算等罪行。会上还通过【关于兵团总部5.9决议的声明】，坚持414的正确立场和鲜明态度。

总部委员王良生贴出【加入414声明】。说与总部某些负责人“在对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在群众路线问题上，组织路线问题上，在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分歧”。受到414热烈欢迎。

《五.七串联会》发表成立宣言，希望两派能多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


5月11日

《文汇报》社论：【坚持自下而上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井冈山广播台》、《井冈山》报、杂志联合批判414的【什么[新阶段论]论？！】。说：【新阶段论】是么货色？！拆穿了就是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你下台，我上台”。这些极“左”派，从革命队伍分裂出来的一些保守势力，结成典型的机会主义，他们适合机会主义的需要，大搞无政府主义，分裂我们的革命队伍，以帮助阶级敌人反夺权。

土建系学生分部通过决议，决定开除陶德坚出《井冈山》（分部委员13人，缺席3人，出席10人，9比1通过）。兵团组织部发表公告说：“土建系分部11日决议是揪斗陶德坚同志的又一次突然袭击，兵团总部不予承认”。但公告中同意对王乃壮除名，“由土建系学生分部核心组领导土建系教工分团”。

《第一红岩》等48个战斗组发表【关于《红教工》问题】的参战声明。认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陶德坚是革命同志。

中午，韩银山、张修身等贴出给414的【公开信】说:“衷心希望你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井冈山兵团《24支队》讲：“井冈山人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心目中有‘权’，有‘无产阶级专政’，一切以此为中心。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其纲就在于一个‘权’字。”

032部队《长缨在手》在【驳［为干部平黑］论】中说：他们打着“普遍性”的旗号，矢口否认清华这样一个烂掉了单位的特殊性。他们利用干部中由于修正主义腐蚀所产生的“怕痛”、“怕痛苦的思想改造”、“最好安安稳稳革命”的思想，抛出了全盘肯定干部的“为干部平黑”这样一个反毛泽东思想口号。

《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贴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万岁！——再论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大字报。

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警惕啊！同志】文中讲：近来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话“你们连老蒯的话都不听啊！”，“跟老蒯走没错”。在5月4日会上XXX发言说：“总部的决议就是党的决议”，……我们听了很惊奇，这绝不是偶然的。“五.一”毛主席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地院和北航回校传达的情况都感到和清华绝然不同。王大宾十分谦虚地说：“我算老几，我是代表大家去见毛主席的，这是大家的幸福”。韩爱晶更是十分谦虚谨慎，他意味深长地传达了和毛主席谈的两点：⑴ 解放全人类问题；⑵ 我们现在危险不是被压垮，而是可能被吹捧垮。要防止和平演变。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下午地院《东方红》总部就414偷走沈孝宇，拉到清华斗争之事向414提出强烈抗议。

晚，在02部队主持下，在大礼堂召开【捍卫大方向，捍卫［十六条］大会】，会上《韶山红日》等发言，指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陶德坚不是右派，414某些人揪斗陶德坚把矛头指向《红教工》是违背【十六条】，违背大方向的。


5月12日

谢副总理来校，接见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听取了关于我校前一阶段运动情况的汇报，谈了长达7小时的的话。谢副总理对清华今后运动作了极为重要指示。他说“414大方向有问题”，“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414提出了自己的联合方案时，谢副总理说：“我不看，你们的方案肯定通不过”。谢副总理还指示，他的讲话不准传达，“不许用我的话去压任何一方”。蒯无视这指示，晚上还是传达了对他有利的东西。414对谢的话极为不满，当夜12点，有60人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告状。团派说是同他们的后台林杰联系。（冶7的414吴XX说：林杰支持我们），（机械系414李XX与王力秘书有联系）。

土建分部主要负责人张用藩、江伟等人分别发表声明，认为土建分部5月11日决议不是象组织部所说的那样搞突然袭击，是通过民主讨论决定的，是完全有效的。

414《巴黎公社》等48个战斗组发表【关于〈第一红岩〉等48个战斗组的挑战声明】，坚决要求晚上在西大操场与《第一红岩》等48个战斗组辩论《红教工》问题。

兵团组织部发表通告，要《万山红》战斗组派20人与《红教工》小会对质。《万山红》拒绝小会对质，要求在全校大会上辩论对质。

晚，兵团总部召开【批［修养］大会】。会上414的48个战斗组发表声明，要求会后由414应战与《红教工》辩论，可总部在蒯讲完话立即唱歌宣布散会。当414要求把喇叭打开，又推托要打电话请示鲍长康，交涉多次才打开礼堂内喇叭，就是不肯打开户外喇叭，说是怕影响师生休息。可老蒯的公开信却是在深夜两点广播。

中央乐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上街头，把琴拉到街上演奏，受到广大工农兵欢迎。


5月13日

上午，414准备在礼堂开会辩论《红教工》的问题，要求打开全校喇叭提供方便。昨晚答应开喇叭的鲍长康躲了起来，其他总部主要委员纷纷表示“我不管”。414对总部出尔反尔压制不同意见，阻挠批判《红教工》表示气愤，要求去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汇报情况。

参加150名414干部公开信签名的原水利系分团委副书记，水0党支部书记刘冀生贴出【我坚决起来造公开信的反】。

《井冈山》报【搞臭分裂主义！】和【打倒空想主义！】文中说：“空想主义者努力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的代表，结果却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究竟做了多少切实实际行动？对待犯错误干部，这些空想主义者除了喊几句‘为干部平反’口号，高叫些‘要为干部平黑’、‘要保护革命干部’之类似是而非的声音之外，既没有帮助干部消除反动路线的毒害，又没帮助干部打碎个人主义的枷锁。他们的口号不过是为了笼络人心，那里还谈得上真正彻底解放？”

05部队《东风烈》【彻底砸烂旧清华要依靠谁？】中说：“首先，某些人对旧清华这样一个烂掉单位，这样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专门用软刀子割肉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的基本估计就是错误的。……他们对罗征启之流备加爱护，不是经过教育逐渐解放，不去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而是一概强调象‘老母鸡孵蛋’一样地‘保护’，甚至要革命小将给干部平黑。”

团派说：自《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后，414一直没什么反映。

晚,414在礼堂召开【批判［修养］大会】。许多干部以活生生的事实揭露的批判了黑【修养】，批判了蒋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罪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有力地说明广大革命干部对修正主义路线是有抵制的，为次日斗蒋南翔作了最好的动员。会后，汲鹏代表核心组提出：“《革筹》不应是权力机构，应置于兵团领导之下，吸收414观点的干部、教师、学生参加。”

《五.七》串联会发表【促使总部开门整风的声明】。

下午414战斗组长会上决定成立《罗征启串联会》。


5月14日

下午，11个部队列队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罗征启！”。

晚，兵团总部召开斗【打倒清华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蒋南翔大会】，刘、胡、何、艾陪斗。会上张修身等革命干部控诉了蒋黑帮迫害革命干部的罪恶，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红教工核心战斗组《第一巨浪》发言中把矛头指向414，又宣传了“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观点。02部队《韶山支队》的发言，批判了罗征启，吹捧一些并没做到“三划一站”的干部，而对罪魁祸首何东昌却批判不力，把两派分歧暴露到了敌人面前。总部由于开会目的不明，群众发动不够，会场不严肃，三五成群开小会。

05部队《突出政治》战斗组文章【“九评学习”和“文化革命”】中讲：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用【九评】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然而这场文化革命被刘邓蒋的资产阶级扼杀了。……如同刘邓派作组一样，蒋南翔让艾知生亲自出马，利用学生干部、政治教师、团委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妄图压住隐藏在革命师生中的革命烈火。……【九评】的灵魂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千方百计回避这重要问题，要学生抽象讨论“阶级斗争是谁挑起的”，让学生脱离阶级斗争去闭门思过，人人过关，对照【修养】检查世界观，……说清华红线主导地位是十分荒谬的。


5月15日

王良生带自控、数力、水利、动力四系进行游行，宣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五.一四决议”

上午，414在西大饭厅开【总结经验，克服缺点的第十三次串联会】，庆祝414成立一周月。对一个月的斗争作了总结，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主战场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黑【修养】，批判蒋刘何胡艾。副战场：大反“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联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揭露某些人背离大方向破坏团结的行为；“三结合”：一方面抵制总部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拿出正确主张，促进革命“三结合”。孙怒涛代表414核心组讲：“毫不退让，针锋相对，主动出击”。陈楚三讲：“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是主席革命路线在清华园的失败。”

晚，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会上蒯大富传达14日谢副总理的话：“我到你们学校来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委托。回来的时候我把我到你们学校去的情况及我的处理意见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总理和中央同意我的处理意见。”会上团派群情激奋，高呼毛主席万岁！感谢中央文化对清华又一次关怀。

414串联会发言人就团派造谣中伤挑拨414和谢副总理关系发表声明抗议，指出这种作法是违反中央指示和违反谢副总理指示的。

会后，总部和《革筹》布置下一段工作，要在5月24日前成立“革委会”。


5月16日

上午，工物、机械、冶金、土建等系到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政府对我港九同胞的迫害。

《井冈山》报：【刹住这股妖风——不折不扣地执行北京市革委会的重要通告】。文中应用【十六条】的话：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用武斗。有些同志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内战还未打完，又提出“外战外打”的谬论，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兵团各系分团分别召开全系井冈山兵团战士及革命师生员工大会讨论干部问题。

《五.七串联会》核心组发表声明，指“5.15”部队大会是个矛头对准414闹分裂的大会。

《学红旗》、《第一红五星》、《万里长城》、《起宏图》战斗组写文章：【鲜红的旗永不退色，革命江山代代相传——向北航红旗战友学习】。文中说“五.一”晚毛主席接见，韩爱晶回北航后把从天安门带来的糖果和苹果分给战友……。而蒯大富呢？“我们从刺破夜空的广播台声浪中，我们从5月2日蒯大富同志异常兴奋的传达报告中总感觉到少了点什么，多了点什么。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答案。”

414召开会议，有人认为前一阶段政治上失败了，有些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要改变策略，要大辩论。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井冈山宣传队京剧团连演两天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受到大家好评。

外语学院《六.一六》贴出题为【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同一时期，在钢院、师大、农大、商学院、二外等学校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同志的大字报。

晚，中央人民广播台广播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全校沸腾了！很多同学马上刷出一条条大标语：【热烈庆祝中央文革成立一周年！】、【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砸烂旧市委！】等。北航《红旗》、《新北大》等连夜开车到我校共同庆祝。


5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

一部分师生继续到英代办处示威游行。

上午《革筹》小组、总部、414、《五.七》、部队核心组召开会议，对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直到下午2时结束，未达成任何协议。

下午，自控系召开【干部介绍会】，自控系核心组贾××要介绍已调出系四年之久的干部佟培基回系搞三结合，遭到414强烈反对，【干部介绍会】变成辩论会。

414用《人民日报》，《文汇报》的社论精神和大量事实，批判团派没有彻底解放干部的诚意，又要匆匆忙忙搞三结合，又不能要亮到414一边的干部，所以不得不从外单位“挖干部”回来凑三结合。据大字报揭露，除佟培基外，还准备从西安、石家庄等把早已调到外地的干部调回来，搞三结合。

下午，在主楼后厅召开了原党委委员扩大揭发会议，约800人参加，揭发蒋南翔包庇右派的罪行。

晚，西大操场兵团总部召开【为实现革命三结合献计献策】大会，414《核心组》系统提出【关于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的建议】。建议中强调建立革委会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说“414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须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占优势”。《革筹小组》副组长韩银山在会上说：“现在有人要搞彭真的‘放’，要的是资产阶级大民主”。要“痛斥某些人‘自由、平等、博爱’的反动理论”。会上孙怒涛宣读了【414决议】，底下大哗！

414许多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对《革筹》和参谋提出批评，认为“它是违背群众路线的产物，没有代表性，没有权威，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混进了一些没有三划一站的人。连高参崔××也认为自己进参谋部是‘改良主义’的。保崔的《照妖镜》说对崔进入参谋部‘不了解’，以推卸责任。”

晚，师院《井冈山》在师院播送清华《井冈山》兵团部队在5月15日攻击414会议的录音，用以压制师院《东方红》。


5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山在欢呼，海在歌唱，红旗飘舞，战歌嘹亮。纪念毛主席划时代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井冈山》报题为：【学习江青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评论文中讲：学习江青，首先要“学习她敢于向旧世界宣战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要学习她毫不不折衷调和的彻底革命精神”；“还要学习她满腔热情地培育扶植新文艺的精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上午，《五.七串联会》在大礼堂开会讨论形势作出决议，要在全校开展关于如何建立革委会的辩论。《五.七串联会》一些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指出匆匆忙忙成立革委会的计划应该缓行。

团派组成《钢铁连队》贴出【成立宣言】。宣言中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纠集了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极右分子、老右倾、扶持保守势力三位一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414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414是南翔精神的辩护士，是清华复辟逆流的代表。

《钢铁连队1315班》贴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法西斯卖力】。文中说清华大多数干部“还没有站稳脚跟，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客观实际上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替法西斯买力。”这文章受到了全校同学的批判，《钢铁连队》不得已贴出了大字报作检查。

下午《二办》继续在主楼后厅召开前党委委员扩大会，说刘冰等极不老实。刘冰竟狂叫：“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还对起来揭发他的干部进行恐吓，如李思问刚刚起来讲了两个问题，刘冰就讲：“你自己反右时犯了错误，我打击你了吗？”。

晚，兵团总部在西大操场召开【庆祝中央文革成立一周年，欢呼［5﹒16通知］公开发表大会】。414沈如槐发言，欢呼【通知】发表，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指出了某些人放任资产阶级放毒，压制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错误。团派认为414要的是资产阶级大民主，彭真式的“放”。这样，大会变成了分裂的会。


5月19日

《文汇报》社论：【念念不忘一个“权”字】。

凌晨12:30，全校集合分三路到校外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李井泉之流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镇压。

东亚代表团到我校访问。他们说：中国的文化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着重大作用，刘少奇就象铁托一样在国外拼命宣传修正主义，企图用当地的资产阶级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并诱使我们投降。我们要在全世界把这家伙搞臭！

上午414由干部主持召开【批［修养］大会】。会上许多干部结合本单位情况批【修养】。人事处干部李振民（长期和蒋南翔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发言，认为414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方向始终是正确，决定参加414。

《414核心组》郑重宣布改名为《414革命串联会勤务站》，决心永当人民勤务员。《414总勤务站》作出决定要求每个战士努力学习【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文件。

《五.七串联会》核心组发表声明：指出总部个别同志和韩银山、部队一些同志以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为名，为自己压制大民主找借口，继续镇压414。并指出韩银山只是起了陪衬作用。

414《东方红01支队第1—6特支》贴出【为罗征启平黑是“解放一大片”的关键】。

二办《井冈山钢铁连队〈1315班〉》贴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替法西斯卖力——也谈清华干部的估计】。

《千钧棒》、《不怕鬼》贴出【再论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文中说：“我们要为革命干部平黑，就是要恢复干部的本来面目，坚决消除刘邓往革命干部脸上抹的黑。革命小将要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革命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必须强调自己解放自己，要做到三划一站，要杀向第一线，要与小将并肩战斗，并勇于批评小将的缺点错误。”


5月20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不要忘记政权】。

欢呼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

《第一湘江》等18个战斗组贴出【关于正确处理我校在左派内部分歧的几点建设性意见——学习［5.16通知］之一】。

《井冈山》报呼吁【集中火力，共同对敌】。《二十四》支队写文：【井冈山人的大方向全然没错】。《房九》支队写文：【永远跟毛主席、中央文革干革命】。

414战斗组继续攻击《革筹》、参谋部。

下午在大礼堂开原党委扩大会议，把蒋南翔揪回来了，会议目的是揭发前党委如何贯彻彭真【二月提纲】的。蒋南翔极不老实，百般抵赖。由于没有发动群众，会上未能给予有力回击。


5月21日

下午，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兵团总部及414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谢副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双方达成【四点协议】：

1、 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2、 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按班、系实行大联合；

3、 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筹备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4、 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确定了《革筹小组》名单共22人，其中学生13人，革命干部5人，教职工4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谢副总理指示：“所有的干部站出来必须为大联合、大团结贡献力量，不能为自己着想。否则就是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团结，他的亮相就不算数。”

晚，部队召开【活学活用[通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会，老蒯传达了谢副总理指示和【四项协议】，还提出今后战斗口号：“高举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旗帜，彻底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实现大联合，反对分裂，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广大部队战士、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鼓舞。

宁奎喜对此决议作了三点声明：⑴ 没有经过总部委员的讨论，这几条决议不予承认；⑵革筹人员没有经群众和总部的讨论不予承认；⑶ 在文化革命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决议表示遗憾。

晚，414核心组开会，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作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不起广大414战士，要求414战士炮轰414头头。汲鹏等19个委员发表声明，⑴ 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⑵ 对孙怒涛等六人的右倾抵制；⑶ 决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414一些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名攻击韩银山是“喳牌干部”。

陈楚三、张雪梅、郭仁宽、苏虹等六人贴出大字报说“任何人违背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团派有些战斗组贴出【几个为什么？】、【谁在泡制又一个‘二月提纲’？】等大字报，攻击《人民日报》，影射中央还有第二条黑线。

总部委员张云辉、孟家驹、彭伟民、崔兆喜贴出大字报【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分析】，说：414作了一个保守势力的新的组合，414广大战士是好的，但是他们被414的实质前面的响亮口号欺骗了。414作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他们很多理论是从刘邓彭罗陆杨继承来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就是【修养】，他们的手法就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第28战团》正式成立，【宣言】中讲414：“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合污，……他们实际已成了向革命派反攻倒算的工具。”


5月22日

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75期中，刊登了20日谢富治总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及《414总部》负责人的谈话内容：

“蒯大富就比不上罗征启吗？批评人家可以批评嘛，为什么要上这么高？我问你（沈如槐）是不是要蒋南翔回来？蒯在总的文化革命中间，在和清华大学全体左派，和造反派在一起，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公认的左派。……蒯派下台，414上台，走不通。很多人反对他，当然有革命者支持他，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对干部解放一大片，不等于某一时期批判就错误。宽大政策，宽大处理，不等于解放干部，原则批评就错误。做得有些过分，是没有经验。工作组搞的、黑帮搞的另外一回事。……可以接受你们一个两个，但要服从筹备小组和总部的领导。414是过渡，不要打着414的旗号来争地位，争选票。革委会建立了，414可以解散了，班系大联合。414在具体问题上有正确的，总部应当接受，但你们大方向不太对头。”

414《东方红战团》发表【严正声明】，说“5月21日的【四项协议】是《414串联会勤务站》部分同志违背414广大战士意愿，没有坚持原则，擅自达成的，是不符合毛泽动思想的，我战团坚决不予承认！”。

414有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声称协议“根本违反毛泽东思想”，“现革筹必须解散”。

414《东方红独立支队》等战斗组贴出：【为唐伟平臭】、【为唐伟平反】、【为唐伟同志翻案是正确对待井冈山414革命小将的关键】等大字报。

原八.九《第一继贫》贴出【八.九要革命不要救世主】，驳斥了为《八.九》平保的欺人之谈，得到兵团战士的支持。


5月23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胜利前进】。首都革命派隆重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凌晨一点左右，谢副总理办公室王XX分别给双方来电话，传达谢副总理的指示：“你们总部和414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

《井冈山》报登了谢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清华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一、蒋南翔回来；二、蒯大富和总部下台，而让别的什么组织上台；三、双方自我批评，联合起来。毛主席表示，前两条是不行的。

上午，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庆祝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巨大关怀】的大会上，再次传达谢副总理指示、宣读《革筹小组》名单和【四项协议】。孙怒涛被迫代表《414总勤务站》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晚上，200#团派在大礼堂召开了斗争前党委常委、蒋刘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大会。革命工人李XX等发言。大礼堂中不到200人。

《611》等战斗组发表紧急声明，要求必须尽快建立革委会。


5月24日

《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主席思想伟大新时代！”，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

上午，全校师生隆重庆祝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蒯大富传达谢副总理“5.23”与他的谈话：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清华运动很关心。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非常激动，纷纷写大字标语、游行，衷心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最大关怀。

下午清华《革筹小组》开会，提出委员会人选名单供群众讨论，学生代表37名，革命干部5名，革命教职工7名，共49名；常委17名，主任1名，副主任4名。

晚上，总部在礼堂整风，团派大整总部对414的“右倾”，汤亚美借亮相之机肉麻吹捧总部，攻击414。会上鲍长康代表总部和《革筹小组》号召：“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廿四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

罗征启被游斗，并被打得头破血流。


5月25日

《人民日报》头版红字刊登了毛主席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井冈山》报：在【毛主席关怀我校文化大革命】中说：毛主席赞成谢副总理主持下达成四点协议，我井冈山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要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中央文革小组给清华《井冈山》、北矿《东方红》等组织的信，“都不要介入《新华社》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不要插入《新华社》内部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

团派部队广大战士和革命师生纷纷向全校推荐自己认为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进入革委会，就校革委会委员提名名单进行辩论。

414则认为：团派按老蒯“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大字报铺天盖造谣、污蔑、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谩骂无所不用，企图把414的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彻底搞臭。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24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总部委员鲍长康等人还大叫“好得很！”

晚上，进行干部辩论。会上不容许不同意见发表，稍有不同意见，则被视为否定革命小将，扣以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帽子。晚11时，《414勤务站》发表【严正警告】，指今天出现否定414革命小将的歪风，是有人精心策划的，是总部某些人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对总部提出警告，必须煞住这股歪风，并作检查，否则414不参加辩论。

《井冈山》报编辑部和《电影批判》编辑部、中国戏曲研究院《红旗兵团》联合发表文章：【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介绍江青同志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的英勇斗争事迹。


5月26日

《人民日报》用红字标题发表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上午，在西大饭厅召开【捍卫［通知］，掌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革命三结合大会】。会上414提出６月１日以前宣传【通知】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校内团派某些人企图搞臭414革命小将、革命干部的歪风，我们将坚决予以回击。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对于团派某些人再次撕毁【四项协议】提出严正警告。

会上，老蒯发言：“414战士必须经过比流血还要痛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改变立场’。”

414决定下午立即进城，宣传【通知】。中午11时，一千八百多人，高举毛主席画像，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通知】，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口号震天，顶着烈日，徒步进城宣传，把学【通知】，批刘邓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遍大街小巷。晚7时，队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响亮口号声中，徒步凯旋，到校已11时。留校414战士和广大师生员工夹道热烈欢迎。过地院时，《东方红》开出宣传车为414鼓气。

团派认为，414是打着宣传【通知】的旗号，实际上是阻扰革委会的成立。团总部某些人口头上表示支持，派出宣传车协助。但不宣传【通知】，却向市民大肆宣传【四项协议】。

晚12时，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发出【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煞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5月27日

《人民日报》红体字发表毛主席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周景芳在地院形势分析会上讲：“文化革命中反动路线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刘邓反动路线；第二阶段是陶铸反动路线；第三阶段是二月逆流；第四阶段是有名的造反派的形‘左’实右路线。“

02部队《敢闯》、《第六过大江》、《五洲风雷》等战斗组写【反革命［二月提纲］的准备、出笼和覆灭】，系统地揭露了彭真【二月提纲】出笼及吴晗等对抗毛主席的过程。

上午，团派部队召开【活学活用［通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月底建立革委会誓师大会】。陈继芳发誓：“老子铁了心，5月30日非成立革委会不可”。会后，继续辩论干部问题，大礼堂约有一半人左右。晚上的【干部辩论会】礼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总部为5月30日成立革委会到处宣传，印了招贴画贴至城内各处，广播车连日出动，对外地拍电报，挂长途。期望5月30日革委会成立，轰动全国。

《五.七串联会》发言人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在5月30日成立校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会”。团派称它再次为我校联合、三结合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革筹小组》、总部发出【向414广大革命同志紧急呼吁书】，呼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高举大联合大团结旗帜，顾大局识大体，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迅速地把毛主席、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的指示实现，尽快地把我校革委会成立起来。”

下午414派出800多人，应邀参加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光华木材厂等北京四百多个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五一六通知］大会】。大会在体育馆举行，是一次革命派联合成功的大会。总部自己不参加，反诬414闹分裂，提出“抗议”。《井冈山广播台》发表声明，大骂414是“保守势力”、“闹分裂”，并到城内散发声明。

晚10点，中央台播送《红旗》第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414举行庆祝会，会后在校内游行，并组织160多人的自行车队到《红旗》杂志社报喜。

晚，414总勤务站第三次发出【严重警告】，指总部某些人一意孤行，扩大事态，他们的行动完全背离大方向，使我校运动处于危急状态。必须立即停止目前这种完全错误的，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抵制的，搞臭风盛吹的干部辩论。立即取消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全力纳入学习【通知】，宣传【通知】运动。我414革命串联会不参加目前的“三凑合”活动。

刘才堂贴出大字报【兵团内部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坚持认为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5月28日

《人民日报》用红体字标题发表毛主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

《井冈山》报发表文章【武训是什么东西】，批判中说：武训出身在贫农家庭，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年，正当他打出“行乞义学”招牌的一年之后，即二十三岁时，在堂邑、临清、冠县等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武训却完全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为垂死的封建势力效劳，奴颜卑膝，甘当奴才。

《革筹》、团总部下午开会作出决议：重申在谢付总理主持下达成的【四点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定于今晚7:30在礼堂召开各级干部大会，讨论通过革委会最后名单；定于5月30日下午召开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

晚上在礼堂内进行革委会选举，通过“革委会名单”。孙怒涛、汲鹏、王良生拒绝参加，414兵团干部也纷纷拒绝参加。会上，蒯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直很顺利，最不顺时也只是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老蒯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是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

对此414根本不予承认，而团派总部会后专门组织游行庆祝（900余人）欢呼5月30日可以成立“革委会”了。

当晚，宁奎喜发表严正声明：⑴ 加入414；⑵ 希望414不要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老路；⑶ 誓死与清华园的真狗崽决一死战；⑷ 本革命小将以前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⑸ 提个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那资产阶级跑到哪里去了？⑹ 本革命小将无限忠于毛主席。

土建系分队负责人张用藩，宣布自即日起加入414。他认为414在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受蒙骗犯错误的同学，正确对待井冈山兵团内“真痞子”问题上，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


5月29日

《人民日报》以红字标题发表【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凌晨0点30分《414广播台》宣布：“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成立了！”

414【成立宣言】中说：“……在［通知］发表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在这全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大决战的时刻，在这清华运动的紧急关头，在414革命串联会英勇斗争的基础上，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满怀战斗的豪情，庄严宣告：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杀出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清华的又一大胜利！”

同时还广播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书。】、【井冈山414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号决议。】、【414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的严正声明】。

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文件分析了清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斗争,有力地批判了团派总部的方向路线错误，宣布坚决不承认非法的、三凑合的团委会。表达了井冈山414广大战士“前不通、后不通，一心去找毛泽东”的迫切心情和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及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

414广大革命同志心情激动，纷纷写大字报宣布加入414总部，脱离团总部的领导。

414《万里长征》、《红五一》一分队等分别发表声明，表示组织上不受《414总部》的约束，成立我校革命委员会必须速行。

414陈楚三、张雪梅等六人声明加入414总部，说“五个月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井冈山兵团总部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必然导致兵团总部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部已经不能当真正井冈山的代表机构，它也不能领导清华大学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午9:30在礼堂召开【庆祝清华井冈山414总部成立大会】，有两、三干人参加，会上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发言，充分表达了广大414战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汲鹏代表他和孙怒涛说：“老子也铁了心了，不把清华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不在清华园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老子死不瞑目！”会上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团派为庆祝革委会成立紧张备战，校内张灯结彩，好一个节日气氛。团总部和团委会一个又一个通告，要求全校所有人“必须出席”庆祝大会。《保卫组》也通告“维持革命秩序”，气氛好不紧张。当听到《东方红战团》的【“战备”声明】时，团派如临大敌，急忙声明进入“特急战备状态”，派专人保护大字报、彩灯等，彻夜未眠。


5月30日

凌晨4点，校广播台广播谢副总理给蒯大富的信，全文如下：

“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谢富治 1967.5.30凌晨”。

414纷纷贴大字报和标语：【欢呼周总理和谢副总理对清华文化革命的关怀！】、【周总理最了解毛主席的战备布署！】。谢副总理的信实际上宣布了团委会的死刑。

团总部仍用“革委会和兵团总部”名义发表【紧急决议】：“‘革委会’成立推迟”，“今后运动由‘革委会’领导”。

414总部声明：必须立即解散团委会。

动农系教工方面主要负责人李云岑师傅（原志愿军坦克连付连长）毅然声明加入414总部！

由于原定成立“革委会”，外单位来我校的人特多，414充分利用大字报，传单及口头等各种方法宣传政治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大批战士到校外进行宣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

由于414造成既定的分裂局面，破坏了革委会的如期成立。团派广大师生对这局面都非常痛心。通过这次教训，兵团方面开始认识到自己政策和策略注意不够，不能团结广大群众的错误。


5月31日

凌晨，《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了【6.24战团成立宣言】，说414是“专门集合八.九势力”、“一贯右倾投降，修养十足”、“对蒯大富革命造反派一贯敌对仇视”、“代表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地地道道的“老保皇派”。宣称：“我们《6.24战团》的第一任务就是……,向这个伪414总部所代表的保守思潮宣战。我们要把这个分裂主义，保守势力集合成的绊脚石一脚踢开！彻底砸烂！伪414总部听着：清华井冈山《6.24战团》的成立宣判了你们的死刑，你们未日来到啦！”并贴出大量标语。

《钢铁连队》贴出【怒吼】大字报说：“414之流无非就是这么几种人：未彻底转变立场的《八.九》派，老投机分子，再加上没有触及灵魂的干部和四类黑干”，“414是代表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势力”，并且宣称对414“要立足于打！狠狠地打！毫不留情！决不手软！”

无线电分队委员许瑞洪等43人今天加入414总部。

下午414总部串联会召开了形势讨论会，一致认为要开展大批判，大批判的领导权要由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414来掌握。并响应中央号召，准备分期分批组织下乡支援“三夏”。

团总部一部向全市乃至全国发表了声明：“414是右倾保守思潮的代表”，“414的成立旨在搞挎蒯大富”，“414攻击谢副总理，对抗最高指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并说：总理不来是“为了团结414”。


来源： 作者捐赠。


	
清华文革大事日志：1967B （三）
邱心伟 原蜀育主编
2009.04.00



一九六七年


6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社论中指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联合起来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逐步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

社论发表后，广大革命师生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中午414战士前往《红旗》杂志社祝贺。

晨，在总部保卫值勤人员参与下，一些人盗窃414广播台喇叭，切断十三号楼喇叭线，并砸二院414接待站，当场被群众抓住。

团派在【井冈山人迎着风浪前进！】文中说：“成立革委会，我们意志坚定。吃秤砣我们铁了心！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劲松，是个骄傲的名称，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它枝不抖身不摇。黑云压顶的恐怖，无所畏惧，暴风骤雨的洗礼，它迎风而笑。……我们井冈山人是劲松，它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脸不变色心不跳。”

晚上，414总部和《414革命串联会》召开【纪念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会】。

行政处工人成立《六.一战团》并发表声明：“兵团总部长期以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是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个别单位，权并没有掌握在真正的左派手里，没有不折不扣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团结广大的群众和广大革命的、要革命恶干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坚决参加井冈山414总部。”


6月2日

中央决定，从6月2日起，将把【不夜城】等六部影片拿出来示众，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这是一件大事，它敲响了文艺界资产阶级专政丧钟，标志着资产阶级老爷们垄断文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校各战斗组掀起批判文艺黑线高潮。

校内放映【林家铺子】、【不夜城】电影。

《鲁迅兵团》、《红艺兵》、《投枪手》、《尖兵连》、号兵连》贴出大批大字报：【狠批不夜城砸烂旧清华】、【美化资产阶级不行】、【歌颂谁暴露谁】等，有力地批判黑电影【林家铺子】。

414一些战斗组，组织工人座谈批判反动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并贴出座谈纪要：【9003工人批判反动电影［不夜城］、［林家铺子］座谈纪要】。

《井冈山》报批判文章【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中讲：【林家铺子】是反革命分子周杨、夏衍等打着整编“五四”名著的幌子，想“千方百计美化资本家，丑化工人阶级，模糊阶级阵线，调和阶级矛盾，贩卖剥削有功的黑货。……影片中，剥削不见了，但只见林老板辛辛苦苦惨淡地经营，九折、八折，抹去零头，接济难民。并抚养年迈苍苍、孀妻弱子，贫苦农民。老板和店员也同心同德，心心相印，休戚相关，同吃同住同劳动，俨然‘一家子’人。你看，店员阿四为裕昌号受陷害抱不平，寿生为老板的生意出主意，他们共同支撑家业，同甘苦共患难。一个是爱民如子，一个是甘心效劳，直到最后老板以女许寿生，这是多么融洽，多么和气。剥削和被剥削阶级，老板和工人，完全是合二而一，……这完全是刘少奇反动理论的活灵活现。”

一些战斗组结合批判社会主义文艺黑线，深刻地批判旧清华的文艺黑线。《打倒私字》贴出【砸烂蒋南翔所推行的文艺黑线】，《52战团景阳岗》贴出【清华园文艺黑线必须彻底批判】等等。

团总部反复广播【28院校发表对清华形势的声明】。

部队战斗组在主楼后厅开会，会议决定开门整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是团派在政治上成熟表现。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始展出。


6月3日

09部队《第一驱虎豹》贴出几幅对联让大家想想【看414究竟是什么货色！】：

1、井冈山兵团掌权五个月已是和平演变

蒋南翔黑暗统治十七年却是红线主导

黑白颠倒

2、兢兢业业干工作犯了错误者被上纲，再上线，革命小将一无是处是一部丑史。

线路斗争搞得欢专揪辫子者被吹捧，再吹捧，内战专家俨然代表革命路线。

如此民主

3、一反到底的革命闯将保红色政权有罪，都是“新保守派”

一保到底的老保守派大反井冈山有功，就成“新造反派”

什么“新阶段论”

4、抓光绪抓康有为抓珍妃抓肖涧秋仅四张大字报惹来满天大祸

抓痞子抓狗崽子抓媒婆抓小李子数十张大字报至今不闻不问

哪家王法

《刺刀见红》战斗组贴出【革命小将要勇于让贤】。文中说：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一年来斗争实践显示了革命小将巨大威力，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许多天然弱点。实践证明，革命小将单独掌权不行。“红卫兵小将缺乏革命领导干部那样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知识；缺乏长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磨练，缺乏革命干部那样的强干的组织能力……。红卫兵翻身掌权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精神办事，……往往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战友和同盟者，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样的人掌权怎么行呢？”。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开始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

《井冈山》报登了陈里宁今年4月初写的文章：【批臭黑［修养］】。陈里宁早在1962年就发现【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大力支援夏收工作的通知】。总部成立《支援夏收领导小组》，组长蒯大富，副组长王大定。414成立《支援夏收办公室》分庭抗礼。

校内批判毒草电影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


6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员文章：【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

兵团组织工化、土建两系400多人前往矿院参加14单位发起的【批判“武训传”，打倒潘梓年大会】。团派数十人骑车在大街上和各兄弟院校内游行，高呼【414搞分裂，罪责难逃！】、【反对414，保卫井冈山！】等口号，并沿途散发传单。

同日，有一批中学生骑车在清华校园内示威，反对414。

团总部整风冷冷清清。今日在整风会上蒯大富说：“如果你们不把我们看作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如果你们不把我们看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你们认为不是不可救药的话，如果你们还把我们当作同志的话，请求你们帮助我们整风。”

团派同学呼吁：“一边整风一边战斗！”、“立即停止内战！”、“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6月5日

《革筹小组》和井冈山兵团总部联合紧急通告：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精神，一切在外地的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在72小时内立即返回本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所有在我校的外地来京人员和联络站，必须在6月7日前撤离清华。

下午，由清华井冈山、教育部《革联》等16单位，在礼堂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大会】，刘胡何艾陪斗。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公布【整风计划（草案）】，包括整风的目的、整风内容、学习内容，整风原则、方法、整风安排。

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大专院校28个单位发表声明，支持清华《井冈山》，反对414搞分裂，大方向错了。

《老实话》、《遵义曙光》长篇连载【邓修外传】。


6月6日

学校继续批判电影【林家舖子】、【武训传】。

414一些战斗组贴出评总部整风大字报，对总部的整风诚意表示怀疑。《朱沙冲》认为：“总部整风如果有诚意，请团总部对一些问题表态：1）承认5月30日以前成立革委会的一切做法是错误的，宣布解散革委会，其成员无效；2）公开为414平反，宣布自414成立以来，总部和蒯大富对414的一系列讲话是错误的，作公开检查；3）开除陶德坚出兵团；4）宣布“宫廷政变”是错误的，“宫廷政变”下去的干部复原职；5）改组广播台、《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杂志社。

《五七战团独立支队》认为：“二月份整风总部作了检查，而不久出现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将整风全部否定，十分露骨地打击排斥积极整风的同志，勒令解散《二万五千里》，对三纵队大搞宫廷政变，大抓三纵队背后魔影……。今天又整风了，历史会重演吗？”

晚，兵团总部召开整风大会，会上任传仲传达伯达同志6月5日讲话，点名批评了聂元梓、孙蓬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


6月7日

美国支持以色列侵略阿联，我国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侵略。两派都进城游行声援。414广播声明，希望成立联合指挥部联合行动，团总部拒绝成立联合指挥部。团部则说自己提议和414联合进行游行，414借口以承认414总部为先决条件，才能搞联合行动。最后两支队伍各自行动，全校共6000多人，冒雨徒步进城大游行。

天下着毛毛细雨，414游行队伍，从学校走进城，走到天安门，再走到建国门，到大使馆有四五十里，一个个淋的象落汤鸡，可是还精神抖，沿途高呼：“打倒美帝！”，“声援阿拉伯人民！”口号。游行队伍经过地院时，地院人出来欢迎，喇叭在叫：“向清华井冈山414学习！”“地院东方红与清华井冈山414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414欢迎团总部整风，说：“现在已经不是我们414怎样给团派总部提意见，而是蒯大富和团派总部应对2月15日所犯严重错误作触及灵魂检查，至少在下列几方面：（1）对最高指示的态度，对中央首长讲话的态度；（2）【5.16通知】发表以后，对【5.16通知】的态度；（3）对《井冈山414》的态度；（4）对“5.30”成立团委会的问题；（5）关于《6.24战团》的问题。”

414《对外联络组》发表声明：【28院校的声明】是错误的，兵团总部某些人在校外散布流言蜚语，想用外校的力量来压挎414是办不到的，希望外校不要成为打击革命群众组织的工具。

《414广播台》转播了地院《东方红》传达的首长讲话，明显与我校传达的截然不同。在晚上在西大饭厅放映批判《逆风千里》电影。

地院召开的除三害大会上，学部王恩宇讲“清华414很典型，我们应正视”。北京很多院校纷纷出现分裂局面。


6月8日

《人民日报》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井冈山》报编辑部文章：【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改正错误关键何在——二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说“只有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守派同学应该向革命派学习，和革命派并肩战斗。”

414《解放全人类》贴出【走毛泽东的道路，还是陈独秀的死路——致聂元梓、蒯大富同志】。文中说“知识分子中的一股资产阶级思潮严重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又说“聂元梓、蒯大富就是目前学生运动中一股逆流的突出代表。”

工化系分部委员03部队负责人王家柯等五人在新斋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加入414】，宣布加入414。

体育教研组414分部成立。

晚上放电影【武训传】，大家看到了“你出钱，我出力办个义学不容易”的丑恶嘴脸。

批判电影的文章有：【［逆风千里］为谁张目？】、【一株地地道道反毛这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评反动影片［两家人］】。


6月9日

上午414总部召开【紧跟中央精神，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大会】。会上孙怒涛、宁左、《三七战团》发言，沈如槐代表总部提出下阶段任务。

大会后414广播台广播了一系列攻击文章：“总部已经和平演变了，已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兵团总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声称在校外要击退以孙蓬一、聂元梓和蒯大富参与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在校内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

《5.16战团》、《咏梅》等写出【不夜城与清华园】大字报，说要在井冈山兵团内抓“痞子”、“流氓”、“阿飞”。

中午，团总部委员鲍长康、任传仲等九位同志的【关于目前形势发表六点声明】说：“今天上午召开完全背离大方向的大会，斗争矛头完全错了。是挑起内战，转移斗争大方向，赤裸裸地撕毁了毛主席的［四项协议］……是一个分裂大会。”

下午，《六二四战团》在主楼后厅开会

晚上，兵团开第二次整风大会，蒯大富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6月10日

上午在礼堂，414召开【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

会上揭露和批判了《红教工》的发源地和黑据点旧建筑学专业美术教研组（人们称它为清华园内的旧文化部），和音乐室（被称为清华园的裴多斐俱乐部），如何用文艺来为蒋黑帮的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毒害广大青年的罪行。同时也对亮相在414一边的干部罗征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有两位工人同志还用自己亲身经历控诉了旧社会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对毒草影片【不夜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忘记了阶级苦，怎么能干革命呢？”大家为工人走上讲台而欢欣鼓舞。

下午，团总部开【批文艺黑线大会】，原定3点开始，因人太少，延迟到3点半开始。


6月11日

414总部《鲁迅战团》【彻底批判旧建筑学文艺黑线展览】在校内展出，揭露了刘少奇、彭真、蒋南翔、刘小石、梁思成等人如何在建筑学专业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也介绍了革命师生对他们的抵制，受到普遍好评。

414总部发通告，宣布自6月11日起，派张雪梅为414总部常驻《红代会》临时全权代表，并立即开始常务工作。团派讲：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通告，414根本不是《红代会》成员。

414总部《对外作战部》声明：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的一切革命行动，支持改组原《首都红卫兵报》。

无线电系分部主要负责人，《五.七串联会》的核心组主要负责人栾得福宣布加入414。

《文汇报》发表重要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6月12日

团派总部召开【支援夏收政治动员大会】，平谷县夺权委员会解放军代表也参加大会。全校师生积极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井冈山宣传队、幻灯队也配合下乡，“老老实实做劳动人民的儿子”。

414去几十人到电机系办公室，很顺利就封了电机系行政大权，并双方谈判，达成协议。事后，团电教分部发表声明，指414违背中央【六.六通令】

晚，在礼堂举行【庆祝414总部行政处分部成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会上宣读了414《行政处分部》成立宣言，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清华工人运动进入了崭新阶段。工人、基层干部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揭露了行政处的一些大权为流氓、贪污犯等真痞子所窃据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与会群众情绪激愤，很多414工人在大字报区与团派同志辩论。大标语：【为革命工人掌权大喊大叫】。

孙怒涛代表414总部号召414战士们到工人中去，与工人相结合。汲鹏带领几十人前往《井冈山广播台》，要求广播台开放全校喇叭播此大会，遭拒绝，两边打起来。

与礼堂会议同时，团总部在西操场开支援夏收政治动员大会，到会有两千余。会上平谷县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讲了话。

414在校内贴出许多大标语：【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杀向三夏第一线！】等。

414部分战士出发，支援怀柔支援夏收。

414贴出大量批判《井冈山》报、《井冈山》杂志的大字报，对《井冈山》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有大字报要求《井冈山报》停刊。《反修》战斗组贴切出【看！团总部在市委机关是怎样动摇市革命委员会的】。

团《井冈山》报贴出所有报纸，“欢迎革命师生批评”。

刘XX、蒋XX、陈XX等原参加《五.七串联会》的43人贴出加入414的声明，声明中说：“总部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达不到我们所坚持的政治目的，只有走414的道路，才能促使团总部改正错误。”又说：“总部和团派某些同志的宁‘左’勿右的思想是造成现时清华严重分裂的主要原因。”


6月13日

414《外语支部》接管本教研组，发表声明指出井冈山《外语支部》成立以来，“其政治路线和组织是彻头彻尾的《红教工》头头陶德坚之流的路线，实际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午，414召开支援夏收政治动员大会，并欢送又一批414战士奔赴农业第一线。

团总部宣布明天有3100余名同志去平谷各县支援夏收。

《追穷寇》贴出大字报。说414是“从右的方面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承认团派的一些人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并且是屡吃宁“左”勿右之亏，还不知回头。

6.24战团《老子死在战场上》战斗组声明说：414成立以来大方向就没有对过，6月12日工人举行的414《行政处分部》成立庆祝大会是“不三不四的破会”。

下午，电机系教工两派谈判。团派代表王XX竟然是流氓，在六月八日诱奸了一附小女学生，今天家长来了，把王XX拉出来斗了。本来行政处负责人就是一些流氓，414才派人查封，现团派的代表又有问题。老蒯也来了，见此情景只好同意送公安局，行政大权由昨天系教工大会选的人掌管，蒯也同意了。414庆祝夺权胜利。后来团派说：事实是414中某些人精心策划的陷害干部，打击井冈山的政治阴谋。

这一两天，抓流氓、痞子，又是李琴珠自杀。414很是得意。团派反驳大字报特别少。

《414广播台》发表声明，指责团派广播台长期压制民主，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团派广播台也发表声明说：只有团派的《井冈山广播台》才是“官办”的，而414广播台是“民办”的。


6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三论节约闹革命】。

上午，参加去平谷夏收的近3000团派战士在主楼前召开誓师大会，414总部组织欢送。

414派人到怀柔夏收已达1900多人，还有4000人待令出发，留校同学在学校附近参加东升人民公社夏收。

韩银山、张修身发出倡议书，呼吁革命干部实现大联合。团派战士出大字报支持。

学校在批判刘少奇十七年来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

唐伟给蒯大富的公开信：“老蒯贪天之功，占为已有，并用此来压制《八.八》，否定《八.八》，排斥《八.八》。老蒯还借批刘邓之名，往家乡拨了两万元钱……。”

《414广播台》播文说：“414思潮必须在清华占绝对统治地位”。

晚，414总部在西大饭厅讨论形势。讨论会上多数意见主张大联合，对团派要防“左”，因此“抓痞子”要收尾。唐伟在会上发言说：“我们与《八.九》的区别是早造反与晚造反的区别”，强调“八.九的阶级感情深，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团结，要让他们进兵团当红卫兵。对于团派，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会上有东升人民公社贫下中农代表给全体414战士送感谢信和毛主席像，感谢414战士帮助他们夏收。


6月15日

《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活动通知，号召兵团革命师生努力学习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

414总部工农干部龙连坤、李振民帖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促进革命大联合——兼答复韩银山，张修身同志】。文中强调一切革命、要革命干部必须为实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力。对双方争论的几个问题，例如【150名干部公开信】、【四项协议】等发表自己看法，并表示16日登门拜访，讨论并协商大联合问题。

团04部队《第一鲁迅》发倡议，组织起来进行军政训练。

凌晨，《一个老百姓》贴出大字报【啊！原来是这样】。说电机系在6月13日公布王XX耍流氓之事，是被侮辱的女孩子父母亲因为414的政冶需要。另有人在大字报上揭露说：所谓《一个老百姓》实际是曹（维涤）高参。414及部分团派对此极为不满，严加指责，批语共有30多个。

414最近二天接连贴出几份关于兵团掌权情况调查报告。

晚上有414战斗组长会，还是接着昨晚形势讨论会：

1， 前一阶段搞的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要被别人的叫喊吓住；

2， 昨晚的会是不成功的，反映了《勤务组》的思想混乱；

3， 当前旗帜不鲜明，突出两条路线斗争不够；

4， 下步要联合，但414思潮必须占主，要反右倾。立足点不应放在搞垮对方，而应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5， 应当警惕团派的极左思潮在414的影响，在抓痞子、搞《井冈山》报时注意分寸，提口号注意恰当；

6， 414总部到目前还是有其名无其实，内外都不承认，在行政上也没有权力；

7， 团派空喊联合，其实是无诚意的。回到“四条协议”，就是倒退；

8， 积极支援夏收。现在人力奇缺，需六千人，只能力所能及。但都走了也不行。行政处等单位工人压力大，下厂的一定不能走；

井冈山《一部》热烈祝贺七九七厂《革命造反联合会》、七九八厂《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七一八厂《革命造反总部》、七五一厂《红色造反联络站》加入北京市《工代会》。


6月1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自己】。

《井冈山广播台》播评论员文章【整风向何处去】。

龙连坤、李振民与韩银山，张修身进行长达三小时会谈，韩、张坚持414大方向错了，不承认414总部，因而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表示愿意以后再谈。

晚，团总部在礼堂召开批判电影【武训传】，到会400余人，围绕罗征启、周扬之流进行批判。

近日，414组织批判团《井冈山》报，对于谢副总理主持的【四项协议】，414认为过时了。

今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破成功。清华园内欢呼“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胜利！”、“联合起来打美帝!”、“将帝修反彻底埋葬！”。


6月17日

《井冈山》报登陈伯达文章【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评刘少奇五七年四月对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评论员说：我们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上午，10点在西主楼Ⅲ-414孙怒涛召集414一些人开会，讨论双方联合的协商条件，孙怒涛先讲了七点作为协商条件供讨论。大家提出一些建议：，⑴ 一定要表明我们的诚意，不是空喊口号，要有行动，有具体的方案；⑵ 原则是一步不让决不可妥协；⑶ 主动出击阐述我们的观点揭穿不利于联合或搞假联合真吞并的伎俩。

下午414总部在礼堂召开一个空前统一大会，讨论了【关于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建议（草案）】内容如下：

（1） 革命的大批判是推进革命大联合的动力；

（2） 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确对待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分歧。①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 团总部必须开门整风，承认前一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③ 414总部必须开门整风；

（3）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革命派队伍，① 要正确对待团派；② 必须正确对待教职工；③ 必须正确对待干部；④必须正确对待受蒙蔽的同学；

（4） 具体方案：① 成立两总部联合办公室，负责全校活动；② 成立两总部革委会筹备小组，以只争朝夕精神实行革命的三结合；③ 成立两总部联合总部，共同领导文化大革命。并强调指出这些机构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并从组织上保证。

《井冈山广播台》广播《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关于召开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声明】，说：《01—18部队》、《五.七串联会》、《414串联会》经充分讨论，达成协议决定明天共同召开纪念大会。

晚11时，《中央台》广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团派两辆车去中南海报喜。414组织近百人自行车队去地院、北航、邮电、师大、北大游行，返校已近凌晨3点。

414战士850名赴双桥、怀柔参加夏收。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

部队核心组声明，由于《414串联会》单方面撕毁协议，把414总部强加于部队和《五.七串联会》头上，所以决定19日开纪念会。

414总部代表团发出邀请书，请团总部在20日下午3时到新水316协商大联合问题。

414总部主办的《井冈山报》诞生，创刊号社论的题目是：【光辉的历史文献】。攻击团派：“……有人不这样，他们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混为一谈，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他们唯我独‘左’，谁要反对他们，便随便运用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将别的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逆流’。‘非法组织’。他们往往忘记了真正的敌人，而一次又一次地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同盟者和风雨同舟的战友，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他们戴着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眼镜，就妨碍了他们真正领会这篇伟大历史文献的实质，就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即使实现了大联合，也会因为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发作而遭到破坏。”

414总部再三呼吁和团总部联合召开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十周年。团总部拒绝。团派认为：414总部的【大联合建议草案】，实际上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井冈山兵团，把414强加于广大革命师生之上。

《毕业生工作小组》成立，由414、团派对等组成。


6月19日

《人民日报》套红刊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晨，《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去印度驻华使馆游行示威，我校三千人进城。

下午414总部1300人前往印度大使馆游行示威，就乘车问题和团派发生磨擦。据司机揭发：汽车开到南校门，就有几个自称414的人说集合地点改在西校门（此时团广播台还在广播去印度使馆示威者到西大操场集合），二、三百名团派甩开集合在西大操场的1300名414战士，到西校门劫八辆车扬长而去，只留下七辆车给千名以上的414派。结果一直等到1点才上车。

414《斯巴达克》、《号兵第四》、《独立师》、《遵义火炮》贴出【斯大林们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文中攻击团派，把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同刘邓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相提并论。

晚，414总部和团派分别召开大会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著作发表10周年。

《6.19串联会》宣告成立。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首都大专院校联合庆祝组织大会。陈伯达、谢富冶等同志到会，对大会的圆满与成功很满意，尤其对几个高校联合发言特别高兴。

团《井冈山》报第57、58期合刊中，竟把胡绳的文章当作陈伯达同志的文章发表，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经中央文革指出，后写出检查，并发表陈伯达同志【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挽回影响。

414电机系分部委员崔敏达贴出一篇【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及“斯大林的错误和团派的极左思潮”。团派十六个战斗组发表声明要批判这大毒草。

晚，成都《造反兵团》宣传队应414总部邀请，在大礼堂演出表现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大型歌舞剧，受到欢迎。在会上双方交换礼物。

连日以来，414广大战士结合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写出关于实现我校革命派大联合问题大字报。

《湘江激浪》贴出【井冈山414为革命大联合尽最大努力】。

《动力战团》贴出【致团派战友公开信——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出极“左”思潮妨碍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

《刺刀见红》贴出【革命干部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出力】。

团总部关于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计划要点，决定结合学习主席光辉著作进一步深入全面开展整风，开展两忆四查活动（忆阶级苦、反动路线苦，查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待群众态度，对待战友、同盟者态度，对待自己态度）。


6月21日

《人民日报》社论：【团结——批评——团结】。

下午，我校5000余人完成市革委会和《红代会》交给的欢迎赞比亚贵宾任务。

应邀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红卫兵代表团离京赴阿。代表团的组成是：团长姚文元、团员谭厚兰、刘锡昌、宋义民、陈敢峰、程金香、高静瑟。


6月22日

《井冈山》报今日检查，17日转载的署名为陈伯达的【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现查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绳的黑报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感到很痛心”。今天重登了一篇伯达同志文章【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登了【毒草除了好肥田——评胡绳的黑报告】。

《6.19串联会》下午在化学馆召开干部座谈会，会议认为只有双方通过整风，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实现我校大联合。

414总部在414战士要求下，宣布进行“整训”。

晚，在大礼堂，由414总部及行政处分部举办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同时，由《6.24》、《五.七》、《6.19》、《三湾支队》发起在西大操场召开【形势讨论及把整风进行到底大会】。鲍长康到会作检查，潘剑宏发言，指出团总部整风缺少诚意，广大团派战士要头头及《6.24》表态。《6.24》一方面表示高喊整风，一面又坚持他们宣言“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最近原《八.九》派同学比较活跃，全校就如何解放受蒙蔽的保守派同学展开讨论。


6月23日

晚，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了414总部所属战斗组长会，是414整风誓师大会。

马楠写了一大字报：【《八.九》要新生——给广大原《八.九》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发出召开【纪念六.二四，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狠夺头脑私字大会】的重要通知。

《六.二四战团》、《五.七串联会》、《9.24特支》、414串联会《1893》发表【关于联合起来纪念六.二四的声明】：下决心排除万难，尽快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令人痛心的分裂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6月24日

《人民日报》头条刊登《文汇报》6月11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晚上，团总部召开【发扬六.二四彻底革命精神，狠夺头脑中 “私”字的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纪念‘6.24’一周年大会】。大会出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好苗头好气象。团派，414串联会、五七串联会的一些战斗组和负责人的联合发言，激起阵阵雷鸣般掌声，“我校的大联合势在必行！”。当场有人递条：“土建设计院各派开了会，大家一致要求联合起来。”

陈育延认为这样的大会是变相吹捧蒯大富个人，反对这样做。

《五.七串联会》贴了不少大字报，呼吁大联合。


6月25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414《千钧棒》、《小鹰》、《战地黄花》、《八.八探照灯》发表对四项协议的声明说：414一贯按照【四项协议】精神做，团派撕毁了【四项协议】。团派说：这是倒打一耙。

校内运动发展缓慢，频临停顿。


6月26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6月24日社论【永保革命青春】，并刊登空军司令队红尖兵文章：【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当权派】。

下午，陈伯达、戚本禹等同志来我校，主楼后厅接见团总部、414总部、串联会的头头。指示：⑴ 联合起来起来讨论教改；⑵ 关于【四项协议】，坐下来协商，不要消灭一方，谁都互相吃不掉，你们互相商量，主席赞成这个做法，赞成这个精神；⑶ 以对等原则召开联席会议，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决定一切问题，具体指出成立联合整风办公室，建一个共同的编辑部，有组织地共同研究教育革命。

听说接见后要在主楼前会见清华师生，人群涌往，场面很乱。他们出来时，沈如槐就站在陈伯达身边，掏出了一个《414》袖章趁机就给陈伯达戴上。团派见状不甘落后，孙捷急忙也拿出一《井冈山》袖章戴在戚本禹的胳膊上，不过由于匆忙，袖章戴在右臂上了。

首长们就谈教育革命时说：毛主席多次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要来个革命，来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讲：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要不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它）实际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应该提出一个教育革命、教学改革的方案。教育革命的大方向毛主席已指出了，已经解决了，可是要具体化，要从群众中来吸收大家的意见。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怎样教，学怎样学，时间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决。毛主席不断批评这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毕业25岁了，青春时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在学校了，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演变，不知不觉可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仅文科要彻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彻底革命。……教学的革命应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414一战士贴出大字报公布部分首长讲话，陈伯达同志表示不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

晚8:10中央文革办事人员王宝春同志传达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给蒯大富及清华《井冈山》兵团战士的一封信。摘要如下：

“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清华大学师生职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斗批改。井冈山的同志们一定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不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革命团结的事，不贴不利于革命团结的大字报。不同意见的各方面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14同志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晚414总部作出【关于认真领会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指示的决议】，指出不许用首长对自己有利讲话压制别人，不许采用实用主义，不许用大字报公布首长讲话。广泛开展上下结合谈心活动，为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革命大联合而贡献力量。

晚8:00，414几千人在西大操场召开【三夏劳动总结大会】，接着传达陈伯达等同志接见时讲话。414战士主动把大操场中间让给团派，团派1000多人入场，马小庄传达时错误百出，很不像话，沈如槐、孙怒涛一再澄清。

414《井冈山报》登了马楠的【八.九要新生】文章，并加评论：“我们为这张大字报叫好！……他说〈八.九〉要新生，不要复活！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


6月27日

下午，自控系414战士热烈讨论首长指示，一致认为要迅速实现大联合，两派立即以对等原则成立联席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通过联席会议解决，任何一个人继续抱住某一东西不放，或为给己争几个席位而拉起山头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有战斗组郑重照会团总部，要求如实传达首长昨天在强斋时讲话。

团派《6.19串联会》，《三湾支队》，《五.七串联会》联合举行大会,内容是如何领会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及如何整风问题。大会认为【四项协议】符合毛主席思想，414要回到【四项协议】精神上来，总部应收回在【四项协议】上对414的错误作法，调子比较温和。

团派《契卡》、《一往无前》、《打落水狗》等十三个战斗组文章：【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说“是充当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而做为党的同路人呢，还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彻底革命者？这是每一个井冈山人面临的选择。……有那么一些人，拿着公家钱，到处串，甚至坐飞机。……不知那位老爷，一买就是15个手提喇叭，2000多元钱，简直是败家子。……过去有人卖‘清华香肠’，现在有人卖‘井冈山香肠’了……如果我们任其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滋长不闻不问，我们就会和平演变，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红勇兵》文章：【警惕和平演变】。

《井冈山》杂志社根据伯达同志指示，呼吁同414同志协商成立联合编辑部，共同搞好斗批改。

414广播台进行开门整风，许多414战士都去炮轰。

414《第一火正熊》贴出:【414中就没有极左思潮吗？】。

《烽火战团第一烽火》指出：414必须做到四个正确对待。⑴ 团派；⑵《八.九》；⑶ 干部；⑷ 自己。

《化九战团》要414大胆使用干部，敢于触及罗征启问题。

《延安红日》、《红卫兵团》批评414对《八.九》不信任。

《红梅赞》贴出【致孙怒涛一封信】，指出414组织发展方面的实用主义。

清华《井冈山》兵团关于山西问题发表严正声明。


6月28日

王光美今日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了封书面检查。信中讲：

“在我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四十天里，我一直是有右倾情绪的，而在6月底到7月中旬的一段时期，更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我们工作组领导和我个人积极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要负重要责任，在一些重大错误中，我负主要责任，是我同意了工作组领导提出的‘排除干扰’，同‘假左派’辩论，必要时反击，助长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清华大学的群众对蒯大富同学进行了两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六月二十七日和七月八日），给他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并逼得他绝食了两天；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对贴第一张批评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王铁成的批判大会（七月十二日）；是我所组织领导的这三次辩论和批判大会造成极不正常的强大压力，逼得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一位同学朱德义自杀伤了腿；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使不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压力；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蒙蔽了许多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工作组员，使他们在我的错误影响下，在一段时期也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他们正是我们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更为罪过的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压抑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我再一次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我再一次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请罪。”

《革筹小组》、兵团总部作重要决议，提出突出政治开展整风，大破山头、宗派小团体，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实现大联合。

414总部在大礼堂开【第一次整风大会】。校部28名干部的发言抓住了总部某些人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这个要害，对待干部、《八.九》问题上表现出左右摇摆的现象，对某些头头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进行了批评。

王良生三夏劳动返校后，以《414串联会勤务站》名义发表声明，重申组织上服从团派。

414串联会电机系、冶金系、水利系、数力系、动农系、研究生分会等纷纷发表声明，认为《414串联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声明退出串联会，集体加入414总部。王良生分裂414的企图失败。

414《红梅赞》在【致孙怒涛的公开信】中说：现在414组织路线不能保证其政治路线，这样下去，非走上机会主义道路不可。

力802李镔同志在怀柔参加三夏劳动不幸溺水，因公而死。团保卫组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攻击414。在力802同学和李家属据理力争下，老蒯才被迫承认李确是因公而死，并签字。晚力802班召开追悼会，后在主楼三区208由数力系召开追悼会。

10部队《古田红旗》贴出了【老蒯，你说话算数吗？】等大字报，警告老蒯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要被私利迷住眼睛，并要求老蒯等公开在团派内部已散发的所谓【414错误言论集】。

三湾支队《红箭》、《风暴一分队》贴出揭露团派某些人，对真正愿意整风的《三湾支队》讽刺挖苦，骂他们是武训精神，阶级投降主义。

11部队武工队04支部贴出【提一个问题】，说“414大方向错了，一切都错了。”


6月29日

团总部召开【支援三夏工作总结交流大会】，热烈欢迎3300人的支夏战友胜利归来，表示把夏收的收获和学校整风结合起来，促进整风，促进联合。

414组织部整风，到会者一致认为反对孤家寡人政策。

《红卫》、《延安》、《八一八》、《七三》等四个战团（由原八九同学组成），在生物馆前召开座谈会给414提了不少意见，认为414对《八.九》同学看法基本正确，但“只见言，不见行”。对《八.九》同学思想状况缺乏了解，有不放心、不称心，怕当保守势力的代表等等。

孙怒涛公布原《八.九》同学给他的信并写了感想，表示今后应加强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克服宁“左”勿右错误思潮影响，下一段在教育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人类。

团总部《三办》近日连续召开座谈会，学生、干部、教师一起畅谈了教改的前景和当前任务。

下午，《五.七串联会》邀请西安交大李世英同志来座谈，蒯大富、韩银山、张修身等参加了。

团总部《革战团》召开一个【活学活用主席着作促进大联合迎接‘七一’大会】。


6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6周年】

4500名414战士就缅甸反动当局反华、排华、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袭击我使馆的法西斯暴行，前行缅甸使馆抗议示威。

上午，兵团总部开【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专题整风会】，总部各委员作了检查，互相进行了批评。会上潘剑宏、刘泉等人发言，揭发了一些内幕。其中尤其提到触目惊心的“对总理要留一手”等严重的政治问题，以至团派原定这样专题整风会，不敢开下去了。

晚，414总部召开【第二次整风大会】。孙怒涛、沈如槐均发言，总结经验教训，说明不重视思想革命化是搞不好革命的。胡大忻同志代表总部读了【边整风边改计划】，强调要克服头脑中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坚持毛选学习制度，设立《政治部》，改选总部和分部勤务员，设立《教改办公室》，吸收干部参加各级领导工作，设立《八.九问题联络站》。

最近机械系光9班准备到北京光学仪器厂实习一年，向工人师傅学习，摸索出一套教改办法来。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大、北师大等学校都在搞复课闹革命和讨论教改问题。


7月1日

《井冈山》报的七一献辞是：“破私立公 竖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

晚414在西大饭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6周年】。会上，东方红《第三独支队》宣读【给全校党员一封公开信】，热情鼓励我校共产党员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立新功。罗征启代表十五名干部发言，《红卫兵战团》代表也发言。会后有《五二》、《三军》、木偶等演出。

同时，团派在礼堂也开了庆祝会。

41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礼堂为团派演出祝贺节日，团派演出队也到西大饭厅为414演出。

上午，《八一八战团》、《红卫兵战团》、《红卫兵团》、《延安战团》组织了【关于解放原〈八.九〉同学的讨论会】。孙怒涛、张雪梅参加。张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原《八.九》同学组织起来参加战斗。

《井冈山》报登《倚天剑》的文章：【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评胡乔木的［三十年］】。《向东去》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从反动影片［武训传］批判中得出教训】文章。

414成立《教育革命办公室》。

北京钢院学生张建旗串联农大、师大、商学院、－0一中等学校的一些人在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五.一六兵团》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周恩来同志的活动。8月下旬，《五.一六兵团》被取缔，其骨干分子均被逮捕。


7月2日

为明天参加工人体育馆红代会【庆祝‘七三’指示大会】之事，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团总部持出席主席团证，414准备发言，双方签字。团总部代表张云辉，414总部代表蒋南峰。

414总部召开【第二次教革讨论会】。讨论：教革怎么搞？如何发动群众。

晚414总部在礼堂召开【关于干部问题专题整风大会】，会上王学芳、罗征启、谭浩强、郁强、张玫发言。校部28名干部提出【四点建议】说：414不仅要解放基层干部，还要解放革命和要革命的中上层干部；不仅要解放工农出身干部，也要解放所谓“清华牌”的革命和要革命干部；不仅要解放好的和比较好的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而且要敢于解放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干部。

罗征启讲：“支持414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会上宣布414总部《干部办公室》和《斗批改办公室》成立。

一位原《八.九》同学说：解放《八.九》并不只是解放受蒙蔽群众问题,还关系到贯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广大《八.九》同学应有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7月3日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校里两派分别开庆祝毛主席发表【七.三指示】两周年大会。

上午，团总部不顾414总部的反对，片面撕毁“7.2”签定的协议。

下午，《红代会》在工人体育馆庆祝【七.三指示】大会上，蒯大富代表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15个首都红代会组织发言。414蒋南峰上台读了【强烈抗议】，老蒯抢过麦克风，并动手打了414战士。会上引起混乱，414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回校后，414的1000多人深夜在校内游行高喊：“蒯大富从红代会核心组滚出来！”，“蒯大富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滚出来！”，“谁反对六六通令就打倒谁！”。414头头孙怒涛和汲鹏也参加。事后，414广大战士对此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做不恰当。

罗征启贴出【我的思想汇报】文，说自己“阶级觉悟低”，就是“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即权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觉悟很低。”；“对待群众，是把自己置于高于群众、教育群众、运动群众的地位。”说自己有奴隶主义。承认自己“今年一月后我是一直支持纵队观点的，只是不敢说而已。”文章最后提出：“要求给我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

水64赵小君（414）贴出【刘冰定死了没有？】大字报。摘要：⑴ 只代表我个人意见；⑵《红旗》评论员文章并未给刘冰定性；⑶ 刘冰不是一小撮，“到目前为止，刘冰与蒋胡何艾是有区别的,甚至不同于刘小石、李恩元、滕藤之流”；⑷ 没有充分理由证明他是四类。团派说这大字报打出了保刘的信号弹，在学校里掀起一股为刘冰翻案的黑风。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下，于故宫午门广场召开10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组织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大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部分414战士参加。

《人民日报》报导了北航复课闹革命，全市高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热潮。

团派成立了《七.三串联会》，专搞教改。《三办》建立教改资料阅览室。


7月4日

414《雷达战团》、《火车头》贴出【强烈要求北京市革委会罢蒯大富的官】。

汲鹏、孙怒涛贴出【老蒯，我们对你没指望了】大字报，就“7.3事件”指责老蒯言而无信，耍两面手法。414范XX则说，头头们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践踏，是在破坏大联合，挑动内战。

学校内一些以前积极的同学当起了“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看小说、下棋、洗相片、织毛衣、睡懒觉。

下午，《革筹》、兵团总部召开干部座谈会，讨论如何解放所谓“清华牌”干部。许多干部表示一定要向革命小将学习，热情帮助革命小将，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

沈如槐、黄瑞和以《千钧棒》和《不拍鬼》战斗组名贴出了【什么“严重错误”——从起用王学芳、罗征启谈起】大字报，说：7月2日晚上在15个战斗组和一些干部帮414总部整风会上，有人建议让罗征启到总部领导核心去，让他在工作中发挥作用。……遭到反对，说罗征启犯了严重错误，只能用到一些不重要的岗位上去。……414总部决定让王XX同志到干办去，遭到一些人抵制，他们也认为王XX犯了严重错误，不能担任领导工作，而要留在系里，接受群众考验。“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一定都不能担任领导工作”，这似乎成了真理了。我们说：不，这是谬误！什么叫“严重错误”……。

这大字报认为：罗、王的错误并不严重，政治大节是好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基本上好的，对修正主义路线是有抵制的……。

团派大字报上批语一针见血：“罗征启过去是蒋南翔的铁笔杆，替蒋起草［一二.九纪念会］报告，他的立场坚定在哪里？王学芳过去包庇薛孔（力8反动学生），究竟立场坚定在那边？”“这里许多错误观点就是老团老四的根本分歧。”

也有414批语：“罗征启犯错误是严重的，对其错误必须彻底批判，解放罗征启，决不是要他进核心组。你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414《逐风波》贴出【罗征启决不能进总部】。


7月5日

校内召开对3月份围剿“八.九思潮”的辩论。414内部有分歧：东方红战团《10—1.3.5特支》说：【三月份围剿‘八九思潮’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挺进支队》说：【三月份的围剿‘八九思潮’必须基本否定】；《旌旗》说：【批判‘八九思潮’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

《拼刺刀》一分队贴出【八九问题——兼谈414中的右倾思潮】。蒯大富批语：“大字报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414《翠岗红旗》批语：“本文提出的问题必须注意，现在414中有一种极右思潮”。沈如槐批语：“本文都是团派的基本观点，如果让这种观点得胜，414就只有走下坡路。”

414《井冈山报》评论，对干部要“勇敢的保，热情的帮，大胆的用”。

石油大学《北京公社》等四总部联合举行座谈会，邀我校谭浩强等三名干部座谈体会。

东方红战团《挺身而出》、《翻腾》、《向东》、414工字厅分部《短剑》贴出：【无产阶级当权派就是要保——罗征启同志是无产阶级当权派】。

沈如槐、黄瑞和贴出【要什么样的干部】，说：革命小将没经过长期革命锻炼，许多人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而一般领导干部主要问题是奴隶主义。


7月6日

经过了一个阶段的深入讨论，414广大群众认为解决干部问题是教改的必要前提，不解决干部问题，教改是无法进行的。

414总部《干办》和一些战斗组再次发起《组织干部问题串联会》，名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挥革命干部的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串联会”。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中上层干部解放问题，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敢于解放他们。

自控系分部上午召开复课闹革命讨论大会，决定七日起复课。诚恳希望和团派联合复课。

电机系分部也就复课闹革命事召开讨论会。

414总部邀请团总部代表协商成立校行政管理联席会议事宜，未成。

五七串联会《第五上甘岺》贴出【评414的宁右勿左的暗流】，说：414的“解放全人类”是为了拉拢群众扩大山头，争取选票。如果我们稍加忽视这股暗流，清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就有被否定的危险。陈楚三批语说：当前主要危险是形“左”实右影响，对原《八.九》主要问题是没有解放，所以现在要强调反形“左”实右。

晚，01-018部队在礼堂召开【兵团整训誓师大会】。部队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这毛主席语录歌进场。各部队汇报整训情况，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总部委员也纷纷上台互相挑战，争作斗私模范。大会在雄壮的“井冈山战歌”声中胜利结束。


7月7日

全校414同学在西大操场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会后在校园内游行。

兵团总部发出【联合起来复刻闹革命倡议书】。指出：复课，就是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教改之课。复课闹革命必须以大批判为主，倡议由井冈山、414、《五七串联会》组成联席会议，协商解决各有关问题。

各系出版了五种以上教改刊物：土建系【工程兵】、自控系【风雷】、数力系【金猴】、水利系【教改战报】、无线电系【七三战报】。

刘冰贴出大字报：【打倒‘私’字，‘怕’字，勇敢投入文化大革命——向革命员工汇报思想】。说自己“执行了刘邓蒋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闹革命，彻底改造自己”。“奴隶主义对自己束缚很紧，自己是要革命的。现在我冲破了各种错误思想束缚，冲破黑修养枷锁……，贴出这张大字报。”，“希望有四大”。


7月8日

早晨414战士全部军训出操。

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勤务站》成立并发宣言。说原行政管理委员会挥金如土大搞经济主义，并对414进行物质刁难，严重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

414《浴血奋战》贴出【坚决支持刘冰起来闹革命】，说：3月8日《二办》通令是宁左勿右的，坚决支持刘冰起来闹革命。必须给刘胡何艾、李传信、吕应中以四大自由，让他们在文化革命舞台上充分表演，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

团《革战团》发出公开信【革命职工应成为大联合模范】，说我校这样严重的分裂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水利系团派主动与414联系，达成协议，决定成立《水利系联合教改小组》。

金00班两派联合成立《金00联合支队》。

下午刘冰搬到3号楼《223战团》去同吃同住。

414《给八支队》写出【罗征启就是杀出来的好干部】、【革命的保好极了】大字报。


7月9日

刘少奇被迫向建工《新八一》交出【认罪书】，实为假认罪真反扑。当即遭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

由414总部的《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挥革命干部的领导核心骨干作用串联会》发起并主持【第一次干部问题辩论会】。会上吕应中、徐静贞、陆大忻、柴昌庆、谭浩强等发言，《沧海横流》、《翻腾》等战斗组发言，对吕应中站起来表示支持。串联会的成立宣言中讲：我们要分清敌我，划清阶级阵线,不怕沾黑边，不怕走极端，敢于在被人们视作畏途问题上做出探索。……在我们干部中，有些人不敢下水，【150名干部公开信】的遭遇，余悸尚在，破格升级的记忆犹新，怕当“复辟派”，怕被说成自己“拉一派打一派”。

吕应中在会上说：“是414革命小将解放了我”，“我在414分部支持下拒绝了团分部对我的劳改处分”，“我再也不能靠边站了，永远也不能靠边站了”。

200#414分部《第一天兵》、《铁骑》贴大字报指责吕应中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团派《第二雄鹰》等战斗组贴出【警告吕应中】的大字报，并在吕应中的名字上打叉。

414《井冈山报》在登吕应中发言时编者按：对于吕应中，有些人认为他是“地地道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有人认为他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无产阶级当权派”。由于大家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理解不同，只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通过群众运动的审查和考验。

《争朝夕》（由原学生会主席张福森等四人组成）贴出：【给刘胡艾何四大武器】。胡健看到后马上贴大字报表态：“自己也要起来干革命”。

414《无产者》贴出【刘冰问题不容回避】，说刘冰没定死，还要揭发、辩论。

林杰对414某些人讲：“(红旗杂志)对你校刘冰定性是你校一部分人意见，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辩论。”

团派说：“面对这两股同时兴起的逆流，井冈山人毫不犹豫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给以迎头痛击，决心打垮刘少奇、蒋南翔之流，及其他们的走狗吹起的这股翻案黑风。”

晚上，罗、谭、李康等给中央的为刘冰翻案信送至《红旗》杂志社。（以后十几天，又送第二封信。）


7月10日

陈伯达同志去北大，说聂元梓不能打倒，打倒孙蓬一就是打倒聂元梓。主张两派开联席会议解决校内问题。要拆除广播。

414总部十几名中上层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有关干部问题的几个界线。

上午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教改方案讨论会。

晚，414总部和团总部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公开在西大操场协商联合问题。

414拒不接受团派提出的“井冈山兵团联席会议”、“井冈山兵团团派与四一四派的联席会议”。说团拒不承认414总部，拒绝派出蒯大富当代表，并把《五.七串联会》席位问题拉进来协商。414代表说：“团总部不要采取鸵鸟政策，无视拥有七千余名战士的414，414总部和团总部是平等的组织，团总部不能强加于414广大战士头上”。会上《红卫兵团》、《延安战团》发言说：《五.七串联会》不是独立派别，而是依附团总部的力量，不能在联席会议中单独占席位。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沈如槐单方面宣布散会，414退出会场。

会后，414面大肆攻击蒯大富、韩银山、汤亚美等。

当晚，团总部委员韦福强贴出【团总部重新给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说：“必须承认414总部是合法的。两总部联席会议必然是清华大学最高权力和执行机构，《革筹小组》、兵团总部不能凌驾于联席会议之上。……兵团总部有关联席会广播建议是吞併414总部的陷井，兵团总部绝对垄断不了清华。”

刘冰到二宿舍与《浴血奋战》座谈。


7月11日

《红代会》在北航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陈伯达同志讲话：“你们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创造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先锋，是这条新道路的探索者”

凌晨，陈伯达同志就北大《北京公社》抄了《二组》，打电话给聂元梓：“不要着急，慢慢看情况，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懂得了吗？”

414《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调查组》就《13调查组》为大流氓王XX翻案之事，贴出第一批材料。其中有受害者家长声明，走访公安局经过，并揭发曹维涤、老蒯包庇王XX活动，抨击《13调查组》的翻案活动。

晚上，部队召开【第二次整训大会】。前党委副书记李寿慈、电机系前党总支副书记陶森、冶金系前总支副书记陈栋豪等在会上发言。陶森在发言中指出：应当真正从思想上明确清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对干部作实事求是分析……。

《红梭标》战斗组在《井冈山》报选登了一些教改的建议。评语讲：教育革命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敢想、敢说、敢闯、敢“走极端”。“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遇到艰难和曲折，但是在我们每一百个错误后面，就会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胜利行动！”

《战乾坤》的【学校就是大公社】，建议把学校建成联络站，设在专区。公社办个系，工厂办个专业，变成“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

《井冈众志》的【还是讲习所好】，提议：中学可以用一年时间来进行长征，边长征边学习。现行大学可以取消，设立各种各样讲习所，学生经过一定学习可以到工厂、农村、商店、铁路……在实际中学习锻炼，再到讲习所来进行总结学习。

《敢闯火海》主张：小学九年实行普及式，15岁毕业，一律到工厂农村劳动。过去的高中是作为进大学的阶梯，现在把它砸了。大学还是要招生，招劳动了两年，思想好肯钻研的“小”学生，大学以自修为主，互相讨论，互相交流，大学学制三年，这样20岁就可以毕业。

《航标兵》主张：【工农来教大学】。

《抗大之路》的【北京的大学都滚蛋！】中说：石油完全可以迁到大庆去！矿院可以到河北、山西矿山去！林院可以到兰考县或大沙漠改造大自然，在城里搞什么名堂！地质可以到大西南去！农大农机到农村去。至于政法学院可以不要。北大倒可以研究研究，古时候，有个顾炎武，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很丰富。我们现在学文史的可以长征去，搞社会调查、阶级分析、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清华怎么办呢？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现在不谈。

《抗大之路》调查【大专毕业生为什么过剩？】，说：石景山地区水泥厂基建科有大专毕业生11人，其实3人就够了……。


7月12日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回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杨成武、肖华、刘宁一等到机场欢迎。

胡健也写出大字报说：“现在是刻不容缓地到群众中去，拿起四大武器，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团派说他根本否定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恶，这是又一篇地地道道的复辟宣言书。

晚上，两派同学根据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大学指示精神，发起砸喇叭串联会，全校两派广播台从此暂停广播。


7月13日

200#《沧海横流》、《井冈烈火》、《号兵支队》贴出【访问×部×院干部部长王恺】大字报。据说，工作组把吕应中打成“黑帮”并没有掌握确实材料。

《吕应中问题辨论团第一团》继7七月11日后再次邀请《第一战恶浪》等战斗组，就吕应中三、四类问题辩论遭拒绝。《沧海横流》等贴出吕应中和前市委联系问题的第一批材料。

团总部办公室写大字报，说总理通过傅崇碧办公室说：只要清华联合就派军代表，如何联合自己去搞。

团派《险峰》贴出【承认四一四总部势在必行】，指责团总部不执行陈伯达同志指示。


7月14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三日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市革命群众立即掀起大批判大斗争新高潮。《北京日报》发表题为【痛打落水狗】的社论。

凌晨，兵团三千余人坚决响应首都红代会号召，上街游行示威、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假检查真反扑新罪行。

上午414所属各分队勤务员召开形势讨论会，主要讨论大联合问题。

【国际悲歌歌一曲】！晚上由《6.24战团》主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礼堂介绍他们夺取政权后丧失警惕，以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给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供了“深刻教训”。会上攻击黑龙江省革委会。近日团派转抄了许多哈军工《山下派》的大字报，内容也是关于“失权”问题，并影射攻击414。

刘才堂、范锡明贴出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影射攻击414。说刘少奇反扑的形式就是得用造反派中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夺权。

李寿慈等14名中上层干部联名贴出【关于大联合问题的一封公开信】，强调干部应为大联合出力，建议团总部承认414总部。

北师大开始复课闹革命。


7月15日

在414一边的331名干部写出【致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及革命干部的公开信】，说“群众性的大批判、大辩论是识别干部、审查干部，促进干部起来革命的唯一正确方法。”

414总部《赤遍全球》战斗组大字报在【谈资本主义复辟】中，揭团派某些人的“私”字夺权观。指“团派某些人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小团体的权，因而把不在自己小团体手中的权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就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正确对待自己。”

《井冈山》报编辑部和北影、北航联合搞电影批判：【从戴维营到霍利布什的大叛卖——从影片［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谈起】，【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的死敌——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部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编年史——评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撕开现代修正主义的叛徒嘴脸——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刘少奇是文艺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好几篇重头文章。


7月16日

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同志在中宣部礼堂召集会议，接见了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聂、谭、韩、蒯、王等代表和在北京的中央宣传部门的代表，讨论大批判问题。

伯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破剥削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红旗》杂志开始写了几篇文章，特别是有一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最近还有一篇，批判他的“三马、一犁、一车”的富农经济道路。……一小撮走资派反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还有很多。刘少奇不是以【论党】出名的吗？【论党】就还没有人批判！你们清华大学搞的【一百例】很好。但是形成文章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积累材料的过程，【一百例】就是积累材料必经的过程，所以你们还是有个好的开端。象什么【刘少奇一百例】、【邓小平一百例】，这是良好的开端。但是走了一个小小的开端，要把它变成有力的文章，还要下一点功夫。

戚本禹讲：“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走资派不是死老虎，是纸老虎。说纸老虎是相对的，纸老虎还有两重性，吃人时是活老虎，本质是纸老虎。要打落水狗，……什么刘邓陶，什么彭罗陆杨，什么贺龙，什么彭德怀，统统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卖国大盗。……他们真正的本性是要吃人的，不把他批倒批臭，就要犯历史错误。不打死落水狗，跳上岸就要咬人的。……你不把敌人打倒，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上台，都是要杀头的，他们也会组织人来抓你们的……。大联合，掌握大方向，这样才符合主席指出的方向，才不是犯错误。”

陈伯达同志讲话的时候，蒯大富递了一个条给伯达和春桥同志。条子大致内容是：现在我们学校逍遥派比较多，有90％逍遥派，没事干，喇叭也不叫，大字报也不贴，一大批人，他们从空想主义一下子跌到悲观主义。（陈伯达讲话以后读了此条）伯达讲：“工作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要以为陈伯达去了，你们就可以胜利了。我们还没有走，414就贴出了大字报，使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把我们的意见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能把你们的意见强加给我。”

张春桥讲：“大批判不是可有可无的，应当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他们的影响不肃清，那就随时可以翻案，直到现在，谁也没有低头。你们看，刘少奇的［认罪书］算是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无产阶级看到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我们弄清了，那么我们的大联合、三结合才能解决。”

关锋讲：“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对走资派进行批判。如果不批判，不肃清他们的流毒，那么他们一旦翻案，他们就不管你什么团派，414派，反正你们造过我的反，他翻案，就要杀你的头，革命派必须有这个觉悟。革命派打内战，刘少奇看了高兴。因为，我们看不到敌人了，把敌人看成死老虎了，没有斗争目标了。没有方向了，那只好打内战。”

蒯大富晚9时半在西大操场作了传达，晚10时，414又按师大稿作了传达。

戚本禹说：“陈伯达同志在北大说不许广播的话是气话。”从此两派大喇叭又都叫了起来。


7月16日

我校有2000人，在颐和园参加全市横渡昆明湖，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活动。两总部组成联合小组负责组织这一活动。”

沈如槐、黄瑞和贴出大字报【什么彻底砸烂】。文中说：“彻底砸烂旧清华”是毫无阶级分析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抵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努力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这篇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很大争论。团派对此大字报破口大骂。

414中对此大字报也有不同看法，在批语中写道：沈如槐不要宁“右”勿左，不要走得太远。

晚上，由原《八.九》同学组成的《716联络站》，在大礼堂开【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的大会。会议由张兰茂主持，李振民同志代表414总部发言，汲鹏代表孙怒涛、宁左三人发言。

414《223》战团拉刘冰去颐和园，叫他交待自己的经历，并要他揭发前党委与刘邓的问题。

张XX姐弟揭发其被团派结合进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科研的干部父亲张维：【他解放了吗？】。说：罗征启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屡教不改的走资派时，他只敢在下面窃窃私语“罗征启算不得……”。《二办》向刘冰发出通令要刘搬到十二宿舍X号房间去，张X知道后又是在下面偷偷唠叨：“《二办》真是多此一举，老发通令老没人听”，“自己给自己降低自己威信”。我妈叫他干脆出大字报时，他说“算了……”。张X和罗征启比较过去谁犯错误更大我们不知道，……谁更敢触及自己灵魂，破私立公？罗虽遭一些人不断打击，但他仍敢战斗，毫不动摇，从某种意义上他解放了。而作为小将陪衬的张X虽有了集体工作，也没人骂他，发个言啦什么的还可得到掌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没解放。


7月17日

《人民日报》刊登鲁迅先生的文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并发表编者按。指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大事。”

晚，团派部队在礼堂召开【整训大会】。会上蒯大富作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发言，对前一段的错误作了一些自我批评。承认：反《八.八》应该基本否定。“反托”应该基本否定，解散《二万五千里》等战斗组的通令是错误的，把【150名干部公开信】打成复辟旧清华的宣言书是错误的，宣布收回。

有大字报说：近日，我校一小撮走资派刘冰、胡健等竟敢贴大字报向革命小将反攻倒算。这些天他们这些黑帮逍遥自在得很，居然还逛了颐和园。刘冰极不老实，拒不接受兵团早已对他实行上午无产阶级专政，他与《223》保刘小丑勾勾搭搭“同吃同住”，井冈山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给予有力的回击。今晚，《打击一小撮》、《1176》、《奔腾急》战斗组，冲破几个保刘小丑所设置的障碍，把这个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揪到大会上斗争。井冈山人无不痛快淋漓，无产阶级革命派个个拍手叫好。

414《东方红支队》的【谈清华牌】出笼，说要敢于用“红”人。

下午，井冈山兵团《一部》和江西《大联合筹委会》在我校举行大会：【愤怒声讨江西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的滔天罪行】。江西造反派表示了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7月18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了【关于掀起大批判高潮的通知】。

陈继芳、任传钟、刘才堂联名贴出【狠抓大批判这条纲，做旧世界的批判者】。刘才堂、崔兆喜、王良生贴出【关心国家大事——中国向何处去之一】。01支队《第一号炮》：【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批刘少奇的假认罪书】。《112突击师》、《624战团》、《0248支队》、《24支队》等都贴出号召投入大批判的大字报。

414总部300余名革命干部和部分学生战斗组长召开大批判形势讨论会。

刘冰又贴出【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有人贴出【坚决支持刘冰起来革命】的大字报。陈育延加批语写道：“刘冰是否四类已定，但在他是否屡教不改和坚持不改的问题上要看他的行动。”

《浴血奋战一分队》说：“就团派《二办》整刘冰的材料不足以给刘冰定性，大都是工作组时期整的”。【223战团声明】说：团派在“7.17”游斗刘冰时用了武斗，违反毛主席政策。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来清华演出【红灯照】。会前就致欢迎词问题两派争吵了很久，沈如槐被打。

414总部发出【告全市人民书】，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7月19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指出“希望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要善于思索，学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作出新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凌晨，《624战团》、《革战团》等37个单位发出关于批斗刘少奇的紧急通知。清晨派出先遣队前往中南海。

414总部早上召开【揪斗刘贼誓师大会】，发布【关于全校革命派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紧急倡议书】。团总部《作战部》也发出【关于坚决支持建工学院革命派共同揪斗刘少奇的声明】，龙连坤、谭浩强等350名干部响应。

上午，414《机械系分队》作为揪刘先遣部队来到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当时仅有五、六个单位，414是总部发起并组织《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贼火线联络站》。414战士分步行和自行车两路进城示威游行，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晚十时在中南海西门和另外十几个革命群众组织约五千人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团派下午来到中南海西门广场，和北航《红旗》等兄弟院校联合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两校发言，勒令刘少奇在五天之内交出：一、给毛主席的认罪书；二、给全国人民的认罪书；三、给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认罪书。团派当天深夜突然撤走。


7月20日

近日，校园内贴有很多关于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大字报，特别是武汉地区的。今日由大字报得知武汉发生反革命军队政变，谢富治等同志被绑架殴打。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义愤填膺，形势显得比较紧张。

近日由成都回来的人，以《天安门纵队》的名义转抄了四川大学《八三六战斗团》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加以编者按。文中估计刘邓黑司令部的军事布署，将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

晚，在天安门广场，由建工《新八一》、清华414发起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414数百人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四周红旗招展，帐篷毗邻，全市掀起揪斗刘邓陶的高潮，大大推动了当时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

刘少奇的【认罪书】交出来了，井冈山兵团《第一号炮》、《金猴》批判它：“刘贼[认罪书]的要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用含糊的词句，混乱的逻辑，把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在北京则是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而刘少奇说，对此‘事先不知道’。”

兵团总部建成了大批判核心组——政治组、作战部、后勤组。一张张狠批刘少奇【认罪书】大字报像一发发炮弹，击中刘贼要害。


7月21日

上午414总部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大批判问题，决定以系为单位分别着重从一个方面入手进行大批判。初步决定分以下几个部分：建党路线、教育路线、青年工作、哲学、国际斗争、白区工作、国际阶级斗争、100例解释、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等。并建议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如木偶、幻灯等。还决定设立大批判专栏。

上午团总部召开誓师大会，由蒯大富主持，介绍武汉、江西、湖南等地文化大革命形势，认为当前严重地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走资派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妄图阻扰大批判的进行。大会号召迎头痛击刘邓新反扑，掀起大批判新高潮。

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下午三点，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指示：“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通！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2至3天。”

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414战士在主楼前集合，宣读了【清华井冈山414总部全体战士给中央文革首长的一封信】后，开始进城游行。途中遇倾盆大雨，我战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呼“支持武汉革命派！”、“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冒雨前进，胜利完成任务。

兵团战士近3000人也冒雨进城游行。全市共五万余人游行。

戚本禹在新影谈话：“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革命还要指示？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看见过。……你们都不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下午有部分《百万雄师》来京，中央文革作了四点指示。我校团派赶去丰台车站，布下“天罗地网”专等“百匪”来，把那些老保们拦住了。“车到永定门，一个个保皇小丑象小鸡似的被扔下来，那个场面可痛快啦！总算给中央文革出了一口气。”

全市一片声讨陈再道之流，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氛。

晚，414广播台线路有100多处受到破坏。


7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关于武汉局势的严正声明】，提出了“打倒刘邓陶王！枪毙陈再道！”口号。全市大中学校的造反派倾城出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此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积极进行“揪军内一小报”的活动。

江青同志在凌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协议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

《解放军报》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推荐一篇好文章】。指出：“加强无产阶级政权，最根本的是加强毛主席思想的领导权。”

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同志的电话指示:“你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当时军委在西山开会,陈再道也在那儿)。

414在主楼前集合后前往西山游行，团派在西大操场集合前往。

党中央派往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等同志乘飞机胜利返京。井冈山人接到迎接任务，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迅速集合队伍，赶到西郊机场。

下午市革委会曾通知团总部，要两派协商共派2000人去机场迎接谢富治等同志回京。团总部拒不协商，单方面派2000人前往。414对团派这种无理作法进行了斗争，最后终于到达了机场，但欢迎仪式已结束。


7月23日

《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了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代表谢富治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并有大幅照片。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和解放军负责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文汇报》发表甘斗同志的一篇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文中指出这种“新思潮”的内容是：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歪曲为所谓“掌握财产与权利”的“当权派”即“特殊人物”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要求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财产和政治权利进行不断的“再分配”。这种“新思潮”的实质是用最“左”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真正目的，是要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兵团总部发出【关于到校外广泛宣传，开展革命大批判、打倒刘少奇的活动通知】。

晚，《624战团》等在大礼堂发起召开形势讨论会，邀请武汉革命造反派介绍武汉反革命复辟的经过。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革命造反派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团结就是生命，绝不允许分裂；革命大联合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为核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鲍长康、马小庄、陈继芳等联名贴出大字报【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汇报我校大联合】。部队核心组发表关于目前大批判的声明，提出这场大批判就是要解决“战果向何处去”问题。《契卡》等三战斗组提出：“放弃革命的大批判，就是放弃政权，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吕应中被200#团派拉走交“认罪书”，吕当夜3点在414庇护下越铁丝网潜逃。


7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的社论。

叶志江、姚永宁、宋一龄等贴出【清华干部问题的出路——只能由左派掌权】。文中说：今天当“让干部当第一把手”，“清华干部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当权派”，“革命小将让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我们却应当睁大眼睛，仔细看看，我们的权让给谁？谁当第一把手，而决不能掉以轻心，马马虎虎。……归根结底就是说“许多清华牌的干部是一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们决不是左派，是中间派。”

414成立了六个批判联络站，全面围剿刘贼。

晚，414总部召开了彻底批判刘少奇大会，主要是批判刘贼【认罪书】。会上清华《7.16联络站》的也发了言。武汉《钢二司》战友介绍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

晚，团总部《革命职工战斗团》在西大操场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刘、高、胡、何、艾。会上动农系老工人周师傅发言，校医院李岩发言，主要是揭发刘冰。

团总部叶××等人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文中认为：武汉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文化革命第二次冲击到了。鼓动第三次大串联，认为目前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最尖锐、最激烈、最关键，也是最残酷的一段”。强调“文化革命在目前是彻底夺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文化革命从意识形态开始，经过政治、经济，现在已经回到意识形态的说法是错误的。”说必须用“文攻武卫”的办法，用革命群众冲击的方式，“去夺取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文中写道：历史上哪一次革命不是用枪杆子最后解决问题？不曾伴随着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全国一定要进入“武化革命”。认为武汉“7.20事件”是“中央、中央军委内两个司令部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军队内有一黑司令部，有统一部署地镇压文化大革命”。文中还称中国的走资派“不仅有一部队正规军”，而且有许多“武装的保守派——民兵”，斥责“以为能在攻和守之间划一条线的人是对战争一无所知，对矛盾的同一性一窍不通”。“要武装起来”，要“好战”，而且可以不顾“破坏经济”，“死伤多少人”。


7月25日

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百万余人在天安门隆重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谢副总理等同志回京，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我校近万人参加。林副主席、总理及中央文革首长出席大会。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林彪同志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林彪同志对大会呼喊的“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都举了手，这些都被蒯大富看在眼裹，记在心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与王力并肩而立，在与王力的一问一答中，蒯大富得知已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认为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

夜间，414宣传组被撬开门锁，油印机、电话机全部被窃。据查，此事是团派中某些人干的，他们还以《武卫师》的名义对此发表声明，说打、砸、抢是合法的。

414广播台线路于21日被破坏后，修好又被破坏。

今晚，图书馆门前的昙花开了，不少人去看，希望蒯大富“不以昙花为吾师”。


7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在中央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

中央文革派人到建工《八一》揪刘绝食阵地，要求他们复食（在绝食斗争中最长的绝食达5天）。并在中南海接见新老《八一》代表，要求他们在揪刘中实现革命大联合。戚本禹在谈到大批判时指示：“要多写批判文章，系统的文章要写。……绝食是艰苦的，但最艰苦的是揪刘的要害，批判得要让他无可辩驳。”

中南海一工作人员传出刘少奇在4月份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完全是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毒箭。

近日，兵团《6.24战团》公布了4月10日审讯王光美的记录。王光美态度极不老实，为刘少奇及她自己花言巧语、百般狡赖。王光美的辩护没加任何批判而广为散发，实为替王光美进行反宣传，流毒全国，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后受到中央首长的批评。

王光美最近向我校做了一份检查。

《二办》建立五个大批判联络站：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组织路线、政治思想工作、科研生产研究生问题、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联络站。

下午，兵团总部《大批判作战部》召开部队战斗组长会议，布置下阶段大批判的四个战役：批臭刘贼【认罪书】；批刘贼的“议会道路”、“三降一灭”；批臭“剥削有功”论；批黑【修养】和【论党】。

414总部《批判刘少奇教育路线联络站》召开了第一次战斗组专会，决定分5个专题进行批判。414总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真面目联络站》召开小型批判刘少奇白区工作专题讨论会。

下午五点半，部分414参加了中南海西门《地派》召开的【揪斗刘少奇大会】，会后由414宣传队和兄弟院校宣传队举行了文艺演出。

414东方红战团《第三独立支队》贴出大字报：【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叶××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是什么货色？】。文中指出：“武化运动”论背叛毛泽东思想，迎合阶级敌人需要。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军队牢牢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还说：“武化运动”论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客观上煽动那些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

晚，在中南海西门召开“火线揪刘”首次批判大会，414有1000余名战士参加了大会。

周恩来关于批斗李井泉的指示：李井泉、廖志高、杨超你们可以拉出来批，可以斗，斗了马上送回去。这个人（指李井泉）不能拉出北京，因为这些人是中央叫来的。中央正研究对他们的处理。安全问题要保证。

蒯大富在团总部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讲话以及王力与他本人的交谈，并作了长篇动员发言。当日晚，会上对军队问题作了分析、讨论，调整了工作班子，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及《军事动态组》，负责向外地派遣《联络站》和负责各《联络站》工作。同时，派出10多名骨干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军”、加强军事工作。团派还与414一起去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军委有关机关的所在地游行示威。

团派和414分别向外地派出40多个联络站，有600余人。

《井冈山》报登《湘江风雷》总负责人叶卫东文章：【〈湘江风雷〉战旗永不倒！】。编者按：“南昌革命造反派在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策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面前，不仅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确地采用了‘文攻武卫’的方针，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下粉碎了这次反革命暴乱。他们正确处理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文攻武卫’两者关系，他们做了一个正确执行‘文攻武卫’的好范例。”


7月27日

《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上午，兵团揪刘先遣队重返前线，建立联络站。

下午414总部800余名战士前往工人体育场参加【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队誓师大会】。

王光美在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桃园四清。不同意刘少奇看电影【清宫秘史】就是“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她说她“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

晚上，兵团总部作第二战役动员，会上请到高院《红联》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做报告。


7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的社论。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受蒙蔽无罪，批反戈一击有功】的社论。

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在接见武汉造反派时与参加接见的北大、清华等校代表进行了谈话。在谈到清华时，伯达同志说：“现在清华414要把蒯大富一棍子打死，我就反对。同志之间不要一批评就打倒。……你们414派不要对蒯大富过意不去了，不要太过火了，过火了就会走到反面。在人民内部害人之心不可有。（谢副总理插话：414我们的［四条协议］都不执行）……我们那天到清华，目的是要帮助蒯大富。你们替我转告一下414，414不要太咄咄逼人，要希望人家好，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那天我们还没有走就贴了大字报，我就发表声明，你们不要把意见强加给我，我也不把意见强加给别人。”“我说过，承认414总部，你们主动。”“我是说开联席会议，代表对等。”

井冈山兵团《红一连》贴出【打倒徐向前】大标语。

晚，团总部举办由外交部驻外使馆联络站来谈外交部及驻外使馆的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上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社论。

《解放日报》发表【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社论。

团《井冈山》报发表题为【打倒举枪的刘邓】的社论。

大量大字报批刘少奇的“三降一灭”、【论党】……。

兵团《作战部》严正声明：“武汉事件不仅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武汉事件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镇压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严重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纵的，这个黑手就是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徐向前。武汉事件是全国的一个集合点。”“坚决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徐向前！”，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40多人抄了徐向前同志的住所和办公室，抢走文件保密柜和一些机密材料。

下午，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在午门广场召开了【批判贺龙誓师大会】，到会的共有94个单位。414总部是发起单位之一。

晚，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南海西门又召开了一个【揪刘批判大会】。414总部参加大会并发言。到会共290多个单位，二万多人。会后由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刘火线”总联络站》宣传队作了演出。

署名为朱峰、左涛的文章【撕下贺龙反党篡军的遮羞布——评黑小说［朝阳花］】中说：小说把贺龙这个大土匪打扮成救世主，把大军阀作为党的化身，把大刽子手美化成“爱兵如子”的统帅。从批判【朝阳花】引出教训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的阶级懂得这一点，反革命的阶级也懂这一点。要想夺取政权，固然要制造舆论，抓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影、文学等，但最后决定胜利的仍是枪杆子、兵权。


7月30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会议欢呼十二期社论发表，414总部也在主楼广场开会庆祝社论发表。

团总部与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在中南海召开【批判刘誓师大会】，约有2000人到会。至今为止，揪刘火线已有700多个组织

凌晨一时，王道明和戚本禹的秘书来到中南海西门，了解揪刘情况。王道明同志让大家搞多种多样批判，漫画、大字报全要，并赞扬大家火线批判会开得好。当有人提出让刘少奇到室外来听时，王讲：这完全可以，其实你们在这里搞，他完全听得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他完全知道，他害怕得很！

团总部《作战部》发出【紧急通告】，传达中央文革办公室意见。指出在当前大批判的高潮中外出串联和回家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是缺乏革命组织性纪律性表现。搞好革命大批判，就是对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最长远、最根本的支援。

兵团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第三次大串联”等看法，大批人员流出去抓军队一小撮。7月底8月初。团派外地派出《联络站》已有10多个，成员有数百人。四派也向外地派出了几个《联络站》，清华离校的人员已逾千名。

团总部派出大批人马以及总部委员携款到外地去抓军内一小撮，认为大批判已不是方向。比较著名的“联络站”活动有南京、福建…….。414沈如槐、张雪梅、刘万章等也外出。

在清华召开了由团派主待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发言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陈再道的後台就是徐向前，让我们把徐向前揪出来斗倒斗臭，“要拿起枪杆子”。他表示清华红卫兵下去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後胜利。

团派《福州联络站》把矛头直指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发表了【韩先楚是个什么家伙？】、【韩先楚是人还是鬼？】等十多篇文章，并在海防前线广为散发。为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该联络站。该联络站还支持当地造反派武斗，参加他们抢运武器的活动，并与他们一起，抄了韩先楚以及福州军区参谋周世忠的家。414《福州联络站》一些人参加了攻打当地《八二九》派驻福州交际处大楼的武斗，此次武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众人受伤。


7月31日

《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文章。第12期《红旗》杂志对武汉问题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中也提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团总部180人轻骑兵晚间杀向揪刘火线。

晚8点，在大礼堂414总部主持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会后有演出。

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全国在京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愤怒声讨王恩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声援新疆《红二司》。

近日以来，414贴出许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523》战团写出【［修养］为彭德怀翻案铁证如山】大字报。414总部《三七战团》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提到“发动亿万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组织上的夺权。”

本月，414战斗组找何东昌，问对清华工作及对干部看法。何说：十七年来清华党委贯彻一条黑线，但也有红线主导的时期，如反右、58年教育革命。清华干部的优点是干劲大、积极，缺点是没接触工农，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总的讲是好的。

本月，414战斗组共找何东昌，谈吕应中问题三次。第一次何东昌说：“65年以前吕在党委会上出主意不够，200#被蒋利用了。62年蒋放弃提两条路线在科研方面的斗争，吕没放弃，吕比李寿慈好得多，不是四类！。”第二次何说了吕应中十七年的表现，肃反时吕无问题，反右时有右倾错误，但不是右派，转得较快，反右倾时执行了蒋南翔路线。”第三次吕亮相那天核对材料，何东昌还是保吕应中。

本月，何介人到新水一个房间参加414的刘冰问题座谈会，何介人肯定刘1958—1960年这段的表现，说刘刚到学校时讲阶级斗争抓工物系问题，58年支持大炼钢铁，主张要工农化。


8月1日

《人民日报》选编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为此《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按语指出：“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军权，改变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这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环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理论的最新发展。”

《人民日报》重登林彪同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谢副总理在钢院接见《延安公社》和《516指挥部》代表时说到：“我准备发动群众反对武斗，在北京游行示威，我要发动几十万人反对武斗，你们不停战就没有地位。”

下午团派在本校大礼堂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大会限令他们二人在8月8日前交出【认罪书】。团派的一些人张贴出抨击朱德、叶剑英的大标语，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大造声势。北京市卫戍区和高等军队院校《红联》以及北航《红旗》等参加了大会。

晚上，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愤怒召开大会，声讨刘贼的又一份反攻倒算的所谓【检查】。大会通令刘贼于8月5日前滚出中南海。我校几百人前往参加。

414《井冈山报》再次刊登《向太阳》、《永远革命》（谭浩强）一月份写，并联合修改的【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登出由林彪语录谱写的414战歌：【要敢于牺牲】。

井冈山《作战部第三动态组》报道：“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


8月2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的社论。

《北京日报》发表题为【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的社论。

凌晨三十分，谢副总理亲临中南海北门揪刘火线看望揪刘战士。当大家问刘少奇什么时候揪出中南海，交给我们斗时，谢副总理说：“你们这样可以，但不能出中南海，可以示威，施加压力。揪刘少奇很不容易吧！”当我们问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身体怎么样”时，谢副总理指着脚说：“被他们戳坏了，还打着石膏呢！”揪刘战士群情激奋，高呼“打倒陈再道！”

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委会《四代会》核心组讲话，谈到：（1）有些学校学生回家太厉害，北大最多，其次是清华；（2）要制止武斗，在北京城里不存在文攻武卫的问题；（3）揪刘、邓可以，但不能冲中南海、钓鱼台，而且要联合起来搞。

下午，在人大会堂举行集会，热烈欢迎红卫兵代表团访问归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军队有关人员参加大会，谢富治同志致欢迎词。姚文元同志就访阿情况作了汇报。

414总部《三军战团》，《风雷激战团》、《五二战团》到石景山发电厂为工人同志演出。

在720事件发生后，北京出现所谓“第三次大串联”，外流学生很多，清华多达6000余人。

蒯大富与吉林省长春公社《赴京控告团》谈话时，提出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要准备上井冈山打游击。


8月3日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空海军击落敌机有功人员代表。

《井冈山》报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还登出【剥开徐向前‘老帅’的画皮】、【不许徐向前反海军党委】、【徐向前反空军党委铁证如山】等文章。

团派《南京联络站》与南京大学《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一起撰写、发表了反对南京军区及其司令员许世友的【急告全省革命人民书】。今日，在南京鼓楼广场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联络站》头头宣读了【紧急声明】。呼吁群众“快快武装起来，拿起大刀长矛，拿起枪”，“武装夺取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的党权军权！”，喊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该联络站参加了南京军事院校《告状团》，调查许世友材料的活动。还参与并鼓动南京一些工厂、军事院校的武斗。414派的《南京联络站》参加了南京军事院校《红司》召开的【声讨许世友、杜平反革命罪行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

上午，414在西大饭厅召开了形势讨论会，讨论了全国形势。汲鹏发言：“在军内是有一小撮走资派的，但这是一小撮，决不能象某些人所估计的那样，所有军区都是坏的。”在会上还汇报了“揪刘火线”的情况。

中午为了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批倒批臭。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后，四千余名414战士进城进行大游行大宣传，晚6点多钟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勒令刘贼滚出中南海大会。】

政治课和力学教研组在王府井一带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上午，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全校革命师生誓师动员大会】，王良生代表总部谈了对形势的看法，说不少城市武斗严重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的。马小庄也发了言，蒯大富传达了谢副总理昨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的讲话：外出串联不符合中央精神；要掀起大批判高潮，制止武斗。江青同志指示要造舆论搞臭武斗。

晚上，团总部《革命职工战斗团》在中南海“揪刘火线”斗争了蒋南翔。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四一四内部印发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简称【必胜】）。这是414的主要负责人之一，414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缨，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名义写一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文中讲：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清华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


8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的社论，着重指出“拥军爱民”是毛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具有更新的内容，更伟大的意义，它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处理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关系的总原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今日《天安门纵队》贴出【从‘文攻武卫’谈起——某些人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文中说：说江青同志的讲话基本精神仍然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这是对江青同志讲话不能令人容忍的歪曲。江青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文攻武卫”，革命派不要“天真烂漫”，“首先放下武器”。近日他们还贴出一系列大字报：【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枪杆子】等，认为在北京存在着一股机会主义思潮，不重视枪杆子，没有武斗，不如武斗较重的南方先进。

行政处生活科414职工在下午集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

晚，414总部《对外联络组》请到外事口革命造反派来学校，揭发批判刘少奇在外事工作中所提出和推行的“三降一灭”路线。

晚上11:30，揪刘火线上地院一部分人冲击我兵团所在地。


8月5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发表题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

凌晨，0点35分，戚本禹、谢副总理等同志接见了在中南海的“揪刘火线”战士的代表，建议下午四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然后就撤离中南海。

下午，在天安门，首都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出席了大会。414总部负责人沈如槐作为《揪刘联络总站》代表上了天安门城楼，414数千人参加大会。

兵团《保卫组》破获一起现反案件，抓住自6汪友言破坏主席像。

《井冈山报》：【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学说胜利万岁！】

《韶山评论》：【刘少奇的白区路线和印尼共的历史教训】

《井冈山报》登了【宜将奋勇追穷寇】的漫画集。

近日来02部队《老实话》、11部队《武工队》等战斗组贴出一批揭发徐向前大字报。


8月6日

晚，《中央人民广播台》广播了1967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指出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批级司令部。”

广播台，团派和414都派人前往《红旗》杂志社祝贺。

前两天，刘泉和张云辉冒414之名，用《414叛逆者》的名义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警告林杰】。团派宣传机器大量翻印散发这张大字报。

《井冈山》报简讯：“720事件”后解放军东海舰队开进武汉；四十七军进驻长沙，湖南文化大革命由四十七军领导。

《井冈山》兵团就山西问题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红联总》。张日清必须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广州“七.二三”惨案发生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严正声明：要求广州军区严惩主义兵、一小撮杀人凶手，坚决支持广州造反派。并指广州军区已犯方向、路线性错误，若坚持错误，错误性质要起变化。


8月7日

谢副总理接见《工代会》、《红代会》时指出：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给这些走资派一些压力是对的，中央是支持的。但也带来一些影响，如影响交通和中南海里面，所以必须撤。另外还指出，有人说现在第三次大串联，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下午，团派请原主席警卫员陈昌奉同志讲毛主席当年在江西闹革命的情况。

由于今日火车不收票，继以前人口大量外流之后，我校又有许多人外出全国各地，回家或参加文化大革命。

团派《沈阳联络站》同当地《八三一》派一起冲击并占领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已达13天之久。在沈阳军区大院内召开的【揪军内走资派】大会上，团派的代表以“首都十八所院校”的名义发言，要揪军区首长。联络站人员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大旗插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上，并在楼内贴了【沈阳军区必须大乱】等大标语。

414《长春联络站》鼓动当地群众组识“揪军内一小撮”，支持《长春公社》反对吉林省军区及其首一长的活动，参与了该公社抢劫当地驻军武器的活动。

昨天和今日晚，414总部请江西、江苏、东北等地同志介绍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五决议【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8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里程碑】。

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接见了北京卫戍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凌晨，谢副总理在北京站贵宾室接见北京到外地串联的学生代表，在场的还有聂元梓与蒯大富。谢付总理代表中央文革谈了二个问题：⑴ 不要到外地串连；⑵ “揪刘火线”四日达成协议：5日召开百万人大会，各系统、各单位统统撤回去，搞斗批改。结果今日七号还没有撤，应该撤回去。

团总部公布李磊落讣告：“八月七日凌晨，我井冈山兵团坚强的红卫兵战士，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李磊落同志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时刻，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与湖南常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中，在敌人机枪扫射下中弹壮烈牺牲，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肖化时的讣告：“我清华井冈山兵团战士，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无706班肖化时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援武汉革命造反派，于1967年8月1日参加武汉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武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混蛋制造的‘八一惨案’中英勇牺牲。”

414总部“揪刘火线”战士，积极响应中央首长关于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开展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扩大战场回本单位的指示，杀回学校。

414总部革命职工《二七战团》宣告成立。

晚，《井冈山》兵团集会【隆重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会后放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月十日40万人【斗争大扒手王光美】纪录片。据悉，此片经过江青同志审查过。

为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414《三军》战团、《风雷激》战团、《五二》战团在本校大礼堂举行精彩文艺演出。

上午，团总部《作战部》召集农口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对农口形势进行座谈。

团派战斗组《永向阳》贴出【林杰同志要检查】的大字报。

近日，刘冰、艾知生贴出大字报。刘冰大字报的内容是批彭德怀的百团大战。

最近传出蒯大富与王力在天安门上的对话。王力说：“全国有三个军区司令不听毛主席的话，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

王光美再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信，就五个问题检查：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对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农业合作化问题。


8月9日

林彪同志为北京市卫戍区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文汇报》自今日开始刊登《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队生活编辑部合写的批判刘少奇文章。

上午，414总部在礼堂召开【纪念‘八八’〈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

414总部分别派人参加了首都支援湖南、武汉、广西等地造反派的大会。

《东方红战团004支队》（实为周泉樱）贴出8月3日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文章。

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接见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陈伯达同志在与蒯、韩等座谈时指出：1）要撤离中南海；2）不要搞什么大串联。陈伯达同志还与蒯大富说：“清华出现414，那么多人反对你，对你是有好处的，锻炼你，看你能不能成气候。”后来伯达同志用小汽车将韩，蒯分别送回学校。在车上还对他们讲：“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连一半还没走到。”在展望前途时伯达同志讲：“无限光明，无限希望，无限前途。”

晚，兵团500余人前往北京站，与北航《红旗》等一起执行中央首长关于制止人员外流的指示，动员在车站侯车同学立即返校搞好大批判。


8月10日

晚，414革命职工《二七战团》召开首次批判大会，怒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三个单位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井冈山《作战部》重要辟谣：“近来，社会上流传一份王力和蒯大富同志的谈话（关于军内问题），纯属谣传，特此辟谣。”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进驻江西各地。

三、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筹备组。

四、各革命组织应……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协议。

六、在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

《井冈山》报编辑部和《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联合版登：【革命造反派武装起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万岁！】


8月11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副统帅8月9日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并发表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社论。《解放军报》也发表该的社论。

最近，北京市内民院，经济学院，北大，二外，体院等单位连续发生武斗。红代会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以及我井冈山《414总部》等三个单位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最紧急呼吁，并于今日晚在天安门召开制止武斗大会。

上午，414总部召开战斗组长会，讲座形势，一致认为大批判是当务之急，定要将大批判搞深搞透。

到目前为止，我校已外出近7000人。

团动态报上的题为【看形势、想问题】一文，认为社会上又有一股逆流，又有黑手在活动，说414参与了这股逆流。文中反映了下面几方面的问题：⑴ 联动的动向；⑵ 516兵团的动向；⑶ 地院朱成昭为什么一直未能彻底批判；⑷ 为什么四月份第一次大批判高潮掀起时许多左派组织分裂；⑸ 【516通知】发表后大批判为何受到冲击；⑹ 为什么北京最近武斗加剧；⑺ 前一阶段，清华园出现大抓“流氓”、“痞子”，为走资派刘冰翻案，大骂《湘江风雷》等革命组织，这是一种什么思潮？与社会上的动向有什么联系？

晚，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冶等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工代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伯达同志批评了“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揪军内一小撮”、“内战外打”等错误观点。指出过去大串联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但是想包办代替、制造派别斗争就会走向反面。伯达同志说《516兵团》是一个秘密组织，阴谋组织，矛头指向总理，实际上指向中央……。江青同志特别指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文攻武卫主要是强调文攻，不能怀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理讲：当前是大好形势，而不是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夕形势……。

武汉《新华工敢死队》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其中讲：“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8月12日

上午8点半，在礼堂召开全体兵团战士和全校师生会，传达昨晚中央首长讲话。

孙怒涛传达首长讲话，号召全体414战士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努力学习首长讲话，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414总部发表声明：必须对《5.16兵团》进行痛击。

学校出现批判极“左”思潮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红史兵》写：【历史无情地宣判了‘议会道路’的死刑——批判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参考资料】。《三七》战团写【刘少奇就是叛徒集团的祖师爷】。

井冈山兵团、天安门纵队《不怕鬼》、《锷未残》、《轮机兵》、《第一湘江》《、第一送瘟神》等在【文化大革命和枪杆子——从‘文攻武卫’谈起】文中说：血的教训！我们的战友壮烈牺牲前伸出双手，仰望苍天，用尽最后一口气呼喊：“枪！枪！给我一枝枪！”字句珠玑血凝成，这是何等宝贵、何等深刻的遗言啊！

《天派》上街贴大标语，坚持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院校《首都红代会江苏联络站》，关于江苏目前局势发表严正声明，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充当了镇压江苏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急先锋，是陈再道式的人物，要打倒许世友。


8月13日

【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兵团总部隆重举行肖化时、李磊落烈士追悼大会，规模空前。“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首都和全国在京二百多个兄弟革命组织参加了大会，国际友人李敦白也参加了会，任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首都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关于目前鞍山形势的严正声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鞍山的代理人王鹤寿、赵敏、罗定佩、钟建平，以及《钢都大联合》中一小撮坏头头，……一定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鞍山驻军、三一七四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是英雄的部队，支左的模范。”

414人说团派“以死人压活人”，“把死人推向内战第一线”。


8月14日

《红旗》杂志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表。团总部发出学习此重要文章的通知。

414总部发出动员令。指出：刘少奇、王光美假认罪，真反扑。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全体414战士要以战斗姿态投入革命大批判，把大批判的大字报，贴满清华园。

414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永远和三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还指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怕被打成“保皇派”。保，硬是保得有理；反，硬是反得有功。表示坚持支持炮轰肖华。

几百名兵团战士前往地院、京工，参加声援西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及欢送湖南造反派大会。

《井冈山》报和辽大《八三一》合刊：【评沈阳军区的‘支左’】、【宋任穷、李伯秋罪责难逃——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说沈阳军区是“打击革命派的支左”、“扶植保守势力实行反复辟的军管。”


8月15日

凌晨2时半至5时半，王力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谈了关于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些情况和看法：“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

414广播肖华是党内走资派，是刘邓司令部的人，要打倒肖华。

414总部发出学习红旗两篇重要文章的号召书：【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摘要】，【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作了检查与交代，他说：“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晚7点半，兵团总部举行中央首长“8.11”重要讲话学习讨论会。会上说：在北京确实存在一股干扰大批判，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反动逆流。我们要特别警惕江青讲话中告诫我们那只反革命的黑手以及美蒋苏修、日本特务的阴谋破坏活动。坚决粉碎反动组织“516”的猖狂活动。蒯大富传达了谢副总理讲话：“是不是革命派就看你大批判下功夫大不大”，当前的最大任务就是搞好大批判。

414广播【声明】，称自己“一直坚定地站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反对冲击。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兵团发出认真学习这两文章的号召，坚决把混入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肖华斗倒斗臭。


8月16日

凌晨，中央首长总理、伯达、谢富治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作人员。总理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去年出去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了倒忙。”总理说形势大好，而不是“战争解决”，要“武装夺取政权”，“反革命复辟前夕”等。人民解放军建军40年中，毛主席在军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军队坏人是个别的，广大指战员是革命的。不要再提“抓军内一小撮”……。

天安门前贴出【军内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文，说“全国处于内战前夕，复辟前夜”。

在抚顺，团派《作战部》部长参与了当地造反派组织《红工联》攻打抚顺市中心的武斗。此次武斗致使1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蒯大富16日上午电告清华井冈山《东北记者站》……

下午4点半，蒯大富在团派中及时传达了总理凌晨的重要讲话。

晚上414开形势讨论会，介绍军内斗争情况，指出《冲派》是打、砸、抢派，《三军》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支持《三军》。介绍了414在外地斗争情况。孙怒涛发言说要搞好大批判。

另外，从“8.11”中央首长讲话后，动农、土建、机械及基础课414革命师生和职工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搞了批判刘少奇的幻灯拉洋片、木偶剧，到农村，在北京站和长安街进行宣传。不少414战斗组都搞了大批判专栏。

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北航举行【用枪杆子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校数百名兵团战士前往祝贺。

《三七战团》贴出【414永远忠于毛主席!】，批判【必胜】。

《天安门纵队》写【1967年的谭力夫】，批判【必胜】。


8月17日

团总部根据中央的重要指示，发表通告：“全体兵团战士、革命师生员工，应搞好学校里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不准外出串联，不要影响当前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的战略部署。……目前在外串联的团总部委员也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之内回校。……由我兵团战斗组在外所设的联络站一律撤消。从即日起，任何个人及在外地的组织，均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或作战部）发表声明，表示态度。所发声明，均不予承认，后果由肇事者承担。”

414总部也发通告，要求外出人员返校，撤销驻外联络站。

地院《东方红》成立一周年，414派人祝贺。

北大由《北京公社》、《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红旗飘》、《新北大公社造反总部》联合成立《新北大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应邀到会祝贺。蒯大富由支持聂元梓，突然转为支持《井冈山兵团》，写信祝贺，并说：“井冈山公社的第一批的袖章就是我们给的”。

下午，《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团总部蒯大富、鲍长康等同志亲切交谈、讨论当前形势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

兵团《联络站》与《八三一》派等一起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向东北地区党内、军内走资派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後进驻沈阳军区政治部。（直至8月26日才撒出，并於8月22日抄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伯秋的家）。

晚上团派在西大操场举行【首都及在京全国革命造反派声援温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

校内出现大字报说北航和414联合声明，支持温州造反派。

学校内再批彭德怀。

团派讲：罗征启到北大干部会上大肆放毒，疯狂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蒋刘反党集团翻案。罗征启在会上说：清华五个黑帮中“也有个别有疑问，要求讨论”。“干部工作大概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冲击，第三次是414提出刘冰的问题……”。“在反动路线上越揭发越检查，群众觉得你的问题越多。相反，不揭发没事情，搞来搞去我便成了引人注目的全清华（除蒋外）第五号人物。”

《干联站》确定吕应中在北大举行的斗争彭真、吴子牧大会上发言，何介人帮助吕准备发言稿。


8月18日

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支持红卫兵运动，倡导了大串联一周年纪念日。414总部，团总部都开了庆祝会，欢庆红卫兵的盛大节日。

校内出现不少歌颂红卫兵的大字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团《作战部》发表【誓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文章。说：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总后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王宏坤、郑维山、傅崇碧、李天焕等同志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备战任务，在保卫国防、保卫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粉碎了反革命的进攻，揪出了刘震、成钧、苏振华、李聚奎、杨勇、廖汉生、宋烈等一小撮混进军内，窃取军内兵种要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时也捍卫了各军、兵种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用自己坚决的斗争，有力地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团《红一连》在《井冈山》报上登【打倒肖华，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文章。

上午10点半，兵团总部召开【中央首长重要讲话第二次学习会】。

414《水工连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两个司令部在空军的搏斗】。

团派《须晴日》等小组批判【必胜】。

在这段时间内两派都贴出了不少批判刘、邓、彭、罗、蒋的大字报。

下午团派开形势讨论会，蒯大富说：北航和414没有联合出声明。会上不少团派同志对团派总部抓军内一小撮发了不少牢骚。

团《宣传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决定把大批判深入到农村去。

师大《井冈山》也举行了授枪大会。


8月19日

北航《红旗》战士就刘天章在外地被打死，到清华武装游行。

备注：团派8月14日后，在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炮打上海革委会。

下午，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人体育馆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

团总部发公告，讲现在仍有部分同学想方设法要离开学校，这是无视中央指示，严重影响大批判的错误行为。


8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解放军支左情况。

团派发表声明（第二次）打倒肖华。

624战团《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24支队》、《东风烈》、《浪淘沙》等战斗组贴出【毛泽东思想必胜，机会主义思潮必败】文章。说【必胜】一文是67年的“海瑞罢官”，它恶毒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大毒草【必胜】背叛了光辉的【516通知】，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

近两天来，团广播台举办了【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专题节目。

414内部《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在【必胜】问题上发生争执，《三七》倾向于批判。为了统一思想，昨天到今天开了一天半会。

414广播台举办了干部问题专题节目。【把革命干部推向第一线】文章说：要大胆地解放和使用干部，首先要对干部队伍有个基本估计。

414有人参加了北京中国医科大学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的会议。这联络站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清华大学等十多个单位中的有关群众派别所组成。会议主要商讨於8月22日晚将在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商定：若是英国政府不接受中国外交部8月20日的照会要求，即刻进入英国代办处办公区及住宅区，把英国代办揪出来声讨。查抄反华材料，切断通讯联繁，降下英国国旗。会议分配给清华414派的任务是：组织120人的冲击队伍，其中有专业人员负责切断英国代办处的电源与外界通讯联繁，另有400人参加「声讨大会」。

外地许多单位就蒯大富等在外地拉一派，打一派，大抓军内一小撮贴大字报质问蒯大富。

下午414请广州造反派谈广州形势。


8月22日

团革战团《针锋相对》等战斗组一连发表六评批判【必胜】。

晚上，414总部发表关于【团总部某些人借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攻击414的声明】。说：目前的任务是批刘、邓，要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批判。团总部不去批刘邓，却倾全部兵力，借批【必胜】为名，攻击我414总部。我们为了坚持大方向，防止内战爆发，对团总部这种行为暂不予以还击，并劝他们迷途知返。

团总部发表反声明。

在英国代办处前举行的【声讨大会】异常混乱，原定3000人参加的大会，此时连围观群单在内，已逾万人。当晚22时30分左右，冲击开始，在一片“反英帝”的杀声中，红卫兵冲进英国代办处院内，在办公楼裹进行打英国人、砸办公设施、抢物品，最後火烧了办公楼和汽车等。414派有20多人越墙进入英代办处，参加烧、砸活动。在英国代办处办公楼上挥舞414的大旗。

差不多就在同时，北京卫戍区的宣传车喇叭裹已播出周恩来总理关於不许冲击英国代办处的讲话。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外事口各造反派的组织头头，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为，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国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团派做了校内大字报统计：“兵团32份，414仅8份”。


8月23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介绍了北师大搞革命大批判的经验，通栏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党中央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一个立即掀起大批判高潮的号召。

《北京日报》报道了师大革委会介绍大批判的经验。

天安门纵队《第一湘江》、《锷未残》、《轮机兵》、《不怕鬼》等小组批判周泉缨文：【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评［四一四思潮必胜］】。说：这篇文章它摆出一付反对教条主义的架子，声色俱历地喊“要更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正是在这种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背叛了文化大革命，全面系统地阉割了毛主席所创造的文化革命的根本理论和纲领。它提倡独立于毛泽东思想之外，重新探讨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玩弄彭真的那一套。它丑化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完全合着彭德怀意见书的调子，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它附托着谭力夫的幽灵，通篇炮打中央文革，……面对这种反动思潮，改良主义行吗？折中主义行吗？不彻底决裂行吗？不行！不行！不行！

在该大字报上批语：“……二、三月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最近大规模反革命武斗妖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他们不但扶植保守派反对造反派，而且在造反派内部拉拢一小撮打击一大片。而他们这样做的理论基础与［四一四思潮必胜］基本观点大体雷同——虽然自觉程度可能不同，没有该大字报那样强的理论性，那样明确、集中、系统而有纲领。他们能在一段时间内蒙蔽相当一部分军官士兵、蒙蔽保守派群众，甚至原来造反派中一小部分人，正说明这个理论还有一部分市场。”

井冈山《广播台》重播了总部《二办》的【关于干部问题的几点意见】。

下午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在主楼后厅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工代会》一百多个单位。《作战部》表示清华和北航对北京市所谓“两大派”革命的都支持，不革命的都不支持，不是大联合的会我们不参加。

下午414总部放了昨天师大现场会录音，谢副总理讲话。

团派作校内大批判大字报统计：“兵团32份，414仅8份”。


8月24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总参机关狠抓革命大批判的消息。题目【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井冈山人发扬8.24“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把去年“8.24反革命镇压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刘志坚拉到清华开了一个胜利的斗争大会。这大会得到北京市卫戍区指战员支持。

《井冈山》报社论：【将‘把刘少奇拉下马’的斗争进行到底——纪念八.二四一周年】。呼吁：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井冈山人，让我们发扬当年炮打刘少奇的“八.二四造反精神”在大批判中立新功，把刘少奇批倒批臭！

上午，414总部召开【纪念8.24大会】，孙怒涛发言，号召发扬“8.24”革命造反精神，掀起一个大批判的高潮。

团派《东风烈》写出文章【论批干运动】。文中说：【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使人清醒地看到那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今后若干年代里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威胁，主要危险。对批干问题的看法，我们绝不背离毛泽东去“探讨”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更深入地学习、领会毛主席已经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不折不扣地贯彻，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文章中强调了“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林彪同志讲：‘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

文中还讲：“文革前期批干运动，出现了较多‘左’的偏差，但正是这个天崩地裂的群众运动，揪出了那些狡猾的敌人；冲击了广大干部，使之出一身大汗，犯错误的得到教育帮助；走到危险边缘的得到党的挽救改造；亿万群众受到自我育，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还涌现出大批优秀接班人…….。所以这个大批判、大冲击的主流是适合社会发展的，天然合理的体现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历史主动性。”

《东方红》核心组发表声明，认为【［四一四思想必胜］大字报完全正确】。

《三七战团》发表了一个【批判《东方红》声明的声明】。

414部分战斗组发表声明，警告蒯大富不要跟着聂元梓炮打无产批级司令部。

晚7点半，414《干联站》在中关村“四不要”礼堂开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验介绍会】。北大周培源和清华谭浩强发了言。

晚10点35分，414广播台广播《东方红战团》等九个组的【关于聂元锌，孙蓬一分裂北京左派队伍的声明】。说聂元梓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魁祸首、“516”的先锋，“聂元梓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井冈山》报和广西《4.22》战报编辑部联合版【千里横刀向天笑，血染疆场战红旗——红八月广西血战记述】，【韦欧一伙是广西反革命大屠杀的罪魁！】


8月25日

《人民日报》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强调要正确地对待干部。

《解放军报》社肖力等贴出大字报，揭发赵易亚。晚七点陈伯达同志到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革命行动，指出赵易亚是三反分子，要打倒。清华井冈山《八二三特支》马上贴出大标语：【打倒赵易亚】，【坚决支持肖力】。

学校内出了一些批蒋大字报：【彻底砸烂旧清华】、【蒋南翔罪恶历史】。

414组织500多名干部和学生去师大取经，怎么搞大批判，师大革委会石森亲自介绍经验。

414《作战部》发表关于北大问题的【声明】，调子稍低于《东方红战团》的。说聂元梓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中央文革，要聂老实交待低头认罪。又说团派某些人与聂勾勾搭搭，必须认真检查，反戈一击，与聂元梓划清界线。

414三七战团《第一创新》等四个战斗组批【必胜】。

毛主席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同志。许世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沿海战略部署情况，然后汇报自己思想看法，说有三个不理解：

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

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

三、陈再道是什么人，我不理解；

主席说：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是管用的。

井冈山《动态》短评：【密切注视北京形势，警惕黑手破坏第四次大批判！】，报道最近《联动》活动猖獗，武斗连续发生。


8月26日

团总部《政治部》《作战部》发出【关于开展大批判总结的决议】。

有团派大字报说：大毒草【414思潮必胜】出笼后，井冈山小将刚刚出了几张批判大字报，老四的头头们就坐不住了。他们不批判，也不让别人批判，胡说“团派转移斗争大方向”，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请看几天来大字报篇数情况：

批刘 批彭罗肖 批”必胜” 414攻击团派 其他

8月21日 团派/四派 28/8 6/2 2/0 0/2 7/5

8月22日 团派/四派 22/9 11/1 2/0 0/1 6/5

8月23日 团派/四派 23/14 12/1 11/1 0/3 5/7

根据清华附中《井冈山》红卫兵小将一再要求，总部部队核心组决定，附中井冈山红卫兵编为井冈山兵团《19部队》，接受总部领导。

本月，《1042》小组收录了去年6、7月份200#揭发批判吕应中的材料，共大家批判用。


8月27日

团派在西大饭厅开形势讨论会，请川大《8.26》介绍四川地区的情况。

《井冈山》报大量报导了军内两个司令部的搏斗文章。井冈山兵团《作战部》：【誓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一连》的【空军内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殊死搏斗】、【海军党委内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肖华揪出来示众】。

中午兵团总部发布【清井纪001号公告】，点名批评几个违反纪律擅自离校的总部委员。


8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414《干部办公室》贴出【论大胆解放干部，大胆使用干部】。文中说：大胆使用干部“不是把革命干部拉到三结合的班子里作陪衬，当“傀儡”，而是给以“实权”，树立威信，使他们能担起重担，负起责任，真正发挥核心骨干作用。

414总部陈楚三等在哈尔滨发表【捍卫东北新曙光】的文章，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团派《前哨》广播台发表关于全市局势的声明，骂陈楚三是镇压黑龙江造反派的刽子手，是保皇派。

晚上团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势讨论会，有川大《8.26》、《新北大井冈山》代表发言。我校《批刘邓陶战团》介绍朱成昭的问题。蒯大富就兵团目前对外政策发言：聂元梓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犯了严重错误，但我们不能像某些人一样落井下石，而应对她一看二帮的态度，希望她认识错误，站起来而不是倒下去；朱成召是地地道道反革命；要把破坏大联合、大批判的黑手揪出来。


8月29日

414《作战部》发表声明，说自己一贯和朱成昭作斗争，把朱成昭与“聂孙之流”说成是同一思潮，要团派与朱“划清界线”，“反戈一击”，团派认为其荒谬可笑。

《井冈联队》贴出【蒋南翔的罪恶历史】连载文章：“右倾逃跑，学生运动中的‘老机’”，“以修代资全盘苏化”，“曲膝投降，漏网的的右派”，“心怀叵测，破坏教育革命”。

大字报【大胆平黑，大胆使用】说：对干部使用的关键在于“平黑”，在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给他们的“黑帮”帽子，还革命干部的本来面目。“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许多革命干部在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残酷打击和折磨，比一些小将还要严重得多。但他们经受住了这次严峻考验，在种种残酷的打击压制下，坚持革命，表现了对毛主席的忠心耿耿，对党的一片赤诚。”


8月30日

中央发布【关于要深入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的通知】。

414召开干部座谈会。沈如槐在会上说，现在在校内主要是形“左”实右，谭浩强不能领导全校，吕应中要作为解放干部的典型。王遵华说：“【必胜】的某些观点是可取的，”

414派出大批人到左家庄劝说外地来京上访人员回本地闹革命，团派到东大桥企图利用外地造反派，结果关系搞得很僵。

校内贴出大字报：【陈楚三之流不要步唐伟的后尘】，文中说：414的头面人物陈楚三等在去东北前就扬言：“我闭着眼睛，堵着耳朵也要支持《山上派》”。……要求414就此立即表态，立即把陈楚三之流召回学校！


8月31日

今日发生武斗，414方面讲：昆明《八.二三》在云南绑架了首都红代会《西南调查组》的负责人高仰义。414总部《对外作战部》为了营救高仰义，在下午扣留了在我校串联的《八.二三》负责人之一，以便换回高仰义。后团保卫组一些人将414总部的三名战士绑架，且进行殴打，其中之一绑进中央主楼。414为了抢回被绑架的战士，即包围了主楼，上去搜查。团广播台即行煽动和挑拨。此时外地串联学生住在主楼，带有棍棒和刀匕首之类，将手无寸铁的414战士数名刺伤。团广播台说414带有长矛大刀，实为无稽之谈。

晚上，团派和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抄了《光明日报》穆欣的家，说抄出“大量关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的黑材料”。


9月1日

下午，北京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出席并讲话。江青同志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批判了“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这个和中央估计完全相反的论调。讲先进的北京就是要搞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制止武斗。批评一些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委会。“516”是反革命组织。

下午，团总部召开形势讨论大会，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鲍长康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除介绍了赵易亚的揪出过程外，还说：“主席最近说，现在正象当时辛亥革命时代。大家知道1911年是谁窃取了这胜利果实？是袁世凯。是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把孙中山推出去，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在窃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呢？……谭厚兰等被抄家，搜出了她整一大迭总理的材料，……在师大军训的解放军撤走了。”

会上，团《作战部》公布师大谭厚兰的材料以及抄穆欣家的情况，还介绍了三军的情况，大骂地院《东方红》。会上王良生说：北师大完了！414不要过四小时就要瓦解！

团派有贴出揭露林杰的大字报。414有人说：团派打倒林杰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汲鹏说：林杰打不倒，要打倒的话我给你磕头。

矿院《东方红》、石油《大庆》、北航等贴出【打倒林杰，打倒穆欣！】的标语。

北师大谭厚兰说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这时校内比较混乱、紧张。

团广播台放大会录音，半截停了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是蒯大富晚上从市革委会听首长讲话回来，知道搞错了，不符合首长精神才叫停下来的。广播一停，团总部就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下午，414开大会，介绍主楼“8.31”武斗事件经过。

晚上，41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住我校的全国各地造反派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干联站》在我校动农系开会。据说原来准备审定斗争宋硕、吴子牧的发言稿后因形势突变，改成交换动态会。


9月2日

《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拥军的模范】。

上午，蒯大富向团派传达九月一日下午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关锋、王力此时已被中央揪出，没有出来参加接见）。

中央首长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中央首长特别指出，有些人错误地估计形势，受坏人煽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矛头对准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对准人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自毁长城，这是极端错误的。谁违背毛主席就不会胜利，等待他们的是垮台。

会前，团广播台又放了经过大量删改的、重新洗制的鲍长康“9.1”下午的发言。全天播【打倒谭厚兰】的稿件。

肖力等8月23日的大字报【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传入我校。其中阐述关于干部问题上要求三划一站，反对包庇纵容干部的错误，重用犯严重错误并未做到三划一站的干部等观点，与兵团总部完全相同。

老团说：黑《干联站》在清华继续开会，因为王关林的倒台，不少人不知所惜。《干联站》中414联络员黄美来讲：“我们要把日记本都烧掉，我今后洗手不干了，准备当逍遥派。”据黄美来交待，有不少《红旗》记者参加《干联站》活动。林杰派到清华来的《红旗》杂志记者张XX曾向黄美来了解五个方面情况：⑴ 干部使用情况；⑵ 井冈山人在干部问题上的主要大字报；⑶ 414跟井冈山人在干部问题上争论观点；⑷ 414干部被攻击的主要例子；⑸ 干部所写大批判大字报内容。《红旗》某些人和《黑干站》联系如此热火？林杰之流的黑干站究竟是什么关系？吕应中、谭浩强、黄美来之流必须老实交待！

晚上，414总部召开全体大会，会上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传达了“9.1”中央首长的讲话。

414《三.七战团》针对当时形势发表声明，大意是我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保任何人。

团总部公布了【拥军公约】。


9月3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文章，报道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了战斗号令。（报道中中央文革成员的提法与过去不同，是说组长，付组长参加了会议，未提组员。群众中开始公开传递关锋、王力被揪出来的消息）

《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长城】。

我校许多同学到师大了解情况。天派一些学校到师大闹事，支持《造反兵团》，师大形势紧张。

414总部又发出紧急招回外地联络站和人员的通令，并发表【拥军公约（草案）】。

414《驻南京联络站》反对《好派》中一小撮人大抓“军内一小撮”，大反许世友和大搞打、砸、抢行为。《好派》在清华团派一小撮人的支持下绑架，殴打414《驻宁联络站》的4人。

团派在南京大反许世友，大抓“军内一小撮”，拉《好派》，打《屁派》。

罗征启贴出：【刘少奇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铁证如山——评八大政治报告】。


9月4日

《新华社》发出报导：“首都、上海等地军民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庄严誓言：最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414广播台》广播了陈楚三等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支持《山上派》，保卫东北新曙光的大字报。前几天，团广播台大骂陈楚三“去东北后就伙同《捍联总》残酷镇压哈市《炮轰派》”叫“陈楚三之流不要步唐伟的后尘”。

校内，关、王、林问题成了大家注意和议论中心。

批判文章有：【彻底批判刘少奇的[时局问题的报告]】、【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刘少奇的阶级熄灭论与蒋南翔的团结100%】。团派统计：大批判文章兵团71张，414的33张。

晚上，团派开【热烈欢送外地来京上访战友大会】。


9月5日

《人民日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人民日报》等报导【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令，狠抓革命大批判】。

江青、康生同志第五次接见安徽代表，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发表“9.5通令”，即【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414总部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动员誓师大会。会上，414总部表扬了在大批判中表现优良的23个战斗组和战斗集体。说他们克服了各种干扰，战胜了种种困难，怀着对刘、邓的深仇大恨，写出了一篇篇高质量的大字报。大会号召全体414战士向他们学习，急起直追，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会后414广大战士闻风而动，积极行动起来，大批判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涌起出来，全校70多篇大批判大字报中，414写的有45篇。

上午，团派召开形势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江青同志“9.1讲话”。蒯大富、鲍长康发言，首先对受王关林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思潮影响所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就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拥军爱民。转折意味着更加严重的任务落在我们肩上……。最后表示了决心：对毛主席指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乘胜前进——革命小将誓做大批判的先锋，井冈山人永当拥军模范”。《井冈山》报发表社论：【不能自毁长城】。揪了《解放军报》赵易亚、《光明日报》穆欣。还发表了【林杰，革命人民对你的审判开始了】文章。文中讲：就是这个林杰，公开策划清华414大反清华《井冈山》和蒯大富，为了整垮左派，不惜为反革命分子王光美提供炮弹。

晚上，团总部召开【横刀跃马，大战红九月誓师大会】，提出全面转入大批判。大会总结了前阶段打徐向前、肖华、穆欣、林杰、关王潘吴等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斗争历程。表扬了《924特支》、《八五支队》、《红一连》、《200#后勤组》、《无线电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先进集体。

团总部发出【关于外出串联师生员工立即召会的第二次决议】。

414召开【捍卫毛主席战略部署大会】，沈如槐、汲鹏发言：“林杰是林杰，414是414。”还说过去我们手伸得太长，现在要收回来。

414《东方炬》贴出：【干部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宗派主义必须搞臭——从谭浩强——罗征启——到吕应中】。文中说：谭浩强是我校最早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早在去年11月底，他和其他同志合写了【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等高质量大字报，在大批判中立新功。但不几天，谭浩强坚持原则，反对团《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等教师、干部组织的战斗组，而闯下大祸，……于是在谭浩强是“三结合、革命干部”余音未绝，从早晨的“革命好干部”，晚上就变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罗征启也是一个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立了新功的革命干部，在表示支持414前好端端的，一、二月份曾受托于团总部编集列宁“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语录（载二月二十五日《井冈山》报第十七期）。五月三日由一个人的一封信，一夜间成了“地地道道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吕应中，团派完全沿袭了工作组的一套做法，他们用电话监视监视吕的行动，迄今不让吕应中同志进入生产区，把吕要求抓生产的革命行动上纲为“夺权”。在吕表态同情支持414的时候，便杀一敬百，乞怜与武斗……。


9月6日

《解放军报》社论：【揭发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同时发表桃园四清的调查报告：【假四清，真复辟】

晚，414《二七战团》召开【批判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大会】。

锦州市《在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糟”字派）在清华园隆重举行了【追悼‘八.一八’殉难烈士大会】，痛悼壮烈牺牲战友。

团派《前哨》广播台最新连续几天骂414中的坏头头，扬言要将他们揪出。

林杰被揪出来了！师大很热闹。师大《井冈山》樊立耀，黄家林等人贴出【严正声明】，说要摧毁师大《井冈山》这个“5.16反党集团的重要据点”。


9月7日

首都及外地来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百多单位一万多人，在北师大举行【打倒林杰，彻底摧毁反动组织〈5.16〉兵团，庆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大会。清晨，我校团派全部出动，由蒯大富，鲍长康亲自带领到师大参加大会，凌瑞骥、滕藤也参加了该大会。鲍长康在大会上发言，表示不捣毁“林家舖子”，不揪出《5.16》的黑后台，“我们死不瞑目”。“谭厚兰何去何从我们试目以待”。

“北师大事件”发生：《造反兵团》揪斗谭厚兰，斗谭大会结束时，樊立耀宣布师大革委员会已被推翻，成立《专政委员会》。

最近几天，团派利用王、关、林反党集团的问题，在校外攻击师大《井冈山》，颠覆师大革委会，如团派的大字报【谭厚皮是什么东西】、【支持师大真正的革命派（指师大造反兵团）！】、【从师大运动透视林杰】、【谭厚皮靠边站！】、【厚脸就是老机！】等。在校内，团广播台连续广播师大情况：“谭厚兰被斗！”，“坚决支持师大造反兵团！”。对414施加高压，喊“414反戈一击”。

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半，414开战斗组长会，介绍“师大事件”，讨论了当前形势，对所谓“414有后台”的问题作了澄清。

下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晚上，李钟奇同志亲临师大传达总理、中央文革的命令，支持师大革委会。晚，市革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五项决议和通告，支持师大革委会和谭厚兰。对《专政委员会》的头头樊立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解散非法的《专政委员会》。

晚上，兵团部分战士参加了在人大由《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等500多单位发起的【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暴动四十周年】大会。这大会由总理亲自批准的。

晚上，《中央台》广播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414战士欢欣鼓舞，团派也开会庆祝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团总部委员马小庄在会上讲话说：“姚文元的文章说出了我们八个月来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


9月8日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公开点名陶铸，毛主席对此文的批示：“琢磨、准确、尖锐”。

上午，414总部召开【热烈欢呼姚文元文章发表大会】。下午，一千余名414战士步行进城大游行，大宣传，庆祝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誓与反革命《5.16兵团》血战到底！

团派破坏414广播台线路，414广播台提出抗议。

近日，大街上出现了有关王力、关锋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办事组今日打电话指示外交学院：昨天有这方面的大字报都覆盖了，这些大字报不要上街，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校内可否贴，这个精神由你们自己去领会吧！

《井冈山》报大量文章：【林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举出【林杰罪行点滴】：揪军内一小撮；反李先念李富春以达反总理；占陈伯达同志办公室，偷看伯达同志档案；分裂革命派队伍，安插亲信，以记者身份，拉一派打一派；去年“12.25”行动时说刘少奇是内部矛盾，不能打倒；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居心何在？】


9月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天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江青同志“9.5”讲话。

团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盛大拥军爱民大会，海直、空直、高校红联等29个单位解放军参加。“井冈山人永远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井冈山人高呼：“坚决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解放军同志高呼：“坚决支持井冈山！”。下午解放军分别和各系师生座谈。晚上，在主楼前举行联欢晚会，李钟奇副司令员参加。

在此前，四一四总部方面曾多次要求两总部联合拥军，团派不予理睬。

团派有人贴出大字报，为【罪责难逃】翻案，继续炮打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红旗》杂志调查员评论员文章【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调查报告】。

414发表【8.31惨案调查报告】。


9月10日

在外地串联的大部分总部委员和同学回校。回校后经过学习江青同志“9.1讲话”，逐渐认识到揪军内一小撮和第三次串联是错误帮了倒忙。决心努力学习中央精神，坚决参加文化大革命，将功补过。

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台》三次广播江青同志“9.5讲话”实况录音。

最近中央首长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姚文元的主要文章【评陶铸两本书】。说这是经毛主席批示，由中央文革反复讨论决定的重要文章。它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布署，要好好学习。


9月11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的社论【评极“左”思潮】。

上午兵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了斗争彭真、陆定一、林枫、刘仁、杨秀峰、蒋南翔准备大会，宣读兵团总部的动员令，决心打好关头第一仗。

414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姚文元文章，继续开展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批判，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摧垮反革命组织《5.16兵团》。

团和414两派联合后的《常州联络站》，参与策划当地造反派组织《主力军》9.11大武斗。这场大武斗持续了7天，两派群众70多人死亡，百余人负伤。武斗中，炸毁了奔牛铁桥，致使京沪铁路停运达12天之久。


9月12日

晚上414召开批判陶铸大会，揭发批判陶铸的反革命罪行。团派说：会上发言矛头还是指向井冈山。迫于形势，深如槐不得不作了414极左错误的三点检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外出串联；对大联合不积极。

414《伟大长城》战团贴出【林杰与极‘左’思潮】,《向党负责》贴出【414被利用了吗？】大字报。

414总部发出关于联合斗蒋的倡议。

《井冈山》报和解放军沈字413、437部队《红战报》，锦州《追穷寇》报等联合出版专辑。


9月13日

中午，团总部发出【关于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呼吁】，呼吁414和团联合起来，共同开好斗彭陆刘等大会。总部派马小庄、老韩同414协商。而414总部发表了【关于两总部联合召开拥军爱民大会的倡议】，派龙连坤到团总部去谈判，未成功。最后双方只达成：⑴ 9.14团派斗争大会414支持但不参加；⑵ 9.15的414拥军活动，井冈山人支持但不参加；⑶ 国庆活动双方都不打派旗，只打校旗。

414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对过去提“以我为主”作了自我批评。

大字报区围绕极“左”思潮、林杰问题进行争论。414头头没人揭发林杰。

五七《第三上甘岭》贴出【清华两派与黑手】，指出414分裂是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也指出兵团内部有无政府主义。不会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624战团》说：414是极“左”思潮的典型。

《斗蒋兵团》揭发蒋刘高胡何艾在66年10月到67年3月仍在活动。

东方红战团《第五独支队》贴出【团派思潮必败】。


9月14日

在主楼广场，《井冈山》兵团和北航《红旗》、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矿院《东方红》等联合批斗彭真、林枫、陆定一、刘仁、蒋南翔、杨秀峰等，我校黑帮刘冰、高沂、胡健、艾知生等陪斗。除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还有清华附中《井冈山》、女一中《红旗》、高教部《北京公社》、河南《二七公社》、武汉《钢二司》等一百一十多个单位两万人多人参加。

蒯大富发言：【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中午，周泉樱以“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贴出大字报：【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大字报上的批语有：“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他们分析得有道理。”

团派动态报《学习资料》149期（今日版）刊登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图，图中标出各省部队番号，414认为泄露了国防机密。

414总部召开全体大会，讨论拥军活动及下步工作。

414《井冈山报》登《伟大长城战团》文章：【林杰和极左思潮】。批判林杰和易振亚之流利用宣传机构“在连续六篇社论内十几次提出反动口号，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恶毒。……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全国有许多地方发生激烈地冲军区、抢枪支、抢军火……，革命队伍中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严重的同志，……他们‘跃马扬鞭’，杀奔全国各大军区‘夺军权’、‘立新功去了’”。

团派说：王关林操纵的黑《干联站》今天下午在北工大召开紧急会议。


9月15日

《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文中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从此以后，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九月联合风暴。

今天是414总部拥军日。全校张灯结彩，一片欢乐气氛。下午5：00《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陆续进校，414战士夹道欢迎。晚上在西大饭厅举行【拥军爱民大会】。到会四、五千人，盛况空前。会上三军代表和414总部负责人沈如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414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了精彩的演出。大会十分隆重，群众情绪高涨，气氛十分热烈，充分表达了井冈山414战士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和誓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共同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坚强决心。

《井冈山报》登【北京的大联合必然以三军为核心】、【永做拥军的模范】和《水工联队》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成长】等系列文章。

414总部干部龙连坤等4人发表与团派干部座谈大联合问题的【邀请书】。


9月16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九月十四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

团《井冈山》报第八十四期针对《文汇报》社论【评极左思潮】一文，发表社论【评什么极‘左’思潮】，攻击《文汇报》。说：“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完全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总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肯定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同时，十分耐心地把这些过火行动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不是像某些机会主义者那样，指手划脚，这也指责，那也谩骂。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是区分马列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那些别出心裁地提出什么极‘左’思潮来‘批判’的人，其实质就是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偷换成所谓思潮之争；把反革命阴谋小集团的反动性轻描淡写地说成什么极‘左’思潮；同时又达到打击革命左派的无耻目的。

晚，中央首长周总理、伯达、康老、江青等同志接见《天派》所属各组织负责人，江青同志严厉批评了团《井冈山》报【评什么极‘左’思潮】社论。江青同志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我的。”

据说此会上康生是“逐字逐句地”批判的，而且，整个晚上的接见，为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次谈话，一直没有书面稿，蒯大富回来也没有全文传达,下面是摘要：

江青同志传达了主席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首长对我们进行了严肃、诚恳而又亲切的批评：⑴ 指出我们毛泽动思想学得不好，还未斗批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摇摆性大。说“内”战就是“私”战，我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很多；⑵ 不听中央话，听信谣言，错误估计形势，还要影响全国。清华出去五千人，去揪军内一小撮；⑶ 指出不要搞特务手段、秘密活动，不要到处伸手，要从天上下来等等。并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了就要用。……要认真学习江青“9.5”讲话的三点精神，永远不要失掉航向。首长语重心长的批评使我们惭愧，下决心要听中央文革的话，誓作中央文革铁拳头。

《井冈山》报和《光明日报》革命造反总部的《光明战报》合刊，发表了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纪要【谈京剧革命】。发表了五月份李华岚从杨子江畔寄给《光明日报》的一篇歌颂江青同志的文章：【献给劈荆斩棘的人】。称赞江青同志“跟最高统帅跟得紧，所以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是文化革命的‘英勇的号手’、‘开路的先锋’、‘流动的哨兵’”。这篇文被穆欣压住没发。

合刊中有文章：【穆欣勾结林默涵扼杀京剧革命罪责难逃——大毒草“［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出笼的前前后后】

两派成立《国庆联合指挥队》，由孙怒涛、马小庄等人组成。


9月17日

团《井冈山》报在中央首长批评后，做自我检查，承认错误。

晚七点左右，414《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周泉缨、杨忌非二人贴出大字报：【炮打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把矛头指向伯达。说这篇文章在这时再版“抹煞群众的阶级性，……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必要性……用‘民众政权’口号来纂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此时（1967.6）此地发表的要害是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引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妄图利用人民的动力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一举扼杀文化大革命！篡夺其成果！”

团总部当即发表号召书：“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对伯达同志，我们就打倒谁！”撕去周、杨大字报。团保卫组派人捉拿周泉缨，但未捉住。

414总部开紧急会议，周泉缨参加了还大放厥词。414总部摄于群众压力，当晚11:45发表【声明】，对周泉缨要实现专政。

晚，中央首长接见《地派》所属组织负责人。414去了九人。会上，江青同志说：“周泉缨是个小丑”，“欺负老实人，欺负到到中央头上”。首长要414严肃处理周泉缨问题。江青同志说，对周“不要抓”，要“教育”。谢富治同志说：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9月18日

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上海，最迅速、最坚决地按照主席最新指示“在个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办事，短短几天内，全市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革命个人组织基本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晚七时，兵团总部召开特别紧急会，会上作出了【关于承认四一四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重要决议】。

沈如槐回校后对昨日414总部【声明】不同意，说“周泉缨不是反革命。”“周泉缨是不是反革命未定，对他的大字报要不要批，要请示中央。”

团派说414总部委员陈楚三将周泉缨窝藏起来了。

团派、414、《五七串联会》许多战斗组发表声明、写大字报，“陈伯达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624战团《浪淘沙》、《东风烈》贴出【究竟是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07《痛击逆流》：【周泉缨之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偶然的吗？】；414《满天红》贴出【沈如槐必须悬崖勒马】；《三七战团》评论员贴出：【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评周泉缨的堕落】。

周泉缨贴出他的检查。

晚上，414总部召开了【批判周泉缨反动思潮大会】。团派总部任传仲和《624战团》部分人冲击会场。《624战团》和《革战团》以抓周泉缨为名，冲击414总部所在地动农系馆，双方引起冲突，后卫戍区来电话调解，要团派撤出动农系馆。据传，团派这次行动是《红教工》的头头陶德坚指挥的。

下午，团总部隆重举行刘庆、羌于正两位烈士追悼大会。

《井冈山》兵团总政治部决定：李磊落、刘庆、羌于正三烈士是我兵团优秀的红卫兵战士……。根据三位烈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三位烈士生前入党要求及革命群众的反映，兵团政治部决定，建议党组织恢复后追认三位烈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悼念羌于正烈士】文中讲：8月28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大刀，乌黑黑抢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整夜喷吐硫酸的水龙……。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你冲杀在第一线，你向我们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在焰火弥漫的深夜，在被困的四楼阳台上，你和战友们一起遥望北京城，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起毛主席。”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安得倚天抽宝剑，崭尽……】，《倚天剑》战斗组写刘庆：在他身上，看不到畏畏缩缩小资产阶级的软弱，看不到“委曲求全”等资产阶级的“修养”，看不到他为个人利益奔波的利己主义庸风恶习。“他是敢打敢冲的闯将，……他的血洒在鞍山的街头，他的尸骨埋在长白山下。”

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在【拥军的模范，支左的模范】中讲：刘庆和《赴鞍纵队》曾和驻军队谈了七、八次，把我们了解情况统统讲了出来。八月十三日，中央对鞍山表态前一星期，刘庆起草对鞍山局势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鞍钢《捍卫队》。这声明对鞍山驻军和支左的《三一七四部队》给予极高的评价，给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动理论当头一棒。“鞍山革命派为了纪念他、学习他，完成他未完成事业，召开了有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

414《干部办公室》出了一份【大字报选编】，“为了使大家了解414在干部问题上的观点，选编了两派在干部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供大家参考”。选编前言中说：“在干部上的分歧，追其根源，最根本的是对十七年来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十七年来，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线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那种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要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另开始建党’等论调都是十分错误的……。”

前言中叙述了清华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干部问题上分歧从66年10月就存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后，掀起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高潮。不少小将认为工作组对干部政策不符合“二十三条”，不符合毛的干部政策。在《揪要害》、《毛泽东思想小组》等大量大字报冲击下，一大批党员、干部组织的战斗小组杀出来了。……与《红教联》为代表的“清华党是法西斯党，是黑党，全烂了”、“基层干部和党员是刘邓路线社会基础”、“基层干部是活老虎”等观点展开辩论。66年12月刮反中央文革黑风，《红教联》把《揪要害》等战斗组打成为蒋南翔翻案的复辟逆流，“上揪下扫”，有些战斗组被解散……。这次冲击结果是一部分基层干部冲破束缚，拿起四大武器，投身到文革中来。

第二阶段：67年《红旗》第三期社论发表后，《毛泽东思想小组》写了五篇“论清华干部问题”；《红旗》第四期社论后，干部纷纷亮相并参加学生《井冈山》红卫兵的整风。反对者称他们为“干部堆”，要解散。《二办》解散《二万五千里》、《韶山评论》等战斗组……。革命小将分化，414成立，两派观点更对立，更激烈……。这次全校广大基层干部和部分中层干部得到解放。

第三阶段：67年6月以后，首都各报及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关于干部问题社论和评论。……414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到成立414总部，提出解放中上层干部。抓了两个典型：罗征启、吕应中……，遭到反对。试化厂就游斗了吕应中，说“如果吕应中不是四类，那我厂一年的文汇革命不是白搞了？”……。这一阶段中上层干部逐步站出来了，有些干部参加了两派的各级机构工作……。


9月19日

团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承认414总部是合法的。团派102个战斗组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总部决议，并要求与414联合批判周泉缨。

下午，两派在西大操场召开国庆活动誓师大会，各系各班两派同志一起排队入场，这是自414分裂以来第一次联合局面。

晚，蒯大富、孙怒涛传达了下午中央首长接见《四代会》时的讲话主要精神：⑴ 强调革命的大联合，并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的最大利益，全国的的最大利益，全党的最大利益”；⑵ 不许动摇、分裂、造谣、伤害无产阶级司令部。

414《东方红战团》贴出【关于周泉缨大字报的声明】，文中骂刘泉、《捉鬼队》、《624战团》要搞垮414.

三七战团《第一创新》《第一暴风雨》贴出【粉碎414内部的一股极右思潮】，指出“一股极右思力正潜伏在内部，在总部中有很大市场。这从【炮打】出笼后414某些头头言不由衷的谈吐和令人奇怪的动作中可得到证明。”

晚9点，井冈山、前哨联合广播：⑴ 兵团总部【关于承认414总部，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的决议】；⑵《井冈评论》等102个战斗组声明支持总部重要决议，指出林杰反党集团的揪出扫除了我校大联合的障碍；⑶ 韩银山、张修身等革命干部给414干部的一封公开信；⑷ 关于联合整风领导小组的建议；⑸关于“共同批斗反革命分子周泉缨的紧急呼吁”，定于明早8：30在明斋协商；⑹《井冈山》报编辑部对84期社论作第二次自我批评。


9月20日

团《井冈山》报就16日文章【评什么极‘左’思潮？！】作了检查，说是由于“头脑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在感情上产生对立情绪”。该期还登了9月5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江青同志的的讲话。

414的《井冈山报》则评团的《井冈山》报的【评什么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恶性发作”。还登了《韶山评论》的【赤胆衷心数十载，紧跟统帅干革命——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无限信赖您！】和三七战团《特别纵队》的【向无产阶级杰出理论家陈伯达同志致敬！】

马小庄在明斋等候一上午，414没来人。团广播【关于重播［联合起来共同批斗反革命分子周泉缨的紧急呼吁］的说明】，再约下午协商。414回答“没有时间，也没有人。”

晚，团总部核心组给414核心组发出一封【公开信】，邀请明早一起学毛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414总部连夜开会，通知团总部明早在动农系馆等候。

晚，团总部还给414总部发出紧急倡议：建议9月21日两总部联合召开【坚决贯彻最新最高指示，鼓干劲，反保守，以只争朝夕精神尽快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未见答复。

任传仲贴出大字报，对“9.18”冲414大会事件作检查。

414《三七战团》发表声明，说414是一个整体，《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是并肩战斗的战友，目前有人想分裂414，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晚，召开全校大会，传达总理关于国庆节的指示。


9月21日

《人民日报》报导，首都工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实现大联合迎接国庆。

《文汇报》发表社论【巩固大联合，夺取新胜利】。

上午10时，我校两派“削平山头，打倒私字”，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全市大联合形势的鞭策下，在热烈气氛中共同学习毛选,各自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并签署了联合协议，发表【总勤务站公告001号】：⑴ 立即取消两总部，成立总勤务站；⑵ 总勤务站由33名勤务员组成，推13名为核心组；⑶ 晚7：30开总勤务站成立大会；⑷ 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蒯大富和沈如槐在协议上签字。

喜讯传遍全校，学生、工人、教师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游行、报喜队伍到处皆是。《革战团》排着队，敲锣打鼓到新水去找《二七战团》商量联合的问题，当即决定全校工人联合起来。两派工人游行欢庆，并到动农系馆（两派负责人一起学毛选地点）报喜。

下午。蒯大富、沈如槐去参加《红代会》召开的会议，蒯大富向大会报告了清华大联合的喜讯，全场都非常高兴。

傅崇碧给清华大联合提词：“祝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的大联合。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组织上，思想上，发展和巩固大联合，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努力。”

谢副总理给清华提词：“祝贺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的革命大联合。希望你们要巩固这一联合。革命大联合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晚，两总部在主楼前广场召开全校大会，热烈欢庆我校大联合的初步实现。它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两派的大联合的实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九月联合风暴的重大成果。北航《红旗》等兄弟院校也参加大会。蒯大富讲：“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大联合”。地院《东方红》王大宾讲：“‘天’、‘地’派联合起来！”。

会前沈如槐坚持要将《总勤务站》改成《联合总部》，团同意考虑。

因在更名问题上发生纠纷，会后，团派《前哨台》攻击414撕毁协议，把沈如槐说成“蒋介石”。团派九十个战斗组发表声明。

团派机械系《险峰》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称【浅谈】）。该文在团11期《井岗山》杂志和11月份《井冈山》报上发表，流传甚广，颇为团派成员所赞赏。414则说这篇文章成为团在教育革命中继续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的理论基础。


9月22日

上午，团派贴出许多大标语，骂沈如槐是破坏协议的蒋介石，挑起事端，破坏初步取得的大联合成果。414中也有指责，或支持沈如槐的大字报。

外语教研组21日两派联合，今日又坐在一起共同学习毛著和红旗十四期社论。

校内外不断传出大联合的喜讯。

414在大礼堂召开战斗组长会，对团派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会上沈如槐、孙怒涛发言，要求414战士以大局为重，维护革命大联合，沈如槐作了一检查。


9月23日

团《井岗山》报社论：【爱护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向全校呼吁：团结要是真团结！

团广播台播送【关于宣传机构联合的倡议】，414台表示赞同，414广播台与团《前哨》台共学毛选。

中午。团广播了蒯鲍等【关于纪念<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一周年，开展9.24革命大联合谈心和革命大联合周的倡议】。

又广播了井冈山兵团战士蒯、鲍、刘、韩、任、马、陈育延【给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头头派性太重，对414某些人单方面撕毁协议感到无能为力，两天内没能在大联合上迈出一步，决定明天召开介绍情况大会，以便“向群众求援”。保证：⑴ 对全校开放；⑵ 不带派性；⑶多做自我批评。请四一四参加。414总部发表声明，认为这样易煽动派性，不利于大联合，表示不参加大会。

团派、414派双方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及谭厚兰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以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双方初步达成协议，确定核心组成员比例为团总部7人，414总部6人，下层各组织机构按对等原则双方在协商原则下实现联合。但团派又提出要团派9人，414派4人组成核心组，414总部代表十分气愤，退出会场。


9月24日

今日，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登庆祝国庆十八周年的口号单，共二十七条。

周总理在接见财贸口系统代表时说：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要对等。

上午，聂元梓、韩爱晶、王大宾来我校，参加两派协商，发表了【勤务站002号公告】，内容：⑴ 核心组成员团派：414=7：6，总部委员团派：414=17：16人；⑵ 改名为《联合总部》。晚上又协商达成《联合总部》第三、第四号公告。主要内容：⑴ 承认414是革命群众组织，双方都对文革做巨大贡献，双方都有错误；⑵ 总部个机构联合基本对等；⑶ 核心组正组长蒯大富，副组长沈如槐，蒯不在有沈主持。

蒯大富签了字，并保证有效。但此后三、四号公告（有关核心组正副组长等）一直未发表，并最后被破坏。

教务处两派在一起座谈，表示要向前看，不记私仇。

科学处两派进行初步接触，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有“宽阔的胸怀”。

《前哨》台庆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不忘攻击414。最后不指名地说蒯大富“强调没有派性，结果把党性也丢掉了。”

周泉缨贴出【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大字报。检查自己与“9.17”反革命大字报的所谓思想过程。有人认为他假检讨真反扑，重申自己的观点，进一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东方红战团》及周泉缨所在的《云水怒》战斗组发表声明，要求卫戍区逮捕周泉缨。当晚，蒯大富告诉414的负责人，谢副总理说要按江青同志指示教育周泉缨，不同意抓。


9月25日

各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东方红战团》最先贴出大批标语，热烈欢呼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前哨台》著文攻击“对等原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调和折衷的表现，并攻击蒯大富。团派《824特支10支队》贴出大字报【清华井冈山决不是蒯大富一个人的山】，攻击蒯大富在联合问题上的“右倾”。

下午，西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作国庆游行动员。

周泉缨于凌晨贴出大字报【狂欢、狂跳，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纳入毛主席的轨道】，著名是《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周泉缨》。


9月26日

《文汇报》刊载毛主席视察上海时发表的极其重要的指示。

全校三千人夹道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同志到我校。


9月27日

毛主席接见在京军队干部，各报均以头版头条套红大标题刊登该报导。

《文汇报》发表编辑部重要文章【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

全校近二千师生去宾馆附近夹道欢迎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

全校准备国庆迎宾工作。

井冈山兵团有15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深入工农兵，到部队营房和山区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深收欢迎。


9月28日

有大字报转抄关于毛主席视察湖南时所作重要指示。

《二万五千里》和《刺刀见红》文章【极左思潮的特点及其根源】中分析：极左思潮的三个特点往往是“顽固不愿地（说他不能也许更确切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的估计”；极“左”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是“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刚果（布）努马扎莱总理在李先念付总理陪同下来清华园，受到热烈欢迎。客人们在主楼座谈并观看了井冈山宣传队演出，参观电测实验室，浏览了大字报区，最后在主席像前合影留念。


9月29日

全校一千人前去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的贵宾。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第二批镇压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布告】。

晚上广播了国庆节清华园狂欢活动的初步计划。


9月30日

国庆游行队伍进行预演。

下午全校大扫除。

周泉缨、杨忌非又联名贴出：【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勇猛前进】


10月1日

举国上下欢庆国庆十八周年。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满面红光，迈着雄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付统帅林彪同志发表重要国庆讲话，发出新的战斗号令，要求我们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高举“斗私批修”大旗，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联合总部》组织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参加国庆大游行，晚上在清华园举办焰火晚会。


10月2日

国庆节放假。

谢副总理在百货大楼接见革命群众代表时说：要大胆解放干部，大胆使用干部。


10月3日

团派中的原来较“左”的（以刘才堂、陈继芳、崔兆喜等为首）成立《斗私批修联络站》，并发表【001号通告】。说要召开【斗私批修】大会。宣言认为“清华两派的联合是缺乏基础的。”

群众反映：《斗私批修联络站》实为要斗414的“修”批蒯大富的“私”，企图破坏我校初步实现的大联合。而团派中人认为：清华井冈山《斗私批修联络站》宣告成立，“她一诞生就以巨大的生命力和革命性迅速推动了清华文化革命的前进”。


10月4日

团派624战团《叛逆者》贴出大字报【大联合要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认为清华大联合没有基础，指责蒯大富“私”字当头、丧失原则。

五七串联会《第三上甘岭》贴出一批大字报，严肃批评《斗私批修联络站》搞分裂。

【一个逍遥派贴出的自白】中说：

我姓消，名遥派，整天“学习”、“锻炼”轻松又愉快。

谁说我不参加大批判？《红楼梦》《西游记》，古今中外，大本大本来。

批判文章嘛，都在我脑海。

谁说我不参加运动？游泳池中学游泳，那管风吹日晒，

不多久就能横渡，看！进步多快。

谁说我不参加斗争！“线路斗争”我拼命把力气卖，

废寝忘食、昼夜挑战转眼就是八礼拜！

管你天派地派，我，嘿嘿，都不干预，从不拉一派打一派。

你们打内战，哼，“私”字作怪，

我，“革命小将”，大方向一点也不歪。

晚，伯达同志对新华社指示：王力的问题不要贴大字报。

《斗私批修联络站》发表【开展整风运动的紧急倡议】。


10月5日

上午《斗私批修联络站》在礼堂召开【放手发动群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誓师大会】。刘才堂、陈继芳等先后发言，强调大联合中的群众地位，必须真正动员群众，让群众关心大联合，真正让群众说话……，而不是个别头头说了算。

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一次形势讨论会，就“斗私批修”问题进行了讨论。蒯大富、沈如槐、陈育延等作了发言。除团派《革战团》代表外，其他发言着都表示对大联合要补台，不要拆台。蒯大富发言，肯定了九月联合，同时坚决支持《斗私批修联络站》的诞生。《革战团》发言中对414进行了攻击。当414《东方红》战团代表发言时，《624战团》不少人退场。

部分战斗组找周泉缨来审问，周态度及其恶劣：“我不是小丑，我是革命小将。”

蒯大富要求傅崇碧同志逮捕周泉缨，傅崇碧讲：周泉缨要有资料你们自己扭送。

《斗私批修联络站》在【两种联合观】文章中批判“联合就是一切”，批判“无条件联合”、“旧账不再算，伤疤不再揭，责任不再算，共同朝前看”、“十一前成立革委会”的思想。

《大批判联络站》的一篇批蒋南翔的文章【培养谁的接班人？！】中说：修正主义惯用手法，是用折中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而蒋一方面“政治挂帅”，紧跟着就是“教学为主”；一方面提“重业务轻政治不对”，紧跟就是“重政治轻业务”也不对；一方面提“要挑政治担子”，紧跟就是“也要挑业务担子”。并比喻为“两个肩膀挑担子”。

文章批判蒋南翔竭力反对劳动化，“劳动了就一定红了吗？不一定！”。攻击五八年来“劳动过多”，“影响教育质量”。六五年社教，实际上留下二分之一学生，留校搞科研，养病和补课。批判蒋南翔借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名，“把生产引入学校”，与下乡下厂对抗。文革前还在推广“在实验室里培养三大革命运动战士”的经验。在清华女生健康规划中写上“两人抬重物不得超过二十五公斤重”，是蒋被迫打着热爱劳动的旗号又千方百计抵制劳动的拙劣伎俩的大暴露。


10月6日

三秋劳动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下乡工作。

《首都三司》成立一周年，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等退出筹备会，说地派个别坏头头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影响下搞分裂。

下午，《斗私批修联络站》召开会议，提出了正确对待《联合总部》，捍卫九月大联合成果问题。同时强调特别在斗私问题上应该首先要狠斗自己的私。

414有战斗组攻击《斗私批修联络站》是“分裂主义的产物”。


10月7日

李磊落牺牲两周月。《打落水狗》战斗组召开纪念会，并贴大字报：李不仅是批修的闯将，也是斗私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公布了李磊落狠斗“私”字的日记。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论组时说：周泉缨贴我大字报，上纲那么高，这就说明，他不简单哪！


10月8日

《联合总部》成立干部学习班，在干部人选上发生争执。414坚持把吕应中、罗征启放进来，团派坚决不同意。

《斗私批修联络站》发表短评【扎扎实实办好学习班】。继后，《革战团》、机械系、水利系、冶金系等纷纷讨论和组织创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9日

为响应北京市革委会的号召，从该日起至10月19日止，全校六千多名师生在《联合总部》领导下，下乡支援三秋。

上午414总部召开战斗组长会，认为成立革委会是下一阶段运动的中心。

晚上，蒯大富在大礼堂传达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间都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还说：“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作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全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热烈欢呼，贴大标语。纷纷表决心要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最新最高指示，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10日

414的《东方红战团》一早发出关于大力学好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倡议书。

《契卡》、《一往无前》、《打落水狗》、《冲霄汉》、《611》、《风烟滚滚》等战斗组联合成立《斗私批修学习班》（后改为《向东航学习班》）

200#分部《长城》等26个战斗组发表【关于吕应中问题严重声明】。指吕应中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议某些人把吕应中以校部成员强行拉入【干部学习班】而达到保护走资派的阴谋。并要吕12时0时前必须回200号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监督。

《井冈山》杂志文章讲：我校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就是按照蒯派、八.八派、八.九派和铁杆八.九派划分的。驳“现在主要危险是彭氏线复辟”，它是恶毒攻击井冈山兵团所执行的党的阶级路线，企图由此来否定井冈山兵团，否定革命造反派。……“在全校五个系（工化、工物、土建、自控、无线电）九十二个班做了比较详细调查：加入《井冈山》兵团的工农出身人数占29.9％，剥削阶级出生的占7.5％；班核心小组（权利机构）情况工农出生的占41.5％，剥削阶级出生的占2.7％。”这一结果说明了：所谓“井冈山兵团排斥工农子弟”，所谓“井冈山兵团里出生不好的多”纯属别有用心的造谣。


10月11日

《414广播台》广播《第一湘江》、《不怕鬼》、《战地黄花》、《八八探照灯》等【关于［200#26个战斗组声明］的声明】，说吕应中问题是“解放中上层干部的关键”。


10月12日

上午，召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开学典礼】，有64名基层干部参加学习，吕应中没参加成。韩银山代表总部做动员报告，414曾想让罗征启发言，受团派抵制未成。

团《二办》与414《干部办公室》就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举办干部学习班事进行讨论。《二办》负责人章××说：“毛主席最新指示仅适用与视察过的几个地区，对清华不适用。”并认为“最新指示只是一些具体措施，不是纲领性文件”。414派驳斥。团派认为：办班“不能修养式的学习，要有同学参加”。414认为同学来多了不好办，来多了就会和干部吵起来，这是变相的斗干部。团派认为干部不能光呆在主楼学习，而要回本单位到群众里面去，也遭414反对。

《井冈山》报登文【蒋南翔的因材施教是什么货色】。批判蒋南翔“一条龙”的长学制（附中预科二年，大学六年、研究生三年），是明目张胆对抗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批判蒋的分数挂帅，说蒋说过“……八十分的学生坏不到那里去”。……以64年为例，一般学生中工农学生出身44％，剥削阶级出生10％，比例为4：1；而因材施教生中工农学生出身22％，剥削阶级出身的21％，比例是1:1。“这是那个阶级的阶级路线？！”

《井冈山报》登《红流》、《换新天》文章【反革命修正主义哲学的标本——评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罗霄红旗》、《新曙光》文章：【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和苏联的特权阶层】。


10月13日

团《斗批改战团》贴出【看北京，想清华】，提出十三个为什么： “反革命小丑林杰讲‘搞阶级斗争就是要结成死党！’……这个黑手如何伸向清华的？”，“自江青指出‘北大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之后，北大已揭出许多坏干部……，清华两条路线斗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下午，北京林学院礼堂举行【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我校《联合总部》委员参加学习班。

414《三七》、《二七》、《东方红》战团联合召开【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大会。


10月14日

谢副总理接见《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时说：“我看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思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清华已有人贴了陈伯达同志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吗？我看不行！”


10月15日

《革战团》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今天开学。《联合总部》委员出席开幕式并做了发言。大批同学参加这会议，支持全校这第一个工人自己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16日

校内各广播台一直播送《文汇报》、《北京日报》有关干部问题的社论。

兵团《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行学习讨论会。认为清华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蒋刘反党集团的成员和地下司令部的活动还不清楚，清华这样表面平静不是好现象。“两派在原则上问题上，如对蒋刘反革命集团的看法，对旧清华的估计、干部路线、阶级路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是有分歧的。”“由于没有重视思想上的大联合，没有揪出走资派，特别是坏干部谭浩强也混进了《联合总部》，这个《联合总部》是很不巩固的。”


10月17日

七千健儿从三秋战场返校，“斗私批修，思想劳动双丰收”，同学们个个意气风发，人人斗志昂扬，积极准备立即复课闹革命，投入我校斗批改。

应广大学生要求，《革战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成阶级教育“诉苦团”，到无线电、电机、土建等系进行宣传。

连日来，团派《斗私批修联络站》转抄了许多市革委会和新人大、新北大、学部揭发关、王、林、周（景方）的大字报，其中有一篇是“北地”唐成正的【我的揭发】，另一篇是【关帝庙的香火还在烧】吸引了不少人。

兵团《政治部》讨论会讨论干部问题。

教改简讯：土建系部分同学决定实行同济大学教改方案，把土建系搬到到工地去；机械系、冶金系部分师生已搬到综合机械厂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力803同学到13基地去进行实习。


10月18日

《人民日报》刊登【中央军委关于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重要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联合总部》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决议】，决定下星期开始复课。

晚，西阶梯教室召开各系分部委员会议，讨论复课闹革命问题。

上午414召开有关干部问题的战斗组长会，《干办》王学芳和《红尖兵》战团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前哨台》广播有关“关、王、林、周、潘、吴等活动”的文章。


10月19日

中央文件【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立即开学、复课、教改，并着手招生等事宜。

《井冈山》报社论：【按班系实现大联合，夺分秒复课闹革命】

《井冈山》报登署名为09《险峰》的学习扎记：【浅谈新资产阶级分子】。文中认为：在清华蒋南翔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蒋南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中主要地是起“参谋”和“执行”双重作用。……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有较高的一套办学经验，大多位居上层，或为“名流”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与发言权。但他们也有缺点：人数比较少，已经比较臭，市场不大……，相比之下，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这些缺点。他们大多数有着又红又专的外衣，一些人还有党员、干部的头衔，更善于假借党的名义来推行修正主义货色。……他们是实力派。”

下午414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陈楚三就下一阶段工作作发言，要求大家努力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干部学习班一定要办好。

《大批判联络站》登文【投降卖国的战略和策略——评刘少奇［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晚上团派《捉鬼队》把周泉缨扭送公安局。周泉缨还在叫：“我抛出《必胜》，其实不是想让同学看的，而是想传到毛主席那儿，希望毛主席了解全国的四一四思潮，做出决定，支持四一四思潮。”在此以前，414方面几次将周泉缨的材料送交公安局，要公安局逮捕周泉缨，公安局未收留。周泉缨也曾投案自首，公安局也未收留。

团派《斗私批修联络站》组织一部分团派群众去人大、北大参观学习、取“经”。（当时人大、北大等校武斗严重）

晚上《联合总部》召开第二次形势讨论会，中心议题是按班系大联合，进行复课闹革命。会上，蒯大富传达了谢富治付总理今天在革委会上作的三点指示：……学校坚决复课，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同志说要立即复课，毛主席谈过此事。……中央文革的事中央管，你们别管，特别是不能用个别人的错误压另一派，要走得过分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10月20日

清晨，团《前哨台》广播：公安局已依法逮捕周泉缨。

动农系《井冈志》战斗组发表【关于立即处理周泉缨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指周泉缨反革命是某些人策划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理论的反革命事件，是有后台有背景的。

《井冈志》还发表了【罗征启是什么货色？】，揭发罗与周的关系。

11时，团《保卫组》根据周泉缨的供词，去新水取黑材料。414打伤我兵团战士郝X，并蓄意广大事态。414方面说：团派趁多数师生外出迎宾，校内空虚时，到新水314室（630教研组所占用的房间），借口抄周泉缨的黑材料，企图抄414《干部办公室》。并将在该处活动的力603班同学李XX绑架至体育学院毒打。414总部委员宿长忠、陈楚三去甲所向团《保卫组》交涉要人，团派《保卫组》将宿长忠毒打至重伤，脑震荡，髂骨、肋骨骨折。

《前哨台》观察员发表文章【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说明10.20武斗真相】

全校多数师生去钓鱼台欢迎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团总部为干部举办了【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21日

谢副总理、戚本禹等在人大会堂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清华井冈山《红卫医院联络站》、北医《八一八》等组织。谢说陈里宁“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对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事不要再搞了，报告不做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谢副总理问清华人：你校有个《斗私批修联络站》你参加了吗？不要搞那个了嘛！要搞班系大联合。

戚本禹同志会上讲：“【414思潮必胜】要彻底批判！”

《井冈山》报呼吁：【革命干部要和旧清华决裂】。

《井冈志》揭发【周泉缨和罗XX】：为什么罗XX被革命群众游街后，当晚周泉缨的亲密战友就登门拜访，热情看望“被侮辱”、“被损害”的罗XX？大毒草【必胜】贴出前，周为什么要找罗等十几个干部座谈？为什么罗XX至今还认为【必胜】关于阶级关系、军区问题两段是正确的？……罗要老实交待！

下午，《二办》召开教育帮助李寿慈大会。

联合总部《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发表对复课闹革命的几点意见。

中午，《414广播台》广播关于20日武斗事件调查组的文章，痛骂团派《捉鬼队》挑起武斗。

《联合总部》核心组的会上，沈如槐公开声称“周泉缨不是反革命”。


10月22日

晚上414召开战斗组长会，介绍了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及《干联站》的问题。发言者说：团派企图推翻第三、四号协议。


10月23日

晚上414各战团发起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讲用会】。《二七》、《东方红战团》、电机系革命干部陈秉中在会上发了言，《630联队》代表在会上报告了“10.20武斗事件”的情况。

中午，和周泉缨一起写反陈伯达大字报的杨忌非等，以九个化名战斗组署名贴出【又耍什么阴谋？——从周泉缨被所谓‘依法逮捕’谈起】。说：为什么周泉缨九月十七日炮打陈伯达以后，一直不依法逮捕，而在一月以后扭送公安局，“好个‘先斩后奏’！……到底又是谁耍阴谋？”还说周泉缨“没有走向反动，而且在前进中改正错误”。

团派针锋相对，警告杨忌非等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民院贴出大标语矛头指向谢副总理，周总理立即派联络员去：“把它盖上，否则你们要犯大错误。”


10月24日

全校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由汲鹏主持，李寿慈传达了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其中有毛主席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指示。刘才堂介绍了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各班各系都已着手准备复课闹革命的工作。

《共产青年学会》贴出【宣言】，否定文化大革命，将矛头指向林付主席。

杨忌非、赵素娥以《万岁毛主席》等战斗组署名贴出大字报【与周泉缨同志谈话纪要】，长达96张，更详细更全面阐述【必胜】观点，妄图为周翻案。

民院《抗大》来我校贴出五条大标语，矛头指向谢副总理。


10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团《二办》贴出大字报，题为【帮助李寿慈同志座谈纪要】，大字报中肯定李寿慈是“革命领导部队”。但结合不久，又将李抛开，据传是因李历史不清。


10月26日

《井冈山》报社论【把“复课闹革命”闹起来】，指出：复课不是“复旧”，也不是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而是要复课闹革命，要搞斗批改。

《斗私批修》、《624战团》、《28支队》《、冲霄汉》、《誓死保卫林付席》等战斗组贴出批判【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的大字报。

杨忌非被扭送公安局。

东方红战团《战地黄花》贴出大字报【给蒯大富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蒯大富公布《联合总部》会谈决议，不要破坏大联合。

北大、石油学院相继出现【共产青年学会宣言】。

《斗批改战团》批判《共产青年学会》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先谈四大领袖关心的关于召开‘九大’的问题，”。谈到党章修改、毛著出版、党组整顿等问题。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河北五个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讲：“现在要坚决按照毛主席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据说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阴谋家陈伯达，写过我的文章，很长，拿来叫我看，我不想看，说的很无聊。后来谢富治同志问清华，怎么对这个人还不处理，他们就把他抓到公安部，我告诉谢富治让他放了。叫他回清华，给他自由，有意见可以辩论，有错误就批评，不采取专政措施。实际上，那一天贴了大字报以后，他们那一派(414派)已经把他藏起来啦，怕他被打死。如果被打死了，群众就犯错误了，不应打，更不应该打死。”


10月27日

早晨，《前哨台》广播《革战团》的【致沈如槐的一封公开信】，说：“你和周泉缨曾经是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我也清楚你和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是很微妙的。我知道你一定了解周泉缨的很多情况和同谋者，……群众是不会让那些满脑子私心杂念、一肚子阴谋诡计、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人当他们的头头的。”“周泉缨是作为清华园内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登台表演的，……他是清华园内大小走资派和地富反坏有的忠实代言人。”

上午《联合总部》核心组开会，确定核心组名单和委员会名单，复课闹革命，进一步巩固革命大联合，捍卫毛主席战略步布，彻底批判反革命小丑周泉缨。

任传钟、汲鹏、蒋南锋、崔兆喜以《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发表【彻底批判反革命小丑周泉缨的猖狂反扑，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决议】。并成立《彻底调查、批判反革命周泉缨专案组》。

《斗私批修》发表短评：【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泽东思想】，为斗争周泉缨叫好。

蒯大富给谢副总理信，要求提审周泉缨、杨忌非。说：“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反对陈伯达同志，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谢富治批：“周泉缨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准打人。”


10月28日

团派624战团《斗私批修联络站》借周泉缨问题向414发动强大攻势，将414和《共产青年学会》拉在一起，要在414内部抓“坏头头”、“坏干部”，想将414负责人挤出将来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下午414召开战斗组长会，分析形势，讨论为什么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遇到很大阻力，为什么北京高校武斗加剧。一致表示要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414《干部办公室》介绍吕应中同志的情况。

晚上414广播台播送批判周泉缨和《共产青年学会》宣言的文章。


10月30日

近日全校均已复课，出现一片新气象。

下午，《联合总部》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沈如槐在开幕词中指出，要把一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统统揪出来，包括周泉缨在内。团派委员刘才堂立即跳上台说：沈如槐发言含糊其辞，是企图搞得错误言论人人有份。

兵团《政治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广大党员对召开九大的意见，后来向中央写了汇报。


10月31日

原定414《三军战团》晚上在礼堂举行文艺演出，团派突然宣布要斗争周泉缨，并说414企图利用演出包庇周。为此，《周泉缨专案组》414方面负责人汲鹏、蒋南峰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予以驳斥。

晚全校召开【批判斗争周泉缨大会】。团派、414派都有代表作了发言，414沈如槐在会上不喊“打倒周泉缨”的口号，团派多次企图揪沈如槐，挑起冲突。

《二办》对前党委书记李寿慈又一次召开批判、教育、帮助会。


11月1日

团《前哨台》播送【给沈如槐的第二封公开信】，责问他为什么在斗周会上不喊“打倒周泉缨”的口号。

414《三军战团》作汇报演出，受热烈欢迎。

团派预定三日斗争周泉樱，说“斗争周泉樱是复课闹革命的第一课”，要求各系各班各教研组都要成立斗周的专门班子。


11月2日

《414广播台》广播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稿件，指出目前有一种只抓业务不抓革命的错误倾向，批评有些人高叫“彻底砸烂”，却整天钻外文的错误，要求大家引起注意。

团广播台大通知明日要斗周泉樱。

傍晚，《414广播台》广播了东方红战团《战地黄花》、《云水怒》等战斗组发表【给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指出目前以斗周泉缨做为运动中心，不抓教育革命，提什么斗周是“复课闹革命的第一课”，这是方向性错误。

晚8点，《中央台》广播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同时发表了同济大学等校的教改方案，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欢欣鼓舞，纷纷贴标语、写大字报准备迎接教育革命的高潮。


1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发表了同济大学等校的教改方案。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林学院在教育革命中决定取消原来的教研室，建立“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改革，还报道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就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招生制度进行改革的设想。

《人民日报》刊登了杨成武同志重要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据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下午3:30，《联合总部》在礼堂召开【热烈欢呼欢呼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大会】，蒯大富、孙怒涛等发言。孙怒涛代表《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及414核心组发言：现在的大方向是立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教育革命的高潮。表示希望停开斗周泉缨大会，若一定要开，则414方面决定不参加斗争大会。要求《联合总部》立即着手研究教育革命的领导问题。团派不满，在会场纷纷退场。

《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的一些战斗组酝酿发起教育革命串联会，以促进联合总部在教育革命方面的领导工作。

晚，在本校大礼堂，团派单方面斗争周泉缨，会后对周采用了武斗。


11月4日

下午三点、《414斗批改办公室》、《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等单位在主楼三区208发起召开《教育革命串联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挤满了会场及楼道，革命工人、教师、学生、实验员纷纷上台发言，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会上革命领导干部吕应中表示了决心。孙怒涛最后发言，表示坚决支持《114教育革命串联会》，并说在联合总部领导极其不得力的情况下，串联会应该多发挥作用。

晚，11号楼发生了东方红《电0支队》三人被团《捉鬼队》二十多人殴打的事件，电0支队一同学受伤。

《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台》联播《天纵》批判文章：【丧家的走资派的乏走狗——评大毒草［与周泉缨同志座谈纪要］】


11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三个编辑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五十周年】

团派《契卡》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我们要突出什么——兼评同济大学的教改方案】。认为同济方案根本弱点在于“没什么突出政治……没有突出教育革命的最根本任务是由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变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时认为：“根据200# 的教训可以看出同济方案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一根本问题上是有很大的不足”。


11月6日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林付统帅作重要报告，全校热烈欢呼。

校内贴出几种教改方案，对同济方案提出看法。团派《契卡》战斗组针对同济方案贴出标语：【教育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谨防政治落实业务死灰复燃】。

《井冈山》报登批周泉缨文章：【批臭大毒草［必胜］，斗烂反革命小丑周泉缨】、【丧家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乏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灭】。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414的《三军战团》、《五二战团》和《风雷激》战团排练自己改编的交响乐【白毛女】、【毛泽东诗词大合唱】深受大家的好评。


11月7日

上午，《114教育革命串联会》在大礼堂召开【斗争蒋南翔、何东昌及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大会】，掀起了教育革命的高潮。到会群众十分拥跃，蒯大富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有团派认为：414一贯认为清华的教育路线是黑的，政治路线是红的，因而他们今天揪何东昌而不斗刘冰。还有人说：“414一伙人竟把土建系的问题全算在梁思成的帐上，而包庇土建系最大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小石。”

下午，《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在主楼后厅召开【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到会群众很多，《114教育革命串联会》集体参加这次大会。但会议准备不足，内容贫乏，人越开越少，草草收场。团总部委员鲍长康在会上发言攻击414，与上午蒯大富的发言相对照，一打一拉，红脸白脸齐全。

我校《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第二期开学，除蒋、刘、高、何、胡、艾、邵斌外，中上层干部共65名都参加了学习班。

《井冈山》报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联络站》文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现象一百例】

文章批判蒋南翔对右派学生“望子成龙”，文中讲：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蒋南翔对二十多个右派学生讲话时说：“农民对粮食爱护，我们对你们比爱惜粮食还要爱惜。人是活的，右派年轻，经验少，要毕业了，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你们，不歧视你们。”

六一年五月十八日右派学生座谈会上蒋又说：“对你们讲三句话：① 争取百分之百摘帽子，学校还是希望你们成为有用的人，植树者的心情总是希望植一棵活一棵，成活率是百分之百。希望你们有个突飞猛进，争取百分之百在毕业前摘掉帽子。② 希望互相谅解，加强团结，希望你们不要见怪，要给以谅解……互谅才能互信，才能使全校加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心情就可以舒畅。③ 希望通过你们实践，帮助非右派同学，通过你们的表现对全班同学起良好的影响。这样可以使全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你们在当时形势下说错了一些话，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你们要体会“望子成龙”的心情。”

批判蒋南翔“要和右派和平共处，给右派百分之百摘帽”，文中讲：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蒋南翔在处理右派的报告中说：“在处理后，右派可以提意见和 ，同学和右派可以和平共处，”

一九六一五月十六日对右派学生说：“你们现在和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争取百分之百摘帽。”

六二年七月二十日，刘冰与蒋南翔在处理右派的报告中说：“我们希望今年一年中有更多的人摘掉帽子，我们……研究，今天和大家共同研究怎么做好。”他们完全将党中央规定的右派摘帽标准至脑后不顾，实际上他们的“原则”是：①学生全摘帽；②外调工作右派摘；③口头上检查好的摘。因此，当年大量摘右派帽子六一年摘帽人数为当时右派人数的40%。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历年摘右派人数如下：

59年 60年 61年 62年 63年 64年

37人 38人 64人 15人 3人 1人

文章批判蒋南翔党委“教授化”：

蒋南翔改造党委有两个方面：1、拉教授入党，教授入党后做党委委员，党委常委有3人；2、把原有的党员干部升教授、副教授（何东昌升为教授，艾知生升为副教授）……使党委成员发生很大变化，逐步向“教授化”过渡。统计：

党委常委16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7人 占44%

党委委员40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15人 占37%

党支书记14人 其中教授副教授7人 占50%


11月8日

《联合总部》发表决议，检查了自己领导教育革命不得力的缺点。

下午，《联合总部》召开讨论大、中、小学体制方案的会议，与会者很少。

晚、《联合总部》召开第三次形势讨论会。蒯大富主持会议，宣读《联合总部》的五项决议公告：⑴ 《联合总部》名单33人，团派17人，414派16人，谭浩强同志在进总部以前，必须向全校作检查，到群众满意为止；⑵ 成立联合总部《政治部》；⑶ 成立总部办公室，13日合并，启用新公章；⑷ 三个广播台合并联合广播；⑸ 《三办》和《斗批改办公室》合并为《井联总斗批改办公室》，属《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领导。

《联合总部委员》名单如下：

蒯大富 沈如槐 孙怒涛 鲍长康 宿长忠 刘才堂 汲 鹏

刘万章 龙连坤 韩银山 陈继芳 任传仲 马小庄 陈楚三

张雪梅 李振民 谭浩强 吴国良 高季章 付正泰 王永县

尹尊声 吴 栋 陈育延 王良生 韩启明 汤亚美 曹维涤

王其林 崔兆喜 刘 泉 张学琛 何光永 共33名


11月9日

《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抓好形势教育】。

联合总部《114教育革命串连会》下午在主楼后厅召开【清华向何处去教改方案讨论会】，《五洲红旗飘》和动农系部分师生对方案提出了一些看法，进行了探讨。

《井冈山》报登了团总部三办《招生工作研究小组》的【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建议：“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对各阶级按一定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６５％以上，剥削阶级不超过5%。……贯彻以推荐为主方针新生政治标准，……特别要注意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对五类学生不予录取：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新生业务标准，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分制度。”

还有提议：用专业委员会代替教研组。关于学制的设想：8年初等教育，上山下乡，拜工农兵为师，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进行二、三年的高等教育。

下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召开复课闹革命经验交流会。

下午，414广播台组织了一批关于吕应中问题的稿件。

晚7:30.《联合总部》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会】，刘万章主持大会，200多人到会，最后仅剩下80多人。

晚十点，《前哨台》发表【200# 团派两个战斗组的严正声明】，大骂414篡改海报，把【批判吕应中检查会】改成【批评帮助吕应中大会】。说414一小撮坏头头的保皇面目越来月暴露无遗。他们死保吕应中这位少帅就是死保旧清华。井冈山人牢牢抓住斗争大方向，彻底砸烂旧200#，批臭吕应中道路。


11月10日

晚7点，井冈山、前哨两台联播《革战团》发表声明，反对《联合总部》五项协议。认为这种联合没有群众基础，谭浩强应靠边站。指兵团某些负责人在联合问题上有右倾错误。同时也播了《捉鬼队》《前哨》《兵团保卫组》《斗私批修联络站》的声明。

团广播台和414广播台就联合问题举行谈判，因《前哨台》硬要挤入联合机构，谈判破裂。

晚7:30，井冈山、前哨两台联播200#实验员李振强同志文章【吕应中在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搏斗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彻底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六年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

《414广播台》播送了吕应中和保吕应中的大量文章。


11月11日

《联合总部》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蒯大富主持，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形势教育的决议和政治工作条例】。在讨论任免问题时，原团派负责人讲“以十六条为准”，沈如槐、刘万章说“十六条是空的，还得搞个具体的”。还不是正式委员的谭浩强参加了，当讨论到他的问题，别人再三要他表态时，他说：“我愿意当总部委员”。

《114教育革命串连会》在西区阶梯教室举办【介绍外地教改经验大会】，介绍了上海、大庆、齐齐哈尔等地教改情况。


11月12日

江青同志在人大会堂安徽厅发表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讲话】指出了文艺界斗争是比较复杂的，敌人很狡猾，有一套又一套班子。我们对敌人要稳、准、狠，对自己不要老打内战。【讲话】指出，在不平衡的单位里要注意乱敌人，树队伍，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风格，要顶得住。【讲话】最后强调指出，五十天的账要算，十七年的账要算，卅年代的账也要算。决不能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团派认为“江青同志讲话对我校发生巨大影响，从此我校运动发生了巨大转向，变得更加轰轰烈烈，生动活泼。”

《东方红》、《二七》、《三七战团》发表严正声明，坚决支持谭浩强同志进入《联合总部》。

《斗私批修联络站》、《向东航学习班》、《井联总行政处分团》、《革战团》发表声明：谭浩强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否漏网右派，还要调查、辩论清楚。谭是一个坏干部，这样的人就是不能当总部委员，不能当！

414保谭浩强：“不许破坏大联合!不许打击革命干部！”，“谭浩强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我们就是保定了！”

无706《秋风劲》战斗组贴出大字报，要彻底批判同济教改方案。


11月13日

《414广播台》广播了动农系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本专业现象的文章，并播送了批判【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章。说清华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阵线已经清楚，如果再“揭盖子”、“乱”的口号是反动的。

生活科团派核心组无理开除4名临时工，414广播台播送《二七战团》的声明，抗议团派的非法行径。


11月14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北京部队和空军三个会议的代表，首都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大喜讯。

下午，土建系《建筑学专业教育革命串连会》召开会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现象。许多工人杀上讲台愤怒控诉在蒋南翔统治下工人所受的残酷迫害。


11月15日

团派三办《招生工作研究小组》文章【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提出要“各阶级按比例招生”，受到很多大字报的批判。

晚，《前哨台》播送200#团派《革命到底串联会》成立宣言和【11.16在200#批吕应中大会】海报。团派战斗组等发表文章支持这个行动。

深夜，吕应中去工字厅找414干部办公室的文学宓（前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说：明天200#团派要斗我，我来跟你打一个招呼。章XX对文说：这可是一件大事，你们总部要研究一下。文答：“这样的大事当然要研究一下”。说完就到科学馆去了。


11月16日

原党委委员、自控系总支书记凌瑞骥在《干部学习班》上说：“组织上很快联合起来不适合，现在是掐合起来的。”又说：“是先组织上联合起来还是先因势利导？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再乱一下更好些”。

中午，二号楼发生摩擦、两名414同学被团派打成重伤。

下午，414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介绍干部问题和吕应中的情况，“密谋对策”。

晚上，团总部委员鲍长康、王良生等人亲自前往200#策划斗争吕应中，并调校内团派一百多人前往200#工地，于晚6时开大会斗争吕应中。孙怒涛、汲鹏、刘万章等率领414一百多人赶到会场,与工地的414一起要求与团派就吕应中问题进行辩论。团派却大打出手，撕毁语录，并把电机系一414战士关在厕所里毒打，事件一直延续到深夜两点才结束。


11月17日

学校大批判在深入，土建系【批判旧清华的初步提纲】中讲“关于培养目标问题”，认为应当：1、从招生工作、清华毕业生质量调查看；2、蒋南翔提出的“红色工程师”、“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一系列口号实质和后果看；3、旧清华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批蒋南翔“红旗”、“四好班（建五）”，如吕应中道路等。批蒋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团结百分之百”、“生动活泼”、“提倡三种渠道”、“辩证法”、“承认差距”等；4、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青年影响如：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老教授入党的影响，提倡党员干部“双肩挑”的影响；5、从教育制度环节（教育计划的几个比例，政治与业务的比例，参加阶级斗争、生产、实践、劳动和读书的比例，个体活动和集体活动比例学习中独创性与抄袭（或演绎）的比例），看那些引导学生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

团派《小兵》文章【总部委员由谁来当？】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要把不三不四的，群众有争议的，和旧清华蒋南翔划不清界限的坏干部拉进来，企图强加在革命群众头上，难道应该允许吗？”

就“11.6事件”，团广播台指责414挑动武斗。414广播台发表了【11.16事件真相】及《红尖兵战团》、《414之声》、东方红战团《5.6支队》、200#《几个战斗组》的【声明】，对团派观点予以驳斥，同时还发表了化002班唐伟的【严正声明】。

晚上，团派开战斗组长会。一致认为下阶段要“在教育大批判中乱敌人，树队伍、揪王八，教育挽救一批，解放一大片。”决定具体从彻底砸烂黑据点旧200#，彻底批判吕应中“红色工程师”道路，来深入开张我校教育革命。这具体决定紧跟了江青同志“11.12讲话”精神，抓住了下一阶段战略大方向。

414《三军》、《五二》、《风雷激》战团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为我国援缅专家和红色外交战士胜利回国举行慰问汇报演出。


11月18日

凌瑞骥在学习班上说：“现在围绕党委核心的盖子揭得不透，因此中上层干部（问题）不能解决。……过去想林杰问题出来，周泉樱问题出来后，（414）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路线观点上有分歧。……孤立地斗私批修解决不了问题，……‘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这是接触清华运动的特点”等。

团派根据决议纷纷写大字报批200#的方向，批吕应中的道路。

三七战团《不怕鬼》战斗组转抄北航《红旗》负责人仇北秦的【谈干部问题】一篇大字报。


11月19日

团派，414派广播台开始了关于吕应中问题的大论战。团派声称吕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414则认为吕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

414广播台说团派要“挑动武斗”，要冲414广播台,同时在科学馆内筑起了铁笼子。沈如槐在大会上说：“人家把刀子架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辩论吗？”


11月20日

团总部委员鲍长康写大字报【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答414某些同志】。他认为：【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篇文章在清华、北京甚至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旧清华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为主。鲍认为学校中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吕应中、高景德、滕藤……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他们是三、四类干部。鲍长康还说：“一定要注意把大部分中间派分开”，“清华园中就是要来个大翻个，教育界也必须翻个儿”。

晚，团派召开【控诉揭发旧清华大会】，《革战团》工人邢鹏以血泪斑斑的事实在会上控诉了他本人受害的情况。蒯大富最后发言，要求吕应中“向陈毅同志学习”，“站到台前去，群众叫低头就低头，下面喊打倒。”蒯最后还说：“大联合不能乞求……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清华园内就是要大翻个儿。”

《革战团》在一教前出大字报专栏：【谭浩强是什么东西】。


11月21日

上午播了《革命到底串联会》、《革战团》、《天安门纵队》等决定明晚7：30召开【彻底砸烂旧200#，彻底批判吕应中大会】。

414《11.4串联会》、《200#教育革命串联会》联合呼吁要联合召开【彻底批判蒋刘一小撮在200#推行的修正主义黑线，批评帮助吕应中大会】。晚上又播了《联总》414的16名委员【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建议】，说批吕应中是把运动引入歧途。

下午，《二七》、《三七》、《东方红战团》等十几个单位联合发起【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彻底解决我校干部问题，促进我校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即《干部问题串联会》。会上，张慕津代表张永良等干部发言，指出我校中上层干部一般犯有较严重的错误，因而必须切实做到三划一站，批判自己的错误，到群众里面去。沈如槐对串联会的任务提出了意见。

晚上，在主楼后厅，414《红愚公》战团向414战斗组长会全面介绍了414和团派在吕应中同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的焦点。

团派广播台在吕应中问题上降纲，不提“打倒吕应中”而变换为“砸烂吕应中道路”。

《井冈山》报大篇幅批判吕应中：【批臭吕应中道路，砸烂旧试验化工厂！】、【走吕应中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拔掉这面白旗！】

414说：鉴于团派数次冲击414广播台，在广播台楼梯口设置铁栏杆自卫。物理教研组团派发表声明，说414要挑起武斗。物理教研组414派和414广播台分别发表声明驳斥。

团派人骂这是“恶狗的哲学”，挑起武斗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1月22日

上午，200#《革命到底串联会》答414派的呼吁，表示欢迎，希望晚上一起开好会。414台连续播送自己下午开会。

下午，《114教育革命串联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彻底批判蒋南翔在200# 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帮助吕应中同志大会】。会上，吕诚恳地向广大革命群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揭发了蒋在200# 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随后，200#工人师傅和《红愚公》战团对吕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最后孙怒涛发言，表示对吕应中的方针是一批、二帮、三保。并欢迎革命干部杀向教育革命的第一线。

晚，团派召开【彻底砸烂200#，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大会】，200# 干部潘霄鹏发言批判吕应中。蒯大富说：“吕应中道路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就是‘林家翘的道路’，……必须彻底批判！200# 就是要彻底砸烂”。蒯还表示“希望吕应中走上革命的道路，……‘三划一站’作得好，还可以担任领导工作。……对吕应中应批斗了再说，辩论三、四类是纯学术讨论”。台下团派多次呼“打倒吕应中”的口号。


11月23日

200#《螺丝钉》、《红尖兵》等战斗组贴出大字报，指所谓的“革命干部”潘霄鹏昨晚的揭发纯属造谣。

物教团派战士发表声明：揭露414在科学馆内构筑铁笼子，制造武斗气氛，严重影响科学馆国家财产恶安全。要求他们拆除工事，否则414负完全责任。

晚上，团派在3区208开会，由校医院李X、刘XX向清华干部控告他们是如何与蒋南翔作“斗争”而遭受迫害的。对中上层干部进行“反修”教育。

井冈山《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队》以战斗小分队形式下连队。和解放军一同排练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剧。


11月24日

当日出版的414《井冈山报》第十九期在刊登江青同志11月12日接见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遗漏、差错多处。

团《井冈山》报编辑部文章【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中说：这决不是偶然的，是414朋友经过一番“更加独立自主”的“探讨”的理论和实践正是和这段讲话背道而驰的。……请看：正当我们提出彻底砸烂旧清华时，他们大叫“什么彻底砸烂！”甚至更有甚者，竟恶狠狠说：“彻底砸烂旧清华是无政府主义口号”。正当我们的大批判触动了蒋记王朝的根基时，他们说:“十七年来清华是红线占主导”。正当我们在帮助革命的干部，反戈一击，做到“三划一站”的时候，他们竟把坏干部捧出来，让他们把井冈山小将和刘邓的工作相提并论，来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现在，当我们掀起对吕应中式的“红色工程师”道路时，他们又跳出来，不惜挑起武斗破坏会场，非要给吕应中定性。

傍晚，414台播送《二七战团》发表【给蒯大富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不同意蒯在与《革战团》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指出不能把新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文化大革命搞成经济主义，希望蒯能与《二七》战团座谈。

团派于晚上继续举行【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第四次大会】，革命干部凌瑞骥、汤纪敏上台发言揭发吕的罪行。凌代表周昕、周家懿、蒋企英发言说：“中上层干部由于经历和政治水平不同，对中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自觉程度不同”。他把中上层干部说成“自觉意识到两条路线斗争”、“自觉反党”等。会上让吕应中表态，吕对11.16问题进行“狡辩”。

沈如槐、孙怒涛等五人发表【关于形势的声明】，批判【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认为这是“打击一大片”的翻版，是违背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指出目前有些人正在把运动引入歧途。

《红流》在【驳一种‘新理论’】文章中说：这篇【浅谈】文章以“掌权”还是“不掌权”作为分界，把“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衔加在广大“掌一部分权”的干部和大批“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党员头上，并把他们和走资派并列打为“统治清华园”的“特权阶层”。

《井冈山》报在【清华招生工作剖析】文中讲：旧清华的招生路线是清华党内最大走资派蒋南翔及前党委所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住三大关，即招生、升留级和毕业”。胡健说什么“要选尽天下良才”“精雕细刻”，而“朽木不可雕”。

文中揭露清华招生时大搞非法的招生宣传及用所谓“国民外交”，精心训练及挑选招生干部，用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对工农全调干及劳动人民家庭子女实行专政。⑴、突出业务，分数第一；⑵、对体育、文娱“尖子”的特殊照顾和严重走后门；⑶、对资产阶级大照顾。1962年招生办原则规定：“有严重修正主义观点的不录取”，后蒋南翔认为：“学生说不上形成系统的观点主义”，“什么是严重修正主义观点搞不清”，就把它取消了……1963年在上海招了一号称“小铁托”学生。大土匪贺龙儿子报考清华，总分才291分，蒋南翔和荣高棠让他从男四中毕业后转清华附中补习一年高三，1964年再考只有300多分，最后以体育特长生塞入机械系。

清华这样招生的严重后果是使大量优秀工农调干和工农子弟失去到清华读书的机会，鼓励和助长了个人奋斗，刺激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大量政治不合格的学生流入清华。


11月25日

早上，原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贴出大字报，坚决反对凌瑞骥昨天的发言，并要求学习班就此事展开讨论。

《三七》、《东方红战团》贴出一批大字报，批驳“大翻个派”的所谓“批判吕应中道路”，“批斗了再说”等谬论。指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谨防扒手”。

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王其林、王良生等发表【关于目前声明】，认为批判吕应中道路“完全正确”，“吕应中道路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了”。“现在清华两派的矛盾是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的矛盾”，“彻底砸烂旧清华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

下午、414干部办公室在动农系馆召开【批判帮助吕应中同志】小型座谈会。

团总部委员曹维涤等人在七公寓想占用地下室，遭到七公寓团派、414派居民的一致反对。


11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再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414总部公布【下周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动计划】。

团派对414《井冈山报》在刊登江青同志11.12讲话时的严重错误发起攻击，上纲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团派讲：接连几次揭盖子，乱敌人的大会召开，以及凌瑞骥的发言，触动了旧清华这架“不漏气的发动机”，在整个清华园内，特别是中上层干部间，引起强烈反响。蒋刘第二套班子和一批乏走狗们不惜一切捂盖子。414斗蒋作战部副部长，前党办、校办主任何介人在学习班上说：“你们谁有谁揭罢，我们早就揭完了。文化革命进行到现在才揭发，是犯罪。”张慕津喊：“凌的揭发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凌自己交待自觉反党，很好！”。他们连续揪斗了蒋企英达5小时之久，对蒋说：“你与凌揭发的那些事实，你是否完全清楚。要是完全清楚，那你和凌一样是自觉反党的走资派，现在还允许改正……”到最后还要蒋签字。


11月27日

凌瑞骥11.24发言后，《干部学习班》大多数干部坚决反对。上午，鲍长康、陈继芳到学习班。鲍说：“凌的发言起了推动作用，对反党集团起了作用，不让刘邓死党溜掉。现在有人揭发了，我觉得要支持欢迎。……大揭发完全可以，揭发不是有罪，而且有功。……我怀疑有人想把凌孤立起来，然后凡是不承认自己是自觉反党的就定为三类。”

下午2点，在大礼堂，清华北大等十八院校及京、津、沪等实验室工作人员召开【彻底控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大会】

晚上，414派《干部问题串连会》在主楼后厅召开【批判蒋南翔帮助吕应中同志大会】。

晚上，团派电机系、土建系分部在西区阶梯教室联合斗争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章名涛，到会者几百人。

晚上，团派广播戚本禹同志秘书乔玉山的电话指示，批评414《井冈山报》刊登江青同志“11.12讲话”时所犯的严重错误。晚10点多，414《井冈山报》第二编辑组【郑重声明】，检查说：“由于工作责任感不强，工作疏忽造成”。

教育革命红色风暴在全校掀起。今天，动农系革命师生召开第三次大会，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有的揭发了原系总支在党的组织发展上是怎样为资产阶级开门的；有的控诉了原系总支是如何包庇纵容反动学术“权威”吴仲华的。


11月28日

上午，团派在大礼堂召开【纪念江青同志11.28讲话一周年，向十七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大会】，谴责414，重申了“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观点。

下午，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发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教育革命红色风暴誓师大会】。大会怒斥了“大翻个”派所提出的“当前的矛盾是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的矛盾”的烂言。说这种提法抽去了阶级内容，与【二十三条】所批判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一路货色。大会还谴责了阶级敌人用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什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什么“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职无权论”，什么“吕应中道路”等。原党委常委林泰代表六名中上层干部上台发言，表示要亲手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决心。

晚上，414又举行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彻底埋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会】。吕应中第一个上台发言，揭发控诉了蒋南翔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利用200# 科研成果反党的滔天罪行。最后沈如槐要求全体革命同志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掀起更大规模的教育革命红色风暴。蒋南翔等走资派和钱伟长、黄万里、何成钧、黄眉、章名涛、梁思成、李湘崇八个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拉上台示众。团派讲：“会上像57年斗右派似的，对蒋和反动教授狼狈为奸数落了一番，丝毫不触及清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实则问题。”


11月29日

中央文革办事组28日给沈如槐的电话：“十一月二十四日你们《井冈山报》上登载江青同志讲话，错、漏很多，极不严肃，要检讨，重登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同志讲话中央文件上有。”沈如槐和《井冈山报》编辑组作了检查。

《文汇报》刊登毛主席有关建党路线的重要语录。

上午，蒯大富传达“11.27首长讲话”。中午，井冈山台播【中发67354号文件】。

下午，电机系《五.七战团》等单位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沂和反动学术“权威”章名涛、黄眉大会】。土建系建筑学《教育革命串连会》等43个单位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大会】，揪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东昌、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批判了资产阶级臭教授陶葆揩、吴良镛、杨式德。

晚，行政处团派、《革战团》召开【彻底砸烂旧清华，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大会，发言者说吕应中藏有蒋介石照片等。

晚10点，414台广播中央文革办事处给沈如槐的电话，414广播台做第二次检查。


11月30日

上午，团派108个战斗组发出紧急呼吁：“认真学习江青同志主要讲话，彻底揭开清华园阶级斗争盖子，乱敌人，树队伍，不许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誓将清华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414在我校大礼堂召开第二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彻底埋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大会】，电机系、基础课同志发了言，长期与蒋进行斗争的复员军人、《二七》战团工人刘XX在会上进行揭发、控诉。

团派贴出大字报说：“吕应中揭发蒋南翔是‘小地主斗大地主’”。


12月1日

《人民日报》刊登林付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两派报纸今日都刊登了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召集中直文艺系统座谈会上讲话。“学习江青同志讲话，彻底批判十七年的教育黑线，掀起教育批判大高潮。迎接清华园文化革命新高潮”。

团派文章【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说：江青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阶级斗争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只讲五十天，不批十七年”。

从当晚起，414广播台连续几次播送了东方红战团《不怕鬼》《刺刀见红》《战地黄花》《千钧棒》《云水怒》的文章：【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评‘大翻个儿派’的理论和实践】。文章说：造反有阶级性，有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也有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的反，对造反派必须作阶级分析，对反蒋反工作组也得作阶级分析。说陶德坚之流正是这样一些假造反派，……借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摇身一变，成为长期受压的造反派，要大翻个儿。

文章还说：对清华的十七年必须一分为二，“整风反右的成果难道能全面否定吗？58年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群众运动难道能全面否定吗？广大师生参加的伟大的四清运动成果能全面否定吗？”“那些右派分子也说自己受压制，要造反。这些混蛋造反派要翻十七年的案，胡说什么57年反右斗争是打击一大片。一些混蛋造反派里的思想反动，有杀父之仇……这些家伙特别恨革命干部，恨党团员，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从来认为五十天的反动路线是十七年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因为他在五十年内的造反而变成‘左派’，而革命干部也不会因为他在五十天内犯了错误二变成‘右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是革命首要的问题，也就是政治路线问题，而归根到底是一个权的问题。”

团派说：“闪光的出笼揭开了414十二月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的序幕。”

上午，机械系联合分部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大会，9003的工人及革命师生揭发控诉了蒋南翔在机械系的代理人的罪行。

动农系贴出大字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滚下人民的讲台】，要求把被某些人吹捧为“革命教授”的原国名党少校宋景瀛轰出《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

414《毛泽东思想小组》、《东方炬》、《万山红》批梁思成【批臭刘邓御用学阀——梁思成】。

团广播《天安门纵队》的【评吕应中的两本书】中说：吕应中的【六年的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简称【奋斗】）、【课堂即战场，培养接班人】（简称【战场】），是修正主义教课书，也是蒋南翔要我们顶礼膜拜的活写真。清华人走什么路，吕应中一再表明要“走自己的路”，这是假的。吕应中向我们保证他这种三结合基础是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实际是培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接班人……。


12月2日

《井冈山》报大量登批判吕应中文章：【吕应中道路通向何方？】、【评漏网大右派吕应中】。大字报也开始批梁思成：【批倒资产阶级权威梁思成】

团派在礼堂召开【彻底砸烂蒋南翔的黑样板200#，彻底批判吕应中道路大会】。会上说吕始终站在刘邓蒋一边，和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对抗，在国防科研中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坚决斗争。吕应中提出的“赶、超”，“战斗里成长”……几张王牌统统完蛋了。鲍长康会上发言，指责414压制打击凌瑞骥“揭发”吕应中和旧党委的问题。鲍说：“在部分队伍里就得乱，乱要把好人乱出来，坏人乱下去，要把走资派揪出来。所以凌瑞骥、蒋介英发言以后，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们揭发了就是好的，我们应该支持。”

414指责团派大量泄喽密国家机密之事要求《联合总部》进行调查，并审查发言稿的起草人。

《414广播台》两次播【闪光】。《井冈山台》播批判文章【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评闪光】。


12月3日

团派说：【闪光】一文及414保卫组的【严正声明】，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大字报。

下午，蒯大富、鲍长康到吕应中家中，软硬并施。蒯大富说：“你如果亮在老四一边，我用两千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资派，你也无法工作。”


12月4日

上午十点半，团保卫组趁吕应中去北医三院看病之机，绑架、殴打和秘密关押了他。此后，吕应中一直下落不明。

下午，校内出现大批团派大字报，说吕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大右派等。团派突然召开大会，斗争吕应中，猛上纲，把吕应中定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宣布对他实行专政。

414在晚上召开【热烈欢呼毛主席接见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欢呼林付统帅题词】大会。发言者表示：我们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会上宣读【就吕应中问题给周总理、聂付总理、中央文革等中央首长的报告】。陈楚三同志带领全体战士以红卫兵名义向毛主席宣誓：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

团派说414郭仁宽带人抢走《动地诗》的喇叭，并打伤一名团派战士。


12月5日

中午，团《保卫组》和《动地诗》一些人闯入原414总部委员郭仁宽的房间，说郭摘了团派的喇叭，将郭毒打，致肾出血。

团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声明，称该歌词不是林付统帅语录，唱【414战歌】是炮打林付统帅，是为了挑起内战。

团派《200#革命到底串联会》在甲所举办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展览会】，只发票给团派参观。414说他们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手法给吕应中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蒙骗广大团派。

下午，在3区208动农系召开第二次【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现象】大会。

414方面工农干部曲淑凤、龙连坤、李振民就团派绑架吕应中发表【给蒯大富的公开信】。

晚，团派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大右派吕应中大会】。414派到会要求与团派辩论，团派将414唐XX，钱XX等几人殴打成重伤。

414深夜最紧急动员，召开【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捍卫六六通令大会】，驳斥团派人对吕应中的造谣、污蔑。团派来人捣乱会场。


12月6日

《井冈山台》广播了【对干部政策的声明】，说“凡有时广大干部站在毛主席一边，像吕应中这样被包庇的是少数。产于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站错对的干部只要觉悟反戈一击，是可以教育成为好干部的。揭发有功，包庇有罪！”

下午，414《114教育革命串联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第四次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大会】。团派认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吕应中。

中午，团保卫组孙茂等人突然闯入工人卢根义宿舍，将卢殴打致伤。

414召开战斗组长会，有人提出各系组织队伍，保卫我们的头头，414总部王XX说：只要团派打死我们一个人，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拉起来了。

团派天安门纵队《不怕鬼》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反动黄色歌曲414完蛋歌】，说这歌词是“法西斯语言”、“武士道精神”。


12月7日

《人民日报》报导天津市革委会成立。

《井冈山》报文章：【新形势下的夺权斗争——看王关林反党团】、【大竖特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矛头直指吕应中、罗征启、谭浩强。

上午九点在主楼后厅414召开战斗组长会，大家对12.5、12.6团保卫组一小撮暴徒毒打唐XX、卢XX等同志感到非常气愤。

414所属各机构、各战团发表【关于迫害革命干部吕应中事件给蒯大富和团保卫组的照会】。

下午，由414《红愚公》等战团发起，召开了第一次【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大会。发言者经过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调查，从各个方面确凿材料揭穿了团派硬加在吕应中头上的所谓“皮克事件”、“照片事件”、“存折事件”等。与会者对团派一小撮造谣者无不感到气愤。会上还给蒯大富和团《保卫组》强烈照会：“如果吕应中人身受到任何损失，蒯大富必须负完全责任。”

团派于晚6点召开【第八次批斗吕应中大会】大会，派大队人马先占礼堂，然后才广播提出要和414辩论吕应中问题。414拒绝参加。

晚，沈如槐、孙怒涛等要求《联合总部》全体委员开会讨论辩论吕应中问题，认为吕是革命干部。对吕，一方面对其错误应进行严肃批判，另一方面坚决支持他站出来革命。对于群众中存在的一系列原则分歧，主张进行正常辩论。要求立即释放吕应中，并就此事将吕的笔记等物由政治上经过严格审查的同志来共同保管。指出有人躲在“大翻个”派背后，造谣言，放暗箭，迫害革命干部。

414《井冈山报》登载了动农系前党总支委员毛健熊和吕应中的批蒋文章；《五七战团》、《红五月》、《打虎队》文章【把反动学术权威章名涛拉出来示众】；《东方炬》文章【十七年的右派决不能成为革命左派！】


12月8日

团派召开【捍卫六六通令，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坚决制止武斗，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揭露414坏头头蓄意挑起武斗。

414下午在礼堂开【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团派说它实为武斗动员大会。

全校287名干部发表【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吕应中同志】的声明。认为绑架吕应中是非法的，是违背六.六通令的。要求蒯大富立即释放吕应中，恢复其人身自由。认为吕应中问题未定性，应该通过运用四大武器正常辩论，提醒蒯大富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上午，团总部单方决定召开《联合总部》核心会议，讨论关于吕应中问题辩论事宜。414代表孙怒涛同志到场向团派重申七日的四点要求：“对吕应中态度是错误的，要检查并赔礼道歉，否则将不辩论。”遭到团派拒绝。

深夜，团派私自将我校前党委文书档案及前校办部分重要文书档案共20多箱保险铁柜机密材料，用汽车偷运到北京体育体育学院，并私自拿出一部分摘抄。


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井冈山兵团派关于刘少奇、蒋南翔有关的“12.9”运动的批判文章。

上午，由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发起召开【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一撕开蒋南翔12.9学运领袖的画皮】大会。东方红《电0支队》揭露了蒋南翔在卅年代是如何极力推崇王明、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降临逃脱，出卖学生运动的叛徒嘴脸。会上，罗征启、谭浩强上台控诉、揭发起草【一二.九】三十周年纪念文章内幕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蒋南翔自觉对抗毛主席的滔天罪行。会后，《二.七战团》就孙X殴打卢XX之事发出最后通牒，集队去二号楼对孙X进行训斥。孙先行逃脱。

团派一工人说：“这完全是王关林小地主斗大地主那一套，想用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来批第一套班子，从而保第二套班子过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团派在干部韩银山主持下也开了【批判蒋南翔大会】

414广播介绍工农干部曲淑凤。

深夜，团《保卫组》，《二办》、《三办抄>了亮在414方面的干部饶慰慈等4人的家。

无线电系唐XX躺在北医三院，以《井冈山》红卫兵和老战友身份给蒯大富一封公开信，痛述团派《保卫组》对他令人发指的殴打和“贴饼子”。他还发自肺腑地跟老蒯讲：“我认为去年六月，你比较早地提出了‘夺权’的观点，这在当时全国造反派中是比较先进的，这样你获得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巨大支持。但是我坦率地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进步不大，关键你还没有把‘权’上升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这个‘权’字逃脱不掉‘私’字，尤其表现在小团体的束搏。”“团保卫组是什么人？多数是学坏的，而打人成性，往死里打人是犯罪的。这些人决不是好人，你可千万别把这些人作为制定政策的依靠啊！”


12月10日

414广播台就【414战歌】发表严正声明，痛斥蒯大富炮打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恶劣行径。

414《宣传组》、《红愚公战团》在科学馆前橱窗里举行关于吕应中问题的小型展览会，对团派所造的关于吕应中的谣进行系统辟谣。

《红教工》发表【参战声明】。

414发表【就卢振义师付被打一事访问本校工人师付和海淀区老贫农的座谈纪要】，驳斥团派对卢振义的造谣、迫害。

《414广播台》多次播送【闪光】文章

今晚钢院《延安公社》抄砸了团《井冈山》通讯社。说是《井冈山》报攻击《延安公社》。据说抄去了许多团派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团派未敢吭声。


12月11日

《联合总部》沈如槐、孙怒涛等16名委员发表【致蒯大富同志的强硬照会】，提出立即无条件释放吕应中；立即如数归还查抄饶慰慈等干部的一切材料物品；立即归还原党委全部挡案；蒯大富必须就上述事件向全校革命同志作公开检查等四项要求。

414《斗蒋作战部》等12个单位，就12月8日深夜团派某些人私自将我校前党委文书档案及前校办部分重要文书档案共廿余个保险铁柜机密材料用汽车偷运出校一事发表【严正声明】，说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

414《斗蒋作站部》等单位，召开第二次【制止武斗，誓死捍卫毛主席干部政策大会】，会上曲淑凤发言。揭露老蒯耍两面派，强烈要求释放吕应中。

晚，团《革战团》等单位召开第十次【乱敌人、树队伍，坚决打倒吕应中大会】。

有四名团派工人师付和原《二办》工作人员造了反，参加414的革命职工《二.七战团》。团《二办》工作人员王庆芳师付发表【造反声明】。


12月12日

414原分部委员在主楼开会，决定死保吕应中。

团报讲：“吕应中是一个隐瞒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晚，414《斗蒋作战部》等单位召开【第三次揭发阶级敌人迫害革命干部阴谋】大会，会议进行过程中，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带领团派冲会场，“一手拿红彤彤的语录，一手拿讲稿、物证要辩论。”为避免引起武斗，414人退出会场。团派称此次会议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辩论大会”。

10:00，兵团召开批吕大会。《8.21辩论团》和《257支队》发言，说保皇小丑有意包庇吕应中罪行。说吕应中知道“皮克事件”，吕应中57年有右派言行，而且都承认了。

晚，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蒯大富作了汇报，讲了江青同志“11.12讲话”对我校的重大意义和影响，介绍了我校两派执行和对抗江青同志讲话的激烈斗争。沈如槐要求发言，未得允许。回来说：有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权，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12月13日

团派在礼堂召开【向英雄四排和李文忠学习学习大会】，蒯大富会上说：“414的一个所谓‘完蛋歌’，我们明明请示了总理，总理转给吴法宪同志，就是说，那根本不是林副主席的指示。他们不知从哪儿找来那个指示，配上一个特别恐怖、沙哑的音乐，……我们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已经公布全校，他们还要唱‘完蛋歌’。我们认为这是反革命顶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种很不象样的联动的法西斯的歌曲强加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蒯大富还说：“吕应中错误的程度，在某种意义，在我们学校中并不亚于蒋南翔。还必须郑重指出，保吕就是保蒋！……吕应中的道路已经批得臭不可闻了，200# 的资产阶级方向现在变得人人喊打。”

由于政治上的被动，414下午在主楼召开各分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对策。


12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的文章【在教学实践中深入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团派说414采用实用主义手法，借题发挥，大肆广播“井冈山是大翻个派”，“蒯大富造（蒋南翔和刘邓的）反，是小私有主造大私有主的反，是小私有者向大私有者夺权。”

《革战团》、《井冈之声》、《井冈前哨之声》在【把彻底砸烂旧清华斗争进行到底！】，【反革命吕应中八大罪状】中，把吕应中上纲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站到刘邓黑司令部一边与彭真、刘仁、蒋南翔死党；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篡夺尖端科研领导权的急先锋；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抗拒文化大革命，丑恶灵魂生活糜烂。”《井冈山》人欢呼：“12.12”激战，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晚，团派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应中、滕藤、李传信】大会。鲍长康在会上说：“清华园内有那么一小撮反党集团，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从12月翻案以来，287个干部集体亮相以及背后有人搞第二套班子的动向，以前到现在还有人在抗拒江青同志“11.12讲话”。我们得注意，现在还有一些死硬派，他们在阻拦我们彻底砸烂旧清华。……我们要搬开一切绊脚石。不管有人骂我们极“左”派，不管有人骂我们无政府主义，不管有人骂我们小私有者，但是我们彻底砸烂旧清华这个革命的口号，永远会闪烁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团派说：井冈山战士在最新最高指示的鼓舞下节节胜利。继揪出吕应中后，又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入党的党委副书记李传信。蒋南翔的狗头军师滕藤，蒋南翔的黑秘书邵斌。成功的斗争大会，给了“不漏气的发动机”以沉重打击。

数力系团派贴出大字报，揭发邵斌的丑婆娘、414的“好干部”【李德鲁包庇反革命丈夫罪责难逃】。

晚上，在主楼三区308，414召开【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串连会】。


12月15日

下午，414《风雷战团》等单位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凌瑞骥、邓家鲤】大会，“把这些混在革命队伍里至今尚在煽阴风、点鬼火的阶级敌人揪出来示众，真是大快人心！”

兵团战士对刘蒋发起了第二次冲击，晚上在大礼堂召开【打倒刘冰，彻底捣毁蒋南翔反党集团大会】。揭露了这个和414同吃通住同游颐和园的“革命领导好干部”刘冰的庐山真面目。蒯大富在会上就【414战歌】再次攻击414炮打林副主席。

下午，团派数十余人去《人民日报》与任立新辩论。

团战斗组《811》、《第一星火》贴出大字报【毒草［在教学实践中深入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批判提纲】，说：“任立新们猖狂顶毛主席司令部的东风，在教育大批判刚刚兴起之际，反‘左’不反右，贩卖改良货，妄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拉向右转”，表示井冈山人要象江青同志教导那样，要有一股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格，顶得住！

另一篇【一从大地起风雷——`评任力新12.14狗屁洋文】中说：“利用宣传、广播和文章专我们政的算不得什么新发明。”矛头直指《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团派《冲锋号》贴出大字报【任立新的文章是什么货色？！】说：任立新的文章“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口号横加指责，俨然一付教师爷的姿态……这篇文章必须批判！”。“要打倒吕应中，要把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揪出来！”。


12月16日

《文汇报》社论：【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再论在革命大批判中树立文艺队伍】。团派说：这是一篇活学活用江青同志重要讲话的文章，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里话，一向子吹《文汇报》是自己的机关报的414一直没播此文。

针对团派抓吕应中，还打人的情况，414的《李文忠学习班》成立。分别从几个系抽出来的，内有多个分部委员。学习班组织严密，参加人员必须出身好、本人无问题、对极“左”思潮认识清楚。《李文忠学习班》把【蒯大富炮打毛主席、林付主席罪责难逃！】、【蒯大富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凌瑞骥！】等大标语刷上北京街头。


12月17日

晚，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大礼堂传达谢富治同志、戚本禹17日凌晨【与北京高校群众代表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的讲话】。其中有关清华的一些问题如下：

关于【414战歌】问题，陈育延说：谢副总理说“我从未听见过，谣言。”后来就翻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念了一段，人要忠诚，并说我们是有的放矢，要忠诚嘛！后来戚本禹说造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才罪该万死……。休息时戚本禹找清华同学座谈，戚本禹又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林副主席没说过。”后来清华团派又问“414战歌”事，戚讲：“你相信吗？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学了这么多年毛选还分析不出来！”。

关于“干部问题”，戚本禹说：“在吕应中的问题上。414要作自我批评。”在清华团派讲：414说团派保凌时，戚说：“无非是派性攻击，不要管。”

关于“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戚本禹说：“清华大联合要以团派为核心，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意见”。又说：“你们团派高姿态，要坚定不移地整顿自己的组织，哪怕十二级台风你们也不要管他，把你们自己的队伍整顿好，多作自我批评，自己要作榜样。这样等谢副总理去开个会，表扬了你们，就可以当核心了。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关于“揪坏人问题”，戚说：“你们（指团派）里面也有坏人，你们少一些，414更不用说了，多一些。”

这次接见，没有通知414，只由团派广播台在接见前将自703冒××（此人神经不很正常，持有414观点）叫去。接见后，他对陈的歪曲传达稿，拒绝签字。

井冈山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虚心接受首长的批评，坚决改正。毛主席为井冈山撑腰，井冈山人一定给毛主席争气！

团《契卡》贴出大字报【沈如槐、谭浩强们向何处去？】，说414坏头头死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前途不会美妙。

上午8：30～11：30之间，土建系档案室（人事档案室）门被撬开，部分档案被盗。

团派发表【与任立新辩论纪要】，对任文章中批判“彻底砸烂”表示不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日来反复广播任立新文章，接着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语录歌。

414所属《李文忠学习班》、《二七战团》等单位刷出大标语要求揪出团派《井冈山》通讯社中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的混蛋。


12月18日

团派热烈讨论谢副总理和戚本禹“12.16指示”，414人反感，但不敢公开反对，反复播送《文汇报》社论：【评以我为核心】。

414在大礼堂召开【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会场气氛热烈，陈楚三以确凿的事实证明【414战歌】的歌词是林彪同志的语录，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某些人炮打林副主席的罪行。还说：“12.16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谢、戚指示“联合以团派为核心是愚蠢的”。孙怒涛带领全体战士宣誓。

会后有人讲：“四项协议我们都顶过来了，谢、戚算老几。”


12月19日

原电机系党总支书记陶森、土建系党总支委员沈恒滋、原团委副书记单德启写出【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文章。揭发刘冰“是刘邓黑司令部的马前卒，彭真、刘仁反党集团的死党，……是蒋记不漏气发动机的黑掌柜，蒋氏反党顶风船的黑掌柜，……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派，贩卖折中主义的老手”。他们表示：“我们过去都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受蒋南翔、刘冰、艾知生的毒害很深，在工作中积极推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犯了很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我们决心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彻底砸烂旧清华。同时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作到真正的‘三划一站’。”

晚，414《风雷战团》发起再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凌瑞骥大会】，“用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撕开了凌瑞骥这个漏网大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的真面目，狠狠打击了这个躲在‘大翻个’背后的走资派”。孙怒涛在讲话中提出要清理坏人，宣布把何介人、周维源清除出去。

井冈山《工总司》宣告成立。团派说：《工总司》把清华绝大多数（80—90%）工人集合到一起，这是一支彻底砸烂旧清华的中坚力量。《工总司》的成立是对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的最好最好的纪念。蒯大富发言：我校革命工人队伍团结起来，决不容许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把我们的阶级兄弟绑在他们破车上，跟他们一起去“完蛋就完蛋”。至于一小撮坏人，蒋南翔、刘冰、吕应中之流想上台，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革命工人总司令部》还写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上午，清华附中斗争里通外国分子何××，并将其子何介人拉去陪斗

近日来，沈如槐、孙怒涛等分别到治金、机械、电机等系参加会议，听取群众意见。


12月20日

团派讲：反革命小丑陈楚三一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12.18”顶风大会他跳得最高，公然肆无忌惮地炮打谢副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兵团《保卫组》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中午，团《保卫组》邢鹏等在照澜院食堂绑架了陈楚三，并决定下午在礼堂进行斗争会。414闻讯后，于西大操场集合，一部分人去大礼堂要求辩论，另一部分人包围团派广播台，破坏路线抢走喇叭。这天还抄了《第二契卡》和《斗蒋兵团》。

下午，团总部韩银山，鲍长康等十六名委员发表声明：陈楚三就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晚上，团《保卫组》和《二办》抢、抄了414《井冈山报》社办报基金，同时还查抄了414总部委员蒋南峰及亮相在414方面的廿多名干部、教师的家，将谭浩强，王学芳等干部残酷殴打。414决定封闭了科学馆，供一些人躲避团派迫害，并禁止团派群众出入。

晚上，蒯大富传达下午谢副总理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个414，当然其中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大联合当然要以井冈山为基础，前两次来清华的指示仍适用。要想搞垮井冈山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把414搞垮也不合适……”。谢富总理最后特别强调“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形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戚本禹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不行的……。”蒯大富还说：“北京卫戍区黄作珍副政委亲自批准，把小丑陈楚三收下”。事后查明黄副政委根本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当时蒯大富还说陈楚三已送公安局，被收下了。而实际上陈楚三是次日（21日）凌晨三点才送到公安局去。


12月21日

“热烈庆祝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团报在【竖队伍，乱敌人】评论中讲：“在整顿队伍同时，也必须提高我们的辨证唯物主义认识水平，认识运动的不平衡，矛盾的绝对性，尊重这一客观规律。……我们深信，毛泽东思想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必胜】、【炮打】、【闪光】的反动观点终会被广大群众所唾弃。”

团《保卫组》在蒯大富遥控和任传钟现场指挥下，残酷毒打陈楚三，直至今日凌晨才将其送到公安局。为了抗议蒯大富纵容团《保卫组》内一小撮混蛋违抗“六.六通令”，非法绑架陈楚三的法西斯暴行，414一千五百多人集队进城大游行，向市公安局表达立即释放陈楚三的要求。刘万章说：“如果陈楚三是反革命，那我们都是反革命”。宿长忠宣读呼吁书：“蒯大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园是一片白色恐怖。”孙怒涛说：“还我人生安全，四大自由！”

《营救陈楚三同志战团》、《革命到底学习班》（简称《到底班》）赴公安局就陈的问题与公安局进行交涉。（自此，《到底班》一直驻在北京市公安局交涉，并以此为据点质问公安局和炮轰北京市领导谢富治，直到“3.22”杨余傅事件出来后才撤回学校）

414强行封闭科学馆。基础课物理教研组一部分团派要进科学馆“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在科学馆门口静坐示威，静坐人数最多达五、六十人。《工总司》等坚决支持他们行动。

团《二办》郭XX约414干部黄XX于20日晚了解“12.18顶风会”的情况。黄引来414保卫组把郭抓到科学馆，后在团压力下放回。郭揭露被抓后，用铁哑铃击其头部，用钳子敲其牙。

团派说：黄美来何许人也，“政治课教师，是陆定一树的全国政治工作人员的一面红旗。陆曾拍着黄的肩膀说：全国政治教师都要向你学习。并打算派他到国外讲学。黄也深得蒋刘死党的重用，打算提他任宣传部副部长，已报中宣部。黄是414《东方红》核心人物。

下午，团《保卫组》和无线电系一部分人到414办事机构寻衅闹事，砸门抄家，打人，将四楼洗劫一空，并破坏414的【［毛主席万岁！］图片展览】所用照片40余张。

晚，团派在礼堂召开形势讨论会。陈育延、孙耘发言攻击陈楚三，说与414矛盾性质已发生变化。王良生在会上点了几十个同学的名，说他们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抓。马小庄宣读了井冈山兵团给市革委会的决心书。

各系团派点名通缉414负责人达41名，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414在礼堂召开大会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414头头在团派“通缉”的情况下毅然参加大会。《革命到底学习班》赴《人民日报》社报喜。

《井冈山》报出专刊【论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点了一批清华干部的名：【打倒蒋南翔死党——蒋刘反党集团未出笼的书记滕藤】，【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吕应中式反党干将李传信】，【贼心腹反动透顶邵斌】。陶森、沈恒滋、单德启出文批判刘冰：“刘冰是刘邓黑司令部的马前卒，彭真、刘仁反党集团的死党；是蒋记不漏气发动机的黑掌柜，蒋氏反党顶风船的黑掌舵；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贩卖折中主义的老手”。

团物教组继续静坐示威，机械、工物系前往声援。

白色恐怖继续笼罩清华园。

深夜一点多，数十名414在孙怒涛的指挥下，从三号楼向科学馆运砖头，从动农馆向科学馆运钢管，被团派巡逻队抓住5人。


12月23日

中午，《工总司》，各系团派教工分部在科学馆门前草坪上集合，声援物理教研组革命教职工要上班抓革命促生产的正义要求。并通过大会决议后举行游行。

下午，团派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分析形势。

414有人起来造反。《解放全人类》一战士姚XX贴大字报揭发：414一些决策人一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手法，为我所用。


12月24日

《28团》庆祝成立成立一周年。

晚上，团派召开【“12.25行动”动员大会】，蒯大富不顾中央首长的劝阻，坚持进行“12.25行动”，在会上说“要扫清九大的绊脚石，为九大立功！”。

晚九点，水利系水力学教研组讲师、原团《井冈山》报编辑、《吕应中问题专案组》成员周定邦在宿舍跳楼身亡（12月25日早上发现）。周曾在1957年鼓吹“还政于民”，并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急流勇退”，反右时被开除党籍。


12月25日

发扬井冈山人“12.25”革命造反精神，团派数千名战士进城进行大游行、大宣传。在前门、天安门各处贴出口号：“排除一切干扰，扫除一切障碍，迎接九大召开！”“全国革命人民动员起来，为胜利召开九大而奋斗！”，“乱敌人，竖队伍。彻底砸烂旧清华！”，“对抗江青同志讲话绝对没有好下场！”。由工物、无线电、数力、水利等系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小分队》活跃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街头进行十余场演出，深得大家欢迎。

414总部召开大会，表示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要求蒯大富立即释放陈楚三。孙怒涛代表总部作了【总结经验，克服缺点，奋勇前进】的发言，最后，宿长忠作了【关于12.26宣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行动的动员报告】。

中午，团广播【与联合总部委员鲍长康同志座谈纪要】，说：“我们一贯认为414是反动保守组织……，你们恶毒攻击聂元梓、蒯大富等革命造反派，妄图使他们不能进入中央委员会，你们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情帮助下，井冈山《红一军团》首次成功演出大型歌舞【井冈山的道路】受到热烈欢迎。


12月26日

今天是红太阳升起的日子，举国上下共庆伟大领袖毛主席74寿辰。“敬爱的毛主席，您也是我们井冈山人的红司令，用海水作墨，大地作纸，也写不尽井冈山人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414三千大军浩浩荡荡进城游行，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最新最高指示，并在各主要街道贴大标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要求释放陈楚三。

张雪梅带领数十人一直在北京公安局、军管会门口静坐示威。说军管会“是奴隶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晚上，414和团派分别在西大饭厅和大礼堂演出节目。


12月27日

凌晨，中央首长谢副总理、丁国钰、李钟奇同志接见清华两派代表各九人。戚本禹说：“清华两派为一个战歌问题发生了很大争论，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读了林彪同志关于战略问题著作……。41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我们林付统帅的表现。但是这个改编没有把……表达出来，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侯用这个战歌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双方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

谢副总理再三强调：“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话也不听，我们算老几，不是有人说我们算老几吗？”“分开是不对的，硬压也是不对的，现在应该重新联合起来。从历史上和现在的情况，团派在联合中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自己要有高风格，不要强调‘以我为核心’。414同志该承认这个历史现实，不要去争这个高低。”陈楚三作为414总部代表一起参加了首长的接见。

早晨，陈楚三胜利返校的消息传遍清华园，七千名414战士夹道欢迎，盛况空前。上午，414盛会欢迎陈楚三，并传达了戚、谢首长接见时的讲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陈楚三在会上控诉了团《保卫组》对他的残酷用刑殴打。

中午，蒯大富在向团派传达戚、谢讲话时说：抓陈楚三抓得对，放陈楚三是为了让群众进行专政，“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


12月28日

414十五名总部委员发表声明，对团派十六名委员的声明驳斥。

团《624》观察员文章：【彻底砸烂反革命顶风船——414一小撮坏头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恶累累】、【看沈孙之流还在顶风】。


12月29日

《井冈山》报社论：【彻底砸烂‘永不漏气的发动机’——论清华党组必须重建】

晚上，414召开战斗组长会，孙怒涛传达首长单独接见时的情况。大家认为，目前双方分歧在于是否认识贯彻执行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团派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提出“新十二月黑风”，要为“九大”扫清道路，这完全是错误的。

晚上，电机系团派《捉鬼队》等人对系行政领导权进行反夺权，占领办公室。

团派为探听414的消息，在主楼后厅安装的整套窃听器，被414发现并缴获。


12月30日

“敬爱的江青同志来我校看望井冈山人一周年”，团派在礼堂召开【总结誓师大会】。

校医院团派抢了原来由414《东风》掌管的公章，说革命干部刘汉忠、何光永等长期以来和蒋南翔死党及在校医院的代理人张寿昌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发生磨擦。

414各学习班发动起来，揭露团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攻击《人民日报》和中央台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上午，团派在礼堂召开总结工作大会，蒯大富在会上表示前一阶段在任立新等问题上有错误，在吕应中问题上获得了胜利。


12月31日

团派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红一团到红十二团，各战斗组努力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元旦重要社论。

无全校性大活动。

当晚，《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来源： 作者捐赠。


清华文革大事日志：1968-1969 （四）
邱心伟 原蜀育主编
2009.04.00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认真学习元旦社论。团总部发出号召全体革命师生学习[元旦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414热烈欢呼【元旦社论】的发表。除夕晚，414《革命到底学习班》连夜前往《人民日报》社报喜。


1月2日

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总理、康生、李富春等接见在京学习的解放军干部和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

《井冈山广播台》介绍《红一团》克服一切阻力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经验。团《政治部》发出【向《红一团》学习，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决定。


1月3日

下午，414观点的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部》宣告成立。团《工总司》发言人在【严正声明】中说，井冈山《工总司》不容肆意攻。严斥414一小撮人秉承走资派意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

我校自6毕业生陆续离校，自控系414抢占了他们腾出来的房间。


1月4日

由于房间纠纷，深夜12点左右，团总部崔兆喜、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继芳等人率团《红四团》、《保卫组》、《捉鬼队》和冶金、机械等系一百多人，手执匕首，铁棒，身穿盔甲，脸带面具进攻12号楼5楼529房间的414广播台。用石块、气枪打破玻璃，砸穿天花板，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武斗。414广播台6人有2人楼跳楼重伤，1人从窗外被4楼的人接应救，3人被俘。414总部用广播召集起来《李文忠学习班》、《好八连学习班》，也带着铁棍、木棒、石块，动用了高压消防水龙，从东面的楼梯上了五楼。楼内的414用桌椅和床堵住西头楼梯，切断团派的后援，增援五楼。一场混战后，团派袭击人员全部被俘，414人获救。团派受轻重伤近百人，三十多人入院治疗。

团派讲：414头头宿长忠亲自用铁棒打断我战士手指，打伤我战士头部、腰部。孙怒涛手执长矛参加战斗，“在我英勇的井冈山人面前戴起花头巾，乔装逃命，狼狈不堪，丑态百出。”

凌晨4点多，解放军闻讯赶来，414不准解放军进楼，“拿介绍信来”。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学校找两派进行谈判，争执许久，下午双方才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武器，并让414释放了团派的俘虏。

中午，团派召开大会，痛斥沈孙汲们在走资派操纵下制造武斗。《工总司》严厉警告一小撮走资派和清华园里的地富反坏右、流氓、狗崽子和黑干子弟：你们休想翻天！挑起武斗也挽救不了你们彻底的灭亡，并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团报讲：这是清华“68.1.3”反革命阶级报复案，妄想靠武斗苟延残喘，延长狗命。这绝不是偶然的！四一四坏头头蓄谋已久。414阴谋策划，选择12号楼有着不可告人目的。我保卫组为了保证革命师生正常生活，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下午，414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声讨团派昨晚偷袭414广播台的事件。但燊在会上介绍了昨晚发生在12号楼的事件过程。

两派广播台互相攻击。

晚，414《斗蒋作战部》负责人黄XX带领一部分人去抄《红教工》头头俞XX，来XX等人的家，误入俞的邻居一位解放军的家中。第二天，黄在去向解放军赔礼道歉的途中，被团《保卫组》一部分打手绑架至生物馆打得半死，伤重住院。

晚，团总部开战斗组长会，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斗争大方向。最后刘才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党中央交给井冈山兵团一个一项光荣任务——写文化革命时期的党史。井冈山人个个欢欣鼓舞，决心完成，全力以赴写好党史，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团《井冈山》报文章：【再论清华党组必须重建“烂掉的就要搬掉”】。


1月5日

上午，414所属各机构、各战团召开【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大会。抗议1月3日团《保卫组》和《捉鬼队》中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挑起武斗的罪行，群情激昂。

在414召开大会的同时，任传仲率领人，把去医院探望病人的两位414学生毒打一顿。并说“校医院414一小撮人无理罢工不上班，管理员王XX贪污分子竟携购粮证潜逃，迫害我伤病员”。团《保卫组》由刑X带领借口伙食问题，对医院王管理员拳打脚踢，并赶走住院的414派人员，武力占领校医院。

下午，团派在大礼堂召开【揪王八，乱敌人，血战旧清华，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师大会】。井冈山人纷纷上台发言，决心将满腔怒火集中到刺刀尖上，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讨还血债！狗特务414《斗蒋作战部》核心人物何介人；反共老手、国民党少校王遵华被揪到候审席上。另外一批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高景德、吕应中、李传信、邵斌、刘小石、李麒模、李西山、金希武等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也被揪出来示众。就是这些人，形成蒋刘反党集团的骨干，窃取了我校党政财文大权，长期以来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干尽了坏事。现在又摇身一变钻进414，在幕后出谋划策，扇阴风点鬼火，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被414戴上了“革命干部”的桂冠。

团《1.3调查组》发表【68.1.3事件调查报告】，“长矛大刀何所惧，碧血丹心化宏图”。

晚上，在主楼三区208，《12.25战团》召开形势讨论会。

414《革命到底学习班》向蒯大富提出【十项要求】：“给陈楚三平反”、“向吕应中道歉”等。


1月6日

“向优秀的井冈山人致敬！”团派《红一团》至《十二团》、《捉鬼队》、《保卫组》等480人在12号楼前集合，集会示威后去荷花池病房，召开【学习、慰问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受伤的革命战友大会】。

《捉鬼队》纪念去年揪王光美【“1,6”行动永放光芒】。团总部《政治部》发表通告，表彰《捉鬼队》全体战士，并要全体《井冈山》战士向这个英雄集体学习。

下午，许多414同学在校内外刷大标语，要求解放军对清华实行军管。

414在8号楼安上喇叭，并说老团要攻8号楼，《好八连》连夜准备武斗工具。

3号楼内，414和团派《老实话》发生摩擦。

7号楼内，414有人晚上偷消防水龙，被团派抓住。

学校中气氛极为紧张，不少人搬东西回家，烧材料，人员开始外流。


1月7日

江西省革委会成立。

414《战地黄花》等战斗组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彻底砸烂——二评‘大翻个’派的理论和实践】。团派骂它是“玩弄拙劣手法，以掩盖‘一切坚决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本质，妄图丢掉蒋南翔某些反动口号躯壳，而保住他们反动的政治灵魂。”


1月8日

下午，即将进校的解放军代表听取团派的汇报。

团派召开【揪王八，乱敌人，血战旧清华，誓死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井冈山《工总司》和《红一团》到《十二团》，揪斗了蒋南翔、刘冰反党集团。旧党委的所谓“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成员：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吕应中、何介人、高景德、刘小石、李传信、绍斌、王遵华、金希武、李酋山、李棱模等十几个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井冈山人决心大，方向明，矛头准，火力猛。顿时一小撮走资派手脚大乱，对蒋刘反党集团及其第二套班子的攻坚胜利了！”

团《保卫组》殴打414《革工总》的韩XX。半夜，414《李文忠学习班》、《好八连学习班》等发表声明，支持《革工总》。《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播《保卫组》声明：没有抓人事件。

团派公布“1.4”武斗受伤名单20人。414说其中13人都不是自控系的。


1月9日

上午，即将进校的解放军代表听取414的汇报。

电机系414三人遭《捉鬼队》一小撮人殴打。

《红八团》、《红九团》揭发：1月4日后，414不断向八号楼里运长矛、铁棍类武器，把砖头运进116室，把空床抬到二楼。整夜有许多可疑人进来，开秘密会，有人在天窗上放哨。“在XX系414战斗组会上有人叫：我们就是要把8号楼作为据点，要全力支持《好八连》。”

晚上，414召开【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捍卫九月高潮】大会。沈如槐讲话说：现在已经没有联合余地，强烈要求军管。


1月10日

团《二办》和《斗蒋兵团》就批判假社教问题发表干部政策声明。

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最高最新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三次大会】，继续揭发假社教的反革命事件，打倒张慕津，坏干部谭浩强等。《二办》勒令谭浩强到会接受批判，否则罪加一等。“不少干部也英勇地杀向第一线，有力地揭发了蒋刘反动集团大开反革命顶风船。凌瑞骥在会上作了揭发交待。”

【第三期干部学习班】成立，由团《二办》和《斗蒋兵团》主持，参加学习的主要是一些问题较大的中上层干部。张慕津、何介人、郝根祥等少数人态度恶劣。罗征启、谭浩强拒绝参加。

《414广播台》、《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评大翻个派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论和实践】。


1月11日

上午，414在主楼后厅召开战斗组长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团派找干部谭浩强、饶慰慈、刘鸿亮等谈话，要他们对“1.8大会”表态:“好不好？”

《团广播台》、《前哨台》播送【四一四揪军内一小撮毁坏伟大长城罪行累累】。

《井冈山》报登：一个深夜在7号楼三楼偷水龙带的414被抓，在我井冈山人严厉责问和教育下他交待：一月六日去偷水龙头是严重错误，指示是《李文忠学习班》下的。在李文忠学习班时听说有人到钢院去习武。……我们希望全校革命动员起来，密切注视，及时揭穿414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行径。


1月12日

《井冈山》报社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校支左】。还登了批蒋文章：【蒋刘反党集团精心策划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揭开清华65年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

下午,将要来清华的解放军代表四人同414继续座谈。

团派今晚召开【“揪王八、乱敌人、树队伍”，全面落实最新高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四次大会】。继续揭发批判1964年假社教，矛头重点指向罗征启、张慕津、谭浩强、方惠坚等人。说张慕津、谭浩强、方惠坚“来往奔走，收集社教阴暗面，大整黑材料”，罗征启蹲点土建系搞假四清，创造清华的‘桃园经验’”。张、方在会上被揪斗，罗、谭避开了。

晚上，土建系、机械系《红二团》、《红九团》联合，在西区阶梯教室开【打倒刘小石、夏镇英】会。

414《井冈山报》文章【评十二月的清华园——围绕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触目惊心的斗争】，又【‘大翻个派’在继续跳动武斗】文章，列举了团派跳动武斗种种。


1月13日

北京市革委会召开拥军动员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开展拥军活动的指示】。

上午，414在大礼堂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大会。揭露凌瑞骥、邵斌、李麟模、周维源、何介人、金希武等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罪行。

下午，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


1月14日

上午，《414广播台》广播《文汇报》社论：【派性的反动性】和【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按语中表达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巩固和发展我校革命大联合的决心。

《工总司物教战士》发表最最紧急严正声明：严斥414一小撮强占科学馆，动用放射性沾污物品用作武斗工具的严重政治事件，要求卫戍区解放军尽速处理。


1月15日

下午3点，414召开了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猛烈向阶级敌人开火大会】。会上414战士以极大的愤怒声讨揭露了凌瑞骥、滕藤、邢家鲤、何介人等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两面派手段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恶活动。凌瑞骥、邢家鲤没有到会接受批斗。

晚7:30，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摧毁蒋、刘反党集团【第四次彻底揭发蒋刘反党集团假社教反革命事件】大会。报道说；整个大会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这次大会让所有干部在群众面前亮相，谁个劣，谁个稍次，在群众心目中都有极明白清楚的计算。让群众来掌握干部政策。报导说：“刘冰哑口无言；张慕津、何介人故作姿态、回避要害；李恩元千方百计捂住盖子，拒不交代。”

414则说：老团找走资派和有关干部参加揭发和对质，口号是“揭发有功，包庇有罪”。会上凌瑞骥、邢家鲤等走资派皆成了揭发有功的干部。亮在四一四方面的饶慰慈、罗征启及张慕津等中下层干部由于没出席大会或准备不足，皆成了包庇有罪，一概打倒。而亮在团派的干部则没有一个要打倒的。这个大会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且派性十足。

《物00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共向东’与“414”】一文中介绍了上海的“共向东”与所谓“414思潮”同出一辙。


1月16日

团总部《政治部》号召认真学习《文汇报》12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

《二办》召开座谈会，一些414干部也表示“这几次会开得很好”。

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干部和小将们一起斗争了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走资派李恩元。

下午3:30，《414广播台》播送了《革工总》及《二七》、《三七》、《东方红》等十二个战团【就反革命小丑谢遐龄事照会蒯大富】文章，希望联合斗谢遐龄，要求蒯于16日24时前作出答复。

晚上，团《保卫组》发声明，说谢遐龄没有破坏大联合，斗争谢遐龄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八一军团》贴出大字报【蒯大富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冲宵汉》贴出大字报说：《八一军团》是“优秀的反面教员”。

《12.25》战团邀请《联合总部》核心组成员座谈，414方面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龙连坤出席，团派方面鲍长康、马小庄参加。鲍、马说：“414背后有黑手，……联合总部不能简单恢复，实践证明联合总部已经是不革命的，没有代表性，没有权威的，是革命的阻力，里面混进了谭浩强这种坏干部，陈楚三这样的反革命小丑。”。沈如槐在会上提出要捍卫九月高潮，恢复《联合总部》工作，《联合总部》的核心组办《白求恩学习班》，总部委员办《张思德学习班》，得不到团派的响应。


1月17日

《东方红战团》发表【对团《保卫组》声明的严正声明】，驳斥他们种种谬论，要求他们必须揭发谢遐龄，否则，“将来就由不得他们了”。

下午，414《革工总》等召开第三次【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阶级敌人猛烈开会大会】，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谢遐龄。而团派至今对曾任过01-18部队政委、蒯大富私人秘书的反革命分子谢遐龄不揭发，不批判，不斗争。

晚上，团派召开【批判假四清】的第五次大会。提出打倒何介人、吕应中、罗征启，大骂谭浩强。会上韩银山念总结发言，勉励井冈山战士“宜将奋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把已经被打得讨要摇摇晃晃的蒋刘死党彻底埋葬在人民战争恶汪洋大海中。

《12.25战团》贴出了一张比较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派性50例】，看的人很多。

414《保卫组》发出通缉令，通缉逃往上海的反动教授徐亦庄。

414《革命到底学习班》在校内贴出【致市革委会的公开信】的大字报，当天夜里被撕去。


1月18日

上午10点，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七次大会】，揪斗了被蒋刘长期包庇的国际间谍特务费多瑞、许毓章、程耀椿。会上蒯大富当着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面还大肆攻击414。广大团派战士对蒯的低姿态很反感，开会稀稀落落，会场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人。

414《到底班》贴出【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信】。说：“我们坚定地认为蒯大富非法绑架陈楚三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阴谋的革命事件，是对七千名414战士露骨的挑衅。对陈楚三事件不能草草收场！”,“要求谢副总理主持北京市革委会，责成北京市革委会委员蒯大富对此政治陷害作公开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几日以来，《到底班》在北京站、西单、王府井、公安局门前贴出许多大标语。

晚，《前哨台》广播【紧急强硬声明】，说这封【公开信】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公开信。大骂张雪梅、周忠东之流是“414坏头头”(张、周是学习班负责人)。

《斗蒋兵团》、《八五支队》批判文章【从何介人看蒋刘反党集团的假审干】中说：何介人这样的坏蛋，蒋南翔迫于压力，不得不忍痛割爱，降为教务处副处长，……沈孙汲从蒋刘的唾液中找到一位“革命干部”马上予以重用，封为《斗蒋作战部》副部长，这大概就是他们“解放一大片”、“平黑”、“平保”解放干部的典范吧！《井冈山》报还登了《追穷寇战团》、《九六支队》的批判文章：【看！张慕津之流在假社教中干了些什么？】。《向东航习班》文章：【蒋刘反革命顶风船上的谭浩强】。

晚上，团派又召开【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八次大会】。


1月19日

由北京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组成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检查组》11人(卫戍区9人,市革委会2人)到校。

团《前哨台》就414《到底班》的【公开信】发表第二次【紧急严正声明】。说沈如槐、孙怒涛等是自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对《革命到底学习班》采取行动。

414《红尖兵》广播台全文播送了《革命到底学习班》就陈楚三问题【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信】，加按语。

《12.25战团》【最最紧急倡议】，要求两派联合斗周泉缨、谢遐龄。


1月20日

上午414在大礼堂召开第四次【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大会】。会上揭发斗争了《红教工》的骨干分子，漏网大右派徐亦庄及托派分子李恭亮，斗争了电机系一贯躲在小将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破坏革命大联合的漏网地主、“三开”分子(日伪、国民党、解放后都吃得开的反革命投机分子)韩毅，并宣布揪出了美国特务汪坦。

会后，沈如槐传达了谢富治同志关于大联合问题的讲话，谈了对我校大联合的看法。

下午，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九次大会】。矛头还是准了刘、吕、张、罗、谭、李康等人。会后鲍长康宣读了《二办》和兵团《保卫组》【关于彻底揭开蒋刘反党集团反革命翻案黑风干部政策声明】。

414《到底班》再次发出给蒯大富的强硬照会，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给陈楚三公开平反。在城里刷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团派说他们实际上是制造影响，对中央施加压力。


1月21日

解放军组成的检查组昨夜进校。在他们的领导下，原准备成立我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合检查组》，两派各派七名代表，团派在陈楚三问题上设置障碍，使《联合检查组》未能成立。解放军检查组决定两派分开检查。

团派号召全体战士重视这次大检查、大总结，掀起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新高潮。

《红教工》贴出【口号声明】，说搞垮《红教工》是办不到的。


1月22日

下午414战斗组长会，作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总结，大检查动员。大家认为陈楚三完全有资格代表414进入检查组工作，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解放军同志会上发言要求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检查自己派性，多做自我批评。

两派负责人在解放军检查组的帮组下达成了【双方广播停止相互攻击(包括影射)的协议】。


1月23日

团派认定了蒋刘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套班子心腹人物是“刘、吕、何、张、罗”。

上午团派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彻底砸烂蒋刘反党集团第十次大会】。斗争了何介人、吕应中、刘冰，声称他们是伸进414的黑手。蒯大富最后讲话说，彻底摧毁蒋刘反党集团归结为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假四清”问题；淮海战役——“为生存而斗争”问题；平津战役——“三次翻案风”问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宣布蒋南翔是假党员。说414负责人是自去年十月以来自觉维护蒋、刘反党集团的，是代表资产阶级，不可信任。

下午414召开第五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大会】，揪斗了27名走资派、反动权威、右派、托派、地主、,特务分子。揭露他们破坏革命大联合的罪恶勾当，会上还斗争了方天心现刑反革命分子。

陶德坚贴出【向沈如槐们严重警告】，大骂沈如槐。

两派在解放军帮助下，广播机构达成六项协议，规定从1月24日零时起执行。


1月24日

上午，《12.25战团》、《向东支队》在大礼堂召开【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团四联合战斗大会】。会前刷出大标语：【打倒李康！打倒周泉缨！打倒谢遐龄！】。会上有一个揭发李康的发言，说“1.4”武斗是李康挑起的，说一年来清华是“派战”、“私战”。听众有几十个人。414广播了大会的海报，实况报导。

《团广播台》破坏了【关于停止相互攻击的协议】，一早就开始攻击414，并再次播送【扬子江层层恶浪和清华园的阵阵妖风】文，大骂“沈孙汲”。

《414广播台》向《团广播台》发出第一次忠告，希望他们停止对414的攻击。

中央批湖南《省无联》，414大为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蒯大富对文革的看法是《省无联》观点。


1月25日

晚，414总部召开【斗私批修会】，会上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派性，总结了前段工作。解放军刘承能等同志参加。

晚，蒯大富和《12.25战团》、《向东支队》座谈，主要观点有：

⑴、414是由代表保蒋、否定文化大革命势力的《东方红》控制的；

⑵、我们没黑手，而414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策划班子，他们控制414每一个人行动，414所干的，都是背着414战士的；

⑶、春节后我们将大力揭发他们是如何操纵414的，连我们都感到惊人；

⑷、414头头的确是保蒋的一套班子，这是大联合的最大障碍；

⑸、清华两派的斗争不是派性问题，分派是必然的，清华分裂是必然的；

⑹、九月联合7：6是什么人高兴，就是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欣喜若狂；

⑺、联合，团派头头没问题，就是团派战士通不过。414广大战士是要联合的，问题是414头头；

⑻、不要把清华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清华是有地位的，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物，有权威的，是没有法控制清华的。

414《风雷激》、《三军》、《五二》战团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天津紧张地战斗了九天，影响极大，受到天津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工人的热烈欢迎，今天胜利返校。天津人称赞他们的演出“盖了”(天津话,意指别人超不过)，说他们的演出“生动地反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总司》、《红二团》批罗征启文章：【清华桃园里的罗征启】。

《血战旧清华战斗团》战斗组文章：【第二套班子在哪儿？】

下午，生活供应科和图书馆革命工人在生活供应科木工厂斗了党内走资派、地主分子徐静贞。


1月26日

甘肃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今天《人民日报》报导并发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

在团总部“杀猪过年”、“宰王八，过春节”的号召下，下午，修缮科团派斗争了“党内走资派李思向”，并要只当了100天副科长的工人刘洪文到会批判，把刘打成“坏干部”。

至今,学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同学回家过春节，教师也有不少回家探亲。学校大会都停下来，大字报区几乎没有大字报。《414广播台》广播自我批评的稿件，而团派广播台则以斗“一小撮”为名，继续攻击414。但总的来说校内气氛比较缓和.


1月27日

毛主席接见海直、总后、二炮等单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陪同接见的有林副主席，还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

下午，沈如槐、孙怒涛、宿长忠等到医院慰问“1.4武斗事件”中负伤的江XX同学，还慰问了被团《保卫组》刺伤的杨XX同志，到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接待站慰问《革命到底学习班》。

下午，团派《工总司》、《革站团》等单位，和基础科部分教师、及电机系《武工队》革命小将在一教104联合召开大会，狠斗了反革命小丑谢遐龄、方天心。

今晚，两派联合在大礼堂召开慰问复员军人，烈军属大会。团派破坏协议，单方面发言，会后放电影。


1月2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纪念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周年】。

今天早上解放军检查组离校，414总部代表前往送行。解放军在我校八天，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两派斗私批修，打倒派性，为促进我校革命大联合做了很大贡献。

《前哨台》广播：【中央首长谈清华问题】，揭发吕应中，攻击414。在【听！黑少帅的咬牙切齿声音】文中说：

试化厂《革命到底学习班》、《二五七支队》揭发吕应中罪行说：66年11月借调整房子机会，吕应中搬到刘冰腾出来的房子。谢祖培要去刘冰不答应，一听吕去就“可以可以”；12月初。刘冰借学生之口【访问刘冰纪要】出笼，12月13日吕应中也拼凑了一个【询问吕应中】，公然叫嚣“蒋南翔正确的比较多”，“我不能肯定他是走资派”；为竭力控制干部队伍，他说：“学校大字报没人看，只有刘冰的【访问纪要】前面挤满了人,天黑了还打手电看”，“我和刘冰住在一起，每天访问人川流不息”；对试化厂，他讲：“要是解散劳改队，就得发入厂证。我的官还未罢，我还是总工程师。”“试化厂的成绩绝不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问题，成绩比九个指头还大”。67年2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出来后，他跑到李传信家里对党委贯彻什么路线、蒋南翔是不是野心家、党委内有没有反党集团核对口径；67年7月在414亮相时公开叫嚣：“在历次运动中，在我独立负责的一些工作中，基本领会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还激动地说：“是四一四革命小将解放了我！……我绝不做口头革命派，从现在起，我就在试化厂414分部支持下，停止团分部对我的劳动处分！”此后吕的狗胆更大，参加了414的《斗蒋作战部》。

《工总司》、《斗蒋兵团》还揭露了【何介人要复辟】，在文革中上串下跳的复辟活动。说：就是这样人，居然有人给他带上“革命干部”桂冠，提拔为“斗蒋作战部长”。


1月29日

414总部组织春节慰问团，到老工人、军烈属家中慰问春节，并同老人举行座谈。


1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27日）。并发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

今天上午414总部春节慰问团继续到各食堂，职工宿舍向工人师傅慰问春节。

今晚6:30团派《捉鬼队》，《保卫组》在城里绑架了罗征启。

1月31日

晚上，《414广播台》播送《二七战团》、《三七战团》、《东方红战团》的【就团派非法绑架罗征启的严正声明】。


2月1日

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同志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并接见演员。

原来中央文革负责文艺口工作的戚本禹没有出面。

《团广播台》播送市革命委员会【举办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全市共有20所大专院校(包括清华在内)参加第一期学习。


2月2日

南越解放军在春节期间向各大城镇发动全面攻势，取得极其辉煌的战果，大量摧毁美军军事基地，大量歼灭美伪军。西贡美国大使馆被占领达六小时。伪总统府，伪军总部等也受到袭击。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欢呼南越人民新春大捷】。


2月3日

周总理致电南越阮友寿主席祝贺新春大捷，强调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重申我国援越抗美的坚强决心。

根据市革命会通知，我校两派各派5名主要负责人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学习。414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刘万璋、陈楚三。团派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

414方面去市革委会学习的5名学员发表给留校同志的信，表决心。

《前哨台》对414《革命到底学习班》提出第三次严重警告，说炮打戚本禹、谢富治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2月4日

414召开各系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交接工作，斗私批修，围剿派性。中午，沈如槐等步行20余里到《红代会学习班》学习。团派代表要用小汽车送他们去，汽车房工人未答应。晚上，他们还是用汽车把行李送去。

晚，团派去学习班代表鲍长康、刘才堂、任传钟、陈继芳发表声明，还认为陈楚三是反革命小丑。声称他没有资格参加学习班。

《前哨台》再次播送【两股妖风，三次翻案】的稿件，影射攻击414。


2月5日

《人民日报》等各报报导：河北省革委会于3日在石家庄成立，李雪峰、刘子厚担任主任、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至此华北地区已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团派、414派代表协商联合召开【庆祝越南新春大捷。援越抗美！】大会。达成协议：⑴ 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开；⑵ 停止互相攻击；⑶ 去城内刷大标语；⑷ 2月6日上午开大会。在大会程序上，协商多次才解决。

深夜，团广播台播送号外：“被我英勇井冈山人揪出来的反革命小丑谢遐龄，经我保卫组等有关单位反复核实材料，已于晚七点将其扭送市公安局军管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号外中再次把陈楚三说成是反革命小丑。

由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首都大专院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原定学习三周，共251人参加；后根据中央指示，学员由群众组织负责人扩大到干部和群众，人员共达1406名。谢副总理作重要讲话。


2月6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

上午9点，在大礼堂召开【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庆祝越南新春大捷，援越抗美大会】。会上团派还是打派旗。蒯大富从学习班赶回来硬要在会上讲话，“突出《井冈山人》”。《414广播台》对上午大会发表评论，抗议团派单方撕毁协议的恶劣行径。

下午，414各系积极分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参加者共有300多人。传达了谢副总理的重要讲话。

当晚，《形势大好》学习班刷出大标语：【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以十二级台风顶毛主席最新指示春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打倒反党集团5.16!】、【谢副总理2.5讲话好!】


2月7日

《人民日报》报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2月5日成立。革委会主任为曾思玉，副主任：张体学。社论题目：【万里长江起宏图】。

《团广播台》广播我校在市革委会的学习班两派学员联合达成【八要八不要】的协议书。

校内414的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讨论形势，传达李钟奇同志讲话。


2月8日

《414广播台》向全校播送周总理2月2日在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录音。总理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强调指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在为公还是为私，派性还是党性的问题上。号召革命小将不要吃老本，要在革命大联合中，在破私立公中立新功；并提出了要在革命大联合中做到“忠、信、严”。

清华园欢欣鼓舞，热烈欢呼：总理“2.2讲话”好得很，好极了!决心认真领会总理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团总部发公告：要求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要干预外地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任何人盗用我兵团名义对外所发声明，一律不予承认；对外所谓“联络站”活动与我无关。由此产生一切后果有肇事者负责；春节期间擅自离校的必须二月二十日前返校。

【风展红旗如画】——《井冈山》报介绍了全国革委会成立情况。


2月9日

《人民日报》刊登介绍纺织部解放干部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引用主席的一段语录：“丢掉了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社论【派性与机会主义】。

上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遣队进我校。

下午，414广播台播送【誓死捍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别节目，内容主要为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学习班的主要讲话，彻底批判《省无联》的反革命纲领和《湖南日报》批判《省无联》反动纲领的有关社论。

下午，《前哨台》广播《前哨之声》写的【派性50例】文章。

深夜，团广播台播蒯、鲍、韩等人关于【联合办学习班】的倡议。


2月10日

《革工总》、414《政治部》发表关于【努力学习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倡议书。

凌晨，414《形势大好学习班》发表口号声明：【坚决打倒王、关、林反党集团及其余党!】、【打倒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下午，414在战斗组长会介绍有关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插手北京市及清华园的运动，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情况。

大字报区贴出蒯大富与《12.25战团》在1月25日的【座谈纪要】。


2月11日

414方面学习班负责人会议讨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问题。

团广播台广播蒯、鲍等五人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中央的事情中央管……，否则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清华两派联合不起来，群众是饶不了我们的。”


2月12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定于明日进校，召集两派负责人共同商讨欢迎解放军进校事宜。

下午，沈如槐回校召开414战斗组长会，传达李钟奇同志重要指示。

414广播台播送【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专题节目。批驳了蒯、鲍等五人声明。认为清华前阶段运动有黑手在操纵，必须彻底揭露。

深夜，414广播台从南校门到二校门线路全部被破坏。偷走电线长达1500多米，严重影响了明日的欢迎解放军进校的播音。


2月13日

早晨，为欢迎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老团、老四在全校大刷大标语。

下午3点，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余人进校，全校革命师生夹道热烈欢迎。随后在大礼堂联合召开欢迎大会。

中午，414《八一军团》贴出有关戚本禹的大字报，题目为【将反革命两面派戚王八揪出来示众！】，看的人十分拥挤。当晚，414立即把大字报撕掉。

《414广播台》就某些人破坏广播台线路，影响欢迎解放军进校的播音，发出最强烈抗议。《团广播台》在中午也发表【郑重声明】，声称线路亦被短路，要414打倒派性。


2月14日

上午9:30，团派召开【全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学习总理“2.2讲话”，围剿派性】大会。《前哨台》、《工总司》、马小庄等作了发言，检查了自己的派性。决心“大揭派性盖子，大摆派性危害，大挖派性毒根，打一场围剿派性的‘人民战争’，坚决遵照总理指示，做到‘忠、信、严’，促进和巩固我校大联合。”

《红教工》发表致414同志的【公开信】。说过去414搞《红教工》是受资走派罗征启、李康的挑动，陶德坚不是坏人。


2月15日

《井冈雄鹰学习班》收集【派性50例】，《井冈山》报编者按：“我们欢迎四一四的同志们向井冈山提出批评建议。”

《井冈山》报登了414《12.25战团》1月15日写的：【打倒派性，把钻进我们队伍的坏干部李康揪出来示众】文章。编者按讲：414《12.25战团》在围剿派性的群众运动中，积极行动起来，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把钻进414中干部揪出来示众了，他们做得对，我们坚决支持！井冈山战士应向他们学习，把混入我们队伍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坏干部统统揪出来。

2月19日

下午6点毛主席接见北京卫戍部队、在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代表和《8341部队》的指战员。消息传来，全校一片欢腾，从四面八方涌向礼堂。解放军宣传队赖尚林表示：誓死紧跟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把清华建成红彤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马小庄和宿长忠分别代表井冈山和414发言。


2月20日

物00《联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起来了。

《工总司》和《革工总》的《联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


2月22日

昨晚9点30到11点30，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同志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和北京部队的负责人，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以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点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名。陈伯达说：“这个黑会、黑戏，都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黑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凤暴》、《农大红色造反团》……”。


2月23日

414在给中央有关方面的报告中说，干部问题是建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关键，提议让清华原党委委员8至10人进入革委会，认为由“革命小将”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央委派军代表或其他人来担任。


2月26日

清华附中在解放军帮助下举办了三结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于1月26日成立革委会。近日，清华附小、综合机械厂、工化、工物、机械系等十八个单位《联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


2月29日

团《井冈山》报重新发表江青同志去年的“9.5讲话”，还有【政权即班子问题】、【评湖南《省无联》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左派’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等。

《井冈山》报登长篇文章：【毛主席最理想接班人，革命人民最好的副统帅——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月5日

414《井冈山报》评论：【打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戚本禹】，【为什么要批判戚本禹】、【斩断反党阴谋家戚本禹的魔爪】……。


3月7日

团《井冈山》报在观察员文章【他们是什么人？】中说：一个黑戏叫【新时代的狂人】，一个黑会，陈里宁不是疯子，是反革命。他们的后台是谁？“二黑”的幕后总指挥不是别人，就是王关戚一伙反革命阴谋家。清华大学《红教联》的一小撮坏头头为黑戏【新时代的狂人】编剧，演出立下汗马功劳。出身于天津大资本家的朱起鸣一伙窝藏了陈里宁反毛主席的罪证……有迹象表明，《红教联》坏头头与XXXX小组、蒋刘反党集团及其第二套班子态度暧昧。


3月12日

上午9点30，团派在礼堂召开【彻底摧毁王关戚反党集团，彻底砸烂反革命大杂烩《红教联》】第一次大会。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江青同志“12.11重要讲话”和中央首长“2.21重要讲话”。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红教联》坏头头、反革命分子陶德坚、朱起鸣被愤怒的革命工人压上台。土建系十二个分部代表发言。井冈山两台一报和《68221支队》及兵团《保卫组》联合发言，指出陈里宁反革命事件黑后台就是刘邓陶的第二套班子王关戚林反党集团。是他们唆使陶、朱之流和天津的方纪、孙振之流，并勾结外国特务李敦白等炮制反革命黑戏【狂人】。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团漆黑。

马小庄代表总部发言，他号召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一个“忠”字，在这场尖锐复杂的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

晚上，414召开【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砸烂反动组织红教联】大会。会上说：自从揪出戚本禹后，极左思潮受到很大打击，我校形势发生不小变化，414占了主动地位，连团派也不得不起来大力反《红教联》了。看来十个月前414斗争陶德坚的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


3月14日

团《井冈山》报登了【关于关王戚穆林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精心策划的陈里宁反革命事件】文章。文中讲：关王戚反党集团所以把反党分子陈里宁狂热吹捧为“新时代的狂人”，就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一伙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狂人，一批赫鲁晓夫式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鼓吹“狂人”上台，就是为自己篡党、篡国大造舆论准备。……想当初，他们是何等的狂妄，他们以反刘少奇的：“左派”、“英雄”姿态出现，歇斯底里要全国的“狂人”起来“造反”，妄图窃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文中讲“陈里宁是什么人？”,讲《红教联》自1966.10.28起，陶德坚、朱起鸣。来晋炎等为陈里宁精心策划翻案活动，编【狂人日记】，王力、关锋亲自插手的过程。

文章【全面胜利前的激战前夜】中讲：就是这个王关戚林反党阴谋集团“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刮起怀疑一切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北京两大派、清华两大派，分裂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


3月15日

晚上414开第二次【批判《红教联》大会】。


3月16日

414开始向谢富治猛攻。市内也出现了【揪出变色龙】等标语。

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公开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

“清除坏人，决不手软！”团土建系分部作出决定，宣布开除8名参加反动组织《红教联》而后又混入《井冈山》内部的坏分子和两名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取消二人兵团资格。


3月18日

414抛出【给谢富治的公开信】。信中讲：“为什么王关戚垮台之后，极左极反思潮的批判在北京仍然发动不起来？《红教联》的后台究竟还有谁？谢副总理你敢回答吗？……对待清华两大派问题上，你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次到清华园，你就摆出一副教师爷架势，对我革命的414横加指责，是你对414施加了更大压力，加剧了两大派的分裂。”


3月19日

清华大学综合机械厂革命委员会成立。

14日和19日团总部又召开两次【彻底砸烂《红教联》大会】，揪斗了陶德坚、朱起鸣。


3月20日

《工总司一战士》来信：工字厅里，前党委宣传部叫嚷要成立《宣传部革命委员会》，还说“以后清华园还得靠咱们”。

井冈山兵团《宣传部》一群众说：前些天，原团委两派“联合”了，他们找到兵团宣传部要房子。他们的理由是原来明斋这片房子都是原团委的。

《红戈》文章【评陶德坚们的反革命策略】中揭露：陶德坚一伙从来没有造过蒋南翔反，造过工作组反。蒋刘一伙被揪出来了，还“转不过弯来”，还“想不通”。受过刘邓工作组接见的大左派陶德坚，8.24晚上站在土建系馆阳台上含着热泪高呼：“八.二四行动好得很！”。这伙人的真正阴谋目的是夺权。67年3月份，他们开黑会，策划“集体上山”，“分散进入各机构”进行夺权。“要关心钥匙”，“要向材料、档案靠近”。陶德坚在会上说，不这样“就抓不到权”。他们把XXX等推进《二办》，见抓不到权就要退出。……这伙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向着红色井冈山反夺权的。


3月21日

《井冈山》报、北航《红旗》合刊社论：【反右倾！反翻案！反复辟！反分裂！】。刊登了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革筹小组讲话。


3月22日

414参与《天派》揪谢富治行动，错了。今天马上声明“坚决保卫以谢副治同志为首的市革委会！”，知道了目前社会上有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风。老团骂老四是“变天派”。


3月23日

《井冈山》报登中央首长18日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讲话。

团总部【关于形势的严正声明】说：“清华园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阶级敌人，看到中央文革揪出了王关戚反党击团，看到井冈山人揪出了反革命杂烩《红教联》，又一次错误估计形势，迫不及待跳出来，变本加历地大搞翻案活动。……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为王关戚招魂，在清华为走资派刘冰、三反分子吕应中、罗征启和关王爪牙谭浩强翻案，另一方面歇斯底里妄图颠覆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3月24日

中共中央公布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3月25日

学校内“热烈欢呼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接见军队干部！”，“最最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英明决定和命令！最最坚决贯彻林副统帅‘3.24’极为重要的讲话！”。中午，团总部发布【紧急口号声明】。团派说：杨余傅的黑后台就是414的黑后台。


3月26日

《井冈山》报刊登了中央首长及南京军区许世友接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的讲话。【坚决粉碎杨余傅反党阴谋集团！伟大统帅挥巨手，井冈山人向前进！】，数千名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今日步行进城，大游行、大示威。


3月27日，

【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狠打一场摧毁右倾复辟势力的进攻战！】，团派狠批414反对谢富治同志的【公开信】。

下午，总理、伯达等中央首长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北京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红卫兵小将和解放军指战员，作了讲话。总理宣读毛主席决定：杨、余、傅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职务。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

江青、康生、伯达、总理都讲了话。伯达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快两年了，结束了几个大回合：第一个大回合，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打倒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二月逆流；第四回合，击退了刘邓陶的小抓牙王、关、戚小爬虫；第五回合，就是揭露杨、余、傅的阴谋。

北大《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爆发大规模武斗。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打败了北大《井冈山》。中央文革表态支持《新北大公社》，严厉批评北大《井冈山》，使聂元梓一派由武斗前的不利地位转变为武斗后的有利地位。

凌晨，罗征启不堪受折磨，跳楼逃出关押点三堡，脚受伤。后通过亲戚和414总部联系，《李文忠学习班》化妆把他接回学校

当晚，团派又抓走工物系教师、414派办公室干部贾春旺等10余名人员，加以关押、毒打。


4月3日

团《保卫部》发通缉令：“现行反革命分子罗征启，男，34岁，出身：买办资产阶级，清华大学前党委前宣传部副部长，……清华四一四要员。……该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贯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罗征启必须三日之内到兵团保卫部投案自首老实交待自己罪恶，如若负偶顽抗，拒不交待，一旦拿获，定予严办。”


4月4日

上午，《红十一团》召开了【粉碎电机系以王遵华、顾廉楚为代表的右倾翻案势力，斗争反革命分子顾廉楚大会】。大会发言说：顾出生于大地主……，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隐瞒历史，伪装进步，在蒋刘包庇下窃据了党支部书记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拉一派打一派，企图颠覆井冈山红色政权，疯狂炮打中央文革，实属罪大恶极。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却被某些人吹捧为“革命干部”，准备塞入系三结合机构，当第一、二把手。如果真的让他们得呈，那就是……国民党专共产党的政了。

晚上，一直监视罗征启家的团《保卫组》的几个人抓走了罗征启弟弟罗征敷（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28岁）。毒打后用擦车棉纱堵住其嘴，塞入后车厢拉回清华时，活活闷死。

晚6时，西单商场发生爆炸，死伤一些人。


4月5日

《井冈山》报社论：【直捣黄龙府，腰斩变色龙】——评变天派的【50个为什么】是“丧家犬的狂吠”。又登出《三.二四支队》的【打倒黑地下复仇军的黑干将罗征启！】、【坚决镇压变天派复辟活动】，【把四一四的黑后台统统揪出来！】等文章。

《井冈山》报报道：【死难烈士万岁！】、【变天派的谰言篡改不了血写的历史】。再次报导了湖南革委会、军区纪念李磊落的牺牲，和团派《倚天剑》、《第一号炮》及原赴鞍山、赴南通联络站战士去八宝山公墓祭奠刘庆、羌于正烈士情况。

414的《井冈山报》文章【这是为什么？】一文中责问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


4月10日

“发扬光荣传统，坚决击退右倾复辟逆流！”团派举行盛大聚会，【隆重纪念4.10揪斗大特务王光美一周年】大会。会上，蒯大富作了发言，会后焚烧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丑模象”。整个大会群情激昂，“显示了井冈山人斗志”。蒯大富发言说要与414决战到底。


4月12日

《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编辑部、《井冈山前哨台》编辑部联合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清华园变天派】，细数了在文革五大战役中和414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

团派抛出了【关于反革命分子罗征启的第一批材料】：十七年的老右派；一贯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蒋刘反党集团死党；猖狂为蒋刘反党集团翻案；王、关、戚、林反党集团黑爪牙；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红卫兵小将。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万丈长樱》的【揭开杨余傅反党集团和四一四反革命联系的黑幕】，说414倒谢前，陈楚三进公安局三天后，大叛徒余立金的女儿、414的干将余慎平和XXX立即出面，召集了一个“干部子弟代表团”，上串下跳，奔走于杨余傅和XXX之间。对于对谢富治怀着刻骨仇恨的414坏头头来说，已不用再多说一句话，……有计划、有步骤地配合杨余傅在中央的一系列活动。策划一系列炮打伯达、江青，炮打谢富治并进而否定中央文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勾当。臭名远扬的414坏头头张雪梅，拼凑《革命到底学习班》，进驻公安局，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行静坐示威，要“揪出陈楚三事件幕后操纵者”，向北京市革委会、谢副总理发公开信、强硬照会之类，直到杨余傅垮台，才灰溜溜回来……。


4月14日

团派关押了《罗文李饶》案中的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并对他们进行残酷拷打。

《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关于不准排印非法印刷品清华四一四伪报的严正声明】。


4月16日

晚上广播了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今天全校两派分别进城游行支持毛主席的伟大声明。

团工总司《设备厂分部》开斗罗征启大会。


4月18日，

团派召开【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最新号召，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彻底摧毁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第二次大会】。会上正式给《罗文李饶》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声称要“向清华园的托洛茨基匪帮宣战”并“发起总攻击”。

陈继芳发言：【评罗文李饶反革命小集团】。说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他们的人大多都是有严重问题的，……用尽了最恶毒的语言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大量恶毒攻击竟达十次之多。……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上至中国最大走资派刘少奇，下至清华园里的大大小小牛鬼蛇神，他们是案案都翻，个个都保。……早在66年12月，就指定了未来的黑纲领，这是广大414群众不知道的。……414某些决策人打起了他们的三结合计划：吕应中为第一把手，李恩元为第二把手，还声嘶力竭要把李恩元捧入市革委会学习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吕应中’的丑剧开场了！文学宓亲自组织战斗组去搞［吕应中问题调查报告］，罗、李、饶疯狂策划为刘冰翻案活动。……罗征启负责承上启下，组织队伍；饶慰慈负责与罗征启配合，串联干部；李康负责‘观点分析’，为刘冰翻案提供理论根据！”

发言还说：看！文学宓把持的414《干部办公室》解除对蒋刘何胡艾的专政第一号通令出来了。什么【科学馆提审刘冰】，什么【一号楼帮助刘冰】，【三号楼与刘冰的个别谈话】，一直到和刘冰同吃同住同游颐和园……。反革命小集团的头面人物罗征启，担任了这场丑剧总指挥，……当吕应中在大礼堂讲台上痛哭流涕地说‘是414小将解放了我’时，刘冰正坐在21排22号为他拍手叫好呢！


4月19日

团《肖达》文章说：“罗文李饶是老保414核心的黑参谋部，罗征启是这个黑参谋部的参谋长，414政治方向重大决策都是反革命集团根据黑主子圣意决定的”。“罗征启们不是说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吗？对！……周泉缨坐班房整整半年，这怎么不能是一场‘悲剧’呢！”

【黑主子与狗奴才——清华老保414的真面目！】，《井冈山》报刊登了414从66年12月到67年四月份分裂《井冈山》的罪状106条说：“414是有后台的！”“414头头是不纯的！”“414是有政治背景的！”“414大方向不对头！”……随着王关戚、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的倒台，414这支反革命的地下复仇军已被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


4月20日

原电机系党总支副书记、代书记陶森代表31名干部批评了四派的干部政策，414认为她最近又写了《打倒蒋南翔反党集团副帅刘冰》的文章，登在《井冈山》报上，为蒯大富打击清华的干部和414提供炮弹。“跟在蒯大富后面，随意将旧党委定性为反党集团，分明是卖身求荣，不仅出卖了她自己，而且出卖了整个清华党的组织，以求蒯大富封她一个‘革命干部’的称号。”414对陶森进行抄家，把陶森绑架至科学馆，并准备23日开会批斗她。

团派在大礼堂开会后游行，包围科学馆。


4月21日

零时，团派总部宣布对科学馆周围地区实行宵禁，并组织几千群众在科学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路经科学馆时，一些人向该馆投掷石块。

团派开会策划攻打科学馆，未通过。

海军宣传队对清华的情况一清二楚，他们无力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局势的恶化，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4月22日

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清华，分别接见了两派头头。他讲了四点意见：⑴ 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⑵ 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⑶ 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⑷ 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团广播台》及《前哨台》“罢工”，抗议团派头头“软弱”。

414开会决定4月23日在礼堂召开【批斗陶森】会议。

团派总部多次召开会议，蒯大富分析形势讲：“只要我们挑起武斗，扩大事态就迫使中央表态于我们更主动。……清华的问题不只是清华的问题，非中央过问不能直接解决……没有武卫就搞不了文攻。……再不搞武斗，革命干部从此就要离开我们，战士们也灰心丧气纷纷不干了，我们的队伍就要分裂、垮台。”会上，决定立即实施封锁科学馆，占领礼堂；成立6人组成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对有关头头和队伍做了分工、部署。

夜间零点，团派派人占领礼堂并从暖气管道运进长矛。

深夜，414总部为加强科学馆防御能力，让《李文忠学习班》把存放在东区锅炉房的合金管等运进科学馆。随后十几人进入旧电机馆。


4月23日

凌晨，团派占领了礼堂、新、旧水利馆。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说在大礼堂缴获414藏匿的480根长矛，宣布封锁大礼堂及周边地区。

听了团派广播后，414感到措手不及，匆忙命令数力系414分部和《李文忠学习班》两支队伍占领旧电机馆，还派土建系分部人增援。因为旧电机馆是414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也是《东方红战团》经常活动的地方。414派占领旧电机馆后，数力系的团派同学聚集起来（旧电机馆是数力系的系馆），抗议414的占领，两派同学在系馆门口发生对峙。

上午9点，老蒯调集《红缨战团》等武斗队伍围住旧电机馆。海军宣传队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解放军手挽手插入两派之间，企图隔开双方，未成。周围许多同学观看了这场攻楼战。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武斗，数百人参加，动用了石块、瓦片、硫酸、长矛等。

下午4:00左右，旧电机馆被团派占领，20多个414一个个跳楼，多人被俘，约50多人受伤。海军帮414送伤员的司机被老团抓。

上午9点30分，电机系《捉鬼队》趁11号学生宿舍楼内学生都外出开会，从五楼（电机系0字班宿舍）持长矛冲下楼，先用桌椅封闭东、西楼门，再挨门撵赶有414嫌疑同学。316房间00字班414几个同学正在下棋，被持长矛的老团赶下楼，从一楼窗户跳出。在团派清除414人员时，遇到三楼企001班几个同学用床封门抵抗。由于力量悬殊，不得不用床单做绳索从三楼窗子往下跳。414曹XX被二楼团派刺伤坠楼，脾脏破裂送北医三院手术。

11点多，在团派占领11号楼后，以414居多的自控系也把团派“清出”12号楼，与11号楼形成对峙。414把抓住的团派主要人物押送到5号楼看管，第二天谭XX企图逃离拷问，从5楼跳下重伤送医院。

中午北京卫戍区200多名官兵进人清华制止武斗。

晚上，团派扬言要攻克“冬宫”——科学馆。

8号楼团派纷纷撤退，414估计他们要让出8号楼。楼内人川流不息，拿了包裹、箱子回家或向校外同学处转移。有的老四观点人“估计有仗打”也向外撤。

晚上，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发出【关於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的声明】。让“恢复到23日凌晨以前状态”，显然对老四有利。团派拒绝承认此声明，说：“414一小撮变天派伪造文件罪该万死”。414组织群众在校内游行，拥护市革委会和卫戍区的声明，要求卫戍区来人处理武斗事件。

团派发出实施自21时起在礼堂区戒严的【第二号通告】。团派指责解放军宣传队和北京卫戍区“偏袒”414。

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判斗争电机系干部陶森】大会泡汤了。

晚上，团派广播【给四一四中革命同志书】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变天派利用科学馆干尽了坏事，他们在里面制造凶器，训练刽子手，肆无忌惮绑架革命干部、革命小将。他们有电刑，有水牢，有硫酸，有毒气，为所作为，无恶不作，甚至还准备用放射线……。科学馆是武斗策源地，它存在一天，武斗危险就存在一天。”


4月24日

团派广播：清华园“4.23”武斗是“国共两党”生死大博斗。

414冲进工字厅，袭击了团《工总司》，破坏团派设在这里的办公机构，加固科学馆及其周围的工事，毁掉团派《前哨台》的电线和喇叭。事后老团让大家去参观工字厅被砸情况。


4月25日

凌晨，团派给科学馆断水断电，从几处攻打科学馆，未成功。

上午，414近千人在校内游行，抗议团派挑起武斗，支持有关制止武斗的声明，并在科学馆门前草坪召开【批斗陶森大会】。两派不断冲砸对方有关场所，抢占地盘，构筑工事、路障等，互有人员负伤。

解放军宣传队向两派宣布：除其主要领导人，全部队员“暂时撒离清华”。宣传队不愿过多地介入两派武斗，对清华局势已无能为力。“这给414一个重大打击。近天来解放军对老四的支持已日趋明显了，这一走，清华必定大打、大乱起来。这是否标志者中央对老团的支持？不可知。”

团派领导人写了【向江青同志告急！！】，向上汇报清华武斗情况。

团派占下9号楼，四派占8号楼。，团攻打8号楼未攻下。

晚9时许，12号楼414派小分队翻北校墙，埋伏在北清河路边，11时有小面包车送来一麻袋柳条帽，武装待命。

凌晨1点，老四得讯老团在攻打8号楼。12号楼小分队得命令去支援，手持水管削尖做的矛，头戴建筑用的柳条帽，左臂扎白毛巾，腰捆一根草绳，胸怀揣两本毛著的战斗队，由12号楼列队出发，经11号楼、八饭厅，在9、10号楼东侧路高处，团派闻讯列队阻击迎战，长矛、石块瞬短交战，老四小分队冲破阻拦向东杀到8号楼解围。团攻打8号楼未果。


4月26日

414孙维藩日记中讲：“半夜12点多，老团一队‘巡逻队’围着我们楼（8号楼）转圈挑衅。老四紧急动员起来，钉起了窗户，把老团的门也踹开修了工事。床拉出来挡了楼梯口，每人守一个窗户。一点多老团果然来攻楼，一楼没守就放弃了。喊杀声震天，砖头乱飞，真有点火药味道，可惜没人上楼攻。后来老四从科学馆、12号楼前来接应，又收复了一层楼，打伤他们好几人，捉了三人……”。“天一亮大家纷纷逃命，楼下的门窗都钉死了，只留下一个窗出入。我们的东西都从二楼扔了下去，有的去外校，有的送系馆……。班上的同学下午也都各奔前程，所剩无几。”

414数次抄、砸团派一些教职员工的家。

全面占楼，团派又占了1、2、3、4、6号楼，414占了5号楼。

下午6时左右，团派武斗人员开始占领2号楼。2号楼住的是土建系同学，团派搜捕414骨干分子，414派给0班姜文波被团派抓住。团派的人用铁丝绑住姜文波的双手，并对他进行几小时的毒打。

《井冈山》报：【国共两党生死大搏斗的继续——评清华园“68.4.23”武斗事件】、【文攻武卫，抗暴有理！——记旧电机馆保卫战】。

团《阿芙乐尔》文章【拆除科学馆的铁笼子，埋葬清华园武斗策源地】中说：科学馆实际上是变天派的“畅观楼”，是清华园的“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网罗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的走资派、国民党余孽，在这里“畅谈天下大事。炮打我们林副主席，炮打我们的江青同志，阴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小丑周泉缨和反革命分子罗征启的代表作【必胜】、【闪光】之类，就是在这里密谋策划的。……科学馆实际上是变天派们在清华园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清华园的“渣滓洞”，清华园的“白公馆”。他们在科学馆内修工事、修水牢、设刑堂、策划武斗、制造凶器、窝蔵反革命分子，凶禁、残害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训练专业武斗人员。他们在科学馆内储存了大量木柴、砖石、瓦片、长矛、匕首、水龙、石灰、硫酸、灭火机，甚至原物理教研组所有的放射源也被他们控制起来。“解决科学馆问题，是解决清华武斗的前提。”


4月27日

团派已占领全校14座学生宿舍楼的11座，四派占领了3座（5、8、12号楼）。团派还占领多处楼房及食堂，四派占领了一处食堂（9饭厅）。

上午，姜文波乘看守不备，从2号楼关押点逃出，因团派人员追赶被迫从四楼跳楼，头部触地。学校同学把他送至北医三院，不久死亡。

团派成立了9人组成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并召开总部扩大会议，部署武斗“战区”、力量配置和任务等。


4月28日

在解放军宣传队领导人主持下，两派交换武斗被俘人员。

团派发布关于【总部扩大会议纪要】：“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暴力，痛歼四一四思潮，捣毁清华地下复仇军！”。这一纪要是团派的武斗宣战书。

团派攻打414的8号楼，未逞。

今日团总部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就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及清华园内国共两党斗争新形势，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蒯大富主持会议，并作了发言。纪要中说：“形势大好，斗争激烈，无产阶级革命派正乘胜前进”，“清华园斗争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和组成部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夺取文化革命第五战役的完全胜利！”。会议高度评价了旧电机馆保卫战的辉煌胜利，高度赞扬了站在武装抗暴斗争最前线的兵团《保卫部》、《捉鬼队》以及工总司《红缨战团》的大无畏精神。


4月29日

中午，414组织了百人抢粮，把运动员食堂里储存的大批粮食包括油盐酱醋等运到了科学馆。团派对此没有准备，也没有派武斗队伍进行拦截，只有一位团《保卫组》的工人试图阻止，被414用长矛扎伤。

而同时，团派也出动了200多名人员去九饭厅抢粮。九饭厅是武斗后414控制的唯一食堂，供住在12号楼里的414人员生活。自控系414的武斗队伍出来阻击，在对峙过程中，团派汽车司机驾驶着一辆大卡车突然开足马力从侧面向414的队伍冲过来，撞倒414自9的谢晋澄，并从他身上碾过去，谢晋澄当场死亡。汽车司机还不罢休，在九饭厅西侧的空地上绕了一圈后，再一次冲向414的队伍，414人一边躲闪，一边用石块、砖头袭击卡车司机。忙乱中，车翻了，司机从驾驶室爬出来跑了。

两派的长矛队在九饭厅前面发生了激战。后来团派撤走，414趁势占领了东区浴室，使12号楼、5号楼、九饭厅和东区浴室连成一片防区。

《井冈山》报简讯：下午，414一小撮变天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屡遭惨败的困境下，竟在光天化日抢劫三十六所、九饭厅仓库的大量粮食。我英勇的井冈山奋起反击，给了这一小撮法西斯致命的打击，打得这支保皇军弃盔丢甲，溃不成军，取得了九饭厅保卫战的辉煌胜利。414的三名杀人凶手、武斗敢死队的小头目被我英勇井冈山人俘获，并缴获大量杀人凶器和其他战利品。


4月30日

414向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汇报，要求惩办凶手，制止武斗。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414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抗议团派杀人手段残忍。《团广播台》为司机开脱，说谢晋澄是死于414之手，要嫁祸于团派。414要求公安局验尸，确定谢晋澄死因。


5月1日

凌晨，414用汽车向12号楼运送人员和武器增援，经9号楼被团派截获。

中央首长批评蒯大富等人。又一次交换俘虏。

两派在解放军宣传队主持下签订交换被俘人员协定，两派代表发生殴打。

据说清华抬尸游行一事惊动了总理，总理指示市公安局出面处理。

晚上，市公安局派法医来清华对谢晋澄的尸体进行了鉴定。


5月2日

凌晨，团派偷袭414占领的土木馆，414守军除一人逃脱外，《八一军团》全部被逼到二楼，交战后跳楼，最后被俘虏。土木馆被团派占领。


5月3日

谢晋澄的验尸结论送到清华：“重力挤压致死”。414广播了市公安局的验尸结论，团派不再吭声了。


5月5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由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负责的《关於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因有蒯大富在内，414拒绝此调查组。

上午，414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抬尸（谢晋澄）集会，声讨团派，扬言“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向蒯大富讨还血债！”。会后抬尸游行，并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5月6日

414捣毁团派一些工事和路障，掐断东区所有电话线路。414广播台开始通宵广播。


5月7日

人事处档案科朱X等六位414被团派抓走。

团广播《罗文李饶》材料及414与杨余傅关系的【100个为什么】。播了刘建勋讲话，并加编者按：“这个讲话完全适用于清华，是针对414的”。


5月8日

团派总部召开三次【彻底砸烂罗文李饶大会】。说：鉴于414不交出罗征启等人，不释放陶森等人和不拆除科学馆工事，我们一个工事也不许拆，一根长矛都不许交。

上午9点，团派在明斋广场斗《罗文李饶》，森严壁垒，有300—400人参加，其中长矛队100多人。大会最后蒯大富做了总结发言，他强硬地说：414广播的5月1日之夜陈伯达接见，批判评蒯大富“理论脱离实际”和并不与蒯握手是造谣，是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团广播台》多次放这讲话录音和发表【严正声明】。

凌晨，科学馆的人以牙还牙，断了一教的电。

晚11时，414两位女同学黄XX，谢XX在荷花池一教师家中睡觉，被团派绑架。她们被残酷逼打拷问，要交代“十二人反党集团”问题，直至工宣队进校后8月8日才被放出。


5月9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传队》贴出大标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维护六.六通令的模范】，【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军宣传队代表向两派宣布其最后人员立即撤离学校。两派都意识到：宣传队全部撤走后，武斗必然升级。

团派孙耘、王庆章、张建国写文章：【誓与杨余傅的黑爪牙罗文李饶血战到底！】

凌晨，强斋传来爆炸声，老团在试验炸弹，准备大规模武斗升级。

团《缚苍龙》贴出大字报，致杨余傅即414的黑后台、最大变天派的公开信：【说什么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

晨，原414己分配的66届毕业生张XX（女）到荷花池找谢、黄，也被绑架。

上午姚X（414《干办》核心组、自03班学生）被绑架。

下午，团派绑架《414广播台》的鲍XX（建七学生、女）未遂，物8学生赵XX被绑架。团派大搞白色恐怖，这些天来便衣绑架414成风。


5月10日

414决定再次召开【批斗陶森大会】。《团广播台》说要对此次大会将采取意想不到的“革命行动”。

清晨，团派切断电源，广播通令对414预定的会场各路口实行戒严，并再次攻打科学馆，未成功。7点30团派捣毁设在科学馆附近的变压器，切断了电源，414用早已备好的柴油发电机发电。9点，团派占领静斋，加强强斋工事。10点，414决定把【批斗陶森大会】移至动农馆前举行。

团派说414是“打陶救罗”。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紧急命令，蒯大富亲自指挥队伍攻打414的动农馆，调动武斗人员冲击会场，并从一教、旧水不断向会场打弹弓。414居高临下，用砖头瓦块打击进攻者，团派伤者众多，撤退。414还投掷了多枚土炸弹，两派各有多人流血负伤。414仍有近千人到会，“纪律严明，表现了对毛主席无限忠诚，誓将国共两党斗争进行到底的英勇气概”，“保卫了大会的胜利召开”。

《井冈山》报登了被抓414俘虏供词手迹摘录。

下午，老团说414使用雷管，并说“下一步如何打就由不得你们了！”为战斗升级作舆论准备。


5月11日

人大、电力学院等学校发生武斗，北京高校武斗渐渐激化。

414的《文攻武卫广播台》开始战斗。说：“老团对我《414广播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怕的要死。他们不断地破坏我广播线路，于是我红色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小广播台。《好八连广播台》早己投入战斗，今天《文攻武卫广播台》也开始战斗了！”。


5月12日

上午9点，在东大操场414与40人的老团长矛队发生小战斗。

414广播了各地多方面战友的声援信。

北大《井冈山》无线电系学业生张文杰被《新北大公社》刺死，北大这几天武斗很严重。

夜，团派向8号楼武装进攻，被414击退，并活捉武斗队王XX。


5月13日

崔兆喜不断给414电话，要求交换俘虏，交换王XX。414提出要求：交换就全部交换。

中午，动农馆414用5分钟时间拆了老团在一教12日修的工事。

414占领了校东北角的电机系高压实验室。


5月14 日

晚7点30，414派占领汽车楼、焊接馆。团派100多人攻打汽车楼被击退，未成功。

晚上，414无0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人员绑架至一教楼内，遭“狗熊”(团《前哨台》负责人吴尉亭)及在一教的中技校的一些人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水后死亡。

白天，团派把公寓区内414的喇叭全部摘掉。

老团凌晨又占领了13号楼，把13号楼的和平住民强制赶走。

人民大学《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发生武斗。


5月15日

凌晨，团派人员把孙华栋尸体扔至阜外医院后逃之夭夭。

团派占据清华校园与校外的大多数通道和校门，四派与校外的通道只剩下东门。

老团限令照澜院沿河一排房屋1—6号居民限期搬走，准备包围动农馆。

晨7时，老团对科学馆进行第四次停电。蒯大富亲率40余人，到校总变电站赶走了3名守卫人员，切断总闸。而后一批武装人员将通往科学馆高压电切断，将电线劫走，使414广播台无法工作，使科学馆失去照明，接着重兵布置，准备长期把守总变电站。

414获悉：蒯大富蒙蔽许多中学生参加其武斗队，为他们守楼，又强迫临时工参加战斗，用反革命经济主义要挟临时工。

中午12点，两派在毛泽东塑像前交换俘虏，团派释放20人，414放了12人。414说：在白色恐怖之下，《八一军团》没有屈服，他们在蒯大富私设的监狱里面对着种种酷刑不屈不挠的斗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团派开【斗争罗文李饶大会】，播放了对文、李、饶、刘的讯问录音。

团广播了【414阶级组成】的文章，大批人被点名。


5月16日

龙连坤率领许多414战士（学生、工人、教师）组成了慰问团，做了许多慰问袋到各红色根据地慰问，他们带来了全体414战士誓死保卫生毛主席，誓把国共两党斗争进行到底的红心。谢晋澄的父亲也参加了慰问团。


5月17日

414派20多人抄查设在中南海附近的骑河楼（清华招待所）处团派的《蒋南翔专案组》，抢走有关资料。

下午，414开始占主楼一区，夜占东主楼。

团派占领了9003大楼。

北大《东方红》抢了2.5吨炸药，6000支雷管；

政法学院最近打了一架，矿院、石油等也不安全；

北京工业学院《红旗》与《东方红》发生武斗。


5月18日

“为了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窃取我国防机密”，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从即日起对工物馆及自控系、无线电系所在地主楼实行武装保卫。

414《文攻武卫指挥部》颁布三个文件：⑴ 关于颁布我军纪律的命令；⑵ 关于保护国家财产保卫国家机密的决定；⑶ 关于保护我校居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重要通知。


5月19日

414占领了包括工程物理系馆在内的整个主楼。

团派占领了综合机械厂。

414绑架路过科学馆的团总部委员陈育延和力9的叶志江，叶志江跑掉，414把陈育延关进科学馆。

老团到东升人民公社偷菜，第二天晨却用喇叭大叫414偷菜。

团派以414名义去抄团派工人家，绑了一名团派工人，拷打11天之久。

北大《井冈山》、北大《东方红》在武斗中占劣势，坚守一角，北大《井冈山》有许多战士造反下山。


5月20日

414广播【致团派战士一封公开信】，号召团派战士造坏头头的反。

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科学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代表


5月21日

凌晨5点，团派100多人攻占414占据的汽车拖拉机实验室，捣毁9辆汽车、6台拖拉机，抢走其他一些车辆，砸烂全部仪器设备。团派切断通往四派占据的大多数楼馆和车间的高压输电线。

凌晨6时，团派偷袭414占据的汽车楼，长矛队激烈交战，414击退了团派的进攻，但有三人受重伤。该楼是四派生产土武器的基地之一，也是控制通往南校门道路或威胁动农馆的要塞。

一团派告诉孙华栋在航海队的414派同学，孙华栋已被打死，他们四下去全市各医院寻找。

叶志江主动到科学馆要求换回被抓的陈育延。

414【纪念516通知发表两周年，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大会在上午仍然胜利召开，《八一军团》代表杨振华讲了话，控诉老团抓他后残酷用刑。

414远程奔袭团派占领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号（昌平县境内），抢走5辆汽车。

团派抢了武装部的一门60炮，并制作了炮弹。

老蒯最近在形势讨论会上谈：中央一时不会对清华问题表态，要作持久战的打算。

下午414进城游行，支援法国工人斗争，北京市革委会要团派也进城游行，蒯大富回答说：“派不出人！”


5月22日

航海队同学在阜外医院太平间找到孙华栋尸体，414人十分气愤，开展调查。孙华栋于14日晚8点30在团武斗队包围汽车楼时，骑车由动农馆向科学馆去，被一教团派设埋伏抓住，拷问毒打了一夜。15日7点团派将他送到阜外医院，护士讲：“送来，己是死人了”。团派谎报姓名，留下尸体逃走。

414与公安局、卫戍队、革委会对此事进行长时间的交涉，要求法医验尸，组织专案组，依法逮捕枪毙凶手，但没有得到答复。


5月23日

414人去阜外医院，拿到孙华栋死亡证明书，并拍了照。

最近有一些外地参加清华武斗的人员，到414根据地捣乱，被抓了几名。从他们口里得知，帮团派武斗的有重庆《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等近数百人。

414广播【大翻个儿的革与保】文章。


5月24日

大武斗期间，两派各指责对方要搞暗杀活动。团派声称四派组成暗杀团要暗杀蒯大富等人，四派指责团派试图绑架或伤害外出的四派头目。

团派大部份时间广播《罗文李饶》问题的稿件，公布【罗文李饶集团反革命集团成员简介】，又加上徐一新、刘承娴名单。团派公布了饶慰慈的四份【反革命认罪书】（饶在被关押期间，半个屁股都被打烂），大喊：“罗文李饶的案死定了！”。

414这段时间一直与公安局等专政机构交涉有关孙华栋的问题。“公安局15日9点就得到阜外医院的报告，但一直不作处理，不通知414，也不通知家长。现在我们交涉，只派接待员来应付。而卫戍区借口‘不管大学问题’，连接待室的门都不让进。革委会大学组、文教组也是如此。十天来，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公安局拒不验尸，拒不追查凶手处理后事。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5月26日到市内抬孙华栋烈士尸体游行。”

团《井冈山》登【黑干子弟麋集四一四——反动老保四一四调查之二】，公布支持四一四黑高干子弟名单。


5月25日

下午5点，414到修缮科运东西，团派40人长矛队打来。414把老团打得四名倒地起不来，自己也轻伤三名。


5月26日

上午，团派进城到天安门开会，有3至4百人，在城里贴大字报。其中贴有【黑干子弟图】，刘涛、贺鹏飞等都画在里头。

下午414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反对武斗，参加者600至700人，同时用卡车把孙华栋尸体抬到公安局，与公安局交涉。游行队伍通过前门、珠市口、崇文门，到公安局门前，要求专政机关逮捕凶手，立即验尸。又到市革委会，高呼口号“蒯大富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5月27日

414广播：【蒯大富是什么货色！】。

团派广播否认中学生参加了清华武斗。


5月28日

414《红尖兵广播台》和《414战报》编辑部联合抛出了【蒯氏独立王国的内幕——关于我们和28团一小撮坏头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继续的第一批材料】。说“蒯氏王国”的组成有：决策机构、指挥中心——“蒯办”和高参部；嫡系部队——《28团》、《红教联、》《革战团》；情报系统——数百人组成的一部动态组，下设六个动态组；法西斯专政工具——主要是团《保卫组》、《捉鬼队》；宣传机器——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广播台、井冈山报社等。

陈育延被414抓后在科学馆绝食、身体虚弱，被释放。

晚9点，团广播【紧急声明】，说老四在动农馆使用汽枪，“以后战争如何打，就由不得你们了！”


5月29日

凌晨3点。老团占领东区高压锅炉房，早晨在那里抓人。414从工物馆派兵援救，老团又从9号楼派出长矛队，混战一场。414吴栋、李XX等14人被抓。老团在老四总部委员吴栋身上搜出一张纸条，上面说要求加强对浴室的守卫。

414在东区浴室加焊窗门铁栏、屋顶栏杆和电网。

晚，414《文攻武卫指挥部》集合了各系队伍，在工物馆二楼开会。开会时，有人提出：一年前的5月30日，是团派革委会流产的日子，今年的5月30日，他们一定会搞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打击414以雪心头之耻。大家都很赞同这个看法，认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新上任的总指挥宿长忠提出攻击老团的土木馆，大多数人反对老四主动挑起武斗，于是作罢。转而研究防御，谈到了东区浴室，有人认为老团可能会攻这。也有人提出放弃浴室，攻克一教,使之和科学馆、动农馆连成一片意见，被否定。于是详细谈保卫浴室方案。当晚，414马上组织人增加浴室力量，要求各区人员随时听从总部命令。

原驻守在13号楼的团派西区武斗队转移到9003楼。

团派因见白天414驻守的东区浴室正在加焊工事，在4号楼的观察哨也报告浴室守楼人不多，有人向总部建议趁夜偷袭把浴室拿下。晚10点左右，团总部在旧电机馆团召集各区人开会，决定今晚偷袭行动：鲍长康任总指挥，一部分人主攻浴室，一部分人打援阻击东区和科学馆414的增部队，并约定凌晨2点半，由蒯大富通知电厂拉电闸后行动。


5月30日

1:00多 团派主攻浴室的30多人从9003出发往西，绕经照澜院、游泳池从体育馆背后出来，走明斋到二号楼西。拿上已准备好的梯子，由13号楼北围墙豁口出去校外，到浴室北围墙豁口处埋伏待命。

2:30左右 团派架梯进攻浴室屋顶，414守浴室人已有准备，主力到屋顶迎敌。由于架的梯子不够长，进攻人无法登顶，被414用枪捅下，用石块、暖气片砸断了进攻的梯子。

团派攻入浴室一层，因楼梯口被焊死，上不了楼。老团后退，离浴室20多米，用弹弓车往上打浴室屋顶上的414。老四用石头往下砸，双方许多人受伤，僵持到天蒙蒙亮。

5:00左右 414一队约40多人从5号和12号楼间冲出，欲增援浴室。与进攻浴室的老团30多人长矛交接，拼杀起来。这时老团打援队伍从东区和西区冲过来，老四眼看自己人少，又三面被围，急忙后撤退回5号、12号楼内。

414确定老团不会进攻主楼，宿长忠和刘万章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由于团派的外围阻击部队在早就埋伏在八饭厅、旧铁路旁，决定先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高压实验室，然后才开始向西实施救援行动。

6:00左右 包围东区浴室的团派武斗队，向浴室继续发动进攻。

414科学馆的队伍先到达东大操场北边，团派许恭生也带着30人左右列队在东大操场的西边，堵截他们对东区浴室的支援，双方对阵有半小时多。

刘万璋率领414大部队到来，团派武斗队也从九饭厅出来，双方各有100多人南北一字排开，相距有50米左右。两军在东大操场展开了厮杀，这边冲过去，那边就退一退；那边冲过来，这边就退一退。来往反复，每次冲杀之中都有不少人受伤。

7:00左右 414土坦克出动从南边开出来增援，414一派欢呼。

414眼看团派向浴室又发起进攻而自己不能靠近浴室增援，又向团派发起了一次冲锋，把团派逼下大操场。这时414另一支队伍（李文忠学习班）从北边包抄过来，许恭生带的队伍在北侧慌忙撤退。许断后掩护，且战且退，被小沙堆绊倒，与他对峙的414多根长矛都刺向许。团派救回，主动脉破裂，几小时后送至医院，流血过多死亡。

在另一次冲锋中，414指挥宿长忠由于过于突前，被团派的几根长矛刺中，重伤倒地，414及时抢上前去，把他救回到高压试验室。

9:00左右 浴室处，得到东区增援的团派，重新组织队伍又找了几部梯子改由九饭厅北平房屋顶向浴室屋顶架梯发动进攻。双方围绕梯子架设与反架设互拼长矛，前排人已接近浴室楼顶，被栏杆和长矛挡住，后面的人继续往前上，梯子上站了十多人，竹梯不堪重荷垮了，上面的人全掉了下来。守浴室人同样艰难，人被弹弓车打出的鸡蛋大的石块和大螺母压在弓形屋顶上不敢抬头，只在“炮击”停止时知道又有人“冲锋”才跳起来格杀。一波波冲杀，双方受伤惨重。

10:00左右 414增援部队随着土坦克往浴室一点点前进。土坦克在九饭厅前遭到团派的阻击，团派有人拿来了七、八个燃烧瓶往土坦克上扔。还有人拎个炸药包，喊道：你们敢冲过来，我就炸死你们。他把那个炸药包扔了在履带边，没爆炸。坦克手说，可能是履带压断了导火索。燃烧瓶扔在土坦克前脸铁板上贴着烧，燃烧液从观察孔溅进土坦克内，正在指挥的物0周XX头、前胸被烧起火。

团派强大的弹弓车打来的石块也压住了414增援队靠近。

现场团派召集过两次会，商量对策，无异议：一定要拿下浴室。有人说用火烧，许多人赞同。此前，浴室一楼早已经攻进去，窗户已被燃烧瓶打着。有人滚来了一只油桶至楼底，用勺子舀油往火上泼，还有人往里面扔木板，椅子，撒辣椒面……。从浴室一楼窗口冒出的烟滚滚浓黑，几乎把把搂顶罩住了。

在老团身后还有许多是住在西区的团派，包括有外地来京住在清华的人。自发来观战和声援的，一边呐喊一边不断向老四扔石头。团派的人太多，估计千人以上，浴室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消防队5辆救火车赶来救火时，被团派阻止在外围。

刘万章试图组织队伍去接应浴室内的414，实际情况已经不可能了。

13:00多 武斗持续近十个小时，双方已筋疲力尽，伤亡惨重，战斗成僵持状。带队增援的414总指挥面对血淋淋战场，犹豫了，怕引发更多伤亡，下令停止了增援进攻。守在浴室的414大多是轻伤，只是浴室的守卫负责人唐XX被长矛剌透肺部，已呼吸困难，昏迷不醒。为了争取医治时间挽救战友生命，414浴室的副指挥蒋XX毅然决定投降，和团派谈判，条件是团派马上把伤员送到医院。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414组织一批人员包围团派占据的一教，想“围魏救赵”。蒋南锋说：“当时正考虑是否放把火把它烧了，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老团‘守军’只有几个人，大都躲到了屋顶上，有一个人在二楼盯住已关闭的门口，想往下砸暖气片。在楼梯上下放置的木质扶手椅正是最好的燃料，汽油也准备好了。因种种因素犹豫之时（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主楼通知我东区已谈判完毕，要我队伍撤回，所以才放弃攻击。”

东区浴室一场恶战，414守浴室电机系21人被抓。重伤的唐XX被扔到北大附医院门外地上，路人发现送进医院得到及时治疗。晚上李XX等两人因伤势严重，被团派放回。

14:00 414总部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发急电，要求营救被俘人员，制止团派武斗。

这场武斗以414主动放弃而结束了，是清华百日大武斗两派损失最大、伤亡最重的一次武斗。414卞雨林在救援对阵时中箭，当场死亡。团派除了许恭生外，修缮科工人段洪水浴室攻坚战中被挑当场死亡。力00的马耀开在拉锯交战中被刺伤摔倒，后一直成变成了植物人几年后去世。校足球队员时作隆，那天冲上浴室顶被挑下，胸以下身体高位瘫痪，1985年去世。

傍晚，太阳西下，残阳如血，东区一片凄凉。晚上，在东区5、12号楼的414全部撤至主楼和焊接馆。至此团派控制了清华80%的地盘。


5月31日

30日的武斗残酷激烈，双方死伤惨重。非武斗人员大批离校。

414总部发出关于武斗战略转移的文告，就昨日大武斗指责蒯大富是清华的“头号战犯”，决心与团派血战到底！


6月1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席最新指示发表，《414广播台》立即广播，热烈欢呼最新指示发表。

414在校外的人在西单张贴反对团派的大标语，与团派一些人遭遇互相殴打。


6月2日

团《井冈山》报称：一位414被团俘虏，“揭发”414武器生产由蒋南峰负责，代号是400＃，有枪组、炮组、火药组……。

团派决定封锁8号楼，切断水源，414靠打井取水生活。

“新华门事件”：414派人在新华门对面张贴反团派的大标语，恰巧被过路的团派20多人发现。周大卫带人抓老四刷标语的人，双方在新华门前殴打、械斗，造成两小时的交通阻塞，遭到上千群众的强烈谴责。后李钟奇副司令员带解放军把人和车带到卫戍区，下午6点左右放回。414三人仍在卫戍区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

414在天安门广场开会，后游行到北京卫戍区。


6月6日

《井冈山》报专刊两篇文章：【黑帮与414——清华414变天派网罗的黑干子弟都是些什么东西？】、【看臭老保414通的什么天！】。文中列出了支持414的清华高干子弟名单和他们的态度：“……据不完全统计，全校49名黑干子弟竟有42名是公开支持和参加414的。在一份由林杰派到清华特务XXX杂志记者张XX指示414搞的［清华大学高干子弟调查材料］中，414变天派直言不讳地说：清华高干子弟大部分是支持414的。”

“为什么80%以上黑帮狗儿女不约而同都支持和参加414，有的竟是414核心骨干？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为414出谋划策，牵线搭桥，成为414中有影响人物？这难道是偶然的与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无关吗？”“67年4月，刘邓的小爬虫戚本禹的私生子清华414落地以后，这些家伙像苍蝇见了屎一样，一头钻进了414的怀抱……去年十二月［战歌事件］中，黑干子弟为陷害林副主席、谢副总理、吴法宪同志，提供了大量材料以至绝密文件，并为414出谋陷害井冈山人。……陈楚三逮捕以后，由刘菊芬、胡XX、余XX、林XX等黑干子弟密谋组织所谓‘高干子弟营救团’，为沈如槐们打气效劳。……今年三月右倾翻案妖风中，余立金通过其狗女向沈如槐提供谢副总理被抄家的情况，并说‘中央没人再保谢副治了’。XXX的儿子也说：‘我以我父亲的军衔和职务担保谢富治要垮台！’为414炮打谢富治打气。……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副帅黄克实的儿子黄X自己都不敢参加414，变天派却硬把他拉入总部。……前市委黑帮狗儿子郑XX成了414自控系分部委员。


6月上旬

两派各自有给对方的据点断电、断水的袭扰活动。团派扬言7月份将把四派赶出清华，四派发誓决不退出。蒯大富等去北京大学向聂元梓“请教”武斗经验，聂元梓再次强调政治胜利与宣传主动的重要性。


6月9日

414派召开【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会议。


6月11日

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反复讨论武斗形势和武斗策略，认为有三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一是对414停止武斗；二是414放下武器停止武斗；三是武斗绝对不升级。

团派己扣押四派70多人，414扣押团派17人。

卞雨林尸体停在第六人民医院，在西郊火葬场厂火化，并开了追悼会。当时尸体己经腐烂，己经不能给他穿衣服了。他父亲己经离京，他的表哥和同学参加了追悼会。


6月12日

团《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彻底砸烂沈如槐——罗文李饶反党集团，热烈欢迎414战士重上井冈山】大会。陈继芳主持大会，宣布批准原414自控系分部委员，12号楼卫戍区副司令自00杨XX和精0郑XX二同志重上井冈山，并授予他们毛主席袖章和井冈山袖章。“414群众觉醒之日，就是变天派彻底完蛋之时！”

原清华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被迫害致死。刘承娴于5月31日在200#团派专案组关押点跳楼受重伤。被化名后，辗转数地，医治无效。

《井冈山》专刊【彻底批判414反动流派】中，列出中央首长批414：

【414出现是有背景的】：

“周总理4月3日在一次会议上说：清华414的出现是有背景的，……清华斗争是革与保的斗争”。曾在四川参与和镇反逆流有功而得到李景全大皮鞋犒劳的414坏头头沈如槐，拒不参加革命小将4.10斗王光美大会，而和林杰走狗XXX杂志记者张XX跑到颐和园去策划分裂井冈山的阴谋。5月21日谢副总理对沈讲：“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将来要走向反面的”。谢总理严厉斥责沈如槐：“我问你，是不是要蒋南翔回来？清华都是红线主导，那是错误的。”“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要彭真回来，蒋南翔回来，刘胡何艾出来吗？！”5月14日谢副总理讲：“你们是建立总部的威信还是建立山头的威信，这是实质问题。”

【414的大方向是不正确的】：

414出世后，大反江青同志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清华井冈山和蒯大富同志，同时竭力粉刷旧清华，为蒋刘死党翻案。5月14日谢副总理来清华对414说：“你们的大方向不对”。414非但不改，反而对谢怀狠在心，明目张胆狂吠：“414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谁否定414大方向，谁就是否定历史，那么历史必将否定他自己。”5月21日谢副总理受中央委托第二次来清华：“上次来讲了，你们大方向不对头。我两次来清华的原则是批判414大方向的原则下，和稀泥搞联合。我跟中央文革、总理讲了，同意我的处理意见。……蒯大富比不上罗征启吗？批评人家可以批评的，为什么要上那么高的纲？”

【414头头是不纯的】：

67.8.17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高校代表（地派）时，江青同志说：“……欺负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头上。昨天说了话，今早在清华礼堂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叫周泉缨，周泉缨，小丑！叫这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文革头上。”谢副总理说：“抓起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7.10.27，陈伯达同志说：“清华大学有个学生，有一天不知怎么发了神经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写得很无聊，我不想看。……实际上他贴出大字报那天，他那一派就把他藏起来了。”414在黑后台指使下，到全国大揪军内一小撮，毁我伟大钢铁长城。温玉成副参谋长严肃指出：“414是全国最大的极‘左’派。”

【414是有后台的】：

吴法宪副总长在三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讲：“谁的子女参加那个组织，谁就是那个组织后台。余立金女儿参加了清华414.”今年三月下旬，杨余付倒台不久，黄永胜总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清华414是有后台的。”

【414的理论是反动的】：

414为自己上台制造了许多反动理论，去年五月抛出大毒草【论新阶段】，中心意思是“现在进入了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原来的左派要变成保守派，原来的保守派要成为新左派等等。”谢副总理在去年接见大学《红代会》时说：“现在北京还提出一些分裂的理论，什么‘左派分化论’，对这些理论要批判。”去年年底，上海揪出了一个大搞复辟翻案的反革命小集团集团《共向东》。67.10.12张春桥同志在批判《共向东》反革命思潮时说：“不要以为就《共向东》这样说（指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理论），清华很早就批判这些观点。我读了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坐天下，414必胜……，他们就是说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414上台，不行！】：

3月11日，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向中央首长汇报上，只有清华414和另一个组织没有让发言。414坏头头孙银基、张雪梅抢着话筒叫嚷：“414要发言。”陈伯达立即指出：“你们不是必胜了吗？算了吧！”江青同志嘲笑说：“自己说自己必胜？！”67.12.20，谢副总理再次指出：“清华井冈山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414，414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是原来的井冈山么。……如果414要把井冈山推倒，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67.5.23谢副总理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向蒯大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谢讲：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解决清华问题的三条途径：一、让蒋南翔回来；二、让总部、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讲到第三条，就是双方都作一些让步，实现大联合。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井冈山人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主席说：“414上台不行”，井冈山人坚决照办！誓与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斗争到底。誓与414反动派斗争到底！


6月中旬

两派常常不分昼夜地出动小股游击人员武装偷袭或骚扰对方据点，毁坏对方有关设施。例如炸毁对方生产武器的机床；在对方生产武器的车间门窗悬挂手榴弹；对正在就餐或工作的对方人员进行爆炸恐吓。


6月14日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就是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并大篇幅登了【伟大的旗手，英勇的战士——江青同志革命斗争事迹】文章。


6月15日

针对5月30日大武斗的心理影响以及为提高其武斗人员的士气，团总部决定对其文攻武卫大军土进行整训。主要内容：团总部委员做形势报告；在各据点播放《罗文李饶》等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审讯录音，以坚定同四派斗争的决心；请广西、新疆及重庆地区的造反派头头介绍武斗经验，强调以武斗来占据地盘、扩大势力的重要性；发表团派总部关于两个月的武斗总结。


6月16日

团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集会声讨414，散发【清华井冈山人就清华武斗问题告全市人民书】。


6月18日

414《红尖兵广播台》和《414战报》编辑部播出【蒯大富背叛无产阶级司令部铁证如山——关于［我们与廿八团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第二批材料】。说蒯大富之流对抗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毁我伟大长城大反林副主席；《5.16》阴谋集团黑伙计炮打总理的黑干将；阳奉阴违大整伯达同志黑材料；炮打康老由来已久；整材料射毒箭反对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成员”。


6月19日

下午15时许，8号楼外西南处的团派岗哨向414占据的8号楼窗开枪，向科学馆的414人员开枪。

武斗升级由“冷兵器”阶段进入“热兵器”阶段，即枪战阶段。


6月23日

孙华栋火化。

团派总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两个月武斗的总结草案，决心“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的足够优势”。

团《井冈山》报登出【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扩大会议通过】文章。主要内容：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大回合与清华两派的斗争。

认为“文化革命第五大回合内容是：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全面胜利。……第五大回合的对象是：杨余傅及其黑后台和他们网罗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所组成的反革命黑帮。……文化革命第五回合本质仍然是政权问题，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生死大搏斗。……清华414在文化革命第五战役中充当杨余傅的小爬虫。……清华反动流派414疯狂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翻案，抛出‘3.11’黑信，要将刘冰‘尽快解放，尽快使用，尽快结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井冈山人是‘资产阶级大翻个’。……他们的领导核心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就是这股反动势力的突出代表。”

二、高举文攻武卫的大旗继续前进。

认为“文化革命中一切武斗都是首先由右派挑起的。……右派是当其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危机的时候挑起武斗。武斗是右派用来挽救政治危机，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文化大革命最毒辣手段之一。……阶级敌人把武斗强加在我们头上，用大刀屠杀革命群众、镇压革命时，我们不要怕，要文攻武卫，针锋相对，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要想有效制止右派挑起武斗，无产阶级左派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优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让那种参加武斗双方‘无是非论’见鬼去吧！江青同志提出的‘文攻武卫’正确方针，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三、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解决清华问题的途径。

四、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井冈山人乘胜前进，夺取清华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6月24日

为纪念蒯大富等人反工作组两周年，团派100多人分六队奔赴天安门、北京站、西单、平安里、和平里、军大院、总后勤部大院进行痛斥四派的大宣传活动。


6月25日

414抢到了西校门汽车房的汽油23桶。


6月26日

414在天安门广场开会。

晚上，老团用“苍蝇拍子”把给科学馆送菜的车子扣了。


6月下旬

团派人员从地下管道潜人8号楼，给414派自掘的小水井投入泻药（此楼自6月初就被断水断电），造成四派的守楼人员呕吐、腹泻、肢体无力。

四派人员在校电话室总机室附近的地下电话线路枢纽处截听、记录或录音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大量通话。

一些教职工为自己所支持的派别募捐钱物。


6月28日

刘万章进人8号楼，传达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撤出8号楼的命令，并亲自执行这一任务。还有部分《李文忠学习班》的人进入8号楼

老四截老团的饭车。


6月29日

414在撤出8号楼之前，有人想搞点破坏行动，往新航空馆企图摘掉团派喇叭，割断广播线路。被团派发现，立即派出长矛队截击414。混战中两名414被刺伤，其中一名葛XX伤势严重，长矛刺进了后背，长矛头断在身体里。414慌忙抬着伤员退回到8号楼。

8号楼的414试图突围未成功后，在楼顶上打旗语向焊接馆414总部求援。“我们派了三名女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打着红十字旗帜走向8号楼，想去救治伤员。团派将三名女医务人员绑架”。刘万章他们担心伤员有生命危险，派人与团派谈判，希望团派允许伤员出楼急救。团派不允。不仅如此，团派在得知8号楼414有重伤员後，立刻加强了对8号楼的包围，设置了路障，


6月30日

凌晨5时，414组织了主楼根据地的队伍准备接应8号楼突围人员。

清晨，主楼区的414出动两辆土坦克和80多人的长矛队前往8号楼增援，遭到团派阻击，双方交战，各有损伤，414退却。

8号楼414为营救两名伤员，向主楼方向突围不成，改向科学馆方向突围。9时许，8号楼的414全部人员在撤往科学馆路上遭新航空馆武装团派尾追至大礼堂处，礼堂中团派又出来堵截，老四与团派队伍在礼堂东面交战。在大礼堂台阶上，414抬着重伤员葛XX的担架杠子突然断裂，团派的几根长矛跟着刺到。紧急中，414往团派中投掷了一枚土手榴弹，老团一阵尖叫，停止追击，赶紧救助伤员。这时从旧电机馆和一教处老团又有人冲过来，混战中，团派一根长矛刺中刘万章的腰部，另一根长矛刺中他的腿。414中唯一有枪的人举起三八盒子对着速冲过来的老团，一边比划一边大叫：“谁敢过来，我就对谁不客气!”。老团未敢妄动，这时科学馆的出来接应的队伍，把8号楼的人接进了科学馆。

团总部遂宣布决定武装封锁科学馆、礼堂地区。命令手下人员：凡有出人科学馆者一律开枪射击。四派总部也宣布“一级战备状态”。

当天，团派从占据的9003向主楼方向开枪，射击数枪，未击中目标。

“从这天开始，团派中很大部分兵力，层层封锁科学馆，阴谋用升级武器（步枪、机枪、炮、手榴弹等）截击我护送伤员的部队，致使我重伤员不得入院治疗。我《文攻武卫指挥部》为了避免双方大规模冲突，防止武斗升级，决定伤员留在科学馆治疗。在设备简陋、药物缺乏的艰苦条件下，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以顽强的战斗意气克服重重困难，粉碎了蒯匪企图在这几天内全面武斗升级，全歼科学馆的罪恶阴谋。”


7月1日

“团匪加紧对科学馆封锁，在科学馆工字厅周围，一教、一教后树林、强斋、校医院、闻亭、大礼堂、旧电机馆、土建馆、旧水土林馆修筑工事，埋雷、挖壕、修筑地堡等，企图对科学馆形成比8号楼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

414占领了工字厅，并在工字厅修筑工事。

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者，格杀勿论。团派总部针对下属武斗人员怕开枪打死人负责之事多次声明：“打死人由总部负责”。

团派总部下令武装封锁清华东门及其周围的通道。团派用试制的土迫击炮轰击科学馆，未成功。

团连续广播对科学馆的【声明】，称科学馆己成“瓮中之鳖”，“要什么时候惩罚你们，就可以怎样惩罚你们！”。在9003、土建基地的团派不断向414的东区冷枪射击。

414的三个广播台发表【七一献词】，处在重重包围中的科学馆开纪念会。晚十点在中央主楼放焰火，庆祝党的生日。

《414广播台》播送【6.30调查报告】：“揭露蒯匪继6.19首先使用枪炮后又首先使用手榴弹,进行武斗升级。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制止清华武斗的诚意和决心，实现我6.26提出的制止清华武斗的六项措施，我《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今天再一次单方面释放团派被浮人员十余名。到目前为止，团派被俘人员除个别以外，己几乎全部释放。”


7月2日

414在这几日连续修工事，堵窗户，挖战壕等。

团派的汽车队一共有十几辆汽车，4月23日后大部分驻扎在北京体育学院。在预先侦探位置后，但燊带领414的长矛队和临时从200号调来的几名司机，从东主楼出发，沿着铁路向北，长途奔袭到体院。414长矛队首先控制了传达室，然后包围了正在熟睡的司机，将他们全部俘虏。414破坏9辆汽车，夺走数百公斤汽油，抓走7名团派司机。“将压死谢晋澄烈士的反革命司机李正明捉拿归案，杀人犯李正明对其罪行供认不讳”。414开着几辆车迅速冲出了体院大门。

团派继续加紧修筑工事，并调来中学生，外地在京人员，对414进行威胁宣传。由《大礼堂广播站》不断向科学馆播送陈育延、崔兆喜等的喊话：“科学馆的人一个也甭想活”，“我们想怎么惩罚你们，就可以怎样惩罚你们！”

414和团派加紧试爆武器，学校内爆炸声、枪声、频繁。


7月3日

老团由工字厅西南向工字厅内414进攻，不断扔手榴弹、燃烧瓶。燃烧瓶把工字厅工事烧毁，在工字厅守卫的414一面怒骂团匪，一面躲避。

刘万章被困科学馆後，沈如槐任命自控系九字班同学但燊为414《文攻武卫指挥部》代总指挥。

为了营救科学馆的战友，414从动农馆和科学馆两头开始挖地道。

晚上，科学馆为了预防特殊情况把馆后面的煤运进一部分，大约到12点多钟。


7月4日

凌晨2时20分许，设在“闻亭”上并配有探照灯，四周有电网和雷区的团派地堡岗哨黑暗中开枪击中科学馆后门附近朱玉生（房Ol班），子弹从背部左肩胛打进，再由右胸右上部射出。科学馆的414人员发现朱育生躺在地上，他已死亡多时。

4点钟左右，团《前哨台》突然广播声明，反称科学馆向团匪驻地射击子弹100余发等。

科学馆《卫戍区》不得不用发电机发电，与主楼总指挥部联系。并就团匪全面武斗升级，就朱玉生同志中弹牺牲一事发表【严正声明】，发表【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紧急汇报信和告全市人民书】。

中午，《团广播台》发表声明说朱玉生是414自己用枪打死的。并就朱玉生的牺牲大做文章，要科学馆战士离开科学馆“逃命”。

414在科学馆与动农馆之间的“秘密联系”己被彻底破坏。

“朱玉生同志牺牲后，我们加强修筑工事，后勤组从四楼搬到三楼，伤员都搬到比较隐匿的地方。”


7月5日

凌晨，工字厅一带打得比较厉害，科学馆向东区发信号：“因为弹药缺乏，我们决定从工字厅撤出。”东区回答：“希望你们坚持到傍晚。”答：“孩子们可以坚持。”

414炸毁清华电厂变压器，破坏给团派占据的9003楼供电。

上午9点多，陈XX、周XX带手榴弹从综合机械厂跑回科学馆，了解情况并布置了任务。

团不断向科学馆驻地放冷枪。设立在一教楼西北面小土山（原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此）上的团派地堡岗哨开枪，击中正在科学馆后门附近的杨志军（电机系高01班）。子弹切断右颈部动脉和气管口、鼻、颈部流血不止。

“大约10点左右，听到了响的二声枪响，又听到下面喊‘小杨受伤了’，我们跑下去，几个同志把杨抬进门里。满脸全是血，身上也全是血，很危险。就在门口过道里进行抢救，止血，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小杨刚一受伤，就马上用喇叭广播，通知团派：‘414一名战士被你们打伤，现在生命很危险，我们决定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路程，把他送出去枪救，请你们答复。’隔了一段时间，团派答复，要科学馆派代表到礼堂东门去谈判条件，释放7个司机。原来是说让把伤员交给他们，后来说按他们指定的路线经过他们的检查等。科学馆讨论有二种意见，后来决定为了抢救杨志军，可以放7个司机，张用潘作为代表去在礼堂谈判。约20分钟后，杨志军己经不行了。为了抬出烈士遗体，我们仍要求谈判宁可作最大让步。此时，就想让两个人抬着和谈判代表一起去礼堂。张打着红十字旗，土建系材00两个女同学穿白大褂，抬着担架，刚出门就打来二枪，退了回来。张一个人去大礼堂谈判，同意放7个司机。张回来后，我们就广播通知了东区。但此时杨志军己牺牲，又怕老团乘机抓科学馆的人，为了免遭更多牺牲，我科学馆卫戍区决定暂不运出烈士遗体。”

12点左右，414发了【声明】：

1、由于团派拖延时间，无法抢救，杨志军己于11点壮烈牺牲；

2、团派向谈判代表开枪；

3、把协议中七名司机擅自改为七名革命工人。

“后来科学馆向东区发讯号，希望他们扩大政治影响，加强政治攻势，不要采取简单的报复行动。并通知死者的家属他的哥哥（注：他哥哥是8341部队的）。

晚上，工字厅前打枪很厉害，414第二班值到7时，撤到工字厅内遇上老团，因老四手榴弹、枪都没响，朱XX（被一枪打中左肩穿透）、陈XX(脚被弹片炸伤)二人受伤，为了避免更大伤亡，414撤出工字厅。

晚上光XX、王XX带手榴弹到科学馆。”

沈如槐、但燊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王永县通过密码反复讨论解救科学馆的问题


7月6日

团派从四派手中夺回工字厅，晨5点老团进入工字厅并广播捷报。

一教、旧水等老团大力封锁动农馆前大桥。中午12点左右，动农系实验员杨述立乘土坦克给动农馆运送生活必需品，返回主楼经过动农馆前大桥时，遭到设在一教的团派地堡的岗哨射击，穿甲弹穿透双层钢板，击中杨述立心脏大动脉。杨述立因流血过多死亡。

下午，9003、12号楼团派不断向主楼开枪射击，一名在楼顶修线路的414战士中弹重伤。


7月7日

凌晨，414派人用土炸药炸断了通往清华的三万五千伏高压供电的电线杆，致使清华、北大及中关村、科学院地区停电四个小时。

连续三天，牺牲了三名优秀战士，300多名414战士怀着满腔的悲愤进城，抬着被团派用穿甲弹打死的杨述立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沈如槐、汲鹏参加了这次抬尸游行。

卫戍区送来了【七.三布告】，两派各一份，414战士无限欢欣鼓舞。听到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当夜立即广播并热烈欢呼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措施，《团广播台》毫无反应。


7月8日

“团匪不断向科学馆进攻，缩小包围圈，并不断向科学馆、二教打冷枪冷炮。科学馆信号室、厕所等其他各室窗户被打得千疮百孔。团匪切断科学馆与外界的通路，今晚爆炸了二教西南小桥，并用汽油烧毁。”

414《红尖兵》广播台反复播【七.三布告】及评论文章：【［七.三布告］宣判了蒯大富的死刑】。

（414《汇报团》日记：）

解放军同志与我414《汇报团》联系关于尸体火化问题,本答应出人帮我联系手续处理等，后又改口让我自己处理。我们414继续要求首长接见，上午与文教组接待员汇报情况（接待员李XX——革委会军训团解放军）要求处理火化问题。

晚上414《汇报团》开讨论会读【七.三布告】，规定《汇报团》纪律：⑴ 科学馆问题未解决前不准喝酒，不要吃得太好；⑵ 注意安全集体行动。


7月9日

6:00，团派开始用大弹弓向科学馆投掷燃烧瓶。

7:00，科学馆顶棚被团派投掷的燃烧瓶打中，引起顶棚燃烧，被414扑灭。团派从广播里一面幸灾乐祸地劝降威胁，又不断地向屋顶开枪，并突然断水，阻止科学馆人救火。

8:15，科学馆楼顶的瞭望架、广播喇叭支撑木架又被团派投掷的燃烧瓶打中起火。

8:30, 414到楼顶救火，遭到团派的枪击，被迫退下楼去。

9:00，蒯大富了望架烧塌，大火四处蔓延。科学馆的顶楼是木结构，团派不断投来的燃烧瓶点燃了瓦片下的沥青、油毡，很快，科学馆的顶楼完全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9点多，设在科学馆的414电台致电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紧急呼救。蒯大富发表了【广播声明】，说科学馆没有救了，命令414必须保证被押的团派人员安全，敦促414投降。11时又重播了此声明。《团广播台》喊话劝降20余次，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说大火是414自己放的，是“新的国会纵火案”等。

10点多，消防队前来救火，经团派一番检查，刁难1小时多后才进人科学馆。团派给消防队下达规定：不许抢救四派人员，不许抢运四派物资。团派限令：消防队员必须在18时前撤离。在消防队救火时，旧电机馆，大礼堂，一教等处仍不断向科学馆开枪射击。

消防队撤离时再次受到团派检查，团派迅即重新封锁科学馆。

（414《汇报团》日记）：

团派火烧科学馆，我在城里的414:⑴ 派人去电报大楼给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六份加急电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⑵ 写向毛主席的呼救信，并组织群众出去宣传刷大标语；⑶ 得知消息后，汲鹏去解放军宣传队汇报情况，解放军要求详细了解情况。汲鹏回校了解情况后又去解放军处汇报。解放军同志说：我们一定向上汇报，尽快解决问题。你们已经付出代价，千万不要做出什么鲁莽行动来。

下午，414在天安门前集合，召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呼救大会】，抬尸游行。由天安门——公安局——市革委会——王府井——东单——革委会。要求市革委会解决清华武斗问题，至晚八、九点，留下了《清华井岗山414赴市革委会汇报团》驻在革委会。数次打电话联系，要求首长接见，回答：“首长在开会”，“首长不在”……。

414起草【汇报团公告】，阐明我们为什么来市革委会。讨论第二天及今后任务，并作安排，留下30多人住在市革委会外。

下午《8341部队》二同志（杨志军烈士哥哥的首长）来了解有关情况，市革委会军训团二人接待。

《汇报团》与市文教组接待员因住宿问题又吵一架。

凌晨，杨述立同志遗体运往火葬场。


7月10日

“团匪继续封锁科学馆，朱玉生，杨志军家人己经到京，但两烈士遗体无法运出。科学馆内早己经断菜，缺油，馆内漏水潮湿。在极艰难的条件下，414战士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今天召开了【追悼两烈士，誓与科学馆共存亡誓师大会】。表达了414战士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

路上突围不行，414又考虑地下，主楼总部用密码与科学馆讨论了挖地道问题。“我们找了懂行的人，用仪器在动农馆北边的窗户进行了测量，确定了路钱，设计了方案，然後通知了科学馆。随後，科学馆组织人从二教往动农馆方向挖，我们这边则从动农馆的地下室往二教方向挖，约定两支施工队伍在草坪南端会师。”

（《汇报团》日记：）

《汇报团》上午10:00我们找市文教组李XX汇报烧楼情况。校部等同志上午去解放军宣传队汇报我校情况，严得志等同志接见。

传来黄作珍同志7月9日在市革委会上关于武斗问题的讲话。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同志来我《汇报团》看望。

汲鹏回校讨论军事问题。

驻地中午起对我《汇报团》驻地断水。

《汇报团》开会明确宣传内容：【七.三布告】和科学馆问题，并在驻地周围刷大标语。


7月11日

“团派愈来愈疯狂地用枪炮封锁主楼，今晚从9003向主楼射击子弹十几颗，三颗射入宣传组房间，有一颗射入保卫组房间。我414战士严格执行【七.三布告】，作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至今没有采取相应作法和报复行动。”

解放军宣传队40人来清华了解情况，上午到团部队，下午到414总部。朱玉生父亲到京。

（《汇报团》日记：）

《汇报团》打电话给李钟奇付副司令员，要求解决我校问题。答应派刘丰同志接见我们。

光XX、王XX从科学馆出来，讲了里面的情况，并进一步了解了“7.9”事件的情况。

414刷大字报、大标语，在西单与老团遭遇。


7月12日

【七.三布告】发下己数天，《团广播台》今天才开始播送。同时攻击414宣传【七.三布告】是“抽掉阶级内容”，说414“焚烧科学馆”是“对抗【七.三布告】。

“蒯匪更加疯狂地对抗【七.三布告】，晚饭时几名团匪公然钻入设备工厂，向正在用饭的人群投掷手榴弹一颗，三名战士受伤，其中一名重伤（姚XX）。”

(《汇报团》日记：)

李副司令员派刘丰同志接见《汇报团》代表汲鹏、谢XX。414代表汇报了情况：⑴ 科学馆内伤员尸体不能运出；⑵ 双方应上交武器；⑶ 制止我校武斗的途径，我们对武斗的态度——六项措施。

刘丰同志谈：⑴ 清华武斗问题在中央已经挂了号，卫戍区、中央都很重视；⑵ 伤员尸体问题，马上我们负责出面解决；⑶ 不要采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⑷ 明天（13日）不要在这里市革委会召开大会；⑸ 动员《汇报团》回去；⑹ 再次肯定了“4.23”声明是李副司令代表卫戍区和革委会发的。

《汇报团》在市革委会前自己接了电源，安了电灯并开始搭棚。

《汇报团》宣传车首次出去战斗，又去海军宣传队汇报情况。

杨志军、朱玉生家长写信给谢副总理，要求解决科学馆内伤员及尸体问题。

丁国钰秘书曾来我接待站看过。


7月13日

今晨在市革委会大院内，校外300多名414战士集合，讨论形势。汲鹏传达卫戍区刘丰处长听取汇报时谈话：⑴ 科学馆尸体和伤员由解放军负责运送；⑵ 中央和市革委会将很快解决清华问题；⑶ 两派武器一定要上交，要采取有效措施。会上还有科学馆一战士党XX（刚由科学馆摸出来）介绍科学馆情况，414战士为科学馆战友顽强战斗情况深受感动。沈如槐等人来汇报团后去宣传队，汇报了学校里的情况。


7月14日

（《汇报团》日记：）

汲鹏回校开会，决定了我《汇报团》目前政策，加强文攻：⑴ 对所谓《罗文李饶集团》问题展开反攻；⑵ 揪出蒯氏反党集团；⑶ 我由《汇报团》加强文攻武卫的宣传。

早上在台基厂因老团撕414大字报，两派吵架。

《汇报团》发表给市革委会【关于科学馆问题的紧急汇报信】。今日宣传车出去两次，宣传、贴大字报。晚上又开会，讨论任务，写信，落实责任。

可靠消息：刘丰12日见我代表后找蒯大富，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同时前几天,谢副总理通过吴德对蒯作了三点指示:⑴ 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⑵ 上缴武器；⑶ 全面制止武斗。刘丰给蒯一份卫戍区书面指示，要他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但团总部开会，决定顶风拒不执行（此消息已经校部同志访解放军宣传队证实）。


7月15日

“上午蒯大富在三八食堂传达谢副总理、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首长接见情况，是市革委会开完革委会后应蒯要求接见的。内容是：⑴ 要蒯交枪；⑵ 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⑶ 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据悉蒯向首长提出解放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 逮捕罗、文、李、饶；⑵ 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⑶ 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 拆除414的工事。”

“昨夜团匪彻夜不眠，将各楼《井冈山》大旗拔下，将化学馆中武器经西校门向外转移，西大饭厅一带人声嘈杂，通宵不息。《团广播台》大造顶风舆论，扬言若不对［罗文李饶］问题表态，决不停止武斗！”。

《井冈山》报发表社论说:“在清华支左必须明确表态支持井冈山人”。并发表【重庆《反到底》的调查报告】，总结《反到底》的经验教训，说《反到底》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没有进行军事封锁”。

414《红尖兵广播台》发表文章【打掉蒯大富的反骨】，揭露蒯大富拒不执行市革委会、卫戍区关于拆除对科学馆封锁的指示，大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

昨晚和今日团派继续用枪封锁414车辆。今上午414宣传车冒枪弹封锁，又运出【纵火犯蒯大富你逃不掉，7.9事件调查】大幅传单400份。《汇报团》打电话与黄作珍、李钟奇同志联系要求接见，但未接通。答应给首长反映。

朱玉生、杨志军二位烈士家长要求市革委会首长出面解决尸体和伤员运出的问题，写给革委会、卫戍区的公开信。


7月16日

414从动农馆和科学馆两头挖地道快要对接上，团派也早就估计到414要挖地道，在科学馆和动农馆间挖了一道壕沟，用一个水缸来监测动静。在测准地道方位后，上午10点多，团派用炸药把地道炸开，用手榴弹，步枪封锁，一名正在施工的414杨XX（铸8）被堵在里面。此次爆破使414总部营救科学馆的突围计划最终破产。

解放军驻校宣传队前来了解情况。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指蒯匪践踏【七.三布告】，又一次欠下我一笔血债。团武斗指挥部发表【声明】，说是414地道自己发生“塌方事故”。

科学馆内，惨不忍睹，两具尸体无法运出，早已腐臭。20多名伤员伤口感染、恶化。整整100人在炎热之中，为防止枪击中弹，只能挤在楼道内生活。20多天里，未运进点滴食物和蔬菜，临时掘的一口水井，远不够使用。

今天是主席畅游长江二周年纪念日。

团《前哨台》广播文章【彻底砸烂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说中央在着手解决清华问题。把制止武斗的措施和要求，双方上交武器等说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插手，说“清华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罗文李饶问题，不能首先制止武斗”，扬言要将武斗“进行到底”。

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文章【蒯大富七次顶风，胆从何来？】，揭露蒯大富在扬余傅黑后台操纵支持下，疯狂顶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风的反革命行径。

（《汇报团》日记：）

《汇报团》大量印发了传单，下午宣传车出去战斗。晚，414开会决定方针政策：明日《汇报团》在革委会前宣传，要求贯彻【七.三布告】精神，立即制止清华武斗。后天开百人会，落实保卫工作。


7月17日

市革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七三布告】，谢副总理讲话谈到清华问题。据团派传达说：“谢副总理支持蒯大富”，他说【七.三布告】是指广西桂林、柳州等地，北京未发生这个情况。个别单位情况严重，还不象广西。他说：“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也不能诽谤，不能损害。……包括那些武斗严重的学校．要看到那里的红卫兵过去的伟大功绩，不能损害．不能诽谤，有了缺点，可以做自我批评”。“清华两万多人，双方参加武斗的人不到两千吧。可见90％以上的人不赞成、不参加武斗。把什么事都压到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头上，我认为是不对头的。”

团广播台反复播送【前进！毛主席的井冈山人】。

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观察员文章【一支颠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在活动中】，揭露蒯大富勾结全国三十多个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派，各地革委会的炮轰派，如辽宁《八三一》、锦州《撮字派》，黑龙江《炮轰派》，广西《四二二》派等参与清华武斗，阴谋武斗征服414，把清华园作为他们反革命的桥头堡。在“7.16”地道爆炸事件事中，被绑架的杨XX被团匪严刑拷打，我《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声明，要求蒯匪立即释放杨XX同学。

（《汇报团》日记：）

《汇报团》的宣传车上下午各出去宣传一次，并在革委会前宣传。学校来人，运来一些用具，并运回必需品。

“下午5:30左右老团一卡车人来革委会前捣乱，由北向南，到路口又由南向北掉头返回。喊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414！打倒沈如槐！揪出黑后台！”，……并给我战士及张雪梅、棚子等照相。我战士20余人高呼革命口号回击他们。两派人员在西单、前门、王府井等地互相撕毁对方的大字报、大标语，发生斗殴。”

7月18日

上午在市革委会门前，414召开第二次形势讨论会，到会者300多人，傅正泰针对校内斗争形势作了发言，指出清华园确实有着反党集团，但不是什么“沈罗反党集团”，而是“大翻个派”。汲鹏也作了发言。

团封锁414通校外的唯一通路东校门。

“团派在五饭厅召开【认真执行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老保四一四翻天，打倒四一四沈——罗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沈如槐】大会。蒯大富歇斯底里狂叫：……我们吃了豹子胆。团派散布小道消息，说‘7.17’谢副总理讲话支持蒯大富，谴责414。”

中午12:25，414自动控制系82班钱平华从苏州家中返京回校，她还穿着裙子，因不知清华东门已被武装封锁，从该门进入后行至西主楼东侧，遭9003大楼上的团派据点枪击。子弹从左前臂射入从右前臂飞出，横穿胸部，击中主动脉，打断脊椎及三根肋骨肺部多处穿孔。414在主楼前工事的值班人员唐XX前去抢救时遭到狙击，送钱去医院的救护车也遭射击。团派还在汽车楼前打伤414的XXX，。钱平华急送医院治疗无效，下午5点20分在医院去世。

（《汇报团》日记）：

414《汇报团》得知消息后，⑴ 去解放军宣传处汇报；⑵ 宣传车出动宣传控诉团派（蒯匪）的法西斯暴行；⑶ 刷标语；⑷ 汲鹏回校了解情况。

晚上，打电话向市革委会汇报情况，回答：“清华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了，但清华问题不是大学组能解决的，要靠中央根据全面情况来解决，要依靠革命群众来解决。”

夜，414开会，讨论口号和行动措施，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直接、迅速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汇报，并坚决要求谢副总理出来解决清华问题。口号未定。


7月19日

《井冈山》报登了江青同志重要讲话：“文攻武卫”是对的。

“我赴市革委会《汇报团》就7.18惨案发表【给市革委会的紧急汇报信】，愤怒控诉蒯匪法西斯暴行，强烈要求市革委会、卫戍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清华武斗问题，贯彻［七三布告］”。“蒯匪胡说我用手榴弹炸伤设备科团匪。《9003卫戍区》发表声明，说我向9003投掷手榴弹，破坏9003抓革命促生产，扬言‘有权利对任何一个出入动农馆、主楼等414据点的行人开枪射击’”。


7月20日

凌晨，刘丰来找汲鹏，要414《汇报团》撤离，我们表明态度并汇报了我校情况。

“凌晨5时开始，大礼堂团广播站播送【谢副总理7.17在市革委会讨论［七三布告］的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⑴ 不要轻信谣言、小道消息，防止阶级乱人破坏；⑵ 批评北京运输公司给北大《井冈山》运派菜，批评地院接待北大《井冈山》；⑶ 说北京和广西不一样；⑷ 批评414不该骂蒯大富为“蒯匪”，蒯大富有缺点有错误可以作自我批评。未提及具体制止武斗的办法，如缴枪、拆工事等问题。

团派今日到一些教授家‘借钱’，带手枪手榴弹等，光顾了童诗白、杨律基等家，去时冒充414战士。

上午《团广播台》播送【414造反战士对处理我校问题的看法】，说要首先对沈罗表态才能解决武斗。《团广播台》晚上播送【谢副总理7.17讲话】，有关‘北京和广西不一样’的讲话被删去了。并呼吁：‘热烈欢呼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井冈山的支持！’，‘谁反对谢副总理就打倒谁！’，‘沈如槐反对谢副总理罪该万死！’等等。”

414《红尖兵广播台》播送【414战歌】，【红卫兵战歌】，【造反有理】等音乐。下午播送了【致外地住清华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7月21日

凌晨，在东校门外埋伏的团派向我进城准备向市委会送材料的战士开枪射击，二名战士光XX、陈XX腿部中弹受伤。

下午，500名414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召开【井岗山414贯彻［七.三布告］，制止武斗大会】，汲鹏、傅正泰作了发言，会后抬着几位烈士的遗体游行。

《红尖兵广播台》播送文章：【有感】、【评哈巴狗的叫唤】，《革命到底学习班》的文章【谁反对［七.三布告］就打倒谁！】。《414广播台》播送文章【蒯大富的黑后台你放老实点！】，批评某些人纵容蒯大富违抗【七.三布告】的错误言行。

晚，中央台播送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要办的……】，发表【上海第一机床厂调查报告】。414上街贴大标语欢呼：“要教育革命不要武斗！”，“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团派呼吁：“与沈罗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

今天是江青去年“7.22”讲话一周年，《团广播台》恶毒歪曲江青“7.22”讲话中“要文斗，不要武斗”和“文攻武卫”的精神。强调“不要放下武器”、“不要天真烂漫”。声称要把清华的武斗进行到底，直到摧垮414。否则不能缴一枪一弹，不拆任何工事，不拆除对科学馆包围等等。

团总部发表声明,说414“炮打谢副总理就是反革命”。

414《文攻武卫指挥部》发表八项建议,提出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有效措施：① 立即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② 双方立即上交武器；③双方立即释放所有对方人员；④ 双方立即停止武装封锁交通；⑤ 双方立即停止绑架对方人员；⑥逮捕和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的反革命分子。

（《汇报团》日记）：

上午，因住宿问题414《汇报团》与市革委会文教组冲突，他们宣布停止办公，但一个多小时后又自动“复工”。下午新华社记者来到414《汇报团》了解对最新指示的反应，及实现的障碍。

晚，汲鹏和谢XX新佑去解放军宣传队处，得知明日市革委会要在中关村召开二万人的【贯彻［七.三布告］制止武斗大会】，我校名额140，按人数比例分配，并说第二天要去清华找二总部。


7月23日

今天城里贴满了三军的大标语：【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贯彻执行七.三布告，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拔破坏！】。北京卫戍区贴出：【立即停止一切武斗！拆除一切武斗工事！】、【无条件上交一切武器枪支弹药！】等。

校内：《团广播台》连续播送江青同志“7.22讲话”和“9.5讲话”，和文章【高举文攻武斗的神圣大旗，夺取无产阶级化大革命第五回合的最后胜利！】。

《红尖兵》台播送中央【七.三布告】、口号声明，播文章【蒯大富对抗七.三布告手段恶劣，陷害江青同志居心险恶！】，揭露蒯大富歪曲江青同志的“7.22”讲话精神，陷害江青同志对抗【七.三布告】的反革命行径。

《团广播台》播送【市革会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行动计划】。

《红尖兵》台继续播送【七.三布告】，同时播送主席【七.一八批示】、口号及短评，欢呼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

今日为全市统一行动第一天，下午游行队伍路过清华门口，没有进校。

（《汇报团》日记：）

凌晨0-5点，414在城里出车贴标语:【认真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强烈要求制止清华武斗】等。革委会军训团来人通知414《汇报团》说大会不开了，原因：有暴雨，首长没时间不能去。

北大两派大武斗，以致使公共汽车断路。

传来消息：1）总理对新疆代表的讲话。2）蒯、韩等在北航开【造反派组织会议】，蒯作了发言：① 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除河南、青海；② 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③ 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3、曾思玉同志讲到清华《井岗山》等四组织去武汉搞武器,说：“你们就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将来埋葬在一起。”

晚上，《汇报团》开形势讨论会。


7月24日

（《汇报团》日记：）

上午414《汇报团》部分同志去北医三院检查身体，准备明日为战友献血。

下午在八宝山小礼堂为钱平华烈士开追悼会。


7月25日

“今天是全市行动第二天，街上游行队伍比昨天多，但只有100多人进清华，仅到二校门呼口号即离去。团广播台今天开始积极起来，播送《武斗指挥队》的【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的决定】。还说414沈罗集团是反革命，对抗［七.三布告］，应进行专政。晚11时，突然广播声明说414动农馆向团防区一教发射二发洋炮搞武斗升级，对抗［七三布告］。”

（《汇报团》日记：）

《汇报团》多次打电话找刘丰同志要求谈问题,答曰：“刘丰还没来”，“去西山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上午老团来市革委会前刷标语：【清华414在革委会前聚众闹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示威罪该万死！】并贴小标语，散发传单，向我414寻衅，受到严词痛斥，半小时后开卡车而去。

下午《汇报团》成员讨论形势和任务，沈如槐介绍校内情况，讨论无结果。晚，各系负责人开会，认为宣传工作应把重点放在落实【七.三布告】上，决定7月27日开第二次【贯彻［七.三布告］大会】，印发海报。


7月26日

凌晨，《414广播台》在主楼正式播音，播送观察员文章【胜利在望】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发表关于制止清华武斗的第二次严正声明】。

（《汇报团》日记：）

上午，414《汇报团》发表【关于在北京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三条紧急倡议】，再次向中央呼吁，要求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

今晨414汽车由学校出来时，蒯匪又开枪射击。

《汇报团》继续与刘丰同志联系，要求汇报情况，情况与昨日同。

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上午11点多电话指示：“清华414准备7月27日在市革委会门前召开会议是不对的，不应在市革委会门前召开，如果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传达者：阮恒。

下午5点军训办公室来人，交电话记录。

《汇报团》完成给市革委会、卫戍区的第三封公开信。

晚，17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由《8341部队》任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任张荣温召集，北京约61个工矿企业的代表在新华印刷厂开会，响应毛主席号令，商议组织《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决定第二天上午开进清华大学，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


7月27日

上午，北京新华印刷厂等61个工矿企业3万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海军等军代表配合下(总指挥为张荣温)从四面八方开进清华大学。工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和【七.三】、【七.二四】布告，对两派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进校。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于11时开进清华校内。

约9至10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

工宣队到达主楼时，414总部立即决定“无条件支持、配合宣传队的行动”，拆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10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队深表满意。

414现任《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但燊带队，带宣传队到414各个据点，敞开工事由工宣队接管。

团派闻讯，武斗总指挥任传仲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由于自南门等地先进来的工宣队员开通西门，使整个工宣队於中午时分进入清华校内。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中午，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武器，馆内414人员全被带出，坐在礼堂前草坪上听候工宣队安排。工宣队在他们周围排了几层“人墙”严密地保护，有团派试图冲击他们，被工宣队挡住了。两个多小时后，这100多人安全地到达西主楼。

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

12时多，蒯大富从北京站赶回马上召集团派总部会议，决定：⑴ 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⑵ 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随后把抵抗的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13时多，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处）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

约13时，工宣队包围9003楼後，拆除楼外工事、障碍，进入楼内。团派30多名守军逐楼层拼斗，打伤10多名工人後退至楼顶。（待晚上团派的60多人增援队伍攻打大楼时又迅速冲下，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9003大楼。该楼的团派直到7月30日中午才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後一个据点。）

14时，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就以死一拼”。

14时至15时许，团派60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

15时许，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所、乙所、工字厅的工宣队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

16时许，配合明斋、三院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天黑时袭击丙所。

17时许，10、11、12号楼的被包围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这时，从414那儿上缴的武斗用柳条帽、棍子等都武装到工宣队手中。414给有些工宣队员送饭，用汽车帮他们把伤员运送至医院，广播用大喇叭也全缴给工宣队用。

17时至20时，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大楼加入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室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频频出击。

在市内，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大富参加的会议上，谢富治命令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富治指示蒯大富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20时，与工宣队代表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间教室，与工宣队的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宜。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定：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武斗据点。双方约22时45分签字后，蒯大富与工人、军代表前往设在明斋的《团广播台》播出上述协议。

签字前，蒯大富又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30多人参加的会议，商量对策。蒯讲了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医院已经住不下了，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拼命。我们只有两条路：1）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2）是退出清华”。在场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又说：“如果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会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会议决定7月28日凌晨2时30分前，团派全部人员携带武器撒离清华。团派头头及武斗的大批人马撤至北航。

这一天，12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工宣队（工人和军代表）有5人死亡，有731人受伤。其中重伤l49人，轻伤者582人；被抓者143人。工宣队扣留了100多名团派人员。

17时30分，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工人）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

18时，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18时，撤至12号楼西北面场地的潘志洪〔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22时，在9003三楼一房间里休息的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团派用长矛刺死。

23时20分，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


7月28日

凌晨4时，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200#，因司机驾车瞌睡，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翻车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凌晨5时左右，蒯大富和陈育延、张树有、段永基翻墙出学校，到北京电报大楼给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发紧急电报，告知清华大学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并要求毛主席接见

凌晨3时30分到8时30分，毛主席接见了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五大领袖。蒯大富直到早晨7点，才赶来参加接见。

下文为蒯大富传达的五大领袖整理签字接见时毛主席的的讲话：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光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是还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都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㈠、实行军官；㈡、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㈢、斗批走；㈣、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把他消灭。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你们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学校内，得到毛主席接见蒯大富的消息後，团派似乎得到了鼓舞，固守9003大楼的团派打出大标语：“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继续顽抗。工人们不满了，他们说，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死了人的工宣队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见。工人们纷纷提出质问：工人阶级到清华制止武斗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愤怒的工人们首先把怨气发到团派群众身上。28日那一天，工人们看见团派就打。只要从楼里出来学生，工人们就将他围住，问是老团还是老四?是老团的就揍他一顿。

…………… …………


7月29日

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光华木材厂、北京起重机厂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北京市革委会。揪住蒯大富不放，同蒯大富进行辩论，要跟蒯大富算账。

北京市革委会与卫戍区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清华的武斗情况时这么说：“关于清华问题：28日上午我们在工人中做了工作。下午谢富治、温玉成等同志又同聂元梓等五人一起到清华，又向工人做工作。一方面缓和工人同清华学生的紧张空气，一方面鼓励他们继续帮助清华彻底解决武斗问题。因为一些工人伤亡，许多工人情绪激愤，同蒯大富一派对立情绪很大。经过工作以后，工人同志姿态很高，虽有意见，但许多人表示要照顾大局，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又到“团派”做了工作，富治同志给他们讲了话。蒯大富等当时表示，承认工人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在此问题上犯了错误，要向工人同志道歉，并要张贴大字报，欢迎工人宣传队宣传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坚决拆除工事，要交武器。接着(富治同志)又携同蒯大富到工人那里，蒯向工人表了态。……清华整个情况已有很大好转。”

蒯大富作检讨：“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首都工人阶级保证，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一定不辜负首都工人阶级的期望和爱护。立即停止清华大学武斗，无条件拆除一切工事，上交一切武器，将挑起武斗的少数坏人揪出来，条条落实［七三布告］，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永远做首都工人阶级的小学生，做劳动人民的一头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8月5日

毛泽东将巴基斯坦外宾送的芒果转送给工人宣传队。


8月15日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天，毛主席终于接见工宣队代表，工宣队拿到了“尚方宝剑”。当天夜里即8月16日凌晨，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都撤消，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长期驻在清华大学。


8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毛主席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8月28日

工宣队收缴武器，至今天，共收缴轻机枪一挺，步枪、手枪、冲锋枪38支，土造步枪、手枪177支，土造炮57门，手榴弹9枚，土造手榴弹1208枚，土造地雷218枚，弹药6217发，长矛2820根。

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造成了18人死亡1100多人负伤。30多人终身残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已逾1000万元。


68年9月——69年1月

工宣队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开批斗会，举办各种办学习班，检举揭发、坦白交待等，立案审查1120人，定为敌我矛盾的167人，133人定性错误，非正常死亡24人。


1969年1月28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新华社》讯：“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资料来源】


本书中摘用了文革时期清华各派和战斗小组编写的大事记、动态、小报、大字报编选，个人的当时日记、记录，也引用了已出版的回忆文革文章等其他资料：


《为人民》编大事记（1966.6.8—1966.9.16）

《北斗评论》编大事记(1966.12.19—1968.2.24)

《冲霄汉》编大事记(1966.12.1—1967.3.14)

《冲霄汉》编大事记(1967.3.14-1968.1.23)

《114通讯》（66.11.6—67.1.15）

《孺子牛》编的《动态报》（1966.11.30—1967.1.10）

《房001班部分同学》编大事记(1966.4.15—1966.9.15)

《铁锤》战斗组编大事记(1966.6.15—1966.8.28)

《风雷激》（物六O四）整理“8.24事件”（1966.6.19—1966.8.27）

《403》战斗组（水利系）编大事记(1966.8.18—1966.8.26)

《汇报团日记》片段（68.7.8—68.7.26）无名

《清华百日武斗大事记》手抄本（68.4.20—68.7.26）无名

《一个清华红卫兵领袖的自白》沈如槐(1968.2.25～8.1)

《一叶知秋》唐少杰

《史实与断语》沈如槐

《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孙维藩

《日记》原蜀育、陈育延等数段

《四十年前的那一天——我所亲历的清华“530”》力9李自茂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合订本》中共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资料组编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专辑》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公社合编

《大字报选编》其它专辑

《井冈山》报 （全部）

《井冈山报》 （全部）

《井冈山通讯》部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

《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红卫兵运动大事记》卜伟华

《北大大事记》


来源： 作者捐赠。


广东省惠州地区党史大事记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4.12.22


1965年


1月8日 惠阳专员公署发出《关于开展全民绿化公路的指示》。《指示》决定发动全民进行公路两旁种树，种植任务层层落实到生产队、居委会、机关学校等单位，争取在二三年内实现全区公路林带化。

1月13日至31日　惠阳专署开展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专署设立4个慰问团，携带党政和各界人民的慰问信12000多封，图书2000多册，剧团4个，电影6部，用19天时间，对驻惠阳专区的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进行了慰问。

1月26日　惠阳专署同意劳动局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并要求各县办试点总结经验然后逐步推行。

2月27日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落成大会在东莞县的塘头厦举行。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曾生、郭棣活、邓文钊、黄洁出席大会，港澳同胞各界知名人士及内地各界群众5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林李明剪彩，并按动电钮开机抽水。这一工程全长83公里，由6个拦河坝，8个抽水站，2个调节水库和16公里长的人工渠道组成，是广东省农田灌溉和香港供水的重大水利工程。这一工程的建成，将使广东省东莞、宝安等县10多万亩耕地得到灌溉，同时每年可向香港供水150亿加仑。3月1日，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港英当局签订协议，从是日开始向香港供水。

2月　中共惠阳县委第一书记张凤歧调任，由骆平代理中共惠阳县委第一书记。

3月1日至4日　惠阳专署召开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如何进一步组织本年度工业生产高潮，同时着重讨论工业生产原材料供应、领导班子、支援农业生产等问题。会议认为，整个形势很好，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工业交通战线取得很大成绩。全区1964年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工业全面完成各项计划，总产值达3.208亿元，为年计划的130.4％，比1963年增长26.2％，创历史最高纪录。会议指出，工业战线的中心任务是以生产为中心，开展双革双新，坚持质量第一为主要内容的比、学、赶、帮增产节约运动，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各项指标和支援农业各种产品计划。会议强调为了促进生产高潮，必须首先解决干部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振作革命精神，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领导力量，组织好各级领导班子，围绕支援农业这个中心，组织工业生产新高潮，集中力量解决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同时密切工商关系，树立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观点。副专员高毅如在会上传达了全省工交、财贸工作会议精神，并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3月16日　龙川县第一批120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3月25日　惠阳专区成立"广东省建筑设计院惠阳设计室"。设计室主要任务是承担本地区自筹及省投资在惠阳专区兴建的小型基建项目的设计工作。

3月至4月　全区各县（市）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惠阳地委的指示，先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进行防病治病工作，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各县（市）级医疗卫生部门共组织医疗队17支，医务人员109人（不包括专区医院和各县抽调参加四清工作队及随队负责医疗工作人员），其中有医生69名，主任、主治医师、业务院长、老中医等共18人。

4月17日　惠阳专署发出《关于建立保险机构和对本区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财产实行强制保险的通知》。

4月　《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头版分别刊载东莞县茶山公社党委的工作通讯《治水六年，茶山巨变》一文。

5月中旬　广东省体委在东莞县举行为期4天的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与会者听取了东莞县体委的工作报告及各镇、公社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的经验介绍，并参观了东莞县石龙镇、莞城镇和道滘公社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会议认为，东莞县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体育事业的方针，因地制宜地突出抓好游泳活动，带领其它运动的开展，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取得突出成绩，是全省群众性体育工作的一个榜样。

5月　惠阳专区各县（市）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设立农具服务站，积极开展租赁、修理农具和推广新式具业务，在帮助生产队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效率，节约购置农具资金和充分利用现有农具等方面起到显著作用。到是月止，各地设立农具服务站120多个。

6月23日至29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区各地、各战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251人，先进单位代表69人，各县委宣传部长，地、县各战线政治部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干部109人列席了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惠阳专区近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成绩，广泛交流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会议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庆主持，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李全善、地委常委常胜先后作了讲话。

6月　恢复惠东县建制。张凤歧任中共惠东县委书记，郑友生任惠东县县长。

△ 惠阳专区580名代表，出席广东省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副专员王一民为代表团团长。

7月14日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伍伟能任中共增城县委书记。

7月22日至29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奋战、工农业生产、文化革命、四清重点、县机关革命化等问题。

7月下旬　广大省中等学校学生游泳运动会在东莞县举行。参加比赛的有各专（行署）区代表队和海南黎族自治区、广州市、东莞县代表队10个单位，运动员247人。惠阳专区获得19项冠军，获团体总分第一名，惠阳代表队的徐锦柱在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中，以5分42秒4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

7月　龙川县电影管理站站长骆春阳，作为广东省电影放映单位的唯一代表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　惠阳地区在惠阳县的11个公社和惠州市的5个单位（惠阳机械厂、惠州师范、惠州市饮食服务业、木器社、后所街居民委员会）的四清运动试点工作结束。这批四清运动试点于1964年9月24日铺开，历时10个月。

△　至是月止，惠阳专区设立451个农具服务社（站）。其中公社办的95个，占公社总数的49％；大队办的350个，大队联队办的6个，占大队数的13％。拥有技术人员3400多人，供出租的农具19000多件。农具服务站贯彻"服务生产、自力更生、民主办社（站）、勤俭办社（站）"的方针，在支援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为贯彻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组织"农村文艺宣传队"（简称"轻骑队"）的指示，惠阳专区各县宣传文化部门，经严格挑选每县都挑出15名队员，组成"农村文艺宣传队"。中共惠阳地委要求把"轻骑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化、革命化、战斗化的新型文艺队伍。

8月16日 龙门抽调200多人组成"四清"工作队，由县委副书记石美进带领工作队到惠阳陈江、潼湖、沥林三个公社铺开第二批点上的"四清"运动。1966年返回龙门县，改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队。

8月16日至23日 惠阳专区工业交通战线"五好"和先进代表大会在惠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49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惠阳专署副专员高毅如代表地委、专署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促进生产建设新高潮》的报告，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党向民作了讲话，17位代表介绍经验。与会者参观了工厂，观摩了支农新产品。大会评选出五好集体单位22个，五好职工171人，先进集体20个，先进职工32人。

8月28日至9月4日 全区水利工作会议在河源县召开。会议由中共惠阳地委常委王一民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公社的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共330人。会议总结了全区两年来水利建设的成绩、存在问题和经验教训，研究了今后水利建设的方针任务和措施。

8月30日至9月5日　由广东省文化厅组织的广东省农村文艺宣传队博罗、东莞、番禺等9个队，到农村进行实习演出，在40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共演出63场，另为贫下中农送戏上门演出40多次，总共演出100多场次，观众达38000人次。

8月 连平县"四清"工作队300多人由惠阳安墩公社转移到惠阳县镇隆和新墟两个公社进行"四清"运动。

△ 广东省惠州师范学校改名为广东省惠阳师范学校，石平任校长，林振尧任副校长。

秋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由惠阳地委书记原鲁陪同，前往和平彭寨、粮溪考察油桐、茶叶生产情况。是年，和平县掀起开垦新茶园高潮，被广东省农业厅列为全省十大茶叶生产基地之一。

9月12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东莞籍运动员叶浩波先后以113公斤、115公斤的成绩，两次打破其本人创造的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

9月15日至17日　中共惠阳地委"四清"总团召开团委扩大会议。会上，中共惠阳地委书记原鲁传达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的指示，着重讨论和研究了突出政治、大学"毛著"和当前农村"四清"运动的问题。

9月20日　惠阳专署拨出第一批"四清"地区救济款，支持"四清"运动，帮助"四清"运动地区的贫下中农困难户和五保户解决生活、生产方面的困难。

9月24日　为改变惠阳专区社会救济事业单位小而分散、不便集中领导的状况，惠阳专署发出《关于调整社会救济事业单位的通知》。《通知》决定将原惠州、惠阳福利院合并成立惠州老残教养院，由惠阳专署民政局主管，具体任务由民政局委托惠州市民政科代管。10月10日起正式改为"惠州老残教养院"。

9月26日至10月10日 惠阳专区召开全区公社书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委、公社书记、重点大队支部书记、地专机关科以上党员干部等1200多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中共广东省委有关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示，部署全区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树立干部民主作风和安排1966年生产等问题。

9月　惠阳专区召开第四次高产示范队队长会议。副专员王一民在会上作《鼓足干劲，狠抓关键措施，把今冬明春农业生产推向新高潮》的报告，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专员谭桂明在会上讲话。会议总结了经验，制订出农业生产发展措施、方向和任务。

10月　从7月开始，惠阳专区进行保密三查运动。据惠阳等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共组织专职干部2600余人，清出各种文件3581000多件；据12个市县不完全统计，县级机关有640个单位建立和健全了档案工作，占县级机关的83.6％，公社186个，占81.5％。通过运动，比较彻底、广泛地清理了历年来的积存文件，收集和补充了大批重要的档案材料，建立和健全了文书档案工作制度。

11月22日 惠阳专署计划委员会分别订出惠阳专区"三五"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规划草案。

12月15日至21日 惠阳专区召开工交工作会议。赵光、陈峰传达了广东省工交工作会议精神，高毅如作总结报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备战问题；二、如何开展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三、进一步落实支援农业生产计划。

12月22日　《南方日报》刊载题为《惠阳区晚造全面大幅度增产》的消息。消息称：惠阳专区继早造增产以后，晚造又获得好收成。据初步统计，全区400多万亩晚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同造增加80斤，总产量增加三成，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63年晚造增加一成多。花生总产量比去年同造增加八成，糖蔗总产量增加三成，都大大超过历史最高产量。13个县、市全部获得增产，惠阳、惠东、惠州3个县（市），增产幅度最大，分别比去年同造增产五成至一倍；北部的连平、紫金两县比丰收的去年晚造增产两成多；南部的东莞、宝安两县，比去年同造（受灾）增产三四成。东莞县成为全区第一个稻谷全年亩产千斤县。

12月　龙门县第一间水泥厂-平陵水泥厂建成投产。

是年　为配合地方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群众生产，一年来全区共动用民兵执勤36470人次，守护桥梁261座，水库197个，各种仓库1121个，还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种案件667宗、抓获罪犯667人，抓获偷渡外流犯733宗，2306人，抓获潜入匪特7人。

△　为加强防空备战工作，惠阳军分区、一一五团、一一四团第四营、紫金、和平、东莞、龙门、宝安、增城、惠东、惠阳、惠州等县（市）全年派出37个工作组，138人，深入重点防护目标和防空重点地区进行检查。

△　据12月统计，惠阳地区全区总人口4011765人，粮食种植面积为10918391亩，总产量为36204568担，水产量为771363担，工业总产值3.52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为5.024亿元。


1966年


1月9日　由于东南亚形势日趋紧张，为切实加强战备工作，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迅速加强与健全各级战备指挥机构的指示》。

△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杨万襄任龙门县县长，王祖武任龙川县县长。

1月13日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将东莞"林则徐纪念馆"改名为"销烟抗英旧址纪念馆"。

1月24日　《南方日报》刊登《"海龙王天井"变成"不沉的绿洲"》一文。文章记述惠阳县平潭公社鹧鸪岗生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战胜洪水规律，在水利未过关的前提下创造大增产的奇迹，并第一次向国家卖余粮。《南方日报》编辑部还专门写了《奇迹从何处来》的短评，对平潭鹧鸪岗生产队的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

1月26日至2月2日 中共惠阳地委和四清总团召开了县四清工作团长和面上的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在惠阳区如何进一步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问题。会议由地委书记原鲁传达陶铸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和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以及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论政治工作的有关著作、林彪关于1966年全军继续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和萧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6840部队政委任思忠参加会议并作了发言。会议结束后，地委以七天时间研究如何突出政治问题，在解决认识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惠阳区情况，提出了五项措施在地区机关作了贯彻：一、以毛主席著作为纲，以县为单位一年分期分批集训大队支部书记2至3次。二、搞基本建设，以县、公社、大队为单位培训辅导员，要求每个生产队培训1至2个。全区在1966年内达到10万个辅导员。三、掀声势、搞高潮，总结交流经验；以县为单位一年开1至2次大会。四、突出政治的点，每个大队搞一个生产队为点；每个公社搞一个支部为样板；每个县抓4至5个支部。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惠阳县淡水公社东华大队、惠州龙丰大队、增城县朱村公社朱村大队、连平忠信公社二联大队、惠东县稔山公社大南屯大队等5个大队为地委点，由地委领导分别去蹲点。

2月18日至25日　惠阳地区第一次先进妇女代表会议在惠州召开。出席会议共202人，其中代表150人，县、社、妇联干部52人。中共惠阳地委书记原鲁、副书记党向民分别讲话。会议中，尔雅巷妇代会、稔山大队妇代会被评为惠阳专区五好妇代会标兵，26个单位被评为先进妇代会。

2月21日至4月16日　中共惠阳县委、四清工作团在惠州分别举办惠阳县直属机关各部委、办、局及企业单位负责人、公社书记及专职政治干部、公社干部、文卫路线基层干部参加的三期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目的是解决干部队伍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认识和干部"四不清"的问题，运用毛泽东思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解决干部的人生观问题。

2月23日至3月4日　惠阳地区第二次全区城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用6天时间到汕头市、潮州、揭阳榕城镇等地参观学习，用5天时间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及广东省委有关指示。会议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交流了经验，研究了今后的工作。

2月 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阳省副省长范日丙为团长的农业考察团一行5人，到东莞县茶山公社增埗大队考察，历时半年。

3月6日 宝安县"四清"工作队进驻九龙海关开展"四清"运动。9月15日运动宣布结束，工作队离关。

3月9日　东莞县在虎门公社南面大队、北面大队首次采用预制浮运沉装式钢筋混凝土反虹涵取得成功。此反虹涵内径1米，全长218米，浮运沉装长度180米，引淡水灌溉南北面孤岛农田9600亩。3月31日，全国农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全体代表到东莞参观南北面反虹涵。

3月13日 中共增城县委政治战线办公室作出《农村政治工作情况综合》的汇报。汇报指出，最近以来，在全民中开展一个以大抓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据统计，增城县244个大队，3236个生产队，都投入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参加学习人数达到134700人，组织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2335个，配备辅导员4544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还开展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事迹的活动。

3月中旬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赵德斌、林若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

3月23日至28日　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惠阳地委各部委、惠阳专署各办公室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党向民传达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精神，黄山洞大队、新生大队介绍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会议着重讨论如何进一步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这一主题。

3月23日至29日　中共惠阳地委、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召开县委书记和"四清"工作团团长会议。会议着重贯彻中共中央中南局会议精神，讨论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原鲁、党向民分别在会上传达了陶铸、赵紫阳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

3月28日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林若调任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

3月29日 博罗县四清工作团发出《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黄山洞的决定》。《决定》指出：两年来，黄山洞人民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为博罗县42万人民树立了榜样。黄山洞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的是学得深、用得活，不怕挫折，长期坚持，且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学习黄山洞，主要学习它五个方面：1、党支部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坚强领导；2、对毛主席著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3、狠在"用"字上下功夫；4、认真建立一支学习的骨干队伍；5、大抓积极因素。工作团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大队支部，要学习黄山洞大队的革命精神和先进学习经验，各级领导要带头学，带头讲，带头用，真正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4月　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惠阳专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开始逐步陷入瘫痪状况。

5月16日 中共惠东县委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肖耀堂、刘传、陈方、乔凤山、邓奇为小组成员，肖耀堂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陈方兼任主任。

5月23日至29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工作团长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中南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件。

5月27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地专、惠阳县、惠州市机关56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地委书记原鲁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精神。这次会议主要是由党委领导谈认识、摆问题，联系思想，进一步领会文化革命的意义，并具体讨论在全区开展文化革命的措施。

5月28日至6月3日 中共惠东县委召开文教政治工作座谈会，各公社小学政治教导员及部分中、小学校长、教师代表6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听取了张凤岐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及县委宣传部长陈方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并进行讨论，总结了经验体会，研究这一段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并作了部署：全日制完中、高中、劳动大学停课一个月搞文化大革命，全日制初中一般不停课，但是如果问题大，学生自动要求的，可停课一段时间搞运动，农业中学不停课，参照农村方法进行。小学不停课，未停课搞运动的面上学校，可以公社为单位，用10天、半个月的时间集中组织学习，发动教师和学生声讨黑帮，大鸣大放揭露问题。

5月30日至31日 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召开由地委各部委、专署各办公室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由地委常委分别谈认识、摆问题、联系思想进一步领会文化革命的意义，并具体讨论在全区开展文化革命的措施。会议决定：（一）立即在全区各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大宣传、大动员、大造声势，动员全党全民投入这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二）做好调查研究，掌握材料。（三）要蹲好点，为全面开展运动提供经验。（四）切实加强领导。（五）调整现在的文化革命领导班子。

5月 至月底止，惠州市各系统先后举行了10次共3.5万多人次的群众性集会，声讨全国点名批判的邓拓和广东省点名批判的秦牧等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6月 惠阳、惠东、宝安、博罗等县开始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从6月初开始，先行开展运动的是各机关和中等学校，4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和46间中学全部铺开，组织文化革命工作队共1700多人。

△ "文化大革命"初期，惠东县文教局文革领导小组把文教战线的60多个教职员工打成"牛鬼蛇神"。惠东文革大批判、大揪斗是从文教系统开始的，第一个被揪斗的是平山中学校长陈怀仁。

6月1日 为加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中共惠阳地委决定在地委常委领导下，成立地委文化革命小组，由谭桂明任组长，丘峰、杨静、夏良然任副组长，组员有蔡志安、徐恒华、冯兆才。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设在地委宣传部，由杨静任办公室主任，夏良然任副主任。

△ 惠东县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属机关、平山镇、平山公社全体干部。县委书记张凤岐做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传达报告，传达陶铸在中南区文化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和中共惠阳地委书记原鲁在地专机关干部大会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6月1日至22日 惠阳地区各县市连续普降大雨、暴雨。惠阳、东莞、增城、博罗、宝安、惠州、惠东等7个县市受浸，全区204个公社被淹的有121个，被洪水围困群众有10多万人，被淹耕地面积190万亩，倒塌房屋54681间。驻惠阳地区部队，组织数以万计的部队官兵参加抗洪救灾工作。27日，中共惠阳地委决定对参加抗洪斗争的部队进行慰问。地专机关和惠阳、惠州、东莞、博罗、增城等县（市）组成慰问团，以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专员谭桂明为团长，李富林、赵德彬、林若、常胜、高毅如为副团长，分别前往各驻军部队进行慰问。

6月4日 中共增城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全县正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后，召开全县中学校长和教师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部署，以中学为先行，以批判"三家村"为导火线，在中学开展大批判运动。中共增城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中学，学校停课，学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发动师生写大字报。中旬，中共增城县委集中230多名教师，举行学习班，批判教育学术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代表人物，强调"纯洁教师队伍"，对66名教师进行批判斗争，集中"管理"，强迫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写所谓的"检讨"。

6月6日 根据中共中央"五o一六"通知精神，中共紫金县委决定成立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朱远标任组长，张庆会、吴发祥任副组长，师先知、高树芳、叶如飞、何旭、张力、李萌华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吴发祥兼主任，黄佛海任副主任。

6月7日　和平县成立"中共和平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6月11日 中共东莞县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任继文任组长。20日，中共东莞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初步意见，强调要坚决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派，组织革命队伍，把斗争锋芒集中指向党内外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29日，东莞县首先在东莞中学、东莞师范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随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东莞全面开展。

△ 河源县机关干部职工以及人民解放军河源公安队全体官兵、河源中学、县城镇各小学全体教职工共2500余人，在县人民礼堂举行集合，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6日河源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县城中山公园广场，举行了由万名群众参加的河源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声讨"三家村黑帮"及广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秦牧的"反动罪行"。

6月14日 中共惠州市委主持召开惠州地区"文革"誓师大会，市属各系统以及地区和惠阳县的直属机关单位，共2.3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副市长凌伯汉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张焕熙、副专员高毅如、惠阳县副县长何春志和工农兵代表及干部代表先后讲话，声讨邓拓和秦牧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表示坚决把"文革"进行到底。

△ 河源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中共河源县委代书记张庄任组长，县委宣传部部长郎佑林、县委组织部部长翟振贵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等部门24名干部组成，具体协调指导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下旬 因学生"造反"，学校无法上课，紫金县"文革"领导小组派出工作组30多人，分别进驻紫金中学、蓝塘中学、古竹中学、龙窝中学及县劳动大学。

7月初 中共和平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宣传战线和各中学及县医院，部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从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入手，进而将矛头直指宣传部干部及老师、医务人员，并从中揪出各单位的"小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动学术权威"的代理人及"牛鬼蛇神"、"黑帮"等30多个"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接受一段时间批斗之后，被踢出单位，集中到珊坪水电站工地强制劳动，并由专人监管，画地为牢，不准擅自离开工地。

7月上旬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中共河源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80多名干部组成文化革命工作组，分别进驻全县8间全日制中学及县人民医院等单位，指导这些单位应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7月15日 中共惠阳县委向全县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文件。

7月16日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精简机构的指示精神，中共惠阳地委同意将惠阳专署人事局并入地委组织部。原专署人事局主管编制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并入专署劳动局，有关编制的工作由惠阳专区编委领导，具体工作由劳动局办理。人事局并入组织部，在组织部内设立人事科，负责管理干部和工资福利等工作。惠阳专署人事局于7月31日撤销。

7月23日　中共惠东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1）深入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2）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三大革命运动。

7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通知。8月上旬，河源县所谓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被扣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压制学生运动"的罪名，从各学校或单位中撤回，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动乱状态。

8月 增城县各学校、机关、工厂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大搞"破四旧"。28日，增城县城举行万人大会和游行活动，红卫兵将明代文物"三部尚书"石牌坊当作"四旧"用拖拉机拖毁，同时烧毁大批文物和书画。9月7日，增城中学红卫兵，在中共增城县委大院贴出《炮轰增城最高司令部-县委》的大字报。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根据"十六条"规定，8月下旬，河源县各公社和大队，县直各战线和单位以及各中学、中心小学先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或"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文化大革命正式全面铺开。

△　惠州市红卫兵大破"四旧"，把市内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纪念性建筑、古籍字画及金银首饰等都看成"四旧"，加以破除没收。建于西湖孤山，高2.2米，长50米，镶嵌碑文石碣80余件的西湖碑廊被破坏。中山公园内的廖仲恺纪念碑被毁，石凳、石狮被砸烂。元妙观殿宇被占，神象被毁，观内文物经书被查抄。后来，红卫兵把破"四旧"战绩，分别在市第十一小学和市第一中学展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委会组织干部职工、居民前往参观学习。

△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宝安县县长吉凤亭被迫辞职，改由高增禄继任。随着革命造反、揪斗各级"走资派"之风愈演愈烈，各级政权机构处于瘫痪状态，整个宝安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8月3日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调整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原鲁任组长，李富林、高毅如、王铎、夏良然为副组长，马植田、杨静、蔡治安、徐恒华、冯兆才为成员。下设办公室，由王铎兼办公室主任，夏良然、蔡治安任副主任。

8月4日　中共惠阳地委四清总团在地委书记原鲁的主持下召开第2批四清县机关分团团长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和部署县机关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8日　龙门县首先在龙城镇成立红卫兵组织，中共龙门县委机关成立红卫兵一个排，随后各公社（场）、中学照样成立红卫兵组织，迅速开展运动。"红卫兵"打着"破四旧"招牌，大量焚毁书籍及文物建筑等，龙门中学、永汉中学、平陵中学图书馆内的古典书籍和现代小说全部被焚，凡有龙凤花鸟等各种图案的器皿、装饰品、建筑物等，统统被烧掉、捣碎、砸烂、铲平、涂染。礼帽式凉帽也被当作封资修的残余全部烧毁。县图书馆的古典线装书籍，包括欧阳山的《三家巷》、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粤华剧团的古装戏服、道具全部被付之一炬。水电局的工程设计图表、工程档案资料、各局上报县政府的报表、总结、文件等均视作封资修的东西全被火化。明代宏治十二年（1499）在庙前街建造的关帝庙、城内郑屋内侧的静仁宫全被捣毁，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修建的水西塔亦被拆除。

△　惠州市、惠阳县的中等学校、惠阳专区卫生学校的师生及地专、县、市直机关干部1万多人在中山公园集会，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并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惠阳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集会。地委书记原鲁、副书记李富林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当晚，各中学师生员工1000多人高举毛主席像和巨幅标语举行盛大游行，并向地、市领导递交决心书。正在惠州集中开会的惠阳县中等学校师生员工1000多人，也上街游行，直到深夜。

8月9日　惠州市、惠阳县的中等学校、惠阳专区卫生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以及地专县市机关单位的革命干部1万多人高举毛主席像和标语牌到工人文化公园广场举行集会，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惠阳县委的负责人参加这次集会，原鲁、李富林先后在会上讲话。

△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派到各中等学校的工作组。

8月10日　中共惠阳地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决定：最坚决地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最忠诚的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下定最大的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求全区各级党的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迅速地把党中央这一伟大的决定贯彻到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一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必须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十六条》，深刻领会党中央决定的精神，提高觉悟，提高认识，掌握文化大革命思想武器，十分积极、十分认真、十分得力地去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二是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务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宣传贯彻《十六条》要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紧紧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认真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学习讨论和深刻领会《十六条》的伟大意义，使他们认识到《十六条》字字句句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三是要"敢"字当头，坚决地、充分地放手地发动群众，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同其他革命运动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靠广大群众自觉起来，自己动手来做，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这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领导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关键。四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地撤销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起来搞。

8月11日至26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全区多种经营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公社财贸书记，县、公社财贸系统各单位负责人，各县工交系统、农业系统各单位负责人以及部分大队、生产队的代表共1878人。会议主要研究如何迅速全面地开展以粮为纲的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问题。这次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全面发动、展开的情况下召开的，表明中共惠阳地委仍然把发展农业生产、多种经营工作、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8月14日至11月10日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惠阳专区从8月中旬起，在河源、龙门、龙川、和平、连平5个县的机关开展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参加运动的干部共5071人。这批县机关运动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放手发动群众；第二步，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步，学习"老三篇"（即毛泽东著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进行思想建设。整个运动时间约80天。

8月18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全区各级党的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的、迅速地把党中央这一伟大的决定贯彻到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要求各级党委、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必须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十六条》，深刻领会当中央决定的精神，提高觉悟，提高认识，掌握文化大革命思想武器，十分积极，十分认真，十分得力地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务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敢字当头，坚决地、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地撤消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起来开展，运动总的部署，仍然坚持分期分批进行。

8月21日　惠州市群众近3万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和百万革命群众共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惠阳地委的负责人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庆祝集会。

8月25日　中共惠州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文革"两个多月的运动形势，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揪出了重点人物177人（科以上党员干部和单位负责人22人）；经市委和四清分团批准在大会批斗的54人（单位负责人和科以上党员12人，其余为"四类分子"和工商业者）。会议要求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左"派，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深挖漏网的重点人物，集中打击所谓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分子。

8月　惠阳地区机关上院、地委党校、师范学校、市一中、惠阳县高级中学和海员俱乐部等均成立接待站。外地串联的师生、红卫兵凭单位介绍信即可获接待，免费安排食宿（有工资的伙食费用自付）。串联高峰期，仅地委党校一天就接待500人以上。到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停止全国串联"的通知后，惠州接待站才撤销。

9月3日　中共紫金县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决定对县"文革"小组成员进行调整。杨道泗任组长，朱远标、黄继祥、吴发祥、黄佛海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吴发祥任主任，黄佛海任副主任。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惠州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根据上级通知精神，惠州组织师生（含红卫兵）约160人由市一中红卫兵负责人黄坚（学生）带队上北京，并在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9月7日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地委文化革命小组，由地委常委直接领导文化革命，设立文化革命办公室。

9月8日　惠阳县各红卫兵组织为增强自身的战斗力，改变各学校红卫兵组织过去单一作战的状况，向全县发出《惠阳县关于建立红卫兵总部决议》的公告。之后，各中小学校红卫兵组织发展更加迅猛，并开始亮出了"革命"、"造反"等旗号，打、砸、抢事件随之发生。

9月12日 中共惠州市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惠阳地委的指示精神，撤销市委"文革"小组，由惠州市委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保留文革办公室进行具体工作。同时，成立文革接待办公室，负责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及在串联的红卫兵。

9月20日至29日 惠阳专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贫农、下中农代表、民兵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11000多名，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党向民致开幕词。大会通过各县出席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贫农、下中农代表、民兵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单（共444名），及向全区人民《倡议书》。大会号召全区人民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双胜利。

9月27日　中共惠东县委发出了《关于坚决做好清理机关企业、学校内部的五类分子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清理逃避、监督改造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通知》对清理遣散对象范围、经费报销、安全、监督、改造等工作做了部署。

9月下旬 河源劳动大学、全日制中学、技工学校及各公社农林中学首次选出916名师生代表赴京参观国庆十七周年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活动，紧接着从10月下旬开始，全县所有中学、中技学校及公社中心小学高年级的师生红卫兵便自发地陆续地组织起来，展开徒步赴京或到全国其他大中城市进行"大串连"。与此同时，为接待外地"大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河源县城及县内交通沿线的公社都建立了"红卫兵大串连接待站"。这次红卫兵全国大串连行动一直持续到1967年4月才完全被制止。以致造成全国交通运输一片混乱甚至瘫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影响和损失。

9月 河源县全县掀起了炮打"各级党委或党支部"，揪斗党政"一把手"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纷纷效法清华附中率先建立"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做法，河源县8间全日制中学也随即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狂热的状态。

秋 龙门县永汉公社以复退军人、老区群众为骨干，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军龙门县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联合总部"（简称"红卫军"）。永汉公社有860多人参加，并向全县各公社串联发展组织，共约1300多人。这一组织受到同观点的广州群众组织"八一战斗兵团"的支持。

△ 紫金县中学选派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和教工代表400多名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全县先后分三批组织了926名红卫兵和72名教工代表赴京。此后，各校师生开始"文化大串联"。县拨出经费、粮票资助。

10月3日至25日　龙门县先后选派四批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第一批400多人，后三批选代表和自由组合1000多人）。

10月11日　根据中共惠阳地委指示，中共紫金县委决定从全县各公社抽调61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参加地委组织的116人组成的报告团，到各大队巡回作讲用报告。

10月12日至15日 中共河源县委在县城召开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正式代表有4231名，列席代表477名，盛况空前。会议期间邀请全省学"毛著"标兵、博罗县黄山洞大队团支书田齐及李东英到会作讲用报告。

10月16日至23日　宝安县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贫下中农代表、民兵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589人，列席159人。会议主要内容是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10月20日至11月19日　中共紫金县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惠阳地委批示自上而下轮训学习，培训骨干，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全县共举办六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数达3万多人。

10月22日至28日　中共惠东县委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贫下中农、民兵代表会议，共有536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如何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传达专区学毛著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贫下中农、民兵代表会议精神。

10月23日至11月20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队大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地、县、公社三级领导骨干和原来的四清工作队以及面上的政治工作队16000多人。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提高思想。要紧紧掌握"老三篇"这个锐利的武器，大搞思想革命化；第二段是总结经验。地委书记原鲁在会上作报告，分析全区当前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形势，全面总结全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方向和任务。

10月 全县各中小学、技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大肆捣毁古迹文物、图书资料及一切所谓"封、资、修"文化用品，"破四旧"运动成了"文化浩劫"运动。

△　中旬起，惠阳专区组织了一个有500名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参加的报告团，以大队为单位，采用大会和小会相结合，对口和座谈会相结合，讲用会和串联访问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全区农村巡回做报告，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这是为把全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迅速推向新高潮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据统计，全区听过报告的达300万人，占总人口的70%以上。

△ 中共增城县委举办"增城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步战绩展览"。

11月8日　惠阳专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贫下中农、民兵代表会议，共有110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听取先进经验介绍。会议决定进一步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争取用一年时间，使全区农村生产大队基本达到黄山洞现在水平。会议要求各行各业要办好样板，以点带面，把惠阳专区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1月9日至10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全区各县（市）群众接待负责人和专区有关人员会议。主要议题是更好地做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徒步革命大串联接待工作，保证学生串联顺利进行。会议由地委常委贾华主持，地委副书记党向民到会作指示。会议还研究了有关接待工作中各项具体问题。

11月27日　为做好外省、市和本省专区各县、市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的接待工作，中共惠阳专署决定成立惠阳专区接待委员会，贾华任主任，李松、韦智为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接待办公室、政治处。接待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和安排进行串联的师生的食宿、交通、医疗、卫生等工作，组织和指导本专区中等以上学校师生串联工作。

12月1日至2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第三次各县（市）委主管接待工作负责人的会议。会议由贾华主持。会议对前段接待工作进行了总结，交流了经验，检查了存在问题；对今后进一步做好接待工作，特别是如何做好政治方面的接待，作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

12月12日 惠阳专署成立"惠阳专区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惠阳专署副专员贾华为主任。

12月26日 东莞籍举重运动员陈满林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以128.5公斤的成绩，第二次打破最轻量级抓举世界记录。

12月　文革开始后，惠阳、东莞、博罗等县人民政府先后陷入瘫痪状态。

△ 惠阳专区晚造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秋旱。全区受旱面积近200万亩。全区发动70多万人参加抗旱，完成艰巨的水利工程，共挖渠道1万多条，筑陂头3000个，安装水轮泵630多台，完成土方数比同期增加近一倍，使晚稻产量比历史上最高的1965年有所增加。

△　据统计，惠阳地区总人口4704632人，耕地面积6643911亩，粮食面积1063635亩，总产3422956担，工业总产值4.03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5.53亿元。

冬 增城县各学校、机关、工厂纷纷组织成立"造反"组织，张贴大字报，开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增城县有造反组织100多个，共6000多人。增城县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1967年


1月初 惠州市、惠东县、河源县、连平县、紫金县、龙川县人民政府先后陷入瘫痪状态。

△ 惠州市群众组织（含地区、县在惠州的群众组织）在惠阳地区第二招待所广场，举行"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万人大会，批斗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和惠阳县委主要领导原鲁、张焕熙、曾玲、黄惠聪等人。大会批斗后，又将原鲁等人拉到街上游行。

1月 惠州市造反派争夺中共惠州市委、市人委的印章，有的扣押市委领导，有的扣押管印的干部，要他们把大印交出来。当时市机关群众组织持"三三"派观点的较多，印又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首先下手夺了印，宣布市委和市人委权已夺。夺权后，造反派在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批斗了市的有关领导，宣布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

△ 中共惠阳县委和县人委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均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党政机关和工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

1月22日　中共紫金县委在县城召开为期8天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三级干部会议。

1月23日 中共宝安县委、县政府被"造反派"夺权。随后，全县各级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被相继"夺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普遍受到批判和揪斗，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全县处于一片动乱之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 紫金县部分"造反派"联合县三级干部会议部分代表共600多人，对中共紫金县委、县人委及所属各部门进行全面夺权，县科局以上干部全部靠边站，三级干部会议中断。随后，各公社、大队的权力也被"造反派"夺去，全县出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与乱批、乱斗现象，被批斗的所谓"三家村"黑帮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等。

1月25日 和平县造反派对中共和平县委、县人民政府进行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随后，大字报、"大批判"专栏举目可见。

△ 河源县属机关"红旗战斗兵团"和"八一战斗兵团东江分部"的造反派联合发起，夺了中共河源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当晚随即成立 "河源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为"县革联"）暂行代理县委和县人委的权力。随后，全县各公社及大队，县直战线各单位及工矿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纷纷组织造反战斗队，开展向本单位党组织或领导班子夺权的斗争。全县工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瘫痪状态。

△　龙门县永汉镇"红卫军"约50人进入县城，夺了中共龙门县委的权，接着党、政、财、文大权先后被"造反派"夺去，代之以名目繁多的"革命领导小组"、"临时领导小组"、"造反总部"等，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人留在机关接受批斗，各公社（场）的党政领导人也靠边站，听候批斗。紧接着开始揪斗"走资派"，中共龙门县委代书记邱皖、县长杨万襄首当其冲。随后各战线、各单位的"造反派"、"革命领导小组"、"战斗队"铺开揪斗"走资派"热潮，整个龙门县党政机关一片混乱。

2月 惠阳地区军管会陆续抽调1872名干部、战士在惠阳地区执行"三支两军" （支左、支工、支农、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任务。参加的部队有陆军、海军和空军。

△ 驻和平县进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部队、和平县武装部对和平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取代党政领导权。

2月中旬　惠州市在广州读大学的部分学生，组成"东进"、"中大红旗"串联队回惠州，与惠州同观点的红旗派串联一起，揪斗领导，与"三三派"展开辩论斗争。

2月18日 人民解放军第一二四师政治部副主任陈玉宝率部队100人到增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成立增城县"支左"办公室。

2月23日 河源县由县人民武装部负责组织牵头，召集县城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协商，成立了河源县"抓革命，促生产"临时委员会，并选举县武装部长徐东明为主任，徐清、许树、张汉卿、张光佳为副主任，县工交、文教卫、政法、农林水战线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为成员。临时负责领导全县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2月28日 根据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示，在惠州军分区的协助下，河源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张绅任主任，县人武部其他负责人为成员，临时负责行使全县党政财文的领导权。

3月初　"东进"、"中大红旗"串联队准备返回广州，"三三派"在平湖门会场开会，历数其"罪行"，并派人堵截他们回路。两派因此激烈辩论。后在部队支左干部调停下和保护下，两派脱离接触，"东进"等串联队返回广州。

3月 惠阳军分区对龙门县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县军管会，由叶川任主任。各战线、各公社（场）成立军管小组或派出军代表接管政权。同时派驻军队进行"三支两军"

3月2日 惠阳地区军管会发出一号布告，宣布惠阳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是全区最高临时机构，对全区实行统一领导。同时，驻军部队负责人和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三结合"的班子领导春耕生产。

3月中旬 根据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管会的通知，河源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和解散河源县"八一战斗兵团东江分部"造反派组织，同时拘捕了在河源县"一?二五"夺权中犯有现行错误的所有造反派头头，作出了待后处理的决定。

3月下旬 在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下，驻惠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6840部队某团奉命进驻河源广播、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县属全日制中学，技工学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并正式介入河源县文化大革命运动。河源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各中学、技工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分成"红旗派"和"东风派"两大阵营，围绕 "夺权"和"反夺权"等问题，进行争论、磨擦、甚至武斗。造成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部分工厂、农村无法正常生产、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

3月20日 驻惠6840部队与惠阳军分区对惠阳专区及各县（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惠阳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卜占亚为主任。惠阳专区及各县（市）的党政领导工作由军管会主持。

△ 惠东县成立"惠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全县党政工作，与此同时，对政法机关（含公、检、法）及邮电、气象、体委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4月2日至4日 惠阳专署经委、计委、工业局召开有龙门、连平、增城、博罗、河源、龙川、紫金等县工业局、部分产煤炭公社代表和有关煤矿负责人及专区有关处局参加的会议。会议主要贯彻中央给农村和厂矿企业的指示，研究煤炭生产建设方针，解决产销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迅速开发全区煤炭工业。

5月27日至29日 27日傍晚7时起到29日早上，惠州市区部分学生在惠州市中山北路十字路口静坐。这次静坐是广州大专院校来惠串联学生罗增儒（中大）、黄继烈、赖树荣（华工）为首策划，叶亚才、柴常德、李树勋等积极参与的活动，利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惠州地区学生头头刘海源（卫校）、邓志德、黄彬田、徐健（一中）、雷光等人出面蒙蔽部分群众进行静坐。

7月 惠州市"三三"（东风）和"红旗"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派性争斗升级，从"文攻"发展到零星武斗。为了在武斗中战胜对方，两派逐渐在各自占优势的地方建立据点，占据地盘，囤积粮食、枪弹等。因而形成以东新桥为界，桥东是"红旗"的势力范围，桥西是"东风"，即"三三派"地盘。两派在桥头设障碍物，在高层建筑建立据点，监视对方行动。

7月下旬 惠州两派群众组织到当地驻军、武装部、公安部门、市体委抢夺了一批步枪和小口径步枪武装自己。

8月 惠州两派群众组织冲进粮食局仓库，抢走大米1.5万公斤。

8月10日 惠阳县丘耀池、李树勋、柴常德等蒙蔽一部分工人、学生120余人冲击惠阳县武装部，抢走"七九"、"六五"式步枪35支，各种手枪81支，冲锋枪6支，各种子弹76470发，是惠阳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抢枪事件"。

8月上旬 惠州市第三中学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在市第二中学部分人参与下，约百人聚在校内挑起全市首次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武斗，两派各据楼房用竹竿、木棍、石头、瓦块互相投掷对打，受伤多人。

8月19日 惠阳县一个群众组织把占用的惠阳县人民委员会大楼移交给另外两个群众组织时，双方在接管问题上发生异议，发生了武斗。

8月27日 惠州市"三三派"、"红旗"派在新民街发生冲突，打死1人。"三三派"10余人被围困在桥东海员俱乐部。"三三派"救援人员用湿棉被做防弹器材，乘船从东新桥下冲过，直到海员俱乐部附近解救被困者。

8月30日 惠州市一个群众组织和部分学生共30多人冲击市武装部，抢走枪支弹药一批。

8月30日至31日 惠州市个别群众组织连续5次冲击武装部，抢走武器一批。

9月2日 惠州市一个群众组织和一部分学生200多人，到军分区后勤军械仓库抢走军用物资一批。

△ "三三派"、"红旗"派对峙在东新桥头两边，发生武斗。除了使用军用步枪、小口径步枪外，还用机枪扫射，死一人。在武斗紧张时刻，惠州驻军及时派出支左连队，冲到东新桥中间，把两派分隔开。平息这地段的武斗后，支左连队又转移到沿江路的航运码头监督，避免武斗升级。

9月3日 惠州市一个群众组织在惠阳佛祖坳拦劫6879部队一辆运载弹药车，抢走手榴弹10箱，高射机抢弹药2箱，其他子弹2箱。在军管会的强烈抗议下，他们只交出高射机抢子弹。

9月7日 龙门县龙城中学"红旗"、"红司"造反派学生在某些人的鼓动下，封了实行军管的公、检、法机关。

△ 为使毛主席指示的"九五"命令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的彻底实现，惠阳地区群众组织两派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9月11日 惠阳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决定将抢来的武器、弹药、装备归还军队，12日开始执行，14日全部还清。

9月13日 自惠阳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后，桥东除了3个工厂没有生产外，其余19个都恢复生产。

9月15日 惠阳地区一群众组织所属各兵团主要负责人共100余人在惠阳县委小礼堂开会，就交枪、撤离制高点、抓革命、促生产、如何搞好同解放军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9月18日 惠阳地区一群众组织7000余人在平湖门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誓师大会，会议由军管会代表讲话，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等7名代表发言。

△ 惠阳地区军管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武斗，保证"四大"的补充协议》。

9月29日 惠阳地区一群众组织9000多人在平湖门召开隆重的拥军大会，部队派出一个连参加大会，会上有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等代表发言。

10月7日 惠阳地区一群众组织6000余人在平湖门召开批判陶铸大会。

10月21日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惠阳地区军管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克服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要求各群众组织于10月23日前无条件撤离所占领的一切制高点、据点和一切未经军管会批准的公用或外单位的建筑物，上缴一切枪支、弹药、军用装备和其他兵器；撤除各群众组织设置的广播站或扬声器。11月1日 惠阳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迅速动员中、小学校师生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迅速动员广大师生于11月10日前返回学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高潮。

11月12日 龙门县龙城中学学生100多人砸了公检法机关，抢去部分材料，其中有"内部专政对象名单"及一些侦破反革命标语案材料。事后，经军管小组、公检法、龙城中学三方代表协商，才把一些材料交回，其他材料当众烧毁。

11月13日 惠东军管会召开了平山地区"复课闹革命"动员大会，此后，全县各中、小学校开始复课，中学组织学生军训，接受军事训练。

11月13日至17日 惠阳地区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在东莞县召开全区财贸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市）财委、城区财贸战线各处（局）领导干部或生产领导班子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了广东省财贸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区当前财贸工作进行研究讨论部署。

11月 龙门县城东风、红旗两派造反兵团上街示威游行，两派在工农饭店相遇，互不相让，致动手武斗，刺伤1人。县军管会及时出面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11月16至24日 惠阳地区军管会召开全区复课闹革命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各县市军管会和教育局的干部、各军训团和驻惠的陆海空团以上单位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公社中小学代表共95人。会议决定在惠阳地区掀起一个全面深入的复课闹革命的高潮，坚决把全区的复课闹革命搞好。

11月25日 为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惠阳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告》。12月24日，惠阳地区军管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军管会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工作，制止各种扰乱市场的投机倒把活动，以建立市场新秩序。

12月14日 惠州地区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惠州地区革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红卫兵共2万余人，集结在西湖广场举行大会，庆祝惠州工人联合会筹备会的成立。

12月中旬 在毛泽东发出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号召下，河源县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的代表，在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河源联络站的召集下，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双方通过学习，"斗私、批修"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是年 惠阳专区工业总产值4.3亿元，比上年增长6.8%，农业总产量37亿斤，比上年增长8%。


1968年


1月4日 增城县的"红旗造反兵团"和"革命大联合总部"两个造反派组织部分成员发生冲突。双方在增城中学操场进行武斗，有数人受轻伤。增城中学教学楼受损，玻璃窗被砸毁，后经解放军劝阻事态始得平息。

1月10日 惠阳地区13个县（市）全部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广东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黄永胜、孔石泉、王首道、陈德到惠阳地区接见了13个县（市）各"革命派"的代表，对惠阳地区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祝贺。

1月19日 惠阳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在全区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意见》。《意见》要求各级领导要大张旗鼓宣传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重大意义，宣传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光辉思想，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马列主义的学风。

1月22日 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意，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人民事务部和生产指挥部，保留轻工业局、手工业局、劳动局、物资局、外贸局、商业局、水利电力局等7个单位。专区革委会由60名委员组成，其中19名组成专区革委会常委，由占卜亚任主任，张景耀、党向民、杨挺、田华贵为副主任。

1月23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正式成立。惠州市、惠阳县革委会也同时宣告成立，并且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3万多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抬着毛主席的巨幅标语，高举红旗，手捧《毛主席语录》，云集在原惠阳师范学校广场，庆祝惠阳专区、惠州市、惠阳县革委会诞生。惠阳专区革委会主任卜占亚在会上发表讲话，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孔石泉在会上对革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惠州市革委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军代表6人，地方干部代表6人，群众代表23人（工人12人，贫下中农5人，城市居民2人，红卫兵4人），胡锡标为主任，王志远、谢元庆（以上均为军代表）、罗连（原市委领导）等7人为副主任。惠阳地区革委会设办公室、政治部、人民事务部、生产指挥部，共有办事人员66人，其中支左干部28人，地方干部38人。10月，革委会内设机构改为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等四大组。

△ 惠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由政治工作组、保卫组、抓革命促生产组三个组组成，撤销了原县委、人委所属的21个部、委、办、局行政机构，人员由原县委、人委的500多名干部精简为30人（包括解放军现役军人10人在内），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各厂矿、各公社也普遍实行精简，公社革委会一般由7-9人组成。县属企事业由原来51个单位合并组成8个服务小组，9个服务站，2个所（招待所、看守所），1个幼儿园，隶属县革委会三个组直接领导，人员也由原来的889人精简至230人。

1月25日 经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同意，成立党政合一的紫金县革委会。县革委会由65名委员组成，陈会友为主任，朱远标、徐学勤、黄奇光、林凤祥为副主任，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代替原县委、县人委工作机构职能。

△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成立惠东县革命委员会，为惠东县政权机构，县革委会委员55名，赵振濯为主任，郑发生、刘传、张仁厚、李灶为副主任。当日，惠东县召开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

1月26日 惠东县革委会发出成立公告，县革委会下辖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21个组。并取消了中共惠东县委员会，惠东县人民委员会。

△ 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批准同意，河源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盖玉贤为主任，张绅、徐东明、许树、黄展群为副主任，王强等五位工农兵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为常委，另有66名各界别代表担任委员。28日上午在县城公园广场举行有一万六千多名群众参加的"成立和庆祝大会"，会上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意河源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66名委员组成，盖玉贤为主任，张绅、徐东明、许树、黄展群为副主任。

1月27日 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意，博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博罗县革命委员会是全县临时权力机构，全县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全部归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由60名委员组成，张军为主任，刘超明、史连生、李回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人民事务部。博罗县各公社、县直各单位也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月 博罗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农村组对全县农村1967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作了总结。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全县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新高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七条指示"深入人心。全县人民行不离毛主席的宝书，讲话不离毛主席的指示，行动不忘毛主席的教导。广大贫下中农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毛主席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龙华现场会议以来，全县20个公社，都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形式，传达和贯彻了龙华会议精神，组织干部社员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元旦社论》，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高举革命批判大旗，狠斗私字，猛批修字，大树忠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大学大赶黄山洞，象龙华大队那样，把农村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据不完全统计，生产队共办了23期学习班，1200多人参加了学习；大队办了763期，近46200多人参加了学习；公社机关办了235期，39400多人参加了学习；全县合计举办了1036期，87100多人参加了学习。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路线觉悟，振作了革命精神，更进一步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著作，"抢"着购买宝书，全县全年发行了各样板本毛主席著作4000多册，超过历年来的总和。

1月至2月 惠东县、东莞县、河源县、紫金县、龙门县、增城县、博罗县、和平县、龙川县、连平县、宝安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

2月上旬 河源县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如何搞好斗、批、改运动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始终把狠抓阶级斗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会议决定在这上半年中，在全县范围内对阶级敌人发起三大战役，坚决打击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一切有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自此，揭开了全县乱揪乱斗的群众运动。

2月15日 惠东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惠东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定》，主要内容是：一、永远"三忠于"；二、学好用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三、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学风；四、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2月20日 惠阳县革委会办公室率先在机关单位制定了《关于组织实现机关革命化的几项措施》，在全县带头开展"三忠于"活动，在全县各级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建立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等制度。此外，在县城和农村的街头巷尾、每家屋前厅堂到处张贴、书写毛主席语录、红底大黄"忠"字和毛泽东画像、塑像；人人胸前配戴毛泽东像章；肩挎"红宝书袋"，手执"忠字牌"、《毛主席语录》本，"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背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2月23日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成立龙门县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由4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1名，并以朱学兰为主任，王锦、王怡贵、廖许林为副主任；同意成立龙川县革命委员会，设常委13名，并以刘福为主任，李树桢、王祖武、吴卯济、邓石桥为副主任。

2月25日 增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冯秀兰为主任。增城县革委会成立后，在增城县劳动大学举行县属机关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为期45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解决解放领导干部问题。参加学习班共287人，科局以上领导干部71人，有58人被"解放"出来。

2月26日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同意成立宝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5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3名，并由倪明玉为主任，于云龙、周明杰、孙继蒿、李罄亭、黄太稳为副主任。2月27日，宝安县革委会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取代县委、县人委职权。革委会的分工，原党委系统设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组。各机关单位、公社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2月28日 东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由70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5名。以曹家丰为主任，张贵良、周海鹏、冯浩、姚文绪、卢扬波为副主任。

2月28日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同意成立连平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4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1名，以霍广才为主任，魏宝珠、黄涛、石永藻、黄炳钦为副主任。

2月29日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同意成立和平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52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1名，高凤岐为主任，吕文江、陈福桥为副主任。

3月4日 惠阳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加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机关革命化问题的决定》。决定：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大力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机关政治思想建设；三、无限忠于毛主席，永保劳动者本色；四、搞好团结，密切上下关系、军民关系；五、厉行节约，勤俭建国。

3月6日 至此，惠阳专区增城、惠阳、博罗、紫金、河源、和平、宝安、惠州等8县、市的全部公社和农场已先后成立了革委会，全区已有70%以上的公社成立了革委会。

3月15日 经惠阳地区革委会批准，九龙海关革委会成立，邓庆为主任。

3月17日 深夜11时许，和平县革委会派出10多名武装警察，将县内有一定资望的科局以上领导干部23人（其中有县级领导4人，中学校长4人，公社社长3人，大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这些人已被揪出，集中在劳动大学监管）赶上两部大卡车，从劳动大学出发，于3月18日早晨到达200多公里之外的惠阳县伯公坳，参加学习班。学员在学习班，遭受了踩杠、下雷公尖、踢皮球、不准睡觉等上10种体罚，被逼迫揭发原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的领导人是"特务"等。经过2个月的迫害，学员中数人致残，1人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和平县被揪斗的"叛徒"共有2412人。和平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的所在地热水人民公社，揪出"叛徒"700多人，被污蔑为"叛徒窝"。

3月22日至29日 惠东县革委会召开了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革委会全体成员、各公社革委会主要负责人72人，重点解决县、社革委会自身革命化问题。

3月 增城县革委会在三联畜牧场创办增城县"五七"干校（后分别迁到朱村农场和太平农场），分批下放干部到干校劳动、学习。干校共有800多人。

4月1日 博罗县黄山洞大队，是惠阳专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向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先进单位黄山洞大队学习的决定。决定要求学习黄山洞在学习班大树"忠"字，突出"公"字，猛攻"私"字，把学习班办成炼"忠"的熔炉；学习他们把革命大批判提到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把大树"忠"字，作为革命大批判的标准、方向、动力和根本；学习他们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当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学习他们正确处理"斗私"和"批修"的关系，把世界观的改造摆到革命大批判的斗争中去；学习他们正确处理"批"和"改"的关系，边批边改，边破边立。博罗县掀起学习发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县发行《毛主席选集》57688部，平均1.5户有1部，平均9人有1部；《毛主席语录》294632本，全县67%的人有一本；毛主席像、毛主席政治活动像和毛主席语录纸1098342张，平均每户有12张。

4月6日 惠阳军分区在宝安县深圳镇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大会表彰在支援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中建立功勋的深圳地区民兵群众。深圳地区民兵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10000多人参加大会。广东省军区负责人毛和发、惠阳军分区负责人、宝安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出席大会。广东省军区负责人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港九爱国同胞把反英抗暴斗争进行到底。

4月11日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紫金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核心小组，后改称党的核心小组，由陈惠友、徐学勤、朱远标、黄奇光、戴福增、翟成明、叶俊流等组成，陈惠友任组长，朱远标任副组长。

4月15日 博罗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充分地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于3月22日开始刮起一场群众性的"十二级台风"，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辉煌胜利。第一，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为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扫清了障碍。1、破获各类政治刑事案件1335宗，其中政治案1307宗，刑事案件28宗，还破获了投机倒把案件56宗。2、打击了一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逮捕1名、拘留14名，并在全县20个公社和3个较大的农、林、场得253个大队开展斗争打击，共斗争有各种破坏活动的1394人，通过斗争，群众扭送县专政机关处理的113人。3、公开判处一些罪犯：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城镇公判大会，公判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二，初步掌握了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情况，发现一批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线索：发动组织36933名革命群众采取突击办法，检查5类分子和其他重点人户，发现有现行破坏活动等情况及7条反革命纠合集团线索。第三，缴获一批战果：缴获有金器、银器等物品，计人民币123729元。缴获长、短枪、手榴弹等战斗性用品。第四，大搞战果展览，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再教育，对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进行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大大提高对敌斗争积极性，起来检举揭发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第五，促使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共有24人投案自首。第六，大大地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第七，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力推动春耕生产。

4月23日至28日 惠东县革委会在吉隆公社平政大队白云紫生产队举办革命大批判现场学习班。这期学习班主要是解决如何在生产队基层开展家庭、联家、田头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问题。

4月26日 博罗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宣传和学习金吉芬同志的决定》。金吉芬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三野战医院新兵班，同年3月30日随医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黄山洞大队学习。4月22日下午，河源县埔前公社河背大队的山林起火，正在黄山洞学习的第三十三医院学习班的全体指战员，立即奔赴火场，加入灭火的战斗行列。金吉芬不顾个人安危，连续打火3个多小时，最后不幸被烈火吞没，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18岁。博罗县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县开展一场宣传和学习金吉芬光辉事迹的活动。

4月26日至5月12日 惠东县革委会举办了毛泽东思想整党、建党学习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本地区、本单位当前阶级斗争实际，学习毛主席的建党理论、路线。

4月27日至5月14日 惠东县革委会、军管会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代表2000多人。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从4月27日至5月8日组织代表赴博罗县黄山洞大队参观学习；第二段从5月9日至14日在平山正式开会，这次会议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黄山洞的先进经验，认真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新形势，讨论了整党、建党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通过了给毛主席致敬电和大会决议，经过选举成立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惠东县农代会，选出委员39人

5月 龙门县革委会组织县属机关干部到博罗县黄山洞参观学习，学习他们的活学活用毛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的经验。回来后，持续数月，全县狂热兴起"三忠于"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以及"红海洋"（红标语）等个人崇拜活动。

△ 惠阳专区革委会贯彻毛主席关于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摄阶级敌人"的指示。从7月开始在全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全区县级以上干部275人中，有123人成为"阶级清理对象"，其中包括地委正、副书记5人，专署正、副专员6人，处局级干部55人。至10月底，全区有106252人被揪斗，4111人被定为"叛徒"，2077人被定为"特务"。其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30864人，按敌我矛盾处理的44066人。299人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72人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7590被定为"国民党残渣余孽"，17112人被定为"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发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 惠阳地区革委会贯彻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指示，指名把紫金县80名干部武装押送到惠阳伯公坳办所谓的"叛徒"学习班，有的遭到逮捕关押，造成"伯公坳事件"。

6月至9月 龙门县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龙门县群众组织"红卫军"被定性为"反共救国军"，制造了一宗震撼全省的"反共救国军"大案。在此案中被当场打死的10人、打伤后致死的20人、自杀的16人，共死亡46人。重伤200多人，重伤致残21人，投进监狱45人，受捆绑1367人，揪斗857人（其中党员206人、参加游击队的老干部164人），受株连2482人。

7月初 河源县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部署在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运动首先从教师队伍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战线，乃至全县农村各公社及大队，在这次"清队"中，全县被乱揪乱斗的所谓"阶级敌人"数达11853人。

7月17日 增城县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面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贯彻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25日，增城县全县中学教职工集中在增城中学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中新中学被指定到惠阳地区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小学则以公社为单位开展运动。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2403人，共揪出"阶级敌人"575人，占参加总人数的24%。中小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历时2个月。26日，增城县革委会在增城中学举行"主动向阶级敌人全线进攻"万人誓师大会，接着在全县城乡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行动高潮，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

7月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张景耀任惠阳专区革委会主任。

△ 惠阳地区区直机关2000多人进"五七"干校学习，分赴古塘坳、汤泉等3个点进行学习。

△ 惠阳县革委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传达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县城企事业单位组织了27个宣传队498人深入农村田头、工厂车间、学校、街道、工地宣传。各公社也积极开展宣传，横沥公社革委会在听完广播后，立即从公社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360人组成42支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据统计，惠阳县共有18万成年人听过上级传达"七?二四"布告，通过听传达和发动两个阶段，全县城乡迅速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高潮。全县揪斗干部、群众达9238人，不少人在各级"牛拦"集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结束后才给予彻底平反。

8月 宝安县成立首批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有队员52人，进驻邮电局等36个单位。至1969年3月，有宣传队员17139人，在全县各中小学、机关、农村配合"三支两军"部队进行所谓"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运动中，全县有62名干部、职工、群众以参加所谓的"红色长城反毛林野战军"反革命集团罪名而被拘禁、株连，1人含冤而死。1978年12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决定，对所谓"红色长城反毛林野战军"反革命集团案件而受牵连遭到迫害的人员，一律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龙门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发的"七?三"、"七?二四"的布告，开始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底结束。全县揪出所谓"叛徒"802人，"特务"147人，"走资派"29人，"地富反坏分子"1043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07人，共2428人。后经落实，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1978年给予平反。

8月1日 惠东县革委会发出《惠东县革命委员会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报告》。《报告》称：惠东县革委会从1月25日成立至7月下旬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人员由原来613人减至47人。第一次是在县革委会刚成立的时候，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县委、人委所属科局以上51个行政单位精简为"两部一室"（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11个组。第三次在7月中旬，县革委会机构精简成四个组（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保卫组），为县革委会办事机构。8月，县革委会抽调全县各企业、厂矿工人和农村的贫下中农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县中小学校，进行"斗、批、改"。

8月13日至9月10日 和平县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和"七?二四"布告，将全县981名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和平中学，举办学习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刮"十二级台风"，一共揪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坏头头"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233人，并对他们进行集中监管、刑讯逼供，致使10位老师致残，3位老师致死。以此同时，政法线干警集中在劳动大学办班，县委、人委直属机关干部在彭寨干校办班，各战线、各单位也同时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县粮食局局长曹广盛，中学教师刘日耀、钟日文等数十人，不屈服批斗，用跳楼、上吊、割颈等方式以死抗争。接着，各公社、大队，都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全县被揪斗、批判的"阶级敌人"达38000余人。

8月18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政治部、惠阳军分区政治部转发增城县朱村大队《在对敌斗争中加强民兵建设，发挥民兵作用的经验》一文。要求各单位以民兵为骨干，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围歼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并在对敌斗争中，把民兵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8月21日 增城县陈玉宝等人杜撰的《增城县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对敌斗争几点体会》一文和10月间增城县"支左"办公室上报惠阳地区革委会的《一个也没有跑掉记全歼增城县委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初步体会》的报告称："增城县各单位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敌人手中"，"他（指伍伟能）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增城搞成一个由叛徒、特务、走资派三条黑线"三位一体"的独立王国"，将增城县92名科局长以上的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

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通知要求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随后，惠阳地区各县（市）纷纷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各类学校，进行管理学校，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

9月 紫金县革委会下设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改为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保卫组。

9月 惠阳专区开始动员部署和进行"斗、批、改"运动。所谓"斗、批、改"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9月18日，惠阳专区革委会发出《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最新指示的意见》，要求革命委员会在斗批改的实践中，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最新指示，学习解放军政治建军经验，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及组织革命化建设，调整领导班子成员，真正"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12月9日，惠阳专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下发《关于当前农村斗批改各项工作的初步安排意见》，对农村斗批改工作提出了13条意见，就如何加强农村斗批改工作的领导、革命化建设、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问题做了具体安排和部署。这两个《意见》下发后，整个"斗、批、改"运动在全区工厂、农村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从1968年9月起，全区各级领导在"斗、批、改"运动中，连续几年时间，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上，没有也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发展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滑坡倒退，致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状况得不到改善，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

△ 增城县革委会选派工人、贫下中农组成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全县学校的"斗、批、改"运动，同时管理学校。全县共派出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员1300多人，进驻330多所中、小学校。

9月6日 惠东县在"斗、批、改"中制造出"平山地区重大特务集团"案，有100多人被监禁3个多月。1972年5月和1974年2月，全部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

10月 陈惠友被惠阳地区革委会任命为紫金县革委会主任。

△ 惠阳地区革委会下设的办公室、政治部、人民事务部、生产指挥部，改为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等四大组。

△ 在开展"清队"的基础上，惠阳县同时掀起"开门整党"高潮。县、社分别培训了一批整党建党骨干，并依靠这支骨干力量深入宣传、组织、发动。同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抓了一批"三类"党支部，发动群众，开展夺权斗争。将原处于瘫痪的中共惠阳县委党校改称为惠阳县"五七"干校。先后有600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和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改造，接受工农再教育。

10月初 惠阳县革委会决定在平潭示范农场开办"五七"干校。13日，惠阳县800多名干部进"五七"干校劳动。

秋冬间 和平县在全县开展"三忠于、四无限"，大搞"忠"字海洋、"红色海洋"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活动。

10月 惠州市革委会根据10月5日《人民日报》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向地区革委会报告，决定在东江林场原林业中学校址，举办惠州市五七干校。干校成立校革委会，委员8人，市革委会副主任谢元庆兼主任。开办时，全校360人，其中原林业中学师生员工130人，首批下放干部230人（10月15日进场）。干校按农业生产分工，设水稻（含砖瓦厂）、水果林、蒲草、蔬菜、蚕桑、茶叶等6个生产单位。每个生产单位按部队连的建制编成。

10月8日 广东省革委会免去杨挺惠阳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任命黄彬为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10月10日 博罗县接收安置上山下乡青年两批共6500人，分配到各公社参加劳动锻炼。

10月14日 宝安县"五七"干校开学，这是根据毛主席所作的"广大干部应分批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精神开办。第一批学员共765人。

10月中旬至11月23日 惠州城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动员下乡10166人，占原动员计划13886人的73.2%，同时，接收安置广州知识青年到惠阳地区有11142人。

10月下旬 根据毛泽东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河源县及各公社先后挑选出165名厂矿工人，1925名贫下中农代表分别组成"工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全县各中小学，配合支"左"解放军代表，参与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11月1日至3日 惠阳地区群众整党建党现场会召开，全区12个县2000多人参加现场会。会议主要贯彻毛主席关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的最新指示，号召开展"大吐大纳"的全民整党建党运动。会议结束后仅两个月，惠阳县就"吐"掉545名党员，至1969年6月共"吐"掉974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8.7%。在"大吐"的同时，进行"大纳"、"突击入党"，惠阳县在文化革命期间"纳"入新党员4900多名。

11月18日 经广东省革委会同意，秦学良任和平县革委会主任，免去高凤岐和平县革委会主任职务。

11月下旬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的要求，河源县革命委员会内设办事机构作较大调整，将原来两部十一组，调整合并为四大行政组，即政工组、保卫组、生产组、办事组。由原来110名工作人员，缩编为83名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各公社和县直各战线革委会内设机构也相应作了调整和精简。

△ 根据毛泽东于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河源县"一0四"干校成立（后改为"五?七干校"），校址设在灯塔公社黄埔地大队。全县首批1406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分赴干校接受思想教育和劳动锻炼。随后又有数批人数不等的干部轮换下放到干校接受磨炼。直至1977年上半年"文革"结束后才撤销。

12月8日 龙门县"斗批改"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运动开始，100多名工作队员进驻南昆山搞试点。16日，龙门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搞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意见》。

《意见》分析了龙门县当前形势，要求做好以下工作：一、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两条战线战斗史。二、抓好各级班子思想革命化、组织化。三、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四、开展"四好"、"五好"运动。五、狠抓党的改革教育。

12月21日至26日 惠阳县革委会在惠州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学习两条路线斗争，深刻领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狠批修正主义路线，明确农村斗、批、改任务。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会后，全县掀起一股上山下乡热潮。

12月24日 龙门县召开中共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大会，会期9天，出席代表728人，其中党员代表516人，群众代表212人。会议主要内容：贯彻广东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部署深入搞好"斗、批、改"工作。

12月25日 为执行毛主席"精兵简政"，"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的指示，惠阳专区革委会决定将原下设的行政机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及所属的组精简为4个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政工组下设3个办公室：政工组办公室、宣教办公室、组织办公室；生产组下设5个办公室：生产组办公室、工交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卫生办公室。

△ 增城县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惠阳专区革委会关于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精神，要求各级革委会及"三支""两军"人员一定要认清复旧的危险性，组织上采取坚决措施，更新领导班子，在工作上要坚决打破常规，破除旧框框，建立新制度。增城县"支左"办公室和增城县革委会，积极推行卜占亚在和平县高发大队炮制的由群众搞"吐故纳新"的整党经验。增城县仅10天时间，就有262名党员被开除出党，187名被劝退，276名被抓起来审查，77名受其它处分，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0%。

12月28日 为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河源县城1288名初高中毕业生分赴全县农村各地安家落户。在此之前一个月，河源县已动员组织了456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不久，河源县又动员县城及公社圩镇闲散居民共4177人到农村插队落户。从这年起直到1977年春止，全县每年都有成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及城镇居民分赴农村安家落户或到知青场务农。10年间总计达16240多人，其中县城下乡知青达4300多名。

12月下旬 为响应"人民日报"推荐的河北省某县小学侯振明、王庆余两位教师提出的"关于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倡议，河源县革命委员会随即作出决定，将全县305间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办，并组织了一支拥有1615人组成的工农讲师团分别登上中小学讲台，取代教师授课，导致教学秩序混乱不堪。在全县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同时，开始全面试行社办高中，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办学体制，造成师资力量无法应付，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2月 紫金县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全县先后有2591名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 由于农村生活艰苦，劳动量较大，前途渺茫，再加上一些人的煽动，使许多知青意志消沉，思想动摇。到1968年底，有1006人偷渡香港，已出港的有613人，下落不明的有376人，倒流回城约有421人。


1969年


1月10日至2月1日 惠阳县革委会在惠州召开全县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300人，大会总结两年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成绩和经验，表彰先进，作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会议还评选出席惠阳专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320人。

1月12日 惠阳专区财税局、专区工商物价局革命领导小组合并成立惠阳专区财税服务站革委会；中国人民银行惠阳专区支行和惠阳专区建设银行合并，成立惠阳专区金融服务站革命委员会；惠阳专区百货公司和专区纺织品公司合并成立惠阳专区日用工业品公司革命委员会；惠阳专区食品公司、糖业烟酒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合并成立惠阳专区食品糖专公司革命委员会；惠阳专区生产资料公司、专区日用杂品公司、专区果菜公司、专区地产公司、专区水产公司合并成立惠阳专区供销公司革命委员会；惠阳专区食品出口公司、专区茶土矿出口公司和畜产出口公司合并成立惠阳专区对外贸易公司革命委员会。

1月20日至30日 紫金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全县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37人。会议主要交流经验，总结表彰，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高潮。

1月22日至31日 首届龙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积极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列会代表1923人，会议总结了两年来全县军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听取了县武装部传达省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会议精神，评选出7个先进单位，15个积极分子，并号召全县向先进单位、积极分子学习。

1月23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批复覃佩群为紫金县革委会常委，曾瑞城、李耀南、吴洪流、刘惠英、练戊招、邓森林、黄桂英、李丽云、钟高声、李汉波、曾繁铁、陈奇、赖燕枢、钟治生、黄常安、蔡火灵为紫金县革命委员会委员。

1月28日 增城县革委会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954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掀起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总结、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树立样板，促进广大群众的思想革命化，迎接惠阳专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树立我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标兵和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决定》。据统计，增城县1968年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0988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12万多人次。

1月30日 广东省革委会批准王洪信任宝安县革委员会主任。

1月31日 广东省革委会批准唐采辰任增城县革委会主任，刘志祥任河源县革委会主任。

1月 惠阳专区文艺办公室成立，史书简为主任，林元勋、刘剑华为副主任。

△ 改惠阳专署对外贸易局为惠阳专区外贸局，刘世福为局长；改惠阳专员公署财税局为惠阳专区财税服务站，王运东任革委会主任。

△ 东莞县革委会组织2268名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深入32个公社、250个生产大队进行政权建设，解决落后（三类）大队领导班子建设问题。

△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免去田华贵惠阳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2月1日至10日 惠阳专区举行全区性的群众革命文艺汇演。

2月23日至26日 为加强"三支两军"人员的政治思想领导，进一步做好工作，惠阳专区军管会召开了有地、市、县主管"三支两军"工作的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三支两军"工作的形势，肯定了成绩，研究了进一步加强"三支两军"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措施。

3月2日 广东省革委会决定，同意程进添为紫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同时免去林凤祥紫金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3月下旬 东莞县643所公办中学、小学，全部下放到社办、队办、厂办和实行厂校挂钩。新建中学5所，增设高中22个班，附设初中班554个，称为读高中不出公社，读初中不出大队。有3000多名工人、贫下中农登上教学讲台。

3月 龙川县农村全面开展以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斗批改"运动。

春 连平县各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教师报酬实行"民办公助"（即工分加补贴）。同时各学校公办中小学教师响应号召，回原籍任教，外县籍教师锐减。

4月9日 经广东省革委会同意，姚文绪任东莞县革委会主任。

4月11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同意成立惠阳专区计划战线革命委员会、财贸战线革命委员会、工交战线革命委员会、农林水战线革命委员会、卫生战线革命委员会。

4月1日至24日 龙门县人民医院助产士李桂英（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

4月21日至5月6日 惠阳专区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26个，先进个人22名。

4月29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在"九大"的最新批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意见》，号召全区各级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九大"的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从而把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高潮。

4月 撤消惠阳专员公署财贸办公室，成立惠阳专区财贸战线革委会，革委会设党的核心小组，王锡贵任组长。

4月29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在"九大"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意见》，意见指出：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宣传毛主席在九大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群众运动；二、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九大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迅速掀起一个伟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紧跟新形势，明确新任务，总结新经验，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效果；三、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在九大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争取更大胜利。《意见》号召全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展开对"九大"的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

5月1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常委决定，原专区革委会生产组的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计划办公室、卫生办公室、各办公室下设的服务站合并，分别成立专区工交、财贸、农林水、计划、卫生战线革委会，各战线革委会在专区革委会生产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5月1日至5日 惠州市游行集会，欢呼"九大"召开，出动宣传队1260个队，2.4万人次，办学习班270期，2.1万人参加学习。

5月15日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免去胡锡标惠州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由吴宪德接任。

5月 惠阳专区革委会下设政工组、保卫组、办事组、生产组。"四大组"行使了当时党、政工作机构的权力和群众团体的权力，王波任政工组组长，黄彬任保卫组组长，苑炳云任生产组组长，耿振忠任办事组组长。

△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鲍培胜为惠阳专区革除委会副主任。

5月27日至6月3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在龙门县召开了以学习、贯彻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26号文件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公社的负责同志、安置工作干部，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共280人。会议期间，全体代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一系列指示，听了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单印章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关于贯彻中央26号文件的讲话。专区革委会负责人到会作了形势报告。

5月27日至6月5日 惠阳县革委会在惠州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到会1500人，学习贯彻中央"九大"会议精神，认清阶级斗争复杂性、长期性和斗、批、改的艰巨性，进一步掀起斗、批、改新高潮。

5月27日至6月6日 宝安县三级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1309名，其中妇女代表191人。会议传达、贯彻、学习"九大"文件和广东省四级革委会党代会精神，由惠阳专区革委会常委林英做题为《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式》的报告和传达广州军区领导在宝安驻军首长会议上关于加强革命团结、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精神。

5月28日至6月初 惠阳专区13个县（市）和区直机关贯彻"九大"精神的三级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先后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4000多人。这次会议，各县（市）普遍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孔石泉关于"九大"精神的报告；第二阶段，传达孔石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结合当地实际，制订贯彻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的措施。

6月11日 东莞县革委会贯彻毛主席"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抽调353名干部、9名工人、共362人，组成宣传队到公社、城镇、渔村搞"斗、批、改"。

6月18日至25日 惠阳专区革委会在博罗县泰美公社召开农村教育革命会议。县、社一级主管教育革命的常委等300多人参加会议，博罗县大队干部350人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解决各级领导对文教战线斗、批、改的认识问题。

6月26日至30日 宝安县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到会88人。会议学习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和"九大"政治报告，传达贯彻广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精神，要求着重解决认识问题，提高落实对待群众组织政策的自觉性。

秋 龙门县革委会政工组规划各单位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重点在"五?七"干校，被规划"两退一插"的干部，多数是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上、工作上被认为有缺点问题，或者"不听话"，又达不到开除出队、处分的程度，只能作"两退一插"处理。至9月，全县被动员"两退一插"的干部537名，占全县干部20%，其中317名安排在路溪公社插队落户，其余回原籍务农，"两退一插"干部每人发给一年工资作为安置费。537名"两退一插"干部，至1973全部收回安置。

8月初 惠阳地区遭第三号强台风袭击，全区因灾伤35人，死亡5人，倒塌房屋1031间，损坏房屋2890间，海堤崩缺117处，农作物除甘蔗、木薯、黄麻大部分被风吹倒外，稻谷也受到不少损失，淹没鱼塘3115亩。

8月7日 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授予95个单位和80位同志为全省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博罗县石坝公社黄山洞大队、龙溪公社龙华大队、铁场公社渔业大队、石坝公社黄山洞大队民兵营被评为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龙溪公社龙华大队社员丁来友、石坝公社黄山洞大队党支部书记田华贵、龙溪公社龙华大队学生陈锦娣（女）被评为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8月8日 宝安县革委会在坪山公社召开农村点"斗、批、改"经验交流现场会，县委7名常委、各公社蹲点常委、各中学、深圳地区部分厂矿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8月14日 经广东省革委会同意，刘传任惠东县革委会主任，郭忠任博罗县革委会主任，李财德任龙门县革委会主任，刘长生任宝安县革委会主任，霍广才任连平县革委会主任，翟成明任龙川县革委会主任。

8月15日至22日 惠阳县斗批改会议在惠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革委常委、各公社、厂矿革委会负责人，"三支两军"人员，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共530多人。会议传达省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惠阳专区各县常委蹲点经验交流会精神，总结交流全县7个斗批改典型单位经验，找差距，明确部署，布置下一步做法。

8月 从1967年至1969年8月底止，增城县共有1700多名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

9月3日 由惠阳地区、宝安县干部及军队共同组成"斗、批、改"工作队，进驻7个公社、21个大队、6个圩镇、9个机关单位，开展斗、批、改运动。

9月9日 中共博罗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时间6天，共61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三年来全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成果，明确了当前的任务。会议选举郭忠等29人为县委委员，周英武等8人为候补委员，郭忠为书记，贾玉岐为副书记。29日，中共博罗县委正式成立，这是广东省自"文化大革命"党组织受冲击瘫痪之后第一批恢复党委的其中一个县。

10月10日至14日 湘、粤、赣第一联防区第8次边界护林联防政治工作会议在龙川县召开。参加会议有湘、粤、赣部分县革委会生产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各分会的主任、公社护林联防先进单位及龙川县各公社代表共69人。会议听取了龙川县周盛先对边界护林联防工作情况汇报，以及寻乌县主任委员传达在广州召开的湘、粤、赣第6次和湘、粤、桂第10次边界护林联防会议的精神，在会上先进单位介绍了先进经验。

10月11日至13日 湘、粤、赣第2联防区第8次护林联防会议在广东和平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2人。会议听取了和平县革委会生产组负责人关于在广州召开的湘、粤、赣第6次和湘、粤、桂第10次边界护林联防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对本联防区护林联防工作情况的汇报，先进社、队关于护林联防工作的经验介绍，与会人员分析了形势，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总结交流了经验，找出了差距，讨论了今后的任务。

10月15日 经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同意，河源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刘志祥为组长，谢元庆为副组长，许树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筹备县党代会及建立新县委事项。

10月20日至24日 惠阳、梅县、汕头专区7县第8次护林联防会议在普宁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护林联防区所属的惠阳、梅县、汕头3专区，紫金、五华、陆丰、海丰、惠来、揭西、普宁7县，有关联防区域的公社、国营农、林场的代表140人。普宁县钟前代表三专区七县护林联防委员会作报告，有7个单位的代表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惠阳专区周献林代表惠阳专区就今后护林联防工作发言。会议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找出了差距，明确了任务。

10月 龙门县龙江公社永红大队赤脚医生张旱桂（女）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登上天安门，见到毛主席。

△ 魏化杰被任命为惠阳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11月1日至7日 紫金县革委会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到会知青205人。

11月8月 广东省革委会批准陈福桥任和平县革委会主任，免去其河源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1月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范华为惠阳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12月 撤销惠阳专员公署农林水办公室，成立惠阳地区农林水战线革委会，革委会设党的核心小组，杜振权任组长，丁伯令为副组长。

△ 据统计，东莞县全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共有专案人员5700多人，揪斗13908人，各级干部被列入专案审查的有1710人。揪出所谓"阶级敌人"1637人，其中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黑手"、"假党员"、"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等。被判处徒刑的有170人，被群众打死的有4人，自杀的有39人。落实政策时，证实他们的"罪状"是捏造出来的。

12月21日 博罗县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时间10天，生产队以上的"四级"领导班子的负责人（代表）3802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重要文件。参观了《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展览。会议分析了博罗县当前斗、批、改运动形势，总结了前段运动的经验，讨论和部署了今后的任务。

12月25日 据统计，博罗县全年发生政治案件110宗，其中反动标语54宗，呼喊反动口号22宗，反动传单3宗，匿名信1宗，污损领袖像18宗，反革命凶案1宗，其他11宗。已破案的政治案件81宗。其中反动标语37宗，呼喊反动口号22宗，污损领袖像14宗，反革命凶案1宗，其他7宗；发生民事事件439宗，已办理426宗；全年应办各种政治、刑事案件312宗，已办结115宗。

12月 据统计，龙门县进入干校的干部有426人。干校军事化，分成连、排、班，没有节假日，除了劳动，就是无休止的各种大小批斗会，有特殊事故请假未经革委会批准，不得外出，实际形同劳动集中营。

△ 龙门县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所谓叛徒802人，特务147人，走资派2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右分子1043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07人，其他3970人，共揪出6398人。


1970年


1月2日至8日 龙川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到会5041人，重点讨论斗、批、改问题。

1月3日 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同意，魏化杰任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林英、范华为组员。

1月 惠阳专区农林水战线农业组成立，刘炳增任组长。

△ 魏化杰任惠阳专区革委会主任，林英为革委会副主任。

1月7日 东江引水工程破土动工，15万人参加了工程建设。

1月10日至20日 惠阳县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积极分子暨第一届四好单位，五好战士代表在淡水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和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1月25日至31日 广东省革委会在紫金县召开全省教育革命现场会，会议全面介绍和推广紫金县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经验。省革委会负责人要求各地迅速推广紫金县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经验。

2月24日 博罗县学习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三个文件，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热潮。打击了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侦破了反革命案件，挖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分子。揭露出贪污、盗窃400-1000元的罪犯83人，计款46570.62元；1000元以上的罪犯43人、计款69140.91元，投机倒把400-1000元的罪犯15人，合款8430元；1000元以上的罪犯13人，合款24342元。合计148483.53元。有的已交待罪行，同时退赃31555元。

2月 惠东县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

△ 河源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三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全县"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接着，河源县革委会举行第九次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安排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具体行动。这场运动一共持续了半年时间，直至8月底基本结束。

△ 东莞县革委会在莞城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东莞县开展长达一年多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年，全县有677人被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并挖出大量"阶级敌人"及所谓"地下工厂"、"俱乐部"等。

△ 增城县部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运动中，共批斗1600多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3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广东省委、惠阳地区革委会部署，惠阳县迅速全面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从8名县革委成员中抽调6名到公社、企业蹲点。同时，县、社二级还组织宣传队288人到基层开展运动。

△ 惠阳县革委会根据毛泽东"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把"五、七"干校办到公社第一线，采取了留校与插队两种形式，把184名非在职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永湖、横沥两个公社的42个生产队插队落户，定期召集回校汇报接受教育情况。

3月5日 广东省革委会任命贾玉岐为增城县革委会主任。

3月8日至15日 惠东县革委会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各党支部副书记，支委共25人，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五十个字的建党纲领，新党章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三个文件，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思想。

5月30日 广东省革委会任命赵光亮为惠阳县革委会主任。

5月 增城县革委会动员干部退职、退体、插队落户。全县被迫退职的392人，插队落户的40人。至1973年除一名犯严重错误的外，其余全部返回重新安置工作。

6月 龙川县全县开展整党建党运动，495个基层党支部分三批进行，翌年8月底结束。

6月8日 惠阳专区工业战线革委会成立，由19名委员组成；惠阳专区交通战线革委会成立，王书生为革委会主任。

6月9日至15日 为进一步贯彻广东省革委会、省军区政治边防海丰现场会议精神，惠阳地区革委会在宝安县召开政治边防现场会，到会的有惠东、惠阳、东莞、宝安、惠州等5个县（市）革委会、武装部的负责人，沿海一线的公社、大队和边防驻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共249人，会议着重研究了反偷渡外逃和政治建村，加强政治边防建设的问题。

6月26日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成立中共惠阳县、紫金县委。赵光亮任惠阳县委书记，孙凤山任紫金县委书记。

7月 惠阳地区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地区机关、13个县、市和两个直属单位（五七农场和枫树坝水电工程指挥部）先后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县以上机关、战线、干校和一些重点厂矿企事业部门重点开展了运动。惠州地区（包括地区机关、惠州市、惠阳县）及和平、东莞县为重点开展单位，配有专案人员209人，培训骨干2750人

△ 博罗县战备疏散安置办公室将省、专区分配的6000人、以及需要疏散的750人，按计划落实到18个公社、225个大队、188个生产队。到7月底止，已安置890人。

△ 惠阳地区区直机关2000多人进"五七"干校学习，分赴古塘岰、汤泉等三个点进行学习。

7月5日 宝安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7月6日至14日 中国共产党东莞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东莞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姚文绪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的报告。大会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决议。大会选举由26人组成的中共东莞县委员会，姚文绪等12人为常委，姚文绪为书记，程浩、傅芝荣、洪刚为副书记。

7月22日 惠东县革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央53号文件精神，学习修改宪法。同时在白花公社向参加全县"三夏"现场会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白花公社的干部职工1500人作了传达。接着在县城召开千人以上干部大会，县革委会主任刘传在会上作了传达。县革委会成立了宣传修改小组，成员12人，由刘传任组长，郑友生任副组长。

7月23日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成立中共宝安县委，设正式委员32名，候补委员4名，常委10名，刘长生任书记。

7月26日 经惠阳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将"原惠阳专区工交战线革委会"分别组成"惠阳专区工业战线革命委员会"和"惠阳专区交通战线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至29日 惠东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落实中央53号文件，传达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据统计，全县出动556个宣传队，6551名宣传员到各地进行宣传。从工农兵知识青年中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开始实行，全县共推荐30多名工农兵知青上大学。

8月28日至9月4日 博罗县革委会生产安置办公室召开移民工作现场会。从1958年以来博罗县共安置水库移民20740人，其中1968年至1970年5月，安置县内重迁移民1021人，县外移民迁入1445人。分布在全县17个公社。1个林场，166个生产队。

8月31日至9月6日 中共龙川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龙川县委。不久，全县各公社党委全部恢复。

9月10日至14日 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在博罗县召开圩镇改造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圩镇各级革委会负责人380多人，会议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有关文件，听取博罗县响水、石湾及东莞县和大朗等三个单位改造圩镇的经验介绍，并到响水和石湾两镇现场参观，会议明确了圩镇改造的方向。

9月13日至18日 中共惠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山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0人，代表全县11400多名党员。大会主要任务：1、学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精神；2、讨论和审议惠东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工作报告；3、选举产生中共惠东县第一届委员会，刘传任书记，肖耀堂、赵熙良任副书记。

△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成立中共龙川县委，设正式委员35名，候补委员5名，常委11名，翟成明任书记。

9月23日至29日 中国共产党增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39人。贾玉歧代表增城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1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增城县第三届委员会，贾玉歧为书记。大会通过了《中共增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至此，因被"夺权"而从1968年2月一直停止活动的中共增城县委委员会开始恢复活动。

9月 增城县开展反对铺张浪费、整顿农村财务的群众运动。据统计初步揭发出全县铺张浪费总金额1951万元，不合理积压商品物资81万元，有贪污挪用行为的干部1271人，贪污挪用金额共24万多元。

10月 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改称为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魏化杰为主任，范华、党向民、鲍培胜、林英、韩齐明、苑炳云、王凤歧、梁锦堂、曹家丰为副主任，下辖惠州、惠阳、惠东、东莞、宝安、博罗、河源、龙川、紫金、连平、和平、增城、龙门等13个县（市）。革委会设立了党的核心小组，魏化杰任组长。

10月20日 广东省革委会任命赵长青为连平县革委会主任。

10月21日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成立中共惠州市委，设正式委员29名，候补委员4名，常委9名，吴宪德任书记；同意成立中共惠东县委，设正式委员31名，候补委员4名，常委9名，刘传任书记；同意成立中共增城县委，设正式委员31名，候补委员5名，常委11名，贾玉岐任书记。

10月至1971年8月 根据中央和广东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全区5178个党支部分三批进行整党建党工作。

10月中旬至1971年9月上旬 根据毛主席整党建党的指示和广东省整党建党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宝安县347个基层党支部，分三批铺开整党建党，历时11个月。整党中开除党籍26人，劝退18人，取消预备资格43人，另吸收新党员739人。

10月 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从10月份开始，惠阳地区5178个党支部，分三批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第一批铺开的1396个党支部，到12月下旬基本结束；第二批铺开的2604个党支部，到1971年1月中旬开始至4月下旬基本结束；第三批铺开的1178个党支部，从1971年4月下旬到1971年8月中旬全部结束。

11月 中共龙川县委、龙川县革委会响应广东省革委作出的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号召，作出《关于在两年内把我县建设成"大寨县"的决定》，并制定"学大寨，赶昔阳"的十条规定。

11月1日 惠阳县在惠州召开惠阳县第二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光辉指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学习龙志化、金训华的英雄事迹，交流经验，表彰先进。

11月9日至4日 宝安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共250人参加。任务是学习贯彻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农业学大寨》和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11月10日 惠阳县召开全县生产队以上干部，有3000多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提出了争取在一两年内把惠阳建设成大寨式的县。并由全体代表讨论办大寨的计划，制订措施。

11月21日至27日 中国共产党河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河源县城召开。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河源县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出席这次县党代会的代表共有683人，分别来自全县工矿企业工人、人民公社贫下中农、驻河源县"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县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各条战线的妇女党员。另有省党代表39人、专区党代表85人作为特邀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河源县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取得的所谓"伟大成绩"，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所谓"大好形势"，提出了今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要求。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委。新县委由33名正式委员及5名候补委员组成。最后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坚定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道路；二、认真搞好斗、批、改，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四、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28日中共河源县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选举刘志祥为书记，谢元庆、杜荣耀为副书记、黄涛、许树、田树贵、廖卓良、吴瑄、钟钦祥和李兆周为常委。

11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连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7人，县委常委10人，县委候补委员4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开展所谓"大总结、大学习、大颂扬、大批判"，提高"三个"觉悟和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12月2日至9日 中共紫金县委、紫金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88人。会议通过了学大寨赶昔阳的规划。为实现这一规划，县常委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人员蹲点，劳动不少于一个月；三分之一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三分之一人员留家管理日常事务工作。县革委会四大组，每组抓一个公社为点。

12月3日至10日 中共龙门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6000多人。会议主要总结全县几年来学大寨赶昔阳经验，树立学大寨的信心。

12月5日至15日 博罗县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党委、县革委委员，各战线革委会主任、各公社党委书记、县农林场、厂矿、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支农解放军、农村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三代会委员共3800多人。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决定》等文件。会议分析博罗县农业学大寨的形势，总结交流经验，会议期间还参观了附城公社莲湖大队备耕生产现场。

12月7日至14日 惠阳地区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再教育单位代表、革命家长代表和各县、市领导干部800多人。大会集中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中央26号文件和广东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下乡知青在农村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以及贫下中农对下乡知青进行再教育的经验。授予5个上山下乡知青小组和18位知青以"先进集体"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称号，授予8个社队和2个贫下中农以"再教育先进单位"和"再教育积极分子"称号。

12月9日 广东省革委会同意成立中共河源县委，设正式委员33名，候补委员5名，常委10名，刘志祥任书记；同意成立中共连平县委，设正式委员26名，候补委员4名，常委9名，赵长青任书记；同意成立中共龙门县委，设正式委员27名，候补委员4名，常委9名，李才德任书记。

12月13日 博罗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一是侦破一批大要案，深挖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现行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至目前止，全县侦破了大要案60宗（占应侦破的68宗大要案的88.2%），其中历年积案17宗。如：苏村事件、铁场中岗"129"、仍图陈中和、泰美岑坑特务案。挖出定为反革命性质集团50个594人，其中反革命集团22个、特务集团1个、偷渡集团19个，其他集团8个。二是打退了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全县查出了犯有贪污、投机倒把的1200人，金额达32万多元。全县已有792人，不但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而且退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赃款13.2万多元，粮食6800担。还清理和整顿农村社队财务工作。初步查出有贪污挪用的大小队干部3219人，贪污金额83000多元。挪用达25万多元。三是开展了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挽救了一笔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县在这次运动初步揭发出浪费总金额达515万多元。目前已挽回37.9万多元。四是加强了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促进了各条战线斗批改的深入发展，解决了一批"老大难"单位。五是进一步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12月25日 宝安县革委会颁发《关于学大寨，赶昔阳的规划》，提出1972要基本达到队队变大寨，全县变昔阳的目标。

12月26日 博罗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作出1970年保卫工作总结。一年来，破获各种政治案件108宗（其中积案20宗）；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7人；审结各种案件284宗；召开审判大会4次，判处罪犯300人，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人，死缓1人，有期徒刑48人，戴帽管制40人，其他各种处理154人；办结民事案件41宗；办理人民来信111件；查破各种刑事案件98宗；建立健全治保组织2302个；监改小组成员9961人；对全县6678个五类分子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评审；对已改造好的158个五类分子给予摘帽；对有破坏活动的983个五类分子进行批斗；对错管的人宣布解除管制，对漏管的人重新关了起来；全年收容了各种外流人员159人，教育遣送700多人次；查证落实了21个事件和100多条线索。此外，还完成了城镇户口的换发工作和遣送了城镇五类分子及其家属88户324人到农村插队落户。

冬 惠阳地区及各县先后三次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开展斗、批、改运动，加强基层建设。第一批，1970年冬至翌年春组织1124人，抓了96个单位；第二批，1971年5、6月份重新调整力量，组织了3461人，抓了256个单位；第三批，1971年10月份组织了3986人，下基层传达中央68号文件。

是年 惠阳地区共兴建水电站1516宗，装机容量23423千瓦，是解放至1969年底止建成水轮泵总和的88%。其中是解放到1969年底止，建成水电站装机总和的2.9倍，其中建成发电的397宗，装机容量7022千瓦，完成水利工程建筑物等设置1719宗，装机容量16500千瓦，建成水轮泵2017台，增加灌溉面积近10万亩。


1971年


1月14日至22日 中共惠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惠州召开。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党的"九大"为光辉榜样，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为指针，根据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和中共广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深入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落实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惠阳地区委员会，地委委员50名，候补委员10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讲话，魏化杰在会议上作重要报告，黄彬、党向民等在会上发言。魏化杰任书记，黄彬、党向民任副书记。

1月 东莞县在雁田召开反敌特"策反"斗争现场会，全县开展以揭发控诉美蒋特务罪行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

2月3日 中共广东省委同意曹家丰为中共惠州市委书记。

3月16日至21日 惠阳地区淡水养鱼生产会议在东莞县召开。参加这次会议有12个县（市）农林水、重点公社、大队、鱼苗场及惠阳地区糖专公司共54名代表。会议通过参观学习，交流经验，明确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粮、猪、鱼三者关系；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把越南鱼提高到"战备鱼"地位；学哲学、用哲学、开展稻田养鱼；立足战备，积极开展水库养鱼。

3月 东莞县组织宣传队进驻各单位，开展"五查"（查阶级、来历、社会关系、政治面目、经济变化）、 "三忆"、"三摆"和"三批"等运动。共有2255人被揪斗，180人被判刑。

3月26日至30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在东莞县石龙镇召开圩镇斗批改现场经验交流会，全区各县、公社革委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310多人参加了交流会。

4月3日至20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关于批陈（陈伯达）整风的报告，与会人员着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深刻讨论了批陈的伟大意义。地委副书记黄彬作"批陈"阶段小结。

4月18日至19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各县（市）01号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会议分析前段时间学习中央12号文件的形势，交流经验，研究组织群众深入学习的部署。会议认为，前段时间中央12号文件，各级领导思想重视，行动快，抓得紧。会议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一是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提高学习中央12号文件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二是认真培训好骨干；三是组织群众深入学习，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指了几个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做好青年的思想发动工作；二是矛头始终要指向林陈反党集团；三要组织群众阅读文件；四要严密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加强保卫工作，健全保密制度。

4月23日至28日 紫金县召开第三次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到会1400多名代表。会议以紧跟形势、认真读书，深入开展以路线教育为中心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

4月至5月 惠阳地区举办县以上党员干部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批示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同志1160人。第一批从4月3日至20日，用18天时间召开地区党委扩大会议，到会658人；第二批从5月6日至20日，用15天时间举办学习班，参加学习502人。

5月6日至20日 中共惠阳地委举办"批陈整风"学习班，全区共有502人参加了学习班，地委副书记黄彬作学习班总结。

5月16日至21日 惠阳地区水利工程管理、防汛工作会议在博罗县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22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范华在会上讲话。会议认真研究 "狠抓管理、以防为主、防重于抢"的方针，交流经验，揭露矛盾，制定措施，明确方向，提高有害无患的自觉性，认真管好水库、提围是发挥工程效益的保证，是防汛工作的重要环节。

5月 惠阳地区复员退伍军人、荣誉军人、烈属、军属代表大会召开。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党向民致开幕词，王凤岐作工作报告。会上颁布《关于授予教育安置复员退伍军人、优抚工作先进单位和复员退伍军人、荣誉军人、烈属、军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称号的决定》，发布《惠阳地区复员退伍军人、荣誉军人、烈属、军属代表大会倡议书》。

△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批陈整风的动员和开好"批陈整风"会议的意见》。

5月底6月初 惠阳地区全区"批陈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全区各县委分别于5、6月份召开县（市）委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华北会议精神和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中央关于揭发批判陈伯达反党的材料和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精神。批判陈伯达在庐山会议挑出的"称天才"语录的罪恶目的，把运动扩大到全区各基层。

6月18日 第8号强台风在宝安县西部珠江口登陆，台风来得快、风力大、持续时间长、海潮大、涨得快。全区倒塌房屋、茅寮、羊栏、猪舍等377间，伤亡11人，死伤牲畜14头，漫顶海提118宗，缺口200处，冲毁堤围3条，淹没稻田4万亩，早稻受灾面积123万亩，其他高桿作物，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为了做好防汛工作，全区大小水利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危险工作进行抢修、抢建。至6月止，全区已抢修有问题或有危险的大小水利工程516宗。同时从惠阳地区到各县（市）建立和健全了防汛指挥机构，加强了领导，分片包干，举行防汛抢险大演习，找出存在问题及时给予纠正。

7月22日 第14号台风在惠东县港口公社到惠阳县澳头公社之间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惠东、惠阳、惠州、宝安、博罗、东莞、增城等县不同程度受到损失。这次台风风力在8至10级，阵风11级，风力大、时间长、海潮高、雨量大，全区伤亡33人（死伤1人），倒塌、损坏房屋、猪舍等344间，冲崩海提缺口264处，5760米长，刮掉海船3条，损坏53条，受灾稻禾面积7800亩，损失稻谷6200担，受灾甘蔗面积307000亩，冲毁秧田1300亩，电讯线路损坏478处。中共惠阳地委领导党向民、林英、王志等亲临东莞、宝安、惠东指挥抗洪救灾工作。

7月26日 第15号台风在福建厦门沿海登陆。惠阳地区受外围影响，加上雷阵雨，全区普降大暴雨，有些地方风力达12级以上，惠阳、惠州、惠东、博罗、龙门、河源、龙川、紫金、连平等县，普降100至155毫米。紫金县发生山洪暴发，据统计，死亡6人，其中被雷击死亡2人，房屋倒塌压死4人，受伤59人，塌坏房屋、校舍1702间，毁坏水工建筑物1座，冲坏桥梁6座，冲散木材3649平方米，破坏输电线路91处，断杆倒杆239条，沉没机帆船1艘，湿谷9400担，受灾甘蔗面积4070亩，压死耕牛5头。

7月 惠州市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动员教育。市组成领导小组，下设"二十号"办公室，为其办事机构。各战线先后成立领导小组，各单位指定一名领导负责。动员阶段分三批进行：即市机关为第一批；干校学员、中小学教师及高中毕业生为第二批；第三批开展运动的有桥东、桥西公社，工交、财贸、城建、卫生战线共78个单位。运动以来，惠州市共配备专案人员40人，培训了骨干281人，各公社、战线还培训了763人。

8月17日 第18号台风在珠江口至宝安县之间登陆，中心风力12级以上，正面袭击宝安、东莞、增城等县。这次台风突然转向，风力较大、时间较长、雨水较多、损失较重，8级大风在全区旋转8小时之久，随风而来出现暴雨。全区受灾死亡17人，受伤190人，崩塌住房5032间，其他房屋6286间，损坏房屋56100间，仓库倒塌312间，提围缺口276处，冲坏提围43条，水稻受浸43万亩，受灾甘蔗面积21万亩，木薯损失面积14万亩，耕牛、生猪等牲畜死亡576头，打沉船只4艘，打坏船只94艘，县、社、队的输电、通讯线路90%中断。19日，惠阳地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做好生产自救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区全力以赴投入抗击18号台风的战斗和救灾恢复工作。

8月 连平县委在连平师范学校召开22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批陈整风"精神，批判陈伯达。

9月15日 为进一步全面贯彻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根据全国、全省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惠阳地区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黄正吾任主任，体委内设办公室，列入地区革委会编制序列。

9月18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生产组发出《今年新建三个糖厂"以老带新"问题的通知》，决定新建宝安、惠阳、龙门3个处理甘蔗200吨的小糖厂，分别由东莞糖厂、惠阳马鞍糖厂、增城糖厂、惠州市甘化厂（后两个带龙门糖厂）带动新建糖厂的发展。

9月26日 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会同广州民航局、省轻化公司、省气象服务站、省电力工业公司等有关单位，在新丰江水库地区进行人工降雨试验，加速了天然降雨量，使水库水位上升1.74米，增加容量6.07亿立方米。

9月 改建西枝江桥为钢筋混凝土桥，预计1973年通车。

10月上旬 中共龙门县委分批向党员、干部、群众传达中共中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文件，控诉和批判林彪叛党盼国罪行，开展批林整风。

11月8日至10日 惠阳地区召开工业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一年来的工业生产情况，研究1972年工业计划和第一季度的工作安排。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范华在会上讲话。会后，参加会议的各县（市）代表向各县委、革委会作了汇报，对各县的工作作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召开了各种形式的会议，表扬先进，部署工业生产计划。

11月 《东江报》改称《惠阳报》，何文任社长兼总编辑。

11月中旬 中共惠东县委先后向党员、干部、群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9?13"叛国事件的文件。随后，全县进行"批林整风"。

12月9日至17日 龙川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围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总结经验，研究落实措施，推动"农业学大寨"深入发展。

是年 惠阳地区1971年地方工业产值完成了3.348亿元，比1970年增长10.71%，其中煤炭增长79.53%，矿冶增长96.72%，机电农机增长24.76%，轻化增长11.88%，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有了新发展。11种主要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产品有9种超额完成计划。10种比70年增长，群众性的科学试验和技术革新蓬勃发展，大部分企业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

△ 惠阳地区总人数5，427，922人，农业人口4，779，668人，年末耕地面积680.96万亩，粮食种植面积为1，152.9万亩，总产量429，563万斤，水产品产量66，581吨，工业总产值5.83亿元。基本建设完成投资总额7517万元，建筑总面积327，306平方米，职工人数189，622人。


1972年


1月11至18日 博罗县召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有公社、战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大队、厂矿、农林场的支部书记，以及公社、战线先进单位代表642人参加。

1月20日至27日 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在惠州市召开地区教师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代表和教师、学生积极分子、驻校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代表，县、地、市负责人，共802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韩齐明作工作报告。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地区革委会作出关于授予教育革命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优秀工宣队员称号的决定。授予紫金县革委会等28个单位为教育革命先进单位的称号，授予惠东县增光公社南洋寨畲族小学民办教师蔡汉纯等11位同志为优秀教师、优秀工宣队员称号。

△ 经广东省批准，免去范华中共惠阳地委常委职务。

△　恢复中共惠阳地委政法委员会，李全善任主任。

△ 恢复共青团惠阳地委，李桂英任书记。

2月1日至11日 中共宝安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会后组织374名干部深入各公社开展"批林"运动。

2月8日至14日 中共惠阳县委在惠州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大会。到会1491人，会议主要是表彰先进，号召全县人民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2月 中共河源县委在全县范围内，继续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分期分批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先后下发的关于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炮制的《571工程纪要》的通知、《毛主席巡视南方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要点》、《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以及一系列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及革命政变斗争的材料》等10个文件，随之掀起了揭批林彪叛党叛国罪行的群众运动。

3月5至18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委员、各县（市）、社（镇）革委会主任、地区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邀请代表共473人，会议传达学习省革委会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分析1971年全区革命、生产形势，同时研究1972年深入开展路线教育，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政策，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工农生产等各项任务和措施。

4月18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各县（市）01号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会议分析前段学习中央12号文件的形势，指出4、5月份各县（市）党委普遍进行整风。强调在整风期间，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要抓住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举办各种学习班，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随后，各县（市）普遍开展了批判《"571工程"纪要》活动。中共惠州市委对《"571工程"纪要》进行逐条批判，举办各类学习班，抓住林彪反革命罪行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逐步把批林整风不断引向深入。

4月24日至8月13日 中共惠东县委分期举办骨干学习班，向党员、干部、群众传达中央24、25号文件，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5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常胜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

5月4日 惠阳地区直属机关举行了有1400多名青年干部、青年职工参加的纪念"五四"青年报告会，地区革委会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地革委副主任韩齐明同志作报告，提出今后的任务。

5月6日至17日 惠阳地革委召开全区工矿企业管理会议。会议认为，要把企业管理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年内逐步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加速惠阳地区工业生产建设的步伐。

5月24日至31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召开全区体育工作座谈会。各县（市）革委会主管体育工作和体委的负责人以及工矿、农村、机关、学校的代表，地委、地革委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省体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分析惠阳地区当前体育工作形势，制定惠阳地区体育事业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制定体育工作任务。

5月25日至6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惠阳军分区在惠东县白花公社召开全区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武装部领导、部分公社武装干部和大队民兵营长，白花公社等十几个单位对贯彻执行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情况和经验，认真总结交流。到会人员还参观了石陂大队民兵射击、投弹、刺杀和伏击战等军事项目的演习。

6月6日 中共惠阳地委同意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惠州市第四届委员会，设正式委员35名，常委11名，由曾玲任书记。

6月8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为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20周年，专门举行报告会。有厂矿、企业、学校的体育工作者和机关干部、学生代表1200多人参加，地区革委会、惠阳军分区领导出席报告会。地区体委组织了体育表演、篮球比赛和座谈会。

6月10日 惠阳地区农林水战线制订出《1973-1975年度水利水电建设规划》、《渔业生产〈四五〉计划》（修正案）。

6月19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惠阳军分区、惠州市革委会、惠州市人民武装部为纪念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指示10周年举行纪念大会，地革委、惠阳军分区负责人讲话。

6月24日 惠阳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全区有93%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还有一批公社实行社办合作医疗，做到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的医疗卫生网已经建立起来。

6月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免去范华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7月1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表扬一批先进基层党委、支部和党员的决定》，对东莞粉厂党委等24个党委、地区幼儿园党支部等49个党支部和田华贵等102名党员给予通报表扬。

7月2日至10日 全国南方水田机械化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东莞召开。与会人员到厚街公社观看插秧、收割、整地等各种机械操作现场表演，并到温塘、道滘、东莞农机厂、东莞电机厂、莞城农械厂和县工农业成就展览馆参观。这期间，全国有27个省、市和地区共143个单位，4000多人到东莞参观。

7月11日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同意杨道泗任中共惠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李庆芬任增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免去赵光亮中共惠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免去贾玉岐中共增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

7月16日 惠阳地区、惠州市、惠阳县机关干部和工人、红卫兵、红小兵、驻军指战员共4600多人，举行集会和横渡、畅游东江活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6周年。三级有关方面负责人及驻军首长出席了庆祝大会。

7月26日 惠州市革委会举行隆重热烈欢送会，欢送300名应届毕业生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到市郊农场、林场工作。

7月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李全善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罗范群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8月18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和地委副书记党向民到地区五七农场（杨村柑桔场）主持召开农场发展柑桔生产座谈会。

8月19日至9月2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省委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批林整风，参加会议的有各大组、办公室、战线、局、公司领导和18级以上党员干部共272人。会议反复贯彻中央、省委指示精神，自始至终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坚持以批林为重点，进一步看清林彪反革命面目。

8月 21日 惠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内设刑事庭、民事庭、办公室。王铎兼任法院院长。

8月25日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李庆芬任中共增城县委书记兼增城县革委会主任。

8月至9月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各县（市）党委在8月中旬先后召开了扩大会议，地区机关同时召开党员干部会，认真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到会共3277人。会议重点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9月2日 姜中舟任惠阳地区卫生战线革委会主任。

9月5日 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惠阳县委举行整顿服务工作动员大会。地委、市委、县委领导同志和各机关、战线代表4000多人参加大会，地委副书记党向民等领导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要求把整顿服务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9月24日至28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业生产座谈会。到会的有各县（市）革委会和地区有关部门领导。会议分析了惠阳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情况，指出惠阳地区要以批林整风为纲，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路线教育，加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在搞好晚造生产的同时，及早抓好今冬明春农业生产建设，争取明年的新跃进。

9月24日至29日 惠阳地区财贸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范炳云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总结财贸工作成绩，结合财贸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出完成和超额完成财贸各项任务的措施，深入开展路线教育，落实政策、清理派购，开展"小秋收"活动，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大力挖掘潜力，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严肃财经纪律，堵塞浪费漏洞，继续整顿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做好市场供应工作。

9月27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到宝安检查工作。次日视察九龙海关。

9月30日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辛大光为中共龙门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9月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常胜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 中共东莞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精神，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小组，下设"20号办公室"。县五七干校、各战线、部分省属单位，莞城、石龙、太平三大镇也相继成立领导小组与专案组，在全县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

9月下旬至11月 中共惠东县委组织县公社、大队领导干部310多人，分两批到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10月17日至20日 龙门县革委会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会议。参加会议235人。会议主要内容：总结工作，认清形势，开展试用，交流经验，评比先进，树立榜样。大会表彰了4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和9个先进单位。

10月23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召开整顿医疗卫生动员大会。大会号召全区医疗卫生部门的干部、职工提高路线觉悟、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工作。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县委、惠州市委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及干部职工、医务人员1000多人参加会议。

10月27日 惠阳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惠州召开。参加会议代表94人，会议传达广东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分析惠阳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制订惠阳地区1973年至1975年的人口规划，讨论实现规划的措施。

10月 惠阳地区革委组织部分地区领导和地直机关、各县的负责人共82人，到大寨、昔阳等16个先进典型学习参观。

10月至11月 惠州市建委编写了《惠州城市建设三年（1972-1975）规划说明》、《惠州市1973年城市建设规划》。此规划是针对市内道路不平，交通拥挤，危桥待修，下水道不通，电力不足，吃水困难，住房紧张，洪水灾害等问题制订的。

△ 中共增城县委组织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670人分二批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参观学习返回增城后，中共增城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如何改变领导作风，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和部署。11月16日，中共增城县委决定，从县属机关抽调108名干部作为办好学大寨点的骨干队伍，由7名县委常委带领，分别到高滩、黄塘、三联、麻车、群星、红石、桥头等7个大队，办学大寨的点。各公社也相应抓34个学大寨的点。

11月9日 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党向民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魏化杰同志中共惠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11月15日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肖耀堂为中共惠东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11月 经广东省革委批准，杨德元任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2月22日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张焕熙为中共惠州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2月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李富林、王一民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革委副主任。

△　中共惠阳地委先后组织各县（市）党委和机关负责同志、公社书记和部分大队支书共2850人，前往大寨、昔阳参观学习。

△　紫金县落实干部政策，全县解放"文化大革命"前期"靠边站"的干部768人，其中副社长以上干部209人。

冬 龙川县铁场公社红旗生产队改造阿婆麻坑低产田，获得大幅度增产。这一经验得到广东省革委会、惠阳地区革委会的充分肯定并推广，定为"阿婆麻坑式"改造山坑低产田经验。这一经验曾分别在国家《农田基本建设》简报和《南方日报》上刊载，受到中共中央及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好评。随后，惠阳地区农村掀起学习"阿婆麻坑式"改造低产田的热潮。

是年 惠阳地区总人数5，542，932人，耕地面积6，805，703亩，粮食种植面积1147.2万亩，总产421，120万斤，水产品质量1，336，446担，工业总产值5.99亿元，基本建设完成投资总额9408.94万元，建设总面积249，079平方米，职工人数196，870 人。


1973年


1月18日 连平县在县城召开第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知识青年代表98人，农村社队干部代表26人。

1月25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调整县一级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通知》，着手准备县级机构的调整工作。

1月29日 中共龙川县委成立落实案件领导小组，对"文革"初期和"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假错案开始给予平反纠正。

1月30日 惠阳地区、惠阳县、惠州市革委会联合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解放军驻惠各部队和地、县、市的干部、群众代表3000多人欢聚一堂，观看了部队文艺宣传队和地方文艺团体演出的文艺节目。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负责人、驻军首长在联欢会上讲话。

1月 惠阳地区及各县、市组成11个慰问团，对解放军驻惠指战员和住院伤病员进行慰问，慰问团由地区革委会和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工农业战线先进集体代表、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代表以及干部、学生代表等组成。参加慰问团的文艺团体，深入到边防前哨、海岛热情地为解放军演出节目。

△ 龙门县全县12个公社、3个林场及91%的大队都通了汽车，改变了过去交通闭塞的状况，促进了山区建设。

2月19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加强惠州地区基本基建施工管理的通知》，杜绝外地建筑队伍盲目流进惠州市。

2月25日至28日 惠阳地区举行文艺汇演大会。参加大会的地、县、市文艺团队及观摩代表共800多人。这次大会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总结交流了深入开展文艺战线斗、批、改的经验，汇报演出161个文艺节目，其中有141个是自己创作的。

2月 恢复惠阳地区直属机关党委，罗志国任书记。

△ 根据广东省委指示精神，中共河源县委撤销县革委会四大组织，恢复改设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县革委会办公室、县委政法委员会、县革委会工交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财贸办公室、科教办公室和计划委员会。不久，又恢复设立县直党委、县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文化局、科技局、劳动局、外贸局等8个局级单位。至此，除工农妇工作暂保留由县革委会群工办负责管理外，全县科局级单位对比"文革"前的45个，减少至38个，精简了7个。

△　惠阳地区革委会在东莞县召开历时7天的全区土专家、基点队长会议，出席代表500多人。会议认真总结和交流了几年来农业科学实验的经验、进一步开展农业科学实验群众运动，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决心以农业"八字宪法"为中心内容开展群众运动，促进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全区已建立起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农业科研小组17600多个，共有12.5万人，涌现出一批"土专家"。

△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和平、宝安、增城、东莞、紫金、连平、惠东县革委会的政工组、保卫组、办事组，分别设立各县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各县革委会工交办、农林水办、财贸办、科教办和计委。

3月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博罗县、龙门县、河源县、惠阳县、龙川县革委的政工组、保卫组、办事组，分别设立各县县委、县革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革委会工交办、农林水办、财贸办、科教办和计委等机构。

3月13日至24日 惠阳地区革委第11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地委、革委会全体委员，各县、社负责人等429人。会议听取和讨论通过了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黄彬作的《一九七二年基本情况和七三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学习讨论地委《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决定》，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经验。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党向民作会议总结报告。

3月26日 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中共惠阳地委决定地委、革委会机构为两委（计委、政法委员会）、三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四个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科教办公室）。设地委、革委会办公室。

3月29日至4月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惠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惠州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871人。中共惠阳地委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主任党向民和其他领导人出席大会。地委副书记杨德元致开幕词，地委常委韩齐明代表中共惠阳地委在大会上作《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共青团，把青年一代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报告。大会选举出由11名常委、64名委员组成的共青团第一届委员会，李桂英为书记，大会通过了《坚决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决议。

3月31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在批林基础上搞好整风的几个问题》，要求正确贯彻"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的方针，明确了整风内容和整风方法。

4月2日至9日 惠阳地区普降大雨，部分地区下了冰雹，东江干流和西枝江、增江同时出现第一次洪峰，龙川、河源、惠州、增城等地的东江水位一度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中共惠阳地委先后3次发出防洪抢险、生产救灾的指示，各县市每天出动20多万人抗洪抢险、排涝补苗。

4月6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学习《人民日报》刊登的《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重要文章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公社、农场、厂矿党委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对加快全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有很大促进作用。

4月 恢复中共惠阳地委党校。郑森初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5月4日至8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在连平忠信公社召开农业生产会议，要求各地切实加强领导，大鼓干劲、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夺取丰收。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党向民，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常胜出席和主持这次会议。

5月8日 龙川县义都公社罗田水库发生垮坝事件。事件造成死亡55人，受伤11人，冲坏稻田2420多亩，冲塌房屋362间，冲走粮仓、耕牛。农具及其它物资一批，价值10万余元。事件发生后，惠阳地区革委会于13日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切实做好水库管理和防汛工作。要求各地开展一次水利设施大检查，搞好防汛工作，保证安全渡过汛期。具体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思想认识；二是抓情况；三是抓行动；四是抓领导；五是提高警惕，严防破坏。

5月13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立即进行一次水利大检查，搞好防洪防汛，保证安全渡过汛期。要求切实做好五件事：一是抓认识；二是抓情况；三是抓行动；四是抓领导；五是提高警惕、严防破坏。

5月25日 共青团惠阳地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向赖应明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要求：学习东莞县樟木头公社樟洋大队少年赖应明，为抢救生产队耕牛，保护列车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先进事迹。要求各级团组织结合学雷锋活动，广泛地开展学习赖应明学习的活动。

5月29日 为加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惠阳地区革委会决定成立惠阳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林英任组长。

5月 中共惠阳地委领导成员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基层，要求地委常委每人分工联系本地区的一个县。至5月底，地、县领导机关有3000多名干部在基层蹲点。

△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林英、王波、陈飞的中共惠阳地委常委职务，免去林英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6月 惠阳地区地、县级机关，抽调3600多名干部，在各级党委领导成员带领下，奔赴农业第一线，同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一起，抓革命、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6月6日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张绅任中共惠阳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地区革委会的政工、生产、保卫、办事等组和工业、交通、农林水、财贸、卫生战线革委员会，撤销办事组民政、行政、档案保密办公室。对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机构进行调整，改设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地区计委、地区革委会农林水办公室、工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科教办公室、直属机关党委、地区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基建局、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

6月7日至13日 惠阳地区第二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先进学校、贫下中农、知青家长代表共788人。会议总结了惠阳地区两年来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成绩，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中共惠阳地委书记党向民在会上讲话，到会代表向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发出倡议书。惠阳地区革委会作出《关于授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标兵称号的决定》。授予博罗县圆洲公社塘角生产队知识青年小组等为上山下乡知青先进集体。授予麦永红等29人为上山下乡知青知识分子标兵，龙门县永汉公社等6个单位为对山下乡知青再教育先进集体；授予梁金培为对上山下乡知青再教育积极分子；授予刘慕良等为革命家长称号。

6月19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惠阳军分区发布《关于表扬在贯彻毛主席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中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通报》，对澳头公社飞帆大队民兵营、惠阳县大岚武装部部长吴良驹等87个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

7月1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表扬一批好党委、好支部和好党员的决定》。决定对东莞粉厂党委等26个党委、东莞长安公社上沙大队等74个党支部和田华贵等128名党员给予通报表扬，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虚心向受表扬的党委、支部和党员学习。

7月11日 中共增城县委向中共惠阳地委作出《关于我县常委办点情况的报告》。《报告》称：中共增城县委分别在增江、派潭、石滩等7个公社选择7个大队为农业学大寨的重点队，由县委正、副书记等常委8人带领7支宣传队进驻重点队。半年多来，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面，7个大队狠抓挖沟改土，共搞大小工程417宗，土方27万立方，受益面积10500亩，平整土地2400多亩。19日，中共惠阳地委批转中共增城县委的《报告》，要求全区各县、公社的领导认真学习中共增城县委的经验，把"农业学大寨"的点办好。

8月 根据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惠阳地委的指示精神，中共增城县委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中被开除、清除出党出队等案件进行复查。至1974年底，复查案件841宗，占应复查案件的99.5%，其中干部案件231宗全部复查完毕，职工案件327宗已复查326宗，社会案件287宗已复查284宗。

△ 东莞县开展第一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主要解决农村方向道路问题。次年6月结束。

8月30日 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机关干部开展学习党的"十大"新闻公报活动。拥护"十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决议，搞好学习，继续批林整风，坚决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9月5日，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各县（市）委书记会议，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听取"十大"代表关于"十大"精神的传达报告。9月，中共惠阳地委发出《中共惠阳地委关于认真学习"十大"文件，深入批林整风，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意见》，对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9月18日 广东省革委会批准东莞县附城公社周屋大队和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为对外开放单位。

9月 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总结干部下乡蹲点经验，进一步精简机关事务，改进领导作风。采取"三三制"的办法，继续抽调干部下乡，全区、地、县（市）社的8000多名干部，由各级党委成员带队，开赴农村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作。

9月21日 宝安县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支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的"十大"文件，继续深入批林整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10月16日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广东省革委会关于调整邮电体制的指示，惠阳地区电信部门由军队划归地方领导。电信部门与惠阳地区邮政局合并，恢复惠阳地区邮电局，由广东省邮电局和惠阳地区革委会双重领导。邱松学任惠阳地区邮电局局长。

△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到龙川视察工作。

10月17日 据统计，惠阳地区发动17万人大搞秋前水利建设，已动工的工程达274宗，累计完成土方187万方，石方17万方。

11月14日至22日 惠阳地区财贸系统出席广东省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暨财贸工作会议召开。出席代表800多人。贾华在会上作报告，杨德元作总结发言。会议交流了经验，总结几年来财贸战线的工作，会议就财贸基层单位开展路线教育，明确任务，做好支农工作，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如何贯彻和今后工作问题作了部署。

11月17日 惠阳县农机修造厂试制成新型联合收割机。

11月22日至12月2日 紫金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到会1200多人。会议以"批林整风"为纲，以党的"十大"文件为武器，从总结经验入手，进行正面教育，重点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方向、道路、干劲和作风问题。

11月24日至12月6日 博罗县召开县、社、队1670多人的三级干部会议，其中有公社干部956人，大队干部480人，贫下中农代表235人。会议主要是进行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

11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韩齐明、李富林、梁锦棠、方苞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肖耀堂、王志、姚文绪为地委常委；方苞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王一民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2月 惠阳地区掀起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热潮，出动劳动力有132600多人，完成土方280万方，整治排灌系统27.7万亩。

是年　惠阳地区总人口达5，677，669人，年末耕地面积675.82万亩，粮食总产量69.16亿斤，农业总产值9.634亿元，工业总产值6.76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包农贸）7.71亿元，财政收入合计1.803亿元，基建投资总额9168.69万元，房屋建筑总面积287，509平方米，职工总人数达202，777人，各类学校3454间，在校学生299，379人，卫生事业机构562间，床位10032张。

△ 1962年至1973年惠阳地区全区共动员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73482人。除参军、升学、招工等原因变动外，现在队知青42415人，其中本地区动员安置26961人，接收广州、汕头、佛山等地安置40525人。

△ 为教育干部群众正确贯彻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从1973年底惠阳地区就开始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先后抽调了地、县、社干部共4000多人次分布到全县各公社的90%以上的大队，历时5年。主要进行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整党整风和农业学大寨、"一批三打"和"四清理"等。由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这场基本路线教育政治运动，仍然没有解决好"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而是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4年


1月 惠阳地区、惠阳县、惠州市举行军政座谈会，地、县、市党政负责人和驻军负责人杨针、魏化杰、黄彬、王凤岐、党向民、杨德元、韩齐明、李富林、曹家丰、李全善、常胜等出席座谈会。地委书记党向民、驻军首长杨针在会上讲话。

△ 共青团惠阳地区委员会在连平县忠信公社召开了全区青年突击队经验交流会，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并向全区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员和革命青年发出《倡议书》。与会者参观了连平县忠信公社先进青年突击队的活动现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韩齐明到会讲话。

1月4日 广东省春节慰问团惠阳地区的13个分团，先后分赴驻惠阳地区各部队进行慰问。慰问团通过召开慰问大会、座谈会、访问、文艺演出等活动，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

1月5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连平县全面掀起积肥高潮，用典型带动全面的经验，切实抓紧春耕这个时机，完成和超额完成农田基本建设任务。

1月16日至23日 惠东县在平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共836人。会议以批林整风为纲，分析惠东县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农业学大寨的形势，讨论和研究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和夺取晚造丰收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等问题。

2月2日 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地区革委会召开地直机关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地委副书记黄彬主持，副书记韩齐明作动员报告，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迅速掀起批林批孔高潮。

2月5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地、市、县机关和惠州各战线、各单位深入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党向民做动员报告。地委、革委会。军分区，中共惠阳县委、县革委会，中共惠州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及机关干部、师生、工人、贫下中农等2万多人参加大会。

2月7日 东莞城区召开有4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传达动员大会。自此，在全县范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月13日 成立惠阳地区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李全善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设在地区财贸办公室。

2月20日 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惠阳地区文工团，把杂技队改为地区杂技团，汉剧队改为地区汉剧团，歌舞队改为地区文艺宣传队，两团一队为国营文艺事业单位，由地区文化局领导。

2月23日 中共惠阳地委在石坝公社召开有博罗县委负责人和地区驻石坝、麻陂工作队部分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党向民、李富林参加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省委关于当前批林批孔的指示精神，集中研究把农村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等问题。

3月　惠州市规划办公室编制了《城市建设规划（区域部分，道路控制部分）试行草案》，提出把惠州城区分为桥西、桥东、下角、水北四个行政区。其中下角和东北仍然规划发展为新兴工业区，新建下角工业大道（今下角中路）、牛皮路（今水东南路）等。

3月8日 惠阳地区妇女4000多人举行隆重集会，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惠阳县委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地委副书记韩齐明讲话。

3月4日至12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党向民、杨德元、李富林在会上讲话，王志代表地委作《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进一步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为每亩增产200斤而奋斗》的报告。

4月8日至10日 惠阳地区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召开各县、市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财贸办公室主任贾华主持会议，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李全善到会作指示，针对本地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提出打击措施，堵塞漏洞。到4月底止，全区查破案件568宗，宣判投机倒把案犯10名，批斗281名，罚没金额达66873元，有力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

4月 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和惠阳县委在惠州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中共惠阳县委、县革委会，中共惠州市委、市革会委负责人参加会议。地委副书记杨德元主持会议，黄彬在会上讲话，工农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深揭狠批林彪及其死党妄图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的罪行。

5月9日 惠阳地区、惠阳、惠州、惠东机关在惠州联合召开揭批林彪及其死党罪行大会。大会分八个会场同时举行，有80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地委副书记李富林主持会议，地委书记党向民在会上讲话。

5月17日 东莞县召开万人大会，揭批林彪及其死党妄图在广东另立中央，搞封建割据的罪恶阴谋。

5月 惠州地区和东莞县莞城镇分别举办了首届幼儿运动会。参加惠州地区幼儿运动会的有地区、惠阳县、惠州市机关、街道和驻军等10个单位幼儿园的幼儿；参加莞城镇幼儿运动会的有直属机关、企业、街道等14个单位幼儿园的幼儿。在这两个运动会上分别举行了小三轮车、二十米赛跑、六十米赛跑、拔河、迎面接力、二十米扶板游泳以及团体操等7个项目比赛。

6月12日 惠阳地区举重集训队与广东省举重队在东莞县石龙镇联合举行的举重测验、表演赛中惠阳地区举重运动员叶淦波、叶联发分别以抓举85公斤，挺举105公斤，两次打破全国记录。

6月23日 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在惠州举行农业学大寨经验报告会。屯昌县委书记李清文应邀到会介绍先进经验，作题为《一批二干三带头》的报告，生动介绍了屯昌的先进经验；地委副书记李富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号召全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把屯昌学大寨的经验贯彻到实践中去，在全区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

6月 龙门、增城、连平等县遭受了严重的洪水灾害。其中，龙门县发生了2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害，中共广东省委、广州部队党委及时派出有关部门的领导到灾区了解灾情和指导救灾工作。广州部队派出10架飞机给灾区人民投放了一大批干粮、救生器材、药材和慰问信，驻军某部和惠阳军分区派出一批救灾队和医疗队赶到灾区支援救灾和为群众治病；中共惠阳地委主要领导亲临灾区观察，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和发出通报，要求做好防洪防汛工作，同时派出100多人组成的救灾队和慰问团到灾区开展救灾和慰问，粮食、财贸、卫生、交通、邮电部门出人出力出钱，支援灾区人民。

7月26日至8月1日 惠阳地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工交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87名代表。会议分析、总结全区工交系统批林批孔运动和工交生产形势，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曹家丰作会议总结，地委副书记杨德元同志到会讲话。

7月30日 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惠阳县委的领导和惠州地区驻军指战员及工人、贫下中农、烈军属、复退军人代表1200多人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会。会上中共惠州市委和6840部队负责人，分别代表地方和部队讲话。

8月1日 中共惠东县委、县革委会、武装部在港口公社举行纪念"港口英雄民兵连"命名10周年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惠东县民兵代表和群众1000多人，广东省军区、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军分区和惠东县委等负责人出席大会。省军区副司令员邬强在会上讲了话，港口英雄民兵连长、小星山战斗一等功臣李灶介绍10年来连队建设的基本经验。会后，代表们瞻仰了小星山战斗烈士纪念碑。

8月17日 中共惠阳地委在惠州市召开工人、贫农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地区、惠州市、惠阳县机关和各战线的工农群众、干部4000多人，地区、惠州市、惠阳县的领导参加大会，地委书记党向民在会上讲话。

8月下旬 中共河源县委组织第二批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共1636人，分赴黄村、叶潭、柳城、上莞、漳溪、曾田、骆湖、黄田、义合、康禾10个公社104个大队及这10个公社圩镇开展运动。

8月 中共博罗县委认真贯彻广东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开展学屯昌活动，推动了晚造生产。全县13万多人投入改造低产田战斗，完成了13万亩低产田的改造任务，每亩达到下土杂肥150担至200担，"三苗"和野生绿肥1000斤以上，全面挖了环山沟、排渠沟和做到田坣三面光，为夺取晚造丰收打下物质基础。

9月6日　惠阳地区计委制订出《惠阳地区十年农业生产规划（讨论稿）》。

9月16日至17日 东莞县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议。会议传达惠阳地区挖沟改土现场会议精神，参观常平公社石马河改水工程、大岭山公社金桔大队挖沟平田工程。中共东莞县委提出"抓大事，促大干，今冬明春每个劳动力完成150个土方，全县挖沟41万亩，深翻平田、入泥入沙改土各42万亩，为夺取明年粮食更大丰收打好基础"的任务。

10月18日至20日　受20号台风影响，惠阳、惠东两县西枝江中、上游普降暴雨50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达700毫米，属多年罕见。西枝江和东江河水急剧上涨，惠阳全县洪水泛滥，16个公社、137个大队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惠东县被洪水淹没90个村庄，15万亩农田。惠阳、惠东两县动员干部、群众和当地驻军官兵数万人投入抗洪抢险，组织群众恢复灾后生产。

10月31日至11月4日 中共东莞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对照大寨、屯昌，找差距，帮助县委总结经验教训，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交流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抓阶级斗争的典型经验。再次讨论修订1974年至1980年农业大寨的规划。

11月6日至14日　中共惠阳地委在增城县新塘公社、东莞县太平镇召开全区宣传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县、市宣传部门负责人、部分公社、大队干部和宣传工作骨干。会议听取了先进单位经验介绍，参观访问了新塘、太平及有关单位。地委书记党向民在会上讲话。

是年 惠阳地区动员安置知青10937人，超额计划两倍多，接收安置广州市和外省地回乡知青3412人，动员到外省地安置的83人。

△　惠阳地区共查破各类投机倒把案件2225宗，其中暴利5000至10000元的13宗，万元以上的5宗；宣判投机倒把案犯14名，拘留35名，批斗651名，暴利总额43万元，有力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 惠阳地区总人口达5787634人，年末耕地面积674、68万亩，粮食总产量45、14亿斤，农业总产值107097万元，工业总产值77342、48万元，工业比73年增长14、4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包农贸）80307万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11049万元，外贸出口商品总值3935、56万美元，财政收入合计16651万元，基建投资总额7062、25万元，房屋建筑总面积40630平方米，职工总人数达205255人，各类学校3534间，在校学生115455人，卫生事业机构596间，床位10646张。


1975年


1月1日 广东省革委会决定将惠阳地区的增城县、龙门县划归广州市管辖。

1月 中共惠阳地委在惠州召开全区推广应用优选法现场会议。会议交流"推优"先进经验，要求全区各地迅速开展一个学习推广应用优选法的群众运动；在全省"推选"小分队帮助下，惠阳地区"推优"先行点惠州市近半个月已取得应用优选法的1200多项成果。与会人员听取惠州市的推优经验，参观了"推优"获得显著成果的惠州市东化厂和惠阳机械厂等6个单位。

△　中共惠阳地委在龙川县召开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各县市先后组织3000多名干部到龙川县参观学习"阿婆麻坑式改造低产田的经验，使全区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全区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人数153万多人，占劳动力86%，完成土石方81093万方，全区农田基本建设形成热潮。

△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李庆芬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 欧阳德任中共东莞县委书记兼东莞县革委会主任。

2月8日 中共博罗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立，撤销原县委干部审查结论领导小组、县委案件复查领导小组、县委整顿财贸队伍案件复查领导小组。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4个办公室，分别具体负责干部审查结论；有关重大案件的复查；工人审查结论和整顿财贸队伍案件的复查；战备疏散、上山下乡倒流、组劳人员、粮食户口、成分等问题的调查处理工作。

3月3日 惠阳地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代表740人。地委、革委会、军分区领导出席开幕式，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姚文绪在大会上作报告，党向民讲话。大会一致通过《惠阳地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倡议书》。

3月20日至31日 中共惠阳地委、地区革委会召开地委第5次、地区革委会第12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委员和地区革委会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县委常委、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部分厂矿和农林场的负责人及地区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共607人。党向民和李富林在会上分别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报告和讲话。

3月 惠阳地区在河源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肖耀堂到会讲话，与会人员参观了河源中学等24个教育革命的先进单位，听取了中共河源县委等8个单位和个人的经验介绍。

4月11日 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联合召开大战冷水坑誓师动员会。冷水坑是有名的洪泛区，是洪水长期冲积形成的小平原，有33000亩土层深厚肥沃的土地可耕用。中共惠阳地委书记党向民、中共惠州市委书记张焕熙在会上讲话。12日，在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领导带领下，3500多名干部职工开始开发冷水坑。

4月下旬 中共惠阳地委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主任党向民到博罗、河源、紫金、惠东、惠阳等县检查工作，听取各县领导的汇报，与各县领导着重研究如何搞好县委整风的问题。

4月20日至5月2日 博罗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厂矿党委书记和全县所有的党支部书记共790人。会议主要内容是整顿县委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为今后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思想基础。

4月 惠州市计委编制出《惠州市市政建设十年（1976-1985年）规划草案》。规划的主要思想是争取在本世纪把惠州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城市，主要内容有：1、人口规模，预计发展到30万；2、市政建设；3、公用事业建设；4、防洪。

5月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姚文绪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

5月4日 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县、惠州市青年在人民大会场联合举行有1200人参加的大会，庆祝"五四"青年节。地县市领导出席了大会，团地委书记李桂英讲话。晚上，惠州市组织了300多人，参加的火炬接力跑，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5月16日至25日 惠阳地区召开财贸支农经验交流大会。到会代表共1600多人，会议总结交流了支农经验，讨论如何开展财贸学大庆、学大寨运动和安排部署今后工作，财办主任贾华作了报告，广东省革委会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林克到会讲话，中共惠阳地委常委、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姚文绪作总结发言。

5月23日 惠州工农兵代表和惠阳地区、惠阳县、惠州市机关干部及各阶层代表1200多人，在人民会场隆重举行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开幕式，纪念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惠阳地区、惠阳县、惠州市领导出席开幕式，惠州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炳秋致开幕词。

6月13日至28日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在惠阳地区展出。

6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苑炳云惠阳地委常委、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 中共广东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王首道、李坚真、张根生、杨德元等先后到龙川县检查工作。

7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常胜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 中共惠阳地委在龙川县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传达省委汇报会议精神，检查贯彻执行关于大搞晚造指示的落实情况，号召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动员起来，大鼓革命干劲，夺取晚造丰收。

△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黄凤章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 据《博罗县第二批农村批林批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工作总结》统计，博罗县第二批农村批林批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从1974年7月开始，到今年基本结束，历时1年。参加这批运动的1100多名工作队员，由6名县委常委带队，分别到泰美、柏塘、平安、响水、仍图等5个公社和白芒林场，进驻55个生产队和5个墟镇。这批运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批孔，始终坚持学理论，抓路线，斗敌批资刹歪风，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持抓班子，抓整党，不断地进行开门整风，认真解决领导班子的方针、路线、干劲、作风问题；坚决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狠抓农田基本建设和土肥建设。

7月14日 中共惠阳地委在惠州召开工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县委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地区和各县计划、工交、基本建设等战线的负责同志和部分直属单位的代表520多人，地委副书记姚文绪，地革委会副主任曹家丰在会上讲话。会议总结分析了惠阳地区近几年来工业发展情况，号召扩大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迅速掀起一个工业大干快干的新高潮，为全面完成今年工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8月27日至29日 惠阳地区工交企业运动汇报会召开，地委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及地区13个重点企业运动工作队队长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中央文件和省委工业会议的精神，在分析形势、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老大难单位，加强企业管理，把生产搞上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

9月 惠阳地区第三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铺开。全区抽出工作队队员10000人，其中地区机关500人，县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公社机关干部职工共9500人。运动着重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认真开展整风整党，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全党大办农业，苦战三、五年，普及大寨县，在运动中解决好超支挪用等问题。

9月7日至9日 惠阳地区在和平县彭公寨公社四联中学举行博罗、紫金、河源、龙川、连平、和平6县少年儿童田径运动会。在运动会上，龙川县刘智明打破广东省少年男子铁饼记录，邱丽燕打破少年女子一百米低栏和跳远地区记录，连平队和博罗队打破少年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地区记录。

9月15日 中共龙川县委书记翟成明被推选为代表，出席在山西昔阳县举行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年，龙川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10月23日至28日 中共宝安县委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解决县社两级领导班子对学大寨的认识、态度以及讨论如何三年实现大寨县的问题。

10月27日至11月1日 中共紫金县委、县革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7784人。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全国各地学大寨先进经验，以整风精神对照先进找差距，解决方向、干劲、作风问题，树立信心，落实行动，实现苦战三年建成大寨县的目标。

10月28日至11月4日 博罗县四级干部会议召开，共5100人参加。会议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第二阶段对照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揭矛盾，找差距，总结经验教训；第三阶段制定建设大寨县的规划，落实今冬明春大干措施。

10月29日至30日 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举行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会。参加大会的干部、职工近50000人。中共惠阳地委领导党向民、李富林、肖耀堂，惠州市委领导张焕熙、肖树森等领导出席大会，李富林、叶刚明作传达报告，党向民在会上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鼓足干劲，5年普及大寨县，把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

10月30日至11月6日 惠东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

11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王凤岐中共惠阳地委常委职务，任命薄怀奇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1月22日至12月8日 惠阳地区县委整风会议在惠州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地委、地革委会的负责人、驻惠部队和惠阳军分区的负责人、地区直属机关科以上干部，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孟宪德、省革委会副主任寇庆延和薛辉等1000多人。李庆芬主持会议，党向民在会上作题为《搞好县委革命化建设，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动员报告，会议号召到会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整风的文献，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对照大寨县六条标准，自觉地搞好这次县委整风。会议要求各县委要总结11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鼓足革命干劲，改正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县委真正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

12月5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各县整风会议，李富林作题为《全党紧急地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要求各县（市）要认清革命形势，迈开跃进步伐，真心实意地领导群众学大寨，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全党动员、苦干实干，把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12月15日至25日 惠阳地区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在惠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公社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工宣队代表、大队干部及贫下中农代表共743人。肖耀堂在会上讲话。大会分析了惠阳地区的教育革命形势，总结1973年以来的教育成果，明确了教育战线在普及大寨县中的任务。

12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刘志祥、李桂英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免去张绅中共惠阳地委常委职务。

△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杨德元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是年 中共龙川县委机关开展整风运动。由于执行"左"倾错误，整风运动出现偏差。运动中错误处分干部职工达600多人，其中100多人被判刑拘役。1977年后始得平反纠正。

△　惠阳地区总人口516.166万人，年末耕地面积577.78万亩，粮食总产量36.30亿斤，农业总产值8.8657亿元，工业总产值7.6557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不包农贸）7.1731亿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1.5061亿元，外贸出品商品总值4，058.6万美元，全区财政收入1.5228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6，356.4万元，建筑面积389，776平方米，职工总人数193，536人，各类学校3398间，在校学生1，082，220人，卫生机构541间，床位8981张。


1976年


1月 经广东省革委会批准，免去王凤岐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2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曹家丰中共惠阳地委常委、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2月10日 中共惠阳地委发出《关于向党内外群众传达中共中央（1975）23号、26号和（1976）2号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和党员群众一起开会等形式，层层进行传达，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月16日至20日 惠阳地区召开全区1975年基建系统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参加会议代表183人。高毅如致开幕词，郑学思作《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报告。会议对94个先进单位，112名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3月2日 中共惠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和部署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3月5至9日 中共惠东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批判"唯生产论"，此后，全县掀起"反击"、"声讨"浪潮。

3月8日至10日 中共惠阳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及省地领导讲话，学习中央两报一刊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开展所谓 "反击右倾翻案风"，错误的开展对邓小平的批判。

4月 根据党的十一大决议精神，恢复"文革"中被撤销的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惠阳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5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赵德斌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 惠阳地区开展第三批农村路线教育运动。全区83个公社1091个农村大队和圩镇党支部参加整风，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5月3日至9日 宝安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共350人。会议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中央、省委文件，分析前段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形势。

5月21日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李富林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党向民中共惠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5月25日至31日 惠阳地区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在惠东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科教办、卫生局、地段卫生院以上的领导和医生、护士、赤脚医生等代表340多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刘志祥在开幕式上讲话，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交流经验，坚定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信心。

6月13日至18日 惠东县委召开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学习省委召开农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和地委召开的深入批邓，加强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以及边防会议精神。

6月 第三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束，这批运动从1975年9月开始至1976年6月结束。由6名县委常委带领1365人的工作队，进驻龙溪、铁场、园洲、横河、公庄、观音阁6个公社，76个大队和13个墟镇。这批运动注重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农民，组织和培训了4500名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办起911间文化室和767间政治夜校。 各社、队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击阶级敌人，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共召开万人批斗大会24次，写批判文章46000多篇；斗争有破坏活动的敌人398个，批判斗争贪污、投机倒把分子和搞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452个，清出赃款和暴利99664元，已清退37800多元。

8月 惠阳地区第四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开始，全区抽调工作队1200。地区工作队300人进驻龙川县佗城、博罗县杨村、东莞县大朗3个公社。

9月1日至7日 惠阳地区第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县（市），地直知青场代表共642人，组成12个代表团。地委书记李富林、副书记赵德斌、李庆芬、姚文绪，中国人民解放军532000部队和惠阳军分区负责人左景渊、王子华、梁凤翔等出席开幕式，姚文绪致开幕词，李桂英作报告。会上，地区革委会对33名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积极分子授予标兵的光荣称号，同时对90个先进单位给予表扬。

9月18日 惠阳地区广大军民在惠州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重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共惠阳地委、惠阳地区革委会、驻军党委、军分区党委、各县（市）党政机关，全区所有城区基层单位都举行了吊唁活动。18日下午，地区党政负责人、驻军和空军部队负责人、惠州市、惠阳县负责人参加了追悼会。大会由驻军部队领导杨针主持，地委书记李富林致悼词。地区所属各县500万军民也同一时间分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0月 中共和平县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并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类冤假错案。和平县全县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815宗，其中诬为各类反革命集团案21宗，涉及3132人，其中干部、职工2888人。受批判、审查的党员1059人，当作危险分子送插队落户的党员296人。全县被迫害致死的249人（其中党员、干部74人）致伤致残的750人，开除出队的干部520多人。

10月12日　根据广东省委关于调整机构的指示，经中共惠阳地委常委研究决定，撤销惠阳地区革委会办事组，成立中共惠阳地委办公室、惠阳地区革委会办公室，两个牌子，一套人员。

10月23日 惠阳地区党政军民10万人在惠州市举行庆祝大会和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全区各县也分别举行了集会游行，庆祝党中央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胜利，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1月 惠州市委和机关部门领导纷纷深入基层抓点，带动全市学习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指示，大揭大批"四人帮"罪行。

11月中旬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着重研究如何掀起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李富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

11月28日至12月7日 中共惠东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地委扩大会议精神，进行公社党委整风。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华国锋等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共16号文件，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总结一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委思想、政治路线、干劲和作风问题。

11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孟庆云为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

△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免去姚文绪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2月 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孟庆云为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冬 龙川县遭受寒潮和霜冻袭击，全县晚造粮食歉收3.2万吨。惠阳地区革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向龙川县拨给救济粮2万吨，拨付救济款53.8万元。

是年　惠阳地区总人口5223310人，年末耕地面积5773275亩，粮食总产量34.51亿斤，农业总产值9.3207亿元，工业总产值8.1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7.958亿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1.68亿元，出口商品4547.4万美元，建筑总面积425439平方米，职工总人数198862人，各类学校35161间，在校学生1152483人，卫生机构560间，床位9441张。


1977年


1月13日至27日 广东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工业交通、基建战线、以及农林水、农垦、财贸、科教和部队系统所属的工厂企业的一批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代表等共3000人。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联系广东省实际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二是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样板，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三是讨论和制订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加速1977年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

1月28日 博罗县开展干部审查结论工作，对全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揪斗审查的干部1257人进行了查阅档案材料。按政策范围，确定应做结论的832人，占受审查总数66.2%，其中：县级299人，公社级533人。全部均已做出审查结论，其中：属政治历史问题的748人，属其它问题的84人。

2月 8日至12日 惠阳地区召开全区农业机械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使用、管理、修理、供应、科研和制造各部门的领导、个人和技术员代表500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惠阳地区最大的一次农机会。会议选出先进集体64个，先进个人129个。

2月11日 中共博罗县委作出几年来落实政策工作总结报告。报告称：几年来全县应列入复查单开以上案件772宗，已复查772宗，占应复查的100%，经复查，维持原结论处理的418宗，占应复查的54%；改变原结论处理的354宗，占应复查的46%。按政策妥善安置的251人，占改变处理的72. 7%。应作结论的干部832人，已做好的832人，占100%。应作结论的国家职工75人，已做好的75人，占100%。应作结论的退休职工225人，已做好结论的225人，占100%。非正常死亡350宗，经落实，其中定为错杀的70人，夹私打死4人，自杀269人，敌特畏罪自杀3人，属阶级敌人杀害的4人。

3月 惠阳地区出现旱灾。全区受旱面积232万亩，全区充分发挥现有水利设施的作用，开源节流。全区共开动电动机6254台，柴油机2163台，堵河筑陂15700多处，新挖渠道131000多条，抢修配套工程2100多宗。

3月7日至12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县级厂、矿、场党委书记和地直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今年中共中央六、七、八号文件。结合惠阳地区实际，着重讨论如何深入揭批"四人帮"，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问题。最后会议作了部署：一是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清是非，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二是千方百计夺取今年农业丰收，这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国策的实际行动。三是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

春 国家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到宝安县调查研究。中共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陪同张劲夫视察沙头角等边沿村镇，并汇报边境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及其影响，提出开放改革的一些建议和要求。张劲夫表示，要向国务院反映宝安县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开放、搞活的要求。

4月10日 邓小平就"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问题给中央写信。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党领导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4月24日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省电话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设立中心会场，同时全省各地设有1579个分会场，共有200多万人收听了广播。会议号召全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国策，把广东工业迅速搞上去。

7月23日 惠阳地区各界3.7万人在惠州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全会通过的《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关于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和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大会由驻军首长杨针主持，惠阳军分区政治委员任春维宣读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惠阳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李富林讲话。

8月 惠阳地区偷渡外逃情况严重。今年以来全区偷渡外逃持续上升，特别是七月份上升的幅度较大，七月份全区行动偷渡人数1031人，逃出318人，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20%和61%，特别严重的有宝安县和惠阳县。宝安县行动偷渡415人，逃出238人，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53%和138%；惠阳县行动偷渡人数310人，逃出32人，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463%和300%。

8月12日至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党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12日，中共惠阳地委，惠阳驻军党委、惠阳军分区党委和惠州市委、惠阳县委联合举行了有8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惠阳地区其他各县委也同时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庆祝活动的全区军民共296万多人。

8月8日至15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及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李富林在会上讲话，强调四点意见：一是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坚决贯彻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解决好永远高举和捍卫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坚决拥护和捍卫华国锋主席在我党我军的最高统治地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进一步贯彻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四个根本性问题。二是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三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农业新飞跃。地委决定组织惠南和惠北两个大会战指挥部，地委直接组织惠南指挥部，抓整治"两江三湖"的大会战，惠北指挥部，以河源灯塔为中心，大搞阿婆麻坑式的改造山坑低产田运动。四是关于当前工作的安排。

8月27日 中共博罗县委决定开展第五批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广东省工作团的指导下，县委以龙溪、铁场、园洲、长宁、附城、义和、湖镇等7个公社和县城镇为重点，派出工作团和工作队进驻。面上12个公社由各公社党委组织人员，开展运动。这次运动总的指导思想是：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一大"精神，深入开展"一批、二打、三清理、四整顿"斗争。"一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资本主义；"二打"就是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三清理"就是全面清理劳力、工分和财务；"四整顿"就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经营管理、社队企业和社会治安。

9月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惠阳地委决定开展第五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内容：一是狠批"四人帮"；二是开展整党整风，搞好领导班子建设；三是整顿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段，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大文件，揭批"四人帮"，切实搞好生产；第二段，系统学习十一大文件，进行三清理四整顿；第三段，主要检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进一步健全各项制度，制订1978年至1980年的生产规划。

10月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地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广东省委第二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围绕惠阳地区农业为什么上得慢的问题，揭盖子，查原因，帮助地委整风，促进农业大上快上。李富林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分析农业上得慢的原因，并对惠阳地区农业搞上去提出五点意见：一是地委常委要集中精力，要拿出足够的力量来抓农业；二是狠抓生产条件的改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三是大搞科学种田，下决心把四级农科网搞起来；四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五是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10月19日至29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通过学习十一大文件和传达省委第二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讨论了如何把惠阳地区农业搞上去的问题。通过揭盖子，找差距，初步揭开了惠阳地区农业上得慢的盖子，正视了问题，统一了认识，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但这次会议，由于仍受"左"倾错误影响，没有找出农业搞上去的真正原因。

11月 中共广东省委在东莞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会议要求全党动员，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为打好农业翻身仗打下坚实的基础。《南方日报》报道：1977年入冬以来，全省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投入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热潮。据12月22日的统计，全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数达到880万多人，占农村总劳力的五成一；铺开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有2.9万多宗，已完成了5300多宗，完成土石方33000多万立方米，改造各类农田87多万亩，还搞了一批肥料基本建设。

△ 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率领国务院检查组到深圳口岸调查研究。中共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向姚依林汇报"文化大革命"前后边境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以及人民群众盼望开放改革的愿望。姚依林肯定了宝安县干部群众的意见，并表示将向国务院领导反映民情心声。

12月 东莞县农田基本建设重点项目-南畲朗系统整治工程于月初全面动工，主要是开河平整低洼内涝。至月底竣工。该工程由3万人会战一个月，开出一条长11公里、底宽10米至35米，流经3个公社的主排河；新建大小道路15条，挖大水渠道89条，总长92900多米；平整田地4500多亩，完成土石方210多万方。

12月14日至18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常委，各县（市）书记和农村运动办公室主任，地直各部委办、有关局的领导，共68人。会议传达中央领导在听取普及大寨县座谈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传达学习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关于贯彻"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意见》等有关文件，集中讨论了加快农业发展速度问题，坚持大寨县的六条标准，高质量地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问题，深入开展农村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等问题。会议对加快发展农业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继续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二是认真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政策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三是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四是大搞肥料，进行一次突击积肥运动。

是年 惠阳地区总人口5，285，722人，年末耕地面积5，755，779亩，粮食总产量38.8亿斤，农业总产值9.73亿元，工业总产值8.3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634亿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1.76亿元，外贸出口总值5272.1万美元，全区财政收入1.423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额6868万元，建筑总面积7447707平方米，职工总人数203982人，各类学校3551间，在校学生1183431人，卫生机构590间，床位9588张。


1978年


1月3日 为适应工作需要，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撤销地委群众工作办公室，恢复惠阳地区总工会、妇女联合会。总工会内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运部；地区妇女联合会内设办公室、农村部。

1月18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县委、市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交流当前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李富林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提出五点意见：一是关于形势问题；二是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认真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三是继续抓好"四清"工作（清工分、清钱粮、清账目、清物资），切实搞好年终分配；四是要认真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五是大鼓干劲，大搞早造，努力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1月 东莞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处理的案件全部进行复查落实。这项工作至年底前结束，经落实政策复干、复职、复户、减轻处分，作出正确结论的共9865人，经济上给予补发工资、补助、抚恤、救济等共计42.85万元。另外，清理干部档案材料1.57万件，全部予以销毁。对11宗"反革命集团"错案全部予以否定并平反。

△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李全善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

1月20日至26日 惠阳地区召开全区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教师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先进教师代表800人。大会议题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广东省科学教育会议精神，深入批判"四人帮"，表彰先进，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惠阳地区革委会授予惠州市第一中学等26个单位为先进单位的称号，授予林学适等53人为先进个人。

2月12日至14日 中共惠阳地委常委和惠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集中学习中央领导讲话，学习中共广东省委、省革委有关经济政策和减轻生产队负担等文件，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会议提出了1978年主要工作：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肃清"四人帮"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加强党的建设，选好各级领导班子；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把全区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同时，抓好"两打一反"（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工作。对如何把惠阳地区工农业大快大上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在农业方面，要打好农业翻身仗，一定要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好。根治水干旱灾，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是实现农业大上的基础；二是各行各业要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积极支农；三是工业方面，缺煤、缺电、缺钢铁，是惠阳地区工业生产大上快上的主要障碍，现在要下决心逐个加以解决；四是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特别是减产的生产队群众生活。

2月13日至20日 中共和平县委召开有4100多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总结大会。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表彰先进；用整风的精神解决"学大寨"是真学还是假学和对高速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认识问题。

2月14日至18日 宝安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群英会。有来自全县各公社（镇）的先进代表1500人以及各级干部和各战线代表1600人出席。方苞作《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为高速发展我县农业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总结交流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共评选出148个先进单位和326名先进个人。

2月15日至19日 东莞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一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研究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及高标准建设大寨县，大寨社、大寨队的任务和措施。大会树立12个公社、137个大队为1977年度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2月25日至3月6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出席会议代表有700人。李庆芬致开幕词，赵德斌在会议作报告。会议推荐出131个学大庆先进单位，77个学大庆先进集体和139名先进工作者。

2月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黄凤章为中共惠阳地委常委。

3月5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县、市书记会议。会议主要部署下一步工作。李富林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三点意见：一是关于整顿农村的经营管理问题，提出搞好经营管理的意义，落实好计划管理、劳动管理及财务管理，要认真加强领导。二是关于当前春耕生产问题。三是要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

3月9日至13日 东莞县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一年来工业学大庆经验，研究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更好地支援农业及大庆式企业。大会授予县水泥厂、县农机厂为大庆式企业，82个工厂企业为学大庆先进单位，11名职工为县劳动模范称号。

3月15日至24日 国家计委、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进出口总公司及其驻香港五丰行等单位以及广东省外贸厅组成联合工作组，对建立宝安县外贸基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24日，方苞等陪同调查研究座谈，讨论有关建立宝安县出口商品基地等问题，制定出口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计划，形成会议纪要报告国务院审批。4月10日至5月6日，考察组抵香港、澳门调查研究后，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汇报考察情况，建议把宝安、珠海两个县改为省辖市。6月2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会议决定，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研究提出方案。23日，李建安等向省委报告《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同意采纳这一实施方案。

3月 和平县5000多个生产队，6万多农户中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有300个队，3000多户，占5%左右。早造粮食增产10万担。夏种时"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发展到9000多户，达到15%左右。中共和平县委根据惠阳地委指示，要求在秋收前派出工作队下乡刹"单干风"，但农民仍坚持"分田到户"，至此，"包产到户"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4月21日 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开始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

4月28日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成立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交政治部、文教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成立地区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撤销地区革委会科教办公室、科学技术局、基本建设局。

5月 惠阳地区革委会成立计划委员会，周敬民为主任。同月，计划委员会制订出《惠阳全区商品粮基地八年农业生产规划初步方案（1978-1985）》。

6月14日　为适应安置大批越南难侨的紧急需要，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杨村农场改为杨村华侨农场，由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管理。

7月初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视察宝安。习仲勋在方苞陪同下，用近10天时间就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非法外流等问题进行调研，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群众破除过去"左"的思想形成的条条框框。习仲勋强调，制止群众性外流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砂石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习仲勋还强调，大力抓好外贸出口基地建设，抓好各项规划落实，资金落实、原则上同意调整粮食种植面积。

8月4日 惠阳地区外事办公室转发宝安县外事办公室关于龙岗公社落实侨改户政策的做法。其主要做法：一是深入调查，弄清情况；二是广泛宣传，扫除障碍；三是反复核对，发书存档。希望各县、市仿照宝安县的做法，争取年底全面解决侨改户政策落实问题。

8月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到惠阳地区检查工作。对西湖的管理和卫生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西湖风景区建设应与生产相结合，如两者发生矛盾的，生产应服从西湖风景区建设"。自此，西湖的建设方针，由"以湖养湖"调整为"以湖促旅，以旅促湖"。

8月31日 中共惠阳地委妥善安置越南难侨。从1978年5月以来，惠阳地区共接越南难侨4247人（还有1.4万人将陆续到来），分别安置在潼湖、杨村和光明三个农场。难侨思想稳定，绝大多数人已参加劳动生产。主要做法：一是加强领导，依靠群众；二是抓政治思想工作；三是因才任用，对口安排；四是搞好生活安置，解决后顾之忧。

9月18日 中共惠阳地委向广东省委提交《关于贯彻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和省委地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惠阳地区参加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的代表归来后，先后向地委常委、地直机关干部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并于8月29日召开有县主管农业副书记、农办主任、计委主任、水电局长、山区县林业局长，以及地区机关有关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进行具体贯彻。会议贯彻落实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总结开展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验。同时，结合实际，制订了全区今后八年农业生产设想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要求搞好地委整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夺取全年粮食大丰收。

9月中旬 东莞开始经营"三来一补"（即境外来料、来件、来样、我方加工装备及对外中小型补偿贸易）业务。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15日，东莞县第一间（也是全国第一间）来料加工工厂-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这间来料加工厂，由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与东莞二轻工业局合办，港方从香港进口设备及原材料负责产品外销，东莞二轻局提供厂房和劳动力。12月21日，为了加强"三来一补"合资企业的领导，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管东莞县"三来一补"合资企业的工作。

9月22日至11月10日 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地委整风。参加会议有地委常委、地革委会正副主任、县（市）委书记及地直部委局的主要领导共120人。这次地委整风，主要是揭露批判"四人帮"，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为农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会议分二段进行：第一段用14天时间学习文件，然后用18天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段用7天时间，研究部署今后工作。

9月 龙门县天堂山水利枢纽工程经国家水电部批准动工兴建。库容2.6亿立方米，装机容量1.95万千瓦，总投资近亿元，1982年夏停工缓建，1987年9月复工，1992年8月25日落闸蓄水，10月28日投产发电，1993年实际发电量61000万千瓦时。

10月上旬　东莞机电厂被广东省命名为"大庆式企业"。据《东莞通讯》报导，这个厂开展"工业学大庆"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平均每年递增18%。1977年与1964年相比，总产值增长5倍，电动机产量增长15倍，14年上缴国家利润600多万元。

10月23日　中共惠阳地委认真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惠阳地区从1972年以来，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中共广东省委下达38号文件以后，特别是打倒"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大以来，1978年3月和8月先后两次贯彻省委落实干部政策会议精神。落实政策工作，主要包括：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1970年"两退一插"（被迫退休退职和插队下乡）的遗留问题；非正常死亡人员的结论；"六六.九"遣送农村落户清理和战备疏散人员政策的落实；错划阶级成份复查等。

11月5日　中共惠阳地委下发《李富林同志在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对全区农业大干快上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一是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方针，大办农业；二是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三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四是搞好农村经营管理，落实按劳分配原则。

11月23日 中共和平县委召开平反大会，对和平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国民党支部"，革命老区被打成"叛徒窝（村）"，罗南星、王森喜等被打成"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分别给予平反。

11月28日　根据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以及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惠阳地委决定，惠阳地区直属单位和由地区代管的省属厂、矿、场，东深工程管理局不再设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

12月3日 中共龙门县委作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审查干部的案件进行复查，对原受处分268名干部中，实行减轻处分69人，免予处分的116人。

12月6日 中共惠阳地委重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8年10月中旬，地委对落实政策工作发出了27号文件。同时，先后召开了干部审查结论、复查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人员善后工作等三个专题会议。进一步健全机构，加强领导、充实力量。

△　中共惠阳地委下发《李富林同志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一1979年主要工作。总的要求：1979年是三年大见成效的最后一年，我们一定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拨乱反正，集中力量抓好生产建设。具体要求：一是认真抓好县委常委整风，整风主要围绕为什么农业上不去。二是继续抓好"一批两打"（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整顿社会治安，加强市场管理。三是继续抓好各项政策的落实，促进安定团结。四抓好年终分配，安排好群众生活。五是认真组织好明年工作。

12月9日至31日 惠阳地区各县、市委开展整风。全区各县、市委整风会议的有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共5060人。这次整风，坚持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围绕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整风会议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揭盖子，把问题摆开；第二阶段在常委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梳辩子，分清是非统一思想认识；第三阶段总结经验教训，制订整改措施。

12月18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党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

12月23日 中共宝安县委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谓"反共救国军第四大队"特务集团案（包括原县委书记李富林、副书记林寿贤、县长吉凤亭在内，受株连47人，其中13人坐牢，14人被斗，16人审查）、"蓝衣社"特务组织案，以及因此而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员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2月24日 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对三中全会公报的学习、宣传，使人们的思想和工作迅速跟上当前的形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12月30日 中共和平县委召开平反大会，给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罗南星、王森喜、谢强、罗建树、何艾、徐名桓和在所谓反革命的"三八"事件中受害的王勇抗、罗克石，以及在清查"5.16 "中受迫害的罗南星、王森喜、裴如镜等公开平反。

12月 惠阳地区农村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屡起屡落。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尤其安徽、四川等省相继出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通过此种形式，大大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改变了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困面貌。1980年9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是"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1981年下半年以后，实行"双包"的社队进一步增加，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86.7%。198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取消了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限制。到1983年，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99.1%。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二是联产到组；三是统一领导，联产到劳；四是包产到户；五是包干到户。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村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村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是年 惠阳地区各级财贸部门全面开展整顿企业经营管理，取得显著成绩。全区各级财贸部门把整顿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作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发动群众，全面开展整顿企业管理，狠抓扭亏增盈，进行财经纪律大检查，纠正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混乱现象，做到工作从有责职，办事有标准，职责和奖罚分明。据统计，全区独立核算单位1573个，已进行整顿企业的单位有963个，已有1180个单位建立和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

△　惠阳地区总人口5254622人，年末耕地面积5747763亩，粮食总产量36.80亿斤，农业生产总值9.919亿元，工业总产值8.8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03亿元，外贸商品收购总值1.86亿元，外贸出口商品总值6089.45万元，全区财政收入1.65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9368.5万元，建筑面积512708平方米，职工人数260522人，各类学校3056间，在校学生1178630人，卫生机构631间，床位1622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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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贵州大事记 （1949-1976）
邓振新 编著
2011.11.15


1949：

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二十八师解放黔东北重镇铜仁。

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于14日晚进占贵阳，15日十七军五十师进驻并接管贵阳市，贵阳宣告解放。

11月18日，十七军四十九师解放黔中重镇安顺县。

11月21日，二野三兵团第十军二十八师解放黔北重镇遵义。

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驻中山公园。

11月28日，十六军解放黔西北重镇毕节。

11月23-12月19日，国民党军先后在金沙安底、普安、晴隆、贞丰、威宁、安龙、兴仁起义，黔西、黔西南的14个县宣告和平解放。

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驻南明公园。


1950：

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成立。

7月，贵州省共调集粮食121.91万斤。通过在省内各地增设代销店销售粮食，使3月以后猛涨的粮价下降，稳定了市场。


1951：

1月-6月，全省群众性清匪运动普遍展开。从1950年1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4，246次，毙伤及俘获中队长以上骨干14，397人。省内最反动的匪首，如罗湘培、史肇周、曹绍华等已被击毙。全省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城乡交通和物资交流已畅通无阻。

5月17日，贵州民族学院开学。


1952：

1月2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将“三反”运动和工商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同时展开。

6月20日-25日，中共贵州省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财政工作，决定结束“三反”“五反”运动。


1953：

3月3日-10日，贵州省首届农林劳动模范大会在贵阳召开。全省农林劳模740人出席会议。

3月31日，全长182公里的锦屏、榕江公路竣工通车。

4月上旬，威宁-水城公路竣工。


1954：

9月30日，全省已有农业合作社3，586个。1983个乡有了社的组织，占总乡数的30.7%；已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5%。

10月1日，贵阳市中华路从6月中旬动工改建，9月底完工，正式通车，全长3，000米。是贵州省第一条混凝土路。


1955：

1月1日，《新黔日报》报道：1954年，贵州省新建、扩建和改建了26个地方国营轻工业工厂。

2月16日-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选举申云浦为省政协主席。


1956

1月31日，贵州省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已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5.66万个，入社农户243.54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82.7%。其中参加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25%。

2月9日，贵州水泥厂新建厂全面投产。新建厂是全省第一个使用旋转窑进行水泥生产的工厂，年产水泥3万吨。

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8月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1957：

1月14日，贵州省第一艘浅水拖轮在赤水河试行成功。

2月21日-27日，贵州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3月29日，由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的30辆解放牌汽车驶抵贵阳，结束了贵州省无国产汽车的历史。


1958：

4月29日，贵阳翻砂厂冶炼出贵州省第一炉低碳钢，重200公斤，质量符合要求，是贵州省历史上第一次产钢。5月23日，习水县弄剧场冶炼出第一炉中碳钢。7月27日，贵阳矿山机器厂用转炉炼出全省第一炉镍钢。

7月3日，《贵州日报》刊载文章《从集体吃饭看农村食堂》。此后，全省农村迅速办起了公共食堂。

7月27日，滇黔铁路全面开工修建。

7月28日，贵阳矿山机器厂制造成功贵州省第一台轧钢机。

8月15日，贵州省第一个大规模水电工程——猫跳河水电站开工修建。

8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试办人民公社。8月23日，贵州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贵阳市乌当区东风人民公社。

8月30日，贵州省第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人民公社——贵阳市南明区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8月31日，贵阳市黔剧团成立。

8月，贵州铝厂、贵阳耐火材料厂动工修建。

9月12日，贵阳钢铁厂轧钢车间建成投产，轧出24毫米圆钢，结束了贵州不产钢材的历史。

9月29日，《贵州日报》报道，贵州省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

10月，贵阳磊庄机场开工兴建。1959年交付使用。


1959：

2月7日，黔桂铁路都筑段(都匀-贵阳)通车典礼在贵阳举行。至此，黔桂铁路全线通车。

2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下放干部加强基层领导进行劳动锻炼的通知》。19日，省委、省人委欢送1，584名干部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

11月19日，贵阳钢铁厂炼钢车间1.5吨电炉炼出第一炉优质碳素工具钢。

11月20日，贵州省第一座苎麻纺织厂——都匀苎麻纺织厂正式投产。可年产高级马莎夏布400万米。


1960：

1月5日，第三砂轮厂炼出第一炉棕刚玉块。10月，该厂正式投产，年生产能力棕刚玉5，320吨、磨具2，622吨、砂布62万平方米。

2月7日，湘黔铁路贵州境内工程破土动工。

2月26日，中央批转和下发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批语。批语指出“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此后全国农村在1958年后重新大办公共食堂。

5月29日，猫跳河一级电站红枫电站正是发电(猫跳河电站共七级，总装机容量24.05千瓦)，电站装机容量2万千瓦。

10月11日-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研究粮食工作和生活安排问题。

11月20日-12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第二届第二次全会(扩大)召开，中共中央检查组及西南局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方针是：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彻底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端正党风，团结全党，战胜困难。


1961：

1月3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抓紧开展粮食调运工作的紧急指示》。

2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整顿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安排意见》。到1961年底，全省非农业人口压缩到191.6万，基本上实现了省委的要求。

2月23日-3月7日，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对全省各类学校作了大规模的压缩调整：高等院校从16所减为5所，普通中学从981所减为217所，中等专业学校从43所减为26所，小学从16，751所减为7，085所；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从246.16万人减为97.88万人。

5月26日，北京-贵阳直达航班正式开航。

6月18日-21日，中共贵州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会议精神，讨论粮食分配和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

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实行草案)》下达后，贵州省各地先后回复基层供销社、合作商店和开放农村集市。


1962：

4月18日，中共贵州省委作出《关于1962年继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到1962年12月底止，全省全民所有制职工减少4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70多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80多万人。

6月21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监委《关于甄别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省委在批语中指出：1958年以来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大部分搞错了，特别是农村中的拨白棋、反瞒产私分、整顿食堂、反右倾等运动搞错了。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意外，都应当一律宣布平反。

8月6日-18日，贵州省林业厅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之后，全省积极恢复和发展林业生产。到1963年末，全省造林面积达44.15万亩，较1962年增长90.7%，各种经济林木，也有大幅度增长。


1963：

3月26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调整城乡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通知》，决定将全省现有的151个城镇和城镇居民区调减为136个，除贵阳市和遵义市可保留郊区外，其他城镇和集镇一律不划郊区。

8月26日-9月6日，贵州省工业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全省工业形势，协调供销关系，处理产品积压，加强企业管理和进一步做好工业内部调整等问题。


1964：

7月1日，贵州省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全省总人口1，714.0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1，312.98万人，占总人口76.6%；少数民族人口401.16万人，占总人口23.4%。

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国家机关、四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干部到贵州工作。

10月9日，冶金工业部决定把大连钢厂、本溪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搬迁到贵阳钢铁厂，并在贵阳钢铁厂内成立搬迁指挥部。14日，搬迁工作开始进行，贵州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序幕。同时，煤炭工业部在六枝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及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指挥部。12月，农业机械部决定，将天津拖拉机厂工具车间、机修车间部分设备迁入贵州农具厂，组成贵阳农机工具厂；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决定，将哈尔滨轴承厂和上海微型轴承厂的部分设备、人员迁入贵州安顺，筹建贵州轴承三厂(即安顺仪表轴承厂)。与此同时，川黔铁路、滇黔铁路的建设也在紧张进行中。1965年，贵州三线建设进入高潮，六盘水煤炭基地完成了配套建设六枝矿井工程，10月川黔铁路正式交付使用。此外，冶金、电力、化工等部门的搬迁、新建、续建和改建、扩建项目，也在加紧建设。


1965：

4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贾启允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5月28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恢复中共兴义地委和兴义专署建制。

7月31日，贵州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李立为省长。

10月1日，川黔铁路全线通车。该铁路北起四川重庆，南至贵州贵阳，全场463公里，在贵州境内有289公里。


1966：

1月13日，冶金工业部下达贵州水城钢铁厂设计任务书，决定在贵州省水城县青杠林场建设水城钢铁厂，年产50万吨，分两期建设。

2月13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支援重点建设工作的报告》。

3月4日，贵昆铁路接轨，该线全长639公里，在贵州境内303公里，设36个车站，7月1日正式通车。

6月1日—8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各地、州、市都要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6日，贵阳地区大中学生发生矛头针对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日报》的“六?六”事件，贵州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

1月25日，贵阳地区和外地共40个群众组织开展夺权斗争，夺取了贵州省和贵阳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日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李再含任省革委会主任。

4月11日，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被不同意见学生群众冲击。

5月6日，贵州驻军奉命“支左”，随后又进行“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并相应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和军训办公室。

5月12日，贵州省革委会决定由贵阳铁路分局、省交通厅、商业厅、粮食厅、供销社、物资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省交通运输指挥部，指挥全省运输工作。

6月8日，冲击省红代会的大中学生组织成立贵阳市“四一一”兵团，同时成立工人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8月18日，李再含组织专业武斗队贵州“八一八”兵团，武装踏平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在此前后武装踏平贵阳市“四一一”及全省各地“四一一”观点群众组织，全省被武装踏平人数达26万人，其中外逃6万人。

12月26日，贵州外逃的“四一一”群众代表，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期12天。


1968：

1月6日，贵州“四一一”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全省代表大会闭幕，成立贵州省“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

1月12日—18日，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会议。会后，发出一系列文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0月至1968年1月，仅贵阳市就有1.5万多高、初中毕业生和178名社会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3月6日，李再含出动贵州“八一八”兵团，在贵阳市华家山围捕“四一一”兵团170多人。

4月22日，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紧急通知》。

11月，贵州驻军换防，0276部队进驻贵州，7611部队调离贵州。


1969：

1月9日，贵州省革委会批转省生产领导小组《关于上海市2万知识青年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安置意见的报告》。

2月24日，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

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

5月23日，中央下达解决贵州问题的（69）25号文件。

7月29日，李再含等人在贵阳市制造武装镇压群众的严重事件，死54人，伤100余人。

10月26日，中央下达解决贵州问题的（69）71号文件，李再含留北京检查学习，蓝亦农代省核心小组组长。

11月25日—197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贵州举办有2019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0：

2月10日，贵州省革委会批转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进行城市人口疏散的请示报告》。随后，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至1970年12月底，全省共疏散下放城镇闲散人口和遣送所谓“五类”分子共107，350人。

9月6日，根据国务院、中共军委批转的《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精神，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布《关于动员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的命令》。《命令》下达后，在全省分两批共组织30万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

9月22日，011系统试制的第一家歼6—Ⅲ飞机试飞成功。

10月14日，贵州省革委会决定：撤销原贵阳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阳业余工学院、贵阳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函授学院，保留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1971：

2月3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

5月7日—14日，中共贵州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812人。蓝亦农代表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接着举行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

5月17日—22日，省革委会举行补台协商会议，对省革委会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常委；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10月7日，贵州省革委会批转省革委会办公室外事组《关于增加开放参观点的报告》，同意开放遵义市。还提出贵阳、遵义两市开放的工厂、农村、医院名单。


1972：

2月23日—3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组织有各地、州(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农业学大寨检查团一行34人，到全省各地各地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检查结束后，检查团向省委写出了《情况报告》。

3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运输，并成立省交通运输领导小组，对全省运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9月15日，中央下达解决贵州问题的中发（72）38号文件。蓝亦农去职，鲁瑞林任工作组组长。

10月13日，湘黔铁路在贵州施秉县翁塘车站接轨通车。湘黔铁路全长902公里，东与株洲至上海的铁路相接，西与贵阳至昆明的铁路联通，在中国南方构成与陇海线平行、横贯东西的第二条铁路大干线。1975年1月1日全线交付营运。


1973：

1月14日，《贵州日报》报道，乌江航道整治工作成绩显著，省内航线延伸到269公里，能行驶60吨机动客货轮。

2月28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1973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3‰左右。

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4：

1月27日-2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

4月27日，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领导小组。8月6日，国家计委同意贵州省建立赤水天然气化肥厂。1978年12月28日，该厂建成并投入生产。

10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办好医疗和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通知》。


1975：

8月11日，贵州省革委会引发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结合贵州实际，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在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8月27日-9月3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县(市、特区、去)委书记会议，制定了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国民经济计划措施。


1976：

7月28日，铜仁地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团在参观大寨后，去河北省遵化县参观途中，在唐山市遭遇强烈地震，铜仁地委副书记张仁龙等243人遇难，16人幸存。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18日，省委和贵阳市委在贵阳春雷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贵阳地区各族各界群众40万人参加。同日，全省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

10月16日-17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学习讨论。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附录贵州省历任主要领导名录（1949-2011）


省委书记


苏振华(1949.12-1954.05)

周 林(1954.12-1956.07)

周 林(1956.07-1964.10)

李大章(1964.10-1965.05)(代)

贾启允(1965.05-1967.12)

李再含(1967.12-1969.10)(革委核心小组长)

蓝亦农(1969.10-1971.05)(代核心小组长)

蓝亦农(1971.05-1973.09)

鲁瑞林(1973.09-1977.02)

马 力(1977.02-1979.10)

池必卿(1979.10-1980.06)(代)

池必卿(1980.06-1985.03)

朱厚泽(1985.03-1985.07)

胡锦涛(1985.07-1988.12)

刘正威(1988.12-1993.07)

刘方仁(1993.07-2001.01)

钱运录(2001.01-2005.12)

石宗源(2005.12-2010.8)

栗战书(2010.08-)


省 长


杨 勇(1949.12-1954.12)(省府主席)

周 林(1955.02-1965.07)

李 立(1965.07-1967.02)

李再含(1967.02-1971.05)(革委主任)

蓝亦农(1971.05-1973.09)(革委主任)

鲁瑞林(1973.09-1977.02)(革委主任)

马 力(1977.02-1979.09)(革委主任)

苏 钢(1980.01-1983.01)

王朝文(1983.01-1983.04)(代)

王朝文(1983.04-1993.01)

陈士能(1993.01-1996.07)

吴亦侠(1996.07-1997.01)(代)

吴亦侠(1997.01-1998.10)

钱运录(1998.12-1999.01)(代)

钱运录(1999.01-2001.01)

石秀诗(2001.01-2001.01)(代)

石秀诗(2001.01-2006.07 )

林树森(2006.07- 2007.01)(代)

林树森(2007.01-2010.08)

赵克志（2010.08-2010.09(代)

赵克志（2010.09-）


人大主任


徐健生(1980.1-1983.4)

吴 实(1983.4-1985.4)

张玉环(1985.4-1993.1)

刘正威(1993.1-1994.1)

王朝文(1994.1-1998.1)

刘方仁(1998.1-2002.11)

钱运录(2003.1-2006.1)

石宗源(2006.1- 2010.09)

栗战书（2010.09-）


政协主席


申云浦(1955.2-1956.9)

徐健生(1956.9-1959.12)

苗春亭(1959.12-1967.1)

李葆华(1977.11-1979.1)

池必卿(1979.1-1980.1)

苗春亭(1980.1-1993.1)

龙志毅(1993.1-1998.1)

王思齐(1998.1-2006.1)

孙 淦(2006.1-2007.1)

黄瑶(布依族2007.1- 2010.01)

王正福（苗族2010.01-）


来源：邓振新：《贵州文革实录》，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2.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大事记
陆伟国
2017.07.00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整理者前言


为了全面系统真实地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件和资料，我编写了这份“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它的主要来源是笔者的大学时代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及一些校友在网上的文章。1970年以后的资料，有的是依据学校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纪事》的有关部分。


2016年12月写出初稿并在网上发表后，得到了母校老师、校友和各方人士的关注，提出了一些补充和指正。据此，写出了第二稿，希望能继续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补充和指正，力求使人民大学这段特殊时期能有个更为完整、客观、系统的记录。


 	陆伟国
2017.7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6年


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5月23日，又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进行处理，这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战役。


5月19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


5月24日，人民大学校内开始大量出现大字报，内容由批判“三家村”转向主要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当晚，学校召开批判北京市委的大会。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


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6月2日，在苏家坨前沙涧的哲学系11名学生最先贴出针对本校的大字报。因为远在郊外农村，当时校内并不知道。


6月4日，校内出现针对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由经济系教师罗肇鸿所写，题目是“向我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开火”。


6月7日，哲学系教师姚中原贴出比较有影响的大字报。


6月11日，政治理论公共课教师麦农等29名教工贴了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


6月13日，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孙泱的职务。上午10点，孙泱等人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这是人民大学召开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当晚，副校长崔耀先等校领导在教工食堂被批斗。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4日，函授学院的徐一杰等五人贴了批判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说他是孙泱的后台。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观点的人揪出来斗了。


6月14日下午，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进校，当天召开了动员大会。组长是海军副参谋长赵一萍，副组长是水产部副部长丛子明，另一位副组长是张伯瑜。


6月18日，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


7月5日，校党委副书记赵德芳被大会批斗。


7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校李豫生等七位同学就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7月22日，北京百万军民举行抗美援越大会。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等领导人参加。（本文提到的全市性大型活动，均有人大师生参加）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


7月26日，北京大学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就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此开始了“恐怖红八月”。


7月27日，在文化广场开了人民大学第一场由工作组主持的大规模批斗会。会后，对被批斗的领导、教授等五十余人进行了游街。


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批斗。当天下午，计划统计系在老俱乐部开批斗大会。王命先老师（王稼祥之子）会后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第二天，尸体被发现。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的第一批罹难者。


7月28日，康生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编造“二月兵变”的谣言，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当天夜里，郭影秋被造反派揪回学校。过了零点，又被拖到新饭厅批斗。会后，郭被押到东风三楼法律系宿舍的底层。保郭观点的人又把他转移到了法律系旁边的那个楼－－东风二楼2层28号，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不同观点的群众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7月29日上午，北京市文化革命革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笳到校，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


7月29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开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均到场讲话。会上宣布撤出工作组，并撤销了郭影秋刚担任两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


当晚和次日人民大学部分群众去市委和康生处，就罢免郭影秋问题讨要说法。


8月2日夜，中央在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大会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德主持。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的许多领导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总结发言，说“‘二月兵变’没有那回事。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并讲了那句有名的话：“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8月5日，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的女红卫兵打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例。


8月6日，校内成立东升联络组，推举老职工李文华担任组长。这应该是相当早的在学生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8日，人民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余景清，副主任李豫生、江春泽。该机构到10月就解散了。


8月8日，人民大学的朱佳木等十几个高干子女，在刘平凡的家里成立了“人大红卫兵”。


8月11日夜，人大红卫兵贴出“严正声明”，表态批判郭影秋。


8月12日，校文革筹委会说人大红卫兵将纠集5000红卫兵来斗郭影秋，结果大批保郭观点 的职工、学生把东风二楼（将郭保护起来的暂住地）团团围了起来，加以守护。开始了两派“武装割据”的苗头。


8月13日，中央台广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校师生当即去校外庆祝游行。


8月14日晚，邓小平、陶铸接见校文革筹委会成员。


8月17日，陶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的代表。


8月18日，北京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吴玉章校长和人大的两派代表也都上了城楼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1100万红卫兵，人大两派红卫兵数次参加维持秩序。最后一次是11月26日，毛泽东改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


8月20日，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


8月20日，“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东升联络组”的基础上，由张联瑜等同学的组织下宣告成立，持保护郭影秋的态度。


8月20日晚，中央再次在人民大学就郭影秋问题召开大辩论会。陶铸出面上台讲话。


8月24日晚，传来消息说，“中央文革”赞同北京的学生出去闹革命，北京的学生就此蜂拥而出，大串联开始。


8月26日，人大学生参加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大规模游行。


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简称“一司”）。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简称“二司”）。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三司”）。


9月7日，毛泽东在山东王效禹写的报告上作批示：“中国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特地来人民大学，在大操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滞留学生尽快离京。


9月7日，俄语老师阚玉瑶因其妻林莉（林彪远房侄女）被江青指为苏修特务，而在宿舍上吊自杀。


9月20日，另一部分学生以“八一二串联会”为主，在新教学楼二楼聚会，把已经名存实无的“人大红卫兵”接了过来，成了“人大红卫兵”的主体。会上推举曾国乱同学为司令。


10月9日-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层党组织就此停止活动，各级党委陷于瘫痪。


10月12日,“八一八”批判郭影秋。“人大红卫兵”进场干扰。两派群众组织公开冲突。


10月22日，为减轻大串联对交通造成的压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提倡步行串联。人大学生步行串联的主要方向是经大寨去延安。


12月12日，吴玉章校长病逝于北京医院。14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


1966年底，红卫军等一些零星组织或融入人大红卫兵，或纳入另搞起来的一个“东方红公社”。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习惯上又统称为“人大三红”，召集人为孔宪龙同学、刘庆库同学和安维华老师，没有明确的成立日期。



1967年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他还说：“孙泱是蓝衣社特务。”


2月22日，原“八.一八红卫兵”的力量改组成“新人大公社”，负责人为赵桂林、张祖义同学。


2月，住东风一、二、三楼的“新人大”同学撤往图书馆楼（“新人大”总部）和北五楼等处居住。两派在校内双方对垒的“武装割据”的局面形成。


3月3日，戚本禹来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


3月4日，“人大三红”部分人就此而成立了“揪朱联络站”，月底撤销。


3月10日，前往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参观“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


3月20 日下午，为反击“二月逆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击溃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大会。（本文提到的全市性活动均有人大师生参加，下同。反击“二月逆流”，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而打倒刘邓陶，则被称为是第二战役。）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十几万人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4月16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人大，表态支持“三红”，并为“人大三红”题字。其中红字还多了一点，写成了错别字。


4月27日上午，在北大召开批斗彭真的大会。


5月5日，“三红”召开大会批斗高层走资派，“新人大”试图冲击。双方已集结队伍，后“新人大”退出，一场武斗得以避免。


5月8日，文化广场上，两派群众有小冲突。


5月15日，首都红代会、工代会举行反对武斗的大游行。校内紧张空气稍有缓和。


6月8日、6月13日，校内两次大会批斗孙泱。6月15日，大会批斗郭影秋。这几次批斗，两派名为联合实为暗斗。


6月26日下午，三军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罗瑞卿大会。


7月10日，两派联合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7月13日开始，北京数千群众组织以围困中南海的方式要挟中央交出刘少奇任由群众批斗，在府右街组成所谓“揪刘火线”。“新人大”和“人大三红”都有参与。


7月17日，中南海西门外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7月20 日，爆发武汉七二O事件。


7月21日下午，“三红”上街游行，并有几百人到永定门车站捕捉想要来京游行上访的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成员。


7月22日，“三红”部分成员去西郊玉泉山宾馆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未得逞。


7月24日，在北京矿业学院召开批斗陶铸大会。


7月25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北京。


8月3日，“三红”的大队伍去“揪刘火线”游行示威。


8月4日，北京高校部分群众在机场批斗、殴打要撤回国的日本共产党驻中国代表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砂间一良和绀野纯一）。“人大三红”部分人员起了主要作用。


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声讨刘邓陶的大规模集会。


8月10日，由于武汉事件的影响，围困中南海的群众基本撤离。


8月21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


8月22日晚10点40分，数千群众冲击英国代办处。“新人大”人员有参与。两三天后，“三红”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


8月26日，在人大校内，由“新人大”联合校外几个单位，批斗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原人大副校长）。


9月4日、16日，江青连续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我校哲学系副主任）。


9月1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群众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之后，两派都对学校主要领导进行了批斗和毒打。


10月6日，孙泱被害死在“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据说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


10月6日，“新人大”从林园4楼17号的家中抓走朱真，关到图书馆楼地下室。


11月4日，听说“新人大”要进攻“三红”总部所在的新教学楼。“三红”连夜作准备，搬砖头堵窗口。


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三红”成员王昆顺，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先例。


11月25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亲自来校主持双方达成七条协议，并召开大会，作了要求制止武斗的讲话。


11月 ？日，两派组织在大教室举行交换双方被扣押人员的仪式。


l2月，"新人大“释放朱真，由"三红"“保护"在他们的总部新教学楼。



1968年



2月5日，北京市革委举办“北京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


2月20日，“军训团”进校，还在文化广场搞了个欢迎仪式。


3月3日晚，“三红”在戚本禹来校一周年之际举办“庆祝打倒王关戚文艺晚会”，以示划清界限。


3月16日下午，“三红”有人贴出“打到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


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林彪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次日晨，毛泽东到场讲话。此事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五战役”。“第四战役”则是指打倒王关戚。


3月2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3月29日，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伤数百人，开始了北京高校校内武斗的又一轮高潮。


4月7日，新闻系蒋荫恩教授在被“三红”关押的南一楼15号上吊自尽。


4月14日，法律系何思敬教授被新人大“学工农”战斗队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死于积水潭医院，终年72岁。


4月16日晚，“新人大”打伤“三红”一名女同学。双方大喇叭激烈对骂，紧张气氛迅速加剧。


4月29日，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新闻系资料室管理员林昭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4月29日，各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草草收场。


5月7日，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教授，因受极左路线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8岁。


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


5月10日，“新人大”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并抓走部分“三红”教工。


5月11日，人民大学爆发第一场双方冲突的大规模武斗，由“三红”攻打“新人大”占据的红楼。后“新人大”撤出，“三红”进驻红楼，未造成死亡。


5月15日夜，“三红”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中文系的“新人大”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


5月17日下午，“三红”捣毁可能被对方用于埋伏的位于主干道北侧的体育用品房。


5月22日下午，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新图书馆楼西南的空地爆发。“新人大”方面陈荣祖（计划统计系）、廖金妹（农经系）、杨大志（农经系）三位同学当场身亡。还有部分受重伤的同学在事后因此而去世。如经济系的孙士根同学被刺瞎眼睛，于1970年去世。


5月23日，“新人大”方面为死难同学举行追悼大会。王锡中同学父亲作为死难者家属代表发言。


7月1日晚，“新人大”捣毁“三红”的部分工事。


7月2日凌晨，“三红”方面回击，去捣毁“新人大”工事。结果“新人大”方面扔出了个手榴弹，并有枪声。人大校内武斗也用上了热兵器，幸未发生大的伤亡。


7月10日，周恩来就何思敬、吴景超死亡事件，给公安部长谢富治写批示。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占据校园，与学生发生冲突。工宣队员死五人。


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了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他在讲话中两处提到了人民大学，一是说“‘人大三红’反谢富治，总部不出面，叫一个小小的战斗队出来”；二是说“我看赵桂林不是反革命么”。（赵，“新人大”的负责人）


8月22日，以人民机械厂为主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


9月初，66、67届毕业离校。


10月21日，工宣队、军宣队召开全校大会，号召为建立校革委会努力。


10月26日，召开批判朱真大会。朱真是党委宣传部长。


11月15日，召开批判肖前大会。肖前是哲学系副主任。


11月23日，工宣队中的人民机械厂职工换成北京橡胶总厂的。


11月到1969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校各系批斗了许多领导和教师。


12月18日，召开全校清理阶级队伍的“宽严大会”，对“顽固不化”的典型卞占魁进行批斗。




1969年



1月8日，北京橡胶总厂对其工宣队成员进行厂内轮换。


1月31日，再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的“宽严大会”。对“坦白、认识较好”的计划统计系一年级学生陈仓仑，公安部门当场教育释放。对“顽固不化”的该系五年级学生范秀济，公安部门宣布，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押回原籍交群众专政。


2月6日下午，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进一步体现党的政策”全校大会。由郭子诚、陆大壮、董代耕三位教工交代问题。


2月28日，召开全校“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


3月2日，发生珍宝岛事件。3日起，连续十多天，全校师生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3月26日，军宣队召开有关该事件的全校大会。


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当晚和次日，全校师生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14日晚，中央台广播：在毛泽东主持下，“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和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全校师生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24日，“九大”闭幕。当晚，全校进行庆祝集会。


4月25日，全校师生又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27日晚，中央台全文广播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全校举行校内庆祝集会，会后又有游行。


5月7 日上午，开会批斗了一个喀麦隆留学生韦拉德吉。


5月14日，召开全校“落实干部政策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9月24日，成立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宣队的杨培基，副主任有崔耀先等。


9月28日，召开校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副司令员李钟奇、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等出席。


10月10日上午，全校召开“掀起整党新高潮”大会。


10月20日，全校召开“防空战备动员”大会。


10月25日上午，全校召开“加强战备，走出校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大会。


10月28日，依据“一号命令”，历史系等十一个单位到苏家坨公社劳动，计划统计系等六个单位到东方红炼油厂劳动。


11月1日，运动中的运动“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基层支部逐渐开始恢复组织生活。


11月，在“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后又进行“整团活动”，历时大体一个月。


11月7日，成立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后改称五七学校）。


11月16日，历史系教授何干之因受极左势力迫害，致使心脏病复发逝世，终年64岁。


11月27日，第一批教职工528人去余江干校。


11月，在苏家坨公社的历史系等11个单位的师生转移到第二毛纺厂等8个工地劳动。


12月，1968届毕业生离校。



1970年



1月3日，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批清运动”，历时两年多。


这两年中，有不少两派组织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江西“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最后没有查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据目前所知，在江西“五七干校”，至少有项冲老师（服毒自杀）、陈秋梅老师（割刀片自杀）、李尚公(用烧红的铁条直刺心脏自杀）和总务处会计杨树贵（自己扑向电锯、劈脑袋自杀）被迫害致死。意外死亡还不在内，如计统系党总支书记铁华为救溺水的妻子而自己身亡。


5月18日，开始“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运动。


7月9日，学校召开“应届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布置毕业离校工作。


7月28日，在大教室宣布全体毕业生（69、70两届）的毕业分配方案。


8月，在校学生全部离校。


10月23日，原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冤死狱中。


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


197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第二炮兵（102部队）迁入人民大学校区。



1971年



1月，第一批近600教职工被分配到北大、清华、北京市革委等单位。



1972年



5月14日－12月日，人民大学余江“五七学校”撤销，教职工分批回北京。在“五七学校”开办三年中，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480户家庭分8批去“五七学校”。



1973年



6月，第二批1420名教职工按建制成块分配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另有160位教职工回家庭所在地工作。


8月29日，北京市规划局将林园东侧8000平方米批给大华衬衫厂使用。


10月10日，北京市委、市革委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结束。


1973年，始终未被改正的著名学生右派、人大校友林希翎（程海果）女士在刑期将满之时被提前几个月释放。


1975年4月4日，人大校友张志新在辽宁沈阳监狱被杀害。



1978年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成仿吾任校长、郭影秋等任副校长。


7月11日下午，学校召开恢复大会。


7月26日，举行全校会师大会。


9月29日，成立校党委，成仿吾、郭影秋分别任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贵州文革大事记
渔歌子 (何蜀) 编撰
2018.05.30


【说明：本大事记主要参照了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邓振新主编《折腾岁月》、《不灭的火焰——贵州四一一纪念文选》、张甦著《南下串联与贵州文革》（电子版），《当代贵州大事记》、《贵州通史（第五卷）》、《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贵阳、铜仁、遵义、兴义、安顺、都匀、凯里、毕节、修文等地的党史或党史大事记，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后为贵州工业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校史，及文革中有关文件、首长讲话等资料。因资料不全，所知有限，错漏之处难免，敬请指正。编写中得到王云生、杜应国、林洛诸君热心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1965年


11月21～25日 在文革导火线已悄悄点燃（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发表）之后，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吕正操、程子华等同行。邓小平对贵州工作表示满意，对开发贵州煤炭资源表示支持，并对贵州今后的工作作了要搞好西煤东调，抓好农业和农林牧结合，以电、路（铁路）、粮为贵州建设三大任务等指示。


1966年


1月8～1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在全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1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不准私招乱雇生产队社员作临时工的指示》，其中规定：专门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村“五匠”，县可以统一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建设或其他建设，一律不得自由外出打工，任何单位都不准招收他们。

1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贵州省三线建设办公室。

1月15日 冶金工业部下达贵州水城钢铁厂设计任务书，决定在贵州省水城县青杠林场建设水城钢铁厂，年产50万吨，分两期建设。

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认为农村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严重的，突出表现在方向、道路和所有制问题上。决定从公社以上各机关抽调3万干部组成面上社教工作队集中训练后入村。

1月27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基本建设政治部，分管全省基本建设系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2月1日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地球化学部分和中国科学院贵阳化学所、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昆明工作站等单位合并在贵阳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简称地化所）。因该所与北京的联系，其中一些年轻研究人员在贵州文革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都匀、安顺设市；六枝、盘县、水城、开阳、万山设立特区；并扩大遵义市郊区。

2月24日 在安龙、兴仁、贞丰三县结合部的龙头大山地区发生“百姓党反革命预谋暴乱”假案，株连群众数百人，有的被判重刑。1967年1月14日兴义城关“四清”分团负责人赵振东等致信地委提出对此案平反建议，23日，兴义地委发出对兴义县“百姓党”成员平反的通知。

3月4日 贵昆铁路接轨，该线全长639公里，在贵州境内303公里，设36个车站，7月1日正式通车。

4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4月11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委员会和总指挥部，对这个地区的工业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

5月5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关于今后城市“四清”运动的安排意见》，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 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市要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二个影响较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大学也要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要对本省（区）、市报纸、广播、刊物、书籍、大中学校的讲义和历史语文课本、文艺作品、戏剧、曲艺、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认真进行清理，发现毒草，彻底批判。”

6月1日 中央军委决定：全国公安部队归大军区、省军区建制，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据此，贵州省公安总队划归贵州省军区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独立师。

6月1～8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6日 《贵州日报》发表三个整版批判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小川的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老红军汪小川回忆长征艰苦历程时描写景色的“当空的太阳变得暗淡无光”、“像是挂在空中的一大块死马肉样的暗红的太阳，靠近西山口了”都被分析为“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当天开始一些大、中学校师生到报社送大字报，指责报社批汪小川为“舍车保帅”，有学生称《贵州日报》上列举汪小川“罪行”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反对伟大的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没有主语，是反动标语，要求邮局停止销售当天《贵州日报》，有的学生还到贵州日报社要求《贵州日报》停刊。

6月8日 学生围攻《贵州日报》到本日形成高潮，省委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将学生围攻报社和质问省委等定性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和组织反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晚八时起反复广播省委的反击决定。省委和各市、地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一些学校领导被打成“黑帮”，一些师生被定为“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批斗，有的还被抓捕入狱。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师生（不包括下乡“四清”尚未返校者）的50%以上；贵州工学院218名师生员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6月11日 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贾启允，副组长苗春亭。28日，经报请西南局批准，增补陈行庚为副组长。

6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此后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地纷纷效法揪出当地的“小三家村”、“小邓拓”，如都匀揪出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安家顺、县委宣传部部长盛田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爱慎等。

6月22日 《贵州日报》公布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改组贵阳师范学院党委，撤销黄辅忠党委书记的决定》，明确由文革工作队代行校党委职权。

6月23日 《贵州日报》发表批判贵阳师院附属中学校长何洪、代理党支部书记贾荣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文章。

6～7月 都匀市、县各单位揭发批判“牛鬼蛇神”463人，占职工总数的2.9%，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265人，列为“辩论式斗争”的50人。

7月1日 贵昆铁路全线交付营运。

7月6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向中央报送《关于当前文化革命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其中点名批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四川）、李孟北（云南）、汪小川（贵州）。中共中央7月20日批发全国（中发［66］368号）。

7月8日 中共兴义地委向贵州省委报告农村面上社教工作总结，称省地县三级共抽调4652人组成工作组，对兴义地区1456个分田单干和101个包产到组的生产队以及3422人侵占集体田土的行为进行了纠正。

7月10日 贵阳地区到本日止发生自杀事件189起（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

7月12日 《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蹇先艾。

△都匀市开始集训中小学教师。

7月16日 贵阳医学院生物化学教师林敦英被迫投水自杀身亡，此前有基础部副主任朱清干自杀身亡。全院被批斗230余人，占教职工1448人的15.9%。

7月18日 驻贵州农学院工作组对学院党委书记时思文和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泓光、院长助理邱觉心三人进行批斗。

7月20日 贵州省文革小组向西南局报告：贵州省八所院校共揭出反革命黑帮35个，牵涉校内人员198人，校外人员46人，还有17个反革命集团线索，有待查破。

7月21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紧密结合城市“四清”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几点意见的报告》。

7月21日～8月底 遵义市15所公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教职员工555人以集训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受到批斗，有的被迫自杀身亡。

8月22日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到贵阳医学院参加群众大会，支持该校因“六六事件”受过迫害的师生组织了贵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团”。

8月25日～9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精神，讨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从8月31日开始转为对省委提意见。各地党政领导开始有选择地抛出“走资派”进行批斗。

8月27日 贵阳医学院保校党委、反对省委书记贾启允的一派师生成立“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简称“工尖兵”）。

8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立即组织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为弥补今年严重干旱给粮食生产带来的损失，要求开展以粮为主的农副业生产运动，到1967年夏收前，每个职工、学生要做到生产两个月至少保证一个月的口粮，城市的成年居民，只要有可能，也要组织从事一些农业生产，自给一部分粮食。

△由北大、北京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校16个学生（多为从贵州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学生）组成的首都南下串联二队抵达贵阳，在几所高校张贴了《六问贵州省委》的大字报，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要求为“六六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大字报迅速被转抄贴上大街，引起轰动。随后被贵州省委加上批判按语后铅印下发供群众批判。

8月30日 修文县中学官办红卫兵在县城体育场焚烧抄家收缴的“四旧”书籍与物品，城关镇官方组织的“打虎队”抓“牛鬼蛇神”游街后，将其中3名职工和15名居民押到焚物火堆周围下跪，围观者千余人。当场烤死城关理发社工人罗家福和街道牙科医生舒文忠，曾当过巫婆的居民周德昌被烤伤后死亡，另有5人被烤成重伤。当晚县委组织各部门领导开会，布置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和“十六条”等，要求认识群众运动“大方向正确”，“不要给群众泼冷水”。

8月31日 贵阳一些大、中学生到贵州日报社送大字报质问为什么《贵州日报》刊登毛泽东题写的“新北大”、“中国妇女”手书不套红，并举行了抗议游行，遭到“保卫党报”的数千人围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11人被打成“反革命”，党支部书记被迫自杀。

8月下旬 几位在北京读书的安顺籍大学生组成南下串连队到达安顺，率先在其母校安顺一中、二中及安顺街头贴出“炮轰司令部，炮打司令官”的大标语。引发激烈的街头辩论，进而形成“炮轰派”与“保皇派”的对立。

8月底～9月上旬 各地县委按中央精神布置官办红卫兵在街道积极分子配合下“破四旧”，到居民家中收缴旧书画、罗汉观音像及古董瓷器，由公安人员押送交县委文革办公室，有的地方则集中销毁。都匀市区红卫兵规定妇女不准留长发，一律剪“三八式”齐耳短发，不准穿裙子和高跟鞋；男人不准穿牛仔裤，不准留“飞机头”等。

9月1日 中共大方县委按毕节地委监委指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县委财办主任赵明英，并将大方一中“走资派”曾昭瑞、“资产阶级教育权威”罗安谦等揪到会场陪斗。大会由官办红卫兵代表主持，各校官办红卫兵自行将认定的“牛鬼蛇神”揪到台前陪斗示众。

9月5日 北京南下串联队和贵州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学生3000余人到贵州省委大楼前要求贾启允接见回答问题，贾启允不露面学生就静坐示威。省文革组织贵阳市各企事业单位人员及街道居民12万人以“宣传十六条”为名对这些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批斗。

9月7日 李井泉到贵阳，向贾启允、李再含等传达陶铸对贵州省委的评价：“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按照中央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全省大中学校全部停课，开始大串联。

△中共贵州省委派出书记处书记张健民与北京南下串联二队学生座谈，学生要求省委就“九五”事件向中央报告并作出检查，最后由学生起草了电报稿，张健民交秘书拿去发给了国务院办公室。

9月8日 保省市委的“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成立。继后又成立纠察大队。

9月11日 北京南下串联二队派出返京汇报团去向周恩来报告贵阳“九五”事件等情况。贵阳运输公司修理厂采购员李铁乃随车去北京上访，回来后组建了红卫军。

9月12日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从本日起连续致信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要求省委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指责省委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9月14日 贵州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贵阳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成立（后遵照中央关于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不宜单独成立组织的指示，更名为贵阳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为新华印刷厂工人袁昌福。随后“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和“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相继成立。

9月15日 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贵州许多大中学生得到接见。

△遵义县直机关将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三反分子”的干部职工156人武装押送松林台鼓山监督劳动，后增至200人。

9月中下旬 安顺二中几位高三学生在南下串联队鼓动下成立“红旗战斗队”，成为与工作组和校文革操纵的学校“红卫兵大队”相对立的第一个校内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9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1966年农村面上社教运动的情况简报》，称发动了群众，揭开了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打击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月27日 北京南下串联二队赴京汇报团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介绍向周恩来汇报“九五”事件等情况。

9月2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十六条〉的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要求对错批错斗的要平反，戴错帽子的要摘掉，不应处分的要立即撤销。同时强调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工人。

10月9日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成立。

10月15日 保省市委的“工人纠察队联络站”成立。

10月 凯里县委文革领导小组将各部门揭发出来的机关干部、职工中的“牛鬼蛇神”进行分类排队，遣送到指定地点监督劳动改造。

11月2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同意调整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免去苗春亭的副组长职务，增补陈璞如、张健民为副组长。

11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

△贵州省公安厅五处科长康岩中与二处处长张启民等联名写出批判省公安厅长宋子健的大字报《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成立“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简称“113总队”）。

11月4日～12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精神，集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会议期间的11月11日，贾启允贴出《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大字报。

11月5日 贾启允在贵阳群众大会上作检查。

11月6～17日 “贵州工人赴西南局造反团”到成都“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

11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检查前一段运动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讨论贵阳地区的文革形势和问题。

△保省市委的“贵州省工人纠察队”成立（简称“工纠”）。

△安顺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安顺汽车运输公司“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成立。由复退军人、该公司保卫科干事吴兴龙任团长，派驻公司的税务员徐永春任政委。

11月27日 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成立。

11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作出改组贵州日报社编委会的决定。

11月底 贵阳造反派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

12月3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同意增补李立、李再含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工纠”成员开的车在红卫军总部（省总工会大楼）门口压死红卫军2人，李再含认为公安局没有及时处理问题，宣布罢了公安局长的官，并以省文革小组名义通知贵阳市停产三天进行追悼，李铁乃将此车祸宣传为保守派制造的“惨案”。4日，造反派统一行动指挥部召开“烈士追悼大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了花圈并致悼词，宣布追认2死者为“烈士”。李铁乃组织了六十辆大卡车的抬棺游行。自此李再含与李铁乃被并称“二李”。“工纠”对所加罪名不服，挟持李立上京告状，被造反派堵截抢回。

12月5日 贵州日报社五个战斗队刊登《重要启事》，宣布《贵州日报》和《贵州日报农村版》暂时停刊，改出《新闻报道》。

△红卫军到贵州日报社查抄“黑材料”，抄出很多材料运回其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贵州“二李”之间的造反同盟关系发生了变化。

12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联试点暂行办法》，提出徒步串联主要在本省、本专区范围进行，全省再组织一万师生到省内外徒步串联，其中省内6000名，到省外4000名，发给徒步串联师生每人每月8元补助。

12月15日 本日前后，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写出大字报同时张贴在贵阳大十字闹市区和校内，列举其家乡湄潭县农村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中饿死人（其父母和侄儿饿死，全生产队饿死过半、死绝两户）的数据和名单，认为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应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饿魂亡灵申冤。随后工学院以张再兴为首组织了调查遵义地区大饥荒饿死60万人情况的“遵义事件调查团”，后扩大为“贵州事件调查团”。

12月19日 贵州省水电厅厅长李苏波（三年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到贵州工学院向“遵义事件调查团”详细介绍当年情况。此后陆续向调查团介绍所知情况和提供材料的当事人有原遵义行署副专员何林，当年的省委副书记苗春亭，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张玉环（大饥荒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委第一书记），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省委委员、省高院院长、贵州工学院工作组组长叶谷霖，省粮食厅计统处长谢兆生，省供销社副主任杨绍荣（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明跃忠（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欧阳元，贵阳市市长张一樵等。

12月27日 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造反派头头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让李铁乃把大联合后的领导权交给徐英年，被李铁乃拒绝。不久李铁乃就宣布退出“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针对地化所的“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

12月 遵义县境内发生脑脊髓膜炎，涉及全县16个区，发病1170例，死亡138人。


1967年


1月3日 因李铁乃赴北京告李再含的状并在京贴出“打倒李再含”标语、大字报，贵州红卫军中得到李再含支持的另一头头在贵阳成立了脱离李铁乃的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月12日 贵州省六枝矿区建设指挥部六十五工程处在建设大用矿井过程中，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突出煤量约2000多吨，瓦斯量约130万立方米）的重大事故，死亡98人。

l月15日 贵阳矿山机器厂造反派在全省率先完成厂内夺权。

1月17日 贵阳医学院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在校内夺权，但未得到省军区承认，认为不是左派夺权。

l月16～19日 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省文化局、贵阳棉纺厂、贵阳钢铁厂、贵阳造纸厂、林业厅汽车场、省建一公司等造反派夺了本单位的权。

1月17日 红卫军到省文革夺权因无人未遂，后发现有两士兵流动哨，红卫军认为是在保护旧文革，违背了中央军委有关军队不干预地方文革的指示，在与两士兵争执中夺走手枪一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一件。红卫军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未理睬。

1月19日 贵州日报社造反派夺权，改出《新贵州报》。

△贵州省长李立接见贵州工学院调查大饥荒贵州饿死人情况的“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打招呼说：作了结论的历史不要再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

1月20日 李再含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反映贵州红卫军李铁乃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绑架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等，要求对其实行专政。毛泽东于21日将电报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红卫军主要负责人李铁乃当天即在北京被中央文革下令抓捕，押回贵阳批斗后一直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7月被贵州省最高法院以反革命、打砸抢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江青被判刑后才以“取保就医”名义释放。

1月24日 毕节军分区支持当地69个造反派组织夺了地、县委权。但在本月31日，军分区党委发表声明，宣布这次夺权无效，是“假夺权”，撤销支持这次夺权的决定。

1月24日 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派专机将李再含和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及造反派代表11人接到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贵州造反夺权情况。地化所徐英年参加代表团赴京，孙昌德留贵阳参与指挥夺权。

1月25日 贵阳地区和外地共40个群众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发布《通告》宣称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省总指挥部设七人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成员有：耿铁（工人）、袁昌福（工人）、李承宗（学生）、蔡秀臣（地化所干部）、戚休（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农民代表暂缺。

1月25～30日 中央首长在京先后五次接见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代表团，周恩来参加了其中四次。30日晚代表团连夜乘专机飞回贵阳。

1月26日 贵州省军区宣布取缔红卫军和与之结盟的赤卫队等工人组织。

1月27日 因红卫军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已被红卫军夺权的贵阳煤矿“工纠”进行反夺权，并捆绑红卫军54人。其他已被红卫军夺权的如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红星拖拉机厂、贵州柴油机厂、贵阳市邮局等单位均发生“工纠”反夺权事件。

1月28日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贵州代表团时，江青讲话中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代表团中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二号通告，限令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内到省总指挥部报到，省、市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别到省、市造反总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理，不得违抗。各单位原负责干部，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离职守。凡未经批准，私自离开岗位者，将严肃处理。

1月30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人民日报》2月5日转载。这一《通告》成为许多地方打击造反派的“镇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夺权胜利，赞之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同时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通告》。

2月2日 贵州省军区召开支持左派（造反派）誓师大会并举行武装游行。

△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贴出《向毛主席请罪》大字报，宣告解散。

2月3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提出对原领导干部实行抓、罢、提、留、调五字方针。2月15日周恩来对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认为“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

△“贵阳大专院校联络站”（八大院校联络站）成立。

2月9日 贵州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刊登 “2·9通令”，开除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简称“西南贵野”），并勒令其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八大院校联络站”不同意这种作法。但已进入省革委领导班子的孙昌德、徐英年等人写出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主沉浮》刊登的杂文《理水拾遗》。

2月13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日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各基层革委会成立时均有“毛泽东思想”前缀，均于8月随同省革委一起取消前缀），主任李再含，副主任张明。

2月15日 中共安顺地委发出《关于安顺县小学教师平反的意见》，称去年小学教师集训是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春节前的集中平反是假平反，要求进行真平反，对受害教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并写出平反书。随后安顺县给1700名教师平反，其中民办教师800人。

2月17日 陈伯达将“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的报道稿和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等四份文件报毛泽东审阅，提议将权力机构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20日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这就是后来宣传的“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的来历。

△“毛泽东思想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宣布夺了遵义地委、行署和遵义市委、市人委的权。

2月21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到重庆，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洽商后将关押于重大的李井泉于下午5时提往贵州批斗。

2月22日 贵阳召开10万人大会，对李井泉、贾启允等领导人进行批斗。

2月25日 中央文革小组《快报》1334号刊登驻贵州记者采写的《大联合中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

2月26日 李再含和省总指挥部出动2000多人（其中军人三个连），深夜对贵阳医学院红旗战斗团进行打砸和反夺权。贵医红旗成立贵医“二二六兵团”，举办了遭到打砸的现场展览。

2月27日 毛泽东将刊登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大联合经验的《快报》批示给陈伯达和王力，其中说：“此件似可公开报道。”

3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经毛泽东批阅的《用毛泽东思想做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并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为题发表社论。

△贵州省革委将批斗后的李井泉送回重庆交还给重大八一五战斗团。

3月初 孙昌德受李再含指派，到安顺地区支持夺权，3月9日听取汇报后决定为夺权扫清障碍，签字批准将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红旗”负责人工人徐永春、张瑛二人逮捕，徐被判刑十年（冤狱三年零七个月），张被判刑七年（冤狱一年零五个月）。

3月4～5日 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抓捕入狱。

3月5日 在省总指挥部召开、省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小报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二二六”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月7日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在贵阳街头贴出两张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对贵州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看法》、《点把火——大学生必须大乱》，清华大学南下串联队贴出大字报《真正的反革命逆流来自何方》，引起两派意见大辩论。3月26日和30日，《新贵州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和《再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将群众组织划分为“主乱派”和“主治派”。

3月8日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都匀市、县造反派在军分区和人武部支持下宣布夺权。

3月9日 贵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4日 都匀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6日 安顺地区造反总指挥部在军分区支持下成立。

3月18日 在毕节军分区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再次夺权，成立了地、县两级革命委员会。

3月19日 凯里地区不承认此前1月26日夺权的部分造反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成立造反总指挥部，宣布夺了州委、州人委、县委、县人委的权，随后分别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凯里县革命委员会。这次夺权得到省革委承认。

3月22日 安顺地区造反总指挥部夺地委、行署、市委、市人委的权，成立安顺地区和安顺市革命委员会，23日召开成立庆祝大会。

3月30日 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到会祝贺。但后来该校革委会成为“四一一”派，遭到李再含派人武装颠覆。

4月2～4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补选三个农民代表为省革委委员。

4月3日 贵州省革委向中央请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

4月10日 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月10～20日 贵州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到会代表2890人。因排斥贵医“二二六”，被贵医“二二六”、贵医“东方红”、贵阳六中“狙击兵”等持不同意见的学生组织冲击大会造反，参加大会的许多红卫兵组织提议暂时休会，遭到一心要成立全国第一个省红代会的李再含拒绝。

4月11日 要求红代会暂时休会的各高校红卫兵代表与省革委负责人协商无效，主张暂时休会的红卫兵组织冲击会场造反，随后拉出队伍游行到邮电大楼前广场，77个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5000多人召开大会，组建了“四一一联络站”，从而开始了群众抗争的“四一一”运动，贵州造反派分裂为支持红代会、支持“新生红色政权”的“支红”派和反对李再含错误的“四一一”派。

4月1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以头版整版刊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文章《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文中称：“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好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要求省红代会休会的各校红卫兵上万人游行示威，高呼“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并再次冲击红代会会场。贵州工学院3000师生游行队伍中有五十多岁的校党委委员、土木工程教授、图书馆馆长熊胤笃。当晚，省革委组织军人、警察、机关干部、工人和居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支持红代会开下去的游行。

4月13日 贵阳师范学院率先成立了“支红串联会”，随即许多单位成立了以“支红”、“卫红”为名的组织，形成支持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的“支红”派。

4月15日 在北京参加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李再含打电话给贵州省革委，说“四一一”是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牛鬼蛇神为基础，以保守派为外围，与“四一一”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要求查清冲红代会的头头，拟定一个逮捕名单。

4月17、18日 按李再含揪出冲击红代会“黑后台”的指示，贵阳医学院“工尖兵”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李吉杰打成“黑后台”，开除其中共党籍，批斗后扭送省公安厅，关押三年零九个月，直到李再含下台后才无罪释放。

4月1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要求撤销大串联联络站，不再接待串联学生。

4月30日 到本日止，贵州全省7个专州和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都匀市全部被夺权，省级各厅局也基本被夺权，82个县中有64个被夺权，中央和省属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被夺权的占60%以上。

5月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通知，宣布从5月10日起停止办理省内外外出学生的食宿和返回原地的车旅费借支。

5月8日 本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发表李再含署名的“支左”经验介绍文章《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反映贵州省夺权斗争的大型歌舞剧《西南的春雷》在贵阳公演。

5月12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做好夏季粮、油征购、分配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夏粮征购期间，小麦（包括面粉、面条）不准进入集市交易。夏季征购结束以后，集体需要出售的粮食，不许进入集市，必须卖给国家。社员个人需要出售的，以议价卖给国家。食用油、油料，不论集体或社员个人的，任何时候都不准进入集市，需要出售的必须卖给国家。

5月13日 17所学校的“四一一”代表200多人静坐贵州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打成“四一一黑后台”的贵阳医学院党员教师李吉杰。静坐行动在各界群众声援下持续了八十多天。

5月1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对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工作和生产、捣乱革命生产秩序的，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坚决贯彻中央停止串联的指示，凡借“串联”或“调查”为名，实际上捣乱革命生产秩序的，要坚决反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专政机关和要害部门，不准冲击，违者，其首恶分子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办。

△铅印的《四一一战报》创刊号出版发行。

5月17日 安顺市革命委员会在东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遭到以“中发[67]117号文件”命名的对立派“117部队”红卫兵冲击，爆发安顺文革第一次武斗。事后“117”派举行了抗议游行，并在大十字静坐示威。

5月18日 中央军委转发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免去贾启允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5月中旬 贵阳街头出现署名“地化所一兵”（即朱梅年，还有贵州省花灯剧团李少华参与）的大字报，称贵州夺权不是俄国“十月革命”，而是俄国“二月革命”。李再含称这是“四一一”的黑纲领。

5月19日 李再含在贵阳市中心邮电大楼前广场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要对“四一一”刮“十二级台风”，扬言在半月内将“四一一”摧垮。

5月22日 黔东南州和凯里县的“三一九”夺权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强占反对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总”）控制的县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红总”数百人到军分区静坐抗议，26日“红总”近百人赴贵阳、北京告状。

5月24日 贵州省军区和“支红”派的宣传车在贵阳街头开始宣传“‘四一一’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的口号，并散布“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加入‘四一一’”，苗春亭操纵“四一一”等谣言。

5月26日 贵州省红代会宣布开除“四一一”观点的贵州大学红代会、贵州工学院红代会。贵阳医学院在军队武装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引起激烈冲突，90多人受伤，3人重伤。

5月27日 贵阳师范学院在军队、警察等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被“四一一”派造反，双方剧烈冲突。

5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复贵州省革委，同意在贵州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并通知也可以在西南地区的地方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李井泉。

△贵阳地区“支红”派217个组织联名发表批判“四一一”派的《形势分析》。

5月29日 贵州省革委颁布《贵州省农村集市贸易试行办法》，称农村集市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必要补充，但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消极作用，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规定：粮食、棉花、油料和食用植物油脂，除国家指定的部门经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经营，在完成统购任务后，社员个人需出售的粮食，应当先卖给国家，少量的允许到附近集市进行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社员如果出售自留地生产的粮食、油料、棉花，只能卖给国家，不能进入集市贸易。烤烟、茶叶、肥猪、生漆、贵重中药材等，国家实行派购或指定部门收购的，不准进入集市贸易；鸡蛋必须首先卖给国家，但允许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在集市上少量调剂，这类物资，严禁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私自经营。不属于以上两类物资的，允许在集市上调剂有无，但严禁转手倒卖和投机贩运。耕畜交易，不准商贩参加。竹木制品，在完成与国家订立的合同后，允许生产队和社员的零星小竹木制品进入集市贸易。凡是已建立国营蔬菜机构的地区，生产队的蔬菜只能卖给国家；社员自留地种的菜，允许进入市场出售，但一般不能高于国家牌价。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贵州省话剧团“九·五”革命造反团《创作话剧〈西南的春雷〉的体会》，谈了“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开门创作”、“开门排练”等“经验”。

6月2日 贵州大学在军队、警察等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遭到“四一一”派造反，发生剧烈冲突。

6月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4日起将在《新贵州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和“贵州最大”的走资派贾启允。

△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4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决定：李再含任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6月5日 贵州省军区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区各级机关、部队和民兵，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贾启允”斗倒斗臭。

6月6日 贵阳召开15万人大会，批斗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主要领导人贾启允、苗春亭、陈璞如等。

6月8日 冲击省红代会的大中学生组织成立贵阳地区“四一一兵团”，工人中的“四一一”派则成立了“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6月17日 到本日止，贵阳街头用于围剿“四一一”的宣传车已增至64部，高音喇叭增至172个。

6月19日 已在安顺汽车运输公司夺权的“红旗战斗团”为要求释放其头头徐永春、张瑛举行罢工，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公开信，称罢工是走资派操纵的阴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要求受蒙蔽职工反戈一击。因罢工继续，28日再次发出第二封公开信。

6月26日 上午省总指挥部组织人员将省文革展览馆中的“四一一”派工作人员驱逐，遭到社会上广大群众反对，双方冲突中打伤7人。下午省革委组织3000人在展览馆外游行抗议“四一一”挑起武斗。当晚在医学院新教学楼和行政楼又发生武斗，打伤61人，国家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6月29日 贵阳师范学院“四一一”派文艺宣传队应邀去毕节参加“七一”庆祝演出，途中在大方县被省革委通知毕节地革委组织的农民阻拦围攻，断水断粮，砸烂汽车。贵阳“四一一”闻讯后派去解救的10辆公交车300名学生也在黔西县被农民围困，突围出去的人员在黔西县城组织了示威游行。

7月4日 贵州省革委全委会增选李立、孙昌德为副主任。

7月8日 晚8时，贵阳“四一一兵团”1300多人在大十字广场静坐绝食，要求省革委出面解除在大方对“四一一”派的围困，参与者多至5500人，省内外声援者达600多个单位。直到省军区派出汽车到大方将被围困的“四一一”300多人接回贵阳，绝食到12日凌晨2时结束，先后有409人昏倒送医院抢救。

7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群众大会，请大方县“贫下中农”控诉“四一一”在大方犯下的“罪行”，被发现假冒“贫下中农”的是省革委秘书处姜德久，“四一一”人员将姜德久与同姜一起的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康岩中等抓到工学院要求说清楚。省总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四一一”派绑架孙等。

7月13日 贵阳师院两派冲突，“支红”派占据印刷厂，“四一一”派占据了广播站，广播站遭到校外“支红”派围攻，校外“四一一”派闻讯赶来声援，双方上万人挤满校内外闹至次日。省总指挥部怀疑其核心组成员、省革委委员袁昌福暗通“四一一”，将其开除，袁遂公开站到“四一一”一边。

7月15日 安顺运输公司“红旗”罢工要求释放徐永春、张瑛无果，乃组织数十辆汽车和该组织大部分工人前往贵阳，在市中心喷水池静坐示威。

7月25～30日 贵阳地区“四一一”派在工学院召开“四一一兵团”总部扩大会议，作出《十项决议》，要派出赴京控告团争取中央的支持和调解，并作好自卫准备。

7月29日 李再含在省军区召开的拥军爱民座谈会上讲话中将贵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党委委员熊胤笃打成“四一一”的黑后台。

7月31日 贵州省革委常委中第四号人物（分管宣传口兼《新贵州报》革委会主任）、新华社驻贵州记者戚休被迫到“四一一”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承认宣传“三股反动逆流”、“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等是错误的。

8月1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随后贵州各地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均取掉“毛泽东思想”的前缀。

8月2日 李再含模仿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光荣回到北京”那样组织10万人大会，欢迎孙昌德等“光荣回到省革委”。会后李再含亲率全副武装的部队示威游行，高呼“揪出四一一坏头头”、“揪出四一一黑后台”等口号。

8月初 孙昌德组织人撰写《给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并指示《新贵州报》刊登，省广播电台广播，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和党委委员熊胤笃诬为“四一一”的“黑后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

8月4日 李再含派出以李立为组长的五人小组赴京向王力汇报请示。18日起贵州大肆宣传王力三点指示：“四一一”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李再含是个好同志；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凡支持“四一一”的一律撤回北京。

8月4～6日 铜仁地区“三红”派与“支红”派大规模武斗，打死21人，时称“八五武斗”。“三红”派败退，陈老清、姜应中等11人被抓捕入狱，后于1971年3月31日无罪释放。江口、印江两县武斗持续到9月中旬。

8月5～6日 遵义两派在遵义县城南郊长溪桥武斗，遵义地革委委员、国防厂矿的井冈山战斗兵团负责人王廷瑞在武斗中身亡，地革委在丁字口设灵堂，组织数万人悼念。18日遵义市革委、人武部作出《关于开展向王廷瑞烈士学习的决定》。两派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 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打电话给铜仁“支红”派，鼓励其乘胜追击，把“三红”派“一小撮坏蛋”彻底打垮。

8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贵州省革委批发的“全省市场管理会议纪要”。

△兴义县两派武斗并砸县人武部军械库抢夺武器，发生流血事件。

8月15日 安顺运输公司“红旗”在贵阳静坐一月无果，于14日撤回安顺，本日遭到安顺“支红”派组织武装围攻，其总部所在之医务大楼被攻占。这是安顺两大派第一场大规模武斗，伤数十人。

8月17日 李再含布置镇压反对他的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和“四一一”派师生，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和孙昌德等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楼用电台指挥，抓捕200余人，打伤91人，打死在工学院参加“四一一”斗争史展览工作的九中高二学生俞昌宁。捣毁教学楼部分用具和实验设备，烧毁和流失的课桌椅及各种家具4000余件，价值近10力元。工学院被停水停电、中断粮油供应一个多月。随后，李再含从三线建设厂011系统、302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贵州柴油机厂和贵州水泥厂等26个单位抽调3895人，组成省革委直接指挥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

8月19日 贵阳九中“四一一”派学生用车载俞昌宁遗体举行抗议游行。晚上消防队出动到市中心清除“四一一”派标语大字报，遭到群众以砖头石块围殴，消防队战士李光灿、黄旭柱2人被当场乱石砸死，后追认为烈士。

8月19～24日 李再含部署在贵阳市内对“四一一”派组织进行武装“踏平”，大批“四一一”人员被抓，被挂黑牌、含稻草游街、请罪。

8月21日 贵阳地区30万军民举行捍卫中央“六六通令”的集会游行。235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的紧急呼吁》，指抗暴者为“挑起武斗”，“踏平”者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称“对于敌视和破坏‘六六通令’，蓄意挑起武斗者，我们将发动文攻武卫的强大攻势，给予有力还击。”贵州农学院“卫红联络站”在校外“八一八兵团”支援下拨除了校内“四一一”派在综合大楼的据点，抓了“四一一”派的学生和教职工进行殴打、审问，并炮制了“四一一罪行展览”，组织校内外人员参观。

△遵义地革委、军分区组织“支红”派对“四一一”派突袭“踏平”，随后组建了专业武斗队“八二一兵团”。“四一一”派被抓捕、关押、游街批斗上万人，被打成重伤521人，活活打死工人农民3人。

8月22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文攻武卫”，制止武斗》。李再含组织的以三线厂工人为主的专业武斗队武装颠覆了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后，于本日正式成立“八一八兵团”，集中了贵阳地区26个单位的武斗人员3895人。在此前后全省被武装“踏平”达26万人，其中外逃6万人。

8月23日 遵义县革委会发动武装镇压对立派的“八二三”行动。

8月24日 省总指挥部诬称贵阳医学院“四一一”派职工汪建华、学生柯威堂（华侨）是武斗祸首，进行通缉，于本日抓捕入狱，关押一年零八个月，直到李再含下台才得以无罪释放。

8月26日 毕节县革委会晚上出动“文攻武卫”人员取缔对立的“四二”派设在城区的指挥部，抄砸该派在县城一些单位的办公室并抓捕人员。

9月初 黔东南州和凯里县革委会强制取缔反对派“红总”。

9月5日 从5月7日至本日止，贵州新华印刷厂奉命印制的批判“四一一”材料达548700本，占同期印刷品总印数80%以上。

9月16日 “四一一”赴京部分群众在京西宾馆前静坐要求揪出李再含，绝食5天。

10月17日 贵州省革委全委会增选刘安民、康岩中为副主任。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撤销。

10月1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和中央军委〈重要通知〉的决定》。

11月13日 李再含发表关于解决兴义问题的讲话，认为兴义地区及各县是保守势力夺权，是死水一潭，提出对兴义地区已经建立的革委会要分别采取“改组、无效、否定、重建、接管”10字方针。此后该地区群众组织武斗升级。

11月22日 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职务的李再含对云南文革发表“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暗指昆明军区领导人李成芳原为薄一波老部下）的讲话，加剧了云南省军区与昆明军区的动乱。

11月26日 贵州“四一一”驻京联络站在清华大学王学文等学生大力支持下，印出了第一期油印小报《乌江评论》，共印400份。

12月10日 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接见“四一一”在京人员中的李树林、张国荃，询问所谓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张称材料还藏在贵州不敢带出来。杨成武嘱尽快带来交给中央。不久因发生“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下台，此事被李再含指称杨成武是“四一一”的后台，让贵州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进行追查，但因事涉邱会作，在李再含下台后公安厅这一专案工作被说成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直到林彪事件后邱会作也下台，此案才不了了之。

12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电告贵州省革委，同意由李再含、张明、李立、孙昌德、刘安民、康岩中、徐英年等七人组成贵州省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李再含任组长。

12月2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在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组织的决定》

△贵州外逃的“四一一”派代表二百多人在北京清华大学二教楼会议厅举行全省代表大会，会期12天。


1968年


1月6日 贵州“四一一”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闭幕，成立贵州省“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袁昌福任司令员，邱富伦任政委，陈贤任参谋长（未到任前由耿铁任代参谋长）。研究确定以贵阳为中心，铜仁（东线）、毕节（西线）两地配合，分设三个“前线指挥部”。

1月12日～18日 贵州省革委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会议。会后发出一系列文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0月至1969年1月，仅贵阳市就有15000多高、初中毕业生和178名社会青年到农村落户。

1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夺取我省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初步意见》。

1月18日 兴义县群众大会上两派发生武斗，兴义军分区战士曹连贵为保护群众中弹牺牲。

1月23日 “四一一”派在贵阳师院集会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后举行了游行，在市中心受到许多群众欢迎。

1月24日 李再含于5个月前武装颠覆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后，扶植该校“支红”派观点不到7%的师生成立另一个“新贵工革委会”。

2月7日 凯里县格冲公社格冲大队与挂丁公社洞下大队200余人因山林纠纷武斗，双方共受伤16人，洞下大队3人当场被乱枪打死。

2月10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新贵州报农村版》停刊。随即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的《贵州农民报》创刊。

2月10～15日 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成立了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2月11～20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召开毛泽东著作出版工作会议，决定1968年出版《毛泽东选集》240万册，《毛主席语录》900万本，毛泽东像600万张。

2月17日 贵州“四一一”西线指挥部袁昌福等到达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叙永县城，潘少炎等先潜入毕节了解情况，认定形势恶劣，无法开展工作，决定转移。袁昌福在毕节跨省派到叙永的两卡车抓捕人员到达前两小时逃离。

2月19日 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6日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政委、大专院校“四一一”负责人邱富伦从北京潜回贵阳后在华家山向大中学校“四一一”骨干传达北京召开的全省四一一代表大会情况，被事前得到情报的李再含调动“八一八兵团”包围，抓捕170多人。邱被捕后表示悔过，改名“邱自新”在《新贵州报》上发表了文章。

3月11日 陈贤组织孟关老知青和师院“四一一”派在贵阳市中心示威游行。省革委武斗队“八一八兵团”试图出来阻拦，遭到围观群众的袭击和围攻。

3月17日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袁昌福主持在重庆召开会议，确定在政治上坚定不移把反对李再含的斗争进行到底；策略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组织上任命陈贤为代政委，全权领导贵阳“四一一”的斗争等五条意见。袁昌福和北大学生张甦将五条意见写好交由从贵州来的一“四一一”派初中男生带回贵阳面交陈贤。该男生是直属贵州省革委保卫部的省公安厅“113”总队动态组安插的“卧底”，回到贵阳后先将信交公安厅动态组拍照然后才送交陈贤。

3月19日 凯里县革委、人武部转发省《关于赠送全省贫下中农农户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决定》，规定赠送对象是贫农、下中农、中农，赠送时要以公社为单位举行隆重仪式。

3月中旬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副政委、西线指挥潘少炎离开毕节到贵阳途中在响水镇被“支红”派检查站查获，毒打（左耳打聋）后押回遵义批斗，再送到贵阳“八一八”学习班集中营。被抓进集中营的一些“四一一”骨干在毒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下均违心做了“检查”，还被登在《新贵州报》上。他们人人留下终身伤残，有的因而过早离世。

3月 “四一一”西线副司令何联栋（安顺二中教师）、安顺“117”派主要负责人之一梁作龙（安顺工校学生）等，被“支红”派抓获，五花大绑押到安顺大十字进行“战果展示”和批斗。

4月1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深入开展大批判，粉碎右倾翻案风》，全省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三反一粉碎”高潮，两个多月中推翻了两个地区革委会、28个县革委会，使20多个县革委处于瘫痪状态，平坝县革委流亡在外，榕江县及区、公社37个革委会全被武装颠覆。

△贵阳市革委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委会《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称在执行中共中央［68］31号文件第十条规定冻结坏人储蓄存款中，截至3月25日止，仅收到20个单位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通知，冻结115人的储蓄存款（包括家属9人）。还有不少部门未动，要求尽快将冻结名单上报。

4月初 陈贤逃到北京，成为在京“四一一”总司令部三人核心小组成员并代政委（在得知邱富伦被迫悔过后正式任政委）。跟随陈贤的初中男生是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动态组”培训并发给活动经费及奖金的“卧底”，“四一一”的核心机密几乎全被李再含掌握。

4月14日 《新贵州报》头版套红宣布“贵州高原一片红”，欢呼贵州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5日省革委、省军区在贵阳召开大会，庆祝全省8个地、州、市革委会和85个县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省“一片红”。

4月1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停发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工资的通知》，规定从4月份起，对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每月给本人发生活费用15元；如其全家总收入每人平均不足15元的，可从停发工资中提取补至15元。停发的工资由各单位革命组织交县以上财政部门暂存，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动用。对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4月20日 李再含对都匀市文革作批示，认为都匀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阶级阵线不清”，“造反派受压”，“死水一潭，不乱一下不行”。

4月22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要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把暗藏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4月27日 贵州省革委成立揪叛徒领导小组，设立揪叛工作办事机构和清查敌伪档案小组。

4月 孙昌德主持铜仁地革委工作期间，以“坏头头”罪名抓捕铜仁五交公司工人廖笃甫、城关派出所所长何玉才、城关公社社员吴岱振、贵州工学院学生向玉昌4人，关押三个多月。

△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

5月7日 由老知青为主组建的“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的骨干邓金生、黄金鑫去四川搞武器后带手榴弹和短枪回到贵阳，下火车即遭到盯梢跟踪，在市中心河东路桥上邓金生被一“八一八兵团”人员抓住时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当场炸死3人，炸伤十余人。事件发生当晚至12日，“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遭到查抄搜捕，50多个知青与家属被拘押在贵州农学院，百余名知青被公社、大队管制办学习班，直到1970年底才获释。

5月15～22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地、州、市革委会及省革委各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会后深入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一大批已经“解放”的领导干部又被“回炉”、“补课”，重新批斗。据全省85个县统计，文革前有县级领导干部814人，“三反一粉碎”前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134名干部中，被“回炉”、“补课”和拉下来的86名，占“三结合”干部的64.2%。

5月23日 因贵州红卫军流亡北京的杨延昭声称当初抄贵州日报社时抄到了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被同住于北大第二教学楼的“四一一”人员追索有关材料，杨称材料藏在省军区，还说材料牵涉“周老三”（周恩来），你们敢不敢要？引起众怒，将他看管起来准备次日押送公安部。24日晨杨跳楼自杀。

5月24日 下午贵州省革委保卫部赴京人员在北大校文革配合下诱捕了陈贤。随后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包围二教学楼，拿着名单一个个对照抓“四一一”头目。“四一一”在京人员转移到清华大学。

5月29日 铜仁地区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被打垮的铜仁“三红”派部分骨干5月中旬在湖南吉首召开的会议为“吉首黑会”，称“三红”派是“反动势力大杂烩”，决不允许死灰复燃。

6月15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称“彻底揭开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公检法，是当前反翻案、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月17日 都匀造反总指挥部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黔南州和都匀市、县各级各单位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中的“变色龙”、“小爬虫”，声称刮“红色台风”。

6月26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大会。

7月8日 因遵义地革委就当地“四一一”派要求解散“支红”派专业武斗组织“八二一兵团”和改组一派掌权的三代会问题报告请示，贵州省革委、省军区批复意见，肯定“八二一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解散，可以整顿提高；三代会有右倾要反对，但不能否定其大方向。

7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揪叛徒领导小组和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等多方面力量统一使用，建立“对敌作战指挥部”，各专（州、市）、县要在7月20日左右把这个班子普遍建立起来。

7月12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的通知〉的通知》，规定今后不分城乡，统一按商业部核定贵州省每人基本棉布定量7.9尺安排，布票一次发放，不再分期。使用期限到本年12月底止。

7月1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成立“贵阳地区敬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筹建委员会”的通知》。

7月14日 北京航空学院在贵州小河电机厂实习的40多个学生经三个多月调查研究以“北航红旗”名义写出公开信，对贵州文革提出意见，为“四一一”翻案。

7月17日 全国十多个省市受压的造反派组织在京代表由广东“旗派”领袖武传斌召集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座谈会。贵州“四一一”派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因有人（辽宁“八三一”）提议建立一个“全国造反派联络站”以沟通情况，引起中央高度警觉，将之定性为“北航黑会”，并严加追查。

7月2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毛主席像章制作座谈会，提出“制作像章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体现，是一项极为严肃而光荣的政治任务”，要求制作像章所需要的材料，各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优先供应。

7月27日 原住北大的贵州“四一一”人员被赶出北大后住到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七二七”工人进校后遭到围攻时，袁昌福向攻楼的工人扔了一颗手榴弹教练弹，后为此遭到关押审查，曾被康生点名称为“四一一”中的坏人。

8月2日 针对铜仁地区江口、石阡、沿河等县两派夺权发生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贵州省革委、省军区作出决定，要求全面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放回互相抓扣人员，打死人的要偿命，罢工、停产的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要负政治经济责任，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

8月22日 凯里县革委政工组报告：调查组建立的“红总”和“红总地下复仇军”档案及走资派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资料被盗走140份之多，现已追回122份，尚有部分而且是很有价值的档案未追回。县革委、人武部要求迅速查清。

8月23日 第一批工宣队5000人进驻贵阳80个大中学校和“老大难”单位。

9月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贵州日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贵州分社要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各地州市在革委会领导下统一办好一种报纸，县以下一律不办小报和刊物，整顿全省小报。

△铜仁地区“支红”派“八县联军”开赴沿河县参加武斗。

9月16～18日 因兴义县支持省革委的一派失利，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由省革委副主任康岩中率省军区独立师一个连到兴义攻打安龙县龙广区对立派，17日在安龙普坪对射中战士死1人伤2人。李再含再调部队并调集贵阳“八一八兵团”和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斗人员参战，打死9人，逼死1人，重伤致残12（一说14）人。700多俘虏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户贫下中农被抄家。

9月19日 安顺地革委发出《关于所属文艺单位演出问题的通知》，称地区所属文艺团体，除地革委指定演出任务外，原则上停止演出，集中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各文艺团体外出演出，必须先报地革委政工组审批，外单位借用地区所属文艺单位演出人员，亦须经地革委政工组批准，地属各单位业余编排的节目，必须经单位革委申报地革委政工组批准后才能演出。

9月29日 贵州工学院新贵工革委会和军代表、工宣队组织了全院“政治大扫除”，抄家100余户。

11月21日 中央军委就“龙广事件”发出通报，批评李再含“更为严重的是……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将在兴义支左的部队调到安龙县龙广区向贫下中农开枪，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李再含将责任推给在当地支左的7611部队。随后7611部队被调防云南，离贵州时几辆军车绕经贵阳市区高呼“打倒李再含”口号。

10月12～1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大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大部分干部送到干校“改造”。

11月8～22日 中共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小组党员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在排斥了广大党员、老干部和原省委绝大多数委员的情况下，产生了出席中共“九大”的18名代表。

11月15日 安顺老三届第一批下乡知青约五百多人，在地、市革委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之后赴农村插队落户。

12月11日 遵义县人武部和县革委组建的专业武斗队“八二三兵团”调集一千多农民和一百多矿工武装攻打对立派占据的湘江电灌大楼。

12月15日 贵州省革委徐英年在兴义指使“支红”派攻打兴义县手管局办公楼（场坝街），群众和小孩4人中弹身亡，伤31人。

△赤水两派武斗，双方各死1人，此后两派武斗不断，到1969年2月9日止共死131人，2460人被抓扣毒打，其中打伤致残422人，数万群众流离失所，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逃亡中生小孩120人，因环境恶劣死去的产妇、婴儿、老人、小孩30多人。国家经济损失288.41万元，损失粮食205.43万斤。



1969年



1月9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生产领导小组《关于上海市2万知识青年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安置意见的报告》。这批上海知青分配给黔东南州、黔南州、遵义地区各5000名，铜仁地区2000名，安顺地区3000名。

1月20～2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提出要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专案力量，力争在一季度把清队工作搞出结果。

2月6日 贵州农学院召开大会庆祝“夺权两周年”，因进驻农学院的前后两批工宣队分别来自贵阳红星拖拉机厂和水城铁路十三处，在院革委常委中各支持一部分人，形成对立，在大会上各喊各的口号，闹得乌烟瘴气。

2月18日 兴义地区册亨县革委会“邀请”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斗队到册亨围剿冗渡、巧马等地对立派群众组织，打死3人，重伤8人，许多人被俘后遭到毒打。时称“二月清乡”。

2月21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召开电话会议，欢迎首批上海知识青年1000名来贵州农村落户。

2月24日 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

3月1日 安顺地区平坝县发生围打部分单位军宣队、工宣队事件。

3月11日 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爆发两派武斗，两天中死2人伤4人。

3月 在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好。”“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采取两面派手法，被迫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四一一”成员。

3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强调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

△大方县两派在六龙公社与五凤公社交界处武斗进入第三天，县城掌权派前去支援的人车遭到伏击死4人，将4具尸体运回县城中心大十字表示抗议。

4月8日 安顺市两派在市中心大十字武斗，开枪打伤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3人，打死过往群众2人。

4月19日 结束地下活动状态的贵阳地区“四一一”联席会议勤务组成立，驻紫林庵“黑大楼”。联席会议在汽车三场、建工大楼、黑大楼及郊外的清镇电厂、贵州水泥厂、贵阳钢铁厂、新添光学仪器厂等处建了集中活动的“据点”。

4月28日 因中央要求解散贵州跨行业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八一八”被迫撤销，改头换面另成立“捍三红”。

4月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再含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5月4日 遵义市“四一一”派数百人游行示威，冲击市革委和人武部，市革委派人镇压，混乱中开枪打死1人。

5月9日 按中央“备战”和支援三线建设的方针，从文革前即已开始筹备的大连医学院南迁贵州遵义的教职工、家属和64、65两届学生共2636人，本日到达遵义，建立遵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5月16日 都匀市建筑公司以市建大楼为据点，与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等单位对立派展开攻防战，死1人伤数十人。

5月17日 普定县人武部军械库枪支弹药被抢。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通告》，要求抢走的武器弹药必须立即交回，否则按违犯国法论处。

5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69]25号文件）。省革委的报告中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央及时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坚决检查，坚决改正。”

5月27～29日 外逃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数百铜仁“三红”派人员在松桃武斗人员支援下打回铜仁，基本控制县城。武斗中双方死伤数十人。武斗停息后，松桃武斗人员枪杀了几个对方俘虏。

5月29日 遵义县三台供销社“革联指”（掌权派）刘立清4月16日在冲突中杀死对立派吴正明，杀伤2人，被公检法军管会拘捕，三台区“革联指”4月20日贴出“保卫红色政权有功，自卫反击无罪”大标语，经积极活动后于本日将刘立清从狱中接出并戴上大红花。直到12月10日解放军0276部队到遵义县支左后，才由公检法军管组将刘重新收监，后判处有期徒刑20年。

5月29日～6月1日 遵义地革委、军分区组织“支红”派围攻“四一一”派的聚集点遵义卫校，断水断电断粮，“四一一”派被迫转移到高桥军营。

6月3日 遵义市革委会调集郊区三个公社的民兵武装围攻已经撤入军营的“四一一”派群众。

6月4～5日 遵义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调集城郊民兵武装攻打“红联司”总部所在地湘江电灌大楼。“红联司”人员于4日夜撤离。“群专”于5日中午进占该楼。“红联司”派群众纷纷外逃避难。

6月7日 经中央批准，增补何光宇（省军区司令员）、张琦（0276部队政委）、刘金池（独立师师长）、张健民、罗锡康为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并为省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成员。

6月8～13日 李再含在贵阳花溪301小别墅召开“支红”派头目绝密交底会，确定了对“四一一”总体上承认，下边具体交基层革委会处理的方针。

6月9日 贵州农学院因几个小孩夜间潜入图书馆偷书，以火照明，引起火灾，烧毁图书五万多册，图书馆房屋遭到破坏。

6月10～11日 都匀市建公司与铁道部都匀桥梁厂两派再次在市建大楼展开攻防战，参战人员上千，持续19小时，死2人伤残多人。战后又有围观群众踩响楼前埋设的地雷，死1人伤4人。

6月19日 都匀县墨冲区人武部部长陈某在县人武部支持下调动区民兵，与县“支红”派头头杨某配合，清晨武装袭击对立派，打死4人，重伤多人。后陈某被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工作籍，留用察看一年；杨某被开除党籍、工作籍，判刑劳改。

6月23日 遵义县革委、县人武部以“消灭反革命特务”名义调集鸭溪、泮水大批武装民兵配合县“群专”武装，围剿外逃西安公社中坪大队第六生产队避难的“红联司”派群众，开枪打死“红联司”派县革委副主任张道福和水利局干部李增孝，打残县计委干部黎风波，抓捕32名“红联司”群众在西安、泮水、鸭溪等地游街示众后关押刑讯。

6月27日 安顺“117”派的最后据点汽车运输公司被“支红”派围攻数月后陷落。“117”派许多工人和学生于26日深夜撤入与李再含对立的昆明军区派驻安顺某团驻地安顺北兵营内，避免了一场血腥武斗。此前“支红”派偷袭安运司外围山头堡垒龙井山的武斗中，安运司工人被打死1人。

6月28日 “捍三红”攻打并“踏平”“四一一”派控制的安顺运输公司。

6月29日 普定县“八三”兵团在安顺运输公司“红旗”、贵阳“四一一”、织金“捍红”等支援下攻占坪上区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通报，称这是武装颠覆革委会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7月9日 李再含背着核心组向工代会布置调动工人进城端掉“四一一”派据点，要求不能拖到8月。

7月17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认为铜仁问题是军分区搞垮了革委会、“武装反夺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政治事件”，以联席会议名义向铜仁派出80余人的军宣队进驻县城。铜仁军分区认为这样变相调动建制部队是违反中央军委规定的，并认为目前铜仁形势是好的，地革委、军分区有能力进一步稳定局势。只要省里迅速纠正在铜仁问题上的错误，铜仁必将更加稳定。

7月18日 铜仁军分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昆明军区党委发出紧急电报，称在上下级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就派出军宣队，必然造成军队打内战，敌人钻空子，激起群众间的武斗。未经中央批准而进驻铜仁的军宣队应该迅速撤离。几天后省里派来的军宣队撤走。

7月19日 修文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会调集“支红”派农村民兵和工厂武斗队上千人凌晨开始攻打“五二五”派占据的县革委招待所大楼，射击枪弹1.7万多发，守楼者被迫投降，俘虏遭到拷打审问，有的被关进监狱。

7月23～25日 “捍三红”攻打清镇发电厂，“四一一”派据点被“踏平”，死6人，伤70余人，主厂房设备被炸坏。

7月29日 李再含以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为由擅自动用独立师一个连，又调动“捍三红”武斗队和省射击队等，在贵阳市中心延安路一带、紫林庵广场周围开枪射击“四一一”派各据点，打死54人，伤123人（一说打死55人，打伤108人），死者中除“四一一”派宣传车两位女中学生播音员田成琴、程明珠外，其他多是过路或看热闹的无辜群众，最小者是4岁幼儿。死者被草草埋进一大坑，被0276部队得知后把尸体全部挖出照相后将照片报送中央。

7月31日 普定县城内爆发文革以来安顺地区最严重的武斗，持续到8月中旬，双方死伤数十人，炸毁房屋多处，数百户被抄家。

8月1日 周恩来派新华社记者组乘专机赴贵阳调查“七二九”事件和铜仁武斗情况。

8月31日～10月18日 中央将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及各地（州、市）革委会、军分区的负责人和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共87人集中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贵州问题，对李再含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斥责李再含：“你任意为所欲为，不能容忍，不能再等待了。”9月2日、20日周恩来两次接见贵州班全体学员。

9月2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给毛泽东呈报《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说，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报告对充实和调整贵州省领导班子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486部队进驻铜仁支左，协助军分区、人武部搞好两派联合，对各级革委会进行补台。1971年底完成任务后离开。

10月18日 解决贵州问题学习班结束，中央领导人深夜至次日凌晨接见贵州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贵州问题根子在领导，在省革委，主要在李再含同志。严厉批评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并说：你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你尾巴翘到天上了，那么霸道，一次讲话，插话，就搞掉18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康生斥责李再含说，你到时候了，说你是小太阳，这个太阳落下去了，有人把你说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林副主席讲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树底下好乘凉。你不要说大树了，连稻草都不如。

10月26日 中共中央下发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l969]71号文件），李再含留北京检查学习，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四十三军军长张荣森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等12人为核心小组成员。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贵州省革委的报告中具体列举了一些革委会需要补台的情况，如两派长期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印江、织金、威宁、水城各县，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先后两次组织革命委员会的平坝、镇宁、安龙、册亨、贞丰、普安、盘县、兴仁、兴义、望谟、晴隆、三都、瓮安、福泉、铜仁、石阡、赤水各县和兴义地革委、铜仁地革委，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分裂的如从江、榕江、剑河、松桃、江口、沿河、普定各县等等，都要进行补台。

11月13～24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县以上干部2202人开会，按照中央[l969]71号文件精神揭发批判李再含等人的严重错误，同时决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地各单位宣讲中央指示精神。

11月20日～1970年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贵州驻军支左领导小组，集中兴义地区和26个县的革委会成员、群众组织代表、军代表及各军分区负责人共1034人办学习班，揭发批判李再含的错误，解决派性矛盾等问题。

11月25日～1970年4月17日 中共中央调集贵州省革委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部分干部，省工代会、三线建设部分重要厂矿、各大学两派部分头头，各地州市和部分县与基层单位两派头头等共2019人到北京办学习班。

12月27日 周恩来在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同志时讲话中谈到原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已调贵州任领导、贵州工作有起色时说：“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

12月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对全省53个县、269个单位进行了首批“补台”工作。



1970年



1月5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我省1970年人民防空工作意见的报告》，其中第一步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有关城市人口疏散计划中将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定为人口疏散重点市。

1月16日 遵义市革委生产领导小组转发地区生产领导小组关于食盐计划供应的《电报》，称全省目前食盐库存较少，运力较紧，从1月15日起全省实行食盐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在8两至1斤2两内各地自行确定，2月1日起，每人每月食盐供应由1月份的0.65公斤改为0.60公斤。

2月3日 中央军委决定增派700多名军队干部赴黔支左。

2月10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对城市中的几种人进行清查处理的通知》，规定遣送对象为：①明确了地、富、反、坏、右身份的（包括摘帽子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②查有确实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③在文革中清查出来，按照规定手续定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④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⑤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以上和职业办道分子；⑥品质恶劣、流氓成性，政治骗子，盗窃、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屡教不改的分子；⑦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查有实据的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⑧在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杀、被关、被斗的阶级敌人的亲属，心怀不满、坚持反动立场、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凡被遣送人员的户口粮食关系要随同本人迁走，依靠被遣送人员生活的家属、子女，政治上是疏散人员的待遇，要动员他们随同遣送人员疏散离去。同时批转的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进行城市人口疏散的请示报告》中规定了对无正式职业的街道居民，退休和离职休养的干部、职工和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和无演出任务的文艺单位等九种需要疏散的人员和单位。随后，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至l970年12月底，全省共疏散下放城镇闲散人口和遣送所谓“五类”分子共107350人。

3月20日 安顺知青出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自发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涉四个知青、四个农民（最小者12岁）。为首者高守亚（初中六八届知青）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三年，1979年获得平反。

5月10日 贵阳市建筑一公司女技术员马绵征因认定江青、林彪是毛泽东身边的两颗“定时炸弹”，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呼喊“打倒江青！打倒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贵阳市“一打三反”万人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五花大绑、钢牙套堵嘴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后枪决，终年30岁。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被中共贵阳市委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贵州省革委批准为革命烈士。

5月～7月 铜仁县革委会按照省里疏散人口部署，遣送住在城镇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530余人，526户，并将其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随同下放农村，还规定下放后不得安置在公路沿线，厂矿附近和“三防”（防空、防特、防匪）地区。

7月27日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通知〉。此后全省县以上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陆续建立。

8月3日 贵州省石阡县中学教师曾庆华，因反对文革的一整套作法，于1970年2月7日专程到刘少奇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提出要“参观刘主席故居”，被当地逮捕。押回石阡后遭到残酷批斗、吊打、游街。在狱中曾绝食九天。本日全县召开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迁葬石阡县烈士陵园。

9月6日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精神，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发布《关于动员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的命令》，在全省分两批共组织30万民兵配合专业铁路施工队伍参加湘黔铁路会战。

9月7日 17点30分，上海至重庆的32次旅客列车行进在龙里至老罗堡之间的铁路桥上时发生翻车事故，死37人，伤133人。

8月4～13日 贵州省农村工作会议在遵义召开，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倡议书》。

9月22日 三线厂011系统试制的第一架歼6―Ⅲ飞机试飞成功。

10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撤销原贵阳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阳业余工学院、贵阳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函授学院，保留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12月2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西南煤炭建设指挥部，建立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

12月21日 贵州省革委转发贵阳市革委《关于处理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有：①确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②属于尚未定性的被审查人员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应待问题查清后，按情况进行处理。如他们生活确有困难，经上级批准，可准予提用少量存款；③凡不属上述人员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由所在单位革委会作出决定，由相当县一级机关通知银行予以解冻。

12月 安顺地革委统计，本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地区共揭发政治案件12631起，已查证落实8157起，经济案件30341起，已查证落实27135起；追赃退赔总金额1216万元。

△都匀市、县在“一打三反”中揭发各种案件4120件，查证落实3414件，判死刑1人，有期徒刑101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74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37人，追缴赃款79.03万元。不少冤假错案到1978年后陆续平反。



1971年



1月5～13日 贵州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

2月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承认现省革委基本上是一派掌权，提出了对省革委成员的撤、免、增补原则和调整意见以及补台的方法、步骤。

1月18日 遵义市革委劳动工资局在1970年招收新职工的总结中称，1970年国家下达招工的46个单位，计划招收3436人，其中全民所有制2976人，集体所有制460人，由于全市四年多没有招工，到年初社会上等待工作的达2万多人，文革前全市等待工作的和招工人数比例是2.5比1（两个半人招一个），1971年是7比1。

2月18日～4月1日 贵州省第二十次公安会议在贵阳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周恩来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3月4日～4月3日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结束时蓝亦农作总结报告。

5月 毛泽东批准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称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批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月7～14日 中共贵州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代表812人，蓝亦农代表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产生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张荣森为第二书记，贾庭三、李立、何光宇为副书记，马扶增等16人为省委常委。

5月17～22日 贵州省革委举行补台协商会议，省革委委员由原来的109人调整至205人。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补台意见；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常委，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主任；同意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职务，免去刘安民、刘金池、康岩中省革委副主任职务，免去李再含等8人的省革委常委职务，免去李再含等44人的省革委委员职务。补台协商会议期间的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7月15日 贵州省革委通知省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领导，要求原主管局与接收地区充分协商，切实帮助地区做好下放企业的产供销衔接工作。

7月29日～8月7日 中共贵州省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建立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张荣森为第二书记的新的军区党委。

8月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1971］51号文件精神认真做好我省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指出贵州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不好，1970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1.8‰，有的地方高达42‰。

8月～9月 贵州省公安厅军管会在7578部队龙洞堡柏腊山教导大队驻地举办清查李再含当政时期省公安厅113总队“四一一”专案组及其直属动态组的“反革命罪行”学习班，清查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两条：①借追查贵州“四一一”与所谓“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的关系之名，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②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特务手段，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甚至让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以谈恋爱方式去刺探情报，一长相漂亮的初中女生因执行这一“光荣任务”与另一男生发生感情纠葛遭泼硫酸毁容）。清查重点对象是原113总队“四一一”专案组负责人高蟾光及下属“动态组”负责人刘祖鑫。因李再含下台后有关人员已将重要材料销毁，清查难于突破。到9月下旬准备开始对康岩中进行重点清查时，却因突发“九一三”事件，学习班宣布撤销。

9月10日～10月15日 贵州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的精神。

9月26日 贵州省最大的双曲拱桥——绥阳县太白村险峰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120米，宽7米，空跨88米。

10月3～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和地、州、市委以及省军区、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揭露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通知。

10月7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革委办公室外事组《关于增加开放参观点的报告》，同意开放遵义市，还提出贵阳、遵义两市开放的工厂、农村、医院名单。

11月16日～12月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1972年全省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和外贸计划以及农业机械化规划。

11月27日 贵阳地区原“四一一”负责人及骨干自蓝亦农主政以来第一次聚会，由补台进入省革委任副主任的田子明通报：蓝亦农、张荣森已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中央将再次解决贵州问题，“支红”派的康岩中等已经抢先行动去北京告状，说贵州在蓝、张主持下是“四一一”一派掌权。“四一一”必须赶紧行动。决定由省文联伍律执笔起草了以贵阳地区“四一一”省市革委会成员名义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



1972年



1月25～3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2］4号文件），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

1月3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的意见》，规定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中央4号文件。

2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人民保卫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请示报告》，称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仍然嚣张，隐藏的阶级敌人还搞得不彻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很激烈，全省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必须继续开展，决不能半途而废。

2月23日～3月1日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有各地、州（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农业学大寨检查团一行34人，到全省各地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

3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决定在全省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运输，并成立省交通运输领导小组，对全省运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3月25日 《贵州日报》报道：我省7所高等院校开始招生，省外55所高校亦同时在我省招生，我省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1972年全省招生3800人。

4月10日 中共遵义市委提出对“一打三反”运动的意见，决定恢复“一打三反”办公室，使运动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深入，称目前全市共揭出政治、经济案件线索3152起，查证落实2169起，定案处理1561人，经济退赔33.79万元，但运动发展不平衡，还有20%的死角，要求突破“老大难”和死角单位。

6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革委政治部《贵州省农村广播网经验交流会纪要》，称目前所有县、市都有广播站，区、社广播站建立1100个，61%的大队和57%的生产队都通了广播，近40%的农户安上了喇叭，有17个县基本普及了农村广播网。个别县实现了由县到公社的广播载波化。

6月25～30日 贵州省参加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石新安、吴向必五人留京参加贵州工作会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针对蓝亦农等人的态度指出，贵州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出现了很大阻力，阻碍了运动深入发展。

7月1～10日 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在锦屏县召开，制定了全省林业发展规划，提出“扎扎实实奋战十年，基本绿化贵州高原”，因地制宜发展桐、茶、漆、核桃、竹子等经济林木。

8月4日～9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在京召开的贵州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的9月3日，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李立等十三人被中央召到北京汇报会议情况，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王洪文、周兴主持，对蓝亦农等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8月1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通知》，要求传达到工农兵广大群众，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听取传达。

9月15日 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中发[1972]38号文件），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对批林整风中批判了蓝亦农后贵州有人为李再含翻案一事指出：“对李再含的错误，中央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他的案是翻不了的。”对造成大量冤案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则认定：“‘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及其死党的干扰破坏和蓝、张错误的影响，某些地方和单位也发生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同日，中央决定派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鲁瑞林和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郭超（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率工作组到贵州“帮助工作”。

10月12～29日 全国排球区赛（贵阳赛区）在贵阳新体育场举行。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分区排球比赛。400多名来自上海、辽宁、河南、山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贵州省、贵阳市的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

10月13日 湘黔铁路在贵州施秉县翁塘车站接轨通车。湘黔铁路全长902公里，东与株洲至上海的铁路相接，西与贵阳至昆明的铁路联通，在中国南方构成与陇海线平行、横贯东西的第二条铁路大干线。1975年1月1日全线交付营运。

11月7～14日 贵州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青年工作座谈会，决定成立省、地、县各级团代会的筹备机构，在基层整团建团的基础上，逐步召开各级团代会，成立各级团委。

12月3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全省所有城镇和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等，要对户口和吃粮人口，各种补助粮、饲料粮和行业用粮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普查，根据存在的问题，分别情况，妥善处理。工商行业用粮要坚持专粮专用，严格管理；饲料用粮必须经过粮食部门核实后，实行发证、定点供应；压缩吃商品粮人口。提倡有啥吃啥，粗细兼吃，推广代用品；改进菜农粮食供应，严格纪律、制度。

12月 凯里县遣送、下放在“一打三反”、“清队”、清查“五一六”中被认为“有问题”的110户226人到农村落户（到1980年底全部落实政策，予以改正，大部分收回安排工作）。



1973年



1月14日 《贵州日报》报道，乌江航道整治工作成绩显著，省内航线延伸到268公里，能行驶60吨机动客货轮。

△民航成都管理局伊尔14型644号客机在贵阳磊庄机场着陆时撞山失事，机上7名机组人员和22名旅客全部遇难。

2月13日 贵州省革委批准《贵州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征收办法（草案）》和《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征收工商税试行办法（草案）》。

2月17日 安顺地革委发出《关于文革以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可给予抚恤照顾的问题的意见》，称文革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不定为叛党或畏罪自杀的，可按意外死亡按有关规定对家属抚恤或补助；对确属畏罪自杀或叛党自杀的，对其家属不予抚恤，但要加强教育争取工作；对错被拘捕致死的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经济损失应先从冤狱费中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从社会救济费中酌予照顾。

2月23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建委《关于加强对集体所有制建筑队伍管理的报告》，称要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建筑副业队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坚决取缔地下包工队，清除混进建筑队伍中的坏人。同时批转省建委《关于清理外省在我省的集体所有制建筑队和农村建筑副业队的报告》，从1973年4月1日起，凡未经批准而使用省外集体所有制建筑队和农村副业队施工的，银行拒绝拨款。

2月26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撤销贵州省革委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人民保卫部，陆续恢复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至此，省委和省革委工作机构分署办公，设立省革委农林、财贸、工交、政法、科教等办公室。

2月2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1973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3‰左右，力争1975年城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

4月13日 中共安顺地委通报全地区农村社员生活情况：缺粮队占总队数的57%；缺粮农户占总户数的32.7%；全区已供应返销粮2143万斤，发放无息贷款115万元，救济款226万元。

4月15～17日 陈永贵受中共中央指派，经四川到贵州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先后在遵义、铜仁、贵阳作报告。在贵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大会时，原“四一一”派领袖袁昌福与张甦（北大中文系贵州籍学生，已毕业分配到贵州橡胶总厂子弟中学任教）商量后由张以“贵州革命群众”名义起草了反映贵州问题的大字报《致陈永贵同志的公开信》，称贵州批林整风运动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蓝亦农、张荣森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蓝、张批“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批无产阶级革命派，目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蓝、张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革命群众，制造的众多冤假错案至今许多没有平反。大字报要求陈永贵把上述意见带给毛主席、党中央。大字报于中午贴到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百货公司旁。

4月27日～5月2日 共青团贵州省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选出新的团省委领导班子，原“四一一”派领袖、老知青陈贤成为团省委副书记。

5月17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5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曾被中央宣布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李葆华到贵州工作。

6月2～2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按照安排“选出”鲁瑞林、李葆华等17名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6月16日 中共安顺地委呈报《关于要求增加二三季度粮食调拨计划的紧急请示报告》，称预计到9月底粮食库存仅为1019万斤，仅为近年最低库存数的五分之一，绝大多数供应点将脱销。为确保军需民用，要求省委将安顺地区粮食调入计划增为1.3亿斤。

6月23日 贵州省革委批准1973年招收中专、技工学校学生16720人。随后陆续恢复或新建了省邮电学校、省体育学校、省冶金学校、省工业管理学校等中专学校和贵阳矿山机器厂技校等技工学校。

7月11日 凯里县委工作组调查受灾严重粮食歉收的旁海、凯棠两公社6个大队30个生产队人员外流情况，这些队1451户外流1024户，占总户数的72.5%，外流劳动力1140人（成年人），占总劳动力2969人的38.4%。对这些队给予了相当数量的口粮供应和无偿救济。

7月 水城原“四一一”派头头吴成福、宫新华带领几十人到贵阳上访，要求省委落实政策。

8月27日～9月8日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省、州、市、地、县各级科技管理机构改建为科学技术委员会。

9月2日 中共遵义地委转发遵义市委《关于整顿社会治安的报告》，称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反革命案件不断发生，刑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要求力争社会治安情况尽快好转。

9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李葆华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张荣森、吴向必任省委书记，贾庭三、李立、何光宇任省委副书记，马扶增、石新安、刘兴胜、、陈行庚、李庭桂、张明、张琦、张玉环、张健民、韩风、傅爱农任省委常委。

9月21日～10月4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30日 中共安顺地委批转清镇县委《关于我县部分农村妇女与城镇居民和厂矿职工结婚后所在生产队不让其参加生产劳动和分配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县（市）委检查解决。

9月 中共“十大”结束之后，在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的鼓舞下，贵阳街头又开始出现原两派头头或骨干的大字报。

10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革委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办公室《关于疏散下放的干部职工落实政策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提出，对于《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所列的“十种人”，原已遣送或已疏散下放农村落户的，不准返回城市，倒流城市的，应立即返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农村无依靠，城市又有人赡养，以及个别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迁回城市落户。对于不属于“十种人”的人员，原有工作的，可由原单位收回或就地适当安排工作，战备疏散中辞退或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不能收回复工。原疏散下放的干部、职工，符合国务院退休规定的，可改为退休。

11月7日 鲁瑞林等贵州领导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贵州批林整风和工农商业情况。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指出，贵州的教训之一，就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不动就整广大群众和干部，贵州不能再“翻烧饼”了。1974年12月25日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了这次《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

11月30日～12月4日 贵州省第三次妇代会召开，原“四一一”播音员高筑花当上省妇联副主任。

12月19～28日 贵州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原“支红”派罗锡康任省总工会主任，原“四一一”派领袖袁昌福当上省总工会常委。



1974年



1月3日 铜仁县瓦屋公社大寨黄生产队发生回乡女知青黄久玉被家族逼婚事件，被漾头区委得知后前去制止，事后县委发出通报，对以家族名义进行逼婚、抢婚的为首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分。

1月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落实农村各项政策、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

1月27日～2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其间2月2日省委在贵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2月5日 中共铜仁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城乡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调查报告》，将《封神榜》、《西厢记》、《包公案》、《镜花缘》、《万年历》等列为坏书，不准看；将《月儿弯弯照九州》、《天仙配》、《四季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列为坏歌，不准唱。

3月4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中共贵州省委发出《重要通知》，决定要全省范围内清查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狠狠打击主犯。

3月初 袁昌福为首成立“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林批孔总司令部”并在总工会挂牌办公，在闹市区贴出《成立宣言》。但许多原头头和骨干都拒绝参加。

4月4～6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师级以上干部深入批林批孔动员会，袁昌福率原“四一一”派数百人，杨世才（贵阳钢铁厂电工）率原“支红”派数百人到省军区礼堂冲进会场，经在主席台上与省委第一书记鲁瑞林谈判，鲁与省委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同意“听取群众意见”，让袁等相继上台做了长篇发言。。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就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次日袁昌福得知后撤销了“批林批孔总司令部”。

3月～5月 康岩中等原省公安厅“113总队”被撤职、调离、处分的数十人要求“落实政策”翻案，日夜纠缠围攻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原公安厅被“砸烂”后新建的省公安局）局长贾贯之连续两个多月，致贾被逼致死。

5月9～15日 凯里县委在大风洞召开批林批孔搞好春耕现场会，“联系实际”对包产到户的193个队纠正了68个队，分田分土到户的86个队纠正了67个队，副业大包干的402个队纠正了150个队。

5月25日 中共遵义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重点清查黄色小说《少女之心》，同时取缔坏书、坏戏、坏画、坏歌曲、地下俱乐部、私营茶馆及迷信活动。

5月 袁昌福发起批判上任不到一年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鲁瑞林。

6月9日 兴义地区八县知青（主要是原“四一一”派成员）100多人到兴义游行集会，要求地革委释放在1972年判刑20年的兴义一中“四一一”派学生领袖罗安义，遭到镇压。与会的贵阳十七中下乡知青杨兴祥被警察开枪打死。知青们以车载尸体到贵阳上访，13日到达安顺七眼桥时遭兴义地革委副主任李明带领的一百多名警察拦阻，安顺原“四一一”派几百人声援知青，驱散警察并将李明连人带小车一同带往贵阳。15日兴义知青车队在贵阳市大十字遭到警察阻拦，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兴义知青索性停尸大十字示威。7月7日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接见兴义知青代表，明确表态将派出联合调查组处理相关事件。兴义知青才将尸体撤走，前后共27天。

6月18日 都匀汽车运输公司一驾驶员对交通违章处理不服，众驾驶员以百余辆汽车从晨8时起阻塞市区交通要道，罢工6天并围攻交警、冲砸公安局。

6月3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提出首先集中解决在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革委会补台中，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在政治上要平反。

6月26日～7月2日 中共贵州省委在开阳县召开全省生猪生产现场会，要求坚决执行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方针。

10月1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办好医疗和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通知》。

12月25日 贵州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



1975年



1月1日 湘黔铁路全线交付营运。

1月8日 遵义市10万人集会游行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摄影展览”同时在贵阳、遵义举行。

2月初 安顺几个喜欢读书、志趣相投的青年（有工人、职员、临时工等），在安顺师范学校教师钱理群（即后来著名的北大教授）的小屋里讨论“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手抄稿。手抄稿由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一位安顺女青年带回。此后这个朋友圈增至十数人，经常聚在钱理群身边交流文学、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等方面的学习心得和进行讨论，逐渐形成当时已遍布全国的“民间思想村落”或“民间文化沙龙”之一。

2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通知，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首届工农兵大学生570余人完成学习任务毕业。各地要按中央有关“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的分配原则，做好毕业生接收工作。

3月13～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召开扩大紧急会议，提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意见。

5月初 中共安顺地委在关于灾情和群众生活安排的报告中提到，由于去年粮食大减产，今年到4月底止，全区10个县都遭不同程度的雹、水、风灾，目前农村缺粮面50%左右，有的社员断炊，有的讨饭外流，有的出卖衣物，甚至出现少数卖孩子现象，不正常死亡情况也很严重。作出了有关检查、慰问等安排。

7月30日～8月8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联合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为了迅速扭转全省计划生育落后于全国的局面，会议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

8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印发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结合贵州实际，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在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8月2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指出1974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9.35‰，属全国最高，有40多个县基本上没有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在“五五”期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六五”期间控制在9‰以内。

△中共黔东南州委向贵州省委报告：台江县和黎平县发现人口外流和人员消瘦、浮肿情况，台江县台江、东风两区发现消瘦、浮肿的2200多人，外出要饭的4000多人，黎平县尚重区缺粮的有270个队，外流人员最多时达4000多人，消瘦、浮肿的2000多人。州委已拨给台江县贸易粮20万斤，黎平县尚重区30万斤，同时还分别拨给部分白糖、黄豆、药物等，并已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和医疗队深入以上地区帮助工作，开展生产自救。

8月27日～9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州、市、地、县（市、特区、市辖区）委书记会议，制定了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措施。

11月14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军区党委《关于撤回在省、地（州）、县（市）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的几点意见》。

12月16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精神，要求通过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



1月7日 凯里县委因受灾缺粮给州委的报告称：旁海区先后有300多人外流到湖南晃县等地讨饭，炉山区少数人员浮肿，外流和断粮户数在发展。

1月22日 中共安顺地委办公室在《情况反映》中报告：开阳、息烽、修文等部分地区，特别是乌江沿岸社队，由于遭灾严重减产，农户缺粮断炊渐多，个别社队出现浮肿、干瘦病人，甚至出现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1月24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释放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对宽大释放和转业人员进行安置的请示》，按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法院、公安部《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精神，全省在押的236名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对服刑期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937名这类人员宣布予以转业，都给予公民权，对这些人员的安置，原则上是有家的回家，凡有劳动能力和一定技能的要安排适当的生产劳动或其他工作，无家可归又丧失劳动能力，家庭赡养有困难或确实无力赡养的，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补助或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经本人申请，由地、州、市释放安置领导小组及时整理材料报省转报公安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

2月15日 安顺地区开始进行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斗敌批资刹歪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派出“普及大寨县”工作队7566人，批斗地富反坏分子1014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200人，批判了人民内部搞资本主义的典型人物或边缘人物2182人，制止了所有制倒退现象。

3月9日 深夜，贵阳制药厂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阳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7位青年工人经多日讨论写成对抗当时官方宣传的“主旋律”观点，提出调整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来的长达八十余页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张贴到贵阳市中心紫林庵墙上，同时派出2人到外地张贴和寄发给各大报社、大学。10日晨“七人大字报”迅速引来许多人围观、抄录。也有几个自认为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跑到贵阳制药厂去要求揪斗李洪刚等人。3月16日，上海《学习与批判》收到贵阳“七人大字报”油印件后，将其中与官方宣传相违背的主要论点摘抄上报，张春桥次日批示：“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

3月18日 凯里县委紧急报告州委，称因缺粮而浮肿和外流的人越来越多，已外流一千余人，请州委再拨救济粮300万斤。

3月22日 安顺地区局部农村农民生活困难，平坝县十字区已发现患浮肿病12人，清镇永乐公社也有发生；清镇卫城区还发现以小孩换粮食，一个小孩换120斤包谷的情况。

3月25日 凯里县发生里禾大队农民反对当地修水库而围攻毒打测量队人员、抢走测量仪器事件，县委决定对打人凶手2人拘留审查，党支部书记停职反省，党支部其他成员到公社集中学习检讨。

3月29日 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省委副书记李立、罗锡康、张荣森等到省总工会开会听取对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意见，上午会议刚开始就被原两派人员30多人闯入，要求向省委领导反映意见。李葆华表示欢迎。反映意见的核心问题是要求省委为去年整顿中原两派人员被诬召开过恶毒攻击周总理、批判中央九号文件的“三月黑会”假案平反。省委领导都作了很好表态。有关讲话被原两派人员连夜整理成会议《纪要》并抄成大字报，第二天在喷水池百货二楼旁大墙上贴出，还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4月7日 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省粮食局的高墙上出现一幅大字标语：“坚决声援首都人民的革命壮举！”署名“后盾”。同时贵州省革委、省军区也收到了署名“后盾”的油印传单《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月口号十条》，其中有“坚决声援首都人民的革命壮举”、“打倒口红心黑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省公安厅上报后，被公安部定为全国的“特大反革命案件”，要求尽快侦破。

4月8日 北京天安门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镇压之后，贵阳“七人大字报”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字报”遭到覆盖，七位青年工人作者都被公安局传讯，追查“后台”，七人都声明无后台。

4月8日～5月24日 贵州省革委在花溪招待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的4月9日，省委、省革委按照中央要求在春雷广场（今筑城广场南区）召开30万人参加的“声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大会。一些原两派代表赶到花溪招待所，闯入省革委常委会议要求解决“落实政策”等问题。因张荣森对前去纠缠的一些原造反派态度傲慢，拒不回答问题，被袁昌福要求去省总工会“听取工人意见”，张坐在沙发上不理睬，袁叫人将其连人带沙发一起带到省总工会扣留多日，最后张被迫向群众作出了“转弯子”的检查表态。

4月12日 贵阳“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们联名给省委写信，说明大字报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体会，完全由自己负责，没有什么“后台”。

5月7日 中共安顺地委办公室统计，4月中、下旬，全区安顺、平坝、开阳、关岭、紫云、息烽、清镇、普定、修文、镇守10个县78个公社、291个大队、1403个生产队先后不同程度遭受雹灾，打死7人，伤56人，打伤耕牛13头，猪1头，打垮房屋948间，打断树木1200株。

5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要求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5月19日 经一个多月的侦破，署名“后盾”的所谓“反革命标语、口号”作者贵阳市头桥街道办事处38岁的残疾人办事员张以祥和27岁的头桥街道民办小学教师赵超被捕，并被押到万人大会上批斗、游街。

5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将贵阳“七人大字报”定性为“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字报”，要求对七人进行批判。此案1978年平反。

7月28日 铜仁地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团参观后去河北省遵化县参观途中，在唐山市遭遇地震，铜仁地委副书记张仁龙等243人遇难，16人幸存。

8月15日至17日 原“四一一”派在贵阳召开包括专州县头头会议，由袁昌福作全省“批邓、反右”斗争形势报告，张甦作贵州各派政治力量分析报告，还有人介绍了“斗争经验”。

8月18日 上午原贵州两派人员在省政府大礼堂自行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大会，重点批判省委工交办主任陈璞如忠实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工交系统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会后出动二十多辆汽车游行。

8月底 贵阳中级法院女审判员吴精娴在法院党组支持下，将“‘后盾’反革命标语口号案”作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不以反革命论处”的结论上报。

9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支援唐山人民救灾物资杂竹20万斤，小规格木材200立方米，楠竹3000根。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18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在贵阳春雷广场举行了4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9月13日 下午4点40分左右，贵州省安顺、毕节、六盘水、兴义等地区的18个县（市）降了一场陨石雨。省委21日发出通知，部署对这场陨石雨进行科学调查。

9月24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恢复执行1963年《国务院关于从社会上招用职工的审批手续的通知》，第三项的规定，职工退休或退职时，可以吸收其符合用工条件的子女一人顶替工作。

10月16～17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学习讨论，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决心肃清其流毒，同时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8日 安顺地区药检所副所长高敏四将其于当年5月所写的《思考题》抄成大字报，以“群言堂”笔名贴到市中心大十字新华书店一侧。大字报以追问形式，质疑当时官媒鼓吹的各种极左论调，在小城引起轰动。不久作者又以真实署名接连写出《唯心史观的破产——评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垮台》（之一、之二）两篇长文，对已经倒台的“四人帮”集团进行批判。但在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中竟被以“帮派分子”罪名抓捕，直至1979年春节（除夕之夜）才被释放并平反。

11月30日～12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他们插手贵州的阴谋活动。



来源：转自大陆网络刊物《昨天》第1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