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
1964.02.15


陆定一同志：


（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

（二）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很好。现将这两个材料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目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好时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这种在战斗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最好方法，只要我们认真运用这个方法学习，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增强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上，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领会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重大贡献，除了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外，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中央认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当中的不少人，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长期处在战争条件下，或者由于长期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缺少认真读书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理论修养，因而不善于总结经验，对党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的领会，也往往受到一定限制。为了适应客观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使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

各地党委对高级干部读书这件事，都应该像部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那样，很好地加以提倡和推动。应该给高级干部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并组织必要的学习辅导。对于某些不重视理论学习的高级干部，应该给以必要的督促。各地可以举办短训班，或组织在职学习。在读书当中要提倡发议论，提倡写读书笔记或读书心得，提倡每读一书就写一篇文章。

发去《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你们可以从目录中圈定若干本书，在一定时间内组织地委书记以上干部阅读。对于阅读水平较高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干部，指定给他们读的书，可以不限于这个目录的范围。对于能够阅读这些书的县委书记，在他们学过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后，也要适当提倡他们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养成好学深思、钻研理论的习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这个学习怎样规划，学习中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应向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作一次报告，并在今后每半年作一次报告。


 	中 央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

 	（发至省军级）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十三两日，我们和几位处长去高等军事学院读书班同全体教员和学员代表分别开了两次座谈会。现将了解的情况和几点意见，简报如下：

该班于四月二日开学，预定在六月底毕业。有学员三十四人（上将一，中将七，少将二十一，大校五），学院李[1]政委、王[2]副政委亦随班学习。

学员的学习情绪普遍饱满高涨。规定每日学六小时，实际上都超过了，有的每天学八——九小时（如陈士榘、向仲华、甘渭汉同志每天学习时间都超过八小时），星期天也有人加班读书。个别同志血压高到一百四十至一百八十度，休息两天后，血压稍有下降，又坚持学习。个别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也孜孜不倦地苦读紧赶，虚心请教员作个别辅导。个别程度较高的，除了阅读规定的书以外，还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不少文章和其他参考书。向仲华同志已准备将学习心得写成文章。

学习方法是：有重点地通读四本书，以个人读书思考为主，加上必要的辅导和漫谈讨论，并且强调联系对主席思想的领会。在学习期间，还听了黄镇、管大同、李强、邵荃麟等同志的报告。

学员一致反映：这次读书时间短，收效大。许多学员都说：“这回读书风气很正，生活很正规，实现了三无（学习时间无打扑克的，无下棋的，无扯乱谈的）。”有的还说：“书，我们老早就有了，先是挑夫挑着，后来马驮着，以后又用汽车载着；但就是没读它，这回可读了它了。”有的说：“过去对许多问题自己以为懂了，其实许多是人云亦云，似懂非懂。这回一学，几乎全是新的。”大家对比了学习前后的认识，认为主要有如下收获：（1）对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阶级斗争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根子上认识了阶级斗争”。（2）对毛主席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3）进一步认识了新老修正主义之间的关系，比较具体地懂得了为什么说现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翻版，增强了反修斗争必胜的信心。（4）学习兴趣普遍提高了，为学习三十本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大家对学院的教学领导和食宿、卫生、文娱等方面的保证工作，都表示满意。

但是，也有些同志感到这次学习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有些学员、教员，在学习和辅导上，对一些名词和历史情况花了过多的工夫；有几个人阅读能力较低，领会精神差些，参加轮训很吃力；有几个人因为“五反”回去下楼，学习半途而废。

根据学员和院领导的意见，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一）下半年开办第二期读书班，仍读《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列宁论合作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四本书。时间三个月。名额可增至六十名。（二）调学对象仍为军长、政委以上干部，并要求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干部（包括司令部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来一人。为了有利于读三十本书的辅导工作，每期可在招生名额以外调训几名大军区、军兵种的宣传部长参加（萧华：这两项似可同意，干部部研办）。（三）学院编印的材料，可由学院领导负责审定，酌情发给全军军长、政委以上干部参考，但不得翻印。（四）请学院将这期经验认真总结一下，报告总政。（五）军委、总政文件，拟请总政秘书处设法酌情给该班专发一些，其他文件如中共中央文件、《宣教动态》、《经济消息》等，可由学院自己调剂阅读。（六）学院政治部建议明年读书班可读《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四本书。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这个建议（萧华：到年底再说）。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李曼村、张伯祥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


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


最近，我们到南京、沈阳两个军区空军机关和空X[3]军、空×军、空×军等单位了解高级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等四本书的情况。现汇报如下：

这几个单位从今年二月起开始学习，参加的共三十八人。到十月底止，二十五人已经全部读完，占参加学习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十三人基本读完了三本，占百分之三十四。看来，到今年年底，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志都能把书读完。

参加这一学习的同志，对学习都很重视，热情高，钻劲大。不少在职学习的同志，每天都能坚持读书一小时左右，“一天不读书，就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有的同志到基层去工作，在煤油灯下仍然戴上眼镜读，有的冒着酷暑打赤膊读。在星期天、休假或疗养当中，许多同志也是把读书作为“正式活动内容”，“身体休息了，头脑也丰富了”。遇到一些难读的文章，有的同志是反复读，读许多遍。

这几个单位的主要首长，都是学习中的表率。他们都是学得多，学得快，学得好。高级干部这种刻苦学习的认真精神，影响了周围的同志。不少同志说，“‘班长’走在前头了，我们得好好跟上”；有的单位还出现了一些自动地参加这一学习的“志愿兵”。在这几个单位机关中，好学的风气旺盛了，贪玩的人少了；钻研的风气旺盛了，不大动脑子的人少了；积极上进的风气旺盛了，干劲不足的人少了。

大家所以这样积极地认真地学，据一些同志说，主要是由于自己感到需要，感到“形势逼人，非学不可”。有的同志说：“现代修正主义者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不好好读几本马、恩、列、斯的著作又怎么行!”有的同志说：“自己的担子越来越重，党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再不好好学习，确实要落伍了。”还有的同志说：“老共产党员了，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好好读过，将来上‘八宝山’，怎么见马克思啊!”

经过这段学习，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有更多的了解。过去时常听说，时常引用的一些名言、警句，这次找到“门牌号码”了。许多同志反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许多根本原理，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过，这回算是找到了‘老根’”；“自己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过去却不很清楚，现在才大体弄清了‘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二、增加了反修斗争的“本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上，进一步看清了胜利前途。不少同志说：“读了这几本书以后，把现代修正主义和老修正主义‘挂上钩’了，把我们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列宁对老修正主义的批判‘挂上钩’了。”有的同志说：“从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生根、开花、结果，现代修正主义的寿命绝对长不了，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三、对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具体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领会得更深刻了。有的同志兴奋地说：“毛主席就是当代的马克思，当代的列宁。”有的同志还实际体会到，“只有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才能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主席思想的伟大和正确”。

四、伟大导师们的革命风格和战斗精神也给予大家极大的教育和启发。有的同志说：“马克思一直工作到死在安乐椅上，我们又是怎样工作的呢?”“恩格斯一生始终把自己作为马克思的配角，只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一生，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活一天战斗一天。”

由于有了这些实际收获，大家对这一学习的意义就体会得更深。许多同志表示，毛主席号召和军委规定全军高级干部读三十本书，“这是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大家一致认为：这一学习，“第一，大有好处，大有必要；第二，可以学习，可以学好。”

这几个单位，领导学习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1）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当前现实斗争，特别是反修斗争相结合，带着问题读书，把书中的观点同现代修正主义的论调和个人的认识相印证，把学习搞活了。（2）读马、恩、列、斯著作和读毛主席著作相结合，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对同类问题的论述连贯起来学，对照着思考。（3）个人业余学习、固定学习日和举办短期读书班三种方式并举，根据不同单位和个人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4）自学和必要的辅导、讨论相结合。强调个人自学，养成读书习惯，在认真自学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辅导和组织讨论。

总的看来，这几个单位是真正学起来了，学得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许多同志由于缺乏现代世界史的知识，对有些著作的时代背景不够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效果；也有少数同志，理论水平和阅读能力较低，坐不下来，钻不进去，学到的东西就更少一点。从学习领导来说，对辅导工作还没有摸到门路，辅导些什么，怎样辅导，都需要继续研究和总结经验。

以上汇报，有不妥之处，请批示。


 	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

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


马克思著作

一、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1847）

二、雇佣劳动与资本 （1847）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1849）

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一八四八——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1850）

五、工资、价格和利润 （1865）

六、法兰西内战 （1871）

七、哥达纲领批判 （1875）

八、书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四百四十一页至五百零四页）

恩格斯著作

九、《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 （1875）

十、反杜林论 （1877）

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十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

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

列宁著作

十二、怎么办？（1902）

十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十四、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

十五、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

十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十七、国家与革命（1917）

十八、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

十九、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二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论战争、和平的三篇文章

（《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二十二、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斯大林著作

二十三、论反对派

二十四、列宁主义问题

二十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

二十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

二十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

普列汉诺夫著作

二十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4）

二十九、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

三十、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


注释

[1]李，指李志民。

[2]王，指王宗槐。

[3]原文如此，下同。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对《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及一则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的批示
1964.07.11


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现将毛主席最近的两项重要批示发去，请在省军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阅读。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

一、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对一条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的批示：


主席看了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关于北京市怀柔县一渡河党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1]后，作了如下批示：

“吴冷西同志：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中央：

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参加的有北京的和外地来的戏剧工作者约两千多人。晚会虽然有一些经验交流等有益的活动，但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这件事发生在传达主席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和今年一月三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以后没有多久，错误性质就更为严重。事后群众非常不满，来信提出意见。陆定一同志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我们除立即向剧协党组作了传达并责成他们检查外，并于三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五十多人，连续开了三次会，进行讨论。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陆定一同志的批评，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许多同志认为，类似“迎春晚会”这种事和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此，大家感到有必要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吸取教训，使坏事变为好事。

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这次整风由于有“迎春晚会”这件事作为反面教材，又有中央和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作为武器，加以各单位在学习大庆和学习解放军中普遍感到差距很大，有革命的要求，因此收获较大。在二十多天比较集中的时间内，经过党内动员，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揭露了工作中和机关内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文联和各协会领导干部也作了检查。许多同志说，这次整风真正是“开了口，动了心，越整越有精神”。经过整风，文联和各协会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机关工作开始有所好转。

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重点放在检查领导、提高领导思想、改进领导作风、整顿领导机构、健全领导核心。现将整风中检查出来的问题和今后改进工作的措施报告如下：

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缺乏时代精神，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缺乏热情，登得很少；却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的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剧本》月刊不刊登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剧本《夺印》，却热心发表《李慧娘》等鬼戏。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发行了七十多万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应该鼓励的没有鼓励，应该反对的没有反对。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对好作品发现和肯定得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很少进行批评，甚至还宣扬了错误的理论。作家协会在一次创作会议上，不是鼓励作家创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形象，反而提倡多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实际上怀疑群众中英雄人物的存在。《戏剧报》一度对鬼戏和宣扬封建道德的戏曲大肆赞扬。音乐家协会和舞蹈工作者协会对音乐、舞蹈界脱离群众和盲目崇拜西洋的倾向，长期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

三、在文艺队伍方面，较多地看到他们进步的一面，对他们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近年来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的联系削弱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有所滋长。对党员作家艺术家要求不严格；对非党作家艺术家只注意了团结，注意了生活上的照顾，而不注意对他们政治上的教育和帮助。各协会经常联系的，主要是一些老的知名的人，对青年作者联系很少；刊物上很少发表新人的作品，新生力量成长很慢。作家协会总会会员的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很少，三十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

在机关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衙门化。有的领导干部既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又不到群众中去进行锻炼和调查研究；既脱离工农群众，脱离文艺队伍，又脱离本机关的干部；既不抓创作，又不抓评论；整天忙忙碌碌，拖拖拉拉，抓不住重点，满足于现状，工作没有生气。有的协会领导核心长期不团结，闹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如民间文艺研究会）。各协会党组成员之间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文联和各协会党组对政治思想工作很不重视，很少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不善于抓活的思想，不善于做人的工作。党团工作干部一般都比较弱，党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组织生活不够正常，有的支部长期不开会。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

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成天只想搞自己的创作，图名求利，而对工作则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写作本来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们是从追求个人名利的目的出发的，是抛开工作不管来经营自己的创作的。文联党组有个别成员，成年不做工作，住在西山写东西。这样上行下效，使许多人都不安心工作，一心想靠写作成名成家。有些人整天讲究吃穿享受，个别的人生活腐败。机关纪律松懈，自由散漫。上班迟到早退的现象很普遍，有的人上班时不好好工作，喝茶聊天，混日子。更严重的是这些歪风邪气很少受到批评。所以有人说：“我们这里也是‘三个一样’：工作好坏一样，积极和消极一样，任务完成和不完成一样。”

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有些人是有关部门交去必须安插的照顾对象，不少人历史情况复杂，还有些人政治面目不清。

总之，各文艺团体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核心不健全。经过检查和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感到问题确实很严重，必须痛下决心，认真改进工作、改变作风、整顿组织、健全领导。措施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目前着重抓现代剧目、报告文学和革命歌曲等创作，迅速反映当前斗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群众生活，努力创作比较深刻地概括时代、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典型人物的作品。编选适合农村需要的文艺读物，开展农村巡回展览，总结和交流剧团、曲艺队和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为农村服务的经验。整顿文艺队伍，进一步了解文艺队伍的思想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切实地做好文艺队伍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大力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把培养新生力量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关键。

二、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刊物的战斗性，使刊物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的坚强阵地。积极组织和发表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青年作家的作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加强对优秀作品的评论和推荐工作；同时，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其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有力的批判。加强评论队伍。

三、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业务骨干和所有的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放，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以改造思想，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对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各单位决定立即抽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干部下放，并且使下放成为经常的制度。

四、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做到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有的协会已经成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有的协会准备组织领导干部短期离职选学中央规定的马、恩、列、斯著作。党组成员要经常认真阅读和研究中央的文件指示。

五、改组领导机构，健全领导核心。各党组要加以调整和充实，不适当的成员，应当解除职务。加强机关的政治思想工作。文联系统准备成立分党委，把所有协会的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统一管起来。准备从部队调一些干部，充实文联和各协会的领导力量。提拔部分政治上、作风上好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到领导机构中去。清理队伍，把一些不适合的或无事可做的人员，逐步调走。

我们认为，文联和各协会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存在的问题确是很严重。这次整风，比较深刻地检查了工作和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和错误，是有收获的，他们所提出的各项措施也是好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要彻底改变，还需要作艰苦的努力。我们虽然对文联和各协会存在的问题早就有所感觉，但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今后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督促和检查，帮助他们认真改进工作，务必使文联和各协会真正成为革命的战斗的单位，成为党的有力助手，而不是自由散漫的团体。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注释


[1]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关于北京市怀柔县一渡河党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说，几年来，该支部先后提拔了三十岁以下的干部十七名，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副大队长、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等职务。老干部随时随地注意对他们进行教育、严格要求，帮助他们不断提高。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批示
1965.02.06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总政治部，新华社，人民日报：


最近毛主席对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现将卫生部党组为此向主席的报告和主席的批示，印发给你们。

这是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必须走的道路。希遵照执行，并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

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中央已于一月二十七日批发。可同这个文件一并讨论。


 	中 央
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

 	（发至县级）

同意照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卫生部党组向主席的报告


主席：


根据您对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的指示，党组立即进行讨论，并邀请人大、政协卫生方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大家表示拥护，要坚决贯彻执行。现将初步执行情况向您汇报。

一、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首先去社教重点县，配合“四清”运动，以便在社会实践中改造医务人员的思想作风。今后组织城市医务人员轮流到农村，定为一种制度。目前，卫生部直属单位和北京市已在着手组织医疗队，春节后即下农村。此问题已向总理和中央写了专门报告。

二、关于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问题。根据教学内容少而精和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继续办好原有十六所专科学校。并拟在五十二所五年六年制的医学院中，选择条件适宜的十五所，缩短学制，增加招生。有的可改为双轨制，在二百三十所中级卫生学校中，将二十所有条件的，过去办过专科的，开设三年制的专科。此外，拟将现有十九所中医学院，除一九五八年创办的五所老校外，也把学制从六年缩短为三年或四年。三年制专科的教学方针，拟第一年少而精地学习基础理论，后两年结合实际边看病、边学习。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

（二）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的训练工作，使生产队有能治小伤小病，进行助产（女的卫生员），搞群众卫生运动的卫生积极分子。

初步方案拟出后，拟由一副部长、司局长到几个省市和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同有关方面进行酝酿和讨论，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实行。

以上报告有无不当，请予指示。


敬礼！


 	卫生部党组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给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的勉励电
1966.04.15


驻印尼大使馆全体同志：


在十五日印尼右派反动势力袭击使馆的事件中，你们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对暴徒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充分表现了伟大的新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战士。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表示勉励，并对受伤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团结一致，再接再厉，迎接新的更艰巨的更光荣的斗争。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1966.05.23；中发［66］277号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翻印者未注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和群众组织传单打印，出版者不详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
1966.05.23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XXX：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来源：根据会议记录稿打印


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概要)
1966.05.25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於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文化革命运动要在全军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点名批判都要经过党委批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指挥权的规定
1966.06.19


近来，发现首都地区有些单位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擅自指挥调动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这种做法，极易造成混乱，有碍首都治安。

为了确保首都安全和首都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重申，北京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指挥权，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

以上仰即教育所属严格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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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
1966.06.29


【1966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378号中共中央文件批示同意军委转来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总政“即按此执行”。】


总政6月29日的请示全文如下：


叶副主席并军委：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不少地方单位要求军队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教育战线。目前，除已抽调2600多名干部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北京地区1900多名、华东地区700名）外，又有中央文化部向南京军区要100名团以上干部，华东局向南京军区要500名团以上干部，转业到地方文教部门工作。华东地区还要求派工作队员800名，并提出从工作队员中留一些干部转业地方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军队抽调干部支援。我们考虑，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和处理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既要照顾到地方建设，特别是当前文化革命的需要，又要注意军队工作特别是战备的要求；既要经常使军队干部有进有出，又要注意保持军队干部相对稳定。今年全军准备处理转业干部5万余名，这个计划已送内务部人事局统一分配，文教战线所需要的干部可以在这个计划之内统一调整解决，否则，势必增加转业数字，削弱部队工作。为了更好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对于抽调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工作队任务完成后，回原部工作。这样可以适当多抽一些干部参加，既能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又可以使军队干部得到锻炼。

二、从今年拟转业的干部中，选调一部分到文教战线工作。据各单位初步摸底，今年拟转业的干部中，政治上较好，适合到文化部门工作的，有团职以上干部2200余名，营职干部2900余名，连、排干部4000名，这些干部的转业，拟请中央组织部和内务部根据各地需要，统一分配。

三、对于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所急需的个别领导骨干，遵照中央指示，可以个别抽调，但也须由总政统一掌握。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总政治部
196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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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概要）
1966.07.06；中发 [66]344号


196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北京市委《关於当前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关於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此后还批转了其他中央局关於“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有的报告给一些文化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概要）
1966.07.06；中发 [66] 342号


中共中央在该日批转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华东局在该报告中点了不少文化教育部门领导干部的名，把他们当作第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抛出。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概要）
1966.07.07；中发 [66]347号


1966年6月28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向中央报送《关於文化大革命意见的报告》。报告点秦牧、柯麟、刘志明、李达、何定华、朱劭天、程云、武克仁、康翟、郭晓棠、陆地等人的名，称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7月7日，中央转发。

中共中央中南局6月28日在《关於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说：“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各地的运动正迅速地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刘少奇还在这个批转中写道：“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

来源：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概要）
1966.07.08；中发 [66]345号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於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大中城市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争取年底左右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概要）
1966.07.11；中发 [66]353号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6月28日对中共山东省委关於各类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若干问题所提出的意见。

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概要）
1966.07.19；中发 [66]363号


1996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7月11日《关於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被点名批判的有周桓、周扬、林默涵、夏衍、郑依平、牛乃文、柳运光、张克威、陈静波、屈伯川、王禹明等。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概要）
1966.07.21；中发 [66] 372号



中共中央在改日向全国党组织转发了中共西北局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作为全国各地开展运动的指导参考。刘少奇在他起草的批示中写道：“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一律不进行批判斗争。” 刘少奇还写道：“对于一些问题严重，一时弄不清楚的，可以举办集训班，进行审查批判。”



（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

来源：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



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
1966.07.22；中发[66]374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但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出现了逆流。这股逆流的特点，就是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去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他们不是信任群众，而是怀疑群众，不是依靠群众，而是惧怕群众；甚至把革命的左派整成反革命，把斗争中的群众整成反革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野蛮的镇压。

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人，有一些流行的口号，所谓“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校党委必须绝对信任，不准怀疑，谁提意见，就是反革命”，等等。有的工作组，也继承了这样的极端错误的口号。他们用这些口号，来压制民主，禁止贴自己的大字报，并且给群众乱扣大帽子，以专政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的群众。

河南省委做得对，对于这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王培育，就罢掉他的官，并且交给群众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河南省委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中学生不揭学生，大学生中有反动思想的，记一笔帐，摆在运动的后期解决，以便集中力量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这个原则，各地可以参照执行。如果还有乱斗学生的现象，应当立即停下来。

此件中央普遍发给各大、中学校党委和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同志阅读，并以之检查自己的工作，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

 	中央
1966年7月22日

（原载郑州大学《革命造反报》1968年4月2日，第一版）

来源：原载郑州大学《革命造反报》1968年4月2日，第一版


中央中央关于1966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概要）
1966.09.17


中共中央发出《关於1966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国庆节挂像和群众游行队伍抬像、举像，都应当突出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像。”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国家经委《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指示
1966.09.24



中央原则同意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现在作为试行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一面执行，一面进行仔细调查研究，就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便补充修改。

这个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和工交、基建、财贸、文教各系统的基层单位，并且向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进行传达，同时，和他们进行商讨，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倡议。目前这些问题不要登报。在传达时，要由负责干部亲自讲解说明，组织群众讨论。


国务院财贸办、国家经委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最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横扫“四旧”，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没有解抉的问题。他们在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也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当采纳办理。也有些是目前还不能实行的，需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现在把有关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关于取消定息，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实行。在未通过前，暂停支付。

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但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商业网、点的设置要便利群众。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于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同时，对于这些人，应当积极加强管理，加强教育和改造。凡是有条件组织起来的，应当组织合作小组或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拟于明年1月作出规定。反革命分子的储蓄存款应当没收的，依法处理。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以后要坚决改革，推陈出新，表现我国人民高尚朴素的民族风格，也要适当考虑国外不同市场的需要。仓库里已经生产出来的出口商品，应当继续出口。已经签订的出口合同，应当履行，恪守信用。国外市场需要的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应当继续生产。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应当继续销售。其中商标图案有浓厚的封建或资本主义毒素的应当经过改制以后出售。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出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高。要继续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如农村半农半读学校、民办中学、农业中学的学生，自带口粮进入半工半读学校的农村学生、农村医务人员、兽医人员等，不要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商品粮，要严格控制粮食销售，注意节约粮食。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宣传规格的通知
1966.11.10 外办发〔66〕94号


现将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宣传规格通知你们，请照此执行。

一、主席如为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题字，全国各报一律刊登。

二、全国各报发表首都纪念大会的新闻。首都和上海、南京广州报纸同时刊登首都纪念大会上董副主席的开幕词和周总理、宋副主席、何香凝的讲话。其他省市报纸，如版面拥挤，可先登董副主席的开幕词和总理讲话，然后再发表其他人讲话。上海、南京、广州的纪念活动，由新华社发综合消息。

三、人民日报发表纪念社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转载。

四、全国各报在第一版发表由新华社提供的六寸孙中山半身照片。

五、人民日报发表程潜、邵力子、熊克武写的纪念文章，各地报纸不转载。

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播送首都和上海、南京、广州纪念会的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首都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作实况广播。

七、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一小型彩色纪录片。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国务院关于外地革命师生要在新疆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问题给新疆自治区人委的复电
1966.11.27；(66)国农办字274号



二十一日来电关于外地革命师生要在新疆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问题的请示，答复如下：各地赴新疆串连革命师生，要求在农村短期参加锻炼的，你们应该安排好他们劳动的地方，但不要列入安置计划。另外对坚决要求安家落户的，可以先安置下来，以后学校如要他们回去也可以回去。不回学校的就长期安置下来，列入安置计划。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央文革办公室对“燎原”战斗队的复电
1966.12.14


拉萨“燎原”战斗队：


来电悉。暂停大串联，确系中央指示。至于你们希望继续与当地革命群众共同斗争的革命要求，我们表示支持，同意暂留拉萨。已至柳园的两位同学，也可进藏。希将人数和联系人电告。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
1966年12月14日
（此系拉萨邮局收到来电的日期）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1967.01.13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

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来源：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
1967.02.11


全区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并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们、战友们：


在“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要求下，我军区曾派部队支持了他们策划的“一·二七”夺权斗争。夺权以后，又派出了张怀礼副司令员参加“联委会”工作，并于2月5日派部队参加了他们举行的集会和游行。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一面注意观察“联委会”的言行，一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革命群众，听取呼声，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出：“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在一小撮人的把持和操纵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狂热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欺上压下，倒行逆施，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斗争大方向，对区、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却把斗争矛头指向左派广大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乱砸一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革命群众组织，甚至实行白色恐怖，任意殴打、逮捕、拘留革命群众。他们玩弄权术，散布流言蜚语，欺骗蒙蔽广大革命群众，造谣中伤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种种阴谋已被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识破或正在识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郑重声明：

一、退出“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召回张怀礼同志，撤销对“联委会”的支持和援助，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

二、我们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三、本声明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1967年2月11日

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政治部、宁夏自治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政宣部合编，1968年1月27日。


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的明电
1967.02.12



新疆军区并转全体指战员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的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

 	中央军委
1967年2月12日

（原载《新疆红卫兵》（北京）1967年6月9日，第二版）

来源：原载《新疆红卫兵》（北京）1967年6月9日，第二版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
1967.02.13


【此文据传经毛泽东亲自修改】



新华社贵阳二十一日电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彻底打碎反革命修正主义旧机器的条件下，按照政治标准第一，实行“三结合”，兼顾代表性的原则，建立起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于二月十三日正式宣告成立，并且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

《告全省人民书》全文如下：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的积极援助下，实行大联合夺取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省、市大权，一举成功。贵州人民重新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

十七年来，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盘踞下，忠实地推行其祖师爷的旨意，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现在，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被人民推翻了。

（二）现在，我们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行使大权的临时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下的红色政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酝酿和协商，按照政治标准第一，实行“三结合”，兼顾代表性的原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学生、干部、省军区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由李再含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张明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在新的省委尚未建立之前，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全权领导机构，负责行使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各种大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权监督革命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可以随时提出罢免。

从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日起，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和监督机构。凡是总指挥部发布的一切通告和通令，继续有效。特别是一月二十五日的通告、一月三十日《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的通告、二月三日的《十项通令》，十分重要，必须坚决执行。

在此，我们要严肃指出：实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极为重要的。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判断真夺权还是假夺权，还是过“左”夺权的标准。不认真实行三结合，即使夺了权，也是绝对不能巩固的。谁反对这一点，谁就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战士。

（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

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首要位置上来。我们不仅要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大革命，还要进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灵魂的大革命。破私立公，树立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按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把这个委员会建成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机构。

三、把无产阶级夺权斗争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坚决实行革命大联合，坚持实行三结合。

四、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贵州夺权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和主动权。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已经被打倒；“保”字派的所谓“纠察队”及其附庸，已经土崩瓦解；李铁乃、黄世明之流的牛鬼蛇神，受到了坚决镇压；观潮派、中间派纷纷向左倒。在一派大好形势下，对全省当前的革命和生产问题，我们作出下列决定：


一、奋勇前进，彻底、全面夺权，巩固和行使已经夺回的大权，坚决打退无产阶级的敌人的任何新反扑。


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夺得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革命派万万不可松懈革命的斗志，必须及时识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字派的一切新阴谋，继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流毒，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凡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权的部门、单位，迅速按系统、行业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组成临时权力机构。各级的革命委员会须报经上级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凡发生右派和“保”字派夺权的单位，一律无效。

各专区（州）和县的夺权斗争，正处于严重的决战阶段，各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争夺。省革命委员会将派出观察员，坚决支持和援助各地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各地革命派夺权以后，也必须建立“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临时权力机构，报经上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二、立即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最近要重点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


三、按党的政策做好干部处理工作。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一贯强调的我党的传统政策。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必须打倒外，我们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很好的经受考验，改造自己。在当前夺权斗争中，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派接管，在左派监督下搞好工作，立新功、立新劳，对于各级广大干部，不能一律排斥；对于犯一般错误的干部，要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将功补过。正确贯彻我们在《十项通令》中提出的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下，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四、为进一步发展大联合，建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新秩序而斗争。


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没有夺权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大联合是阶级的联合，不是大杂烩、俱乐部。目前，跨行跨业的“总部”名目繁多，有一些“总部”常是先有“司令”，然后招兵买马，这类组织往往成为反坏分子、社会渣滓的防空洞。原来的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在同原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夺权以后已经暴露出许多矛盾，比如一个车间、工厂，同时存在分属几个总部的组织，各搞一套，互相磨擦，妨碍基层的联合夺权，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因此，我们提倡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联合，真正做到革命在一起，生产在一起，完成本单位、本系统斗、批、改的任务。在这种形式的联合基础上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

原有的总部应立即停止发展成员，逐步整顿组织，归口参加大联合。凡新建的“总部”一律解散，其成员参加本单位革命组织。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克服当前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这种思潮的人，他们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甚至对红色政权，采取藐视或敌对态度。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抱这种观点的人，最后势必连自己也被打倒。

提请人们注意：目前劳动纪律松懈，无故擅离工作、生产岗位，无故缺勤的现象相当严重。吃人民的饭不干活，是十分可耻的。对屡教不改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采取纪律措施，由停发工资直到开除。

还有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小偷、流氓、投机倒把分子等社会渣滓，近来猖狂一时，他们是革命新秩序的破坏者，对这些坏家伙要有必要的惩办。


五、冲破阻力，大力地推进农村的文化革命和生产运动！


农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多数地区还是阻力很大。有些地方，贫下中农的革命派即使暂时力量还小，但是，他们是革命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他们那里，存在着巨大的、胜利的力量。

农村的阻力，主要来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近来，这一小撮人在农村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滥发救济粮、救济款，还把种子、储备粮分了，收买群众；许多地方组织农民的“纠察队”，围攻贫下中农革命派，为自己保驾；制造谣言，诽谤革命派，欺骗蒙蔽群众的更为普遍；特别严重的地方，刮单干风，破坏集体经济，或者制造民族矛盾、派别斗争，挑动武斗。革命委员会对这一小撮人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农业集体生产的罪行，决不会等闲视之。“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号召广大的贫下中农革命派，迅速大造特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特造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的反！经过奋斗，冲破阻力，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统统掌握在贫下中农革命派手里，以利农业生产的发展。


六、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今年我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任务很大，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等各条战线都要来个大跃进。

革命的工人不仅要成为革命的闯将，而且要成为生产的模范，应该超额和提前完成生产计划。

目前，农业战线上的问题突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备耕工作是当务之急。贫下中农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把备耕的领导权夺过来，组织积肥、兴修小型农田水利等生产高潮。农村的各级干部，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在做好春耕工作中立功。凡躺下不干者，定予严办。

各地应当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关心人民生活，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各地应当发动群众开展春季造林活动。严禁砍伐、破坏森林，违者依法论处。

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村。我们革命派要为今年农业大丰收贡献力量！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今朝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凭着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凭着这个舞台，一定“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来源：原载1967年2月22日《新贵州报》。


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
1967.02.18


【该信由叶剑英起草，由成都军区广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预。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宁夏军区告全区人民书
1967.02.19


全区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并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们2月11日发表的《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受到了全区各地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这是对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和鼓舞。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在进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更加深刻了，阶级觉悟迅速提高，革命左派的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的包围之中，越来越孤立。他们伙同“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简称“联委会”）中的一小撮头目，扮演的“一·二七”假夺权丑剧，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攻击。但是，他们为了保住所霸占的党、政、财、文大权，仍在继续煽阴风，点鬼火，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发动新的疯狂反扑。“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正在对他们奋起反攻，穷追猛打，必将夺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我们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衡量了“宁夏联委”。大量事实表明，“一·二七夺权”是假夺权。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宁夏联委”中的一小撮头目互相勾结，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粗暴地践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了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虚构大联合，伪造“三结合”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导我们：夺权斗争的关键在于实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宁夏联委”的所谓大联合，则是玩弄化整为零、以少充多、改名换姓等卑劣手段，七拼八凑起来的。这样的大联合，完全是虚假的，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很不得人心的。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中，必须建立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核心，三位一体，联合夺权。“宁夏联委”的所谓“三结合”，则是彻头彻尾的伪造。他们事先根本没有同我军负责人进行任何酝酿协商、只是在“夺权”前几小时，甘春雷、安建国、牟元礼等人以“不速之客”的身份来到军区，骗取支持。在“宁夏联委”成立大会上，甘春雷等人突然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分发表了讲话。由于甘春雷等臭名昭著，群众强烈反对，所以事后既不敢把他们的讲话登报，也不敢吸收他们参加“宁夏联委”工作，却把他们隐身幕后，为其出谋划策。由此可见，“宁夏联委”是公然违反了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二、一小撮不纯分子纠集一起，把持领导大权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导我们：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涌现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选出最能代表革命群众利益，最有政治远见，最能顾全大局，最能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革命闯将，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参加“宁夏联委”常委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是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这些头目中：有的是屡教不改的四不清干部；有的是小偷；有的有反动言论，有的是保字号人物；有的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这些人做贼心虚，一直不敢公布“宁夏联委”领导成员名单。我区的党政大权落到这伙人的手里，实在令人愤慨！


三、转移斗争大方向，疯狂镇压革命群众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宁夏联委”中的一小撮头目在其幕后策划人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运动大方向。他们搞了假夺权以后，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静仁、马玉槐，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对甘春雷千方百计地保护过关，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不敢发动群众揭露批判，却竭力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命群众。他们依仗权势，开动宣传机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对坚定地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围攻、迫害。他们煽动受蒙蔽的群众，乱砸一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是他们竟明目张胆地大规模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二·八”白色恐怖事件，对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野蛮地袭击、围攻、围斗、殴打、绑架，甚至动用公安机关进行拘留、逮捕，公开践踏党纪国法，犯下了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四、反对毛泽东思想，篡改党中央指示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但是，“宁夏联委”发布的第一号通令，却只字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通令中，还恣意歪曲篡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有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更可恶的是竟把反对假夺权的革命群众，一概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真是狂妄至极！


五、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左派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宁夏联委”的一小撮头目及其幕后策划人，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密谋策划，公开造谣，煽动群众，疯狂叫嚣“要和解放军刺刀见红”，恶毒辱骂人民解放军是“狗头军”、“看门狗”、“保皇军”、“还乡团”，诽谤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要搞军事政变，企图利用各种广西打入部队搞分化瓦解，挑动群众冲击军事管制单位，围斗部队人员，砸坏了部队派出的宣传车。不仅如此，他们还冒天下之大不韪，盗用中央文革名义，大造谣言，并捏造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妄图篡夺军权，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的阴谋。

上述罪恶事实，充分说明了“宁夏联委”中一小撮头目及其幕后策划人，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粗暴地践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甘春雷和“宁夏联委”中一小撮头目的欺骗蒙蔽下，我们盲目地支持了他们，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的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彻底检查和改正我们的错误，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许多革命同志和战友，出于对毛主席亲自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关怀和爱护，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善意而尖锐的批评，帮助我们认识和改正错误，我们非常感激。

我们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坚定地站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满腔热情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和援助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生死与共，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同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宁夏联委”中一小撮头目及其幕后策划人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同左派广大群众一起，向他们展开坚决斗争，把他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回来，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发动派要“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我们誓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坚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坚决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在加强战备的同时，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当前要大力支援春耕生产，和全区革命人民一道，为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而斗争。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要热烈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十六条”，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和科学的战斗精神，迎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灿烂光辉，昂首阔步，奋勇前进，为完成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
1967年2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1967.02.23；中发[67]64号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浙江《革命造反报》第3、4期，1967年3月7日)

来源：原载浙江《革命造反报》第3、4期，1967年3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通令
1967.02.23


查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自成立以来，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操纵下，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

这个反革命组织大力排挤、打击革命力量，招降纳叛，纠集牛角蛇神和社会渣滓，积极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假夺权，真保护，是青海省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自封左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卑鄙行径，打击和瓦解革命群众组织，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次调动大批的车辆和不明真相的工人离厂；农牧民离乡，严重地破坏了工农牧业生产，造成城市生活供应紧张；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利用金钱物质，封官许愿收买人心，拢络群众；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采用围斗、殴打、绑架、抄家、抢劫、捣毁等野蛮行径和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身带石灰、硫酸、棍棒、匕首等凶器，打击、残害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冲击和围攻专政机关，抢劫犯人、殴打、绑架和迫害公安人员，积极为牛鬼蛇神翻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冲击、围攻军事领导机关。抗拒对《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殴打、围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甚至抢走武器弹药，绑架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抢劫军车。阻拦、破坏人民解放军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而举行的武装大游行，并公然喊“打倒解放军”、“撼解放军易，撼八·一八难”等反动口号！诱骗和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同胞，围攻革命群众组织，对抗人民解放军，企图制造民族分裂，制造流血事件；明目张胆地直接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直接攻击党中央，狂妄地提出“八·一八万岁”、“永远跟着八·一八闹革命”、“对八·一八红卫兵的态度是检验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等极端反动的口号。公开违抗党的方针政策，破坏十六条和二十三条，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成果。盗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名义，到处招摇撞骗，欺骗广大劳动人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庄严宣告：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它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处。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袖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难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要求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及公安部门，坚决镇压反革命，团结教育受蒙骗的一般群众，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警惕，严防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青海《东方红》1967年2月25日)

来源：原载青海《东方红》1967年2月25日


中央文革“2·24”对西藏文革的指示
1967.02.24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我们收到你们2月22日从拉萨发来的电报。对你们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中央军委2月12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

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2月24日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值班室情况处理纪要
【1967.04.15 -- 12.31】


1、学徒工，以学为主，还是以工为主的问题。总理批示：“应以工为主”。

2、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天塘河农场、天河修造厂搞不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文革答复：凡属劳改、劳教、强制性劳动的农场、工厂（除工作人员）不搞四大。如果属就业性的人员，全国这样的单位还很多，须待研究解决。

3、半工半读学校如何搞文化革命问题。中央文革答复：按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进行。

4、大专学校的附属工厂如何搞文化革命问题。中央文革答复：如有国家订货生产任务，按抓革命生产十条进行；没有生产任务的，可根据学校的情况，与学校领导研究，从实际出发，自行解决。

5、接待室对给来访群众开介绍信问题的意见：

问：有的地方已经夺了权，并且报纸上已公布了，介绍信是开给夺了权的革命组织？还是开给原党委？

答：人民日报已报导夺了权的单位，可开给新领导；不知道的可以仍开给原单位。

问：把介绍信开到军事单位去解决问题行不行？

答：非军事单位的问题，不要把信开到军事单位。

6、中央文件上所指的“革命师生”是否包括学校的职工，教育部答复：包括职工。

7、西城区服务公司所属各“合作商店”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成员大都是小商贩、小业主。公司派去对干部负有改造这些人的任务，叫做“私改”干部。现在这些商店成员成立“造反”组织（据说有百分之六十的小商贩、小业主参加），它们要夺干部的权，反对“三改”政策。对此，中央文革指示：合作商店有什么权可夺。“私改”干部可向北京“财贸尖兵造反总部”取得联系和支持。

8、山东曲阜来人问，六二、六四年甄别（平反）工作是在舒同领导下搞的，那是“彭真、罗瑞卿时期”，算不算？中央文革答复：对中央过去的政策都不相信那还行？

9、对于有些人要求总理澄清某月某日接见某某人的讲话内容等问题。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有过指示，凡要求总理澄清的问题，一律不予澄清，应一律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外面传抄的大、小字报都不算数。（按：对外面传抄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等的一些未正式发表的文章、信、讲话等都可以按上述精神回答。）

9、有的单位夺权后，调换了一些职工群众的工作岗位，被调动者有意见。应如何处理。中央文革答复：在运动中，除非必需，一股不宜轻易调换职工群众的工作岗位。

10、在“四清”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满预备期的预备党员可否按期转正问题。文革办公室答复：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比较好。

11、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否发展党员？已发展的算不算数？既然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发展问题也应按此精神去办；已发展入党的，如果履行了正式手续的，就应按中央“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执行。

12、现在有的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党员自动成立党小组过党的生活是否可以？向谁汇报？党费交给谁？文革办公室答复：党员应当过党的生活。具体问题可找上级党委去解决。

13、现在小学开学是否招收—年级新生问题。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目前小学首先要把原有学生组织复课，是否收一年级新生问题尚无统一规定。

14、农村和城市街道开展文化革命所需经费由那里开支？我们认为：应遵照毛主席教导，节约闹革命。确实必需的开支，由革命群众同有关单位协商解决。

15、下乡医疗队要求回原单位参加文化革命问题。文革办公室答复：应当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扔下病人不管是不妥当的。至于如何定期轮换问题，可向卫生部联系解决。

16、有人把人事档案在群众中公布，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答复：人事档案属于机密。不能随便公布。

17、有些来访者要求解释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的问题。公安部答复：谢富治副总理指示，对于“公安六条”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不作解答。叫群众自己去讨论解决。

18、单干的小商小贩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文革办公室答复：还是归街道管。中央没有新规定。

19、右派分子已摘了帽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可否成立群众组织？文革办公室答复：只能参加本单位革命群众组织，不能单独成立组织。

20、四机部所属厂矿，六二、六三年下放农村的工人，要求回原厂矿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中央文革答复：要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对原单位的意见。可以通过信件揭发。

21、河北唐县有个公社的当权派说：“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是刘少奇搞的，要作废。”来访人问有没有这么回事？中共中央办公厅答复：没听说有这事。

22、北京三十九中学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首长讲话（来源于大、小字报）编辑成书发行，已出三册，定价三、五、七角，已流传到全国各地。请示对此问题应如何处理。中央文革指示：不准出售，并追查印刷单位。

23、北京市温泉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是犯有偷盗、乱搞男女关系等流氓行为的不满十八岁的少年，他们要求工作组回去检查的问题。中央文革答复：这类学校的学生，虽然是那样一些对象，但没有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的正当政治要求应予解决。至于工作组去不去检查的问题，按二月十七日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问题的通知”执行。

24、能否成立全省性或地区性的革命群众组织问题。文革办公室答复：中央不提倡成立全省、全市和地区性的组织。

25、北京市民政局所属收容社会上惯偷、流氓阿飞的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可否象一般工厂那样成立组织和进行夺权问题。文革办公室答复：这些人属劳动教养性貭，不能成立组织，更不能夺权。应按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执行。

26、最近有些地方和部门，已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96号]中的一段，毛主席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传开。这是机密文件，对来问者我们不作证实。

27、中央文革办事组指示：凡外地来京揪人，必须经公安部批准。公安部不好决定的。由他们报中央文革批准。我室接谈人员对来揪人者可以这样答复：请他们向公安部交涉处理。

28、来访者询问如何辨别自首变节分子、叛徒，以及有关政策问题，可暂作这样答复：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中央未作出规定之前，我们不能解答。如有揭发此类问题的材料，可以代转上报。

29、有的部门有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了夺权组织，并成了核心组的成员。对此可以表示：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三结合”中一定会考虑的。

30、有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些人不服从指挥，以不上班来对抗，但还是照常拿工资，造反派打算采取措施，停发工资，但又怕这样做违犯政策，请示怎么办好？首要的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做只会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自觉地来上班。造反派也可以请他们来上班，不要轻易从经济上采取措施。

31、新北大和内蒙等地传出毛主席五月十九日指示：“排斥较大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要急于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较大派是不破坏工厂的。请酌。”来访者问是否有这个指示，不作查证。

32、上级指示：对绝食者不要再讲“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这句话。今后对绝食问题如何态，上级正在研究。新的精神未下来前，如再有来反映绝食问题者，暂只向上反映情况，不作答复。

33、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半工半读学校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56号]精神，也适用于半农半读学校。

34、省辖市和地、县夺权应经那一级批准的问题。据了解，中央正在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草案。在中央未作出规定以前。对来问者可以这样答复：省夺权以后，市、地、县夺权被承认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35、某省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来问，他们可否参加文化大革命？能否参加群众组织和单独成立组织？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问题可去请示他们的上级和统战部门。

36、外国人参加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争，有的来我室反映问题。控告另一派，应如何处理？把他们反映的问题原原本本记下来，向上反映，不作任何解答。

37、今后，凡来访者要求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陆、罗、杨等调查了解某些人的材料时。必须持有省革命委员会或省军区以上的军管会的介绍信，并附有所调查问题的提纲，经中央办公厅报中央审批。

38、据了解，中央批准的抓叛徒革命群众组织，只有南开大学一个“抓叛徒战斗队”。其他都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今后这些组织来要求中央准许他们调阅档案材料，设立联络点和解决经费等问题时，应一律按中共中央文件中发（37）173号关于查阅档案材料的规定执行。不能设联络点，所需经费也只能回本部门本单位解决。

39、最远，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上海等省市不断有些来访者控告省、市革命委员会及其成员。对此，我们的态度是必须相信和坚决支持上述中央正式批准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毫不动摇。应当本着这一基本精神向来访者做工作，致于他们所谈的问题，可以向上反映。

40、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归侨不宜成立单独的群众组织，应按行政单位建立组织，以利革命和生产活动。

41、清华大学传说，中央准备六月十五日公布毕业生分配方案，七月全体放假，八月复课。这件事传开后引起了一些同学思想混乱，来问有没有这回事？教育部召开过座谈会，征求过一些同学的意见，作过研究。但中央没有文件，也没有讲过这个问题。

42、对中央通令第二条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主任值班室答复：这一条适用于院校、厂矿、企业、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党委、总支、支部），但对过去已夺权的单位，夺取的档案、材料、印章如何处理，不作解释。由群众讨论。

43、由各厂矿、企业单位参军，复员后已分到农村原籍落户，目前又要求回原单位复工复职的问题。民政局优复科回答：家居农村，在职参军的，过去处理是动员回农村。1967年1月22日请示过，中央文革答复，已回农村的，暂不要动，还是动员回农村。不过，1965年12月劳动部有一个通知，“对复员军人，原则上是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这是今后对复员军人的处理精神。

44、政治组组织组通知：“马力已经由革命委员会正式介绍回河北省唐山专区。今后如再来询问或找其本人的，请他们到唐山专区联系。”

45、小学红小兵的条件，中央文革答复：参照“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第三个问题，中学红卫兵条件。

46、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对国防工业所属厂矿的驻厂代表（现役军人）参加支左问题，在五月十六日曾给南京军区一个指示，大意是：驻厂代表不适宜参加支左。希望军区尽可能不要吸收驻厂代表参加支左，特别是其中的主要人员。

47、中宣部已撤销，有关宣传出版工作可找文革宣传组，信件送文革办信组。

48、最近，文化部成立了一个接待组，负责文艺方面的接待工作。

49、有关外地来京清理“北京师生外出串连欠账”问题，请找市外地师生接待站或有关学校联系。接待站地址在宣武区太平街甲3号，电话：33·0003。

50、市处理查抄财物办公室已经成立。各区、县目前已正式建立处理查抄财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有朝阳、东城、石景山、崇文、西城、丰台、顺义、昌平、平谷九个区、县，其他九个区、县正在酝酿筹建中。关于处理查抄财物具体办法正在研究中。

51、最近有询问市革命委员会是否有保留“府学胡同红卫兵接待站”的指示。市外地师生接待站答复：原市设的府学胡同、东大桥、左家庄三个外地红卫兵接待站已移交国务院接待委员会，不由本市负责。

52、关于学徒、复员退伍军人等转正定级问题，根据目前斗争形势发展的情况，经市革命委员会研究确定，北京市缓期进行。

53、中央决定，从七月七日起对河北省及所辖唐山、张家口、承德、石家庄、衡水五个专区实行军事管制。并任命郑维山同志为河北省军管会主任。（摘自中发（67）212号文）

54、中央各部委军管、夺权情况：

已军管的有：铁道部、交通部、建筑工程部、石油部、水利电力部、八机部、财政部、物资部、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

已决定军管尚未派军代表进部的有：一机部、煤炭部、冶金部、化工部、林业部。

已军事接管的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已夺权的有：国家科委。

55、据初步了解，全国省辖市和专区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实行军管的有：

（1）辽宁省：旅大市、阜新市。

（2）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

（3）黑龙江省：伊春特区、大庆特区。

（4）青海省：西宁市。

（5）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

（6）安徽省：淮南市

（7）浙江省：温州市。

（8）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韶关市、汕头市、惠州市、海口市、茂名市、肇庆专区、湛江专区、佛山专区、韶关专区、汕头专区、惠阳专区、梅县专区、海南行政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9）广西省：南宁市。

（10）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市、个旧市。

56、最近陶然亭武装部刘学义来反映，目前各街道公社厂传说：“中央有通知六三年以后由国营单位到公社的工人和干部都要回原单位，革命委员会为了保密未向下传达。”机要室答复：“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文件。”

57、卫生部文化革命来访接待站通知：“不慎于七月二十四日丢失了一本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文化革命来访接待部’公章的空白信签。……从本月二十六日起，凡我部文化革命来访接待站所开出的信件，除盖有原公章外，一律加盖‘卫生部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章’，否则，均属无效”。摘自（67）卫医字第36号。

58、七月三十一日革命委员会计划组批复了劳动局“关于职工探亲假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原则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即：第一，仍按国务院一九六七年元月通知执行；第二，确属亲属重病、死亡等个别的特殊情况，可由你局与有关单位酌情处理；第三，关于红色外交战士、援外战士及归侨职工探亲问题，如不属第二条范围者，暂按国务院一九六七年元月通知规定执行。摘自（67）市革计综字30号。

59、关于住院病人能否介入医院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认为：住院病人应以休养治病为主，不应介入医院的两派斗争，应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报纸和有关文件，争取早日痊愈。回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60、政治组组织组通知：“中央已有正式文件通知，刘建勋同志回河南省工作，今后若有找刘建勋同志，请到河南联系”。

61、最近五十八中反映，不少学校传说：“市革命委员会有通知，当前学校要着重搞大批判，不要宣传复课闹革命，对大学六十条、中学五十条不准批判。”文教组答复：“没有这样的通知，纯属谣传。”

62、白纸坊公社副主任赵景阳八月九日反映：在前门大街、前门饭店等处发现大字报，勒令地、富、反、坏、右在八月十八日前离开北京。东城区服务公司保卫科召集基层保卫干部会议，也布置八月十八日前轰地、富、反、坏、右离开北京。询问是否是市革命委员会指示搞的，还是“联动"搞的？政治组和政法组答复：“没有这样的指示。”


（原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情况处理纪要》第1—6期，1967年3月8日）

来源：原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情况处理纪要》第1—6期，1967年3月8日



武汉军区政治部关于情况的通报
1967.04.16；[67]武政字151号


军队支持保守派的原因和解决法

—— 贵州省军区支左工作座谈会侧记


最近贵州军区召集座谈会，研究了军区部队支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办法。


一、支持了保守派有什么征兆？


军队如果支持错了，该地区的形势必定紧张，告状的信件、武斗的急电纷纷向领导机关指出他支持错了，他听不进去。有的痛哭流涕，骂上级支持了牛鬼蛇神，甚至怀疑上面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怪。这时当地部队的领导往往处于“上批、下顶、内挤、外轰”的地位，灵魂受到触动，思想斗争激烈。


二、为什么会支持保守派？


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具体原因大概有十多十少。

1．看枝节多，看大方向少，对革命派斗争方法策略上的缺点、错误上纲太高，认为是原则问题。对方向问题则视而不见。

2．从治安角度看问题多，从路线斗争看问题少。由于军队过去不介入，对反动路线感受不深，对两条路线认识不清，因而从敌情军政的角度片面搜集革命派的问题。

3.和地方领导联系多，和群众接触少。军分区的武装干部和地方干部大多密切，军队干部家属又多是保守派，因而，主要是他们反映情况，不了解、不相信群众的意见。

4．偏信保守派多，接触革命派少。认为保守派听话，处处请示军队，很合胃口，而革命派“不听话”，“看不顺眼”。

5．唯成份论多，看当前政治表现少。有的用征兵条件来衡量谁是革命派。认为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革命派队伍不纯是被坏人操纵，有的想调查成份，做对付左派的主要方法。

6.主观主义多，科学分析少，把谣言当事实，现象当本质，偶然当经常，个别当普遍，过去（已改正了错误）当现在，似乎真理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

7．老框框多，旧套套多，接受新事物少，总想循常规走路。对革命派的“过火”作法看不惯，反感大。

8．考虑当革命动力多，考虑当革命对象少，自以为是老革命，当然的左派，固步自封，有的是四不进，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带不进，上级指示钻不进，群众批评听不进，别人经验学不进。

9.怕字多，敢字少，有的明知保守派不对，又怕革命派不纯，怕担风险，不敢坚持真理，有的甚至说：“支持保守派比支持反革命好！”有的搞折中调和，培养“第三势力”。

10.“私”字多，“公”字光，根本问题是“我”字当头，怕犯错误，很少考虑国家不变颜色。


三、已经支错了怎么办？


第一、深入群众，豁然贯通。

在群众运动中犯了错误，光靠领导指出是不易纠正的，最好的办法是遵照主席的教导：“到群众中去。”具体办法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以前首先要学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端正态度，明确立场，弄清主要分歧，然后组成两个调查团（有上级派来干部，当地驻军干部，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联合组成）对主要问题进行调查，一般用三、四天时间基本上就能水落石出，弄清是非。反对左派的事实议论，大多是查无实据。许多事实证明，谁接触群众最多，转得越快，调查组的成员往往思想最先解放，旗帜最鲜明，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真正领会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和革命产生深厚的感情，一经接触实际，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请进来”主要是请革命组织的代表，外地串联学生革命闯将等来开座谈会，介绍情况，分析形势，控诉反动路线的危害。原来不少军队干部看不起革命学生，认为这些毛孩子胡闹。以为请革命学生来：“子教三娘”。深刻的阶级分析，深厚的阶级感情，直爽忠恳的批评，使军队干部大吃一惊，一致佩服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青年水平高，比自己强。比如有的曾认为“地化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来的没有好的”。在座谈会上的地化所代表提了很多疑问。当报告讲了以后，许多干部激动得流泪，主动上前和代表握手，一致高呼：“向革命派学习！”

第二、干部教育必须抓紧。

领导干部和领导思想通了以后，必须抓紧对部队进行教育，详细说明改变支持对象的理由，并作适当的检查。不然要出乱子。会出现又哭又闹的场面。部队教育主要是路线教育和纪律教育，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与部队公开对抗。教育的办法仍然是深入群众。如有的军分区请革命派的代表到各县作巡回报告，效果很好。

第三、坚决支左，公开表态。

领导思想明确之后，必须立即明亮表态。坚决支持左派，要宣传，要造声势，态度要干脆明确，不能和保守派藕断丝连。只有公开亮明态度，坚决一边倒。过去一系列矛盾就能很快地解决。误会马上消除，遵义军分区在亮相表态后，表示要公开检查。革命派认为，这是内部问题不用检查，旧账一笔勾消。革命派负责人主动和军分区政委拥抱，送纪念章，激动得流泪。有的群众听说军队已和群众观点—致，喜欢得一夜睡不着觉。

军队关键的一票投准了，形势立即兴起变化。群众热烈欢呼，整夜狂欢，庆祝的大标语贴满全城，报喜的队伍连续不断，感情真挚，气氛热烈，多数干部、战士只有到此，才真正和革命派有了感情，有保留的有怀疑的人才开始服气。

第四、教育左派，团结多数。

坚决支持左派，局势很快变化，保守派中大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自动交出袖章，向毛主席请罪，向真理投降。必须教育左派，注意策略，区别对待，团结大多数，不要以牙还牙，采取打、封、砸、抓等手段。

对左派的内部存在的问题，要真诚直率地提出。遵义军分区向左派提出组织不纯的问题后，左派立即清除坏人。

第五、教育保守派向真理投降。

军队通过左派向保守派做工作，毕节军分区首先教育武装干部和民兵退出保守派组织，分化瓦解保守组织，收到很好的效果。


 	武汉军区政治部
1967.4.16

(原转载于南京《农奴戟》1967年5月14日，第27期第三版)

来源：原转载于南京《农奴戟》1967年5月14日，第27期第三版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解释的意见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
1967.06.19


最近，我们在接待工交、城建系统的来访中，遇到一些难于解答的具体政策问题，经和工交组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现纪要如下：

1、行政、业务关系在中央部门而党的关系在北京市的单位，运动应由谁管？能否参加工代会？

凡党的关系在北京市的单位，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管。但属二至七机部领导的单位（共27个，已军管）由国防工办管。这些单位可以参加工代会。

2、有些三线返京人员，长期不回原单位，要求在北京安排工作，并组织战斗队夺了原调出单位的权，如何解决？

按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的精神办事。要坚决说服迅速回工作岗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得在京给予安排工作。如果对原调出地区和单位的当权派有意见，可以写信或寄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少数几个代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但不要成批离开工作岗位。更不能在原调出单位夺权。

3、私自动用生产基金制造纪念章的如何解决？

生产主席纪念章是热爱毛主席的表现，但应有一定的计划。市革命委员会已责成二轻局统一规划。如急需生产时，要写报告经上级批准。不能私自动用生产基金。

4、属于“四旧”内容的特艺半成品，是否可继续加工成产品出

由厂内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讨论，提出意见，报上级准。工交组也要与外贸口联系，待研究解决。

5、北京厂矿干校，学员是各厂矿的中层领导干部，文化革命中，他们不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在校也不搞运动，怎么办？

这些学员要回原单位参加运动。具体情况调查后，报政治组批准，通知他们回厂。

6、有些厂矿职业学校，比如：海淀区鞋厂职业学校、冶金研究所职业学校。教师都是兼职工人，现已回厂，学生无人管，要求教师回校开展运动。

对这些学校，要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后再解决。

7、房管系统学习“上海的重要通告”后，空房一律查封，现有些职工用房，没人管，要求解决。

工交组已报告市革命委员会讨论，待批。

8、有的单位成立两套生产指挥班子，互不承认，生产脱节怎么处理？

只能有一套生产指挥班子。

9、街道、公社的工厂归谁管，县级以下的农村工厂由谁管?这些单位能否参加工代会？

城区街道公社工厂直属区工业局领导，郊区、县社办企业由县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管。工代会答复：现正筹建工代会区（县）分会，以上单位可以参加区（县）分会。

10、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安排问题。有的业余时间学习；有的占用生产和工作时间学习。由此，引起派别斗争，影响了工作和学习。

厂矿、企业中干部在班上学习，工人不许占工作时间学习，也造成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按“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的规定办事。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的以外时间，坚持文化革命。工交组将与工代会联合发一个通知。

11、有些单位的名称带有封建性和资本主义色彩的要求改换厂名，由那里批准？

改换厂名属于体制改革问题，运动后期由市革命委员会统一研究处理。

12、生活补助原规定学徒工、合同工、临时工不予补助，但有的单位夺权后随便发放补助费怎么处理？

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规定办事。

13、厂矿企业招收的学徒工和分配去的大专院校毕业实习生，转正期满，是否按时评级定薪？

中央劳动部和北京市劳动局答复。在不影响运动的情况下，学徒工和实习生到期可以转正。定级暂不考虑，到运动后期处理。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对厦门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
1967.06.13


同意对厦门实行军事管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郑国、田世兴、田军、李平、王善基、王洪凯、彭俊、徐永正、刘洋等9位同志组成。郑国同志为主任，田世兴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田军、李平两同志为副主任。


 	1967年6月13日


来源：福建省厦门革命到底联合总司令部八·二九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挺进》编委会编《中央（首长）对厦门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汇编》1969年4月。


	
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代电
1967.06.23


厦门市军管会并本省驻军各部队：


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6月22日电：“厦门部队党委6月16日电悉。我们同意你们的3条意见，用福建省军管会的名义重申即可。”遵此，现将厦门驻军请示3个问题重申如下：

一、厦门大学所有师生应立即回校闹革命，厦门市中、小学立即复课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停止下厂下乡串联。

二、厦门市所有跨行跨业的群众组织，应迅速归口，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严禁到部队串联。以上仰各遵行。


 	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1967年6月23日


来源：福建省厦门革命到底联合总司令部八·二九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挺进》编委会编《中央（首长）对厦门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汇编》1969年4月。



中央文革批准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
1967.07.06


云南省军管会：

六月二十八日电悉，同意在《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来源：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的电报
1967.07.22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上海高校毕业生思想动态情况简报
1967.08.03;（内部参考·不得外传）



情 况 简 报

（第3期）

上海市革委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 1967年8月3日



最高指示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七月五日至二十二日，我们去师大、同济、—医等十六所高校，就毕业生工作情况和思想动态作了初步了解，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一、十六所院校毕业班大体上分三种情况：


（一） 在已经成立革委会或已大联合的同济、水产、海运、师大、复旦、机院等院校已着手建立院校的毕业生工作委员会（筹）或毕业生工作小组，负责毕业生工作。当前 主要是积极动员毕业生返校复课闹革命，加强对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目前这些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因病因事外，绝大多数已返校投入革命大批判。复旦、同济等 校的毕业班还组织招生、分配问题的批改专题小小组，结合当前的革命大批判进行批改。海运学院还准备运用“讲用会"的形式，介绍该院水管系611班毕业生40余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搞军训、到工厂农村劳动、积极投入复课闹革命、革命大批判的旺盛的不断革命的精神。师大、复旦、同济等院校并已着手进行毕业生的政治审查工作。

（二）在—些尚未实现大联合的财经、外语、体院等院校的有关行政业务部门的干部感到需要着手进行毕业准备工作，但由于毕业分配时间未定，方案没下达，心中无数，特别是学校没有大联合，工作有困难，因此就等待上级布置。交大的《反到底》和红师筹两派经过协商，在毕业生工作问题上已联合起来，和革命干部一起组成毕业生工作领导班子，着手进行毕业分配准备工作。

（三）有些“内战”比较激烈，情况较乱的师院、一医、二医、铁道等院校，当前复课闹革命、大批判、斗批改也没有认真计划和安排，毕业生大多数都不在学校里。如二医医疗系66届两班毕业生六十六人，在校的仅二十余人。一医有个毕业班四十三人，参加运动的仅十二人，其他三十一人处在逍遥状态。其中有二十三人长期在家不来学校。因此，毕业生工作根本无从考虑。


二、毕业生的思想动态：


毕业生中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决心站好最后—班岗，积极投入当前的革命大批判，决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贡献。这是毕业生中的主流。但也有些问题：


（一）“复课闹分配，毕业闹革命”


部分毕业生对复课闹革命不大有兴趣，人在学校心里想的是分配。有的毕业生说：“毕业班没有什么课好复，毕业班搞教育革命框框多，还是让低年级去闖吧！”有的说：“要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们已经站了—年多了，站到什么时侯去？”有的甚至提出“复课闹分配，毕业闹革命”，对复课闹革命及当前的革命大批判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


（二）要求早日分配


有的毕业生说：“中专生都分配了，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分配？”“上海条件好，就应该先分配，为什么要等全国—起搞。”部分毕业生反映“读书时间长，年龄大了（同济大学路桥系毕业生平均年龄二十六岁，个别三十岁），再不分配不行了。”部分毕业生要求至少明确什么时间能分配。


（三）要求解决经济困难


部分毕业生反映本人和家庭经济有困难，要求解决。目前毕业生中欠饮食费的现象不少。有的要求出证明去做临时工，想取得一点收入。有的学生还节约—些助学金补助家庭。有的毕业生提出：“只要解决工资，留校搞文化大革命也行，工资不解决，嘸没心思闹革命。”有这思想的毕业生约占50%。其中确有困难的每班约有二至五人。


（四）毕业生中的几“怕”


师范院校及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怕当教师，认为今后对教师要求高，很难胜任，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轮到我们被打倒了。”有的毕业生怕被分配到内战剧烈的地方去。有的则怕去边疆、怕去农村。因此，谈恋爱结婚的多起来了，有的女同学甚至未婚先孕，以造成既成事实要求照顾。有的在运动中犯了错误的学生则怕被分配到差的地方去。六七年毕业生则怕专业课没很好学习，工作起来有困难。


三、毕业生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一）认为学校应该建立一个以左派为核心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釣“三结合”的毕业生工作机构，负责毕业生工作，系及班级也应建立相应的小组。但系班毕业生小组毕业生不应参加。

（二）有些毕业生认为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向应面向工农兵，面向基层，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毕业生应该充实国家要害部门。剥削阶级出身的毕业生可分配到工农中去，以利于世界观改造。

（三）对分配办法，水产学院认为“自报公议”的办法较好，它有利于贯彻群众路线，贯彻阶级路线。可以打破少数人包办代替、神秘化和凭业务凭印象无原则的迁就照顾等弊病。同济、师大、交大等院校则反对“自报公议”，认为这是刘少奇的所谓“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黑货的翻版，而且会助长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四）对毕业生政治审查，已大联合学校一般认为要搞，由谁来搞可再研究。有的学校认为这次政审工作，量大面广任务重，困难较大。至于清理学生档案和填毕业生登记表仍有必要。

（五）对鉴定问题有三点看法：（1）认为坚定是整学生的“关口”，且各派观点不一，分歧很大，很难处理，主张不做鉴定。（2）少数主张“两头做”。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要做。但两头的标准很难确定。（3）有的主张要全面做。主张每人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以及以往表现进行自我小结，然后由毕业生工作机构作出鉴定。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3-2-906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1967.08.18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定地响应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伟大号召，在“1月风暴”的推动下，于1月27日夺取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这个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遵照最高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朱声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对上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指示，对下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早就指出了他的错误。兰州军区曾多次要求他改正错误。但朱声达坚决抵制，并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大批上京告状，对中央施加压力；把枪弹发给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围剿和武装镇压，制造了一系列的严重流血事件，企图把革命造反派彻底摧垮，置于死地；在军内也实行白色恐怖，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而，对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希望宁夏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再不要听他那一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赋予我军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艰巨的任务，为人民立新功。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希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过来，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宁夏的代理人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城离厂的农民、工人，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这一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参加武斗。迅速回到农村和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打倒刘兰涛！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

坚决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及一切真正的革命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1967年8月18日

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政治部、宁夏自治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政宣部合编，1968年1月2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坚决支持"宁夏无产阶极革命派总指择部"
1967.08.21


一、我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宁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各项英明措施，坚决拥护中央首长对我们支左工作的批评和指示，坚决拥护8月18日兰州军区公告，并保证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二、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原名《宁夏联委会》），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坚强革命左派。他们英勇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出了宁夏党内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于1月27日夺了被杨、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大方向完全正确，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紧紧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使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深感无比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不起宁夏200万人民。在我们错误路线影响下，军区广大指战员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领导上对所犯的错误，决心深刻检查，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以努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结成死党，狼狈为奸，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公然反对和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拒不执行兰州军区的指示，挑动大批群众上京告状，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处心积虑地围剿和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百般打击迫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他作斗争的指战员。朱声达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坚决同朱声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清算他的罪行，坚决把他打倒。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向朱声达展开坚决斗争，把他斗垮、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在军内外的恶劣影响。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在朱声达的欺骗蒙蔽下，《大联合筹备处》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罪在朱声达。受朱声达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醒悟过来，反戈一击，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我们衷心劝告农民群众，不要上朱声达的当，不要参与武斗，迅速回到社队抓革命、促生产。

六、我们坚决支持驻宁夏地区执行支左任务的兄弟部队的一切革命行动，虚心向他们学习，积极主动地协同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七、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端正支左工作方向，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为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打倒刘、邓、陶！

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打倒朱声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政治部、宁夏自治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政宣部合编，1968年1月27日。


中央文革关于厦门问题的来电
1967.08.21


中央文革办事组矫玉山同志1967年8月21日晚12时电话：


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


周总理指示，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1967年8月21日晚12时。



来源：福建省厦门革命到底联合总司令部八·二九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挺进》编委会编《中央（首长）对厦门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汇编》1969年4月。


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
1967.08.22；中发[67]267号



根据浙江省军区当前情况，为了加强浙江地区的军管和战备，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经中央批准，决定浙江省以6409部队和7350部队为基础，改组浙江军管会和省军区。

浙江省军管会由南萍任主任，陈励耘、张明汉为副主任，孟昭玉、朱后车、张磊、吴健为委员。

浙江省军区以6409部队首长熊应堂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治委员，并以6409部队机关为主，组成浙江省新的军事领导机关，进驻杭州，统一指挥浙江省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和驻浙江地区的陆军部队（包括独立师、团、营，海边防守备部队等）；统一领导浙江地区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

原浙江省军区司、政、后机关，由龙潜、阮贤榜等同志负责进行“四大”。浙江省军区的革命领导干部，可根据“四大”进行情况，逐步吸收参加新的军事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浙江省嵊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翻印件。原标题：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昆明军区的电报
1967.08.26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砲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议商解决，—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来源：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中央文革办事组关于重庆问题的特急电
1967.08.28；流水号0533



重庆警备司令部、保革派、反到底派并各群众组织：

根据中央调查组反映，重庆市武斗情况严重，并希立即制止，希望两大派革命组织做到：


（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请反到底、军工井岗山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且撤除包围圈。

（二）绝对不允许向解放军防备岗哨的军事射击。

（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且保证切实执行。

 	中央文革办事组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积极做好平反工作的指示
1967.09.12; 粤军管字（67）38号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省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和部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中央有关平反工作的指示下达以後，有的仍执迷不悟，迟迟不予平反。为了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各地应该坚决按照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等有关规定精神，迅速给那些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为此，特作如下指示：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都应该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1. 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或抓住运动前犯过一般错误和已做过结论的历史污点，以及其他借口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和被迫退职，无理开除的革命群众。


2. 在清理四类分子时被错清理的地富子女，被错划为地富分子的，有历史污点，运动前已做结论，未戴帽子，又无现行破坏活动而被作为四类分子处理者。


3. 除上述两条外，根据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规定精神，应该给予平反而未平反者。


二、凡平反的革命职工、革命师生，都应予复职、复工、复学，恢复本人原任地点的户口，有固定工资的按规定补发工资，在处理平反过程中，对于在复职、复工之前，无家可归，生活确有困难者，可由县、市军管会（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工作单位临时帮助解决食宿问题。生活费可以借用，标准暂定为：


广州、海口市每人每月九元，专区所在中等城市每人每月七元，口粮按当地居民标准供应。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要求平反而上访返回者，不得歧视、打击和报复。


三、应平反人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理的材料，按照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进行处理。


四、各级军管会，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应当严肃认真地抓好这一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力求尽快地落实。在处理过程中，要紧紧依靠革命造反派，积极宣传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以便取得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支持。


（发至县市）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公章）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原载广州中学批资平反委员会、工革联中教东方红《摧毁资反线》1968年2月第一期）

来源：（原载广州中学批资平反委员会、工革联中教东方红《摧毁资反线》1968年2月第一期）



中央军委同意责令崔田民停职反省的批复
1967.10.25；67军字182



铁道兵党委：

九月二十四日关于崔田民停职反省进行重点批判斗争的请示，已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同意责令崔田民停职反省，由铁道兵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斗争。铁道兵党委的工作，暂由罗华生同志主持。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学习资料》第42期，1967年11月14日)

来源：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学习资料》第42期，1967年11月14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文革小组编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1967.11.20；中发[67]355号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目录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1)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20)

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33)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51)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58)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72)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编《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翻印，日期11月20日可能有误)

来源：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编《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翻印，日期11月20日可能有误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教育部关于1964、1965年入学研究生分配问题的请示报告
1967.12.03；〔67〕国计字357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中国科学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1964年、1965年入学研究生分配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分配计划，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1967年12月3日



国家计委、教育部关于1964年、1965年入学研究生分配问题的请示报告

1968.07.03；〔67〕计文字722号；〔67〕高一段究字85号


富春同志并国务院：

关于研究生的分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规定，除了1966年毕业研究生分配计划已经中央批准下达外，我们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1964年和1965年入学研究生的分配计划，现报请审批。

一、（略）

二、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各地区所属学校、科研机构培养的研究生，原则上分配给中国科学院、各部门、各地区，在所属企业、事业中进行分配；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有一小部分分给其他部门和地方；教育部直属学校培养的研究生，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原从在职干部中录取的研究生，原则上仍回原单位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应该遵照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最高指示，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根据下达的分配计划，制定具体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工作。各校如果需要留研究生，可由各校提出意见，经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批准后留校。在分配过程中，院校如发现分配方案与计划执行，但必须把他们分配到内地新建厂矿去。

三、原计划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要重新分配，改派到西北、西南地区的农村中去。

四、北京医学院为少数民族培养的毕业生，仍回原地区工作。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对重新分配的毕业生做了具体的调整方案（见附表），请有关部门和地区照此执行。

各省、市、自治区对1966年医学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也要遵照最高指示，参照上述调整原则，自行调整分配。


 	1968年7月3日

来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文件选编》（内部文件、注意保存），1969年4月。



中央文革关于点名批判大叛徒王其梅的复电
1968.01.12


同意你们的军区报刊《高原战士》上公开点名批判大叛徒王其梅的意见。


 	中央文革小组
1968年1月12日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中国共产党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昆明“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文件
1968.01.23


两军、云南省军区、空指、总字一二二部队、各师、民族一、二支队、各分区、军区直属各大单位：


(一)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付武装，乘坐汽车，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付总军事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谍”。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死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受走资派和某些坏头头的挑动和指挥，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多次警告，不听沿途驻军的多次耐心劝阻，继续进行武斗，严重地干挠了斗争的大方向，破坏了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恶劣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


(二)


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特宣布：“滇西挺进纵队”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即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交出坏头头，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全区部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派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必须明确干了这些坏事是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和指挥的，要把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把参加武斗和不参加武斗的区别开来，把“挺进纵队”和整个炮派区别开。决不能利用这件事作文章，压制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要把这笔账记在走资派和少数坏头头身上。

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和“三支、两军”人员，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教育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立即进行谈判，停止武斗，恢复交通，立即停止挑动民兵、农民进城武斗，立即停止破坏国家财产和危害人民生命的行为，立即停止违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系列指示的行为。全体同志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各单位应把这一精神，向全体干、战、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组织负责人，立即进行传达教育，并将教育情况即时上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来源：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请批准奎璧等人在内蒙古日报上点名批判的请示报告
1968.01.27；内蒙革发﹝68﹞54号



中央文革小组并北京军区：

一、在去年11、12月份，曾前后两次报去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厅局长以上干部中的走资派奎壁、刘景平、林蔚然3人和苏雷、宁云程、鲁志浩等14人，公开在《内蒙古日报》上点名批判的请示报告。现在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他们的罪行进行彻底清算，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为此，请能尽速批示，以便在《内蒙古日报》上点名批判。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后，革命群众又揪出混入党内的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头头、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哈丰阿（原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全国政协驻会常委）以及乌兰夫、哈丰阿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特古斯（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内蒙革委会文教组召集人），他俩人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地推行一套修正主义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为了彻底砸烂他们的这条黑线，肃清他们的影响，以及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拟在《内蒙古日报》上，对他两人也进行点名批判，请一并批示。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
1968年1月27日

附哈、特两人材料。


哈丰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时，哈丰阿同甘珠尔扎布（蒙奸、战犯）、包善一（恶霸地主、土军阀）勾结，于1932年组织所谓“蒙古自治军”，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爱，历任日伪兴安局总裁秘书官、伪满驻日大使馆秘书官、兴安总省参事官等显要职务，干了许多出卖祖国，出卖人民的坏事。

哈丰阿又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哈丰阿同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人组织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破坏祖国统一，企图把内蒙古东部地区从伟大的祖国分裂出去。在1945年，在哈丰阿的率领下，由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额尔敦陶格套、嘎日布曾格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企图合并于外蒙。这个阴谋破产后，哈又积极投靠蒋介石，在1946年2月，哈组织一个由反动民族上层、战犯、官僚地主参加的“代表团”，以马尼巴达拉作为首席代表，派往北平和国民党政府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谈判，大肆叫嚷：“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反动谬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民族分裂活动。

哈丰阿还是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哈的父亲是土匪头子，官僚地主、土军阀。这样一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人，本应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当地人民起来，向他父亲讨还血债时，哈极力包庇，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他父亲从家乡接到乌兰浩特，保护其过关，破坏了当地的土改运动。

哈丰阿是在1946年被乌兰夫在承德东西蒙代表谈判时拉入党内的。乌兰夫为了推行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对他特别重用，提任内蒙古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委副主席等要职。两人长期以来，互相利用，互相包庇，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罪恶活动。

特古斯是哈丰阿的死党。1946年2月，哈组织“蒙古人民革命党”时，他们党的宣言是特古斯起草的。哈任总书记，特是执委、青年联盟总书记。1947年特又与乌兰夫搞在一起。从此，哈丰阿、特古斯为乌兰夫控制了内蒙古文教界的大权（哈曾兼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办主任）。

特古斯十多年来，在文教系统大量鼓吹蒙修的文化艺术、出版、教育等毒货。在哈丰阿和他的支持下，曾聘请蒙修专家给农牧学院、师范学院、内蒙古大学等大专院校讲课。还聘请蒙修的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等来做报告。其中许多人是有名的蒙修特务。如老桑布巴拉顿、乌力吉勿特格等就曾盗窃了150多种蒙文资料，世界上唯一古本《阿勒坦汗传》全部照像窃走。特古斯与这些人来往甚密，经常互相举行家宴。特还经常和蒙修领事馆接触。在他的包庇下，还把一些历史不清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安插在文教界的各个主要部门。

贯彻周扬、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文教路线。特古斯亲自领导和审定《文艺六十条》（其中民族文艺是特执笔写的）、《教育六十条》、《体育五十条》、《医院五十条》、《科研四十条》。这些条例，根本点是不要党的领导。

大力宣传乌兰夫的思想和路线，鼓吹“民族文化”、“民族特点”、“干部民族化”、“机关民族化”等。在他的支持下，通过一些蒙文刊物，大量宣传蒙修真理报文章以及各种作品。

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文教组后，公开以合法身份包庇民族分裂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说这些人可以解放。有的被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学习。妄图把这些人继续埋伏下来，逃避群众对他们的批判，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本人在去年春季内蒙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乔装左派、支持呼三司；在11月末终被革命群众揪出。


已发：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军区，存档。

（共印30份）


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
1968.02.01


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三、必须指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必须立即改正，如果不改，将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四、必须释放被抓的人员，交还车辆、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质。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凌晨零点十五分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来源：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二·一三指示
1968.02.13


中央调查组转连云港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到底总指挥部”、“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等革命群众组织：

据中央调查组报告，你们在上交武器、恢复交通运输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央认为很好。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认真地斗私批修，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凡未上交完的枪、弹，全部上交，拆除一切工事，恢复生产，尽早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连云港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

(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8年2月20日，第40期，第一版)

来源：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8年2月20日，第40期，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印发《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
1968.04.03


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军区生产指挥部和农业（农林）厅（局）：

现将去年九月和今年一月召开的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的《会议纪要》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

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农业获得空前大丰收，全国人民正在奋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入新高潮的大好形势下，农业部先后于去年九月和今年一月在山西大寨大队召开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都派代表参加了现场会。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及全体支委同志，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经验，组织了现场参观，进行了多次座谈，给到会同志上了生动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政治课。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全县推广大寨经验的报告。代表们还交流了各地学大寨和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经验。大家一致反映：学大寨的方向更明了，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

现将大家的共同认识和意见纪要如下：

一、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起来说，就是“突出政治，为公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促进干部和社员的思想革命化，彻底革“私”字的命，大立“公”字；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依靠人的社会主义觉悟，正确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使广大社员共同富裕起来。

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指出了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和道路，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好办法。各地推行大寨经验的实践证明：它有利于充分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增进干部和社员的团结，有利于社员的共同富裕，有利于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它正如陈永贵同志所说的，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要学好大寨经验，就必须吃透大寨经验的精神实质，不然就学不好，也用不好。

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大寨党支部牢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把改造农民的世界观问题当作头等重要的工作来抓。干部和社员同劳动，经常掌握社员在劳动过程中的活思想，狠抓好典型，狠抓坏苗头，坚持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一心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

三、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好办法。它与依靠干部管社员，依靠奖、赔、罚，单纯用制度卡人的旧办法是根本对立的。大寨大队遵照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提倡社员在劳动过程中互帮、互学、互相监督；实行“长干部、短干部，天天培养新干部”的领导方法；采用“自报公议工分”等等，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具体表现。大寨党支部坚持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通过他们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社员，从而保证了新制度的贯彻执行。

四、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大寨大队的干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同广大社员在一起，同出勤，同劳动，既当干部，又当社员。他们说：“领导生产要见地，思想工作要见人。”干部带头作“三活（重活、脏活、关键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陈永贵同志说得好：“干部不参加劳动，就没有这种劳动管理，干部成了普通劳动者，才能推行这种劳动管理”。“不管有多少问题，都在劳动中解决了，不参加劳动，啥问题也解决不了”。许多地方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彻底改变了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作风，彻底改变了不问政治，不做思想工作的倾向，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才能推得开，才能巩固下去，才能不断提高。

五、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教导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就更为重要。正如大寨人所说：“这浪费，那浪费，安排不好劳动力就是最大的浪费。”有些人认为：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工作，就没有什么管理工作可做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当象大寨大队干部那样，做到脑勤、腿勤、手勤、耳勤、眼勤、嘴勤，懂地性，知人心，摸清农活底细，了解社员特长，合理安排农活，组织好集体劳动，作到人人有活干，活活有人干，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六、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强调在“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作到有差别，不悬殊，保证社员共同富裕。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时，必须象大寨那样正确处理劳动报酬问题，既要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取缔高工分、高奖励、高提成等的不合理制度，又要注意防止报酬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自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各地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积极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在，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省（市）已有占生产队总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队推行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广东、广西、河北、陕西、黑龙江等省（区）推行的队数也超过了半数，其他各地都积极试点和推广，一个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会议认为，在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较少的地区，要“积极试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大力推行”；已经广泛推行的地区，要“加强领导，总结经验，巩固提高，继续前进”。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大寨经验，让群众真正掌握大寨经验的精神实质，更自觉地推行大寨经验，既要防止放任自流，又要反对强迫命令。

八、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要学习大寨人敢于革命的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鉴别过去本地人民公社推行过的劳动管理制度。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九、加强领导。大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因此，我们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对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加强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各级农业领导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来抓这一工作，要深入基层抓点，培养典型，指导一般，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路线，深入基层检查帮助，并作好总结和交流经验的工作。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提高了学大寨的革命自觉性；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创造了学大寨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学大寨的大好形势；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扫除了学大寨的重重障碍。形势十分有利。只要我们做好工作，就能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新高潮，使大寨经验很好的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一九六八年二月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
1968.04.26；蒙发卯38号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

在1963年内蒙公安部门在邮件中发现了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名义，给泽登巴尔的信一封，信中恶毒地攻击和咒骂我党，并要求“内外蒙合并”。这个案件在乌兰夫、王再天等人的包庇下，几年来不但一直未能破案，案情完全向阶级敌人暴露，而且长期制造舆论，似乎1946年承德会议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不存在了，这个叛国案件是不存在的。造成了很大一个假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试图破案，后因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冲击，未能完成。

在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斗争中，广大群众起来，揪出了“内蒙人民革命党”的一些骨干。最近广大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的教导指引下，向敌人展开了主动全面的总攻击。此案昨日（25日）上午初步突破。证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存在的，而且长期与我为敌，一直大搞民族分裂主义。据内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兰夫干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格阴扎布供认：1963年7月（或8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内蒙古大学的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巴图到鲍家，给鲍发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63年代表大会的宣言和代表名单。这个名单中包括70人左右，现在鲍还能记住的有内蒙语委主任额尔敦陶克陶、内蒙人委秘书长戏日布僧格、乌兰浩特二中的额尔敦巴图、内蒙人委副主席哈丰阿、朋斯克、内蒙高等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民政厅长乌力图、电台台长昂日布、内蒙人民出版社社长索德那木、内蒙师范学院桑杰扎布、乌盟旗盟长盟委副书记旺丹、畜牧厅长都固尔扎布、副厅长额伯热图、内蒙古大学副书记巴图、教师持布信，内蒙交际处专官布扎布、内蒙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医学院院长木伦、包头钢铁公司副经理乌力吉那仁、包头二冶副书记赛胜阿、哲盟盟长富音巴雅尔、内蒙体委哈斯巴特尔、呼市毛纺厂厂长德力格尔玛、乌盟军分区司令员白音宝力高、内蒙党校教育长乌日图、呼盟军分区司令员王海山、内蒙古日报社马尼扎布、内蒙语委副主任郭文通、语委的其木道尔基、内蒙参事室的萨格拉扎布、内蒙历史研究所朱荣战、内蒙农牧学院院长张贡戈、卫生厅副厅长义达戈苏荣、交通厅长乌力吉敖其尔。此外，鲍阴扎布还交待可能还有：呼盟盟长吉尔格拉、乌盟军分区副司令员额尔敦仓、中后联合旗第一书记哈斯、内蒙人委管理处双宝、内蒙医院院长额德、内蒙团委沙梯、妇联乌云娜、内蒙文化局余殿贤、内蒙师院阿吉拉、内蒙师院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中央民族出版社副社长戴洪范。

这个民族叛国集团，约在1963年2、3月间，在集宁以合法会议作掩护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中特左斯、哈丰阿都讲了话，通过了宣言。宣言的中心大意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内外蒙合并”而斗争。这个宣言可能由特古斯起草，额尔敦陶克陶负责油印。他们给泽登巴尔的信暴露后，曾组织退却。巴图曾找格荫扎布策划，当时议定依靠公检法的“三长”捂盖子过关，因为特木尔巴根就是其中的成员。公安厅副厅长特布格其可以争取，他们并不害怕。

以上情况是初步突破，除有些问题与我们已掌握的材料相同，某些情节与巴图交待吻合外，还不能完全肯定鲍荫扎布口供的可靠性。为彻底揭开盖子，挖出这个叛国集团，采取大搞人民战争与专案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攻击。根据这个集团中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选定格荫扎布、巴图、额尔敦陶克陶、特布信、旺来、马尼力扎布等人为重点，并对此5人立即采取拘留、隔离的手段。对其余有关人员，组织群众实施突击。此案涉及面广人多，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保密，待问题进一步查清后，再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意外。

以上报告当否，请速示。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4月26日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1968.05.09


第一、 内蒙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


内蒙阶级斗争很复杂。地处反修前哨，东部原是伪满地区，西部曾是傅作义的老窝，美帝也在那里搞过中美合作训练班，大批日、美、蒋特、苏案修情报员，许多反革命组织和傅作义留下的反动势力，都被乌兰夫包庇下来。仅特务一项全区就有日、美、蒋特分子19000余人，其中有7000余未给予打击处理，占40％。

内蒙是少数民族和半农半牧区，除少数地区进行过和平土改外，80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没有进行过土改，乌兰夫搞了反动的“三不两利”政策，民主革命极不彻底。

乌兰夫在那里20年，网罗亲信，包庇重用坏人，大搞民族分裂活动，有他反动的社会基础。如以就业为名安置包庇反、坏分子5225名，其中日特分子498名，蒋特分子690名，美特分子24名，并已有少数钻进党内。另以公安厅为例，以建立特情包庇坏人，其有特情人员1724名，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占60％至70％。

文化大革命开始，把乌兰夫揪出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去年以来，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去年4月13日，中央下达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到去年5月26日，中央对内蒙采取断然措施的一段时间，主要是抓了粉碎乌兰夫的代理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复辟，贯彻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6月18日成立了革筹小组。

二、去年6至10月，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狠抓了造反派队伍的思想建设。避免了分裂和内战，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贯彻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最新指示后，进一步统一了造反派对内蒙大好形势的看法，批判了极“左”思潮，解放了一批干部。内蒙革命委员会于11月1日诞生。这期间，乌兰夫死党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集结反革命力量，妄图捂住17年的阶级斗争盖子。

三、去年11月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到现在，狠抓了阶级斗争，展开了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突出地抓了学习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挖黑线肃流毒运动的根本动力；抓了清理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特别注重清理干部队伍。以便逐步地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是去年11月12日江青同志对文艺界讲话后开始的。首先是从文艺界向敌人发起进攻，而后扩展到各条战线，又由呼市扩展到全区。为了打好这一仗，彻底摧毁乌兰夫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挖出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今年1月，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二次全委扩大会，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精神，系统地分析研究了敌情，批判了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揪出了大特务、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随后，逐步揭开了公检法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期间，遭到了阶级敌人强烈反抗，也有来自内部的右倾思想的干扰。特别是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在内蒙也引起较大波动，主要是阶级敌人利用一些造反派的摇摆性和右倾情绪，否定“挖黑线、肃流毒”的大方向，借机攻击革命委员会，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的妖风。最后，在庆祝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下达1周年的时候，自治区革委会发了第二号通告，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给予了有力地打击。

当前，内蒙比较稳定，形势也越来越好，运动的发展虽然不平衡，但总的看是健康的，政治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挖黑线，肃流毒”的斗争取得很大战果，阶级阵线更清楚了。全区共挖出各种坏人17429名，约占全区人口1.3‰。其中：特务2474人，叛徒600多人，走资派908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000多人，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万多人。这些坏人大部分已混入造反派队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他们挖出来了。对这些坏人的处理情况，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呼市共挖出4000余人，被公安机关专政的95人，占2.4％；被呼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管制或集训的400多人，占10％；大部分坏人仍在群众中进行批斗。

在这场挖黑线肃流毒的斗争中，发现重大政治案件100多起，已破获20多起。现正在抓紧突破重大的政治案件。

二、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级都有了一个领导班子。全区七盟二市3月19日以前实现了一片红，7所高等院校、10个中央大型企业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区94个旗县（市、区），已有93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农村牧区1046个公社，已有866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占82.7％。全区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生产领导班子。

一些建立革命委员会较早的单位，也着手抓了整建党的工作，搞了一些试点。目前，已有7个盟市、16个旗县、21个公社，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或临时党委，有753个基层支部恢复了党的生活。全区整建党的工作，在试点基础上，准备从6月份以后全面展开。

三、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产形势也越来越好。最近调查，工业总产值3月份比2月份提高18％，钢铁煤电等35种主要产品，有12种超过66年生产水平。包钢已恢复生产，一号高炉已开始出铁。煤炭生产，去年9月以来逐月上升，1968年第一季度出煤156万6000吨，相当于1967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水平。地方煤矿提前3天完成国家计划，中央直属煤矿的生产，4月份也比3月份增长6％。问题是有些重点企业，如包钢、包头一、二机械厂、包头铝厂等，由于煤炭和其他物质供应不足，生产还不能完全恢复正常。

农牧业生产。粮食征购入库工作，已超额完成了中央25亿斤的任务，市场供应情况也比较好。春耕播种已全面展开，出勤率较高，已完成播种面积3300多万亩，问题是旱象露头，有些地方也比较严重，需要抓一抓。牧区去年获得大丰收，并战胜了雪灾，预计今年牲畜可增百分之四、五，达到4000万头。综上所述，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都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取得的。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先后举办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5万6900多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500多万人。牧区过去很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也办了1万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70％以上的牧区人口参加了学习班。在农区宁城，杭后等旗县有90％以上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是从阶级教育入手，树立革命学风，突出一个“忠”字，狠抓一个用字，以斗私批修为纲，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自治区革委会于今年3月，召开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代表会，交流了经验，突出宣传了宁城、杭后两个先进地区，进一步推动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第二、 当前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右倾翻案问题。


在内蒙地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翻案，自揪出乌兰夫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第一次是去年的“二月逆流”；第二次是去年8、9月间，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利用我们搞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的机会，利用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跳出来为自己翻案；第三次就是今年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开展以来，敌人的翻案活动更加猖狂，中央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反党集团后，这股右倾翻案妖风达到高峰。这一次翻案风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敌人赤膊上阵，公开反扑，这一次主要是利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右倾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并通过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刮起这股妖风的。例如，当我们不仅把主要矛盾指向走资派，而且要摧毁它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从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揪出坏人时，他们却说：你们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我们既严肃又热情地指出某些革命群众组织中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时，他们却说：你们打击老造反派，老造反派受压制了！当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发动受蒙蔽、站错队的同志起来革命时，他们更是大叫大嚷：你们支持老保翻天。阶级敌人制造混乱，挑拨关系，拼命地把反对“二月逆流”，反对右倾翻案同我们这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对立起来，千方百计地否定这场伟大斗争的方向，以达动摇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动摇和破坏人民解放军，以至动摇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为了反击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利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布1周年的机会，发表了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总攻击。同时，以1个月的时间，以学习班的形式召开了自治区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首长3月24日、27日的重要讲话，分析了自治区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目前，在内蒙这股翻案风基本上压下去了。

我们认为，阶级敌人的反扑、挣扎、翻案，是客观存在的，是必然的，当然也是危险的。但最主要的危险是在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我们队伍中的右倾，特别是领导的右倾。根据前一段斗争实践，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敌情观念淡薄，看不到敌人，看不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一是由于造反派地位的变化，掌权以后容易出现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满足现状，不求进取，怕乱，怕犯错误的右倾保守思想。右倾，主要表现在一些领导和一些造反派头头身上。右倾的原因，除了造反派队伍中有一些人十几年以至几十年来自己屁股上不干净，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外，主要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和造反派头头，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在现实斗争中也是这样。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一方面要主动地、不停顿地向敌人进攻；另一方面要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建设，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突出了。只有坚持不断革命，主动向敌人进攻，揭露敌人的阴谋，揪出混进来的坏人，才能教育革命群众，不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也只有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建设，才能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力，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关于政策问题。


在处理内蒙问题中，政策上有三个问题：

一是民族政策问题。主要是要强调正确处理现有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要尽可能地保护和挽救一些可以挽救的民族干部。这个问题影响很大。当前蒙族干部倒下去的比较多些，这是乌兰夫20年来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干部政策的恶果。我们要严格地区别一般民族情绪和反动民族主义的界限，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尽快地发现和培养一批出身贫苦牧民和造反派中的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大胆地把他们提拔起来，加以培养，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提高。这个问题当前还注意不够。

二是关于牧区划阶级问题。全区330个牧业公社，已划和开始划阶级的有209个，占63.3％。从已掌握的情况看来，有些地区划宽了一些，牧主阶级多至10％到30％。贫牧和不富裕牧民不足70％。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调查处理。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的党团组织就有100多种。有一些是反动的，有的尚未定性。这些党团牵涉面很广。如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成员有几万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也有几千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已被揪斗。现在急需确定政策，严格加以区别对待。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个政策界限问题的报告，已交给群众广泛讨论，即将报中央审批。


三、关于整建党的问题。


从一些试点单位看，大体有两种情况，抓得比较早的单位，开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抓得比较晚的单位，正在训练整建党的骨干，开办整建党的学习班。已恢复党的生活的旗县以上机关，准备清除出党和暂缓恢复党的生活的人，大约都在10％以上。据中央建筑工程部八局所属的华建公司6个单位统计，660名党员中，准备清除和暂缓恢复组织生活的79人，占14.6％。重工业厅占24％，有的可能高到35％，农村党员清理对象一般在10％以下。我们认为组织处理放在整党后较好，发展新党员“九大”以前，也不宜过多。从试点的单位看，一些党员对整党建党还很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我们准备在挖黑线、肃流毒的基础上，做好整党建党的准备工作，6月以后全面展开。


四、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内部团结是好的，核心小组思想也是一致的，是力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委会老中少相结合，比较充分发挥革命小将的作用，力争“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但也还存在着领导发挥革委会机构作用不够，机构不灵，新机构，旧作风等问题。内蒙自治区原党委、人委两大机构有6000多人，现在革委会只有300余人，但对于如何精减处理原机构人员尚无妥当办法。

从93个旗县革命委会的情况看，初步实行一元化领导，形成一个较好的领导班子的有56个，占60％，领导班子比较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力的有13个，占14％，问题比较多的有24个，占26％。我们将根据毛主席最近发出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减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教导，对旗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分期分批地实行整顿。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指挥部。


第三，关于内蒙军区部队编制和边防建设问题


内蒙军区所属两个师（独立二师、骑五师）、3个工区（53师、7工区、9工区）、21个团、5个独立营，共84233人，其中施工部队35096人。原有边防线总长4098公里，拟划归沈阳军区2041公里（中苏段已划给沈阳军区）拟划归兰州军区561公里，留属内蒙军区1496公里。关于部队编制和边防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内蒙军区已由大军区改为省军区。为了加强边防领导和适应未来作战指挥，经北京军区常委研究倾向于按兵团编制，但尚未确定，请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以便考虑内蒙军区机关精减等事宜。

二、内蒙军区4个直属独立步兵团，长期分散，缺乏领导，部队建设受到很大影响，建议编为一个步兵师。此方案去年已报军委，尚未正式批准。

骑兵五师5000余人，5000余匹马，1个骑兵的给养等于7个步兵的给养，平时浪费很大。1个骑兵师作战很难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因此建议除留下4个独立骑兵团外，骑兵五师改为步兵师或摩托化师。

三、边防建设问题。内蒙边防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地形平坦。过去内蒙所属边防是和平边防，原有兵力和设施远不能适应当前斗争。留属内蒙边防线总长1496公里，共有总站、中心站（相当于团）4个，边防战、检查站（相当于连）19个，1328人。每个边防站的兵力多至30人少至15人，而每个边防站间的距离，却有60至120公里，尚且有线通讯联络多未构通。根据林副主席关于加强北线建设的指示，建议内蒙边防必须重点设置，拟增加4个总站，32个边防站，5242人。当否，请中央、中央军委指示。


 	1968年5月9日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35-1-217.


中央军委命令
1968.05.19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任命军委工程兵政委谭辅仁同志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中央军委
1968年5月19日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来源：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中央文革对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示
1968.06.06；中发（68）76号



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来京代表，在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中央文革认为，这个协议是好的。中央文革批准这个协议。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希望云南省各专区（州市）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来京代表，也能很快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

云南地处国防前线，担负着援越抗美的繁重任务。希望云南各地革命群众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省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中央文革希望云南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操纵。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迅速解放一批革命干部，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工作，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作好各项工作，争取尽早地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1968年6月6日

来源：《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续集）》，（内部资料），8·23《风展红旗》出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1968.06.17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规模空前的革命群众运动，象大海的怒涛冲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那些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冲刷出来，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恢复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反革命罪恶阴谋。

最近，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专政机关共同破获了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给了那些面临末日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代号“57125”，是一个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其主要成员，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其罪恶目的的反革命集团。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相继集中南宁，乘机四出活动，发展反革命势力。今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国民党特务、伪宪兵朱锡生、坏分子梁汉忠、反革命分子韦国书、伪自卫中队长、劳动释放犯杨德标、坚持反动阶级立场的地主子弟覃德玮、盗窃犯农培相，等等，在南宁召开反革命骨干分子会议，正式成立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制定并通过了反革命纲领和组织章程；由梁汉忠任团长，杨德标、韦国书等任副团长；分团、政治部、作战部、情报部、经济部、外事处，下辖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小队。分团部设在南宁市××路××街××号。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纲领极端反动。他们声称其总后台是人民公敌蒋介石，总团长是匪首蒋经国。他们公然叫嚣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反动统治。他们目前的反革命行动计划是：加紧反革命宣传，网罗牛鬼蛇神，发展反革命组织，结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城市和农村”建立反革命“根据区域”，“储蓄力量，暂时埋伏，以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以农村为中心，以山区为重点”，发展反革命武装，组织反革命暴乱，梦想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

这个反革命集团有计划地派出一些骨干分子，有的借“革命”串连之名，有的以“行医”、“经商”作掩护，四出活动，先后到柳州、玉林、钦州、灵山、浦北、宁明、横县、邕宁、德保、靖西、来宾等县、市，网罗牛鬼蛇神，发展反革命组织；并到广东、江西等省，与当地反革命组织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他们还从外地流窜来南宁的坏人中物色对象，发展组织。他们出版了《太阳报》、《灯塔》报等反动刊物，刊载蒋匪帮的反革命宣传资料，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某些群众组织，有的还当了坏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匪骨干会议上，匪“广西分团”政治部副部长梁孟隆布置：要“插手两派斗争，掌握×××（某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利用矛盾，挑起武斗，夺取武器，实行武装夺权。”分团长梁汉忠叫嚣：“要拖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以便有利于‘反共救国团’的发展。”他们利用群众组织中某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或者直接操纵一些人，或者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挑动武斗，制造混乱，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他们从某些群众组织中骗取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品，并大搞打、砸、抢、抄，越境走私，攫取反革命活动经费，建立反革命武装。主犯覃德玮、农培相等人，通过南宁市某些群众组织据点中的涂水成，取得了该群众组织的出入证，并在该据点接待、联络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外地成员。主犯梁汉忠、朱锡生、廖钧琅、梁孟隆、黄廷敏等，在革命群众协同专政机关追捕时，有的从某些群众组织弄来的枪支开枪拒捕，有的逃到某些群众组织的据点隐藏起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这里公布的只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部分罪恶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缉拿漏网的主犯归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事情正是这样，当我们对阶级敌人的破坏麻痹大意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被资产阶级派性蒙住了眼睛，分不清敌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矛头对着自己的阶级兄弟，在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大打“内战”的时候，阶级敌人的黑手就伸进来了。从蒋匪“反共救国团”的反革命案件中，我们应当很好吸取这一教训，学得更聪明一些。还应当看到，在这一反革命案件公布之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决不会就此甘休，束手就擒的。他们必定还会以种种手法，进行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兴风作浪。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再上敌人的当。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进一步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纯洁组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彻底摧毁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乘胜追击，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斗争，能够更好地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革命大批判更深入地、持久地开展起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参加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所有成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人民投案自首，低头认罪。我们在这里向你们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能主动投案坦白者，从宽处理，并能主动检举其他反革命分子者，将功赎罪；如果顽抗到底，必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粉身碎骨。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批示
1968.06.17


同意增补谭甫仁同志为昆明军区党委委员、常委，并任党委书记职务。


 	1968年6月17日


毛主席关心云南文化大革命亲自批示昆明军区党委的报告


收悉昆明军区报告，同意昆明军区党委增设谭甫仁同志为昆明军区党委委员、常委，并任党委书记。


 	毛泽东
1968年6月17日




来源：《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续集）》，（内部资料），8·23《风展红旗》出版。


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
1968.06.22；中发 [1968] 100号


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代表的帮助下，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中央文革认为，这个协议很好。希望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坚决地、完全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地区的武斗迅速地停止下来，保证交通、广播电台、邮电、气象、银行和其他生产、商业部门的正常工作，保证《西藏日报》的出版。

西藏地处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方，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前线。中央文革希望，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西藏各民族革命人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地处理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提高革命警惕，团结对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争取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


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


最高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妄图在中锡边境进行军事挑衅，达赖叛国集团又在加紧组织叛匪回窜。大敌当前，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在国内外阶级敌人身上，要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要联合出版《西藏日报》。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现就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一、大张旗鼓，反复深入地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英明指示，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进一步落实“三·一四”协议。

二、双方保证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停止开枪、放炮。今后不准以任何借口挑起武斗和参加武斗。谁挑起武斗，谁向别人进攻，谁就要负主要责任。对挑动武斗的策划者和残杀、毒害群众的凶手，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自己把他们揪出来或有关机关根据核实的材料予以惩处。

三、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是自毁长城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已抢夺的必须立即如数送还。

群众组织或个人拥有的一切枪支（包括土枪、土炮）、弹药，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上交警司统一封存。今后一律不准再制造武斗凶器。外来的武器警司有权收缴。

四、双方不得在路口、要道私设哨卡，修筑工事，拦截行人和车辆，保证人身安全，保证车辆正常行驶。

五、严禁双方以任何借口抓人、扣人。不准私设公堂，非法审讯。已抓已扣的人员应立即放回，不得殴打陷害。

六、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工人、农（牧）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保证邮电、气象、银行、粮、油、库（站）、商业等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准调动农（牧）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的农（牧）民和已集结的外单位人员应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对返回人员要热忱欢迎，不准歧视、谩骂、围攻、殴打，要保证“四大”正常开展。

七、西藏地处边疆，交通运输十分重要，有关单位应切实保证公路、民航的畅通，恢复交通运输，不得阻碍和破坏。

八、《西藏日报》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的，决不能中断。报社两大革命群众组织要在军管会领导下，保证《西藏日报》的正常出版，谁阻碍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就是对百万翻身农奴的犯罪行为。

九、上述协议由警司和两大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小组，立即监督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对违犯上述协议的首恶分子和幕后策划者，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执行情况要随时通报，并向中央报告。

十、唐北格尔木西藏所属单位应按上述条款执行。本协议自中央批示时间生效。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班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签字：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万德茂 扎西彭措 毛卫红 白玛昂觉 张全道 张清法 张永和 傅伟 伊斯玛 贡布李世博 刘绍民 刘长山 米良贤 江绍泉林洪楠 欧珠 侯广文 袁秀洪 秦家甫 陶长松 徐礼持 曾代祥 冯时杰 强巴 鲍友德 雷佳陆 赵文贵 蒋永年 蒋英

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及部队代表签字：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志林 刘长永 任荣 许甫 陈明义 邹洪鸣 陈乐扬 陈子植 廖步云 樊春元 苏中杰 董志隐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于北京

（原载西藏大联总《风雷激战报》1968年10月1日）

来源：原载西藏大联总《风雷激战报》1968年10月1日



西藏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
1968.08.27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首先让我们最衷心地祝愿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干部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学习。在学习期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几次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也是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中央首长在去年9月18日和今年6月6日、8月17日、8月26日，四次接见了军区在京常委和军队干部代表，并对我们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们的教育很深，鼓舞很大，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认识了错误，增强了信心。

我驻藏人民解放军，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经受了很大锻炼，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军区党委常委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很差，贯彻不力，所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主要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在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去年1月底，我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正值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是当时运动的主流。但是，由于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看不清运动的主流，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分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造总”看成是被“一小撮反坏分子”操纵的“坏”组织，对它进行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拘、捕了它的负责人和一些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其中有些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同时，在军内外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宣传，给它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帽子，并一度对它采取“分化瓦解”和“釜底抽薪”的错误做法，使“造总”的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迫使“造总”一度处于解体状态。更严重的是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二次打击，取缔“造总”下属几个战斗组织，再拘、捕一些人。实际上，是想把“造总”压垮。

去年2月，正当军区机关“四大”深入发展的时候，由于我们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错误地把“兵团”看成了“坏”组织，对他们进行了打击。当2月9日冲击军区问题发生时，错误地看成是军内“兵团”内外勾结，“阴谋篡夺军权”，妄图“变天复辟”。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出动部队包围了正在集会的“兵团”革命群众，并以“反坏分子”的罪名，逮捕了一些革命同志，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宣传，搞了检查、请罪和所谓“罪证”展览，并准备把“兵团”定为“反动组织”，使原参加“兵团”的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长时间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视。

总之，去年2、3月间，我们把矛头指向“造总”和军内原“兵团”的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走了弯路，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决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将坚持错误，越走越远。”中央“四·一”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我们本应迅速、彻底的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好，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改正错误的决心不大，姿态不高，没有提高到方向路线上来认识错误，检查错误，害怕上纲，总认为错误不大，原谅自己。因此，对错误认识很迟，觉悟很差，改正很慢，迟迟未作深刻检讨。对被拘、捕的革命同志平反得不彻底，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受到歧视。对“造总”和原“兵团”的同志，我们在立场、态度和思想感情上，长期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对他们的贡献估计不够，对他们的问题看得过重。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教导，很少主动去接近“造总”和原“兵团”的革命群众，对他们疏远，一直关系搞得比较紧张。

今年6月7日，又对“造总”施加压力，错误地向“造总”十一司驻地财经大院出动部队，强行占领西炮楼，发布公开信，宣布戒严令，使部队同“造总”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更为紧张，以致发生有的分队开枪打死打伤“造总”革命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恶化了军民关系，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特别是这一事件，发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的最新指示之后，错误就更加严重。

“六·七”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我们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错误没有很好纠正的一次总暴露，是我们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一次大暴露，是我们在支左工作中长期不能正确对待“造总”革命群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我们在部队中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很不落实的结果。“六·七”事件发生后，我们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时严肃的处理，这更是错误的。

去年8、9月间，由于我们私字作怪，怕字当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大联指”革命群众组织在思想上发生动摇，错误地把它内定为“偏保”组织，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对“大联指”态度冷淡，对它的某些革命行动有的支持不够，有的没有支持，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有丧失原则的现象。曾一度使“大联指”的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很大压抑，甚至使它的有些下层组织受到削弱，造成军内外一时思想上的混乱。这是很错误的。也是我们支一派、压一派和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

上述错误的责任在我们军区领导，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得不好。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很差，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不力。对中央文革给“造总”的“二·二四”复电，认为给群众组织的来电，没有重视没有研究，以致没能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对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去年“九·一八”、今年“六·六”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学习不够，领会很差，措施不力，执行的不好。加之常委认识不统一，对“造总”受压多数同志认识不足，个别同志不承认“造总”在“九·一八”指示后仍然受压。因此，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这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表现。

毛主席早就指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群众的态度很不端正，怕字当头，私字作怪，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在对待群众态度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对敌斗争上，敌情观念薄弱，有的问题失去警惕。有时又夸大敌情，把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在思想上右倾保守，盲目自满，既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又听不进群众的批评。在领导作风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很少到群众中去，而凭老经验，老框框处理问题。归根到底，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

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没有很好的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也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认错，向中央和中央文革认错，向革命群众认错。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再次郑重宣布：凡被我们拘、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认真做好平反善后工作。对于受过我们压制、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们向他们检查错误、赔礼道歉。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遵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去年“九·一八”、今年“六·六”、“八·一七”、“八·二六”指示，坚决彻底地改正我们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并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

在今后支左工作中，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一系列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支持和爱护广大革命群众，正确对待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认真的清理阶级队伍，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切阶级敌人。要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增强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加强部队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内部的团结统一。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彻底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衅和破坏。

目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西藏的形势也是大好的。我们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彻底批判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为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立新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常委
1968年8月27日

来源：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汇编：《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1968年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平反公告
1968.11.13


去年1月底，我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正值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红卫兵赴藏革命造反总部》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各族革命人民、红卫兵小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中，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在“一月革命”夺权斗争中，排除万难，英勇斗争，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发动了猛烈进攻，进行了激烈搏斗，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斗争进展很快，形势一片大好，这是群众运动的主流。以周仁山、王其梅为代表的西藏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面临末日，垂死挣扎，他们勾结旧公检法中的个别坏人，赤膊上阵，掀起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否定革命小将的丰功伟绩，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揑造事实，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造总”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进行了“镇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妄图恢复旧秩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我们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错误地将武装部队撤出了“2·5”夺权庆祝大会；对中央文革的指示（给“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2·24”复电）没有重视，没有研究，上了周仁山、王其梅的当，偏听偏信，对形势作了错误分析，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造总”看成是被一小撮反坏分子操纵的“坏组织”，对他们进行了严重地打击和镇压，拘捕了他们的负责人和一些工人、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把他们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拘、捕、关、押革命群众过程中，发生了打骂、搜查、捆绑、挂黑牌照相、带刑具、“逼、供、信”等严重违犯政策的行为。对“造总”下属革命群众组织夺权后出版的《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又抓住某些缺点或错误，无限上纲，扣上“三反”政治帽子，并用武装包围，进行人身搜查，这是极其错误的。此外，还在去年3月5日错误地召开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布置了掀起一个“揭、批、斗”高潮，把矛头指向“造总”的革命群众和支持它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下，有些支左人员在下面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还有的单位对一些革命同志也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三反分子”等政治帽子，采用了关、押、停职反省、批判斗争、勒令检查、请罪、传讯、人身搜查、抄家、监督劳动等等错误做法，严重的挫伤了“造总”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在军内外开展了宣传攻势，进行了一系列的错误宣传，给革命群众组织“造总”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解放军”、“妄图篡夺军权”、“侮辱军旗”、“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右派翻天”、“牛鬼蛇神”、“为范明和梁、胡反党集团翻案”、“惠毅然、刘肇功操纵‘造总’、‘专打’掀起的一股反革命逆流”、“血洗高原城”、“上山打游击”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还在公安厅、西藏日报社、交通厅、文化宫等地搞了“罪证”展览。将公安厅《革命联合造反兵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走泥丸》兵团、《拉萨市政法革命造反分部》、西藏日报社《红色新闻造反团》、自治区人民医院《白求恩革命造反司令部》、运输局《红色运输兵联合作战部》、保养场《反到底战斗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当作反动组织，进行了宣传。使“造总”这一革命群众组织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组织上受到极大削弱，一度处于解体状态。更严重的是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二次打击，取缔“造总”下属4个革命群众组织和《紧赶战斗队》，再拘捕一批革命同志，想把“造总”压垮。这些错误对全区影响很大，使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损失。

中央“4·1”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和抑制我们的错误是正确的，我们本应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受他们的帮助，但我们没有正确对待，反而说他们“反军”，是一股“反动思潮”“翻案黑风”。改正错误很不彻底，放人很不自觉，说什么“宽大处理，以观后效”“抓得对，放得对”“平反不平罪”，检讨姿态低，拖拖拉拉，平反工作做得很不彻底，长期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生活上长期遭到压制和歧视。

上述错误的责任在我们军区党委常委，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再次郑重宣布：


一、对被打成“三反组织”、“坏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原《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以及昌都分会，是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发起和组成的，是“造总”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材料小组和联络机构，过去将它打成是“惠毅然、刘肇功操纵的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对被打成右派组织加以取缔的林芝毛纺厂革命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在文化宫、公安厅、西藏日报社、交通厅等地搞的“罪证”展览全部作废，对在这些展览中和军区有关宣传中打成“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被捕、被拘的：陶长松 刘士毅 马凤翔 蒋英 魏治平 苏子武 张建存 傅金海 孟海亮 徐天才 郝爱荣 张国祺 王耀辉 程东亮 邢俊奇 鲁桂莲 郭秀珍 张家玉 张跃堂 阎振忠 李金忠 阿龙 李延 胡成甲 郭冠忠 黄金澄 胡平 张化民 杜清明 李逵 樊癡 董之方 力军 赵玉虎 李瑞山 昌文才 赵惠芝 王永谦 王纯 文源 余以和 古大宝 杨汉青 乔泽青 张广泽 周福海 张振川 陈西南 郑正祥 葛少侠 王允岭 刘恪建 许一鸣 任用昭 张颂华 淡之绪 梁振英 于献海 王俊芬 李存才

赵伯川 张祥庆 于永昌 单增多吉 药元林 张振生 石永林 王化庸 张学甫 凌育忠 续庆瑞 杨大坤 张陶 胡锡兴 吕松 张耘 朱殿明 丁慈 黄文焕

郭辛可 易人 张民魂 李继昌 王北碧 丹巴 陈君位 张隆高 汪敏成 次仁德吉 郎嘎 土登列西 洛桑次仁 罗银良 谢树荣 王玉琢 方小龙 崔绍君 郑如元 马长保 李乾德 冯道明 马鹤鹏 李锋 唐永峰 李光杰 刘青岗 孙甫五

赵培金 徐士侠 康志远 许植福 张廷骥 张谦 齐国新 温莲芬 张春芳 郭俊青

赵长裕 苏远忠 王钟洲 瞿维旁 谢显维 秦梅玉 尼扎 沈玉喜 蔡乾芳 昂旺格桑 郭西保 许清通；

已定捕而未捕到的：朱琳 方文虎；

被当成“反革命”传讯的：朱景尚 游致泉 景国禄 王安昌 王安祖 冯盛熙

李柏盛 盛廉 方祖斌 次仁旺堆 刘金桐 周郁夫 李世义 何桂仙 马玉群

罗少先 谢方艺 程文伟 杜树林 祝长坤 于振江 田尊谊 李龙云 盛励 宋惠玲 高仁良 付永礼；

被打成“反革命”的：胡宗林 王和亭。

以上革命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二、准备第二次打击的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拉萨中学《鲁迅战斗队》、西藏民族学院《红色造反团》所属“火”、“糟得很”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和拉萨市《紧赶战斗队》，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准备第二次逮捕的：阿旺加措（毛卫红） 刘士勋 阎伦樟 万玉峰 林国昌

赵洪儒 巴桑 李金台 周德强 杨德门 王凤彩 荣权华 穆忠汉 刘树恭 段萍

周敦友 车昭英 尹继先 马伊比 古德存 吴昌惠 王兰芳 梁维英 群佩旺堆

吴锋 李淑琴 李振声 宋龙生 王志远 李志信 王修荣 余成林 许有才 康俊才

乔祖培 宝德恒 闸重光 杨永富 蒋永年 宋连根 李达先 虞丙行 关淑卿 蔡吉安

周生华 徐仁君 任荣彬 陈振立 杨炳坤 姜以森 唐简熙 周秀岚 赵金丽 陈涛

严少华 彭逢国 武俊山 姚平生 张明生 王子琴 李韫峰 李丹琪 韦廷训 王治全

刘家信 孙材陇 张之恕 凌守忠 高永柏 李常真 宋修梅 李友庆 袁太平 郑荣志

刘玉璞 漆世员 袁志孝 李殿选 胡修生 郝玉祥 强巴来措等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本公告发布后，如有遗漏，补充平反。


三、凡各单位军管、支左人员、地方当权派错误地给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宣布了“罪状”，被剥夺政治权利、停职反省、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黑窝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无效，予以彻底平反，做好善后工作。


四、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有关规定，除个人被迫写的检查，被没收的笔记本等属于个人的材料交还本人处理外，其它一切整群众的材料，在本单位选出的代表监督之下，当众焚毁。所谓“罪证”展览亦按上述精神处理。任何人不许转移、复制、隐藏和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受到严厉处分。为镇压“造总”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成立的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九处”是非法的，宣布解散，黑材料应立即全部交出，违者严加查处。


五、去年军区发出的“第一号公告”以及军区、军区政治部、《西藏日报》、《高原战士》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有线广播站，所发出的把矛头指向“造总”及其下属组织的一切文件、公告、布告、公开信、讲话、传单、文章、通讯报道等，全部作废。

在军事接管西藏日本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有线广播站、区党委办公厅机要局、铅印组、公安厅、公安局等处时，实行武装包围，栽赃陷害，给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扣上“三反”“抗拒军管”等政治帽子，不让群众出来，都是错误的，予以平反。对“造总”夺权后的《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有线广播站以及《红色造反报》的报道和广播所加的“三反罪行”，一律无效，予以平反。


六、凡被开除党、团籍和受处分的一律无效；停止了工作的恢复工作；停发、减发了工资的补发工资；在被捕、拘期间，身体受到摧残者，予以治疗；因被捕、拘、抄家而丢失、损坏的物品，照价赔偿。


各军分区（师）、武装部等单位凡犯有上述错误者，均应根据本公告精神彻底做好平反和善后工作。

军区设有平反善后工作小组，检查、督促、处理有关全区平反事宜。

我们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对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坚决彻底改正我们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并诚恳的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支持和保护革命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立新功。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周仁山！打倒王其梅！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8年11月13日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纪要
1968.11.19


在全国、全区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举国热烈欢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成功和公报发表的大喜日子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九日召开了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和检查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部署今后的战斗任务。

会议认真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极为重要的讲话的精神和会议公报，愤怒声讨了党内头号走资派、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在适当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英明决定；坚决拥护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的罪行；坚决拥护对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批判；坚决贯彻执行全会发出的各项伟大号召。

会议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公报”为武器，正确地分析了自治区的形势，胜利地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狠揭猛批了高锦明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严重错误；痛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大大地提高了与会同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贯彻执行十二中全会公报的誓师大会，是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会议。

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同心协力、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形势一片大好


会议认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且必将越来越好。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波烂壮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越办越好，毛泽东思想空前普及，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深入人心，正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三忠于”活动普遍深入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下，我区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举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革命红旗，狠抓根本不转向，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在各个方面实行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全区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不断巩固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走人民解放军政治建军的道路，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都取得一定成绩，刘少奇、乌兰夫及其同伙在各条战线上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在遭到深入批判。在许多单位中整党建党工作做出了成绩并积累了经验，教育革命在全区已蓬勃展开，特别是旗县以下的教育革命成绩显著，毛主席关于“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英明指示，正在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加强。革命带动了生产，工业生产逐步上升，农牧业生产获得了较好收成。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建立了新的伟大功勋，军民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空前团结。特别是近一年来，以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挖肃”斗争，最广泛地动员和锻炼了广大革命群众，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了基本胜利。实践证明：“挖肃”斗争，抓住了内蒙古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是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坚持不懈地狠抓“挖肃”斗争，是使我区革命形势一直大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的光辉文献。自治区革委会作出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决定，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公报的群众运动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广大革命群众在公报的鼓舞和推动之下，更加斗志昂扬，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束缚，正在全面反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翻案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斗、批、改高潮的迅猛发展，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广大群众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发动起来了，隐藏在各个阴暗角落的阶级敌人一个个被识破、被挖出，整个运动势如破竹，正在胜利的道路上向前推进。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内，由于高锦明同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使许多单位、许多地区的工作一度转了向，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正确决定末能认真落实，“挖肃”斗争几乎停止，特别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形成了“挖肃”斗争以来最集中，最突出，最嚣张的一次反革命翻案逆流。

会议指出：我区敌情仍然是严重的，刘少奇和乌兰夫的反革命势力并未彻底摧垮，他们还无时无刻不在妄图恢复已失去的天堂，帝修反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因此，我们肯定大好形势，但反对用大好形势去粉饰太平；我们肯定“挖肃”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反对夸大胜利，散布和平麻痹思想。我们一定要遵照林副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二、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


会议认为，要胜利完成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必须深入地展开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批判。

从去年十一月我区开展“挖肃”斗争以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直在干扰着这场斗争，使这场斗争四起四落，特别是最近以来，高锦明同志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违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创造性的光辉思想，抹煞阶级斗争，鼓吹“天下太平”，反对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妄图把革命停顿下来。这种修正主义理论，反映在“挖肃”斗争中，就是：“挖肃到底论”、“挖肃过头论”、“挖肃上当论”、“挖肃特殊论”，实质上就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把“挖肃”斗争同斗、批、改对立起来，把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从斗、批、改中割裂出去，抽掉了斗批改的灵魂——阶级斗争，空谈斗、批、改，实际上就是突出一个“改”字，就是用行政的手段，搞资产阶级的改良。他极力抵制“摧毁乌兰夫的反党叛国社会基础”这个提法，妄图使各族革命群众忘掉敌情，忘掉阶级斗争，从思想上解除武装。他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挥舞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棒，以反“形‘左’实右”为借口，反对阶级斗争，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几乎压了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从政治上投降了敌人，替阶级敌人讲话，助长阶级敌人向革命势力进攻，帮了敌人的大忙，压制了革命群众，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高锦明同志为了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搞右倾分裂主义，搞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他不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而是要“以我为核心”。他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自己标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群众以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保我者则亲，则支，反我者则疏，则压。他拉山头，搞宗派，以执行“民族政策”为借口，千方百计地培植个人势力，甚至发展到敌我不分包庇坏人的地步。他大耍两面派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决议举手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一元化领导。他对待人民解放军态度极不端正，妨害了军民、军政的进一步团结。

总之，他总想以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用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去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去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会议认为当前这场斗争，表现形式是“挖肃”与反“挖肃”的斗争，实质上是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捍卫与反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激烈、尖锐的斗争，是关系到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斗争实践还教育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各级革委会内部，不狠抓两条路线斗争，就会丢掉灵魂，失去方向，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此为武器，深入开展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必须进行到底。但是在斗争中，应当把路线错误同认识上的错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

会议还指出，当前反右是主要的，但还要防“左”。要防止阶级敌人利用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恶劣手段来搅乱我们的视线。在“挖肃”斗争中，一定要搞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


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会议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全区广大各族革命人民，一定要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坚决贯彻执行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

1．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学习、宣传、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的中心。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宣传、落实全会公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我们必须继续大办办好学习班。当前要着重办好学习、宣传、落实全会公报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十一月十日的决定，广泛、深入、持久地掀起一个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执行全会公报的群众运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该是学习、贯彻、落实公报的榜样。各级革委会要经常分析形势，不断提出落实公报的有力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明年选择适当时机召开自治区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2．积极整顿、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在精兵简政中，要继续坚持走人民解放军政治建军的道路，使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得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巩固革命委员会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反右倾，反保守，反复旧，“吐故纳新”，把钻到革委会内部的坏人清除出去，把不适宜掌权的调离领导岗位，吸收一批工农兵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干劲的，朝气蓬勃的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把领导权切实掌握到无产阶级手里。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开门整风，把路线斗争交给群众，自觉地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高度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3．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始至终抓紧搞好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坚决搞好“挖肃”斗争，是搞好斗批改其它各项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必须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要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算刘少奇、乌兰夫及其同伙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流毒。我们要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今冬明春，各级领导要突出地抓好农村牧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牧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把阶级队伍清理好，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农村、牧区的政权切实掌握到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手里。要继续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巩固农村牧区社会主义阵地。要积极组织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加强农村牧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为了推动完成这项战斗任务，各地要认真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并继续推广、运用包钢、二冶和杭锦后旗、宁城县、阿巴嘎旗的先进经验。

4．遵照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光辉指示，认真搞好整党建党工作。各地区都应认真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学习，并应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把整、建党的工作逐步展开。凡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比较巩固，“挖肃”斗争搞的比较好，阶级阵线分明，领导权切实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单位，应把整党建党工作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立即展开整党建党工作。在整党工作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的指示，一定要把革命大批判贯彻始终。那些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还不巩固，“挖肃”斗争还没有搞好，领导权还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不具备开展整党建党条件的单位，应狠抓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狠抓“挖肃”斗争，继续深挖深批，把领导权切实掌握到无产阶级手里，为展开整党建党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农村、牧区的整党建党工作，也要按上述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搞好整党工作的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门整党，坚决反对保守、反对复旧。

各地在整党的同时，都应对共青团、民兵等组织进行整顿。

关于整建党的有关规定和具体方法，整建党会议已有研究，按整建党会议精神执行。

5．必须积极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各地区都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认真抓紧、抓好。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执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任务时，各地应认真学习推广中央报刊介绍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继续推广喀喇沁旗教育革命的经验，并应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培养、推广新的典型。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要加强管理，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6．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工农牧业生产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农牧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群众，都应立即行动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革命，以革命、生产双跃进，向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伟大祖国建国二十年大庆献礼。

7．继续搞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在新年前后要掀起一个拥军爱民的新高潮，深入开展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把拥军爱民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加强民兵建设，把祖国北部边疆建设成为防修反修的钢铁长城。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要上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靠广大的各族革命人民群众，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来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与会同志一致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与会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坚决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十二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搞好斗批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队的文件
1968.11.28；鲁革发[68]第306号


最高指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并报中央、中央文革：


目前，全省各地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巨大动力推动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迅猛地向纵深发展。许多进展比较快的单位，正在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对专案对象逐人核实定案。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一些地区和单位革命群众的要求和讨论的意见，草拟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定性、定案执行政策的几点意见（草案）》，现印发各地参照，一面讨论，一面作为依据。望各地、市革命委员会于十二月十五日和月底以前，将讨论修改的意见分两次集中起来，报告省革委组织组。如有不当，请中央指示。


(文件附后)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定性、定案执行政策的几点意见（草案）


一、叛徒：

共产党员向敌人自首叛党，或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出卖党的机密者；从事革命活动的非党工作人员（包括战士、村干、民兵等），投敌叛变，或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出卖党的机密，为敌人积极效劳者，均为叛徒。

对于经不起艰苦斗争环境考验，曾脱离过革命的；以及非党的革命工作人员、战士、村干、民兵，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履行了一般的登记悔过手续，没有罪恶的，应视为妥协、变节行为，不以叛徒论处。

二、特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清查出来的阶级敌人，应该认定变特务分子的，除按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界限的暂行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执行外，对查有实据与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秘密联系，从事特务活动的，应定为特务分子。

三、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1、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阻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抵制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阳奉阴违，封锁、对抗。

2、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资产阶级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重用坏人，打击排挤革命同志，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对具有上述罪行的走资派，经过革命群众长期的批评教育，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死不悔改。有的在大量事实面前抗拒抵赖，不交代不揭发；有的对革命造反派怀恨在心，暗记黑账，寻机翻案；有的大耍两面派，制造分裂，挑动武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就要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但对于本质上还不是坏人，愿意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真诚悔改的，就应当根据毛主席“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教导，积极挽救，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不要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1、已经摘掉帽子和受到宽大处理没有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上窜下跳，企图翻案，进行现行活动，或者又发现其隐瞒了重要罪恶的。

2、漏划或被包庇而没有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贯表现不老实，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于反动阶级的本能进行破坏活动。

3、伪造历史、隐瞒地富反坏右身份被革命群众清查出来的。

确定地富反坏右分子，仍按照中央既定的政策办事。对于本人虽系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成分，但入党和参加工作较早，已向党交代清楚了并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实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的，则不以地、富、资产阶级分子论处。

五、现行反革命分子：

凡具有下列罪行之一者，均应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1、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2、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书写反动日记，涂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收听敌台广播进行反革命宣传，内容恶毒，情节严重的。

3、以反革命为目的杀人、放火、投毒、抢劫、暗害、爆炸、制造破坏事故、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煽动暴乱、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等，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

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技术）“权威”

一般具有下述罪行：

1、解放后一贯地抗拒改造，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2、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相互勾结，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击排斥工农群众，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3、利用所谓“权威”，一贯地兜售反动学术（技术）理论观点，崇洋崇美，迷信洋教条，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鼓吹“白专道路”，反对党的领导，坚持专家路线。

4、垄断学术（技术）大权，称王称霸，把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攫为己有，招摇撞骗，扼杀新生力量，借科学实验之名，大量挥霍国家人力物力，破坏工农业生产，残害工农群众。

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技术）“权威”，同那些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但政治上述不是极端反动的分子区别开来。

七、阶级异己分子：

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党员，凡是一贯地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敌视党和劳动人民的应该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对于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在入党后，一贯表现还好，只是偶尔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或其他严重错误，经过教育后，能够决心改正，或者隐瞒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经过教育主动交代，认识了错误的，则应根据错误的性质、情节，分别予以处理，不要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八、蜕化变质分子：

确定蜕化变质分子，要看本人当前的行为和一贯的表现。凡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党员一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与敌人勾结起来，欺压群众，为非作歹的，或者经受不住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长期腐化堕落，屡教不改，已经堕落成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应定为蜕化变质分子。

对于仅有腐化行为，或犯有严重的违法乱纪错误，或死气沉沉，革命意志严重衰退的，不要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可根据其错误性质、情节、对错误的态度，作其他处理。

来源：(根据红卫兵传单打印，原印者不详)


中共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党员代表大会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任务的决议
1968.12.04


（1968年12月4日通过）


中共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党员代表大会，于1968年11月15日在拉萨开幕，12月4日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和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代表大会过程中，由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负责同志分别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极其重要讲话的精神和全会公报；传达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传达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并协商了我区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期间，党中央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两报一刊的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传来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对“6·7”大昭寺事件的极其重要的批示，给了大会以最有力的推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特大喜事。这次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主、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极其重要的讲话以及全会公报，是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的最科学、最全面、最精辟的经验总结；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体现；是号召全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是指导我区各族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奋勇前进的指路明灯。大会完全拥护全会公报，完全拥护、坚决贯彻落实全会提出的一切决议和各项伟大战斗任务。

与会代表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深厚阶级感情，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九大”正式代表，完全拥护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为“九大”正式代表。

代表同志一致认为，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宣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死刑。一致拥护我党历史上这个最好的党章（草案）。

与会代表愤怒声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一小撮同伙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坚决拥护全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大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它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为刘、邓翻案，镇压革命群众，尔后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二月逆流”是刘、邓资反路线最疯狂的一次反扑，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反党、反革命事件。

会议明确了在去年的“二月逆流”中，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大叛徒王其梅之流，为了保自己，与黑干将谭震林等遥相呼应在西藏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打击和镇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尔后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推行刘、邓资反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实质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次会议严肃批判了周仁山、王其梅掀起的“二月逆流”的罪行，澄清了对“二月逆流”的错误认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胜利。

大会认为，驻藏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和保卫边防、巩固国防的光荣任务中，做了大量工作，经受了很大锻炼，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支左工作中，军区党委常委犯了很多错误，主要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在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对所犯错误，正在改正，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支持。

大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中央文革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光辉指示为指针，总结了西藏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一致认为，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和各族革命人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向反革命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进行反复较量，激烈搏斗，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建立了红色政权——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和誓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与会代表愤怒声讨了刘、邓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对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大会一致通过，把周仁山、王其梅永远清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报请中央批准。

中共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党员代表大会要求全区工人、贫苦农牧民、驻藏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教导，全面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早日实现全区一片红，认真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公报是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地、全面地贯彻落实全会提出的各项伟大战斗任务，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传达贯彻落实全会公报和各项决议是当前最中心最中心的政治任务，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部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各族革命人民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全会公报和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两条路线教育。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指示，指出了我们必须在群众中反复地、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使广大革命群众、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我区情况，必须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掀起一个声势浩大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群众运动，认真宣传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6·7”大昭寺事件的批示、中央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央和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关于西藏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两报一刊《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等重要文章，继续宣传落实1968年9月18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通过的4个决定：即关于《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的决定》、《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决定》和《告全区人民书》。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学习和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军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真正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战斗。

（三）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全区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持续地、深入地、大张旗鼓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臭，批透，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流毒。继续批判“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通过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央、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多次明确指示，我区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对的。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革命的最大利益。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以利革命的大联合。坚决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努力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某些尚不完善的县革命委员会，应当通过两派革命群众的充分协商予以调整，充实和加强。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全区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对待干部。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取得群众的谅解。“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搞好斗、批、改。

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努力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在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必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没有联合的单位，对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发动革命群众自己处理”，两派都不要到对方组织去捉人。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已成立革委会和已实现大联合的单位，必须按照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开展群众性的整党、建党工作，实现“吐故纳新”，坚决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保证各级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者手里。认真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努力办好“五·七”干校。

（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作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根据我区情况，必须继续抓好农牧业生产，搞好冬灌、积肥、保畜工作，争取第11个丰收年。抽调部分部队（分区、分片包干）深入就近农村，遵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关于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保证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坚定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贫苦农牧民手里，同时抓好试办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在一切厂、矿、企事业单位坚持以革命带动生产，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领导班子，保证交通运输畅通无阻。

抓好XXX工程建设和勘察、设计、煤、电、水泥等项任务。全体职工都要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的原则，力争全面正常投入生产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普遍开展谈心活动，正确对待群众，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密切军民关系。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单位，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以及西藏军区11月13日平反公告，迅速、彻底地作好平反和平反善后工作。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战备，加强政治边防，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各级领导同志，必须紧密联系群众，深入基层，抓好典型，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次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实现全区一片红的动员大会。这次会议对我区全面落实十二中全会公报，对我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全区的政治形势将发生重大影响。希望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广大指战员，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以战斗姿态，鼓足革命干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力争迅速实现全区一片红，向“九大”献礼。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军内平反公告
1968.12.16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原《西藏军区革命造反联合兵团》及其下属组织和同情支持“兵团”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含军队学校、工厂、农场等，以下统称“兵团”），积极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冲破重重阻力，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王其梅之流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攻。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积极地支持了地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各族革命人民和红卫兵小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英勇地反击了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在西藏掀起的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和周、王所策动的“镇反”作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对军区党委常委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对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事实证明：原“兵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他们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毛主席“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在领导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到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运动一开始就制定条条框框，并利用于一星和其他问题的决定，标榜军区党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从而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和打击原“兵团”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兵团”坚决抵制军区“2·5”撤兵的错误，对这一革命行动，我们不仅不支持，反而把“侮辱军旗、破坏大会”的罪名强加于原“兵团”。更严重的是，我们受了“二月逆流”的影响，上了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当，揑造事实，将“专打”定为“反动组织”，并把“兵团”也当成“反动组织”，制定了先军内后地方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部署。1967年2月9日，“兵团”支持首都红卫兵和“造总”部分革命群众找军区领导辩论“2·5”撤兵问题，我们却诬蔑为“里应外合，篡夺军权”，立即采取镇压措施，出去武装部队，擅自宣布戒严令，把在军区礼堂开会的数百名“兵团”的革命群众包围起来，以“反坏分子”罪名，非法逮捕了张超等14名革命同志，随后又陆续拘捕、传讯了数十名革命群众。在拘捕、关押和斗争革命群众的过程中，出现了辱骂、毒打、搜查、抄家、捆绑、戴脚钌手铐等严重违犯政策的行为。并以军区、军区政治部等名义发布了“命令”、“公告”、“公开信”、“讲话材料”、“传单”等，给原“兵团”揑造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革命领导干部”、“分裂军区党委”、“散发反动传单”、“盗窃国家机密”、“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里应外合，篡夺军权”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利用《西藏日报》、《高原战士》报，军内外广播站等宣传工具，进行了一系列的错误宣传，同时，还炮制了《“联合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部分罪证展览》，为把“兵团”搞臭搞垮，大造舆论。对“兵团”查封执行军区错误路线的“文办”的革命行动，我们不仅没有支持，反在“2·9”后非法启封。同时还非法成立了“专案组”（代号303），大整“兵团”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大搞逼、供、信，进行非法审讯和残酷斗争。对原“兵团”的革命同志，又以整风为名，采取了“人人过关”、“停职反省”、“重点批斗”、“限期检查”、“勒令交代”、“限制人身自由”、“撤销党内外职务”、“调动工作”、“强迫劳动”等种种手段，进行政治迫害。军区并准备公开宣布“兵团”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还拟定了第二批拘捕名单，准备再次打击。这些错误，对全区影响很大，使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损失。

党中央“4·1”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我们仍然坚持错误，继续拘留、传讯、斗争原“兵团”的革命同志，对个别同志长期关押，并以派“宣传队”、“工作组”等手段，对原“兵团”下属组织和同情、支持原“兵团”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釜底抽薪”、“分化瓦解”。在平反问题上，制造了所谓“抓得对，放得对”、“平反不平罪”、“宽大处理，以观后效”、“不准翻案”等谬论。致使原“兵团”广大革命群众，长期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生活上受到严重的排斥和打击。由于我们对所犯错误没有彻底改正，尤其是个别人长期顽固坚持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的错误路线，影响深，流毒广。因而，自“2·9”以来，发生了一系列殴打原“兵团”革命群众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今年“6·7”事件前后，聚众围攻、打人成风，随意抓人，擅自开枪，再次出现白色恐怖，严重地败坏了部队的作风，破坏了机关的稳定和部队的团结统一，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危害是很大的，教训是沉痛的。上述错误的责任在我们军区党委常委，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向毛主席认错，向广大革命群众认错。为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尽快肃清错误路线的流毒，挽回我们的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郑重宣布：


一、对被打成“反动组织”并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的原《西藏军区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军区主办的《“联合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部分罪证展览》的所谓“罪证”，是颠倒是非和揑造事实的，宣布全部作废。所有展出材料，上交军区平反小组处理。


二、对被捕并被打成“反坏分子”的张超、冯致祥、邱长峰、杜春成、程文俊、吴友文、朱行、金永多、张启芳、蓝志贵、王世廉、刘宗祐、王益成、卫锦昌、蒋祥德、王萍、周绍忠、路国宪同志；

被捕并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政治帽子的覃贤茂同志；

被拘留并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政治帽子的金克弘、杨运森、梁亚超、马万里、叶文奇、刘凤美、陈世金、罗书祥、周文华、崔文生、杨庆护、郭诚、刘振邦、张金才、郭书科、多吉、马建民同志；

被当成“反坏分子”传讯及准备第二次拘捕的司徒蓉、李俊琛、赵邦玲同志；

被当成“反坏分子”传讯的陶成明、田仁华、吴金传、吴怀成、王书玉同志；

准备第二批拘捕的刘玉贵、丁风兰、李继斌、宋如忠、葛永福、詹敬亮、赵克礼、林翔、尹心善、安中西、孙国梁、张力军、谭概云、王世友、牛宏斌、冯锦国、于农田、柴超俊、付国治、林培富、王继学、梁贵、姜俊卿、金大业同志；

以上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本公告发布后，如有遗漏，补充平反。


三、凡错误地给扣上“黑司令部”、“黑窝子”、“特务联络站”等政治帽子的部门和单位一律无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对原“兵团”革命群众和支持、同情原“兵团”的革命干部、战士、职工、家属，被剥夺政治权利、撤销党内外职务、停职反省、调离工作、重点批斗、栽赃陷害，扣上了“策反部队”、“政治扒手”、“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的一律无效，彻底平反，赔礼道歉。


四、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被迫写出的检讨和被非法没收的信件、笔记本、大字报底稿等材料，全部退还本人处理。各单位整群众的黑材料，集中清点后，在群众代表和平反小组的监督下当众焚毁。任何人不许私藏、转移、摘抄、复制和私自处理，否则按中央有关规定查处。本公告发布前已擅自处理者，则按中央有关规定追查处理。


五、凡以军区、军区政治部等名义发布的矛头指向原“兵团”的一切“文电”、“公告”、“通告”、“命令”、“告人民书”、“公开信”、“决定”、“传单”、“通讯报道”、“讲话”等一律宣布作废。


六、对于在去年2、3月镇压群众时，以及后来被打伤、致残者，给予治疗，进行妥善安排；其亲属受到摧残者，应做好善后工作。对被捕、被拘、搜查、抄家时，抄走的私人物资，如数退还本人，遗失和损坏的私人财物应折价赔偿。停发、减发的工资一律补发。


七、为镇压“兵团”成立的专案组，是非法的，宣布撤销，所有材料彻底清查处理。


“2·9”以后，为继续镇压“兵团”等革命群众组织而启封的军区“文办”是非法的，宣布撤销；执行错误路线的各大部“文办”宣布撤销。所整群众的黑材料，彻底清查处理。

军区各大部，军区所属单位，凡犯有上述错误者，均应根据本公告精神彻底做好平反和善后工作。

军区设平反善后工作小组，检查、督促、处理有关平反事宜。

今后，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各项伟大战斗任务，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部队的路线斗争觉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罪行，批倒、批臭。彻底批判“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认真搞好斗批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加强部队的团结统一，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正确对待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为把我区部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周仁山！打倒王其梅！

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8年12月16日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国务院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1969.01.28；(69)国发字6号


国务院各部门军管会、军代表：


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印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略)

目前，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在积极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发动群众，进行动员，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报名、登记，欢送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为了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对几个问题，通知如下：

一、干部下放劳动，无论去“五·七”干校，或去农村、农场、边疆地区，都应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和中央在京各部门，要求组织自己的职工家属子女到本部门举办的农场、林场、马场安家落户，应当给予支持。

二、知识青年和初、高中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愿意回去安家落户的应予支持。他们回乡的旅运费按国家规定标准，由市财政局拨款，各区发给。安置经费和口粮，由安置地区负责解决。

三、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按照中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指示精神办理。自愿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应予支持。由学校与所在区安置部门联系办理。

四、干部和职工要求到农村、农场安家落户的，由主管部门审批。凡是能够回到原籍的，应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回到原籍。他们的工资待遇在没有新的规定以前，暂不变动，由原单位发给。他们携带的家属旅运费等由所在单位负责。

五、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应动员他们携带子女一起回原籍。原籍在城市的，各区革命委员会安置部门应积极地帮助他们联系去农村的安置地点。各县的城镇居民一律由本县负责安置。他们到农村的旅运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由市财政局拨款，各区县负责办理。他们的安置费和口粮，按国家规定，由安置地区负责。生活、棉衣确有困难的，可由民政、商业部门研究酌情补助。

六、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对一些具体问题，应以有利于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利于促进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本着少花钱多办事，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予以妥善的处理和解决。

各区县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组织专门的班子和办事机构负责这项工作。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广州市革委会关于“外嫁女”问题的指示
1969.01.29；【69】市革委第28号


【外嫁女，按照文件中所提到的内容是指与城镇人口结婚仍留在生产队劳动的女社员，但实际上外嫁女的含义是与本村以外男青年结婚后户口未迁出本村的妇女，并不单单指与城镇人口结婚的这些人，只不过与城镇人口结婚的这些外嫁女因为户籍管理制度严格，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原因，造成她们无法迁走自己的户口，因而这部分外嫁女更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矛盾更为突出。】


根据群众反映：有些生产队对于与城镇人口结婚仍留在生产队劳动的女社员即所谓“外嫁女”，不给派工，不分给口粮，有的甚至还动员或开给证明让她们把户口转往其丈夫工作的城镇去，使她们不能安心在农村参加劳动，因而生活上也发生了困难。还有的生产队以强调地少、人口多为借口，不发给口粮等，这是一种封建思想残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不符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原则，这种情况应该迅速改变。

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以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的原则教育干部和社员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二、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通知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应该热情欢迎与城镇人口结婚仍留在生产队的女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应按当地口粮标准发给他们及其子女口粮，她们的户口也应当留在农村。

三、这些女社员应该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安心在农村。生产队加强对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1969年1月29日

附：


广州市白云山农场革委会关于“外嫁女”的粮食和工作安排问题的通知

1970.05.04


关于集体区生产队留队的外嫁女粮食和工作安排问题，市革委会于69年1月29日发出（69）市革委字第28号文件关于“外嫁女”问题的指示，我场于69年3月27日转发各生产队后，大多数区、队都能按文件精神执行，安排她们的工作及供应粮食，同工同酬。但仍有个别区、队没有按文件执行，对外嫁女不给粮食，不排工，致使她们的家庭生活、思想、学习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京溪区有一指导员，结婚后队以群众不同意排工为借口不给她回队担任领导工作又不排工，也不给粮食。场革委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违背了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因此，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坚决按市革委会文件指示精神安排外嫁女工作和给予粮食。现再次把市革委会的文件转发给你们，望切实执行。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文革碰头会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概要）
1969.02.01


1969年2月1日， 中央文革召开碰头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会后，起草《中央文革碰头会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报毛泽东、林彪，其中包括：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程序、九大代表的审查和批准草案、党章草案修改稿、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形势和政策讨论大纲（草案）、九大后中央机构、有关九大的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中央军委下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
1969.02.19


1969年2月3日，军委办事组提交总参拟制的《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经毛泽东批准后，2月19日，下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的通知》（军委[69]1号文件）称：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现转发给你们，并将执行推广方案的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对院校的调整应有准备、有步骤地执行。对撤销合并的学校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二）各院校待清理阶级队伍大体告一段落即进行调整和处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由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其余学校由各总部、军种、兵种调整和处理。广州体育学院、长沙政治学校由广州军区处理。

（三）各撤销院校的房产、营具、各种教学设备和一切公共财物均不准动用损坏，如要使用一律报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批准。

《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称：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现在的学校应当减少。现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军队现有学校（含飞行学校）125所，按学校的性质区分，计：指挥、政治学校45所，技术学校65所，飞行学校15所。

二、调整学校的原则：①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一律撤销；②技术学校：凡是在部队能学到技术，一律在部队培养，高级技术学校（含维护修理学校）基本上保留；③撤销各军区的步兵学校，陆、海、空军的军、师建立小型教导队（机构很小，十人左右），担任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部队干部。

三、根据调整学校的原则，全军拟保留学校43所。减少82所，占65.6%。保留的学校，计：军政大学1所，工程技术院校20所，医务学校6所，兽医学校1所，飞行学校15所，共计43所（详见附表）。

四、为了轮训中、高级干部及担负外训任务，建议成立一所精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这所学校的任务是：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轮训陆、海、空三军的中、高级干部和担负外训任务。校址拟利用现在的高等军事学院。

五、学校调整方案经批准后，对撤销的学校在清理阶级队伍暂告一段落后，拟逐渐处理。处理方法：①有的整建制使用，如用于新组建生产兵团、“五七”劳动学校等；②适合部队工作的干部即调出分配工作；③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对保留的学校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教育方针，进行彻底的教学改革，缩短学制，改革教材，改革招生（主要从部队招生）方法，精简机构，其措施待研究后再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关于坚决贯彻“红五条”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通告
1969.02.16


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保证贯彻执行光辉的“红五条”，立即刹住武斗歪风，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军区党委决定，特发布通告如下：

一、全区军民必须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学习、宣传、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号令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区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所有革命同志都要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誓死捍卫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亲自批发的“红五条”，紧急行动起来，刹住我区当前出现的武斗歪风。

二、必须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同志，都要警惕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委员会。不许以任何借口挑起武斗，谁主动进攻和挑起武斗，就是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公开对抗“红五条”。对于挑动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和打人、杀人凶手，必须坚决依法严惩。

三、必须无条件地彻底上交武器弹药和一切武斗凶器。一切群众组织和个人拥有的武器弹药和武斗凶器，不得私藏和转移，必须立即就地封存，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10天内上交当地驻军。未经驻军特许逾期不交者，以私藏武器弹药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制造武斗凶器，否则，一经查获，概由策划者与组织者承担全部责任。

四、不准以任何借口调动农牧民和外单位人员搞武斗，立即解散专业武斗队，所有集结在外单位的人员和农牧民，必须立即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坚决贯彻执行1月14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的“紧急通告”，保证交通运输的正常进行。

五、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准以任何借口随意抓人、扣人、打人和私设公堂，如确属坏人，应交警司和驻军处理。两派互相抓的人，要立即放回，并保证人身安全。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军区
1969年2月16日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贵州省革委、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几点意见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
贵州省革委 贵州省军区
1969.03.00


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关怀下，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经中央首长苦口婆心地教育，确定了解决贵州问题的决定，我们保证迅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1．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一定要以大局为重，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政策、计划、指挥、行动，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鉴于贵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建设任务重，因此我们决心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去掉私心杂念，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方针，保证既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又务必稳定贵州局势。顾全不顾全大局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现实表现。

2．一定要搞好团结，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统一认识，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通知，对敌狠，对己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军内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保证不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话当面讲，不搞小动作，不当两面派，不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一致的事。发扬互相尊重、相互学习的优良作风，对群众多做工作，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搞好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破坏。

3．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团以下作好正面教育，采取内部解决、不搞到社会上去的办法，时间预计在二十天左右，常委会要认真进行传达，正确领会中央指示精神，在此情况下，统一认识，统一指挥，同时各级革委会要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具体办法另定。

4．加强各级革委会，增加不同观点的同志到革委，吸收四十一师10名参加省革委，1至2名常委。

5．坚决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迅速收缴枪枝弹药和一切武器，严禁打、砸、抢和行凶。

6．无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不应抓的群众组织头头，给群众做好工作后，立即释放。

7．进一步搞好归口大联合，撤销群众组织，不许再拉出山头，另立组织，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

8．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省革委、省军区要在群众中进行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和向解放军学习的教育，要相信和依靠四十一师和驻贵州的部队，各级革委会要主动征求部队的意见，同时要认真作好军区工作，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对四十一师和原四十九师的复员退伍军人要和其他部队一视同仁。

部队要支持、尊重革委会一元化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帮助革委会不断巩固和完善，在革委会领导下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在部队中进行拥政爱民教育，主动征求革委和群众的意见，改正自己的工作。四十九师要做好部队家属和复员老兵的工作。通过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使部队、军政、军民之间出现一个大团结的大好局面。

9、请中央批办贵州学习班。

10、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铁路畅通，加强军管的集体领导，铁路军管由四十一师全部接管，军管的各项工作与军管各方的问题，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


（据谢慧金笔记，来源：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1969.03.13


各区县、工厂、学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很好，这个报告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他们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这些经验，对各单位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核实定案工作，是有帮助的。望你们认真学习，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驻厂解放军宣传队的帮助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认真落实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伟大教导，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在基本材料落实的基础上，最近对厂里的一些批斗对象做了定案处理，其做法和体会是：


一、发动群众，加强领导，统一认识，统一政策


在定案工作中，要不要走群众路线和如何走群众路线，仍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关门定案，不让群众知道；另一种是放弃领导，群众爱怎么定就怎么定。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为了避免上述这两种错误倾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这一伟大教导。他们认为发动群众就是用毛主席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武装群众，加强领导就是集中群众中符合毛主席各项政策的那些正确意见，做到在领导和群众中“统—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厂革委会决心在定案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尾巴主义的工作态度。

北京新华印刷厂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根据毛主席“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教导，采取了层层发动，全面发动；逐步统一，全面统一的办法。他们认为如果一下子把一个人的问题拿到全厂三千多名工人群众中去对他定案，势必会造成意见分歧、难于集中的困难局面。因此必须思想先行，逐步统一才能把定案工作搞好。为此，他们首先在革委会和连队领导班子中办定案学习班，解决个别领导成员害怕群众掌握不好政策而不敢放手和怕负责任，怕别人说自己“右”倾，不敢集中正确意见的活思想。然后又抽调各连队的少数工人群众举办全厂性的群众定案学习班，在提高政策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试定。最后在今年二月底，在全厂范围、包括家属区在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定案运动，动员了所有的人，包括一些长期在家养病的群众，都投入这场运动。形成了人人学习党的政策，个个谈论定案工作的生动活泼局面。在这中间，全厂开办了有各种人组成的定案学习班：有领导和骨干分子组成的学习班；有工人群众组成的学习班；也有被定案的审查对象组成的学习班，甚至连过去已经定了案的一些阶级敌人，也让他们在群众的监督下组织了学习班。前两种人组成的学习班，主要任务是统一认识，统一政策，提高觉悟，对定案对象进行定案；定案审查对象组成的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对照自己的罪行，进一步交代揭发问题，认罪服罪，争取宽大处理。而定了案的阶级敌人组成的学习班，则是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自己，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同时叫他们自己争取出路，早日改造成为新人，争取把已经戴上的帽子摘掉。

在革命群众组织的定案学习班上，一开始就出现了种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活思想：不少人出于一时气愤，一听到具体人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就气炸了肺，忘记了党的政策，甚至有个别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宽大处理的，通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他们实行专政算了；有的人则因为私心杂念作怪，不敢坚持党的政策，抱着“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的思想对待定案工作；有的因为对党的给出路政策还没有真正理解，想不通有的人已经批倒批臭了，还为什么给出路?装订连队的个别人说：“我们这样五六百人的大车间，揪了半天，按照党的政策，又给宽大了，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

厂革委会面对群众中这些活思想，决心大胆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把定案工作纳入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轨道土来。在学习班上把重点放在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领会党的政策的工作上，提出一学、二议、三摆、四批、五看、六定的工作程序。一学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二议是议定案的目的和意义；三摆是摆定案对象的问题，同时摆自己的活思想；四批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五看是看定案对象的悔改态度；六定是提出定案意见。他们把定案的过程看成是落实毛主席指示的过程；看成是锤炼每个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过程；看成是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广大工人群众翻遍了毛主席的四卷红宝书和一系列最新指示，选出了五十八条针对性很强的语录，天天学习，天天对照，天天讲用。广大群众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可不能不听他老人家的话，党的政策，一字一句也马虎不得，这正是考验我们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时候。

通过学习，全厂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定案处理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定案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几个人的问题，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为了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的头脑，是一次最好的政策教育；对于阶级敌人来说，则是为了促使他们的改造，把他们尽可能地、尽快地由坏人变成好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使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投降缴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得更彻底。


二、把好人和坏人区分开，正确解决未解放的干部问题


对于未解放的干部定案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由于采取了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最近将一部分未解放的干部做了定案处理，避免了“打不倒，放不了，定不下，管不好”的现象。大大促进了斗批改的进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个厂根据毛主席这一教导，对干部定案过程中，做到了“一清、二批、三分析”：一清是把每个未解放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问题搞清楚，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里要求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神，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对每个人的历史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考察每个干部的现实表现；二批是发动群众批判干部的错误，同时又促使教育这些未解放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自己过去的罪行和错误，上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斗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狠挖思想根子，做到与错误思想彻底决裂；三分析是用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历史地去分析一个人的本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党的政策，把犯错误的好人和坏人分开。

这个厂的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伟大教导，在分析每个人的问题时，注意了下面几个区别：

（一）把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过工作关系的来往，同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不能笼统地把这些人说成是“黑线人物”、“黑爪牙”。

（二）把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过去有不少人，由于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忠实地执行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他们还不是有意识地搞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个问题。比如这个厂原党委副书记邓国彬，过去曾忠实地执行过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集团为了反对和抵制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所推行的“四自原则”，砍掉了全厂几十个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群众认为这个副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属于执行问题，而不是出于他本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目的。而另外一个原厂党委宣传部长，一九六二年自作主张，恶毒地将国庆游行所抬的毛主席著作模型强迫工人换成大叛徒刘少奇的《黑修养》模型，原来这个家伙是一个“三开”干部，一贯地坚持反动立场，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

（三）把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重才轻德而重用包庇了坏人坏事，同出于反革命目的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区别开。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过去主管全厂干部工作，而这个厂付印毛主席著作的权，却掌握在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手里，大家分析认为，这件事只能说明李同彦过去缺少阶级斗争观念，麻痹大意而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认为是他有意识地安插坏人破坏印制毛主席著作。

（四）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说过一些错话、散布过一些一般的右倾言论的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加以区别。说过错话的，有过一般右倾言论的人，既不能无限上纲，说成三反分子，也不能把一些恶毒攻击的言论看成一般问题。

（五）把执行集体决议同自作主张干坏事区别开。原代理厂长姜信之，开始大家认为他是厂长，厂里的那一件坏事没有他的分？如六二年厂里走资派执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的黑指示，集体商定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四十台机器一下子砍掉三十五台。这次定案中，革命群众把这笔账算在了刘仁身上，而认为姜信之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

（六）把下面的坏人干了坏事而他不知道或未作严肃处理的，同和坏人合谋或指使坏人干坏事区别开。

（七）把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亮相又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同在运动中有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幕前或幕后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

上述七个区别，不是说犯有这样错误的人完全没有责任，而是区别好人犯错误和坏人干坏事时必须掌握的几点原则。

例如这个厂原技术副厂长董维良，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崇洋崇美，推行资本主义经营路线，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假洋鬼子”。运动中从他家里抄出了不少反动证件，其中有蒋该死和大军阀白崇禧CC特务头子陈立夫给他签发的一些反动证件。所有这一切，解放后这个家伙不仅严加保存，而且有的还做了复制品，妄图变天。当革命群众抄出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后来一直死不承认自己的反动思想。大家认为这个家伙从骨子里是反动的，最后一致同意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政。

另一个例子是原代理厂长姜信之，这个人的主要问题是过去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边，干了一些坏事。开始大家认为他过去是厂长，运动中又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打倒是不成问题的。后来经过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了这个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其理由是：（一）这个人参加革命较早，历史没有问题，过去工作还较努力，历次运动中表现还不错；（二）他虽然过去忠实地执行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他不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由于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三）运动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而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私心杂念过重，识别不出那些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之犯了错误；（四）过去虽然有一些抵制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但不是恶毒地攻击；（五）经过群众揭发批判，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在群众中作深刻的检查，有改悔的决心。最后全厂群众通过，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予以解放。革命群众说：“象姜信之这样的人，如果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把他推到敌人那边，革命就少了一分力量，多了一个敌人。”

这个厂革委会认为，“一清、二批”是解放犯错误干部的前提，要教育干部认识到过去革命群众冲击批判他们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是对他们的挽救，没有七斗八斗他们本人就不能很好认识错误，接受教训。同时也要不断教育群众提高政策水平，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识别一个人，要看到这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进步，解放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等于“干部稀里哗啦解放了，文化大革命白搞了”，过去批判他们是大方向，现在解放他们也是大方向。

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厂革委会在定案工作中，始终坚持“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认真执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那些叛徒、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除了罪大恶极不重判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其余的在“宽”与“严”之间，都存在一个“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关键是一个“拉”的问题。

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符合毛主席历来所教导的不树敌过多的思想，有利于进一步分化瓦解和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有利于教育和争取这些人的亲属和子女；有利于充分利用活的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有利于加强群众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工人群众说，党的宽大政策，正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英明和伟大。宽大一个人就能分化一大片；改造好—个坏人，为革命就增加一份力量。如果不执行“坦白从宽”的政策，分化不了敌人，那才是真正的右倾。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敌人，不怕“左”，也不怕右，就怕你切切实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政策执行得越好，阶级敌人越惶惶不安，搞得他众叛亲离，阵脚零乱，最后彻底孤立。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对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对他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办学习班，继续用党的政策对他们展开攻心战，促使他们进一步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坏人，提高认识，低头认罪；另一方面对他们“批”字当头，进一步把他们的罪行批倒批臭。工人群众说：“不批就改造不好他们，不批就谈不到对他们给出路，不批就是在政治上最大地保护了他们。不批就不能教育群众，肃清其影响。批正是为了给他们以出路。”

在争取改造阶级敌人重新作人的过程中，做好这些人的家属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次定案过程中，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工人群众，经常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做工作，向其家属和子女交代政策，发动他们敦促这些人悔过自新，彻底交代问题。这个厂的阶级敌人的家属和子女，经常举行家庭批判会。阶级敌人在厂里、家里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有的人开始彻底与反革命思想决裂，表示愿意尽早地改造成新人。例如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后勤连的勤务员和几个群众，去到已经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家里。一进门，全家人正在厨房里批判他。原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和其爱人出身都很苦，其爱人就用他的家史来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最后这个反革命分子说：“原来我想破罐破摔，总以为戴了帽子永远没有希望了，现在革命群众这样挽救我，我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改造成新人。”

在政治上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在他们低头认罪的情况下，再给他们以不同的出路，这是定案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这一步工作，定案就达不到真正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在具体定案时，北京新华印刷厂认为必须做到三个区别： （一）区别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定案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弄错了会放走敌人，冤枉好人，就不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就是政治上的最大错误。（二）历史的还是现行的要加以区别。历史的问题，有其时代背景，只要交代清楚，能够认罪，一般的宽的幅度要大。例如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春华，一九四四年在哈尔滨加入一贯道，同年升为坛主，发展过四名道徒，接收过十几名道徒，并与哈尔滨总坛点传师（已镇压）等反动头目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宣传。哈尔滨市解放后，仍然隐藏办道工具香炉、佛像等，并掩护反动头目逃避法律制裁。这个人一九四八年混入我党，长期隐瞒罪行，并窃取了厂物资科副科长的职务。经过批斗尚能认罪，最后群众讨论，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群众不监督，清除出党，撤消职务，放在车间劳动。（三）态度好坏的区别。态度好坏，主要是看其是否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揪出前主动交代的算态度好；揪出后经过政策攻心战和批斗交代的也算态度好。总之，最后能全部交代自己的罪行，彻底缴械，向无产阶级投降，重新作人，不破坏，不捣乱的，都算态度好。

对于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厂认为在具体对待上仍然要有区别：（一）情节严重，但不是一贯的，认罪好，态度老实，不戴帽子，也不监督，在劳动中改造。（二）情节比前一种更为严重，但态度较好的，虽然不给戴帽子，但必须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例如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为了进行阶级报复，企图行凶杀人，并有恶毒攻击的三反言论。但他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定案时大家认为他态度还比较好，没有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仍需群众监督一段，看其如何。

根据毛主席“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的教导，对于那些已经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厂认为仍然应当给他们指明出路，使他们有奔头，不致与人民顽抗到底。在这些人组成的学习班上，革委会、军宣队和革命群众，经常给他们讲党的政策，促使他们尽快地改造为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进一步分化孤立他们中的顽固分子，这个厂在定案过程中，把戴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行群众专政的尹铭兆，摘掉帽子。他们认为，过去给他戴上帽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现在给他摘掉帽子，同样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厂革委会根据毛主席“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和“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前途。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的教导，在对那些定案对象的具体处理时，这个厂的做法是：凡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一）政治待遇问题：凡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则一律剥夺其政治待遇，但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些批斗会、学习会等，以促其改造；属于敌我矛盾，但未给戴帽子者，有的可以在群众监督下参加—般的群众活动；有的则取消群众监督，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例如有的人虽然够上公安六条中所指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头衔，但过去罪恶不大，解放后一直表现比较老实，民愤不大者，则给予他们公民权，还可以称“同志”。（二）党籍问题：是党员的，不论戴帽子与未戴帽子的，则一律予以开除。（三）工作问题：不论是戴帽子和未戴帽子的，都给予适当的工作，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增加财富，更重要的则是把他们放在群众中进行劳动，有利于改造他们。（四）工资问题：凡戴上帽子的或未戴帽子交群众监督的，如原工资高于—般工人生活水平，应适当降低，但要使他们在生活上过得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般的工资不动。

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予以解放的干部，党籍问题，按毛主席“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要求，通过整党，决定其劝退还是保留党籍。工作问题，有的可以结合到各级革命领导班子里，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被解放后在车间当了一个时期的工人，表现很好，有革命干劲，最后又通过群众，把他补选进厂革委会。有的则按其专长、技能和身体条件，安排适当工作。工资问题，有些人虽然不再做领导工作了，但工资一律暂不降低，待以后再说。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
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新华社总社记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
1969.03.13



各区县、工厂、学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很好，现发给你们，望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


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



八三四一部队对北京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实行军管三个多月来，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已使这个“老大难”单位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重大胜利，阶级敌人日益孤立；革命群众空前团结。革命带动了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今年在夺得元月份“开门红”的基础上，又提前超额完成了二月份生产任务，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发展，三个多月来共完成了七十八项，突破了不少过去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长期不能解决的难关。

南口厂是个具有六十三年历史的老厂，现有职工三千多人，连家属共一万人。南口镇是军事要塞，解放前反动统治很严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各种特务组织，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所谓模范区。建国十九年来，这个厂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吕正操的直接控制和把持下，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务、叛徒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仍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混入党内，有一些还篡夺了我们各级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无政府主义泛滥，变成了“老大难”单位，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不能贯彻落实，阶级阵线严重不清。

对这样一个“老大难”单位怎样才能迅速改变面貌呢？军管会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狠抓一个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切


事情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到底抓什么？

军管会进厂后狠抓了宣传、学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这个根本，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反动的“多中心论”在南口厂很严重，广大群众不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有些人甚至对最高指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会把宣传、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心的中心来抓。在具体做法上强调一个“快”字，突出一个“用”字。

（一）强调一个“快”字。军管会对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新的战斗号令，都做到“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漏人，贯彻不走样，紧跟不掉队”。军管会进厂时，正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不久，就把全会公报送给职工，人手一册。全厂连续召开八次大会，传达了全会精神。第一个星期天，军管人员全体出动，组成宣传小组，走访了二百零九户职工家属，宣传十二中全会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突击一个“用”字。军管会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做到三个结合：

1、把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学习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结合起来。在学习毛主席“一二·一”批示时，军管会就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相信大多数”的论述，以及《论政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大家认识到：“相信大多数”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其基本精神就是“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和“给出路”，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队伍和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广大革命群众领会了最高最新指示的精神实质，大大提高了执行最新指示的自觉性，人人争当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学员，党的政策的宣传员，敌情线索的调查员，对敌斗争的战斗员。

2、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本单位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毛主席的每个最新指示一下来，军管会就立刻把它作为镜子，找差距，挖根源，订措施，推动各项工作的完成。毛主席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条最新指示发表后，军管会就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并联系本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全面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军管会针对南口厂革命大联合没有巩固，资产阶级派性经常表现出它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并不断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现实，一方面选择了毛主席的有关最新指示，组织大家反复学，反复用，人人讲，天天讲，使大家养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另一方面广泛开展三忆、三看、三查活动，从根本上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铸工车间工人回永祥和鲁金玉，过去关系一直较好，运动中分成两派，吵得狠，打得凶，成了“一对崩”；通过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一起忆苦思甜，一起进行革命大批判，一起谈心，最后他们两个一起向毛主席表忠心，结成了对敌斗争火线上的“一对红”。全厂大多数群众从思想上巩固了革命大联合，保证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落实。

3、学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革命大批判相结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革命大批判的有力武器，而革命大批判的过程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遵照毛主席“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军管会及时组织革命群众抓住本厂的“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南口厂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中牢牢扎根。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康克（原党委书记）后，全厂立即掀起了群众性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两个多月中，仅面对面的批判会就开了五十六次。大家越批对阶级敌人越恨，越批对毛主席越亲，对毛泽东思想越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越忠。广大群众深有体会地说：过去南口厂成为“老大难”，千难万难，就难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没有得到落实，今天毛泽东思想统帅了一切，就什么都不难了。


狠抓一个核心：正确对待群众和两派群众组织


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三支”“两军”工作成败的重要关键。南口厂军管会在支工中，一直把这个问题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来抓。

（一）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军管会进厂以后，一部分群众表示高兴，态度热情，主动反映情况；而另一部分群众由于—时对成立革委会后还实行军管不理解，表示冷淡，态度消极。少数有极“左”思想的人，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对军管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军代表曾一度出现了以热对热，以冷对冷，以感情代替政策的现象。军管会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这是—种危险的苗头，发展下去必定要犯“支一派”、“压一派”的大错误。于是就拿出一段时间，带着这些问题，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行了火线整风，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

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怎样才算“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管会的体会是，确定一个群从组织是左派还是保守派，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原则，这就是看他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如何。这是区别左、中、右的唯—标准。军管会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南口厂原两大派“621”和“622”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之间是与非的矛盾。在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有成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都混进了一些坏人，就其整个组织来说，大多数群众都是革命的，拥护毛主席的，大方向都是正确的，因此，军管会宣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进厂三个多月的斗争中，对南口厂广大群众和两派群众组织，军管会始终坚持“三条原则”：凡是拥护毛主席的，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凡是反对毛主席的，就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坚决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为了切实贯彻这“三条原则”，军管会又坚持了“九个一样”：即对军管会热情和冷淡的都一样去谈心；对顺耳和逆耳的话都一样去听；对两派组织的群众都一样去依靠；对两派组织的积极分子都一样信任、使用；对两派组织反映的情况都—样重视；对两派组织的优点都一样去表扬；对两派组织的缺点都一样去帮助；对两派组织的家属都一样去走访；对混进两派组织的坏人都—样去清理。

在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康克后，两派的少数群众都会暴露出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康克的一派认为，两年文化大革命没白干，翘尾巴；另一派却认为，两年文化大革命白干了，不服气。对此，军管会及时进行了引导，反复宣传：“不管走资派支持那一派，都是假的，而保护他们自己则是真的”。群众深受教育，都表示：什么你的后台我的后台，凡是坏家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

（二）当宣传员，不当裁判员。南口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多，在很多问题上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两派长期纠缠不清，有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究竟谁对。军管会对这些问题不是当裁判员，而是作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军管会刚进厂时曾遇到一个所谓“二百人武斗暗杀集团”的难题，军管会除了自己深入调查，作到心中有数外，主要是把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澄清和处理。群众很快就弄清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工人同志们说：“你们做每件事，不是军代表说了算，而是发动群众，让人心服口服。”

（三）“帮”字当头，立足于教育，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群众。由于长期受反革命两面派康克等阶级敌人的挑动，南口厂两大派群众组织中都有一些人犯了错误。对这些人，军管会主要采取“多做教育工作”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抨——团结”的方针。

军管会进厂后，两派的群众都一度把注意力集中在看军管会如何处理“八·一六打死两个老工人事件”上，强烈要求揪凶手平民愤。军管会认为那些参加打死两个老工人的人，大多数是受了坏人的挑动和蒙蔽，是好人犯了错误，应该把矛头对准一小撮幕后操纵者。于是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把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康克揪了出来，而把那些犯了错误的人集中到学习班去学习，既严肃批评他们的错误，又热情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自觉斗私批修。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调动了他们的积极因素。

对少数错误严重，经过学习又不觉悟的人，军管会则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办法，同他们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对这些人进行斗争时，一定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做到“帮”字当头，立足于教育，允许反复，多次巩固。


狠抓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这个厂历史悠久，阶级队伍复杂。在全厂九十五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是叛徒、特务、日伪军政官员、反动会道门道首和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叛徒汪明一人就身兼副厂长、党委委员、武装部代理部长和总会计师等四个重要职务，窃取了党、政、财、武大权。现在该厂“名牌”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十一人，也全部受到重用。更严重的是，有少数国民党员和坏人已混入原厂级革委会和车间革委会。因此，这个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十分尖锐复杂。

军管会进厂以后，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注意政策，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揪出了民愤大，影响大，罪恶大，态度坏，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康克，揭开了南口厂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了群众，为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接着又在今年一、二月间连续开了三次宽严大会，为南口厂各种各样有问题的人树立了活的样板。军管会的经验是：对首恶分子，狠狠打击，突出一个“准”字；对敌人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分化瓦解，突出一个“拉”字；对犯错误的好人，从教育着手，突出一个“帮”字。

军管会主要的做法是：

第一，实行“坦白从宽”必须立足于斗争，突出一个“拉”字。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孤立敌人，军管会对可揪可不揪，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采取—定不揪、不戴帽子的方针，对于那些拉一拉就可以上来，推一推就可能下去的人，尽量拉过来。但“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军管会充分运用毛主席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不是把实行“坦白从宽”的政策寄托在敌人的“明智”上，而是立足于斗争，突出一个“拉”字。

（一）内紧外松，有理、有利、有节。在跟那些证据确凿的敌人进行斗争时，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坦白从宽”的主动权交给他，交代揭发好的，从宽处理，顽固不化的严惩不贷。如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洪才，虽然军管会已掌握了他的大量罪行，但为了给他坦白从宽、重新做人的机会，先后找他谈过二十一次话，向他反复交代党的政策，促使其坦白交代，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仍坚持反动立场、死不回头。这时军管会采取从宽有限的方针，在“一·二二”宽严大会上当众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树立了抗拒从严的样板。

（二）上拉下促，在敌人发生动摇的时候及时指明出路。对于已掌握材料，但本人又不主动交代问题者，不是消极等待其觉悟，而是积极促其交代问题。从南口厂对敌斗争的情况来看，死不交代的少；痛痛快快交代的少；吞吞吐吐，动摇不定的多。而动摇不定的人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侥幸心理，“我不交代你不一定知道”，妄图混过去；另一种是害怕，怕交代了得不到从宽处理。根据不同的对象，军管会就对他们做不同的思想工作和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如本应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靳延东，他起先有侥幸心理，光打马虎眼，不肯老实交代罪行，后来采取上拉下促，一鼓作气的方法，上边军代表找他谈，下边车间工人促他，使靳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眼看不交代就有灭顶之灾的危险，思想发生了动摇。军代表针对他的活思想，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展开政策攻心，及时指明其出路，这时靳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别人。群众深深体会到，敌人思想发生动摇之时，正是政策攻心威力最大之时。

（三）点而不揪，适当给敌人施加压力。对于那些有问题而又不主动交代问题的人，在适当的场合，可以有领导地点他的名，促使他交代问题。如对陈友农就采取这种方法，在“一·二二”宽严大会上，只是点了他的名，陈感到压力很大，简直比揪他还难受，两天以后，基本交代了军管会所掌握的材料，并供出了后台。

（四）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对那些组织上宽大处理的人并不是不管他们，在教育批判和改造方面要从严；对于那些本来从严处理的人，不要把弦绷得太紧，能不关的尽量不关，就是关了的，也要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针对不同时期的斗争特点作新的处理。对于反革命分子，军管会遵照毛主席“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教导，让他们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和监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用劳动改造他们，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条件下，这样做不仅有必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对揪而不戴帽子的侯旺起和从严处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洪才，根据他们最近认罪较好的现实表现，在二月二十三日宣布把他们放回车间，震动很大，效果甚好。侯旺起痛哭流涕地说：“过去揪我体现了党的政策，今天放我也是体现了党的政策，这次不给我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保证一辈子不戴这顶帽子。”

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

（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对于历史问题已作过交代，并有结论，但发现了新问题而被群众专政的，应采取慎重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核实。确实有问题者，根据问题性质轻重，坦白程度，认罪好坏，酌情处理。如经过多方查证，所谓新问题并不存在，就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如原厂革委会某些人为了抓出一个“大个的”“震动一下”，就主观臆测，将朱子安已经搞清了的历史问题又重新抓起来，任意扩大，甚至将诱出来的所谓调查材料对朱搞逼、供、信，迫使朱承认参与了两起惨案，有四十三条人命，并宣布对朱实行群众专政。军管会和群众经多方查明，此案是假的。又鉴于朱早已坦白交代了伪警长问题，没有重大罪恶，十几年来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在二月二十三日的宽严大会上，宣布对朱解除群众专政。

（二）严格政策界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同时，针对南口厂是个老厂，有历史问题的人多这一特点，针对南口厂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说怪话和落后话的人多这种现状，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军管会分别在大会上宣布了几项政策界限：1、对于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已作过交代，并有结论，又未发现新的问题，而这次运动中又被宣布为群众专政的，一律解除群众专政，不老账新算。2、对于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如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的一般成员），过去已作过交代，解放后又没做过坏事，不再追究。3、把偶而说错了话和思想一贯反动的加以区别；把有一般性错误言行同三反言行加以区别；把受蒙蔽或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参加了武斗，搞了些打、砸、抢，同坏人挑动武斗加以区别。

军管会和群众一起对照宣布的政策界限，进行分析，发现被原革委会定为群众专政的一百六十二人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六十五人。属于有政治历史问题已作交代，尚未发现新问题的二十八人，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这些人作了甄别。

目前军管会正在学先进，找差距，订措施，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认真搞好斗、批、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奉命航道，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八三四一部队驻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
新华社总社记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两个红五条”的主要内容
1969.03.27


196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


《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二） 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

（三） 驻贵州部队要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政爱民”的指示。

（四） 贵州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一切革命同志要爱护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

（五） 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 一定要顾全大局。

（二） 军队内部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 军队一定要拥护、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走拥政的路。

（四） 军队一定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 要加强对复员军人的教育。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69.05.14；内蒙革发(69)141号


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革命群众组织：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大好。为了广泛宣传、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认真传达、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我区出席“九大”的代表，要在革委会的统一组织下，迅速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和“九大”精神迅速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中去(我区“九大”代表分九个组正向各盟市进行传达)。

贯彻“九大”精神，要强调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大会期间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学习四十八年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乌兰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余毒，使全区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反对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这是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各地都要认真办好以学习“九大”精神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形势、任务和政策，深刻领会并坚决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迅速掀起斗、批、改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各地都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在“九大”精神的鼓舞下，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贯彻“九大”精神，必须强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不懂得团结就不懂得革命，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不团结就等于取消革命，不团结就只有对敌人有利，不团结就不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反修前线，更要强调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军政团结，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团结，绝不允许制造裂痕，扩大裂痕，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各级领导班子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发生矛盾，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

二、要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这是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我区在清理阶级队伍、牧区划阶级和反对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主流是好的。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影响了斗、批、改的顺利发展，这些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在反对错误倾向方面，没有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只顾反右，没注意防“左”，产生了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和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我们一定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认真地、深刻地检查错误，并继续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地、坚决地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落实政策，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各级革委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狠抓政策落实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差距很大，仍有不少阻力。落实政策，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就要坚决同一小撮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同我们队伍内部某些同志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和形“左”实右等错误倾向作斗争，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和“怕”字作斗争。落实政策，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思想落实。各级领导必须带领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克服阻力，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积极主动地宣传政策，落实政策。要认真做好平反工作并解决好由于逼、供、信和扩大化而产生的其他问题。在平反工作中，要警惕阶级敌人乘机翻案，坚决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坏人，防止“一风吹”。(平反问题详见附件)。

落实政策，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积极做好解放干部工作，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凡是应该解放的干部都要尽快解放，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当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各级革委会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一定要深入基层，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放手发动群众，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和定案工作。

三、各级革委会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要正确对待群众，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在对待群众组织和群众问题上，做到“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坚决反对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做法。“三条原则”就是：凡是拥护毛主席的，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凡是反对毛主席的，就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坚决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九个一样”就是：对军管会热情和冷淡的都一样去谈心；对顺耳和逆耳的话都一样去听；对两派组织的群众都一样去依靠；对两派组织的积极分子都一样信任、使用；对两派组织反映的情况都一样重视；对两派组织的优点都一样去表扬；对两派组织的缺点都一样去帮助；对两派组织的家属都一样去走访；对混进两派组织的坏人都一样去清理。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群众中出现分歧，有不同观点，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积极而又耐心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都能顾全大局，正确对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研究协商的办法，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加以解决，进一步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要维护红色政权的权威。“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反对打、砸、抢，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根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群众运动的工宣队、军宣队，担负着胜利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重大历史使命。全区各地的工宣队、军宣队必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贯彻“九大”精神，努力做落实政策的模范。

四、各级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都要教育和带领干部和群众就地闹革命，扎扎实实地落实党的政策，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认真就地解决问题，不要把矛盾上交，要耐心说服群众不要到外单位、外地串连。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都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坚守岗位，加强战备，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伟大号召：“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集中精力学习、贯彻“九大”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坚决落实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

(本通知下达后请各地广泛宣传，认真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


关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平反及其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草案)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对于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被搞错了的好人，应彻底予以平反。对平反工作中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供各地区、各单位参照执行：

1、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凡查无确凿证据，而被当作“新内人党”分子搞了的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和一般干部，一律予以彻底平反，并向他们陪礼道歉。虽有“新内人党”嫌疑，但没有当作“新内人党”分子揪斗，查无确凿证据者，一律宣布解除怀疑。

2、有“新内人党”骨干分子重大嫌疑者，要继续审查待查清后再处理。

3、老“内人党”分子(指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前的内人党分子)，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群众对其进行审查是应该的，经查实与“新内人党”没有组织联系，没有进行“新内人党”的活动，可按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处理。

4、凡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经查实不是“新内人党”分子，就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处理，不在平反之列。

5、充分发动群众，采取群众讨论和领导审查相结合的方法，实事求是地确定平反对象。

6、给被平反者平反时，应在原来搞的范围内，召开平反会议，当众平反，并可将平反情况通知其受牵累的家属亲友所在单位。

7、被平反者自己写的材料，全部退还本人；揭发材料、外调材料和专案组整理的材料，在被平反者参加下，当众销毁。

8、对被平反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和过去一样地信任和使用他们，共同搞好斗，批、改。

9、各级革委会或领导班子成员，凡没有其他严重政治问题，只因错搞成“新内人党”而被停止或撤销工作者，平反后，应恢复其原来工作。

10、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对故意践踏党的政策，私设公堂，实行阶级报复，打死打伤人的阶级敌人，查有实据者，依法严肃处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要防止乱揪乱斗，对必须惩处者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11、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新内人党”分子而畏罪自杀者，应教育其家属在政治上与其划清界线，同时，按照党的“给出路”和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

12、凡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因逼供而被迫自杀者，应予以平反。对其家属要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13、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因刑讯逼供致死的好人，必须坚决平反。对其家属应予以抚恤，解决其生活出路问题。

14、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因刑讯逼供致伤的好人，应由其所在单位负责予以治疗。如已造成残废失去劳动和工作能力者，应分别情况妥善解决其生活问题。

15、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自杀和被打死者，在问题性质没有确定之前，工资照发；无工资收入的贫下中农、贫下中牧，由所在社队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待落实定案后，再按规定分别处理。

16、对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变种组织成员，如“统一党”及其它反动组织成员的平反问题，适用上述原则。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的批示
1969.05.25；中发[1969]26号


毛主席指示：照办。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努力奋斗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最新指示鼓舞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二十七个同志，在“九大”闭幕以后，集中时间进行了学习。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九大”文献，学习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分析了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检查了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研究了改进的措施。

在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山东文化大革命，一向是极其关怀的，在“九大”期间和我们这次学习过程中，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接见，并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和我们座谈。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最大爱护，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我们决不辜负中央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九大”精神，以大局为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山东驻军的大力支持下，夺取了山东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逐步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省一片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抓革命、促生产和“三支两军”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为了贯彻“九大”精神，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经大家反复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全省军民坚决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加强团结，实现“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在组织这一高潮中，既要勤勤恳恳，又要扎扎实实。要发扬毛主席提倡的革命好学风，说到做到。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对于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要坚决抵制，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革命作风，反对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坏作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风格，坚决反对“私”字当头，一切从“我”出发的坏思想。在学习中，各级领导班子，要作出好样子。

(二)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必须原原本本地传达，认真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抵制，封锁甚至歪曲的实用主义态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工作情况要经常地。如实地向中央请示报告，特别是重大问题，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反对自以为是，另搞一套。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搞独立王国的倾向。

(三)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教导，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地抓紧抓好，凡是没有联合好的，首先耐心细致地进行群众工作，真正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抓紧。在清队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掌握政策，狠抓一个“准”字，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谨慎小心，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严禁随便抓人，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凡是不应该抓而抓了的，立即释放。不准随便戴政治帽子，属于政治陷害的恢复名誉，错打成反革命的要予以平反。整党建党要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搞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全面地正确地掌握“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

(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定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革命委员会内部，要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得高高的，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要加强集体领导，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个人说了算，个人不能推翻集体制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要当面讲，允许保留，可以向上反映，但不准搞“小动作”。在集体领导下，领导成员要有适当分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每个成员都要勇于负责，大胆工作。

(五)要充实加强省革委的领导机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迅速建立起来。根据精简原则，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要做好思想工作，迅速撤出，吸收新的工作人员，要严格审查，并经过组织批准。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任人唯亲。

(六)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经常向广大群众进行拥军教育，在全省范围内，更大规模的开展热烈的拥军活动，学习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对“三支两军”工作要积极支持，热诚帮助。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解放军要经常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军队和地方要适时召开谈心会，如果有分歧，要在内部，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不要把矛盾暴露到社会上去。严格遵照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知中规定，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严格掌握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决不允许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这一部分群众压那一部分群众。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阶段，不能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不革命，要以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不能以拥护或者反对某一个人来“站队”。要继续批判“以我为核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错误思想。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消“文攻武卫”组织，公、检、法原有的敌伪档案、文书档案、干部档案等文件，“文攻武卫”必须全部交军管人员接收和管理，不准隐藏、抽出和销毁，个人私自取去的必须勒令如数交回。要建立和健全“三代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要促进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扰。

(八)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

(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全体军民，必须坚决支持、信任、帮助、尊重和捍卫。革命委员会不健全的要逐步使其完善。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解放军要坚决走拥政的道路，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积极参加革命的三结合，经常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继续贯彻省革委一九六七年六月“关于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狠抓典型。在职干部要轮流下放劳动，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主观臆断，随便表态、胡乱指挥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喜欢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山东问题，事关大局，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向前看，顾大局，以“九大”为一条线，对过去的问题，做为经验教训接受下来，大家团结一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

对“反复旧”运动遗留的问题，通过贯彻“九大”精神，总结经验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建议中央举办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学员从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中抽调。第一期主要解决省革委和济南市的问题。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问题，回去再研究具体措施。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王效禹 杨得志 袁升平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通知
1969.06.09；内蒙革发〔69〕165号


各盟(市)、旗(县)革命委员会，各军分区、武装部，各地驻军，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内蒙古自治区直属各单位：


当前，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遵循党的“九大”精神，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即吴涛同志五月二十二日晚所传达的)，掀起了一个由下而上地、波澜壮阔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前一段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所犯的严重“左”倾错误、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群众运动。形势一片大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各级领导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九大”精神和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正确对待群众，正确领导群众，切实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认真学习、宣传、落实“九大”文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努力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与贯彻“九大”精神，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二、各级领导同志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动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领导群众批判我们的严重错误，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群众起来批判我们的错误，是对领导机关的革命监督，是帮助改正错误，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主流。要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共同批判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前一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支持群众的批评，压制群众的批评是错误的。各级领导要引导不同观点的群众共同批判我们的错误，不能引起群众斗群众，不能把矛头对准群众。革命群众批判我们的错误时，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是正常的。对这些分歧，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精神下，统一认识，各级领导要积极作好不同观点的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增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对群众在批判中所出现的支流问题，要以爱护群众的态度，耐心做工作，正确引导。那种把来自群众的革命批判和群众批判中的某些支节问题，说成是“逆流”，是极其错误的。

纠正错误和稳定局势，两者相辅相成。借口稳定局势而不纠正错误是不对的。在纠正错误中必须顾全大局，防止把局势搞乱。只有这样，才能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增强团结，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三、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这一段的错误，必须按照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认真、彻底、迅速地予以纠正。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立即停止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工作。凡被错打成“新内人党”成员的(包括错打成其他反动组织成员的，下同。)，必须彻底平反，并按照规定原则，销毁整他们的材料，严禁转移、复制、隐瞒和私自处理。对被打、被逼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者，按“因公死亡”待遇，要认真安排好其家属的生活；对被打伤者要就地负责予以治疗；对因伤致残者的生活要予以妥善安排。对被错打成“新内人党”者及其家属，在被斗争期间所遭受的财物损失，要合理予以解决。

革命造反派组织，被打成“新内人党”及其他反动组织的，要予以平反，并公开恢复名誉。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四、从自治区革委会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在全区开展了对所谓高锦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是错误的。凡是因为积极推行所谓高锦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因所谓“九月暗流”，或因错打成“新内人党”成员，被“吐”出去的各级革委会成员和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要立即平反、恢复原职或另行分配工作。

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必须迅速充实、健全起来。要充分发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全体军民，都必须坚决支持、信任、帮助、尊重和捍卫革命委员会。

各级革委会的所有人员都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坚守岗位，齐心协力，作好工作。

五、根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派到各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他们在组织和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领导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有些人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由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负责，他们主要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落实政策的问题。革命群众在批判我们的错误的时候，不能把矛头对准他们，更不允许揪斗他们。

各工宣队、军宣队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九大”文件，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总结前一时期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对贫宣队，应即调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工厂和旗县以上革委会机关，今后不再派驻工宣队。凡派到外地的工宣队，根据情况，逐步调回本单位参加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

六、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坚决反对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等违犯政策的行为，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抓人、关人，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私设公堂，不准抢夺、窃取档案和文件材料，不准搜查、抄家和封门，不准侵占、抢砸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目前有的单位发生随意揪人、查封和武斗伤人，影响生产等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各级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和各地驻军要认真担负起保证中央《六·六》通令、《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贯彻执行的责任。从文到之日起，对于违反中央上述通令、布告的，都必须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肆意扰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的坏分子，对于打伤和打死人的凶手，要依法惩办。

七、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祖国的伟大长城。各级革委会在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批示、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各族人民群众的拥军教育和战备教育，通过各种方式抓好拥军工作，加强军民团结。

各军分区、武装部和各地驻军要加强拥政爱民工作。要支持和协助各级革委会做好工作。对前一段被打伤的群众，当地军队医院和医疗部门要派出医疗队就地予以治疗。

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前一段工作中，由于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有些同志在具体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应由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上承担。在批判我们的错误的时候，不能把矛头对准他们，不准到部队揪人，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和军队驻地。

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批判和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九个一样。要积极做好不同观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再立新功。

八、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在挖“新内人党”中误伤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要坚决彻底平反。要积极培养、提拔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要充分信用他们。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九、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各级革委会，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不失时机地把工农牧业生产抓好，特别要抓好粮食、煤炭、国防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

要教育和发动群众提高警惕，反对坏人煽动闹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歪风，反对任何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行为。

各级革委会，要说服群众，坚持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不要到外地串连，减少上访，就地解决问题，矛盾不上交。

各级领导一定要更好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是人民内部矛盾，都要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唯一正确的公式去处理，都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认真注意到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要认真贯彻执行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的方针。要教育群众，把仇恨集中到美帝、苏修、蒙修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内蒙代理人乌兰夫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去。

各级领导，全体军民，都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全党团结起来，全体军民团结起来，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纠正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上在前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更大的胜利！


(此件可以张贴，不登报，不要无线广播。原内蒙革发〔69〕141号文件作废。)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
1969年6月9日


已发：各盟(市)、旗(县)、公社革命委员会，各厂矿、企事业革命委员会，各军分区、武装部，独立营以上单位，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内蒙古自治区直属各单位。

报中央。 　　　　　　　　共印二○、○○○份。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发出

呼和浩特工代会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翻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
1969.07.04；中发[69]3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暑假已到。为了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保证中、小学校学生的身体健康，现对学校放暑假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城市中学放暑假三十天，即从七月十五日起到八月十四日止；小学放暑假四十天，即从七月十五日起到八月二十四日止。

城市中、小学校教职员工不放暑假，继续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并做好招生工作。

二、农村中、小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和期限，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责成县革委或军管会和公社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三、中、小学校学生在暑假期间，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如条件许可，还应组织他们适当参加一些工、农业生产劳动，了解工、农业生产，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四、暑假期间，家庭与学校、街道要密切配合，组织中、小学生进行集体的革命文化活动，遵守集体纪律，维护革命秩序，坚决同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作斗争。

五、各高等学校应当抓紧时间认真搞好斗、批、改，不再放暑假。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
（此件可下达至城乡各基层单位）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共2页。原标题：中共中央关于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防汛工作的布告
1969.07.28；中发[69]44号



毛主席批示：

照发。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布告


华北的汛期已经迅速到来，必须加强河堤、水库的绝对安全。但现在保定地区混进群众组织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少数武斗人员在若干堤坝上构筑武斗工事，挖通堤防，拦劫防汛车辆，盗窃防讯器材，破坏通信联络，枪击防汛人员上堤，这些都是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为确保堤防闸坝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特紧急布告知下：

—、对千里堤及其上下堤防和白洋淀一带的重要堤防闸坝，实行全面军管。

军管范围包括：大清河南支千里堤自灵寿行唐起至静海独流闸止，大清河北支自新城白沟起至杨柳青西河闸止，并包括白洋淀全部。

二、所有各派武斗人员，立即从上述堤坝两岸各自后撤二十华里以外，不许以任何借口进行拖延，或者就地交出武斗凶器、弹药，各回本地、本单位去进行生产和工作；如再持枪窜入，即由人民解放军强行收交武器，抗拒者予以严惩。

三、凡破坏堤坝水库者，不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四、为确保防汛交通和通信联络畅通，不准拦截防汛车辆、器材、物料，已抢去的必须立即全部退回。对破坏防汛交通电讯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五、为动员群众组织防汛队伍，护堤抢险，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准阻拦和干扰，更不准挑动武斗、破坏防汛工作，违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六、对王快、西大洋、安各庄、龙门四座水库同时实行军管。

七、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人民解放军执行防汛军管任务。

八、对撤出提坝两岸的武斗人员应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其办法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00部队、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七月二十二日布告执行。

九、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地遵守上述规定，并互相监督。对破坏防讯护堤的坏人，要随时检举，由有关部门严加惩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好防汛这一仗，保卫天津市、津浦铁路、京广铁路和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和今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共2页。原件无中央转发批示或批语，原件标题：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布告。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规定”的通知
1969.07.30；内蒙革发(69)206号


各盟市、旗县、公社革委会。并报北京军区、中央：


一、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战备，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决定把我区东、西两段部分行政区划作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这是非常英明的决定。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

二、根据中央决定，北京、沈阳、兰州军区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共同召开了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交接会议。会议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的基础上，对交接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交接工作会议纪要”。“纪要”规定：

“根据中央的规定精神，经与有关方面协商，将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其中突泉县和科尔沁右翼前旗划归吉林省的白城专区。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右旗的局部调整，由兰州军区会同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商定。”

“按着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内蒙古自治区原计划分配到移交地区的生产、基建、物资及工矿企业的劳动指标，继续执行。一九六八年度前财政决算中遗留的问题，由内蒙古自治区负责解决。—九六九年财政计划，按原定计划移交。”

“会议商定，从现在起，接收单位即开始对移交单位实行全面领导，各项交接工作力争在八月十五日前完成。”

由北京、沈阳、兰州军区共同召开的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交接会议，是一次具体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规定”的会议，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落实“九大”精神，增强团结的会议。会议通过的“纪要”完全符合中央决定和实际情况，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批准的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决定，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这一决定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为了便于领导和战备的需要，是反帝反修的需要。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伟大的意义，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和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要教育各族革命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造谣破坏，坚决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活动。

四、在接交工作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照“九大”精神，从革命利益出发，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规定和北京、沈阳、兰州军区共同召开的“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交接工作会议纪要”，要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提倡顾全大局，把困难留给自己，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对移交地区的一切人员、财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转移和抽调。

五、自八月一日起，自治区所有机关和单位都再不准处理和解决移交地区的一切问题。现在正着手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可将情况介绍给有关省区继续办理。自治区所有机关和单位派往移交地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调查组和进行其他工作的组织和个人，都应立即调回，返回前，应向有关省区的有关单位进行汇报，听取批评。一些群众组织派往移交地区的串连人员，必须立即返回。

六、东北和西北地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生产蓬勃发展，形势大好。我们深信，移交地区在有关省区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五·二二》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快斗、批、改的步伐，取得更大的胜利。

七、通过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变更，使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与毗邻兄弟省区的联系，创造了我们进一步向他们学习的有利条件。今后，我们能够在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更好地向各省区学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帝反修的伟大斗争中，和他们亲密合作，互相支援，并肩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文革转发王秀珍同志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1969.08.02；中发[69]47号



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县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及党的核心小组，并发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现将王秀珍同志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的一封信发给你们，请阅读讨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根本措施。除了认真办好“五七”干校以外，一切从工人、贫下中农中出来的新干部，都要定期回本厂、本公社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教导，资产阶级总是要用种种糖衣炮弹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在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资产阶级的腐蚀和无产阶级的抵制和粉碎这种腐蚀的斗争，决不会停止。干部参加劳动，就是我们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一项措施。望你们检查落实这项工作的情况，将结果报告中央。


 	中央文革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日

附：王秀珍同志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的一封信（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原标题：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同意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的通知
1969.08.04；中发[69]48号



浙江省革委会并告南京军区、江苏省革委会：


你们十七、十九日两次来电，均收到。同意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肃清其错误影响。现随电附去中央责成方剑文写出书面检讨，并要他将私自来京的人带回去的批示，中央批准北京卫戍区要求派解放军和工、军宣队将浙江红暴二百多人押送回杭的报告和北京卫戍区关于押送红暴回杭发生问题的检讨三件，以明中央处理此事的态度。

在批判方剑文过程中，要遵照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时于追随方剑文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做好团结教育工作。通过对方剑文的批判，促进两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

附：中共中央六月二十五日批示、七月五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卫戍区的报告、七月二十三日北京卫戍区“对押送浙江‘红暴’群众回杭发生问题的检讨”


附一：中共中央批示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要北京卫戍区“通知方剑文”：他和同来的人私自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写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三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二：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地方翻印件，原件共4页。原件无标题。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再次通知
1969.08.05；内蒙革发〔69〕214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伟大胜利的重要措施，是深入发动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争取更大胜利的动员令，是稳定局势、加强战备的强大动力，完全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情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全部地贯彻执行。

近来，我区在党的“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五·二二》批示的光辉指引下，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够得力，阻力和干扰较大，以致《五·二二》批示还没有很好落实，内蒙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因此，我区各级革委会、各地驻军、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力贯彻“七·二三”布告，同时继续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要牢牢掌握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大方向，认真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使内蒙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内蒙革委会和内蒙军区七月二十四日的公告，是符合中央“七·二三”布告精神的，应继续坚决贯彻执行。

目前，要动员全区各族革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立即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七·二三”布告的高潮。

一、要立即掀起一个大张旗鼓的、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宣传运动。要调动一切革命力量，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半个月的集中宣传，然后转入持续宣传。要求各级革委会大量翻印“七·二三”布告，广泛散发和张贴；要充分发挥各级有线广播站的作用，每天反复广播；各个机关、部队都要出动宣传车，同时要大量地组织宣传队、宣传组和文艺团体，到附近的工厂、矿山、街道、农村、牧区以及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反复宣讲，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形成广大群众的宣传、学习、落实“七·二三”布告的热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妖风，抓好典型，进行教育。

二、要大力办好以学习“七·二三”布告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布告到达之日起，全区各级革委会、各部队、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立即进行认真的学习，要深刻领会“七·二三”布告的伟大意义、精神实质和所公布的政策。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出贯彻落实的有力措施，坚决执行，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在两派对立情绪大的地区和单位也必须要求他们分别举办学习班，直到归口联合起来为止。在停工、停产的单位，要组织全日学习班，使他们立即复工复产；全日学习班要一直办到他们复工复产，然后转入办业余的学习班。

三、要采取一切措施，切实保证“七·二三”布告的迅速落实。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各级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军管人员，要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诚忠心，坚守岗位，切实负起责任，严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坚决反对武斗，必须立即无条件地解散武斗队，拆除武斗工事，必须立即向当地驻军领导机关和革委会全部缴出抢劫的武器、弹药、车辆和抢劫的国家和个人的一切财物。

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停工、停产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立即复工。对于策划和煽动停工、停产、停运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必须予以严惩。

在认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工厂，可在革委会领导下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厂。在农村、牧区组织民兵护秋、护畜群，并监督劳动纪律、学习纪律的遵守和“七·二三”布告的贯彻执行。要说服不同观点的群众，立即解散批滕联络站和五·二二战团和在纠正错误过程中重新树起的队伍，以及改头换面恢复起来的组织，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劝说上访群众尽快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就地闹革命”。或者由当地驻军和革委会负责给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他们返回。

最近不少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这是非常错误的，一定要他们重返岗位，不可迁就。

四、各级革委会要切实加强贯彻执行“七·二三”布告的领导。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三支”、“两军”人员和武装部的人员，都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守工作岗位，积极做好工作。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信任、支持各级革命委员会，维护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不准以任何借口揪斗、围攻、殴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各级革委会和军事机关要及时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及时抓好活思想，积极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三个原则”、“九个一样”，“要一碗水端平”。广大革命群众对“七·二三”布告是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的，但也要充分估计到贯彻“七·二三”布告会遇到很大阻力和干扰的，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克服一切阻力，排除一切干扰，依靠和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把“七·二三”布告贯彻执行。

各盟市要将运动情况每两天向内蒙革委会、内蒙军区报告一次。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
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发出

 	共印三○、○○○份。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中央办公厅关于向军队调查材料办法的通知
1969.08.06；中发[1969]49号


各省、市、自治区、县革命委员会，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师、团：

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量派人到部队调查材料，对保守部队番号、部署等军事机密极为不利。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和“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各单位向军队调查材料的办法需加以改进。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向军队调查材料，原则上应采取函调办法。即由调查单位写好调查提纲，寄至省军区或大军区，由军区政治机关转有关单位和人员。如所查单位不在本军区，则转有关军区、军种、兵种和有关总部查告。材料写好后，由所在团以上政治机关直接转给调查单位。

二、在特殊情况下，必须派人到部队调查时，仍由县以上革命委员会批准，经省军区和军以上政治机关核准后，方可去部队调查，但须从严控制。对保密单位，海防、边防部队，重要设防地区以及刚调防的部队不得去人调查。

三、各单位应加强保密教育，不得泄露军事机密。军事单位凡有代号的一律使用代号。

四、军队各机关、部队，对来调函件必须认真及时处理。

上述通知，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

已发：各省、市、自治区、县革命委员会，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师、团。共印四二、四二三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发出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1969.08.27; 中发[1969]56号


现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节录)


为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准备打仗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考虑这项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的战备工作，平时、战时任务都很繁重，牵涉的范围很广，必须在当地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同志参加，组成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并建立相当的办事机构，具体组织领导该地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对此，我们的具体意见是：


一、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组成


1．在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吸收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省、市、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在领导小组之下，可设精干的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

2．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在市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城市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根据城市的大小，人民防空日常业务工作，可指定有关业务部门兼管，必要时，可设二至三人的办事机构，组织实施本市的人民防空工作，并接受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

3．各大中厂矿、企业，也要在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人民防空领导组织，不设专门的办事机构。已有的群众性的人民防空专业队伍，根据情况，应予调整加强。


二、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


1．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组织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

2．拟制对空防空防御计划(包括情报报知和军队、民兵武装，以及群众性的挖防空洞、防空壕等)，并组织实施。

3．拟制城市人口战时疏散计划(包括党、政、军、民)，并组织实施。

4．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


三、为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组织领导，建议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同志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建议由周总理任组长。在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设在总参谋部，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民防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

注：此报告中关于各级人民防空组织机构和人民防空工作任务的规定已改变，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各级人民防空组织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所取代，见中发[l981]33号文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总参谋部关于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的报告
1969.08.27; [1969]参作字889号


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业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即将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署名下发。为早日开展工作，建议于近期适当时间召开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根据《报告》确定的原则，建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业务组、计委、公安部、铁道部、卫生部、北京军区、军委空军、海军、工程兵、通信兵、总后、总参防化学部各派一名领导同志作为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成员。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本着精简的原则，拟以六至七人组成一个人防业务小组，设在作战部军种处，由一名副处长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其任务：

一、传达毛主席、中央和领导小组的指示；

二、督促检查各地人防工作的进展和落实情况；

三、总结交流人防工作经验。

如可行，我们即着手进行准备。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注：此报告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经周总理批准，但现在已改变，已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各级人民防空组织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所取代，见中发(1981)33号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1969.09.17；中发[69]61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是在无产阶级大革命夺权过程中，经过革命群众充分协商和经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实行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作风，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注意教育和培养，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更换。各地在增补、调动或撤换革命委员会成员时，必须采取慎重态度，以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利于搞好斗、批、改，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加强革命团结，争取更大胜利。为此，中央特作如下通知：

一、革命委员会需要增补委员、常委和副主任时，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增补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留着空额的，应当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补齐。

二、革命委员会中，有调往他处或红卫兵从学校毕业后下放劳动的，都不要忙于免除他们的职务。如工作确属需要，其缺额可予以适当补充。

三、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如有犯某些错误的，应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或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轻易进行组织处理。

革命委员会成员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审查的，在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时，应该将有关材料附上。但是在没有作出结论以前，不要撤销他们在革命委员会中的职务。

四、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委员、常委、副主任和主任，要报经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同意，才可以提交本单位革命群众中进行充分民主协商，在一定会议上通过以后，再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内部文件，印发至县团级，可传达到城乡结合各基层单位，不张贴，不广播，不登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地方翻印件。


中共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此件不公开发表）
1969.09.25；中发[69]6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即将到来。关于国庆二十周年前后的宣传内容，特作如下通知：

一、宣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二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在各条战线上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充分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些胜利是在粉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中取得的。当前，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和“九大”以后毛主席批发的党中央的各项决定，认真地、踏踏实实地搞好斗、批、改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更大胜利。

二、宣传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动员广大革命群众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迎接国庆二十周年。要抓紧革命大批判，用革命的大批判提高人民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充分提高对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革命警惕性，进一步认清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面目和纸老虎的本质，牢固地树立从战备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革命的纪律性。城乡各单位都要认真检查、落实战备，特别是国防工业以及水、电、运输、通讯、广播等要害部门，要切实加强保卫工作和保密工作的教育，肃清特务分子，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三、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坚决批判城乡某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经济主义妖风。各大中城市都要教育群众厉行节约，反对以庆祝为名挥霍国家的资财，反对搞形式主义的“献礼”，反对在国庆期间动员外来人员流人城市。要广泛地造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挥霍浪费为耻的社会风气。

四、要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克服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大力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使国庆二十周年成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战斗节日。

五、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继续提倡学习“老五篇”。各地都应经过认真调查核实，选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同内外阶级敌人斗争中以及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奋不顾身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作典型宣传，激发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六、要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要支援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我们要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紧密团结，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反对美帝、苏修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做好外宾的接待工作，注意政策，注意谦虚，注意安全，防止坏人破坏。

中央及各地的报纸、电台都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对内对外的宣传口径，区别那[哪]些是在内部宣传的，那[哪]些是在报纸上宣传的，那[哪]些是需要广播的，那[哪]些是不需要广播的，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报纸应充分从正面报导好的典型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单位，以鼓舞全国人民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奋斗！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传达到城乡各基层单位，但对外不张贴，不广播，不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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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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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四二、四二三份。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扫描件，原件共4页。原标题：中共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此件不公开发表）。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蒙班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的紧急通电
1969.10.04；中发〔69〕65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示：照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

最高指示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要准备打仗。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林副主席指示


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做好反对侵略战争的准备，做好对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


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的紧急通电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转全区工人、贫下中农(牧)和各族革命人民：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举办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蒙班，并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军区、部队和各盟市部分负责同志叫到北京开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了我们，对自治区的当前工作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区各族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最大鞭策。让我们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新沙皇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在我国边境进行挑衅，随时都有武装侵犯的可能。保卫祖国是我们的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共同对敌，随时准备粉碎苏、蒙修的武装挑衅和突然袭击！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积极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区形势和全国一样，也是大好的。但是，在部分地区，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欺骗、蒙蔽和胁迫一部分群众，煽动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制造事端，挑动武斗，抢夺武器、车辆，拦截火车，大搞反革命的打、砸、抢、抓、抄；大闹工资福利待遇，停工、停产，抢劫银行，私分公款，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组织流氓、抢劫、盗窃集团，破坏社会革命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所犯下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早已为内蒙各族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传到内蒙后，犹如强劲的东风，严厉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自治区的形势更好地向前发展。《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根据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提出的英明决策，是反对帝、修、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也是在自治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五·二二》批示，进一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团结对敌的锐利武器，必须在全区迅速地、认真地落实，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我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蒙班的全体学员，呼吁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做到：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团结，准备打仗。我区地处反修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一定要做好随时粉碎苏、蒙修武装进犯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把好祖国的北大门。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内蒙广大革命人民，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的反党叛国的罪恶阴谋，战胜了“二月逆流”的黑风恶浪，早已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赢得了全区一片红的光辉胜利。现在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切战斗号令，“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各级革委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军民、军政的团结和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城市、农村、牧区、工厂、机关、学校，都要成为坚强的团结对敌的战斗堡垒。

大敌当前，一切从战备出发，一切都必须服从反帝反修的大局。要全力支持和协助当地驻军和生产建设兵团搞好战备工作。严禁到边境地区、各地驻军和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串连或搞其他干扰活动。要大力加强民兵工作，切实搞好军民联防，保卫边疆。美帝、苏修、蒙修胆敢来犯，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二、坚决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首先要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立即无条件地、全部、干净地上缴武器、装备、车辆和一切武斗工具。违抗者均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对幕后策划抢夺武器装备和挑动武斗的坏人，要依法严惩。对破坏铁路、公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的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严办。对行凶打人的刑事犯罪分子和流氓盗窃集团，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对美帝、苏修、蒙修、蒋匪帮派遣的间谍特务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我们要坚决支持各级革委会和人民解放军为执行《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

三、立即坚决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革命群众引上经济主义邪路，煽起了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它破坏战备、破坏《五·二二》批示的贯彻落实和各项斗、批、改任务的进行，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直接对抗《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贯彻执行。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立即击退这股妖风。对煽动这股妖风的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给以严厉的打击。石拐、乌达等地区发生的抢劫银行事件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对煽动闹事的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必须依法严惩，对一般受蒙蔽的群众，要进行教育。广大革命职工，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彻底肃清“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流毒，批判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倾向，高度警惕阶级敌人腐蚀工人队伍。

四、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前一阶段，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和毛主席《五·二二》批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更有力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的教导，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五·二二》批示，这是在我区落实“九大”精神的重要内容。对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的好人，要继续认真做好平反工作。对查明有据的阶级敌人要实行专政，并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发现证据确凿的阶级敌人进行翻案活动，要严厉打击。要大力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在落实政策中，还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要过细地做工作”的教导，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各项任务。

在完成斗、批、改任务和各项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立即解散各地区、各单位的“联络站”、“战团”以及其他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立即撤掉设在各地的一切联络点，不准往各地派串连人员，不准插手外地区、外单位的运动，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好。”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红色政权。我们要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积极执行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通知、通告和决议。要尊重、爱护、帮助、支持各级革命委员会，确保革委会的正常工作秩序，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革委会，殴打革委会工作人员，进驻革委会办公室，抢、砸、封革委会文件、印章、财物、用品等。个别地区和单位革委会的代表性如有不足，要通过协商进行调整补台，不准拆台。各级革委会都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一元化的集体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牧)等基本群众。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狠抓自身的思想革命化。革命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军队代表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关心。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搞好团结，做团结的模范。要顾全大局，绝不给敌人以挑拨离间、利用的机会。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唯一的领导中心。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英雄军队，是伟大祖国的坚强保卫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驻内蒙人民解放军担负着随时准备粉碎苏、蒙修武装侵略，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任务。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各族革命人民，都要坚决遵守和支持内蒙军区和驻内蒙部队保卫边防的一切规定和命令。维护解放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绝对不许冲击、干扰军事指挥机关和部队行动，绝对不许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保证部队备战和指挥的正常进行。

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教导，坚决支持和热情帮助人民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和民族团结。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性，对于挑拨军民关系、毁我长城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就是我们当前革命大批判的任务。”全区各族革命人民，必须立即动员起来，发扬不断革命和彻底革命的精神，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并要持久地坚持下去。通过革命大批判，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推动生产和各项工作的胜利发展，大力支援前线。当前特别要搞好煤炭、铁路公路运输和包钢等国家重点企业的生产。要肃清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加强组织纪律性，遵守劳动纪律，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牧业各项生产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伟大祖国的二十年大庆。

党中央《八·二八》命令中规定：“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严惩。”我们完全拥护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为执行这个规定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对擅离职守的各级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亦按此原则，从严处理。国家已分配的尚未到职的知识青年，要立即动员和欢迎他们回到劳动生产岗位。

全区工人、贫下中农(牧)、各族革命群众，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迅速贯彻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迅速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五·二二》批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埋葬帝、修、反的阵地。

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团结起来，准备打仗!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新沙皇!打倒各国反动派!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打倒乌兰夫!打倒王逸伦、王铎!

总结经验、落实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签名(按姓氏笔划排列)


在京学习的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王志有 王金保 权星垣 郝广德 高树华 霍道余


在京学习的自治区革委会委员：


马殿元 王文清 石克 包良 白彦太 边振和　百岁 朱志明 齐景林 任家骥 刘健 刘有恒　刘国瑞 刘恒礼 李艾 李龙阁 李福小 李秉文　李树梅 许名扬 邵仲康 陈晓林 阿拉木扎 张礼　张金 张寿泉 郝梦枚 赵连成 贾国泰 陶继藩　高风志 崔光 崔金文 崔健勋 邬德祥


内蒙直属机关学员：


丁云升 丁克明 丁振声 于连 于和智 马清河　万英奎 王树桐 王树藩 王德祥 王见喜 王昆峻　王凯斌 王敬才 云羊焕 毛镇山 巴布 乌力吉　冯玉清 占布拉 生格 甘玉文 江红兵 刘成　刘元丰 刘兴业 刘国庆 刘代年 闰胜利 邢骏　劳均逸 祁维圣 乔彤 孙志兴 孙树恒 孙玲玲　沈永诚 李忠 李树德 李文琪 李风岐 麦勤诚　沃宝田 宋光才 吕洪声 吴迪 毕耀华 却金扎布　张向春 张志蓬 张洪喜 张琪 张泽民 张德　张铁路 阿拉德日图 金巴 岳志东 苗秀英　周炳高 范玉林 孟广跃 旺丹 郑要武 敖其尔　敖金福 查洪武 郝馤 赵光 赵丁酉 赵连科　赵海金 姜德兴 哈斯都楞 哈斯朝鲁 郭兴州 郭从信　郭是海 秦维宪 侯孝书 贾永兴 徐春林 袁子光　唐万鹏 梁志超 特木尔巴根 黄彦 黄宝玉　高德海 常继英 曹青海 董文 董玉华　斯琴毕力格 雷善元 满达夫 额尔敦 戴用通　戴宝山


呼和浩特市地区学员：


丁兆仁 于宝珠 俞盘潮 马伯岩 王永 王万发　王廷杰 王世昌 王德贵 王显斌 尹世维 巴图尔　闫秀荣 刘富 刘进财 刘树立 刘俊卿 齐林　孙俭科 孙福增 孙德山 许光武 李德元 李致义　李志富 李书城 李戋茂 李玉桂 吴强 肖欧平　芦林元 宋云库 吕福旺 杨宝福 杨锡光 杨鸿文　杨春光 林福兴 岳广文 金风起 金永红 周建平　罗文中 张炳科 张继武 胡建基 赵玉玲 赵米珠　郑中祥 郑君武 段建勋 梁秀 徐友安 徐华峰　贾广裕 侯呈祥 龚荣 黄乃溢 郭富 郭少荣　栗汉彬 谢建凯 晨光 蒋捍东 董志 戴国良　戴玉明


包头市地区学员：


于文藻 于飞 于光 马德钊 马永斋 王福忠　王广耀 王文孝 王庆喜 王保勤 王玉振 王久长　王烽午 王景云 王福林 历复文 巴纯方 毛敖海　步俭 田凤启 田野 田书鸿 冯宝恩 冯绍先　包喜兰 达瓦 朱学宏 关山河 刘洪业 刘哲　刘庆海 孙凤武 陈建忠 陈美祥 吕梦林 阿力亚　李宏太 李泽贵 李纯毅 李澎涛 李维保 李国华　李清长 李文启 李培义 周昆吟 季绍增 杨润峰　杨春海 杨阁森 杨远炯 芮荣忠 卓维志 明安　单明 郑山林 林光 赵守业 赵万民 赵德亮　赵廉 赵广荣 张殿一 张志扬 张大成 张来全　张成邦 张润金 张志雄 张松林 胥贵生 胡金梅　胡钤 施万友 苗万发 郝树槐 梁荣 韩铁正　韩龙梅 高永胜 陆炳法 连玉文 徐柬刚 徐汉忠　谈普 袁友昌 郭振连 郭玖成 黄志荣 陈宝森　焦玉琴 解茂华 董裕 董作武 蔡振岳 蔺长明　薛棣 额尔敦布和


伊盟地区学员：


王世琪 王孟斌 王家忠 巴图巴音 白双喜 白海喜　刘守荣 刘维贞 包玉田 李福文 李盛林 杨成义　杨载国 迟赫令 陈振义 宝音 尚一波 周秉峰　赵吉祥 段昆山 郭进森 郝青山 郝茂英 姜永厚　殷景发 温二才 焦贵茂 额尔德尼


巴盟地区学员：


于田礼 于志超 马金玉 王永和 王国援 王承甫　边维武 付世荣 石景峰 刘占华 刘先保 刘顺　刘树义 朱生俊 闰阵 全布乐 那顺 李沛　李子廉 李治国 李培文 李维孔 张文林 张全吉　张杜锁 张春莲 张雄生 张国华 张绥华 张振福　张磊 张金善 宝玉 孟春来 郎遇岭 林峰　赵永为 赵文斌 赵振锦 杨金书 苑庚财 洪国伦　郭长义 郝启世 姜殿清 徐小利 徐金才 耿得志　黄坚 常振涛 甄达咏 翟文运 樊富贵 薛景深　霍温夫


乌盟地区学员：


马风麟 王夫 王信 王镇 王奇林 王建华　方塞 亢维业 云银娃 孔祥瑞 吉三高 刘占元　刘振沂 刘成友 刘秉位 许集山 许正和 许存德吕彬 宋四海 宋志伶 李彬 李大宁 李太平　李廷树 陈志生 杜守纲 杨绪清 张银魁 张颖清　武岐山 武少东 苟虎 郗朝栋 郗拉堂 侯计　赵金山 赵奎亮 赵魁良 夏振华 耿东 高乾哲　高五黑 贾洪恩 曹瑞 康波 温全华 韩增春　熊希光 谭尚玉 德力格尔


锡盟地区学员：


马云成 马斌 马树田 马尔勒 王忠林 王振禄　孙树香 冯瑞 刘金虎 刘宝贵 刘振清 李生　李景阳 吴小明 何梦星 杜国富 苏塔图 张文忠　郑万来 孟和 赵德荣 赵昆 赵瑞 高占忠　贺喜格达来 袁赤宇 贾玉昆 徐桂林 韩立业　班达拉格其 谢洪玉 朝克森扎布 付明杰　照日格图 谭元章 臧雨年 德力格尔朝格图


昭盟地区学员：


于洛泉 毛凤岗 王锡荣 白兆义 孙玉荣 刘国权　宋云生 纳民夫 杜长贵 何希格 李连贺 张树　张尔桥 张廷武 胡达古拉 哈图 黄绍聪 曹德宝　斯仁敖力布 富仓 鲍国臣 朝鲁 董德宝　蒙根仓


哲盟地区学员：


马文彬 王兆华 王永江 刘红旗 刘荣才 齐振国　孙天一 李庆荣 李海林 苏君义 吴金山 吴锁　肖桂秋 杨清 杨成栋 郭仲实 徐玉山 高升　詹丽华 满春华 滕发 霍风林


呼盟地区学员：


王安 王正海 王志芳 毛如贵 巴雅尔图 孙德成　李桂广 李树权 金竹林 孟祥祯 国家盛 喜木彦　赵克勤 耐热尔图 铁柱 莫日格策 高振远 郭海山　郭铁锁 郭淑英 崔辑 鄂海山 葛兴永 彭恩淇　新宝 额尔登扎布 戴钦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内蒙部队学员：


于喜元 马冠望 马德宝 王文学 王志成 王金保　王悦发 王铁珍 牙日乃 毛力特格 乌力吉图　乌力吉巴牙尔 石相峡 田兰 田效忠 田钦民　白世亮 包淑贤 兰河 冯国盛 孙丛木 那木　那木德 刘成 刘守信 刘希杰 刘琪林 刘树茂　吉尔 吉图克企 吉儒木图 吉日嘎拉图 齐士荣　乔克顺 曲庆 曲河 伊木 伊木 关天宝　毕利格图 许福义 任禹忠 朱国玉 李军方 李占英　李金玉 李向荣 李全计 李茂新 李金德 杜凤德　杜秉仁 何喜格 宋国焜 宋连科 陈守福 杨浦　杨茂森 杨福文 杨桂法 罗彦杰 邱成 阿云巴吐　阿都沁夫 金风 金有 金虎 金锋 金龙其　周汗元 周昌勇 周国伦 郑光海 武尚志 武俊林　虎日乐巴根 连锁 郎成亮 拉喜朋苏格　图格 图努力布 孟宪伦 宝音 宝音朝克兰　旺钦扎布 翁林泾 赵水清 赵淑琴 钟长洪 姚景文　郝凡林 厚和 张华 张林 张继 张小支　张华山 张建忠 张显友 张祝德 张晋川 张鸿声　高厚 高力涛 高仰曾 徐智 徐守信 海山　郭飞 郭文龙 郭秀云 郭建岗 耿振岐 敖特根　莎仁 唐文岳 陶维玉 梁铁山 莫德 温玉祥　黄新民 道尔吉 覃道占 彭志朝 绰罗 韩福　韩士信 韩富贵 斯日古楞 董广祥 董克福 贾玉祥　付满红 赛希 褚青山 德力格尔 德格吉勒胡　满达 额德 裴海峰 戴文华 戴文焕 鹏声　魏玉荣 魏兴堂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发出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翻印
共印六、○○○份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1969.10.26；中发(69)71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党委、贵州驻军支左领导小组：


中央同意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为了迅速解决贵州问题，中央决定:

一、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同志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同志在北京学习期间，由他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

调军长张荣森同志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等同志为核心小组成员。

二、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

三、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两派群众组织的部分头头调来北京学习。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狠抓战备动员，落实各项战备工作，迅速把大三线的生产和建设促上去。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军分区、贵州驻军和各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又一次来到伟大 领袖毛主席身边，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了“九大”文献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我们，耐心地教育我 们，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经过这段学习，揭发批判了李再含等同志的错误，提高了觉悟，总结了经验，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决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把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

贵州各族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夺了党内 一 小撮走资派的权，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取得了伟大胜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紧跟毛主席的，听 毛主席的话的。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形势也是好的。但是，李再含同志和省核心小组的个别负责同志，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 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也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群众，乘机破坏。一部 分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反复。

贵州是我国的大后方，三线建设任务繁重，全省军民迫切要求我们迅速彻底解决贵州问题，赶上全国大好形势。为此，特提出以下措施。

（一） 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要狠抓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要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突出毛泽东思想。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真正做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衡量一切。坚决反对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突出个人的错误倾向。坚决抵制 和批判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各种会议、各种政治活动、报纸、广播电台和一切宣传工具必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贵州高原。

（二） 继续贯彻党的“九大”精神，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和一切指示，必须按规定及时地传达，坚决贯 彻执行。反对歪曲、篡改、封锁、抵制中央指示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作风。要加强党的观念，突出党的一元化集体领导，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自觉按新党章办事。 坚决反对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坚决刹住不请示、不报告、无组织、无纪律、欺上瞒下、说假话的歪风邪气。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成为发 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

（三）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名称、各种形式的武斗队。例如，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一派建立的“民兵”、“护厂队”等。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和关卡。立即无条件地收缴一切武器（包括民兵武器，和各厂、矿封存的武器），不准转移一枪一弹。不准私造武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任意抓人、刑讯逼供，违者依法惩处。

（四） 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军队内部之间的团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 民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自己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妄图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团结的阴 谋。

军队要支持、维护革命委员会，走拥政的道路。要以八三四一部队为榜样，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正确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

（五） 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贵阳地区的“支红派”和“四一一派”，以及同上述两派相同观点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各地、州（市）、县的两派，都是革命 群众组织，都必须“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都必须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概 不予以承认。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要带头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全 省军民必须坚决尊重、信任、支持、帮助和捍卫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于革命大联合还不巩固，革命三结合还不够完善的地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派不灵，两派才 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的教导，由两派革命群众充分协商，进行补台，不准推倒重来。对其中两派长期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少数单位，例如印 江、织金、威宁、水城各县，要把两派联合起来，经过充分协商，进一步完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先后两次组织的革命委员会，应集中其全部成员和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由省革委核心小组主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协商，组成三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平坝、镇宁、安龙、册亨、贞丰、普安、盘县、兴仁、兴义、望谟、晴隆、三都、瓮安、福泉、铜仁、石阡、赤水各县和兴义地革委、铜仁 地革委。

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分裂的，应联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代表性不完备的可适当补台。如从江、榕江、剑河、松桃、江口、沿河、普定各县。

（六） 抓紧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李井泉、贾启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要批判革命队伍内部一切 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要批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搞臭资产阶级派性。要 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通过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七） 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认真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对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 的骨干作用。不要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揪住不放；更不能对抵制自己错误的干部进行打击报复。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靠边 站，就“回炉”。

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不能把拥护不拥护省革委某个领导人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标准。

对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变动，要按照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执行。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定期参加劳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不能脱离生产， 不要脱离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青年知识分子要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八）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破坏“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挑动武斗，残杀革命群 众、冲击人民解放军、破坏交通运输、破坏生产建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必须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区别情 况，严肃处理。罪大恶极者，要列出他们的罪状，交给群众家家户户讨论，依法严惩。

（九）坚决执行中央对公检法实行军管的决定。纠正借口贵州特殊、不执行中央决定的错误，对全省所有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

（十）《新贵州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目前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要派出军宣队，帮助他们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

（十一）整顿工代会。各级工代会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集体领导下进行工作。要反对工代会脱离党的领导、凌驾于党和革委会之上、自成垂直系统的错误倾向。省工代会的群众工作组、动态组和设在贵阳的八个片区的办事机构要立即撤销。

工代会机构要精简，在领导成员中老工人要占绝对优势，现在在各级工代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应一律到农村劳动锻炼，青年工人仍回本厂车间参加劳动。

要突出党的领导，工代会的根本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工人群众，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十 二）加强敌情观念，狠抓战备动员，加速三线建设。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要准备打仗。要充分调动全省广大工人群众和贫 下中农的积极性、创造性，“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迅速掀起革命、生产和三线建设的新高潮。以完成工农业生产和三线建设计划、保证铁路交通运 输畅通的实际行动，支援国防，保卫祖国， 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要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积极生产。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对煽动工人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坏头头，要坚决予以打击。一切擅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立即返回，逾期不归者，按“七二三”布告处理。各单位对返回人员应热情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得歧视、打击报复。

（十三）为了迅速改变贵州面貌，请求中央加强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力量。再给贵州增派一部分支左部队。为贵州举办一个二千人左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省和部分地、县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两派革命群众代表调来北京学习。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有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有全省军民的大力支持，我们对解决贵州问题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军委办事组召集的座谈会纪要》
1969.11.26


11月2日—5日，经毛、林、中央文革批准，军委办事组召集军委总直属队、各军区、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开了座谈会。11月26日，毛、林、中央文革批准，将《军委办事组召集的座谈会纪要》印发军以上单位。该纪要摘要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军委办事组于11月2日至5日召集军委总直属队、各军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开了座谈会，讨论了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军队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征求了对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交流了经验。除军队出席“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设防问题和军队院校问题另有专题报告外，现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关、征兵退伍等问题的讨论情况纪要如下。


（一）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最近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军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已经开始。大家认为，当前要抓好以下几点：

1.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军以上机关，是干部。军队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在各个革命时期，也混进了少数坏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已揪出各类坏人1489名，在正师职以上干部中，发现有各种问题的人，就占7.8％。因此，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是十分必要的。

师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要保持部队的稳定，防止发生问题。有问题的战士调离连队，由师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处理；有问题的干部调到军以上机关办学习班审查处理。

2.贯彻执行稳、准、狠的方针，集中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要稳、准、狠。不要为了求稳就不搞，也不要为了狠就搞得很“左”。要特别注意准字，不准就狠不起来，也就不会稳。稳、准、狠，准字是关键。要准就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3.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要正确区分：一般性问题与政治性问题；一般历史问题与叛徒、特务问题；家庭出身问题与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问题；过去交代过的问题与长期隐瞒的问题；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办坏事；认罪好与顽抗的；坏头头与受蒙蔽的群众。

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搞逼供信，不准抄家、戴高帽子、搞喷气式。对清理出来有各种问题的人，要按照党的政策慎重处理，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给出路。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坏人的子女，不要歧视，要做好思想工作，教育他们划清界线，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4.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领导。认真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材料准备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本人坦白交代；抓紧重点对象的专案调查，做好核实定案和组织处理工作。


（二）关于整党建党问题 （略）


（三）关于精简机关问题


军队各级机关特别是大军区以上机关很庞大，不适合战争需要，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精简机关的指示，做好机关精简工作。

1.精简的重点是大军区以上机关。大军区以上及省军区系统的机关，都应根据减部门、减层次、减人员的精神提出精简方案，上报军委审批。

军以下作战部队的机关（包括陆军、空军的军和海军基地），一律暂时不动。

关于军队院校的取消、合并和精简问题，另行研究。

2.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被精简干部的工作安排。全军需要精简的干部，据初步估算，约有××万人。其中：超编的干部约××万人，机关、院校要精简的约×万人，团以下单位不适合部队工作的约×万人。对这些干部，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妥善地加以安排。（1）连以下干部原则上复员回乡；（2）营以上干部安置到部队农场、工厂，进“五七”干校；（3）加强、充实现有的生产建设兵团和组建新的生产兵团；（4）根据地方需要，继续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地方的“三结合”和地方工作；（5）政治条件好、年轻、有发展前途的机关干部，下放基层单位培养锻炼；（6）对失去工作能力的老、弱、残干部，要妥善安置，但要改变过去的那种办法。

3.精简处理的干部，暂不办转业手续，生活待遇也暂不变动，待安排就绪后，再提出办法，报请中央、中央文革决定。


（四）会议还讨论了征兵、退伍问题


大家认为，部队中1964年以前入伍的老战士很多，为保持老战士的正常比例，需在今冬明春进行征兵、退伍工作。关于征兵、退伍工作的具体问题，另有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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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
1970.03.26


国务院于一九七○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十二个县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北京市革委会和七个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周总理接见了到会的代表，并对发展延安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知识青年再教育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延安地区一百二十万人民和插队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


座谈会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延安地区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和向全国发出的号召。

毛主席教导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地区广大革命干部、群众，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保持、发扬延安精神，焕发起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为毛主席争光，为革命圣地争光。

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指示，用南泥湾大生产的革命精神，打几个生产建设的硬仗。“农业学大寨”，今明两年搞好一百三十万亩农田基本建设，达到全区每人一亩高产田，尽快实现农业生产上“纲要”。立即动手，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积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小型基础工业。实现县有农业机械厂，社有农具修配网，脱粒、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

在文化建设上开展一场革命。积极发展中小学教育。革除旧风俗、旧习惯的残余。改善医疗条件，消灭地方病。

插队青年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他们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延安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二)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延安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大贫下中农，对插队青年在政治思想教育、组织生产劳动、生活安排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领导。

一、各级领导必须充分认识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把这一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地、县要有专门班子抓，社、队要有专人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经常研究、检查，及时解决问题。不要只靠少数人去做工作，要发动贫下中农人人关心知识青年。同时注意在插队青年中培养骨干力量，充分调动青年自身的积极性。

二、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细。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放松，狠抓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不放松，狠抓活的思想工作不放松，经常举办学习班、讲用会，斗私批修，帮助青年改造世界观；经常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修正主义余毒，抵制资本主义势力和“四旧”的影响；经常开展谈心活动，调动积极因素，培养“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典型，表扬先进。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

三、认真帮助插队青年学会生产。支持他们开展科学种田活动。合理安排劳动，注意劳动安全。劳动分配要同工同酬。

四、积极帮助插队青年安排好生活。请贫下中农给青年当生活顾问。努力办好集体灶，以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利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组织插队青年参加合作医疗。力争今年上半年解决好插队青年的住房问题。

五、坚持执行毛主席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相信他们“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主动地多做教育工作，鼓励他们改造思想。歧视、排斥是不对的。

六、对极少数不好的插队青年(如有流氓、盗窃行为)，要立足于教育，依靠群众，加强改造。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个别犯罪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批斗，依法惩处。

七、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支持青年向剥削阶级旧思想、旧风俗作斗争。在婚姻问题上，要关心、爱护青年。大力提倡晚婚，坚决反对买卖婚姻。对危害女青年的犯罪行为，要批判斗争；违法乱纪者，依法惩办。

八、对拉拢、腐蚀、摧残、迫害插队青年，破坏上山下乡工作的阶级敌人，要坚决予以打击。

九、为有利于巩固插队落户，国营农场、生产兵团、“五·七”干校，不要调进插队青年。插队青年参军、进工厂、上学校，要同当地社员一样看待，根据国家需要，按上级的规定办理。


(三)


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把首都人民和革命圣地延安地区的人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为首都的干部和群众学习延安精神，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要使延安精神在北京市发扬光大，进一步实现干部、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北京市要有计划地支援延安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且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地区去，在当地各级革委会领导下，一面劳动锻炼，一面协助做插队青年的工作。插队干部的代表，根据需要，可以列席县、社领导成员的会议。同时要做好插队青年家长的工作，配合当地社、队搞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在一定时期内，每年组织学习慰问团到延安地区去，交流情况，协助解决一些问题。

延安地区的同志衷心感谢首都人民的热情接待和对延安地区的大力支援，并表示热烈欢迎首都派往延安地区的干部、知识青年，决心和他们一道把革命圣地延安建设好。

延安地区的同志和北京市的同志一致表示，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夺取更大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纪要
1970.04.19; 陕革发【1970】33号



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革委会委员八十人，列席会议的有各地、市革委会和省革委会各大组负责同志。

会议由胡炜同志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及协商方案》，汇报了我省协商推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备选代表工作的情况，经过认真学习的讨论，进行了选举工作。

到会同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烈拥护，一致选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拥护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经过充分协商讨论，一致通过李相臣、任平安、张士德、王长发、赵凤芝（女）、王明信、王宗福、张福荣（女）、单怀香、王文学、贾占相、石兰生、杨含明、李春元、罗祯祥、马凤顺、李克荣、高继武、孙留狮、杨志忠、王传玉、何崇珍、季永禄、陈秋芳（女）、王桂荣（女）、邹喜玲（女）、宋克勤、文无恩、陈智华、马洪起、王定华、张尽忠、王志杰、李尚省、马拴、严秀容（女）、王亮、马荣莉、（女）、崔来芹、尹菊芳（女）、徐启魁、李德元、张民华、刘述贤、陈侃牢、王志信、王德元、王香灵（女）、王凤琴（女）、雷保海、安惠萍（女）、燕农养、强秋花（女）、蔺文章、距光耀、杨占春、鲁雄录、罗燕军（女）、马逢贵、常维华、马秀莲（女）、张心安、袁国兴、余静清（女）、王家成、李玉兰（女）、王良甲、李万潮、蔡运厚、卢道仙（女）、赵洪璋、温德仁、郭希珍（女）、李世英、李洪明、李瑞山、惠世恭、高明月、雷达天、亢武耀、霍建儒、刘玉琴等八十二位同志为我省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呈报中央审批。

会议认为，我省协商推选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做得快，做得细。选举结果，是符合中央有关规定的。

李瑞山同志作了关于我省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这个报告符合我省实际情况，一致表示同意。并坚决表示，要再接再厉，乘胜前进，把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肖纯同志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国务院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精神，提出了我省一九七零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会议一致表示拥护，决心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实现我省一九七零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黄经耀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

到会同志为能直接选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感到无比幸福。一致表示，耀认真学习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延安精神，树雄心，立壮志，敢想、敢干、敢闯，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迅速改变我省面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革命圣地延安争光。



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兰州军区

发：省革委会各委员，县、团级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发
共印2，760份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1970.05.12；中发〔1970〕2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


现将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报告中提出的当前几个政策问题，是很重要的，请你们认真研究执行。

希望你们在最近期间检查一下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总结经验，并向中央写一报告。


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一九七○年四月一日)


(略)

一、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来。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认真抓好典型，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面上的工作，一年要抓几次，定期派人下去，进行检查。县以上各级领导同志下乡时，都应当去看看他们，给予鼓励。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社、队，可在党支部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有干部、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小组，依靠贫下中农，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既要把下乡知识青年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是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二、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最根本的是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要向解放军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老干部学习。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要经常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会，不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定期召开下乡知识青年或者有下乡知识青年参加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社员代表会议。表扬先进，树立标兵。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都应当吸收他们参加。报刊、广播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的宣传报导。要有计划地定期地印发学习材料，并能使他们及时看到党的报纸。

三、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办法，各地都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江西省对知识青年下乡，采取由干部带领并且配上医务人员和教师集体插队的作法，效果很好。辽宁、上海等地采取了类似的办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地由下乡知识青年组织起来集体插队的，或者分散插队的，也可以参照上述办法，抽调一批下放干部到那里去，一面参加劳动锻炼，一面协助社、队加强领导。

京、津、沪三大城市还可以在边疆地区试办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这种农场，要配备坚强的领导班子。要在思想上革命化，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工农化。一定要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实行经济核算，采取评工记分的办法，不宜由国家包下来发固定工资。

四、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做好工作。对下乡知识青年不要搞特殊化。对插队知识青年较多的地区，要选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制定规划，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切不可加重当地群众的负担，减少他们的收入。这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一个必要条件。

五、各级革命委员会特别是社、队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要遵照毛主席“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教导，认真地解决插队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合理地安排农活，一定做到同工同酬。他们的口粮标准，应当不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他们的菜地、烧柴和疫病治疗等问题，应该与当地社员同样对待。要教育他们勤俭过日子，帮助他们尽快实现生活自给。住房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需要建房的，要发扬“干打垒”的精神，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木材特别困难的地方，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援。国家拨给下乡知识青年的建房材料，不准挪用。

六、各地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必须依照《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坚决给予打击，凡是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撤职查办；包庇怂恿违法犯罪分子的，要给予严格的纪律处分。有的地方对这类案件处理得很不严肃，很不及时，对这股歪风邪气打击不力，必须认真检查，坚决纠正。

要支持革命青年向“四旧”作斗争。坚决反对买卖婚姻或各种变相的买卖婚姻，大力提倡晚婚。

七、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上面。要加强管理，“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监督。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任意挥霍浪费，甚至贪污，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坚决纠正。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以至法办。

八、要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无产阶级政策。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都应当欢迎他们去，要热情帮助，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歧视他们。

九、我们建议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出规划。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研究执行。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
1970.06.23；(70)中安字第56号，(70)财军事字第117号，(70)银军办字第3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上山下乡办公室：


(略)。为了坚决贯彻中央二十六号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认真落实对安置经费“要加强管理”和“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监督”的指示，特提出以下几点管好用好安置经费的意见：

一、各地在分配使用安置经费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发扬“要节约闹革命”的精神，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切实遵守国家规定，做到安排得当，管理严密，节约使用，讲究实效。有些地方随便挪用、克扣，任意挥霍浪费，甚至贪污安置经费，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坚决纠正。各地上山下乡工作部门和财政、银行，要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结合贯彻中央三号、五号、六号、二十六号等文件，对安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对执行政策好的，应该及时总结推广，对发现的问题，要报请当地党组织和革委会严肃处理。

二、为了保证安置需要，又不积压浪费资金，各地在拨付安置经费时，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要过细地做工作”的伟大教导，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既要反对按计划下乡人数把全部经费一次拨光，造成积压浪费；又要反对层层截留克扣和该拨不拨，影响安置工作的落实。对于应当拨给生产大队掌握的经费，要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按照实际花钱情况，及时拨付，避免长期占用集体生产单位和社员个人的资金，影响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根据一些地区的经验，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三、为了切实安置好下乡知识青年，各地必须把安置经费切实用于解决他们的住房、生产和生活方面，不得挪作它用。要坚持发扬“干打垒”的精神，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瞻前顾后，切实把他们的住房解决好，这是安置巩固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生活补助，应当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具体规定的补助期限和标准进行补助，不要随便延长补助期限和提高补助标准。在发放生活补助费时，要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精打细算，计划开支，勤俭过日子，切实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要提倡自力更生精神，克服依赖思想。

四、为了管好用好安置经费，必须实行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国家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帐，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领入、拨出和使用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如发现有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和挪用等情况，应当及时严肃处理。各级人民银行要切实加强监督。

五、为了及时了解安置经费的使用情况，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广泛交流经验，各省、市、自治区除按财政部规定的项目电报按月报送安置费支出数外，还请将管理使用安置经费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材料随时送给我们。关于各省、市、自治区下乡人数和安置经费开支情况的年终报告，可按中央安置办公室(70)中安字09号文件精神办理。各地上报的安置经费支出数，必须准确，不得以领代报。

以上各点，请研究执行，有什么意见，请随时告诉我们。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关于收交销毁《陕西省出席四届人大代表简历》的通知
1970.08.23


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


讨论通过四届人大候选代表工作已经结束，请即将供广大革命群众讨论的《陕西省出席四届人大代表简历》收回销毁。驻西安地区以外的中央、省属县、团级单位统一交所在地（市）、县革委会销毁；驻西安地区的中央、省属县、团级单位和省革委会各组、局统一交省革委会办事组保密室销毁。收交销毁中要认真清查，防止遗漏、失散。收交销毁情况九月中旬以前报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转发山东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谈的报告
1970.11.09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关于山东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可供你们参考。

 	中共中央
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山东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我们于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五日召开了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到会的有省、地（市）、县、社四级和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一部分生产大队、厂矿企业的同志，共三千多人。这次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发展农业的重要指示，传达贯彻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开展了大批判，进行了路线分析，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安排了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大家反映：“这次会议明确了方向，触及了灵魂，开出了信心，开出了决心，鼓起了干劲。”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通过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批示”、“十条”，我省农业战线形势一派大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粮食总产近三百亿斤，棉花总产可达到五百五十万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估计今年全省有十七个县、三百多个公社、一万七千多个大队粮食产量将跨过《纲要》。支农工业也有了发展。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前两年又有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的干扰，我们本身也没有把工作做好，学大寨运动不深入、不广泛，省内东粮西调的局面没有完全扭转。建国二十一年，我省农业还没有过关，大家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省人民。一致表示，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迅速改变山东农村面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通过路线分析，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问题：

一、学大寨，必须对大寨有正确的认识。过去我省学大寨运动开展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许多同志长时间只把大寨看做是生产典型，没有把学大寨看成是方向、道路问题。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大家一致指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

二、学大寨，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过去我省学大寨，没有抓住根本，对我省学大寨好的先进典型，没有认真推广他们突出政治抓根本的经验，而多是推广了一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孤立地追求高产等。结果先进经验推不开，甚至有的单位还学歪了。

三、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大家以大量事实说明，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昌潍地区的安邱县和胶南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一上一下的变化，是一个鲜明对照。文化大革命前安邱县粮食亩产量居该地区第三位，胶南县是第十一位，而一九六九年胶南上升为第三位，安邱却降为第十一位。原因就是安邱县革委会曾在所谓“反逆流”、“反复旧”中破坏严重，资本主义泛滥，两年多的时间，全县水利工程被破坏三分之一，猪减少一半，粮食产量下降百分之二十四。而胶南县革委会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革命促进了生产，农林牧副渔全面大发展，一九六九年粮食总产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

四、学大寨，必须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大家通过回顾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到“权”的问题解决了，掌权人的世界观问题不解决，不搞革命化，“权”还会丢，“线”还会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各级干部的精神状态，总的是好的，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很大提高。但是有的干部有“怕”字，干劲不足。“不出头，随大流，当中游”。这次会上，集中解决了是半截子革命还是革命到底，是当促进派还是当促退派的问题。大家一致表示，决心努力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地改造世界观。

五、学大寨，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大寨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而我们是“喊困难、等条件、靠投资”，“腰软、志短、手懒”。事实说明，靠救济、靠支援，越靠志越短，越靠人越懒，越靠越减产。相反的，只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短时间内就能面貌巨变。例如烟台地区有十七个县（市），即墨县是个长期的“老落后”，“老十七”。今春以来，这个县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行各业总动员，奋战八十天，搞了两个大会战：一个水利大会战，扩大水浇地四十多万亩，等于解放后二十年搞的水浇地的两倍；一个农机大会战，生产二十马力柴油机三百台，增加的农用动力相当二十年来发展动力的百分之六十。即墨县的事实和类似事例，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有的同志说：过去“怨上不支持，怨下不听话，怨天不帮忙，怨地不打粮”，现在看“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不争气，不怨上，不怨下，就怨自己没听毛主席的话。”

六、学大寨，必须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这次会议学习了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教导，大家提高了全党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转轨不转轨，是路线问题，道路问题。到会的工矿企业的同志一致表示决心首先搞好思想转轨，以更好地为农业服务。

通过路线分析，大家精神振奋，决心以大寨精神学大寨，以昔阳经验赶昔阳。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必须办到。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会后，全省将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和各行各业人员，深入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农业学大寨”的大宣传、大落实。动员全省人民继续贯彻“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抓紧“一打三反”，搞好以整党建党为重点的斗、批、改运动，对基层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进行整顿。今冬明春组织一千多万人上阵，打一场土、肥、水、林大会战，扩大水浇地一千五百万亩，新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一千万亩，打机井十万眼。努力争取“四五”期间，农业上《纲要》，工业要跃进，基本建成独立作战区经济体系，争取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正。

 	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小组
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1970.12.11； 中发[1970] 70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 军、兵 种，党中央和政府各部、委：

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草稿)，由各省参加会议的代表带回各地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后，证明它能起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并解决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现正式批准这个报告，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同时，可根据这一报告，联系到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在今年十二月中旬提出一九七一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发展计划。

 	中共中央
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附：


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

我们于八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五日，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到会的，有北方十四个省、市、区的省、地、县的代表和先进社、队的贫下中农代表，还有其他省、市、区和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共一千二百五十九人。

代表们先到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学习，然后到北京开会。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和交流了各地学大寨的经验，研究了当前农村工作中的有关政策问题，讨论了第四个五年农业规划的设想和措施。

会议期间，代表们热烈地学习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学习了林副主席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一)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一个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兴起。

一、斗、批、改的任务正在广大公社、大队一个一个地逐步落实。革命大批判、“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运动继续深入。战备工作大大加强。广大贫下中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农村中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有了新发展，不仅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社队，而且出现了大寨式的县。

三、农业生产连续八年获得了丰收，今年又丰收在望。一九六九年，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市粮食亩产量已经超过《纲要》；北方的十四个省、市、区粮食上《纲要》的县有八十四个；公社有一千二百五十一个；大队有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三个。今年将有更多的县、社、队超过《纲要》。长期粮食不足的冀、鲁、豫三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步做到了粮食自给。这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很快。去冬今春，全国新增高产稳产田三千多万亩，达到四亿五千万亩；其中北方十四个省、市、区新增一千三百多万亩，达到一亿五千万亩。

五、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特别是“五小”工业迅速发展。预计，今年全国小钢铁厂的钢产量将达到一百八十万吨，生铁产量将达到三百三十万吨。全国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县有了农业机械修造厂。

现在，我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粮食和大部分经济作物已经能够初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会议指出，过去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目前我国粮食的单产还比较低，抗灾的能力还不强，储备粮还不多，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北方十四个省、市、区，人口接近全国的一半，依靠南粮北调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这种状况，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同国民经济大发展的要求，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我们必须发奋图强，加倍努力，把农业生产促上去，把被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二)农业学大寨


代表们参观了大寨，听取了昔阳县的经验介绍，学习了人民日报《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思想震动很大，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劲，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

首先，明确了学大寨学什么? 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一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句话，就是要象大寨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这是大寨经验中根本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方向，有了干劲，有了办法， 就可以人变、地变、产量变，就能够排山倒海。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

其次，明确了要把大寨经验普遍推开， 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解决社、队领导权和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的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昔阳的同志说：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开展不起来?阻力来自那里?这主要是：有的社、队领导班子里钻进了坏人。有的干部被敌人拉出去了，敌我不分，互相勾结。有的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是所谓“老好人”当领导，墙上草，随风倒，对社会主义不热心，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还有的党员干部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昔阳的贫下中农说得好，“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学好学不好，关键在领导”。昔阳县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对全县四百多个支部一个一个的排队，用了三个冬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发动群众揭开了社会上和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遵照毛主席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和“吐故纳新”政策，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团结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清除了一小撮混入党里和领导班子里的坏人，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选拔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到领导岗位。由于下了这个硬功夫，各级领导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开，三年粮食总产翻了一番，亩产超《纲要》，变成了大寨式的县。会议认为，昔阳的经验是有代表性的，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推广。现在，很多县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代表们一致认为， 学不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大家表示决心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领导，大寨能够办得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办到。”


(三)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始终围绕着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长期以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一整套修正主义黑货，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叛徒廖鲁言长期把持农业部，搞独立王国，实行“条条专政”，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扼杀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他猖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运动，胡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横直是不行了。他把旧农业部变成了“技术部”，变成了促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当前必须针对以下的问题，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肃清“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的余毒，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到会同志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很尖锐。一小撮阶级敌人篡夺了少数社、队的领导权，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进行反革命活动。有些社、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破坏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那里资本主义邪气上升，农业生产就下降；那里社会主义正气上升，农业生产就飞跃发展。武家坪大队和大寨地连地，原来是一个高级社。一九五七年以后受坏人挑动闹着分了社，从此走了两条路。武家坪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粮食亩产由三百多斤降到二百多斤，大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亩产由三百斤增加到九百多斤。后来武家坪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认真学大寨，三年上了《纲要》，四年过了“黄河”，五年跨过了“长江”。山东曲阜县陈家庄，好人掌权粮食亩产五百斤。修正主义上台，好人下台，从五百斤下到三百斤。群众起来把坏人赶下了台，好人再上台，又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去年达到一千斤。同志们指出， “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的口号，是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彻底肃清它的余毒，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农村政治思想工作长期的基本任务。


二、批判“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


办农业，是靠贫下中农，自力更生，还是靠天吃饭，依赖国家?这是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公社，过去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典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间，国家投资九十六万元，只修梯田二千六百亩，打坝五座。去冬以来，他们发动群众，批判了依赖思想，没花国家一分钱，就修了水平梯田一千四百五十亩，打坝二十多座。

沈阳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共有四百二十多万人口，其中市区人口近百分之六十。过去走资派说：“沈阳是搞工业的，不能搞那么多粮食”，造成粮食、蔬菜、肉类长期依赖外省接济。省、市革委会成立后，大打“农业翻身仗”，今年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口粮和蔬菜自给。

两种方针，两种结果。正如贫下中农说的：“依赖国家，越依越懒越减产；自力更生学大寨，越走路越宽”。这就是结论。


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曾经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延安县就是生动的一例。这里农业长期上不去，二十年来，只修水浇地一万八千亩。今年他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批判了领导的右倾保守思想，发扬延安精神，半年多的时间修水浇地一万亩，大寨田三万亩。过去二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不是一年就做到了吗?

当前，在新的生产高潮面前，仍然有些领导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因循守旧，满足现状，对新生事物缺乏敏感。他们总是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只守旧摊摊，不创新事业。有些人“怕”字当头，无所做为，散布“上游冒险，下游危险，中游保险”的市侩哲学。他们所谓的“保险”，就是保“私”字的险，保“乌纱帽”的险。这种错误思想不批判，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确实很危险。


四、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形“左”实右的余毒，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代表们还列举大量事实，狠批了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批判了几个走资派在大跃进期间，到处瞎指挥，搞“一平二调”、大刮“浮夸风”，使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他们所搞的那一套，实质上是用国民党的办法对待群众，剥夺农民，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破坏工农联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代表们谈到，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不顾条件，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有点形“左”实右的思想苗头，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

代表们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指示，分析了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情况。一致认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完成整党建党任务。今冬明春，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组织有解放军、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斗、批、改还没有搞好的公社和大队，一个一个支部进行整顿，解决社、队的领导权问题，“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四)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遵照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教导，会议讨论了如何正确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问题。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曾经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一九六九年二月人民日报社论再次强调：“对运动中新出现的政策性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请示报告。”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克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党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只有认真地落实政策，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

大家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要对干部讲清楚，那些是党的政策许可做的，那些是不许可做的。要坚决肃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余毒，但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 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决肃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余毒，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既要批判“分光吃尽”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但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国家举办企事业，或者把企事业下放给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管理，都不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不要因为动员农民支援国家建设，就过多地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影响生产队的生产和建设。目前有些社、队，随意增加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开支，降低社员收入，影响社员积极性，各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五)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会议讨论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

一、奋斗目标，尽快“扭转南粮北调”，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已经实现的地区，要把农业生产推向新的高峰。要加快大三线和北方缺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切实抓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农、林、牧、副、渔五业，要全面安排，有计划地布局。要突出粮食，又要发展多种经营，防止单打一。要重视林业和畜牧业。“十年树木”，大牲畜也要几年才能成长起来，要早抓。

三、下苦工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不改变，产量就无法稳定，农业的被动局面就不能根本扭转。第四个五年，要通过改土和兴修水利，做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丘陵山区，要搞梯田。平原地区，要搞深翻平整，改良土壤。水利建设，要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治水要与改土、治碱相结合。要积极打井，研究利用地下水源。

四、努力增加肥料。主要是发展养猪。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合理解决猪饲料，继续执行交售肥猪由国家适当补助饲料粮的政策；社员投肥要合理付酬。增产饲料粉碎机，普遍推广醣化饲料，防治猪瘟。第四个五年，要实现两人一猪，争取做到一人一猪。“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要因地制宜大种绿肥，积极发展化肥。

五、全面实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 积极推广良种，因地制宜合理密植，实行间作套种，积极发展农药，防治病虫害。积极交流和推广新技术。

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搞农业机械化，光靠手工劳动，就不可能更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改变六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也就不可能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毛主席提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我们要切实抓紧今后十年的工作。第四个五年，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农业机械化，应当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因地制宜，适应精耕细作的要求。要土洋并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要从原材料搞起，努力发展“五小”工业。要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

各省、市、区应立即着手，制定一九七一年和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各地要切实抓好当前的秋收秋种和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


(六)加强党的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发展农业，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都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加强对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地、县两级，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农村工作上。三线地区和粮食没有过关的地区，更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农业不过关，就没有主动权。

发展农业，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情，不只是农业部门的事情。工交、财贸和其他各个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积极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在当前农业建设新高潮面前，一定要当好促进派。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改造世界观，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既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讲求实效，不务虚名。“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生产、生活要同时抓，劳逸结合，防止片面性。“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遇事同群众商量，不能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目前，有一些领导干部，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把两者平列起来，或者对立起来。他们不懂得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在脑子里扎根。也有些人，不是用革命带动生产，而是用革命代替生产。我们一定要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领导农业工作，一定要依靠贫下中农，走群众路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是防修反修的重要措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会议要精简，“五多”要反对，那种“浮在会上，抄在纸上，挂在嘴上”的作风，必须坚决改正过来。中央农林部门，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基层，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交流先进经验。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同地方商量，切实给地方以帮助，坚决打倒“条条专政”。

全体代表坚决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乘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东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务院
一九七O年十月五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70.12.22；中发【1970】77号


【1970年12月19日，周恩来就拥护毛泽东在对三十八军报告中提出的，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一事，致函毛泽东、林彪称：】


主席、林副主席：


昨（18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萧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9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1970]134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2至3人，军4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2至3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有400多人），时间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62号指示）都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3天时间（19、20、21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3人参加，约15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1970年12月19日

同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报告批示称：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
1970.12.26；中发 [1970]78号


毛主席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


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四川、湖南、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

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也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一伟大战略方针的重要措施。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教导，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妥善解决各项技术问题，既要考虑到有利的因素，也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不利因素；既要考虑战时万一遭到敌人破坏不致危害下游的可靠措施，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的有效措施。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设任务。

责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持，由水电、交通、一机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关方面参加，组成坚强的施工指挥部，进行现场设计，在今年年内提出设计方案报国家建委审定。为争取时间，你们可即组织力量进行施工准备。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清江隔河岩工程停建，其所列今年投资转由葛洲坝使用。


 	中共中央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总理为兴建葛洲坝工程写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迳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至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二千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 10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 (先念、登奎、德生三同志均参加)，曾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年来的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现将中央批复送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二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


 	周恩来
1970年12月24日

附件：


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毛主席并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报告


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一的伟大理想，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去年五月，我们向毛主席和中央报告了建设三峡的设想。去年10月间，毛主席来汉视察时，从战备着想为我们进行三峡水利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们坚决照办。

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会同中央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对建设南津关下游葛洲坝的设想，又经过反复勘察、模型试验，认真研究，均认为切实可行。现建议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一、工程规模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低坝，坝高为海拔69米，土石方约3300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约400万立方米，淹没耕地8600亩，移民13000人。水电站利用径流发电，装机204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20亿千瓦?时，造价约13.5亿元，力争少花钱，多办事。预计3年半开始发电，5年左右竣工。建成后，是全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二、工程效益


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为建设长江三峡高坝创造初步经验的一项工程。大坝建成后，可改善南津关以上100～180公里的航道条件。水电站发电后，与丹江工程、湘西电站构成一个电网，可以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三线建设和工农业近期用电。


三、工程保证


我们在现场进行了水工试验和研究。试验结果：泥沙虽有些淤积，但人工完全可以调节、控制，对大坝影响不大，保证不淤塞，不断航。关于工程防护问题，对泄洪闸和电站，采取分散部署，一旦发生战争，大坝万一被破坏，洪水期最大下泄量仅3亿～5亿立方米，枯水期最大下泄量也只有7亿～8．5亿立方米。宜昌到沙市河槽容积较大，荆江大堤和枝江铁路桥可以保证，但是宜昌市西坝工业区和沿江街道要采取防范措施．


四、施工准备


经过长期勘测，葛洲坝地质情况清楚，地震烈度为6度，适宜筑坝，工程设计正在进行。宜昌到鸦雀岭与焦枝线接轨的铁路正在勘建。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已经成立，工程队伍正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组织贫下中农和民兵参加，大打人民战争，多快好省地完成这项光荣任务，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是否妥当，请予批示。


 	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附：


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说明


一、葛洲坝位置


葛洲坝位于湖北宜昌市上游6公里，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3公里。

长江出南津关后，江面变宽，由三百米增大到2200米，江中有葛洲坝和西坝两个小岛，把长江分割成大江、二江、三江。由于左岸南津关附近有天然礁石起挑流作用，迫使江水向右，大江成为主河槽。大江宽800米，江底高程海拔30米，枯水期水深10米。二江、三江汛期过水，枯季断流。二江宽250米，江底高程45米；三江宽300米，江底高程48米。据历史文献记载，在1700年前就已经有了葛洲坝、西坝两岛。现在葛洲坝长为1500米，宽300米左右，地面高程59米。西坝长为3000米，宽处800米左右，地面高程69.5米。


二、历史水文资料


宜昌地区降雨量1060毫米，每年6～10月为汛期，占全年降水量的70%，7月、8月最集中。11月～次年5月为枯水期，1--3月为最枯。年平均过水量4510亿立方米，为黄河的10倍。年平均流量14300立方米／秒。历史最大和最小流量是：1870年7月18日，最大流量11万立方米／秒，水位60米，1896年9月4日，最大流量71100立方米／秒，水位56米，1942年2月13日，最小流量2770立方米／秒，水位39米；1954年8月7日，最大流量66800立方米／秒，水位55米。


三、地质情况与措施


经过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葛洲坝的地质情况基本查明，河床左侧为砂岩，右侧为砾岩，强度较高，将电站和船闸设置在这两种岩石上，基础是可靠的。但河床中部的葛洲坝岛及其两侧共宽约1000米的地段为粘土质岩石，岩性软，易风化，遇水成泥，局部地区还有夹泥层，抗滑能力较差，易产生不均匀沉陷。根据试验，这种岩石经过技术处理后是可以建闸的，处理的措施是：①将泄洪闸向两边靠，尽量避开粘土质岩石，多利用砂岩和砾岩。②粘土质岩石较薄地段和夹泥层予以挖除，使闸基尽量放在好岩石上。③必须利用的地段，采用扩大泄洪闸底板以增强稳定，并加强下游防冲设施，不使闸基受掏刷。④闸底板前设混凝土防渗墙，防止渗漏对粘土质岩石的软化．

据1600多年的记载，这个地区的地震烈度没有超过5度，地质部门定为6度，按7度设计。


四、工程规模


修建葛洲坝工程，主要是发电和航运。船闸、电厂、泄洪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坝顶高程为海拔69米，长2600米，顶宽26米，可以通行火车、汽车。蓄水位为海拔66米，库容16.7亿立方米。


五、泄洪闸


泄洪闸底板高程为海拔34米，闸高35米。全坝共建泄洪闸60孔，其中大江30孔，二江24孔，三江6孔。采用平板闸门，闸门宽8米，高27米。可安全宣泄12万立方米／秒的流量，巳超过历史上1870年的最大洪水11万立方米／秒。


六、水电站


电站采用低水头径流发电，枯水期最大水头26米，汛期最小水头5.6米。电站装机12台，其中大江8台，三江4台。单机17万千瓦，总容量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年发电量120亿千瓦?时，年利用小时为5900小时。最高的日发电量为4900万千瓦?时，平均日发电量为3300万千瓦?时，特大洪水时，最低的日发电量为860万千瓦?时。可供鄂西、湘西、豫西、川东地区的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用电。


七、船闸


经与海军司令部、水电部、交通部、六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在左、右岸各建一座大型船闸，与水利枢纽同时建成。

左岸船闸长190米，宽34米，水深6.5米。采用人字形闸门，每扇门高34米，宽20米。每次通过总吨位4500^6000吨的船队，过闸时间40分钟左右。年单向通过能力1000万吨左右（宜昌港“四五”规划为540万吨）。

右岸船闸长290米，宽38米，水深5米。每扇门高32米，宽22米。每次可通过总吨位6000～9000吨的船队，过闸时间50分钟左右，年单向通过能力1500万吨左右。

为方便小本船过坝，左岸另设一条斜面升船机。

上述两座船闸和斜面升船机建成后，年单向通过能力为2500万吨左右，可以保证常年通航，满足长江航运的远景要求。不能满足时，将来还可以增建。


八、改善航道


工程建成后，回水到巫山以上，使南津关以上的180公里川江峡谷航道，菁遍增加水深6～10米，可淹没16个险滩，大大改善航运条件。

九、泥沙淤积

根据宜昌水文站资料，每立方米的水中平均含沙量为1.2公斤(约为黄河三门峡的1/30)，最多为10.5公斤，最小为0.09公斤。每年平均输沙量为5.3亿吨(约为三门峡的1/3)，90%集中在汛期。年平均卵石推移量2.2万立方米。

修建葛洲坝水电站后，泥沙淤积是影响长江能否常年顺利通航的关键问题。我们在工地做了1：100的模型，进行了30多组试验，并作大量调查，大体摸清了建闸前后的淤积情况。在建闸前天然的情况下，水流急，挟沙能力大，闸址附近不发生淤积。建闸后，由于水位抬高，形成水库，在流速较低的地方产生淤积，流速较大的地方仍形成河槽．因为是径流发电，泥沙淤积对发电影响不大，对航道，通过采取措施是可以保证常年通航的。主要措施是：①将电站设置在河床的两侧，船闸尽量靠近河槽，使其有6.5米的航深；②在大江、二江、三江都设置一定数量的泄洪闸，底板高程与天然河床相近，洪水时可以泄洪拉沙，形成深槽；③在大江、三江各设置一条船闸。


十、对三峡施工的影响


三峡与葛洲坝，在规划上是一个整体。在建设步骤上，先建三峡还是先建葛洲坝，各有利弊。先建葛洲坝的好处可以为三峡练兵。三峡建设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如：大流量截流、深水围堰、通航建筑、泥沙淤积等，在葛洲坝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得到实战经验。同时，可为三峡建设提供施工用电、附属企业和航运条件，减少三峡工程的土石方开挖量和投资。但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于水库回水到三峡坝下，可能造成：第一，增加了三峡施工围堰水深20米。第二，减少了三峡的一部分砂石料场，淹了一部分的施工场地。经过分析比较，回水影响，增加水深固然不利，但可以减缓流速，却是有利的。更主要的葛洲坝的水位是由我们控制的，可根据需要掌握水位的高低，以利三峡施工。


十一、垮坝的影响


坝址距下游宜昌市6公里，枝江大桥68公里，荆江大堤158公里。战时遇敌空袭，大坝一旦垮了，影响大不大。葛洲坝坝址地形开阔，坝线长2600米，工程的防护条件差，防御能力低。但由于是低坝，库容小（洪水期蓄水3亿～5亿立方米，枯水期7亿—8.5亿立方米），长江河槽容积大（坝址到沙市一般洪水期有4亿立方米容积，枯水期有20多亿立方米容积），即使大坝万一溃决，荆江大堤和枝江大桥都是安全的。对宜昌市主要街道没有影响，但沿江一部分街道要进水，水深略大于1954年的洪水，影响也不大。


十二、淹没区


葛洲坝工程建成后，将淹没宜昌附近7个公社的13个大队(60个生产队)，耕地8600亩，公路8公里。需要迁移2500户共12700人，其中地方小工厂3个（1个酒厂、2个石灰厂，工业人口700人）。


十三、工程量


整个工程，共需开挖土石方3000万立方米左右，钢筋混凝土400万立方米左右，需要钢材16万吨，水泥90万吨，木材20万立方米。总投资约13.5亿元。


十四、工期


总工期为5年半左右，第一台机组发电工期3年左右。


十五、施工准备


现已集中施工队伍1万人。准备常年施工8万人，其中民兵4万～6万人，工人2万人。根据施工任务，分期分批上，凡能抽出的施工队伍及设备一律调来。

围堰的防洪标准，按7.5万立方米／秒流量进行设计、施工。第一期工程先围左岸二江、三江，上下游围堰共需开挖土石方200万立方米，填筑160万立方米，准备在今年12月下旬开工，赶在明年4月完成围堰工程，以利安全度汛，确保常年施工。

十六、我们的建议

将葛洲坝列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归水电部主管，由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领导，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单位派负责同志参加，共同组成长江葛洲坝工程（代号三三○）指挥部。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来源：“毛泽东批示”、“周恩来的信”见文件原件，中央通知及附件转见《葛洲坝工程丛书》之十五《工程文献》。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民航收费标准的决定
（概要）
1971.01.26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整民航收费标准。具体调整方案是：一、将原来不分航程远近每客公里都一样收费的办法，改为递远递减的收费办法。客运票价国际航线不变，国内航线平均降低28％左右。专包机收费，在使用单位不利用回程吨位或调机吨位时，减收30％的费用。专业飞行收费标准，包括执行放射性测量任务和农林业飞行，也分别不同情况有所降低。二、各地县、市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科处级以上干部和部队营连职以上干部，以及其他因公需要乘坐飞机者，均允许乘坐民航班机，不受过去规定职务和13级以上级别的限制。民航新的收费标准，自3月1日起实行。


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1971.01.26；中发〔1971〕8号


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一、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字尚友。曾用王通、曲突、陈志梅、周金、梅庄、史达、王文殊、陈万里等化名。1904年生，福建省惠安县岭头乡人。自称他的家庭是“破落士大夫及贫农”。据调查，从其曾祖父起到他这一代，是“四代书香”。他的曾祖父是乡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破落了。家族71人中，有乡进士、秀才、官吏、特务、宪兵、保长等23人，其中4人被镇压，1人被管制，1人被监督劳动，11人在台湾和海外。

陈伯达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个人野心，到处钻营投机，找靠山，向上爬。从1921年至1924年，先后在福建省的惠安、晋江、厦门及上海等地游荡混事。1924年，与陈文总（叛徒）、林绍平（大批发商）拜把结盟，按年龄依次用“松、竹、梅”为名，陈年龄最小，为“梅”。1925年在厦门经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后去上海入上海大学、转广州入中山大学，不久又回到厦门，同梁龙光、黄振家等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上大、中大当时均有孙文主义学会）。同年9月，在上海《洪水》上发表反共文章。1926年3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围攻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为农民讲习所招生的特派员罗明，陈等恶毒污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不久陈复回广州中山大学，与黄振家等人一起，反对进步学生组织，辱骂共产党。同年秋，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尔后任国民党军阀张贞部队的少校（有的说是中校）秘书，兼任何应钦在福州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后，陈到上海。自称经陈明、张余生介绍加入共产党，不久到武汉，又被派去闽浙赣边区联络张贞，未果，回到上海。1927年冬，去莫斯科。


二、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


陈伯达1926年由张余生介绍到张贞独立四师任秘书。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陈被通缉，张贞赠款1000元，并派亲信林学渊将他护送上船，他跑到上海。

1931年陈被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时，写信给张达卿（张贞的亲属、军需员）求救。张贞出款2000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到北平活动，经原东北军少将邰斌山的关系，陈办了手续出狱。

1933年8、9月间，张贞到北平时，陈、张互相拜访。张对陈说：“不要再流浪奔波去干共产党的事，找正当工作做，照顾自己的身体。”陈说：“不是共产党的人，我是学者”。张贞回南京后，给陈寄来二、三百元“帮助治病”。不久，张又将儿子张冠雄送到北平读书，托陈关照。

1934年3月郑国书（叛徒）被捕，陈叫张冠雄通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林光耀（原张贞部队政治部主任）将郑保释出来。

1936年陈回福建探亲，在返回北平途中，又专程到南京见了张贞，并在张家住了两天。

1948年10月黄其华（陈的同学，军统）问张贞，“张上将！时局很紧呵！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呢？”张答，“我跟尚友有联络，他会给我安排的。”

据蔡大燮（军统）交代：1949年上半年，张贞从台湾到香港，与林学渊“商谋起义”，后又回台湾，没有起义。“张贞说他写了信给陈尚友，等着没有得到陈尚友的复信。张贞认为陈尚友是老朋友，最可信赖，既然没有得到陈尚友的复信，不需和别人联系。”

张兆汉（原福建省委统战部长，现在福州学习班）交代，1951年7、8月间，蔡大燮从香港回来，对我说：“你在福州，张贞还在香港到处找张兆汉，张贞说他在共产党内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张兆汉。他想回到大陆，只要陈伯达或者张兆汉答应，他就准备回来。”


三、被捕叛变


陈伯达（被捕时化名王通）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被捕，押伪天津市公安局，同年9月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1932年2月出狱。

据解方（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是当时逮捕、审理王通案件的主要负责人，现在押）供认：“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供。”“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场指认了。”“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工作”，“他印证了许兰芝（注：河北临时省委书记、叛徒）、史连甲（注：即刘宁一）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陈新亚（伪特务队队员，审讯王通时的录事）供认：“有一个姓王的，年在20岁上下，南方口音”，“他承认是共产党员，担任宣传工作。”侯天铎（伪特务总队法官）供认：在复审王通时，“他没有反供，回答的很顺利。”“我问他身份和职务时，记得他承认是共产党员”，“我问他同案其他人的身份、职务，他说他们也是共产党员”。

同案人刘宁一交代：“王通第二次受审时，敌人用叛徒许兰芝出来对质，王通就全部承认，乖乖的投降了。”同狱人薄一波交代：“有一次李德标讲，王通写的东西有这样的词句：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

陈1932年2月出狱时，向敌人办了手续。邰中复证明：1954年，“我父亲（注：即邰斌山）告诉我，他到草岚子监狱找的典狱长，典狱长看到他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表示可以保释王通出狱”，“接着典狱长又告诉他，犯人出狱要办个手续。典狱长先到牢房叫王通写的改过书。然后，我父亲在保释犯人名单上签名盖章。手续办完后，典狱长就让我父亲把王通领出了监狱。”同狱人李楚离交代：“当时所谓找保，保单内容都有或轻或重的投降变节性的政治内容。”

陈本人交代，在审讯时“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和宣传工作人员。”但又说，由于他的承认，暴露了叛徒许兰芝，“是党的一个胜利”。据调查，陈写过悔过书，出狱时办了手续，但他却说，“在押手印的时候，法官把我后面这一段口供，竟似乎改写为知道悔悟等字样。”“出狱的手续很简单，大概说因嫌疑被捕，取保释放。”

陈伯达叛变出狱后，宣传叛徒哲学。据郑国书交代，1932年陈对他说：“一个人如被捕后熬不过刑罚，最多承认自己身份，甚至悔过、登报，只要君子作事一人当，不再供出别人，也算是好的。”李华生说，1934年，陈伯达主张不惜利用“反共”的名义来争取生存，并常以动物都利用保护色来争取生存，讥笑党不如动物。


四、失掉党的关系问题


陈伯达1932年出狱后，失掉了党的关系。以后如何恢复党的关系，陈的几次交代前后矛盾。他有时说，1933年在张家口，经陈文总帮助，“才得与党正式发生关系”。他有时又说，1934年，“从西山回来之后，尽可能去找党的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代转关系的人。后来那人来说，这里有中央的人知道你，可以把你转去上海，由中央再分配工作”。陈在上海等了两个月，没有消息，又回到北平。陈自称，1934年春、夏之间，由北平到天津，经吉鸿昌、宣侠父、南汉宸找到了党的关系。

就是按照陈伯达自己的说法，既然1934年他还要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那就说明，他出狱之后至1934年间，应该是没有党的关系。吉鸿昌等给他恢复的关系，究竟是党的关系，还是特科关系？必须弄清。

事实上，陈伯达不仅没有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积极地找党，相反的，他不愿和党组织联系，并且阻挠别人入党。据1932年至1934年同陈伯达经常生活在一起的郑国书证明：“我从与陈尚友相处两年多的过程中，陈根本不想找党的组织关系。”“1932年冬，我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我将此事告诉了陈尚友。‘互济会’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张秀中，我问陈要不要同张接头？陈说‘不接头’。1933年8月陈从张家口回平后。我又加入‘社联’，先后更换了两个党的领导人，一是关文彬，二是李少轩，我都告诉了陈，要他接头联系，他始终没有表态答复。同年冬天，我又向陈表示想入党，陈说：‘你当个党外布尔塞维克就行了。’当时我感觉，陈不想找党的组织关系，也不愿意让我入党。”


五、托派问题


陈伯达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托派分子万志凌关系极为密切。

陈伯达交代：“托派（万志凌）不但对我宣传过托派的观点，而且把几篇托派的东西送给我看。”陈又交代：“他对我很好。开始时，彼当无托派关系。后来学校斗争激烈，他个人和我谈问题的时候，他采的已完全是托派立场，和我极大争执。我虽反对他，但没有及时告诉党”，“在清党时，我受了劝告的处分。”

但是，据万志凌交代，给陈看过托派文件，“他看后，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更没有把阅读秘密材料的事，向党组织反映”。万因托派问题被捕流放时，陈还送给万50个卢布，表示“友情”。

据郑国书交代：1932年，“陈谈论国内外形势问题时说：‘斯大林也有错误，做事有些独裁；对中国革命，我也不完全同意苏区的一些做法’。”“1932年上半年，陈还叫我去邀‘托派’杜畏之来永春会馆密谈一次。他们谈了一些什么，我不清楚。”可见，陈自苏回国后，坚持托派观点，同托派仍有联系，有托派重大嫌疑。


六、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


陈伯达1934年在天津编《实话报》期间，是铁夫路线的应声虫。河北省委1935年4月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曲突（注：即陈伯达）与必根（注：即李华生）同志不但对于华北情势有其机会主义的认识，并且根据这种错误的认识，提出机会主义的口号，企图来和党所提出的口号对立起来。”

据李华生证明：陈伯达完全站在铁夫路线方面，从右的方面大肆攻击“六大”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反对搞武装斗争，强调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有时甚至利用“反共”的形式来迷惑敌人，掩护自己。他还攻击党没有政治眼光。1934年10月，省委决定撤销他《实话报》总编辑工作，由我通知了他。

陈在延安时交代：华北时局决议，“说我是机会主义之首。”“一二·九运动，我到北平给学生们写了几封信，并主张有条件复课。不久，省委（由柯庆施同志通知）通知我，省委不再和我关系（注：原文如此，这里讲的是不再同他发生党的关系），把我转交特科，工作也由特科去决定去支配。”“此后我即和特科发生关系，继续编辑东西，自然这已不被认为党的刊物。过些时候，刘少奇同志来津，才又开始承认我编的刊物为党的公开刊物，又和省委发生直接关系。”


七、写反共文章


陈伯达1925年9月在《洪水》杂志上发表过反共文章。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中，大肆辱骂共产党。他说：“现在国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3种：一便是亡清余孽，一便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亡清余孽的势力已经薄弱，最足置虑的，便是军阀及帝国主义的走狗与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前则诡计百出，扰乱是非，后则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们如果要努力国民革命，这两种妖怪都该把他一扫而空。我的确相信在现在的中国……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道救急的良符……”。

陈在这里所说的“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他所说的“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八、里通外国嫌疑


1949年末至1950年初，陈伯达随毛主席访问苏联。当时，中苏会谈遇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背着毛主席，同苏方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联学者座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诬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平时对代表团的工作十分消极，但在斯大林举行的晚宴上，他却神气活现，大发议论，成为中国方面同斯大林谈话的主要一员。他还背着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表示要同毛主席划清界线，竟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要搬到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人员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他这种“老鼠搬家”的行动，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陈伯达对毛主席的批评，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

据苏修特务师哲交代：“1951年秋苏联大使罗申请陈伯达吃饭，也有我，张锡俦和他的老婆柳芭，林利，欧阳飞等。据费德林解释说，这是罗申表示答谢1950年陈伯达的访问莫斯科。”奇怪的是，既然为了答谢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为什么不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偏偏只请陈伯达呢？

师哲还交代：“1951年夏，陈伯达一天亲自来找我和费德林，并送来一篇他写的文章（题目记不得了），要我们给他译成俄文，并说，文章是要在苏联刊物上发表的。之后，就在苏联刊物上发表了。”

1955年苏联科学院院长巴尔金访华，叶渚沛（苏联情报员，有特务嫌疑，与陈是同乡，关系密切）参加接待。陈对叶说：“你可以自由的同巴尔金议论，并回答他的问题”。

陈伯达对自己政治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有的避重就轻，有的长期隐瞒，他造谣诡辩，欺骗组织，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


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


1936年9月16日，陈伯达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动文章，说什么：“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

1936年9月，陈伯达为适应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提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口号，狂叫什么“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组织“中国新启蒙学会”或“中国哲学界联合会”。他同章乃器等一起，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上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为王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造舆论。这一特辑的目录如下：

政治的国防动员………………………………李公朴

国防外交的基本原则…………………………胡愈之

经济的国防动员………………………………章乃器

军事的国防动员………………………………刘群

教育的国防动员………………………………汉夫

哲学的国防动员………………………………陈伯达

文学的国防动员………………………………杨骚

戏剧的国防动员………………………………张庚

电影的国防动员………………………………凌鹤

音乐的国防动员………………………………吕骥

文字改革的动员………………………………胡绳

同一个时候，陈伯达在《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中，大肆鼓吹什么“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


二、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陈伯达一贯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鼓吹和平过渡。据揭发，从30年代起，他就反对武装斗争。1953年，他在总政办的党史训练班的一次报告中，攻击毛主席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已经不适用了，胡说毛主席有些著作现在不适用了，比如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打游击，现在全国胜利了，就用不上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交通很方便，也用不上。直到1960年9月，他在省市委文教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还同刘少奇一唱一和，说什么：“1949年亚澳工会大会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少奇同志说，中国革命有几条经验，其中一条是在可能的时间、可能的地点组织人民解放军。少奇同志并没有说在一切的时间和地点搞武装。”

1956年，陈伯达同刘贼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

1958年，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形“左”实右地提出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作用，否定价值法则，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一平二调”、剥夺农村小生产者，大刮“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据。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他伙同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彭德怀一起，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党活动，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在9月上旬他不报告和请示毛主席，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1962年在7000人的大会上，他支持刘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困难时期，他散布右倾悲观论调，支持农村搞单干，主张开放城市自由市场。他还公然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十年左右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规律性？

1962年，他积极帮助刘贼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

1964年8月，刘少奇在提出下发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的“桃园经验”的一封信中写道：“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9月，刘贼炮制后十条，陈伯达又是积极参加者。更为恶劣的是，他竟然参与刘贼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提出要刘贼来管四清和农业，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上，他密切配合刘贼，积极鼓吹效法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主张办工业托拉斯。他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胡说：“什么叫政治挂帅？就是把东西搞上去。”“生产可以促革命”，“技术和政治是统一的，技术发展了，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最大的政治吗？”他还提出“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公然同毛主席指示的“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对抗。

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进行过3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3次大论战，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刘贼幕后导演，由叛徒杨献珍挑起的。在这3次大论战中，陈伯达从未写过一篇文章，始终采取消极态度。他实际上是站在刘贼、杨献珍一边，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揭发，杨献珍曾说过：我们是多种经济基础，单一的上层建筑，并说这是跟陈伯达商量过的。



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一、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忠实执行刘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自向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大公报、广播事业局、北师大等单位派了工作组。后来，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派工作组的“英雄”。1967年1月，他为了欺骗群众，掩盖自己的罪行，竟然在新华社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当面扯谎，公然否认新华社的工作组是他派的，并且还要他的秘书当场作证。


二、陈伯达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千方百计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为他篡党夺权进行准备。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

陈伯达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来的时候，他竟指使别人去进行镇压。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上，他搞“自报公议”，在他所主管的几个单位，他就是这样干的。他背着党中央，搞了一个所谓《农村六条》的清队文件，并且擅自拿这个文件到北京大兴县榆垡公社去试点。他对宣传革命样板戏和“六厂二校”的经验，百般刁难，十分嫉恨。他歪曲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把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比作清朝减少吃“皇粮”的人。他鼓吹假共产主义，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主张在宪法上不写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存在，不写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他到处散布“自留地归集体好处多”，刮起一股交自留地和并队的风，破坏毛主席规定的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毛主席亲自抓大学教改并批示了清华大学的经验和上海座谈会纪要，他却大唱反调，说什么中、小学搞不好，大学也不会搞好，不推广清华、北大的教改经验，还号召向中、小学学生学习。毛主席指示抓文科教改，他公开表示对文科不感兴趣。1970年6月24日至25日，中央多次通知他回京参加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20周年和声讨美帝霸占我国台湾大会，对这样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活动，他竟违抗中央，拒不参加。

陈伯达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1965年冬，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1966年10月，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一口观，陈伯达反对林副主席这一指示，不准报纸宣传。1967年5月13日，陈伯达伙同肖华、王力、傅崇碧，支持“冲派”，破坏三军演出，公开对抗林副主席的指示。1967年11月，林副主席作了关于“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重要指示，解放军报为此写了社论，也遭到陈的反对，不准发表。1968年7月，林副主席指示军委办事组，要尽快把保定地、市革委会搞起来，但陈公开反对，说“搞快了，条件不成熟。”陈伯达阴险跋扈，在保定问题上，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使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同志谈话了。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说：“陈的官口不小，名利思想很重，我感到他想当一、二号人物。”

陈伯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唱对台戏。对王、关、戚策划的反对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事件，从不表态。有人揭发，陈伯达的心腹姜品谊在1967年春就散布谣言说：“周总理不行了，将来的总理是陈伯达”。

陈伯达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现已查明，从1967年7月24日至8月5日，新华社发出有“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反动口号的新闻稿件共23件，其中最早3天，即24日至26日发出的5件，和28日发出的两件，都是陈伯达或者陈伯达、关锋两人签发的。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是陈伯达、王力、关锋串通一起炮制出来的。在毛主席批判了这个反动口号以后，陈伯达利用职权，采取非常恶劣的手段，从新华社把23件原稿调出，又从《红旗》杂志把1967年12期那一篇反军的社论原稿调出，并采取销毁罪证、说谎抵赖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罪行。

陈伯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有刻骨的仇恨。他在1967年1月批判肖华的一次会议上，借机大肆攻击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说什么：“军队落到资产阶级封建残余手里。我同军队接触很少，我感到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危险的。”还说：“使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军队，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军队特殊化，很值得注意”，“我经过三座门就很不舒服”。陈伯达对人民解放军使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挑拨离间，拉一部分，压一部分，制造军队的分裂。

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插手许多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大搞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坏人打砸抢。他是支持武斗的指挥者。他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到处拉拢人，联络人，培植个人势力，为他篡权准备班底。在这方面，三十八军、福建、江西、贵州、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单位和华北会议揭发了大量的材料。

王、关、戚操纵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制造的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抢档案反革命事件以及支持“冲派”等，根子就在陈伯达那里。当王、关、戚被揪出以后，陈又千方百计地包庇王、关、戚，阻挠追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杨成武“大树特树”的文章，是陈伯达批给人民日报发表的。


三、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


（1）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遭到中央的批评和拒绝。陈心怀不满。他看了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之后，竟然疯狂地攻击这个报告草稿是什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伯恩施坦主义的文件。

（2）1968年1月至1969年1月，陈伯达在编辑《五卷试选》期间，充分暴露了他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他对毛主席公开发表和内部发表的文章，肆意篡改；对毛主席的讲话稿，大删大砍，有的竟被砍掉三分之二还多。1967年中央文革碰头会“天天读”确定要选的文章，陈伯达编的《五卷试选》竟擅自砍掉了12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送审本）约33万字，《五卷试选》只有约22万字，被陈伯达砍掉约11万字。被砍掉的，主要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和防止突然袭击，无产阶级大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民族问题和反对大汉族主义等方面的内容。

《五卷试选》在69年1月印出后，陈伯达根本不向毛选出版委员会主任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也不经毛选出版委员会讨论，径自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送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1969年6月开始，在林副主席指导下，由康生、恩来、江青同志还有陈伯达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送审本）。对这样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陈伯达却进行怠工破坏。他还背着毛主席和以林副主席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出版委员会相对抗，并把矛头指向康生同志。

（3）陈伯达在起草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章的问题上，也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活动的。文章还没有开始写，他就大肆吹嘘，“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说什么“要把这篇文章写成当代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太短了，不是一个大论战的架势。我们这篇《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是要大论战，要比列宁的文章写得深、写得广。”还瞎吹一气：“说不定这篇文章一出去，它（指苏修）就动武了，没有办法了。”

陈伯达还在文章中贩卖私货，宣扬修正主义的观点，企图放毒。如，他以批判苏修大国沙文主义为名，掐头去尾地引用马、恩的话，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歪曲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还赤裸裸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文章中写道：“圣经记载过耶苏的一句话，不管是真是假，还是说得对：‘拿你的刀收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定死在刀下’。历史的确是如此作证的。”他还规劝苏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陈伯达对他自己组织教研室搞的这篇稿子全力以赴，对人民日报起草的、政治局主持修改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不但没有给予大力帮助，反而交代教研室的同志，关于他主持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要向人民日报的同志保密。

当毛主席批示采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后，陈又玩弄手段，企图把他主持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发表。他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他牢骚满腹地说，“写文章不一定要发表，马克思说过他当时不能发表的著作让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本来是打字的，他逝世后才重新出版，《哲学笔记》他本来就没有准备出版，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4）在修改宪法期间，陈伯达背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布置他那个秘密班子另“立一个条条”。他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从始至终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想方设法要保留原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一节，为自己上台作准备。


四、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事实不再列举）。



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陈伯达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在组织上他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又长时期投靠刘少奇。

在延安时，他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去工作，但是，又害怕得罪了张闻天。毛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

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他都很亲。

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对王、关、戚、田家英、范若愚、邓力群、梅行、胡绳、穆欣、唐平铸、胡痴、赵易亚、王唯真等人，都加以重用。他还包庇天津的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支持他们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

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可是他竟到处插手，乱跑乱说，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陈伯达对他自己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个人的独立王国，把干部看作是自己的奴隶，对中央严密封锁消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1年2月25日发出

共印60,000份


中央转发统战系统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
1971.02.07；中发〔1971〕12号


中央原则同意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现转发给你们。各地在解决统战对象的类似问题时，可参照此原则进行处理。


 	中共中央

附：

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


（一）属于敌我矛盾的，其被查抄财物除酌发给本人生活必需品外，一律没收。

（二）现被专政机关拘留、监护和其它尚未定性的，其被查抄财物暂不处理。

（三）被查抄人是资本家的，其巨额存款（定息）和金银折价暂不退还，待中央另案处理。但本人或其家属生活确有困难的，应按其需要酌情退还。

（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包括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其被查抄财物退还本人。原物损坏或查无下落的，除特殊情况者外，不予赔偿。

（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已去世的，其被查抄的财物退还家属。

家属在国外和台、港、澳的，被查抄财物变价存入银行。

被查抄人夫妇及其父母均去世，其子女有固定收入，政治上要求进步，不愿继承被查抄财物的可由其子女申请上交国家。

（六）属于一、二两项被查抄人的家属，如非同犯，应不予牵连。其家属被查抄的财物，能辩认清楚的，原则上应全部退还。家属生活确有困难的，可从被查抄人的财物中酌发一部分生活费和生活必需品。

（七）已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家属，原享受国家定期生活补助的，在退还被查抄财物后足够生活的，停发生活补助费。

（八）退还查抄财物时，按下列办法分别处理：

①金、银、外币和金银制品，应兑换给国家银行。

②文物、图书、字画，经文物部门鉴定，国家有保存价值的可作价收购。

③有出口价值的珠钻玉翠首饰等物，根据本人或其家属自愿，由外贸部门收购。

④衣物、家具、用品中的四旧物品，由信托部门收购改制。不能改制的可上交有关部门处理。

⑤武器、弹药、反动证件和违禁物品一律没收。

⑥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原物退还本人。


 	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
1971年1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李雪峰检查
1971.02.15；中发﹝1971﹞10号


我的检查

李雪峰


我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九大”路线，违反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一，我的态度一直很坏


在伟大领袖毛生席、林副主席批示召开的极其重要的华北会议上，二十多天来，我的态度一直很坏，很僵，很恶劣。

会议一开始，我就想蒙混过关，欺骗群众说：“我的问题不大”,“我就是一个传达问题”,“主要的是解决北京军区的问题”，转移视线，色厉内荏。

大家揭发和中央同志点名批评“我的态度很僵”以后，我还是避重就轻，狡猾抵赖，只检查是当了“保皇派”，是“受骗”“上当”。不交心，说假话，只说过程、现象，不说思想、实质。给中央同志写检查信时，还拉着刘子厚同志一道签名，拉人下水。

中央同志又一再帮助，特别是江青同志严厉批评、教育后，我本应该悬崖勒马，低头认罪，但自己还是死不悔悟，一直发展到私派秘书回去，销毁文件、资料，销赃灭证。给秘书说：“这是你经手的，弄出来也牵连你。销毁了，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嫁祸于人，也陷害秘书，不好造反揭发我的错误。不准他造反，革命，给中央写信，反咬一口。后来又对刘子厚同志的揭发批判极为不满，手段很毒，丧失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尽管自己这样自绝于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是对我进行认真批评、帮助，给我最后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回想起毛主席给我的无数次的教导，想起自己历史上多次犯错误，毛主席多次挽救我，深感痛心，心情十分沉重，实在是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我的长期培养和教育。

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反复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在中央政治局，总理，江青同志，永胜同志等再三批评、帮助下，在与会全体同志的揭发、批判下，我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确实严重，摆在我面前的道路：一是跟毛主席走革命大道，改正错误；一是与党顽抗，跟反党分子陈伯达一同走进坟墓。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转变立场，彻底交代、清算自己的罪行，一定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同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划清界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第二，在庐山积极配合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党


毛主席在二中全会开幕前指示：这次会议的方针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是我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在政治上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他在华北组煽风点火后，当场布置“马上发”他放毒的专稿和综合简报，说：“今天是大事，简报要出得快一些”，抢先出了综合简报。简报更发展了陈伯达的反党思想，内容比陈伯达放的毒更毒，用语更刻薄，如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千刀万剐”等。当发简报时，有的同志提出“帽子”太多，我却说“中央会议嘛，有闻必录，如实反映”。“不仔细看了，发了吧”使简报能够很快签发、出笼，扩及全会各大组，起了破坏全会航向的极坏、极坏的作用。

两次给河北的几位工农同志打招呼，蒙蔽、煽动他们表态、发言，直接点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质问宪法起草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粉碎了反党进攻。随后，我为了推脱罪责，一面埋怨工农同志“太蠢”、“太笨”、“给我捅了一个大漏子”，责备他们“为什么要点名呢？”一面说：“有些老同志火气也很大，就是没有点名。”或者说：“这是军队带的头，军队的调子高嘛！”一面又让工农同志在小组会上作检查，检查后，我又急忙向总理、康老汇报，欺骗中央。同时，我对吴德同志四次提出四位同志发言的错误的严重性不满，责备吴德同志为什么老是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这是嫁祸于人，极力掩盖自己罪行的行为，我诚恳地在这个大会上向河北这几位同志公开认罪。

8月26日，毛主席批判了陈伯达之后，陈伯达给我一打电话，我又立即到他住处，与他谈话。他告诉我“心情沉重”，责备我“简报为什么不送给他看”，问我“要不要到华北组作检查。”我答复他“不需要。”我思想上同情他，没有决心和他划清界限。


第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紧跟陈伯达，其根由之一，就是由于我对中央有的领导同志不满，对我的历次原则批评怀恨在心，所以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思想上有共同性，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当陈伯达在庐山一跳出来煽风点火，我就很自然的积极紧跟，紧密配合。

反对中央领导同志，是因为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我顽固地站在刘少奇、陈伯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死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不改。反对这位领导同志的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

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在北京市犯了路线错误，这位领导同志对我的一些批评完全是对的，他叫我不要管新市委的事的建议也是对我的爱护，但自己出于资产阶级的唯我主义，却产生了不满、不服气的情绪。本来，五·二五我到北大去，这位领导同志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到北大去支持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没有听他的话，而听了陈伯达的话，去镇压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犯了错误。而我后来却一直不说明这一事实的真象。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位领导同志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我的这个错误。这是对我的又一次帮助。但我辜负了他的帮助，此后不仅没有回头，反而坚持错误，意见更大了。


1968年《河北日报》发表国庆重要消息，发生了在大标题中，把中央负责同志的名字勾掉的严重政治事件，即九·三○事件，这位领导同志又严厉批评了我，点我一直不向中央交代我同薄一波、安子文等反革命分子的暧昧关系。这本来是政治上对我的一个极大的关怀，可是因为这一下更戳到了自己的痛处，思想很抵触、很反感。以后虽然给中央写过一次检讨报告，但仍未涉及同薄、安等鬼混在一起的本质。随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的同志要我检查跟大叛徒刘少奇的关系，自己又联想到这位领导同志，对此不满。到年底，当编《若干重要文献》一书时，虽然核心小组和经手编辑的同志们都反对，我还是坚持要把《二月提纲》编进去。后来别有用心合订在书后印发。这完全是借题发泄不满情绪，制造反党舆论。

1970年夏天，攻击这位领导同志在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在河北省传达中央这次会议精神的干部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一位说学了这个讲话很受教育的同志，是“无知”、“糊涂虫”、“哗众取宠”，实际攻击了这位中央领导。


第四，封锁、抗拒毛主席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九届二中全会，当陈伯达反党被揭露后，由于自己心中有鬼，害怕揭出自己的问题，一直封锁、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主席8月25日批评我：“你当组长，就不管事，你怎么把的关。简报好凶哦，你在北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也没人说你是野心家、阴谋家”。我没有在华北组大会、河北小组会上传达，封锁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对九届二中全会的传达，中央本来已有指示。但是当郑维山同志问我：“讨论不讨论”时，我却说：“一讨论，不好办。”根据我的主意，我们确定回去只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公然违抗了中央的精神，影响了北京军区。河北省第一次传达，照此办理，蒙蔽了省核心小组和其他军队同志。同时，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时，有的同志说传达“不解渴”，我恶毒地说：“不解渴到水库去喝水去！” 并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给中央写第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只草草地说了几句话，对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没有表态，完全暴露了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反动的思想感情，违反了毛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

主席路过石家庄，明确讲了陈伯达是国民党，比彭德怀还坏，给我交了底。指出了陈伯达在华北联络人。又严肃批评了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指出“千刀万剐”是流氓语言，我们对俘虏还优待嘛。讲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切行动要听指挥，问了省会在石家庄好？保定好？天津好？我又对主席的指示，严加封锁，没有传达。

更不能容忍的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1970﹞62号文件下达后，我思想上更怕把火烧到自己身上，传达仍只用了半天时间，讨论了两个小时，便草草了事。我没有作任何检查，又没有对陈伯达作任何揭发，也没有阻止省核心小组和当时在省开会的各地区的主要干部揭发、批判。一错再错，死不觉悟。


第五，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拉拉扯扯由来已久


早在1966年，我在京、津工作的一段，就与反党分子陈伯达拉扯上了，关系逐步发展到极不正常。

1966年我到新市委工作时，5月25日去北大讲话，就按照他的电话意图，镇压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而没有听别的领导同志的话。这说明我是紧跟谁走和亲谁的。

当年9、10月间，陈伯达要我叫陶铸在主席处说，叫他去天津兼市委书记，我就给他对陶铸说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我同他一起，推荐了当年6月已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上揭发出有严重问题的胡昭衡，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11月中旬，胡昭衡回去传达，传不下去，陈伯达打电话批评天津，叫用他和我两人的名义，我又照办了。12月底，主席决定我去天津，陈伯达叫我去天津要靠胡昭衡、李树夫等人。

1967年1月至3月，我在天津期间，完全按照陈伯达的旨意，依靠胡昭衡、李树夫等坏人，要他们“积极活动”，开展工作。到2月间，胡昭衡、江枫便混进了夺权筹备小组。王亢之、李树夫因六十六军支左同志抵抗，而未得逞。6月间，我已离开天津，陈伯达要我安排王亢之等三个坏人的住处，后经郑维山同志使他们住到了北京军区西山招待所，我先后同他们谈话七次。陈伯达妄想利用他的这个黑班底，篡夺天津的领导权。我支持了他的这一阴谋计划。对这些坏人，早在华北局时期，就基本上掌握这些人的底细，但就是因为陈伯达喜欢他们，我就不问是非、原则，也积极跟着支持他们。


第六，陷害、打击三十八军


1967年6月，为了粉碎一小撮坏人利用华北局机关，破坏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决定军管了华北局机关。在实行军管的前后，反党分子陈伯达为了继续利用华北局机关破坏活动，通过反革命分子关锋、戚本禹出面，支持华北局机关群众组织“红联”，“红联”是支持我的一派。我配合了他的这一行动，积极回到华北局机关，插手机关的群众活动，并通过“红联”插手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十一期间，我同郑维山同志一起，布置“红联”就保定问题表态，反对了“省委兵团”，把矛头对准了三十八军。

接着，北京军区十一次全会，突出“以郑维山同志为首的新党委”，围攻坚持正确路线的三十八军，我参加了这一次会议的活动。在将要散会时，反党分子陈伯达乘中央接见全会同志的机会，拉我和郑维山同志一起，伙同他用12天的时间，周游了河北的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四个地区，互相吹捧，互相支持，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造军队、群众的分裂，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石家庄、邯郸先后表态，攻击三十八军支持的“省委兵团”和“农大造反团”两大组织。对这件事，过去我一直说假话，说事前不知道，是临时附和，实际上表态前以陈伯达为主，与我和郑维山同志一起议定的。在石家庄点“省委兵团”时，利用谣言作为借口，说“省委兵团”炮轰陈伯达，炮轰郑维山。陈伯达首先说“本想不理他，他向我们挑战了，好嘛！我们坚决应战”。郑维山同志说，“省委兵团”在石家庄有账，支持狂派，陈伯达说，那今晚就表态。这样三人决定在当晚的群众大会上点名。在邯郸点“农大造反团”时，也是事先听了保定点了“省委兵团”以后的情况汇报，陈伯达即说“要乘胜追击”，要“攻‘农大造反团’，要打出这张牌。”当场决定点名，陈伯达即席发表谈话。这些我当时都是同意的。陈伯达用袭击方法，打击“两团”，是打击三十八军，镇压保定群众，破坏保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思想上是自觉的，尤其是对打击“省委兵团”，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反对过我，这完全是自己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反映。

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随后明抢暗发枪，武斗升级更知道，但我打着“超然”的幌子，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河北省革委会成立以后，我把反党分子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靠山”、“后台”，忠实执行了他的反动路线，违反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顽固的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支一部分干部、压一部分干部。总理的指示、叶群同志在“九大”期间的讲话，都一概听不进去，只有陈伯达的话灵，他叫办的，坚决执行。同时，我看势力，观风向，折衷主义，调和两条路线，实用主义，怕揭开矛盾，总是回避矛盾，坚持执行陈伯达路线，越走越远。符合了他采取拖的办法的阴谋。

省革委会成立以来的两三年中，省革委领导的几个学习班，一直推行了打击原“省委兵团”干部的方针，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宣传工具《河北日报》以及电台、出版方面，也贯彻了陈伯达的黑旨意，靠一派、压一派，信任坏人，错误的在《河北日报》《大批判报》，大批判展览馆点两团的名，连续发生许多严重政治事件，如1968年《河北日报》九·三○事件，石家庄市厨窗展览杨成武照片事件等。对九·三○事件，中央是要我们严肃处理的，但是四位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共产党员，被用种种借口隔离、审查，实际关押一年多，我要对这一迫害事件负责。他批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厂从保定迁石家庄，批印刷厂群众来信，原批件都不给留，而且说只供我一人阅，不要外传，我问为什么，连想都没有想一想，而深信不疑，立即照办。他1970年7月到石家庄时，我又毕恭毕敬的款待、迎送、侍从，他走时本来在车站送了他，在主席路过时，我当面欺骗了主席，扯谎说没有送他。后不经请示，跟他到大同、内蒙，当他在大同犹豫不去内蒙，我出主意，说我们都是北京军区的，到内蒙我们开会，为他内蒙之行摇羽毛扇，出谋划策。为他在庐山反党作了准备。


第七，有个人野心


为什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就是自己的个人野心作怪。他迎合了我的野心。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多次流露想回北京，不安于现状，实际上感到自己从华北局、新市委到河北，官小了，不服气，总认为自己行，作为一个省革委会主任，似乎是大材小用。有临时思想，常往北京跑，公开在省核心小组说：“河北你们干吧，我走了，我回北京去！”从“九大”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自以为要回北京了，作了回的准备，连原来在北京住的房子、汽车等都基本上没有动。自己对十一中全会时，主席问总理说我“为什么不能当政治局正式委员”这件事，愿在同志们面前津津乐道。还讲某几位同志，过去都曾经在我领导下工作过，意思是只有我行，只能上不能下。一位领导同志1970年到河北，曾对海河行洪道土地利用提过一条意见，我根本没有考虑，一听就把它否定了。对另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也不服气，在二中全会，我就把他也作为攻击的对象之一。对毛主席委托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召开的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我也诽谤。这些完全是自己野心的大暴露，是对党和自己的关系，根本摆错位置的反映。毛主席、党中央给自己的荣誉、地位已经够高了，同自己的思想和才能已经很不相称，自己还不满足，真是利令智昏，鬼迷了我的心窍。鬼就是自己头脑里的顽固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其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的个人第一主义：突出个人，好为人师，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唯我独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怕，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

我现在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段教导，特别感到亲切，我就完全是主席批评的这种不老实的人，闹独立性的人。

在个人野心支配下，大搞独立王国，把自己所管的地区，看作私产。如对天津在河北建设的三线基地、钢铁基地，处处刁难、制造困难，甚至说天津在河北搞“飞地”、“殖民地”，批评河北办具体事的人是什么“丧权辱国”。对山东、河南、山西等友邻省，在煤炭供应等问题上也有类似错误，关系逐步紧张。

在个人野心支配下，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拥护、听话的，实际是不敢顶撞我的，我就信任、重用，凡是不愿意听我的，或反对过我的，就排斥、打击。压制群众，打击、排斥参加三结合的群众代表。特别是对于敢于坚持斗争的军队干部，态度恶劣，对军队没感情，说什么“穿军装的有什么了不起，穿便衣的要把腰杆挺起来。”公开挑拨军队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还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发脾气说：“你们做我的官，就得听我的话。”这是诬蔑军队干部的。如对省革委政治部一个负责同志进行无情打击，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建议省委机关坚持天天读，我却说这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这完全是我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

在个人野心支配下，搞两面派，挑拨三十八军和省军区的关系。如将三十八军反映河北省军区负责同志的材料，又交给省军区负责同志，怕查笔迹暴露挑拨两军关系的马脚，不让交秘书手抄的那一份。作事阴险。


第八，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的一个历史根源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紧跟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是紧跟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在几个重要历史关头，都是程度不同的跟着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跑的，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推行的“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四大自由”、1962年的右倾、1964年的形“左”实右、文化大革命开始，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我都是积极的追随者、贩卖者和执行者。如只从1960年华北局成立以后说：“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我从根本上接受了他们所搞的工业七十条。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时，又接受了他们对于形势的歪曲估计，认为困难时期还未渡过，还没有退够，否定了主席在二次庐山会议和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所作的最正确的估计：即已经退到谷底，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的指示。我当时看光明少，看困难多，对“包产到户”一度动摇。十中全会，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光辉指示，粉碎了刘少奇刮起的妖风。1963年5月杭州会议，主席提出第一个十条，并在若干资料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按语，叫大家作好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事隔三、四个月，刘少奇一伙又炮制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十条。对第二个十条中的一部分错误内容，自己也是欣赏的。1964年夏季，主席批驳了他们以地区为单位，集中万人于一个县的所谓大兵团作战，支持我们南北开战，专门召开会议辩论，我在会前，就向叛徒刘少奇投降，不战而降，出卖、背叛了毛主席的指示。此后，刘少奇批发了我的反右倾、大兵团作战的报告，沾沾自喜，进一步投降了他的反动路线，六四年冬四清蹲点，完全按照他的“桃园经验”，搞得冷冷清清，神秘化，绝对化，烦琐哲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在主席面前，不顾主席的制止，狂妄的滔滔不绝的错误百出的讲了两个小时，受到了主席的批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犯了路线错误。当时，自己思想很不通，7月26日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猖狂的当着中央同志的面，说要奉陪到底，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后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邓小平见面，知道我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几次检讨，表示“关心”，叛徒刘少奇接着说风凉话：“这也有好处嘛！”当时对他们讲的虽有反感，但在他们定性前仍有幻想，在思想感情上藕断丝连。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时，对主席为邓小平开脱、说好话，自己是很爱听的。以后，在河北借四清翻案事件，不准出版批判“桃园经验”的文章，继续掩护他的反动“桃园经验”，甚至颠倒黑白，把肃清其流毒，诬蔑为“反革命事件”。这说明我顽固的站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立场上。

我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人的关系是比较深的，实际上自己是加入了他们的伙的。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的关系，渊源很长，在白区工作时期，就有接触，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就混在一起，特别是全国解放时期，我到北京工作后，即过往甚密，更是打得火热。在同他们长期鬼混的过程中，中毒较深，沾染了他们的一套，学了他们的一套。他们的一套：从反动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到资产阶级的政客作风，以及不走正道走邪门等，在自己身上打有深刻的烙印，对这一套，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经过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等中央同志的教育，经过广大群众的批判，有过一定的触动。当我稍有进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舞，1966年底，中央根据主席指示，批发了我的检查报告。我本应该把这作为最大的鞭策，继续批判自己，改造自己，可是自己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当作自己骄傲的资本，固步自封，停止不前，最后倒退，发展到旧的一套又完全复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反党分子陈伯达就能够勾结在一起。


第九，恶霸作风


在省核心小组、常委、革委会内部，大搞独裁，实行一言堂，破坏民主集中制，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滥用职权，专横霸道。

省核心小组会，常常成为我的“训话会”，确实是如果开四个小时的会，我总是要将两、三个小时，一讲起来就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且讲的常常是一些空话、古话、废话、重复的话、错误的话，不让别人讲话，不让别人把话讲完，别人一讲就插断，就顶回，就堵别人的嘴，与其你讲，不如我讲，自己接上就讲起来没个完。更听不进不同意见和反对的意见，对与自己分歧的意见，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核心小组的同志，都不大愿参加核心小组会，经常“请假”缺席。实际上许多重要问题，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个人决定代替了集体领导，一元化变成了一言堂，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家长制、一长制。

飞扬跋扈，动辄训人、骂人，狂妄到了极点，骂人时什么语言都可能用，对群众、对干部、对解放军同志可以随便骂他们是“土匪”、“霸王”、“汉奸”、“特务”、“反革命”。最典型的是去年借口节约，破坏演样板戏，在大厅/庭广众之下，公然对刘子厚同志横加训斥。训的省革委会机关有几个组长都不敢参加我开的会。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成了孤家寡人，原来机关部、组长以上干部和我在一个小饭厅吃饭，由于我吃饭时还驯话、训人，大家都纷纷躲开，后来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烦琐哲学，大事小办，小事大办，不举旗抓纲，不看实质，不看大局，只看现象，只抓枝枝节节，把自己、把别人都引到只注意某些细微末节的事上，而丢了根本。谎谬到对省招待处五个工勤人员在省革委院内摘了几个杏子。我就马上亲自紧急召开全机关大会进行处理，说是“冲击省革委会“、“土匪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勒令五人作检查。

骄傲自满，自以为有功，一讲话就吹嘘自己，美化自己。总是以“有实际经验”自居，实际上自己一不会种田，二不会作工，三不会打仗，是一个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的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看到大区书记只剩下我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只剩下我在内的几个了，而更认为自己了不起，更加狂妄。这个沉重的包袱，成了个人野心滋长、发展的温床。

以上只是自己的一个初步检查，自我揭露的还很不够，自我批判的更不够。

自己的错误，的确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是不能饶恕的。自己一定低头认罪。

自己现在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未经改造好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自己一定从这次犯错误中吸取教训，决心与同志们一道，继续揭发、深挖自己的错误，斗私批修，彻底批判自己的错误，清除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的毒素，清除自己身上感染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毒素，清除自己身上保留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毒素。

自己一定好好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最新几个极端重要批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保持晚节，继续革命，奋斗终生。

一定忠于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忠于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教导，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关怀、教育下，在与会同志的批判、帮助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力求越迅速、越彻底的改正自己的错误，决不辜负主席和党中央这次对自己的抢救。

我完全拥护总理1月24日代表中央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中央对于我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决定。中央决定这样宽大，我一定从严要求自己，好好检查学习，坚决与反党分子陈伯达彻底决裂，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李雪峰
1971年1月26日修改稿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1年2月25日发出

共印60,000份。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中共中央转发郑维山检查
1971.02.15；中发〔1971〕9号


我的检查

郑维山


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林副主席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这次会议，坚决拥护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重要指示。坚决拥护周总理1月24日代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所作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英明决定。衷心感谢到会同志对我热诚、严肃的批评教育。衷心感谢三十八军党委和同志们对我热情、中肯的批评教育。三十八军党委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路线觉悟高，在揭发、批判陈伯达反党罪行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诚恳地向三十八军党委学习。

我这几十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爱护。是毛主席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培养成革命的干部；是毛主席使我从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死亡线上回到了革命的光明大道；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我从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泥坑里拉了出来；现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从阴谋家、野心家陈伯达的反党泥坑里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挽救。我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无限温暖。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全区广大指战员，我内心悔恨万分。


（一）


几年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由于我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上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贼船，紧跟他们干了反党乱军、镇压群众、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等许多罪恶勾当，充当了阴谋家、野心家陈伯达、杨成武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进行反党篡权的帮凶。我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经很深地陷进了反革命泥坑，我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罪，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同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勾结是很紧的，已经发展到了非组织的活动。

在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当了代总长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逐步超出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一直插手北京军区，妄图把北京军区变成他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地盘。我为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也想找他这个靠山。我和他是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杨勇被抓起来以后，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通过李天焕告诉我：“北京军区的司令是你的了”，他还通过他的心腹艾星告诉我：“杨代总长对你是信任的”，积极地对我进行拉拢。而我也在军区部队中大肆扩散他的影响，吹捧他为“华北军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他树碑立传。特别是在军区干部配备的问题上，杨成武通过我插进了黑手。军区“四大”以后，对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从酝酿到上报，始终是在杨成武一手操纵下搞的，有的是他提名的，有的是我提名他同意的。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为了把陈先瑞同志从北京军区排挤走，用栽赃陷害的卑鄙手法，几次指使我写信建议调动陈先瑞同志的工作。为了讨好杨成武，我还给他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杨成武的小舅子赵晶溪夫妇，在北空受到降职降衔处分后，在杨成武和他老婆的授意下，我把他们调到军区二六二医院，并借干部调衔晋级的机会，为他们越级提衔提级。

几年来，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深。我背着主席、林副主席，两次跟随陈伯达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听任他在许多部队和群众当中肆意放毒，并印发传播了他的许多黑话。反党分子陈伯达6次窜到军区大院，其中有2次是我拉他来的。一次是1967年军区开“学代会”时，一次是在筹备成立河北省革委会时。我回忆起来的，反党分子陈伯达还7次把我叫到他办公的地方，对我作黑指示。第一次是，他找坏人王亢之、李树夫、方纪谈话时，拉我参加，企图要我帮他包庇这些坏人钻进天津市革委会；第二次是，在江枫被揪出后，把我找去，并别有用心地说：“对江枫查出什么问题没有，江枫是不是与六十六军有矛盾”，企图通过我压六十六军为江枫开脱罪责。我当时为了讨好反党分子陈伯达，敌我不分，传达了他的黑指示；第三次是，在他由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回来以后，把我叫去，问了这几个地区的情况，并出主意让河北省军区进行所谓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耽心他在保定的阴谋露了马脚，搞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鬼把戏；第四次是，在总理批评了向群众组织明抢暗发大量枪支的错误以后，他把我找去，问枪是不是发的，企图挑动我对抗总理的批评，掩盖罪责；第五次是，军区党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在支左上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后，他又把我叫去，借口修改这个报告，通过删改军区在支左上所犯错误的阴险手段，来拉拢我；第六次是，68年2月的一天深夜，他把我叫去，说保定地区有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映三十八军支左的问题，想挑动我进一步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第七次是，在军管内蒙前，他把我叫到人大会堂，以修改军管内蒙的文件为名，积极插手内蒙，进一步对我进行拉拢。这次，反党分子陈伯达还恶毒地把原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许多内容都删去了，这是他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铁证。我对他这种反革命行为，听之任之，也是极大的犯罪。几年来，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还有过多次电话联系，其中有几次是他同我直接通话的。这些通话的内容，主要是具体地指使我如何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如要我给河北军区打招呼，要让三十八军跳，“跳多少次也不要上他的当！”；要“工筹派”不要再活动了，休整一下，以利再战；要把“敢死公社”、“劳技飞虎队”搞垮，“你们先布置好，再找三十八军商量，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等等。

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黑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同流合污的程度。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在以下问题上，我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一是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二是堆华北山头，把北京部队的主要干部都换成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和我所信任的干部；三是互为利用，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把我当成他们反党篡军的工具，我把他们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靠山。


我的主要错误和罪行是：


一、我紧跟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1967年，毛主席视察三大区时，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我却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窜到保定等地，以极其恶劣的手段，合谋摧垮了“省委红色造反兵团”、“农大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月，主席当面指示我，唐山是个工业城市，要我到唐山看一看，我没有去；12月，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让人通知我陪反党分子陈伯达去唐山，我当天就跟着去了。对参加冲击中央文革、想以很重的手提包撞击江青同志而未中的反革命分子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在他被介绍回军区后，我没有审查追究，就分配到部队工作。在芭蕾舞样板团支持“5·16”、反对江青同志的坏分子章亦敏，在介绍回军区后，未认真处理。对被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派到解放军报社，阴谋进行反革命夺权，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宗文，我们没作任何处理，还官复了原职，后来也只是向上写了一个撤职的报告，没有认真追查他的罪行。68年上半年，天津市核心小组向中央写了增补王曼恬同志为核心组成员的报告，反党分子陈伯达企图打击、陷害王曼恬同志，他问我“王曼恬究竟怎么样，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我转达了他的这个黑指示。这是我追随反党分子陈伯达打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一个罪行。“九大”以后，林副主席对保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感到很不安，指示我认真去抓一下，但我却顽固地站在陈伯达的反动立场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没有认真落实林副主席的指示。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多次讲话中公开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讲话中根本不提林副主席，我听到后既不表示反对，又不向上报告。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已经站到了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边，使反党分子陈伯达成了我的“太上皇”。


二、我追随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合谋，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充当了他们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得力干将。


三十八军是一支有卓越战功的英雄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这支部队调到首都附近执行神圣的“五保卫”任务。对这样一支好部队，我本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但是我却勾结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采取极其恶毒的手段，长期进行打击、陷害。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是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战略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自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想借助他们的势力制服三十八军，因此完全同他们站到了一起。我对三十八军的恶感，是从支左上的分歧开始的。我不是用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辨是非，而是错误地认为他们不听话、不服管；错误地认为他们总是支持我不支持的组织。从而触犯了我的尊严，我就心怀不满，在思想上扎下了制服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根子。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向中央，也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片面地反映了三十八军和他们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情况，想让上面支持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看中了我这一点，就利用和支持了我，我也就仗势打击了三十八军。19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向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汇报三十八军支左和保定情况时，他恶毒地说：“万岁军是彭德怀封的”，并当场向李天佑同志发脾气说：三十八军就是你们的主意调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这些极为反动的黑话，助长了我对三十八军的反感。后来，我也向一些人散布过杨成武说的“万岁军是彭德怀封的”这一黑话，借此贬低、诬蔑三十八军，为搞臭三十八军造了舆论。1967年10月，林副主席告诫我说，三十八军是个好部队。我不仅没有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去爱护这支部队，反而散布说“三十八军的支左究竟怎么样，我还要看一看”。这是我公然对抗林副主席指示的一个罪行。1967年12月，我在军区党委十一次全会上，恶劣地挑起对三十八军的围攻，企图压服他们。特别是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我跟着反党分子陈伯达跑到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犯下了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一系列罪行。这次阴谋活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提出，我伙同他进行的。当时，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军区党委十一次全会上，公开提出要拜访北京军区各军和省军区。会后，反党分子陈伯达就背着主席，拉着我和李雪峰同志，开始了罪恶的活动。从唐山飞往保定的途中，陈伯达问我三十八军军长、政委的情况，我向他说了李光军同志的坏话，反党分子陈伯达恶毒地说：“王猛也不支持你嘛”。这是反党分子陈伯达露骨地直接指使我打击、陷害三十八军领导同志的罪恶阴谋。也是我伙同反党分子陈伯达陷害三十八军领导同志的一个罪行。在保定活动期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有意识地大造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准备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舆论。接着，反党分子陈伯达同我和李雪峰同志合谋策划，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宣布了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两个群众组织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我在反党分子陈伯达“乘胜追击、彻底摧垮”的反动方针支配下，要河北军区整理这些群众组织的所谓“罪状”，说“市直总部和省委兵团是穿连档裤的”。妄图彻底摧垮这一派群众组织。我还斥责河北省军区同三十八军发表关于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声明是错误的，指使河北省军区撕毁了这个声明。反党分子陈伯达叫我把马辉同志接到邯郸，我和他共同向马辉同志布置了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具体办法。反党分子陈伯达对河北省军区说：“三十八军很狡猾”，恶毒地分裂军队，我也跟着他胡说什么不要上三十八军的圈套。我还在同刘海清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刘海清同志是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要他爱护三十八军的荣誉，卑鄙地挑拨三十八军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在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暗示和我的影响下，明抢暗发了大量枪支，挑起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这完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的罪行。反党分子陈伯达提出要把河北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并说“搬石家庄是战略考虑”。我为了压制、陷害三十八军，就按照他的黑旨意，向中央写了报告。这次罪恶活动集中地说明，在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问题上，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是完全一致的。以后，我还布置过继续收集三十八军支左的黑材料，在分配筹备河北省革委会协商代表名额上，在省革委会委员的分配上，我都压了三十八军和他们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我还在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暗示和杨成武的授意下，写了调换三十八军军长、政委的报告，企图从组织上制服三十八军。我这一系列追随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自毁长城的罪行，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同志谈话了，这完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和我的反革命罪行造成的。


三、在反党分子陈伯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把天津市变成他反革命据点的阴谋活动中，我敌我不分，支持了坏人。


1968年初，我跟随反党分子陈伯达跑到南开大学，以制止武斗为名，为他捞取政治资本。1967年5、6月间，我按照陈伯达的黑指示，把坏人王亢之、李树夫、方纪窝藏在军区大院40多天。我还多次向六十六军和天津市革委会传达了陈伯达的黑指示，压天津的同志，包庇江枫、王亢之、李树夫、方纪等坏人，使江枫、王亢之钻进了天津市革委会。干扰和破坏了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推迟了6、7个月。


四、我推行了刘少奇、陈伯达、杨成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阀主义恶性发展，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


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同意取缔了河北地区的三大群众组织，逮捕关押了大批群众，镇压了群众运动。1968年2月，在处理磁县问题时，我按照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黑指示，下令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欠下了人民的血债。我在处理晋东南问题时，又想用武力解决问题，采取突然袭击的恶劣手段，当面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妄图再次对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这是我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行。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就是站在国民党和军阀的立场上，镇压了人民。我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我的军阀主义是有历史性的，是有严重罪行的。我在四方面军时，就曾枪毙过自己的警卫员，砸过县委会，枪毙过俘虏。以后还多次打骂过革命同志。就是在最近几年，我稍不顺心，就训斥挖苦同志。连同我朝夕相处的司机、警卫员，我也不把他们当阶级兄弟看待。谁触犯了我的尊严，伤害了我的利益，我就以种种方式进行打击报复。比如，在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会上，有些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就怀恨在心。陈先瑞同志对我的批评比较尖锐，我错误的认为他是借机整我，思想上结了疙瘩，感情上疏远冷淡，工作上支持很不够，有时还散布对陈先瑞同志不满。特别严重的是，近几年来，我的军阀主义发展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严重地步。

长期以来，我还随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家长”自居，搞党内独裁，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有的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作主。对同级和下级以上压下，仗势欺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拒绝批评，飞扬跋扈，称王称霸，蛮横霸道。致使有的不敢向我请示工作，有的不敢接近我，有的甚至不敢直接和我打电话。更使我痛心的是，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战友，由于我的飞扬跋扈，使他们不愿意和我一块工作，想离开军区。我对政治工作口头上虽然也说政治第一，但实际上是很不关心的，没有把政治思想领导作为党委的最高职责。这说明张国焘的枪杆子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对我毒害很深，发展到了头脑里没有人民，没有党的集体领导，没有无产阶级政治的严重地步，成了新军阀。


五、我追随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一贯拉山头、闹宗派，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极其反动地鼓吹说：聂荣臻是晋察冀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是华北军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我是北京军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些在我思想上中毒很深，根深蒂固，也是我搞华北山头的思想基础。这个严重错误，在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被揪出以后，虽然集中地进行过批判和清算，但由于我的极端个人主义作怪，继续坚持错误，只是表面上暂时有所收敛，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甚至把社会上资产阶级派性的那套脏东西，也带到军队内部来了。我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过去在对待二十一军、二十四军就有过不少表现，近几年在对待三十八军问题上，我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是我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大亮相。对部队，我有亲有疏，就是在党委内部甚至在常委中也有亲疏之分，不能一视同仁。在我的头脑里，没有树立起“五湖四海”的思想。我看待和使用干部不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的三项原则，而是分本区的和外来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是以个人好恶和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任人唯亲，以感情代替政策。吴岱同志在军区“四大”结束后，我本应及时向群众做工作，给他创造站出来的工作的条件，但我却认为他不是华北山头的，对他不了解，还需要看一个时期，说过他的坏话，致使吴岱同志靠边站了很久。相反，在杨成武的授意下，我曾想把已经调出军区并休息多年的华北干部，安排在军区工作。更严重的是，我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已经达到了敌我不分的程度。原战友文工团坏分子王文浩，勾结军内的一些人进行特务活动，搞打、砸、抢，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江青同志曾多次对我指出，王文浩是坏人，就是因为在军区“四大”期间，王拥护我、保我，所以我对江青同志的指示没有执行，迟迟未作处理，包庇了这个坏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林副主席指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是对我们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由于我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军队内部、上下之间和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败坏了部队的传统作风，已经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自己搞得圈子越来越小，成了孤家寡人。

我大搞独立王国，向党闹独立性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在我当副司令的时候，我所分管的那一部分工作，从来不愿意别人过问，也很少向党委认真请示报告。近几年来，这种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处处突出个人，在军区范围内，搞以我“为首”、以我“为中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在军区党委十一次全会上发展到了顶峰，流毒甚广。在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会上虽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由于灵魂深处没有铲除这个毒根，因此时隔两年，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内蒙喊了“向以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学习”，我又忘乎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量印发扩散。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擅作主张。1967年1月把杨勇、廖汉生抓起来，我没有向主席、林副主席报告。反党分子陈伯达两次窜到华北各地进行阴谋活动，我没有向主席、林副主席报告。1968年初，办人武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我没有请示中央，就擅自将山西等地的干部扩大进来，为此康老曾批评我闹独立王国。在内蒙军管中，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扩大了前指领导小组成员。在中央尚未批复内蒙日报恢复地方版时，就提前2个月出了报。更为严重的是，我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有些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认为执行了对自己不利的，有的封锁，有的消极抵抗。对总理、江青同志的批评，有时听不进去，甚至当面顶撞。1968年4月9日，江青同志严厉批评我搞突然袭击，要开枪权、扫荡权。我当面狡辩抵赖，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在那次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说：“如果你真说了这个话，要作检查。”他的这个话是对抗江青同志，袒护我的错误。当时内心对他很感激，事后还向别人流露过这种情绪，对江青同志完全正确的批评心怀不满。这些都说明聂荣臻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流毒，在我思想上中毒很深。

我还说过不少假话，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为根据，欺上瞒下，作风严重不正。我多次向主席、林副主席说过假话，写过假报告。1967年下半年我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如三十八军支持的群众组织是保林铁的等，向林副主席作了汇报，欺骗了林副主席。后来又把这个假情况，向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再次进行欺骗，诬告三十八军；1967年底，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到保定，明明是镇压群众，挑起了“派性”，破坏了保定的大好形势，我却同李雪峰和反党分子陈伯达一起向中央写了假报告，说“保定形势大好”，欺骗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1968年2月份，磁县开枪镇压群众，是我布置的，事后向中央隐瞒了开枪杀伤群众的真实情况，并恶劣地把责任推到下面，玩弄了欺上害下的两面派手法；1968年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斥责反党分子陈伯达在保定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我当面听了，会上既不揭发，会后故意隐瞒，封锁了江青同志的指示；我还以“马路消息”、似是而非的东西为根据，散布了不少谎言，如曾多次说过，李光军同志打王猛同志，卑鄙地诬蔑同志的人格。这些说明，我接受了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恶劣作风。


六、我在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庐山跳出来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的前后，站在他的一边，反对党的“九大”路线。


庐山会议前，反党分子陈伯达以谈华北经济协作为名，又一次窜到华北各地活动，目的是为了巩固他“太上皇”的地位，进一步联络人，为他分裂党的阴谋做舆论和组织准备。我怀着通过搞经济协作，抓华北党政大权的野心，欢迎他来，跟着他跑，为他摇旗呐喊。反党分子陈伯达每到一处，都组织群众欢迎，并一再向部队、群众宣布，“陈伯达来看望大家，这是对我们的很大关怀”。陈伯达回北京后，在给中央写的假报告中，说他这次出去，只找了地方干部，谈了地方问题，避而不谈插手军队。事后，我也看到这个报告，没有向中央揭发。在这次活动中，除集体活动外，我和反党分子陈伯达单独接触两次。一次是在大同，他到我住房门口，谈了几句有关经济协作的问题；一次是在包头，临走那天，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要我组织人用手笔抄一份《绥远省志》。在由包头到毕克齐机场的车上，他对我说：“你还欢不欢迎我来？”我说：“当然欢迎”。他说：“那你替我向总理请假”。此外，他还问我内蒙自治区的干部有何打算，我向他讲了我在中央汇报过的意见。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疯狂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时，我完全听信了他的谎言，带头表态支持，积极呼应。

二中全会后，我怕暴露自己的错误，怕把自己牵连进去，违背中央指示，提出了分片传达，不集中开会，采取了只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的极为错误的做法，企图蒙混过关。去年11月，军区党委召开全委会，第二次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我开始不想开这次会。后来虽然开了，但很不认真。特别是害怕把我追随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罪行搞出来，还阻止肖文玖同志谈保定问题。中央〔1970〕62号文件下达后，我仍然执迷不悟，只是从内蒙打电话问了一下。直到主席亲自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前，我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没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军区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陈伯达反党问题上所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完全是我造成的。

我的错误和罪行所造成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一些地区成了长期不得解决的老大难，影响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好形势，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使军队内部上下之间、部队之间，以及军政、军民之间关系紧张，直接损害了部队的“两化”建设，败坏了部队的作风，影响了战备的落实。所有这些问题，责任全在我的身上，河北军区、各军和军区机关是没有责任的。



（二）


我所以会同野心家、阴谋家结合在一起，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而且是一犯再犯，决不是偶然的。总根源就在于我的世界观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是反动的极端利己主义，我的灵魂深处同野心家、阴谋家臭味相投，这就决定了我对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虽然主席、林副主席一保再保，但我死不回头。使我的错误越犯越大，在反革命泥坑里越陷越深。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我就是一个打个人算盘的人。我参加革命虽然几十年了，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改造，而且不断滋长、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盲目地背上了两个包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争名争利，伸手抓权的野心家的地步，想在华北地区称王称霸。文化大革命前，我就不甘心在杨勇手下当副司令；杨勇一到军区，我就给总政写信要求住学校，要挟军委；我还经常吹冷风，说我不是个好助手，向党发泄不满。1966年10月以后，叶剑英同志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曾向我说，杨勇也有问题，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烧着看。我当时认为杨勇要倒台，我当军区司令的机会来到了。因此，12月各军干部来军区开会时，我迫不及待地向部分同志打了招呼，说“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杨勇也有问题”，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已经掌握了军区的领导权。1967年1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和肖华、杨成武向我布置要“火烧杨勇，把他烧焦”，我在急于当军区司令的思想支配下，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就连夜亲自布置了火烧杨勇的大字报，并派军区文革到杨勇家查封了材料。这是我抓权野心的一次大表演。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前后对杨勇问题，曾作过多次指示，但由于我做贼心虚，因此既不想传达，又没有认真执行。我当北京军区司令以后，个人主义的野心仍不满足，千方百计向华北各地伸手，扩大个人影响，捞取资本，企图把华北整个大权抓到自己手里。天津、河北成立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上，我都签了字。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插了手。1967年，我曾向山西驻军传达过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黑指示，要他们在支左问题上多听张日清的。还接待过山西群众组织的代表。1967年9月，山西军区转达刘格平要给阳泉市的群众组织发民兵枪支的意见，我同意发了200多支枪。军管内蒙，我又积极要求去，想露一手，捞点资本。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内蒙形势好转后，我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到处吹嘘，借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后，北京市革委会向军区党委写了个报告，这本来是北京市对军区党委的尊重，而我却认为是对我个人的抬高，内心很欣赏，几次催促司令部转发各地，目的是要各省市都这样做。山西的报告中没提到这次会议是北京军区主持召开的，我就认为他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心里很恼火。特别是对华北地区的经济协作问题，我非常感兴趣，我的思想深处是想通过搞经济协作，直接向华北各省市发号施令，真正把华北的大权拿到手。为实现我的这个野心，我还经常自吹自擂，标榜自己，贪功诿过，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看得很重，总想让上面讲好，下面叫好，上面和下面都不讲，就自己吹，唯恐别人不知道。

我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就积极找靠山，抱粗腿，不走大路走小路，想借着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势力向上爬，想让他们在中央给我说好话，结果同阴谋家、野心家陈伯达、杨成武之流搞到了一起。对他们的许多黑指示，不顾群众死活，不顾党纪国法，我坚决执行。我卖力地吹捧他们，为他们涂脂抹粉。对他们的胡言乱语，有时我根本就没有听懂，也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语重心长”，他们的“指示很重要，要坚决执行”等等。为了讨好他们，军区召开的一些会议，也主动把他们拉来。1967年军区召开学代会时，我以全体代表的名义，要反党分子陈伯达“在百忙中到会作指示”，并亲自坐车去接他；对他们的黑话有闻必录，积极印发，广为扩散，特别是对吹捧我的一些黑话，印得多，发得广；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能靠就靠，能跟就跟，能贴就贴。那怕把我的名字和他们列在一起，也感到荣耀。总之，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把他捧为太上皇。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几十年来，我没有带着自己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不仅我原有的个体农民的落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而且还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等种种坏思想、坏作风，我的灵魂是丑恶、腐朽的。我盲目地背上了两个包袱，凭着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想象办事，还自认为高明，了不起，看不到也不愿意去看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根本不去革自己的命。因此我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很低很低，上跟不上毛主席、林副主席，下落后于群众，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看不清方向，分不清是非，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敬爱的江青同志批评我“不学无术”，完全打中了我的要害。

我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我不仅曾跟着张国焘犯过路线错误，建国以来，在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1964年大比武，我为了出风头、争第一，积极推行了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全区刮起了大比武的妖风，严重地冲击了无产阶级政治，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林副主席着重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在华北设防问题上，我也贯彻了彭德怀、罗瑞卿和杨成武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林副主席的作战指导原则。在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操纵和影响下，我还犯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对待三十八军等许多问题上，又犯了严重罪行。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我在对待陈伯达反党问题上，丧失立场，又犯了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屡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事实，充分说明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在我头脑里没有牢固确立毛主席的统帅地位和林副主席的副统帅地位。这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极端个人主义恶性发作的必然结果。由于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给党和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我辜负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几十年的培养教育，辜负了全区广大指战员对我的重托。我是有罪的人，我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三）



一个多月来，我反复学习了伟大领袖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和最近一系列的批示，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耐心教育下，在同志们严肃诚恳的批评帮助下，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但是，由于我的错误和罪行极为严重，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很广，在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反革命泥坑里陷得很深，已经到了几乎不能自拔的程度。因此，我现在的这个检查和认识，是很不够的。我决心对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继续翻箱倒柜，彻底清算，直到挖深批透为止。我的心情十分沉痛，我恳切地请求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继续严厉地批评我，教育我，挽救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次会上，同志们对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极端严重，罪恶非常重大，灵魂极为丑恶，我对自己无比痛恨！我越是痛恨自己，就越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无限温暖，越感到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帮助非常亲切。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挽救，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也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我决心彻底地革自己的命，脱胎换骨，痛改前非，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纠正一切不正之风，保持革命晚节，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继续革命到底，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我是一个在反党分子陈伯达反革命泥坑中陷得很深的人，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彻底地与反党分子陈伯达决裂，从思想上、感情上、立场上、作风上完全转过来，坚决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边，彻底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坚决同他划清界限。关于我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我请求中央和军委，在全区进一步展开揭发批判，彻底肃清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和我的一切流毒！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我所以屡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这一类阴谋家、野心家鬼混在一起，归根到底，就是我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我一定要以副统帅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象敬爱的江青同志那样，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绝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同志们对我的挽救和希望。

我的检查，肯定会有许多错误，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帮助。


 	郑维山
1971年1月26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2.25；中发[1971]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 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

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

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二)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三)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著作，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重要指示，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全体革命人民的团结。

(三)要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华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华北地区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解决的，不能否定党中央决定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如果有人借“批陈整风”的机会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当前的革命大好形势，那是不允许的。

(四)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我们都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天津市革委会有些干部，过去受了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蒙蔽，跟着李雪峰，郑维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只要他们能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决裂，同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严重错误划清界限，应该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次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1971]3号文件，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

(五)各级党的组织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的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六)要坚决纠正某些干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搞军阀主义、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对内的大国沙文主义等歪风邪气，使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份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
1971.02.26; 中发 [1971] 20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同意《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各级党委应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的教导，切实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公安保卫机关和全体公安保卫人员，应当在党委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改造世界观。要继绩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死党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发至县、团级





毛主席语录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



经党中央批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于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一日开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参加会议的共二百七十三人，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主管公安工作和公安机关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军队系统各保卫部斗、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一、会 议 的 收 获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批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大家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心情非常激动，表示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一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

这次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从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路线问题的重要指示，回顾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家深刻认识到，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要失败，就要垮台。中国革命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都是毛主席拨正了航向，使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有了毛主席，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新中国，才有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今天。会议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公安工作路线，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死党彭真、罗瑞卿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划清了两条路线的界限，懂得了路战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增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初步进行了批陈整风。深深体会到，这些重要批示，对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为重要。决心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与会同志批评了近一个时期公安部对下面“关门”不管事，不通气，专政机关闭塞耳目的严重错误。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诚恳接受批评，作了检讨，表示坚决改正。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学习和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是加强思想建设的会议，是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班。



二、对敌斗争的大好形势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群众肃反运动。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动员亿万革命群众，揪出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暴露了长期隐藏下来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中，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破获了一批反革命和刑事案件，取得了伟大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大大振奋了群众，有力地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光辉思想正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在党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遵照毛主席“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的教导，和广大革命干警一起，抓革命，促工作，使公安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干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日益加深，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和下放科室人员，纯洁了组织，锻炼了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绝大多数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又吸收了一批新鲜血液，充实和加强了公安队伍。各级公安机关以解放军为榜样，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运动，先进人物、先进单位不断涌现，一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公安队伍正在斗争中成长。



三、公安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



长期以来，公安战线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肃反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为公安工作规定了一整套科学的完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成功地解决了肃反斗争这个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死党彭真、罗瑞卿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罗瑞卿离开公安部以后，仍指使其代理人叛徒徐子荣等，继续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公安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开展了猛烈进攻，一攻又一次地战胜了刘、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彭、罗的反革命阴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会议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


（一）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狠抓阶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刘、彭、罗一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嚣“国内阶级斗争结束了”，“反革命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消亡了”，胡说“同帝国主义特务作斗争是过渡时期公安工作的基本纲领”。一九五八年，他们大搞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运动”，给四类分子大摘帽子，把专政矛头指向人民内部。这是刘、彭、罗保护敌人，镇压群众，阴谋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一次大暴露。

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同刘、彭、罗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狠抓阶级斗争。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就发动了群众，挖出了敌人，革命和生产出现大好形势。例如，广东海丰县，过去在反偷渡外逃斗争中，只抓生活，放松阶级斗争，长期解决不了问题。一九六八年狠抓政治边防建设，大揭香港的黑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制止了偷渡，促进了生产，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洛阳拖拉机厂，过去忽视阶级斗争，坏人为非作歹，革命和生产遭受一些损失。“一打三反”一搞，揪出了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一九七0年前十个月生产出一万四千多台拖拉机，相当于一九六九年的两倍半。

事实证明：不抓阶级斗争，反革命就兴风作浪，人民就要受害遭殃；狠抓阶级斗争，就大灭敌人威风，大长人民志气，无产阶级专政就日益巩固。


（二）反对垂直领导，加强党委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都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刘、彭、罗一贯反对党委领导。建国初期，罗瑞卿公开向中央提出公安系统要实行垂直领导，妄图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他们一向鼓吹“公安工作特殊论”，胡说“党委不要干涉业务”。罗瑞卿特别叫嚷政治侦察要由公安部统一集中指挥，直接发号施令，独揽侦察大权，把公安机关凌驾于党委之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批了垂直领导，增强了党的观念。在党委领导下，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紧跟照办，一切重大问题都向党委请示报告。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公安机关的领导，促进了公安机关的革命化，全局观念增强了，对敌斗争有力了。例如解放初，发现抗日战争期间蒋匪军统“特训班”派遣了七百多名特务混入我根据地。侦察部门孤立办案，搞了十多年没有查清。一九六九年，遵照中央指示，将此案交给了有关省、市、区重新审理。党委加强了领导，一年来，已查清落实了四百多名。

经验证明：公安机关必须在党委颔导下，才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广泛动员群众，有力地打击敌人。离开了党委领导，就会迷失方向，脱离群众，削弱对敌斗争，甚至有被坏人篡权的危险。


（三）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走群众路线。


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是我国公安工作最大的特点。刘、彭、罗一贯反对群众路线，诬蔑群众运动是“原始的、低级的”，大搞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推行侦察第一、特情第一、技术第一，把公安工作搞得神乎其神。他们妄图使公安机关脱离党，脱离群众，把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变为少数人的专政。他们还利用神秘主义，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批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公安工作坚决走群众路线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都出现了一批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例如，浙江诸暨县枫桥区，过去只靠少数干部专政，五类分子半数有破坏活动，四清运动中，充分发动群众批判斗争，制服了敌人，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矛盾不上交。七年来，他们一直坚持群众专政。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又挖出一些逃亡外地的历史反革命。上海中山北路派出所，军管后，干警和群众一起批判神秘主义，依靠群众查破了六八年以来的全部政治案件，有效地对五类分子进行了监督改造，教育改造好了大多数违法青少年。山西阳泉市，在“一打三反”中，涌现出一个街道家庭妇女调查组，跑了二十多个村庄，挖出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二十多名。群众称赞她们是对敌斗争的“红色娘子军”。辽宁岫岩县有个叫“于和尚”的反革命分子，组织反革命集团流窜在辽东一带。公安局只靠秘密侦察，靠特情，十八年没有抓住。军管后又“穿新鞋，走老路”，追捕六十天，让“于和尚”从眼皮下跑掉了。后来放手发动群众，二十天就抓到了。

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公安机关必须把做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可以减少刑事犯罪案件。


（四）严禁逼、供、信，加强调查研究。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刘、彭、罗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大肆宣扬《包公案》和苏修“审讯术”，极力贩卖封、资、修那一套唯心主义的黑货。在他们的毒害下，有些公安人员以主观臆断代替调查研究，以口供代替证据，指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把一些案件搞得真假难分，造成假案错案，冤枉好人，放纵敌人。有的坏人还利用逼供信，陷害好人。

逼供信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在全体公安人员和广大群众中反复进行教育，把逼供信搞臭。


（五）狠批特权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全心全惫地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地，诚诚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刘、彭、罗却胡说“公安部是第一个部，公安人员不是孙子，而是老子。”在他们的毒害下，有些干警自认为是“管人”的，处处高人一等，摆威风，耍特权，打人骂人，甚至鸣枪威吓，严重脱离群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批了特权思想，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改造世界观，出现了一批一心为公，舍己为人的公安人员。成都铁路局民警罗云山同志，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一九七0年六月，一个旅客突然横穿铁路，眼看要被火车轧住，在这生死关头，罗云山奋不顾身救出了群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陕西商洛地区公安机关档案员唐明珠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始终坚守岗位，保护了档案。一九七0年，他在一个夜晚，冒着大风雪，驾驶摩托车和另外两个同志去执行紧急任务，中途不幸发生事故，他不顾个人安危，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了同志，牺牲了自己。

公安人员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做一个为敌人所惧怕、为人民所喜爱的公安战士。


（六）狠批业务挂帅，坚持政治挂帅。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林副主席指出：“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浑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刘、彭、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散布“业务好就是政治好”，“破了案就是突出政治”，妄图把公安机关引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歧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狠批业务挂帅，贯彻毛主席政治建军的方针，大大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不断涌现。北京市公安局消防支队，军管后，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克服了重技术、轻政治的倾向，革命精神大大发扬。一九七0年二月，官厅煤矿发生井下大火，参加灭火的全体消防战士，冲破了六十度为灭火“禁区”的框框，连续奋战十二昼夜，喷永近万吨，扑灭了六百多米长的井道烈火，胜利完成任务。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建设公安队伍、做好公安工作的根本。

会议认为，公安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有。刘、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还远没有肃清，必须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但是，我们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批判垂直领导，要加强在党委领导下公安机关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批判神秘主义，要整顿和加强必要的秘密侦察和技术侦察。批判业务挂帅，要坚持政治统帅业务，搞好业务建设。只有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防止片面性、绝对化，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四、今后工作意见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正在变换反革命手法，活动更加狡猾隐蔽。少数反革命分子穷凶极恶，铤而走险，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帝、修、反也在加紧特务间谍破坏活动。我们工作上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斗、批、改的任务还很重，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和平麻痹思想。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根据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自觉地改造世界观。领导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要利用当前极好时机，以批修整风为纲，认真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反对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着的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逼供信，和“公安工作危险论”、“不服气”等错误思想，使公安队伍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

（三）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中发十三号文件，认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实行毛主席规定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郡、教育群众的方针”。还要贯彻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要突出一个准字，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四）继续落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依靠群众发现敌人，预防犯罪，就地监督改造五类分子，贯彻毛主席关于“几个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的指示。建立和健全机关、工矿、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保卫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加强保卫工作。建立和健全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

（五）加强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隐蔽斗争。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沿边地区，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边缘山区，要在人民群众中加强防奸、防谍教育。公安部门必须进行更系统的侦察工作，整顿和加强侦察干部队伍。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总结经验，有领导地整顿和建设一支荫蔽精干的秘密侦察力量，整顿和加强技术侦察工作（包括刑事技术侦察）。秘密侦察、技术侦察是群众路线的一种辅助手段，只准用来对付敌人，绝对禁止使用于党内和人民内部。

（六）加强首脑机关、要害部门的保卫保密工作。一小撮死心? 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暗害活动。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纯洁内部。严肃认真地做好外宾和负责同志的警卫工作，要先外后内，反对特殊化，反对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警卫工作既要保证安全，又要方便负责同志联系群众。

（七）加强治安管理。预防和打击盗窃、流氓、阿飞等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协同街道，学校和家长做好青少年特别是社会青年的教育管理工作，教育改造违法青少年，打击教唆犯。正确对待和争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加强户口、交通管理，做好消防工作，预防事故。节日期间，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要加强戒备。

（八）恢复和整顿劳改农场、工厂。坚决执行改造第一的方针，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罪犯。对反革命犯、刑事犯和人民内部犯法分子以及刑满就业人员，要区别对待。改造和生产由公安机关统一领导，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看押武装按照过去规定，请各省军区统—调配。大中城市要恢复、整顿劳动教养和强制劳动，但要从严控制。

（九）加强党委对公安机关的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党委请示报告，按照党委的决定办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要加强上级公安机关同下级公安机关的联系。公安机关内部要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关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好典型，总结经验，当好党委的参谋。

（十）以解放军为榜样，建设一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以两个“决议”为指针，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运动。加强县、社公安保卫组织和派出所、民警队等基层单位的建设，搞好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特别要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适当加强军管力量，军管干部要保持相对稳定。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条标准，培养选拔干部，务必使公安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日发出
共印四一、0四五份。

来源：合肥市档案馆002-08-0001-016



中共中央重印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1971.04.00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压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兼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妥善地最彻底的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这个错误方针简单的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的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

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而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逮捕审讯）的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入反省机关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的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

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自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的形成起来的。

一般的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的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的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

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的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再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

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分清其犯罪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事情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与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

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干查出两千多人（其中有部分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该是毫不动摇的，千方百计的，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二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比杀掉为有利。只要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

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的神秘化的观点，才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了一大批的特务分子，很好的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

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的人，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以及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抗大、党校、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的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参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部门，及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的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附：


康生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草稿）

——关于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问题——


同志们!我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胜利的开始了。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作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基本要求；分析了目前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总结了八年来中国抗日战争中存在着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指出了中国抗战建国的两个可能两个前途，对如何动员与统一全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民主力量，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强盛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上，制定了一个划时代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纲领。对中国国民党区域的统治的人民，中国沦陷区的人民，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提出了当前的具体任务，对我党二十五年来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作了一个明确的总结，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所有这些，我认为是真正符合于中国人民当前的迫切要求，是动员统一全国人民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指针，是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继续发展，是毛泽东同志手创新民主主义论的光辉的发扬与具体的运用，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指出了一条民族解放，民主团结的光明道路，一切反对这条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人们，将在历史的车轮面前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在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后，朱德同志又作了军事报告，我对于这些报告完全同意。有了这样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的军队，有了这样为毛泽东思想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伟大的政治任务。目前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要努力的将毛泽东同志报告的每一纲领每一任务，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实现到实际工作中去，为此，我想说说解放区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问题。

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暗藏的特务活动，以争取中国抗日民族战争最后胜利，为了迅速取消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独裁政治及法西斯特务机关，以争取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彻底实现，为了保护中国解放区人民的自由，保护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人民所拥护的中国共产党的纯洁与巩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是解放区人民争取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任务，同时又指出实行这种任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则不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后一种人，既要采取严肃态度，又要采取谨慎态度。”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是掌握了反奸斗争的特点而提出的正确指针。对于我们今后实行反对暗藏的民族玻坏分子的任务是有重大的决定意义。

反奸斗争的特点

反奸斗争是一种复杂的，尖锐的长期的隐蔽战争。这种斗争的特点，首先是：敌人是暗藏的看不见的。本来日寇的特务机关，侦探机关宪兵机关，就他们自己来说，是公开半公开的存在着。但等他们到我们解放区进行暗害工作时却完全采取一种极端隐蔽的情形，本来日本人与中国人是容易识别的，但当他们进行隐蔽战争时，却常常是利用汉奸、民族败类与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采取“以华制华”的“民族”形式。本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应该是去反对敌探汉奸的，但他们却是暗藏在抗日营垒中，实行破坏抗战破坏民族的政策，以反共反民主反人民为第一任务，而且他们经常是投敌、叛国、勾结敌伪，采取“联日反共”的汉奸形式。当这些日寇和国民党的民族破坏分子，混入到我们的区域里，并不是与我们进行公开战争，而恰恰相反，他们隐蔽着自己的真实面目，在我们面前殷勤献媚，颂扬我们，博得信任，而且不是时时实行暗害，有时尚在工作中表现一点虚伪的成绩，以取得“携带党证的长处”。这样，就使我们一时不易识别其真实面目，不易准确的打中目标，因之，也就不容易处理，甚至有时发生错误。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反奸的特点，首先表现这里。

但是，这种斗争，不仅是隐蔽的，而且又是复杂的，他是一种智力战争，既没有一定的战场，而所涉及的问题又非常广泛，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组织、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同时暗害分子破坏分子装扮各种不同的面目，来自各种不同的特务系统，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负有各种不同的任务。他们把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当作旅馆，利用某些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当作掩护，使党内某些同志的党内错误与破坏分子的暗害活动，有时在形式上纠缠在一起，我们在与暗藏的破坏分子作斗争时，必须将各种不同的性质分别清楚，特别是党内错误与特务活动，要有原则上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犯错误。但由于反奸斗争的复杂性，使日特与国特、叛徒与内奸、党派与特务、党内与党外、思想与政治、好人与坏人，一时又不易将是非轻重分别清楚，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故事，孔子貌似阳货，而盗跖又是柳下惠的弟弟，可见识人之不易。且庄子又说盗跖是一个大大的好人，究竟他们是好是坏，直到今天尚无最后结论，可见分清是非轻重更不容易。既然一般的论人都如此复杂，那么在进行反奸工作中，特别是在现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与战争的环境中进行反奸工作时，更必须认识隐蔽战争之复杂性的特点，才能使斗争正确的进行。

但这种斗争，不仅只是隐蔽的复杂的而且又是极端尖锐的。因为一切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是将暗害、刺杀、行凶、爆炸、放毒、破坏、袭击、盗窃机密、挑拨离间，借刀杀人等等人类中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当作他们的职业，同时又用阿谀献媚、吹牛拍马，假仁假义，虚伪欺骗各种吹拍骗的手段，掩盖着他们的面目，①正因为斗争是隐蔽的，所以我们稍不严肃，就会放松敌人，受到突然袭击，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使革命者的肉体生命遭受牺牲。②但又因为斗争是复杂的，如果稍不谨慎，又会冤枉好人，使无辜者遭受法律制裁，使革命者受到政治上的损失。这样便使反奸斗争具有极端尖锐的形式，斗争本身的残酷性，是有关人们的生命问题，他的回旋余地是非常狭窄，而一举不慎便有极大的差异，中国古语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反奸斗争的尖锐性正是如此。

这样的尖锐复杂的隐蔽战争。并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政权的产物，是阶级斗争重要形式之一，因之斗争的特点又是长期的。这种隐蔽战争，是与公开战争相结合的，但又不是随着公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战前已早期存在，战后还长期支持。这种隐蔽战争，不是随着我们解放区日益胜利就会停止，更不是随着我们反奸斗争得到成绩，他们遭到失败就会消灭，而是在阶级与国家未消灭之前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我们与暗害分子的斗争，也便成为长期的严重的任务。

因为这种斗争是隐蔽的，长期的，所以当我们长期未发现特务未遭受损失之时，在党内一般的偏向，容易产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为这种斗争又是复杂的，尖锐的，所以当我们突然已发现特务或遭受损失时，一般的偏向，又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也是因为这种斗争的特点是隐蔽的，复杂的，尖锐的，长期的，所以当我们纠正右的熟视无睹的偏向，又容易发生左的特务如麻，纠正左的特务如麻，又容易回到右的熟视无睹，这种时左时右的偏向，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的思想，在我们反奸工作的历史上，常常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主观的错误思想方法，同时又由于斗争本身的特点而来的，这次我们党的七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严肃态度去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这正是根据了我们过去的经验，掌握了复杂的、尖锐的、长期的隐蔽战争的特点，而提出的正确方针。如何用这种指针去分析敌人，认识自己，估计我们过去工作，实行我们今后的任务，这些问题，是我们急待解决的。

怎样去认识敌人

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首先要正确的认识敌人。即是说既不轻视敌人，又不宽大敌人，认清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侦探暗害机关的力量，是强大的，又是少数人的，但其危害性是最严重的。

为什么是强大的?因为日本侵略者有庞大的特务机关、侦探机关、宪兵机关等等进行侦探暗害工作的特务系统，这些侦探机关是日本法西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是法西斯统治者的统治制度，是侵华敌人不可分离的先遣后退的队伍。他们过去有六十年在华特务活动的历史，抗战以来，他们将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民族破坏分子，网罗在自己的侦探系统中供它驱使，并将他们公开的和秘密的派遣到国民党的各种组织各个部队及各个城市和农村中去，同时他们又用种种方法化装种种面目，用各种手段企图混入我们的解放区。至于在国民党反动集团中，有庞大的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等等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是反动派的灵魂，是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手足，是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工具。他们过去有十年反共特务活动的经验，抗战以来又欺骗强迫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参加他们的特务组织，为其服务，并企图用一切方法，将他们派入我解放区内建立特务据点，秘密潜伏。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国民党总统局军统局及胡宗南特务，专门破坏我们的特务机关有四十X个，特务据点有七十一个，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破坏我们的侦探暗害机关的力量是强大的吗?

但为什么又是少数的呢?这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特务机关之庞大，不是因为他在敌战区和大后方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相反的，正是为要镇压敌占区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镇压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镇压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的民主运动，如果他们没有庞大的特务机关，便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抗战以来，日本特务机关在敌占区利用屠杀、逮捕、威吓利诱、伪装工作、自首运动、欺骗宣传等等手段，利用少数人民族气节之丧失，利用城市的失业青年与农村堕落分子之贫困，将他们迫入敌人的间谍网罗之中，这些事实，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国民党统治区利用秘密逮捕、短促突击、内线政策、自首运动等等手段，利用抗日招牌，利用许多青年之流亡，失学贫困，虚荣心，盲目性，欺骗与强迫他们堕入其特务组织，这些事实，我们绝不能忽视。但正是由于日本特务机关屠杀中国同胞的血腥罪恶，便引起了敌占区各城市各农村广大人民的仇恨，正是由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镇压人民陷害青年的反动罪恶，便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的深恶痛绝，最近重庆国民党的特务分子田凯，残杀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的事件，引起了重庆广大民众与各界人士之公愤，在八万人公祭胡世合的抗议中，充分的明了特务机关在广大民众中是孤立的，为少数人所支持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将敌占区某些一时来历不清的人们，认为都是敌探汉奸，不能将大后方所有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都认为是特务。实际上真正的暗害民族的特务分子，在敌占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中抗日民主的浪潮中，他们仍是少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暗害工作本身，是一种极端秘密的工作，无论顽敌的任何特务系统，要企图混入我区进行破坏工作，离开行动诡秘，人员精干等条件是不能存在的，暗害分子们为了保持他们的秘密罪恶起见，通常在我解放区是不敢也不能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而主要的是重质不重量，甚至是采取一人一线的制度。因此，虽然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他们又是少数的。

但是并不因为是少数，就减少了他们暗害的严重性，破坏工作本身，并不要很多人的，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曾说过：“为要实行捣乱，实行暗害，并不须要大批的人，为要建筑第列泊尔工程，是需要成千万工人，但要炸毁这一工程，也许至多只需要几十个人，为要打胜仗，是需要几军的红军，但为要在前线上破坏这一胜利，却只要在某个师部内有几个能够偷出作战计划而交与敌军的侦探就够了，为要建筑大的铁路桥梁，需要数千人，但要炸毁这桥梁却只须要几个人就够了。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的确，这种例子是举不尽的，只就抗战以来说，敌顽特务机关曾派遣过各种面目的侦探暗害分子，对我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的罪恶活动，虽然他们大部分是被我们清出，但却是给了我们某些损失，对某些地下党的组织，曾因奸细的混入，遭受过严重的破坏，使许多同志因之被捕牺牲。这些痛苦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惕。因此，虽然特务是极少数，但其严重的危害性我们必须足够的认识。

根据以上的情况，就可见破坏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如果我们不承认敌人是强大的，那便会轻视了敌人，丧失了警惕。但敌人又是少数的，如果我们不认识敌人是少数的，那便会夸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然而暗害分子的危害性又是严重的，如果只认识是少数的，不承认其危害的严重性，那便会像斯大林所斥责的一样，认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根本不去注意这寥寥无几的暗害分子”。因此我们应当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既不轻视敌人又不夸大敌人，对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采取严肃的态度，认清敌人是强大的，少数的，但又是危害性最严重的。

怎样认识自己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不仅要正确的分析敌人，而且更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即是说既不丧失警惕又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认识我们解放区是有弱点的，但又是巩固的，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

为什么说有弱点呢?我们在八年英勇的抗日战争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收复了九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土，解放了敌后九千五百五十六万人民，建立了这样大的解放区，还有什么弱点呢?有的! 因为我们解放区还处在日寇与国民党反共分子严重的武装包围环境，面对着敌探国特各种庞大的特务机关，他们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和将是不断的派遣破坏分子，来扰害我们的解放区。我们八年来的反奸斗争特别是近两年的反奸斗争中，在解放区某些地方某些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中，清出了一些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更证实了这个严重问题，而且在今后还要证实这个问题。固然暗藏在解放区的破坏分子，是极少数，但我们不因是极少数的敌人就加以轻视，不因我们的伟大胜利中放松这个问题，不要以为我们已清出了一些暗藏的破坏分子，现在可以睡觉了，事实上我们的进展越大，成绩越大，则已被击破的敌人对我们的仇恨越深，他们将更加采取冒险拼命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因此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发展和胜利中的阴影，认清在我们解放区，还有许多弱点。

但同时必须坚信我们的解放区是巩固的发展的，为广大的人民所拥护，能够肃清一切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因为中国解放区，是敌后近一万万人民，经过长期的抗日战争，经过无数的流血，无数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解放区里，一切抗日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建立了人民的政府，这种政权是被一切人民所拥护的。在中国解放区里，有九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有觉悟有威信的人民军队，有广大的民众武装，有广大的民众团体，这些军队和人民九年来受到了抗日反奸的教育。在中国解放区里有一百二十余万忠于国家民族的共产党员，有大批的优秀的可以依靠的干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强大巩固的组织。党是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之下的，而且经过了整风审干，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更加纯洁。因此，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党的组织，相信党与非党的干部，相信政权，军队和民众的力量，是能够肃清一切暗害分子，认清少数破坏分子的活动，不是神秘不测，而是有一定的限度，在解放区某些组织中一时可能混入极少数的暗害分子。但某一整个的组织，是绝不会变为敌人的组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组织中，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忠实可靠的，近一万万被解放了的人民的民主力量，任何敌人不能战胜的，这种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自信心，非常重要，因为反奸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常常是因为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而来的。因此，我们应当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既不丧失警惕，又能相信自己，对清查处理暗藏分子时，采取谨慎态度，认清解放区是有弱点的，但又是巩固的，为人民大众所拥护能消灭一切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

怎样认识过去两年来的工作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该怎样去认识过去两年来的反奸工作呢?我认为是：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造了一种新的正确的反奸路线，在实行这一正确的反奸路线，在实行这一正确的路线中，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在工作中也犯了许多错误，但又克服了错误，巩固了成绩，使我们的反奸经验更加完备。

为什么说路线是正确的呢?因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宽大政策，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组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完整的反奸路线，这一正确的路线，与内战时期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逼供信错误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审干决定上曾详细指出。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的时期曾经在许多的地方犯过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取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的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和方法。……”

为了说明这两条对立的方针，我想简单的说一说内战时期的肃反工作，虽然内战时期的肃反工作我没参加，而且也缺乏研究，可能说的不对，更不能很好的总结，只是简单的说一说我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我党反奸工作是从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的。在一九三○年冬，江西苏区曾镇压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暴动，发动了广大群众参加了肃反斗争，这种镇压反革命的暴动，是应该的正确的必须的。能不能将这个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暴动，叫作派别斗争呢?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不能将一九三○这种斗争，叫作逼供信错误路线呢?我认为是不能够的。但由于经验不足，当广大群众起来时，有无在工作中产生过逼供信的错误呢?据我晓得的材料是有过的，这个斗争给我的许多经验，我认为他的好处是对反革命采取了严肃态度，发动和教育了广大群众。他的缺点是在清查处理反革命分子时，分清是非轻重的谨慎态度不够的。由此可见，反奸斗争是一个困难的斗争，即在正确的路线下，也可以发生工作错误。至于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会以后的肃反工作，不仅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存在着的错误，没有继续纠正，而且是在总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下，扩大和加深了逼供信的错误。当时在路线上，认为“在各苏区内的党，实际上执行了十足的富农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主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没收，所有土地革命的果实，也完全落到富农手里。党、苏维埃和职工会等的机关，也很多为地主富农分子所把持着，执行他们的意志。”（见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央关于同苏区及革命团体斗争决议）；在政策上，当时在四中全会后实行左倾错误政策的恶果，都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把群众的某些不满认为是反革命的挑拨；在组织上，当时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打击政策，钦差大臣满天飞，不信任当地从斗争中产生的地方干部，认为反对当时错误路线或对错误路线不坚决执行的某些干部，怀疑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样一个总的路线下，便更助长了保卫工作与保卫机关的主观主义的逼供信错误，一切“阶级路线”、“群众路线”的口号便成为空话，使错误扩大到各个苏区，实行乱抓乱杀的错误政策，与脱离群众的孤立主义，同时保卫机关超越了政权机关与军事机关的领导，其权利是无限的。其组织是“独立系统”使逼供信错误更加贯彻下去。这样，便在江西、闽西、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西、四川、以至陕北各苏区，造成重大损失。这是不是逼供信的错误肃反路线呢?我认为是肯定的。由此可见，在错误的政策路线下更加会推动错误的肃反工作，发生更严重的错误，特别宗派主义与错误的肃反工作结合时，更可以发生极严重的恶果。抗战时山东湖西的反奸工作的错误也正是因为宗派主义的根源而产生的，我们必须深刻的记得这些教训，现在对于当时那些确系被冤而死的同志应加以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对于那些确系受冤而遭受处罚的同志，应加以平反，恢复名誉。我想这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指出这些错误绝不能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那时各苏区的反革命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破坏分子是有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应该和必须加以肃清的，在政权中建立了保卫工作的机关，在军队中建立了保卫工作的制度是必要的，不能否定当时保卫机关的一切工作，当时作保卫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有的虽然犯过错误，但主要的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的路线问题，我们的教训，应该着重在这里。

鉴于过去的内战时期的教训，抗战以来虽然某些地区一时偏左偏右，在山东湖西区发生过严重错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曾因抗战初期投降主义的影响，使某些组织曾混进了奸细，但这些错误，均得到中央的纠正而逐步克服了。因此，抗战以来中央反奸工作的总方针是正确的，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的反奸斗争，是在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鉴于内战时期的逼供信错误路线，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九条方针的正确路线与之根本对立。正是鉴于内战时期的乱捉乱杀的政策，所以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宽大政策。正是鉴于内战时期宗派主义的恶果，所以要采取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注重证据，是则是非则非的客观态度。正是鉴于内战时期反奸工作中神秘化的孤立主义，所以提出反奸工作的群众路线。因此，九条方针宽大政策，群众路线，组成了新的正确的反奸路线，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总合各时期的反奸经验而得来的，在实行这一路线中，我们得到了很大成绩，从实践中也从我们的大会上都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

两年来我们得到一些什么巨大成绩呢?这我在去年西北局高干会上已经说过，不再详述，最主要的是：执行毛泽东同志新的正确的反奸路线，在思想上纠正了反奸斗争的自由主义，在政策上实行了宽大政策，在方针上实行了九条方针。因此，清出许多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破坏了敌人，巩固了自己，教育了干部，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程度，又与扫除暗害分子相配合，了解了许多党内同志的严重错误，打破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关于这些我不详细来说，仅仅从七大本身来说：就可以看出我们两年来的反奸斗争，保证了党的七次大会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由于这一个重要的胜利，就可以证明两年来反奸斗争的成绩和意义是如何重大的。

在实行正确路线时，我们又在工作中犯过什么错误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讲过，主要的是由于有些地方经验不足，对一个不杀虽然作到了，对大部不捉，却没有及时注意，由于有的地方九条方针宣传不够，逼供信残余未彻底消除，由于有的地方不注意调查研究，分别是非轻重，轻视证据，重视口供，对敌人估计过大，对清查特务与保护好人没有完全统一等等原因，因此，在工作中就产生一些逼供信的错误。这样，有的地方将许多党内错误的同志戴错了帽子，还有些完全是错了的。这些错误特别是抢救运动中犯的更多。不管各地的同志在工作中也犯有错误，但由总的责任上来说，我应负责的，因为我是在中央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但这些错误是在执行正确路线时工作中新发生的过火行动，不是路线的错误。即以抢救运动而言，也不能否定当时揭露当时蒋介石进攻边区破坏边区的罪恶，进行思想瓦解工作是错误的，不能否定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群众路线是错误的，不能否定边区各地在清出的调统局二百一十九个特务中，其中一百六十五个（占百分之七十）特务，是在抢救中和抢救后清出的很大成绩。而应否定那时缺乏调查研究，分别对待的错误，否定只靠群众火力单单的斗争形式及所发生的逼供信错误，否定群众起来不及时掌握领导群众的错误，因此我们不能对抢救运动采取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而应认识群众路线必须坚持，所犯的错误必须纠正，采取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态度，正如像毛泽东同志在党校所讲的，抢救运动是用灰锰氧洗了一个澡，灰锰氧放多了伤了皮肤，而不是腰斩，乃是执行正确路线中所发生的过火错误，在这些错误中，有的是难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但不管那一种都必须纠正，就今天来说基本上克服了的。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反奸路线，不仅保证了我们得到很大成绩，而且也保证了我们改正了错误。

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又怎样改正了错误和巩固了成绩呢?因为当我们发现错误发生时，就将工作转入到甄别工作，以便分清是非轻重，使弄错了的人得到平反，去掉特务帽子，恢复名誉，使真正改过自新的特务，得到结论，争取改造他们为革命服务，使顽固的特务分子孤立起来，无法实行挑拨，混水摸鱼，以达到改正错误，巩固成绩之目的。

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现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甄别工作已大体完毕，有的尚未最后总结工作，有的尚余一部难于识别的未分别清楚，现在就二千四百七十五名的初步结论来看，大致是：党外政治问题的平均数目，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特务、叛徒、自首三项占百分之十；党内错误问题的平均数目，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完全弄错的平均数占百分之二十六左右；保留问题的平均数目，占百分之四。这里应当说明，这些数目是初步的结果，还不够准确，将来还可以增减差异，但就从大体的情况里，已经可以看到以下的事实：即党内的确是混进一些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这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我们能够清除和分清那些特务、叛徒、自首，党派的等等党外政治问题的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巩固了我们既得的成绩；同时又分清了隐瞒历史，泄露秘密，欺骗组织，包庇坏人，偷窃逃跑，贪污腐化，思想错误等等犯有党内错误的同志，这证明在工作中的确弄错了许多人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又证明党内有许多同志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没有向党讲的。再分清了一些被冤枉或完全弄错的同志，这证明了我们过去工作中犯过许多错误，同时证明特务分子诬害好人，我们必须警惕。当然这两部分同志，有一部分当时戴上了特务帽子，有一部分当时是讲的党派或是其他问题，但不管是那一部分的同志，在甄别工作中，均对他们加以平反，去掉特务帽子，恢复了名誉，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目前尚有些尚未甄别完毕的地方，必须以不倦的精神，继续的积极的完成甄别工作的任务，有些已经甄别完毕的地方，必须深知我们在甄别工作中，更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还须我们今后更好的总结。而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反奸工作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当甄别工作刚开始时某些同志的逼供信残余，肯定一切，不敢放手，惧怕放松特务，不愿自我批评等等左的偏向，必须彻底清除，坚决纠正。但当甄别工作已经普遍的发展起来的时候，有某些同志的思想，又回到右的熟视无睹的偏向中去，有的夸大了工作中的某些错误，认为根本没有特务，有的人对叛变自首分子，毫无义愤，以为这不算什么问题；有的认为党派分子与共产党员，毫无区别；甚至有个别人丧失阶级立场，追随反革命分子对党攻击，为了纠正这些时左时右的偏向，一年来采取坚定的方针，一方面，坚持立场，毫不动摇的巩固工作中的成绩，没有这种严肃的态度，就会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另一方面随时修正自己的意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这种谦虚的谨慎的态度，就会堵塞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我们在一年的工作中，正确的耐心的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基本上克服了和克服着左的右的偏向，才使甄别工作达到了改正错误，巩固成绩的目的。

总结起来，过去两年来的反奸斗争，是创造了新的正确的反奸路线，在执行这个路线中，既得到了巨大成绩，又犯了许多错误，又改正了错误巩固了成绩。这样，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日加完备，日加充实，因此，今后我们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新的具体环境，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大会指示，以彻底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

对待暗害分子的严肃态度

关于今后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任务和方针，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为要实行这个指示，我们必须首先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暗害分子的新企图。

但什么叫严肃态度呢？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校所讲的共产党员坚持党的纯洁性之原则立场，也即斯大林所讲的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品质，这种不管敌人装饰的如何巧妙，都能识破其真面目之品质，在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任何一个环境内部不可少的。

我们目前的环境正是当日本侵略者日益削弱，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日益孤立，中国解放区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之时，因此，一切敌探国特的暗害分子，必然将对我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而且将更加狡猾更加无耻。根据各方面的材料看来，日寇的侦探机关、宪兵机关，正在采用左的面目，建立伪装组织以掩蔽其侦探的活动；以“大胆饮毒”的决心实行“逆用工作”，派遣暗害分子混入我区；以血腥恐怖手段，威迫群众自首；以“一齐覆灭政策”，来破坏我们的组织，最近又实行“重点主义”的宪特活动，以假装投降的手段，来袭击我们的武工队，以秘密的便衣宪兵，暗藏短枪? 向我们实行夜间暗杀。至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正在改变他们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利用国民党叛国投敌的败类，投入敌伪侦探机关内为敌服务，实行“联日反共”政策，以达其借刀杀人之计。在国民党统治区，把过去以破坏小线索的行动工作为主的方针，变为在共产党内部建立高级特情，搜集机密情报，控制整个组织，从事大规模的破坏方针，并利用张国焘等叛徒分子，成立所谓“中共问题研究所”、“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新共产党”、“高级特情委员会”等等专门进行特情工作的侦探组织；对我解放区，他们为补赏过去遭受的失败，现在一方面以秘密的手段加紧发展特情工作，建立据点工作，派暗害分子来我区秘密潜伏，实行一人一线秘密制度。另一方面运用公开合法的办法，把暗害分子扮成同情民主运动的姿态，“左”的姿态，民主运动的面目企图公开的混入我区，最近戴笠又在与美军合作的抗日美名下，在各地举办技术训练班，将美国帮助中国抗战的新式爆炸材料，新的技术方法，准备用来破坏我解放区。根据这些不完全的材料，我们看出敌探国特的企图之主要特点是：（一）利用左的面目和伪装的组织。（二）企图建立高级特情，以窃取秘密，控制整个组织并一举覆灭之。（三）实行武装暗害和爆破手段。因此，必须引起我们最大警惕，深刻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必须认识日本侵略者及中国反动特务机关从暗地破坏中国解放区的严重性”，以严肃的态度去对待暗害分子新的企图，坚决反对轻视敌顽侦探机关的力量，反对对解放区人民的安全和我党的巩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要以严肃态度认识我解放区保卫机关和广大群众反奸斗争的作用与意义，要正确认识两年来反奸斗争中所得到的巨大成绩和宝贵的经验，这些成绩和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要坚持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原则立场，继续不倦的保证我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是共产党必须具有的组织原则，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不能破坏的，对于敌探国特的一切可能的暗害和挑拨，必须深加警惕，对于一切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必须坚决肃清。只有坚持严肃态度，才能纠正轻视敌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的错误，才能保证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的纯洁和巩固。

清查暗害分子时的谨慎态度

但只有严肃态度的一方面是不够的，同时在清查处理暗害分子时，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

什么叫谨慎态度呢?我认为就是斯大林在论消灭两面分子的办法时说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混为一谈，必须对于每个人都有个别对待分别对待的态度”。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九条方针的态度，经验证明，这种谨慎的态度有时被忽略，常常因为突然发现了暗藏的敌人，忽然受到了意外损失，或者是时局紧张，或者是敌人扫荡，或者是刚到了一个新开辟的地区等等情况下发生的。今后这种情况是否会有?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是否还会继续来设法破坏解放区?这无疑问会有的。是否我们内部尚有极少数的暗藏的破坏分子没有完全清尽，这也是无疑问是会有的。因此，我们首先采取严肃态度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必须彻底加以清查。但我们在清查处理时，无论在上述的任何情况下，均须坚持调查研究个别对待，分清是非轻重，避免冤枉好人的谨慎态度。认清暗藏的破坏分子是少数的，相信我们的革命力量，相信整个的组织和绝大多数的干部。这在新发展的地区里及将来占领大城市时，更应注意，鉴于过去九条方针宣传不够，因此，今后更要对于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每一条文都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执行到实际工作中去，特别更要将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作为九条方针的中心关键，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反奸工作便没有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便没有谨慎态度，只有依靠调查研究，才能识破暗藏的敌人，只有严禁肉刑，不轻信口供，而靠真凭实据，才能分别是非轻重，才能不冤枉好人，才能使被冤枉者得到昭雪，所有这些，必须使一切干部和群众充分的认识。

但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是在长期的周密的系统的进行中，才能取得准确的材料和真凭实据，来分清是非轻重，辨明真伪曲直，没有经常的系统的调查工作，要分清是非轻重是不可能的。因此，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就不是负临时之责，动一时之手，而是认清反奸工作的长期性，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负长期之责，动经常之手，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把反对暗藏的破坏分子，当作自己的和一切干部每一个党员及广大群众的经常任务。

另一方面要实行清查暗害分子的谨慎态度，就必须使反奸工作不是采取单纯的防御的政策，仅仅在我们内部进行调查工作，而是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将调查工作深入到敌人的内部。因为对于暗害分子的清查，在我们区域里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能深入到敌人的营垒中便更易认清敌人的力量，查清嫌疑分子的面目，经验证明在清查工作中的夸大敌人，否定自己，惊慌失措，冤枉好人，常常是由于对敌人内部情况不了解而来。因此，只有知己知彼的调查工作才能百战百胜?才容易分清是非轻重，才能使反奸工作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才能使我们的谨慎态度，不是盲目轻信，而且建筑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去反对夸大敌人，特务如麻，草木皆兵的错误，确保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

处理已被清出的暗害分子的宽大政策

当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清出之后，我们对这些分子的处理应该继续实行宽大政策，这种宽大政策的内容，是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也就是除罪大恶极者外，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为什么采取宽大政策呢?这是根据敌探国特内部的复杂情况，与我党的伟大任务——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而来的。我们鉴于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危害性，所以凡是企图来破坏我们解放区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以及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团体的一切暗害分子，我们必须彻底肃清，以严肃态度对待之。但当他们已被清出之后，我们又要估计到暗害分子的复杂性，区别其罪大恶极的一时失足的，怙恶不悛的愿改造的，首要的协从的，坚决的动摇的，狡猾的坦白的等等情况，予以分别处理，除罪大恶极，坚决不愿改悔者外，均不加杀害，给以宽大的待遇，予以改过自新之路，并加以感化改造，争取其中彻底改过者为革命服务。

我们这种宽大政策，不是消极的慈善主义，而是动摇敌人内部的思想，瓦解敌人的队伍，使改过自新的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的积极政策，特别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争取改过者为革命服务的方针，不仅使我们取得成绩，而且保证我们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集数十年经验得来的，我们必须加以极大的重视。因为在处理反革命的问题上，过去许多同志的脑子中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杀掉比跑掉好”的思想，因为惧怕跑掉，所以就多捉多杀。抗战以来，某些地区曾犯过这些错误，固然故意放纵反革命分子让其逃跑，这是一种罪恶；但因为怕跑掉而主张多杀，这样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和会引起群众的恐怖情绪混乱自己的革命秩序，会使我们遭受损失，给破坏分子的活动空隙，而且会中敌人借刀杀人之计。但既不能放，又不能杀，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四一年陕甘宁边府施政纲领上提出了宽大政策后，基本上是解决了，但更进一步的彻底解决，还是最近两年反奸斗争中才实现的。我们必须认识，这是一个极端重要和解放区各种政策有极大关系的问题，中国古语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在现在取得积极的很大成功，在将来我们占领大城市时，对改造自新分子，安定革命秩序，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更有伟大的作用和意义。

但宽大政策，不是对暗害分子的放任态度，不是丧失严肃态度的自由主义。对于罪大恶极和坚决不改悔的分子，我们绝不能听任其破坏民族利益与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必须加以镇压和惩罚，必须巩固我们的革命的法律。因此，我们的宽大政策，是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的两方面的统一，只有这样有宽大与镇压统一的政策，才能正确的处理已被清出的暗害分子。

肃清暗害分子的群众路线

为了肃清暗害分子，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必须使广大群众参加这个反对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暗害分子们经常是在各方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作他们暗藏的空隙，他们是从各方面来进行破坏工作，因此我们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行反奸斗争的路线，提高群众的警惕性，动员全党全军与广大群众厉行反对暗害分子的斗争，才能使奸徒在众目集视之下，无暗藏之余地。

在过去两年来，只在陕甘宁边区，曾发动过十四万群众，两万干部，各级领导同志和部队首长参加了反奸斗争，使干部和群众从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变为眼睛明亮，亲自动手。在斗争中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得到了经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发挥了广大群众的创造能力，使群众觉得翻身了。敢于勇敢的和敌探国特斗争，这是我们在反奸斗争的历史上一件大事，这证实中央过去指示的正确性，即：“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最彻底的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证明了这种广大的群众路线，是彻底的清除暗害分子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今后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下去，没有这种群众观点，便会使反奸工作成脱离群众的孤立主义。

怎样去实现群众路线呢?首先要注意当群众要起来时，常常是左的偏向，粗暴态度，简单化的要求，打骂捆的现象也会随之而来，这些观象，甚至很难避免的。因此在实行群众路线时，领导机关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既善于广大的动员群众，正确的领导群众，又善于掌握群众情绪，及时的防止及纠正偏向掌稳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关键，采取小心谨慎态度。第二，要了解群众路线是一种群众的经常的反奸斗争，不只是一时的运动形式，自然在某种情况下，发动一种反奸运动，以清查暗害分子，教育广大群众，过去的经验证明，这完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必须是经常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反奸斗争的宣传教育组织训练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性，解释暗害分子对群众的危害性，使群众自己能够经常的有组织的进行调查、警戒、盘查、监视、发现、揭露、搜索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经常留心注意自己所熟悉的居民，邻舍、街道、乡村、市镇、工厂、商店、合作社、机关、学校、部队、社团中有无混入了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把反对暗害分子，当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党员的经常任务。但同时又不能造成互不信任，相互猜疑。第三，群众路线必须是和九条方针相结合的，特别是首长经常负责，善于掌握领导群众的艺术，善于组织群众，配备和群众联系的干部与广大群众的结合，善于进行宣传教育与具体指导工作，特别是善于判别群众的调查材料又能指导群众去进行调查工作。第四，群众路线必须是有纪律的，遵守政府法令的。不能假公济私，诬害好人，妨害他人的公民权利。但实行反奸纪律，不要妨害了群众反奸的积极性与责任心，相反的，要使群众觉到这是保卫他自己的经常任务，只要掌握着这些条件，才能更正确的运用反奸工作的群众路线，才能避免在实行群众路线中发生错误。

但仅有了这些条件，是不是就是全面的群众路线呢?不是，真正全面的群众路线，必须是群众的反奸工作与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相结合。因为要正确的掌握和实行反奸政策，要精密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要准确的清除狡猾的干探，这首先依靠于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没有这种工作，则群众的反奸工作便没有核心，便难于准确的打中敌人，便不能使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我们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这不是要减弱保卫机关的工作，而正是要加强保卫机关的工作。因此，必须认清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的反奸斗争是分不开的，必须反对轻视保卫机关的作用和意义，要了解中国解放区的保卫机关，是革命的人民的保卫机关，是保卫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机关，同时是建筑在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加强保卫机关工作的技能，使之成为各解放区政权的有力组成部份，在政府和党的领导机关有力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保卫机关本身必须坚决反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和孤立主义的，加强保卫工作的群众观点，不是高于群众之上，而是结合于群众之中。不是依靠个人的神秘手段，而是依靠于广大的群众斗争，不是群众的尾巴，而是经常的教育群众，密切的团结群众正确的领导群众，使保卫机关成为广大群众反奸斗争的领导核心，在广大的群众帮助下，与各机关的首长与干部的配合下进行反奸斗争。保卫机关必须打破单纯的防御反奸政策，而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用自己最可靠的干部去组织深入敌人内部反奸工作，以便更有效的将暗藏的破坏分子彻底肃清。保卫机关必须以革命的法制精神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有系统的准确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不倦的周密的进行警戒工作，力戒轻信口供，严禁肉刑审讯及变相肉刑等威胁办法，把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依靠真凭实据，当作一切侦察审讯工作的中心关键，并善于组织群众力量配合政权中各种工作来实现保卫机关的任务。保卫机关要大批的培养“奉公守法”“德才兼备”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社会知识上加紧进行干部教育，使之能具有严肃谨慎的统一态度，能正确的执行九条方针和宽大政策，有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能力，有依靠广大群众的观点，并依靠他们去耐心的培养群众中反奸工作的干部。将自己的工作和群众的反奸工作密切联系。

因此，反奸工作的群众路线，不仅是经常的群众反奸工作的一方面，而是与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统一起来的全面的完备形式。

同志们！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反奸路线，有了抗战以来的反奸经验和成绩，有了广大的在过去两年斗争中受到教育的干部和群众，再有了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英明的指示，我们能够去实行肃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任务。但反奸斗争是最困难的工作，暗藏的敌人不易识别，我们的经验还不足，我们尚有许多的缺点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在工作中不倦的学习，不动摇的坚持真理，不断的修改错误。并以严肃的态度去对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以谨慎态度去反对草木皆兵特务如麻，在不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去实行彻底清除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任务。

附注：此系草稿，其中可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望各代表团的同志尽量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翻印者未注明)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翻印者未注明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黄永胜同志的检讨》
1971.04.15


毛主席：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和最近期间一系列的重要批示，以及对军委座谈会、对军委办事组两个同志检讨的批示、对我的两次当面批评和林副主席对我的批评，对我震动极大，是极其深刻的教育，是我有生以来，得到主席最直接的教育。主席从政治上关心我，亲切地教导我，使我终生难忘。我一定把主席的教导作为座右铭，很好学习，认真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二中全会上，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二中全会前阶段我没有参加，但我有严重错误。

一、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不认识他，也没有来往。我来北京工作后，参加当时碰头会和后来政治局会议，虽然对他的印象并不那么好，但思想上有个错觉，总觉得他好象“有理论”、“能写文章”，又是文革组长，因而被他迷惑。对他装的一副可怜像有某些同情。在对某些工作的看法上，跟他有相同的地方。“九大”前期，关于陈伯达这个人，主席曾打过招呼，我只认为他在政治上犯有错误，而没有警惕他是反主席的。没有识别出陈伯达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出来后，我才恍然大悟，才对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有所认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骗子手。他根本不是跟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根据现已揭发的材料证明，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到九届二中全会，他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等恶劣手法，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主席洞察一切，立即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全会在主席的领导下，把反党分子陈伯达揪了出来。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非常悔恨、责备自己过去没有能认出反党分子陈伯达，把坏人当成好人，受了骗，上了当。这不仅说明我政治上缺乏敏锐性，也说明我在紧跟主席，按主席教导办事上，还有很大问题。我脑子不清，眼睛不明，不辨真伪，盲目迷信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这非常错误，非常危险。如果不是主席察觉了陈伯达，把他揪了出来，就可能给党造成更大危害，我个人也可能犯更大的错误。现在，事后检查，不寒而慄。我越想越感到主席对我的教育和批评，非常亲切温暖，意义非常重大。同时，对陈伯达这个坏蛋，欺骗、毒害人，进行反主席、反党活动的罪恶行径，无比愤慨。我一定站在党的立场上，彻底清算他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清算自己的错误。

二、对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第一、我作为组长，缺乏高度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因而传播了某些不真实的情况，起了不好的作用。

去年8月13日下午，吴法宪同志在怀仁堂给我打电话说，在宪法小组会上有争论。大意是，有人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讽刺”。我听后，很不冷静，未把情况弄清楚，就信以为真，便急急忙忙向周总理、叶群同志报告了这种情况，后来，又向汪东兴同志报告了这种情况。其实，宪法小组会上怎么争论的，因我不在场，我并不清楚。我理应叫吴法宪同志把情况弄清楚，但我没有调查研究，就向上报告。这样做的本身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更严重的是，8月13日下午，我接过吴法宪同志的电话以后，回到办公地点，即向当时在一起办公的邱会作同志说。大意是，刚才法宪同志来电话说，宪法小组会上有分歧，有人反对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及什么“讽刺”等两句话（当时，德生同志去安徽，作鹏同志外出，法宪同志在开宪法小组会议）。李作鹏同志8月18日回来后，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这就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对党的高级领导成员中，这样重大的问题，我没有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弄清，就急忙向上反映，向同志传播，这是很错误的。

在二中全会上，办事组几个同志被反党分子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所迷惑，上当受骗，发言“放炮”，犯了错误。我当时虽未上山，对他们的发言，除吴法宪同志的发言在庐山看到中央印发的之外，其他几个同志的发言内容，至今我都不知道。但从思想上检查，我与他们的思想有共同性。对上述那些不真实的情况，我听了，信了，报了，传了，这对他们这次犯错误，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二、我在平时，没有督促大家很好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没有组织大家很好学习主席发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提高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在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上，我既没有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又没有把好关，也没带好头。我在传播上述不真实情况的时候，就没有从贯彻执行“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上去考虑和处理问题，而是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忘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团结的精神，忘记了党章的规定，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的这个错误，影响了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这次也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5月17日下午，政治局7、8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办事组有的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有些意见，我是知道的。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能按“九大”路线很好作团结工作，相反自己也有不满情绪。我这种态度，也影响他们，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个问题，总理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说，要注意团结春桥同志，但我没有听进去。这是很错误的。

三、这次军委座谈会，我没有领导好。重点没有批陈。我本应结合办事组几个同志受过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骗，上过他的当，犯有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和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肃清陈伯达的流毒，清理自己和同志们的思想，以教育自己，教育办事组几个同志，教育全军到会的高级干部，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改造世界观，但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个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四、我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没有当好，是失职的。首先是没有领导好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我在抓办事组自身的思想革命化方面作得很差。我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好，更没有帮助大家很好改造世界观。在办事组的政治生活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够。

我在工作中，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许多重要指示，认真学习很差，贯彻落实得不好。终日陷于事务，抓大问题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很差。工作缺乏预见，形成被动应付。有关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提出过什么建议，没有当好参谋。正如主席批评的那样，是不参不谋。

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把我放在这样重要的岗位，我理应加强学习，提高觉悟，作好工作，特别是搞好政治局内部的团结，紧跟主席的指示，认真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所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但我都没有做好，有负主席、林副主席对我的希望。

五、“九大”以后，我没有很好接受主席关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的教导。没有用主席这一教导，时时警惕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虚心谨慎地工作。而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又参加了政治局，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思想上就放松了自己，不谦虚，不谨慎，看问题存在主观、片面性。正如主席教导的那样：“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这一段时间，我正是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背了“包袱”，所以工作得很不好，犯了错误。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辜负了主席对我的教育和期望，想起来，非常痛心，内心深受责备。这都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学习主席的教导，世界观未得到很好改造的缘故。我主观上是想跟毛主席的，是要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我学习不够，觉悟低，水平低，看不清问题，结果客观上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以致同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我一定记取这次沉痛的深刻教训，今后下决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永远坚定地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保持革命晚节。勉励自己，并且同大家一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坚决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努力做好工作。

对于反党分子陈伯达，我一定和军委办事组同志一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全军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把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提高全军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当前全军“批陈整风”运动中，坚决执行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把这次运动搞好，使全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特此检讨报告，请批评指示。


 	黄永胜
1971年3月21日晚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主席批示的报告》
1971.04.15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康生同志：


为了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极其重要的指示，我们于2月22日晚7时，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共36人开了会。

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德生、贤权同志都发了言，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深切地感到，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和对我们的批评，完全正确，非常及时，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深刻教育，是对全军“批陈整风”运动的巨大推动力量，我们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对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驻京各单位当晚立即进行了认真的传达学习，大家一致热烈拥护。各单位的“批陈”，都由主要负责干部亲自领导，现在群众情绪很高，形势很好，运动正深入发展。

这次军委座谈会，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心情十分沉重。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真改造世界观。

22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印发主席的指示（即中发十八号文件）时，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又作了沉痛的检查，不仅检查了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严重错误，还检查了在陈伯达反党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会中，江青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对我们是最亲切的关怀，最大的教育和鼓励。这几个同志即将向主席写出书面检讨。认真清理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黄永胜同志表示，几个同志所犯严重错误他负有主要责任，诚恳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我们坚决把主席对我们的批评作为动力，以主席的指示为指针，切实抓好全军的“批陈整风”运动。我们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批陈整风”运动，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像批判王明、刘少奇那样搞好“批陈”。一定要吸取这次军委座谈会的教训，“批陈”不深不透的单位，要进行“补课”。要深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反革命罪行，剥掉他的“老革命”、“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种种画皮，把他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经济学上的唯生产力论、社会科学上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动思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肃清他的流毒，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特此报告，妥否，请批示。


 	军委办事组
1971年2月28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
1971.04.29；中发【1971】32号


1971年4月24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晨7时半报送的关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已阅。基本同意。”报告介绍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9天来的情况。在报告说到要商定批陈整风如何向基层党员传达问题处，毛泽东批注：“暂时似还不必向基层党员传达。”报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毛泽东批注：“我这几天不出门。”在报告称“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处，毛泽东批注：“可以不要谈了。”毛的这些批示表明他的决心己下，因此不愿见林彪，不给林当面申辩的机会。

4月28日，毛泽东阅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同六人小组商酌，再同政治局各同志（包括各大组负责人及犯错误的五同志）商酌，取得同意，或加修改，然后去讲。”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为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五人定性称，“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当日，经毛泽东、林彪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周恩来的讲话提纲如下：


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


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从4月15日到29日，共开了15天。前7天主要是讨论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位同志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自我教育，并读有关文件。后8天主要是阅读和讨论陈伯达罪行第二批材料，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到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召开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认为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适时的。大家完全拥护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书面检讨的批示。

会议是遵照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进行的，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进行的。

1、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滔天罪行，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面目。

2、军委办事组的五位同志，对自己在庐山会议和庐山会议前后所犯的错误，经过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五位同志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到会同志表示欢迎。

3、许多同志接受庐山会议的经验教训，作了自我批评，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同志们表示，今后遇事要冷静，多作调查研究，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更不要一哄而起，轻率表态。

4、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经验。各地方、各单位向中央写了批陈整风报告，推荐了批陈整风文章。其中好的，如周兴同志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传达报告，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和辽宁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有批示的刘子厚同志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检查摘要和他给毛主席的信。这是在三十八军党委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和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之后，进入批陈整风第三阶段时，值得一读的文件。但像这样的还不多，希望各地继续推荐。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将推动批陈整风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浪、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略）


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


（一）错误的性质

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陈伯达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他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这两类矛盾，必须严格区別，不能混淆。甚至上了贼船很久，中毒很深，如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现在也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正在继续检查错误。

至于那些不明真相，跟着起哄的同志，是受骗上当的问题，不要都说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笔帐应当完全记在陈伯达身上。当他们一旦知道受骗上当后，他们参加批陈整风的斗争就更加坚决。

（二）错误的严重性和犯错误的原因

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

五位同志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有的同志把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不真实情况，向上报告，向下传播，有的同志未经核实，就信了，报了，传了，更严重的是，上了陈伯达的圈套，干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九届二中全会。这些不真实的情况是：

1、关于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斗争或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实际上，提交1970年7月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无此句，经各组讨论提出的修改意见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只在8月12日才由修改宪法小组的工作同志根据康生同志的指示，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意见，将此句列在序言里。8月13日由修改宪法小组移至总纲第二条。8月1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无任何争论就通过了。

2、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表示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就更清楚了。从1970年3月8日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起，直到8月22日在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各省都有人参加）通过宪法修改草案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止，不到半年，毛主席六次表示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并且最后一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中坚决地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3、关于称“天才”是讽刺的问题。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毛主席在新党章草案上两次把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圈掉了，因而“九大”的政治报告，也未再提。如果有的同志健忘，本可查明原因。在宪法条文中，也未涉及这一问题，至今宪法修改草案上也无此语。陈伯达拿这一条作借口，提供称“天才”的语录，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他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挑动群众。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只要一查《实践论》原文，就会发现，陈伯达删掉了最本质的话：“没有这后一个条件（指人们的社会实践），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正是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

4、关于“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康生同志在1970年8月14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就批评这句话是错误的。他说，毛主席的谦虚，决不是“谦谦君子”，而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这些无中生有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是从具有宗派成见和长期隔阂中产生的。这些同志自以为是在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把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忘记了，因而被陈伯达所利用，就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1970年8月13日修改宪法小组在康生同志主持下，修改工作从下午一直进行到深夜才告完成。会上张春桥同志提出的要接受修改党章经验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使有些争论，也是正常现象。但是遇到陈伯达这样的坏人，就乘机挑动，变为他在庐山会议篡党夺权的借口。

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继续挑动。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囿于宗派成见，受其影响，有的还进行宗派活动。陈伯达认为时机已到，采取突然袭击，并选定华北组抢先编出有他发言的简报，四出“煽风点火”，挑动各组一些人起哄，“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但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毛主席戳穿了陈伯达的阴谋。上了当的绝大多数同志明了了真相，后悔失言，立即掉转矛头，批判陈伯达的罪行。

这里，值得引以为训的是：陈伯达是坏人，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遇到机会就干坏事，欺骗我们的同志，挑拨是非，已无足怪。严重的是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边，既不请示，也不与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那样容易地受陈伯达挑动，其最根本原因还是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早就说过，陈伯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九大”前后，党中央对陈伯达作过多次斗争。例如，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都有过斗争。这种情况，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有的同志不知道，但是不作调查，偏偏相信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要谨慎”。林副主席也指示：“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两个包袱和骄做自满的歪风邪气，违反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延安整风时所创造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风一定要正。党风不正、党性不纯的人，就易为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还有，不调查研究事情的真相，一哄而起，也是一种歪风邪气，也应引为教训。

要认真接受庐山会议的教训，对中央委员特别是政治局委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遵照毛主席历来的特别是在庐山的教导，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为此，就应认识学习的重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并按照林副主席指示，要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中说：“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三）对待错误的态度

五位同志的检讨，是好的。各组有几点共同的看法：1、承认了，检讨了，这是好的；2、错误是严重的，自我批评不够深；3、希望今后好好改正，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也就是毛主席在3月24日批示中所说的：“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我们军队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军队同志犯了错误，一旦经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指出，就会坚决迅速地改正。我们相信，这次犯错误的同志，也会这样做，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至于同志之间有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些隔阂，也应采取正确的态度。毛主席1971年4月24日在李德生同志的一个报告上批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对同志间的不同意见，有些隔阂，大家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顾全大局，不计较小事。主席说：“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应当避嫌，当事人也不应当避嫌。主席指示的办法有两条，“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总之，“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

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没有犯错误的同志要防止骄傲，也要加强路线学习。大家按照主席批示的精神去做耐心的工作，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一点，包括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在内，都应当这样做。


（四）今后办法（略）


经过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我们一定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团结，努力学习，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和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会议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当陈伯达这个反党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立即拨正了全会的航向，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阴谋，把这个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会议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致表示坚决紧跟、坚决照办。

到会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姿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通过揭发、批判，剥掉了他的画皮，戳穿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一个隐藏在党内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无耻叛徒、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老反革命；根本不是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而是个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帝、修、反的忠实代言人；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反党乱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小小的老百姓”、“小小的小学生”，而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同志们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同他划清了界限。

在批陈过程中，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的教导，对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专题批判。大家反复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光辉论述，更加看穿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第一”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本质和政治阴谋，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判中，重点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陈伯达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竭力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彻底暴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大家说，陈伯达那么起劲地“称天才”，就是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他用谣言和诡辩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妄图分裂我们党，达到他阴谋篡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批判中，大家还狠批了陈伯达“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大家说，陈伯达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他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其罪恶目的是为他反党夺权服务。通过批判，大家认清了陈伯达的所谓“理论”，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识破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决“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两个会，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下面，我根据军区党委常委、辽宁省委常委研究的意见，着重讲两个问题：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党内出现一次大的斗争，象这次出现陈伯达反党事件，在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突然？有的同志甚至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党内不出这类事。经过学习、批判，大家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不清，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深深扎根。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四年，当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就会出现象王明、刘少奇、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就是这种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最阴险、最狡猾的阶级敌人。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他标榜自己懂得马克思，用谣言和诡辩阉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大讲特讲什么社会主义“规律”，为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干尽了反对中央文革、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尖锐、复杂，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仅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还必须“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防止象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权重要，还是路线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对了，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政权还会丢权。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反党篡权上台以后，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的基层单位，比如象鞍山眼前山矿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集团，粉碎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这个历史经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同志们从陈伯达的反党罪恶活动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一切反党分子向党进攻，总是要从右的或从“左”的两个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甚至理解错了，就不能抵制和排除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在执行中还会“左”右摇摆，甚至迷失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彭德怀搞“正规化”，照搬苏联那一套，我们做没做？做了的！刘少奇的黑“修养”出来，我们学没学？把它当“教材”了嘛！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我们也是搞了的。杨成武抛出“大树特树”，我们也是跟着喊了的。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的不好，理解得不深，执行得不自觉。

要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不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努力提高辨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支持；违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批评、帮助；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斗争。要不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认真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要搞好党的基不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教育。对路线问题，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也不能忘记。正象有的同志说的，决不能“来以前不知道，听到后吓一跳，学习后有提高，过一段又忘掉。”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作风不正，总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缺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思想作风一定要正。思想作风不正的人，党性不纯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就容易被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这里，我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果陈伯达到东北来乱跑乱说，我们能不能识破，会不会上当，会不会受骗，会不会也要抬他当“太上皇”？我想，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不克服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等歪风邪气，不提高革命警惕，也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反对骄傲自满的问题上，我们军区近几年来，联系三支两军、部队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先后抓过几次；省革委会成立以来，通过路线分析、思想“爬坡”，也抓过几次。但由于我们认识不高，抓的不狠，没有把反对骄傲自满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中央三号文件所指出的问题，在我们军区和辽宁省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从军区来看，主要是有两个包袱，满足现状，自以为工作做得还不错，似乎还能“过得去”。有些同志自以为打仗有功，支左有功，盲目骄傲自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只想当革命动力，不想当革命对象，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固步自封，上级指示装不进，先进经验学不进，群众意见听不进，靠“老本”过日子，认为“老本”不多可以吃一阵子，水平不高可以用一阵子，理论不高可以凑合一阵子。有的在工作中看成绩多，看问题少，讲成绩总觉得没说够，讲缺点总觉得过了头。有的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把个人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个人说了算。有的搞军阀主义，训人整人，骂人打人，耍威风，逞霸道，甚至利用职权，欺人压人。有的滋长了资产阶级庸俗作风，拉拉扯扯，吹吹捧捧，原则不坚持，错误不斗争。有的当官做老爷，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有的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存在着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外事活动中不谦虚，不礼貌，在宣传上有强加于人的现象，对内以大压小，总要高人一头。这些问题，有的发生在我们领导身上，有的虽然发生在下面，但责任还在我们领导，首先是我自己要负责任。

从辽宁省来说，对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个“三高、一早、一好”的说法（即去年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财政总收入达到了较高水平，省委成立得较早，革命生产形势比较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同志们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当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更要头脑清醒，正视存在的问题，克服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继续革命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千万不能头脑发胀，忘乎所以。

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为我党培育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抵制和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有的人在政治上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正象同志们说的，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阶级斗争，就会分不清敌我；带着私心和资产阶级派性掌权，就会使革命政权改变性质；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会搞歪门邪道，闹宗派，拉山头，破坏党的团结，甚至走上反党道路。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要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我们讲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作到“五个统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就要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就要反对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搞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不能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就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请示报告；特别重要的是重视调查研究，遇事不能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不了解情况就乱讲乱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辽宁在建立省委之前，搞思想、路线“爬坡”的时候，总结了一条经验：凡是经过调查研究，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错误就比较少；凡是仓仓促促，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由个人决定的问题，就容易出错。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毛主席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辽宁省搞了一个“一把火烧两头”，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形式来搞。一头，烧清领导班子思想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一头，烧牛鬼蛇神。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把领导班子烧垮嘛！而是使各级领导班子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更好地发挥了对敌斗争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就要认真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干革命就要讲阶级，讲路线，不能搞人性论，不能搞折衷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要拿到桌子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更不要怕引起争论。原则性的争论，不仅不会妨碍党的团结，反而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当然，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无限上纲。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上，毛主席又要求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正如林副主席所指出的：“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经过这次批陈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许多同志说得好，单纯的工作经验代替不了毛泽东思想，埋头苦干代替不了革命的理论，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路线觉悟。工作忙忙碌碌，学习马马虎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时刻就会迷迷糊糊。假马克思主义者最爱吓唬那些不爱学习的人。不爱学习的人，也最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一旦上当受骗，轻者给人家当“叭喇筒子”，重者会给人家当“打手”。这是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挤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而不能强调工作忙，没时间，不去认真学习。强调工作忙，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想学习的借口。要长期坚持。而不能学一阵子；要真正弄通，而不能一知半解；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而不能理论和实践脱节。要刻苦地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尽快地改变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样才能更好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总之，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要忘记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批陈整风，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纲，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搞好批陈整风运动，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政治建军和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同刘少奇斗争的继续，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批陈为重点，首先把“批陈”搞好。要按照中央的部署，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为武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同他彻底划清界限。并要从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打一次“防疫针”。

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是把批陈搞好，在搞好批陈的同时，也要把整风搞好。下面，就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如何深入搞好整风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们军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军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军队要谨慎”。

毛主席在看了贵州省军区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报告后，又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对北京卫戍区野营训练总结报告的批示上，强调要“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又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召开了华北会议。林副主席并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周总理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毛主席又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今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最近，毛主席又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

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对军队这样关心，为什么特别强调军队要谨慎？我们领会：

一是我们军队，现在一方面担负着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还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要同地方同志一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我们必须认识到，军队地位变了，任务重了，责任大了，工作的面更宽了，遇到的事情更多了，接触的人更广了。因此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地方同志，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如果我们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瞎指挥，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那就很危险。

二是我们军队确实有两个包袱，有各种不正之风。毛主席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爱护历史荣誉是对的，但决不能把它当成包袱，骄傲起来。在胜利的形势下，更需要谦虚谨慎，正象同志们所说，“胜利的军队最容易骄傲，胜利的形势最需要整风”。我们必须通过整风，放下包袱，去掉不良作风，保持谦虚谨慎。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抓的不好，就会落后于形势，就会犯错误，就会对建军不利，对建政不利，对继续革命不利，对个人思想革命化不利。

三是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要反党篡权，总是首先要抓军权。高岗、彭德怀是这样，刘少奇、罗瑞卿是这样，陈伯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军队的同志必须十分谨慎。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们的军队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指挥下，成为一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永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辽宁省前一段搞思想“爬坡”、路线分析，搞了一年多，这是对的，是有成绩的。它为这次整风创造了条件，但它决不能代替这次整风。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根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有了新的丰富内容和更高的要求。而我们搞的思想路线“爬坡”，虽然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按照这次整风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于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有些“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团结不好，还有不正之风。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思想“爬坡”和路线分析，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要求，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搞好。

我们要防止和克服对整风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上半年烧，下半年爬，年终来个大检查。”有的同志认为，“反骄到顶”，“无骄可反”。有的同志说，“就是有点骄傲，也是光荣的缺点、红色的包袱”，甚至认为，“有骄无害”、“骄傲有理”。这些都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在批陈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和军队代表同志，要自我革命，自觉革命，带头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跟上，靠下，化自己”。通过整风，把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一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批陈整风运动为纲，带动各项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让毛主席放心，让林副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转发周兴同志的发言
1971.05.12;中发[1971]37号


中央：

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开始的时候（三月四日），我作了一个发言。现整理送上，请审阅。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周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

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周兴，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打好批陈这一仗。这几天，在学习文件中，有的同志提出来：不了解这场斗争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过程，要求我介绍一些情况和谈一点学习文件的体会。由于我学习得不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有些自己还没有学懂，要我来讲，肯定讲不好，甚至会讲错。现在，只是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粗浅的认识给同志们谈一谈，供学习时参考。

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关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际上反对美帝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进入新高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伟大、极其深远的意义。

这次会议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会议开始以前，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八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宣布了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

在开幕会上，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林副主席说，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亲自领导的。林副主席着重讲了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对新宪法草案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新宪法草案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突出了群众路线，可能成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更大胜利的新的战斗纲领。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同志也讲了话。他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作了补充，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情况作了说明。

二十四日，开始分组讨论宪法问题。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按捺不住他的反党野心，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在二十四日华北组的小组会议上，陈伯达作了一个发言。他大肆造谣，胡说什么：新宪法是他经过长期斗争的结果；说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说什么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等等。同时，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手法，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抛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煽风点火，欺骗大家，制造混乱。

接着，陈伯达又通过原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和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在华北组蒙蔽几个工农同志发言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质问宪法起草委员会。然后，又抛出华北组综合简报，诬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千刀万剐”等等，到处扩散，严重地破坏了全会的航向。

陈伯达的发言和材料，欺骗了不少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对陈伯达的阴谋没有识别出来，尤其是对那个称天才的材料，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很气愤，结果受了骗，上了当。陈伯达这样一搞，使全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有几天闹得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陈伯达的反动气焰是很嚣张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到庐山这一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识破了陈伯达的阴谋。全会立即停止开会，收回简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责令陈伯达检讨。陈在检讨中狡猾抵赖。并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一些同志，企图掩盖他的反党罪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对党的猖狂进攻，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就象四年前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那样，又一次在紧要关头，带领我们绕过了暗礁，开辟了胜利航程。这篇光辉著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发出以后，真象大白。到会同志对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气愤万分，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和控诉他的罪行。当时初步揭发的材料，概括起来是：三大罪状、五大谎言。

三大罪状：一是陈伯达要夺权，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他表面上是反对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是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是要夺权。二是他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欺骗新的中央委员，企图分裂中央，这是很大的罪恶。三是他同“二月逆流”的个别人合起来，恶毒地反对毛主席。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各方面进一步揭发出陈伯达的大量反革命罪行。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讲。

五大谎言，需要一个一个地驳。在没有讲这五大谎言以前，先说一下关于国家主席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闹得最凶。陈伯达的种种谎言和诡辩，都几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

大家知道，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声明。这次修改宪法过程中，毛主席又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这些指示，陈伯达明明知道，但他又别有用心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华北组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陈伯达这句话是极端反动的。他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个大阴谋，说穿了，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很气愤地说：你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考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这样站得更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更为有利。很显然，陈伯达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

现在讲一讲陈伯达的五大谎言：

第一、陈伯达说：在宪法问题上，他进行了长期斗争，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真是无耻，不害羞。修改宪法从一九七○年三月八日开始，经过半年的时间。要他参加，他先是装病，后来又去华北乱跑，只在八月份参加了两次会议，也没有争论。他在华北组宪法修改稿中提出：“在奋斗目标上写上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宪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国家宪法，不是党章，因此不能写上共产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宪法上写上实现共产主义，完全是形“左”实右的。他的那个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他还提出过不写所有制的那个“尾巴”。主席不同意。主席说，不要那个尾巴，又要杀猪、砍树。特别恶毒的是，在陈伯达修改的稿子中，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明明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他却反咬一口，说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完全是撒谎！

第二、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这一手很迷惑人。这是陈伯达故意陷害人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有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修改党章时写上了，主席看后勾掉了。当时，同志们不通。康老、春桥、文元同志报告了主席，总理又主持把这三个副词填上，而且还作了文字说明，主席看后又勾掉了。后来，康老向主席报告说，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不写不好吧？主席说，代表大会，可以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这些情况，陈伯达是知道的。党章没有写，“九大”报告也没有写。可是，他却捏造事实，说有人反对写毛主席是天才，借以陷害别人，抬高自己，其居心多么险毒！

第三、陈伯达说：有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案。这也是造谣。他借口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写了“天才”，说宪法上不写就是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那么，“九大”没有写，你陈伯达是否要翻“九大”的案呢？！中央负责同志说，到底是“九大”重要，还是十一中全会重要？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讲。代表大会高于全会。陈伯达制造这种谎言，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四、陈伯达说，有人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也是谎言。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文学家。毛主席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怕孤立到最后一个人。毛主席常讲，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讲毛主席高度的原则性，而把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陈伯达造这种谣也是别有用心的。

第五、陈伯达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这更是谎言。他企图用这顶帽子陷害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分裂中央，以达到他夺权的阴谋。

从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恶的敌人，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把他揪出来，消除了隐患，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二）关于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我也还在学习。现在，谈一点体会，和大家共同学习。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中央一九七○年六十二号文件指出：“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是我们“批陈整风”的一个纲，是批判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针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抛出的那个材料——《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的。陈伯达在那个材料中，歪曲地引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语录，采取断章取义，截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欺骗同志，煽风点火，为他的罪恶目的服务。

毛主席指出，陈伯达的这个材料，“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大家知道，马克思关于认识论的论著非常丰富，“号称懂得马克思”的陈伯达应当是知道的，但是，他竟然没有引一句马克思的话，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毛主席说：“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恩格斯的这句话，是他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写的第三版序言中讲的。恩格斯写这个序言的时候，马克思的这部书已出版三十三年了，马克思也已去世。恩格斯在序言中说：“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呢？恩格斯在序言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一、马克思对法国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二、马克思对法国每一次阶级斗争，对当时历史的一切细节都作了研究；三、在研究当时历史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就说明，如果没有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对阶级斗争经验的研究，没有搜集大量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一部天才的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所以，天才不是先天的。陈伯达断章取义，只引了这么一句，是为了骗人，有意制造混乱。这部书是马克思早年的著作，是马克思才三十四岁时写的。毛主席说，这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毛主席说：“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指的是陈伯达的材料中引的列宁的五句话：

第一句话，是列宁为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写的序言中讲的。库格曼是德国的一个外科兼妇科医生，开始是马克思的朋友，后来反对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关系破裂了。列宁的这句话是：“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这里说的，主要是指马克思对蒲鲁东派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评论。这些评论，是马克思同蒲鲁东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中产生的，不是主观的、凭空想出来的。蒲鲁东派就象陈伯达这种人，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投机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做艰苦的革命工作，马克思叫这些人是资产阶级“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陈伯达为了吓唬人，引来引去，正好引来批判了他自己。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二、第三句话，是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中找出来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来的，而决不是凭天才的想象就能得来的。列宁在这本书中很清楚地指出：“全部官家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列宁还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毛主席也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见，马克思的学说，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在大量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陈伯达不按列宁的原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别有用心的。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四句话，是从列宁《预言》一文中找出来的。列宁这篇文章谈到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对未来世界大战的预见。恩格斯预见到，未来的世界大战必然带来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阶级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谈到恩格斯的这个预见后说：“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恩格斯为什么能作出这样的预见呢？列宁在文章中清楚地回答说：“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可见，恩格斯的预见，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阶级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这里，陈伯达同样完全歪曲了列宁的原意。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五句话，是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怎么办？》是一九○二年列宁为反对当时俄国的经济派而写的一部著作。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认为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搞经济斗争，不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革命组织。列宁深刻地说明，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指出，这样的党，要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是人数不多的，经常进行工作的基干领导工作人员，主要是职业革命者，一部分是为数甚多的党员群众。不能没有领袖，不能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陈伯达孤立地引了列宁这一句话，完全是为他分裂党、篡夺党的领导权服务。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产生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毛主席还英明地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陈伯达一贯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还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够条件的“领袖”，这充分暴露了陈伯达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对陈伯达的这一罪恶阴谋作了极其深刻的、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判。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主席说：“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这是讽刺陈伯达的，同时又是对陈伯达的反党本质的最深刻地批判。陈伯达用两块石头打人，一块是野心家，一块是阴谋家，他想搬起这两块大石头打别人的脚，结果没有打着别人，而打了他自己的脚，把他自己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彻底暴露了。

毛主席引了一句古诗：“杞国无事忧天倾”。这是李白在一首题目叫《梁甫吟》的诗中的一个诗句，讲的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就是春秋时的杞国，现在的河南杞县。故事是说，杞国有个人，怕天掉下来，怕地塌下去，愁的不吃饭。后来有人给他解释，他就高兴了。毛主席引这句诗，是说陈伯达要夺主席的权，夺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完全是痴心妄想，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是照样转动的。毛主席引这个故事，是对陈伯达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鄙视，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说：“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在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最后关于我的话”，指的是陈伯达的反党材料中最后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的那一段话。陈伯达在引用时，别有用心地把毛主席“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句很重要的话删去了。由此可以看出，陈伯达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列主义，引用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歪曲引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话，完全是为了欺骗人，制造混乱，以达到他篡党、夺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揭露和批判陈伯达的“材料”之后，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极其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实质，指明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下面，我再谈谈对这一段话的几点粗浅理解。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历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做了最精辟最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副主席高度评价了毛主席这个光辉思想，说：“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胜利发展中具有伟大的决定作用。因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是群众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者，是群众的灵魂和代表，能集中群众的意志，率领群众去创造历史，促进历史的发展；而无产阶级的领袖，都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起着阻挠、推迟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因此，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意志的结果，群众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这显然是反动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就是这样。他们吹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反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所贩卖的正是这类历史唯心主义的货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人的认识、知识是从那里来的？从来就有先天论和后天论之争。在哲学史上，所谓先天，就是先于经验，先于事实，认为先天的论断是以空洞的想象为基础，而不是依据经验和实践产生的。所谓后天，和先天相反，意思是后于经验，来自经验，来自事实。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否认任何不以感性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这个争论。孟子说，“道性善”。《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主张先天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也认为是人的思想是先天的是生下来就有的。荀子是主张后天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精辟地指明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指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后天的，来源于实践的。毛主席教导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社会实践，“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反党分子陈伯达鼓吹“天才”，根本不提主要是社会实践，甚至把社会实践一刀砍去，显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是十分反动的。

“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讲的认识论问题。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一种是唯物主义，一种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可以认识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精神的，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精神决定物质，物质是精神的表现。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是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后来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它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不仅承认物质是精神的起源，而且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很大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反映论认为，人的思想是在我们之外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就是讲的反映论。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与此相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先验”这个词，是康德哲学中使用的名词。意思是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先于经验的，是“先验”的，自然界的规律等等，不是自然界本身的东西，而是人的认识加于自然界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都是先验论的，都是认为精神决定物质。陈伯达所宣扬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似乎只要有了天才什么都可以想出来，根本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背道而驰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们创造历史，先天与后天，先验论与反映论的根本对立，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号召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高度的自觉，一定要同陈伯达划清界限，肃清其影响。当前，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领导高明论”、“一贯正确论”、“骄傲有资本论”等错误思想都是违背主席教导的，如不克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就不能和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迟早要摔大跤。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又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都认为事情并不是已经研究完结，还要继续研究。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更应坚决响应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号召，更加千百倍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刻苦地、扎实地深入实践，研究客观事物。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不自觉，甚至骄傲自满，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那就完全违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谆谆教导。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号召我们：“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真是语重心长，意义深远。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就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团结、“胜利的路线，就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执行什么路线。我们只有真正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地执行团结、胜利的路线，才能不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才不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摔大跤。


（三）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各地、各军揭发了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大量的材料，中央对他进行了专案审查。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即中央一九七○年七十六、七十七号文件），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召开了华北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我们教育很大，对于全党、全军的革命化建设将起重大作用。我们完全拥护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多次重要批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批示，完全拥护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也完全拥护中央对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主要干部任免的决定。

半年多来，各方面揭发的和专案小组调查出来的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真是惊心动魄！同志们从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八号文件——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就可以看清楚了。他的主要罪行，中央概括了四个方面，具体事实很多。我觉得这些铁的罪证恰好揭穿了陈伯达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是“老革命”吗？！其实，是个“老反革命”。他出身于“四代书香”的封建官僚家庭。本人早就是国民党反共分子，发表过反共文章，当过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和国民党军阀张贞部队的少校秘书，当过何应钦办的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混入党内后，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出卖了组织，当了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干尽了反革命勾当。所以，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反革命。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经过几十年的革命考验吗？其实，几十年来，他紧紧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在天津编《实话报》期间，就是铁夫路线的应声虫。一九三六年，陈伯达又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主张阶级合作，贩卖王明的投降主义黑货，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武装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毛主席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伟大理论相对抗，实质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中，陈伯达开始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后来又摇身一变，同刘少奇、彭德怀一起，从极右方面反对三面红旗，主张单干和开放自由市场，并在庐山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在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大刮复辟资本主义妖风的时候，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上重新发表的是陈伯达。在一九六四年刘少奇破坏“四清”运动的时候，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主张发到全国的，也是陈伯达。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时候，私自下山，到唐山去贩卖“工业七十条”，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唱对台戏的，也是陈伯达。这次是第三次庐山会议，公开跳出来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是陈伯达。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陈伯达所谓经过革命考验，完全是骗人的。正如毛主席说的：“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就是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论。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有功”吗？！其实，剥开画皮来看，他恰恰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表面上是中央文革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就是他搞的，其目的是反党乱军，阴谋篡权。这个问题，在我们云南也深受其害。当然，这不能怪群众，群众没有什么责任，要把这个账记在陈伯达、王力和云南的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陈伯达还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武斗的支持者和指挥者。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着中央搞阴谋活动。例如，林副主席主持编了《毛主席语录》，陈伯达悄悄地又编了一本，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起草“九大”报告时，他搞了一个宣扬唯生产力论的稿子。中央没有采纳陈伯达这个稿子，他就心怀不满，疯狂地攻击和诬蔑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草稿是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林副主席委托康老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陈伯达在背后又组织了一个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把重要的地方砍了十多万字，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中央指定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陈伯达又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另搞一套。甚至连中央指定《人民日报》写一篇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他也私下另写一篇，同中央抗衡。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到处搜集中央负责同志的所谓材料，企图进行政治陷害，分裂中央，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种种事实证明：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什么“大大有功”，而是罪大恶极。我们要把他这张画皮揭下来。

陈伯达不是还经常吹嘘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吗？！其实，是个“大大野心家”。他在组织上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他早就是刘少奇的黑班底。他同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包庇大批坏人，对王、关、戚等加以重用，网罗党羽。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可是，陈伯达却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而李雪峰、郑维山既同陈伯达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又有个人野心，想找个向上爬的后台，所以，就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同志们从李雪峰、郑维山两人的检讨中可以看出：陈伯达和他们是如何互相利用，勾结起来干坏事的。陈伯达招降纳叛的目的，还是为了一个“权”字。连他的老婆都说他“官口很大，想当一、二号人物。”可见，“小小老百姓”是假的，“大大野心家”是真的。

关于陈伯达的罪恶事实还有很多很多，同志们可以看材料，我们还要进一步揭发。总之，陈伯达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完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式的人物。如果不把他揪出来，后患无穷。所以，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一场极为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事，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任何低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批陈”的重大意义。我们相信，通过这场斗争，一定会把反党分子陈伯达批倒批臭，一定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促进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关于学习问题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从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学习问题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批陈整风”运动能否搞好的决定关键，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问题。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主席还说：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个担负着高级职务的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克思主义怎么行呢？主席提出：要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还说：过去开过一个书单子，叫学马、列的书，是我叫搞的。不过，三十本多了。不要光读我的，马、列的书也要读一点。（主席的这些话，都是大意，不是原话，大家不要引用。）根据主席的指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那天，康生同志在会上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提出要认真读书，加深对主席思想的理解，防止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康生同志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各省、市的负责同志要把它看成是一件十分重要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底下的工人、农民、解放军连队的同志学得很好，我们的高级干部也注意学习了，但是比起下面干部的学习，就落在后面了。康生同志还指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刘少奇、杨献珍他们借口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说毛主席的著作是文件，是时事政策，不是经典著作。这种反动言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揭露批判了，今后还要进一步彻底批判；另一种倾向是，只读毛主席的著作，不读或者不赞成读马列主义的书籍，甚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就是不赞成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或者有人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就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是一种很错误的东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多年以来，有的人不赞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康生同志解释说：我们现在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毛主席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了解毛主席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怎么知道毛主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继承了什么呢？怎么知道毛主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更不要说知道主席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种倾向同前一种倾向是对立着的，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割裂开，这是错误的。康生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说，我们有些高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看没有多大问题，或者表面上还执行中央的决议，但在世界观问题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甚至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就没有改造好。有些老干部在紧急关头，对毛主席的路线发生动摇，甚至于反对，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改造，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主席提倡学习，很重要。这是康老讲话的大意。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去年十一月六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并且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并规定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马、恩、列的六本书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六十二号文件，就是《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又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个重要文献，还要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年五十九号文件中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了他的学习情况和体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批示中说：“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一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林副主席也作了重要批示，说“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中央把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和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作为今年的二号文件，发到各省、各军。

姚文元同志在报告中，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说：“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可见姚文元同志确实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刻苦地进行学习，除学习经典著作以外，还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还看了一些反面的东西。如他在报告中说：“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姚文元同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就是不讲阶级分析，不讲阶级斗争，否定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欺骗麻痹人民的谬论，也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如姚文元同志说：“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还说：“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我们在“批陈”的过程中，也要狠批陈伯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要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两报一刊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学习问题的社论、评论和文章。今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关于“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的短评，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特别强调指出：高中级干部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坚持认真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来建设我们党的重大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理论、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运动，就是毛主席历来所倡导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深刻地阐述了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

以上所引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关于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充分说明：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不变修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否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从当前来讲，这也是能否搞好“批陈整风”的关键。我们必须很好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一系列的指示，认真提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现在，有些高中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学习的自觉性还不高。总是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满足于局部的工作经验；满足于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以干代学，不认真读书，即便读了一点，也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不懂装懂。所以，在关键时刻就分辨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就受骗上当，被假马克思主义所俘虏。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把我们的学习认真地、扎扎实实地搞起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认真改造世界观，大大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样才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今天我要讲的问题，已经讲完了。我再重复地声明一下，这里说的许多情况，没有正式文件，完全是凭记忆，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对有些问题的解释，是我个人的理解，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美方记录稿来自 《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里先不存】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内迁职工家属安置问题的指示
1971.07.14


广大内迁职工，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支援三线建设为荣，积极工作，在生产建设中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的家属，目前随迁的只占20％～30％，大部分仍然留在沿海，长期分居两地，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而且每年探亲，增加国家开支，耽误生产，不利于三线建设。

为了安排好内迁职工生活，使他们真正在三线扎根，更好地促进三线建设，必须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迁入地区要主动与迁出地区协商，对家属内迁做出规划，并且根据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原则，自己动手解决房子问题，分期分批内迁。那种怕麻烦、怕增加负担，不允许职工家属随同内迁的作法，是不妥当的。居住城镇吃商品粮的家属，不论迁出地区的城镇大小，应准予随职工内迁，并在内迁企业所在地落户口；家属户口在农村的，原则上也应当准予随同职工内迁，内迁后，可落农村户口，但个别确有困难的直系亲属，根据企业安置工作的条件，也可以落城镇户口。

对内迁职工家属的工作，可按以下原则进行妥善安排：

1，原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固定工，内迁后，应就近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如果工种不对口，可以改变工种予以安排。

2．原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担任常年性工作的临时工、合同工，如生产需要，本人符合条件，可由迁出地区转为固定工后内迁。已经迁去的，由内地按此原则办理。

2．原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或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家属，内迁后应就近安排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招工指标，本人符合条件，可以吸收为固定工。

4．原来没有参加工作和家居农村的家属，凡有劳动能力的，应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由迁入地区或企业，把她们组织起来，办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或者从事农、副业生产，或者参加服务行业的劳动。附近农村人民公社有条件的，可以安置农村户口的家属插队落户。

5．内迁职工的子女，已经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原则上不随职工内迁，需要照顾的（如独生子、女），经迁入地区同意后亦可迁去。迁入地区可以招收为新工人，也可以和当地的知识青年一起，服从统一安排。


 	（此件系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内迁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71〕国发文52号〉摘要，标题系编者加）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国家计委关于棉花收购价格给江苏的批复
1971.09.15



苏革发〔1971〕34号报告收悉。关于棉花新标准的标准级（327）皮棉收购价格，应根据国务院规定的棉农不减少收入和国家不增加支出的原则来安排。1967年国务院五部（委、社）印发的《关于棉花新标准扩大试点会议纪要》的附件中又明确规定：“含水标准全国统一规定为10％，不足或超过10％时，应升扣重量。”这样，南方棉区原含水标准11％，应扣去1％，不计入价格之中。同时考虑到逐步缩小各省之间的地区差价，便于毗邻地区的价格平衡衔接。据此，我们意见：你省棉花新标准的标准级（327）皮棉收购价格暂定价每担不超过104元，具体价格请你们自行安排。待全国推广新标准时，棉价问题再作进一步的合理安排。


附件


江苏省革委会关于棉花新标准价格的请示


我省在总结棉花标准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决定从今年新棉上市起，全面推广棉花新标准。其标准级（三级27毫米长度）的收购价格，每担拟定为105．95元，并在全省实行一个价格。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新标准价与试点结果接近


从1967年起，先后在海门、海安、大丰三个县的11个公社进行试点，1969年试点结果：三县平均标准价为104．77元。实行棉花标准后，提高水份标准（从11％改为10％）的因素，应加入标准价格，因此，试点标准价需再加上1．05元，应为105．82元。新标准价只比试点结果标准价每但高0．13元。


二、新标准价与测算水平差距不大


另从苏州、南通、盐城3地区（棉花收购量占全省收购量80％以上）选择了8个县以1967～1969年为测算期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苏州地区为105．95元，南通地区为105．17元，盐城地区为103．94元。鉴于这次推广棉花新标准取消省内地区差价，改变过去南高北低的不合理状况，为使苏南地区棉农不减少收入，故拟定全省新标准价105．95元。


三、新标准价基本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行棉花新标准“国家不增加支出，棉农不减少收入”的原则


全省执行105．95元的标准价比测算平均标准价104．77元每担高1．18元，全省共增加支出860万元，仅占收购部金额1．16％。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09.18； 中发［1971］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年来，经过在党内传达、揭露、批判陈伯达，一九七0年十二月开始的华北会议，毛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华北会议的两次批示和北京军区的改组，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批示，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关于反对骄傲自满的批示，二月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批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全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被大量揭露。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象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陈独秀从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落为托派，王明从坚持错误路线而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林彪也是如此。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的主张。“九大”前夕，他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且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几十年来，直到这次叛变投敌以前，毛主席总是对他耐心教育，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解放军，自绝于中国人民。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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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其中有不适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1971]57号文件的通知
1971.09.28; 1971中发 [1971]60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1]57号）文件扩大传达和讨论范围：

1、陆军和海军传达到军的党委常委、同级副职党员干部和师的两三个主要干部。

2、空军传达到团，民航传达到大队，而后尽快地逐步传达到中队和机组。

3、地方传达到地、市委常委。

4、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到下属部、处、室负责干部。

二、传达方法：

1、陆、海、空军一律由所在各大军区党委常委负责组织传达，可以由各大军区集中传达到军、师两级，也可以由各大军区派人分片传达。

2、省军区、军分区和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律参加省、地委常委的传达。

3、听取传达干部名单，军、师两级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审定，凡不适合听传达的，可不予参加。

三、传达要求：

各单位传达后，要结合部队和地方实际，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57号文件由中央印发送到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然后由他们分送给各地、市，各军、师，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常委各一份，指定专人保管，不得遗失，不得摘抄、翻印。听传达的同志要严守党的秘密，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五、各单位传达讨论的情况，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密封专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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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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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向爱国人士、归国华侨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传达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的通知
1971.10.19; 中发 [1971]69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关于向爱国人士、归国华侨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传达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爱国人士的传达。按照中央管理、地方和单位管理分别进行传达。有现行反动活动、特务嫌疑、里通外国和正在进行审查的人，不进行传达。

二、对于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应区分情况加以掌握，中共党员一般均应传达，虽非党员但加入中国籍较早，且本人表现好、政治上没有问题的应进行传达。政治上反动、里通外国、本人或直系亲属的特嫌、对我有严重不满情绪的，均不进行传达。

对于配偶是外国人的我国居民，本人政治上没有问题的，应向本人进行传达。

三、对于久居国内有固定职业的归国华侨，政治上又没有发现严重问题的，应进行传达。临时归国的华侨，除因工作需要的骨干可以进行传达外，一般探亲访友归国观光的均不进行传达。

四、对上述人员，只传达中发[1970]62号、[1971]57、65号文件。凡属中央管理的在京爱国人士，由恩来、剑英同志传达。地方管理和在地方工作的爱国人士，由所在地区和单位党委负责同志传达。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和归国华侨由所在单位党委、支部负责传达。

五、不向兄弟党进行通报，也不向兄弟党派驻中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学生进行传达，如问及此事，均不正面答复，一般可答“不知此事”或“未听到这样的问题”等；如遇兄弟党的负责人问及此事，可根据具体情况答“需要时会向你们通报”或“不知此事”。

六、对听传达的人员，要认真进行保密教育，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不准向外国人作任何泄露。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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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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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知
1971.11.30; 中发 [1971]7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自中央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体党员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1]68号文件印发到基层党支部之后，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对保密工作做得较好，但也有些地区和单位在传达过程中，警惕性不高、制度不严、文件丢失、被盗、泄密等问题连续发生。这对于党和国家的机密危害极大。各级党委都应引起极大重视，遵照毛主席“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的教导，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类此失密事件再次发生。为此，中央规定下列保密办法，望各地遵照执行，并可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不同情况制定具体保密措施。

一、经常地进行保密教育工作，提高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警惕性。要认识到保密与窃密的斗争是敌我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丝毫麻痹不得，“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二、有机要人员的部门，机密、绝密文件要交机要人员保管、登记。没有机要人员的部门，各级领导要指定专人保管文件。

三、运输绝密文件，必须采取可靠措施，由二人以上护送，边远地区要派武装护送；凡有机要交通的地方，要交由机要交通人员运转。

四、存放文件的地方，必须保证安全，无专人看管和无严密加锁的箱柜，不得放置机密、绝密文件。

五、任何人员，不得私自携带机密、绝密文件到公共场所；不得在车、船、码头、车站和公共娱乐场所，随便议论。

六、发到基层支部的机密、绝密文件，传达工作告一段落后，要由县、团或公社一级党委集中保管，使用时再领取，不要长期存放于基层支部。

七、采取有效措施，堵塞失密、泄密漏洞。已经遗失的文件，要设法彻底查找，对造成失密、泄密的当事人，要弄清情况，严肃处理，严重者应给以纪律处分。

各级党委应迅速就中发[1971]68号文件的分发、保管情况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将检查情况逐级上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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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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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关于向归国华侨传达《中共中央通知》问题的补充通知
1971.11.30; 中发 [1971]75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关于对久居国内有固定职业的归国华侨传达林陈反党集团问题，当时为了保密的需要，曾做了一些规定，这是必要的。但他们和当地工人一起工作和生活，由于传达和做法不一致，也引起一些意见，为了更好地把团结教育华侨的工作做好，中央作如下补充通知：

一、在中央[1971]69号文件下达前，已与当地职工一起听了传达的华侨，仍同职工一起学习讨论。

二、尚未传达的单位，符合条件的，可同本单位的职工一起听传达和讨论。

三、已单独组织华侨进行了三个文件传达的，可补充传达中发[1971]61号、62号、64号、67号四个文件。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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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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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摘要）
1971.12.03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英明指示，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着重解决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交流了经验，讨论和拟订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大家坚决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保证在一九八○年完成毛主席提出的“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战略任务。


（一） 农业机械化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亲自批示召开的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以后，特别是党的“九大”以来，在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很快，一个群众性的办农业机械化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有关农业机械化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深刻体会到，搞农业机械化，是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必由之路，办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农业连续九年丰收，人民公社多种经营日益发展，公共积累逐年增多，广大社员对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全国各地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群众性的农具改革有了新的发展，广大工人和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创制的插秧机、割禾器、脱粒机、点播耧等农机具，正在推广。一支亦工亦农的技术队伍在茁壮成长。

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钢铁、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工业大幅度增长，地方小钢铁、小煤矿、小水泥、小化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各行各业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一九七○年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农机产品增加三百多种；耕作机械、排灌机械、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具的产量成倍增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

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但是，我国目前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很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这种状况，同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广大群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强烈愿望，都很不适应。到会同志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二） 坚持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遵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和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会议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到会同志以大量事实，说明十几年来，在我国农业走什么道路，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深刻地论述了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意义，为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制订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充分地、完整地阐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明确指出：“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

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指示，迅速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又及时指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发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英明指示。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广大群众，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为农业服务的“小、土、群”工业迅速发展。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贯反对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他们先是扯起新老修正主义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破旗，鼓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挠破坏农业集体化；在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又大肆散布“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竭力反对农业机械化；当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叫嚷农具改革要“一天革几个命”，阴谋扼杀农具改革运动；他们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大杀大砍农机工业和地方工业；他们还到处推销“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条条专政”和“高度垄断”等黑货，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十年抓得不大好的根本原因是刘少奇一伙的干扰破坏。国务院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部门，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有关农业机械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延误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及其一伙，狠批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出现了大好形势。但是，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代表们一致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只认识到实现农业集体化是方向、路线问题，没有认识到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地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要继续批判“条条专政”，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当前，既要进一步肃清“该放不放”的“条条专政”余毒，又要批判撒手不管的官僚主义，也要防止不从全局出发、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倾向。

要批判“专家路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少数人办，冷冷清清；大家办，热气腾腾。“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小搞不行，中搞也不行，必须大搞。办农业机械化也必须如此。

要批判单打一的形而上学观点，要坚持工农业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既要抓好粮食生产，又要抓好多种经营，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才有利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要批判坐等条件、依赖外援的懦夫懒汉思想，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懦夫懒汉思想不批倒，农业机械化就快不了。

要批判贪大求洋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土洋并举，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只搞大的、洋的，不搞中小的、土的；只搞机械化，不搞半机械化，不利于动员群众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批判重制造、轻维修，重主机、轻配套配件，重数量、轻质量，重使用，轻管理的错误倾向，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重四轻”使大批农业机械因为失修或配不上套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贫下中农为了修好一台农业机械，跑遍多少个城市还买不到一个配件，他们气愤地说：“黄牛病了可以治，铁牛病了没人治”，“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四重四轻”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利润挂帅”、“支农吃亏论”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

要批判“早化晚化，关系不大”的右倾思想。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积极地、有计划地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三） 走我国农业机械化自己的道路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既搞机械化也搞半机械化。坚持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适应农业“八字宪法”和高产稳产要求，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这是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搞农业机械化截然不同的道路，是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的道路。各省、市、自治区许多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单位，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始终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现在已基本上实现了碾米、磨面、脱粒、铡草、饲料粉碎的机械化，整地、改土、耕作、运输的部分机械化。由于搞了这些机械化，相当于给全大队增加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就能够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不仅农业持续地高产稳产，粮食亩产从二百多斤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一斤，还发展了副业生产，开展了多种经营，改变了山区面貌。

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在一九五五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就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力更生办机械化。他们针对当地易涝易旱的特点，从发展农田排灌机械入手，逐年增添农业高产稳产最急需的农业机械。他们顶住了刘少奇一伙的种种干扰和破坏。他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一九六五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粮棉连续八年超《纲要》，发展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机械化不仅使他们进一步做到精耕细作，还腾出了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发展副业和社办工业，一九七○年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公共积累已达三百多万元。贫下中农自豪地说：“农业机械，我们买得起，用得了，管得好”。

河北省遵化县，在贯彻“九大”精神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狠抓阶级斗争，狠抓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商业之间的关系，做到分工不分家，工农业互相促进。各行各业拧成一股绳，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狠抓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为加速农业机械化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服务。他们狠抓粮食生产，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增加了收入，扩大了积累，为购买机械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县社工业的发展。一九七○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五百零二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二千六百多万元，都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全体代表到遵化县参观，学习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以粮为纲，多种经营，以副养机，以机促农，以轻促重，以重支农”的经验，看到那里的“穷棒子”精神大放光芒，焊铁壶的黑白铁社用土设备轧钢板，修鞋社搞马车轮胎翻新，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农村，一派工农业齐发展的景象，使大家眼界大开，触动很大。

代表们学习了大寨、刘集、遵化和全国各地先进单位的经验，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家能办到的事，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这正如毛主席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尖锐指出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们说，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对我们是极其深刻的教育。大家坚决表示，一定要警惕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定要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那样的觉悟和干劲，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四） 今后五年和十年的奋斗目标


毛主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会议研究了今后五年、十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十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一九八○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八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一百五十万台左右。排灌动力达到六千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施化肥八十市斤左右。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

十年规划，前五年是关键。一九七五年的主要目标是：

耕作机械：要积极发展深翻、改土、播种、中耕、插秧、收割等机具。拖拉机的保有量由一九七○年的十四万台增加到四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由九万台增加到五十万台左右。使耕作机械化水平由现在占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排灌机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做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高产稳产田。排灌动力机械，要从一九七○年的一千七百多万马力发展到三千五百万马力左右，其中，柴油机二千四百万马力，约占百分之七十，电动机一千一百万马力，约占百分之三十。包括自流灌溉和各种小型水利，全国灌溉面积由现在的六亿亩增加到七亿五千万亩。积极搞好平整土地和配套工程，不断提高抗旱抗涝的能力。

化肥和农药：“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化学肥料要由一九七○年的二千二百多万吨发展到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五百万吨，达到全国平均每亩耕地施化肥四十市斤。还要加快发展高效复合肥料，细菌肥料。同时要特别注意狠抓养猪积肥、农家肥和绿肥。积极发展低毒高效农药、生物农药、除草剂和植物保护机械。大力发展塑料薄膜。

加工机械：粮、棉、油、糖等的加工、脱粒和饲料粉碎，占用劳动力多，制造这些加工机械又比较容易，一九七五年，要在这几方面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运输机械：要着重发展手推胶轮车、畜力大车和内河船只。手推胶轮车由一九七○年的一千六百万轮发展到四千万轮左右，畜力大车由二百万辆发展到三百万辆左右。积极发展机帆船和增加一部分汽车。

林业机械：努力提高整地造林、幼林抚育的机械化水平。主要林区基本上实现采伐、集材、运输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积极发展以纤维板、纸浆和栲胶等为重点的森林资源综合利用机械。加速林业机械修造厂的建设，充分发挥林业机械的潜力。

牧业机械：要发展打井、提水机械，改造草原，努力做到每个旗、县有打井机械和防疫设备。积极发展牧草收割、饲料粉碎、剪毛、挤奶、乳品加工和运输机械。

渔业机械：要以发展海洋渔业机械为重点，提高捕捞、养殖、冷藏、运输和加工的机械化水平。机动船捕鱼量到一九七五年要比一九七○年增长一倍。

以上各项，是就全国来说的一个总目标。已经达到或接近这个水平的地区，要向更高的目标努力。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基础不同，情况不同，不可能在同一时期达到同一水平。各地方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应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有先有后，不要千篇一律。

第四个五年，从原材料到制造，从制造到维修，从主机到配套配件，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要努力做到启行成套。要特别注意搞好拖拉机的犁、耙、播等农具和拖车的配套，搞好排灌机械的机、泵、管、带的配套和拖拉机、柴油机关键配件的生产供应，还要相应地把储油设备搞起来。初步计算，从所需钢材、购买资金和制造能力来看，农业机械化规划第四个五年的目标，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或超过的。

代表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在实现第四个五年的目标的基础上，再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成倍的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出现新的飞跃，工农联盟将更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将更加强大，为世界革命作出较大贡献。


（五） 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


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为主的地方“五小”工业，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原料，光搞加工工业，就叫做只搞‘无米之炊”。不少地方狠抓了“五小”工业，手里有了钢铁，搞农业机械化就有了一些主动权。山东烟台地区过去“手无寸铁”，打把锄头镰刀也得向国家要钢要铁。自从一九六九年办起了“小钢联”以后，已生产出生铁四万七千吨，钢七千吨，钢材四千吨。这些钢铁约有百分之六十用于制造各种农业机械。江西省丰城，湖南省攸县、山西省晋城、吉林省磐石、广东省兴宁等县和河南新乡地区等，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到目前为止，全国发现有煤有铁的县六百多个。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要积极地、有计划地把小钢铁、小煤矿办起来，促进农业机械化。

发展地方“五小”工业，要根据资源条件，因地制宜，以发展钢、铁、煤等原材料工业为主，从大打矿山之仗搞起；要坚持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大搞群众运动；没有煤、铁资源的地区，也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急需的“五小”工业，面向农村，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

国家要对“五小”工业的关键设备和投资，有计划地予以支持。


（六） 有关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政策问题


一、社队搞农业机械化，要处理好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在发展生产，保证社员生活逐年有所改善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积累，购置农业机械。

二、在发展农业机械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大牲畜，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和改良农具，实行“机、马、牛”相结合。决不可因为机械多了，就放松大牲畜的发展。

三、农村用的动力，要综合利用，要以发展柴油机和小水电为主。有水源的地方要优先发展小水电和水轮泵，有煤的地方要积极发展小火电，尽快把占用大电网的用电量降下来。要继续降低柴油机和农用油料的价格，鼓励农村使用柴油机。一九七○年，柴油机占百分之四十，电动机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七五年要改变为柴油机占百分之七十，电动机占百分之三十。一九七五年，农村用电量由小电站提供的，应占二分之一。这样，既有利于备战，又有利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农机产品要实行低价薄利政策。农机产品虽经多次降价，但价格仍然偏高。主要农机产品价格，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年拟平均降低百分之十五左右。国家管理产品由国家统一订价，地方管理产品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订价。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自治区规定的统一价格，改变一货多价的现象。对生产农机产品在执行统一价格而暂时发生亏损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可由财政适当补贴。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类似情况，如何解决，由财政部另行拟订具体办法。所有农机企业都要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做到不亏损。

五、农业机械要努力做到重量轻、体积小、成本低、效率高、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坚固耐用，便于综合利用。新的农机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不合格的农机产品一律不准出厂。实行包换、包修、包退的制度。

六、要把农业机械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的工作搞好。现在，拖拉机和柴油机的型号太多、太杂，给维修配件和管理造成很大困难，也不利于备战，必须简化机型。全国农用的大中型拖拉机，有七、八种也就可以了，不宜再多。今后定型产品不要轻易改变。现在还在使用但已不再制造的落后产品，要继续供应配件。


（七） 加强对农业机械的管理


农业机械化牵涉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省、地、县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把农业机械制造、维修、供应、使用管理、科学研究和技术力量的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切实抓好。

从省、地、县到社、队，大大小小的企业逐渐增多，把这些单位管好，将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管好、用好、修好日益增多的农业机械，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大问题。当前，不少地方连续发生机器设备损坏和触电、翻车等伤亡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必须认真对待，加强领导，抓紧教育，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解决好这些问题。

当前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一般偏低，每台拖拉机平均应承担的耕地面积，北方应争取达到二千亩左右，南方应争取达到一千亩左右。排灌机械每马力平均担负的排灌面积要争取达到二十亩左右。各省、市、自治区应根据提高使用效率的要求，结合当地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加强社、队农业机械管理工作，关键在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要依靠贫下中农，管好用好农业机械。要有专人负责，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要努力提高作业质量，增加作业项目，降低作业成本。

县、社、队三级修造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农机修造厂，要平战结合，以修为主，又修又造。修造用的钢材，要具体落实，不得挪用。要充分发挥手工业厂、社的作用。要重视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生产供应。每年三亿五千万件的小农具要保证，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需用的二至二公斤半的钢材不可少，制造中小农具所需的材料要保证供应。

遵照毛主席关于“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的指示，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个精干的研究机构。要坚持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坚持科研、制造、使用相结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要深入社队，边劳动，边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技术，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机具改革和科研工作。要敢于创新，不能墨守成规，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机具。要有计划地培训亦工亦农，社来社去的技术力量，注意发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把现有农业机械院校办好。要认真落实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贡献。


（八） 全党要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要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只剩下不到十年时间了，到了必须狠抓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耽误了，也有条件办好了。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一系列的英明指示，大造革命舆论，大搞群众运动。必须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列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落实措施，组织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

遵照毛主席关于“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的指示，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自下而上地从县、社做起，今年年底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搞好综合平衡，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农业机械化规划。

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时间是紧迫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所预见的，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农业机械化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国务院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央广播电台有关林彪事件后在广播宣传口径上应注意的问题
1971.12.10


[录入者渔歌子说明：这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公开传达之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翻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关宣传口径的一次会议精神传达记录，原件为打字油印件。这份难得的史料列举的若干在官方宣传中要求注意的“敏感词”禁忌，今天读来让人既感意外又觉滑稽（甚至“敏感”到了连林彪常用的“落实”、“自身”这样的词都不能用了）。虽然文件里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整个文件中都只称林彪为“林贼”来看，连林彪这个名字也成了禁忌。这些“敏感词”及相关“宣传口径”的规定，不仅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


市革委各组、委、局，各区县政工组：


现将省革委政工组宣传组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四川记者站参加中央广播电台召开的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转发给你们，供参考。


 	市革委政工组宣传小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

在广播宣传口径上应注意的问题


当前广播宣传中，必须认真把好政治关。总的精神是从严，越来越严。广播宣传上肃清林贼的反动观点和语言文字，要求：干净彻底，不留痕迹，不发生联想。要认真改变文风，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能改则改，能代则代，没有把握，有争论的，先不用。


（一）流传比较广的话、具有林贼本人特点的成套的言论、句子、单词，都坚决清除。


流传较广、成套东西多的，从内容上看：有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学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包括三八作风、四好连队、部队管理教育、军事训练、作战指挥等方面）的论述。

如：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千头万绪抓根本。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根源。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大立无产阶级权威。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天天读。天天用。老三篇。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运动。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四个”念念不忘。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忆苦思甜等等。


（二）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林贼的习惯用语，语言格式，包括从中派生出来的一些语言，都要改掉。


如：抓××根本，大树大立，大破××，大抓××，狠抓××。最、最、最，最伟大，最杰出，最高峰，最根本，最宝贵，最高真理，最高水准。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最忠。最大的战斗力。最高最活。活学活用。讲用会(属于容易发生联想的）。活思想。活的领导，面对面的领导。学到手。必修课。忠于，无限忠于，三忠于、四无限（属于派生的）。用××“统率一切”，占领—切。在××字上“狠下功夫”。带着问题学。放在首位。××狠抓根本，狠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尝到××“甜头”。破私立公。忙而不乱。史无前例。高高的，浓浓的，足足的，深深的等等。


（三）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1）毛主席的原话，经林贼稍加改变成自己的，则一律改用毛主席的原话。


如：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林贼改为：“没有政治，就没有灵魂。”

毛主席说：“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林贼改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有些话毛主席讲过，林贼又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讲得多的话，则用毛主席的意思相同的话来代替。

如：“突出政治”，毛主席讲过，林贼讲得更多，现在暂时不用。用“政治挂帅”代替；

“领导班子″，毛主席讲过，林贼讲得最多，大家印象深，就暂不用。用领导机构、领导成员或革委会、党委会等代替；

“落实″二字，林贼讲得多，先不用。


（2）反对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坚决注意清除，例如：


林贼关于讲“天才”、“四个伟大”那一套。

毛主席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林贼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毛主席讲：“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林贼却说：“不要纪律，完全依靠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种腐败的、危险的思想，是软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又如林贼还讲什么“不同心也要协力”等等。

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林贼强调政权决定一切，说什么：“有了政权，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毛主席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贼另立三条标准。

在普及毛泽东思想方面，林贼搞形式主义，毛主席很反对。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林贼不讲联系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来改造世界观，片面强调首先搞好思想革命化。

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林贼讲什么“顶峰”、“最高”、“最活”，总是说得很绝对。

毛主席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民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林贼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延安。”

毛主席讲：“洋为中用”，林贼说：“不要迷信洋人”。

毛主席讲：“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林贼说什么大树特树，大立特立。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企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林贼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学习，大批判、大审查的运动。”

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林贼讲：“要罢一批，抢救一批，提拔一批。”

毛主席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林贼讲：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反复教导：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林贼却提倡要背警句，搞“立竿见影”。

林贼把学马、列著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对立起来。

林贼对于突出政治，解释混乱，时而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群众，时而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时而又把改造世界观与政治上的革命混在一起，说什么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

毛主席把革命老干部当作革命的宝贵财富，林贼讲：“要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年轻、有能力，有干劲、作风好的，……”搞绝对化，排斥一面。


（四）同林贼有关的一些指示、文件、讲话，包括用他的名义发表的贺电、报告怎么处理。


（1）凡是用林贼的名义发表的，暂时都不用。


如：1966年以来的国庆讲话，接见各地来京革命师生的讲话，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讲话，“九大”政治报告，《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待中央处理。


（2）指示、文件同林贼有关，但不一定是用他的名义的，则分别情况处理。


如：用《“五·七”指示》时，不提是毛主席给谁的信。“抗大”、“抗大”的道路、发扬“抗大”精神，都可以用。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概括为“三八作风”，以后用毛主席的原话，不提“三八作风”。

如：讲学习“九大”政治报告、学习新党章，容易引起联想的，不提。可改为学习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建党路线。

“两个决议”一词不用；“古田会议决议”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如何用，现在没有定，暂不用。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可引用原话，不讲出处。


（五）剽窃群众语言、与群众语言相混淆的，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


(1)有些语言表达了群众的意愿，不容易找到其他话代替的，可以继续用。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等等。


（2）剽窃群众语言。影响大，容易产生联想的，暂不用。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又如：一帮—、一对红、一点两面、三三制等暂不用。


（3）已成固定名词、群众口头语的，尽量改用其他的话代替，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改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天天读改为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等。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可改为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


（4）是林贼说过的话，没有本人特点，群众也说过的，分不清谁先说的，可以用。如：保卫祖国，保卫国防，艰苦奋斗，群策群力，劳动光荣，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养成节约的习惯等。但是，如果这些话句连起来组成了他的题词的就不用。如：“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节约的习惯”是他对“抗大”的题词。“群策群力，大胆革新”，是他对工程兵技术革新展览馆的题词。


（5）成套语言中的个别句子，在不产生联想的条件下可单用。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力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些分开可以用，连起来不用。


（六）其它


如：两个“争光”暂不用；“赤脚医生”暂不用。

整个句子可用，但其中有林贼的痕迹的不用。如：促进工人阶级自身的革命化，“自身”二字是他经常讲的语言，就不用，改为别的说法。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

 	政工组宣传组翻印（注：从日期看，这应是重庆市下属某单位）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


国家计委关于降低半导体收音机及器件价格问题的意见
1971.12.12



遵照先念同志对商业部“当前半导体收音机生产和供应情况”简报的批示，我们于11月27日邀请四机部、商业部、轻工部和财政部的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先念同志的批示，议定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及器件的企业要努力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提高正品率，降低生产成本。商业部门也要加强经营管理，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为进一步降低牛导体收音机和器件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创造条件。

二、对型号陈旧、质次价高、长期积压的半导体收音机和晶体管，可以采取削价的办法先行处理。削价的品种、型号和削价的幅度、金额，由商业部、财政部共同研究，做出统一规定。各省、市、自治区不经批准，不能随意削价。

三、继续贯彻“薄利多销”和保本微利的方针，明年拟再降低半导体收音机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但降价幅度不能过大，以免企业亏本。

四、明年一季度由四机部、商业部、轻工部召开一次半导体收音机的专业会议，制定统一的生产规划，质量标准，交流先进经验，并研究降价的具体方案。


 	（此件系国家计委给中央的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向阶级敌人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的通知
1971.12.29; 中发 [1971]8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广东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广东省委《关于向阶级敌人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的请示报告》已悉。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中央特作如下通知：

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利用念林贼语录等形式进行捣乱和试探的，群众可以公开对他们进行批驳。指出：这是破坏活动，林彪是叛徒、卖国贼，有关林贼的问题，不准打听、传播和议论，不准引用和阅读林贼的语录；如果乱说乱动，专政机关定予惩处。不要由各级负责干部出面、采取集会训话的形式加以宣布。这样做，有利于打击敌人，锻炼群众，也有利于保守国家机密。

二、劳改队、看守所、监狱中的罪犯，如有利用林贼问题进行捣乱和试探的，可以由监管干部和看守人员，按照第一条的规定，加以训斥和批驳，也不要采取训话的形式宣布林贼的问题。罪犯手中的林贼语录、题词、画像、书刊等，应一律收缴。

三、凡与林陈反党集团有关的专案审查对象，为了促使他们揭发交代问题，必要时，可以向他们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其他专政对象则不予宣布。

当前，国内外形势很好。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彻底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给了帝、修、反最大的一次打击，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妄图利用林贼叛党叛国事件，进行捣乱和破坏，各级党委必须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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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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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共中央通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国务院办公室
1972.01.03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发[1971]22号文件的精神，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经与各部委商量，对“五·七”干校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办法，作如下规定：

（一）干校财务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和发展干校生产服务。

（二）干校财务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财务计划、决算和重大开支，要经党委（党的核心小组）讨论决定。财务工作要发扬民主，实行群众监督。

（三）加强干校和连队的经济核算。干校实行独立核算，统一计划、采购、销售和计算盈亏。连队有条件的可以进行直接生产成本的核算，办理同校内各单位之间提供物资、机耕、运输、修理、加工等费用的结算，并组织和上交各项收入。连队核算的范围，由各干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工业连队（校办工厂），在校党委（党的核心小组）统一领导下，可实行单独核算，在银行开立帐户，核定资金，计算盈亏，向校上交利润。

（四）加强成本管理。要逐步做到开支有标准，用料有定额，消耗有记录。农、林，牧、副、渔和工业、基建等项目的生产费用，可分别进行帐内核算。主要产品的单项成本，可采取统计核算。要定出降低成本的指标和措施。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完成计划。

（五）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对外销售产品，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校内销售的粮、棉、油按照国家的零售价格，肉、蛋、鱼等按照国家的收购价格，蔬菜、瓜果可略低于市场零售价格。机耕、运输、修理、加工的收费，对外按当地国营企业的标准；对内可略高于实际成本。

（六）健全流动资金管理制度。要严格遵守现金管理制度，设立现金出纳帐，及时记帐，做到帐款相符。

物资采购应根据生产任务和库存情况，事先编制计划，经校党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后组织采购。产品、材料应建立和健全入库、出库和领拨制度，及时登记产品、材料明细帐，定期盘点，做到帐物相符。规定上交的产品，必须保证上交，不得擅自处理。

牲畜作为流动资金管理。年底存栏的要进行盘点估价。

（七）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房屋、机械设备、工具，器具等，单价在二百元、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划为固定资产；单价不足二百元、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下的，其费用分别列入有关支出项目，但要加强管理。属于临时性简易结构的建筑物、农田基本建设，不列作固定资产，按实支数列入基本建设支出。

固定资产管理，可分为房屋建设、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其它固定资产四类。要建立登记制度，及时记载变动情况，做到帐物相符。

校办工厂生产用的固定资产，应根据物品原值和使用年限，计提折旧费，一般一年提取一次。折旧和固定资产变价，留干校作为更新资金。农业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是否计提折旧费，由各干校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大、中、小修理费，列入当年生产费用。

（八）“五·七”干校经费供应。根据中发[1971]22号文件关于“逐步做到行政经费自给和干部工资部分自给”的精神，按干校纯收入，扣除必要的扩大再生产费用，其余部分抵拨下年度，“五·七”干校经费，以逐步减少国家拨款。“五·七”干校经费管理，仍按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试行办法》执行。

（九）财务计划和决算。干校应于年度开始前，编制年度财务计划，年终编制决算，由主管部门审核汇总，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复核后，报财政部核定。

编制计划时，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注意留有余地。年终决算时，要进行经济活动分析，认真总结经验。

（十）加强财务工作的领导。干校应有一名领导干部负责财务工作，并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配备必要的财会人员。

财会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当好参谋，从革命全局出发，努力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

（十一）反对不正之风。要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铺张浪费、请客送礼，不准利用干校生产的产品搞特殊化。

（十二）干校各连队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办法，由各干校参照上述精神，自行规定。


（摘自国务院办公室1972年1月3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来源：摘自国务院办公室1972年1月3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公安部关于不得使用在押犯、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搞机关生产和其他勤务的通知
1972.01.08;公发[1972]1号


各省、市、自治区草委会人保组(部)、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将甘肃省检查看守所情况和贵州省非劳改机关使用劳改犯人的两个材料，摘要转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任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调用劳改队、看守所、监狱的在押犯、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搞机关生产或其他各种公差勤务，都是错误的，既不利于落实“改造第一”的方针，也不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严加制止。望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认其加强劳改队、看守所、监狱的管理，并向所属劳改队、看守所、监狱重申公安部既有的规定：任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不准使用在押犯人、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搞机关生产、基建和办私人事情，也不准随便无偿调用劳改单位的生产、生活资料。公安部门首先要以身作则，不得违反。


附件一：


甘肃省看守所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意见


最近，甘肃省革委会保卫部对全省看守所进行了一次检查。检查报告已由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批转全省各地、县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执行。

甘肃省在检查看守所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一、利用犯人搞机关生产，影响案件的审结，造成了一些事故和漏洞。去年以来，一些地、县的军事部门，经常从看守所抽调犯人搞机关生产。有个机关农场，长期调用五十九名犯人劳动，有的需提审结案，有的已决定教育释放，但他们强调生产忙，不把犯人送回监所处理。另一个机关农场曾抽调两名反革命杀人犯，白天劳动，晚上喂马，无人看管。某县一个机关抽调犯人搞生产时，一个投机倒把犯乘机逃窜，至今未抓获。

二、革命警惕性不高，思想麻痹，制度松驰，发生犯人逃跑、自杀事件。有的押解犯人不带武器，犯人出监劳动没人看押；有的不坚持干部值班制度，监房不上锁，犯人在监道里自由活动；有的犯人将铁器、绳索等带入监房，也无人检查；不少看守所的重刑犯、轻刑犯混押在一起，放风时汉人看管。因此一些看守所经常发生犯人念经、打架、互递纸条、串通案情等问题，还发生过多起犯人逃跑和自杀事件。

三、管教干部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有个看守所干部送老婆回家，派一个杀人犯骑自行车带着老婆，他骑马跟着。还有的叫犯人给画象，和犯人一起进山打猎。陇西县一个看守所干部严重丧失立场，为在押犯传递信件，通风报信。

甘肃省保卫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措施：

(一)要求各地、县保卫部和看守所部队负责同志，亲自组织全体干警和看守所部队，认其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社斗争的论述，对看守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认其检查和整顿，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克服轻敌麻痹恩想。

(二)各地看守所的在押犯，现仍在其他机关、单位劳动的，应一律收监关押。严禁调用犯人给机关搞生产、干杂活、办私事。

(三)加强武装警戒，健全管理制度，坚持干部值班，堵塞一切漏洞。凡出监劳动的犯人，要有武装看押，当天收监。出监收监，必须清点人数，严格监管制度。

(四)各县看守所对在押犯，要认真进行一次清理。开具名单，由各地、县保卫部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加强调查研究，尽快清查结案，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落实党的政策。

 	(摘自甘草发[1971]45号文件)

附件二：


贵州省劳改局军管会关于非劳改机关使用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的情况报告


近几年来，有些非劳改机关，相续使用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修建人防工程设施或房屋建筑。据统计目前正在使用的有六百七十一名，其中；犯人四百二十二名(内反革命犯二百七十一名)，就业人员二百四十九名。有的单位，已经使用了七年之久。近来，有些单位还要求增加人员、设备。

非劳改机关使用犯人、就业人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不利于贯彻“改造第一”方针。这些工程一般要求急，任务重，往往挤掉了改造工作，加之远离关押场所，看管不严，问题很多。一些抗拒改造的阶级敌人，乘机破坏。仅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在非劳改机关使用的两类人员中就发生政治案件十起，刑事案件三起。逃跑流窜，不断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二、不利于保守国家机密。有些犯人和就业人员收监、回队后，随便议论我人防工程情况。有的犯人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散布，造成严重泄密。

三、长期占用劳改单位人力、设备，对劳改单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也有影响。

遵照毛主席“改造要抓紧”的教导，根据过去有关规定的精神和上述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前非劳改机关使用的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应予全部收回。如一对收不回的，报经省人保部审查批准，限期收回。

二、今后，非劳改机关，不得使用劳改犯人、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从事机关生产和其他劳动。

 	(摘自黔劳军[71]34号文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重申保密通知
1972.03.23; 中发［1972］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自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以来，中央陆续发出了一些文件和材料，绝大多数单位保密工作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少数人不遵守中央规定，任意携带和传抄文件以致遗失，甚至有的不听领导招呼，强行录音，把录音带拿走。这极易为敌人所逞，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为此，中央重申保密通知：

要教育群众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文件传递和保管的保密规定，不许遗失；对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在群众中传达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或召开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一律不准录音。凡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或追查；对强行或私自录音劝阻无效或被群众检举出来的人，可以拘留审查以至逮捕。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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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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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国家计委关于调整若干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意见
1972.04.00


1972年的物价，打算继续执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即继续稳定在原有的水平上，不作大的变动；只对若干农副产品、支农产品和突出不合理的工业产品价格，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结合财政和市场情况，作一些必要的调整。

根据上述精神，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提出了1972年调价方案，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这个方案将在进一步修改平衡后报请审批。考虑到现在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为了及时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拟将急需调价的几种产品价格先行下达。

柴油：去年曾降过价，零号柴油每吨由445元降低到402元，降低了43元，同时，对农业、渔业用柴油继续实行优待价格。但现行柴油价格，同电价比较起来仍然偏高（据江苏省调查，电力灌溉每季每亩收费1．2元，柴油机灌溉收费6～7元）。为鼓励农业方面多用柴油，减轻用电压力，拟扩大对农业、渔业用柴油的优待价格，即每吨柴油的优待额在原来70～100元的基础上再扩大40元左右。其他行业用柴油的价格仍然不动。按农业、渔业用柴油400万吨左右计算，国家将减少收入约1．6亿元。商业对农业、渔业用柴油扩大优待以后，工业对商业的作价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甜菜：去年曾提高了甘蔗收购价格15％，甜菜的收购价格未动。各地反映甜菜价格较低。与粮食的比价不合理。为了促进甜菜生产，拟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收购价格，每吨由52元，提高到60元，提高15％。内蒙古现价60元不动。其他地区低于60元的，提到60元。采取这个措施，国家增加支出约2000万元。甜菜收购价格调整以后，食糖的销售价和出厂价均不作调整。

毛竹：1971年全国收购6700万根，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半。为了促进近山竹林的培育管理和远山毛竹的开发利用，增加毛竹货源，拟将毛竹的收购价格，平均每根由0．68元提高到0．78元，提高15％。采取这一措施，国家增加支出约730万元。同时，还要根据当地交通条件和运价，给予运输补贴。毛竹的收购价格调整并增加运费补贴以后，销售价格同时作相应的调整。

木炭：1971年全国收购5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减少77％，远远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木炭收购量减少，除林木没有得到很好恢复，劳动力安排不当外，收购价格偏低也是原因之一。从目前木炭价格与柴炭价格的比例看，1担木炭3元左右，1担木柴1～1．5元，而3担多木柴才能烧制1担木炭。为有利于木炭生产的发展，拟将木炭每担收购价格提高到4．5元。采取这一措施，国家增加支出约600万元。木炭的收购价格提高后，销售价格相应提高。

另外，商业部门积压铱金笔很多，1971年年末库存达1．38亿支左右，相当于2年的销售量。同时，工商利润也较高。及早适当降价，扩大销售，对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便利人民学习文化都是有利的。拟将铱金笔的零售价格平均每支由1．41元，降为1．1元，降低22％。采取这一措施，国家减少收入约2480万元。铱金笔的销售价格降低后，工业出厂价格相应降低。

以上降低销售价和提高收购价的5种产品，按全年计算，国家减少收入约为2．18亿元（见表5—3—10）。


柴油、甜菜、毛竹、木炭、铱金笔价格调整意见表


表5—3—10

品种 价别 单位 现行价(元) 调整价(元) 调价金额(元) 调价幅度(％) 1972年收购或销售数量 调价总金额(万元)

合计	　	　	　	　	　	　	　	21810
(1)农业用柴油	优待额	吨	　	　	-40	　	400万	-16000
(2)甜菜	收购价	吨	52	60	+8	+15	250万	+2000
(3)毛竹	收购价	根	0．68	0．78	+0．1	+15	7300万	+730
(4)木炭	收购价	市担	3	4．5	+1．5	+50	400万	+600
(5)铱金笔	零售价	支	1．41	1．1	-0．31	-22	8000万	-2480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全国清产核资实施办法（草案）
（全国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制定）
1972.04.00


遵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要求，结合各地区，各部门一年来开展清产核资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制定本办法。


（一） 意义、目的和要求


开展清产核资工作，是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方针和扫仓库指示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加强战备的大事。是深入开展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内容。对于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有重要的意义。

清产核资的目的，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彻底查清现有财产，充分挖掘物资潜力，加速流动资金周转，大力提高设备利用率，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贯彻“鞍钢宪法”，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清产核资工作，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政治挂帅。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扫仓库指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一系列伟大方针，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清产核资工作的全过程。

清产核资工作，必须以路线斗争为纲，继续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积压有理”、“浪费难免”等错误论调和“清仓到顶”、“潜力挖尽”等右倾保守思想，大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彻底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清产核资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要反复发动群众揭矛盾，反保守，挖潜力。企业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承担责任，带头革命。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经济监督组织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专业部门的作用。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管理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清产核资工作，是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项政治任务，请各地党委和革委会加强领导，保证清产核资的群众运动健康地发展，争取在一九七二年分期分批地完成。


（二）清查财产


一、清查的范围：凡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一切国家财产和合作工厂、手工业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都应当进行清查。主要是清查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物资、商业、外贸部门，科研单位和校办工厂。行政事业单位的房产、设备和仪器也要进行清查。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及社、队办的企、事业单位的财产是否清查，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决定。

二、清查的内容：

1．流动资产，主要清查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成品、商品，低值易耗品、包装物料、在途物资、外存物资和代保管物资。

企业代保管的物资（包括过去物资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统一收购的积压物资），这次都应当由代保管单位负责清查，并催促托管单位负责迅速处理。如托管单位已撤销而无人过问的，则应由代保管单位当成自有财产一样，统一处理。

港口、码头、车站对长期积存的无法找到货主的物资，也应彻底清查，并按规定积极进行处理。

2．固定资产，主要清查各种机械设备、仪器、厂房、仓库和建筑物。帐外的自制设备，用四项费用、科研经费及其他资金修建的简易仓库、零星建筑物，购置的设备、仪器、仪表等，凡是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都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查清入帐。

3．债权债务，都要进行彻底清查。过去借出的物资、设备及其他应收款项，要全面清查，及时收回。应付的款项要及时承付。职工个人向行政的借款，要清理归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归还。

4．用基本建设资金购置的材料、设备等以及在建工程，都要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认真进行清查。

三、清查的要求：

1．对全部财产要进行全面地、彻底地清查，做到帐物相符，不重不漏，家底清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前清后乱。

2．要进一步把物资、设备潜力和质量状况彻底搞清楚。

在划分多余积压物资时，应当既要保证计划内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防止盲目多留物资。由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发动群众讨论确定。物资的合理周转期，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物资供应条件，作出原则规定。

对各种设备要分类排队，进一步查清在用设备的利用率和现有生产能力。做到数量清、质量清，能力清，把设备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于在建工程，在经过认真清查后，要采取相应措施，狠抓收尾配套，尽快竣工投产，充分发挥投资效果。

3．要从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查清造成积压浪费、帐物不符、家底不清的原因，要检查过去物资、设备和资金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搞好企业的斗、批、改，加强经营管理创造条件。

4．清查出来的多余积压物资和设备，要及时上报，要彻底亮家底，反对打埋伏，反对弄虚作假。


（三）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剂处理


一、多余积压物资，要边清查、边调剂处理，首先用于计划内。调剂的重点，要保证三线、军工和基础工业的需要。要支援农业和轻工、市场的需要。本部门，本单位一时用不上的，要支援其他部门和外单位。大三线地区清出的多余积压物资，要就地调剂利用，一般不要调到一、二线地区。成套的设备，不要拆散。

二、调剂处理多余积压物资，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多余积压物资中，专用设备（包括备用的主要附属设备），由主管部统一调剂，多余的交地方使用；通用设备和其他物资，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调剂，国务院各部门需要在单位之间（包括由部供应物资的下放企业）组织调剂时，要同地方商量解决，地方应积极支持。援外项目多余积压的物资、设备，首先在援外项目之间调剂使用，多余的由外经部及时转国内使用。军工企业和交通部所属企业的多余积压物资，属于国家和主管部分配的，由各部在本系统内统一调剂。军工各部调剂有余的，可由各级国防工办在军工各部所属企业之间组织调剂。地方如有需要，可与主管部门协商解决，主管部门应积极支持。属于地方分配的物资，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调剂。对上述调剂的物资，一律不应限制出境。

一、二类物资和设备，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组织调剂后仍有多余的，应积极支援兄弟省、市、自治区的需要，或上报中央各有关主管分配部门，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剂。三类物资，企业可以自行调剂处理，市场需要的，商业部门可以选购，或由商业部门代销。

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防止乱要，各地区、各部门在调剂多余积压物资的时候，对于某些已抵顶企业当年分配指标的物资，要对调出单位保留指标，对调入单位计算指标。

三、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剂处理，应当树立全局观点，反对本位主义，反对以物易物。要防止积压物资搬家，防止大材小用，防止乱削价，滥用浪费和投机倒把。

四、对于某些长期积压难以调剂的物资，要充分发动群众献计献策，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紧进行处理。要批判那种积压物资无法处理的形而上学观点。处理的途径，要立足于本单位、本地区，指定有关部门，组织一定的技术力量，大搞加工改制，修旧利废，综合利用，因材设计，变死物为活物，做到物尽其用。

五、对确已丧失使用价值的物资和设备的报废，必须经由工人、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三结合小组审查、监定，按规定的审批程序报上级机关批准。对报废物资的审查处理，既要严格、慎重，又要敢于处理。要将各种金属分别组织回收利用。


（四）核定流动资金定额


一、核资的范围：

1．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交通企业，国营商业的三级批发商店、零售商店，外贸企业，商办工业，国营农（牧）场，施工单位，地质勘探单位，文教卫生企业，城市公用企业等，都要核定流动资金定额。

2．国家物资储备局，物资供销部门，国营商业一、二级批发站，农副产品收购单位，粮食商业，以及商业企业经营的煤炭、石油、化肥、农药等商品，不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实行资金计划供应。

3．行政、事业单位，只清产，不核资。但事业单位（包括科学研究单位和校办工厂），应当核定合理的物资储备定额，对多余积压物资要抓紧积极处理。

二、国营工业企业的核资：

核定流动资金，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和“勤俭办工厂”的教导，既要保证生产发展，又要节约资金。

1．核资依据：根据国家下达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加速资金周转的要求，核定正常生产合理的最低需要的流动资金定额。

2．核资方法：既要反对烦琐哲学，又要反对无根据的冒估，力求简便易行，有一定的计算根据。一般可以根据当年的生产计划，参照本企业历史先进水平与同行业先进水平，考虑产、供、销情况的变化、国家对节约流动资金的要求和加速资金周转的潜力等情况，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其中：储备资金，应按照主要原材料的先进的消耗定额和合理的储备天数核定；生产资金，可根据代表性产品正常的生产周期核定；成品资金，可按均衡销售的要求，计算在库天数加以核定。

3．资金来源：定额流动资金，除企业现有的自有流动资金和视同自有流动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拨给。

企业为完成国家计划，在生产中由于季节性，临时性以及超产等原因所需的超定额资金，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企业清出的多余积压物资，应当制定处理计划，采取有效措施，抓紧处理，限期归还银行贷款。

4．各地区，各部门除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外，还应当核定全部流动资金（包括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和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全年平均占用的产值资金率，以加强对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和考核。

5．国家计划内新建的企业和老企业较大规模扩建的部分，应当在建成投产时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在全部投产以前，边基建边生产所需的生产流动资金，由国家财政酌情预拨。

6．交通企业的核资，比照工业企业核资办法办理。

三、国营商业企业的核资：

必须贯彻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业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通过核资，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储备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市场供应。在核资过程中，既要防止盲目地无限扩大库存，用不切实际的大定额多要资金；又要注意防止单纯压缩库存，“泻肚子”、减品种，降低服务质量的错误倾向。

1．核资依据：国营商业的三级批发商店和零售商店，应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当年商品销售计划，核定正常经营合理需要的商品资金定额和非商品资金定额。

2．核实方法：一般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当年商品销售任务，货源供应情况和商品供应政策，本着保证供应、勤进快销的原则，确定商品的合理储备期。主要商品可按品种，一般商品可按大类，零星商品可按金额，核定商品资金定额。

3．资金来源：零售商店的商品定额资金和各级商业企业的非商品定额资金所需的自有资金，由各地区商业部门在系统内现有的自有资金中调剂解决。零售商店的商品定额资金，在调剂解决以前，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三级批发商店的商品资金（包括季节性、临时性需要），除自有资金外，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4．国营商业、粮食部门附属的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比照国营工业企业的核资办法办理。

5．供销合作社系统所属企业，可以按照原来供销合作系统的办法办理。

四、外贸企业在认真清查库存商品的基础上，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进出口计划，核定保证正常经营需要的商品库存定额，作为考核的依据（具体办法由外贸部规定）。资金实行计划供应，除现有的自有资金外，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外贸部门附属的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比照国营工业企业的核资办法办理。

五、国营农（牧）场按现行规定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定额资金来源比照工业企业办理。季节性、临时性生产需要的资金，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六、施工单位的自有流动资金，一般按当年建筑安装工作量（个别企业有特殊情况，也可按上年工作量），参照历史先进水平核定定额（包括附属加工企业的流动资金在内）。自有流动资金不足定额部分，由主管部门调剂解决，再有不足，由财政拨给。

施工单位储备主要材料的资金，在基建投资中预拨（一般不超过当年建筑安装工作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超过定额储备材料所需资金，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

建设单位要大力动员内部资源，因材设计，积极处理多余积压物资，压缩储备资金。

七、地质勘探单位、文教卫生企业、城市公用企业等，其核资办法，由各地区、各主管部门制定。

八、预算外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其核资办法参照国营工业企业核资办法办理。其定额资金来源，应在预算外企业的积累和集体企业的公积金内自筹解决。这些企业发生临时性资金周转困难时，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九、国家规定的战略储备物资，按国家计委批准的计划，由国家财政专项拨款。

十、流动资金定额的审批程序：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由企业报主管部批准。

地方企业（包括已下放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规定具体的审批权限。


（五）核定固定资产需用量


核定固定资产需用量，应当本着大力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充分挖掘设备潜力，保证生产需要的原则加以核定。

一、核定的依据：根据国家下达的当年生产计则，考虑下年度可能的发展情况或国家规定的生产规模，核定保证正常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需用量。

二、核定的重点：国营工业企业，交通企业，施工单位以及科学研究单位的设备和仪器。

三、核定的方法：在查清设备的数量、质量、能力和配套情况的基础上，组织有工人、干部、专业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深入车间，同广大工人群众共同讨论：那些设备闲置多余，可以调出处理；那些设备安装重复，可以合理撤并；那些设备需要，需要多少。经企业领导平衡后上报，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核定。

四、核定的要求：

1．在核定企业固定资产需用量时，既要防止拿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多留设备，又要从实际出发，注意留有必要的备用设备，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

2．核定给企业使用的固定资产，要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继续挖掘设备潜力。要大搞产品设计革命、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要改造老设备，提高设备利用系数；要发掘劳动潜力，合理调整劳动组织，增加开工班次；要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减少停台时间，增加台时产量；要加强车间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协作，合理使用关键设备。


（六）财务处理


在这次清产核资工作中发生的财务问题，仍按过去的有关规定分别处理：

一、流动资产的调拨和削价损失：

企业清查出来的多余积压的流动资产，拨给其他单位的，一律作价收款，按物资销售处理。质量完好的，按国家统一规定价格作价。质量残次的，应当按质论价。由于按质论价，调出单位发生的削价损失（包括企业自用的在内），凡是属于生产企业单位的，作为营业外损失处理。凡是属于物资部门、供销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冲减国家拨给的有关资金。

商业企业清查出来的库存积压商品，应积极组织交流，进行余缺调剂。少数需要削价并按规定经批准的削价损失，按实际销售数量，列正常经营损益处理。

二、多余固定资产的调拨：

固定资产凡是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或全民所有制单位与供销合作社之间相互调拨的，可以办理转帐手续，互相增减国家基金；凡是经批准调给手工业合作社和农村社队等集体经济单位的，一律按质论价，收取价款。一次付款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分期付款。所得的价款，留给调出单位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三、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

清查出来的固定资产需要修理的，凡是属于企业单位的，所需修理费用，在大修理基金中解决；不单独提取大修理费用的企业，在生产成本中列支。凡是属于基本建设单位的，所需修理费用，在储备资金或基本建设投资中解决。

四、积压物资的加工改制费用：

清查出来的积压物资，需要加工改制的，所发生的费用，凡是属于企业为生产储备的物资，作为营业外损失处理；凡是属于物资部门、供销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各种专用资金储备的物资，所需费用，在国家拨给的各项有关资金内开支。

五、财产的盘盈、盘亏和报废：

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经过这次清查，发现有多于或少于帐面数量（即盘盈、盘亏）以及需要报废的，应当按照各部门、各地区规定的批准程序，报经上级批准后，相应地增减国家拨给的有关资金。

帐外的低值易耗品，如工具等，属于已领用的，可以不再入帐，但要加强实物管理。

施工单位所发生的材料的盘盈、盘亏，经批准后，列入工程成本。

商业企业的商品溢余、短缺和报废，经批准后，作为其他收入或其他支出处理。

报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留给企业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六、固定资产重新估价问题：

固定资产一般不进行重新估价。对于某些固定资产由于经过技术改造，致使现在实际价值与帐面原值相差悬殊的，可以酌情重新估价，相应增加国家基金和固定资产原值。

对于已经提足折旧，而尚能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一般的可不作调整，但数量较大需要调整的，可以根据固定资产尚能使用的年限重估净值，冲减固定资产折旧和增加国家基金。

七、代保管物资变价收入的处理：

企业代保管物资中属于托管单位已撤销，无人过问的代保管物资，企业可以处理，其变价收入，增加国家基金。

企业代保管的已完基建工程的结余零星材料，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移交生产单位负责处理，其变价收入，可作为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八、车站、港口、码头无法找到货主的货物的处理：

属于中央主管部门直属的车站、港口、码头处理无法找到货主的货物的变价收入，以“其他收入”科目全部就地解交中央金库；属于地方管理的车站、港口、码头处理无法找到货主的货物的变价收入交地方金库。

九、被挪用的流动资金的处理：

企业流动资金不准挪用。如过去已挪作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自制设备、基本建设、职工福利、农副业生产、医药卫生费等开支的，应当进行清理，按其性质，用国家留给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资金、国家拨给的基建投资或福利基金归还。企业无力归还的，应报请企业主管部门用集中掌握的固定资产更新资金、基建投资归还。因赊销商品被占用的流动资金，要限期收回。

十、坏帐损失的处理：

企业对于应当收回的其他企业单位的欠款，必须认真清理收回。一次不能收回的，可以分期收回。确实收不回的欠款，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作为坏帐损失，列营业外损失处理。

企业由于支援农业，过去借给农村人民公社和“五小”企业的各项设备，要认真清理归还。因生产需要收不回来的，要作价付款。确实无力付款的，经企业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按特殊问题处理，作为国家对农村人民公社或“五小”企业的投资。今后企业设备确有多余，人民公社和地方“五小”企业有需要的，应当按照规定手续购买或调拨。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借用的，要严格控制，及时归还。

十一、冲减国家基金的审批权限：

凡是需要冲减“国家基金”的资金损失，都应该报请上级批准。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资金损失，应报送当地革委会审查，提出意见后，由企业报各主管部门批准。地方所属企业需要冲减“国家基金”的资金损失，都应当报经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汇总后，报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最后批准。


（七）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


各单位都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针对清产核资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防止前清后乱，巩固清产核资成果。

根据清产核资工作的试点经验证明，一个企业单位搞好经营管理，在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方面，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在加强物资管理制度方面，要做到采购有计划，来料要验收，领、退料有手续，消耗有定额和定期清查盘点。采购计划的制订，要实行领导、有关工作人员、工人经济监督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审查制度。在物资供应工作中，要改变只“批发”、不“零售”，只管供、不管用，造成物资积压浪费的状况。在有条件的地方要试办由企业主管机构集中储备、统一供应某些关键的专用物资和稀缺物资。

在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要做到及时登记造册，帐物相符；要建立和健全使用设备的责任制和维修保养制度，做好经常维修保养工作，保证正常运转；要保有必需的备品、备件，努力缩短修理时间，减少停台损失；成套设备不得任意拆件，改作他用；转移、报废，要有严格审批制度。

在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方面，要做到收支有计划，使用有分析。实行资金归口管理。严格禁止将流动资金挪作基本建设等财政性开支。严格禁止盲目采购和赊销商品。

所有企业，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管理。建立工人经济监督组织，关心生产，关心收入，监督消耗，监督支出。

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要放手发动群众，“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加强调查研究，经过试验，逐步推广。


（八）组织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清产核资的关键。请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委加强领导，把清产核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由党委的负责同志分工来抓这项工作，结合中心任务，全面规划，妥善安排，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不断地排除各种思想障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建立和加强清产核资的办事机构，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发挥业务指导作用。各企业、事业单位也要组织相应机构，负责办理这项工作。

企业主管部门和物资供销部门，要在做好正常物资分配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剂处理工作。

固定资产需用量的核定，涉及到企业的产品发展方向，产品定型，生产规模，设备的综合利用和配套以及企业之间的协作等问题，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盘规划，积极做好本系统的固定资产需用量的核定工作。

各级财政、银行部门，要积极协助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做好流动资金定额的核定工作和财务资金管理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不断总结先进经验，推动工作的开展。

各单位在清产核资结束时，要发动群众，进行验收。具体验收标准，请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

军队系统的清产核资实施办法，请总后勤部制定。

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另做若干补充规定。


(根据文件原件翻印)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翻印


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在重大节日期间停运爆炸物品的通知
京革发（1972）076号
1972.04.27



为了加强对爆炸物品的治安管理，确保首都安全，决定每年“五一”、“十一”和春节期间，在全市：范围停止运输爆炸物品（种类附后）。春节停运五天，“五一”和“十一”各停运三天（即从节日前一天：算起）。特此通知。

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


停止运输的爆炸物品


（一）起爆器材和起爆药：雷管、导爆索、导火索、雷汞、雷银、迭氮化铅、三硝基间苯二酚铅（斯蒂芬酸铅、收敛酸铅）、二硝基重氮酚、眯基亚硝氨眯基四氮烯（基特拉辛、泽四氮烯）。

（二）硝基芳香族类炸药：二硝基苯、二硝基萘、三硝基苯、三硝基苯酚（苦味酸）、三硝基苯甲醚、三硝基苯甲硝胺（特出儿）、三硝基甲苯（梯恩梯）、三硝基二甲苯（克西里尔）、四硝基苯胺、六硝基二苯胺（海西尔）、环三次甲基三硝胺（黑索金、硝宇）。

（三）硝酸脂类炸药：硝化甘油、二硝化乙二醇、四硝化戊四醇（泰安、喷梯儿）、硝化纤维素（含氮量在12．5％以上的）。

（四）硝化甘油类混合炸药（包括一切含有硝化甘油的混合炸药）。

（五）硝酸氨类混合炸药。

（六）氯酸盐类混合炸药和过氯酸盐类混合炸药。

（七）液氧炸药。

（八）黑色火药。

（九）其他与以上各种爆炸物品的爆炸性能相似并经公安部核定的爆炸物品。


 	（此件系北京市政府文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 [1972]1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二、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三、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一个清查小组，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查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 杨栋梁 文道宏
白栋材 李登云 于德馨
黄知真 陈昌奉 熊振武
张志勇 邹文泗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

沈阳军区党委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翻印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国家计委关于使用银行外汇贷款购买远洋船舶的报告
1972.05.00


随着国内外大好形势的发展，外贸、援外任务不断增长，远洋货物运量日趋繁重，迫切需要发展远洋运输。但是，目前我国远洋船舶少，运力低，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例如：我国现有远洋货轮121艘（载重量130万吨），1971年只能承担外贸运量449万吨，占28％，大量货物是租用外轮承运的。预计197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95～100亿美元，运量约4000万吨，其中应由我方派船承运的货物为2800万吨。要承担这个任务，我国远洋船队需要有420万吨货轮，才能“基本上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为此，近几年内还需要增加315万吨货轮（包括更新船25万吨），数量很大。

解决我国远洋货轮不足的问题，首先要大搞船舶工业，立足于国内造船，买船只是权宜之计。但我国船舶工业正处在发展建设时期，还没有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初步安排制造远洋船舶50万吨左右，还差260多万吨，需要从国外买船解决。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我们会同交通部、六机部、财政部、外贸部研究了使用银行贷款买船的问题。

据交通部香港轮船公司反映：近一年多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美元贬值，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实行关税壁垒政策，导致海运事业处于萧条时期，船价大跌。今年与1970年相比，50年代后期旧轮船价暴跌60％，60年代的旧轮船价暴跌30％～40％。今年已买进的29条轮船，平均每条船168．4万美元，平均每万吨145．6万美元，比过去便宜一半左右。

我们综合研究了我国航运任务的增长情况、国内造船和修船能力、以及国际市场船价下跌的趋势，建议：抓住时机，再从银行贷款1．7亿美元，买进外轮135万吨。这样，连同今年年初已经使用的1亿美元银行外汇贷款（可以买90万吨轮船），总计“四五”期间买船225万吨，贷款总额3亿美元左右。今后即用船舶经营收入（这些船为外贸部运货，仍付给外汇运费，每万吨船每年经营利润约30万美元左右），分年还本付息。

关于贷款买船的船龄和大中小的比例问题，考虑到国际市场上70年代建造的新船价格很高，根据我国远洋运输的实际需要和旧船船价暴跌的情况，为了节省外汇并且多买一些船，在贷款购买的船舶的船龄，50年代后期建造的、质量比较好的船应占65％；60年代建造的应占35％，这些船，大体还可以使用20多年。买船的吨位，要大中小结合，照顾近洋航线的运输需要，其中，5000～7000吨级的船应占15％；1．3万吨级左右的干货船应占60％；万吨级以上的散货船占25％；也可以适当买一些冷藏船和油船。

关于贷款办法：贷款额度3亿美元，1972～1974年平均每年各使用1亿美元左右，贷款利息随国际行市涨落确定，按我人民银行向国外银行贷入的利息计算，利息按季用外汇支付。

买船贷款限定在五年内全部还清，经营贷款船所得外汇收入，应由人民银行监督管理，除掉必要的营业开支以外，均应全部偿还贷款本息。

买船贷款要专产记账，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关于船员问题：1972～1974年需要增加干部船员8000人，一般船员1．1万人。船员来源，除由交通部采取在职培训、短期集训、抽调干校干部、扩大海运院校招生名额（大连380人，上海420人）等办法积极培训外，对于船政委、司务长（办外事业务的）、医生等职务的船员，拟请总政每年抽调团、营级政工干部100人到远洋船任政委、副政委；请卫生部抽调医师、医士，今年100名，“四五”后三年，每年50名；请科教组今年分配英语专业毕业生50名担任司务长工作，并请海军每年支援一些技术干部。

另外，在自己抽调培训的船员一时赶不上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暂时由香港轮船公司招募少数船员，作为过渡办法。

由于近几年来国外买船数量较大，交通部应注意加强香港轮船公司的领导，配备得力的领导干部和技术力量，以利于开展运输业务和买船工作。

六机部、交通部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修船能力，逐步解决修船问题，使运营船舶技术状况完好，保证运输。


 	（此件系国家计委拟1972年5月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的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1972.05.00;会议参阅文件之三


绝密 编号000490


一、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二、林彪、叶群和高岗、刘亚楼的来信信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

目录


一、李力群同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1）

二、林彪、叶群和高岗、刘亚楼的来往信件………（28）

1、林彪给刘亚楼的信………………………… （28）

2、刘亚楼给林彪、叶群的复信……………… （29）

3、叶群给高岗的信…………………………… （31）



一、李力群同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


（编者注：李力群同志是高岗的妻子，在高岗自杀后，虽受习仲勋等人的威胁，仍向党揭发了高岗等许多反党的罪行。）


愤怒揭发我所知道的资产阶级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历史上与反党分子高岗及苏修的勾结一些情况：


一、与苏修的勾结


据我知道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林彪、叶群住在哈尔滨时与苏修勾结的情况：

（1）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初林彪、叶群与苏修特务卢竞如（在东北时是高岗、林彪的俄文翻译）住对面，（卢又与一个苏联人姓白的住在一起。一九六二年中央公安部向我了解苏修特务卢竞如和师哲与高岗的关系时，对我讲，这个姓白的名义上是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与卢竞如一起做特务的）林彪、叶群与卢竞如来往密切，叶群不但与卢竞如来往密切，而且与苏联人姓白的也有来往，有一次我亲自在叶群家碰见过，这个姓白的，在叶群家与叶群谈话，叶群自己对我讲，她是向他学俄文。

（2）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八年林彪处经常有两个苏联女护士住在他家，给林彪看病、打针，有时也给高岗打针、看病。一九四七年高岗去苏联伯力治病，也是这两个女护士陪送的（注：卢竞如也去了）。这两个苏联女护士在林彪家住很长时间，同吃，同住，一起玩，有时这两个苏联女的还到前方去看林彪，他们一起照了许多像，现在我这里仅有一张了（附上），听卢竞如讲，这两个女的是苏联派来哈尔滨给林彪、高岗等人看病，打针的，听说这两个人定期回苏联。

（3）据我回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林彪在哈尔滨期间与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雷斯科夫及苏联派来东北的总顾问卡瓦了夫接触也较多，我确切的记忆，在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有一天林彪、高岗、汪金祥、陈龙等人，可能还有张闻天带着老婆孩子跑到哈尔滨太阳岛那边很远的一个地方（据说是领事馆的一个别墅）吃烤羊肉，去后有三个苏联人（其中有雷斯科夫，卡瓦了夫，还有一个苏联人在高岗处我未见过）在那里等着，去了之后，他们五个人便与这三个苏联人到一个屋子谈话，俄文翻泽是卢竞如和那个苏联人姓白的，我们这些老婆孩子在外边玩，他们谈约有二个多小时。我还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是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天林彪、高岗与苏联的雷斯科夫跑到哈尔滨太阳岛去谈话，这个事是听卢竞如来与高岗约会时间讲的。还有一次林彪从前方回来，卢竞如来给高岗讲，雷斯科夫要与林彪谈问题，要高岗参加，而且听见卢竞如对高岗讲，就是你们三个人谈。

（4）一九四七年高岗去苏联伯力治病，回来后，高岗将在伯力与马力诺夫斯基的谈话情况专门去林彪家与林彪谈了一个下午，高岗回到家即打电话找卢竞如来，给她讲，我在伯力与马力诺夫斯基的谈话，昨天我（高岗）与林谈了一个下午，林彪同意我们谈话的精神和部署，并让卢竞如告诉雷斯科夫转告马力诺夫斯基，并感谢马力诺夫斯基在伯力对他（高岗）热情的招待。（当时知道他是远东军总司令，是苏修元帅）

（5）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期间叶群曾用过白俄做保姆。叶群自己对别人讲，她便于学俄文，同时，叶群还找了一个白俄男的教她的俄文，有一天，我去叶群家，碰上叶群与那个男的睡在床上，当时我们吓的就走了。

（6）一九五一年林彪与叶群去苏联养病，在苏联给高岗带来信和像片，告诉高岗他在苏联治病及休养所时都有那些人去看他，还将他（林彪）与一个联共负责人照的像（附上）给高岗带来，还有林彪在苏联的休养所与马力诺夫斯基照的像也带给了高岗。（像的后面有叶群注的字）这张像片不知谁拿去了，一九五四年高岗叛党自杀后，公安部徐子荣检查过照片。一九六二年公安部向我了解卢竞如、师哲等人与高岗的勾结情况时，及徐子荣在我处也看过和拿走过照片，文化大革命中几次抄家，像片也丢失一些找不到了。


二、我所知道的一九五三年反党分子高岗与林彪的勾结


一九五三年是高岗反党最猖狂的一年，他利用中央讨论改变国家体制，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全国组工会议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林彪在北京生病，高岗常借去看望他的病去与林彪谈话，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还带了许多人去看林彪。十月初高岗去杭州休息，一方面是到华东中南与其他的人进行反党串连，另一方面是因林彪在杭州休养去与林彪进一步共谋反党计划，这是高岗决定去杭州休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我听高岗给习仲勋讲的，高岗原决定去东北大连，后改变去杭州，在高岗改变计划时，给习仲勋等人讲：林彪在杭州，去与他商量一些问题，中央人选名单，及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高岗去杭州，我没有同去，我随教育部工作组出差华东等地， 在高岗要离开杭州头三、四天前，我去的杭州，在这三、四天中，我亲眼看到高岗与林彪来往频繁，不是高岗去林彪处，就是叶群来找高岗转达林彪的意见，有一次高岗去林彪处，我也同去了，高岗与林彪单独谈话约有二小时，在他们谈话时，叶群将我安排在另外小孩住的屋子看小人书，与她的孩子玩，叶群经常进去参与谈话，谈话内容，我不清楚，只听高岗回来后，与陈正人讲，关于中央人选名单已与林彪商量好了，他同意这个名单，对个别的人提出了意见。高尚去林彪处的第二天上午，叶群一个人来找高岗谈话，当时高岗不让我在他们谈话屋，我在里屋听见叶群给高岗讲，林彪与你谈话后，很兴奋，他的意见，主席退二线，同意你（高岗）兼职，掌握实权，总理摆名义职务，不要他掌实权，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摆上，至于八大军队代表团组成，问题不大，组织会议以后，就可将人调去掌管组织部。叶群还说，林彪讲，如刘少奇一伙执政，他死都不闭目（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对刘少奇为名，而实质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谈完话后，叶群到屋里向我打招呼，并对我讲，今天我来转达林的意见，可能你在屋里听到一些，这是大事，万一将来你与高岗不好了，你也不敢乱讲，我与林彪对你还不错，我和林常在高岗面前说你的好话，说你这个人老实等。还有一次是晚上叶群匆忙坐着车来与高岗在楼上谈话，谈约一小时左右，高岗送叶群下楼，走在楼梯口，听见叶群对高岗讲，你到广州与陶铸交换意见时，将林的意见给陶铸讲讲，陶铸对林彪的意见很尊重，陶铸对林和你（高岗）都是很好，很信任。最后还听见叶群讲一句，陶铸对邓小平印象还可以。他们在楼上还谈些什么就不清楚了，陈正人当时也在那里，可从阵正人处了解。高岗离开杭州的当天，他还坐着汽车一个人去林彪处谈话，当时谭启龙来送行，坐在家等着高岗，高岗这次去有一小时左右。

高岗离开杭州后，我即回上海，十一月初，我又从上海随教育部工作组到杭州。叶群曾接我到她家去两次，第一次与林彪一起吃饭，林彪给我讲：“高岗政治上是很强的，身体也好，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他生活上有缺点，原谅他，如果你与他搞决裂了，没有好处，也会名败身裂，对小孩子也是很痛苦的，对高岗来说不会有什么损害。”后来叶群坐上汽车带我到街上买了一些杭州的名产送给我，又到一些风景区玩了一下，在玩的当中劝我要与高岗搞好关系，并问我高岗在北京时，都有谁常去高岗处，高岗又常到那些人家去等。第二次叶群接我去她家，是我要离开杭州回北京的时候，到她家后，叶群与我谈话问我：这次你来杭州，见到路凯（张鼎丞同志的以前爱人，在延安党校二部同学）没有？我说：“见到了”。叶说：“她给你讲了什么?在你未来杭州前，我去高岗处，碰见过张鼎丞与路凯，路凯问过我，你怎么不同高岗一起来杭州，她可能看见我一个人去高岗处，路凯可能怀疑我与高岗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其实你不在时，我去高岗处，完全是谈政治问题，因林彪身体不好，不能外出，林彪有时想起了意见，他就叫我去与高岗讲。林彪对我很好，党内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他都与我讲，在北京时，中央开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会上有什么争论，林回来都与我讲，并与我商量，甚至他在政治局会上的发言，有时是我给他写好提纲，我给他找参考书，过去的，现在的从中找论据，林彪说他可找到我这样一个好老婆，在政治上帮助他很大，这次他与高岗谈的问题，都是重大问题，许多是我替他去与高岗讲的。过去陈云对我印象不好，可是后来，陈云看见林彪尊重我，他们谈政治问题，林也让我在旁边听，我有时也参加意见，陈云现在对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当然，高岗对你不能象林彪对我那样，但你对高岗生活上要很好照顾他，他这次来杭州休息，你应该与他同来，你为什么同教育部出差，你应该好好照顾高岗，搞好关系，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我们这些人，自己丈夫的命运决定我们自己及孩子的政治、生活的命运，你应该懂得这一点，不要糊里糊涂的工作，你想想如果没有高岗的关系，大家能对你尊重、照顾吗？同时在党内对人也要看他与自己的丈夫政治观点一致不一致，与自己所处的地位相等不相等，比如我与你虽然过去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如果你不是高岗的老婆，我能给你说什么，如果林彪和高岗的关系不好，政治观点不一致，我能尊重高岗吗？我尊重高岗也是林彪的关系，我与高岗过去没有私人的关系，对你的相信，也是因为高岗，所以对人交心，主要看与自己的丈夫政治观点一致不一致，不要认为有些人对你好些，就对他什么都讲，脑子里时时事事要有‘政治’，如果在高岗处听到一些有关政治上重大问题，自己认为好的人就乱讲，那会出大乱子。比如我与谭研曾（现在外交部工作）过去是比较好的同学，你是知道的，但我与林彪结婚后，见着她什么也不谈，只谈生活及过去同学的情况，因我与她所处的地位、利益不同，你要特别注意这点。因此，我再三给你讲，在高岗处听到的一些政治问题，绝不能给任何人讲，就是你将来与高岗闹翻了的话，也不能对其他人讲，这些问题，你就是向中央告高岗的状，中央也不会相信你，相反问题就大了，高岗也不会饶了你，那时，我们也不会同情你，你懂得我的意思吧，今天讲这些，主要是为的你，觉得你这个人大老实，脑子没有‘政治’，所以再三提醒你。”我说：“你说这些，我懂，但我在高岗处不知道什么，即便将来高岗与我离婚，我也不会讲什么。”最后，叶群将我带到林彪的屋子，林彪亲自交一封信给我，要我亲自交给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与其他的人讲，我回到北京后，亲自交给高岗，高岗看后，往身上一装，信的内容不清楚，这个事我一直没有与任何人讲，高岗反党事件揭发出来以后，我也没有对任何人讲。我回到北京后，叶群还给我写了一封很热情的信，问候我，要我特别照顾高岗的身体，还说林彪很关心高岗的身体等。她这封信主要还是怕我带的那封信丢了，隐隐约约的问我。（这个信高岗叛党死后，公安部徐子荣拿去了）

一九五三年底，高岗得知毛主席发觉他搞阴谋，反党活动，百般想法与林彪联系，曾要我去杭州给林彪送信，后习仲勋不同意，说毛主席在杭州，去给林彪送信不好，万一主席知道对林彪和你（高岗）都不好。后来，还听说高岗让王鹤寿借出差杭州去与林彪联系，为什么没有去，就不知道了，我曾问过高岗，你让我给林彪送信干什么，你的问题，人家也不知道，你自己向毛主席、党中央交待认罪就行了，高岗说，我的问题，林知道，他应该给我讲话。听高岗还对习仲勋讲过，陈云已去杭州与林谈了，说陈云临走时，还与高岗讲，“意见一致”，至于陈云从杭州回来与高岗谈了什么，就不知道了。（关于高岗让我，及王鹤寿借出差杭州给林彪送信问题，安志文、赵永梁也知道。）

七届四中全会初，肖华曾到习仲勋家，告诉习仲勋，林彪身体不好，也未给高岗讲什么东西，要高岗不要扦扯林彪，要习仲勋转告高岗。后来，习仲勋将肖华讲的话告诉了高岗，并要高岗不要扦扯林彪，高岗让习仲勋告诉肖华转告林彪，他不会扦扯林彪，这时高岗对习仲勋还讲：“陶铸与王鹤寿那天来，说我要从十二层楼跌到地下室，说这次是十二级的台风，可能这次跌倒爬不起来，也可能刮一阵就过去了，要我精神作好准备，要我自己承担，不要扦扯别人。我完全明白陶铸讲这番话的意思，不要扦扯他们，更主要的是要我不要扦扯林彪，陶铸与林彪的关系比我更深，在杭州时，林彪讲了许多意见让我到广州给陶铸讲。所以，我给陶铸讲，你们放心我不会扦扯任何人，并请转告林彪。”习仲勋还一再告诉高岗不要扦扯彭德怀。高岗第一次叛党自杀之前，习仲勋还问过高岗，陈云靠得住吗？林彪怎么样？高岗说：“不会”，我干的事情林彪都知道，关于中央人选名单及部署，在杭州我与林谈多次，一个个人与他交换意见，最后，我离开杭州去广州，林彪还让叶群又特别去告诉我，要我注意一些事情，要我兼职等，后来小李从杭州回来，他让小李带给我的信，也谈这个问题及调换人的问题。

高岗第一次自杀后，习仲勋来给高岗讲，刘亚楼揭发你说，林彪和叶群在杭州就批评刘亚楼不要参与你这些活动，不要上你的当。高岗听了以后讲，这不可能是林彪讲的，可能是刘亚楼为了保护林彪，而有意这样讲的，刘亚楼也清楚在杭州，林彪与我的意见“一致”，叶群到我住处给我转达林彪的意见时，刘亚楼也在场，如果林彪叶群真的这样说，太毒辣了。习仲勋听了以后，对高岗说，现在什么问题都不要讲，不扦扯别人。过了几天，习仲勋又来传认彭德怀的意见，说高岗太相信人了。 自那以后，高岗骂陈云，恨陈云，也流露对林彪不满，说过林彪阴险毒辣。习仲勋告诉高岗，不管怎样，绝不要扦扯彭德怀和林彪。因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扯进去，更没有好处，现在军队上已经有人说你高岗血口喷林彪。关于过去在东北高岗与林彪的关系特别好及北京、杭州的勾结，许多人都知道，如陈云、王鹤寿，陶铸、张秀山、安志文、陈正人、马洪及彭扯怀、习仲勋、刘景范、赵家梁……等，他们都会比我了解更多和全面情况。


三、一九六二年林彪、叶群与我谈话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届十中全会前有一天，叶群忽然给我工作的单位（劳动部调配局）打个电话说：“林彪很想看看我和几个孩子，要我当天下午下班后，带着几个孩子去她家。”我那天提前下了班，我带着我第三、第四个女孩子去的，两个大的孩子不在家，最小的我怕带去闹未去。我到后，叶群首先出来接待的我，将我带到她的一个屋子里，要林豆豆带着我两个女儿去看照片和画报，叶群问我身体好不好，小孩组织部怎么供给的？正在这时林彪进来了，也坐在沙发上，与我谈话，先问我在那里工作，做什么工作，身体好不好，并说看见小孩子长的很好，我的身体还好，很高兴，问我有没有找对象，我说：“没有，孩子这样多，麻烦，不找了。”林彪说：“如有合适的还应该找一个，孩子将来大了都不在跟前，自己有个伴，叶群将来可以帮你注意一下。”接着他们两个人同时间我：“高岗死的情况，死的时候对我讲了什么？写了什么东西？有谁找我谈过话，都问了什么？一九五三年高岗在杭州休养去看过他（林彪）叶群也去看过高岗，有谁问过？”我说，“没有谁问过我以上的问题，高岗去杭州我也未同他去，高岗在杭州的情况，我也不了解，高岗叛党死时，也没有给我讲什么。”这时林彪说，把过去的事通通把它忘掉，丢掉，再不要想它，想它没有好处，听说你还不错，没有乱说，这几年你精神上的压力也很大，你还没有疯，如果疯了，几个孩子就可怜了，当时我们听到高岗死了，我和叶群很惦记你和孩子生活情况，后来，听说

中央有指示，由中组部管。这时坏蛋叶群就对林彪讲，你身体不好，你去与小孩们玩玩，我好多年不见小李了，我与她谈谈好了。林彪走后，叶群将我带到另外一个小屋子问我：“一九五三年在杭州你回北京时，林让你带的那封信，有谁知道，秘书知道不知道，高岗看后是烧了，还是给习仲勋看了，这信的内容你听说没有？你那时回北京后怎么也不给我写个信，我挺惦记你的，后来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收到了没有？”我说：“我到北京后即将信交给高岗的，谁也不知道，你们不是告诉我亲自交给高岗吗？高岗看后装在身上了，这信的内容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高岗不会给我讲的，高岗是否给习仲勋看了，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有听见高岗给习仲勋讲。我定时你也没

有说，到北京信交给高岗后，给你写信，反正你们告诉我的话，我都记住了，我没有给别人讲，叶群听了我讲了之后，即说：我不是惦记那封信，而是惦记你，其实那个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但当时怕高岗自尊心强，受不了，蹦了，所以不让秘书和其他的人知道，想让他能偷偷改了，谁知道，他到处活动。”叶又说：“高岗死时对你讲了什么，听说他自杀前给主席和总理写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写了什么？”我说：“内容我不知道，高岗第一次自杀前是给主席还是总理写了一封信，写了什么，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后来这个信是秘书赵家梁和安志文拿走了，当时，高岗急的要命，让秘书赵家梁去烧了，后来是否烧了，还是到那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接着

叶群又问我：“安子文都问过你些什么，他问你高岗在杭州的事没有？”我说：“没有。”叶说：“高岗这个家伙在杭州乱讲，那次在你家，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在你家，他将中央人选名单给我，要林看，我拿回去，林批评了我，不看，要我马上去退给高岗，说他这是非法的活动，我去给高岗讲时，高岗不让你在屋子听，让你走开你就进屋里去了，你不记得了？”我说：“我一点也不记得。”叶又说：“高岗还给刘亚楼面前乱讲，刘亚楼去给林彪讲，林彪还批评了刘亚楼，还听说，高岗这个家伙还给陈正人，刘亚楼讲，林同意这个名单，这个笨家伙，胡说八道，把林扯进去，乱咬林，事后，他还带话给林彪，要林彪出来给他讲话，他把林都扯进去了，林彪怎么好给他在毛主席面前讲话。”叶又说：“卢竞如上边怀疑她与苏联有关系，说她给苏联搞情报，还有人说，卢竞如与我（指叶群）很好，来往密切，其实我哪与她很好，当时我想学俄文，想利用利用她，同时她又住在我对过，她抬腿就到我家，你说我能不让她去，至于卢竞如与哪些苏联人有关系，她那时为什么与苏联人姓白的住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东北局日常工作，都是高岗管，林在前方，根本不管，你说是不是这个情况。听说，一九五九年彭德怀问题出来后，你给中央写了一个揭发材料，其中提到肖华去习仲勋处讲，让高岗不要扦扯林彪和罗荣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肖华不知道搞什么鬼，他可能因为他常与高岗一起跳舞，去高岗处玩，他怕高岗说他什么，其实怕什么，我们又没有与高岗搞什么地下活动，如果谁想从中搞我们什么，他将自取灭亡。今天给你谈了这些，都是往事，本不应该与你谈这些，勾你想起过去干什么，正如刚才林彪给你的，把过去的事都忘掉，想那些事，的确没有好处，说了更没有好处，人家也不会相信，相反给自己引起麻烦，你要为你自己着想，更要为你几个孩子着想，发生了意外，你几个孩子怎么办，小李呀！党内斗争是复杂的，说话千万小心，我是为着你及几个孩子着想，今天才提醒你。”我说：“你讲这些，我根本也不知道，杭州你给高岗讲些什么，给我讲些什么，我都忘的一干二净，这些年来，我的脑子很坏，什么事也记不住，根本也没有想过去的事，除了工作，我精力都放在几个孩子身上，也没有人问过我，关于你的事和杭州的情况，我能讲什么呢？五九年我写的那个材料，提到肖华，我没有别的意思，只说明习仲勋给高岗通风报信一个例子。叶群讲，我们理解这些年你受的压力，老实说，我们是很同情你的，你没有疯还算好，我曾与林月琴讲过，小李这个人过去同高岗的关系并不好，受欺侮，结果现在还得背高岗的包袱，压力这样大，也很可怜，我也曾与林彪讲过，帮你找个爱人，但没有合适的。说到这里，叶群又将我带到另外一个屋子与她单独吃饭：一面吃饭她又问我，陈毅与高岗的关系怎么样？听说，陈毅每次来北京都到高岗家，陈毅还送你辆自行车吧？贺龙到北京与你们住在一个院，他与高岗都谈些什么，听说你的妹妹是贺龙给找到的。我说：“据我知道陈毅与高岗关系并不密切，仅是一般的来往，我的自行车是于若木在上海向陈毅一起要的，不是陈毅送我的。贺龙与高岗谈些什么，我不清楚，高岗在延安与贺龙接触较多，后来高岗瞧不起贺龙”。这时林彪带着豆豆及我两个女儿都进来了，叶群问他们吃饭没有？他们说已吃过，林彪这时问我，小孩子生活费用够不够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任何困难，组织部供给足-够了。”接着叶群对林彪讲，今天与小李就谈到这里，该休息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们，我给你个电话号码，接着我向叶群提出我的二女儿想上军医大，能否帮我解决。叶说，她不好批，孩子上学问题，最好还是找中组部解决，或者给，肖华和罗瑞卿写个信，由她代转，（后来我未给肖华写，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给叶群送去了）接着叶群说：“万一有人知道，我接你到我这里来，你就说是你来找我，为女儿上学问题。”自那回来后，我好几个晚上睡不好觉，我左思右想，叶群对我谈的话，我害怕，害怕叶群对我下毒手，所以有关一九五三年我在杭州高岗处听到高岗与林彪商量中央名单问题，及林彪让我带信问题，我对任何人都不敢讲。从叶群处回来不久，（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时叛徒彭真、安子文、徐子荣即借保护为名，将我软禁起来，找我谈话说，你五九年揭发的材料，这次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公布了，习仲勋这一帮人恨你，是不是还有人怕你知道他们与高岗的关系，也恨你，对你下毒手，很难说，书记处的意见，为了你人身安全，你不要上班，将你保护起来。接着彭真、安子文、徐子荣就问我，高岗在东北和谁最好，来往最多，并拐弯抹角的问我，高岗与林彪的关系，问我一九五三年在杭州见过谁，叶群与我谈些什么，我都未敢讲一个字，只说高岗在东北工作，来往的人很多，我也不知道，他和谁最好，叶群过去是同学，林在前方时，有时去看她，叶群没有与我讲什么，我讲之后，彭真即说，你好好再想想，高岗还与谁接触的多，及在东北的情况，西北习仲勋这些人的情况，你揭的很好，使党中央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幕。后来，不准我上班，公安部还派了许多人住在我的家，我家的隔壁居民院里也住七、八个人，我住的那条胡同口也住了几个人，不准我外出和别人到我家，只有安志文能到我家，我出去，和外边人来找我都得经过安子文、徐子荣允许，我去医院看病，除了我坐的车外，还跟上两个车，坐满满的人，我的孩子出去，也有人跟着，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曾错误的让我的女儿去毛家湾找叶群，转告她，我当时的处境。我的女儿刚走到西四毛家湾胡同口，就有二、三个人忽然从她的后面出来，穿着便衣；问我的女儿到那里去，我的女儿讲，找同学，就再末敢去。后来，安子文又单独找我到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去谈话，仍然问我，叶群过去都与我讲了什么，五三年随教育部出差杭州，都见到了谁？见到林彪和叶群没有？都说了什么，我讲，高岗在杭州时，我未去，高岗离开杭州时，我去了，只见到陈正人，陈正人让我带话给高岗和习仲勋，五九年我也向党中央交待和揭发了，再没有见到谁，后来十一月初我去杭州出差，我去看过林彪和叶群，没有谈什么。安子文讲，据马文瑞讲，关于习仲勋的问题，马文瑞说，你给林彪讲过，你什么时候给林彪和叶群讲的？我说：“没有”。后我问安子文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我不明白，怎么你们老问我和叶群的关系，高岗与林彪的未往，我知道的，习仲勋、彭德怀等人参与高岗反党的情况，我都给中央讲了。我再不知道什么。当即安子文给我解释，你不要误会，没有别的意思，今天随便找你扯扯，主要还是想问问你西北一些人的情况，接着安子文问我，关于习仲勋参与高岗一些反党活动，过去与王世泰、马文瑞都讲过没有？我说，都讲过，我从一九五四年高岗叛党自杀后，关于习仲勋的情况都给马文瑞、王世泰不止一次的讲过，他们都劝我不敢乱讲，马文瑞还进行威吓我，并帮助习仲勋、贾拓夫动员我离北京去西北。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安子文的弟弟安志文去我处看我，问我，这几天想些什么问题，我当即问安志文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处置我，我不明白，一面说我向党中央揭发习仲勋、彭德怀很好，可是一面又这样处置我，我出入没有自由，我的家住有人，连这条街都住了许多人，连我的孩子出去都有人跟着，这是为什么，昨天安子文接我去，又问我与叶群的关系，一九五三年在杭州见到谁，看见林彪和叶群

没有？高岗与林彪的来往，搞的我糊里糊涂，究竟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追我，高岗与林彪的来往，叶群给我讲了什么，我与高岗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能给我讲些什么呢？老实说，我在高岗跟前知道的事情能有你知道的多吗？高岗的事情你很清楚，高岗与谁来往的最多和谁最好也是你最清楚。安志文马上给我解释说：老大（安子文）昨天与你谈话，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他可能随便与你扯扯，扯这扯那，问问你五三年去杭州看到叶群没有，你不要误会，千万不能乱猜什么，要照顾党内团结，尤其是党、军关系，对你完全是保护，怕发生其他的意外，这也是书记处的意见，不让你上班与外界接触，使你安静的再回忆一些事情，看看高岗还与谁联系，听说一九五三年高岗去华东、杭州、中南是有目的。我说，高岗去这些地方，你应该清楚，他去杭州我也未去，我怎么能知道。安志文说，当然你不会知道，但你总与高岗一起生活吧，也会听到一些情况吧，将在高岗处听到的一些情况都揭发出来。他这样一讲，我明白一些，他们对我的意图，我想到六月份叶群、林彪与我谈话的情况，给我施加压力，我从林彪处回来后，安广文再三询问我的孩子：“林彪、叶群接你们去，与你妈妈什么。”我也想到过去林彪与彭真之间的“斗争”，因此，不管他们怎么处置我，关于林彪与高岗的关系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九五三年在杭州，我听到的事和林彪让我带给高岗的亲收信，我都不敢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八、九月间，我曾给中央文革、总理、康老、江青同志，还有叛徒陈伯达、叶群写过信，我要揭发一些问题，很快得到叶群处的答复，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打到教育部学生司办公室找我说，叶群看到我的信了，问我揭发什么问题，让我找陶铸谈，叶群已经给陶铸讲了，让陶亲自找你谈，陶铸也答应了，并要我直接给陶办打电话联系，后来，我给陶铸办公室打电话，陶的秘书姓张的，接的电话，他讲，陶铸知道这事，现在陶铸很忙，要我等等，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给陶铸办公室，他的秘书讲，陶铸讲，现在他接见外地学生，等一个时间，一定找你谈，如果紧急的话，可以先写个材料给陶铸送来，我就写了一个材料，请陶铸转给中央，后来，陶铸派朱礼泉、鲁冰两个人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找我到中南海谈的话，我向他们两个人谈了一九六二年的情况，着重谈到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彭真、安子文、徐子荣借保护我为名，对我所采取的处置，要我回忆一些问题，问到林彪与高岗的来往，问叶群过去都与我谈了什么等等，当时，朱礼泉、鲁冰向我表示，这个情况给我们讲了就行了，以后不要给别人讲了。一九六七年鲁冰又到教育部找我作了同样的表态。


四、关于林彪、叶群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些情况（节录）


我是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与叶群同学，一九四三年又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同一支部学习，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底在哈尔滨、沈阳时，高岗与林彪住的很近，当时高岗与林彪来往密切而且他们的关系比其他的人也特殊的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叶群与我来往也较多。林彪和叶群离开东北后与高岗始终保持着政治上和生活上密切的联系，见面时高岗与林彪总是长谈，平时也有书信来往，如一九五一年林彪去苏联治病，还给高岗来信报告他在苏联的情况，与联共的人照的像也带给高岗，互送东西等。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揭发如下：

（一）一九四三年叶群在党校一部受审查时，怀疑她是特务，说她未参加革命之前在南京伪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做过广播员，还在汉奸汪精卫和托派叶青办的训练班受过训练，她在这个训练班曾和一个国民党的CC特务教官恋过爱。后来听说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对此很不满意，特务叶群一直对此怀恨在心，对党不满。

（二）资产阶级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和他的臭老婆叶群有一部罪恶的资产阶级生活史。

（1）听说林彪在苏联就与苏联女的乱搞（叶群自己也给别人讲过），在哈尔滨时又有两个苏联女护士照顾他，长期住在他家，名义上给他打针、治病，实际上不知干什么。

（2）叶群与反党分子高岗和叛徒、汉奸王明都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叶群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龙江街住时，她找了一个男的白俄，教她俄文。有一天，我去看她，进她家后，客厅里未见到她，就直奔她的卧室，一推门发现她与一个男的苏联人唾在她的床上，当时我吓的即退出。

（3）叶群在哈尔滨时，常以林彪的名义，有特殊的用，向东北银行，供给部要黄金和其他的东西，如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工作队上交东北局一些黄金和白金等，叶群在高岗处看见，就向高岗要了一块白金条，叶群的手表、来克照像机、衣服料子、皮大衣、人参、鹿茸，等等多的很，她随便送人，拉拢干部，给她教俄文的白俄及保姆，她都送．皮大衣、衣料等。

（二）叶群品质极端恶劣，手段毒辣。

叶群常常为了达到她某种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造谣，污蔑、陷害同志，如一九四七年林月琴同志同罗荣桓同志从苏联治病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同志一面照顾罗荣桓同志，一面工作，办了一个四野子弟小学，解决干部小孩上学问题，当时各方面反映较好，蔡畅同志在东北妇联会上表扬了林月琴，同时号召一些女同志进城后，不要只当老婆，带孩子，这时叶群知道后，大为不满，认为蔡大姐表扬林月琴是矛头对着她叶群，背后大骂蔡大姐。后来，林彪听了他老婆造谣，污蔑，竟在东北局会议上给罗荣桓提出来说，我林彪在前方打仗，你老婆林月琴在后方到处散布我的坏话，说我林彪住的房子多，生活费用大，在前方带女护士，说我老婆不工作，整天溜大街，等等。质问罗荣桓这是为什么。为此，罗荣桓与林月琴打架闹离婚。叶群这个坏家伙听了以后，得意的在我面前讲，谁想做我的文章，眼中无有我叶群，老子就给她个眼色看看，尝尝苦头。

林彪在哈尔滨用的秘书、警卫员、公务员，叶群先是生活上拉拢，如稍不随叶群的心，或者她发现下边的同志知道她叶群见不得人的事情时，她就想法害这些人，以“政治上不可靠”或“政治上可疑”的罪名加在人家身上，而且说的非常形象，使别人听了她讲的话后，都害怕，然后处理人家。

叶群这个反革命分子，对人从无真心，她要利用你时，或者她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时，她可能将你捧到天上，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的事，她可以说的活真活象，待她用完你的时候，对她不利时，她又可以置你于死地。


 	李力群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林彪、叶群和高岗、刘亚楼的来往信件


1、林彪给刘亚楼的信

这是林彪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写给刘亚楼的信。这封信是从林彪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


影印件原文


亚楼同志：

关于高所谈机构问题，盼你不仅对张邓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高对我的估计是很高，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甚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

祝好！


林 彪

十月二十五日


2、刘亚楼给林彪、叶群的复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刘亚楼给林彪、叶群复信。信中说：“一〇一在临走时所嘱咐的，我是时时刻刻都记住了的，请放心勿虑。”

刘亚楼的这封信，是从林彪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

（以下一部分不清）


下面是林彪、叶群保存《林彪给刘亚楼的信》和《刘亚楼给林彪、叶群的复信》的信封

（以下一部分不清）



影印件原文


一九五三年在杭州批给一〇三，不赞成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的信及一〇三回信（吴于一九六六十一中全会时交来一〇一斯投马桶中又拾出修补）

注：“一〇一”，是林彪的代号。“一〇三”，是刘亚楼的代号。“吴”，是吴法宪。


3、叶群给高岗的信

（影印件原文见34页）

叶群给高岗的这封信，是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的。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以下一部分不清）



叶群给高岗的信影印件原文


高主席：

趁力群同志回京之便将林的近况报告给您：

近一个时期林的身体还好，一直没有发起烧来，每天仍坚持两、三小时灼郊外汽车运动，有时天晴阳光好时也可在院中散散步，但不能太久，也不能遇风，遇风遇寒仍有出大汗及神经不安等现象，但不似去冬今夏之严重了，抵抗力亦在逐渐增强中。记得去年冬天房子要烧到二十二度高的温度，人穿了厚毛衣二件、呢子衣服及丝棉衣裤等还叫冷，还不时感冒。现在只穿薄毛衣一件，外罩薄呢衣服，可以适应二十度的室温了，至于今夏不能行动，只能躺在躺椅上，还不叫别人动的怕风情形也大大减轻了，行动自由得多了，收到这样效果的原因除病重时用了链莓（霉）素朴（扑）灭了炎症之外，最近主要还是由于：（一）采取了每天趁（乘）汽车在郊外转三小时的办法，这样既活动了血脉，增加运动，又借观玩风景转移了对病的注意，使人渐渐得到调整，使神经得到安抚。（二）则是改善了营养，现在能吃几种肉类及黄瓜藕粉等比过去一碗馒，一碗豆腐的素食办法是好多了，人也胖了，现在还争取他更安心的坚持这个休养，知您十分挂念，特报告他的近况。并希勿念。

林也再三嘱转力群同志注意您的身体，忙中务希保重，应增加营养及休息时间。切勿弄坏。

最近两天华南送来点本年的柠檬及广柑给林。特趁力群同志回京带给您一点尝一尝。

林彪同志嘱我附笔问候您。专此

敬 礼


 	叶 群
十一月二十八日午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概要）
1972.05.21；中发 [72]21号


1972年5月初，周恩来审阅外交部核心小组关於任命仲曦东等七人为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的请示报告，并报送毛泽东审定。在附信中说：“外交部副部长现只两人(乔、韩)，自从外交战线展开以来，实在忙不过来。几次同外交部核心小组商讨，认为非增加副部长和部长助理，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从中青年干部中提一些人担负司局长职务，才能分担任务，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外交战线上的干部。”5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的报告。


公安部劳改组关于劳改工作座谈会议情况的报告（节选）
1972.05.29


（一）当前劳改工作总的形势很好。


一、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正在深入发展。


一年以来，各地劳改单位，在毛主席“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号召下，在当地党委和公安机关直接领导下，都围绕“批修整风”、“反骄破满”；围绕十五次公安会议的传达贯彻；特别是围绕粉碎林贼反党集团开展革命大批判，以三条基本原则为内容，深入进行了路线教育。多数地区都初步联系劳改工作实际，揭发、批判了林贼反党集团的罪行，上海、浙江、山东等地还揭发批判了林贼死党王维国、陈励耘和516骨干分子王效禹等攻击、污蔑公安、劳改工作的反革命罪行。据各地初步揭发批判林贼反动路线的劳改系统的影响和流毒，有以下表现：

1.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公安、劳改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否定17年来劳改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伟大成绩。王维国公开提出，对公安工作“要否定十七年”，15公后还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威胁说“一分为二，分得不好当心分到反革命一边去”。陈励耘胡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没有办过一件好事”，他污蔑劳改机关是“国民党的别动队”。四川在省革委文件中把劳改单位说成是“资敌、养敌，包庇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把敢不敢否定17年，看作是敢不敢于继续革命的表现。江西还有的人把集中改造罪犯说成是“包庇反革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等等，因此，有的地区不适当地撤交劳改单位，放出不该释放的三类人员。浙江自68年至70年，先后把××个单位，××名三类人员交给了非专政机关。规定判刑10年以下的反革命犯和15年以下的刑事犯一律监外执行，并释放了正在服刑的罪犯??名。

2.否定公安、劳改工作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把公安、劳改工作干部说得漆黑一团。王效禹称公检法干部为“旧职员”，叫嚷“对干部要罢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王维国污蔑劳改工作干部“有三性”，即：“反动性、腐蚀性、寄生性”。说监狱民警“一半是流氓”。对广大干警不论问题大小，扑风捉影，人人过堂，在川东分场中搞假案，定了6个“小集团”，审查了70％的干部，有的被打残，打死。王维国还号召三类人员“反对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论”，要罪犯“肃清旧公检法在他们身上的流毒”。因此，有的三类人员拍手叫好，说“现在有王维国撑腰，我们由思想波动到心情激动，现在该行动了”。陈励耘胡说“公安机关网罗了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提出“清队要翻一番、翻两番，有点影子也可以抓，有点线索也可以斗”。在他的这样反动思想指挥下，浙江全省劳改单位被揪斗的干部有××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

3.竭力煽动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劳改工作各项政策，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有些地区把过去正确政策规定，合理的规章制度，有效的教育改造措施，不加区别的统统当作“条条框框”，“和平改造”一概否定。一度出现了打骂体罚、违法乱纪的歪风，有的说“劳改，劳改，不打不改”，“不镣，不铐，没有专政味道”。误认为“对三类人员站得远一点、声音高一点、生活差一点、打骂体罚多一点”才算是“立场坚定”，是“对敌狠”。福建楼前农场三连的××名罪犯，都被打过，新垦农场三连××名罪犯，同一时期有××名被戴上脚镣，最重的达××斤。湖北新生砖瓦厂，不到一年时间就打死罪犯×名。有的私自处决罪犯，江西珠湖农场枪毙一个罪犯时，要另一犯人陪绑，临刑时原定枪决的犯人报告要交待问题，结果把陪绑的犯人毙了。

4.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把改造与生产对立起来。一种情况是重生产、轻改造。说“劳改、劳改，劳动就是改造”，“劳动好，就是改造好”，片面强调劳动的作用，搞生产高指标，加班加点。一种情况是，怕说“业务挂帅”、“生产第一”，出现“抓政治保险，抓改造危险，抓生产险上加险”的错误论调。有的提出“生产搞多少算多少，没有吃的向国家要”。因此。削弱了改造，影响了生产。在改造罪犯中，不注重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而是耍花架子，搞形式主义。看罪犯的改造好坏，单纯用学的篇数，背的条数，讲的次数，写的字数来衡量，忽视罪犯的思想改造实际效果。青海有的单位还错误地提出让罪犯“做毛主席的好犯人”，致使有些罪犯，假装积极，骗取信任，为非作歹。

通过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使广大劳改工作干部受到一次深刻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提高了认真读书学习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二、劳改场所逐步恢复整顿，劳改工作机构和领导班子开始建立、健全起来。


参加会议的20个省、市、区，原有劳改单位XX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交、撤××个，交出三类人员××名。除上海基本未动外，江西全部交出，福建、新疆除各留一个监狱外，也全都交出，其它各省都交出一部或大部分单位。云、贵、川和江苏没有交出三类人员。

十五公会议后，收回和新建××个单位，华东地区收回三类人员××名。上海、安徽、江西、广西、四川、甘肃恢复了劳动教养工作。现20个省、市、区共有劳改单位××个，三类人员××名，其中犯人××名，就业人员××名，劳教分子××名。

目前除新疆、福建、广东、广西以外，其他各省均已恢复了省劳改局（湖北叫改造组），多数劳改单位建立了革委会或党委。据湖南、云南、河南、四川、贵州统计，在××个省属劳改单位中，建立党委的已有××个，其余正在筹建中。贵州、湖南、四川已经或正在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场）长、政委制，加强了党的领导。


三、贯彻了劳改工作方针、政策，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罪犯取得成效。


各地在恢复整顿劳改场所的同时，抓了劳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目前已基本上刹住了打骂体罚，违法乱纪的歪风。广大干部初步认识到林贼反动路线毒害下出现的打人“有理论”，“难免论”，“有效论”和“无关系论”，给改造工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政策观念普遍加强。各地普遍召开了宽严大会，根据表现好坏不同分别给予奖惩，有力地促进了三类人员的思想分化和改造。最近各地遵照总理的批示精神，还程度不同的调整了犯人的生活标准，加强了医疗卫生工作，一般伙食费提到9至12元左右。加强了监管工作，整顿了监规制度，特别是各地都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对三类人员进行了认罪服法、国内外形势、政策前途和监规纪律等教育，还摸索出一些经验。


四、工农业生产形势也很好。


20个省、市、区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据17个省市区统计，71年工业总产值XX万元，粮食总产××万斤。多数地区劳改生产是逐年上升的趋势。青海、浙江去年虽有亏损，但青海有的场、队粮食单产已上《纲要》。


（二）当前劳改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还不够深透，特别联系劳改工作实际，对其散布的“先验论”、极“左”思潮、“否定一切”、“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谬论的影响和流毒，揭发批判的不深不透。


主要表现在：（1）在座谈会上的革命大批判中，青海、河南、甘肃、广西、湖南等省没有或很少联系劳改工作实际进行揭发批判，说不知林贼有哪些直接攻击劳改工作的反动言论，因此感到无从入手。有的认为，联系实际就得找出本地、本部门的代表人物和执行者，但执行者是谁，拿不准不好联、不好批。（2）已经开始联系劳改工作实际的地区，也仅是初步的、一般性的，表面的东西多，缺乏深刻系统的揭发和分析批判。（3）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有顾虑。一怕批错了，有的言论不知谁讲的，劳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清楚怎么起来的，不敢轻易批；二怕掌握不准，批了极“左”又犯右的错误；三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因此，等待中央或公安部和兄弟省点出来再批。


二、恢复整顿工作，进展不平衡。


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劳改单位变动不大，恢复工作较快，如甘肃、青海、陕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区；二是变动虽然较大，但15年后抓得较紧，恢复工作也较快，如宁夏、安徽、广西、河南、山东等，现有劳改单位已基本适应需要；三是恢复整顿进展较慢，遗留任务较重。如新疆交给兵团的单位都未收回，全区仅有?个监狱、现有些重刑犯无处关押，分散在兵团各农场；新捕的犯人交兵团收押，但兵团又提出五不收，现出现有的县办起了劳改。现自治区人保组已报告区党委，拟将70年交兵团的××个单位收回，尚未批回。广东还需再建×个场所才能足用，计划今明2年建成。福建省现在只有×个监狱，关押无期、死缓犯，其余均由兵团管理，最近成立了劳改筹备组，准备全部收回。江西省?个单位有×个集中在鄱阳湖周围，如将现在兵团管的??名三类人员收回，尚无改造场所。浙江省×个劳改单位都集中在金华地区，尚有×千人左右无改造场所。他们提出要求收回乔司农场，但省里以距杭州市（40华里）太近为由不给。


三、管理体制不统一。


三种形式：由省管的有甘肃、宁夏、陕西、青海、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区；省地两级管理的有湖南、河南、云南、贵州、四川5个省；全部由地管的有广东、广西、山东3个省、区。看来，全由地管和以地为主管理的问题很多。突出的是多头领导，分散管理，形成生产计划层层加码，生产有人抓，产品、利润有人要，改造无人管。

劳改机构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劳改局，有的叫劳改组，有的叫“第五办公室”。组下有组，层层设组，很不便于工作。


四、干部队伍不适应工作需要。


一是干部政策还不够落实。对原领导干部结合的少，或使用不当。据西南、中南、华东15个省、市、区统计，原有劳改局正副局长××名，现结合到劳改局（组）领导班子的只有××名，占百分之××。据云南、贵州、河南、广西不完全统计，原场（厂）级干部××名，已解放××名。但结合到领导班子的仅××名，占已解放干部百分之××，其余分配一般工作，少数调出。

二是干部总的数量少，管改造工作的少，第一线的少，年青的少。20个省、市、区现共有干部××名，占三类人员总数百分之××，江苏只占百分之××。江西占百分之××。除去搞商店、学校教员和一些临时事业性工作以及年老病休者外，实际工作的比例还要小；抓改造工作的干部云南、贵州等只占三类人员的百分之××；中队以下干部多数省只占干部总数百分之××，四川有的单位三类人员找干部谈话还要排队；3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据贵州反映，只占百分之××，湖南全省××名干部中，25岁以下的只××名，还不到百分之×。普遍反映：劳改干部后继无人，没有来源。

此外，还有一部分干部文化、政策水平较低，缺乏训练，以及政治条件差等等。


五、贯彻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


1.重生产轻改造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生产任务偏重，一般高于同等国营企业。劳动时间过长，福建兵团有的明文规定劳动12小时，有时长达15上时。多数地区怕影响生产，基本上没有实行分管分教，有的甚至男女犯混押，已、未决犯混押。甘肃、江西、上海等地还从社会上招收或由兵团接收了××名男女知识青年，与三类人员混杂一起劳动，致使有的青年被腐蚀，女青年被奸污，造成极坏的影响。

2.具体政策措施、监管制度，各地很不统一。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把收押、释放、通信、接见等管理教育的一些规章制度都批了，现在下边弄不清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急需解决。

3.对罪犯的减刑比例较小，幅度偏低。特别是对死缓改判、无期减刑不及时，一是思想上怕右无人抓，二是法院人少不能及时审批。

4.刑满就业工作。

留放政策不统一。广东、广西、河南、宁夏等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不留，全放；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兵团是全留不放，其他地区大体上参照“四留”、“四不留”的原则执行。但在执行中遇到不少新问题，主要是（1）该放的放不出去，当地不收。有的借口战备不收；有的以城市疏散人口为由不收；有的强调当地人多地少不收；也有的家属子女怕受连累不收。（2）释放三类人员，当地普遍要安家费，少者每人80元，多者达300至500元不等。各地也很不统一。（3）就业人员接来的家属子女的就业、升学问题，各地不好解决。（4）在就业人员中划分为“四种人”的问题，各地也不一致，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搞了划分“四种人”的试点工作以外，其余各地有的划三种人，有的只分有帽、无帽两种人。（5）就业人员的工资过低。一般是农业××元至××元，工业××元至××元，最低的只有××元，比犯人生活费还低。

5、监外执行犯收监的少。据中南、西南8个省区统计，共有监外执行犯×××名，现只收回××名。据湖北反映，还有的县将判刑的罪犯留下搞劳动生产，铺设小摊子，形成县办劳改。新疆现有××名罪犯，分散在南疆一些县。


六、武装看押问题。


现有四种情况。（1）大多数地区由部队看押，但兵力不足，需要补充加强；（2）陕西、甘肃、青海由部队和农建师的青年各看押一部分；（3）宁夏、江西、福建、新疆兵团全由男女知识青年看押；（4）河南由部队看押一部分，71年经省委批准招收××名武装民警，其中××名看押罪犯，还有一个单位雇民兵看押，每人每月工资37元，半年一轮换。

知识青年看押问题很多，一是有些人的家庭政治情况不纯。二是缺乏训练，装备很差，有的在执勤时下棋、打扑克、谈恋爱、打架、睡觉，甚至离开岗位看电影等等。有的女青年上岗戴口罩，夜间还得派人给她们站岗，怕出问题。请示省军区解决不了。


七、有些地区的三类人员疾病，非正常死亡有上升之势。


福建反映，该省弋口农场×××名罪犯，患浮肿病的××人，占百分之××。江苏三类人员患肺结核、肝炎的有××多人，占总数百分之××，新疆东戈壁农场×××多犯人中，有××人染上肺结核。安徽白湖农场65年死亡率千分之×，71年上升到千分之×。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
1972.05.30；国发[1972]40号


现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转发给你们试行。试行中的问题和意见，请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财政部，以便研究修改和补充。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

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基本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战线有些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的思想比较严重，这不仅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的速度，而且影响了农业和轻工市场。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必须充分调动中央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搞好综合平衡，加强基本建设的管理。根据“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精神，现提出以下一些意见：

一、基本建设要加强计划管理。为了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充分发挥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所有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国家预算内的投资，由国家统一安排。地方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由地方综合平衡后，纳入省、市、自治区计划，报国家计委。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准搞计划外工程。

大中型项目(包括用自筹资金安排的项目)都要经过国家批准。小型项目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具体审批办法，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

城市的改建和扩建，要做好规划，经过批准，纳入国家计划。大中城市的建设规划，报国家批准。小城市的建设规划，由省、市、自治区审定，并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

援外建设项目要超过审查，纳入国家计划。

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所需投资、设备、材料等条件，都要如实反映情况，不许讲假话。

二，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材料和设备必须落实。地方用自筹资金，自筹材料进行当地必需的基本建设，一定要搞好综合平衡。所需资金，要贯彻先收后用的原则，不能挪用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不能向企业摊派资金，不能向社队平调和用赊销、预付贷款等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应当首先用于技术措施、技术改造和劳动保护等发挥现有生产能力方面的需要，不得因扩大基本建设，而影响这些必需的开支；所需材料、设备，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力更生解决，不得占用国家计划内建设项目的材料、设备，更不得占用生产维修、支援农业和供应市场的材料。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国家在可能条件下，给以适当支持。

三、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坚持必要的基本建设程序，是保证基建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建设项目要认真按照以下程序办事：

1．根据资源条件和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发展的要求，制订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要编制流域规划；新建的工业基地，要有区域规划)。

2．大中型项目一般应按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两个阶段进行设计。设计必须有概算，施工必须有预算。没有编好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的建设项目，不能列入年度基本建设计划。

3．工程完毕，必须进行竣工验收，做出竣工报告和竣工决算。竣工移交的生产能力，不准随意减少。

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设计文件，应经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主持，进行审查。凡已列入国家长期计划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其计划任务书不再另批；没有列入长期计划的项目，其计划任务书，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由国家计委组织审批。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按隶属关系，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并报国家建委备案。其中少数大型或特殊性建设项目，由国家建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审批。

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下达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不得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必须改变时，需报请国家计委审查同意。

各部门，各地区在计划确定后，如因特殊任务，需要增加投资、项目、材料、设备时，要报国家计委进行综合平衡。

四、认真做好勘察设计工作。要贯彻执行党的方计、政策，反对贪大、求洋、求全；坚持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深入现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加强同生产和科学研究等单位的密切配合。

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要贯彻执行靠山、近水、扎大营和搞小城镇的方针。既要考虑战备的要求，又要注意经济合理。要根据原料、地质、交通、电力、水源等建设条件，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几个方案，以便选择确定。其中，新工业基地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厂址，需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备案。

建设项目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但必须是经过试验和在生产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不能把生产厂当作试验厂来建设。设备选型要注意标准化，系列化。

非生产性建设，要发扬延安精神，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搞高标准建筑。严禁建设楼馆堂所。没有经过批准，不准乱拆房子。

要节约用地，不占良田，少占农田；在可能条件下，要结合施工造田，支援农业。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要发动群众审查。

五、基本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实行成套供应。首先要努力做到按项目成套供应，并逐步做到按经济区组织成套生产，成套供应。生产周期长的大型、专用设备，应按照长期计划实行预安排，使生产和建设更好地衔接起来。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由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按计划、按项目成套供应。

成套设备的生产和供应工作，要加强领导，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结合生产，建立专职机构。

六、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基本建设要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要根据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的落实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对建设项目进行排队，分期分批建设，以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有些建设项目，材料设备确实落实不下来，建设条件确实不具备的，应当适当推迟，核减投资，以便集中力量，把那些能够完成的项目搞上去。

要切实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加强质量检查和工程验收。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一律要加固或返修。

施工企业要加强管理，提高技术水平。要努力提高劳动效率，减少非生产人员，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基本建设施工队伍要统一调度。不准任意动员农村劳动力，以免影响农业生产。在建设的同时，应有步骤地做好生产准备工作。

基本建设要以实物进度和新增生产能力作为检查计划完成情况的标准，要批判光花钱、不讲效果的错误倾向。要进行群众性的检查，总结建设经验，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七、加强经济核算。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要搞好财务管理，精打细算。要发动群众参加管理，做到消耗有定额，开支按标准、成本有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建设银行要协助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做好基建财务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拨款。随时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资金的合理使用，对计划外工程有权拒绝拨款。

八、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所说“大包干”，即国家计划规定的建设任务或建设项目，经审查确定以后，将所需投资和相应的材料、设备，交由地方按计划包干建设。这是基本建设计划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要积极组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搞好基本建设管理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党对基本建设工作的一元化领导。要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全面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设任务。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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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报告的批语
1972.07.27; 中发(1972)2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关于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北京军区党委报告中所采取的四项。另附新华社国内动态四件，供参阅。

北京军区和驻天津部队检查报告中所说的侵占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把全民所有制工厂、农场等企事业变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甚至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投机倒把等等违反纪律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克服。

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北京军区和驻天津部队克服违反政策纪律现象所采取的措施是严肃的、坚决的。这件事，是当前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党委不应把它看成只是退房的问题，而应拉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普遍深入地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毛主席历来主张军队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并经常用辽西战役的一个生动事例，对我们进行教育。

毛主席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为人民立了新功，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背上了两个包袱。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搏精神减少了，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我们军队和党政机关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几个月不讲就松松散散了，我们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都应当大力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进行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教育，要认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仿效天津办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施措迅速克服这一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增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检查和处理结果，望于八月间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来源：湖南省常德市《西湖农场志》附录，第377-378页


中共中央关于1971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批复
1972.08.14



中央同意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1971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关于1971年调整若干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通知》，由国务院正式下达执行。


附件一


国家计委关于1971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


按照国务院预定计划，从去年9月起，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对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产品）价格，作了调查研究，并邀请部分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座谈，拟出1971年物价调整方案（草案），并经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修改。对油料、糖料的价格调整方案，曾提交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作了进一步讨论、修改和补充。现报告如下：

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品价格政策”的教导，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同时考虑到财政收支平衡情况，今年对物价拟基本上不作大的调整，着重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一）油料、油脂和糖料的价格调整方案，按照《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中的决定，已由计委于4月27日以计生字32号文通知下达。

为了鼓励发展菜牛和中药材，计划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不包括内蒙新划入东北地区的三个盟）的菜牛收购价格稍加提高，每百斤由56．7元调为60元，提价金额约155万元（销价不动）。计划将黄连、党参、黄芪和红花等中药材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2．3％，提价金额约57万元。

（二）降低化肥、农药、石油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目前大中型工厂生产的这些产品，成本逐年降低，工业利润和商业利润显得偏高。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减轻社队对化肥、农药等生产费用的支出，合理调整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计划对硫酸铵、硝酸铵、尿素等化肥降低销售价格9．7％（出厂价格降低12．4％），六六六粉等农药降价15％（出厂价格降低9．6％），煤油降价20．8％（出厂价格降低21．6％），柴油降价9．7％（出厂价格降低8．8％，农业用油继续实行优待价），润滑油降价10．5％（出厂价格不动）。以上化肥、农药和石油三项，全年降价金额约9．7亿元。

（三）降低一些农业机械和民用机械的出厂价格。

为了支援农业和有利于生产协作配套，计划将内燃机、齿轮箱、联合收割机、多级水泵和仪器仪表、工业锅炉、汽车配件的出厂价格，平均降低15．7％，降价金额约1．95亿元。

（四）降低电子工业基础产品的出厂价格。

目前电子工业产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成本不断降低。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需要适当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厂价格。计划对电子工业基础产品的出厂价格，平均降低17．1％，降价金额约1．98亿元，其中地方企业产品，降低18．8％，降价金额约1．54亿元。

此外，地方管理的化肥、农药的销售价格，由各省、市、自治区比照上述调价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报商业部备案。

按照上述调价方案，全年计算，扣除全民所有制单位内部的利润和费用转移，城乡人民实际受益约为10．7亿元。

这个调价方案的执行时间，我们建议：化肥、农药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今年一律按照新的价格结算。石油、机械、电子工业产品价格，从9月1日起执行。

在中央批准这个方案以后，具体调价方案由有关部门分别下达。

现送上我们代国务院草拟的《关于1971年调整若干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通知》，请审定。


 	（1971年6月30日）

附件二


国务院关于1971年调整若干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通知


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国务院决定适当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现通知如下：

（一）油料、油脂和甘蔗收购价格的调价方案，已由国家计委于4月27日以计生字32号文通知下达。其中，油料、油脂收购价格平均调高16．7％，甘蔗调高15．3％。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不包括内蒙新划入东北地区的三个盟）的菜牛收购价格，每百斤由56．7元调为60元（销价不动）。

黄连、党参、黄芪和红花等中药材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2．3％。

（二）降低化肥、农药、石油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硫酸铵、硝酸铵、尿素等化肥销售价格降低9．7％，出厂价格降低12．4％；六六六粉等农药降价15％，出厂价格降低9．6％；煤油降价20．8％，出厂价格降低21．6％；柴油降价9．7％，出厂价格降低8．8％，农业用油继续实行优待价；润滑油降价10．5％，出厂价格不动。

（三）降低一些农业机械和民用机械的出厂价格。

内燃机、齿轮箱、联合收割机、多级水泵和仪器仪表、工业锅炉、汽车及配件的出厂价格，平均降低15．7％。

（四）降低电子工业基础产品的出厂价格。

平均降低17．1％，其中地方企业产品降低18．8％。

按照上述调价方案，全年计算，扣除全民所有制单位内部的利润和费用转移，城乡人民实际受益约10．7亿元。

上述商品（产品）价格的具体调整方案，由有关部门分别下达。

地方管理的化肥、农药的销售价格，由各省、市、自治区比照上述调价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报商业部备案。

化肥、农药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今年一律按照新的价格结算。石油、机械和电子工业产品价格，从9月1日起执行。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同类产品，原则上应执行上述调价方案。执行有困难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另定。

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执行上述调价方案中，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掌握党的物价政策，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


1971年物价调整情况见下列表：


1971年物价调整金额汇总表


表5—3—1

部别	项目	调价金额(-降价，+提价)(万元)	调价幅宽
(-降价，+提价)

(％)

合计	全民所有制单位
内部利润和费用转移

城乡人民
受益


商业部

















轻工部

燃化部











一机部

四机部

总计
小计

花生、芝麻等油料、油脂

菜牛

中药材

化肥

农药

煤油

柴油

润滑油

甘蔗

小计

天然原油

煤油、柴油等6项产品

化肥

农药

医药

内燃机、仪器仪表等8项产品

电子工业基础产品

329172
128663

+31446

+155

+57

-26085

-10000

-20370

-27950

-12600

+6173

-159438

-105230

-37842

-10138

-4349

-1879

-19466

-15432

221571
29084







1304

300



16770

10710



159438

105230

37842

10138

4349

1879

17617

15432

107601
99579

31446

155

57

24781

9700

20370

11180

1890

6173













1849




+16．7

+5．8

+12．3

-9．7

-15

-20．8

-9．7

-10．5

+15．3



-21．3



-12．4

-9．6

-53

-15．7

-18．8


油料、甘蔗、中药材收购价格调整表


表5—3—2

品 名	 规 格	 产 地	现行收购
价 格

(元／担)

调整的
收购价格

(元／担)

提 高
金 额

(元)

提 高
幅 度

(％)

1971年计划
收购量

提 价
总金额

(万元)

 说 明
 合 计






油料：小计



花生仁

芝 麻

油菜籽

棉 籽

茶 油

桐 油

大 豆

甘 蔗



菜 牛



中药材:小计

黄 连



党 参

黄 芪





红 花

 


































南岸一等

南岸一等

东党统货

统 货

统 货

统 货

统 货

 


































四川石柱

湖北利川

吉林汪精

山西浑源

内蒙兴和

吉林汪精

甘 肃

 










30．46

31．95

22．72

5．93

72．93

67．74

14．96

1．5



56．71





721

721

200

100

100

115

295

 










38

42

28

6．7

90

82

16．3

1．73



60





800

800

210

120

120

120

340

 










7．54

10．05

5．28

0．77

17．07

14．26

1．34

0．23



3．29





79

79

10

20

20

5

45

 






16．7



24．8

31．5

23．2

13

23．4

21．1

9

15．3



5．8



12．3

11

11

5

20

20

4．3

15．3

 










138035万斤

191305万斤

101055万斤

334020万斤

6686万斤

21400万斤

524400万斤

26840万担



47万担





2300担

1656担

1000担

8000担

3738担

2000担

139担

 
37831





31446



10408

1910

5336

2572

1141

3052

7027

6173



154．6



57

18．17

13．08

1

16

7．48

1

0．63

 


油料、油脂调整收购价

格平均提高幅度，如大

豆不计算在内，应为

22．2％

















东北三省略为提高，



其他地区不动


















化肥、农药、煤油、柴油、润滑油销售价格调整表


表5—3—3

品名	规格	价别	现行
价格

(元／吨)

调整
价格

(元／吨)

降低
金额

(元)

降低
幅度

(％)

1971年计划
销售量

(万吨)

降价
总金额

(万元)

包装条件
化肥、农药、
油品合计

化肥平均

#硫酸铵

硝酸铵

尿素

农药平均

#六六六

一六０五

一０五九

敌百虫

赛力散

油品平均

煤油

柴油

润滑油






含氮20．8％

含氮34％

含氮45％



可湿性含丙体6％

纯度45％～40％乳剂

纯度45％～50％乳剂

有效成分含量50％

含醋酸苯汞2．5％





标准品零号轻柴油

标准品15号汽油机油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全国统一零售价格



零售价格

批发价格

批发价格




380

300

340

500



450

7900

9100

2540

1780



932

445

1330




343

270

310

450



400

6600

7700

2100

1600



738

402

1190




37

30

30

50



50

1300

1400

440

180



194

43

140




9．7

10

8．8

10

15

11．1

16．5

15．4

17．3

10．1



20．8

9．7

10．5




705

165．6

113．2

225．5

100

55

1．15

0．2

1．4

0．2



105

650

90


97005

26085

4968

3396

11275

10000

2750

1495

280

616

36

60920

20370

27950

12600






不带包装

带包装

带包装



带包装

带包装

带包装

一公斤瓶装

塑料袋










天然原油出厂价格调整表


表5—3—4

　地区	现行出厂价格
(元／吨)

1970年成本利润情况	调整出厂价格
(元／吨)

降低金额
(元)

降低幅度
(％)

1971年计划产量
(万吨)

降价总金额
(万元)

成本(元)	利润(元)	利润率(％)
合计	128．9	21	107．9	513．8	101．5	27．4	21．3	3841	105230
玉门	150	93	57	61．3	130	20	13．3	64	1280
新疆	110	54．60	55．4	101．5	115	+5	+4．5	200	+1000
青海	115	133．7	-18．7	-14	115	　	　	　	　
四川	150	278	-128	-46	130	20	13．3	　	100
大庆油田	130	11．7	118．3	1011	100	30	23．1	2625	78750
九二三厂	130	29．9	100．1	334．8	100	30	23．1	560	16800
六四一厂	130	45．4	84．6	186．3	100	30	23．1	150	4500
扶余油矿	130	40．6	89．4	220．2	100	30	9．1	160	4800
五七油田	130	　	　	　	130	　	　	20	　
下辽河	100	　	　	　	100	　	　	50	　

油、煤油等产品出厂价格调整表


表5—3—5

品 名	现 行
出厂价格

 (元／吨)

税 余
(元)

1969年成本利润情况	调 整
出厂价格

(元／吨)

　

降低
金额

(元)

降低
幅度

(％)

1971年
计划产量

 (万吨)

降 价
总金额

(万元)

 成 本
 (元)

利 润
 (元)

利润率
 (％)

六 项 合 计	　	　	　	　	　	　	　	　	　	37842
一、航空汽油	 98	 157	608．3	 18．7	 3．1	 734	 50	6．4	 21	 1075
70号航空汽油	 70	 140	504	 56	 11．1	 650	 50	7．1	 2．5	 125
95号航空汽油	 80	 160	628	 12	 1．9	 750	 50	6．3	 18	 900
100号航空汽油	 100	 200	797	 3	　	 900	 100	10	 0．5	 50
二、煤油	　	　	　	　	　	　	　	　	 215．6	12729
①航空煤油	 47	 95	388	 -6	 -1．6	 457	 20	4．2	 130	 2600
-50℃航空煤油	 47	 94	386	 -10	 -2．6	 450	 20	4．3	 110	 2200
-60℃航空煤油	 52	 104	401	 15	 3．7	 500	 20	3．8	 20	 400
②灯用煤油	 54	 109	344	 94	 27．32	 429	 118	21.6	 85．6	10129
兰州地区	 43	 86	371	 -27	 -7．3	 420	 10	2．3	 2．5	 25
东北、华东、	　	　	　	　	　	　	　	　	　	　
华北地区	 54	 108	331	 101	 30．5	 420	 120	22.2	 76．5	 9180
茂名、四川地区	 66	 132	424	 104	 24．5	 520	 140	22.2	 6．6	 924
三、柴 油	 28	 43	232	 10	 4．3	 260	 25	 3.8	 751．7	19061
10号船用柴油	 40	 60	234	 106	 45．3	 300	 100	25	 12．7	 1270
一般轻柴油	 32	 49	250	 30	 12	 300	 29	 8.8	 534	15486
一般重柴油	 15	 23	141	 -1．1	 -7．8	 140	 13	 8.5	 85	 1105
农用柴油	 17	 25	215	 -70	 -32．6	 160	 10	 5.9	 120	 1200
四、军用润滑油	 2000	 400	1472	 128	 8．7	 1657	 343	17.2	 2．33	 797
五、重油	　	　	　	　	　	　	　	　	　	　
上海地区	 65	　	　	　	　	 55	 10	15.4	 158	 1580
六、炼厂混合气	 300	　	　	　	　	 40	 260	86.7	 10	 2600

化肥、农药产品出厂价格调整表


表5—3—6

品名	现行
出厂价格

(元／吨)

每吨负
担税金

(元)

1970年成本利润情况	调整
出厂价格

(元／吨)

降低
金额

(元)

降低
幅度

(％)

1971年
计划产量

(吨)

降价
总金额

(万元)

成本
(元)

利润
(元)

利润率
(％)

化肥、农药总计	　	　	　	　	20．3	　	　	　	　	14487
化肥小计	　	　	　	　	20	　	　	12．4	　	10138
硫酸铵	210	10．5	160．37	39．13	24．4	185	25	11．9	590000	1475
硝酸铵	260	13	201．64	45．36	22．5	220	40	15．4	1771300	7080
尿素	400	20	284	96	33．8	350	50	12．5	2453020	1215
氯化铵	230	11．5	130	88．5	68．1	210	20	8．7	181500	363
农药小计	　	　	　	　	20．7	　	　	9．6	　	4349
六六六原粉	540	　	389	124	31．9	490	50	9．3	215000	1075
滴滴涕原粉	1600	　	1365	155	11．4	1520	80	5	23340	186
敌百虫	1500	　	1164	261	22．4	1350	150	10	32210	485
1605乳剂(乙基)	6500	　	5448	727	13．3	6000	500	7．7	3800	190
1059乳剂(乙基)	7500	　	5800	1325	22．8	7000	503	6．7	1000	50
65％五氯酚钠	850	　	460	347．5	75．5	650	200	23．5	9000	180
85％五氯酚钠	1200	　	546	594	108．8	850	350	29．2	5150	180
乐果	5500	　	4213	1012	24	5000	500	9．1	19820	991
敌敌畏	5000	　	4225	525	12．4	4500	500	10	15875	794
鱼藤精	10600	　	9270	800	8．6	9800	800	7．5	520	42
3911乳剂	5500	　	3790	1435	37．9	4800	700	12．7	2510	176

医药产品出厂价格调整表


表5—3—7

品名	现行
出厂价格

(元)

1970年成本利润情况	调整
出厂价格

(元)

降低
金额

(元)

降低
幅度

(％)

1971年
计划产量

(公斤)

降价
总金额

(万元)

成本
(元)

利润
(元)

利润率
(％)

合计	　	　	　	73．7	　	　	53．1	　	1879
药厂生产的支农药品	　	　	　	　	　	　	　	　	　
920(赤霉素)	2000／公斤	1160	720	62．1	1000	1000	50	3740	374
杀螟杆菌	3．5／公斤	2．6	0．69	26．5	2．8	0．7	20	160000	11．2
医药产品	　	　	　	　	　	　	　	　	　
维生素B4	2500／公斤	330	2020	612．1	700	1800	72	150	27
安络血	4000／公斤	364．16	3395．84	932．5	800	3200	80	1000	320
退嗽	180／公斤	90	89．2	99．1	100	80	44．4	1000	8
　	　	3000	650	21．7	　	　	　	1000	　
甲地孕酮	3500／公斤	　	　	　	2000	1500	42．9	　	240
　	　	1600	1690	105．6	　	　	　	600	　
阳性皂	30／公斤	11．4	16．8	147．4	18	12	40	1000	1．2
甲苯磺酸丁脲	80／公斤	18．19	57．01	313．4	30	50	62．5	40000	200
优降宁	600／公斤	76．78	493．22	642．4	200	400	66．7	2500	100
50克胃膜素	6．3／瓶	1．85	4．14	223．8	　	3．3	52．4	24000	8
降糖灵	450／公斤	75	352．5	470	100	350	77．8	2000	70
654-2	5000／公斤	1700	2800	164．7	2200	2800	56	300	84
络贝林	43130／公斤	1230	2855	232．1	1500	2800	65．1	100	28
呋喃西林	120／公斤	29．26	84．74	289．6	60	60	50	50000	300
维生素D3	80000／公斤	11000	64200	583．6	20000	60000	75	18	108
6APA	400／公斤	　	　	　	280	120	30	　	　

内燃机、水泵、仪器仪表等产品出厂价格调整表


表5—3—8

项目	现行
出厂价格

(元/台<辆>

调整
出厂价格

(元/台<辆>

降低金额　
(元)

降低幅度　
(％)

1971年　
计划产量

1971年计划
商品产值

(万元)

降价
总金额

(万元)

八项总计	　	　	　	15．7	　	123570	19466
一、内燃机	　	　	　	13．5	　	34000	4580
1．柴油机	　	　	　	13	　	30000	3900
#490-40	3400	3000	400	　	2550台	　	102
6135-120	7000	6400	600	　	1930台	　	116
2．汽油机	　	　	　	17	　	4000	680
#212-75	3000	2500	500	　	13000台	3900	650
二、联合收割机	　	　	　	13．3	　	1275	170
#GT4．9	15000	13000	2000	　	850台	1275	170
三、多级水泵	　	　	　	20	　	2940	588
#2DA8×2	650	520	130	　	　	　	　
8DA8×9	5805	4600	1205	　	　	　	　
8D9×7	6430	5340	1090	　	　	　	　
四、汽车	　	　	　	11．7	　	17620	2076
#黄河	35000	32000	3003	　	920辆	　	276
北京212吉普	16000	14000	2000	　	9000辆	　	1800
五、工业锅炉	　	　	　	22．8	　	3500	800
#立式横水管50马力	16300	11400	4900	　	　	　	　
卧式外燃回火管1.5吨	16900	11800	5100	　	　	　	　
六、仪器仪表	　	　	　	18	　	50000	9000
七、汽车配件	　	　	　	15	　	13100	1965
八、齿轮箱	　	　	　	25．2	　	1135	287

电子工业基础产品价格水平调整表


表5—3—9 单位：万元

类别	1970年
总成本

价格总额	税金	利润	降价
现行价	调整价	现行价	调整价	现行价	调整价	金额	幅度％
利润	利润率％	利润	利润率％
电子管	14413	18520	15595	61	505	3456	24	667	4．7	2925	15．8
锗半导体器件	10170	16439	14830	813	728	5456	53．6	3932	38．7	1609	9．8
硅半导体器件	14967	46257	36133	2109	1364	29181	195	19802	132．3	10124	21．9
电容器、电阻	12505	19237	15704	543	464	6189	49．5	2735	21．9	3533	18．4
其他元件	12196	15634	13992	522	440	2916	23．9	1356	11．1	1642	10．5
合计	64251	116087	96254	4638	3501	47198	73．5	28502	44．4	19833	17．1
#直属企业	25180	33999	29598	612	480	8207	32．6	3938	15．6	4401	12．9
地方企业	39071	82088	66656	4026	3021	38991	99．8	24564	62．9	15432	18．8

说明：部分地方企业现行价偏高，所以降价幅度大于直属企业。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国家储备工作的意见
1972.10.00



国家战略物资的储备，是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储备部门广大革命职工积极努力，储备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储备物资的品种和数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同时，已先后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建设了一批国家储备仓库。仓库的布局和储备物资的分布，已逐渐适应战备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国家储备物资，是中央掌握的后备物资力量，管理体制必须与此相适应。目前，由于管理体制不明确，有些地区国家储备物资管理机构不够健全，储备部门干部调走过多，有的甚至形成“大换班”，对管好国家储备物资，受到一定的影响。为适应国家储备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对国家储备工作的领导，现明确国家储备管理体制，实行以中央为主、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有关国家储备物资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在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国家储备物资专管机构，实行以国家计委为主和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双重领导。

国家储备仓库（属县团级单位）及港口办事机构等基层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物资保管保养、职工劳动保护和福利、仓库的安全保卫等工作，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和管理。

各省、市、自治区国家储备物资专管机构及所属基层单位，均为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由国家计委物资局审批，不占地方编制和行政费开支。

二、储备部门的干部管理，在中央未作统一规定前，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各省、市、自治区国家储备专管机构的局、处级干部及仓库主任的配备和调动，应事先征求国家计委物资局意见。

三、国家储备物资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仓库基本建设计划和劳动工资计划，由国家计委物资局统一编制。

四、国家储备物资的动用，必须经国务院或国家计委批准。

五、国家储备仓库基本建设的定点、计划任务书和初步设计，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审批。选场、设计、备料、施工、验收等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六、国家储备资金、管理费用和基本建设投资，由中央财政拨款，结余和各项收入上缴中央财政。

国家储备仓库和储备部门各单位的财产均属中央，地方不能调用。

为适应战备的需要，国家储备任务将日益加重。希望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储备工作的领导，当前要抓紧健全各地储备物资管理机构和充实、调整人员，使国家储备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第七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
1972.12.18


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于1972年11月20日至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7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会议以批林整风为纲，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整风的重要指示，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劳动改造罪犯的一系列指示，检查了2年来恢复整顿劳改工作的情况，讨论了今后工作。纪要如下。


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劳改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20多年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劳动改造罪犯问题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劳改工作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建国前夕，毛主席提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

1951年镇反运动高潮的后期，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毛主席指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同年，毛主席又亲自修改和批准了第4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对罪犯实行强迫劳动，是消灭反动阶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彻底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一项基本政策。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不杀头，就要给饭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1959年，毛主席在党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建议中指出：“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1960年，毛主席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1962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同年，毛主席同公安部同志谈话时指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劳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集中，分散主义的办法不行。”1963年，毛主席同外宾谈到劳改工作时说：“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的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里工作，或者把他们的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1964年，毛主席发现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化工厂一个坦白了问题反而加重刑期的案件，对公安部同志曾作了3次指示，毛主席说：“不坦白反而可以早出去，坦白了却加重了刑期。此事如属实，就奇怪了。坦白应从宽，他不骗你了，应从宽嘛！”“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不行。”“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同年，毛主席在听了公安部同志汇报劳改工作后，又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搞个区别对待，使他们有个奔头好。”“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改造好，改造应当作为第一位。做好人的工作，使他们觉得有个奔头，能够愿意改造，生产当然也会好的。有些干部就是思想不通，只会蛮干。”“只靠蛮干、打骂，是没本事。”1965年，第14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毛主席指示：“要把犯罪的人当做人，对他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第一是思想改造，第二才是生产。劳改工作的干部不能太弱，要训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1968年，毛主席在北京市《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上批示：“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1969年，毛主席指示：“所有犯人，都应给看书报。”最后，毛主席对北京某监狱一天只给犯人放30分钟的风、喝3杯开水等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20多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劳改工作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劳改工作干部和看押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劳改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通过教育改造和劳动生产，使大批的罪犯、战犯和日本战犯，走上改恶从善的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并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劳改工作的成就，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继续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对劳改工作的重要指示，是搞好劳改工作的根本保证。


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当前，劳改工作的形势很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劳改战线的广大干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了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批林整风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要继续抓紧抓好。在批林整风中，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要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肃清其影响和流毒。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批林整风，认真汲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争取劳改工作的新胜利。


三、继续搞好劳改农场、工厂的恢复整顿工作


劳动改造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应当继续加强。恢复整顿劳改农场、工厂的工作，要力争在一、两年内完成。已交出的监狱、劳改农场、工厂，劳改工作需要的，应当由劳改机关收回使用。在这些单位劳动的知识青年，由有关单位另行安置。过去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交给生产建设兵团和其他单位的劳改犯和戴有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留场就业人员，应当由劳改机关收回。没有帽子的留场就业人员可以不收回，由主管单位负责教育改造和安置处理，不再由劳改机关管理。

前几年，有的地方放了一批不该放的劳改犯、劳动教养人员和留场就业人员，其中有些人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必须坚决把他们收回来。

各地需要收回多少劳改单位和劳改犯、劳动教养人员和留场就业人员，通过调查研究，作出计划，报请党委批准，有步骤地加以实施。今后劳改场所的变动，均需报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并报公安部备案。

大中城市要恢复劳动教养。各省、市、自治区应恢复少年犯管教所，收容管教判处徒刑的少年犯和家住大中城市、罪该判刑而不予判刑的犯罪少年。

劳改工作应当坚持实行由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少数劳改单位较多的，也可以将地处边远，规模较小的单位，交由地区公安机关管理。县一律不准搞劳改。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应恢复劳改局，并有一位负责人主管或兼任劳改局长。有劳改单位的地区的公安机关，要设立相应的劳改工作机构。


四、加强对罪犯的思想改造


劳改工作必须坚持改造与生产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有计划地组织罪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参加劳动生产，通过思

想改造和劳动实践，改造他们的反动世界观。还要对罪犯经常进行形势、政策和认罪服法教育，使他们感到有奔头，树立改造信心，促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对罪犯的教育，继续采用上政治课，作报告，开批判会、奖惩会、办集训班，动员家属规劝，组织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搞一些有意义的文化体育活动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改造工作收到实际效果。在通常情况下，每天要有2小时的教育时间。每年安排一定时间集训。坚持定期和年终的考核制度。坚持入监、出监教育。各级领导要深入劳改中队蹲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好的典型，推动改造工作。


五、认真落实改造罪犯的政策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这是改造罪犯最有力的武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改造表现好的，给予表扬、适当奖励直至依法减刑或提前释放。少年犯、女犯的奖励面可适当放宽。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别给予以警告、批判、禁闭直至依法惩处。使用戒具、禁闭、加刑要严格控制。对长期没有改判和减刑的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及无期徒刑的罪犯，劳改机关应会同法院进行检查和处理。对于申诉材料，要及时转请原判机关或上级审判部门审查处理。

对反革命犯、重大刑事犯、一般刑事犯、人民内部犯法分子要分别编队，区别对待。对判处重刑的罪犯要集中在监狱关押。女犯要单独关押，配备女干部管理。

“要把犯罪的人当做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各地对犯人的待遇问题和监狱、劳改队的管理问题，要进行深入检查，改进监管工作。注意搞好犯人的生活管理和医疗卫生工作，恢复或建立犯人医院。要照顾少数民族罪犯的生活习惯。


六、做好刑满释放和留场就业的工作


应当继续执行1964年《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的政策，重大反革命犯和重大刑事犯、惯犯，一般都应当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一般刑事犯和人民内部犯法分子，刑满后原则上应当释放回家。在这个前提下，实行“四留”、“四不留”的原则。

“四留”就是：（一）改造不好的；（二）无家可归又无业可就的；（三）家在边境口岸、沿海沿边县和大城市的，但有些改造好了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和一般刑事犯，也可以不留；（四）放出去有危险和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如本人确实不愿回家和保密上需要的，等等。

“四不留”就是：（一）改造好了的；（二）家在农村的（包括大城市的郊区）；（三）家中有特别需要（如独生子）和本人坚决不愿留场的；（四）释放出去政治影响较大，和老弱病残、丧失反革命活动能力、危害不大的。

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和清理出去的留场就业人员，应发给路费和适当的生活补助费。当地凭劳改机关的证明准予落户，并安置他们参加劳动生产。

对留场就业人员，应继续划分下列四种人，实行区别对待。即：（一）戴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这是专政对象，要监督改造；（二）不戴帽子的（包括摘帽的），恢复公民权，但要继续教育改造；（三）预备工人；（四）正式工人，按国家正式职工对待。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评为预备工人和正式工人的，原则上应当是劳动人民出身、改造好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和一般刑事犯。评为正式工人的，由省、市、自治区劳改局审查批准，并报劳动部门备案。

留场就业人员的工资，仍按过去规定，基本上与当地同等国营企业相同，有的可略低于国营企业。工资压低了的，一般应恢复原工资等级。

要认真贯彻执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留场就业人员的子女，充分地做好思想政治上的争取教育工作，给予正常的就业就学的机会，不得歧视。


七、加强监管工作，充实看押武装


改造犯人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教育干部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轻敌麻痹，及时掌握敌情动向，严格监管制度，防止犯人逃跑、暴狱、行凶、自杀及其他破坏活动。对在逃的罪犯要积极追捕归案。

劳改犯应统一由解放军武装看押，看押兵力不足的，按照过去的规定，请各省军区调整补充。看押部队的负责干部，应参加所在劳改单位的党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加强对犯人的改造和看押。

劳教单位应配备适当数量的镇守部队。就业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公安分局或公安派出所。


八、加强劳改生产的领导和管理


劳改生产必须坚持为改造服务，以农业为主，适当地搞一些工业的原则。加强对劳改生产的领导和经营管理，恢复和健全经济核算制，严格财务手续，坚持勤俭办场（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劳改农场要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认真贯彻“八字宪法”，力争达到和超过《纲要》规定的指标。劳改工厂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和生产成本，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劳改单位不同于一般国营企业，它担负着改造罪犯的政治任务，劳动力不稳定，技术条件差，又有一部分老弱病残犯。因此，在制定生产指标时，应低于同等条件的国营企业，不要增加计划以外的生产任务，更不要层层加码。还要注意安全生产，给予必要的劳动保护。

劳改生产、财务、基建、物资供应和产品分配，纳入省、市、自治区计划，由劳改局统一在计划和财政部门单独立户，其他部门或个人都不许直接向劳改单位分配任务，抽调人员、物资、资金、土地和产品。劳改单位有关学校、卫生、商业等方面的问题，请当地统一归口解决。


九、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劳改工作干部的教育，认真组织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干部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发扬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要有计划地举办短期训练班，分期分批轮训干部。

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下放或调出的有经验并适合做劳改工作的干部，根据需要报请党委调回一批，大胆使用。劳改系统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加以调整充实，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注意培养新干部。

劳改队的政工、管教干部，可按三类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四配备，生产和行政管理干部的配备，可与同类国营企业大体相同。干部不足的，应报请党委统一调配。配备干部要保证质量。


十、加强党委领导


加强党委对劳改工作的领导，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劳改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证。公安机关要经常向党委汇报劳改工作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委的指示。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劳改局和所有劳改单位，都应当建立党委。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内部，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健全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省级劳改局党委由公安机关的党委和党的核心小组直接领导。省直属劳改单位由劳改局党委直接领导，同时接受所在地区的县以上党委的领导。劳改单位应当恢复和建立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场（厂）长、政委分工负责制。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表示，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以批林整风为纲，继续深入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光荣而艰巨的岗位上，努力奋斗，进一步做好劳改工作，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新的贡献。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此件可以发到县、团级和各劳改单位）

国家计委关于当前物价工作问题的意见
1972.12.20


建国以来，我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物价一直保持着稳定。同时，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工农联盟，国家曾先后对不同商品的价格作了合理的调整。总的趋势是，工业品销售价格稍有降低，其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有所提高，有的农产品大幅度的提高；工农业产品比价在不断缩小；地区差价也逐步缩小，大中城市和边远地区的价格差别越来越小，有些商品实行了全国一价。1971年全国工业晶零售物价指数相当于1952年的99．4％。全国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相当于1952年的168％。二十多年来，我国贯彻执行了正确的价格政策，保证了物价的长期稳定，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在1967年3月20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严格限制随意变动价格。这一规定，有力地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继续稳定。

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物价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新的矛盾，这些问题，近二三年已经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先后作了一些调整。1969年以来，先后降低了药品、收音机、化肥、农药、煤油、柴油、铱金笔等工业晶的销售价格；去年以来，先后提高了油料、糖料、棉花、菜牛、菜羊、黑木耳、毛竹、木炭、各种干果和南方木材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城乡人民因价格调整而受益的金额，按年计算，1971年为10亿元，1972年为5亿元，主要的受益方面是农村。除此以外，各省、市、自治区也作了一些零星的调整。

今年六、七月间，我们派出几个调查组，分别到各地了解物价情况，征求地方同志对物价工作的意见。

从调查研究的结果看，当前物价的大体情况，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点：（1）主要农副产品的现行收购价格，如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一般都认为是合理的。部分地区反映，大牧畜、淡水鱼、大麻、苎麻、柞蚕茧、生漆、棕片、晒烟和某些茶叶，收购价格显得低了。有些小土产、小杂粮、小水产、小水果和药材，价格也偏低。此外，还有一些农副产品生产没有达到正常年产量。其中有价格问题，也有政策问题，如经济作物区的口粮问题、生产资料供应问题和奖售问题等。（2）轻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一般是合理的。少数西药需要降低；几种纸张需要提高。（3）少数重工业产品，原来是新产品，已经投产多年，成本降低，而暂定的出厂价格未变，出现了“价高、利大”的现象。农业生产资料需要继续贯彻执行低价薄利政策。（4）少数小商品，品种、花色减少，产量、质量下降，除原材料缺乏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外，有些是因为价格偏低。总起来说，当前各种价格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少数品种需要在适当时候作一些调整。

另一方面，在物价管理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1）各地、各部门的物价机构不健全，人员少，新手多，资料散失，基层单位价格差错和不遵守制度的现象相当多，有不少违反政策、任意定价或不执行凋价规定的情况。有些地区已经开始进行审价工作，但力量很不适应。（2）不少“五小”工业产品价格缺乏管理，工艺协作价格和修理、服务收费情况比较紊乱。（3）地区差价、城乡差价、鲜活商品季节差价及毗邻地区价格等，有些需要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作必要的调整和整顿。（4）由于经济发展，产品情况变化，原来规定的商品（产品）价格分级管理的目录，已经不完全适应；有些规章制度也需要修改。

今年3月，国家计委曾发过《关于加强物价工作的通知》，其中说，准备在年内召开一次全国物价会议。鉴于当前工农业产品价格基本合理，少数需要调整的价格和物价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有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同时，各级领导很忙，这个时期会议很多。因此我们考虑，今年不必召开物价会议了。准备今后继续做些调查研究，到明年适当时候，再考虑开物价工作座谈会。对于当前物价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打算搞个文件，在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征求意见，进行座谈。对于商品（产品）价格分级管理的目录，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拟提出修订草案后，分门别类发到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

价格需要统一，物价管理权限需要适当集中，管理力量需要加强。目前物价工作人员太少，与任务很不适应的问题，迫切需要根据精简原则加以解决。


 	（此件系给国务院的报告，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后在1973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印发）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的批示
1972.12.22; 中发〔1972〕45号文件

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公安部《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执行。

 	中共中央

附：

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

一、遵照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教导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在整党、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定性不服的申诉案件，各级党委要严肃谨慎地进行复查。对于证据确凿，应定为敌我矛盾的，要经过县革委会以上的政府批准，干部还应按干部管理制度，报有任免权的党委批准，纠正某些单位随便定性的现象。对于定性不准的，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确实搞错了的要平反。这类问题：一般应由申诉人原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委负责复查，原单位已撤销的，由接管的有关部门复查。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定性的政策口径，在中央没有新的规定以前，应当继续参照1956年3月中央批准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暂行规定》和1957年6月的《补充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妥善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凡是死者家属提出申诉，要求查明死因的，都应由有关单位党委，认真查明死亡原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出恰当的处理，做好善后工作。对于自杀的人，要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定为叛党自杀。确实是畏罪自杀的，对其家属子女，也要区别对待，按照党的政策，加强争取教育工作。

三、在1966年以来被开除、退职的人员中，提出申诉的不少。经过调查核实，确实处理错了的，原则上应恢复其工作或重新安置；少数应该开除的，也要给予生活出路。今后，一般不要采用开除的办法。对于1961年至1965年间精简退职的职工，要求复工或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应按照国务院1965年224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9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处理。

四、某些城镇在遣返和战备疏散中，存在不少问题。应当继续参照1967年3月18日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有关规定解决。对确实遣返遣错了的，要适当安置。原来有工作的，要适当安排工作。

五、有关工资、劳保、优抚、救济等问题，仍应由劳动和民政部门分别管理起来，按照既有的政策规定，妥善解决。因为内务部已经撤销，优抚、救济工作建议由财政部管起来。

六、关于户口问题。在没有新的规定以前，各地仍应继续执行1964年国务院批准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对农村迁往城市、集镇，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控制。对于有正当理由，确实需要迁往城市的，经过严格审查，应予批准落户。从城镇迁往农村的，应当让其落户。在户口迁移问题上，各地不能擅自制定法规，另搞一套。

七、在处理家庭出身，本人成份的申诉问题时，仍应按照1950年8月4日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的精神执行。确实定错的（包括土改以来个别搞错的），应该纠正过来。可高可低的，应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慎重作出决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的子女，凡是随其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

 	中央办公厅　总政治部
国务院办公室　公安部
1972年11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转发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的通知
1972.12.26


通 知


现将李瑞山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会议简报（共十四期）发给你们。李瑞山同志讲话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同志及省级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简报》可供传达时参考。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 1 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省委批林整风会议今天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今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各地（市）和省革委会机关各组、委、办、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工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共一百二十五人。

兰州军区政治部张如三副主任和总后驻西安办事处王郁文政委也参加了会议。

上午召开了全体会议。会上，李瑞山同志就会议内容、目的、开法讲了话。

这次会议，是进一步学习领会毛主席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林贼及其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谬论，联系第十次路线斗争在陕西的反映，揭发、批判省委常委白辛夫同志的错误。通过揭发、批判，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肃清流毒；同时，也帮助、挽救白辛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 2 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白辛夫在大会上检查交代


今天下午召开大会，由白辛夫同志进行检查交代。大家认为，白辛夫的所谓《我的揭发、交代和检查》，很不象样子。避重就轻，回避要害，藏头露尾，颠三倒四，企图蒙混过关。

张如三同志（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驻西办工作组组长）说，白辛夫的检查避重就轻，颠三倒四，对一些要害问题，口封得很死。例如对他在西办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等问题，人证物证俱在，他不得不承认；但对他和邱会作的黑关系，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贼一伙搞反革命政变过程中的问题，一直死不认账，有些问题，工作组经过调查给指出后，他只承认现象，不承认本质。黄、吴、李、邱一伙整陕西省委，他承认是帮凶，但怎么帮的却一点不交代。他通过王希克告省委的状，王希克交代了一点，但斗了他四十天，他死不承认。

胡炜同志说，我们要深入批林，就要联系陕西的实际。白辛夫的问题，是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在省委和西办党委内部的反映，不要把它孤立起来看，要联系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反党集团的一系列阴谋活动看白辛夫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以后，白辛夫内心恐慌。他千方百计压制西办群众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谁揭发他的问题就说谁有派性，要“翻案”。他过去一贯对省委的工作不积极，这时却突然“积极”起来，大会小会都去讲话，企图蒙蔽欺骗群众，逃避西办群众对他的揭发、斗争。同时，三次主动找省委领导同志表白，他和邱会作没有关系，邱会作对他不信任，但又说他有三个前途：一是在省委和西办党委范围内检讨过关；二是停职反省；三是蹲警备区。长期以来，他大‘肆吹捧邱会作，兜售邱会作的黑指示。“选妃子”、“挑女婿”，他是知道底细的，但一直背着省委和西办党委。二医大宋峰等人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他是知道的，支持的。一九七一年十月兰州军区批林整风会议期间，总后装备研究院参加会议的人揭发二医大整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白辛夫是小组召集人，不但不向兰州军区党委常委汇报，反而对在场的一些同志说：“二医大复杂，我们不了解情况，不要说”，阻挠别人揭出，在林彪一伙积极准备发动武装政变 的六至八月份，他到三O一医院住院，和邱贼及其死党胡敏、陈庞、王希克、戴金川一伙联系频繁，行动诡秘。所有这些要害问题，他却拒不交代。直到今天，他仍然顽抗，实在令人气愤，要彻底揭发批判。

最后，李瑞山同志说，白辛夫的检查很不老实。例如，他说一九六八年西办在北京办学习班时，邱会作保了他，封他为“西办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才吹捧和追随邱会作的。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邱会作就对胡敏说过：“如果我发生了问题，你到西办去找白辛夫”。胡敏的侄女找对象，胡敏的姐姐改变地主成份，都找白辛夫帮忙，这那里是一般的关系？又如，他说和二医大宋峰是在看病时才认识的，其实二医大搬来西安时，以宋峰为首的“总后接收组”就直接和白辛夫联系，他的交代很明显是回避要害。我们不能把白辛夫的问题看简单了，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这次会议，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要和林彪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活动联系起来，对白辛夫进行揭发和批判。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 3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白辛夫会前的态度


总后西办参加会议的同志反映，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六日，西办常委开了十二个半天的会，让白辛夫揭发交代问题。从六日晚上起，白准备向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作检查交代的材料。在这期间，白辛夫回避要害，顾虑重重，竭力摸底，企图蒙混过关，态度很坏。


一、回避要害


白辛夫对涉及到和林贼死党的关系问题时，一直是吱唔搪塞，竭力回避。如，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他在三O一医院和张明远密谈中，就知道省委要去北京开汇报会，并说“已通知我参加”。但当要他交代是谁通知他的？他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拒不交代真实情况。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晚，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小会议室单独接见白，密谈了半个小时，但白诡称只谈了身体情况等一般问题。可是白在会下又作贼心虚的说：“我和邱会作那次谈话，就说那么几句也不行? ”-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林立衡等四人以总后十号院北小楼为基地进行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自住同院南小楼时，明明向服务员打听北小楼的情况，并说有他认识的人，可是当追问这个问题时，白矢口否认。一九七-年七月，白住医院时，有两个空军人员去看他，他拒不交代这两个人的名字，八月七日，白出院时，在三()-医院南楼门口和两个人谈话，其中有一个是空军人员，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白脱口而出说：“有，一男一女，五十多岁，有一个戴眼镜的，很熟悉。”可是以“想不起来”为借口，不交代这两个人的姓名和单位。自一方面说他是邱会作安在陕西省委的“钉子”，为邱贼一伙“站岗放哨”，可是另一方面又不交代具体活动内容。这一类的问题还有许多。如，一九七一年三月初，自在三O一医院，向王希克透露陕西省委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时议论邱会作的问题，学习班同志和他斗了四十六天，在事实面前才承认有这回事，只露了个头，仍不交代他们密谈的详细内容。当前，白不仅回避要害问题，而且扬言“我的问题没有了”，“已交代清楚了”，还很不耐烦的说：“我看没完没了了”。


二、顾虑重重


白辛夫说，他过去有些重要问题没交代是因为“害怕”。现在他虽然表示没有“怕”字了，实际上仍是不说真心话。自在揭发交代问题过程中，怕与邱会作挂钩，怕与林贼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问题沾边，怕追阴谋活动，怕交真实思想。在十二月六日西办党委常委会上，当通知他省委决定开会，要他彻底揭发交代问题时，他脸面变色，神情紧张，说什么他的“路越走越窄，常委这一关没过了，省委这一关更不好过，会上肯定要批斗”。在这次会议前，白还多次声称他不是死党，要是死党早就不在这了，早就送北京了，“林秃子谋害毛主席我没有参加，我沾了边，执行了反动路线”，等等。竭力为自己开脱。


三、竭力摸底


白辛夫经常用的摸底手法是：“你们给具体地点一点”，“具体地提示提示”，“具体地说一说”。他从未主动交代过问题，就是交代一点问题，也是经同志们一再点出来，并进行许多斗争之后才勉强承认。这次，通知他要在省委常委会上作彻底揭发交代后，他多方试探，反复摸底。凡是找他谈话，他总要提出：“我这次写几个什么问题，同志们给我点一点。”“给出个题。”“我写这几个问题行不行？”甚至省委负责同志找他谈话时，他还想把他准备的问题拿出来说说，企图摸省委领导的底，当即遭到省委负责同志的揭露和批判。他还说：“上次丈八沟（西办党委扩大会）会上的检查是别人帮助我写的，这次我自己写，同志们要帮助我写好呀！”企图为他翻案打“伏笔”、找借口。


四、企图蒙混过关


白辛夫为了蒙混过关，大耍两面派。在西办党委常委 会上，几次当他被同志们摆事实讲道理批驳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要求“暂停”，施缓兵之计，说什么“给我时间，让我想想”，“我一定好好交代”。这些所谓“想想”的结果，事实证明都是抗拒揭发交代的鬼花招。他不仅不老老实实揭发交代问题，还说什么“我是愿意把问题说清楚的，可是老是满足不了同志们的要求”，“老是说不圆”。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他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如，明明他和张明远一起恶毒攻击省委领导，可是他偏要说他给张做了解释工作，张还责怪他什么“不要给二十一军圆场了”，“你的处境我是知道的”等等，给自己脸上贴金。在通知他准备好在省委会上检查交代材料后，对学习班的同志说：“你们得帮我过好这一关”，“要是矛盾不转化就好了”。还说什么“我愿交代，可是我没讲完，一插话，就把我的计划打乱了，这样我怎么能过关？”更恶劣的是，一会儿说“大问题我忘不了”，一会儿又说“我就是想不起来”甚至编造假情况，应付同志们的揭发斗争。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4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三组揭发批判情况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第三组（省革委会办事组、政法组和省军区）全体同志对白辛夫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同志们认为，白辛夫的所谓检查很不象样子，只谈现象，不谈实质，只谈过程，不谈思想，避重就轻，以轻掩重。大家对白辛夫的这种态度，十分气愤。

大家集中地就白辛夫在北京和西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出许多值得进一步追查的问题。

白辛夫在北京期间，同林贼死党邱会作一伙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白辛夫必须彻底交代：(1)一九七一年二月和七月，自在京先后两次同邱会作死党王希克议论陕西省委批陈整风会议情况，到底谈了些什么？(2)白在总后看戏的休息室与，陈庞谈话，陈说中央要开会，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陈对白是如何交代的？(3)白于一九七一年六月至八月在三O一医院住院期间，同张明远到底谈了些什么？张为什么对陕西省委那样咬牙切齿？(4)自在京西宾馆与邱会作密谈半小时之久，到底搞了些什么阴谋？(5)自在总后南小楼到底接触了些什么人，干了些什么坏事？为什么那样害怕见入？去过北小楼7没有，如何知道里面有熟人？(6)白同胡敏接触，都谈了些什么？白住院期间，胡敏曾写过一封密信，内容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邱会作一伙如何给白布置任务的，必须作出彻底交代。

白辛夫在西安也有一系列活动：(1)白为什么一定死缠活赖地把丈八沟东楼要去？这与林立衡秘密到丈八沟看房子又有什么联系？(2)自在陕西积极为邱选择指挥所，先选定常宁官，以后改为柞水，最后又选到汉阴，这与林贼在豫西选指挥所是否有联系？(3)白辛夫与邱会作一伙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他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积极提供整陕西省委的黑材料(4)白企图给二医大提供电台。大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充分说明林贼死党邱会作妄图通过白辛夫来掌握陕西军政大权，把他们认为“不听话”、“自搞一套”的省委负责同志搞下去，使陕西成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基地之一，便于他们实现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有的同志提出，在小组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在适当时候，有必要召开大会，有准备、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提出问题，让他彻底交代！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5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组揭发批判情况


今天，第二组（省革委会政工组）同志以愤怒的心情对白辛夫的所谓“揭发、交代和检查”进行了批判。一致认为，白的态度极不老实，他的所谓“揭发、交代和检查”很不象话，根本不是什么揭发，而是捂盖子；不是什么检查、交代，而是负隅顽抗。政工组直政组负责人王正德同志说：“白辛夫的交代，越听越生气，揭发不象揭发，交代不象交代，实际是对抗。”政工组组织组组长赵合群同志说：“白辛夫的检查，一点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谈，戴了个帽子，帽子底下开小差。”政工组副组长周化民同志说“白在交代中还耍了花招：(1)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使人分不清；(2)把一些事情孤立起来，使人看着是偶然的；(3)挤出几点眼泪，妄图迷惑人；(4)只谈现象，不谈本质”。教育局领导小组组长贾恩波、群众工作组组长宗怀法同志指出：白在交代中还放毒，把他在西办残酷镇压革命同志，说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人心”；说他追随邱会作，是因为胡敏给他讲过邱“能说会写，有水平，在军委办事组能干”，等等。

大家联系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的过程，进_步指出，白辛夫在陕西的一系列活动，是为林贼的反革命政变服务的。而白辛夫的交代恰恰回避这个要害问题。，政工组副组长项丹同志说：第一，白辛夫配合黄、吴、李、邱四条汉子整陕西省委，他承认做了帮凶，是怎样帮的？告了省委多少次阴状？为四条汉子提供了多少炮弹？整省委的目的又是什么？难道就象他说的是为了当省革委会副主任？显然不是的，它的要害是配合林贼抢班夺权。第二，二医大宋峰的关系，好象就是去看病碰到了，说了几句话，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二医大宋峰等人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 专案，“简报”他看了，但一点也不交代。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左右，中央57号文件只传达到省委常委，白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告诉宋峰，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宋峰赶紧销毁罪证？第三，邱会作三次派人来西安，通过白辛夫为林贼“选妃子”、“挑女婿”，白为什么那样卖力气？如果是正常的调入，可通过组织，为什么找白辛夫，鬼鬼祟祟地干？实际是为林贼找政治特务，白肯定知道内幕。第四，正当林贼一伙搞反革命政变阴谋最紧张的时候，白辛夫去北京三O一医院住院，和王希克、胡敏等人联系密切，活动频繁，行动诡秘，都干了些什么？这些问题，白辛夫必须彻底交代。

大家在发言中普遍要求，鉴于白辛夫态度恶劣，建议组织部分知道情况的同志，对白面对面地开展批判、斗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查、落实。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 6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六组揭发批判情况


第六组（省国防工办）今天开小组会。李瑞山同志参加了上午的会议。姚连蔚、方升普、颜金生、蒯史清、曼丘、王家林、单英杰、张培信、孙福林等同志发了言。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白辛夫的所谓“揭发、交代和检查”很不象样子，态度极不老实，根本谈不上检查交代，更谈不上有什么揭发，完全是企图蒙混过关。

1、只谈现象，不谈本质。中央候补委员姚连蔚等同志说：毛主席指出，选妃子、挑女婿，是有名堂。而白辛夫却说得好象就是为了挑个女婿，其实说穿了，就是为了掩盖他们搞反革命的阴谋。

2、只承认有这个事，但不交代具体内容。省国防工办副主任蒯史清等同志说：白辛夫承认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晚与邱会作进行了密谈，但拒不交代密谈的内容。白是去“听取指示”的，邱总该有所“指示”吧，邱的指示又是什么呢？

3、要害问题根本不谈。省委常委颜金生、省国防工

办曼丘、省革委会副主任孙福林等同志说：白辛夫与邱会 知作不是一般的关系，但白只谈表面现象，不谈内幕实情。怎么分裂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整陕西省委、破坏陕西文化大革命的，只字不提；他这个“钉子”是怎么起作用的，“帮凶”是怎么“帮”的，根本没有交代。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培信、单英杰等同志说：白辛夫故意把一些事情颠过来、倒过去，割断内在的联系。

4、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省委常委方升普等同志说：听了白辛夫检查的第一个标题是：“我是怎样上贼船的? ”但是内容呢，连船边也没沾上。

同志们对于白辛夫的恶劣态度极为愤慨，决心与他斗争到底。惠安化工厂党委书记王家林同志说：白辛夫是林彪反党集团安在陕西的一个钉子，我们下决心要把这颗“钉子”拔掉。白辛夫必须老老实实地把贼船上的事情交代清楚。

另外，省革委会副主任孙福林同志揭发：一九六八年 八、九月间，胡敏到西安“选妃子”、“挑女婿”，也到西工大去挑了。据说有几个条件：男的二十七、八岁，大学毕业，面貌端正长得好。打的招牌是挑“外交工作人员”，说是军委办事组下来的。结果挑上了一个，是校革委会常委张治安，还说要保密。到了北京又检查了一番，说眼睛有点什么毛病，又弄回来了，并且告诉他：对谁也不要讲。这完全是特务手段。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7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一组揭发批判情况


十二月十三日，第一组（各地、市委负责同志）召开小组会。大家对白辛夫的所谓检查非常不满，一致认为白辛夫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问题，而是林贼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白辛夫是邱会作安插在陕西的钉子，但他的检查却是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关键间题回避，要害问题就轻，企图顽抗到底。我们和白辛夫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会上，宝鸡市委书记杨建鼎同志，还对白辛夫罪恶活动进行了揭发批判，现摘要如下：

一、白辛夫和邱会作的关系极不正常。孟广九（原宝鸡市革委会政法组组长、兵站政治部副主任）多次在宝鸡市政法组说：白××不简单，电话一拿就和邱××说话呢。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夺了二O三部队的权，邱××表态支持。孟还说：一九七一年五月份，邱会作的秘书给白辛夫打电话，白的秘书又给我打电话，把邱会作的警卫员安排到六一五厂工作。

二、白辛夫到处伸手抓权。孟广九曾对杨会群说：我来宝鸡支左是白××让来的，我曾要求回部队，白××说：现在需要你，你还干得不错，先干着，以后再说吧。孟一九七O年到宝鸡后在干部中说：我是来作地委常委的。原来宝鸡排挤×××，我们党委研究了，要争一口气，一定要把这个刀把子掌握好。

白辛夫还对宝鸡兵站的同志说：宝鸡地区是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是战略要地，打起仗来很有用处，你们去宝鸡支左要抓权。

三、“九·一三”事件前后，孟广九一反常态。一九七一年八月一天中午，孟广九说：昨天黄××给我打来电 话，我准备去北京一趟。一九七一年九月中、上旬，孟广九几次在干部中说：我胃上长了个瘤子，中央首长对我很关心，叫我去北京治病，我准备国庆节前赶去。又说：北京空军司令部某首长叫他看病、观礼。并预购去北京的车票，开了通行证，从凤县买回三十斤黄元帅苹果，准备去北京看老首长。后来在九月二十四日，白辛夫的秘书由兰州来宝鸡，和孟谈了几个小时话，在此期间，他又接到北京某人的来信，于九月二十六日，虽然已经拿到了卧铺突然又不去了。白辛夫与孟广九在这个时期都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必须彻底交代清楚。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8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四组揭发批判情况


十三日下午，第四组（省建委、农办、财办）在小组会上对白辛夫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黄经耀、阎子庆、鱼得江等同志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白辛夫的所谓揭发和检查太不象话，态度极不老实。他只讲表面，不讲内幕；只讲一点现象，不讲实质问题；只扣帽子，不交代事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他和林贼死党邱会作的关系说成是一般工作关系，把他的问题说成是认识问题，似乎他也是上当受骗的，态度极为恶劣。

省委书记黄经耀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白辛夫的问题在去年“九·-三”事件以后就有所察觉，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办党委多次召开会对他进行帮助，省委常委也开过会，找白谈过话，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教导，总想帮助他下贼船，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昨天又给了他检查交代的机会，并预先打了招呼。但是他拒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拒不交代他与林贼死党邱会作一伙的关系。他表白自己与邱贼毫无关系，还说什么“选妃子”、“挑女婿”、整陕西省委他都不知道，邱会作把他也划到省委主要负责入李、胡、黄一边等。事实上“选妃子”、“挑女婿”，他知道是干什么的，中央召开陕西省委汇报会他很早就知道了。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是林贼一伙搞反革命政变最紧张的时候。就在这时，白辛夫按照邱会作的指示住进了三O一医院，王希克、戴金川等都去过医院，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去年九月，中央[1971) 57号文件刚发下来时，只传达到省委常委，但白辛夫却告诉了二医大宋峰，结果宋峰一伙大量销毁和转移他们整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对于这些问题，白辛夫一点都不交代。事实证明，林贼死党和那些上了贼船的，都是不老实的，他们总是要进行顽抗抵赖。这也说明了批林整风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阎子庆同志揭发白辛夫在西办大搞划线站队、笼络亲信、排斥异己问题时说：西办卫生所有个大夫，专给白和他的老婆、孩子看病，受到白的赏识，不久就被提为管理处副处长。西办政委王郁文同志外出时白都要派人监视，回来向白汇报，内容要符合白的要求，否则就遭受打击。一次一个秘书跟王郁文同志出差，回到机关向白汇报时说：王政委这回到连队抓典型，反映很好。因为这事，这个秘书就被下放到连队当副政指去了。另一个秘书因保白有功，就被白提为工程团副政委。

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鱼得江同志说：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整陕西省委，白辛夫伪造了些什么东西；去年七月，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接见白辛夫半小时，谈了些什么；中央召开陕西省委汇报会，白半月前就知道了，是谁告诉的；去年白去三O一医院住院，谁叫去的，去那里见到些谁，谈了些什么；对这些问题，白辛夫必须老实交代。

根据白辛夫的问题和他对检查、交代的恶劣态度，同志们一致要求对白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9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五组揭发批判情况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第五组（计委、工交办）全体同志揭发批判了白辛夫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大家一致认为，白辛夫的所谓“揭发、交代和检查”是很不象话的，从他交代的问题来看，态度极不老实，只戴了一些帽子，谈了一些现象，不谈问题实质，砍头去尾，回避要害，欺骗同志，蒙混过关。


避重就轻砍头去尾，掩盖同邱的黑线关系


计委政治部主任赵正光同志说：白过去很神气地吹捧，在邱××领导下，“大有奔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白昨天交代时，则改为在总后的领导下，“大有奔头”，白辛夫，你这样改，目的何在，难道你忘了，你以前不是极力表示：你跟邱××跟定了，邱倒我也倒，邱不倒我就倒不了吗？本来你同邱是老关系，你却交代说成从六八年在北京办学习班邱封你为西办正确路线代表时你才同邱有关系。你又把林贼的保健医生说成邱的秘书，同宋峰的关系说成七一年上半年看病时才认识，同宋峰没有联系，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宋峰奉邱旨意一到西安便找你传达邱的黑指示，交了底吗？你想掩盖与林贼一伙死党黑线关系，那是狐狸想掩盖尾巴越掩越露出来，你要老实交代。


只谈现象不谈思想实质，掩盖他的阴谋活动


电管局核心小组组长冉光照说，白交代七一午六到八月在三O一住院期间，邱的死党胡敏两次到医院看过他，还给写过信，陈、王、戴也多次到医院看他，他也去王、戴家里，邱在京西宾馆单独接见他，如此频繁活动，就连医生在病历都有记载，为什么他们一伙活动如此频繁？在出院以后同邱陈王多次用电话联系，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更是频繁，这些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和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看就十分明白了。


戴上大帽子，企图蒙混过关


生产组副组长惠世恭同志说：白在交代第一个题目时，戴上他是怎么上贼船的大帽子，但他怎么上的，上了贼船以后干了一些什么，闭口不谈，而津津有味地交代他如何巴结邱，给邱送去狗肉、熊掌、江豆等，当交代邱的死党胡敏等人三次来西安选妃子、挑女婿时说，因为坐车方便，才找他，似乎与他没有关系。就这样戴上个上贼船的帽子，把黑线遮盖起来。

全组同志越揭越气愤，白辛夫的态度极不老实，避重就轻，负隅顽抗，我们决心与他斗争到底。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10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选妃挑婿的内幕必须追查清楚


十四日上午，继续进行小组揭发批判。下午开大会，由胡炜同志主持会议。胡炜同志说，十二日下午白辛夫作了所谓“揭发、交代和检查”后，在昨天的小组会上，大家背靠背地进行了揭发批判。大家一致认为，白辛夫的检查交代很不象样子。批林整风已经搞了一年多，省委、西办党委和广大干部多次对他进行帮助教育，直至现在他仍然负隅顽抗，实在令人气愤。大家一致要求召开大会，面对面地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帮助。

会上，着重就白辛夫为林贼“选妃子”、“挑女婿”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白的态度仍然极不老实，只谈现象，不谈实质和要害，甚至狡猾抵赖，经过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进行揭发批判，他不得不承认以下几个事实：

1、对胡敏等人殷勤接待。他说，“一九六八年七月胡敏来前一两天，给我打电话说，她要来西安，选几个女工作人员，我就派人给她准备了房间，铺的、盖的、用的全是新买的”，“从小车班给固定了一辆车子，并给司机规定，要随叫随到”。第二次吴瑞云来、第三次王子敬来时，都住在白辛夫给专门准备的房间里，活动都是他亲自安排的。

2、胡敏是给他交了底的。他说：胡敏来时，还带了三个人，一个秘书吴瑞云，两个女护士。“胡敏一来，就和我讲了挑选的条件：女青年，年龄十八、九岁，不超过二十岁，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五官端正，长相要好，口齿伶俐，人不要多，能选几个算几个。还说，带的那两个护士会相面，是专门看美人的。”第三次王子敬来时，又向白交代了“挑女婿”的条件。

3、严格执行了邱会作的保密规定。他说：“胡敏对我讲，老邱（邱会作）说要保密，不要声张”。按照这个要求，白说：“我给装了电话，并规定了单机编号为10号，我给电话班总机讲，1 0号电话，只准要代号，不准问姓名，不准听她的电话”。当王子敬提出要到国防工厂和民用工厂挑选时，白说：“我给他讲过，到国防工厂要经过苏副司令员（国防工办主任），到民用工厂要经过生产组，面扩大了，不保密”。胡敏等人三次来西安“选妃子”、“挑女婿”，白没有向省委、西办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过。

4、三次选妃挑婿，他是亲自参与研究、布置的。每次来之前，都是胡敏直接给他打电话的；每次来之后去那些单位挑选，都是他和胡敏等人共同研究确定的；每次挑选，他都派秘书为其联系，并陪同他们一起干的；他通过西办机关，直接给山丹马场作过布置；为了去华阴农场挑选，他还假借名义，派人去省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骗取过介绍信。

5、按照胡敏的旨意，让挑选去又退回来的女青年×××参军是白辛夫一手办的。白说：“胡敏选上了一个女学生叫×××，带到北京。过了不久，她打电话说，女的胖了一点，，退了回来。六九年春，我去总后礼堂开会时见到胡敏，她叫我给×办参军手续，并说：“这个人以后还有用，，我说可以，当时未办成。六九年秋，胡敏又打电话，催办这件事。六九年十二月，我给她办了参军手续，安排到格尔木当电话员，后来我去格尔木时还看过她。七O年冬，胡敏又打电话说，×要上大学，后来没有办成”。

白辛夫虽然承认了一些事实，但对一些重要情节仍然拒不交代。例如，他承认在胡敏第一次来西安一个多月，和她多次密谈，具体内容是什么；×××是通过什么单位、什么手续弄到北京去的；王子敬当面交给白的胡敏的密信，内容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查清。

会议结束前，胡炜同志说：党的政策你白辛夫是知道的，中央对一些入的处理你是知道的，船上船下，死党活党，何去何从，由你选择，回去好好考虑，明天继续交代。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11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白辛夫与宋峰一伙搞黑专案的关系


十五日全天开大会。黄经耀同志主持会议。着重揭发批判白辛夫与二医大宋峰一小撮搞黑专案的关系问题，这是白的关键问题之一。林彪死党邱会作一伙反中央负责同志的黑“专案”，重点在二医大。在今天的大会上，同志们怀着对林贼一伙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批判了白辛夫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白辛夫开始时“防线”把得很牢，对一些要害问题不敢正面接触，经过同志们摆事实，讲道理，反复给他交代政策，使他不得不交代一些问题。

1、宋峰一小撮搞黑专案，白辛夫是知道底细的。他说：“二医大搬家，是邱会作的调虎离山计。”“七O年一月在北京，陈庞对我说，二医大搬到西安，就是为了脱离和上海的联系，便于进行清队和整党。”“总后接收组到西安后住在西办。宋峰对我说，二医大‘接收组是邱××指示来的，陈、戴要我们住在你这里，在这里方便、安静、不受干扰，邱××交给的任务主要是整理“红纵”，的材料，为下一步清队、整党打下基础。我知道，整“红纵”，的材料，挖根子，就是挖春桥同志的根子。我对宋峰说，邱××是正确的，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帮助你们解决。你们汇报整理材料的情况不好打电话，我这里有保密电话；要发电报，我这里有电台，只要你宋峰签字就可以”。他说：“刘士斌是邱会作信得过的人，刘和邱是一个线上的人。刘士斌与宋峰关系很密切，来往频繁，不是一般的关系，刘在上海就是直接插手二医大黑专案的.”“刘士斌在二医大调来西安的前后，也调到西办。他来后对我说，胡敏对他讲，你到西办后要支持白辛夫，他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当时我听了很满意”。他又说：“宋峰是保邱的，我也是保邱的，我们是一路货 色，是一个黑线上的”。

2、白辛夫说：“接收组来时，介绍信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我给郭建中、孙华讲，要保密，叫机关的同志不要到他们房子里去”。他说：“王希克来西安时，召集总后驻西安各单位负责入开会，会上王指定我来牵头，负责这些单位的政治运动和战备工作，以后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找我解决，并请示了邱××的同意。”他又说：“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到二医大去看周化民，叫李秘书打电话找宋峰，宋说他们正在开会，明天早晨到我家里来。但我还是去了。去时他们几个人开会，有宋峰、张志超、阮汉卿、郭清洲（总后专案组负责人）等，共六个人。我给讲了讲国际形势，问了问战备情况”。“二十四日，我召开西办党委常委会，研究布置了抓反邱反白的“五·一六问题”。他说：“九月三十日晚，宋峰给我打电话，询问兰州军区召开会议的内容，我说电话上不好讲。第二天清早，宋峰就来了，我向他‘传达’了中央57号文件的内容。宋峰听后很沉闷，不讲话了，我说我们的头头（指邱会作）陷进去了”。

3、“九·一三”事件后，白辛夫捂盖子。他说：“在兰州军区会议上，叶庆文说二医大有人整张春桥的黑材料，阮汉卿说，二医大有‘保桥派’、‘反桥派’。作为小组召集人的我，说二医大情况复杂，说不清，我也没有向兰州军区党委汇报。我还给宋峰说过，你们二医大再不能反复了，再反复就没有权威了”。为什么捂盖子？他说，怕揭发了二医大的问题，“牵连到我自己”。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尚待弄清：一是二医大黑专案的简报，他承认看了，但不交代简报的内容；二是九月二十三日晚上他参加了郭清洲、宋峰等人召开的黑会，但对会议内容不作交代。

最后，黄经耀同志又向白辛夫交代了政策，要他继续揭发交代问题。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12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白辛夫是黄、吴、李、邱一伙整陕西省委的帮凶


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白辛夫参与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整陕西省委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肖纯、方升普同志主持会议。经过一天时间的揭发、批判，白辛夫承认他是“邱会作的亲信”，“是邱会作一伙整陕西省委的帮凶”，他采取两面派手法，煽阴风，告阴状，无中生有，造谣诬蔑，干了很多坏事。

1、一九六八年九月，邱会作派王希克到西安，以召开军需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为名，行站队划线之实，在各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情况下，又成立所谓“无革派服务组”，把二百多名反对邱贼的干部和群众抓起来关进“牛棚”，使这七个军需工厂出现了反复，也影响了其他工厂。王希克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白辛夫事先是知道的。据白交代：“我到丈八沟二号楼看王希克时，王说这次会议要介绍北京等地的经验，站在“无革派”一边，成立“无革派”服务组，我没有向省革委会领导汇报”。开大会时，白采取欺骗的手法，使省革委会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省革委会领导同志察觉王希克搞的这一套有问题，表示反对这样作。白辛夫又向王希克告状，说“在几次讨论中，省的负责同志对邱××很有意见”；“黄司令员说，我要知道他搞这一套，我就不去”等。会后，军需工厂出现了反复，邱会作感到不好收拾，又打电话给白辛夫，要省革委会出面解决，怎么解决都可以。省革委会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白将这个解决办法电报邱会作，邱口头表示同意，但内心极为不满。在这个问题上，白辛夫大耍两面派：在省革委会领导同志面前说对王希克的作法不同意；而对王希克又说，大 方向是正确的，作法有些问题。当省革委会派周化民等同志调查后，周向白汇报说，下面对王希克的讲话反映很大，

白竟然说：“你要注意，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向省革委会领导同志汇报后，第二天，白又找周质问：“为什么事先不给我讲，报告不给我看？”周说他是代表省革委会政工组调查的，白拍桌子威胁：“你周化民要记住，你的党籍还在二O三呢！”白辛夫交代：“我当时的真正思想，对邱会作，对“无革派”我是欣赏的，赞成的”。

2、一九六九年八月，邱会作死党戴金川来西安时，白辛夫向戴说，省革委会领导对王希克搞的那一套不赞成，并说军需工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戴说：“老白，你真行”。白还向戴讲过西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情况。他诬蔑说：“--十一军调来陕西支左，开始对交大做了不少工作，以后交大反对二十一军，他们又支持工联”。

3、一九七O年一月，邱会作派××带工作组来西安为他整陕西省委收集材料。白辛夫请林吃过饭，谈过话。据从北京来的支左干部孙孟亭同志揭发：“在我们来西安前，一个处长（即随××来西安的调查组成员）对我们介绍情况时说，陕西是一派掌权，娃娃掌权，有后台，后台是谁？你们考虑”。

4、一九七O年初，邱会作要在华阴到大荔之间长六十公里、宽三十公里、共六十万亩农田上修建靶场，使很多部队农场和空军训练受到很大影响。邱会作欺骗国务院，说这里是沼泽地区，不毛之地，骗取了国务院的批准。白辛夫派人对靶场区作过调查，看过邱会作欺骗国务院的报告，但不反映，不作解释。却向邱会作死党陈庞告状，说什么： “几个部队有意见，兰空意见最大，方升普说，他打他的炮，我种我的地，打死人再说”。他还向陈庞说：“到省革委会见不到人，你叫他们找我”。还把靶场定不下来的责任推给省委，说什么“国务院都批了，定不下来，是个问题，影响战备”等。另据西办政委王郁文同志揭发，白辛夫叫孙华把几个部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都作为不满言论上报邱会作。 ．

5、一九七一年二月和七月，白辛夫两次和王希克议论省委传达九届二中全会和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情况。他交代：“第一次我去医院看王希克，我向王说，李瑞山、胡炜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邱会作在西北组讲过‘称天才，的语录。”“第二次，我在三零一医院住院期间，到王希克家看他，说省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讲过，总理在总结报告中指出，黄、吴、叶、李、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说主席有个批示，以后是实践申明的问题”。白辛夫这两次和王希克密谈的目的，他交代有两条：“一是想摸摸邱会作的底，看有什么新情况；一是向邱通风报信”。这样，“使邱会作对省委更加不满”。

6、一九七一年七月，白辛夫和张明远在三零一医院住院期间，多次议论过陕西省委，白辛夫说议论过几次，他交代：“一次我们议论时，我说，陕西国防工厂上不去，原因是二十一军有派性，胡炜、黄经耀有派性。”“五机部的工厂原来是二十一军支左，后来撤出，由五机 部派的北京、南京来的军队干部支左，他们说二十一军有派性。李瑞山是大联合时站出来的，对胡炜、黄经耀有感恩思想。”“张明远咬牙切齿地说，小小胡炜有什么了不起，李瑞山不要把陕西当作他的，国防工业生产上不去，影响战备援外，他要负责”。白辛夫又交代：“还有一次和张明远谈话时，张说在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陕西、黑龙江受了批评，问题没有解决，还要开一个会。”

7、一九七一年七月底，白辛夫到戴金川家里去看他。据白交代：“我和戴正谈话间，李志雄（原给邱当过秘书，当时是军委国防工办秘书处副处长）来了，他说，在国防工业会议上，黄××、邱××讲了话，批评了陕西，还要开一个会专门解决陕西的问题，黄××已报告林×××同意了”。

8、在中央召开陕西省委汇报会议期间，白辛夫气焰嚣张，积极配合邱会作整陕西。(1)和陈庞在京西宾馆密谈，白交代：“当时我说陕西国防工业上不去，有派性；陈庞说，现象在群众，根子在领导”。(2)和邱会作一唱一和。他交代：“邱会作整陕西省委，我在会上作了充分表演，我是看邱会作的眼色行事的。邱讲到陕西特点时，我说是四大家、两大派、一小撮；邱讲到八四四厂两个坟堆时，我说三五O七厂两个坟，六八年王希克召开万人大会期间，一夜就搬走了；邱批评陕西国防工业为什么上不去时，我标榜自己说，军需工厂搞得还不错；邱讲到陕西有派性时，我说省歌舞剧院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正在受审查时，省革委会政工组给送了一块表”。(3)攻击省委领导同志。“李瑞山对胡炜感恩戴德，言听计从”，“胡炜护短”，“李瑞山不果断”。攻击“谷凤鸣给炮兵学院两个‘五·一六分子夕五十斤粮票，三十块钱”（注：据炮兵学院负责入说，这两个人有错误，但仍属人民内部矛盾）。说省委“对我分工不固定，有职无权”。以上白辛夫承认都是造谣诬蔑。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13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彻底揭发白辛夫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异常表现


十七日继续召开大会。吴桂贤、颜金生同志主持会议。着重揭发白辛夫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异常表现。这是白的要害问题。他负隅顽抗，态度恶劣，到会同志极为愤慨。

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三个月，正是省委传达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时候，也正是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加快、提前”实施韵时候。正在这时，白辛夫奉邱会作之命，于六月一日住进三O一医院。白交代：“我去住院是邱会作批准的，陈庞打电话通知的开始我还不想去，蒋汉卿电话催我，我就去了。到北京的。当晚，陈庞来看我。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邱的秘书，向邱报到，邱派他姓刘的秘书来看了我”。白住院期间，同邱会作及其死党胡敏、陈庞、王希克、戴金川、靳来川以及蒋汉卿等人接触十分频繁，行动十分诡秘。据白交代：七月三十一日晚，邱会作在京西宾馆礼堂休息室单独接见他一次；同胡敏见过三次；陈、王、戴到医院找过他，他也到王、戴家里去过；同空军两个人接触过；还到总后十号院南：小楼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下午去晚上回到医院，第二次是出院后在那里住了两天。白辛夫名为住院治病，实为紧张地搞阴谋活动，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写着：“患者常外出活动”。

白辛夫按照邱会作的旨意，积极为邱贼一伙修建地下指挥所。据白交代，一九七O年一月，他准备把常宁宫作为西办指挥所，上报总后，陈庞给他打电话说，邱××指示要把常宁宫作为总后指挥所。后来陈庞又打电话，说常宁宫距西安太近，要他到柞水去选，白派人勘察后感到不行，就建议选在汉阴，一九七O年十二月，他还亲自去汉阴看过。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他到北京开会时，向陈庞作了汇报，陈同意选在汉阴。八月七日他出院后，还和总后两个副参谋长谈过汉阴指挥所建设问题‘。九月十四日晚，他通过西办机关向工程团下达指示，要加紧被覆一、两组洞子，作为战备急用。

会上大家揭发，白辛夫出院回到西安后，活动也极为频繁。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他到二医大以检查战备为名，同宋峰谈了给该校配发电台和其他通信器材问题；九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省委在丈八沟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白辛夫竟携带卡宾枪、手枪各一支参加了会议；九月十四日中央下达紧急战备指示后，十六日他擅自离开会议，去西安市人防指挥部地下指挥系统，看了信号接收台、作战地图座标密码，询问了黄传龙副司令员的指挥位置；九月二十日看到中央[1971]57号文件后，二十二日郭清洲来西安，二十三日晚，他以看宋峰为名，去二医大见郭清洲；九月二十四日，召开西办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布置抓反邱反白“五·一六”问题；十月一日早晨，白向宋峰泄露了中央57号文件的内容；十月初，在兰州军区召并的传达中央57号文件的会议上，有入揭发宋峰一小撮整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问题，白极力捂盖子，不仅知情不报，还阻止别人揭发。白辛夫的这些活动，同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看，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第14期）

会议秘书处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会议今日结束


十八日召开大会。胡炜同志主持会议，李瑞山同志作了发言。

李瑞山同志说，这次会议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联系陕西实际，揭发、批判了白辛夫的错误和罪行。

李瑞山同志指出，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最严重、最危险的一次。白辛夫的问题，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在陕西省委和总后西办党委内部的反映。根据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白辛夫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积极投靠和追随林彪死党邱会作，是邱会作的亲信；他忠实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背着省革委会和总后西办党委，积极地为林贼“选妃子”、“挑女婿”；二医大宋峰等人搞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与他有很大的牵连；“九·一三”事件前夕，他同邱会作及其死党来往频繁，行动诡秘，“九·一三”事件后，竭力捂盖子，破坏批林。整风运动；他充当了林彪死党黄、吴、李、邱大整陕西省委的帮凶。经过一年多的揭发批判，白辛夫在事实面前交代、承认了一些问题，但对一些要害问题仍拒不交代，也不揭发邱会作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直到这次会上，态度还是很不老实，避重就轻，狡猾抵赖，实在令人气愤。

李瑞山同志指出，批林整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牢牢掌握批林这个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联系陕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白辛夫，彻底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在陕西的阴谋活动，抓好批林整风，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深入批林整风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林整风要与看书学习相结合，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与深入搞好斗、批、改相结合，与抓革命、促生产相结合，进一步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成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省的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李瑞山同志讲话后，会议宣布结束。



总后司令部揭发林彪、邱会作死党陈庞的罪行材料
总后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材料组
1973.01.06


(根据揭发材料摘录、汇集，仅供核实和大批判参考)


材料目录


第一部分：陈庞追随邱会作投靠、效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投靠林贼死党邱会作……………………………………………………………………1

二、追随邱会作，和邱会作、王希克、戴金川结成投靠林贼的反党宗派小集团，控制总后领导权……………………………………………………………11

三、追随邱会作，积极为林贼一伙效忠、效劳……………………………………………21


第二部分：陈庞疯狂反对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封锁、抵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26

二、对总理的指示拒不执行…………………………………………………………………30

三、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大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黑专案，阴谋分裂党中央…………32


第三部分：陈庞积极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有关活动(注：正在进行清查的问题未作整理)


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胡敏就把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告诉了陈庞……………39

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陈庞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40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陈庞为林贼大造反革命舆论………………………………41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妄图巩固黄、吴、叶、李、邱的统治地位………………45

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竭力包庇陈伯达……………………………………………49

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巩固维护邱会作在总后的统治地位大卖力气…………50

七、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邱会作收集情报…………………………………………54

八、在修改宪法问题上，散布陈伯达的形“左”实右观点………………………………55

九、在中央未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前，陈庞提前知道了毛主席的指示………56

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外出视察期间，陈庞提出要胡敏当总后政治部副主任…………57

十一、借尼克松访华，对党的外交政策进行攻击…………………………………………58

十二、“九·一三”以后，毁灭罪证，掩盖罪行…………………………………………59


第四部分：陈庞伙同邱会作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一、把持专办，以邱划线，私立专案………………………………………………………61

二、捏造罪名，制造假案……………………………………………………………………63

三、私设监狱，严刑逼供……………………………………………………………………76

四、抓住不放，一整再整，长期迫害………………………………………………………83


第五部分：陈庞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伪君子


一、自我吹嘘，美化自己……………………………………………………………………84

二、十足的伪君子，典型的两面派…………………………………………………………90


第一部分　陈庞追随邱会作投靠、效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 投靠林贼死党邱会作


(一)早在邱会作调来总后，陈庞就投靠了邱会作，死心塌地为邱会作把关

一九六九年在一次干部会上，陈庞说：“邱刚来时，很年轻，当了第一书记，当然不是偶然的。”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邱××一再指示，要把好关。我第一天到司令部上班，邱就给我谈把好关。我现在才体会到。”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陈庞规定一切上报和下发的文件都要经邱贼审批方能发出，并规定邱贼阅批的文件一字不能改动。陈声称“我十多年死心塌地为邱××把关，主要把这个关。”

 	(唐元同志揭发)
(二)一九六六年，总后机关开展“四大”，陈庞与邱会作互相勾结，策划控制总后的文化大革命，把邱会作树为总后“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究竟对邱、李的看法怎样？邱跟林×是很紧的，好人，也说过错话。李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难说了。事情是大量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总后机关“四大”开始以前，陈庞就追随邱会作，与杨恬密谋泡制了一张树邱保邱的“司令部党委第一张大字报”，题为“两种思想、两种方针”，把邱会作美化为总后正确路线的代表。写好后，召集司令部党委开会表态。在机关动员贴大字报时，即抢先出笼。陈庞从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密切注意对这张大字报的动向，稍有不同意见的，陈都视为对立面，予以打击排斥。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二日揭发)
一九六六年十月间，总后院校来京学员要到总后机关看大字报，陈庞布置南景武，把有关邱贼的大字报收藏起来。南景武叫我和×××同志一起把有关邱贼大字报收起来。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揭发)
(三)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在总后机关“革命的风波”中，陈庞向“林办”和邱会作通风报信，求救林贼保邱。在群众中策划对邱会作问题所谓大辩论

南景武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在司令部干部大会讲清理阶级队伍情况时说：“××一、二月份跳的高，给群众组织收集情报，陈庞给‘林办’打电话，××在门外听，记录下来报告《兵团》。”从这可知，陈庞早就跟‘林办’有勾结。

 	(胡志远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邱会作在总后三届十次党委扩大会议各组召集人会议上讲：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到十八日，他们(注：指张政委和三位张副部长)任何人没有同我联系过，电话只有陈庞、张明远没有中断。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大辩论期间，陈庞告诉我给邱会作寄两次保邱派观点的有关大辩论方面的材料，主要是××处等单位的几封公开信和邱贼的核实材料。寄材料的地点也是陈庞告诉的。

 	(张道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说：“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以后，司令部党委掌握了领导权，组织大辩论，抓活思想，……”

 	(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下午，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说：“为了提供辩论条件，在大字报上引用较多的文件，可以印发给大家看，核实材料。”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四)一九六七年三月，邱会作回总后机关以后，陈庞极力鼓吹以邱会作为“核心”团结起来，大肆吹捧邱会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邱贼提出个口号，叫做“凡是不同意打倒邱会作的团结起来。”陈庞说：“这一条妙！”

 	(唐元同志揭发)
一九六七年五月，陈庞召开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传达所谓总后党委常委三点决定后，搞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是陈庞修改定稿的。在纪要中提出：“对以邱××为首的总后党委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都必须坚决支持，坚决保护，而决不去拆台。”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七年陈庞说：路线的问题，关键是跟人的问题，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跟人跟对了，路线也就正确了。他讲的要跟的人就是邱会作。

 	(唐元同志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所谓反右倾会议后，陈庞坐阵专办亲自指挥，他每天不管多晚都要亲自向邱贼汇报，并亲自传达贯彻邱贼的黑指示。当时陈庞说：“我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办法就是紧跟邱会作。”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总后在给中央写的报告(可能是全军军马生产报告)上，邱贼特地加上了“三勤”。陈庞为此在礼堂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上大讲特讲，吹嘘什么“三勤”已报中央批准，胡说什么今后如再有人反“三勤”，就是反中央等等。

 	(刘寅生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二月，陈庞要司令部带头宣传邱贼的“三勤”，说：“司令部全体同志要动员起来，做到按‘三勤’办事”。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份，陈庞散布说：“邱××在三代会上的讲话，是总结的总结；突出重点又突出重点；联系实际又联系实际。”

 	(秦义波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在专案组我经常讲这个问题。到什么地方，除了上海，都是很吃香的，实际上还是邱部长的威信。”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邱××的方针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来的。如工厂优质高产，是根据林×××讲的。如装备研究院工作，许多方针，都是邱××提出来的。搞过来搞过去，还是邱××的方针对。”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军运部李世勤副处长带我们去西藏检查工作。陈庞把我们叫到参办，再三说：“你们要带上邱××的关于‘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讲话，好好宣传宣传，不然你们说他们不一定听。”

 	(董玉学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年六月十九日，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陈庞说：“有的同志说我看文件多，邱××那里文件比我这里多几倍。他还看的很细。该批办的文件我这里不过十来个，还都呈邱××，邱××批办文件比我们这里多极了。我们水平与邱××水平比差多了。”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六月，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陈庞说：“对总后党委成员，紧跟邱××是没问题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陈庞在司令部公开说：对邱会作的态度，是我们司令部紧跟不紧跟的问题。

 	(姜贵伦同志揭发)
一九六七年底邱会作和陈庞、王希克搞了个“总后机关两条路线斗争展览”，宣扬林贼和他的臭老婆叶群，吹捧邱会作和陈庞、王希克等人。

在展出、修改过程中，邱、陈、王、戴都去“审查”过。最后，因驻京单位的人基本上都来看过了，提议把展览撤掉，他们不同意，特别是陈庞不同意，他要让增加专案对象的口供内容，重新布置起来。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要用四十三楼布置技术革新展览时，陈庞还是不让撤掉，叫用白布蒙起来(原来的他叫拍成了照片，洗印成册)，以后还提过几次意见撤，他一直不让动，原样一直保留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贼自我爆炸。

 	(钱夫泰同志揭发)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原保管四十三楼所谓总后两条路线斗争展览材料的同志因调动工作，给钱夫泰和贾从忠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存放在四十三楼的一些“材料”作一移交。钱夫泰在信上作了指示，要我来接收。陈庞在一九七○年九月十六日也作了“批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的资料很好，要象搞展览一样整理好，留作资料或再展时之用”。

 	(张祖德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五)参加邱会作拉圈子的黑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晚，是林贼的臭老婆叶群接走邱贼的一周年，邱贼及其臭老婆胡敏在家里举行“庆功会”，招待所谓保邱有功的人。到会的有三十来人，其中有陈庞、王希克、戴金川等人。邱贼到了会，胡敏讲话，表示所谓“感谢”。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四日揭发)
胡敏在这个会上，为了拉圈子，还专门表扬了几个保邱“有功之臣”。吹嘘她自己在六七年一、二月份怎样同总后二级部以上领导干部电话联系，她一听说家里形势很好时，就认为这个人不可靠；一听某人说“遭透了”，就认为还是靠得住的。说那个时候，在二级部里只剩下陈庞和张明远还能够联系。

 	(钱夫泰同志揭发)
(六)竭力讨好邱会作，对邱会作的老婆胡敏照顾备至，捧为太上皇

韩××是上海警备区的电话员，是胡敏给其儿子选的“美人”。一九七○年三、四月份，在上班的路上，陈庞对我说机要处的打字员不用选了，“一号”调来一个安排在机要处打字，我就按陈庞的旨意作了安排。一九七○年十月中旬，胡敏告诉我韩××给邱贼的警卫员写信搞恋爱，儿子嫌她个子小，准备把她送到七医大学习去。对韩调走的问题，我向陈庞报告过，陈庞说按胡敏的安排办，并问了一句“韩入党问题解决没有”，我说：“解决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揭发)
一九七○年邱会作的大儿子结婚的前一天，陈庞为了送礼，带着老婆林征、大女儿陈建新，专门坐车进城买礼品。从人民市场跑到王府井，又跑到前门，挑来挑去，总嫌买不到称心的礼品。最后买了两套磁器茶具，把二十多元的那套送了礼。

 	(高洪江同志揭发)
一九七○年七月份至十一月份，司令部开党委会，陈庞经常让去三十八楼开，说是照顾胡敏。有时会还没开完，有人一来叫胡敏回去吃饭，陈庞就立即宣布散会。

 	(秦义波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胡敏有时要去看戏没人陪她，就去找陈庞，陈也就乖乖地跟着去(一次在政治学院、一次在总后礼堂)。

 	(高洪江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卅日揭发)
(七)千方百计包庇邱会作和邱会作的黑班底王希克、戴金川

总政干部保存了一套关于邱会作乱搞男女关系的材料，一九六八年，王用久多次去联系想要回来，人家不给他，但王老去要，他们联络员问李凯怎么办?李说：交给我带回总后处理。我收到后报告赵东初怎么办？赵说放司令部档案科存起来再说吧！因我不好直接交档案科，便找陈庞。陈看到这份材料，说好！好！好！交给他就行了，由他交保密科存，但要我给封起来签上名。到今年上半年，总政有人查徐立清的问题，找我要看看这份材料，我说交给陈庞了，要他找陈底。他们找陈庞，陈当时没给。过了几天陈庞把这份材料拿到办公室拆开翻看，并分成两摊，等人家来看时，只给看一部分，我说那不行，有交接目录单，陈说等来找他时再说，又让我再封上后，他又拿到保密科又存起来了，并交待保管的人未经他同意谁也不准动。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在陈庞指定专人保管的保险柜中，存有有关邱会作腐化堕落的材料两袋，共59份。是1965年总后常委开会批判邱会作腐化堕落错误时上报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有党委的报告，邱会作的亲笔“检讨”，受害者的揭发材料和邱会作给女方的亲笔信。是邱会作腐化堕落的罪证。这批材料已分成两袋，一袋内主要保存有各种原稿，一袋内主要放的抄件或打印件。

 	(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陈庞材料组)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司令部政治处收到安徽蚌埠市基建局修建大队四连的—封来信，反映：他们单位有个叫李明泰的，这个人有特嫌问题，他经常吹嘘他认识邱会作，并拿一封邱会作一九六六年给他写的一封信招谣撞骗。来信要求核对这封信是不是邱会作写的，还是秘书代写的。我们当时看了那封以邱会作名义写给李明泰的信，认出是吴瑞云写的，就把来信转到“一号办公室”了。过了几天，尤金聚同志拿来胡敏亲自写的一封以司令部名义的复信，大意是：邱不认识李明泰这个人，信完全是伪造的。还说什么邱当时不会同一个跑商的人有接触，如果李明泰说认识邱会作，叫他把怎样认识的情节交代出来。我当时感到这是说假话，就找陈庞问怎么办，陈庞看后怕话说多了露了马脚，就改了一下，保留了邱不认识李明泰，信不是邱本人写的，也不是秘书代写的。尤金聚同志把这个信又交给胡敏看。过了几无，尤金聚同志又拿来一封胡敏写的复信，说：这封信是邱的意思。信的意思同胡敏写的第一封信大体相同，并且还叫以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去。

 	(徐国衡同志揭发)
戴金川乱搞男女关系，陈庞亲自出马找女的丈夫谈话，做工作。王希克到武汉出差，调戏女招待员，控告信写到总后，陈庞看了就压下，不了了之。

 	(张道文同志揭发)

二、追随邱会作，和邱会作、王希克、戴金川结成投靠林贼的反党宗派小集团，控制总后领导权


(一)早自一九六七年以来，陈庞就秉承邱会作的黑旨意，除私立总后几位领导干部的专案外，还多方搜集打击其他几位总后首长的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我参与整理搜集二级部以上领导的黑材料。当时有我、高××、张××三人。是陈庞交代的，说：“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传单搜集起来，有用处。”那时是叫各部把传单都送到43楼，从中挑选二级部同志对邱贼的表态谈话等，并按人立卷，搞了有几十个人。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材料整理完后，到一九七○年六月份以前，由我保管，以后交高××同志负责保管。在我负责保管期间，属于总后二级部以上驻京单位领导干部的材料，在总后三届十次党委扩大会议时，经陈庞同意，通过四十三楼无产阶级革命派，供参加会议有关人员发言“批判”使用。

 	(张道文同志揭发)
在清查陈庞指定专人保管的保险柜内，有陈庞指使搜集总后二级部(含部分处级干部)以上领导干部(共七十六人)和总后机关院校(共十九个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邱会作的大字报、小字报，按人头、按单位立卷材料共九十五卷。其中，对总后的七位首长按人头立了卷。

 	(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陈庞材料组)
(二)邱会作和陈、王、戴密谋策划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排斥、打击总后同位首长，为他们一伙控制总后领导权做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邱会作在一号办公室召集陈、王、戴等研究布置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的准备工作。邱会作布置说：你们可以适当分工，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多让群众代表去讲，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由你们(指陈、王、戴)去讲。会务工作由王希克、陈庞牵头，主要靠你们十几个召集人，你们就是会务组。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小组围攻“四张”首长。三个黑干将亲自坐阵。陈庞参加第一组，围攻张政委、张天云副部长；戴金川参加第二组，围攻张令彬副部长；王希克参加第三组，围攻张贤约副部长。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所谓大会批判。陈庞找我、张××和胡××同志，给他找材料，准备个发言稿。陈庞交代说，发言稿的中心内容是讲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总后的表现……。要说明林×××是怎样说的，邱××是怎样紧跟的，李聚奎、饶正锡一伙是怎样反对的，“四张”是怎样站在李聚奎一边的。要用材料来说明。陈庞还多次亲自到档案科翻找材料。材料汇总起来后，陈庞亲自修改。大会发言后，他又再次作了修改，打印后他还亲自送邱贼审阅修改。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达三万六千多字的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

陈庞的这次发言，一方面系统的、全面地吹捧、美化邱会作，其中有一百五十一处提到邱会作。无耻地吹捧邱会作说：“早在一九六四年，邱会作××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反党活动，就有所觉察、有所抵制和斗争，引起罗的极端仇恨。”又说：“在一九六二年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作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报告，刮起一股反革命黑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次会上，邱会作××对刘贼的反党黑报告，采取了抵制的态度。邱会作××指出：刘少奇的那个报告是由秀才们起草的，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等等。另一方面，陈庞在这次发言中，多处恶毒地攻击、污蔑总后几位领导，胡说什么：“他们历来是党内的同路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他们的个人利益相一致，他们表现还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阶段，当触犯他们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消极了，不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等等。


 	(摘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的发言《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铅印大样)
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司令部党委传达三届十次会议情况。陈庞布置在司令部召开批判大会，特别指出要我们几个首长的秘书，每人都要讲一遍，其实就是把总后的革命领导干部进一步在群众中搞臭，一棍子打死。

 	(吴士炤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二月，传达了总后三届十次会后，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说：“这次学习等于是新军委成立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学了之后，大家都能把总后两条路线斗争情况讲出一套。”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三)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后，邱会作和陈、王、戴从组织上、工作上控制总后领导权

1、邱会作和陈、王、戴在总后党委常委之外组成“小常委”，控制常委例会

一九六九年七、八月间，邱贼大兴土木修建地下室，扩建宿舍时的一个晚上，邱贼的老婆胡敏在司令部参谋长办公室接了一个电话。他接完电话后，对陈庞说：“叶主任来的电话。叶主任说不要怕花钱，林说了，今后，不管邱做什么工作也不能离开后勤。”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贼是企图让他的死党邱会作永远把持总后的大权。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九月份，总后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邱会作把陈、王、戴拉入总后党委常委，并提为总后的副部长、副政委，他们一伙在总后党委常委之外组成了“小常委”。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黄永胜等接见了总后新领导班子，在陈庞的工作笔记本上记录了黄的讲话。黄在讲话一开头就说：“我来见见大家，有些同志不认识，林×××是满意的。”接着又说：老同志这样疾病(那样疾病)，对他们的工作不要苛求。对年轻的放手让他们工作，年轻力壮，发挥他们的作用。林彪和黄永胜的黑旨意为邱、陈、王、戴控制总后领导权开了绿灯。

 	(摘自陈庞工作日记本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控制总后党委常委例会。陈庞每周要司令部准备提案，叫林家驹收集安排议题，每个提案印出后，经陈过目，再送邱贼划圈后才能提出。

 	(唐元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陈庞私下对我说：常委讨论是形式，不管怎么讨论，以邱的意旨或批示办理不会错。

 	(唐元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陈庞经常说：这个事“要请示邱部长”，那个事“要请示邱部长”说什么“邱部长定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总后常委讨论装备研究院的编制，不同意单建化工所、仓库所，陈庞没有参加这次会。事后批评唐元副参谋长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坚持、不顶住。”还说过去李聚奎就反对成立装备研究院，这里有路线问题等等。以后，陈庞亲自找两个所谈任务，并把邱贼抬出来，否定了常委的决定。

 	(刘寅生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揭发)
2、控制总后几位首长的活动

陈庞控制总后首长的活动：(1)控制外事活动。每次外事活动安排谁去，要经过他。陈庞还交代，不安排张贤约副部长参加外事活动。(2)“五一”、“八一”、“十一”，总后首长、二级部首长参加观礼、宴会名单，都先要经过他。(3)参观一些机密科研成果展览，总后首长、二级部首长名单也要经过他决定。(4)参加一些会议，那些首长去参加，他也要过问。如参加全国人防会议、体工会议名单，也是经他定的。(5)总后首长的活动，规定秘书要向办公室通气。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总后的外事工作，凡是重要的外事活动，都是陈庞亲自指定和安排人出席。一九六九年总后党委三届十次会议以后，陈庞即告当时援外处处长王英民，今后不再安排张贤约副部长出席外事活动。一九七一年初，张令彬副部长从广州疗养回来，陈庞又“指示”：“今后，凡是总理、黄永胜出席的外事活动，注意不要安排张令彬副部长出席。”

 	(张文源同志揭发)
3、控制机要文电和重大问题，排挤、封锁、陷害总后几位首长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到办公室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好关。到现在还没放弃。现在这个关把不住。邱规定上报、下发的文件要经过他看看。政治工作文件要经过政治部，业务工作文件经司令部。”

 	(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说：“总后首长那么多，这个这样批，那个那样批，不能批了就办，这个口是非归不可。”

 	(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对总后几位首长横加封锁。如某绝密工程就一直封锁了张政委、张、张副部长。今年张政委出差前，我与秦万里到政委那里，请示需作何准备时，政委谈到要走的路线，恰要经过某绝密工程附近，我们提议请政委顺便去看看，政委说，他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工地。后来秦到该工地回来汇报时，因几个副参谋长在场听了，事后陈庞发了火，说是当人乱讲，是泄密。并说：“邱××讲过，连张政委都不要告诉。”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有一天，我和张副参谋长到张政委家，请示政委出差去看××基地，准备工作还有什么指示，张政委问我最近到那里去了，我就把去看“×××矿”的问题，凡是我看到知道的向张政委说了。事后这件事也不知道陈庞怎么知道了，一次办公会还未开始，陈庞大发雷霆，劈头盖脑，大加指责，用手指着我说：“你们向谁说了，这么机密的事。”我说：“除向张政委说过之外再未向谁说过。”陈庞蛮横地说：“那也不能说，谁让你们到处乱说，出了问题你们负责。”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别有用心地散布说：“总后首长，毛泽东思想水平每个人都那么高吗?总后首长看文电、后勤工作情况。有的心血来潮，批得多，没归口就往下传，不要令出多门。”这里主要指张令彬副部长，因为张副部长看了几期《后期工作情况》有批示，我们就往下传达。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份，当时张令彬副部长是分工管科研的。有一次尹海(21办负责人)向张副部长汇报有关任务情况，陈知道了，把尹海批评了一顿，陈批评说：“你向他(指张)汇报干什么?不要到处捅。”

 	(陈光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揭发)
有一次张令彬副部长要两本毛主席像章册，吴平去“请示”陈庞怎么办时，陈恶狠狠的说：“他再来要，叫他找我，我对付他。”最后还是没给。

 	(李永宣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揭发)
陈庞对张贤约副部长进行排挤、打击，文件给看得很少，好多会议也不让参加。如京外直属单位事故报告，原来是张贤约副部长阅的，陈庞看后就指责说：“张贤约副部长只管驻京单位行政管理，不管京外直属单位，给他看什么?”因此，京外直属单位事故报告，也不送张贤约副部长了。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月，为弄清李聚奎的工作调动问题，经二办批准提审过一次徐立清，去前陈庞交待说：“你们要趁机问问徐立清他和张贤约副部长的往来情况。”我们当时问陈庞：“张贤约副部长认识徐立清吗?”陈庞说：“他们是老相识了。”回来后，陈庞问道：“徐怎么说的。”我们说：“徐说他和张贤约副部长过去在西北军区×军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只碰见过一、二次，没有说几句话。”陈庞听了很生气的说：“你们什么材料也搞不到。”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邱会作、陈庞企图抓张贤约副部长为总后“5?16”的“中台”。今年五月份，专办联合调查组到贺兰山搞“5?16”问题，专办许振海对我和杨斌同志布置说：这个“中台”是张紧约副部长。还交待有关张贤约副部长的问题，要密封直接寄给郭清洲。

 	(孟令富同志揭发)

三、追随邱会作，积极为林贼一伙效忠、效劳


邱会作、胡敏派我为林贼、叶贼选美女。陈庞对我说，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陈庞还说过，你把出去选人的工作做好就行，这是“总后的光荣”。

 	(吴瑞云同志揭发)
胡敏等在上海选了一个女的，叫张×，林立果看了嫌瘦，邱会作、胡敏就让她住在一号催肥养膘。警卫员蒋平安把这件事告诉了张×，以后张和小蒋有了感情后，陈庞亲自出马，组织一帮人，有胡敏、南景武、张良栋等人，在一号私设公堂，围斗小蒋，说小蒋侵犯了“最高利益”，并利用职权给小蒋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送部队劳动改造。

 	(张鲁炎同志、吴瑞云同志揭发)
邱贼为表达他对林贼感恩戴德的心情，几次示意要选件好礼品送林贼，以示纪念。陈庞为些亲自出马，带上吴瑞云和我一起到了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北海团城等地方，因无合适的未选到。回来陈庞叫我非找到好的不可。以后才勉强找到一个“延安宝塔”风景横匾。陈和我一起送到邱的家里。

 	(李永宣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揭发)
邱会作想方设法为林贼送件精巧、具有永久保存价值又要使林贼能天天看到的礼品。要选做这样一件东西很不容易，找了好多都不行。后来邱贼自己提出要仿制一个斯大林胸前佩戴的那个勋章。但由于要求很高，外边红色，里边放金光，铅的作不成，玉的不行，玛瑙也不行，象牙的更不行，后改做光学玻璃的也未成，始终未做成。后来不得已才改做了一个象牙底座的台像，用红有机玻璃做红旗，上面刻有“五七指示”全文，才算了事。邱贼曾不太满意。但陈庞是为此花了不少心血的。

 	(李永宣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揭发)
邱贼为了讨好林贼，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要陈庞叫像章办公室做一红色玛瑙、黄金的五角星像章送给林贼。像章办公室跑遍全城也做不了，陈庞很不高兴地说：叫你们办一点事也办不成。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陈庞曾交待像章办公室，邱贼说叶贼要一个公文包，要“像办”到北京市皮革公司专门设计订做。邱贼、陈庞还亲自划了一个图样。先后做了十几个样品，邱贼都说不好。以后又叫“一号”的秘书重新做的。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陈庞对“四大金刚”和他们的老婆、林贼的儿子参观技术革新展览“关怀备至”。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之后，黄、吴、李的臭老婆包括“林办”的秘书，他们的孩子、媬姆、厨师、警卫员、公务员要来展览会参观。陈庞亲自打电话要展办热情接待。第二天早上陈庞还不放心，亲自来展览会一趟。邱贼的臭老婆胡敏亲自陪同参观。参观后，陈庞还打电话问他们参观有什么意见，满意不满意。

一九六九年林贼的儿子林立果来展览会参观时，陈庞、胡敏也都打过电话，叫展览会很好接待。当时，展办是按中央委员一级首长接待规格接待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份，黄、吴、李、邱要来展览会参观，在他们来之前半个月就忙坏了陈庞。陈庞过去很少来展览会，可是这几天来的最勤，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坐着汽车就突然来了。陈庞还提出要展办固定专人值班，怕他的黑主子临时突然来参观，亲自布置展办，如果“首长”临时来参观，由办公室发出紧急信号，拉电铃长音，各展室解说员听到后停止讲解，要立即动员观众退场。以后，陈庞知道“四大金刚”在十二月七日来参观，陈庞在这前几天来展览会更勤了。要展览会于十一月三十日就停止对外接待，专门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准备迎接。十二月三日，陈庞还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订了参观计划、警卫、参观路线，要列队夹道欢迎，原来布置还要打八面红旗和毛主席像，要求布置两个“首长”休息室，甚至连“四大金刚”爱吃什么菜，喜欢喝什么酒，吃什么水果都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陈庞为了讨好他的黑主子，还亲自开了菜单子。如何解说、介绍情况，陈庞、钱夫泰都是亲自审查。“四大金刚”参观后，到总后大院食堂吃的饭。饭后，在总后礼堂接见展览会全体工作人员，黄、吴、邱向大家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陈、钱还叫礼堂录了音。

 	(尚迪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揭发)
在陈庞的笔记本上查到陈庞为迎接“四大金刚”开的单子：(1)要有暖气，四楼一一介绍；(2)二楼休息；(3)看完一块吃饭。

在休息的地方：(1)要有说明书；(2)桌子上要有水果、苹果、梨子、花生、糖、点心；(3)厕所要有纸；(4)吃饭堂——屏风隔。

准备会餐的东西：(1)擦筷子纸；(2)茶杯子(三种)；(3)端水问题(十一人)；(4)餐具；(5)天津包子、馒头、花卷、小蒸饺、八宝饭；(6)水果、梨子、冰糕、葡萄、茅台酒；(7)菜酒摆上讲话；(8)外面摆点心加酒。

开始上酒菜：汽水、对虾、王八肉、狗肉、烤鸭、鱼、鳝鱼、鸡、肥肠、蘑菇、鸡荀汤等。

 	(摘自陈庞笔记本)
私自为“林办”秘书的老婆安排工作。一九六八年，陈庞、胡敏、南景武把林贼办公室一个秘书的老婆宋×，安插在司令部。据南景武说，宋原来是在总参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挤”、“打击”，身体不好，所以换到总后来工作。下命令时原是到办公室档案科任助理员，可是陈庞、胡敏、南景武却把她放在政协室工作，说是政协室政治空气浓些。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外出，说是帮助工作，以后没有回来。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揭发)
对吴法宪、李作鹏的黑指示“紧跟”、“照办”。陈庞交待我们说：吴法宪、李作鹏交下来的任务，要坚决完成，他们是上级，我们一定要紧跟。

 	(孙世喜同志揭发)

第二部分　陈庞疯狂反对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封锁、抵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一)反对引用毛主席语录，攻击毛主席语录是“虚话”

一九六八年以来陈庞一直反对在文件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他经常借口文件写的太长，但实质性问题不多，看了半天也不知说什么，还说是以引用语录压人。对此，他都不改也不批，就是要拿回重写，偶尔他也暴露了其恶毒用心，说我才不勾呢(指语录)，以后你们又说我反对引用毛主席语录。陈庞还多次宣扬说，邱贼和办事组首长，看文件有个窍门，就是由后往前看(意思是前面都是讲的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后面才是实质性问题)。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一九七○年四月十九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高举、突出、拼命干，部队深入人心，我们提的不够。如何在业务工作体现出来，有些只用了主席语录，就算高举了。昨天，我看了材料，虚话那么多。”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二)用邱会作的黑指示代替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由我具体负责起草的司令部一九七一年工作安排初稿上面，原来写上“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对全党、全军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而陈庞看后，把这些统统勾掉，换上邱贼的一套，写上“继续高举、突出、拼命干，发扬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精神。”陈庞还指责我们不敏感，对邱的所谓指示跟得不紧。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揭发)
(三)中央转发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后，陈庞继续鼓吹“大树特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四日党委会。陈庞说：从杨×××的文章精神，我们思想上讲起来，是毫不动摇的，完全是这样一个事实。

毛主席在我们脑子里确实是绝对权威，毫不含糊，是革命的需要。杨×××的文章，反映了群众的需要，应该肯定。大树特权，对毛主席没付作用，对群众来说教育后一代。……毛主席从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提出这样提法不妥，我们可以理解。提法不这样提，但是绝对权威是绝对存在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在湖南省一个报告上批评了“大树特树”的问题，而陈庞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传达邱贼的报告时说：“大树特树的字样是空军《吕祥璧》剧中出现的，这是广大工农兵对毛主席热爱最朴素的语言，是没错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没有错，但不够严密”。

 	(胡志远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四)反对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三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八三四一部队总结了“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专办调研室的一些同志几次向陈庞提出要求总后机关开会贯彻落实，陈庞拒不接受，最后用邱贼的黑指示压人说：“邱××讲了，总后机关不开这样的会，开了名声太大。总医院是‘国际市场’，也不能开，要开只能各部开小会。”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五)反对毛主席“一一?二四”重要批示

一九七○年冬，传达毛主席的“一一?二四”批示之后，在一次办公会议上，陈庞传达邱贼的黑话说：“邱××说没有时间搞，让张贤约带着老婆、孩子去转一转就行了。”

 	(龙达实同志揭发)
对贯彻执行毛主席“一一·二四”批示的情况，陈庞说：“不写文件”，以后我又找他，他说：“那你们写吧!”好象无所谓。

 	(张力同志揭发)
(六)抵制毛主席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要批示

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批示军事训练每年要有120天和90天时间，陈庞拒不执行，并说这是对野战军讲的，后勤部队不在内。所以，各办事处根据主席批示都研究了落实计划，结果都未落实。

 	(张力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七月，作战部长会议后，总理批示部队训练每年九十天和一百二十天，并经毛主席批准。陈庞先在七月二十三日说训练是如何落实黄××的指示，以后又强调这是对野战部队的，没有组织在后勤部队中贯彻落实。

 	(马朴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揭发)
(七)抵制学习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关于学习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陈庞一九七一年六月八日在司令部碰头会上，只笼统讲要抓住中心，深刻讨论一下。没提具体要求。

相反，对邱会作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下午向总后驻京单位团以上干部所作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陈庞却几次在司令部碰头会上布置要学习、讨论。六月二十九日讲要讨论邱××的报告，七月六日又讲邱××的报告印发后，至少要再学习两个下午。

 	(马朴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揭发)

二、对总理的指示拒不执行


一九六八年，在国防科委体制调整时，就曾打算把中央卫生部的工业卫生实验所划归总后，以后总理也曾多次指示要总后考虑，但邱会作、陈庞却极力抵制，以种种所谓“理由”拒不执行。直至一九七一年五月，林家驹还通知我说：陈×××叫以不接收工业卫生实验所的口气给邱××写个报告。以后虽然接收了，但却拖了二年多，由此可以看出邱、陈对待总理的态度。

 	(刘寅生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揭发)
关于中央卫生部工业卫生研究所移交总后的问题，总理和国务院曾多次作过指示，而邱贼和陈庞却采取拖的办法，拒不执行。陈庞说什么移交军队后对全国三防不好管，交代先给邱贼写个报告，建议归中国医学科学院管理。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今年七月份，国防科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闭幕时总理亲自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国防科委将总理的重要指示整理了一个记录稿，打印发各单位带回去传达和贯彻执行。我从京西宾馆回来后，对陈庞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会议闭幕时总理亲自到会作了重要指示，要传达贯彻执行。”陈庞不耐烦的回答说：“我忙的很，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我接着说：“那就先将总理的重要指示给你看一看吧。”随即将总理的重要指示交给了他。十来天后，文件到期要退给国防科委时，才和他要回。陈庞对总理的这一重要指示既不传达，也不提如何贯彻执行，不了了之。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邱、陈一伙对抗总理指示，提出大搞汽车，成批安排汽车生产。邱会作在后勤部长座谈会上说过：你们造汽车，我们精神上支持，物资上不支持。但他阴一套阳一套，一九七一年同意总后直属工厂安排生产汽车一千台。东拼西凑，全年实际完成还不到一半，影响了汽车修理和配件生产。去年九月安排一九七二年生产计划时，陈庞仍要按六百台的计划安排。几位副参谋长意见：七二年除完成七一年未完成的计划数外，不再另外安排。陈庞根本不听，仍坚持照他说的数量安排。

 	(杨利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揭发)


三、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大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黑专案，阴谋分裂党中央


(一)恶毒攻击叶副主席并亲自指挥和积极参与大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黑专案

1、一九六八年三月到十一月，陈庞积极参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授意组成的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的罪恶活动

(内容略)

2、一九六八年秋，陈庞亲自指挥“李聚奎专案组”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

一九六八年秋，陈庞曾多次授意，要李聚奎专案组提审所谓李的上线(指肖、刘、李、谢)。陈庞说：肖华等是李聚奎伸手总后文化大革命“倒邱后台”。并说：肖、刘、李、谢组(即由王用久负责设在后勤学院的那个组)，已搞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你们也要提审肖华等，搞这方面的材料。陈庞还恶意的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肖华、刘志坚起草的叶副主席给军队院校来京师生的讲话稿中，原来是要点邱会作的名的，后来中央文革去掉了等等。这实际上是授意在提审肖华等时，要借机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按照陈庞的授意，李聚奎专案组提审了肖华，提审时肖华几处提到了叶副主席。肖华所讲的，当时未写成材料，提审肖华回来后，陈庞问了提审肖华的情况。并说：肖华怎么讲的，就叫他怎么写，材料取回后要马上给他看。过了几天，材料取回后，原件(或是抄件)就给陈庞看了(记得陈庞说他给邱贼看了)。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邱贼和陈庞授意汇编×××、×××、×××的“材料汇编”时，又授意把肖华一九六八年十月廿七日和八月三日两次所写的材料，都作为附件汇编上。汇集后，邱贼、陈庞反复看过多次，几经修改才定下来，尔后别有用心的盗用“总后无产阶级革命派编印”的名义，由专办负责印发。

 	(摘自“张鲁炎同志揭发主要问题摘要”)
陈庞在邱会作的授意下，盗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编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材料汇编)，在总后系统各单位广泛散发。在这本材料中，除了大树邱会作，标榜邱所谓正确的同时，他们还利用口供和“交代罪行”的手法，上挂下联，有很多地方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副主席，其中仅肖华的口供中就有十三处提到叶副主席。手法也极端恶劣，有的地方是把叶副主席与肖华、刘志坚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是别有用心地故意把有的人和叶副主席联系起来。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3、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恶毒地攻击叶副主席、徐副主席，胡说什么：“关于邱会作××当时(注：指一九六九年一、二月份)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过去我们知道得不多。现在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不断深入，许多情况已经陆续揭发出来了。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二月逆流’黑干将和总政阎王殿是支持彭黄漏网分子×××、×××等残酷迫害邱会作××的元凶。正是他们，在总后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公然对抗林×××的指示，把邱会作××推了出来，听任阶级敌人百般摧残，妄图置邱会作××于死地。乘机把总后的局势搞乱，以实现他们乱军反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篡夺总后领导大权的罪恶阴谋。”

(摘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铅印大样)

4、一九六九年一月一直到党的“九大”以后(六月)，陈庞在邱会作的授意下，亲自布置专办成立“死不悔改走资派、叛徒、特务操纵坏分子调查组”，私自绘制“联系关系图”，大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

(内容略)

5、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陈庞明目张胆地攻击叶副主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攻击叶副主席。胡说什么：“一、二月份问题那么大，现在搞的很清楚，有黑干将”，接着陈庞说：“听说钱信莎近来交代了很多新问题，钱信莎是个现行反革命。她和×××的儿子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

当时正是党的“九大”开会期间，叶副主席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陈庞在这个时机放毒，是别有用心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恶毒攻击叶副主席、徐副主席。陈庞说：“钱信莎就是现行反革命，她和×××的儿子等人，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攻击中央首长。现在政策落实，好多问题都可以揭出来，越揭越清楚。这些势力是勾结、配合得很好的。他们下面要揪邱部长，×××就给邱部长下命令，要邱部长回来。”

(摘自陈庞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二)早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陈庞就影射、攻击张春桥同志，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多次恶毒地攻击张春桥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八日，司令部党委学习讨论《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时，陈庞说：右倾思想，模糊阶级阵线，混淆阶级斗争，什么“围剿派性”，什么“无条件联合”，什么“一刀齐”，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到压制，上海就出现了无条件联合。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二月，计划会议期间，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总理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又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请马元水同志给大会作了报告。会后，我对陈庞说，马老报告很好，他瞪着眼问我：怎么好，你就是人云亦云，瞎吹瞎捧。陈庞这些话是非常恶毒的，他不仅是对马天水同志，也是影射、反对张春桥同志和周总理。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一方面树邱，说邱在全国都有威信；一方面攻击张春桥同志。陈庞说：“在专案组我经常讲这个问题。到什么地方，除了上海，都是很吃香的，实际上还是邱部长的威信。”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在司令部一次会上座谈我们对外要注意谦虚谨慎时，我说听不少同志反映，到外去办事，人家对总后都很支持，都热情帮助。陈庞插话说：别的地方可以，上海还不行。这实际上是对张春桥同志不满。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年陈庞曾对我散布过影射、攻击张春桥同志的言论：(1)上海是一派掌权，工总司把另一派硬是压垮了；(2)上海市清查“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陈庞对我说过，上海清查“炮打”，有些扩大化了，死了人，现在又不大搞了；(3)陈庞对我说过，上海市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损失很大，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郭清洲揭发)
一九七○年下半年，上海万吨货轮下水前出了事故，陈庞看了电话记录，当时表现出不满，又表示幸灾乐祸的情绪，并说工作光是大轰大嗡是不行的，这就是工作不落实、不扎实的后果，造成损失！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年下半年，企业部还是上海物资局给总后写了一个报告，要以总后的名义写报告在上海办什么事情，陈庞交待说：与上海联系办事要特别注意，那里是不好办事的，和别的单位不同，不要以总后的名义发文件给上海，发了也不起作用。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初，南京军区请示总后要办一件什么事情，陈庞说，对南京军区提的问题不能随便答复，不论我们叫南京办什么事，或他们要我们办什么事，都不能随便答复，因为他们的态度和情况我们不了解，并交待凡是答复问题时，一定要经过他同意。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医大宋峰到北京与陈庞密谈研究对付×××的办法。宋峰说：“这些人太右倾，怕上海怕得要死。”陈庞说：“实际上是怕张春桥”。

 	(刘存忠同志揭发)

第三部分　陈庞积极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有关活动


(注：正在进行清查的问题未作整理)


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胡敏就把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告诉了陈庞


我两次向陈庞透露九届二中全会情况。时间是在邱贼开九届二中全会回来不久，有一天，我和刘作山在一号办公室，我问庐山会议情况，刘作山告诉我。当告诉我时，陈庞在一号外屋看报，陈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在外屋，当说完后，我一开门，陈庞说他看报，陈庞即进内屋和我对桌坐着，刘作山出去了。我告诉陈庞，这次庐山会议陈伯达打倒了。陈庞表示吃惊。我说，作山告诉我是为天才问题，是在同一时间各组都说天才问题。第二次过了一些日子，陈庞又去一号，我又告诉他，叶、吴、李、邱都有错误，邱轻。邱在康老一组，康老水平高，对邱批评严厉，叶贼不轻，李贼话有份量，但有叶贼，李借光，没怎么抓，吴的错误重，陈伯达在华北组也批得严。我又一次说是为天才问题，作山说的，是说的张春桥(意思天才是张春桥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陈庞自然点点头。陈庞没有说啥，只是听。

 	(摘自胡敏交代材料)

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陈庞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


一九七○年九月廿六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说：现在在工作中要注意两股消极东西，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在运动中被批判的人消沉。头脑不要发热，现在是否发热多些。不要把星星当太阳，不要把乌鸦当黑人。既要看到主流，又要看到支流，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分析形势，注意抓自己的情况，这是学哲学、辩证法问题，领导工作就是思想工作。是否热多些。对群众要鼓励，对领导要保持清醒头脑。

 	(摘自司令部碰头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九月廿六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传达邱贼黑话说：注意两股消极东西，一是骄傲自满；二是受批判干部消沉，注意解决我们头脑中不要发热，我看发热多点，不要看个星星当太阳，不要看乌鸦当一片黑影，既看到主流又要看到支流，要善于分析自己形势，注意抓自己的情况，就是抓思想工作，究竟是什么思想，对待群众就是鼓励支持，对领导保持一定清醒头脑。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陈庞为林贼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前，陈庞就为林贼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年大概是上半年，陈庞在一次碰头会上说：林×××所提出的问题，在毛主席那里都能通得过。

 	(张力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揭发)
一九七○年五月间的一天，陈庞在办公室从兜里拿出一小条子说：最近叶群传达，毛主席亲自到林×××住处，听到林的身体长了五斤，很高兴，并且谈得很好。林贼说：大老粗干部好，大老粗不会变修正主义。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年五月间，陈庞在办公室拿着一个小条子说：叶贼在京西宾馆开会时讲，主席到了林×××的家，主席听到林的体重长了五斤很高兴等。陈庞当时并说了“大老粗干部好，不会变修”这样意思的话。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揭发)
(二)别有用心地吹捧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一九七○年九月十三日党委会上，陈庞传达计划会议精神时说：二中全会上林×××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拟定七一年计划的几点意见：二中全会上，林×××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今年，要把今年计划摸一下。二中全会公报一发表，各地干劲很大，可能大大超过。林×××讲话，指出了努力方向。”

(注：林家驹同志的记录本上未记时间和谁讲的，但据林家驹同志回忆是陈庞讲的)。

 	(摘自林家驹同志会议记录本)
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或十三、十四日)，陈庞在参谋长办公室向司令部党委传达了国务院业务组的一些指示。陈庞在讲到关于拟定七一年计划的几点意见时，说了这样几句话：“二中全会上，林××作了极其重要指示。”“根据林××指示，提出以下意见。”“林××讲话，指出了努力方向。”在九月六日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和……林××在会上讲了话。而陈庞在讲二中全会时，竟然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却三次只提林贼。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揭发)
(三)为林贼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一九七○年九、十月间，当时正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陈庞为了吹捧林、邱贼的所谓成绩，布置司令部一、二、三处和办公室资料组，着手写十年后勤战备建设总结。这个总结原来初稿序言写了一句“自一九六○年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话，以后，另一个同志重新写了—段序言，没有写这句话，送给陈庞看了之后，陈庞很不满意地说，这句话很重要，怎么能删去?没有这句，这个总结还有什么写头呀！

 	(任秀土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揭发)
陈庞在邱会作的黑授意下，为了选编林贼的黑指示，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就“指示”计划处吴平抽出专人进行编印，还叫给军区、军兵种打电话收集有关林贼的黑指示。到一九六九年七月，排印出第一次大样送陈庞审查，陈庞以“再看一看”为借口，迟迟不批印。但到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一年四月，却一反常态的抛出三点黑指示，一是印好后按大样形势装订，封皮加上(大样)二字。二是印好后不要发，谁要可以给他。三是以司令部计划处名义写几句说明，复印时间仍写邱批准的时间(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按照陈庞的黑指示，最后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份正式付印。

 	(司令部计划处揭发)
司令部计划处选编的林贼“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份才正式最后付印。当时考虑中央已有明文规定，请示陈庞是否不印了。陈仍坚持要印，叫印成大样形式，盖上大样两个字。付印的时间改为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作为机密等级，不主动发，有人要就给。

 	(吴平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在陈庞的黑授意下，司令部科技处、计划处、战勤处、军务处从一九七○年七月份到一九七一年八月份共编印林贼的黑指示五种(其中四种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付印的)，约计七万四千字，共印六百五十四份。编印的林贼的黑指示是：

(1)“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　(1970年7月印)

(2)“关于管理教育的指示”　(1970年9月印)

(3)“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　(1971年7月印)

(4)“关于划区供应的指示”　(1971年8月印)

(5)“关于供应体制的指示”　(1971年8月印)

 	(司令部有关处揭发)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妄图巩固黄、吴、叶、李、邱的统治地位


(一)封锁、抵制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批示，极力为黄、吴、李、邱涂脂抹粉，掩盖罪行

一九七一年初，军委文件印发了黄贼在军委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议上组织传达学习这个文件时，极力吹捧林贼的黑干将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说：姿态很高，检查的很严格。本来跟上头跟得很紧，路线斗争觉悟高，却检查跟得不紧，路线斗争觉悟低，值得我们学习。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陈庞在向司令部党委传达黄贼在军委座谈会讲话提纲时说：“军委办事组的检查，很深刻，调子很高。”在整风阶段时，对这个讲话提纲，军委办事组的假检查，陈庞也不叫向机关干部全文传达。在司令部群众大会上，那些传达，那些不传达，都由他圈定好，他把“军委办事组”的“检查”部分和其他主要部分圈去，叫其他副参谋长传达。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司令部党委会上，当研究司令部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的检查时，陈庞说：军委办事组检查调子很高。

我们的检查，总的帽子，要按黄××讲的那个提法搞。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我们十、十一、十二日开始整风。整风前把批陈小结一下。还要传达全军、总后会议精神。批陈、整风。工作要统一起来。从现在开始利用晚上传达全军、总后会议文件，黄××、邱××讲话要先传达。让大家先知道上边的精神。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一天，张政委在卅八楼召集各部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一个电报时，其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和“没有抓住批陈重点，丧失了时机”一段。陈庞回到办公室很不满意的说：“张政委欠考虑，不应该传达这一段。”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有一个电报通知，张政委向二级部以上干部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陈庞接着说：张政委不该念“军委办事组没有抓住批陈重点，丧失时机”一段话。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邱贼在给处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比如上陈伯达的当，在座的几乎很少。但我个人就有受骗上当的问题。上当、受骗、害人都有。”邱贼的这些话是骗人的，是为了掩盖他的反党罪行的。但是就是这样几句话，陈庞也不让向全体干部传达。他让我传达时，他说：邱××讲的上当受骗的话不要往下传。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邱贼给机关处以上干部传达陈伯达的罪行时，有意隐瞒了林彪反党集团用“天才论”的黑纲领分裂党的罪行。在讨论这个传达后，走在路上我问陈庞，邱为什么不讲天才问题?陈庞说：“邱××避开天才问题，是怕不好讲，讲不清楚。”有意为邱贼开脱罪责。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九日，陈庞在司令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动员整风时，说：“各部之间互不干扰、串连，不要通消息，这是一条纪律。特别是司、政要注意，不插手，不串连，不搞小道消息。”现在看来，陈庞规定这条纪律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当时，并没有人搞什么小道消息，也没有人要求串连，他提的都是不存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规定这样的纪律，可见心中有鬼。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上午，陈庞把我、李启、林从光三人叫到参谋长办公室，对我们讲：“军委要开个会(指：军委座谈会)，抽你们三个人去作记录。”并说“会议很保密，要涉及到陈伯达的问题，不能给别人讲。”陈庞还特意向我说：“也不能跟首长(指张令彬副部长)讲。”

 	(吴士炤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二)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

陈庞几次说，批陈不能从罪行上批，只能从理论上批。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七一年批陈整风时，陈庞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重点抓批陈肃清流毒，而是把目标向下，深揭深批所谓司令部“三个反革命集团”，并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罪行材料印发各支部，组织介绍和批判。

 	(张力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陈庞又借“五?一六”的机会，进一步搞秋后算账。陈庞说：“这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了，过去很多问题没搞清楚，这次要搞清楚。”他指挥总后专办，以反邱划线。列了一大堆所谓总后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要各部统一行动搞这些大事，通过这些大事，查骨干、查幕后操纵者，他还叫专办抓司令部这个点。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三)在“批陈整风”中，别有用心的散布“还有一个和陈伯达差不多的人，快揪出来了。”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批陈整风时，陈庞在司令部一次批判大会上，“批判”陈伯达的“人性论”之后，说：“还有一个和陈伯达差不多的人，快揪出来了。”引起大家议论纷纷，都怀疑中央政治局又出了什么大问题。

 	(任秀土同志揭发)

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竭力包庇陈伯达


大约在一九七○年九月份，胡敏要我办一件关于盛玉华参军安排工作的事，这事当时很保密，胡敏说：“这是‘林办’叶主任交待办的。”

 	(吴瑞云同志揭发)
陈伯达的姘头盛玉华，由胡敏通过高文智参了军，安插在企业部工作。后来这个女人又提出要到通讯社工作。胡敏就交待陈庞、戴金川，由陈、戴安插到通讯社。庐山会议期间，中央追查此事，邱会作、胡敏又通过陈庞先放在营房部，以后又弄到岳阳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包庇起来。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陈伯达罪行揭露后，成都军区来一电报，其中第四个问题反映陈(注：指陈伯达)有特务嫌疑，并涉及到三○一医院的××，邱会作看后批给陈、王、戴。陈看后专案组的一个同志看，这个同志看后，就写了一个关于××的材料给陈，陈交邱，邱批：我暂不看。就不了了之。

陈伯达的女儿陈海梅在吉林军区某医院当护士，省军区派人调查陈女儿的问题，陈庞不让看陈海梅的材料。专案组把陈女儿的罪行材料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拟上送，邱会作、陈庞看了借口材料太长，不让上报。

 	(刘存忠同志揭发)

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巩固维护邱会作在总后的统治地位大卖力气


(一)一再鼓吹紧跟邱会作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礼堂整风会上陈庞自我表白地说：“我离开邱××很难应付。”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陈庞在总后党委四届四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肉麻地吹捧、讨好邱贼说：现在工作岗位，靠邱××近，做些工作，不管搞专案，司令部工作，自己提出办法少。离开邱××远，就比较难。……自己水平低，经验能力低，现在还可以做工作，靠邱××近。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研究整风以后情况时说：“整风时，我们提紧跟不够，这个提法不多，有个军区和×院这样提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一年三月份司令部党委整风时，陈庞一再强调司令部紧跟邱会作不够，特别是在整风时让几个副参谋长检查紧跟邱会作不够，还给我点了题目，说我对邱会作的所谓对通信、机要工作的批示，没有认真传达贯彻。还点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说我参加了“一?二四”大会。陈庞亲自将我们的检查稿修改上报。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三月份，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整风检查时说：“说话有时不谨慎，……甚至有时在邱部长面前也是这样，说话随便，显得对上面很不尊重。”

 	(摘自一九七一年三月，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反骄破满检查的材料)
司令部整风时，陈庞在“紧跟不够”上大作文章，说司令部紧跟不够，紧跟不够的主要表现是落实不够。他还告诉我，写总结的时候，“一定要把邱××对通信工作的批示，我们没有传达、贯彻的例子写上”。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党委整风总结上，陈庞自己加了一段说：“司令部党委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紧跟不够。”说：“对总后党委和邱××的有些指示，贯彻执行不够。”陈庞还对我说：我看到的总结，别的部还没有敢提紧跟不够的呢。我们要敢这样提。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五、六月份整风深入阶段，陈庞说：“我们的问题是跟得不紧，对上边学习不够，研究不多。特别是邱××到国防工办领导小组之后，我们学习贯彻不够。”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二)私自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为邱会作树碑立传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庞多次布置、检查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一九七○年九月份，陈庞在司令部碰头会上大发脾气说，整理邱会作的讲话资料“不是人少工作忙，而是没有决心，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尽快编出来”(董玉学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指责说：“我叫你们编印邱××指示，跟得够不够!”(秦万里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陈庞对整理邱会作的所谓讲话资料，又作了具体布置(董玉学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陈庞又布置要整理邱会作的所谓指示(林家驹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八月，陈庞在司令部一次办公会上十分不满地说：“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把邱××讲话指示汇集起来，我就是没有看见搞多少。”(秦万里同志揭发)。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还检查过去布置过的各处、室汇集邱会作的黑指示完成得怎么样(林家驹同志揭发)。

 	(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陈庞材料组整理汇集)
在陈庞的黑授意下，司令部从一九七○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共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十三种(其中十二种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付印的)，约计十九万一千六百一十字，共印五百二十九份。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是：

(1)“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摘录)”(1970年7月印)

(2)“关于加强后勤司令部建设的指示”(1970年9月印)

(3)“改进文风的一些意见”(1970年9月印)

(4)“有关计划工作的指示”(1971年4月印)

(5)“关于划区供应方面的指示”(1971年4月印)

(6)“关于后勤工作方针、原则的指示”(1971年4月印)

(7)“关于后方基地建设的指示”(1971年8月印)

(8)“关于物资储备和仓库管理工作的指示”(1971年8月印)

(9)“关于军事运输和汽车拖挂、回空运输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0)“关于岛屿、边防后勤建设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1)“关于装备修理方面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2)“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3)“黄永胜、邱会作对装备工作方面的指示”(1971年8月印)

 	(司令部有关处揭发)

七、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邱会作收集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黄、吴、李、邱错误比较明显。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军委座谈会上，李瑞山同志批评邱会作比较严肃，邱怀恨在心。同年某月份，二医大给郭清洲寄来一个亲启件，打开一看是两张陕西日报，郭以为他们装错了信封，打电话问宋峰，宋说是陈庞要的。后来由陈庞送去一号。陈说：陕西日报和人民日报登的消息口径不一致。陕西日报没有登吴法宪、邱会作参加外事活动的名字，邱看后，笑了一笑。

 	(吴瑞云、刘存忠同志揭发)
记得庐山会议之后，有一天，陈庞拿来几份报纸，都是陕西报纸。当时，陈指着报上的一条消息给我们看(胡敏也在场)。我看了，是报道中央首长接见什么的消息，其中报道了其他中央首长的名字，而没有吴、邱。并要我把报纸拿给邱看看。我拿给邱看了，邱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

 	(吴瑞云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揭发)

八、在修改宪法问题上，散布陈伯达的形“左”实右观点


一九七○年八月六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学习宪法。陈庞说：这个学习挺长的。要讨论为什么修改宪法。确实挺重要。黄××说是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下边我谈点修改意见。序言，挺关重要，带纲领性的。原序言概括很好，现又经过十五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些要写进序言中去。要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要写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有充分条件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要写上不劳动不得食。工人有罢工的权利。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八月六日晚上，司令部党委扩大会学习讨论宪法，陈庞发言时，是拿了一个自己修改旧宪法的本子，边看边说的。会后，我向陈庞要他的修改意见稿，我说是不是按他说的，把我们的修改意见补充一下，陈庞说：不要照我讲的写，我是看到别人的修改意见说的。

从陈庞的这个发言中，可能看出，他是看到一种宪法修改本的，而他说的“我们有充分条件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与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宪法修改、形“左”实右地提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一致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九、在中央未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前，陈庞提前知道了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早晨一上班，陈庞把我叫到参办，我记得几位参谋长都在场，还有林家驹。当时，陈庞说：主席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没讲是什么材料)有个批语。陈庞共讲了八个问题，其中讲到：“我拣两块石头，一块是卅八军的材料起了一些作用，我看到济南军区的报告又抓了一块石头，砸了那些骄傲自满的人，起了警惕的作用。”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初，陈庞向四位副参谋长、徐副主任和我，讲了毛主席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有这样一些批示精神：一条是读几本马列的书。历史的书，自然科学的书也要读一点。我们多读书，要考虑大问题。一条是三八作风，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认真读书，不然就要上当、吃亏。一条是我拣了两块石头，一个是卅八军材料，起了一些作用。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拣了一个石块，砸了骄傲自满，起了警惕作用。真理往往是在下面，往往是在群众手中。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揭发)

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外出视察期间，陈庞提出要胡敏当总后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司令部整风时。在一次会上，胡敏摆过自己的资格，说过去与王希克一起工作过，那时都是科长。陈庞当时并未考虑要变动胡的工作，在八月份对胡敏的工作议论地任副参谋长、卫生部副部长、总医院副院长，究竟干什么没定下来。九月十二日陈庞说胡敏要任政治部副主任。看来是邱、陈他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以后才急忙作此决定的。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揭发)

十一、借尼克松访华，对党的外交政策进行攻击


一九七一年七月(具体日期不记得了)一天晚上司令部党委学习日，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开始学习时，陈庞没来，快学完了的时候，陈庞来了，问今晚学习什么?我说，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当时说到我们认为让尼克松来是我们外交策略上的变化，我们的外交政策没有变。陈庞听了后，马上大声地严肃地说：“谁说外交政策没有变！？”意思是“我们外交政策变了”。虽然陈庞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能听出这个意思。对他这句话，当时很不理解，给我的印象很深。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十二、“九?一三”以后，毁灭罪证，掩盖罪行


一九七○年十月左右，二医大李××来北京看病，带来了两份恶毒攻击、诬蔑张春桥同志的所谓“交待”材料(抄清件)。当晚我报告陈庞。陈庞耍两面派，他说不看了，让我保存起来。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医大接收组有的同志要求调离二医大，陈庞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怕原件保存在二医大不保险，就让我去二医大回来时把原件带回北京，并把抄件烧掉。我回来时带回来了，但抄件没有烧。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陈庞给我布置去贺兰山、二医大的任务时，又问我材料处理了没有。我说没有处理。他说，那你就对二医大核心小组的人讲，材料在你这里封存着。九月二十六日，我在二医大，陈庞又打电话问我材料处理了没有，让我回来把材料处理了。九月三十日晚，我从西安回来后，他把我叫到他家，又让我处理材料。我说我已对二医大的同志讲了，材料在我这儿保存的，怎么能处理呢?他说，那你就把抄件烧烧掉。

十月一日早饭后，我到办公室从小申的铁柜里把我的一个文件包拿出来，看了里面的文件。当时犹豫不决，最后下决心烧抄件。先把两份抄件材料撕碎了放在纸篓里，然后又看二医大校外线索卷中还有与×××关系(实指张春桥同志)与×××关系两份材料，感觉这两份材料也不能留，就又把这两份材料撕了。撕了这两份材料之后，我看这个卷的其它材料都有个封皮，封皮都编有码号之一、之二、之三等。我撕的这两份材料编号是之六和之八。我一看有编号，将来一查会暴露的。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罪行，就一错再错，又把几个(记得好象是六个)封皮撕下来，也撕碎了。撕完这些之外，就把文件装起来放到柜子里锁上。到晚上六点半多钟，我把纸篓拿到烧纸炉烧了。晚上七点半以后，陈庞打电话把我叫去，他问我在办公室干什么，我说把文件清理一下(意思告诉他文件已烧)。他说，那好么。

十月四日上午，封了小申装有二医大材料的保密柜之后，我把小申的文件清册一看有登记，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把文件清册上的目录也给涂了。

 	(摘自郭清洲揭发交待材料综合简报)

第四部分　陈庞伙同邱会作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一、把持专办，以邱划线，私立专案


总后机关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开始就恢复了党委领导，但建立专案、审查干部，却大多数没有批准手续。总后机关除李聚奎、饶正锡等个别人有批准手续外，其他人都是经陈庞点头，邱会作同意，盗用党委的名义搞的。

 	(郭清洲揭发)
司令部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陈庞一手搞了十二个“专案”(包括总后专办直接管的六个)，都未给过什么批准手续，都是陈庞或寻找借口，或利用时机，以所谓“群众专政”的名义搞起来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有一次卫生部汇报专案工作后，陈庞说：专案工作可以向党委汇报，但不能把专案对象的情况在党委会上全部讲。

 	(张道文同志揭发)
一九六八年的三、四月间，陈庞多次说过要搞李聚奎如何伸手总后进行所谓“倒邱夺权”的问题，对此，根据什么?如何搞起？我曾问过陈庞。陈庞听后对我说：“邱××的问题，林×‘八?九’讲话已作了结论，总后是‘坏人整好人’……，这就是你们办案的根据。要有信心，不要怀疑。”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关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设立“朱、项、杨”的原因，从陈庞对我的一次罪恶授意说的很露骨，陈庞说：“这是个大案子，是个‘反革命集团’案。他们多是从西南来的，都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反邱的。他们都是打倒的对象，方针是深挖，这就是政策等。”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二、捏造罪名，制造假案


(一)捏造“跳的高必有原因”，“站队站不过来，必有原因”，为陷害革命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

陈庞利用清队搞迫害革命同志的手法很多。他生怕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站不住脚，常说非要抓叛徒、特务、三反言行。经常说：为什么跳那么高，必有原因。一找后台，二找历史问题，三是制造集团，四挖三反言论。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陈庞以动员司令部清队的名义，造反革命舆论说：“有些同志老是站队站不过来，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可以做调查研究。”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二)捏造“坏分子”、“走资派”、“反党篡权分子”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说：我们认为，红色造反者从思想、政治、纲领、组织、活动上看，事实上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保守势力。他们和李曼村、吴克华这条线是有联系的。从三月份后，主要是李通过“星火燎原”来我们总后活动。他们的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陈庞以动员司令部开展清队的名义，造反革命舆论说：去争一、二月份，司令部那阵风怎么刮起来的。李聚奎被批判了，他还不敢动，以后肖华请他上天安门，他心里有了底。陈、顾等一班子人也有底了。李聚奎要保住就要打倒邱。他们有计划，×××当副政委，×××当政治部主任，××当参谋长。他们一套东西是经过在一起研究出来。通过个别人传给了“总部”。……工厂部的一张大字报(指揭邱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是坏分子与走资派勾结搞起来的。有些“造反”派是有后台的。“秋收起义”是怎么起来的，饶对×××说，你们是文电科，不能成立太早，饶对成立造反组织有四点指示。他们为什么这样敢干，不很清楚吗？李一条线，饶一条线，还有总政那里来的，所以一月份掀起轩然大波。走资派与坏分子勾结，为了搞夺权。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三)捏造“三反分子”、“地主分子”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陈庞在司令部策划对何流同志进行所谓“批判”。批什么都是陈庞指定的，当时，在司令部文办印的简报上给何流同志戴上了“三反分子”的帽子。为了搞倒何流同志，陈庞还策划在司令部全体干部会上介绍何流同志的家庭情况。毫无根据的硬是把何流同志说成是“地主分子”。所谓的成份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陈庞制造出来的，调查的时候，地委和县委不同意定“地主分子”，但是陈庞不向干部如实公布。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四)捏造“现行特务”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所谓“叛逃”案出来后，陈庞硬要抓顾川如的所谓“现行特务活动”。陈庞向我交待：“顾川如是个大特务，是北京地区和西郊的负责人，顾川如专案组要立即审这一问题”等。我按照陈庞的这一黑授意，立即作了布置，强逼顾川如交待所谓“特务关系”和“情报去向”等。顾川如专案组因对顾的所谓“现行特务活动”连一点迹象也查不出，所以几次提出：“说顾是个大特务，是北京和西郊的负责人，此由何而来？以便进一步查证。”我几次问过陈庞，开初他只说有根据，并授意“坚决深挖”。后来他才说是倪光星向他汇报的。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邱、陈一伙为陷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同志，借口朱景兴同志工作中的错误，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将其非法立案、隔离审查，强迫交代窃取军事机密，搜集情报，交给了所谓中统特务张××和朱景华(朱景兴之兄)，并于一九六三年七月由朱景华拉进了“中统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北京情报联络站花市大街分站”当“情报员”。由陈庞操纵的司令部党委强行定案，将朱景兴同志定为“中统特务”。

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集团被揭露后，经与北京市公安局共同对朱景兴同志的所谓中统特务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经查证：(1)查无此特务组织。北京市公安局称，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些特务组织。(2)没有人证。朱景兴、朱景华两人被逼交代涉及地方职工近七十名。在总后要求下，北京市公安局配合原总后专案组动了十一个单位的十二人，其中除朱影华、欧××两人在逼供情况下，虽被迫交代有“现行特务活动”，但在朱景兴定案后不久又相继否认了原交代。其他人讲的均未涉及现行特务问题。(3)情报没有去路。(4)找不到任何物证。

以上情况表明，原定朱景兴为中统特务，实为邱会作、陈庞一伙对朱景兴同志的政治陷害，应该否定。

 	(摘自总后司令部调查研究学习小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的调查报告初稿)
(五)捏造“彭黄漏网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总后三届党代会前夕，常委开会讨论工作报告，胥光义有个发言，刺痛了邱会作，两个人吵了起来，为此邱会作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质部两派群众组织，有一派保胥，有一派反胥，邱、陈利用反胥这一派大整胥光义。邱、陈说胥去地质部是贺龙、邓小平要去的，接何长工的班的，说他们有特殊关系，说胥是彭黄分子，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就给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说胥是坏人。陈庞通过别人给档案科布置任务，一次又一次查胥光义的材料，查一次不行，又一次，最后也没找到过硬的材料。把胥的照片、笔记本子都收来，现在还存在我们科里。人不在总后，上级未指示，群众没有要求，整人家黑材料，非常明显的出于报复。

 	(胡志远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搞胥光义同志的材料，要在司令部集中搞两、三天，大字报、小字报都可以。他说：胥光义“在总后跟彭黄，跟李聚奎，我们要拿出个象样的材料出来”。陈庞指定了专人搞材料，开座谈会，查档案等。同年八月十日，陈庞要司令部党委通过一份所谓“彭黄漏网分子胥光义的材料”，是陈庞修改的，标题上“彭黄漏网分子”的帽子是陈庞加的。在这个材料里，把胥光义同志往黑线上挂，说胥光义同志是“刘邓黑司令部里的人，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总后的一只黑手”。陈庞还策划以司令部党委的名义，给各部发信，要各部对胥光义同志“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六)制造“‘1?23’‘1?24’武斗事件”假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廿四日，在’‘二月逆流’黑干将的指使和纵容下，在总后一小撮走资派的密谋策划下，以一小撮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为骨干，蒙蔽部分群众，连续召开了两次武斗邱会作××的大会。在这两次大会上，特别是在廿三日大会，一小撮坏人对邱会作××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极其残忍、极其野蛮的人身迫害。廿三日大会过程中，他们在后台先后几次对邱会作××实施严刑拷打，并用按摩手术，把邱会作××的两只胳臂扭断。有的坏家伙还找来碎石碎块，让邱会作××跪在上面，而他们却全身站在邱会作××的腿上。就这样邱××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折磨欧打得昏迷过去。武斗的结果。邱会作××头皮血肿，脸面出血，脑震荡，牙齿松动，肌肉撕裂，两膝淤血，心脏病加剧，右侧上下脚瘫痪……，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直到现在，邱会作××右手还抬不起来，只能用左手举起《毛主席语录》，心脏病还非常严重。现在已经查明，参加武斗的，绝大多数是特务分子，而且有的是有现行活动的老牌特务分子。”

 	(摘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上发言《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材料)
(七)制造“朱、项、杨反党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所谓“朱、项、杨集团案”是邱贼和陈庞给其横加的所谓“反党集团”和其他莫须有的罪名，均查无实据，证明根本不存在。

“朱、项、杨案”设立后，陈庞授意要抓三条：一是所谓“言行”；二是所谓“历史”；三是反邱，并深挖“组织活动”。(1)所谓“三反言行”，是按照陈庞的授意“按时间顺序、按事件深挖”搞的，实际上就是点题指供、诱供。即使这样大搞逼供信出来的所谓“口供”，多不对口，根本不能互为旁证，更无所谓“证据”。(2)所谓“组织和活动”，除周英杰别有用心的炮制的所谓“杨××的交待”外，其他各案虽以“深挖核实”为名，大搞逼供信，也从无一人再说过，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3)至于所谓“叛逃”问题，这更是对朱、项、杨等的妄加之罪。

所谓“朱、项、杨集团案”，直搞到了一九六九年六月时约一年，因毫无结结果，根本不能成立，陈庞才于六月廿四日的专办碰头会上，不得不决定“朱、项、杨案由杨树桂组写一报告，如不能成集团，即各定各的案。”从此，才结束了所谓“集团案”。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八)制造“五部长反党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在专办碰头会上，陈庞和黄××、贾从忠布置将所谓“五部长的材料”串起来准备公布。陈庞授意说：“要将‘反党集团’与李、饶的问题很快整个材料，大致能统一的就可整起来。以陈××的为基础，要把这些材料对起口来，先把‘反党集团’问题定下来。”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九)制造“饶、刘、叶反党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党委扩大会上说：“刘明璞的问题，现在在搞，在20日前(饶)是通过×××，20日后(饶)自己跳出来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廿日，陈庞又在党委扩大会上说：×××是反党集团的干将。是明显的敌人。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十)制造“叛逃集团案”、“特务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陈庞在专办一次会上下达黑旨令说：“专办各组也要开展一个战役，深挖‘三反言行’，并组织各部深挖，可能也有一个‘集团’”。陈庞这句“可能也有一个‘集团’”，一语道破了邱贼一伙要泡制一个所谓“集团”的予谋。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四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上午，陈庞在“摆敌情，反右倾”会议上说：“会议主导思想是反右倾，摆敌情，……。现在敌情相当严重，苏特、蒙特、日特、国特最多，还有英特、美特。我们的核心机密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深入到现在，敌人成堆地揪出来了，揪出好多集团，陈×的集团还涉及各部。”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陈庞在所谓“反右倾”大会上对深挖所谓“叛逃”案下达了黑旨意，陈庞叫嚷说：“是否以‘叛国’为名，试探发展组织(特务)，要搞出他们更高级的计划……，‘三反言行’停一下，先搞‘叛国集团’。”

在所谓“反右倾”大会期间，陈庞就迫不急待的下令成立代号为“012”的指挥组，统管所谓“叛逃”案。由陈庞亲自坐阵指挥所谓“深挖”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陈庞又作了黑指示：从现在查的情况看，这次叛国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宋、陈上级机关指示的。陈×是策反的老手，这次也是一个策反活动。在一次各部专案组联系人的会上，陈庞又说：特务破坏文化大革命，机关没有开展“四大”就有布置。陈×向他老婆讲过：要乘胜直追，有步骤的搞。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在所谓反右倾大会后的第二天，陈庞、南景武把司令部文办和搞专案的同志找到政协室，南景武先讲了谁交代了李青穗、杜洪仁同志参加了“外逃”，对人员作了分工。陈庞说：要集中力量突破李、杜的问题，先不提外逃，就提重大问题没有交代。陈庞还说：他们的问题过去一直不清楚，这回清楚了。这样，陈庞就下令把李青穗和杜洪仁同志圈了起来，要他们交代“重大问题”。

对杜洪仁、李青穗同志搞了一段所谓“外逃”之后，陈庞授意搞杜洪仁同志同×××的特务关系，搞李青穗同志和××的关系。陈庞说：××历史上有问题，很可能是个特务，我已经和后院专案组打了招呼，他们配合你们搞。由“外逃”搞到“特务”，陈庞仅根据×××的所谓交代，就认为杜洪仁同志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李青穗同志给×××送了情报。陈庞要专案组搞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毫无证据的，是莫须有的罪名。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底，陈庞还传达邱贼的黑指示说：“邱××在三月二十日已经肯定外逃事是存在的。”陈庞说：从×××处揭发了不到十天，各单位揭发交代了参加这个集团的有295人。清队发展到了一个高潮。他还说：新发展的特务有的承认，有的根据还不大，不能轻易肯定、否定，敌人交待的真真假假，要组织力量继续深挖，搞清现在未搞清的敌人，把隐蔽得很深的敌人挖出来。深挖的重点是抓特务，……。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十一)制造所谓“五?一六”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七○年二月，陈庞在研究“一打三反”问题的会上讲：不要认为司令部那样纯洁，没有反革命，不见得。极“左”思想没有很好批判，特别是支左人员。抓“五?一六”不深。

 	(摘自会议记录本)
一九七○年五月，按照陈庞的策划，各部都派了人，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到贺兰山挖所谓“五?一六”。司令部专案组的同志是五月二十二日去的，九月六日回来的，在贺兰山搞了三个多月。专案组的同志回来后，带回了×××、××同志的所谓“交代材料”，陈庞说要听汇报，以后没汇报成，陈庞把×××同志的交代材料要去看了，并授意对所谓陈政策划×××同志写大字报的情况要取证。陈庞黑授意的目的，就是要把×××同志和所谓的“特务集团”挂上。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陈庞在总后四届四次党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又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后台和总后台揪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中台和他的骨干分子并没有完全清理出来，我们还要下力量搞好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工作。”

 	(摘自一九七一年二月，陈庞在总后四届四次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草稿)
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在陈庞的策划下，第二次组织了庞大的所谓“总后专办联合调查组”，实际上是专案组。由专办统一领导，各部派人参加，共四十余人，去贺兰山劳动学校大抓所谓“五·一六”。

五月二十二日“联合调查组”出发前，陈庞接见全体成员，下达了黑指示，主要精神是：“去的目的是深挖，不是核实，这个重点要明确”，“要特别注意抓幕后指挥，黑线关系”，“要特别强调和总政阎王殿、后院王述臣、二医大钱信莎等的关系”，“左右关系实质上是上下关系”，“要着重查清1·23武斗和围攻叶群两个事件”。

 	(田颐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陈庞向去贺兰山“联合调查组”所作的黑指示：

“……对题目不要简称，说全一点，如：以反对邱××为突破口，把矛头指向林×××和毛主席。这样人家一听就和一小撮坏人搞的活动联系起来了，不是孤立的。”

“要特别提高嗅觉，善于发现幕后指挥，注意查黑线。重点里面还要有重点，如总后专案组在搞揪军内一小撮重点，但里面搞清黑后台的手是如何插到总后的，是重点的重点。”

“注意左右关系，左右关系实际上也是上下线的关系，如：二医大和机关的关系，也就是通过传达上面的黑指示而联系起来的。”

 	(张国清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揭发)
(十二) 给反邱的同志随意捏造罪名，罪名一加再加

邱陈一伙对我的政治迫害，越演越烈，步步升级，他们在我历史上找不出任何问题，就想方设法，煞费苦心在所谓“现行问题”上进行栽赃陷害，先先后后他们给我戴了七顶政治帽子：(1)“反党分子”；(2)“现行反革命”；(3)“坏头头”；(4)“饶、刘、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5)“叛国外逃集团”的重要成员；(6)“特务”；(7)“五·一六骨干分子”。

 	(摘自刘明璞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大批判材料)

三、私设监狱。严刑逼供


(一)私设监狱，增编劳改机构，调用部队进行看押

陈庞利用职权调兵调车为其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

(1)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军务处×××处长布置说，司令部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发个电报从白办给总后专办调二个排的兵力执行看管任务。其中一个排于六九年四月归建，一个排于六九年七归建。

(2)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处长布置从太办给总医院调一个排执行看管任务。这个排六九年五月归建。

(3)一九七○年五月刘存忠传达陈庞黑旨意，要拨给贵南马场一台车，为总后在贵南马场的专案工作组执行任务。

 	(黄春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揭发)
增编劳改机构。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三日，西办党委向总后党委报告要求增编劳改农场，建五百平方米的房子，要四万元投资，一个武装警卫班、两个干部列入编制。九月九日由贾从忠批：“请司令部首长阅定”。我们提出请专办和保卫部提出意见后再办。九月廿二日总后专案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提了意见，上面附了一个条子说：“……总后专办送贵南马场的‘罪犯’已有三十多名，最近有的不服管制，有的逃跑几十里外才追回。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当前该场‘罪犯’管理情况需要有一定人力对‘罪犯’进行管理”。

 	(孙凤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邱、陈一伙在当时设有专案和审讯公堂的地方是很多的。在大院里，除各部设有之外，还有卅八楼、卅九楼、四十楼、四十一楼，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医院护校南楼、通县械校、五号院、丰台干休所、香山以及在一总队的好几个单元等。关在这些地方，在专门人看管，象一所监狱一样，把被审的人放在小黑房里，窗户钉上板条子，说审就审，说斗就斗。

(秦万里同志揭发，其中卅九楼和通县械校是张道文同志揭发的，丰台干休所、香山是张鲁炎同志揭发的)

邱会作一伙对我软硬兼施而不得，即将我关入他们私设的监狱和牢房，按照他们的话说，是给我找个地方清醒清醒。我先后在总后大院，通县械校和后勤学院一号楼关押，在那里继续遭受非人待遇和残酷折磨，邱会作私设的监狱，真是比监狱还监狱。在监狱里，戒备森严，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订有比监狱还监狱的狱规。约法八章，规定多少个“不准”。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洗漱、打饭、上厕所等等，一切都“单个教练”，谁也见不到谁的面。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可以任意打骂，稍不随意就是体罚和毒打。白天一动也不准动地坐在那里，夜晚只有四、五个小时睡眠。睡觉规定面朝门，翻过身就会道受毒打。一天到晚请不完的罪，请罪词是统一规定的，背错一字就要遭受毒打，根本没有放风制度，牢房内空气污浊，臭气难闻，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都是掩鼻而入。吃饭给多少就得吃多少，多了不准剩，少了不准要。在这人间地狱里，有的同志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还诬之为“装病卖傻”，经常遭受毒打。

 	(摘自刘明璞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大批判材料)
(二)煽动、策划大搞逼供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陈庞对总后专办传达邱会作的“指示”说：“对敌人就是没有什么客气，要扣起来，基本上就是专政，不好的就是斗，就是整，当然也要交待政策，不要把问题搞错了，对敌人是什么手段都可以，除了不杀俘虏以外，对敌人就是残酷的，不这样做是不对的。”

 	(龙达实同志揭发)
陈庞叫嚣，对待专案对象，就象对待俘虏一样，除了不杀，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摘自王玉海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揭发批判材料)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上午，通县组专案汇报后，陈庞说：态度好，交待问题，可优待，不老实可整一整。

 	(张道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陈庞说过：搞专案就是不能手软、心软。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陈庞叫陈政专案组在反“右倾”大会上介绍化装持枪把陈政的姐姐绑架到山洞里，逼供出特务问题的经验时，陈庞说：这个经验挺生动，可以拍成电影。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搞就搞不出问题来。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间邱会作、陈庞一伙抛出陷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所谓“叛逃”案后，陈庞曾多次布置要各专案组去搞这一问题，因有的组十几天没审出来，陈庞下达黑旨意说：“你们有这么多线索还搞不出来，倪光星没有线索都搞出一串特务来，你们找他介绍经验。”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陈静专案组董××等去东北对陈静的所谓问题进行外调。董回来后说查不到什么线索，并反映说：“人家的案子是先有事实后定性质，我们是先定性质，后找事实。”陈庞听后说：“这个人是个右倾，看他是那里来的，赶快打发他走，这样的人还能搞专案。”之后，就叫南景武将这位同志处理走了。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专办十二组审查宋志平时，陈庞指示要“搞夜战”“疲劳战”后，还感到不放心，而要亲自督战。一天夜十二点时，陈庞赤膊上阵，从审讯室的门缝里观看对宋志平搞体罚等逼供信，事后十分赞赏。

 	(陈庆中同志揭发)
申××自杀后，陈庞说，没看管好，看管的没经验，他死了就灭口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在司令部对杜洪仁同志武斗的最厉害，杜的左耳朵被揪得变了形，左上臂肘骨被折断了。当时在门诊部照了片子。我知道此事后，向陈庞报告了。并问是不是给他治一治。陈庞对此感到无所谓，他说现在隔离交待，怎么治啊!以后再说吧。以后就疏散了，再也没有问过此事。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陈庞传达邱会作的话说：“搞专案的是无名英雄”，“你们辛苦了，我每天半夜回来，只见你们灯光通明”。并别有用心地说：“要把专办的夜餐搞好”，陈庞就把夜餐费由0?15元增到0?25元。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三)严刑逼供，草菅人命

陈庞用法西斯手段，对反邱同志进行诈供、指供、诱供、逼供。

一是诈供。没掌握什么材料，只凭星星点点的疑点，就诈对方交代什么“重大问题”。对宋志平，当时只是怀疑他在辅仁大学学习时的一段历史有问题，怀疑他是打入解放区的，就把宋志平隔离起来，诈他，说他有“严重问题”没交代。陈庞授意，是什么问题不具体点，交别的问题不理他，如果交了历史问题就往下追。

二是指供。如所谓的“外逃问题”，这是强加给张锡坤、李青穗、杜洪仁同志的罪名，陈庞授意要点出交代“重大问题”。因为这些是无中生有东西，没办法交代出来，这时就明确指供点出了要他们交代所谓“叛国外逃问题”，交待是怎么议论的和谁串连的等等。

三是诱供。如挖所谓“三反言论”，被迫害的同志说没有议论时，就诱供说对某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再一个办法是说某某都交代了，你还不交代。如对李青穗同志说，××都交代了，还把××的所谓交代给李青穗同志看个头，看个尾，然后再把李青穗同志写的所谓交代材料拿给××看个头看个尾，这样反复搞。

四是逼供。凭主观认定被迫害的同志是个什么问题之后，就非要搞出这个问题。搞不出来，就采取武斗逼供。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对陈本孝同志的非法审讯过程中。陈本孝同志几次表示被逼有假。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我向陈庞汇报昨天陈本孝翻了三条的情况后，陈庞立即向我下达黑旨意说：“对陈本孝的作战要注意几点：(1)‘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事实’不容翻案；(2)‘反党篡权的幕后策划’不容翻案；(3)‘反党篡权的黑后台’不容翻案……”。陈本孝同志被迫所写的材料，是大搞逼供信逼出来的假东西，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在专案组研究时有的同志提出：“陈是问什么答什么，提什么说什么，是顺杆爬”。(注：这“问”和“提”，名为启示加快，实为点路诱供)。也有的说：“有真、有水份，这样给定案增加了麻烦，给翻案埋下了伏线，需要核实等。”当我将此情况向陈庞汇报后，他恶毒的说：“什么顺杆爬，说比不说好，开口比不开口好，就这样审下去。什么有水份，你又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在搞什么核实，打都没有打完，找别人核实不必要，找他本人核实就等于叫他翻案，后果怎么收拾。”因此，对陈本孝同志的审讯逼供信越来越厉害，高压、强逼，不讲就狠批、猛攻，大搞连续审讯、站立等体罚。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三十八楼有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是邱、陈一伙严刑拷打、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一个刑堂。地下室阴森森的，四周都是水泥墙，没有窗户，密不透风，只有一个出入口。他们每次秘密审讯我，都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押着从上面走下来，一把把我推进门去，就“砰”的一声把厚厚的铁门一关。我多次被押到这里过“堂”用刑。

他们对我的非法审讯中，用的刑法有一、二十种，如长时间弯腰九十度请罪、按脑袋、拧胳膊、架飞机、掐大腿、掐胳膊、揪头发、扯耳朵、抽耳光、拳打、脚踢、脚踩敲耳根、敲脑袋、撇手腕、用皮带抽、围起来推打、往墙上撞、刷子沾水刷脸等等，名目繁多。在四、五十天内他们不断地轮番搞车轮战。一搞一昼夜是经常的事，最长的一次达五天六夜。在这漫长的审讯时间里，为了从我嘴里挤出他们捏造的口供来，上述刑法交替使用，或一下用多种，打了就逼，不承认再打或罚请罪，承认了交待不出具体内容，更逼的凶，打的厉害。

 	(摘自杜洪仁同志一九七二年四月廿八日揭发批判材料）

四、抓住不放，一整再整，长期迫害


邱、陈一伙知道被他们搞专案审查的人，绝大多数同志只是反了邱贼，根本安不上什么罪名。因此，他们对这些同志的所谓问题长期不敢讨论，不作结论，不作处理，一拖再拖，而欲加种种罪名进行政治迫害。想什么时候整就什么时候整，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在邱、陈一伙的阴谋控制之下，我们搞定案四个月，就没有定下几个来，但所有受迫害的同志，他们一个也没有放过。以后他们又借林贼的反革命政变“一号号令”，都被流放各地，进行长期迫害。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揭发)
陈庞企图叫反邱的同志在“五?七”干校长期劳动。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几号，我去贺兰山劳动学校的前几天，去请示陈庞，……陈庞说：×××、×××写了认罪书，要主动找他们谈，告诉他们对自己的问题认罪服罪就好。要把问题交待清，如何处理，态度很重要，要他们相信司令部党委。他们要树立长期劳动锻炼的思想。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第五部分　陈庞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伪君子


一、自我吹嘘，美化自己


(一)自我吹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势造英雄”

一九六七年四月，陈庞谈杨恬问题时说：我调到司令部时是工厂部的副部长，到司令部叫我当办公室主任，这是杨恬搞的，不知对我是怎么使用的。

 	(徐国衡同志揭发)
陈庞看到司令部领导大权就要落到他手里的时候，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说：“如果调来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非常高、文化大革命中非常坚定的人来当参谋长，我非常欢迎，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陈庞在他爬上总后副部长的职位、钻进总后党委常委的时候，得意忘形的虚伪地说：“时势造英雄，而我不是英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陈庞在司令部新提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讲：“明天下午宣布命令。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派骨干担负处的领导职务。……我说过，参加常委是时势造英雄，我不是英雄。”

 	(摘自会议记录本)
(二)自我标榜“一贯正确”，是“司令部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讨论整党问题时，陈庞说：两条路线斗争，总结经验，搞清个人问题，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要的，还有肃清影响的问题。大家注意不要树那一个人。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讨论党委总结时，陈庞说：“一九六一到六四年书记是胥光义，副书记是杨恬。六五年杨恬是书记，副书记是苏焕清。把各时期党委成员讲一下，文化大革命前，司令部党委是极端不纯的。党委书记差不多掌握在坏人手里，所以谈不到集体领导了。”接着陈庞说：“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总后党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揭开，司令部的盖子也揭开了。开始是何流跳了出来，以后是刘鲁民、陈雷，一月廿日是杨恬跳了出来。”“司令部党委在机关开始‘四大’以后，是高举，活学活用，坚持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带领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十一月总政通知“总结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十年经验”时，陈庞主张编写所谓司令部党委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陈主持专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由他挂帅，孙副参谋长亲自抓，有我和林家驹同志参加，同时他还自我推荐说：胥光义、杨恬不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开展思想斗争，他如何抓学习老三篇、学雷锋，如何开展思想斗争，让我找司令部的老人座谈。还说：他多少年的笔记本都放在保密室，叫我翻。他还亲自翻他的本子找树他自己的材料。为了收集材料，我们还召开了小组长会议进行座谈，因为没找到什么材料，七凑八凑写出了一个总结。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陈庞亲自主持编写的《在斗争中学习和落实两个“决议”，不断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的材料长达四十七页。这份材料，采用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把司令部过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主要党委成员说成是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方面不指名的树他自己是司令部“正确路线的代表”，在这份材料中仅树他自己的就有二十多处。这份材料吹嘘陈庞说：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发出了‘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以后，有个党委成员看当时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无动于衷，迟迟不开会研究贯彻落实毛主席、林×××号召的问题，就主动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大会，进行了‘响应毛主席、林×××号召，开展学习雷锋活动，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高潮’的动员。一九六五年夏天，总后党委组织机关领导干部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有的党委成员，又立即提出了在司令部全体人员中掀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热潮。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林×××提出了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以后，有的党委成员又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委过去组织司令部全体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够的缺点和错误。一九六六年初，机关‘四清’运动开始，有的党委成员又提出了机关要认真学习‘老三篇’，自觉改造世界观的建议。总而言之，就是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但是××等人却大加反对，……。”

“有一个领导干部，对同志们的思想革命化要求很严，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九六三年十月，他因患心脏病住了医院，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但他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习，经常避着护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一年的住院中，认真通读了毛主席著作四卷，反复学习‘老三篇’，为自己提出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战斗口号，没等病愈就出院坚持工作。为大家做出很好的榜样，对大家教育很大”等等。

(摘自《在斗争中学习和落实两个“决议”，不断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三)到处自吹自擂，捞取政治资本

一九七○年四月，总政整党建党会议期间，南景武在会上介绍总后司令部思想革命化的情况，经陈庞同意由后政×××同志来收集材料，以后就出了一个“四带头”(注：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头斗私批修，带头联系群众，带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材料。陈庞对此美滋滋的，再三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情况，司令部新党委成立以前的情况。意思只有陈庞是“四带头”的，新的党委还不够“四带头”。很明显，主要为了突出陈庞自己。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日揭发)

陈庞组织人下部队调查根本不是为解决问题，是为写调查报告，出风头。他公开说：“一年写出一个好的调查报告就完成任务，就解决问题。”

 	(唐元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一九七○年下半年，陈庞看到企业部、营房部党委的文章见了报，非常着急，多次提出司令部党委也要写一篇文章，要见报。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司令部学习邱5会作在接见装备部、军运部时的所谓讲话时，向政治部反映情况慢了一点，陈庞就批评政协室不敏感，跟的不快。接着他用了两个小时亲自改了一期简报。最后他说，这期简报报上去，他们就要转发的。

 	(秦义波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揭发)
一九七○年八月廿五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写了一个如何当秘书的(材料)，可以看一看。

 	(摘司令部碰头会记录本)
一九六七年底陈庞同我说，你懂汽车修理，咱们司令部可否搞个“五?七”工厂修汽车?我说不行。他说那就和工厂部共同搞个加工塑料书皮的工厂，你要负责抓紧办，目前各总部、军兵种都还没有办工厂，我们要赶在前面，做个样子。一九六八年三月工厂建成投产，陈庞、吴平利用去国家机关开会之机进行了宣传，地方、军队许多单位前来参观，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来照了相。在照相这天陈庞也来参加了一会儿劳动。

 	(董玉学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揭发)

二、十足的伪君子、典型的两面派


(一)陈庞叫别人在当兵的问题上不要走后门，而他自己却大走特走

在征兵问题上，陈庞经常对副参谋长或处长们说可不能走后门，我就是从来不办这个事，也没人来找我。可是一九七一年却发现×××处长写给陈庞的一个纸条，说总参有二百多子女要参军，陈庞亲自批准的。任务是单线布置的，秘密地在房山换的衣服，处里其他同志都不知道。

 	(黄春华同志揭发)
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期间，有一位副部长找我问小孩当兵事，我报告了陈庞，他说，为搞好和中央各部的关系，只要是政治上没问题的，一般的都可以，但要通过他。以后，经陈庞批准的大约十名左右。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陈庞把自己四个女儿、一个女婿全部安插在军内。大女儿陈建新，是个老病号，经常不能上班，以后通过企业部周英杰安插在企业部生产技术研究所工作，不久提升为研究室副主任。二女儿陈立平安排在广州军区军医学院工作。三女儿陈立民，在五?七劳动学校下放劳动锻炼，陈庞口头上对她说：“别人走后门，你不能走后门。”可是事隔不久，陈庞又把她从后门弄进了四医大。四女儿陈立勤，在西办当兵表现不好，陈通过孟××把她调到七医大学习去了，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大女婿王建中，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已确定下放湖北劳动。以后借口得了血吸虫病留在北京。通过吴平、周英杰安排在总后工厂工作，接着周英杰又把他调到物资工厂管理局当了组织科副科长，不久又提升为保卫科科长。

 	(吴平、高洪江等同志揭发)
陈庞假装无私，有些事是通过他老婆的口说出来，让别人去办。比如他女婿王建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被下放到湖北劳动。以后陈的老婆找吴平说，王得了血吸虫病，叫我们帮助把王调到总后企业部。还有陈的女儿也安插在总后企业部当了技术研究所的副主任。可是，一九七一年党委整风，陈庞却假惺惺地说：“你看，不知道怎么搞的”，“都是你们办的事情”，“建中回来，我也不知道，整风人家提意见。”

 	(徐国衡、吴平同志揭发)
(二)口口声声对所谓“站错队”的同志说：“你那点错误算啥”，可是暗地里却大搞秋后算帐，一个也不放过。

陈庞对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反邱同志，怀恨在心，抓住不放，一整再整，但他却把自己打扮成很关心这些同志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七月，他西北之行到了“五·七”干校，在校党委扩大会上说：我们和“五?”劳动学校是有感情的，是心连心的。

 	(徐国衡同志揭发)
陈庞对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站错队”的同志，当面嘻皮笑脸地说，你那些错误算什么，检查过了就行了。对留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常说：你们不要老是检讨，检讨过了就行了，不要检讨起来没完。而在背后又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有的还要往“五·一六”上拉，有的要被批为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没完没了。

 	(孙凤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一九七○年十一月孙常增同志在北京休假回“五·七”劳动学校后说：我到陈庞家去了，陈庞对我说：“你那点错误算啥”，可是今年清查“五·一六”问题时，陈庞又叫查清孙常增的问题。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八日司令部开完讲用会后，陈庞讲落实政策时说：“常永祥在整党中检查态度较好，小组批判就完了，检查不印发了，要饭出身，犯了错误是不应当的。”可是下放到现在还抓常“五?一六”。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陈庞问南景武通信处有个戴眼镜的文化大革命时挺凶的是谁?南景武告诉他是王伟，以后王伟就复员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革命群众封存陈庞的笔记本和给他戴的高帽子，他一直保存着，不让动。

 	(张紫西、张玉龙同志揭发)
(三)当面说“人话”话，背地说鬼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党委整风，陈庞召开党委扩大会要大家提意见，迟处长在会上对通信工作提了一些意见，陈庞在会上说：迟处长的意见很好，很中肯。当处长都走了之后，他说：迟处长的意见是有情绪的，是认为邱不关心通信建设。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四)出尔反尔，反口不认帐

一九七一年八月，陈庞西北之行期间，在兰州机场，兰州后勤提出甘肃省军区×××政委尿血，到总医院看一看，他当时答应了，我们出发去张掖，请刘兆兴同志联系的。但到十一月一日，十号院清查人员时，他反口不认帐说没答应，不讲理的说：“谁答应的谁去处理。”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二十院的编制本来军委办事组早在一九七○年五月就批准了，具体编制表也在一九七○年十月经常委讨论通过了，但编制表印出来后，陈庞一直不准发，叫放在保密室。中间也不断请示过，陈都不让发。但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他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了，在办公会上大发脾气，问为什么印了不发，谁决定压到现在?

 	(孙凤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五)一面布置检查保密，一面不让检查他家里私存的文件

陈庞根据黄贼在作战部长会议上讲话中提到关于保密问题，于七一年七月二十日晚仓促地召开了总后保密委员会，研究布置了保密工作和清理文件问题。可是在七月二十三日，陈庞西北之行前，我到他家去，问有什么事情要办的，陈庞即说：我家里柜子里文件，你们不要来检查保密。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揭发)
(六)声称不要专门的办公室，实际上是要霸占别人的办公室

陈庞说，他不要专门的办公室，他要和其他几个副参谋长在一起办公，可是张令彬副部长还没有离开北京，他就占用了张副部长的办公室，因为他早就看上了张副部长的办公室。

 	(姜贵伦、张文源同志揭发)
(七)口头上讲要有全局观念，实际上大搞本位主义

陈庞口头上说不要搞大计划，实际上他就怕计划搞小了。一九七二年申请计划，汽车、钢材、机床不要那么多了，我们想减少一些，陈说原来的计划是你们提的，现在又要减少，你们自己就不维护自己的计划，不让减少。

 	(吴平同志揭发)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各单位库存主要统配物资，每半年上报一次。近两的来陈庞极力阻挠，不是不叫报，就是拖延，或者叫少报。今年五月，我们再次请示陈庞，陈大耍两面手法，说：“报不报我不管，报可以，你们要把今年国家分配钢材指标减少二十万吨。”实际上是不让报，陈庞就怕国家知道军队的库存数。

 	(吴平同志揭发)
一九七○年九月陈庞说：现在我们向国家要东西，要多少给多少，可要慎重，宁可少要，不够再追加予算，也不能多要了造成积压。听起来，好象他全局观念很强。但事隔不久，他就带着人到财政部去施加压力，硬要把一九七一年国防费予算多压来六个亿。在向国家报送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库存统配物资时，陈庞有意打埋伏，仅钢材一项即少报二十万吨。

 	(杨利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揭发)
(八)不记笔记，唯恐暴露他的问题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陈庞在政治处说，我过去的笔记本挺多的，文化大革命前我挺爱记笔记的，文化大革命后，特别从六七年一、二月份后，我不记笔记了。

 	(秦义波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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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01.07；中发 [1973]4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

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批来到北京。一个多月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和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讨论研究了中央专案组印发的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有关材料。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先是汇报分析了青岛市的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后又汇报分析了全省的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山东省汇报会议，是对山东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发展山东的大好形势。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我省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以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逐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自上而下普遍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些重点单位，初步清查了林彪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通过这场斗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全省军民极大地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刻骨仇恨，更加增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读马列的书和读毛主席的书的自觉性，促进了革命团结，加强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形势是好的。

但是，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为进一步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遵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下的意见：

一、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紧紧抓住了这个纲，就抓住了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对于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但是如果忽视或者放松了抓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这个总纲，“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因此，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必须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加深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切实抓紧、抓细、抓好。

二、全面贯彻批林整风的正确方针。毛主席指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林彪及其死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最大的危险。只有坚持首先批林，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批透，才能确保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个关系在任何地区和单位都要摆正。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林彪一伙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要把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深批透，肃清流毒。要紧密联系山东的实际，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坚决从组织上拔掉他们设立的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清除隐患；要狠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放的毒，对他们的反革命报告、小册子，以及吹捧林彪及其死党的剧本、歌词等，要组织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彻底批臭；要狠批反革命谣言，对于阶级敌人制造的政治谣言和散布的反革命谬论，要及时批驳，彻底追查，严肃处理，树立无产阶级正气，反对歪风邪气。通过清查和批判，把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建立的反革命组织、搞的政治阴谋和散布的反动谬论，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广大军民，准确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要认真进行整风。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严于解剖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严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准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反对骄傲自满，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批林整风要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毛主席最近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当前，集中力量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九大”以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凡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就是正确的，凡是背离这个大方向的，就是错误的。在山东，王效禹的错误和罪行，已基本上得到清算，不要再去纠缠。在批判王效禹过程中，个别搞错了的，要落实政策，加以改正，但决不容许为王效禹翻案。不要搞以我划“线”站队，不准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否则势必转移斗争方向，妨碍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方面来，搞好批林整风。

四、认真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确定批斗对象和建立专案，要按规定经上级党委批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启发他们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接受教训。无论是受骗上当，沾了边的同志，还是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要把个别人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所在地区和单位党委的集体领导，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工作成绩，严格区别开来。要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要顾大局，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警惕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军政军民的团结搞好，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山东的批林整风运动搞深搞透，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济南军区和驻山东地区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省委的领导。凡参加地方工作的军队同志，都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能另搞领导系统。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工作，党委负责同志“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互相配合，一致行动，才能搞好。因此，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在省委领导下的清查领导小组，把全省党政军民各方面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清查工作统一抓起来。军区党委要切实对山东地区海、空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和批林整风运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对批林整风运动，要根据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六、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认真搞好斗、批、改，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搞好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运动。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扎扎实实地把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搞好，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会后，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地、师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传达贯彻这次汇报会议精神，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检查分析前一段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领导上要严格进行自我检查，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措施。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传达贯彻中，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彻底纠正错误，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上当否，请批示。

 	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白如冰、
秦和珍、张富贵、鹿田计、张延成、
赵峰、 马忠全、邓龙翔、张子石、
范朝利、鲍先志、方正、 王金泉、
王庆三、史秉廉、刘众前、朱本正、
吴怀才、吴德纲、郑干、 高启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发出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翻印

(共印二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示)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01.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室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三二份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国务院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报告
1973.01.29；国发〔1973〕12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


国务院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报告》，现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海外广大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即使是资产阶级，大多数也是爱国的。对社会主义祖国抱敌对态度的，只是极少数人。要正确对待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问题。对于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归侨、侨眷，我们应当欢迎他们，信任他们。对于归侨、侨眷和华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冻结的侨汇，被占用的房屋，除本人系敌我矛盾依法处理者外，其他应一律退还。对于插队落户满两年以上的归侨学生，各地可参照上海的作法，在可能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妥善安排。

此件可转发到有关的地、市、县，口头传达到有关的基层革命委员会。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报告(摘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


归侨学生的分配问题，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具体情况，也尽量予以照顾。去年，有一百多名归侨学生分配在本市的工厂企业。历届毕业的归侨学生到外地插队落户的，有三十余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贵州、安徽、江西等地。他们中有的反映了一些困难，要求调回上海。我们拟建议有关地区领导，对插队落户满两年以上的归侨学生，尽可能安排进当地工矿；对于身体确不适宜当地生活，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同意个别抽调回上海另行安置。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
（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
1973.03.00


反革命分子刘锦平，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刘锦平早就投靠林彪。一九六五年秋，刘锦平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期间，就与叶群、吴法宪、王飞、周宇驰、刘世英等勾结在一起。当时叶群是队长，刘锦平是副队长。他们在林彪的指使下，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刘锦平在南京调查处理江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期间，秉承林彪“抓军内一小撮”的旨意，勾结江腾蛟等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江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刘锦平在任军委政工组副组长期间，与林彪、叶群进一步勾结。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主持炮制了—个所谓《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大肆吹捧林彪。他与杨成武勾结，推销林彪“大树特树”的黑货，责令福州军区“严加处理”写信批判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黑文章的战士。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揪出后，林彪唯恐揭露了刘锦平的问题，指使黄永胜召开大会讲话，保刘过关。刘回民航之前，叶群又代表林贼找刘谈话，说刘“老实本份”，“是个好同志”。刘锦平回民航后，林贼还多次“接见”他，并经常派林立果到刘家进行阴谋活动。刘锦平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经常利用班机从全国各地买来土特产奉送林家，逢年过节还要向林贼一家“问候”，表示效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林彪贼心不死，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刘锦平和林立果、吴法宪、江腾蛟一伙结成死党，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极力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力量。


一、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刘锦平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进一步用谣言和诡辩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疯狂宣扬林彪“一贯正确”和“不可分论”。


刘锦平根据林立果所谓进行“路线教育”的黑指示，伙同张国民①、董崎②等人，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两次召开有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流毒甚广。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刘锦平还借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形式突出林彪。他多次指使董崎收集林彪的文章，准备编一本书和“林彪语录”。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贼有八十二处，引用林贼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贼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岗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贼从建国到一九六○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二）制造谣言，分裂中央，为林贼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刘锦平及其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提出要批判所谓“团结至上论”，到处造谣惑众，进行分裂活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什么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三）鼓吹“天才论”，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后，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利用会议秘书长的合法身份，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无耻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把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成“超天才”，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秘密策划，召开了一个所谓“党委联席会”。会上，刘锦平极其肉麻地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黑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黑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胡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③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一伙还说什么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刘锦平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欺骗毒害了不少人。有的把林立果当作“救世主”，发誓对林立果“认定了，选定了，跟定了”，“子子孙孙要紧跟”，“剥皮、抽筋、挖眼、砍头也要跟到底”。

二、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

一九七○年九月，刘锦平根据林贼一伙的旨意，纠合张国民、赵庆生④、董崎、陈庆军⑤、程兆贤⑥等人组成了民航“左派队伍”的领导核心，逐步发展“左派骨干”，策划和指挥各项阴谋活动。他们以刘锦平、张国民的家作为活动据点，经常开黑会，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制定反革命活动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他们主要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

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同时，刘锦平还“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先后窜到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五月中旬，刘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六月中旬，刘锦平在杭州、上海与陈励耘等人密谈，并召见空四军、空五军团以上“左派骨干”进行“谈话”，空五军的一些人，还依次列队在刘锦平面前宣誓似的表态，“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部长”。

刘锦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受林彪、林立果的赞赏。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在广州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又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三、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和特务组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⑦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林立果一伙首先用“接见”、送礼、看电影、封官许愿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控制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黑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一群死党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策划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二）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立果、周宇驰对米家农一伙说：光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将来客观形势一旦来临，要人无人，要干部无干部，不能象过去一样，日本投降都没有人接收”，因此，要“培训路线斗争的骨干，做培种育苗的工作”。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就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队员时，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一伙公然篡改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另立“党（团）员标准”，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组织准备。他们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妄图把他们变成林贼反革命政变的驯服工具。

林立果、米家农一伙操纵“战斗小分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他们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三）进行特务活动


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搞窃听、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收集和传递情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刘锦平还利用黑关系，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窃取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时，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刘锦平等人为林家从香港购买一部照相机及全套放大、冲洗设备，两部手提式摄影机；又布置民航某单位给“林办”研制保密电话机，为林彪、林立果一伙的特务活动提供工具。


（四）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破坏飞行安全工作


毛主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不要强加于人”。刘锦平一伙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刘锦平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的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统帅服务，”“宣传就是最大的服务，最好的服务”，要“地面红一片，空中红一线”等等。并擅自把随机乘务员的职称改为“空中宣传服务员”，把候机室服务员的职称改为“宣传服务员”，规定“服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要大喊大叫，大蹦大跳”。如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不及时给旅客办理手续，却关上候机室、餐厅、厕所的门，把旅客都赶到大厅去看宣传队表演节目。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朝着苏联旅客的鼻子挥舞拳头，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拿着喇叭筒，对着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耳朵读毛主席语录，事后蒙古向我提出抗议，对外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周总理进行了批评，并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区别对待，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不要强加于人。可是刘锦平等人拒不执行，公开对抗。

一九七○年五月，王洪文同志率领我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经广州时，发现广州管理局在对外宣传中严重地强加于人，报告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五月十三日批示：“派人对民航系统和广州、上海、北京、南宁等机场的对外宣传工作彻底检查一次”，“在民航一切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改进对外对内的宣传工作”。刘锦平对中央首长的批评极为不满，攻击王洪文同志是故意“找别扭”，并跑到广州，多次召开座谈会，大讲对外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可以演嘛！”“不要怕”。八月份，在总局召开的运输服务工作会议上，刘锦平等人只字不提中央首长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搞得好”。在会上，刘锦平嚣张地说：“不要人家一讲，你们就不敢宣传了。”还说什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始终，坚定不移。”他们还利用总局政治部印发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指使人写文章诬蔑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关’、‘卡’、‘压’”，是“妄图扼杀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生事物”，“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扬言“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不管这股邪风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刘锦平等人还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非法招收了二百多名文艺兵，并抽调了大量在职人员，在各管理局擅自成立了庞大的专业宣传队。刘锦平竟扬言“就是丢掉乌纱帽，也要继续搞”。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中央首长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刘锦平一伙在民航飞行工作方面，也极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九年，刘锦平等人给专业飞行部队每个机组发一套红旗、锣鼓，要求机组出发前大练文艺节目，到达专业基地后先演节目。他们不仅对飞行安全工作不闻不问，相反还疯狂反对周总理对民航工作“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并煽动一些人对“保证安全第一”进行所谓“批判”。只要谁一提保证飞行安全，就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说什么“你们不要拿安全来压政治、压路线”，批评政工干部参加飞行值班是“不务正业”，甚至骂参加飞行值班的政工干部“是国民党的政委，还是共产党的政委？！”以致造成很多人不敢抓业务工作，不敢抓飞行安全，使飞行事故不断发生，给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生命财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七○年，广州管理局发生伊尔十四616号飞机一等事故，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不但不认真检查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反而大肆表扬广州管理局，胡说什么从这次事故“看到民航突出政治热情高”，“在严重的事故面前经得起考验”，“摔了飞机没有摔掉士气，反而摔出了模范”等等。并把这个“模范”事迹编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专辑，铅印二千五百余本散发全局，号召大家学习。一九七一年九月，他们又积极推销林立果的所谓“九师经验”，妄图把广州管理局树立为“民航的空九师”。


（五）林贼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十分惊慌，预感末日来临，急忙布置他们的骨干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正在深入清查中，这里所整理的仅是一部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遵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查清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①民航总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②民航总局政治部宣传部原部长

③民航广州管理局原政委

④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主任，刘锦平的第一任秘书

⑤民航总局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刘锦平的第二任秘书

⑥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刘锦平的第三任秘书

⑦民航广州管理局原局长

⑧民航上海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原处长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批发兰州军区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
1973.03.12；中发(1973)15号


中共中央批语


兰州军区党委、陕西省委、甘肃省委、青海省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中央认为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开得是好的。中央同意你们《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

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很好。希望你们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要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教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紧抓住批林整风这个总纲，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清查林彪一伙在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是“三北”地区之一，是反修的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咯方针，加强备战，把各方面的工作作好。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要进一步开展“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不断加强罩政、军民和各族人民之同的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


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于一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日在京召开，到会三十二人。江青、文元、先念、登奎、德生同志参加了会议。三月七日晚，政治局接见了到会同志，作了重要指示。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孝是整风”的教导，一个多月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指示。军区和四省（区）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批林整风的情况。会议联系实际，愤怒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会议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杨焕民、姚长川、刘凌、刘江亭四位同志，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的启发教育。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满腔热情的教育挽救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杨焕民、姚长川、刘凌同志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并表示了愿意改正错误的决心，到会同志表示欢迎。刘江亭同志也作了检查交代，但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大家希望他能够继续作出认真的检查交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时，许多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开得好，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使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批林整风伟大意义的认识。通过这次会议，必将大大推动军区和四省（区）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会议认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年多来，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对林彪死党在军区和四省（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初步进行了清查。通过这场斗争，广大军民受到一次极为生动、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清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动本质，激起了对他们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加深了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看书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推动了战备、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总的来看，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批林整风运动在有一些单位也遇到较大的干扰和阻力。有的捂盖子，保自己，一不揭，二不批，个别人甚至公开为林彪鸣冤叫屈，借口反对批群，抵制批林，有的纠缠历史旧账；有的搞资产阶级派性，有的不批林，批群众。这些都转移和干扰了斗争大方向。此外，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松劲情绪和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批的不深、不准的现象。从领导上来检查，我们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以及在军区部队和四省（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我区与林彪死党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查工作抓得不紧，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质的深入批判指导不力；批林整风中贯彻一元化领导做得不够。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我们领导上是有责任的。

会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兰州军区部队、陕、甘、宁、青四省（区），特别是在西安地区和兰州军区空军的反映是很尖锐的。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把西安列入“借用力量”，他们对西安一些单位是下了功夫的。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的黑手，．早就插进了一些单位。鲁珉、于新野、刘沛丰、刘锦平、胡萍、陈庞以及反革命别动队小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频繁窜到一些单位，猖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原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和原陕西省委常委、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同志，以及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信学校的极少数人，追随林彪一伙，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的罪恶活动主要是：

一、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指示，顽固坚持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抗拒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批判，胡说什么“有人过分强调实践，否定天才”，“今后的斗争，可能因为有人提出学习马、列而否定林副主席的功绩”。他们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叫嚷“基本路线的提法不丢”，反对党在祉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鼓吹要跟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用造谣诬蔑的反动宣传进行所谓“路线交底”，妄图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竭力宣扬根据林立果黑报告炮制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见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而对讲阶级、讲阶级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题为《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见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的反驳文章，则视为向他们反击的一个“政治讯号”和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组织地、疯狂地进行攻击。他们顽固坚持林彪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狂热地吹捧林彪一伙。他们把林立果吹捧成“超天才”，“第三代领袖”，“最全面、最天才、最杰出、最理想的接班人”。他们采取大量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等反革命小册子、党委作决议、召开各种会议、办“学习班’’、向林彪家写“表忠”信等手段，大刮吹捧林家父子的反革命妖风。空军通信学校甚至公开放映所谓林立果“语录”，并规定每月最后一天为纪念林立果黑报告的“学习日”。他们还狂妄叫嚣：“今年（一九七一年）秋天要向右派发动一场政治攻势”，“斗争的实质就是捍卫林彪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的问题"， “不要到时，候不知枪口对准谁”，“累散骨头架”也要紧跟林立果执行“最光荣的使命”。他们这些活动的罪恶目的，就是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二、大搞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他们利用老山头、老首长、老部下、老同学等关系，采用封官许愿，吹吹拍拍等卑鄙手段，进行反革命串连和拉拢活动。他们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一些单位安插重用亲信，组织黑班子，控制领导权。在他们控制的一些单位，大搞以我为核心，“站队划线”，对反对过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营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在一些单位以“小常委”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画圈圈，搞摊摊，拉山头，搞宗派，拉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们以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好形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攻击我军光荣传统和三支两军工作取得的重大戍就，咒骂一些单位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分裂和破坏军民、军政、军队、群众之间的团结，并妄图要他们的亲信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他们．分裂党，分裂军队，就是为林彪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

三、大搞阴谋诡计，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秘密建立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林彪死党邱会作、吴法宪一伙直接指挥他们在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信学校等单位的极少数亲信，制造了大量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组”，采取制造谣言、捏造事实、严刑逼供，甚至利用国民党报刊上的反共谣言编造假证据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林彪一伙阴谋在九届二中全会发动反革命政变，邱会作就带着二医大一些人搞的黑“材料’’上了庐山，准备在会上抛出来，向党发动进攻。他们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仍贼心不死，继续抓紧进行黑“专案’’活动。他们拉拢和利用一些人，以清理档案为名，秘密调阅和销毁自己的罪行材料。他们背 着中央开黑会，策划和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散布“现在路线斗争很复杂，不要走错门、认错人、乱拜佛”的谬论，以“路线觉悟高”、“好领导”、“好首长’’等黑话，交代黑关系，欺骗和拉拢一些人跟着他们跑。他们打着挑选工作人员的幌子，进行特务活动。“九·一三”事件前，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借备战为名，密谋策划调动部队，并在一些单位秘密组织所谓“应急分队”，配发武器，为反革命政变组织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图谋推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深入一步，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决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林彪是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进行活动。林彪路线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陈，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搏斗，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当前，批林整风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紧紧抓住这个总纲，才能真正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那种把批林整风和其他各项工作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彻底肃清一条错误路线要经过长期的斗争。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才进行了一年多，而林彪路线的流毒广，欺骗性大，肃清这条路线的影响，不是短期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从我区的情况来看，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地方对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还揭露得很不够，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质的批判还差得很远，受林彪路线影响而滋长的某些不正之风还比较严重。那种认为批林整风已经差不多了的思想，是不符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实际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记着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充分认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真正把批林整风这件头等大事摆到头等位置上来，认真抓紧、抓好。

二、牢牢掌握批林整风的大方向。毛主席指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孝是整风”。这是批林整风的根本方针。批林是解决敌我问题，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绝不能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首先批林，解决敌我问题，，比较容易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把绝大多数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通过批林，真正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整风就有了思想基础，内部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此，我们要始终把批林放在首位，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

批林，一定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深入批判。毛主席指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深刻地指出了林彪路线的本质。林彪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右的路线。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可以玩弄各种手法，他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也是以形‘左’实右的反革命手法，掩盏其极右的实质。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自觉地跟党，跟毛主席，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批林，矛头要始终对准林彪反党集团，要揭发他们，控诉他们，批判他们，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不要乱用“上挂下联’’之类的口号，切实防止把干部、战士、群众中的某些思想认识问题都挂到林彪路线上去，无限上纲。对一些模糊认识和界限不清的问题，应通过学习、讨论、辩论的方法来提高认识，划清界限。对一些无组织无纪律、极端民主化等现象，应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对工作中发生的某些偏差和缺点错误，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析的说成是林彪路线的影响。此允，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带原则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回答和解决，不能听任错误思想和消极情绪泛滥。

毛主席最近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跟上纠槽，容易走偏方向”。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批林中，要紧紧抓住“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林彪路线的实质。我们决不能把批林放在一边，去算老赈，纣缠历史问题，搞资产阶级派性，争谁正确，闹不团结，这样就会转移斗争目标，干扰批林斗争大方向。要顾大局，识大体，要一切服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县、团以上党委，要认真进行整风。整风时，也要坚持首先批林。要遵照毛主席指出的三项基本原则，认真总结和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严于解剖自己，坚决绀正不正之风，提高路线觉悟，。增强革命团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去搞好工作，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三、认真搞好清查工作。当前，彻底清查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内查外调，对林彪反党集团大小“舰队”在军区和四省（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同这些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认真地查清楚。对林彪一伙的黑报告、黑书、黑材料和他们散布的反革命言论，要认真清理，深入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要充分利用揭发出来的反面教材，教育广大军民。同时，对阶级敌人制造的政治谣言，要及时批驳，认奠追查，严肃处理。清查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要经常分析情况，掌握政策；兰州军区和省、军级单位要建立和健全清查小组，以切实加强领导，抓紧抓好。

四、认真掌握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林彪一伙所谓的“借用力量”’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从军区和四省（区）总的来看，跟着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是个别的。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极少数几个人。对于林彪死党，我们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于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即使其错误严重，也要既严肃批判，又热情帮助，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向党交心，把问题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就要满腔热情地欢迎，继续信用。至于对一些因上当受骗而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启发他们向党把问题讲清楚，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吸取经验教训。切不可采取层层检讨，人人过关的办法。对于一般干部、群众中极个别受林彪反党集团毒害深，思想弯子一时转不过来，说一些反动话的人，要通过群众批判帮助，尽量做教育挽救工作，不要轻易采取开除、关押等办法，处理。一定要把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人同上当受骗犯错误的同志严格区别开来，把与林彪一伙有反革命勾结的人同过去与他们有过正常来往的同志严格区别开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的时候，我们更要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保证运动健康地发展。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党中央领导下，在一个地区，由当地最高一级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_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隶属关系和垂直领导外，同时是地方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和军委各总部直属单位，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应当接受各省（区）党委的领导。鉴于目前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各省（区）对这次会议的传达贯彻应作妥善安排。驻陕野战军、军委总部直属单位和军事院校参加陕西省委、省军区党委的批林整风会议。会后，总后西办、第二军医大学、总后装备研究院、空军第一、二专科学校、空军通校、第二炮兵技术学校的批林整风运动，由兰州军区党委统一领导。

六、要把批林整风与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多年来，不少同志由于不读马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要搞马克思主义，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关键 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前要把批林整风进一步引向深入，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关键也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级党委成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为革命争口气，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努力掌握马克恩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认真改造世界观。

当前国内外形势很好。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粳、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以批林整风为纲，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要提高警惕，积极进行各项战备工作，切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特别是要迅速改变陕、甘、宁、青四省（区）农业落后的现状。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在注意发挥老干部作用的同时，要认真注意培养新干部，特别是要注意从工人、贫下中农、妇女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干部，把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年青优秀干部，大胆的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进一步健全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断增强军队、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 、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

冼恒汉 皮定均 李 虎 张如三 李瑞山 胡 炜 黄经耀 肖 纯 吴桂贤 霍士廉 黄传龙 方升普 康健民 高 锐 王志强 张江霖 宋长庚 薛宏福 杨焕民 刘 镇 李 刚 姚长川 张廷桂 林 冰 杜绍三 王玉昆 刘江亭 孙玉水黎 原 刘 凌 胡伯华 王郁文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国家计委关于1973年调整物价的意见
1973.03.16.


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1973年调整物价的意见如下：


一、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主要农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的现行价格，一般认为是合理的。根据各地和有关部门的意见，计划提高大麻、苎麻、柞蚕茧、棉短绒、生漆、棕片、山羊板皮、淡水鱼、海味海珍品等的收购价格，提高部分地区的耕畜、活羊、黄麻的收购价格，提高一部分茶叶、晒烟、绵羊毛的收购价格。有些省的生猪价格与毗邻地区差距过大，不衔接，要作适当调整。以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价金额，约为2．9亿元。

目前不少大中城市，经营猎肉和蔬菜亏损较大，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减少亏损。要安排好蔬菜计划生产，做到均衡上市，供求适应，价格基本稳定。

省、市、自治区管理的农副产品价格，需要调整的，建议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从严掌握的精神，同邻省产区协商解决。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有些外调品种，产地发生亏损的，可适当调高调拨作价，使产地保本，销地承担亏损。具体办法，由主管部规定。


二、 工业品销售价格


计划降低磺胺、驱虫净、海群生等药品价格，提高书写纸、有光纸价格（学生用本的销售价格不动，亏损由商业负担），降提相抵，净降价5000多万元。化学纤维和化纤织物，各地价格高低不一，1973年要进行调查研究，在适当时候调整。

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原料价格提高以后，在正常生产、合理经营情况下发生亏损，经过努力仍不能扭转的，产品出厂价格，可以按物价管理权限，经过批准适当调整。其中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小的，可以同时调整销售价格。

少数日用小商品、日用杂品，如毛笔、锅盖、笤帚等，价格不合理的，按物价管理权限，分别进行调整。


三、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化肥和农药，1971年已经作了较大幅度的降价，目前有些厂有利润，有些厂有亏损。今年暂不考虑再降。个别偏高的农药价格，可适当降低。制造农药用的某些化工原料价格偏高的，适当降低出厂价，降价金额4600万元，这是工厂之间的内部转移。

农机产品价格，继续执行低价薄利政策。中央和地方规定的统一出厂价，必须严格执行。必须推行全省统一的销售价，克服层层加价和一物多价。

农机生产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条件限制，一时难以避免亏损的，由农机经销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必要的价格补贴，使之在正常生产、合理经营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定的利润。农机经销部门因此而造成的亏损，由财政部门补贴。具体办法由农林部会同财政部、第一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商业部商定，报国务院批准执行。

目前农用柴油和农业用电的价格优待办法是可行的。但小电机、小变压器、小轴承实行工农两种价格的办法，不利于安排生产和调拨分配，农业方面往往拿不到东西。要基本上按照农用的价格，把两种价格统一起来。

中小农具必须保证质量，按质论价。有些铁木竹制中小农具，因原材料、燃料正常提价和运费提高而发生亏损，经过努力仍不能扭转的，可以适当提高出厂价，由经销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的价格补贴，使生产单位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利润。是否调价，由省、市、自治区掌握。中小农具所需铁、木、竹、煤等主要原材料，必须纳入计划，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保证供应。


四、 重工业品出厂价格


今年着重整顿新产品已投产多年而价格偏高的部分，整顿产品的临时价格和机械产品的工艺协作价格。少数老产品价格偏高的也要适当调整。计划调整部分冶金产品、矿山通用机械、工具、磨具、磨料和医药、化土原料的出厂价格。降价金额为2．9亿元。这是企业之间的内部转移。

物资部门供应物资，必须减少中间环节，反对层层加费，对用货单位收取的管理费，不得超过1963年规定的水平。商业部门供应的物资也要减少环节，降低费用。


五、 工农产品的地区差价、城乡差价


今年调整的地区差价、城乡差价，包括两部分：（1）新建铁路、公路已经通车的地区，运费降低了，按新运输路线调拨的商品，要按新的费用标准，调整工农产品地区差价。其中，新铁路通车地区，调整价格应报国家计委批准；新公路通车地区，调整价格由省、市、自治区掌握。（2）工农产品的城乡差价，着重缩小边远山区差价偏大的部分。除了统一规定的若干主要农副产品取消城乡差价外，一定时期内，一般农副产品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差价，以利于发挥群众的运输能力。城乡差价的调整，由省、市、自治区统一掌握。以上调整工农产品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约计1亿元。

按上述五条进行调整，全年计算，预计影响财政收入约3．54亿元，其中农民全年受益约3．53亿元，城市人民受益约100万元。此外，企业之间利润转移3．6亿元。

为了做好市场商品供应和购买力的平衡，各地在按照物价管理权限调整价格的时候，对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降低工业晶价格，要从严掌握，并努力加强市场管理，保持市场和物价的继续稳定。

物价调整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路线教育，进一步加强党对物价工作的领导。要严肃物价纪律，中央和地方规定的价格，不许随意变动。要做好毗邻地区的价格衔接工作，互通情况，主动衔接。要继续开展审价工作，认真改正价格差错，纠正随便要价、抬级抬价、压级压价、削价私分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打击阶级敌人对市场物价的破坏活动。要根据精简原则建立与健全物价机构，充实物价人员，进一步做好物价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附 件


1973年物价调整计划方案


表5—3—11 单位：万元

品名	调价
总金额

内部
转移

相应调整
销售价格

影响当年
财政收入

其中	　
备注

农民受益	城市人
民受益

总计	78723	36629	6674	-35420	+35276	+144	1．(+)号表示提价或增加；(-)
号表示降价或减少。(以下各表

均同)　

2．影响当年财政收入金额，实际

执行结果是会有出入的。因为：

(1)方案系按年初调价计算的，

实际调价是在全年陆续执行的；

(2)去年决定的调价方案，有

一部分(如电子基础产品等)

是在今年执行；(3)进口手表

的销售价格已经提高，这是增

加财政收的，未列入计划表内

　	　	　	　	　	　	　
#提价	+32188	　	　	-24078	+28605	-4527
降价	-46535	-11342	+6671	4671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29188	1436	6674	-21078	+25605	-4527
　	　	　	　	　	　	　
　	　	　	　	　	　	　
　	　	　	　	　	　	　
　	　	　	　	　	　	　
工业品销售价格	-5305	963	　	-4342	+2671	+1671
农业生产资料出厂	　	　	　	　	　	　
价格	-4595	4595	　	　	　	　
重工业品出厂价格	-29635	29635	　	　	　	　
调整地区差价、城	　	　	　	　	　	　
乡差价	　	　	　	-10000	　	　
#农产品	+3000	　	　	-3000	+3000	　
工业品	-7000	　	　	-7000	+4000	+3000
1973年产品收购价格调整计划


表5—3—12

品名	规格
　

单
位

现行
价格

(元)

拟调
价格

(元)

调价
金额

(元)

调价
幅度

(％)

调整
总金额

(万元)

调价影响(万元)	说明
农民
受益

城市人
民受益

内部
转移

合计	　	　	　	　	　	　	+29188	+25605	-4527	1436	目前每年军工、
化纤工业需要400

万担左右，实际收

购不足3130万担。



资源约有500万担。

农村社队反映剥棉

短绒赔钱，不愿积

极剥绒

大麻、苎麻价格

多年未动，目前农



民反映种麻收益偏

低



近几年产量下

降，各地反映放养

柞蚕收益偏低

生漆产量下降，

已连续数年没有完

成国家收购计划。

许多地区反映，生

产队收益偏低

棕片用途广，使

用价值高，目前市

场供求紧张、许多

地区反映收购价偏

低

棉短绒	三类九级	百市斤	28．9	34．3	+5．4	　	+1512	+76	　	1436
大麻	一等	百市斤	76．12	86．49	+10．37	+13．6	+1244	+984	-110	　
苎麻	　	百市斤	82．03	94．3	+12．27	+15	+565	+425	-60	　
柞蚕茧	中等	百市斤	47．2	52．8	+5．6	+11．7	+437	+350	-350	　
生漆	含漆量65％	百市斤	280	364	+84	　	252	+188	-16	　
棕片	乙级	百市斤	40．71	50	+9．29	+22．8	+322	+242	-20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
1973.3.20


[按：此件于1973年4月3日得到国务院批准转发全国执行。该文件提出要“全面掌握入学条件”，并援引毛泽东“又红又专”的说法，因而要求在高校招生时“进行文化考查”。该文件虽明确说明“要防止分数挂帅”，但因为“张铁生事件”，该年招生时虽然恢复考试，但考试成绩最终对录取与否没有产生影响。]




遵照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对于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必须以路线为纲，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提高广大革命干部、群众和青年的路线斗争觉悟，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切实搞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总结近两年招生工作的经验，经一九七二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对一九七三年的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


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

要建立健全省、地、县三级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负责同志挂帅，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下设办事机构，有专人负责。各级领导要注意抓好典型，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

招生期间，各地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招生工作的意义、方针、政策。有选送任务的单位，要把招生的条件、办法和名额向群众公布。


二、全面掌握入学条件


全面掌握入学条件，保证学生质量。

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兵入学。

严格掌握政治条件。入学学生应历史清楚、热爱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遵守革命纪律，能联系群众，决心为革命而学习。

目前，应保证学生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岁，未婚。

入学学生必须身体健康，能够坚持学习。

要坚持办好进修班。进修班主要招收有比较丰富实践经验（指有八年以上实践经验或有发明创造）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年龄、文化程度适当放宽，婚否不限。普通班也要招收少量有比较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入学。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岁，文化程度可稍加放宽，婚否不限。要注意专业对口，学以致用。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在保证“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前提下，注意适当招收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回乡知识青年要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

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对入学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婚否等条件的要求，可适当放宽。

注意招收归国华侨中的青年入学。

按照专业性质注意招收一定比例的女学生。

艺术、体育、民族院校招生，按国务院文化组、国家体委和民委的规定执行。


三、统一招生时间


全国招生时间，可于六月中旬开始，九月初开学。


四、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


选送学生一定要坚持自愿报名。在有推荐任务的公社、厂矿等单位，凡符合条件的青年，均可报名，并可根据国家需要和自己的所长，选报一、二个学科或专业。招生名额只下到县（市）或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县以下单位只给推荐任务。推荐名额应比招生名额大二至三倍。“要提倡顾全大局”，支持与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年为革命上大学。

报名者都要经本单位（生产队、班组、科室）的群众评议推荐。要按德、智、体几方面条件的规定，提出推荐意见，作好评议记录，再经大队或车间召开代表会讨论，报公社或厂矿党委审查。公社或厂矿研究送县（市）的推荐名单时，应有大队或车间的代表参加，并将研究结果向群众公布。县（市）党委确定报地（市）党委的预选名单时，要有公社、厂矿和招生组的代表参加研究。预选名额要略多于招生名额，留有选拔余地。

地（市）所属单位选送的学生，由地（市）党委审批。中央各部、委和省属企事业单位选送的学生，由党的关系所在地（市）委或主管部门的党委审批。审批时，要有下一级的选送单位和招生组的代表参加。对面向全国招生的学校或专业，应予优先考虑。

学校应派政治觉悟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招生工作人员（到外省招生的院校，任务大的和有特殊要求的可少派，任务小的可不派），由省、市、自治区统一组成招生组，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地（市）党委批准，并经学校复审后，由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学生入学三个月内，发现有不符合招生条件和手续的，经学校所在省、市、自治区同意后，退回原选送单位。


五、认真做好政审、文化考查和体检工作


推荐对象的政治审查，由公社或厂矿的党委负责，对家庭出身、直系亲属和有影响的主要社会关系都要调查清楚，并需有证明材料。县级有关部门应逐步建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档案材料。

各地应遵照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指示，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考查的内容与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

认真做好体检工作。按照统一的体检标准，组织推荐对象到县（市）医院或相当于县级医院进行体检。


六、招生经费和学生待遇


招生经费列入财政计划，由省、市、自治区拨款。

国家职工在校学习期间计算工龄。入学时满五年工龄的国家职工和入一年左右进修班的国家职工，工资由原单位照发，学校不再发伙食费和津贴费。其他学生（解放军学员除外）发伙食费和津贴费（北京地区每人每月平均标准为十九元五角）。其中，伙食费（北京地区每人每月十五元五角）普遍发给；津贴费用于学生本人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补助，分定期补助和临时补助两种，由学校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评定，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可以不发给津贴费。学生家庭生活有困难的，仍有原单位给以适当补助。


七、认真做好招生计划工作


?制订招生计划，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学校培养能力及国家的劳动计划，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并注意留有余地。根据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面向全国与地区的院校（专业），应重点支援军工、三线建设和对口的国家重点单位，适当照顾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和院校所在的地区；面向本省的院校，理工科重点支援新建厂矿和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医学、师范院校重点支援农村，适当照顾其他地区和单位。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

面向本省院校（专业）的招生计划（草案），由省计划部门会同教育部门负责拟订；面向全国和地区院校（专业）的招生计划（草案），由有关部、委提出建议数，征得省、市、自治区的同意，纳入地方招生计划（草案），统一上报，由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科教组综合平衡，报国务院批准。

招生计划由国家计委统一按“块块”下达（军工院校的招生计划单独下达）。中央各部、委在所属的企业招生指标，由各部、委分配，但下达时，应列入全国招生计划，统一下达到省、市、自治区（跨省企业的招生指标下达到直属企业所在省、市、自治区）。

学生来源方案随同计划一起下达。中央有关部门的学生来源方案，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协商确定。


八、坚决杜绝“走后门”不正之风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方『1972』1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坚决杜绝“走后门”不正之风。切实做到：

（一）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干部认识到“走后门”不正之风的社会阶级根源和严重危害，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招生人员都要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带头执行中央关于招生工作的规定。

（二）严格履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不经群众评议的不推荐，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不上报，不批准。

（三）群众揭发“走后门”的问题，要及时调查了解，情况属实，要坚决予以制止，已入学的要退回原单位。对“走后门”的人要严肃处理；对揭发和抵制“走后门”的群众，要支持和保护；对打击报复的要给纪律处分。


九、部队选送学生问题


部队选送学生到地方院校，招生办法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72』113号文件的规定执行。生产建设兵团按地方招生办法选送学生。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

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
（初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
1973.04.08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来到空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跟着林彪、叶群，仓惶出逃，自取灭亡。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林立果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伙同吴法宪以及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王飞等一小撮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秘密建立和发展反革命特务组织，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策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大恶极。现根据揭发材料，将其主要罪行汇集如下：

一、建立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出于反革命目的，把林立果送到空军。这个连党员也不是的林立果，一来就当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同年七月，按林彪旨意，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调研小组”就是法西斯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正当林彪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之时，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一九七○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一伙进一步勾结，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法西斯别动队—一小“联合舰队”。“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他们的反革命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年七月，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常委办公会议抛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这个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空军和民航的一些单位中，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动反革命政变。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二、炮制黑“报告”，刮起吹“天才”的反革命妖风

在林彪一伙策动庐山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刘沛丰、程洪珍、刘世英、许秀绪等一小撮死党，钻进反帝路招待所的黑据点，炮制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紧密配合林彪反党夺权阴谋的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

这个“讲用报告”的出笼，是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使的。“讲用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林彪准备在“九大”抛出的反革命讲话稿，加上一些剽窃、抄袭来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报告出笼前，叶群在毛家湾黑窝亲自组织了试讲。林彪听了录音，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这个“讲用报告”。以后这个“讲用报告”录音又在空军第三次“三代会”上连放两次。一群死党鼓噪而起，大肆吹捧。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同志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空军“三代会”上这股吹捧“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与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密切配合。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三、私上庐山，直接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叶群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大搞阴谋活动。林立果充当了林彪、叶群的秘密联络员，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向他们传达林彪的黑旨意，指挥他们向党进攻。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林立果私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还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极为嚣张。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即指使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陈、王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指使他们按照林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的黑旨意，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四、炮制“571”反革命纲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立果随林彪。叶群窜到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二十一日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的代号是林立果定的，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与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五、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

林立果、周宇驰等大肆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他们竭力鼓吹“进行路线教育，就是解决一个站队问题”，“说穿了就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什么“政治斗争很复杂，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和后台”，“要解决政治生命依附谁的问题”，要“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伙死党公开叫嚣：“当前就是要突出宣传林副主席”，捍卫林彪的“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林立果指使下，由刘锦平具体掌握，在一些单位进行了所谓“路线教育试点”，还总结了题为“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广为传播。林立果十分得意说：“这样搞正面教育，抓部队，建立了感情，到时候就听指挥了。”

他们还造谣说，“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秀才要造反”，“笔杆子压枪杆子”，为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林立果说：“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大的风暴。”叫嚷要“积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政治大风浪”，要准备“掉脑袋”，“上山打游击”，“同舟共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

六、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为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小“联合舰队”在林立果的指挥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织方针，规定了联络暗语和代号。他们研究了“技术掩盖政治”、“严格保密，不让人摸到规律”等反革命策略。他们规定发展党羽的原则是“步子稳妥，多做个别工作，看准了才打招呼”，“要经过请示报告”，“先过渡到舰队外围，后再进入舰队”。他们按照“北京是中心，兼顾沪、穗”的反革命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秘密地成立了“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组织。

林立果给“舰队”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一再强调“舰队”要培养“江田岛”精神，要“舰队”成员绝对服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彪、林立果。规定“舰队”研究的问题、布置的任务“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厉制裁”，要“掉脑袋”，“杀子断根”。

他们进行了特务训练，学会了使用各种轻武器和特工设备，驾驶各种汽车以及掌握照相、窃听、盯梢等技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地进行了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周宇驰还秘密地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他们有陆、海、空军三种服装和陆、海、空三军及地方汽车的车牌，有的车牌正反两面喷有两种车号，可以随意调换。

他们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指使于新野搜集和摘录了政变和谋杀的二十八个事例。

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空四军建立“教导队”，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林立果指派“上海小组”（即“分舰队”）组长袭著显，副组长蒋国璋亲自掌管，并派小“舰队”成员吴达云去协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还专门查问“教导队”的情况，并交代“要保密”，“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毕业时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他们规定“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首长”（指林彪）、“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要“一辈子紧跟林立果”，“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林立果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光”。军事上“要多学几手，多配些汽车、摩托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秘密地进行擒敌拳廿套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等训练，掌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他们对“教导队”严加控制，隔绝队员与外界的联系。

七、设立反革命据点，大搞特务活动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仅在北京一地，他们先后在空军反帝路招待所、幸福村招待所、原空军学院、西郊机场、原空军二高专设立了五个秘密据点。这些据点非常隐蔽，汽车可以开到房子里。有的房间安了两、三道门，只许几个人出入。窗户上安有铁栏杆，两层玻璃，三层窗帘。在白云山的据点还设有岗楼、了望台、警铃踏板。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特务，策划反革命阴谋。特别是原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两个秘密据点，成了他们具体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所，事后从这些据点里，搜出了大量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匕首等杀人凶器，录相机、照相机、录音机、窃听器、警报器、各种收发报机等特工器材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

林立果还盗用了大量通讯器材，在黑据点架设专用线路，建立秘密通信网。仅在北京的黑据点以及死党的宿舍，就拉了七十对专线，安装了六十四部电话。他们还盗用了电话保密机十八部，航空救生电台十三部，进行秘密联络。

在这些黑据点里，林立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黑据点内部陈设极其豪华，多是派专人到各地购买的高级物品，也有不少是从外国进口的生活奢侈品，如：尼龙蚊帐、鸭绒被、地毯、沙发、沙发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高级轿车、电气暖具、吸尘器、吸潮器、高级药品、电动牙刷等等。据反帝路招待所、西郊机场、原空军学院、原空军二高专四个黑据点统计，修缮、扩建、增添设备和购买高级消费品，就花了十五万八千二百多元。

八、窃取重要情报，盗窃核心机密

以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曾多次开会布置收集情报，着重收集和窃取有关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以及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同志的情报，给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同志去青岛，于新野探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通报给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为林立果开辟黑据点、找济空原司令员吴宗先串连的江腾蛟，并把他召回北京。八月以后，林立果派于新野等人窥测、跟踪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

林立果指使死党、亲信，盗窃了大量的核心机密。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林立果随林彪去国防科委，借看尖端绝密产品的机会，用录相机把介绍的所有实物和战斗性能、技术数据等资料全部录走。他们在空军窃取了全空军作战实力，组织序列表，全空军团以上干部名册，我国发射导弹、卫星的雷达观测资料等核心机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周宇驰等人还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供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的频率和时间表，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沿航线的机场位置、导航台呼号、频率，我国华东、中南几个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以及全国的飞行资料等等。

林立果一伙还有计划地侦察了不少地区的重要目标和地形。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在顾同舟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沙头角一带侦察地形。七月十四日，林立果乘安—24飞机从汕头返回广州，故意偏离规定航线，对香港、九龙一带沿海地区进行了窥测拍摄。与此同时，还指使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了良乡、郑州、南昌、长沙、新城、韶关等一百一十九个地点，特别对北京近郊地区的重要目标，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重要通信枢纽、军事阵地等，反复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九、以搞“科研”为名，研制特务工具

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李伟信、王永奎、贺德全等人，研制了十多种特工器材。其中有电压高达几千伏的手握麻电器、汽车麻电器，有搞特务窃听的自动电话盲音消除装置，有能自动报警的电子警戒装置，有进行秘密联络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特制的电话保密机，有互相拍发暗号进行联络的汽车自动喇叭，以及消灭罪证的快速碎纸机等。为了加快试制和购买新的特务工具，林立果动用了外汇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三美元，从国外进口了微型照相机、微型窃听器、警报器、录相机等大量特工器材。林立果一伙还盗用了各种战备器材，仅在北京几个单位的初步统计，被他们盗用的望远镜、录音机、收发报机、光电自动发报机、频谱分析仪等贵重器材和精密仪表就有一百五十五部，各种电子元件九千一百余件，各型钢材近百吨。

林立果、周宇驰还组织四十多名翻译，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进口的特务工具技术资料及说明书。

十、抓部队，搞武器，大搞“陆战”训练

小“舰队”确定“基本方向是抓部队，抓军、师两级，抓关键部队”，“建立根据地”。林立果说：“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里窜来窜去”。他一再要求“舰队”成员“眼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多开辟象空九师那样的部队。”

林立果早就通过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人，控制空四军、空五军，妄图把这两个部队变为他们“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一伙一面秘密策划，从驻京院校内抽调了一批所谓“左派”，去空四军加强“基地建设”，一面又通过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把黑手伸进广空的一些单位。一年之内，林立果曾在空十二军搞了十五次所谓“接见”，要解耀宗等人把“根据地”“巩固好”，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

为了拼凑反革命政变力量，林立果一伙采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手法，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腐蚀干部，拉人下水。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些。”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林立果派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大搞反革命串连，找一些单位来开会的领导干部谈话、送礼，进行“路线交底”，把有的人引上贼船。

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林立果以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鲁珉、曾国华、何振亚、郁文等四处奔走，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兰州、南昌、成都、昆明、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大连、天津、保定、新疆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连。

与此同时，林立果多次向王维国、陈励耘、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交待：要加强空军的“陆战能力”，“做到空中能打，地面能战”，“对付路线上的敌人过得硬”。王维国、陈励耘组织了“武装营”，装备了“火力车”（把枪炮安装在汽车上），大搞“陆战”训练，还搞了歼击机超低空训练，高炮打坦克的实弹射击。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利用广空参谋工作会议、后勤场站工作会议，公开下达了“陆战训练”的任务，提出“机场要人人皆兵”，“把场站变成陆战团”，要军、师、团组织“陆战领导小组”，制定“陆战行动预案”。

林立果一伙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搞到了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给王维国弄去新式微型冲锋枪样枪和图纸，进行仿制。林立果还指使王维国制造步枪、冲锋枪和穿甲弹（要求能穿透九十至一百毫米厚的钢板），又要王璞、顾同舟等人秘密试制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成立“造枪改炮小组”，用废旧航空火箭、火炮，安上支架、轮子，用于地面作战。

十一、导演“安全现场会”，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借着推广“安全飞行经验”，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一伙采取内部串连的办法，拉了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死党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十二、阴谋“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他们准备如果中央的会议点林彪的名，就“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四月二十三日晚，林立果指使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了一个黑会，具体研究反革命政变的部署。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没有点林彪的名，才把反革命政变计划推后，继续加紧准备，待机而动。

十三、策划和实施两项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九月八日，林彪向他的死党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十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拿着这个“手令”回到北京，从八日午夜到九日凌晨，召开了一系列黑会，按照林彪的旨意，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首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密谋。林立果在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后，布置江腾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还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布置“舰队”成员王永奎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致被人发现的办法。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找王飞密谋，布置王飞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随后林立果、周宇驰又召集“舰队”成员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四人在原空军学院黑据点开会。林立果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决定进行武装起义”，“这里（指空军学院据点）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准备争取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胜败在此一举。’”还说：“本来想多抓一些部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再好的可以当常委。总政拿过来，北京军区拿过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行！”“这次可要论功行赏。”林立果还狂叫：要“进攻钓鱼台！”

与此同时，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又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用伊尔—10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

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又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林立果怕火车调部队慢，容易泄露，打算用安—12飞机运。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行凶的方案。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一日提前离开上海回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他们第一项反革命阴谋破产了，又慌忙决定实行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妄图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

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根据林彪旨意，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疯狂叫嚣：“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十九时四十分，林立果通过死党，私调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潜往山海关待命，准备次日供林彪、叶群、林立果南逃时使用。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他们又安排依尔—18一架准备十三日晨送周宇驰、胡萍去山海关，然后随林彪去广州，该机则经上海拉“上海小组”、“空四军教导队”的人员去广州。还安排三叉戟、安—24各一架，供黄、吴、李、邱和由北京去广州的人使用，并计划用安—12一架运走两架云雀直升飞机。他们预谋于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南逃广州，并通知了王维国、陈励耘、顾同舟等人负责接应。

晚上二十一时许，王飞按照林彪、林立果旨意，在空司办公楼内秘密召集于新野、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七人黑会”，策划“南下”行动方案，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确定了编组方案。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于是林彪死党慌忙收拾行李，整装待命。

但是，由于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晚二十二时半左右，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决定必须有周总理的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他们的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又破产了。

十四、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决心叛国投修。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气急败坏，慌忙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下达了停止南逃行动的“命令”，并告周“要北上”（即叛国投靠苏修）。周宇驰、于新野同时布置小“联合舰队”成员王永奎、陈伦和、许秀绪、王琢等人集中到原空军二高专秘密据点待命。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三十分，林立果、刘沛丰等少数死党，跟着林彪、叶群，爬上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二时三十分，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林彪等人全部丧身火海。狂妄不可一世的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和他的老子一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私调“直五”型直升飞机一架，企图外逃未遂，周、于畏罪自杀，李伟信被我生俘。

这样，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了。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
（初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
1973.04.08

林彪死党江腾蛟，是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有的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一、林彪的忠实走狗

江腾蛟极力追随林彪，得到林彪赏识。一九六五年秋，叶群、吴法宪带了一帮人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组成了效忠林家的黑班底，江腾蛟积极入了伙。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保护起来。叶群亲自给江腾蛟打电话：“这两个孩子可是林副主席的两只眼睛，你要好好照顾。”江含着眼泪回答：“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们两人在。”他先把林立果、林立衡藏在南京，向亲信交代：“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使用的车辆要严格消毒。”后来，他又把林立果、林立衡伪装成记者、秘书，带在身边，专门调派一架飞机，窜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抛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反动口号，反党乱军。江忠实执行林彪的黑指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破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秘密收集整理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林彪。他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老实说，我在南京的做法，没有上面的指示，我能随便干吗？”“我的后台在北京，又粗又硬。”正当南京地区的部队、群众要清算江腾蛟罪行的时候，林彪、吴法宪一伙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派他到西南地区，参加航空兵三师击落美帝入侵飞机的庆功会，给他加上“空军部队负责人”的头衔，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宣读中央军委嘉奖令。使他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一九六八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将江腾蛟调离南京。林彪通过吴法宪，事先把决定告诉了江腾蛟，并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要他“深居简出”，“避一避风头”。江经常出入林家，成为林家的座上客。林、叶还把发给政治局委员的文件和揭发江的材料，送给江看。叶群吩咐张发云（跟随江腾蛟的空政秘书处原处长）：“江腾蚊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林彪对江腾蛟的女儿说：“以后有谁迫害你爸爸，就来找我。”还亲自对江说：“没有职务照样干‘革命’。”当年“五一”，林彪一伙安排江上了天安门，名字还登了报，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吴法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把江腾蛟安插在空军领导机关。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还要重用。象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再就没有干部可用了。”吴秉承林彪的意图，一九六九年初，要江作为王辉球同志的“助手”抓空军政治工作，并让他继续抓南京空军的所谓“重要专案”。同年五月，在空军第四次党代大会上，不顾代表们的反对，硬把江塞进空军党委，并安排为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同年十月，又让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江腾蛟是林家最忠实的鹰犬。他经常无耻地说：“是‘首长’（指林彪）和‘副部长’（指林立果）救了我，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江腾蛟，就没有我的一家。我一家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感激林副主席一家。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二、党和人民的死敌

江腾蛟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恶狠狠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都专到我姓江的头上来了。”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建国二十多年了，生产还是那个样子，停滞不前，工人农民收入很少，现在是群众敢怒不敢言”，“你们不要把世道看得这样公平，这样合理！真正公平合理的世道是有的，那是将来的事，等‘首长’和‘战友’（指林立果）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才能实现。”他疯狂地说：“我有林副部长领导，有‘首长’和‘战友’做后台，有人反我十年，也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姓江的就没有出头之日！”

江腾蛟出于反革命本性，早有叛国外逃的企图。一九七○年十月间，江对他老婆李燕平讲：“现在不光全国各地，就连国外，我江腾蛟也还是有点名的。我要真到外国去，还真错待不了我呢！像这么个对中国军事情况了如指掌的将军，他们还不当宝贝供养起来？！我这样的人在他们那里可是有大用场啊！”李伟信为林立果购买特务器材，从香港回来，江腾蛟向李了解香港的情况。据江的女儿揭发，江曾去过深圳活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叶群要吴法宪把江腾蛟叫到北京来，当面交代要江腾蚊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江写好后交吴法宪，吴亲自修改后送给叶群。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林彪一伙加紧实行《“571工程”纪要》的时候，江腾蛟要王维国抓紧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说什么：“要敢于上纲，敢于加工整理”，“要懂得这是斗争的最好炮弹”，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积极配合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

江腾蛟狂热吹捧林彪、林立果，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一九七○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江秘密指使李同云（空军报社原副总编），同陈励耘、王维国、查全伦、王宝功（沈阳空政主任）等人，组织力量，炮制了《伟大的战略措施》、《四个第一好》、《四好连队运动万岁》、《三八作风是传家宝》四篇反党黑文章，鼓吹“不可分割论”和“天才论”，为林彪树碑立传。叫嚣：“自觉地把保卫林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这些反党黑文章，经过江修改定稿，密谋先在《空军报》发表，再送《解放军报》，后来因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未敢拿出来。江腾蛟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搜集、掌握贯彻的情况和反映，并催促政治部要很快传达。他积极参与炮制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事先周宇驰到他家里同他商量过“讲用报告”的内容，“讲用报告”出笼前，江腾蛟看了稿子，表示完全同意。空军“三代会”期间，江在幕后进行秘密活动，策动在会上放“讲用报告”录音，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林立果，与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密切配合。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腾蛟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对抗批陈整风运动，顽固坚持林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狂叫：“不承认‘天才’，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去了‘天才地’那三个副词，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首长’。”同时，他狂热地吹捧林彪“一贯正 确”，“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吹捧林立果“是新发现的领袖人物”，“是接班人的接班人”。他还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吹捧林彪的所谓“路线教育材料”，并且指使亲信大量印发林立果反革命的“讲用报告”。他为了炮制林立果的所谓飞行安全经验，事先，亲自窜到空九师活动，并对王璞、顾同舟、查全伦等人说：“这是在林副主席那里挂了号的，林副部长亲自抓的，一定要抓好。”还规定他们每半个月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开现场会时，他还指使亲信秘密串连一些单位的人参加会议，再一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

四、拉拢干部，安插亲信，妄图控制部队

江腾蛟极力鼓吹“亲不亲，线上分”。胡说：“只要对林副主席一家感情深，其它方面有毛病也要大胆使用”，“不要老啃着死东西不放”。他要李瑞昌（空政干部部原部长）等人为林家“把好关”，“掌好用人权”。并且规定：“空军师以上干部和南京空军团以上干部提升调整都要先告诉我。”江腾蛟等人还策划通过“调整”、“更新”干部，提拔重用亲信。通过控制“专案”，残酷迫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江腾蛟四出活动，进行反革命游说，拉拢干部。他带着亲信，曾先后窜到济南、青岛、上海、广州、桂林、长沙、武汉、孝感、西安、成都等地，了解干部对林家的感情态度，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他还根据林立果的交代，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带着亲信窜到空降兵十五军“摸军、师两级班子的情况”，做“工作”。江腾蛟一伙采用“路线交底”、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拉山头，搞宗派，欺骗和拉拢某些单位的一些人。

江腾蛟按照林立果“派人下去抓好部队”的黑指示，加紧策划把他们在机关的一些“骨干”派到部队去。一九七一年初，他与林立果、周宇驰、王维国密谋，以支左为名，从驻京院校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靠得住的人，到空四军“加强根据地建设”。江还策划从空直机关调出“三分之一的‘骨干’下去抓部队”。指名要安插一些党羽到军、师去担任领导职务，妄图控制某些单位。

五、参与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策划召开反革命的“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江腾蛟化名“何坚”，假造病历，以检查“有无癌变”为名，乘夜航专机秘密窜到上海，潜藏在一幢小楼里四十多天。在这期间，他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多次密谋，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三月底，江腾蛟参加了由林立果召集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一起，策划了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会上，他接受了林立果的旨意，负责上海、杭州、南京三个点反革命活动的协调和拉总。会后，江得意忘形地对李燕平等人说：“现在把方案定了，就好办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哈哈！我这几年也总算没有白斗，只要方案一完成，我们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完全是一副法西斯匪徒的凶相。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坐镇上海，一面指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按照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各项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一面窥测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动向，待机而动。伙同王维国、陈励耘在上海组织了“教导队”，在硕放和笕桥组织了“武装营”。四月中旬，江派林彪死党朱铁笙（空政秘书处原副处长）去杭州向陈励耘了解政变准备情况。江腾蛟还指使周建平窜到一些部队去做“工作”，妄图把部队抓到手里。王、陈、周分别制定了上海、杭州、南京地区的“行动计划”、“应变方案”。江还要上海、广州地区的一些航空兵部队抓紧进行歼五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四月下旬，江窜回北京后，又亲自跑到天津、保定，还有计划地察看了北京周围顺义、通县、南苑、黄村、门头沟、石景山、南口等地的地形，进行阴谋活动。

六、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

《“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江腾蛟加紧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他造谣污蔑，疯狂叫嚣：“现在斗争形势很复杂”，“军队不行啦，笔杆子起来啦！”“当前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新的反复，更大的风暴”。他穷凶极恶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搞武装起义。”“只要看准时机，先下手为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首长’、‘战友’往党和国家的位置上一站，把所有的大权都接过来，报纸、广播一控制，不就成功啦！”“当然，也要准备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首长’和‘战友’带上同路人到广州或其他地方再成立一个党，起码打出个以长江为界来，然后再打几年，慢慢统一。”他还嚎叫：要“改朝换代”，建立“人人自由、平等、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江还向他的党羽宣布反革命纪律，说：“我们是不成功则成仁，破釜沉舟，拚上老命！”“要绝对保密，不能当叛徒。”“如果泄漏一句，不要怪我江腾蛟翻脸不认人！”

七、发展反革命组织，培植反革命势力

江腾蛟秉承林彪的旨意，积极参与、策划建立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及设立反革命秘密据点。他还窜到桂林、青岛等地，部署建立反革命据点。他要米家农抓好反革命特务组织“战斗小分队”。

江腾蛟在空军政治部，秘密组织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地下黑班子。成员有部、处干部十二人，由李同云、李瑞昌牵头，张发云为联络员，江腾蛟直接指挥。江给黑班子规定任务：“要把政治部办成林副部长放心的政治部”，要求其成员“把心思放到林副部长那里交下来的任务上”，对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等人的所谓“指示”，都要“紧跟、照办、认真执行”。他们在各部门发展“骨干”，开什么“骨干碰头会”、“形势分析会”，进行非法活动。他们自成系统，部里有“部”，处里有“处”，制造分裂，控制政治机关。他们用欺骗组织、煽动群众、暗中操纵等手段，秘密控制组织、干部工作和舆论工具，搞了许多阴谋活动。

江腾蛟还组织了一个秘密“接待委员会”，张发云担任主任，负责接待和联络在空军内的林彪黑线人物。政治部地下黑班子的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江腾蛟在林彪、林立果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培植反革命势力。他除了把黑手直接伸进空四军、空五军以外，还通过周建平、王璞、顾同舟、解长林等人，在一些单位做“工作”，拉拢人。他要查全伦在福州军区空军“想办法站住脚跟”。他还两次派陈玺（南京空司气象处原副处长）去找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原副政委）进行反革命串连。

江腾蛟亲自向其同党、亲信传授反革命策略，加强内部控制，捏拢反革命力量。说：“我们的斗争是大兵舰作战，不是小木船，是联合舰队，是林副部长给我们掌舵。我们都是兵舰上的战斗员，不要互相在舰上拳打脚踢的把舰弄翻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上旬，他在广州对顾同舟、查全伦说：“你们关系搞不好，广空机关就不能团结起来，副部长就不放心。只要对副部长态度一致，不管个人之间过去有多大意见和恩怨，也要消除、谅解。”他还举行“熊掌宴”，把顾同舟、查全伦、米家农等人找去参加。江说：“副部长送给的珍贵礼物熊掌，请大家来分享幸福”。查全伦等人在宴会上举杯狂叫：“为在林副部长的领导下，在江政委的具体领导下，搞好‘工作’而干杯！”一九七一年七月，江腾蛟派人去上海、杭州，要王维国、陈励耘“搞好团结”，“抓好骨干队伍”。

八、充当反革命凶手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南线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江腾蛟秉承林彪旨意，为了“加快、提前”实行《“571工程”纪要》，在上海的秘密住所里，多次和李燕平及他身边的死党，密谋采取“设伏突袭”、“炸火车”等罪恶手段，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他要张发云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彪死党：“不要乱跑，要随叫随到，要严守岗位，各就各位。”

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江腾蛟叫到西郊机场黑据点里，让江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对江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江和周宇驰向林立果献策：“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还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九月十一日，江腾蛟、林立果和王飞、关光烈、于新野等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准备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

十一日晚，江按照同林立果、王飞、周宇驰的预先密谋，带鲁珉到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具体策划行动方案。并且规定了时间、地点、代号，指定了具体执行人。林立果对鲁珉说：“派你去上海组织指挥炸火车，是江腾蛟点的将。”并确定：“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江接受了林立果的指使后，连夜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去上海。由于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周宇驰召集江腾蛟、王飞下达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策划了南逃行动方案。当天晚上，江匆匆忙忙跑回家里，准备携带张发云、朱铁笙和江的老婆孩子，与林彪同坐一架飞机南逃。

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江腾蛟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的审判。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
（初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
1973.04.17


林彪死党王飞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急先锋，是策划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凶手，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北线总指挥”。王飞一贯顽固地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是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一些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一、死心塌地投靠林彪


一九六四年初，林彪派秘书关光烈，身着便服，窜到空军党办同王飞密谈。随后，王飞打着向“林办”学习的幌子，钻进林家，秘密勾结。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指使叶群，纠集吴法宪、王飞一伙，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拉山头，结死党。在此期间，王飞为林家百般效劳，得到林彪、叶群赏识。叶群还亲自向王飞传授反革命两面派权术。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王飞抄了杨成武的家，搜走了林彪、叶群与杨勾结的罪证，交给了林、叶。在林彪、吴法宪授意下，王飞指挥一帮亲信，为叶群伪造历史，扣压揭发叶群罪恶历史的检举材料，并制造假案，迫害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派遣他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党办当秘书吴法宪、王飞马上派周宇驰、刘沛丰伴随左右，充当其反革命帮凶。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一九六九年二月，在党的“九大”召开前，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林立果“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擅自发布所谓“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的同时，吴法宪在林彪的指使下，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之前，王飞就把这个头衔，写信向林彪、叶群汇报，甚至连林立果的升调报告表也都一并奉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

林彪、叶群多次把王飞一家召去“接见”、看电影、照相、吃饭，进行反革命拉拢。林彪、吴法宪一伙还把王飞“推选”为“九大”代表，后又提拔为空司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第一主任。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王飞一伙加紧勾结。一九七一年春节，他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二、策划和经营法西斯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


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网罗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空军拉山头、搞宗派，秘密成立了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这个反革命小“联合舰队”，是在林彪、吴法宪直接指挥下，由王飞具体策划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吴法宪伙同王飞在空军党办内策划搞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是王飞、周宇驰和刘沛丰。这就是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雏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又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一九七○年五月前，发展成为反革命小“联合舰队”。到“九·一三”前夕，这个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发展到十几个人，有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陈伦和、王永奎、许秀绪、吴达云、王琢等，头目是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王飞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这一小撮死党绝大多数是王飞招降纳叛收罗而来的。周宇驰是个对我有杀父之仇的家伙，曾因犯错误调离机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王飞把他调回党办当科长，后又提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收过租，讨过债，政治机关曾数次提出要处理，王飞一直进行庇护。于新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其父为右派分子，本人屡犯错误，王飞对他极力包庇重用。刘世英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道德败坏，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调离机关，王飞一手策划给他取消了处分，弄回机关。王飞自己出身恶霸地主，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帮家伙，在林彪的指挥下，秘密策划和组织实施反革命政变阴谋，从舆论、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干尽了反革命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配合林彪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年夏，林彪、叶群伙同陈伯达、黄、吴、李、邱等，秘密串连，加紧准备，阴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王飞一伙紧密配合，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

林彪窜上庐山之前，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王飞为之积极筹划。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空军的指挥大权。“两个一切”出笼前，王飞参与了密谋策划，出笼之后，他又竭力兜售。一九七○年七月六日，他们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两个一切”。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紧接着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与此同时，在林彪、叶群的亲自指挥下，王飞、周宇驰等人加紧炮制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王飞亲自出马策划召开林立果的“讲用”会。一九七○年三月，王飞就放出空气，制造林立果要作“讲用”的舆论。六月，他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随后，经吴法宪、王飞一伙策划，在王辉球同志主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王飞提出空军党委常委参加林立果的“讲用”会。会议确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司、政、后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都参加。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极其反动的“讲用报告”。这个会由王飞主持。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第二天，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八月下旬，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空军的“三代会”吹捧林立果“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达到高潮，与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飞、周宇驰一伙密切窥探会议动向，盗窃全会情报。当林彪向党发动突然袭击后，周宇驰立即密告王飞：“吴司令他们早就串连好了”，“把矛头指向×××。这一下不把他压垮，也得把他吹歪了。”王飞听后，得意忘形，立即叫他老婆写信告诉她妹夫（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被审查对象）向上告状，指控上海市委负责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周宇驰又慌忙把情况密告了王飞。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加紧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贼心不死，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王飞也肆无忌惮地破坏批陈整风，极力掩盖林彪的反党罪行，包庇陈伯达，继续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王飞猖狂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胡说：“马克思的书是一百年前写的，列宁的书也有四、五十年了，都是些外国地名、人名，不好学，学了也记不住”，“学马列主要指的是高级干部，候补中央委员以上，我们有谁够条件！？”他对空军通信团的干部叫嚣：“你们不要学，连队干部更不要学”。

与此同时，王飞在幕后指挥贺德全、刘世英、戴忠笠等人兴风作浪，大吹“天才论”。他们挥舞着林彪的语录叫嚷：“林副主席讲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讲！”“不讲天才是别有用心！”还恶狠狠地说：“真有人敢批天才，胆子不小啊！”“你们批天才，批吧，将来总有一天反过来挨批。”甚至散布：“大赞就是大批”，利用空司批陈大会的讲台，歇斯底里地大讲“天才”，吹捧林家父子。

王飞恶毒攻击毛主席对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报告的批示，污蔑反骄破满是“整人”，是“右倾翻案风”，散布“骄傲自满不是路线问题”。还别有用心地说：“空军现在不是解决骄傲自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拥护谁、跟谁走的问题。”鼓吹跟林彪、林立果。

王飞在空司机关大搞以对林家父子的“态度”、“感情”为标准的所谓“路线分析”。胡说：“路线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是拥护谁反对谁的问题”。王飞一伙叫嚷：“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拼命干，不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猛批判”。

王飞还歪曲历史事实，胡说：不管是前二十八年还是后二十二年，都要突出林彪。并策划炮制了篡改党的历史、宣扬林彪“丰功伟绩”的所谓“两个决议的宣讲材料”，毒害广大群众。

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召开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上，王飞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开放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供外宾参观访问，还要在各革命圣地陈列馆的解说词中增加吹捧林彪的内容，逼中央表态。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彪一伙在广州策划召开了“安会现场会”，进行反革命串连，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向党发动了反革命的“夏季攻势”。会前，王飞窜到部队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七月下旬，在吴法宪主持下，王飞专门安排其亲信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汇报了“安全现场会”情况。王飞在会上说：“推广‘安全经验’是个大事，对推动空军建设很重要”，并提出：飞机的预警装置先改装一个团，要求各部门全力支持。接着，他又选择在林立果“讲用”一周年的前夕（七月三十日），主持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空司部党委扩大会，指使亲信宣讲“安全经验”，狂热吹捧林立果“不断发现和解决了空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胡说“安全经验”是林立果放的“第二颗政治卫星”，鼓吹“从林立果身上看到了林副主席带兵打仗的优良作风的巨大威力”，等等。同时，王飞还秘密布置空司各部、局搞什么纪念林立果“讲用”一周年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他又把“安全经验”塞进航校工作会议；亲自和指使一些人，到部队兜售“安全经验”，吹捧林家父子。


五、参与“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三月间，正当林彪及其死党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的时候，王飞躲进医院同一些死党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以后，王飞指使一个秘书到上海“注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动向。王飞还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其死党“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王飞同周宇驰密谈了妄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的罪恶阴谋。周宇驰叫嚷：“这次（指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吴司令他们在庐山的活动都给端出来了，搞得黄、吴、李、邱很被动”，“情况越来越紧张，林立果天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很着急。”他杀气腾腾地叫嚣：“这都是最高的地方搞的，不行就来个干脆的”。

五月一日晚上，王飞在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庆祝活动的实况广播时，咬牙切齿地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


六、抓部队，搞武器，阴谋扩大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及其死党王飞等拼命抓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空军司令部，王飞特别“关注”空司警卫营，他说：“空直机关就是警卫营这样一点掌握枪杆子的部队。”为了控制这个部队，他经常抓警卫营的“路线教育”，散布：“林立果对你们很关心，对警卫营感情很深。”他指使亲信制造舆论，要警卫营“一切听王副参谋长指挥。”王飞还亲自选定“挂钩”连队，把警卫营紧紧抓在手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策划空司警卫营抽调连排骨干八十八人，进行骨干“集训”。王飞叫嚣：“不训练不行”，“要苦练”。指使这个“训练班”，集中时间学习林彪的所谓“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实兵训练中，宣扬“江田岛”精神。在训练期间，王飞派一帮亲信进行慰问，“鼓舞士气”。到九月八日，“训练班”只完成了单兵动作，王飞叫喊：“这样不行！战术一定要搞，至少要搞班进攻”，要“训练班”继续加紧训练。

王飞利用职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提供了大批武器。他们经常通过警卫营给林彪死党搞枪支弹药，先后从警卫营盗走了各种枪七十六支，枪榴弹筒一具，各种子弹一万二千八百余发。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来京要轻武器。这个人对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制订空军轻武器分配计划时，王飞策划削减“三北”，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武器。计划调整后，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六千六百支。

为了实行《“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王飞根据林立果“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窜来窜去”的黑旨意，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空军部队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九月初，他还亲自出马，先后窜到鲁山、当阳、郑州、成都和天津、唐山、遵化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

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

王飞还竭力拉拢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势力。


七、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策划南逃，另立中央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

晚上，林立果、周宇弛、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密策划谋害毛主席、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叫嚣：“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在这次黑会上，林立果、周宇驰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

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再次策划攻打钓鱼台。

当天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

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

接着，王飞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送去，并转达了叶群、林立果的“问候”，向黄密报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

九、十日两天，王飞还查问了空司警卫营的实力和骨干“训练班”的训练情况等。

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告诉王飞：“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在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林立果嚎叫：“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

会后，林立果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了王飞。林彪在信中要黄“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当天，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林立果恶毒地提出了用空司警卫营卡车冲，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借接待外宾的时机在机场动手的办法。王飞则献计，要林彪召集会议搞。

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王飞：“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下达了林彪关于十三日乘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由胡萍准备飞机，王飞组织指挥。

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黑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

毛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林立果于十二日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王飞惊恐万状，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王飞气急败坏地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王飞负隅顽抗，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与死党刘世英等秘密串连，通风报信，布置退却。十四日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什么“好心为坏人办坏事”。但是，在铁的证据面前，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难逃法网。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国务院批转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1973.04.21


国务院原则同意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执行。

我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有独特民族风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发展工艺美术生产，不极为丰富国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而且是扩大外贸出口，换取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大力增加生产。

发展工艺美术生产，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内销和外销的关系，大力提高艺术水平和生产水平，不断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投资省，用料少，收效快，换汇率高，潜力很大，大有可为。工艺美术生产和主要原材料必须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统筹安排。专料专用，不挤不让。

各地区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工艺美术工作的领导。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管理机构。要认真总结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经验，进一步落实党对老艺人、创作设计人员的政策，继续做好工艺美术企业和人员的归队工作，并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要继续办下去。工艺美术院校和科研机构要适当恢复。计委、轻工、外贸、商业等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工艺美术生产和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问题的报告


遵照总理关于加速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扩大外贸出口的指示，我们从9月份开始举办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同时分8批请29个省、市、自治区组织代表团共4000人，前来观摩学习，交流经验，制订了初步规划方案。现报告如下：

我国工艺美术有几千年的历史，技艺精湛，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产品精致美观，丰富多彩，为国内人民和国外顾客所喜爱。建国以来，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当前工艺美术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市场和外贸出口日益增长的要求。大多数工艺美术产品没有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原材料供应比较困难。许多可以实行机械化的生产工序，仍未摆脱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不少企业，厂房破旧拥挤，没有得到相应的改造。这些，都影响工艺美术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发展工艺美术生产，必须进一步落实政策，加强领导，做到：

（一）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努力提高艺术水平和生产水平，变小批量生产为大批量生产。在题材上，除了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以外，都可以生产，并积极组织出口。

（二）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发挥专业工艺美术厂的骨干作用，又要以专业带副业，认真组织农村副业和城市街道的厂外加工。很多地区发展农村副业工艺品生产和组织厂外加工的经验证明，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不增加职工指标，不增加商品粮，不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既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工艺美术生产，增加出口，又可以吸收城市闲散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村社、队的集体收入和社员家庭收入。有些适宜于这样做的行业，如抽纱、竹、藤、棕、草、柳编织等等，更应该充分发挥副业队伍的作用。

（三）必须根据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助为辅的原则，相应地解决工艺美术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设备和少量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

关于原材料，拟从三方面加以解决：一是各地要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各有重点地发展原材料生产，建立原材料基地。二是把主要产品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统筹安排，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专项拨给，专料专用；所需二、三类物资，也要逐项安排，由轻工、外贸、商业和物资部门搞好协作，保证供应。三是出口需要，而国内资源不足的，应本着快进快出的精神，积极组织原材料进口。

关于设备，主要靠自己武装自己，国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适当扶持，除分配一些关键设备外，建议国家拨给一些钢材、木材和有色金属，用于各地自制设备，以补充国家分配之不足。

关于基本建设投资，可采取以自筹为主、国家适当投资的办法解决。

（四）要进一步密切工贸关系，加强协作。外贸部门要积极支持生产，及时安排好年度和春秋二届广交会的收购计划，确定合理价格，使企业有合理利润，使农副业有合理工缴费。轻工部门要根据外贸部门提出的要求，积极安排生产，督促工艺美术企业严格执行计划，不但要注重产量，更要注重质量，保证充足的货源供应；工贸双方要共同搞好工艺美术企业和副业生产的定点、定产品、定数量、定质量、定材料等各项工作。工艺美术企业要努力改进包装装潢，使之与工艺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相适应，既要起到衬托作用，又要保护工艺品安全运输。

（五）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工艺美术企业都是地方工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于工艺美术生产和各项工作，加强领导。

要继续做好工艺美术企业和职工的归队工作。凡改产转向不适当而生产又有需要的工艺美术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转回来；企业下放不当的应予收回；其他单位借用、调用的工艺美术行业的厂房、设备、资金等，应予归还。过去下放农村的老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一般应调回原单位工作，并且解决他们的城镇户口和粮食问题。

要认真落实对老艺人、技术人员的政策。要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在政治上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于老艺人和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可根据党的政策、技艺水平以及对国家的贡献大小，分别给以艺术称号，以资鼓励。要给他们以传授技艺、开展创作设计的便利条件，为他们安排好接班人，并允许他们带子女进厂，随父学艺。技艺高超的作者，应允许他们在工艺美术品上题名。

建立和健全工艺美术管理机构。根据国务院批示，轻工业部已建立工艺美术公司。各省、市、自治区和重点传统产区，亦应本着精简的原则，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专管机构，充实和配备政治条件好、业务熟悉的管理人员，以便工作有人抓，生产有人促。

恢复和加强工艺美术研究机构和工艺美术院校。除了积极办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外，对现有研究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和充实人员，撤并的研究单位和学校，重点产区原有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室），应予恢复，以加强研究和设计工作，更好地繁荣创作，为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服务。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选编
1973.05.00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五月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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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三月二十一日开始。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陕工作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中的党员干部，省革委会各组、局和各地、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有陕西省军区，二十一军，四十七军，空十一军,总后西安办事处，第二军医大学，总后装备研究院，空军第一、二专科学校，空军通校，第二炮兵技术学校，总后工厂物资管理局，总后第三十一基地第二试验场，以及二十院所属驻陕各所的师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团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国防科委第二十二器材基地、总参三部十一局的负责同志，共计六百三十五人。

中央政治局委托中央委员、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同志参加并领导这次会议。兰州军区孔俊彪副政委、齐振兴副参谋长、张如三副主任也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传达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赴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在我省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入和事，帮助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提高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推动陕西和驻陕部队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发

展。

今天的大会由省委书记胡炜同志主持。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同志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1973]15号文件，冼恒汉同志讲了话。

冼恒汉同志说：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赴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产生出来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李瑞山同志原原本本的向到会同志传达了。传达中，作了一些说明，讲得很好，我同意。

中央指示，驻陕野战军、军委总部直属单位和军事院校参加陕西省委批林整风会议。三月七日晚上，总理指示我参加这个会。我这次来不是领导这个会，是和省委常委一起，和同志们一块儿，认真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这个会议开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我是本着这样一个精神来的。

我们这个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就不能回避矛盾，要揭开矛盾，解决矛盾。矛盾就是问题，就是要把问题揭开。如果我们回避矛盾，那就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会，只能是一个失败的会。

这次在北京会议上揭发出来的问题，涉及到不少驻陕西的军事单位。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把西安作为“借用力量”，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是下了功夫的。当然他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不是都听他的，那是另一回事。主席在十二号文件中讲：“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我们要回答西安是“借用力量”这个问题，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犯错误的同志要把问题说清楚，把立场转变过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团结的基础。我们如果不揭，就丧失了原则，就成了捂盖子。 “九.一三”事件已经一年多了，林彪的贼船已经沉没了，死党已经落网，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再坚持错误，有错误要改正过来。在北京开会时，我们考虑白辛夫到底写不写“同志”，可写可不写，后来我们还是写上了，再给他一个机会，不要失掉这个机会。还有兰空的王绍渊，这次也让他参加兰州的会议，给他一个机会。刘江亭同志在北京会议上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在毛主席身边，你失掉了这个机会。你销毁档案，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向中央讲？那时候没有讲， “九.一三”事件以后，为什么还不向中央揭发交代？你一不揭发，二不交代，还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这些问题中央早就知道，你在北京已经失掉了一个机会，这次可不能再失掉这个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央对卜占亚、邓小平的处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次会议是个放包袱的机会，犯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张伟良同志，对你的揭发材料不少，空三十六师师长李源一同志，也有揭发你的材料，要主动放包袱。你们都是受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没有党，没有毛主席，你们当什么军长、师长？姚长川同志这次交代的态度比较好。我们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不是盲目的，都有材料。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能够站过来。别人帮助只是外因，能不能站过来在于自己。如果你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死也不改，那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到会同志对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要耐心，不要起哄。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搞逼供信。有的问题记不清，想不通，我们可以给时间，再等待，可以个别帮一帮。我们要集中精力把会开好，使犯错误的同志把问题交代清楚，使到会的同志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通过这次会议，把批林整风运动推向深入发展，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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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省委常委开会分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情况，研究了转入第二阶段的工作安排问题。兰州军区冼恒汉政委在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这一段文件学得比较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学习中，严肃认真，态度端正。大家认为中央十五号文件针对性很强，政策性很强，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兰州军区和西北四省（区）广大军民极大的关怀和鼓舞，为我们深入批林整风指明了方向，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心。文件所体现的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深深教育了与会的全体同志，特别是一些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深受感动。在学习领会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明确了方向，统一了思想，掌握了武器，为转入下一步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经过这一段学习文件，主要有以下收获：

一、对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陕西地区的尖锐激烈的反映看得更清了，深深认识到西安“借用力量“问题的严重性。过去，一般对林贼把西安列为“借用力量”，认为不过是他们一伙虚张声势，主观妄想；或者认为就是总后所属在陕的几个单位已经隔离审查的几个人。这次听了传达，看了文件，受到很大震动，看到林彪一伙确实在陕西下了很大功夫，他们把西安作为“借用力量”确实是很有根据的。

二、联系七个中央文件所传达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西北四省（区）和四川、河南、山东、贵州、湖南以及海军内尖锐激烈的反映，深深认识到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使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理解，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革命义愤，加深了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少同志过去把这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看得太简单了，认为批林整风搞了一年多，该揭的揭了，该批的批了，比较普遍地产生了“差不多”思想和松劲情绪。现在大家认识到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很多，对林彪一伙所进行的阴谋话动还远远没有查清，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批得不深不透，有的还批得不准，还有许多界限不能从路线上准确地划清。要彻底清算林彪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还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差不多”思想和松劲情绪，正是我们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

三、从学习中央文件中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感召下，鼓舞了犯错误的同志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的勇气，也增强了大家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决心和信心。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听了传达报告后，对主席的政策深受感动，感到很亲切。有的表示，要坚决同林彪一伙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重新做人，决不错过时机。不少同志体会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党中央交落给我们的任务。林彪一伙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准备，确实下了功夫，坑害了不少同志，我们要下更大的功夫，把受坑害的同志挽救过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四、从学习中，深感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对深入批林整风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少同志开始以为只是听听中央新的精神，了解一些情况，没有准备在会上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特别对如何深入批林整风，觉得揭来揭去一般化，批来批去几句话，很难深下去，产生了厌倦和畏难情绪。口头讲批林整风是头等大事，实际上没有摆在头等位置。经过这一段学习，大家深深感到省委召开这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按照中央十毒号文件指引的方向开好这次会议，对于陕西省和陕西驻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陕西省的革命和建设，必将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还认识到参加这次会议，是参加一场严肃的斗争，一定要集中精力，以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文件为武器，坚决把这次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 常委在分析这一段学习形势的基础上，研究安排了下一步的计划。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揭、批、帮。就是说，要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在我省的阴谋活动，清查一切与这些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帮助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揭开问题，批出水平，帮出成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注意：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才会揭出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新问题，才能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在揭发具体问题时，要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这样，就能看得深，看得清，看得准。

（二）要反复学习文件，并把学习文件贯穿于全过程。把文件学好了，觉悟提高了，掌握了武器，才能揭得深，帮得好，批得透。

（三）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把严肃的揭发批判与耐心的帮助教育结合起来。对他们在思想上出现的反复，要给予时间，让他思考，要耐心帮助教育，不能简单急躁，不能起哄。

（四）要针对各种人的现实思想，及时做好深入的思想工作。领导上要经常分析形势，掌握思想动向扎实实地做好思想工作。

（五）‘要突出重点，分清主次，区别对待。不能“金面出击”，也不能“一锅煮”。要抓住重点，解决主要问题。

（六）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地掌握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领导上要对本单位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做法。

从三月二十八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各大组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安排。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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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七日，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由空军通信学校原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队指导员朝鲁同志检查、交代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并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了揭发。

会议由黄经耀同志主持。冼恒汉同志和李瑞山同志讲了话。李瑞山同志还代表省委宣布了关于恢复朝鲁同志工作的决定。

李瑞山同志说：朝鲁同志在小组会上交代了两天，今天在大会上交代了五个钟头。大家知道，通校极少数人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在通校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通校在北京和西安办的所谓学习班，他们公开地、明目张胆地、疯狂地制造反革命舆论，正象中央负责同志说的，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和他们的一些人对通校的少数人进行了“路线交底”，他今天讲了有三次。我们从传达学习中央六个文件中是可以听到这个情况的，如李作鹏给卜占亚、吴法宪给王新进行“路线交底”。在通校、二医大、炮校，还有其他一些单位，整理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私设黑专案。今天我们听朝鲁同志把通校的情况简单的讲了一下，他们搞的黑材料确实就是他说的采取逼供信的办法搞出来的。他们把这些黑材料先后几次送到空军党办， “九·一三”事件以后，封存了，这是他们的一个罪证。我们许多同志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的详细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对一些问题认识不够深刻，今天朝鲁同志在检查交代中谈了这么多问题，使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的死党怎么样反对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怎么样搞阴谋诡计，怎么样搞反革命政变，怎么样搞反革命串连，怎么样搞宗派、搞分裂，破坏军队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怎么样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从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汲取这个教训。

我们许多同志对什么是“路线交底”不知道。他们在空军讲“路线交底”开始是把吴法宪抛出来，他们抛吴是为了保吴。抛吴是保林彪，保林彪就是保吴法宪。我们从中央文件可以看出来，叶群对吴法宪说，你靠边站也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们会说话的。

朝鲁同志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一年多不向党交心，不彻底交代问题，他在林彪反党集团在通校的活动中是积极参与的，是陷得很深的，是接受了“路线交底”的，是积极参与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在这次会议上，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中央批发的几个文件，在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感召下，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热情耐心的帮助下，朝鲁同志进行了严肃的交代检查，对林彪死党朱虚之、王飞等进行了揭发，态度是好的，我们是欢迎的。希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要严肃的对待。有的同志过去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本来说清楚就可以了，就是自我批评精神差。错误严重的同志更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彻底检查交代，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关键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要从根本上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彻底把问题讲清楚。比如通校，朝鲁同志在那里算三号人物，还有马如飞、张志广同志要争取主动，希望你们再不要在那里捂了。通校的情况确实是很严重的，你们在那里进行反革命活动是公开的、半公开的。希望你们不要坚持错误了，要很快回头，彻底交代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其他单位，也还有个别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把态度、立场转过来。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要捂，恐怕不那么容易，我们开完会还要向下传达，群众发动起来，你们还能够捂住？希望这些同志真正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还要揭发林彪死党的罪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通校党的核心小组向省委写了“关于请示恢复朝鲁同志工作的报告”，省委常委和会议领导同志研究了通校核心小组的这个报告。鉴于朝鲁同志态度比较好，愿意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愿意跟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所以省委同意恢复朝鲁同志的工作。 、

冼恒汉同志说：今天听了朝鲁同志的检查交代，可以看出，西安通信学校的一些入，几年来积极为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把通校搞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在西安的一个黑据点。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吹捧林彪，吹捧林立果，吹捧林彪一家。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搞逼供信，搞假证据，迫害了很多好同志，猖狂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手段是非常非常恶毒的，把学校搞得乱糟糟的。当然这个罪恶应该算在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一伙身上，他们坑害了我们党，坑害了我们的军队，坑害了我们的干部。朝鲁、马如飞、张志广也是被坑害的。但是马如飞、张志广还吞吞吐吐，不好好交代。你们还是受害者嘛！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黑司令部一边，现在要站过来，把自己的态度、立场、感情都转过来，揭发他们，控诉他们，这样才能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朝鲁同志的检查交代，态度比较老实，情节也比较合乎情理。我们欢迎。通校写了个报告，要求恢复朝鲁同志的工作，省委同意了嘛！我们参加这次会议领导的几个同志也都同意。．当然， 朝鲁同志的检查交代，只是申明，还要看实践。同时这里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朝鲁同志的问题是严重的，是有罪的，迫害了不少的人。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可能思想不通， 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政策办事，不能用错误的路线去纠正错误路线，用错误的办法去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过去他错了，现在觉悟了，回头了，检查交代清楚了，就没有理由最去把他打成反革命，关起来，判徒刑。对受迫害的同志，领导小组、工作组要给他们做工作，把仇恨集中到林彪一伙身上。大家通过批林整风，清算林彪一伙的罪行，这样思想就统一了，思想一致了就可以团结在一块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这一点通校的同志要注意。

参加会议的同志中还有一此入犯了同样的错误，情况不同，程度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应该很好的认真检查交代，不要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没有说不清楚的问题，只要立场转过来就能够说清楚。（瑞山同志：炮校的李世谱同志，二医大的李杞普同志，二专科的刁培藻同志，还有一专科的包威忱同志，你们应该起来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林彪死党。）你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是一次“下船会”，包括二十一军的刘江亭同志，四十七军的韩曙同志，空十一军的张伟良同志，都要很好的交代和揭发，问题不管有多少，有多大，你们都是受林彪一伙坑害的嘛，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身上，只要彻底检查交代，就能取得党的信任，群众的信任。白辛夫、叶庆文等同志你们进步不大，还是那么个态度怎么行呢？ （瑞山同志：白辛夫同志，该下来了，你怎么还扒着船沿不下来？）凡是回头的，我们都欢迎。至于死不回头，顽固坚持到底办法。我们绝不会搞逼、供、信，也不轻信旁证材料，有罪证，人证、物证齐全，也是可以做结论的。希望犯错误的同志，不要坚持错误，要转交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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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晚，省委常委开会，有各大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分析了第二阶段的形势，研究了下一步的安排问题。冼政委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会议从三月二十八日进入第二阶段以来到今天，已经二十六天了。这一段的重点是进行揭、批、帮。各单位汇报了批林整风情况，联系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罪行。揭发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揭开了一些单位的盖子，对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的教育挽救。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和揭发批判，大家更加认识到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以及这场斗争在陕西反映的严重性，对西安“借用力量”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深入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犯错误同志的认识和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多数同志作了较好的交代检查，有些上当受骗的词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进展是顺利的，发展是健康的。

会议下一步的任务和要求是：继续深入揭、批、帮，从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研究深入批林整风的措施。

具体地说，下一步的任务和要求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继续对犯错误同志进行批判、帮助、教育，争取他们的绝大多数能作出一个比较好的检查交代。从目前情况看，犯错误的同志大体可分四种情况：一是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群众比较满意的；二是主要问题已交代清楚，但思想认识还需要提高的；三是问题已作了交代，但在有些主要问题上还没有谈清楚的；四是认识态度不好，至今还不愿认真检查交代的。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各大组领导小组要进行具体分析，针对每个人的情况，更加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防止产生急躁、松劲情绪，犯错误的同志要防止产生拖过关和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二、继续对林贼一伙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紧密联系会议实际，抓住这次会议中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和反动谬论，围绕林彪路线的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可把批判林彪一伙的反动谬论与帮助教育犯错误的同志结合起来，如院校组可结合批判为吹捧林贼一家所造的反革命舆论；省直地市组和省军区组，可抓住林贼一伙散布的反动谬论进行专题批判，把批判成果用简报反映出来，让大家受益。联系会议实际可抓以下四个专题：

1、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武器，批判《路线、政权和世界观》那篇似是而非的反动文章。弄清为什么是似是而非，那些是似是而非，以及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从而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2、以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为武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路线问题上的反动谬论，如“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路线问题讲不清”、“路线教育是空的”以及林彪一伙散布的“不可分论”等等。在批判中，要正确理解自觉执行党的路线和服从组织的关系，把政治上的高度原则性和组织上的高度纪律性统一起来，增强路线观．念，提高跟党、跟毛主席、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3、用马列和毛主席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为武器，批判林彪一伙所鼓吹的“天才论”，划清两种天才观的界限。

4、用毛主席关于加强团结的一系列教导为武器，批判林彪一伙在陕西进行阴谋活动中大搞分裂主义的罪行，提高贯彻落实“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自觉性。

三、在继续学习文件，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路线觉悟的基础上，引导到会同志紧密联系会议实际，座谈收获、体会，汲取经验教训。可采取小组讨论的方法，共同讨论感受最深的问题。个别同志需要作自我批评的可在座谈中结合进行。

最后，用一天时间，研究回去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的措施。各单位、各地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研究如何传达好这次会议的精神，如何深入批林。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选编（二）
1973.05.00; N9 0000256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五月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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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七日召开大会，由空军通信学校原校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队指导员朝鲁同志检查交代自己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全文如下：


我的交代和检查

朝 鲁


在这次尖锐复杂的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我积极追随林贼及其死党一伙，拚命地推行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配合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积极参与了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上了贼船，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九·一三”之后，党和群众为了挽救我，对我进行了十分严肃认真的批判斗争和耐心细致的帮助教育，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我下贼船的机会。然而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接受教育，觉得问题多，性质严重，不敢“竹筒倒豆子”，不能痛痛快快地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相反，继续捂盖子，坚持反动立场，罪上加罪。

这一次让我来参加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又一次给了我极好的机会，我感到十分温暖。十几天来，学习了主席和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个文件，特别是十五号文件，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到了通校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同时，也深深感到再不觉悟，再不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确很危险。我一定不放过这一次机会，要愤怒声讨林贼的反革命罪行，愤怒声讨和批判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无情地揭露林贼死党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以及马如飞、张志广等在通校犯下的罪行；同时要彻底地检查交代自己的严重罪行，向党、向毛主席交心。交真心，不说假话。在党和群众的挽救下我决心下贼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这次会上，兰州军区和省委首长对我十分关怀、爱护。会议的第一天李主任就点名叫我放下包袱；军区、省委首长几次亲自到我们组里给我作了宝贵的指示。我绝不辜负首长的教育和挽救。

下面我逐条逐句地对照中央十五号文件检查交代自己的主要错误和罪行。分四个部分：


（一） 接受林贼一伙的所谓“路线交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集中的接受了三次“路线交底”：

第一次路线交底，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前后，主要围绕着抛吴法宪的问题。

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贼施展反革命策略，抛吴保林，假抛真保。从一九七一年二、三月起，林贼一伙一再要求不能搞“多中心”，不能老提吴法宪和空军党委。这个时候我确实是从正面理解的。五月二十日左右，王翰书（空司通信兵部处长、通校西安原学习班领导小组副组长）从北京回来，同我个别谈话，强调了现在的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不能乱跟乱跑，不能搞多中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尖锐”、“复杂”，不能“乱跟乱跑”，同不能搞“多中心”联系起来，进_步意识到吴法宪可能有问题了。在布置我印林立果反革命小册子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深了。然而，总还没有直接点名交底，我正面不敢问，摸王翰书的底又摸不到，心中总感觉不踏实。

五月底六月初的一天，反革命分子许赠仁（空政秘书处原副处长）、张志广（通校核心小组原第二组长，停职反省）到我宿舍里找我闲谈，大谈所谓路线斗争复杂和批陈整风。我当时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所指的？许赠仁回答说：当然有所指的，就是指的吴法宪。还说，吴法宪是反对毛主席、林×××的，是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把“一贯”重复了几遍。许赠仁还说：就是他不准讲“最高指示”、 “顶峰”，这是矛头指向谁的嘛？很明显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的。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坐的是空军的飞机，这和吴法宪没有关系？在空军批陈整风大会上他还说：“我上当受骗了”。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还能说是上当受骗？接着许赠仁又讲了吴法宪是“五·一六”在空军的黑后台，是个两面派、老滑头、大草包，是不支持我们的；通校问题长期不解决就是他在里边捣鬼，等等。当时我问：吴法宪既然是反对毛主席的，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陈伯达不是揪出来了吗？张志广回答说：“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后，许赠仁和张志广一唱一和地议论起空司那个部长是“好首长”，政治部那个部长是“好首长”，提到了六、七个人，其中有赵光弟、鲁珉，实际上，这也是他们路线交底的一个内容。

这次谈话是我第一次听到点名吴法宪有问题。因为有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我又是被他们看中而成为他们的亲信的，所以对他们的反动宣传和路线交底我毫不怀疑，而且表示：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我绝不乱跟乱跑，迷迷糊糊，一定不会把队站错的，谁反对毛主席、林×××就坚决打倒谁。许赠仁对我的表示是满意的。我觉得吴法宪有问题这看来是肯定的了。但这个时期的舆论来头这么大，是什么问题呢？吴是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还是过去的问题？或者新出现了什么问题？从许赠仁讲的“一贯反对”来看，好象是过去的问题。但考虑陈伯达坐的是空军的飞机，联系到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吹捧、紧跟吴法宪的，而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又抛出吴法宪，我认为有很大可能吴就是陈伯达集团的。

当时我还想过，既然是这样，九届二中全会为什么只揪出了陈伯达而不揪吴法宪呢？我接受了张志广的反动宣传，认为这是“战略部署”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只揪出反党集团的头头。其他可能同以往一样，要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进行清理，而且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捞了不少资本，是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还有个“稳定部队”的问题，因此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舆论和思想准备以后再揪。这就是我接受了这个反动宣传和路线交底后的主要的思想活动过程。

约于六月十日左右的一天自由活动时间，张志广通知我去刘子武（空司通信兵部处长、通校北京学习班原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在通校）那里。我去了，看到有张志广、祖自修、程厚田。这一次又作了进一步的路线交底。许赠仁先讲，他说：今天找你们几个同志来，主要讲一讲两条路线斗争和批陈整风的问题。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很复杂、很尖锐，不能“高枕无忧”，“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乱跟乱跑”，等等。而且他直接点出了“吴法宪是何许人也？”讲的内容又进了一步，他说：在这次全军批陈整风会上，吴法宪说“我上当受骗了”。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还能说是上当受骗？他受谁骗？可是他这样一说有人就跟得很紧，王（指王辉球政委）紧跟上说：吴司令员说上当受骗了，我们更是上当受骗了。吴法宪这样一定调子，都跟上来了，都把自己说成是上当受骗。这个人（指王辉球同志）是离不开吴法宪的，一贯是跟吴法宪很紧的。有些人开始糊涂了，提到邝副司令，说过去还可以，现在又糊涂了。有些人是“老右”，不管什么时候都出来表演。当时提到曹副司令员，说过去就是支持他们的（指支持通校一群众组织“文筹”）。在当时对邝副司令我认为不是象他们说的那样，其他的过去就整理过材料，所以，毫无考虑的接受下来了。许赠仁讲完之后，刘子武接上说：北京班离开北京前没有安排接见，这是怕有些人借此机会捞到政治资本（这是把矛头指向王辉球政委和几个副司令员的）。还说：不要公开声张，现在的问题是要掌握材料，再三强调了掌握材料。要组织深入的揭发。收集材带一强调三条原则（指八三四一支左的三条原则），按三条原则办事。刘子武还说：除了你们几个人知道外，各连还要找几个人捅一捅，亮一亮底，需要有几个基本的骨干，免得人家揭了，咱们的骨干给顶回去。

要找什么人捅呢？当时议论了这么几个条件，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考虑的，有一定觉悟，敏感的同志。当时议论，向一连李培信、何世明、杨风江；二连孙维景；四连李建臣；五连邱建英等同志捅情况，搞路线交底。其中杨、孙是我提出的。并具体分了工，我分工同孙维景同志。下来后我按分工谈话，路线交底。许、刘交下来的东西我全交了。我还说：当前阶级斗争极为复杂，要看得准一点，可不敢乱跟乱跑。

然后，大规模的所谓揭发在通校开始了。全部揭发材料，收集的录音带、小报、传单、照片和其他材料，七月十五日朱虚之、刘子武、王翰书、许赠仁一并带回北京。

通过学习中央文件使我认识到，林贼一伙抛出吴法宪完全是一项大阴谋。吴法宪是林贼的死党。林贼所以抛吴法宪，实质就是为了保林，保黄、叶、李、邱。同时，也是为了保吴法宪，是假抛真保。通过假抛吴法宪，制造舆论，欺骗党和群众，为其反革命政变争取时间。叶群的一句黑话： “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就不缺”，完全道破了林贼一伙的反动本质。

第一次路线交底，是在大造了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复杂、尖锐的舆论基础上进行的。开始，把我的脑子搞得很乱，很紧张。所谓乱，就是已经不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所谓紧张，就是想赶快搞清，否则要犯错误。在这个时候抛出了吴法宪，所以我就忠实地“跟上”了，参与了这项阴谋活动。这次交底的核心是抛吴法宪。但在这个时候，吴法宪究竟反了谁？是搞不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第二次路线交底。

第二次路线交底，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上旬到中旬，中心内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七月上句到中旬，正是林贼加快提前实行其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反革命分子朱虚之在核心小组会上交底说： “九大后有人说没有路线斗争了，结果揪出了陈伯达，现在有没有？……”要提高警惕，不要迷迷糊糊，要清醒。”还说：“路线这个问题，就是拥护谁，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其实就是要跟林贼走。反革命分子朱虚之极力吹捧林贼是“接班人”、“副统帅”、“光辉磅样”，别有用心地影射攻击中央首长说：“陈伯达揪出来了，下面的小爪牙揪出来了，中间就很害怕，就千方百计破坏，就跳，这不要怕。”还说：“野心家陈伯达之类，都千方百计地反对林×××”，“我们就是要保卫林×××这个接班人”。还说林秃子是接班人，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只能有一个中心。

我不仅接受了反革命分子朱虚之的路线交底，而且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并也进行路线交底的活动。我着重强调说：现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复杂、尖锐，路线斗争的核心是拥护谁，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我们不要找错了门，走错了路。我们要跟林立果跟定了。我们要誓死保卫林立果，等等。

接受了这次路线交底，我感到这场斗争不象原想象的那样，的确是很复杂、很尖锐的，而且已经涉及到了接班人的问题，就是说有人反对林贼这个接班人了。但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陈伯达之类”是指的谁。还只是考虑到是吴法宪，就是说陈、吴一伙是反对林贼的。在过去，谁如果说吴法宪是反对林贼的，那是不太容易相信的。现在我完全相信了，而且我想，事情都在千变万化，稍不注意，就跟不上形势，就会犯错误。因此，当时不仅我要跟上形势，也要让全材料组的同志都“跟上形势” “想问题”，我就找出毛主席没有发表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给大家读，而且让大家下去“想一想”。除了吴法宪外，当时我再没有敢向其他方面考虑。然而，第三次路线交底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央首长。

第三次路线交底，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中央首长。

一九七一年八月，林贼下了反革命政变的决心后第六天，林贼反革命“小舰队”的骨干分子陈祖耀窜来西安，于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二十一日作了三次交底。

八月十一日陈祖耀一到，就在他任的房子里，给我、祖自修、程厚田、张志广进行交底，突出地吹捧了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并点出：承认不承认林立果是“天才”、“全才”，承认不承认林立果在空军是我们的幸福和骄傲，承认不承认林立果是我们的“好领导”、“好首长”，这是当前在空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八月十四日下午，在小院的一间房子里，张志广通知我，由张志广、祖自修、程厚田和我参加，陈祖耀第二次交底，大讲九师现场会，大肆吹捧林立果，说：“林立果是毛主席和林×××最好最优秀的接班人”。我记得甚至还讲道：星星围绕太阳转，我们跟着林立果走。

八月二十一日，在小院的一间房子里，有张志广、程厚田和我参加，陈祖耀又一次交底，公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把矛头指向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列举的两个例子都是极其反动的，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而且不加同志二字。他恶毒地说：不要看党章上写了，宪法里写了，写上去是一回事，承认不承认又是一回事，有的人还认为他是接班人呢。接着攻击文汇报，说：是政治信号，是有来头的，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同时他还大肆吹捧王维国、江腾蛟和空四军，他说：林立果说要把空四军建成一个“安全的基地”、 “放心的基地”、 “红色的基地”、“革命的基地。”其实是要变成一个反革命的黑基地。 反革命分子陈祖耀来西安，除进行反革命游说和路线交底以外，还进行了许多反革命阴谋活动。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八月十七、八日，张志广对我说：我把放在我那里的一部分“关系”材料给陈祖耀看了，他很感兴趣，你把何振刚写的那一本“交代”材料给他送去。他所说的“关系”材料，包括矛头指向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在内。

我当天把何振刚同志的所谓“交代”材料送去了。八月二十二日陈祖耀走以前没有看完，留给了冷明。八月下旬冷明去新疆，把材料送给我，并说：这个材料涉及面很广，我没有看完，回来后再看。这份材料，我记得就有把矛头指向中央负责同志的内容。

对陈祖耀的反动宣传和路线交底，我不仅接受了，而且也加以散布和贩卖，坑害了群众。十月上旬一次全支部吹捧林贼的大会上，我还插话：不要看党章上写了，写了就没有人反对？！那就没有阶级斗争了。简直反动透顶。

这三次路线交底是一步一步深入的。

开始大造舆论，不要乱跟乱跑，上当受骗，等把你思想搞乱了，而后抛出吴法宪，我就乖乖跟着他们跑了。接着提出保卫林贼，“保卫接班人”，使人感到：陈伯达、吴法宪一伙主要是反对林贼的。当时想：这还了得，我们要保卫林贼。当时的确错误地认为保卫林贼，忠于林贼，就是忠于毛主席。

第三次就点出了反林贼的主要在上海，是×××同志，这就把全部“路线交底”的核心点出来了。由于我已经上了林贼的破船，陷得很深，长期以来追随林藏一伙，形成对林贼一伙的感情。所以不仅接受这些反动宣传，而且积极参与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当时越想到“复杂”、“尖锐”，就越想到不能乱跟乱跑，犯错误，越往这里想，就越感到他们对我是关心、爱护的，所以也蓑越发积极地追随、紧跟他们了。


（二）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死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反革命舆论，在通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反革命舆论都是从黑线上来的，同林贼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紧密合拍的。林贼一伙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舆论，在通校就有什么样的舆论；林贼一伙在那里刮起一阵妖风，通校马上就会掀起一阵恶浪。不仅来得快，而且来头大，小小的通校翻起的恶浪，往往直接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造反革命舆论，有黑书近十种，上万册；多种多样的“庆祝会”；举办了黑展览；有“讲用会”、 “座谈会”、 “学习日”；各种各样的“决议”、“决定”等等，应有尽有。在外面是秘密的，在通校是公开的，甚至有许多东西，在全国都少有，如放电影前用幻灯放林立果“语录”；用林立果送的两块臭糖大吹林立果；规定学林立果黑报告的“学习日”；批判《文汇报》等。总之，整个通校为林贼一伙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得乌烟瘴气。

在这方面，我犯有极其严重的罪行，我是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急先锋。我现在检查交代和揭发如下：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搞反革命政变，老子儿子合唱，山上山下配合。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抛出了反党夺权的黑报告，八月拿到空军“三代会”上大吹特吹。就在这个时候，在王飞、朱虚之的指挥下，马如飞、张志广和我等人紧紧跟上。

首先，是为林立果拉选票。一九七O年六、七月，在北京班讨论空军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时，由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策划，马如飞、张志广在北京班，搞起为林家父子拉选票的活动，而且是用阴谋手段搞的。先在骨干中捅，让在各班讨论时首先表态，引方向，吹捧林立果有“贡献”，是“革命小将”，是“优秀的接班人”等，要求将林立果、林立衡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将革命领导干部拉下来。之后，专门给王飞、朱虚之写了“报告”。他们还说：他们这样作对空军大院震动很大。我对北京班的拉选票活动，是很欣赏的。十一月三日，我还在一次会上加以散布。西安班也是不落后的，到十月十日，又以领导小组名义写了“报告”，提出把林立果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一九七一年元月上旬，西安学习班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白云飞给我交待，要向空军党委常委写信，公开为林家父子夺权阴谋服务，是我组织人起草的，起草时我布置说，要写出“感情”，所以把所有的无耻吹捧的词都用上了。说林立果是年轻一代的杰出代表，是“最全面、最天才、最杰出、最理想、最优秀的接班人”。最后还提出两点建议：把林立果选进空军党委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去；把林立衡放到“关键性”的岗位上。这一封信，是极其反动的，不仅大吹林贼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而且同林贼的反党夺权阴谋相配合，为林贼反党夺权造舆论。

不仅积极推行林贼反党夺权的政治纲领，而且山上山下配合，积极鼓吹林贼“天才论”这个理论纲领。经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策划，把林立果的黑报告搬到通校。一九七O年九月十二日，北京班由刘子武向全体人员传达这个黑报告，我也听了传达。刘子武首先大肆鼓吹说，林立果才二十五岁，是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是很有“天才”的“革命小将”，是“最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学习很刻苦，搞调查研究，很有成绩，曾在林办“讲用”一次，反映很强烈。只准备了两天，有时拿上一个馍边吃边准备，非常刻苦。对政治、经济、哲学各个领域都作了透彻的分析，一致感到是“最高水平的讲用报告”。最后刘子武传达了吴法宪、王飞、刘锦平和王辉球政委的吹捧讲话， “三代会”空直代表团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我听了后确实感到很了不起，是“天才”“全才”，我还说这只有林贼这样的家庭里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典型，这和这样个家庭是很有关系的。我还很有感慨地说，他才二十五岁，咱们参加革命都快二十五年了，比比差得太多了。说了后有的同志说，怎么能这样比，自己感到说错了话，对林贼不忠。

九月十四日，我给西安班领导小组写信，大吹“天才论”。在信中吹捧说：我非常幸福地聆听了林立果“报告”的传达，并无耻地吹捧说，是最典型、最突出的“报告”，还吹捧林立果为最优秀、最天才的接班人，等等。

十月七日，我回到西安，十月八日开全校人员大会，在这个全校人员大会上，我大吹特吹，搞得乌烟瘴气。我说，赶上机会非常幸福地聆听了传达报告，深受教育，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的讲用报告，是英雄中的英雄，典范中的典范，他在空军工作，把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是我们的“幸福”、 “骄傲”等等。在这个大会上，我竟用了幸福地“聆听”了这个词，还把林立果吹为“伟大的天才”，最后叫喊：林贼是“光辉的一家”，可在通校有入反对，我们要誓死“保卫”，把反对林贼一家的一小撮揪出来。

紧接着，我把林立果送的两块臭糖，拿到了大会。这两块糖本来是送给张志广、侯子真等人的，但到了西安班就成了送给学习班的，而且作为“珍贵礼物”拿上了大会，装在特制的玻璃盒内叫大家所谓“瞻仰”。紧接着学习班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白云飞，竟当场领呼反动口号：誓死保卫林立果。把舆论推向了顶点。我为林贼造反革命舆论，坑害了同志、群众、干部，刮起了反革命妖风，罪过严重。

十一月十一日，在王飞、朱虚之的同意下，西安班向全校人员传达黑报告。这个传达是在大搞所谓“三O四”假案（即所谓通校有人在教学大楼三O四教室，整林彪和叶群材料的案件，这是个假案），大抓所谓反林秃子的“反革命”，同时开展大颂扬（林贼一家），大学习（林立果黑报告）活动，培养对林家父子感情的时候传达的。在传达的会上，大肆吹捧，公开喊出誓死保卫，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当天，有二十来个同志没有听传达，当晚我给他们补的课。

在林贼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加快、提前”实行其“571"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林贼大小“舰队”、骨干成员四出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七、八、九三个月，通校反革命舆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其舆论之全面，花样之多是罕见的，而且同‘林贼反革命政变阴谋配合得很紧。

这个时候搞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交代揭发几个主要问题。

1．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指示，歪曲和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九七一年六月，通校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不久，就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在批陈整风中不批陈，不批林贼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相反，就在批陈整风中拿上林贼、林立果的黑货，大吹“天才论”，抵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甚至在批陈整风总结中，大讲林立果在民航的黑讲话，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抵制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就在这个时候，在马如飞、张志广的主持下，核心小组讨论确定，要起草一份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分工由我起草。在我起草的这个决定中，无耻地吹捧林贼是“无产阶级的领袖，群众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在谈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时，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在民航的一次黑讲话中提到的“阶级斗争越来越通过路线斗争表现出来”， “路线斗争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段反动观点加以引用和鼓吹。歪曲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我对这一反动观点是很欣赏的，认为是新提法，提得好，是对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和路线斗争同阶级斗争关系作了很好的概括。尤其感到这是林立果讲的，就更加坚信。所以不仅议论吹捧，而且加以引用。其实林立果的这一反动谬论，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他所说的路线斗争，其实质就是鼓吹林贼一伙的“听谁的话、拥护谁、跟谁走”的反革命黑货。

这个“决定”，在谈到学习内容时，只要求“结合学马列”，实际上是贬低学习马列，反对学习马列。而且强调林贼的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黑指示，宣传林贼黑货，把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对立起来。对抗学习马列。

这个“决定”，经过核心小组多次修改讨论后，于七月一日向全校人员公布。

根据这个“决定”，于七月上旬，核心小组讨论安排学习计划，有的同志提出学习马列的问题，但我在发言时，强调师校一级以下的党组织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林彪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黑指示，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指示，鼓吹和贩卖林贼黑货。把学习引导到邪路上去了。实际上以后的学习基本上都变成了学林立果的东西，甚至提出：要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为进行基本路线和形势教育的教材。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的两次光辉批示，深刻地揭露了林贼一伙反对学习马列的本质。并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息主义”，并特别指出：“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贼一伙怕得要命，散布各种谣言和诡辩，极力对抗学习马列。反革命分子许赠仁就多次散步有人不准说“最高指示”、“顶峰”，这是否定林贼的“功绩”，这是一股“逆流”，等等。我也积极追随这一伙，极力反对学习马列。这个学习“决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出笼的。它是林贼谣言和诡辩的产物，它是林贼反革命政变舆论的组成部分，是为林贼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

2、用阴谋手段，偷偷摸摸地印反革命小册子。

在通校，配合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印发林立果的反革命小册子，除通校人手一册外，还扩散到校外、军外、武汉、新疆、东北等地，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我是积极参与的。

一九七一年五月，正当林贼一伙“加快、提前”实行其“571"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王翰书、许赠仁、张志广一伙，在北京策划铅印反革命黑书，而且不放在北京印，拿到了西安。

五月下旬初，王翰书找我谈话，吹捧了一顿林立果的黑报告之后说，要组织人在校内印刷所里排印黑报告，他还讲黑话说，这么好的报告，有人还不叫印，不叫发，不叫学习。过去印了，发了，还要叫收。这是为什么嘛？这就是一场斗争。其实，他越不叫印，不叫发，下边就学得越起劲，印得越多了，从手抄、刻印、打印到现在铅印本都有了，这些版本虽没有落款，但都起到了宣传的作用。王翰书的这一番黑话，是和当时的舆论和路线交底相一致的。因此我也就毫不怀疑地积极地追随他们，参与了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为了排印这本黑书，我们挑选了两名可靠的、嘴巴牢的、能保得住密的职工。王翰书对职工说：必须保密，对自己的爱人都不能说。我说如果捅出去，不仅印不成，还要找你的麻烦。 以后排印、装订、散发，都是用阴谋手段进行的。要印红皮，皮上不露林立果的名字，只写“学习文件”四个字。而且搞了精装塑料皮烫金。用四号字体，排字是偷偷摸摸地排的。

校里没有印刷条件，就联系到新华印刷厂保密车间里印，在印的时候，唯恐人家发现，乘夜印。许赠仁亲自去督阵。有林立果名字的一页怕暴露，印好后连夜运回校里，用人工折叠。

装订时，为了赶在朱虚之来西安前搞出来，许赠仁说，这和朱虚之连起来就不好办了。凡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人，连刘子武、王翰书在内，晚上偷偷摸摸去参加装订，干到深夜，插着门，糊着窗子。我是积极参与的，白天工作，晚上熬夜，眼睛熬红了，拚命效劳。通校只有几百入（连家属算上），但黑报告一下印了五千本。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为林贼搞反革命政变造舆论的。朱虚之、刘子武、许赠仁、王翰书先后搞走了三千本。根据刘子武的黑指示，经张志广、程厚田和我策划，偷偷摸摸地向下发。先一本一本的放在桌子上叫你拿，放在口袋里叫你抢，以后就公开散发，但不说那里印的，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从外单位搞来的，等等。搞了许多阴谋诡计。

3、利用空九师现场会，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妖风。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法西斯头目林立果在广州接见了我校政治教员张天云，七月二十六日朱虚之，马如飞等人分别和祖自修在北京策划，让祖自修回通校传达这个所谓的“特大喜讯”，马如飞叫张天云写长信，寄回通校，进一步煽动妖风。

祖自修七月二十七日来到西安，首先向核心小组和连组干部传达这一所谓“特大喜讯”。

祖自修说：“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张天云同志受到林副部长的亲切接见，当时亲切握手，是用双手握的，交谈，这是通校第一个同志受到接见，很激动。张天云同志表示，跟定了。当时戴（中笠）处长介绍了这是通校的张天云。”

“通校学习班，林副部长起很大作用。”

“林副部长说：听到你们受压，我很难过，回去后问所有的革命同志，好的领导、好的同志好，注意身体健康，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要看到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林副部长很关心，心连心。”

“广空王司令员说：有××同志领导，空军工作就有了方向，大有希望。××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空九师好多方面都有了变化。”

当时核心小组在张志广的主持下，逐个表态，把林立果接见张天云说成是什么关心、爱护，是幸福、骄傲。都非常激动的表示，跟定了，任何情况下不动摇。我也做了同样的表态，胡说：林立果在空军工作，空军就“有了希望，有了方向”。

我在多种场合进行传达，在原二连的班长会上我胡说：要紧跟林立果，林立果的黑报告够我们“学一辈子，用一辈子”。 ．

传达了所谓“特大喜讯”之后，张志广就组织策划向林立果写“表忠信”。于七月三十一日，我参加过这封黑信的讨论定稿，而且积极出主意，在写时要参考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那封信，把那封信吹捧的词都搬过来。在这封反革命的黑信中，对林立果表忠说，要永远紧跟法西斯头目林立果， “惊涛骇浪志不移，海枯石烂不变心”。这封黑信，后经核心小组讨论时，我表示同意，八月三日由林贼死党李志诚带往北京，交给了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八月在林贼下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决心的时候，经张志广策划，竟指使秘书组把林立果的黑话搬上银幕。

是在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之后，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放林立果黑话，什么“胸怀全局，立足本职”，“中国要强盛”等。这个“全局”是什么？就是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全局”，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还采用作“决议"、定“学习日”，学习林立果的反革命小册子，为林贼一家培养感情。

林狗崽子反革命夺权黑报告，是在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抛出来的。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是一周年，空军大院安排了七月三十、三十一日为“学习日”，专学林立果的黑报告，以示“纪念”。消息传来通校，由张志广主持策划，把这两天也定为“学习日”，而且进一步策划，定每月最后一天为“学习扫”。甚至当时的“天天读”，每周“半天学习日”的学习制度，基本上都变成了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紧密配合林贼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灌输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的确达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

我参加了这些策划阴谋活动。九月，我把每月最后一天为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学习日”，写进了支部“决议”，而且要求以深厚的感情，当作榜样，作为捷径来学习。把干部、党员、群众极力引向邪路，极力为林家父子培养感情，毒害群众，我这个罪行是难以饶恕的。

为了对林家父子进一步培养感情，把反革命舆论推向高潮，在张志广的指挥下，利用各种场合，大吹天才论，大吹特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大吹特吹紧跟林家父子。这个问题其严重性更在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以及批陈整风之后，我仍然在多种场合更加起劲地鼓吹林贼的“天才论”这一反革命理论纲领。其中突出的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材料组近二十人的会议上系统的放毒。把从刘子武、王翰书、陈祖耀、张志广等人处听到的东西，综合贩卖。目的是要让材料组的同志所谓“跟上形势”，“培养感情”，“避免”犯错误。我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如何认识林立果；第二，如何认识林立果的黑报告；第三，如何学好林立果黑报告。内容大部分是贩卖的’三个问题是我归纳的。

我说：如何认识林立果，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说：我们认识林立果，不能光看他的职务、年龄、地位，要看到他现在所关心所研究的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地位，他现在研究的是全军的、全党的、全国的大事，这从他的“讲用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来。

我说：林立果是青年一代的光辉榜样，杰出的代表，是最优秀的接班人，按五条、三条衡量，是完全具备了的突出典型。

我说：林立果到空军后几年的历史证明，他尽抓大事，每年抓一件大事，一抓就抓曲成效，就起变化，确实是了不起的天才。

我说：林立果是在空军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唯一的正确路线代表，如何正确认识林立果，这是目前在空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承认不承认林立果是天才、全才，承认不承认林立果在空军工作是我们的幸福和骄傲，承认不承认林立果是我们的好首长、好领导，这就是当前在空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个大问题上，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站得稳，看得清，不要犯错误。

在讲到如何学习林立果的黑报告时，强调了感情、刻苦、捷径。并列举了好多极其荒谬的例子，吹捧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十月七、八日，我还给材料组的同志念了马如飞从北京抄来的林贼死党王璞在九师现场会上吹捧林立果的黑讲话。我说死党王璞归纳的学习林立果的五条，很好，很全面，咱们也要从这五个方面学习，还说王璞说的“过去对林立果从客观原因客观条件方面看得多了，从主观原。因主观条件方面看得少了”，讲得好。

更加严重的是，在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之后二十三天，我还组织办公室第一支部的全体人员大吹特吹，为林贼扬幡招魂。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左右，在办公室党支部成立的大会上，张志广指示要组织“学习”“座谈”《解放军画报》七、八期合刊第二页，他说这一页很典型、很有意义。拿的是毛主席著作，是林×××拿的毛主席著作。

会后根据张志广的指示，不仅组织了小会吹捧，而且到十月六日拿到全支部大会吹捧，整整吹了一天。

这次吹捧会突出的吹捧了林贼的所谓“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在我主持下，吹得简直到天花乱坠的程度。歪曲党的历史，按党的各个历史阶段来为林贼树碑立传。我不仅在其他同志吹捧时有大量的插话，而且在最后作了总结吹捧，按照林贼死党为其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而炮制的《路线斗争教育材料》，对林贼作了系统的美化和吹捧，把林贼吹捧是“天才指挥员”、 “常胜将军”、“光辉榜样”，是三个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等等。而且为林贼归纳了几个“五十年”，是紧跟的五十年，……”。简直把林贼吹捧得比天才还要天才，比神仙还要神仙，无耻的大喊大叫要拥护林贼，忠于林贼，紧跟林贼。把广大群众引向邪路。

因为自己不学马、列，不刻苦读毛主席著作，立场是反动的，满脑子都是唯心主义，所以积极拥护林贼“天才论”的反动观点。尤其是这些年来，中林贼“天才论”的毒很深。认为林立果二十多岁就能抓出大事，就是“天才”。进而认为林贼是“天才的常胜将军”。所以，不仅接受林贼天才论的反党纲领，而且积极鼓吹，为林贼一伙，忠实的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干部和群众。我这个罪过是很严重的，害人害己，害了革命事业，成为林贼一伙的殉葬品。

就如中央文件指出的，林贼一伙利用九师现场会议，又一次掀起了反革命妖风。这在通校是最典型、最突出的，这股妖风恶浪，是最直接地配合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的，是直接为林贼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我认为这些舆论的核心就是在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时候要解决跟他们走的问题。

4、参与反对《文汇报》的罪恶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八月，反革命分子陈祖耀进行反革命的路线交底之后，张志广就积极活动，组织批判《文汇报》三月十六日的讲阶级、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讲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文章。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我听张志广说九月十一日《文汇报》有一篇文章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还说：文化大革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在强调群众组织的作用。

当天中午，我参加了张志广主持的策划批判《文汇报》的黑会。煞费苦心地从这篇文章中找所谓问题，我极其反动的提出有些提法同林崽子的提法不一样，作为批判的重点，极其反动的把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指向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所以到了九月份，还组织批判《文汇报》，这是反革命分子陈祖耀来搞路线交底的结果；是三月份大反《文汇报》，通过反《文汇报》，大肆诬蔑攻击上海市委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继续，是林贼反革命政变阴谋的组成部分。

在第二天，九月十五日，我还根据张志广的黑指示，请示空军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能不能批判这篇文章，这是通过我向黑司令部告黑状，因为形势变化，没有得到回答。但张志广没有停止其罪恶活动，秘密组织人炮制其诬蔑攻击上海市委和中央领导同志是包庇“五·一六”的反动文章，不向党报寄，准备寄往黑司令部，因后来传达中央文件，才停止作恶，这是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在通校大造反革命舆论是极其严重的，都是围绕着林贼的两次反革命政变阴谋和两个反革命政变纲领进行的。在这里我造的反革命舆论和我所参与的造反革命舆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大量的，如果都要拿到这里来检查交代，再有一天也交代不完。

我在马如飞、张志广一伙指挥下大造反革命舆论，罪过是严重的。所以说严重，是因为这些反革命舆论基本观点是从黑线上交下来的，是紧密配合林贼反革命政变阴谋的，而且我是积极卖力的，还有许多是我独创的，其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把一个好好的通校搞得乌烟瘴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校变成了这样的情况：主席的声音听不到了，中央的声音听不到了，满院都是林贼的东西，法西斯头目林立果的东西。把一些干部引向邪路，害了多少人，而且波及校外，军外，我这个罪过的确难以挽回。


（三）制造大量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十五号文件指出：“林彪死党邱会作、吴法宪一伙直接指挥他们在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信学校等单位的极少数亲信，制造了大量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组’，采取制造谣言、捏造事实、严刑逼供，甚至利用国民党报刊上的反共谣言编造假证据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中央文件所揭露的，完全符合通校的情况，在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直接操纵和指挥下的通校所谓学习班，就是这样搞的。我积极追随林彪死党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从一九七O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始，除收集了各地一些军政负责同志的大量黑材料外，还制造出了大量的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涉及了现主持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四名，其中中央政治局首长十名，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三名。尤其严重的是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犯下了严重罪行。

大量的制造黑材料，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在通校叫所谓“挖方方面面关系”。口头上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只挖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对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方，对黄、吴、叶、李、邱是根本不许动一下的。收集黑材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在林彪一伙的指挥下，有组织有领导专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是为林贼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

下面我分几个问题交代和揭发：

所谓大挖方方面面关系，经过了三个阶段。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搞反革命政变被粉碎之后，又开始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一九七O年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三()四”假案，进而追查所谓“黑材料”送到那里去了，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制造了大量的黑材料。

从一九七一年元月六日王飞下达重点是挖“方方面面关系”的黑指示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北京、西安两个学习班合并为止，为第二阶段。而这正是华北会议之后到林贼炮制出笼“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主要挖“五·一六”、“火种”、“斗罗筹”等组织的所谓“后台”，从而制造了大量的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两个学习班合并之后，为第三阶段，即所谓关起门来挖“大幕后”的阶段。而这个时候正是林贼“加快、提前”实行其“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又制造了大量的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通校学习班，是从一九七O年三月中旬起，分北京、西安两地举办的。三月十九日，林贼死党王飞就下达黑指示：通校学习班的任务，就是清查“五·一六”、 “火种”、“斗罗筹”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整个出习班都是按王飞的这条黑指示做的。到一九七O年九月止，搞逼供、搞假证，把一个千把人的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动组织”，把七十人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是上了账的，没有上账的还有好几十。就在这个时候，于一九七O年九月十四日，反革命分子朱虚之下达黑指示说： “我们的中心问题，是要搞清里里外外的问题，这些人是最知情的，他们不动起来不行。……”把他们孤立起来了，里里外外的问题就好搞造了。”

朱虚之的黑指示，就是信号，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造反革命舆论，制造谣言，捏造事实，严刑逼供，制造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其手段之残酷、毒辣，是骇人听闻的。我积极追随林贼死党一伙，干尽了坏事。我今天要向党交心，同时我还要揭露，我还要控诉林贼死党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在通校犯下的滔天罪行。

第一，造假案， “挖上线”，猖狂地制造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开始，大抓所谓“三O四”这个假案，提出了“保卫”林贼一家的反动口号，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谓“三O四”假案是这样搞起来的。一九六九年马如飞、张志广就从原空军工程学院，弄到一份所谓通校有人在“三O四”教室整林贼一家材料的传说。一九七O年八月，有一教员写了一份揭发说，他在一九六九年打扫“三O四”教室时发现里面住过人，而且还有碎纸片，可能有人整理过材料。

就以此为根据，向有关的人搞大规模的逼供信。从而，北京班首先从一个叫项楚恒的同志身上逼出了在“三O四”教室整理过叶群材料的假口供。朱虚之对这一假材料十分重视，抓住不放，于十月四日，就下达黑指示：“三O四号教室整叶群的材料问题，……”是很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并指示要立即整理材料上报黑司令部。

他们这样重视这个所谓“三O四”案件是有其罪恶目的的。


一九七O年十月二十七日，林贼死党王飞下达黑指示说：“网眼要大些，小鱼小虾要漏掉o"还指示说： “重大问题牵到那里，追到那里o"

十一月三日，朱虚之下达的黑指示就更露骨了，他说：“当前抓的三()四’案件，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后台出来了，也可能搞出更大的后台……”后台可能有更大的。”这个反革命分子朱虚之还极其猖狂的提出：“从三()四，突破挖上线，凡是牵扯的一个也跑不了”。这一语道破了他们大搞“三O四”案件的反动本质。

学习班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白云飞、马如飞、王翰书，不仅积极贯彻王飞、朱虚之的黑指示，而且公开提出：材料送到那里，查到那里，送到那里，追到那里。

为了通过这个所谓“三O四”案件，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首先是拚命要把“三O四”案件“砸死”，然后挖上线，为此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积极参与了这些罪恶活动。

一开始我就炮制了一个所谓“三O四”的围歼方案，毫无根据的圈定了三个重点，以后到七个，十三个，最后几十个。这些所谓重点名单都是我提供的。只要列入重点，就组织所谓“攻心组”，大搞逼供信。其残酷程度确实惊人。

西安班首先从一个叫李茂义同志（教员）身上开始，这是王翰书、马如飞提出的，叫做“试点”o连续搞了七天七

夜，搞得李茂义同志精疲力尽，懵头转向。马如飞、王翰书都在深夜出阵，操纵指挥，我也到场，威胁恐吓。最后搞得连攻心组的同志都支持不下了（攻心组的同志是轮换休息的）。在这种情况下，李茂义同志无法忍受，才根据逼供中透露的内容编造了假口供。但是，就是对不上“三O四”，最后就把李茂义同志领到“三O四”教室，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感想。就这样步步引导，搞出所要搞出，的东西。对李茂义同志是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田玉文同志生小孩，当天就开始逼供，三天就迫使其将小孩送走，开始日夜迫害。对一个小女打字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批斗迫害，竟尿到裤子里。有一个同志坚持原则，不讲假话，搞了个把月没有搞出东西，王翰书下令要把他弄成聋子、瞎子，硬是要敲开他的嘴巴，就这样关进了私设的监狱里，天天搞迫害，一直到开口为止。因为是假的，搞出来的东西，相互矛盾，对不上口。教学大楼三楼，所有的房子都涉及到了，交代的房号甚至有厕所，说在那里整了“黑材料”。到十一月中旬，朱虚之下达黑指示：“要集中精力抓‘三O四’，首要任务是把材料抓到手”。经领导小组策划，对被迫承认参加了所谓“黑调查矽，或者参加了所谓整“黑材料”的，就集中全力追查“材料”送到那里去了，“查材料下落”、“上送渠道”、“挖上线”。“三0四”共搞了两个月时间，其中一个半月的时间主要是搞这个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制造出了阴谋陷害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了搞出这样的黑材料，马如飞指示：把同外界有过联系、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去过北京和参加过群众组织外事活动的人员名单全部拉出来。是我搞出来后交给领导小组的。这就成了迫害的重点。

为了推动这个所谓深挖，经领导小组白云飞、马如飞策划，组织所谓攻心组长经验交流会，让制造出陷害中央政治局常委首长黑材料的攻心组长去介绍经验，马如飞在会上大讲特讲：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我们就是要当一名好猎手。我们就是要抓一触即发，一捅就响的大问题。有的同志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不编吧受不了，编吧，觉得这是犯罪。说：我怕再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王翰书当即宣布：在学习班揭发交代不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请看，这就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本质。

不仅制造出这些犯罪的黑材料，而且公开拿到会上搞所谓分析研究。我在我所控制的黑材料组会上分析所谓“三O四” “材料上送的线”时，我竟把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拿到会上念了。我犯了滔天的大罪。

所谓“三O四”挖上线，就是这样搞的。在这个所谓学习班里，在大搞“三O四”这个政治迫害案的同时，大搞赞扬林秃子所谓光辉一家的活动。流着眼泪表态，一颂再颂，把思想感情都培养在林秃子身上，谁反对了林秃子，那还了得，立即想到要誓死保卫，当时的确变得眼红心黑了。这就是我走向犯罪道路的思想基础。

第二，大挖所谓反动组织的“后台”、“幕后操纵者”。

在“学习班”期间，把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参加了“斗罗筹”，把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打成“火种分子”。这是通过造假材料，逼供、串供的手段搞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挖所谓后台。从王飞下达黑指示后就更大规模、更集中地搞起来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王飞下达黑指示说：材料（即整叶群的材料）不要找了，不要整了，不要上报，不要再去调查。同时，王飞提出了要深挖方方面面关系。

传达王飞这黑指示后，西安班领导小组进行了“讨论”，都大叫大嚷这是运动深入的标志。

马如飞提出，要挖在职在位的、台上的所谓后台。他说：在职在位和不在职在位比较，挖在职在位的更重要；台上的和台下的比较，挖台上的更重要；上面和下面比较，挖上面的更重要。还说：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是祸害，漏掉一个大、中、小后台是更大的祸害。

王翰书更是猖狂已极，大叫要“挖大家伙”，我疯狂地提出：要继续大搞，要把大、中、小后台统统挖出来，现在重点冒出来了，深挖有条件了。整个会场上反映出来的明确的指导思想是：要挖台上的，在职在位的，上面的所谓谓后台。以后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设想了整套的方案。

首先是圈定重点，大搞逼供信。一月八日，我根据马如飞、王翰书的黑指示，同原材料组人员研究提出了所谓深挖的重点对象十余人，最后经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了四人，即金顺才、王冀生、姜作恩、赵宜香，也就是所谓深挖方多厂面面关系的四个“宝贝”。

确定这样四个重点，尽管当时都提出了这样那样的由，也没有入明确提出挖谁？但是我认为都是很清楚的。金顺才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河南活动时间较长，王冀生是一个群众组织在北京、西安的特级联络员，他舅父冀朝铸筒同志是外交部的翻译，是周总理的翻译，姜作恩的爱人在公安部工作，赵宜香在北京被接见的次数多，这就是问题能实质。也就是说要从这些同志身上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

其次是策划三次所谓深挖的高潮，使运动步步深入。就是在一月中旬，开一次宽严大会，抓一个，放两个，从而震动全局，而且乘势突破一两个重点，接着在一月下旬和二月通过迫害刘竹林副校长和李杰同志的大会，抛出假证据，砸死“火种”、 “斗罗筹”，进而大挖后台，不仅是在刘、李同志身上大挖，而且发动普遍揭发。普遍施加压力，对重点进行残酷的逼供信榨取黑材料。下面我着重交代一下，我对金顺才同志搞逼供信的罪过。

金顺才是个护士，学习班开始后于一九七O年五月五日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入私设的监狱。

从一九七O年十一、二月起，对金顺才同志实行残酷迫害，要他交代所谓整林秃子材料的问题，追他交代材料送到那里去了。但一直没有搞出来东西。

一九七一年元月六日林贼的死党王飞黑“三条”下来看，又把金顺才同志列为重点，开始了更加残酷的迫害活动。连续批斗，搞低头、弯腰、罚站，搞“后半夜出成果”。元月八日终于逼出了第一份所谓金顺才同志参与“黑调查”整“黑材料”，而且编造说是某中央负责同志支持的。搞出黑材料，按照王翰书的规定，当日向领导小组报告，不准过夜。王翰书听了后极为高兴，认为是一个大成绩。我听到搞了一个多月的“三O四”问题突破了，认为是重大进展。在这个时候，我保卫林秃子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听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揪出陈伯达，但陈伯达的罪行是什么还不清楚。但回想学习班自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突出地抓了对林秃子的态度问题，我想陈伯达可能是更了林秃子，就更加起劲地为保卫林秃子卖命。这时搞出这样的材料还认为是学习班的功劳，是最忠于林秃子的表现。 ‘

元月九日，就是从金顺才同志身上逼出黑材料的第二天，王翰书准备去北京，指使领导小组成员温四海（空司通信兵部参谋派通校办学习班的）和我说：金顺才专案要重视，这个线索很重要，要一抓到底，追查清楚。金顺才交代同北京班对上口了，但还不具体，要组织人好好分析一下，要给专案组鼓劲，要搞清所有问题等。根据王翰书的黑指示，我和温四海等人于元月十二日去专案组专题分析形势，大肆鼓劲，要他们停止一切其他活动继续深挖。甚至拉出所谓十几条问题，交给他们一一搞清。

根据我们的黑指示，专案组又对金顺才同志大搞逼供信，连续批斗到元月二十二日，又一次逼出了有所谓详细情节的、以暗号“lOO”、“001”进行联络，把“三O四”材料送给了某中央负责同志的假材料。金编造了这些“材料”，我们认为他态度好，提高“待遇”，原来板床铺、地，这个时候加了一副床凳，而且叫他参加迫害刘副校长的大会作假揭发。王翰书说：这叫“亮相”。

到二月中旬，准备开迫害李杰同志的大会，又给他安排时间作专题揭发。这次金顺才同志不仅没有揭发，相反尧原先迫害刘副校长大会上的假揭发推翻了。紧接着把元月份逼出来的黑材料也全部推翻了。这一推翻，把我们急坏了。专案组没收了金顺才同志的全部材料底稿。我在材料组说他捣乱，罪上加罪。以后领导小组又专门策划了“击退”这股所谓的“翻案风”，组织对金顺才同志的大规模的逼供信。先在小组，后又几个小组联合搞，最后在全校搞。到三月五日金顺才同志在逼供下，又写出了一份陷害某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然而，对金顺才同志态度坏的帽子扣上了，三月份在领导小组会上一致同意判金顺才同志十五年徒刑。王翰书说，判他十五年，出来就四十多岁了。三月上旬，朱虚之来西安作黑指示，把金顺才同志又列入长期审查的对象。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为了借朱虚之来校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机会，进一步从金顺才身上挖出东西，由马如飞、白云飞和我又去找金顺才同志“谈话”，大批金顺才搞翻案犯新罪，要他继续交代揭发，立功赎罪等。围绕着二十七件大事又开始新的逼供信。

阴谋陷害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就是这样逼出来的。我是这些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所以成为这样一 个罪人，这是我长期以来积极追随林贼一伙的结果。

第三，借清查二十七件大事，领导上阵，大挖所谓幕后。

林贼一伙，刚刚炮制出笼“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反革命分子朱虚之三月二十六日在通校北京班传达二十七件大事，二十七日急急忙忙窜来西安班传达。

二十七件大事，是中央专案组提出的清查在北京地区“五·一六”的罪行十五件大事和原军委办事组提出的清查“五·一六”的罪行十二件大事。

朱虚之在给我们谈话中，特别强调要挖幕后操纵者。朱虚之、马如飞、白云飞等在我们配合下亲自上阵，大搞逼供信，大挖黑材料。

朱虚之来到西安后，领导小组就给朱虚之汇报了收集的黑材料的问题，说已经挖出了几十条线索，其中重要线索有几条，这几个重要线索，就是指的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革命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其中特别汇报了所谓四个“宝贝”的情况。这个汇报材料，是经领导小组（白云飞、马如飞等）讨论后由我负责归纳起草的。

三月二十九日，对七个同志直接搞逼供信。其中五个主要是挖所谓“关系”的。在谈话前，由白云飞授意，我执笔写了每一个人的所谓主要问题，朱虚之就按我们提供的情况进行谈话。

在朱虚之谈话前，从姜作恩同志身上逼出了八份陷害中央政治局首长的黑材料，但朱虚之在谈话中逼供说：你前一段态度还不错，揭发了一些问题，但你要争取立功，争取立大功，争取更大幅度的从宽。这样逼供、诱供的结果，又连续逼出了大量的黑材料。

孙扬同志在谈话前，也已经被逼出了黑材料，但朱虚之在谈话中说：你可以争取比项楚恒（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回乡参加劳动）更好的出路，就要更进一步的揭发交代，不要停步，要前进。不管腰有多粗，腿有多壮都要揭发，争取立功赎罪。因此，‘下去后又逼出了陷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在朱虚之谈了话后，紧接着要让“攻心组”加大火候，软硬兼施，猛攻上去。马如飞、白云飞和我又找了七、八个同志“谈话”逼供，就这样以抓“五·一六”的罪行二十七件大事为名，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四，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通校两地学习班合并后，正是林贼“加快、提前”实行他们“571”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时候，林贼死党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更加猖狂。在通校里，他们更加疯狂地大搞所谓“方方面面关系”，更加露骨地收集、制造黑材料，为林贼死党一伙提供黑炮群。

朱虚之下达黑指示，要把原通校干部赶出去后，关起门来挖方方面面关系，要“挖大幕后”。

刘子武交代：过去挖了一些，但都是表面，这回要往深里挖。


我也积极追随，积极贩卖陈祖耀的反动宣传，散布“专案斗争要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的反动谬论，煽动、组织深挖。

核心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从六月四日到六月中旬，在马如飞、张志广的主持下，连续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炮制所谓深挖的方案。

张志广和我分头在几个连里坐阵动员，张志广露骨地提出：现在是大战役的前夕。把火药味搞得很浓。抓了百八十个“反革命”，张志广说只不过是抓了“几个舌头”，一语道破，就是说抓几个“舌头”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更在后面。 ‘ ‘ ’

进而提重点，搞立案，开始了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六月，一、二连分别提出了十多名深挖重点，我参加了二连研究，点名要对姜作恩继续深挖。

七月，张志广主持研究所谓半年设想，我又提出了深挖重点人，一直到九月，根据张志广指示，我又提出所谓深挖“方方面面关系”，涉及有三十八人，重点十八人。

为了推动所谓深挖，经核心小组精心策划，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组织对周林同志的批斗大会，进行残酷迫害，使其精神失常。通过大会批斗，杀一儆百，把弦拧：得紧紧的，这是直接为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的。为了推动所谓深挖，大搞深挖比赛。开始，一连突的快，遥遥领先，一下搞上去近千份的所谓交代揭发。而二连远远落后，刘子武批评二连说：“不是重点人不交代，而是骨干不深挖。”张志广几次批评二连是认识问题、姿态问题，而且组织讲评，宣布分数，对二连施加压力。我也到二连去做所谓说服工作。在压力下，二连干部去向一连取经，然后大搞特搞，批陈整风停止两天，大肆迫害同志。

这些黑材料一部分“原件”，按照王飞、朱虚之的黑指示先后送到了黑司令部。在“学习班”期间也曾多次拉条、复制，有的报给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

一九七O年十一月十四日，王翰书来电话：要原原本本地摘抄“三O四”主要内容，报朱虚之。以后于十六日电话中又一次提出，电话是我接的，向白云飞、马如飞做了汇报。由我组织人整理了《 一号案情况汇集》(即“三()四”案件）。二十日左右，经白云飞、马如飞审阅后报给王翰书转朱虚之。

在这份《-号案情况汇集>中，把矛头指向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都摘进去了，其中包括矛头指向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十二月八日，准备向朱虚之的汇报材料，由王翰书指示，由材料组负责摘抄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十日的黑材料，又把整中央政治局首长的黑材料复制摘抄。

十二月十五日，朱虚之来西安，未让会上汇报，把“材料”带走了。

十二月十二日左右，王翰书指示，把所谓方方面面关系材料拉条，要分户头，作补充。是我组织材料组同志搞拘，又一次把上述矛头指向中央政治局首长的黑材料，从所谓“方方面面关系矽的角度，搞拉条。这个材料，朱虚之来后，王翰书可能个别向朱虚之作了汇报。

一九七一年二月，王翰书给我下达黑指示，要我组织人把黑材料整理、拉条，并说：(1)要整理得能叫入看得懂；(2)不必要的东西去掉；(3)要去掉水分。而且批评说不会搞查实工作，一叫查实就查没有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提了一条去掉水分呢？一去掉水分就不是没有了吗？这也是阴谋。在金顺才同志身上逼出来的第二份“材料”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材料送到北京后，于某月某日乘80次火车回到西安。我曾给王翰书说过，这个情节肯定是假的。我说北京开往西安的车次没有双号的。王翰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把类似这样的情节去掉。整理出的黑材料连同志两个字都没加，而且把从姜作恩同志身上逼出来的矛头指向某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也拉了进去。这个“材料”我记得王翰书带往北京，但以后又带回来了。

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日，反革命分子王翰书从北京来电话指示，要把所谓方方面面关系和“三O四”材料原件少全部整理送北京班，统一送清查“五．．一六”办公室保管。经领导小组研究，抽专人清理，因未整理出来，所以五月三十日合并前未能送去。王翰书回到西安后，将十七份所谓“三O四”材料，由我们几个人研究重新布置，以“认罪书”的形式叫本人再次复制，其中有把矛头指向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于七月十五日由朱虚之、刘子武、王翰书等亲自带往北京，同时带走了所谓“方方面面关系”材料二百九十一份，其中也有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首长的黑材料。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九日，张志广指示，把七月十五日以后挖出来的所谓方方面面关系材料三百五十五份又一次由祖自修带往黑司令部，其中就有阴谋陷害某中央首长的黑材料。

这些黑材料送到黑司令部，为林贼搞反革命政变，阴谋陷害中央首长提供了黑炮弹，这个罪行实难饶恕。这个后果，我现在想起来万分万分地痛苦，我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怪我思想反动。

虽然部分黑材料送到了黑司令部，但在通校里，以各种形式编制的黑材料是大量的。为了保卫这些黑材料，朱虚之于七月十日就指示，要保护好人，保护好材料，不要叫人抢了，还影射攻击省委领导说：现在阶级斗争深入，出出入入的人多了，你们不是在真空里，因此要倍加警惕，抓好安全，看好人，看好材料。直到八月十日还叫人捎来黑指示说：安全工作一定要注意，不要注意一下就又不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下去。当即在张志广的主持下，核心小组策划讨论，并指定我起草准备，召开所谓安全会议，大讲有人把通校学习班看作眼中钉，触痛了一些人的要害，阶级斗争深入了，有人跳了，等等。而且秘密组织所谓应急分队，草拟材料房安全措施，应急预案，张志广还指示梁正基建立昼夜值班，去搞枪，搞警卫分队，组织武装巡逻。八月十七日去空十一军借武器，未成，九月十七日，张志广又以战备为名，指示我和程厚田到炮兵技术学校借枪，由梁正基负责组织武装小分队，办公室人员集中住入办公楼，编班编组，指定头头，同时大搞材料木箱化，四处联系，转移材料。大有面临所谓“大战前夕”的气氛。然而，应的是什么急，就是应林贼反革命政变之急。这就是全部活动的实质。


（四）大搞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


中央(1973) 15号文件中出：“他们以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好形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咒骂一些单位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分裂和破坏军民、军政、军队、群众之间的团结”。我积极追随林彪一伙，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这方面，我同样干了大量的坏事。

对军区、省委和驻军首长，长期以来散布种种流言盏语，进行了诬蔑、攻击和政治陷害。其语言之恶毒，手段之毒辣，是罕见的。诬蔑攻击军区和省委首长是支一派、压一派；是陕西地区“五·一六”的后台；是极“左”思潮的根子；是一小撮的“保护伞”。不清查“五·一六”是保护“五·一六”，清查了“五·一六”是“五·一六”清“五·一六”，反正是攻击诬蔑。甚至制造谣言、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群众之间的关系。白云飞、马如飞和我议论时，诬蔑省委矛盾很大，斗争激烈，一把干柴，即将爆炸，等等。这些谣言在通校是公开的，毫无顾忌的，我就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不仅造了省委的谣言，而且对省委领导，采取了抵制、封锁的态度。一九七一年六月，刘子武、许赠．仁给学习班制定了接待外调的原则：“热情接待，礼尚往来，分割情况，区别对待，提高警惕，提防反调查。”所谓分别情况，六月四日马如飞、张志广主持核心小组研究确定，对省支左委员会来外调拒绝接待，推给空军；对省革委会来外调是“正面宣传”，不给材料，加以刁难。

更为严重的是，从办学习班的第一天起，就收集、整理军区和省委首长的黑材料，多次上报林贼黑司令部。整理过胡炜副司令员、黄经耀司令员、方升普副司令员、谷凤鸣政委的黑材料。一九七一年六月，刘子武点名要十二个人的黑材料，其中就有胡副司令和方副司令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朱虚之一伙把这些“材料”全部带往北京。一九七一年九月，林贼和黄、吴、李、邱大整陕西省委的时候，通校准备积极配合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抛出黑炮弹，射向省委、军区的革命领导干部，因“九·一三”林贼自取灭亡，阴谋未能得逞。

对省委所属单位到我们那里搞外调，也乘机挖墙角，搞分裂，谁脱离开省、市的领导，自行其是，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说省、市委的坏话就支持，说省、市委的好话就不支持。如西安市七十八号信箱，由于我们的挑唆，他们脱离开省委的领导，不请示省委，就把人关了起来。我们认为这是敢字当头，有革命精神，象个样子。我还亲自去鼓劲，要他们防止有人“插手”，防止外界“干扰”。当他们提出决心为西安地区清查"五·-六”做出贡献时，就大加赞扬。对西军电、庆安公司也曾认为有趋向成为七十八号信箱那样的单位，给他们提供黑材料，支持他们抓所谓“五·一六”的。通过接待和派出外调人员的手段，收集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报向黑司令部。对西安地区清查“五·一六”的形势，更是关心。黄经耀司令员怎么讲的，方升普副司令员怎么讲的，试点单位的支左干部是那个部队的，试点都抓的什么？等等，千方百计地打听、摸底，煞费苦心地进行干扰破坏。向杨焕民及其秘书告刘镇政委和方副司令员的黑状，并多次整理黑材料，报告吴法宪、王飞、朱虚之。甚至公开提出要把刘镇政委揪到通校批斗。

与驻陕军事院校少数人的关系极不正常。与炮校少数人情投意合，来往很多，见了面无话不谈，交换材料没有任何限制。王翰书曾说过：一五二来的同志可以坐在材料房里看材料。那些材料是很成问题的。同一专科也曾交换材料，其中有涉及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给他们介绍过学习班的黑经验。我们还给二专科出过点子，要组织什么“小核心”，控制清查“五·一六”的大权等。总之，通校极少数的黑手伸到了四面八方，到处点反革命之火，破坏党的团结。

在校内，大搞划线站队。“学习班”合并前，是以吴法宪为核心划线站队；合并后是以林立果为核心站队划线。谁拥护、追随他们，谁就是“革命”的，就重用。原核心小组九名成员是清一色的所谓站对了队的干部；办公室正副组长，连的干部，都是清一色的。谁反对吴法宪、林立果，谁就是“反革命”o在一年多的所谓“学习班”里，对反对过他们的同志，私立专案，私设监狱，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到了惊人的程度。把八十多名同志打成了“反革命”，占全校人员的百分之十一点一，其中公开逮捕的六人，判刑二十年的一人，逼死二人，逼疯一人，逼跑二人。这些人从校长、副校长、干部、教员到战士、职工都有。把个好端端的通校简直变成了人间地狱。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 “一楼跑，二楼跳，平房里上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积极追随林贼死党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移极参与了他们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九·一三”之后，仍然抱着各种侥幸心理，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迟迟不能同反动路线决裂，辜负了党的教育挽救和同志们的批判帮助。

开始，我散布流言蜚语，负隅顽抗。本来心里很虚弱，但又故作镇静，在核心小组会上我公开说：有啥了不起，不行再把我关起来，后面跟上两个人，等等。

在马如飞主持下，核心小组搞过几次所谓揭发，实际上是假揭真捂，甚至连一些现象都不揭，更谈不到揭本质了。而且通过所谓揭发，统一口径。

学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文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我们的错误和罪行。然而，我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收集，组织反击。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兰州军区和省委首长接见马如飞等，指出了通校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通校学习班是吴法宪、王飞、朱虚之领导的，小小一个通校那有那么多反革命。回去传达后，我却说通校学习班是空军党委常委领导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七十六个“反革命”没有抓错一个。明目张胆地对抗首长的指示。

为了肯定所谓大方向正确，大造这方面的舆论，对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哪一点适合我，就大讲特讲。根据马如飞的指示，在马如飞的指挥下，我又干了大量的坏事：突击拉出中央首长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组织“骨干”、群众学习，统一认识；突击拉出所谓“火种”、“斗罗筹”的“罪行”材料，向下进行教育；突击拉出所谓“重点人刀的“罪行”材料，去掉反林贼的内容，有的人因把反林贼的内容去掉，定不了“反革命”，就组织人翻材料，凑材料，充实内容；突击搞所谓区别对待，落实政策，制造假象，掩盖错误；甚至还以攻为守，继续大搞所谓清查“五·一六”，还策划召开宽严大会，杀一儆百，继续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直到工作组进校。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军区工作组进驻我校，尽管工作组首长多次找我谈话，耐心地帮助教育我，广大群众多次揭发批判我，拉我、促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我一直觉悟很慢。

在这场极其复杂、尖锐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我离开了党，离开了毛主席，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贼船，陷进泥坑，犯了大罪。回顾这一段走过的道路，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心情十分沉痛，教训极为深刻。

林彪死党一伙，在我身上是下了功夫的，对我的腐蚀拉拢是不择手段的。但更重要的是自己长期以来，不学马列，不刻苦读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受到这一伙的信任重用，就得意忘形，头脑膨胀，忘乎所以。个人第一主义恶性发作，心目中只有自己，唯独没有党和群众。积极追随他们，削尖脑袋往里钻，这就是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我身上扎根的土壤、条件。也是我紧紧地跟着他们跑的思想基础。

我跟人不跟党的正确路线，这是我上贼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跟人不跟路线，必然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曾经把吴法宪当作坚定的革命领导干部来紧跟；把王飞作为闯过几道大关的英雄来吹捧；把林崽子简直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天才”的接班人来追随。在通校；把刘子武、王翰书、马如飞也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一伙紧紧拴在一起，他们拥护我拥护，他们反对我反对，完全成了他们的驯服工具。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饱受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是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的一家，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然而，在这几年里，特别是在这个所谓学习班里，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变化。当我想到这些时，我痛心，后怕。当我最积极最卖力地拚命追随他们大喊大叫：我是最“革命”的时候，我已经远远离开了我们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恩将仇报，跌入了泥坑。

在这几年里，我感到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党的观念、领袖的地位，在头脑里逐渐地淡薄了。一直发展到完全没有党性。而满脑子都是林家铺子的东西，思想感情逐渐地起了变化。在任何情况下，要首先考虑党的原则，党的利益，这个高于一切的行动准则，逐渐被那些醉心于追求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所代替。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所教导的，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了宗派运动的立场上去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热衷于邪门歪道，投身于阴谋诡计，这不可能不走向犯罪。

伟大导师恩格斯指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今天向党向毛主席表示：我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一系列中央文件，要联系实际，深刻领会，要控诉林贼及其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也要狠批我自己的严重罪行，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彻底同反动路线决裂，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我一定要继续回忆，做出最彻底的交代，而且还要对校内和上下左右所有的联系，做出最彻底的揭发，真正的同反动路线彻底决裂。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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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十日，总后西办组召开小组会，庞建业同志（办事处副主任兼军马局局长）在一组检查交代了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小组同志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诚恳耐心的帮助。

庞建业同志说：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和林贼死党邱会作混在一起，干了坏事，犯了严重错误。主要错误事实是：

一、积极追随、投靠林贼死党邱会作一伙，忠实执行邱贼的反动路线。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先后九次同邱会作接触、交谈。对他的黑指示奉若圣旨，原原本本传达，积极贯彻执行，有的还有发挥，还编成“语录”打印下发。邱贼说： “马场这几年放到地方，被整得够呛，现在总后收回来了，你们要好好干，地方开除你们的党籍，我总后党委给你们恢复党籍。”我就认为邱会作给我们撑腰，最“关心”马场，甚至把邱贼辱骂马场广大干部、职工的话也看成是对马场的“关心、爱护、鞭策”。

邱贼说：“你们和地方打交道，要公对公，硬对硬，公对私，软对硬。”我把邱贼的黑话作为信条，不尊重地方，不主动搞好和群众的关系，不很好地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严重地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邱贼说：“青海的牲畜再来混牧（青海、甘肃交界处），你们就把来的路炸断，没有炸药我给你们拨。”我积极向下布置，坚决执行。邱贼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和“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指示，提出要马场大搞“水、树、粮、草”，我就搞不切实际的“三年计划”，提出“三年内产粮食一亿斤，出场马一万匹，工、副业产值一千万元”。不积极在马场开展学大寨运动。

二、不择手段地吹捧邱会作，把邱贼打扮成马场的“救世主”。我跟邱贼不跟党的正确路线，极力吹捧、巴结邱贼一伙，觉得和邱会作挂上钩，就有了靠山。邱贼一伙也看中了我，认为我能忠实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把我从一个马场政委提为局长、办事处副主任，并指名让我当总后党委委员，成了他们信得过的人。我吹邱、树邱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我经常讲，邱××水平高，有魄力，有胆量，对上面致疆；要好好干，为邱××争口气，不然对不起邱××；在邱××领导下才有马场的今天，不是邱××马场就办不成了。特别是竟然把邱贼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我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一个会议总结中胡说： “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及邱××的指示，这是会议的灵魂。”“杨部长（总后企业部副部长）传达了邱××的指示，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我们认清了形势，看清了目标，坚定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把邱贼当成马场的“恩人”、 “救世主”。

一九七O年八月六日，在山丹二场和伊吾马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吹邱、树邱达到了高潮。会议仿照“牛田洋”现场会的一套，出省迎接代表，组织职工、家属列队欢迎；把山丹各场的两万匹马提前两天赶到新修的公路两旁，按品种、年龄排列长达十华里，让代表参观检阅；弄虚作假，大搞展览，把邱贼的像放大到和毛主席像同样大。还利用拍制和放映电影、幻灯等手段吹捧和突出邱贼。大搞请客，客，挥霍浪费，会议代表一百多人，开了二十几天会，花费三万多元。这次会议是邱贼一伙亲自布置的，由杨虎臣同志亲自坐阵的。当时正是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这样大吹林贼、邱贼，为其一伙在庐山搞反党篡权活动助了威，帮了忙，造了反革命舆论，流毒全国，影响极坏。

三、积极配合邱贼一伙残酷迫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充当了打手，犯了罪。邱贼一伙以“干部下放劳动”之名，行残酷迫害干部之实，把一些反对过他们的干部流放到山丹和贵南马场，继续进行残酷迫害，我积极配合了他们。对这些同志政治上歧视，行动上限制，身体上摧残，我是有罪的。我曾对贵南马场一位领导讲：对“黑帮”要严加管理，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要定期给他们训话；防止“黑帮”内外结合，联合少数民族叛乱。对分到军马局担任副职的几位同志，政治上不信任，工作上不支持，甚至病重也不让住院治疗。

四、在干部路线和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在对干部的提拔使用上，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个条件，缺乏阶级分析，搞“站队划线”，还提出所谓提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肯干、吃苦、听话，安心马场”，这实际上是林贼的黑“三条”和邱贼的“高举、突出、拚命干”黑口号的翻版。听我话、跟我走的就是好干部，就提拔重用，就是有政治历史问题也如此，感情亲热，无话不谈，舍不得调走；反之，就不信任，不重用，态度冷淡，进行排挤。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团结，危害了干部队伍的建设，影响了革命工作。

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捂盖子，保自己，阻碍了运动健康深入地发展。运动以来，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所以情绪消沉，顾虑重重，怕牵连自己，不敢积极领导运动，不敢发动群众联系军马局的实际进行揭发批判，捂了盖子。甚至说了一些不利于运动的话，作了一些不利于运动的事，立场、态度一直没有很好转变过来。运动开始，我说过：“谁是死党就揭谁”，“当死党是有条件的，象我们这样的人想当还当不上。”今年元月在局党委批林整风扩大会上，当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时，我感到“恼火”、 “想不通”。另外，对下面阻碍运动的一些奇谈怪论不抵制，不斗争，甚至默许、支持。如有的人说：“邱会作右什么好批的？不就是给马场多盖了几间房子？”“邱会作倒了，房子盖不成了，官司打不赢了，大米也吃不成了，投资少了，马场办不成了。”有的领导干部甚至把一九七二年三月召开的局党委常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说成是“要夺庞建业的权，是分裂的开始”。对此我也听之任之，不作批评。

六、一九七一年七月，我从北京回来时，企业部讲，要从我局调十万斤油菜籽，是要出口的，三场按出口标准精选后不久，上海派人来运走了（中国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而过去从未从军马局调过油菜籽。此事，是否与刘士斌为林贼一伙提供反革命物资、经费有关？

我回来时，企业部还讲，要从军马局调五万斤牛肉，要活牛，也是要出口的。我回来后，从山丹一、二场挑出一百五十头膘肥的阉牛等侯调用，而“九’一三”后又说不要了。企业部还通知军马局，除完成上交军马任务外，要控制一百至二百匹军马，作为战备马， “九。一三”事件后也通知不要了。此事，是否与林贼一伙搞反革命政变有关？

庞建业同志检查交代后，小组同志又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诚恳的帮助。一致指出，他的认识有提高，态度有转变，初步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大家表示欢迎。但也指出，他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还不深刻，向党交心不够，讲了邱会作的罪行，没有很好地把自己摆进去；讲了些现象，没有把真实思想摆出来；讲过去的事情多，讲“九大”、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少。希望他彻底转变立场和态度，向党交真心，进一步深揭邱贼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自己的问题向党讲清楚，放下包袱，振起精神，和大家一起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上，大家还揭发了杨虎臣同志不少问题。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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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日以来，总后西办组根据中央十五号文件指出的，林贼一伙“妄图要他们的亲信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的问题，采用大组会、小组会和领导小组集体谈话等方式，对白辛夫积极配合林贼死党邱会作一伙反对陕西省委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白辛夫做了一些检查和交代，承认了一些问题。现综合如下：

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一伙，为其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千方百计地整陕西省委，妄图要他们的亲信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白辛夫是邱贼一伙安在陕西省委内的“钉子”，为他们站岗放哨，通风报信，提供黑材料，积极参与邱贼一伙的阴谋活动，是邱贼一伙反对陕西省委的帮凶。

一、一九六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陕西省军区、兰空、二十一军、总后西办组成省支左委员会，白辛夫是支左委员会常委之一。但是，白辛夫在支左中，大搞阴谋、分裂活动，破坏军民、军政之间，军队和群众之间的团结。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安地区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武斗，省支左委员会即派人去武斗现场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份向中央汇报武斗真实情况的电报稿。白辛夫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参加了对电报稿的讨论，并表示同意。但在签发电报时，白借口“我一个人代表不了西办”而不签字，要求回西办开常委会讨论。当晚，白辛夫回西办却不召开常委会。第二天，省支左委员会又派秘书将电报稿送到西办，他撒谎说“家里不同意”，而拒绝签字。最后，电报只以省军区、兰空、二十一军三家党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与此相反，在九月八日，白辛夫却在西办签发了一份诬告二十一军“制止武斗不力”的电报。还同意孟广九同志带上份控告电报的底稿（作了些修改），坐飞机到北京直送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中央发布“九·五”命令后不几天，省支左委员会进行讨论，研究了贯彻“九·五”命令的措施。而白辛夫又于九月九日，迫不及待地亲自修改了一份诬告省支左委员会所谓“贯彻“九·五命令”不力”的电报，以西办支左办公室的名义上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三份电报，充分暴露了白辛夫大搞两面派，进行分裂活动，破坏三支两军工作，把矛头指向省支左委员会和兄弟部队的险恶用心，暴露了白辛夫的两面派脸谱，也是他以后更加积极、更加卖力配合邱贼一伙反对陕西省委的开始。

二、一九六八年九月，林碱死党邱会作派死党王希克窜来西安，以召开军需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为名，行以邱贼站队划线之实，搞分裂，拉山头，在各厂已经成立革委会的情况下，又成立所谓“无革派服务组”，把二百多名所谓反对邱贼的干部和群众抓起来关进“牛棚”，使这七个军需工厂出现了反复，破坏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革命团结，也影响了西安其他一些工厂。白辛夫交代：王希克来西安前，已电话通知了他。王来后，白辛夫到丈八沟二号楼去着王希克时，王对他讲：“这次来要在军需工厂开个大会，要打开局面，生产上不去，是坏人没清出来。这次会议要介绍北京等地的经验，站在无革派一边，成立无革派服务组。”白辛夫不向省革委会领导汇报，却在开大会时，采取欺骗手法，使省革委会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会后，白辛夫还大肆吹嘘，“会议开得好，王希克真有办法！”省革委会领导同志察觉王希克搞的这一套有问题，表示反对这样做。白辛夫又向王希克告状说：“在几次讨论中，省的负责同志对邱××很有意见”；“黄司令员说，我要知道他搞的这一套，我就不去”等。会后，军需工厂出现了反复，邱会作感到不好收拾，又打电话给白辛夫，要省革委会解决，怎么解决都可以。省革委会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办法，白将解决办法电报了邱贼，邱口头表示同意，内心却极为不满。在这个问题上，白辛夫耍两面派，在省革委会领导面前说，对王希克的作法不同意；而对王希克又说，大方向是正确的，作法有问题。当省革委会派周华民等同志去调查后，周向白汇报说，下面对王希克的讲话反映很大，白竟说：“你要注意，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向省革委会领导同志汇报后，第二天，白又找周质问：“为什么事先不给我讲，报告不给我看?”周说他是代表省革委会政工组的，白拍桌子威胁：“你周华民不要忘了，你的党籍还在我二O三呢！”白辛夫承认：“我当时的真正思想，对邱会作，对无革派服务组是欣赏的，是赞成的。”

三、一九六九年八月，邱贼死党戴金川窜来西安，以“解决四医大和军需工厂问题”为幌子，实则是继续镇压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勾结白辛夫，背着省革委会领导活动一月余。白交代说：向戴汇报了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攻击“兰空、二十一军和省军区领导有派性”。还向戴告状，说“省革委会领导对王希克搞的那一套不赞成”。戴说：“听邱××讲过，省革委会和军队几家有派性。”白叫戴去军需工厂学习班，戴说：“你在前台，我在后台。”以后，白又向戴说，军需工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戴说：“老白，你真行！”

四、一九七O年一月，邱会作派林彬带工作组来西安为他整陕西省委搜集材料。白辛夫请林吃过饭，谈过话。林向白传达邱贼的黑指示：“邱××说，以后在西安不要找你了，找你解决不了问题。”林在西安地区活动半年之久，搜集省革委会、省军区和驻军的黑材料。邱贼如获至宝，亲自主持国防工办领导小组逐条研究，并在一九七一年六、七月召开的全国国防工业会议上抛出来，作为大肆攻击陕西省委的黑炮弹。

五、一九七O年初，邱贼要在华阴、大荔之间宽三十公里、长六十公里，共六十万亩农田上修建靶场，使很多部队农场和空军训练受到很大影响。邱贼欺骗国务院，说这里是沼泽地区，不毛之地，骗取了国务院的批准。白辛夫派人对靶场区作过调查，看过邱贼欺骗国务院的报告，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不做解释，却向邱贼死党陈庞告状，说什么：“几个部队都有意见，兰空意见最大，×××说！他打他的炮，我种我的地，打死人再说。”他还向陈庞说：“到省革委会见不到人，你叫他们（指靶场）找我！我带他们找省革委会领导。”还把靶场定不下来的责任准给省委，说什么：“国务院都批准了，定不下来，这是对抗国务院批示，影响战备。”白还指使孙华，把几个部队对靶场问题的意见，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作为不满言论上报邱贼。

六、一九七O年春，省革委会领导感到五机部在西安地区要的一些工厂有些问题不好处理，曾议论过要西办统管起来。六月份，白辛夫向邱贼汇报后，邱说：“你不要管，你管不了。”白当即心领神会，还对郭建中说：“五机部的国防工厂，省委意思让我们统管起来，我们也想管，邱××不叫管，怕我们陷进去。”由此可见，邱贼用心极其险恶，他就是要抓住工厂中的一些小毛病来整陕西省委。

七、一九七一年二月和七月，白辛夫两次和邱贼死党王希克议论省委传达九届二中全会和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情况。白交代： “第一次我去医院看王希克，我向王说，李瑞山、胡炜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邱会作在西北地区组讲过称天才的语录。王说，邱××上当受骗了，这个问题只传达到省委常委，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往外说，要保密。”“第二次，我在三O一医院住院期间，到王希克家看他，我说省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讲过，总理在总结报告中指出，黄、吴、叶、李、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说，邱××也是上当受骗，主席有个批示，以后是实践申明的问题。”白辛夫这两次和王希克密谈的目的，他交代：“一是想摸摸邱会作的底，看他能不能倒，看有什么新情况；二是通风报信，起到站岗放哨的作用，使邱贼一伙对陕西省委更加不满，怀恨在心。”

八、一九七一年七月，白辛夫在北京三O一医院住院期间，曾多次同张明远（总后副部长，五机部军管会主任，当时也在住院）密谈，大告阴状，诬蔑攻击省委领导同志。白交代： “一次在病房里同张谈话，我说，你是五机部军管会主任，陕西那么多五机部的厂子你也不去看看？他说我不想去，去了人家不欢迎（指省委和驻军）。他接着说，陕西国防工业上不去，就是派性问题没解决。我诬蔑说，派性是有，是老问题，主要是二十一军有。这时，他就咬牙切齿地大骂陕西省委和二十一军领导同志。住院期间，我还让司令部办公室把省委发的一些文件给我送去，其中有关于国防工业生产的简报，也让张明远看了，都是拿到他房子里去看的。”白又交代：“还有一次我和张明远谈话时，张说，在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陕西、黑龙江受了批评，问题没有解决，还要开一个会。”

九、一九七一年七月底，白辛夫到戴金川家去看戴，同戴进行密谈。白交代： “我和戴正谈话间，李志雄（原给戴、邱当过秘书，当时是军委国防工办秘书处副处长）来了。我问他，听说陕西受批评了？他说，在国防工业会议上，黄××、邱××讲了话，批评了陕西，还要开一个会专门解决陕西的问题，黄××已报告林×××同意了。”

十、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陈庞到京西宾馆在白辛夫房间里进行密谈。白交代：“他问我开会情况（指省委向中央汇报会），我说还未正式开，主要是解决陕西国防工业的问题。他说，我知道了。他问，生产上不去是什么原因？我说，是派性、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没有克服，广大工人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他说：“现象在群众，根子在领导。”

十一、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六日，中央召开陕西省委汇报会议。会前，白辛夫早已知道要开这个会。

除陈庞、张明远、李志雄给他透露消息外，白交代：“一九七一年七月下旬，胡敏对我讲：“听老邱讲，陕西国防工业上不去，还要开个会解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晚，在京西宾馆我找邱贼谈话时，邱贼对我讲：“说陕西形势大好，为什么生产上不去，我不好理解。陕西不仅国防工业上不去，地方工业、民用工业也上不去，陕北农业多少年来也未上去。开会你有病不来也可以，你下半年不要出去活动了。”当中央通知陕西省委领导去北京开汇报会时，偏偏没有白辛夫，经省委领导同志请示登奎同志

后，白才去参加会议。为什么开始不让白去呢？白辛夫承认：“这是邱贼的阴谋，这和他要我下半年不要出去是有关系的。”

汇报会上，白辛夫气焰嚣张，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和邱贼一唱一和，积极配合攻击陕西省委。白交代：“邱会作整陕西省委，我在会上作了充分表演，我是看邱会作的眼色行事的。邱讲到陕西特点时，我说是四大家、两大派、一小撮；邱讲到八四四厂的两个坟堆时，我说三五O一三厂两个坟，一九六八年王希克召开万人大会期间一夜就搬走了；邱批评陕西国防工业为什么上不去时，我标榜自己说，军需工厂搞得还不错；邱讲到陕西有派性时，我说省歌舞剧院陆望平正在受审查时，省革委会政工组给送了一块表。”这完全是造谣。白辛夫在会上还恶毒攻击省委领导同志，诬蔑省委内有什么所谓“感恩戴德，言听计从”，“护短”，“处理问题不果断”等。还说省委“对我分工不固定，有职无权”。邱贼一伙整陕西省委的阴谋当即被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识破，白辛夫在会上的造谣、诬蔑和攻击，也受到了总理的严肃批评。但白辛夫回到西安后，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以陕西的“正确路线代表”自居，气焰更加嚣张。他不仅散布了整陕西省委的情况，而且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省委在丈八沟开会，传达省委向中央汇报会议精神时，竟在国防工厂小组会上不知羞耻地说：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是也检讨了吗？我们省委是有问题的，我也有错误，对他们帮助不够”。继续造谣诬蔑和攻击省委领导同志，制造分裂，为邱贼一伙整陕西省委卖力效劳，妄图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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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下午，在空军第一专科学校小组会议上，空司作战部航图大队大队长周克俊同志汇报了该大队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并揭发了林彪死党大小“舰队”在航图大队的阴谋活动和罪行。


第一，为林家父子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


一九七O年八、九月份，正是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未遂的反革命政变，在空军“三代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抛出林立果黑讲用报告的紧张时刻，林彪死党大小“舰队”四出活动。这时，空司作战部领航处副处长沈宗武几次打电话通知航图大队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是政治卫星，是大方向。”九月四日罗沈宗武给大队领导写来一封长信，狂热鼓吹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是全才”，“是天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革命小将”，“思想水平很高很高很高，是个革命的老将”，“是全空军……．最好最好的典范”，“最好的领导，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榜样”，“也是全空军的最大幸福”。他的黑讲用报告“讲的都是全空军、全军、全党、全国、全世界革命的大事”，“是时代的最强音”。因此，“要誓死保卫林立果的领导地位，谁和林立果亲，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或者干扰，我们就和他拚”。接着派参谋毛书堂带着林崽子的黑报告手抄本和刘锦平等人的黑讲话窜来西安。十三日，毛书堂到了航图大队，说林崽子的黑报告在“林办”试讲过，“学不学是大方向”，“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大问题”。在他的指使下，大队于十四日召开了党委扩大会，由毛书堂“传达”了空军“三代会”各代表团的发言和死党王飞、刘锦平吹捧林崽子的讲话，介绍了林崽子的所谓“生活片断”，抛出了作战部领航处学习林崽子的“决心书”。根据沈宗武的信和毛书堂的“传达”，由大队副政委马玉璞同志为党委起草了学习林崽子的“决定”。这个“决定”堆积了吹捧林崽子的所有黑话，开头一百二十个字就用了十二个“最好”，说学习林崽子的黑报告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对林崽子“看准了”，“跟定了”，还要“誓死捍卫”林崽子的“领导地位”。当天晚上又召开了全大队军人大会，由毛书堂“传达”了刘锦平的黑讲话和林崽子的黑报告，马玉璞同志宣读了大队党委的“决定”，各支部表了“决心”，最后马玉璞同志高声领呼了刘锦平黑讲话中的口号。晚上还演了“学习”林立果的快板。毛书堂的目的达到了，第二天就带上“决定”回去报“功”。这股妖风来得很快，声势很大，范围很广，把航图大队搞得乌烟瘴气。一九七O年十月，林贼死党娄巨芳来航图大队了解“学习”情况，对此很感兴趣，说“有成效，路线觉悟高的要大胆破格提拔”。

一九七O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一年六月份，沈宗武大部分时间呆在航图大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亲自抓了业余演出队，排演了一个歪曲我党我军历史、吹捧林贼的反动演唱节目，在拉练途中演出。拉练部队党委审查后不同意演出，对此，他很不满，把手一甩，狂叫：“要注意！现在就是有人反对宣传林×××！”又说：“宣传不宣传林×××是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别的节目不演可以，这个节目非演不可！”三、四月份，作战部领航处寄来一份林崽子所谓关于路线教育的黑讲话，由马玉璞同志在全体人员中传达，沈宗武讲了话，他说：“林立果只有二十几岁，他想的是全空军的大事，全国的大事。我们在座的，谁没有从二十几岁过来？有的正是二十几岁。我们在想什么，想个人问题……．。”吹捧林崽子，诬蔑广大干部、战士。五月九日，党员大会讨论工作报告，沈宗武非要在报告中加上一条“学习林立果的“报告”，并对政治干事孙风开同志说：“现在斗争很复杂，斗争的焦点者是两个捍卫（捍卫林×××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的问题。”

六月底，沈宗武回北京。七月二十一日，副大队长吴秀山和马玉璞同志去北京参观测绘展览，沈宗武专程到招待所介绍空九师吹捧林崽子的黑经验，回来后，马玉璞同志还向大家作了传达。七月底，沈打来几次电话，说七月三十一日是林立果黑报告一周年，要开讲用会，以示“纪念”。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空司作战部领航处派来航图大队的人次显著增加，其中包括在四月份派参谋陈福祥来下达“指示”，翻印林崽子的黑报告，共印了九百二十七本，陈拿走三百本，航图大队人手一册，送给外单位二十多本，尚存三百多本，流毒甚广。

“九·一三”前夕，死党鲁珉、娄巨芳窜来航图大队，7这是他们在航图大队阴谋活动的高峰。八月十七日前，沈宗武几次打来电话，说鲁珉、娄巨芳将于十八日乘×号飞机到西安。十八日，大队领导干部去机场迎接，鲁说： “现在不到你们那里去。”被空十一军接走。事后才知道，鲁珉不是从北京来的，而是从银川来的。二十三日下午四时，鲁珉、娄巨芳和参谋张希光、陈福祥、助理陆易珍五人窜到航图大队。他们不听汇报，“视察”了各班，所到之处，一一握手。晚饭后他们分头活动：死党鲁

珉与一专科训练部副部长方致远两个人在办公室谈话；死党娄巨芳与航图大队业务股长林廷楷单独谈话；张希光、陈福祥到处窜。当天晚上，鲁珉、娄巨芳、张希光随同方致远到方家，陈福祥留下呆了六、七天。大部分时间在资料室翻阅绝密资料，还和一些同志讲了一个所谓故事：广东有个老太太，关心接班人，整天发愁，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来听说林立果是“天才”，是林彪的接班人，从此放心了，中国有希望了，能吃饭了，睡好觉了。这些黑话，在航图大队流传很广，毒害了不少群众。


第二，借口反对批群，抵制批林，极力捂盖子。


批林整风以来，航图大队揭了一些问题，这就使空司作战部和航图大队的一些入神经紧张，极为反感。他们为了捂盖子，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电话频繁。在批林整风期间，沈宗武等人与航图大队的一些同志通话频繁，极不正常。他们避开大队主要领导同志，直接找下边“知心人”了解情况，有时一天几次长途电话，有的通话长达个把小时。这给航图大队的批林整风造成很大困难。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沈打电话找林延楷同志，周克俊同志说林在开会，有事转告。他发火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找林廷楷同志接电话，通话半个多小时。林放下电话对周克俊同志说：“沈副处长指示，张副大队长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接电话，要向作战部写报告，说明理由。”三十一日，沈宗武又给周克俊同志来电话说：“有入向我反映，九·一三以后，你们搞极端民主化，极‘左’思潮，怀疑一切。”

派人摸底。航图大队批林整风运动情况怎样，对作战部究竟揭了什么问题，他们心中无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作战部专派参谋刘风如同志来航图大队活动二十多天。说是了解业务工作情况。但是，既不找大队主要领导干部，也不找业务干部谈业务，而是在下面开各种座谈会，广泛个别谈话，逢人就说：“我是‘五·七，干校出来的”，表白他没问题。他活动神秘，非常谨慎。向作战部汇报情况，不在航图大队打电话，而去远离航图大队的空十一军打电话，不向航图大队主要领导干部透露一点情况。刘风如同志临走前指着记录本子对周克俊同志说： “情况了解得少，我记满了。”周问有什么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指出来？刘说：“上面指示不准谈，要向上边汇报”，“你们这里复杂，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总政李主任派工作组才能解决。”他还多次向周克俊同志提出，要求把沈宗武给航图大队吹捧林立果的黑信给他。企图为沈销毁罪证。

领导出面压。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周克俊、林廷楷等同志去空司作战部接受任务。林提前一天到了北京。作战部的王建庆、吕秋振两位副部长对周说：“不能从成见出发”，“沈宗武有错误，但不是那种人，以后我们去检讨。”又说：“你们那里要注意，不要被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阶级阵线……”。”九月份，有人给了王建庆副部长一份材料（空军第一专科学校党委给空军五入小组的有关航图大队揭发沈宗武问题的报告），王把材料一甩说：”白秉圭（空军第一专科学校副政委）‘左’得很。”今年二月份，吕秋振副部长又对周克俊同志说：“你们不要把作战部看成黑作战部，我们的话你们不听，这样就不好共事了。”周说：“我是下级，你是领导，我错了你可以批评，你这样讲我就不好说话了。”吕感到失言，又改口“这话我收回”。沈宗武更嚣张，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就对高伯森（航图大队助理）同志说：“你回去告诉大家，我没问题，我还在工作。”沈还亲自打电话，指名将同他关系密切的标图员赵福琴调北京。因此，航图大队传播：沈宗武不但管领航处，还管专案。从而压制了群众对沈宗武问题的揭发。

上呼下应。作战部的一些人拚命捂盖子，也得到航图大队一些入的呼应，积极配合。一九七一年传达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时，揭发了沈宗武的一些问题。林廷楷同志当时就在会上说：“有入利用严肃的阶级斗争，想达到个人什么目的。”反对揭沈宗武的问题，认为揭沈宗武是批群。一九七二年十月，林廷楷在大队党委交心会上提出，空军第一专科学校党委组织航图大队的一些同志集中办学习班“是错误的”，“把矛头指向了沈宗武”，“学习六十八号文件以来，我们单位批林整风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公开攻击和抵制批林整风运动，有些人跟着起哄，使航图大队批林整风运动受到很大干扰。

与会同志听了周克俊同志的汇报，一致认为航图大队的问题是严重的，斗争是复杂的。大小“舰队”通过一些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同志中毒很深。死党鲁珉、娄巨芳及其亲信沈宗武等人，在航图大队的阴谋活动没有揭开。当前航图大队的批林整风阻力很大，这些阻力主要来自空司作战部的一些入。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在兰州军区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只要能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1973] 15号文件，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定能够冲破阻力，把航图大队的盖子撬开，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把犯错误的干部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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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四日、十五日下午，第二军医大学小组开会。李瑞山、胡炜、孔俊彪、张如三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会上，李杞普同志作了第二次检查交代。

大家认为，李杞普同志在第一次检查交代之后，经过同志们的热情帮助，这次检查交代有一些进步，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愿望。对于李杞普同志的进步，大家表示欢迎。现将他检查交代的几个主要问题，简报如下：

李杞普同志在交代中说：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积极参与了林彪、邱会作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上了贼船，陷 得很深，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


一、参与了整理反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阴谋活动


1、我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六月，被邱会作一伙派往上海六次，进行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阴谋活动。

如一九六七年七月，邱会作一伙为了搞自己的势力，派我去上海，先后到空政干校等单位的一派组织中进行游说和拉拢，大搞分裂，破坏上海地方的革命大联合。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在上海收集到×××同志对二医大问题表态的 讲全文，送给了邱会作一伙。

2、一九六七年十月，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学院三十七楼设立黑据点，遥控指挥二医大的张志超、馒翌曼等人，搜集、整理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我是这个黑据点的主要成员之一。我与林彪死党邱会作、陈庞的关系密切，；高了许多阴谋诡计。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O年二月，邱会作接见我四次；从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O年九月，我和陈庞接触十四次，接受了他们大量黑指示。

一九六九年十月，邱会作一伙策划二医大迁来西安后，派“接收组”进驻二医大，控制领导权，大搞陷害中央领导同志的阴谋活动。我是“接收组”的主要成员。

进驻二医大后，我担任政工组组长。根据邱会作“你们要走兼革委会的道路”、“现在的革委会还只是工作机构”的黑指示，宋峰要我多与张志超（政工组副组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联系，宋峰多与殷亚（革委会副主任）联系，贯彻执行邱会作一伙的黑旨意。

4、二医大迁来西安后，宋峰一伙打着“清队”的幌子，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榨取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我积极参与了这些阴谋活动。一九七O年二月初，我带着杨绍金、蒋小龙等八个同志的“材料”去北京向邱会作、陈庞汇报，要求由军委（或总后）出面将他们逮捕。二月八日邱会作接见我，下达黑指示： “还是以你们党组的名义出面，不要把总后推在第一线，将来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好说话。”（以后除由军委出面逮捕了汪志杰、蒋小龙二同志外，其余均是学校出面逮捕的o）一九七()年三月上旬，我将上海市×××、×××等领导同志接见市革委政工组同志合影（内有蒋小龙同志）的照片，作为所谓罪证送给总后“专办”。一九七O年三月中旬，当张志超说“只有把×某人这个后台抓出来，二医大清队，才能彻底”时，我接着说：“后台事实上是明摆着的，我们现在要有材料。”把矛头公开指向中央负责同志。


二、吹捧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


早在一九七O年二月，宋峰就对我说：“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焦点就是对林×××的态度问题。”我提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

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去陈庞家时，问他九届二中全会精神能否给我们传达？陈庞说：“能传达吗?”我说：“听说军政大学准备传达，我们怎么不能传达呢?”我想向陈庞摸底，但陈庞却心怀鬼胎地说：“不能传达！”

一九七一年五、六月，陈伯达问题向全体人员传达后，宋峰讲：“天才论不好批，应该承认天才还是有的，批不好就走向另一面。”我就不组织群众对“天才论”进行批判，抵制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六月，正当林彪“加快、提前”实行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时候，我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吹捧林彪“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中，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杨耀庭同志从北京带回一本《学习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体会》。后来总后政治部宣传部通知要发来三百本，实际收到五十本。当时我看了后，感到宣扬了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是一个难得的材料，马上叫王通喜同志在学校铅印了五百本，以后还利用同地方印刷厂的关系搞来了三、四百本。当时，我便组织全校学习。我还在三六九教研室搞过学习试点，作过辅导报告，提出“必须以林×××为光辉榜样”，“学习林×××光辉的革命实践”等。大肆吹捧林彪，为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阴谋大造舆论。


三、参与了“挑妃选婿”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O年一月，赵根生（曾在“林办”任秘书）窜来二医大，带有军委办事组办公室介绍信，说要找“秘书”，我给他介绍到考干组，并报告了宋峰。宋峰要我转告考干组，要大力支持。我向考干组说，让他们一定要选好。最后，没有挑上走了。

一九七O年三月，宋峰讲，邱办来电话说要给邱××找“外事秘书”，年纪要二十八岁以下，五官端正，未结婚的。宋峰说，邱××不到其他学校选，特到我们学校来，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挑好，把主要的骨干选去。我还陪同宋峰、张志超一起到二院亲自挑选，张志超还亲自到一院、药学系等单位物色。我记得上报了两个，都没有选上。


四、 “九·一三”事件后，转移和销毁罪证，统一口径，布置退却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张志超在他办公室对我说：“宋峰于十月一日去兰州军区开会前曾到西办找白辛夫了解情况，白辛夫讲陕西省委传达了，林彪逃往苏联，在蒙古爆炸死了，还说我们头头也有问题。宋峰回来向阮汉清和我讲了。”张志超说：“我们要从最坏方面着想，有什么材料要清理一下，麻痹不得。”我回去做了清理，将笔记本上记有邱会作、陈庞黑指示的几页撕下来烧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上甸一天，张志超对我说：“你要相信同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不会出卖朋友的。”我也对他讲：“你放心，我不会胡说八道。”订立了攻守同盟。

一九七一年十月上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宋峰宿舍，宋峰、张志超和我，议论如何退却，统一口径。宋峰说：“人家要抓我们的问题，可能就是×的问题（指陷害中央领导同志）。”张志超说：“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说：“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三个回避嘛。”张志超说：“你这样讲还不行，是真是假谁知道。”宋峰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一张王牌，到了中央说不定还会引起爆炸呢！”

与会同志指出：李杞普同志对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九·一三炉前后与反革命政变有关的阴谋活动，交代得很不够，有些问题只讲现象不讲实质，有的避重就轻，有些地方没讲真话，有些地方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有些问题还根本没有交代。十五日下午，大家针对他急于蒙混过关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帮助。希望他打消顾虑，彻底把问题交代清楚，尽快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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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的大会上，第二炮兵技术学校组织处长李世谱同志，着重揭发了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大整陕西省委、阴谋篡权的罪行，也检查交代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现摘要如下：

李世谱同志说：在尖锐复杂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以及陈仁麒、黄志勇等人，为适应其反革命政变的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捏造罪名，打击陷害省委领导同志，妄图让其亲信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忠实执行了这一伙坏蛋推行的林彪反动路线，利用抓“火种”，摧垮一派群众组织，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而追随他们一伙，以挖所谓“火种”后台为名，为黄、吴、李、邱一伙整陕西省委、阴谋篡权提供了黑炮弹。


一、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一伙以及陈仁麒、黄志勇等人怎样把群众组织'‘火种服务组”(简称“火种" ) 打成“反革命组织”的？


“火种”本来是一个公开的群众组织。它于一九六七年四月筹备，五月十日在北京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会议室贴 出“公告”宣布成立。当时“公告”声明说：“‘火种服务组’不是指挥部式的权力机构，也不是联络站式的串连机构，而是一个服务性机构”。参加“火种”的群众组织有：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一方面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四野”，空军通校的“红纵”，空军工程学院（即空军第一专科学校）的“在险峰”和炮兵技术学院的“播火支队”等六个公开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到空军、总参、总后、炮兵、装甲兵造过反，冲击批判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志勇和陈仁麒等人，给戴过高帽子，游过街，所以，他们极端仇视，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要摧垮这些群众组织。他们无限上纲，捏造罪名，大搞划线站队，极力进行打击和迫害。

一九六七年七月，林彪指使叶群将他们保护起来的陈仁麒送回炮兵大院主持工作。之后，陈仁麒就顽固推行林彪反动路线，大搞划线站队，打击迫害反对过他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孟繁星（原炮兵科研二所研究员，因保陈有功提为炮兵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按照陈仁麒的黑旨意，为摧垮冲击过他的一派群众组织窜来我校进行阴谋活动。当他发现一份“火种”印发的对形势分析的“十六个思考题”材料时，便别有用心地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指示”说：“这个东西北京已有发现，空军正在侦察，已建立专案，这是一个渗透在群众组织中的秘密组织，你们应该抓这个。”明明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他却颠倒黑白地说成是“秘密组织”。我们就按照他的布置，成立了抓“火种”专案组，我担任了组长。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孟繁星第二次窜来我校搞阴谋活动。他以“追查国家机密材料”的名义，继续搞摧垮一派群众组织的活动，并要把炮兵吴克华司令员、向守志副司令员打成“五. -六”的后台，达到陈仁麒置他们于死地而方休的罪恶目的。这次，他又向我布置说： “现在看，“火种”是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后台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秘密组织。矛头是指向林×××的。”他还说： “赶快搜集‘火种’材料上报，以便上边表态。”孟繁星等人的罪恶目的，就是抓住“火种”十六个思考题中提出的： “林×××为什么看三军演出？为什么×、×揪而不出打而不倒？”他们以无限上纲的恶劣做法，说“火种”是“反林×××的”，以此把它定成“反动组织”。孟繁星还说：“你们王（文介）政委很快就要回来（当时被我校一派群众组织保在北京），抓“火种”由你们政委负责。”我当时对孟繁星的黑指示是心颂神会的，错误地认为：抓“火种”就是捍卫毛主席和林×××、的。并觉得这也正是摧垮我们对立面群众组织的一张所谓“王牌”。之后，我们就大抓起所谓“火种”分子来，我首先向专案组的同志传达了孟繁星的黑指示，还极其错误地用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论述来提高大家的所谓“士气”，还反复强调要防止“右倾”，动员大家把“火种”当作“反动组织”来抓。这就颠倒了黑白，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接着，为了赶快上报陈仁麒、孟繁星要的所谓“火种”罪行材料，我们就伙同装甲兵工程学院保黄志勇一派的群众组织的“火种”专案组组长刘元同志（保卫干事）等少数人开了一个串连会，

研究决定分头抓紧搜集“火种”材料，写出“调查报告”。之后，我们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手段去搜集所谓“材料”：一是利用熟人关系，以借阅为名，骗取他们的材料；二是派出学员秘密跟踪侦察，强行抢夺他们的材料，有一次，因怀疑学员王希孔同志的挂包里有“火种”材料，在窑村火车站扭住他不放，结果他的挂包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材料，还因抢夺而造成火车误点开车；三是趁人家不在时，砸开女学员孙玉芝等同志的床头柜偷偷拿来。就这样，以 骗、抢、偷的恶劣手段，将搜集来的“火种”编印的小报、传单作为、依据，由我主持，以装甲兵工程学院和炮兵技术学院两个群众组织的名义，以无限上纲、捏造罪名的手段，炮制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所谓“火种”罪行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诬告说：“火种”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以及周总理”，“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三军党委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还陷害攻击说：“‘火种’是比‘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还早的，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有后台的秘密反动组织”还点了八个单位的三十五个人是“文员，其中主要负责人有四名：通校的王春杰、炮兵技术学院的关向萍、一高专的顾兆中、装甲兵工程学院的谭家友；还点了吴克华、向守志同志是“‘火种夕的后台”。这个所谓“报告”，经王文介同志审阅同意后，我和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刘元等四人，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送给黄志勇和陈仁麒，并托孟繁星转给李天焕一份（孟后来说未转）。当时，还向孟繁星和王希林（装甲兵清“五·一六”专案组长）等人作了口头汇报。之后，王希林给我们传达说：“黄（志勇）政委看了你们的报告，还用红蓝铅笔划了杠，圈了圈，说“火种”比‘五·一六，还‘五·一六’，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孟繁星代表陈仁麒说：“同意你们的报告，要继续抓，没有错，”当时，我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由北京回校后，我向王文介同志作了汇报。王听后指示我说：工作要抓紧，人不够可以增加。当时，我觉得有后台撑腰，对陈仁麒、黄志勇等人抓“火种”，挖“后台”，大搞划线站队的反动路线执行得就更坚决了，胆子就更大了。之后，就在全校掀起了抓“火种”的高潮，大造舆论，大吹“陈仁麒、王文介是“高举突出的好政委”，“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炮兵和我校“正确路线的代表”o说另一派群众组织是什么“由反革命组织‘火种，渗透和控制的”， “是站错了队的”。还荒谬地说：“不站在陈仁麒一边，实际上就是站在国民党方面”，等等。大搞以陈、王划线站队，为摧垮反对过他们的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施加高压。

一九六八年二月，陈仁麒借召开炮兵“积代会”的机会，大肆鼓吹所谓“文化大革命中炮兵两条路线斗争”的谬论，大搞分裂活动，批斗吴克华司令员、向守志副司令员等人，公开指责我校反对过他的一派群众组织是“犯了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 （实际上定为“保守组织”）。“积代会”期间，陈仁麒、王文介政委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大搞分化瓦解一派的分裂活动，我也积极参加了这一罪恶勾当。就这样，在陈仁麒推行的“划线站队”这条反动路线的高压下，把一个上千人的群众组织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彻底摧垮了。接着，陈仁麒向原军委办事组写了假报告，说我院“已实现了大联合”，报请批准成立革委会，搞了一派掌权的一统天下。这是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等一系列指示，破坏了炮兵机关和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陈仁麒和王文介政委，借革委会这令权力机构，在“清队”、整党中，多次掀起深挖“火种”的高潮，对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大搞逼供信，我当了他们的急先锋，以所谓“火种后台”、“核心成员”、 “骨干分子”、 “吹鼓手”、“边沿人物”、“有牵连”等莫须有的罪名，把教员万志霄和学员隋振兴、于玉玲、王郁华、孙玉芝等同志进行关押审讥，批判斗争，搞法西斯专政（低头弯腰、揪头发、拳打脚踢等）。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因“火种”问题，打击迫害的干部、教员、学员、工人和家属共一百来人。其中，把六个同志定为“敌我矛盾”（炮兵定了四个，我们定了两人），三个同志被资遣回原籍，七个同志被取消现役军人资格，十六个同志被开除党籍、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十多个同志因所谓与“火种”有牵连而处理复员。所谓与“火种”有牵连而涉及的领导同志有：李友三（副政委）、韩光（训练部政委）、柳琛（训练部长）、韩力（物保部副部长）、李康（训练部教研室副主任）、史克信（原组织处长）、王好思（原宣传处副处长）等同志。

更严重的是对原军务处副处长鄂士泉同志，因“火种”问题打成“反党分子”，加上因其女儿当时写了反标被劳动教养，王文介同志在批斗大会上，亲自宣布：鄂士泉同志是“反党分子”。当天晚上就被逼自杀了，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十八个同志为了逃避这种法西斯专政而被迫离校，长期在西安不敢回来。又在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一伙，为破坏批陈整风，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借清查“五·-六”的名义，提出要深挖“火种”和追查冲击解放军报社“一·二O"事件的“后台”。我校根据二炮“指示”和解放军报社清查“一·二O”的计划，又到太原、河南等地，动员公安机关一起办所谓“学习班”，对被我们处理回原籍的教员陈元峰、冯文献和学员刘颖萍、隋振兴、李应福、关向萍、高素英等七名同志继续进行政治迫害。当时，太原市公安机关用手铐把隋振兴同志押到“学习班”被审查二十多天，致使隋振兴同志连临时工也当不成了，坑害了他的一家。并把魏震同志（副院长）当作所谓“一．二O”事件的“后台”而长期抓住不放，一直审查、迫害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


二、林彪死党黄、吴、李、邱和陈仁麒是怎样利用我们抓“火种”整陕西省委的？


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一伙以及陈仁麒、黄志勇等 人，在西安军事院校推行“划线站队”、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陕西省革委会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安少数单位在群众中搞站队问题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抵制。黄、吴、李、邱一伙即怀恨在心，大造所谓“火种”在西安活动必有“后台”的反革命舆论，妄图把省委领导同志打成所谓“五·一六”的“后台”，阴谋让其亲信篡夺省委领导权。

林彪死党黄、吴、李、邱利用抓“火种”大整陕西省委，我是积极追随的。他们通过炮兵、空军和装甲兵这三条渠道，向我作了多次黑指示：一条渠道是炮兵的陈仁麒、孟繁星、陈秉德（原炮兵院校文化大革命联络组长、炮司处长，现二炮副参谋长）；一条渠道是空军的宿文举（空军清“五·一六”专案组长）；再一条渠道是装甲兵的黄志勇、林彬、王希林。他们给我的黑指示，一次比一次明确具体，一次比一次露骨、恶毒。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初，陈仁麒、陈秉德、孟繁星等人来我校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在接见革委会全体成员时，陈仁麒说：“你们搞清队，要注意抓反对上面的，我们抓吴克华就是抓他反林×××。”当革委会领导同志提出：“跑出去的入怎么办”时？陈秉德指示说：“在西安活动的入要想办法弄回来”， “要出个通告，限期归队，否则除名”。陈仁麒接着说：“我同意陈处长的意见。”不久王文介同志就以革委会名义发出“通告”，限令外出人员半个月内返校。之后，对隋振兴、王林、李应福、孙玉芝等四同志宣告除名。就在这次，经陈仁麒点头，由孟繁星和我具体策划把关向萍、孙玉芝两个学员，以无限上纲的恶劣手段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已平反）。孟繁星也讲：“把他们定成反革命，在西安就没有人敢支持他们了。”陈仁麒、孟繁星等人的这些黑指示，把矛头指向陕西的领导同志，加深了我们对驻军领导同志的不满。

第二次接受黑指示，是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经王文介同志同意，让我去北京向孟繁星请示汇报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我校反对过陈仁麒的一个群众组织“同心干”的定性问题；二是对因遭迫害在西安不敢回校的十八个同志如何处理的问题；三是想通过在北京关押的刘颖萍等同志扩大所谓抓“火种刀的线索问题。这次孟繁星听了我的汇报后，他极为露骨地讲了西安是“火种”活动转基地，一定有后台支持，要抓大的。他先给我讲了所谓“火种，盾动的“三个时期”：一是西安串连酝酿、北京正式成立、组织时期；二是在北京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期；三是受到打击后转回西安，积蓄力量，进行挣扎时期。接着，他又说：“在西安活动的人，不能看成是“红总部”（反对过陈仁麒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余孽，这样不科学，应看成是反革命组织‘火种’在新形势下活动的继续。”并公开提出：“西安没有人支持他们是待不下去的。要想办法把他们弄回来，叫他们交代关系和支持他们的人”，“要注意抓后台，要有过硬的材料。”

另外，在和孟繁星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同孟一起去空军清“五·一六”专案组向宿文举汇报所谓通校“火种”分子林良华等人对我们学校的“干扰”问题，要求他们采取措施。当时，我为了尽量给他们提供所谓“材料”向他们汇报了林良华现在还在七十八号信箱和我们单位的一些人（龚德章、隋振兴等）在搞“材料”。还讲到：“不久前，通校的两个干部到我们学校找王春杰。我们按王政委的指示接待了他们，并将谈话录了音。”我想把录音给他们，他们没要。宿文举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谈的这些情况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王春杰我们已抓起来了，这里有逮捕证的复制品，你可以带一份去。”复制逮捕证本来就是犯法的，他们有死党吴法宪撑腰，可以胡作非为，其目的就是造镇压群众的舆论。我带回一张也是造这个舆论。还说：“他们现在还这样嚣张，就是有人支持。”在这期间，我同宿文举还一起策划了对林良华怎么办的问题。宿说：“对林良华我们再报一下（指向原军委办事组报），要采取措施，这次交给二十一军办。”我当时就诬蔑说：“能不能把林良华抓到，这对二十一军也是个考验。”宿又讲：“军委办事组下命令，他敢不给抓到！”又说：“省支左委员会就支持他们这一派，通校抓‘火种’就搞不下去，你们要支持朝鲁同志他们。”还 说：“空军一专科学校的韦（祖珍）政委，空军党委是信任他的，要他抓“火种”，请你们多帮助。”我听了孟繁星和宿文举这些黑指示之后，更加明确了要在陕西挖所谓“火种”的后台。回校后，我向王文介同志作了汇报，王听了很满意，看了，王春杰的逮捕证后说：“他（指王春杰）还到我们这里找人，这不是证据！录音带还在吗？要好好保存。”

除了上面三条渠道以外，一九七一年三至七月，通校朝鲁同志还两次对我交底说：“火种的主要罪行是整林×××光辉一家，抓‘火种，就是捍卫林×××的光辉一家。”这就更增强了我抓“火种”的所谓信心。

我根据陈仁麒、孟繁星和宿文举的这些黑指示，’就搞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抓所谓“火种”的后台，把矛头指向省委和驻军的领导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采取的恶劣手段是：

（一）不择手段地搜集所谓“火种后台”的“过硬”材料。为了搞到材料，我们副组长苏双才（学员）同志，利用同学关系叫一个同志假装跑出去，和“火种”的人混在一起，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把存放材料的地点，开锁的钥匙，以及他们人员活动的情况都弄到手。之后，就趁他们不在家时，派入去抢回他们在西安活动的所谓“材料”。其中有他们的大事记、向支左委员会反映他们受迫害情况的谈话记录等。我们颠倒黑白的把这些“材料”诬蔑为省支左委员会支持“火种”的证据。孟繁星为此还表

扬我们说：“小伙们敢干”。王文介同志也指示：把这些材料好好保存。

（二）采取绑架的手段，把人抓回来，逼他交代所谓支持他们的“后台”的材料。本来我校被迫跑到西安的同志，是愿意返校闹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八月曾通过体院革委会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来学校联系，只要答应保证人身安全，他们就返校。对此，王文介等同志，不仅没有答应，反而怀疑这是“阴谋”，不承认存在人身安全问题，拒绝了体院同志的正确意见。一九六八年九月在王文介同志亲自指挥下，要我带领苏双才等四人将胡国珊同志（教员，一派群众组织的联络员）绑架回校，目的是想从他身上逼取所谓支持他们的后台的“材料”。王文介同志还要我们带上给胡（炜）军长的介绍信，说：如果发生武斗，就去找胡军长帮助解围。搞这样的阴谋诡计，想使绑架合法化。我们觉得他的办法行不通，又搞了一个“换车”的诡计，通过装甲兵工程学院在省革委会支左的苏文举同志的熟人关系，用我们的小车，换借了革委会生产组的一台小车，把胡国珊同志抓了回来。当时，还欺骗群众说：是顺便把他“捎”回来的。抓回之后，就大搞逼供信，叫他交代在西安活动时支持他们的人的“材料”，目的是想叫他交代省军区、二十一军所谓支持“火种”的材料。后来，怕工宣队进校后阴谋被揭露，王文介同志又亲自与孟繁星电话联系，将胡国珊连同逼出的“材料”一起送北京，交炮兵孟繁星，继续逼他交代同各方面的关系。因为不存在所谓省军区和驻军支持“火种”的事实，所以多次折腾，搞逼供信，也交代不出“过硬”材料。以后又把胡国珊同志和“材料”送回学校。孟繁星还做贼心虚地叫把“材料”烧毁（现“材料”尚封存在校内）。

（三）造谣诬蔑，制造舆论，攻击省委和驻军领导同志。从一九六八年开始，特别是在一九七O年和一九七一年之间，我在校内、专案组，在和同观点的入以及朝鲁同志的交谈中，多次造谣、诬蔑、攻击省委和驻军领导同志。其特点是与社会上派性膨胀的人相呼应，与黄、吴、李、邱的攻击诬蔑相配合。“九大”前，搞大联合时我攻击说：“省军区、二十一军是支一派、压一派”，“西安派性大，根子在二十一军”。当从支左人员中听到黄、吴、李、邱攻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陕西省委时，我也借机诬蔑、攻击说： “光讲革命形势好，但生产上不去，实际上是革命没抓好，“五·一六”没清出来，你形势就好不了，”“一打三反”时，当听说黄经耀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点了“火种”的名，我又攻击说：“这是形势所迫”，“谷政委就支持“火种”，你能清出来。”看到谷政委名字在北京上了报，我又说：“不是调到北京工作，是去处理问题，擦屁股的。”当原军委办事组叫二十一军逮捕林良华时，我又攻击说：“这实际上就是对二十一军保“火种势力”的严重打击。”一九七一年四、五月份，在批判极“左”思潮时我和朝鲁、程厚田等人在议论中又恶毒攻击省委和驻军“是极‘左’思潮的根子”， “支持了打砸抢，保护了一小撮”， “清查‘五·一六’是假清真保”。朝鲁、程厚田同志说，王翰书务析“省委内部矛盾很大，斗争激烈，一把干柴即将爆炸”，我说“他们迟早要犯大错误”。以上这完全是造谣中伤、攻击陷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省委领导同志。事实是，省支左委员会、省革委会和省委的领导同志，对西安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因归各军兵种领导，在一九六八年以前从未管过。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胡炜、刘建功等领导同志，同我校的王（文介）政委、装甲兵工程学院的沙风同志谈了话，诚恳地希望我们克服派性，坚持革命大联合，不要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而我们的态度却是对这些正确的批评意见听不进去，觉得我们有军委办事组的支持。事后，王文介同志和我把这次谈话追记后向常委作了汇报，还以书面报告了陈仁麒。执意推行陈仁麒的错误路线。

（四）对上封锁，对下点火，挖墙脚，搞分裂。一九六八年底，省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军事院校的批示和中央【1968】 139号文件的精神，派工宣队进驻我校，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我们却采取抵制、刁难省革委会派去的工宣队。一九六八年十月底，工宣队进驻前几天，王文介同志怕工宣队插手“火种”专案，派我去北京向炮兵孟繁星请示。我在取得孟的所谓“火种”专案要由炮兵直接抓的“指示”后，即由北京打电话给苏双才同志，让苏转告王文介。王召开了常委会议，后派两位同志转达炮兵的“指示”让工宣队表态，用炮兵的“上方宝剑”迫使工宣队不能插手“火种”专案。以后，又对工宣队分化瓦解，打一方，拉一方，致使工宣队难以待下去。

对省革委会“三办”、省军区政治部来我校了解清“火种隋况的同志也进行封锁。一九七一年六、七月间，王 文介、贺任同志叫我去空军通校询问他们如何接待，以统一口径。我跟朝鲁同志讲：省军区开始清查“五·一六”，政治部有两个同志到我们这里调查了，以后还可能去调查，你们怎么搞法？朝鲁同志说：有三条“原则”，空军已经同意了，就是：热情接待，礼尚往来；弄清来意，区别对待；不给材料，不谈问题。一定要看材料，要经空军党委批。这三条所谓“原则”，实际上是对省革委会和驻军进行抵制、封锁和挖墙脚。回校后，我向王文介、贺任同志作了汇报。王、贺任说：以后咱们也按人家这三条办。王还说：要是一定要看材料，就叫他们去找二炮批。省革委会“三办”的两个同志来我校了解清“火种”的情况时，就是按照这黑三条接待的，只谈了几个同志的处理情况和去向，没有给看任何材料。相反，对同观点的或熟人则热情接待，积极提供所谓“材料”。如，一九七O年四、五月，庆华厂军代表肖骥同志来我校了解“火种”问题，我们就热情接待，以后还提供了“材料”。一九六八年六、七月份，一高专的韦祖珍同志带着他们学校两派的头头到我校学习所谓抓“火种”的“经验”，由王文介同志亲自接待，我同李计生同志（革委会常委）也主动和他拉关系，以后就互相学习，互通材料。当我们得知他们发现一份“火种”刊物的发放名册，就急忙去拍照后上报炮兵，一直通到黄、吴、李、邱控制的原军委办事组。我们发现的“火种”报刊和发放名单也提供给他们。我还向王文介同志吹捧过韦祖珍抓“火种”坚决，斗参加“火种”组织约学员，他坐在台上，亲自拿手枪抓入。对东郊的庆华、黄河、秦川、东方厂和七十八号信箱等，他们要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我们的车被截、人被打的事件和我们单位所谓“火种”的关系，我们也热情接待，并提供线索和“材料”o我们的这一套两面派做法，就是对上封锁，对下点火，挑拨离间省革委会的领导，搞分裂，挖墙脚，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积极告黑状，为黄、吴、李、邱整陕西省委提供“炮弹”。

（五）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我在去空军清“五·一六”专案组汇报通校“火种”分子对我校“干扰”问题时，乘机向宿文举告黑状说：“最近一期‘火种’小报（记得是《天高云淡》五十三期）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二十一军首长接见他们时表示： “火种服务组不是反革命组织，是一个群众组织。”实际是省支左委员会负责接待的一位同志说的，并且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中央文件从来未给“火种”定性。而是我们自己颠倒了黑白，反而诬蔑驻军领导同志包庇“火种”。这是罪上加罪。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孟繁星持原军委办事组的介绍信，又窜来西安，以追查所谓“火种”材料为名，实际是搜集驻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和王文介同志策划演了“双簧”。王文介假装不认识孟，并当作军委调查组“首长”来介绍，欺骗二十一军的黄干事和工宣队。之后，在一个中午，孟繁星、空军的宿文举和装甲兵的王大力又窜来我校，找我、苏双才孝李甘生等人，匆匆忙忙地将我校当时受迫害的于玉玲、张福来、隋振兴、王郁华等十八个同志向驻军领导和省支左委员会反映受迫害情况的部分谈话记录带往北京。这些谈话记录中，主要内容是说：“火种”是群众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十八个同志坚持下去，回校后要搞大联合；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住的问题。孟繁星对这些所谓“材料”，如获至宝。我当时也洋洋自得，极其错误地认为，辛辛苦苦搞了很久，总算没有白费力。通上去，如果用得上，就为抓“火种”的“后台”立了功。这说明我受林彪反动路线的毒害很深，完全和黄、吴、李、邱以及陈仁麒站在一起，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一九七O年四月，装甲兵副司令员林彬按林彪死党邱会作的黑旨意，窜来西安，他以检查国防工厂生产为名，搜集整省委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利用和我校副政委贺任同志老战友的关系，先派他的随员滕处长带一个人（名字都不知道）来到我校，没有介绍信。王文介、贺任和我等当时正在开党委会，叫我去接待一下。滕处长提出：叫我们向他汇报我校“火种”和陕西国防系统等有关单位的牵连关系的材料。我向王文介、贺任同志汇报了．他们的来意。他俩指示我说：好好准备一下，要有根据，不要乱说。之后，我到秦川厂招待所二楼向林彬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有：黄河机械厂王小凡（工人）参加“七·二九”抢车问题；庆华厂厂长周福寿同志接待我校孙玉芝、张树林同志和该厂工人李义彬给于玉玲同志找住处问题；省军谷政委接待并叫机关同志帮助受我们迫害的于玉玲、张福来同志解决一个月的生活费问题（给了六十斤粮票，三十元钱．），和答应给他们转申诉材料问题；省支左委员会办公室刘（绪统）、徐（正宗）两位处长接待被我们赶出校外在西安参加所谓“火种”活动的同志的问题，等等。当时，我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说：他们是支持“火种”的，希望林彬抓所谓“后台”。林彬对我所汇报的内容如获至宝，边问边记。并说：“火种是反革命组织”，“是军委办事组定的，谁也翻不了。”事后，我向王文介、贺任同志作了汇报。几天以后，林彬到我校来看望贺任同志，在校首长小灶食堂一起吃了饭。以后，贺任、王文介同志和我议论中，贺任同志说：林彬点了谷政委给于玉玲、张福来粮票和钱的问题，还吵了起来，谷政委只说是三十元，不是六十元，反正实质都一样。我当时还幸灾乐祸地认为：“这一炮打响了”。我们在清队时，错误地把于玉玲同志打成“反革命边沿人物”，开除团籍，取消现役军人资格。这两位同志对遭迫害处理不服，曾到省军区进行申诉，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我却颠倒了是非，向林彬作了汇报，给省军区谷政委扣上了所谓“火种”后台的帽子，进行陷害。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抓“火种”、挖“后台”的许多问题，是在王文介同志领导下干的，我诚恳希望王文介同志端正态度，正视自已的问题，彻底检查交代，与林贼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李世谱同志在揭发交代中，还检查了犯错误的原因和严重的教训，并表示：对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为林贼大造反革命舆论，参与通校极少数人的一些阴谋活动，为反革命分子朱虚之搞阴谋活动提供轿车，为通校“应急小分队”提供了武器弹药。对这些严重错误除已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交代外，回校后，还要把所犯的一切错误和罪行，全面彻底地向群众作出检查交代，求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选编（三）
1973.06.00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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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省军区组紧密联系会议实际，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对林彪一伙炮制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这篇似是而非的反党文章进行了批判。大家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分析了这篇文章出笼的背景，解剖了它的反动内容，揭露了它的罪恶目的。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一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大毒草，它直接为林彪一伙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大家首先分析了这篇反党文章出笼的政治背景。认为，它完全是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为林彪一伙抵制批陈整风运动，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服务的。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李书贵、汉中军分区副政委周敏同志说：林彪一伙出于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精心炮制了这篇反党文章，迫不及待地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抛出来，这正反映了当时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全会后，毛主席亲自领导全党“认真看书学习”，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时，对林彪一伙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并指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但是，林彪一伙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搞假检讨，欺骗党，欺骗群众；一面加紧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正是在这个紧要时刻，他们抛出这篇反党文章，通过似是而非地讲路线的重要，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妄图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路线的概念搞乱，以对抗毛主席关于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的英明指示，掩盖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转移斗争大方向，抵制和破坏当时的批陈整风运动，为他们抛售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建立林家父子法西斯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

大家认为这篇反党文章的要害，是打着讲“路线”的幌子，疯狂地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省军区政治部支左办公室李庆联、省支左委员会办公室叶影青等同志说：这篇反动文章有很大的欺骗性，乍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是在“路线”的幌子下，全面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家着重从三个方面剖析这株毒草的反动内容：

一、它把党的路线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妄图使人们抽象地讲“路线”而不问走什么道路，从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株大毒草胡说“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优越的，但不是决定一切的。”这里，它公然把党的路线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了，。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为我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要坚持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国二十多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才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没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的今天。事实完全证明了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就谈不上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也正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而也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灵了。林彪一伙把党的路线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就是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基本路线。林贼一伙就是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抽掉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把我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罪恶目的。这是林贼一伙的一个很大的阴谋。

二、它把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株大毒草极力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什么“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打垮我们，可能性是很小的”，“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不能完全代替对党内、政权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乍看起来好象是在强调路线斗争，实际上是抽掉了路线斗争的阶级内容，它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了。他们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妄图以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代替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就是所谓“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就是所谓“保卫接班入的问题”o试问，讲路线而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那里是什么路线？那只能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彻底暴露了它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毛主席早就指出：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正是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进行的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篇毒草文章说的“对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批判，也不能代替对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批判”，这正是暴露了他们疯狂抗拒全党展开对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险恶居心，这本身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试问，不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清算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离开了对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批判，而去抓革命队伍内部错误思想的批判，那就必然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篇反党文章中所讲的“路线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说穿了，就是要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于他们争取时间，搞他们所谓“路线交底”、 “捍卫接班入”，进行抢班夺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三、它宣扬“路线斗争不可知论”，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在这篇反党文章中，公然鼓吹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胡说什么“某些场合、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行得通的东西，到了革命出现了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就不一定行得通。”“即使是成功的经验，又怎能代替对于新生事物的不断认识呢？运用个人有限的经验，去观察无限的革命发展的形势，怎么能不产生错误呢? ”在这里，它好象是在讲辩证法，实质上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总是可以认识的，只要我们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一定能逐步获得正确认识，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精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是来自革命实践，又指导革命实践的。广大革命群众不仅亲身参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斗争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加深了对基本路线的认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林贼一伙散布“路线斗争不可知”，他们的追随者也跟上叫嚷“路线斗争说不清”等，公然否定广大革命群众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实践中~取得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否定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用所谓“路线斗争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的反党黑话欺骗群众，混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否定认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客观实践的标准，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把人们拉出基本路线的轨道，而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大家通过批判这篇反党文章，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渭南军分区政委李唯之、咸阳军分区政委黄祝同志说：批判《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这篇似是而非的反党文章，对于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这就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制定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原则，提出了贯彻这条路线的基本要求。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路线问题我们“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o"我们一定要接受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批林整风运动真正作为头等大事，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紧抓好，用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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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区组联系这次会议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和反动谬论，围绕林彪路线的实质，采取大、小会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义路线。大家分析了一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看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完全接受了林贼反动的“天才论”，迷信林家父子是“天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服服贴贴地跟林贼一伙走。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林贼鼓吹“天才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同志们以毛主席的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紧紧抓住“天才论”的反动实质，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批判。

一、林贼一伙顽固坚持“天才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同志们用马列和毛主席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天才论”，清楚地认识到两种不同的天才观，直接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林贼一伙把“天才论”作为他们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妄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代替唯物论的反映论，用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天才无非是比较聪明一点，但是，聪明和才智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通过社会实践，集中群众、阶级、党的智慧的产物，历史是劳动群众自己创造的。林贼一伙讲“天才”，则把入的知识和才能说成是所谓“天赋之才”、 “头脑固有"、 “无师自通”，硬说历史是所谓“先知先觉秒的英雄豪杰创造的，鼓吹“只要个人奋斗，就有一切”。这就割裂了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否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完全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机会主义泥坑。按照这种反动谬论，他们这些“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政治骗子，不需要任何革命实践，也就成了天生的“天才理论家”、 “天才政治家”、 “天才军事家”，他们搞修正主义也好，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也好，搞封建法西斯王朝也好，一概都是“天经地义”，一概都要“绝对服从”；世界似乎也应当由他们这样的“天才人物”来主宰，而不需要依靠群众，依靠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他们篡党夺权，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成了理所当然。这完全是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作辩护的传统的剥削阶级观念，是林贼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

二、林贼一伙打着称“天才”的幌子，封林家父子为“天才”，为其拉山头、搞分裂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家揭穿林贼一伙称“天才”的假象，识破其反动本质，清楚地看到他们拚命地鼓吹“天才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其达到险恶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卑鄙伎俩。毛主席曾经指出： “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针见血地打中了林贼一伙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要害。历史无情地证明，林贼称毛主席为 “天才”，完全是一个弥天大谎，这只是为了向人们表白他们是“发现天才的天才”，是“高举”、 “紧跟”的“光辉榜样”。他的死党及其亲信，更是赤膊上阵，采取大量印发为林家父子树碑立传的反革命小册子，建立“纪念馆”，党委作决议，召开各种会议，办“学习班”，向林贼一家写“表忠”信，用造谣诬蔑的手段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等等，露骨地吹捧林贼是“伟大的天才”、“非凡的天才”、 “超天才”、．“三大助手中最好的助手”、“第四个里程碑刀。老子是“天才”，小崽子更是“天才”生出的“天才”，也成了“群众最好的领袖”， “第三代的接班人”。极其恶毒地制造了所谓“光辉的一家”的无耻谰言，把林家父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贵人”、“真理的化身”、 “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狂叫要培养对林贼一家的“感情”， “誓死捍卫”林贼一家， “星星围绕太阳转，我们跟着林立果走”， “累散骨头架”也要紧跟林立果执行“最光荣的使命刀，大刮吹捧林家父子的反革命妖风。他们还制造了“不可分”的谬论：听他们的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他们走，”就是跟正确路线。借以欺骗和拉拢一些人上他们的贼船，以他们为“核心”， “站队划线，拉山头，画圈圈，搞宗派，分裂党，分裂军队。显而易见，林贼一伙鼓吹“天才论”，也是为其大搞分裂，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制造反革命舆论。

三、林贼一伙在天才问题上造谣惑众、耍阴谋诡计，陷害中央领导同志，为自己篡权上台扫清道路。同志们还剖析了林贼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制造的反革命谣言，进一步戳穿了他们讲“天才”的阴谋诡计。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指挥其死党一齐出动，捏造所谓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谎言，并抛出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称“天才”的语录，煽风点火，欺骗群众，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央负责同志，用心极其险恶。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揭穿了他们骗人的鬼话，指出：“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林贼一伙在庐山的猖狂进攻失败以后，他们一方面抗拒对“天才论”的批判，胡说什么“有人过分强调实践，否定天才”， “批天才要慎重，不容易说清楚”，妄图捂盖子，保自己；另二方面，又继续造谣说有人反对林贼这个“天才”的接班人，编造了所谓斗争的焦点就是“包围接班人”的谬论，更加恶毒地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直至发展到阴谋杀害中央负责同志和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推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什么林贼一伙死抱着“天才”不放呢？大家从以上的揭发批判中找到一个结论：这完全是由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林贼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自投机革命以来，一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边，梦寐以求想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建立维护他那个剥削阶级利益的封建法西斯王朝。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既无革命理论，又无革命实践，怎样才能传位于子，搞家天下呢？只好求救于历代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天才论”，以为用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来欺骗群众，就可以使人们糊里糊涂地崇拜他们这些自称“天才”的“伟人”，他们就可以“一飞升天”。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妄想罢了，他们终究逃不了历史的惩罚，以自己的彻底垮台而告终。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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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军组先后用四天时间，以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教导为武器，重点批判了“路线和路线教育是空的”、 “路线问题讲不清”、 “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等反动谬论，进一步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一）


与会同志认为，我党五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史。所谓“路线是空的”这个反动谬论，就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骗局。

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不管正确路线还是错误路线，都对革命事业的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出现过的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头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就都曾使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遭受过挫折和损失。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粉碎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于取得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这期间，党内又出现了高饶、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他们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粉碎了这些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罪恶阴谋，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次又一次触目惊心的路线斗争，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成是“空的”呢？

再从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在西安地区和驻陕部队的反映来看，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复杂的，是我们大家都亲身感受到的。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吹捧林家父子的反革命妖风，疯狂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大搞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妄图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他们大搞阴谋诡计，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交代黑关系，建立黑据点，秘密搞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组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的所谓“应急小分队”。他们这样疯狂的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也是“空的”吗？

对于党的路线，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我们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林贼自我爆炸之后，一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散布“路线是空的”谬论，其目的是想以此作为他们的护身符，继续坚持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抵制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捂盖子，保自己。对此，我们不能上当，必须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迸一步查清与林贼一伙有牵连的人和事，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同志们在发言中认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林贼一伙胡说什么“路线斗争很复杂，说不清，不要认错门、跟错人、乱拜佛”，“不要到时候不知枪口对准谁”，这是林贼一伙在路线问题上制造出来的又一个骗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o"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就必然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条是以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为头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国内它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际它代表着帝修反的利益。以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为例，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持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三要”和“三不要”是泾渭分明的，丝毫含糊不得的。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一伙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自己是很清楚的。在《“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里，对矛头的指向、实施步骤和方法、力量的动员和组织等等，他们自己也是清清楚楚的。他们散布的所谓“不清楚”，不过是一副“迷魂药”，妄图欺骗人们不要关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便要人们跟他们的错误路线跑，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o林贼和历史上所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极力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掩盖他们的反动实质。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把自己荫蔽得十分彻底。在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 “照妖镜”下，在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面前，他们的假面目一个一个地被戳穿了，他们一个一个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当然，要识别林贼一伙政治骗子的反革命路线，是需要下功夫和化力气的。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投入到两条路线斗争中去，不断提高认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


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跟党、跟毛主席、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无往而不胜。跟党、跟毛主席、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林贼一伙胡说什么“路线问题说到底，就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又一个骗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为我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策略，使我们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暗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跟党、跟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阶级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党性的最高原则，也是检验一个人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止主义的试金石。

听毛主席话，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这是几十年革命历史早已回答了的问题。林贼一伙却提出什么“听谁的话，跟谁走”，这个“谁”，尽管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点出来，但是，谁都懂得，指的是林彪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其罪恶用心，就是要人们听他们的话，跟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

林贼这一伙为了掩入耳目，还制造什么“不可分论”，胡说什么“忠于林×××，就是忠于毛主席”，他们的话“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林贼一伙用“不可分论”，偷梁换柱，塞进黑货，妄图和毛主席分庭抗礼，进而取代党，取代毛主席，取代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们党是一个整体，各级党组织都要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都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示、决议，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同跟党、跟毛主席、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同林贼一伙所鼓吹的“不可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革命纪律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一切革命者都必须自觉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搞独立王国，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但是，对那些以所谓“纪律”强制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野心家、阴谋家，必须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坚决抵制，决不盲从，这正是更好地维护和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遵守了革命纪律。

林贼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被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一些地方和单位，大搞“站队划线”，拥护他们、跟着他们走的，不管叛徒、特务、社会渣滓，都封成“正确路线矽的代表，就加官进爵；反对他们的，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搞的这一套，就是搞宗派，拉山头，招兵买马，结党营私，为他们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受林贼的坑害，少数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有的是由于认为跟人好办事，还可以升官；有的是只看山头，看势力，不看路线正确与否；有的是因为小辫子被他们抓在手里，经不起威胁利诱，做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越陷越深，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刻苦读书，认真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跟党、跟毛主席、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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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第一专科学校小组，集中批判了林贼及其死党抛出的“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的反革命谬论。现简报如下：

林贼及其死党为了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的法西斯王朝，挖空心思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生死搏斗的紧要关头，他们抛出了“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的黑话。对此，我们必须对它加以解剖，彻底批判。

林贼历来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先验论，后来又狂热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吹来吹去，是吹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则把林家父子吹捧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大树林家父子，要人们崇拜林家父子。 “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欺骗我们党、我们军队和全国人民，要人们听林家父子的话，跟林家父子走。这个极其反动的思想，在理论上是宣扬反动的“天才论”，在政治上是鼓吹所谓“保卫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组织上搞分裂，拉山头，结死党， “以我为核心”站队划线，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货色。这是一条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路线，其用心极其险恶。

他们鼓吹跟林家父子、不跟党、不跟党的正确路线的险恶用心之一，就是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在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集团之后，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光辉胜利，各条战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而且越来越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但是，革命形势越是大好，阶级敌人越是难受；革命越是深入发展，他们的反革命嘴脸越是容易暴露。林贼反革命阴谋集团也是一样。他们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跳了一下，失败了。他们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这伙亡命之徒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于是抛出了“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这个反革命谬论。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要人们忘记党的基本路线“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水搅浑，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失去正确的方向，相信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的鬼话，跟着他们去“保卫”林家父子，有朝一日，实现他们的美梦，建立林家父子的法西斯王朝。这一阴谋，何其毒也！

他们鼓吹跟林家父子、不跟党、不跟党的正确路线的险恶用心之二，就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把被他们控制的部门和单位变成反党反人民的黑据点。林贼自己就鼓吹过“大树底下好乘凉”，他的死党黄、吴、李、邱紧跟着刮起了“不可分论”的妖风，越刮越大，其势之凶，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什么林×××是“一贯高举”、“一贯紧跟”、“一贯正确”，光辉助手中的“光辉助手”。林贼死党黄、吴、李、邱的追随者，也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层层吹捧，说这伙死党也是“坚信”、

“紧跟”、“高举”的，封他们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谁反对他们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统统是假的。正如鲁迅指出的，是拉着大旗当虎皮。林彪一伙就是这样欺骗人，吓唬人，要人们盲目服从他们，听他们的话，跟着他们走，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割断广大干部和群众与党的联系。这样，他们以为就可以树立起他们这一伙至高无上的权威，任意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无限膨胀自己的权力，重演“朕即国家”的把戏，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称王称霸，取消党的领导，把他们控制的部门和单位变成独立王国，为他们搞反革命政变大开方便之门。这一阴谋，又何其毒也！

他们鼓吹跟林家父子、不跟党、不跟党的正确路线的险恶用心之三，是“以我为核心”，大搞站队划线，拉山头，结死党，闹分裂，破坏党的团结，为他们反革命政变阴谋进行组织准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贼及其死党抛出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了实现这个反革命纲领，他们在组织上的措施之一，就是提前加速组织反革命政变队伍。所谓“路线问题，说到底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拼凑反革命政变队伍的黑纲领。他们用这些黑话来欺骗人，拉人上贼船。他们还用这些黑话去划分干部和群众，要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亮相”，“以我为核心”，大搞站队划线。所谓态度明朗的，听话的，跟着走的，就是“革命”的、 “真左派”，封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保大升，信任重用；所谓态度不明朗的，不听他们话的，不跟着走的，或反对过他们的，就被扣上“政治上不可靠”、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大批大罢，加以打击、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死党邱会作更是杀气腾腾，叫嚣要把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彻底消灭”。这群死党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大搞“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确方针，鼓吹“关键时刻亮相”，把对他们这伙死党的“态度”作为衡量路线觉悟高低的标志。被死党黄、吴、李、邱控制的部门和单位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坑害了党，坑害了干部，坑害了军队，罪恶滔天。当然，除了极少数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追逐名利被私欲迷了心窍的利己主义者之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决不听他们的鬼话，也决不会跟他们走的。

他们鼓吹跟林家父子、不跟党、不跟党的正确路线的险恶用心之四，就是宣扬资产阶级唯心逾的先验迨矛呈一医动的唯心史观，为建立林家父子的法西斯王朝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林贼及其死党黄、吴、李、邱是一伙贪得无餍的野心家，他们天天在做梦，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上台，建立起林家父子的法西斯小朝廷。他们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水中捞月”的幻梦，从资产阶级的先验主义和唯心史观的垃圾箱里拣起了“天才论”、 “英雄创造历史”的破烂货，继续颠倒历史。林彪死党们喊破了嗓子，吹林贼是“常胜将军”，小崽子“智慧高于年龄”、“贡献大于职务”。死党吴法宪公开宣布，林小崽子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千方百计地美化林家父子，死抱住“天才论”、“英雄创造历史”这个破烂不放，犹如一根救命稻草；而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无知群氓”，大加丑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家英雄史观时指出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论证人民群众“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矽。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是一样，他们要人民群众相信林家父子是“天才”、 “英雄”、“贤人”、“智者”，听他们的话，跟着他们走，服服贴贴接受他们的统治，甘当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倒转。林贼及其死党终究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些同志由于不读马列著作，不读毛主席著作，加上私心杂念严重，中了林彪一伙的毒，，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叫干啥就干啥，结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我们要自觉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分清是非，准确地划清界限，切不可盲从。

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整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我们党五十多年来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跟毛主席，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反之，离开了毛主席，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千万不可忘了。

伟大导师恩格斯教导我们：“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如何才能判断准，看得清楚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勤奋地为革命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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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省直、地市组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导，进一步学习了中央十五号文件，联系会议实际，对林贼及其死党散布的反动谬论，开展了革命大批判。现将大家对于《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见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所做的批判发言综述如下：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随着批陈整风在全党的不断深入，林贼一伙预感到他们末日的到来，一方面由黄、吴、叶、李、邱作假检讨，另一方面又派出他们的反革命大、小“舰队”，四出活动，进行所谓“路线交底”，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东山再起。一九七一年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党发出的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号召，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新高潮。林贼一伙就利用这个形势，打着“路线决定一切”的幌子，采取似是而非的手法，抽掉了路线斗争的阶级内容，他们不讲阶级、阶级斗争，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使路线斗争成为捉摸不定，玄而又玄的一句空话，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为其发动新的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这就是那篇反动文章出笼的历史背景和反革命目的。


一、强调“路线决定一切”是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真。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中的一个反动观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保证它的政权不变质。它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出了叛徒集团，一个是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的少数部门和地方，也有部分地改变了政权性质的情形。这里他们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目的。

毛主席早就指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可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党的路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四清”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为解决这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本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林彪一伙却用诡辩的手法，把党的路线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好象肯定路线决定一切，就得承认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优越，但不是决定一切的。这种把党的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内容，抽掉走什么道路这个实质性内容，其结果究竟是一种什么路线斗争呢？这只能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二、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林贼一伙宣扬什么“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不能完全代替对党内、政权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这里他们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他们所说的路线斗争，不就成了离开阶级斗争，没有阶级内容，否定了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吗？这不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路线斗争吗？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正是社会上反动阶级的代理人，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代表了被推翻阶级的利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国内代表了一小撮被打倒的地、富、反、坏的利益；在国外代表帝、修、反的利益。《“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就是一个铁的见证。

林贼一伙割裂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关系，其目的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否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毛主席在论述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林贼一伙却宣扬什么“今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打垮我们，可能性是很小的。”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英明论断。林贼一伙的险恶用心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达到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三、打着批判经验论的幌子，贩卖主观唯心论。


林贼一伙以批判“经验论”为名，极力散布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他们否定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否定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这就实际上否定了辨别是非的客观标准，否定了世界上具有客观真理。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按照他们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到了革命出现了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就不一定行得通”了。那就只好听他的话，跟他走了。有的人不是在说，关于阶级斗争，马克思是个“空”，列宁是个“旧”，斯大林是个“无”吗？这是在公开地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林彪一伙还宣扬什么“路线斗争，归根结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o这里他们又抽掉了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实质。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就是要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林贼一伙避开阶级斗争的实质把路线斗争仅仅说成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就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离开阶级斗争现实，，空谈世界观改造，那就必然是刘少奇鼓吹的“闭门修养”，林贼宣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黑货。

总之，《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这篇反动文章，似乎在向人们强调“路线斗争”，实际上却抽掉了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把路线抽象化。其实，它那似是而非的地方，《“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都给讲明白了，它所讲的“路线”，并不是什么空洞、抽象的东西，而是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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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八日，地、市小组批判了林彪反动的“天才论”，进一步划清了两种天才观的界限。现将宝鸡市委第二书记徐治中同志的批判发言摘要如下：

林贼一伙，打着颂扬革命领袖的旗号，拚命鼓吹资产阶级的“天才论”，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妄图利用革命领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采取釜底抽薪的卑鄙手段，改变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林贼及其死党一伙顽固地坚持其“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他们炮制了“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散布“天才问题说不清，批天才要谨慎”等鬼话，反对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抵制对“天才论”的批判。因此，在认真看书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批判林贼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划清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肃清其反动谬论的余毒，就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领袖人物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指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治变革的要求，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决不是那一个人有什么天生的特殊才能，可以主观地预知一切，决定一切。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任何革命的理论和运动，都是人类社会三大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领袖人物的产生和成长也是如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脱离历史时代背景，空谈领袖人物的“天才”，就必然陷入反动的唯心史观。林．贼借颂扬毛主席为名，说什么“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①，把天才的领袖人物的出现，看作偶然的事件，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我们说毛主席之所以英明正确，正是由于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总结了中国人民数千年反对封建压迫和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才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时代背景，别有用心地歪曲领袖聪明才智的由来，正象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以前，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与对抗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以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充分暴露以前，就可以产生科学共产主义的天才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岂不是荒唐之至吗？


实践是领袖天才、智慧的唯一泉源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封主义》）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天才智慧，来源于无产阶级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无产阶级从事长期斗争的经验结晶，是阶级利益、阶级意志、群众智慧最集中的体现，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和“救世主”。毛主席教导我们：“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刀而林贼宣扬的“天才论”，首先是抽掉革命领袖天才智慧的阶级基础，否定正确思想来自实践这个唯一的泉源，他断言不论是刻苦钻研革命理论或亲身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都不如个人天赋聪明，这样，正确思想就完全是从天而降，完全是生而知之。他鼓吹在办事的时候，要把认识路线颠倒过来，要“从主观到客观”，这就是说，只要苦思冥想，就可以出智慧，出点子，出办法。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应当用我们的天才去想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要用我们理智的头脑去想，一定会有办法的。”②甚至打仗的胜负，也完全取决于头脑中的窍门，他说：“我们打仗的时候，常常增加一个师、一个团，不及一个窍门能解决战斗。……一念之差，或者一念之对，就能转胜为败或转败为胜。”??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是投身于革命实践，通过实践去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争取工作的胜利。如果脱离了客观实际，那就只能是主观幻想。林贼一伙野心家，正是凭着他们的主观妄想，以为只要他一声令下，政变就能成功，无产阶级专政就能被推翻，封建法西斯王朝就可以建立，但是他们政变阴谋的迅速失败，恰好证明了他们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破产。


盗用革命导师的片言只字，掩盖不了他们宣扬唯心论的真面目。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林贼一伙也逃不出这个辩证规律。他们知道在当代的中国，赤裸裸地宣传唯心论的先验论，市场不广，销路不大，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货色加以伪装，借以骗人。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中，断章取义，掐头去尾，拿来一些片言只字，为他们宣扬唯心论服务，利用我们一些入学习马列主义不够的缺点，以售其奸。他们在庐山拿出来骗了不少人的那个“称天才”的语录，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费尽心机，从恩格斯数千万言的著作中找到一句话，就如获至宝，拿来骗人。他们摘引了恩格斯称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光辉著作中“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一句赞语，就好象从恩格斯那里找到了他们先验论的根据，真是无耻之尤。我们只要翻开原著，就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原意是说，马克思在法国事变一发生，就能对这个事变做出科学的总结，描绘了一幅精确的法国当时阶级斗争图画， “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马克思之所以能如此，决不是靠什么天才的头脑想出来的，恩格斯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就要对法国的历史沿革、当前阶级斗争状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就是要亲身参与法国的社会实践，用恩格斯的话说是“不仅偏好的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均见该书第三版序言）在掌握大量客观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分析历史事件的钥匙，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样一篇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那里有符合林贼一伙宣扬先验论的半点含意？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也同样不择手段，有意删去了毛主席明确地阐明革命领袖的正确思想来源于他们的亲身实践的话，即“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一唯物主义结论。林贼一伙，只要在那里发现了“天才”二字，就作为他们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根据，这伙叛徒的灵魂是多么肮脏和可耻啊！


宣扬“天才论”是为反革命政变阴谋造舆论


不同的哲学思想，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而宣扬一种哲学观点，总是为着一种政治目的。对林贼一伙拚命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理论上看清它的反动性，而且要听其言，观其行，通过其现实表演，看清他实际上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打着颂扬革命领袖的旗号，实际上吹捧他们自己，为篡党夺权，建立林家封建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塑造一个“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不惜歪曲事实，捏造历史，把逃兵说成“英雄”，把一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吹捧为学习与解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和“光辉榜样”，甚至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也捧上了天，说成“天才”、 “全才”、 “超天才刀，把一篇七拼八凑的所谓讲用报告，吹成“政治卫星”、 “第四个里程碑”o有的人还把小崽子送的两块水果糖当做“最高奖赏”，开大会，搞庆祝。这一切一切的丑恶表演，都是为制造林家父子是“天生领袖”的假象，诱惑干部、群众陷入他们掀起的迷信天才的妖风迷雾中，以便他们混水摸鱼，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批判林贼宣扬的“天才论”，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性。要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提高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才能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注：

【1】《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同志时的讲话》（1966年9月18日）

【2】《向抗大全体教职员所做的报告》（1938年5月）

【3】《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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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全天、二十七日上午，总后西办组与会同志，以毛主席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为武器，紧密联系总后、西办实际，狠批林贼一伙破坏党的团结，大搞分裂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肃清其在西办各单位的流毒和影响，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同志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向全党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条基本原则。这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根本内容，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滔天罪行的强大思想武器里长期以来，林贼死党邱会作及其亲信白辛夫、郭建中等人在总后、西办大搞分裂主义，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危害很大，影响很深，必须痛加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一、坚持团结，还是搞分裂，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方面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强调要加强团结，一贯把党的团结作为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保证，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谆谆教导全党：“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主席又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半个世纪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央周围，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接着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必然要搞分裂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都是大搞分裂主义的罪人。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破坏团结，大搞分裂的罪魁。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罗章龙、张国焘的非法活动、另立伪中央，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统统都是搞分裂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集国内外一切机会主义大搞分裂活动的罪恶手段的大成，更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分裂主义的罪魁。林贼一伙疯狂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分裂主义路线，在党内组织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曾经给党的团结和统一造成了很大危害。林贼死党邱会作一伙在总后勤部极力推行林彪的分裂主义路线，严重地破坏了总后各级党组织的团结。邱会作亲信白辛夫以及郭建中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也积极秉承邱贼的黑旨意，大搞分裂活动，在总后西安办事处各级党组织及所属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全党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团结战斗，共同对敌，坚决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党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坚强。


二、搞分裂主义必然搞阴谋诡计


不讲团结，违背广大党员的意愿，得不到全党的支持，群众也不赞成。林贼一伙破坏党的团结，大搞分裂活动，更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他们必然采取阴谋手段，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林贼死党邱会作及其亲信白辛夫、郭建中，在总后、在西办大搞分裂活动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其一：拉山头，结死党，包庇坏人，组织黑班子。林贼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亲信，网罗党羽，保了黄、吴、李、邱，在党内组成一个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邱贼回到总后就打起“凡是不赞成打倒邱会作的入团结起来”的黑旗，拉山头，结死党。特嫌陈庞、国民党少校王希克、参加过托派活动的戴金川，就是在这杆黑旗下，同邱会作结成死党，钻进总后党委常委，组成了反革命的黑班子。

其二：打进来，拉出去，安插重用亲信，控制领导权。邱贼亲信白辛夫被包庇下来之后，邱会作一伙唯恐他力单势寡，又派了戴金川的亲信郭建中，陈庞的亲信孙华安插到政治部、司令部，进一步控制西办领导权。进而，以林贼的黑三条为标准，控制干部任免权，规定：他们“不在家时，不准讨论干部”。尔后，他们又进一步以“配好四个一把手”，为名，用派进来，拉过去的手法，控制下属各级党委和机关司、政、业三个部门。白辛夫、郭建中同志还在一个师级党委中搞什么几比几，私下分析有几个同他们“一条，心”，几个“不一条心”，还把一个同志说成是“半个”他们的人。然后，把所谓同他们“一条心”的人提起来，从戴金川那里专门要来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入当这个单位党委的第一书记，把他们信不过的人调出去，从而改组控制了这个单位的领导权。

其三：以我为核心， “站队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大搞“多中心论”，到处封保邱、保白的人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对反对过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他把这条黑线一直划到连队战士，把一些战士说成“跟连长的”，另一些战士“跟指导员的”。他们还四处游说，煽风点火，为了在一些单位制造分裂，大造“派性转入地下”的反动舆论，为他们进而推行“站队划线”的分裂主义活动制造借口，鸣锣开道。

其四：划圈圈，搞宗派，结成“小常委”，取代党委集体领导。他们在一些单位拼凑、堆立小山头，组织“小常委”，避开党委，向上同邱贼一伙的黑班子直接挂钩，向下同他们所谓“一条心”的人单线联系，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肆意否定党委集体决定。下级不服从上级，副职管正职，颠倒领导关系，取代党委集体领导。白辛夫还别有用心地把一些领导班子中的干部分成“革命化”、“一般化”、“不象话”三类，画圈圈，搞摊摊，拉拢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他们所谓的三个“化”，是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代名词。

其五：吹吹拍拍，请客送礼，封官许愿，联络感情。邱会作封白辛夫为西办“正确路线的代表”，白辛夫急忙向邱贼献熊掌，送狗肉，大肆吹捧，表达忠心。白辛夫还当面吹捧孙华是“好参谋长”，告诉郭建中戴贼要他“向政治工作发展”， “先提副政委”， “过渡一个时期再接政委的班”。一个从机关到连队锻炼的干事，因为经常向他们写信，搞单线联系，肉麻地祝他们“身体健康”，白、郭立即提他当了副科长。他们这一套卑鄙手段，就是进行非组织的串连和拉拢活动。

其六：安钉子、设耳目，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他们在西办，以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太整领导同志，到处散布诬陷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分裂干部、战士之间的团结。他们在陕西地区，支一派、压一派，制造谣言，否定大好形势，咒骂一些部队和省委领导同志，分裂和破坏军民、军政、军队、群众之间的团结，为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提供黑炮弹。

他们还把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庸俗作风带进共产党里来，实行夫人专政，子女擅权，大搞裙带关系。邱贼一伙把他们的臭老婆安插到重要位置。利用职权，把他们的亲朋子女，七姑八姨，大量拉进军内，“速成”入党，不准复员，甚至私自提干，开后门送上大学，妄图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死党王希克的臭老婆，从一个家属摇身一变参加总后军需部党委常委领导，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林贼一伙以及他们的亲信，疯狂推行分裂主义路线，不遗余力地堆山头，搞宗派，拉拢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分裂和破坏党的团结，是有其罪恶目的的。


三、林贼一伙大搞分裂主义，实质是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导师恩格斯指出：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重视革命的团结，把党的团结看作党的生命，看作全阶级全民族团结的核心；把党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团结、．革命人民的团结看作是夺取政权，一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保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一整套坚持团结的方针原则，而且在伟大革命实践中，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光辉典范。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妄图把我们党搞垮，篡夺革命的领导权，达到其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总是声嘶力竭地高喊什么“团结”，借以掩盖他们反革命实质。林贼一伙比起他们的老祖宗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罪魁祸首。

林贼一伙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为了组织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他们一面高喊“团结”，一面采取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卑鄙手段，大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一面高喊“团结”，一面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极力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军政、军民团结，妄图让化们的亲信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他们一面高喊“团结”，一面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培植亲信，结成死党，组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他们一面高喊“团结”，一面秘密组织反革命大小“舰队”，设立反革命黑据点，大搞反革命阴谋串连活动，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林贼一伙还拚命鼓吹什么“共事始终”， “不同心也要协力”等反动谬论。在阶级社会里，那里有什么超阶级的“共事”？有什么“不同心”的“协力”？说穿了，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去同资产阶级“协力”， “共”复辟资本主义之“事”。让我们看看林贼一伙是怎么同我们“共事始终”的！又是怎样“不同心也要协力”的！他们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狂妄叫嚣：“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并要采用“毒气、细菌武器、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毒辣手段，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屠杀革命人民。这是什么“共事始终”？林贼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 “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反动口号，声嘶力竭地叫嚷“罢罢罢”，“斗斗斗”，残酷打击、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这又是什么“共事始终”？林贼死党邱会作、陈庞、王希克、戴金川一伙在总后大搞阶级报复，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骇入听闻的法西斯专政，提出一整套“狠斗、狠审、狠专”， “没有问题要搞出问题，有一般问题要搞成敌我问题”， “要学蒋介石护， “一定要心狠手狠”， “整死了也不要紧”的反革命方针，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所谓“叛国投敌案”、“发展特务案”、“一·二三武斗案”等，把几百人打’成所谓“叛徒”、“特务”、 “反革命分子”、 “五·一六”，投进私设的监狱，采用五十多种刑罚，百般摧残，无情斗争，有的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有的被活活整死。林贼死党邱会作把其亲信白辛夫树为西办“正确路线的代表”后，白辛夫把原西办党委八名常委打倒了三名，搞掉了四名，只有他一人是“正确”的了。他借办、学习班、清队、清查“五·一六”之机，把办事处机关八十七名干部弄进学习班’（其中有十二名红军干部），采用十多种刑罚，进行残酷迫害，还有二十四名家属随丈夫受审挨斗。使这些干部和家属，有的被整成残废，有的神经失常，有的被逼致死。这又是什么“共事始终”、“不同心也要协力” ?！无数事实说明，林贼一伙高喊“团结”是假，千方百计大搞分裂是真。

林贼一伙为什么要这样疯狂地制造分裂，破坏党的团结呢？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他们的罪恶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完全是痴心妄想，得到的只能是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可悲下场，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四、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毛主席早在三十四年前就指出：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正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有政治路线正确和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有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才能团结大多数，就是最大的团结；背叛马克思主义路线，必然脱离大多数，就是最大的分裂。因此，坚持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无产阶级从来都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列宁曾经说过：“我们非常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为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纯洁性。”毛主席也一再教导我们，要把坚持原则和坚持团结统一起来，加强在党的原则和正确路线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毛主席说：“所谓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目标下，才能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才能有组织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才能有真正的革命团结。我们党五十年来经历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每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想分裂我们党，但都没有分裂成，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作为全党团结的基础，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向着这条革命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自觉地团结在这条革命路线周围，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铜墙铁壁，使一切分裂主义的头子都在这个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这是达到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根本途径。那种担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会影响团结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形成。只有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只有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相反，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团结，就会使那些破坏党的团结的错误倾向发展起来，危害党的革命事业，甚至会使一些人堕落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但是，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在这场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坚持“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根本方针。对于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和阴谋活动，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那些与林贼一伙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入和事，必须彻底查清。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进行严肃的批判教育，又要进行热情耐心的帮助，以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为了搞好团结，又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自觉地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为了搞好团结，还必须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要深入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做到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团结大多数的政策。

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的阴谋虽然被粉碎了，批林整风运动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林贼一伙大搞分裂活动多疯狂破坏党，的团结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还远没有肃清∽从办事处的情况来看，由于白辛夫和郭建中同志大搞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至今还有极少数同志，对开展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认识不清，立场、态度没有很好转变，继续在散布流言蜚语和不满。庸绪，危害党的团结。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坚持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家计委关于引进彩色电视和转播设备的报告
〔73〕计生字166
1973.05.19


去年7月和10月，经先念同志批准，从国外引进彩色电视和转播设备36项，共计533万美元。

到目前止，大部分设备已经订妥，还有一部分设备正在谈判。由于当时估价偏低和美元贬值等原因，原批外汇已不够用，广播局对所提设备进行压缩后，仍缺92万美元。


 	（此件系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国务院的报告）

附 件


李先念同志1973年5月21日批示


拟同意，登奎、国锋同志批。要下决心搞上去。进口一些设备，也是为了有利于自力更生。把自力更生的观念减弱了，那是非常错误的。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批示
1973.06.16；中发 [1973]22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空军党委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到会共三百六十三人，各大军区(除新疆外)派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着重解决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一) 会议的主要收获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大家反映，这是一次鼓舞斗志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对深入批林整风和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一、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重点批判了林彪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以及“两个一切”、黑“讲用报告”。大家对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方针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更加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二、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通过揭发批判，进一步揭开了盖子，基本弄清了空军党委的问题。

三、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反复强调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揭发、批判，不是为了打倒，而是教育、挽救、争取。会议对王、曹、邝、梁四同志，既严肃批判，又热情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进一步检查交代，讲了一些真心话，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对他们的进步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会议还吸收了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检查交代较好的几个同志参加，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四、分析了形势，鼓舞了斗志。大家认为，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揪出了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无损于空军的光荣。空军建立二十多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空军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中，为人民立了新功。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背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背着广大指战员的。对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广大指战员是有抵制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飞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分析形势，大家振奋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空军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五、遵照中央的指示，经过会议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改组了空军的领导班子。对于原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必要调整，吸收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和比较年青优秀的同志到空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个新班子体现了“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是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是“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倒行逆施，嚣张一时。他们极端狂妄，但又极端虚弱。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其结果是走向反面，一切破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可谓“根深蒂固，一朝覆亡”，“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是他们妄图把空军变成反革命工具的彻底失败，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空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三)主要经验教训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总结了空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空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军队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为了达到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罪恶目的，通过空军党委常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竭力鼓吹和推行林彪“直接指挥”和林立果“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散布林彪对空军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没有林彪，没有林立果“就没有空军”。妄图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林家父子的军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党指挥枪”、反对“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他们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林彪和林立果都吹成是“天才”、“超天才”，是什么“高于认识，高于实践，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圣者”。这是他们搞“两个一切”，篡党夺权的反动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林立果的修正主义黑货冒充马列主义，鼓吹学习他们的东西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读林副主席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吹成是“指导思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的所谓建军“一整套”方针原则和林立果的“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妄图把空军建设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在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空军党委的某些同志为什么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不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是识别不了。象“两个一切”这样露骨的反革命货色，象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作为“指导思想”，象没有任何职务的江腾蛟却当了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政治部党委书记，这样一些显然违反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东西，连一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看出问题来，为什么身为高级干部的王辉球等同志却“服服贴贴”地去积极推行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完全站在林彪一边，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听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话，出卖原则，出卖灵魂。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指示，格格不入，或阳奉阴违，或歪曲篡改，甚至封锁对抗；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林彪的黑指示，他们却“闻风而动”，“快办，办好”，又是作贯彻“两个一切”的决议，又是疯狂吹捧黑“报告”，唯恐跟得不紧。他们立场站错了，路线走错了，必然离毛主席的路线越来越远，一步一步走向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危险道路。

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党委要保持无产阶级本质不变，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在空军竭力推行一条分裂主义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公开打出分裂的口号，鼓吹“亲不亲，线上分”，以对林家的态度、感情为标准，大搞“划线站队”。一方面打着“不可分”的幌子，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拥护他们就是“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他们就是“反党”。不管是“不可分”还是“线上分”，要害就是搞分裂，就是向毛主席、党中央闹分裂，分裂党、分裂军队。他们拼命鼓吹要跟他们走，“选择”他们作“政治领导”，胡说：“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只要跟他们的就是“感情深”，“大节好”，“自己人”，极力拉拢重用；反之就排斥打击。他们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拉山头，结死党，组织地下黑班子，控制党委，直至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夺权服务。

“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空军党委中有的同志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拉过去？有的是宗派观念浓厚、宗派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以“林家观念”代替党的观念，从山头宗派发展到反党勾结。有的是作风严重不正，对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不仅不抵制，反而臭味相投，一吹就上劲，一拉就过去，和他们打得火热。有的把革命作为“入股”、“投资”，认为林家“树大根深”，就去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这些倾向都是极其反动落后的。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距离，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区别马列主义党同修正主义党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林彪、吴法宪一伙结党营私，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立党为公，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立党为私，为少数人谋私利，就必然制造分裂。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证明，向党闹分裂的人，到头来总是被分裂出去，为人民所唾弃。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决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背着党搞秘密派别活动，要不为名、不为利，决不能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投机钻营找靠山；要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同任何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斗争。提倡学国际歌，提倡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团结。

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反党集团“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其特征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在空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或者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搞路线教育为名，大搞篡党夺权的“路线交底”；以调查研究为名，搞反革命特务活动；以加强战备为名，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或者以“技术掩盖政治”，以讨论垂直起落战斗机问题掩盖搞“两个一切”；以推广“飞行安全经验”掩盖反革命串连，加强“根据地”建设。他们为了掩盖阴谋活动，提出要“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内紧外松”。他们还通过“送礼送政治”，表面上装着“关心”干部，实际上阴谋拉人下水。公开一套，秘密一套，不断变换反革命策略。

对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大搞阴谋诡计，空军党委内部，王、曹、邝、梁四同志为他们大开“绿灯”，使一些阴谋活动不仅不能得到揭露，甚至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看出些问题，但“私心重，骨头软”，逆来顺受，不敢斗争。有的丧失阶级警惕，麻木不仁，对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辨真伪，打着白旗反红旗也盲目轻信。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必须光明磊落，对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明确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要坚持，错的就反对。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看人看事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不要只看到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要看是否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要只看到当面说得好听，而要看是否背后又在捣鬼；不要只看到形式是合法的，而要看它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总之，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蒙住眼睛，“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四)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林彪一伙在空军的罪行被充分揭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深入批林整风，发奋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切实把批林整风这一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继续搞好清查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林彪大小“舰队”在空军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同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批林整风最根本的是解决路线问题。要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紧密联系空军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使大家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批林的基础上，严格解剖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对林彪死党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揭发批判，热情教育帮助，尽最大努力，把他们挽救过来。只要他们能够向党交心，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和团结他们，继续信用他们。对于某些因一时上当受骗而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把问题讲清楚，汲取经验教训。不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一定要把和林彪死党有过正常工作来往的同志同参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盲目地跟着吹捧或干了一些坏事的同志同林彪死党造反革命舆论、干坏事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九·一三”以前犯错误同“九·一三”以后听了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仍然坚持错误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个别领导干部犯错误同所在单位党委和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严格加以区别；要把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本人同其家属子女严格加以区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加强教育，使其划清界限，不要歧视他们。

对被林彪、吴法宪一伙打击迫害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处理，但也不能搞一风吹。

三、搞好领导班子建设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和某些机关部门，要尽快加以充实和调整。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同志。

在空军二十多年建设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产，是空军建设的骨干。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大胆提拔优秀的中年、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遵照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要通过批林整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反对称王称霸。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大力抓好基层，特别是党的支部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五、加强训练，搞好战备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加强训练的指示，大力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要办好学校和教导队，特别要抓紧干部的培养提高。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提高训练质量，严格规章制度，搞好武器装备的维修，保证安全，防止事故。遵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领导小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发出

共印六、○○○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张春桥1967年关于上海工人要求建立武卫组织的请示和毛主席批示
1973.07.12



毛主席批示


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

 	1967年7月31日


主席：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以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 解放军战士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多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各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区）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是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枪支弹药已由井备区收起来了，组织瘫痪在那里。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要求，形成了以上的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敬礼！


 	春桥 67.7.31

 	（中共中央办公厅73.7.12印发）


天水、纯麟、景贤、秀珍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问起文攻武卫情况，讲了武器弹药的配备问题。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有大量的材料证明林贼一伙为了搞反革命政变，他们极端害怕和仇视这支工人武装，因此，他们恶毒攻击、千方百计地企图搞掉这支工人武装队伍。当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他们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敌人的攻击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有些革命的同志在对待文攻武卫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是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实际上是存在着斗争，有些同志的行动和言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最近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批示，春桥同志的报告找出来印发给有关同志，并决定给上海一份备案现寄上。因此，春桥同志和我建议市委、井备区、市民兵指挥部同志们认真讨论一下，我并且希望大家把讨论的意见告诉春桥、文元同志和我。最近如果有机会我还建议把这个文件精神，不仅对市区而且对郊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仅仅是些建议，不要印发，如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在小范围内口头讲一下，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王洪文 73.7.14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3.07.28；国发〔1973〕101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国务院同意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执行。


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国务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全国上山下乡的华侨学生近一万人。几年来，除批准出国和安排进工厂、升学、参军的以外，现在农村的约有四千五百人，其中插队落户的约一千五百人，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约三千人。他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同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道，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当前，华侨学生上山下乡工作中，除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外，还存在有些地区和单位没有抓紧宣传贯彻落实党对华侨的政策。有的单位对他们的“海外关系”不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使他们在申请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当干部、进工厂、上大学、结婚、探亲等方面受到了限制或歧视；有的不准他们同海外亲友通信，擅自检查、扣押他们的信件；有的不准他们接受海外亲人的汇款。这些违反政策的作法，使他们感到组织上得不到信任，政治上没有前途。此外，他们不少人因没有家庭接济，具体困难较多，有的甚至靠变卖从国外带回的东西补助生活。

为了做好华侨学生的工作，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上山下乡华侨学生，人数不多，影响较大。他们大多数人的家庭、亲友仍在国外，有同当地人民结合在一起的有利条件。他们回国主要是为了求学，其中有些人还准备返回侨居地。所以，对华侨学生，应当在三大革命斗争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对他们进行华侨政策的教育，以便他们回到侨居国后，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对这批华侨学生的处理，应当根据中央“来去自由”的精神，凡有正当理由要求出国的，应予批准，并对他们存在的问题，妥善加以解决；凡愿留在国内的，可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适当安排到工厂、企业、华侨农场或做其他工作。

二、认真落实党对华侨的政策，对有些单位违反政策的作法，应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纠正。对华侨学生的培养使用，以及申请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等，应同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视同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应当吸收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大胆使用。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华侨学生的思想教育。要根据他们的特点，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对他们的进步表现，应及时表扬和鼓励。

三、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有严重疾病的，应给以治疗。他们探望国内的兄弟姐妹，在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可享受探亲假待遇；插队的可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补助路费。由北京市安置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华侨学生，不少人因气候不适应而患病。请北京市、黑龙江省共同派人进行调查了解，加以妥善解决。

四、今后应当鼓励华侨学生在侨居国学习，如少数要求回国，可以同意。有关省、市可安排他们到指定的普通中、小学和国内学生一起学习，不能歧视，在地区上、生活习惯上，应予照顾。上山下乡可安排到生产条件较好，领导力量较强的华侨农场，原则上不动员他们去农村插队。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商业部关于进口棉商业内部调拨作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1973.08.01


关于进口棉商业内部交接、调拨、作价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作价结算，调出单位均按销区供应价倒扣3％进行结算，入储备库的倒扣4％。一般纺棉如港口不具备检验条件的，可到销地扦样、过磅，按倒扣3．1％进行两次结算。即：货物发出后，每市担按120元（不扣倒扣率）作为暂时结算价格，检验出证后，再按实际等级办理最后结算。其他棉花（长绒棉、粗绒棉）按交接协议规定办理。销区要协助调出方及时做好扦样、过磅工作。

二、费用负担。调出单位负担港口费用、保管费、外调运杂费、地区差价、检验费、损耗、利息及其他费用等；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调入单位负担短途运费、卸车费、利息（包括两次结算之间的利息）、过磅费（到销地扦样过的）及其他费用等。

以上规定从1973年7月1日开始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1973.08.04


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


一、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以上山下乡为主。除根据有关规定和国家计划直接升学和不动员下乡的几种人之外，其余的，可以都动员下乡，也可以分配一部分到其他行业，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

二、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


经费问题


三、以前下乡插队的青年，凡是生活不能自给或者住房没有解决的，要认真抓紧解决。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补助一百元；没有建房的，每人补助二百元。所需经费，应当先用国家过去拨付的经费结余调剂解决，不足的部分，再由国家财政增拨。

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也必须认真解决青年的住房问题。所需经费，应当用国家过去拨付的安置费解决。挪用了的，要追回。

四、一九七三年起，经费开支标准提高如下：

城镇知识青年回农村老家落户的，到农村插队和建立集体所有制场(队)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四百八十元；北方各省(包括苏北、皖北)每人补助五百元。到内蒙古、新疆等地牧区的，每人补助七百元。

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每人补助四百元。

五、按新标准计算，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五百元。

(1)建房补助费二百元左右。主要用于木材、砖瓦等基本材料开支。给每个青年建房八至十平方米。

(2)生活补助费二百元左右。主要用于购买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少补助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可以多补助一些。

(3)农具、家具补助费，学习材料费，医疗补助费，旅运费和其他费用共一百元左右。其中其他费用十五元，由各省、市、自治区掌握，用于下乡青年的特殊开支。

六、京、津、沪、浙的青年到外省下乡的车船费，可按实支数另报；到高寒地区的，每人另加四十元冬装补助费；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插队的，国家补助两次探亲路费。

七、下乡青年离开社队的，原来国家给他们所建的房屋，应留给新下乡的青年使用，并抵顶有关经费；尚未用完的经费，应交回财政，或者抵作新下乡青年的经费。

八、在上述开支标准内，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地区的标准。要加强经费管理，专款专用，严禁贪污、挪用。


口粮问题


九、插队青年的口粮，头一年，或当年秋粮分配以前，按各地规定标准由国家统销供应。

十、参加集体分配以后，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给以必要的照顾。正常出勤的，应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所在社队口粮水平过低的，应由国家统销给予补助，标准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

十一、下乡青年经批准到外地探亲和治病所需的全国通用粮票，当地粮食部门应保证兑换。


卫生医疗问题


十二、要注意办好社队的合作医疗。卫生部门要为每个青年点培训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十三、要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卫生教育。在安排劳动的时候，要特别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例假期间，不要安排重活和下水。

十四、有地方病的社队，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治。

十五、重病、重伤的下乡知识青年，经县(团、场)级领导机关批准，持当地医院的转诊证明，可以到城市就医。下乡青年探亲期间，可以持探亲证明到所在的城市医院治病。


其他问题


十六、要分给插队青年和社员同等数量、质量的自留地(自留畜)。

十七、对下乡知识青年，要和当地社员同工同酬，要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做到分配兑现。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他们的劳动工分和应分配的粮款。

十八、下乡知识青年建房所需木材等物资，当地确实解决不了的，纳入国家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用。

十九、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时，应在党组织领导下，经知识青年小组评议，征求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意见，由县革委会或团、场领导批准。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到社队抽调下乡青年。

二十、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在按照国家计划招工时，应予照顾。


附件二：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一、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全国城镇中学毕业生约有二千四百万人左右。初步预计，除参军、升学、在城市安排工作和社来社去的以外，要动员上山下乡的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平均每年约一百六十万人。

二、京、津、沪、浙三市一省，八年内跨省区安排下乡知识青年一百三十一万人。其中，北京市四十五万人，天津市四十万人，上海市三十万人，浙江省十六万人。

这些人，安排到十一个省区：黑龙江五十万人，新疆三十万人，江西十二万人，吉林十万人，云南八万人，河北、安徽各六万人，甘肃三万人，内蒙古、陕西、宁夏各二万人。

初步商定：北京市去黑龙江、新疆、吉林、陕西、内蒙古五个省区；天津市去黑龙江、新疆、吉林、河北、宁夏五个省、区；上海市去江西、安徽、新疆、黑龙江、云南五个省区；浙江去新疆、云南、甘肃、黑龙江四个省区。分年数字在年度计划中协商决定。

三、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城市，要派干部带队(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干部)。带队干部要参加县、社的领导班子，实行定期轮换。

四、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和集体所有制农场，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举办交通等事业方面，都要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援。

五、城镇中学教育，要在政治思想、文化科学和体育方面，为上山下乡做必要的准备。教育、科研部门，特别是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要以下乡知识青年为重要培养对象，大力开展业余教育，有组织地开展科学实验，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要积极为社队培养水利、土壤、农机、电力、育种、植保、兽医、会计等各种人材。

六、各省、市、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划。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案件的通报
1973.08.11；国发〔1973〕104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生产建设兵团，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判处奸污迫害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罪犯黄砚田、李耀东以死刑，立即执行，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现通报如下：

黄砚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原团长，四十九岁，江苏泗阳人，一九四三年入伍，一九四四年入党；李耀东，十六团原参谋长，四十八岁，河北迁西人，一九四四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党。他们自一九六九年调到兵团以来，疯狂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以种种卑劣手段奸污了女知识青年多人、调戏猥亵数十人，有的被黄犯奸污后，又被李犯奸污，使受害女青年的身心健康遭受严重摧残。黄、李二犯罪大恶极，广大群众极为愤慨，强烈要求依法严惩。

黄砚田、李耀东，虽然都是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干部，但由于他们长期以来，背着“自来红”、“有战功”的包袱，不学习，不改造世界观，革命意志日益衰退，资产阶级思想恶性发展。几年来，兵团各级党委对他们的错误进行过多次批评教育，黄、李二犯仍执迷不悟，屡教不改，以致蜕化变质，走上犯罪道路。象黄砚田、李耀东这种人，已经不是我们党的干部了，而是疯狂破坏革命事业的敌人，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孽。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防修反修的一项重大措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气勃勃地活跃在农村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在这场革命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当前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是这个斗争的一种反映。奸污迫害捆绑吊打的案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有的相当严重。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团，捆绑吊打成风，打人手段达几十种之多，此等法西斯行为，是我党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坚决纠正，中央和云南省委现在正在处理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把奸污迫害女青年的重大问题看成“生活小节”，把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国民党作风，看成是管理教育的“方法”问题。因此，对一些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不作严肃处理，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

坚决打击那些摧残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是为了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提高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认识，并进行全面地、严格地检查。对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其中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并大张旗鼓地宣判，以达杀一儆百之目的。对于蓄意包庇纵容犯罪分子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要实行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坦白认罪态度好的，可以从宽处理。要保护受害者的名誉和安全，并予妥善安置。要保护青年的恋爱和婚姻自由。

毛主席早就指出，几十年革命战争，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要继续革命，不能居功自恃、吃老本，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作执行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坚决同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的现象作斗争，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健康地发展。

此通报发至县、团级。贯彻执行的情况望及时报告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十大文件的通知
1973.09.07；中发 [1973]36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总结了党内十次重大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新鲜经验，充分肯定了九大路线的正确，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各级党委要响应大会的号召，组织党内外群众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三个文件和两个公报。并可结合学习十大文件，选学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的步骤和方法，尽可能由参加党的十大的代表，同省、地、县委负责同志一起集中学习几天，作些准备，然后由十大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直接同群众见面，结合实际情况分地区、分单位进行传达。

在学习十大文件的同时，各级党委应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规定，立即向党内外群众广泛传达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决议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34号)。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发动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继续展开革命大批判。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上所列的附件(中发[1971]77号、中发[1972]4号、中发[1972]24号中发[1972]25号)，前已印发，不再补印。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九四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财政部关于清理城镇人口下乡经费的通知
1973.11.09；(73)财事字第27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财贸组)：


为了认真贯彻中发(1973)30号文件精神，统筹解决好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经与有关部门研究，请各地区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群众，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城镇人口下乡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

一、清理经费工作要和当前贯彻落实中央30号文件结合进行。在清理经费中，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通过清理，总结经验，表扬先进，改进工作，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对贪污挪用经费的，要严肃处理。

二、要分别核实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和城镇下乡其他人员的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已下乡人数，按照国家过去规定的补助标准，核实应拨经费数；核实中央财政拨付经费数，银行支出数，财政结余数；核实主管单位的实际支出数，结存数。

三、要认真核实经费结余情况。对一九七二年财政决算所列的经费结余累计数，要分清一九六七年底的结余数和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的结余数。对后五年的结余数还要弄清：(一)在实际下乡人数和国家原规定补助标准范围内的结余数；(二)超过实际下乡人数多拨付的经费数；(三)下乡人员因调离社队不再返回原地的结余数。此外，对有些地区用“以拨代销”的办法拨给社队的经费结余，也要清理核实。

四、一九七二年底以前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结余，按照中央30号文件精神，可用于解决一九七二年底以前城镇下乡知识青年没有建房和生活不能自给的开支。如有不足，经核实后，再由国家增拨。如有多余，如何使用和处理，拟另行研究后通知。

一九七三年中央财政已拨付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除我部明确用于解决一九七二年底以前的问题之外，都应当用于解决新下乡城镇知识青年的补助，以免新账、旧账混淆不清。

五、请各省、市、自治区把经费清理结果、处理一九七二年底以前城镇下乡知识青年没建房和生活不能自给的预算，尽快送给我部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商业部关于恢复粮油调拨增减价的通知
1973.11.17


1966年10月24日粮食部曾以〔66〕粮财字第82号通知，取消了粮油调拨中质量（杂质、水分、酸价）按部颁统一标准实行增减价的办法。执行以来，不少地区反映，这样做不符合按质论价的政策，影响贯彻好粮外调的原则，不利于加强经济核算和改善经营管理，要求恢复原办法。根据绝大多数省（市、区）的意见，经研究决定从1974年1月1日（粮食发出之日）起，恢复省（市、区）间粮油调拨增减价办法。凡省（市、区）间调拨的大豆、玉米、稻谷、大米、小麦粉按〔63〕粮储字第577号文规定的标准等作价，其余品种按〔62〕粮储保秦字第449号文规定执行。

黑龙江省征购玉米的水分，以20％为基准，为照顾其自然情况，同意该省调出玉米的水分，暂按20％的标准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财政部关于加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的暂行办法
1973.11.24；(73)财事字第28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财政(财金)局：


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3〕30号文件的精神，我们拟定了《关于加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的暂行办法》，这个办法业经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研究同意，现在印发给你们，希参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望及时告诉我们。附件：如文


关于加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的暂行办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是国家为了支持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专项补助费。各地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切实管好用好。遵照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现对这项经费的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专款专用，讲究实效。国家拨付的下乡经费，必须切实用于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和生活等项的补助。不准挪作它用。除按中央规定留给地方主管部门的“其他费用”外，不得层层扣留。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超过国家规定开支标准的，所需经费由地方自行解决。

二、建立和健全预、决算制度。下乡经费的拨付和使用，要做到年初有预算，花钱按计划，年终有决算。年度的预、决算，应由各级主管单位编制，经同级财政部门会审后，联合逐级上报审批。

年度预算，应当根据计划下乡人数和规定的补助标准编制。有计划组织跨省、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需经费应列入安置地区预算，动员地区垫付的旅运费可向安置省、区结算。零星跨省、区回乡落户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开支，其他经费由安置地区按当地标准开支。各省、市、自治区申请拨款时，应报送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和财政部审批拨付。

年度决算，要反映本年度实际下乡人数、建房进度和各项经费的开支情况。基层单位向县报送的决算，应附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名册。各地对每年下乡经费的使用情况，要结合年度决算，进行一次认真清理，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结余的下乡经费，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一)在实际下乡人数和国家规定补助标准范围内的结余，留归地方继续使用；(二)超过实际下乡人数而多拨的经费，应交回中央财政；(三)下乡知识青年调离社队不再返回原地而结余的经费，原则上应当抵顶下年经费。

各省、市、自治区的年度预算应于当年一月底、年度决算应于下年第一季度终了前报送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和财政部。

三、依靠群众，民主理财。基层单位对下乡经费的管理使用，要做到领导、群众和财会人员“三结合”。要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和下乡知识青年参加财务管理，共同管好财务。计划要经他们讨论，花钱要同他们商量，并定期向群众公布经费使用的情况。

四、加强财产管理。国家为下乡知识青年所建的房屋，购置的农具家具，归他们长期使用，并由所在的社队和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管理，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变卖。要建立必要的财产保管制度。下乡知识青年调离社队后，他们的住房和某些用具农具，原则上应当留给新下乡知识青年使用，并抵顶部分经费。

五、各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应定期研究下乡经费管理使用情况。县以上各级主管部门要有专人管理下乡经费，社队也要有人负责。要建立和健全下乡经费账目，及时清算。财金部门要与主管部门共同做好下乡经费管理工作。此项经费要在银行设立专户，并尽可能实行转账结算。有关部门要定期检查，加强监督，防止贪污挪用。对贪污挪用的要严肃处理。

六、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的具体实施办法。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报告》的通知
1973.12.02


现将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反帝反修，巩固边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大部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仍在沿海城市生产，布局是不合理的，应当逐步改变。从现在起，要在调查研究、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在两部报告中提到的九个城市，改建和扩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基地，力争在今后两、三年内，做到大部分民族特需用品基本满足当地和毗邻省、自治区的需要。生产用的原材料，要纳入省、市、自治区物资供应计划，优先供应。同时要继续发挥沿海传统产区的作用，在新基地建立以前，原有的生产、供应关系不要中断。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不但品种要多，而且要保证质量。商业部门要大力支援工业生产，积极收购，并且组织好供应。


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报告


一、加强民族政策的再教育


要加强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切实克服大汉族主义，把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提高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高度来认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动群众，认真做好。


二、统筹安排，积极发展生产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品种多，批量小，大部分是地产地销，它的恢复和发展，主要依靠地方。建议各省、自治区对本地区生产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进行统筹规划，分别纳入省、地、县计划，切实安排好生产，防止挤掉。

属于跨省、市、自治区供应的零星产品，销区和产区之间要固定协作关系，销区要定期提供需要情况，产区要根据销区需要，定点定量组织生产，保证供应。

属于跨省、市、自治区之间供应的主要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约有80种，由轻工业部、商业部协同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和组织供应。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所需通用设备，请国家计委核拨。对于生产少数民族特需用品所需的原材料，建议各省、市、自治区纳入地方计划，优先安排供应。各地安排有困难的部分运输汽车，锡和木工机械，请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安排。各省、市、自治区安排有困难的黄金、白银，请人民银行给予安排，今后要积极研究，逐步使用一部分代用品。


三、合理调整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布局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现在大部分在沿海城市生产，这是不合理的。从现在起，在呼和浩特、兰州、成都、昆明、乌鲁木齐、贵阳、西宁、延吉、海拉尔等9个城市，建立发展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基地。凡是有条件在这9个城市生产的产品，尽量在这9个城市组织生产。这9个生产基地要力争在今后两、三年内做到大部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基本满足本省、自治区和毗邻省、自治区的需要。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建设安排上，要调查研究，瞻前顾后，既要摸清当前市场需要情况，又要考虑到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变化，防止大上大下，造成损失。各地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安排生产。今后必须增加生产能力的，也主要是在现有企业基础上扩建。可以采用因陋就简、土洋结合的办法，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老企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同时，要继续注意发挥沿海传统产区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条件上或者暂时上不去的产品，沿海传统产区要继续组织生产，保证供应。已经确定在少数民族地区新上的产品，沿海传统产区要在物质技术上加以支援，在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没有满足需要之前，不要中断生产和供应。


四、认真落实党对集体经济的政策


目前生产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企业，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要贯彻党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各项政策。对于需要扩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自筹资金不足部分，各地应该采取投资或者贷款的方式予以扶植。对于这些企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要保证供应；需要的边角余料、废次材料，要让他们优先选用。对于原材料价格提高以后，在正常生产、合理经营情况下发生亏损的，可以按物价管理权限，经过批准，适当提高出厂价格。某些生活需品一时不宜提高销价的，可以在原材料供应环节或产品销售环节给予一定时期的补贴。


五、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商品供应工作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物资供应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这些地区需要的商品，除本省、自治区努力发展生产解决外，国家和其他省、市、自治区要积极予以支援。对于当前少数民族人民生产、生活上急需的产品，要加强调拨、供应工作。

供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要对路，包装要牢固，要在质量、花色、品种上给予必要的照顾。商品零售价格不能自行变动，必须调整的，要严格按照物价管理权限上报审批。

要合理设置商业网点。对于有条件的生产大队，可以设立代购代销店。对于地广人稀、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区，要大力开展流动贸易，又购又销，方便群众。

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分配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要如数供应给群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或私分。对于商品“走后门”、拉关系、以物易物、铺张浪费、搞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要严加抵制。

对于边境贸易问题，有的地区要求恢复，有的地区要求明确贸易限额和供应范围等问题，建议由外贸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六、加强工商之间的协作


工商之间密切协作，对搞好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和供尖关系极大。工商要共同调查研究，摸清需求变化情况，制定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目录。商业要大力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业生产，这些地区新上的产品，商业要积极收购，打开销路。工业要根据商业提出的要求，积极安排生产，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减少消耗，降低成本，为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需要服务。


七、加强党的领导


做好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供应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建议少数民族聚居的省、自治区党委要有专人抓这项工作。把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供应工作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经常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要有专人负责，要注意配备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议以商业、轻工业部门为主，外贸、物资、农林、燃化等部门积极配合，组成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作小组，定期研究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供应的问题。有关地区的工商部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也相应地组成这样的工作小组，通力协作，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把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供应工作搞好。


成都市委批转市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关于贯彻执行省委“一打三反”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意见》
1973.12.19


市委各部、委，各区、局党委，市属以上单位党委（总支部、支部或党的核心小组）：


市委同意市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关于贯彻执行省委“一打三反”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意见》，现批转你们执行。


 	中共成都市委

关于贯彻执行省委“一打三反”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意见


市委：


根据今年8月省委召开“一打三反”座谈会的精神，我们对全市“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及定案处理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了今后工作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一、对我市“一打三反”工作的基本估计


我市遵照中央〔1970〕3、5、6号文件的指示，在省委和省革委的领导下，从1970年以来，发动群众，打击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破获了几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清出了一批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着重打击了大贪污盗窃、大投机倒把分子和情节严重的要犯、屡教不改的惯犯和集团首犯的犯罪活动，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市“一打三反”运动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工作中虽存在一些问题，这与“批清”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决不能混为一谈。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定案处理抓得不够紧，经济退赔进展缓慢，对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注意不够。


二、正确处理“一打三反”中的问题


中央〔1970〕5号文件指出：“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对中、小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处理“一打三反”中的问题，必须有利于巩固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必须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有利于发展大好形势，保障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处理“一打三反”的案件，要扎扎实实地做好调查研究，成熟一批，处理一批。

（一）我市“一打三反”工作，首先要抓好以下两项：

一是加速定案处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市揭发出有贪污盗窃行为的10231人。据统计，尚未结案处理的占总数的34％，其中非法所得在千元（粮千斤、布千尺）以上未结案处理的576人，占52％。定案处理工作量很大，应抓紧进行。在定案处理中，必须坚决贯彻中央〔1970〕5号文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这次省委“一打三反”座谈会的精神，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切实做到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这项工作争取在较短期内完成。

二是及时打击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罪活动。中央〔1970〕5号文件指出：“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当前，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仍在发生，资本主义倾向在滋长、蔓延，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级党委必须随时注意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罪活动，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抓紧经济退赔。

我市追缴赃款赃物的工作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收赃款120余万元，仅占应退赃总数的37％。各级党委必须充分认识，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斗争中，追赃和补税、罚款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坚决按照中央〔1970〕5号文件规定：“贪污盗窃必须一律退赔，私分国家财产必须一律追赔，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不许例外”的原则办事，绝不能松劲，绝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便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对于有退赃能力的，要积极追赃，抗拒退赃的，要坚决斗争；一时难以退清的，应订出计划，分期退赔。

（三）严肃谨慎地处理申诉案件。

当前，在处理“一打三反”案件中，有少数人对定案处理不服，提出申诉。各级党委对申诉案件，要严肃谨慎地进行复查。对于确实搞错了的案件，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定性处理正确和基本正确的，不能变动；案情不清，证据不足的，要抓紧查证核实后，再作处理；趁机翻案的，要严肃进行批判斗争，情节严重的要加重处理。

（四）处理好零售商业中证据不足的案件。

在商业零售行业中，有些营业员偷摸销售货款，又不可能都取得充分的直接证据，这类案件涉及面广，情节差别也很大。我们研究认为，首先要坚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纠正凭口供平均推算贪污金额的做法。同时考虑到零售商业案件的特点，只要本人坦白交待合情合理，经过群众讨论，取得一定的可靠旁证，可以结案，一般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了慎重地处理好这类案件，建议由市委财贸部选择一批典型案例，提出处理意见，报市委批准后再普遍进行处理。

（五）审批权限。

定为敌我矛盾和判刑、判管的案件以及开除公职的报市委审批（其中市委批准逮捕判刑需开除公职的手续由市委各部、委办理）。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获脏在千元（粮千斤、布千尺）以上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给予纪律处分或免予处分的，由市委各部、委审批。各区按既有规定办理。是干部的按干部的管理权限报批。


三、加强党的领导


各级党委要在党的十大路线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批林整风为纲；坚决执行中央〔l970〕3、5、6号文件，认真贯彻省委“一打三反”工作座谈会精神，积极、慎重地处理好“一打三反”中揭发出的案件，巩固“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一打三反”的定案处理工作，党委要认真讨论，具体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专案力量，逐案进行落实。

根据省委指示，各部、委、区、局要建立健全“一打三反”办公室，基层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要充实加强这项工作的力量。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市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

来源：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档案局（馆）编《“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编（1966.5—1976.10）》，（内部出版）2005年


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4.01.31; 中发（1974）5号



河南省委，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及附件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一）


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我们于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就该公社中学二年级学生张玉勤（女，现年十五岁，下中农出身）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而死一事，以及该校在教育路线上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进行了初步调查。

该校共有学生七百余人，没有贫管会和工宣队，党支部没有正式建立，只有一个支委罗长奇。原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个工人早已撤走，因此，党内党外由罗一人说了算。

我们先后召开了一些由地、县、社的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的座谈会，并走访了受害者的家庭和一些贫下中农。对受害者的家长进行了慰问。

初步调查的结果证明：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师生员工非常气愤，他们用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和某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


（二）


张玉勤同学是怎样被迫自杀的？

张玉勤同学，平时表现较好，生活简朴，能联系群众，学习努力，敢于提意见，有返潮流的革命精神。

因为学校搞关门办学，整天用考试整学生，张玉勤同学对这种把学生当成敌人的作法很不满仪。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下午，英语考试时，监考教师栗玉如多次催卷，张玉勤一气之下，在尚未答完的卷子上写到“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还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埋葬帝修反。”交卷之后，又感到不妥，多次找老师要卷子，说：“我错了。”均遭拒绝。栗并说要把你的卷子写到板报上，让她写检查，写完之后，又让她重写。七月十一日栗又把张的考卷交给了班主任杨天成，杨让她在全班作检查，并在全班读了她 那六句话，说了许多讽刺挖苦的话，如“你写的这个诗可把人木死了（即不要脸皮）。”还说：“祁仪出了个李季，马振扶出了个张季，你也算得了个伟大诗人。”并且要求全班同学把这六句话背下来，进行批判。而且宣布说：“考试要有这一项”，杨对张还说：“你有两条路，一是在班内检查，二是在考卷上加上`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幅公社付岗人`。”张受不了这种打击，当晚没吃饭，哭了一晚上，杨还不叫人理采她。

七月十二日晨，学校负责人罗长奇召开初中班的学生会（二百多人），批判张玉勤，说她“公开对抗和反对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布置全体学生批判。杨天成两次派人叫张参加会接受批判，张均拒绝了。杨又亲自出马找张，见她在哭，便对别的学生说“把缸抬出来刷刷，把眼泪装在缸里”。早饭后，张留下一个请假条就走了。直到十四日上午，张的哥哥张玉甫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水库边上找到了张的尸体。在这期间，学校和公社均未认真查找。张玉勤全家四处寻找。张的母亲赶到学校找杨天成询问下落，杨说“这妮的死活我不敢说，你买两盒烟给队长说说，多派几个人找找。”当晚之母冒雨寻找女儿，边哭边喊：“妮呀！你在那里，妈来找你啦！我是你妈哩！你在那里藏着，你出来吧！妮啊！不愿上学咱把东西拿回来不上算了！......”

当时，罗长奇只是派了几个学生去找，并说“要策略地找一下”。更恶劣的是，当张玉勤的父亲把尸体拉到学校时，流着泪对他们说：“我不是讹你们，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希望学校给买个棺材，埋了吧。”当即遭到罗长奇和前来进行调查此事的县公安局田道义（股长）蛮横无理的训斥。田说：“你们还要不要政府？还让我们管不管？如果不让我们管，我们就不管了。你的学生跳河自杀是教师把她推下水吗？难道就不允许批评吗？她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罗说：“经公安局鉴定，张玉勤实属自杀，轻于鸿毛”。要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批判。张的父亲无奈，只得含恨冒雨把尸体拉了回去。


（三）


罗长奇蓄意掩盖罪责，嫁祸于人，恶毒地制造舆论。说：“张玉勤一家好跳井，她妈跳过坑，她爹跳过井，她本人从小跳过坑，早有死的念头。这次咱们学校做的很主动。”田道义也在群众中说：“张的死有三条：一是属于自杀身死；二是她家有这个习惯；三是教学方法上有毛病。”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说：“学校对学生是正常教育，对死者不负责任，不写检查，不给处分。”罗长奇也拒不写检查，后来，无奈写了个所谓检讨的欺骗材料，并叫杨天成再次斟酌，不要有漏洞。

马振扶公社广大工农群众、教师和学生对张玉勤同学的死非常痛心，对学校和公社的无理行为非常气愤。学生中有人动议要造反，罗长奇赶忙召开会议，威胁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学校，你造谁的反......如有坏人破坏，要整材料报公社处理。杨天成老师对张玉勤的批评教育完全正确，学校方面毫无责任”等，把群众镇压下去。后来，地委和县又派了调查组，地区批发了联合调查组对“关于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这样公社才不得不做出对罗长奇严重警告、杨天成开除留用的处理决定。但至今县里也未批下来，罗仍是学校第一把手。


（四）


逼死张玉勤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马振扶公社中学自去年以来，为扭转所为升学考试“落后”面貌，采取一系列作法，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

譬如，学校领导不抓政治挂帅，不抓批林整风。一学期没开一次批判会，教师没写一篇批判文章。

该校片面强调“以学为主”，辞退了仅有的七名工农兼职教师，砍掉了校办小工厂和小农场，脱掉了校、队挂勾，丢掉了学工，学农基地，关起门来埋头于课堂教学。

教师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采取AB卷，背靠背等手段，闭卷测验。张玉勤所在班一学期数学课大小考多达十八次，语文考九次，其他课有时平均每天一次考试。学校还规定毕业生不准参加体育活动，课外活动不准外出，学习时间一天长达十小时以上，学生的体质逐渐下降。大搞孔孟的“师道尊严”，师生关系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学生稍有缺点，甚至正常行为也要受到体罚、变相体罚、谩骂和写检查等等，其手段无奇不有。教师的话成了“法令”，不管正确与否，都得照办，把学生管成“五分加绵羊”的人，根本不敢讲话，等等。

总之，上述种种反映出该校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其实质就是搞复辟。



（五）


在初步调查之后，我们着重同地、县、社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和领会江青同志指示检查该校问题的精神，一致认为：

1、 江青同志抓了一个公社中学的问题，但它有代表性，在其他一些学校里，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类似问题。因此地委孙胜明同志表示要按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把全区教 育战线的情况认真调查一下，狠狠回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反攻倒算。要把坏事变好事，全区要集中得力人员到马振扶公社蹲点，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总结经验教 训，决心把南阳地区教育革命搞出一个新的局面。

2、江青同志抓的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它涉及到各条战线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问题。地、县决定从马振扶公社中学抓起，在全区全县，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用实际行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3、 江青同志工作很忙，亲自抓基层，抓典型，这对于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人善于抓大事，认真改进思想、工作作风，是一次很生动的教育。地、县的同志感到，这也 是一次批评和促进。他们说，事情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但我们思想上不敏感，见事迟，行动慢，抓得不力，今后一定要深入实际，抓好基层。

总之，大家深感各级领导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注意抓大事。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江青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抓大事的榜样。我们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抓好大事，做好各项工作。

关于处理问题，我们原则表示了意见，认为太轻，是保护了坏人，不足平民愤。而且事情拖得太久，很不严肃，很不负责，建议他们认真研究后，迅速上报，其中包括县公安局田道义等有关人员。同时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谢静宜、迟 群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


来源：中共新乡地委办公厅 1974年2月12日翻印件，共有15页

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1974.02.01；豫发（1974）7号


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江青同志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郏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
1974.02.14；中发[1974]6号


中共中央通知


一、凡是外宾、外国旅游者、外国记者、外国文化团、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外国留学生，开放城市、厂矿、学校、旅社、服务机构以及接待参观的地区和单位，有问到当前批林批孔等问题，应按中央有关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方针和口径答复。如要求去看公开场所写出的大字报，应允许他们阅读，如涉及内部情况的大字报，应另辟一处，不对外开放。

二、在上述所有人员，凡持有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电影机、电视机的，均须取得我方接待人员的同意，方可摄影、录音，否则我方有权干涉。

三、各单位、地区张贴出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如国家计划数字、财政支出、外交机密、国防机密等。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
（发至省、军级）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江西省委常委涂烈同志来信给江西省委的批示
1974.02.13；中发 [1974]7号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江西省委常委涂烈同志来信给江西省委的批示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涂烈同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来信转给你们。中央认为涂烈同志提出的在江西的几个问题，虽然不完全确切，但是明确地提出了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问题。

涂烈同志的来信提到白栋材同志目前的几件事，也关系到路线原则的大事。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常委把涂烈同志的信发给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每人一份。并于二月中旬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凡是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不论是否党、团员一律参加，认真讨论涂烈同志信中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原则问题。江西省委把你们的意见和会议情况及其结果，及时报告中央。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

附：

涂烈同志信中九个问题的标头


一、捏造毛主席的指示，传播政治谣言。

二、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三、颠倒历史，反攻倒算。

四、在干部工作问题上。

五、在成立工会和群众组织问题上。

六、在落实政策问题上。

七、对攻击中央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加批判处理，反加重用。

八、在对待九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九、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


江西省委常委涂烈同志写给江青同志、春桥同志并洪文同志的信（略）


（根据中央文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油印件，来自扫描件。）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加强高等院校工宣队的请示报告》
1974.02.20；陕发【1974】15号


各地、市、县党委，省委、省革委会各厅、部、委、办、局党委、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小组，各高等院校党委：

省委同意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加强高等院校工宣队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照执行。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彻底改造教育阵地、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学校的大事。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加强工宣队和贫管会的建设，继续总结经验，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其政治作用。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发至县团级）


中共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核心小组关于加强高等院校工宣队的请示报告


省委：

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下，五年多来，我省高等院校工宣队在党的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对推动学校的斗、批、改起了很大作用。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大批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军宣队的逐步撤出，现有的工宣队员显得数量不足，骨干偏少，急需加以充实。为此，提出加强工宣队的意见如下：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加强工人阶级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是关系到在上层建筑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并检查执行的情况。要克服“临时观点”和各种糊涂观念，树立工人阶级牢固占领、彻底改造教育阵地的决心。对于那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种谬论，必须坚决进行批判。

二、适当增加队员数量和骨干力量。我省现有十八所高等院校，拟按学校规模大小和专业多少增加工宣队员。凡学校规模为三千五百至五千人的院校，派工宣队员五十至七十人；一千五百至三千五百人的院校，派队员三十至五十人；一千五百人以下的院校，派队员二十人左右。院校党委和部、系总支的工宣队员要相应增加。院校政工、教改部门的主要科、组，要有工宣队员参加领导工作。

三、工宣队员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应是共产党员，路线觉悟高，思想作风好，身体比较健康。要注意选派优秀的老产业工人和工人出身的干部参加校、系领导班子。要配备好工宣队的领导班子。队员在校时间，一般三年左右，每年轮换的人数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建立队员定期回厂参加劳动制度，一般半年一次，每次十天到半个月。

四、继续实行“一校、一厂、一队”的体制。如果一厂对一校确有困难者，先在现有工宣队之间对调调整。关于一校多厂、专业对口的体制，目前可以试点，暂不推广。

五、工人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在校期间按工宣队员对待，参加教研室的领导工作，既发挥政治作用，又在专业上推动教学改革。工人教师的选聘，由学校同挂钩厂、矿协商。每个专业可聘请一至二名专职工人教师。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积极支持。工人教师的工资、福利等由原单位负责供给，三年轮换一次。校办工厂的优秀工人，经校党委批准，可选聘为工人教师，按工宣队员对待。

六、加强对工宣队的领导。要加强教育局的工宣队办公室。各主管办、局也要有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派出单位的党委要有负责同志和相应的部门抓工宣队的工作。院校党委要把工宣队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工宣队员的劳保生 活福利等，保持在厂时的待遇不变，口粮仍按原工种供给。

七、中专和城镇中、小学的工宣队要加强。对已撤走或过去没有派驻工宣队的学校，建议主管单位和各地（市）党委研究选派，加强领导。对于农村的中、小学，应当加强和改进贫管会的工作。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有关单位参照执行。


 	中共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核心小组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


	
国家体委关于印发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的通知
1974.03.01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各体育学院、国家体委各直属单位：


现将中央领导同志在“内蒙乒乓球队两位革命小将反对领导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竟遭严重打击报复以至毒打”的材料摘编上的重要批示印发给你们。


江青同志批示：


“应该责成王猛同志负责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殴伤。揭开体育系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王洪文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我们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对内蒙两位革命小将反对锦标主义遭到严重打击报复事件的批示，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体育系统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大关怀和有力的推动。希望你们迅速向全体同志传达，认真组织学习，坚决贯彻，放手发动群众，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体育系统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回潮，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发展。

应该指出，内蒙两位革命小将揭发锦标主义遭到打击报复的事件是体育系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突出反映。我们国家体委对待这一严重事件，态度不严肃，处理不得力，没有满腔热情地对革命小将的反潮流精神给以有力的支持，暴露了我们还严重地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锦标主义和官僚主义。希望体育系统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实际，对国家体委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并望将揭发出来的材料及时寄给我们。


附件：(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


应该责成王猛同志负责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殴伤。揭开体育系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江青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洪文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王猛同志：


遵领导同志嘱，现将中央首长的批示和刘以珍、张镜如等同志的信复抄于你，请收。

此致

敬礼


 	王洪文同志处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来源：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政治处印《学习资料》，1974年5月。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倪南山、周子韬问题给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的复电
1974.03.06；中发[1974]9号


中央复电


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

一、倪南山、周子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工作期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擅自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指示，怀恨在心，借着揭发陈伯达和林彪的机会，恶毒地攻击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赵东升同志二月十四日的讲话，对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抵触不满，错误也是严重的。

二、对倪、周的严重问题，你们过去不向中央报告。这次你们给中央的电报和对省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复中，不严肃指出倪、周、赵等人问题的严重性，不坚决支持群众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批判，不责令他们向群众公开检查，不经中央批准，即擅自决定对他们的处理，并要省军区党委向他们陪礼道歉，向群众检查错误。这说明你们还是站在倪、周的反动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翻案，妄图篡改历史，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批林批孔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四、中央要求你们接到此电后，召开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福建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包括非党的省革委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对自己的错误做出认真的检查，对倪、周、赵问题如何处理，提出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地方翻印件。原标题：中央复电。

国家体委关于一九七四年全国体育竞赛规程的通知
1974.03.14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

现将一九七四年全国四十八个项目的竞赛规程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在组织和参加各项竞赛活动时，望注意以下几点：

一、抓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二、在当地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对竞赛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全体人员认真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坚决反对锦标主义。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扬好人好事，树立社会主义体育新风尚。切实做好对观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三、组织裁判员认真学习中央负责同志的有关指示，在比赛中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努力做好裁判工作。

四、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将部分比赛安排到基层进行，或组织运动队到基层为工农兵表演，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五、组织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作技术示范和辅导；在竞赛结束后，要认真开好政治思想、训练和医务监督工作的座谈会，总结交流经验。

六、“厉行节约，反对准费，”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竞赛日程安排要紧凑，机构人员要精简，秩序册、成绩册要简朴，经费开支要精打细算，切实按照有关规定办事。


附件：(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四日
来源：《学习资料》，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政治处印，一九七四年五月。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同卡翁达和布迈丁的两次谈话的通知
1974.03.21；中发 [1974] 10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外交部的外交通报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负责同志向广大干部传达。

此文件请妥为保管，不得遗失，不得翻印、传抄、广播。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此件只发至省、军级。


外交通报


现将毛主席最近同卡翁达总统、布迈丁主席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通报如下，请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一、毛主席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原子弹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多。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主席对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与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主席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我不相信真正的持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这个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人民想要打世界战争，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来在朝鲜就没有打。在越南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和俄国也没有援助他们的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主席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着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到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主席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毛主席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毛主席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人家都反对，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主席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中国怎么好，是不妥的；但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总之，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也有缺点。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不愿意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的国家大体也如此，总之，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毛主席说：“我们是共产党，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毛主席同布迈丁谈话时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在一起？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阿拉伯世界就是不爱理。”

六、毛主席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 毛主席又说：“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外交部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许世友、赵紫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1974.04.04；中发 [1974]11号


中共中央通知


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党委：


中央决定许世友同志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韦国清同志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同志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2]、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调孔石泉同志回广州军区工作，仍任广州军区政委、广州军区党委书记。免去孔石泉同志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职务。免去任思忠[同志]省军区政委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
[1] 从1973年12月至此前，该职务空缺。

[2] 此前系丁盛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职务。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电话指示
1974.04.06；陕发【1974】17号


各地、市、县党委，省委、省革委会各厅、部、委、办、局领导小组、党委、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电话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传达，认真组织湘鄂西和贯彻执行。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单位）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电话指示


一、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五日在北京召开的陕西省委汇报会议，打击了林彪死党黄、吴、叶、李、邱妄图颠覆陕西省委的反革命活动，戳穿了上了林彪贼船的白辛夫的阴谋诡计，这次会议的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有的人把《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说成“与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是一路货”，“是与彭真的二月提纲一样的货色”，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

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集中揭发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联系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右倾复辟思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要在《传达提纲》上纠缠。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那就冲淡了批林批孔，走偏了方向。

三、在过去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如果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象，领导上要主动承担责任，坚决加以纠正，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
（收到时间：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二十一时五十分）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1974.04.26


上海市、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本着增强民族团结，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精神，按照报告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切实做好支援西藏师资的选调工作，努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国务院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


国务院：

为了适应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事业，尽快地改变历史造成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状况，对西藏要求支援八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由国家机关选调干部帮助西藏两所中学所需的师资，其余六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采取与卫生部门支援西藏医疗队同样的办法，由支援西藏卫生工作的六个省市，定区定校包干支援。经商得上海、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六省市及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同意，现将具体办法报告如下：


一、派出支援教师的任务：

（1）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同西藏当地教师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

（2）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

（3）负责培养提高当地师资，从根本上改变师资不足的状况。

二、派出支援教师的分工：

（1）国家机关负责支援那曲地区和格尔木两所中学教师共九十名（每所中学所需师资四十五名，计：汉语文十四名、数学五名、物理四名、化学四名、政治四名、外语四名；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各二至三名；下同）。由国务院政工小组组织分配。

（2）上海市负责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教师，一九七四年二十七名（其中：数学八名、汉语文六名、物理四名、化学四名、体育五名；两年后轮换，下同）。一九七五年三十八名（其中：政教四名、数学八名、外语四名、汉语文六名；物理、历史、地理、音乐各四名）。一九七六年三十六名（其中：政教八名、数学八名；外语、化学、历史、地理、美术各四名）。并负责支援八一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3）江苏省负责支援札木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4）四川省负责支援昌都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5）湖南省负责支援拉萨市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6）河南省负责支援山南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7）辽宁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三、派出支援教师的条件和工作年限：

（1）派出教师必须政治思想好，政治历史清楚，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身体健康，能适应高原地区，年龄最好在四十岁以下。

（2）派出教师工作期限每期二年（路途往返时间除外），工作期间不探亲。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进行轮换，轮换三期，共六年。在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帮助下，西藏即可自行解决师资问题。

四、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应尽可能对支援学校提供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

五、派出支援教师的生活待遇：

（1）派出教师进藏不转户口，只带临时油粮关系，在藏工作期间一切生活标准，根据当地不同地区的规定，应与当地教师的待遇相同，并由西藏负责解决。派出教师的工资除原单位发给的外，差额部分由西藏发给。低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2）派出教师所需冬装，由西藏负责每人补助制装费八十元。教师进藏前添置棉衣、被褥等所需布和棉花，请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本着节约的精神，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经济困难的请原单位从福利费中酌情补助。

（3）派出教师进藏路费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返回路费由西藏负责；在藏工作期间的公费医疗由西藏负责报销。

六、派出支援教师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月间进藏。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有关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具体事项由西藏派人同有关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协商解决。


 	国务院科教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

（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复江苏省委七四年五月六日致中央电
1974.05.09；中发 [1974]14号


江苏省委，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江苏省委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致中央电已收到。答复如下：

一、江苏省委主要是吴大胜同志在处理南京下放人员问题上，完全违背了中央两次电话指示，不坚持让这个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不向广大下放人员宣传中央十二号文件和中央有关指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是大搞经济主义，煽动下放人员回到城市，扭转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江苏省少数的领导同志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江苏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捂盖子，保自己。当广大干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开始揭发省委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吴大胜同志在下放人员问题上大做文章、大搞经济主义，转移斗争目标，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批林批孔，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三、批林批孔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自然也应当是江苏省人民的头等大事。中央相信，江苏全省广大群众包括下放人员在内，是愿意把批林批孔搞好的。下放人员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只能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在运动后期统筹解决。这不但符合当前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也符合下放人员的根本利益，大批人员涌向城市、阻拦火车，破坏革命秩序，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上了吴大胜等人破坏批林批孔的当。这个道理，广大群众是容易理解的。

四、中央责成江苏省委认真地讨论江苏的形势，采取坚决的措施，刹住这股经济主义妖风，做好工作，动员下放人员回去，把江苏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

五、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注意不要重犯江苏省委的错误。

六、此件发省、军级，江苏应传达到群众。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

（根据中央文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油印件。原件无标题。）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的通知
1974.05.12；中发[1974]16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已见报），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好，赞同。毛泽东。七四年四月四日”各单位在学习毛主席同卡翁达总统、希迈丁主席的谈话（中发[1974]10号）和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的谈话（中发[1974]15号）时，要和学习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结合起来，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

此文件请妥为保管，不得遗失，不得翻印、传抄、广播。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
（此件只发至省、军级）

（根据中央文件地方翻印件。原件无标题。）


附：

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摘要）

（1974年4月4日通过，4月10日发言）


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发言稿讲到，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发言稿中还阐明了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内的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其中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的通知*
1974.05.12；中发 [1974]15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负责同志向广大干部传达。

此文件请妥为保管，不得遗失，不得翻印、传抄、广播。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
（此件只发至省、军级）



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


现将毛主席最近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摘告如下，请将本期通报与毛主席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一、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主席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

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二、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

毛主席说，也怕呢。

尼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

毛主席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三、毛主席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

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毛主席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

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主席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四、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

毛主席说，帮助很小。

当尼称赞中国医疗队时，毛主席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主席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

毛主席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主席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外 交 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文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油印件。原件标题：中共中央通知。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外宾。附件公开件可见《毛泽东文集》第13卷。）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转发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
1974.05.22


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深入开展，形势很好。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最近发出的（1974）17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一）批林批孔也要把矛头指向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指向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的极右实质。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联系湖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就是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统一湖北党、政、军、民、学的思想，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对林彪死党刘丰的罪行，是揭还是捂，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张揭批是正确的。不批林、不批孔、不揭批刘丰、捂盖子、压群众是完全错误的。刘丰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北的代理人，他在湖北推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军队和地方都有很坏的影响，那种所谓刘丰“影响不大”或“流毒已经肃清”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为“捂盖子”作辩护的错误言论。

要继续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清查中应以毛主席1971年8、9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了中发［1971］57号文件传达为界，在这以前的，只要向党讲清楚就行了，要认真执行中央［1971］57号文件早已宣布了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线的同志，不论他们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

（二）曾思玉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本人检查交待较好，毛主席党中央比较满意。刘丰是林彪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严格加以区别。对曾思玉同志提出批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曾思玉同志应持欢迎的态度。

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搞人人过关。

（三）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完全必要的。由于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代理人刘丰的干扰破坏，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毛主席曾经指出“湖北清查‘北、决、扬’搞过了一点”。就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省委也有责任，下面的同志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不能责怪他们。要继续遵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纠正错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在纠正扩大化问题时，也要防止一风吹。

（四）坚定不移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警惕阶级敌人利用派性进行破坏活动。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及其死党刘丰身上。坚持革命群众的团结和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在不同观点的群众之间，要提倡“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各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攻击。革委会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代表性不足的，今后应当在思想上真正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充分协商，进行补台。不能拆台，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解决问题，成熟一个解决一个。要首先解决好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急忙地搞组织上的补台，就会走偏方向。“七二〇”事件不能翻案，不要再纠缠历史的旧账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纠缠旧账，就会走偏方向。广大群众都是要革命的，应该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大张旗鼓地宣传、落实中央（1974）13、14号文件的精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坚决刹住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个别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广大革命群众要坚决予以抵制，不要上他们的当。

（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那些破坏批林批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于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要严肃批驳，彻底追查。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要充分发挥专政机关和民兵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治安，保卫批林批孔运动顺利进行。

（七）搞好批林批孔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带头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注意培养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要欢迎群众的批评。认真检查工作中的缺点，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决不充/允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对于一些错误的意见和要求要说服教育，坚持原则，不得揪斗干部，不准非法抓人，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决执行中央［1974］12号文件。批林批孔运动，一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充分肯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过了风浪的。要充分肯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贡献。如果对已经回部队三支两军人员有意见，可以把意见送到所在部队领导机关。要立即撤消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
1974年5月23日
（严禁转抄，内部掌握，切勿遗失）。


附：


杨得志同志在湖北省、武汉军区地、师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1974年5月25日）


同志们：

王六生同志刚才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一、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落实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批林批孔运动的指针。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召开的“湖北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好。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湖北军民的亲切关怀和爱护。我们在北京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作了重要指示。《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符合湖北省和武汉军区的实际情况，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办事，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湖北省和武汉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必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发展，取得更大的胜利。因此，我们武汉军区的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研究具体的落实措施，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把批林批孔地运动进行到底。


二、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运动的斗争大方向。


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湖北省和武汉军区表现得十分尖锐、复杂。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北和武汉军区的代理人刘丰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干了许多坏事、后遗症很大。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支持林彪发动的反革命未遂政变，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猖狂向党进攻；他大搞特务活动，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他通过李作鹏向林彪递送情报，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破坏批陈整风、批林整风和军队建设，罪大恶极，畏罪自杀（未死），自绝于党和人民。他推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军队和地方都有很坏的影响。不把刘丰揭深批透，问题很难解决。把刘丰揭深批透了，问题就好办了。军区机关、部队的批林整风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现在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对刘丰揭得不够，批得不深，流毒没有肃清。那种所谓刘丰的“影响不大”、“流毒已经肃清”的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军区机关、部队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刘丰、王新的罪行，批判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方向是对的，形势是很好的。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主要由军区党委常委集体负责，我是有责任的。我们领导上一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更好地坚持斗争大方向。什么是斗争大方向？批林、批孔、批刘丰，就是大方向。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代理人刘丰的罪行和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揭还是捂，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张坚决揭发批判，是正确的。不批林，不批孔，不揭批刘丰，捂盖子，压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武汉军区的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批林、批孔、批刘丰的前列，要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要联系军区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刘丰、王新积极推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破坏军队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流毒，彻底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认真追查和严肃批驳那些反动的政治谣言，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党的政策，是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定的。只有认真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因此，部队的各级领导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1974］17号文件，认真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三、要认清湖北省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批林批孔运动已在湖北全省普遍开展，省委做了大量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很好，大方向是对的。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是支流，是前进中的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各级领导都有一个逐步认识、逐步理解的过程。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我们要以路线斗争的观点看形势、看方向、看主流。要认清湖北的大好形势，巩固和发展湖北的大好形势。我们要顾大局、向前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四、要尊重和服从省委的一元化领导，正确对待群众，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尊重和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是由我军性质、宗旨和建军原则所决定的，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新形势下，尊重和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对于加强军队建设、搞好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区部队都要自觉地尊重和服从河南、湖北省委的一元化领导，维护省委的威信，支持省委的工作，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地方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热爱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他们在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部队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虚心向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对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我们要热情欢迎。我们一定“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我们要注意多做团结的工作，做到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河南、湖北人民，无论是在艰苦、复杂的战争岁月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对人民子弟兵都给了极大的支持，军民奋战，生死与共，艰苦奋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热爱子弟兵，解放军更要爱人民。我区部队要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搞好军政、军民关系，警惕阶级敌人破坏团结的阴谋。“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让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基础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部队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首先要把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抓紧抓好。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和大力宣传中央［1974］13号和14号文件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纲带目，纲举目张，抓大事促大干，以批林批孔为中心，妥善安排各项工作，努力完成战备、训练、执勤、施工、营建、生产等各项任务。

全体指战员要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遵守革命纪律，坚决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坚决执行中央［1974］12号文件的精神，部队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准干涉插手地方的批林批孔运动。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运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发至县、团级）



来源：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1996年。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在对待内蒙清队工作问题上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的紧急报告
内蒙古革委会常委　王金保；内蒙古革委会委员　郝梦枚、高福瑞
1974.06.04



锡联、登奎并报总理、洪文、康生、剑英、江青同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清队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

内蒙古地区的清队工作是比较早的，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后来由于当时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同志的“左”倾错误思想，过重地估计了敌情，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绐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对此，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69）24号文件（即《5·22指示》已经做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执行中发（69）24号文件过程中，我们觉得老是出现偏差，总是一种倾向掩盖着一种倾向，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我们认为，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通过突破清队扩大化时间界限的办法，从根本上否定内蒙清队工作，否定中央对此做出的正确结论，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29日，内蒙古党委办公厅信访处对乌达矿务局张兆蕃死亡问题提出的三条处理意见中提到：“内蒙清队扩大化时间从1968年1月17日，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会闭幕之日算起”。我们认为，自治区党委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第一，不符合内蒙地区的实际情况；第二，它否定了中央的结论。

内蒙古地区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由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出现的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黄厚、王良太抗拒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的严重政治事件，所以在内蒙党委于1967年11月1日成立以前，内蒙古地区没有来得及清队工作，而主要是根据中央指示，稳定内蒙局势，处理，这些事件的遗留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也必然会清理一些与此有关的坏人）。直到内蒙革委会成立后，当时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同志于1967年11月17日在内蒙呼市地区文艺界传达江青同志11月9日、12日在首都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呼市地区文艺界才开始发动群众，进行清队。1968年1月4日，滕海清、吴涛同志根据文艺界一个月来清队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决定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把清队工作向全区推开。这样，第二次全委扩大会于1月6日开始，1月18日闭幕，通过了《关于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在全区旗县以上机关进行清队、农村牧区则依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精神办理的部署。会议闭幕时的内蒙形势是：在当时全区的96个旗县中，只有32个旗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所以清队工作虽在全会上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也只能在这些旗县逐步展开，其余地区则忙于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以及运动前期的遗留问题。因此。运动发展极不平衡。由此看来，内蒙党委把清队工作在全区铺开之日作为清队扩大化错误开始之时，是十分荒谬的，据此只能得出在内蒙古地区根本不应进行清队的结论。

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同意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见中发（69）24号文）中提到：“在1968年11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过重地估计敌情，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现在，内蒙古党委把“1968年11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扩大提前到“1968年1月17日算起”，无疑是对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69）24号文件（即“五、二二批示”）的否定。

在内蒙古地区围绕着要不要清队、对已经进行的清队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问题出现的斗争，已经由来已久。“五、二二批示”下达后，在纠正清队扩大化的过程中，高锦明等同志（包括现在仍在内蒙工作的吴涛同志）就曾试图利用“扩大化”的错误，坚持上方向、路线错误的纲，进而否定正个清队工作，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对内蒙实行了全面军管，才未能实现。想不到5年之后的今天，正当批林批孔运动冲破重重阻力胜利展开之际，却出现了这种利用突破清队扩大化时间界限的手法来否定清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令人震惊的怪事。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事关大局、事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肯定与否、事关党的基本路线能否贯彻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当前批林批孔运动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复辟逆流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简要的报告首长，提请注意，并供研究、处理内蒙古问题时参考。

以上当否，盼指示。


 	内蒙古革委会常委　王金保
内蒙古革委会委员　郝梦枚、高福瑞
1974年6月4日

附件如后：



附件：


内蒙党委办公厅信访处对乌达矿务局张兆蕃死亡提出的三条处理意见

1974.01.29


一、内蒙清队扩大化时间从1968年1月17日，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会闭幕之日算起；

二、凡在清队扩大化期间死亡的好人，都要按因公死亡对待，做出政治结论；

三、如果定了“因公死亡待遇”，就按内蒙（69）165号文件做好善后工作，予以抚恤，妥善安置遗属生活。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关于“新内人党”结案问题的严正声明》的紧急报告
1974.06.10


锡联、登奎并报总理、洪文、康生、剑英、江青同志：

正当批林批孔运动在内蒙地区深入发展的时候，5月22日在呼和浩特街头出现了署名为“内蒙呼市地区各族革命群众”。题为《关于“新内人党”结案问题的严正声明》的大字报（见附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们认为，这张大字报反映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内蒙地区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与倾向，它利用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挑拨民族团结，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否定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毛主席光辉的《5·22批示》。它的出现，是对批林批孔运动健康发展的干扰，需要引起注意和警惕。

现就这张大字报的二个重要观点，提出我们的看法，仅供首长研究、处理内蒙问题时参考。


一、 关于“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的问题：


1969年9月间，毛主席和党中央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决定将内蒙的东三盟和西三旗分别划归黑、吉、辽、甘、宁等省区管辖，重新调整了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区划以后，有些别有用心的分子，一直进行挑拨。去年9月间，在呼市街头贴出了署名为“被杀害者家属、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说什么“将统一的我区分成六下，是林彪反党集团为破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挑拨民族关系搞的阴谋”，并提出“恢复原内蒙自治区行政区划，这是原自治区广大蒙古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合理要求”。接着，又于11月9日在呼市街头张贴了署名为“被杀害者家属、被害者、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题为《驳内蒙古党委个别领导人（给内蒙党委公开信之三）》的大字报，观点更为反动，公然提出内蒙区划变动，“其结果是民族自治成了虚的，有无都可”，并说：“贬低内蒙党、政、军和1300万各族革命人民的反动思想是促使重划自治区行政区划的重要因素”。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

当中央首长批驳了这种反动观点后，这股反动的思潮在内蒙并没有得应有的批判。所以，一遇适当的气候，就会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今年5月22日张贴出来的这张《关于“新内人党”结案问题的严正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就是这股反动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

《声明》说，要“对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并日夜关注的‘新内人党’案件尽快结案”，并为此“向1300万各族革命人民紧急呼吁！”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300万”。“1300万”，这是原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区人口总数，经过行政区划调整以后的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为820万。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改变内蒙行政区划5年过后的今天，还在向“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紧急呼吁”，这不是明显地反对中央关于改变内蒙行政区划的决定、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又是什么？！


二、 在“挖肃”与挖“新内人党”问题上的文章：


《声明》说，滕海清等人“自68年初主观唯心的另搞一套，提出以挖‘新内人党’为内容的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即挖肃）’，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个伟大战略部署，大挖所谓……‘新内人党’”。这就是说，“挖肃”就是挖“新内人党”，而且是从1968年初就开始的。我们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事实是：1967年11月1日内蒙革委会成立后，滕海清同志于当月17日向内蒙呼市地区文艺界传达了江青同志11月9日、12日在首都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提出“文艺界必须大乱”，“要正确处理50天与17年的关系”“要树立革命队伍”的口号，发动群众，进行清队。

1968年1月4日，滕海清、吴涛同志根据呼市地区文艺界1个月来清队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决定召开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把清队工作向全区推开。随后，全委会即于1月6日开始，18日闭幕，通过了《关于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定》，提出：“乌兰夫的反革命政治影响并未消除，他们在组织上还有一定势力，在政治上还有很大影响。在一些要害部门还有阴暗的角落，他们还在幕前幕后起作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继续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横扫阴暗角落，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正式提出了“挖肃”的口号，把清队工作推向全区旗县以上机关，但根本没有涉及“内人党”的问题。

1968年4月13日，内蒙革委会又颁发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全面进攻》的第二号通告，提出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关于斗争所向，通告的提法是：“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指向那些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连续出击，不停顿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集中力量，对准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以达全歼之目的。”同样没有涉及“内人党”的问题。

第二号通告的发表，标志着“挖肃”斗争进入了打歼灭战的重要阶段。就在此之后不久，原内蒙革委会政治部主任郭以清（审查中）趁滕海清、吴涛在北京开会之机，突然向站在清队工作第一线的前线指挥李德臣（原内蒙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前北京军区司令员办公室付主任、现山西吕梁军分区参谋长）介绍了“206案件”（即1963年在集宁地区邮检查获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致蒙修的信）；并指使内蒙古大学“巴图专案组”的一部分学生插手内蒙军区“鲍荫扎布专案”，通过查讯鲍荫扎布，搞出了关于“206案件”以及有现行活动的“内人党”（即“新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名单的口供。随即，郭以清带领这部分学生直接向在家主持工作的原内蒙革委会常务付主任高锦明汇报，郭说：“鲍荫的口供与巴图口供一致”。高又召去原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主任李树德（核心小组成员）、李德臣共同听取。在会上，高锦明肯定了“新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的说法，并决定对鲍荫扎布提供的名单中几个重点人进行突审，同时报告中央。随即经当时的革委会政法委员会付主任郝广德（现革委会常委）签署命令：由政法委员会调研三组接管图布新、巴图专案；由公安厅业务组对额尔顿陶克陶实行拘留审查；由内蒙党委“红旗”总部负责特古斯的专案审查；由内蒙医学院革委会负责木伦的专案审查。这样，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才提到了正式议事日程，也奠定了日后挖“新内人党”的基础。但是，这时也仅限于专案审查，并未在社会上铺开。“挖肃”斗争方向仍为二号通告所述。

1968年5月25日，滕海清、吴涛由京返呼路经集宁。当乌盟革委会请示在农村、牧区是否要搞“挖肃”时，滕海清说：“农村、牧区（要）划阶级，不要搞挖肃，大批判就是肃流毒，农村、牧区斗牧主要搞，有坏人也要揪出来，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办学习班，清查坏人。”6月3日，滕海清同志又在全区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判经验交流会上讲：“农村（牧区）不要搞挖黑线，要按中央《七条》办事，通过办学习班，搞大批判，进行阶级斗争。挖黑线搞不好，就挖到贫下中农头上，弄不好就是坏人整好人，不好掌握。农村中坚决不搞挖黑线。”这就是当时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对农村、牧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这说明，当时在农村、牧区不仅没有挖“新内人党”，而且连“挖肃”都未进行。

1968年5月底，内蒙革委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分赴各盟市进行调查研究，从他们在各地的谈话来看，他们之间对“挖肃”的主攻方向是有分歧的。高锦明同志于5月30日在昭盟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挖肃斗争，不仅是搞明面的敌人，台上的走资派，（还）要更深一步搞隐藏的敌人。不但要揪台上的，还要揪暗地里的。从内蒙情况来看，乌兰夫是有两套班子的。这两套班子不是现在搞（成）的，很早以前就搞成了。明的，我们揪出来了，而在乌兰夫卵翼下的一套暗的班子，也是有组织的，我们挖肃斗争就是要挖深，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什么是乌兰夫的暗班子呢？高锦明在5月28日昭盟常委扩大会上做了说明，他说：“有的是直接操纵，有的是在他卵翼之下，所组织的在地下进行活动的一些反革命团体。有的叫党，有的叫派，有的叫什么什么。……在内蒙全区性的就是几个打着民族招牌搞民族分裂活动的地下组织，地下的反革命组织。”他还接着提出：“跟暗班子进行斗争，不仅仅在呼和浩特有，内蒙各地都有，包括昭盟在内。而首脑还是在呼和浩特。”由此可见，高锦明同志是努力想把“挖肃”的方向引向搞乌兰夫的暗班子（即“新内人党”）的。与此同时，滕海清同志在5月31日对乌盟卓资县革委会的指示说：“挖黑线，挖什么？内蒙革委会已作了决议，挖黑线就是挖乌兰夫的社会基础：乌兰夫死党、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统统挖出来。”这显然与高锦明强调的“暗班子”不同。

1968年7月1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开会对全区的“挖肃”斗争进行了研究。同时，根据高锦明的提议，还研究了“新内人党”问题。在会上，高锦明做了系统发言，全面分析了“内人党”问题，提出“内人党”的3个发展阶段，做了权威性的结论。李德臣提出可采取象登记反动会道门的办法对“内人党”实行登记，取得了核心小组的同意。同时决定由李树德对“内人党”和“内人团”做一历史的全面的研究，准备第三次全委会讨论。

1968年7月5日至20日召开了内蒙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会议结束时，在高锦明的主导下，决定并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并以内蒙革发（68）351号文下达全区执行。文件提出：“哈丰阿等在内蒙党内最大走资派乌兰夫包庇之下，钻进共产党内、窃据了重要职位，他们在中共中央于1947年4月20日正式决定不组织‘内人党’以后，又非法组织地下‘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文件还按着高锦明同志在7月1日核心小组办公会上的提法，分析了内人党的3个发展阶段，其中提到：47年“五一”大会后，“‘内人党’中的一小撮民族反动派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在乌兰夫的包庇下，或者转入地下，或者另立旗号，秘密发展组织，与蒙修勾结，长期进行民族分裂叛国活动”。并明确提出：“1947‘五一’大会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其成员必须在此件到达后的1个月内到指定单位进行登记；抗拒登记者，加重惩处。”这样，就把挖“新内人党”问题在全区铺开，社会化了。为挖“新内人党”“一轰而起”打开了闸门，也为日后使挖“内人党”成为“挖肃”的主攻方向埋下了种子，同时开创了相信口供的先例。

但是，必须指出，挖“内人党”闸门的开放，恰恰是与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纪要》相违背的。关于“挖肃”问题，《纪要》根据滕海清于6月份在包钢、二冶取得的经验，提出：“挖肃运动是广泛、深入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全面的对敌斗争。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革命，深入革命，彻底革命，狠抓革命大批判，集中兵力对准一小撮最主要、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歼灭战，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在这方面，包钢、二冶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为全区做出了榜样。”并提出：“把矛头始终对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对准一小撮乌兰夫死党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并没有提到“内人党”的问题。

第三次全委会结束不久，于8月6日在高锦明的主持下（滕海清于7月23日外出看地形，高在家主持工作），以中共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名义给各盟市革委会和自治区各调查组去电，提出第三次全委会精神已经不够了，“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当前，中心任务，就是要在各条战线上掀起大批大改的新高潮”，“要强调落实到改上。”“最后落实到精简机构上”。把清队工作一笔勾销。后来，核心小组根据群众提出的调查，决定对有重大历史问题嫌疑的原内蒙革委会政治部主任郭以清（现审查中）停职审查。这时，高锦明到处散布“我就是郭以清的后台，揪郭以清就是揪我。”到9月23日，高锦明又在常委会上说，“挖肃再挖就挖到自己头上了。有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眼睛就是盯着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把革委会结合的干部都挖光，他们才甘心”。反对第三次全委会《纪要》提出的“集中力量对准一小撮最主要、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打歼灭战”的部署（这个部署的具体做法是：抓住一个地区的几个主要坏人，让那些因与他们有牵连而被揪斗的人参加对他们的揭发批判，进行战场考验，以利集中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

自1968年7月20日通过关于内人党普遍登记的文件后，各地询问关于挖“内人党”登记具体办法和时间计算等有关问题者颇多。为此，在10月初，由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付主任郝广德主持，召集公安部门进行了专题研究，起草下达了关于“内人党”登记办法的通知。明确了登记“新内人党”的执行单位为各级公安部门；登记的期限计算，应从各地宣传自治区关于新内人党文件之日起算起等有关问题。10月上旬，乌盟（革委会主任为周发言，现65军付军长）从“206案件”入手，突破旺丹（原乌盟付盟长），交待了大批“内人党”名单。紧接着，乌盟革委会又于10月20日召开了“围歼‘内人党’大会”，在全盟掀起了挖“内人党”的运动。打响了作为社会化大挖“内人党”的第一炮。同时，乌盟革委会又派人向正在召开的全区专案工作会议介绍了经验。10月23日，内蒙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李德臣到北京向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滕海清、吴涛汇报了内蒙的工作情况。在谈到全区专案工作时，李德臣提出：“乌盟的重点是挖‘人民革命党’（内人党），从‘民中’校长斯文突破的，斯文交待了，……那封信（指206案件）是旺丹指使让写的。特古斯有突破，承认是乌兰夫的暗班子，参加共产党是哈丰阿指使的，‘内人党’从未停止活动。特古斯承认是个头，还有暴音巴图、木伦、巴图、贡嘎、巴图巴根。……60年到64年有集会（在贡嘎、特古斯、戈更夫等人家里），呼盟民族统一党成员共36人”等等，滕、吴对此均未表示具体意见。也就在这一天，李树德在内蒙签发了呼市公安军管会关于内人党限期登记的第一号公告，使呼市地区的“挖肃”斗争的主攻方向，由此逐渐导致为挖“内人党”。

1968年11月3日，滕海清、吴涛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返回呼市（滕是9月13日赴京），同时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和第四次全委扩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并对高锦明自8月份以来出现的问题做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在会议召开期间，吴涛同志于11月7日到内蒙军区清队与专案工作会议上大讲：“军队内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好好解决，‘内人党’没有完全突破，面积相当大。各分区、部队要大搞，要大力突破，如果现在灭火刹车就是前功尽弃，等于夭折。三大战役打完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要不要过长江，取得全国胜利，就是要象毛主席讲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个会议还产生了《几个月来清理阶级队伍和专案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意见》，并以内蒙军区党委文件下达。在这份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应当突出抓好叛国集团案件，这是当前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和专案工作的重点。‘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分布在各单位的组织系统要彻底审清，组织成员要全部挖出，迅速消除隐患”。接着，吴涛同志又在刘华香（内蒙军区付司令员）主持的11月11日军区司政后机关清队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内人党的问题，今年8月讲过一定要突破，它不仅是军区的问题，是全自治区的问题。”“内蒙多一个民族分裂问题，乌兰夫的黑帮，内人党问题，所以，一定要搞好，搞不好反修第一线就发生问题，就要掉脑袋。个人死了是小事，但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罪过就大了。所以，要发挥积极性，向敌人发动进攻”，并指示：“（为）保持部队稳定，要用专案审查、学习班的办法，各分区、师、独立团、军区都办学习班，现在就办。”从此，各军分区、师、独立团以及军区机关的以挖“内人党”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班相继办了起来，在全军区范围内，清队工作被纳入了挖内人党的轨道。

11月18日，在自治区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进行期间，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现65军付军长）、付主任赵军（现包头市委第一书记）等，又向滕海清、吴涛、李树德汇报了关于内人党的问题，他们说：“乌盟挖内人党已经突破了，这一段火力比较集中，首先从盟委突开的，公署、农牧口也突开了，农村也有内人党，现在内人党全线崩溃。据11月14日统计，全盟揪出内人党2400人，其中自动登记的是780人（盟直属机关登记138人，其中骨干22人）。”汇报后，滕海清说：“挖‘内人党’问题，你们的成绩很大。要宣传政策，凡自己登记的，召集他们开个会，告诉他们内人党是干什么的，农牧民不清楚，他们上了当。交待了就好，把他们教育过来。”吴涛说：“要狠反三右，肃清高锦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要突破‘206’案件（即‘内人党’案），要狠狠搞，继续扩大战果。”

11月19日，自3日开始的自治区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闭幕，会议通过《纪要》中号召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时，要开展对“高锦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指出“当前反右是主要的，但还要防止阶级敌人利用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恶劣手段来搅乱我们的视线”。关于清队问题，《纪要》的提法是：“我们要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各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把混到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只字未提“内人党”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把批高锦明作为了主要内容，这就严重干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贯彻。在清队问题上，只注意了要继续清下去的问题，至于敌情、前段清队存在问题及其经验教训，特别是如何更好的执行政策问题，均未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另一方面，内蒙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对自10月下旬以来，在一些盟市逐渐把挖“内人党”的问题做为清队的主攻方向的动向未能引起警惕，反而错误地认为挖“内人党”的“战果”，说明了批高右倾的必要。这样不仅激发了滕海清左倾错误思想的恶性膨胀，在扩大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由于对高锦明的批判，以致掩盖了高锦明在挖“内人党”问题上应负罪责。

11月23日，呼和浩特市公检法三机关发出了关于“内人党”限期登记的第二号通告，提出了围歼“内人党”的口号，限期1个月，规定“内人党”党徒必须于12月13日零点前登记。否则以顽固到底论处。就在这个时候，对批判高锦明本来表示不满的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付主任郝广德同志突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高锦明之流镇压呼和浩特坚持挖肃的革命造反派铁证如山》的颇为轰动的大字报，张贴于呼市街头繁华之处，并以铅印传单形式广为散发。大字报写道：“乌兰夫的暗班子（内人党势力），正在四面楚歌，全军复没之中，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当前，就是要紧紧抓住两条路线斗争不放，把高锦明之流盘踞在呼市地区的势力彻底打垮。死死盯住乌兰夫的暗班子‘内人党’不放，把他们一个个的揪出来，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穷追猛打，毫不放松，直至全胜。”并声称，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就是为这场斗争烈火加上一把干柴。”这样，呼市地区到12月中下旬已经由挖“内人党”代替整个清队了，扩大化已成定局。

12月16日，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等又一次向核心小组汇报“内人党”问题。周发言在汇报挖“内人党”的经过与对“内人党”的分析之后说：“乌兰夫搞政变”，‘内人党’是核心，军队不少，地方也有”。乌盟还汇报说：“内人党肯定有，不仅各级政权机构有，而且工厂、农村也有，内人党是搞政变的，以共产党为合法的保护，在共产党支部、党委中搞‘内人党’，纪律很严，一人供出，全家受难。‘四清’是大发展时期”听完汇报后，滕海清表示：“挖内人党是清队的一部分，不要放过其他。一是要发动群众，二是要讲政策；要相信毛泽东思想改造人。对内人党要交待政策，区别对待，抓头头，抓骨干。既是共产党的支书，又是‘内人党’的支书，那怎么行？！一般成员是否学习班，交待就行了。”吴涛说：“要注意政策，打击首要，争取胁从，感化无知，政策攻心。”之后，内蒙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即“内人党”专案，成立于1968年11月下旬）向核心小组汇报“内人党”问题，听完汇报后，滕说：“看来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与蒙修挂钩的间谍组织，乌兰夫可能是总头目，你们把它整理个材料。”随即由李德臣负责准备。李德臣根据鲍荫扎布、巴图等人的口供以及收集到的内人党历史情况进行研究，最后写成了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即12月汇报提纲）。提纲肯定了“乌兰夫是‘内人党’的总头目”，并提出1960年后，‘内人党’有个发展时期，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约有3万人。同时，还做出“‘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的结论。这份提纲，对滕海清的影响很大，使他由原来对“内人党”的零乱认识，形成为系统的概念，并据此下定了把“内人党”搞下去的决心。

1968年12月23日，滕海清带上李德臣整理的关于“内人党”汇报提纲赴京向中央汇报，一去50多天，到1969年2月8日返回呼市。滕走后，吴涛坐镇呼市，由李树德主持常务，在关键时刻造成权力下放，敞开大干，指挥失灵，各自为政的局面。也就是在这50天里，全区挖“内人党”扩大化和逼、供、信达到了顶峰，定局。

1968年12月30日，滕海清在北京听取了内蒙日报社一些同志关于扩大化和武斗情况的汇报，据此提出了“严禁逼、供、信；旗县以下不要搞了；工人、学生、贫下中农（牧）、一般干部不要动；要抓支书以上骨干；采取学习班办法解决”的5条政策，并对是否继续挖“内人党”问题表示犹豫。因此，滕海清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吴涛、李树德征求意见，提出上述“五条政策”是否以核心小组名义下达执行，并提出挖“内人党”问题是否可以煞车了。吴、李不同意刹车，吴涛说：“不要刹车嘛！武斗，逼、供、信主要是讲政策，正面引导”。这样，只决定下发政策，并由吴涛在呼市宣讲。

1969年元月10日，吴涛根据核心小组的意见，在呼市宣讲政策，讲完后，吴涛给滕海清去信，提出：“宣讲政策后，武斗、逼、供、信基本制止了，形势很好。”

元月25日，滕海清在北京召开汇报会，研究关于1969年工作安排，“内人党”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等问题。会议于2月6日结束。关于“内人党”问题，李德臣根据他编纂的关于“内人党”汇报提纲，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从1925年起，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还特别提出：有人说‘内人党’有6万，这不符合事实，我看3万差不多。”原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包头市革委会主任李质（现内蒙革委会秘书长）也在会上大讲：“反革命组织‘内人党’已打入了包头的党政机关，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并提出包头挖内人党的数字要翻一番。就在汇报会召开期间，中央首长于1969年2月4日接见了滕海清同志，就内蒙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周总理指出：“内蒙问题很复杂，敌情严重，全部解决内蒙问题要一个时间，别的地方怕他们搞慢了，你们那里就怕搞快，搞急了”。康老指出：“你们要警惕支流”。中央首长还特别指出要吸取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

但是，由于滕海清同志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仅没有根据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对已经出现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问题予以充分警惕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纠正，反而在北京汇报会结束返呼后，在他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继续反右，继续大挖“内人党”。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他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中，要抓重点，抓死角，深挖反革命集团，特别是要深揭、深挖、深批内人党，这一点要坚持下去，我们就是要把内人党这个反党叛国集团在组织上彻底摧垮，在政治上彻底搞臭”，“我们不是说挖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实是求是，有多少就挖多少，特别是要看到敌人存在的严重危害性。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广大革命群众就是好，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有雄心壮志，特别好，好极了！内人党到底有多少？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心里是有数的。我们领导也要心中有数。如果你不是内人党，难道群众非要把你打成内人党不可？”对于内人党处理的办法是：“要打击首要分子，打击骨干中最反动的分子，对内人党一般党徒要争取、教育，挽救他们。”在这种“左”倾思想的鼓动下，终于在内蒙全区铸成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是应该永远记取的血的教训。

为纠正内蒙清队扩大化的错误，1969年5月22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69）24号文（即《5·22 批示》）所附中央同意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中指示：“在1968年11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过重地估计敌情，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个历史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内蒙古地区，从挖“内人党”的提出到扩大化的铸成，有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我们就了解到的情况，向首长另行报告。在这里，我们只是讲：

（1）对“挖肃”的问题，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由于内蒙革委会成立较早，在当时，除江青同志在首都文艺界提出要树立革命队伍外，中央对清队工作尚无统一部署。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内蒙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挖肃”这个口号，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乌兰夫，“指向那些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其实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因此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但是，它又有混乱的一面，既然是“挖乌兰夫黑线”，就容易搞到那些与乌兰夫有牵连，但并非坏人的头上，这样既使有政策界限，也不好掌握与控制。我们认为，在“挖肃”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当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最新指示后，内蒙没有按照中央的统一提法改过来，仍然沿用自己提出来的“挖肃”口号，搞了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同时，从1969年11月起，又把挖“内人党”做为“挖肃”的主攻方向，并且造成了扩大与逼、供、信的严重错误。

（2）如前所述，所谓从1968年初开始的“挖肃”即挖“内人党”的说法，是对历史的有意歪曲。其目的，就是在制造“挖肃”即挖“内人党”舆论的基础上，通过否定“内人党”的存在，来全否定内蒙清队的成果，否定内蒙革委会成立来的全部工作。这样，也就否定了毛主席光辉《5·22批示》，否定了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对于“挖肃”即挖“内人党”的错误说活，不仅不予驳斥，而且还在支持纵容。内蒙党委办公厅信访处于今年1月份提出的“清队扩大化从1968年1月17日，即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闭幕之日起”，就是明证。我们认为，如果说尤太忠、邓存伦等新来内蒙工作的同志因不了解情况，还有情可愿的话，那么经历了内蒙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吴涛、李树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限于篇幅，对《声明》中的其他错误观点，容后批判。

以上当否，盼指示。


 	内蒙革委会常委 王金保
内蒙革委会委员 郝梦枚
高福瑞
1974年6月1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北京市委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
1974.06.25；中办发 [1974]10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转发给你们参考。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央：

送上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请审阅。

 	中共北京市委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

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共首都钢铁公司炼铁厂委员会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厂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文件，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批林彪一伙“克己复礼”，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今年一至五月，在原料、燃料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生铁产量节节上升，消耗步步下降，革命和生产都呈现一派大好形势。第一季度提前四天半完成了生产计划，超产生铁两万二千多吨。前五个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五。


狠批“克己复礼”，把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化为促生产的强大动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发[1974]1号文件下达后，我厂迅速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广大职工愤怒声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一高炉老工人蒋伯诚，他家解放前借了地主二斗粮食，驴打滚的阎王债，把他家里仅有的三亩薄地滚到地主手里。父亲病饿而死，母亲被迫改嫁，害得他家破人亡。蒋伯诚愤怒地说：“林彪的‘复礼’，就是让地主老财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再算阎王账，再吸穷人血，我们坚决不答应！”一高炉老工人白明立用父亲惨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的事实，戳穿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仁爱”。他说：“我们决不允许林彪打着孔老二的‘仁爱’的招牌，为吃人的旧社会翻案，攻击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高炉老工人牛永顺，用他一家解放前后的巨变，狠批孔老二、林彪宣扬的“天命观”。他说：“孔丘讲‘天命’，工头讲‘天神’，林彪讲‘天才’，满口天天天，全是骗骗骗。林彪贩卖‘天命观’，就是要把我们劳动人民推进鬼门关。我们要砸碎千年精神枷锁，不信天，不信命，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大家越批对林彪、孔老二越恨，越批对党和毛主席越亲，越批用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干革命的劲头越大。一致表示：钢铁工人誓作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狠批“克己复礼”，大干社会主义，多炼铁，炼好铁，用实际行动彻底粉碎林彪及其死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前段时间，一高炉炉前的工人们在渣沟旁挖了一个“坑”，准备把渣中带走的铁回收起来，大家称它为“聚宝坑”。当时，有种论调认为，搞节约就得给点奖金，不然坚持不下来。可是，批林批孔以来，炉前这个“聚宝坑”却越挖越大，每天可以回收好几百公斤铁。大家还把炉台上用剩下的半截元钢一节一节焊接起来使用。在一次批判会上，炉前丙班副班长马福同志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林彪竭力鼓吹物质刺激，诬蔑我们劳动人民是只知‘恭喜发财’的小人，妄图用金钱迷住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引上修正主义的黑道。我们决不上当！咱挖‘聚宝坑’，焊接元钢，心里想的不是钱，为的不是奖金，我们想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高炉的主人，就是要想大事，议大事，砸烂林彪‘复礼’的破车，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大家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为社会主义大干苦干的革命干劲越来越足。

今年第一季度，这个高炉在增产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在批林批孔推动下，都被他们一一克服了。风机能力小，值班室改进炉内操作，努力增加风量；煤、油不足，喷煤工人大搞均匀喷吹，千方百计降低燃料比；焦炭不足，他们就主动吃其他高炉筛下的小焦块；使用小焦块，出铁时容易卡住铁口，炉前工就冒着高温去捅，为了多出铁，再累也心甘。在全炉职工的努力下，这个高炉的平均日产水平，从一月份的九百二十八吨，上升到二月份的九百八十五吨，三月份达到一千零三十八吨，一季度的生铁产量，比去年第四季度提高了百分之七点零九。


痛斥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叫嚣积极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二月下旬进入专题批判以后，全厂职工针对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进一步深批“克己复礼”。大家愤怒地指出：林彪的“复礼”，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开历史的倒车。广大职工在痛斥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叫嚣的同时，用我厂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大家分清了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在思想上进一步树立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三月份以来，正当我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炼钢厂三座转炉有两座要进行检修。这样一来，铁水不能直接用来炼钢，要铸成铁块，铸铁量由每天一千七、八百吨猛增到三千吨以上。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铸铁机的干部和群众从深批林彪“克己复礼”，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受到了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铸铁机生产迫切需要的铁锅棚子，喊了十多年没有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只用了五十天就盖了座铁锅罩棚。大家通过铁锅棚子的上马，畅谈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说：“过去靠‘物质刺激’，上班想的是几大指标，份外的事不愿多干；现在靠政治挂帅，干起活来不分份内份外。过去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捆住了我们的手脚；现在大搞群众运动，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过去靠‘专家治厂’，越治越坏；现在靠群众办厂，‘鞍钢宪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歌颂，大家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干劲倍增。他们豪迈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盖锅棚，没向困难低过头，没向困难让过步。今天，我们要用新的胜利痛击林彪一伙搞复辟、开倒车的罪行，这点困难算什么，只要大搞群众运动，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为了打好多铸铁块这一仗，大家利用工余时间，自己动手，提前一个星期更换了一千八百多个铸床备件。干部下到第一线跟班劳动。结果，达到平均每天铸铁三千一百吨，在炼钢转炉检修的情况下，保证了高炉继续高产。


坚持继续革命，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在深批“克己复礼”中，广大职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继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工人们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才结束了钢铁十年徘徊的局面，促进钢铁生产连年上升。”大家表示，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倒退，继续革命。在制订今年生产计划时，我们只想到两台大风机要检修，喷吹用的重油供应减少一半，以及焦炭灰分提高等不利因素，结果订出的一九七四年计划指标比上一年实产还低四万吨。一高炉工人群众在“四万吨之差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里，尖锐地批评厂党委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只是依靠少数人算死胀，摆了许多条物质条件，就是没有把全厂职工大干快变的革命愿望摆进去，没有把广大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摆进去，大字报热情诚恳地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之差，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林彪要把“唯生产力论”的黑货塞进“九大”政治报告，没有得逞，可千万不能让这些黑货塞进我们党委领导同志的脑袋里去啊！

工人群众的大字报，使党委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认真地讨论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认识到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是经过几次批判就能彻底肃清其影响的。于是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由三名党委常委分别就怎样看待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怎样对待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首创精神，怎样对待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老中青三结合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带头批，带头联，和群众一起，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狠批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随着党委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不断提高，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重新调整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整顿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委主要领导成员经常深入车间、班组，主动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力量，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积极培养青年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只有坚持前进，反对倒退，革命才能步步深入，生产才能节节上升。今年三月，三高炉使用的大风机检修，改用小风机进行生产；三座热风炉也有一座需要检修设备，造成风温下降。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我们坚决肃清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坚信“人定胜天”，充分发挥三高炉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战胜困难，经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三月份的生铁产量和去年使用小风机时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六，使全厂的生产水平比二月份又有了新的提高。一高炉的喷煤设备需要检修，工段干部原来怕喷煤工人对这个“份外的活”有意见，等外援等了七个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喷煤工人狠批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以主人翁的精神大干社会主义，主动向党支部请战，仅用了七天就把闲置七个月的设备修复了，使生铁产量有了新的增长。

目前，全厂干部和职工，情绪高昂，干劲倍增，大家决心响应毛主席“多搞点钢”的伟大号召，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用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发出
共印四五、五二一份

(根据中办原件打印，原件无题)

来源：根据中办原件打印，原件无题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健全人民防空领导体制问题的通知
1974.07.17; 国发[1974]72号


自一九六九年进一步开展人民防空工作以来，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建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各级人民防空领导机构一直未健全起来，严重地影响了人防战备工作的开展。

“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人民防空是一项长期和重要的战备工作，平时和战时任务都很繁重。为切实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赋予我们的这项战略任务，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按照“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以及既便于平时开展工作，又便于战时实施指挥的原则，尽快地把各级人民防空工作的组织机构健全起来。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成立大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鉴于人民防空工作是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这项工作更好地与国防建设和作战意图紧密结合起来，大军区应建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由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称“X X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济南、新疆军区不单独成立人民防空领导机构，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应参加省、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大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对全区的人民防空和城市防卫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并及时总结交流经验，经常督促检查，使其不断落实。各大军区工程兵应在军区人防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全区人防工程建设的技术指导。

为承办大军区范围内的人民防空日常业务工作，在大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设立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编制，由各大军区视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二、进一步健全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省(市、自治区)委、革委会、省军区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由省(市、自治区)委和省军区(卫戌区、警备区)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长期办事机构，并列入正式编制。人防办公室编在革委会还是编在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以及地方和军队干部如何编，编多少等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自行确定。

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组成，亦按上述原则办理。

省、市、自治区及其以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对人民防空工作的指示，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并具体组织落实本地区各项人防战备工作。

望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认真研究，抓紧落实。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

注：此报告中关于各级人民防空组织机构及其任务的规定，已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各级人民防空组织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所取代，见中发(1981]33号文件。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不得擅自翻印、转抄、散发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央文件的通知
1974.08.04；中办发 [1974]1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根据中央指示，现在通知你们：中央最近发现，有些地区有的单位和个人，仍违反中央规定，擅自翻印、传抄、散发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共中央文件。在翻印、传抄过程中，内容错漏严重，有的同原意出入很大，甚至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冒名捏造的。这种做法，不仅容易为阶级敌人所利用，而且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贯彻中央的指示和政策，都是不利的，必须引起各级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要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敌情观念，向这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斗争，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中央再次重申：今后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诗词、照片以及中共中央文件，未经中央同意，严禁擅自翻印、传抄。对已翻印、传抄的文本，各地、各单位应采取坚决措施，认真追查收回，予以销毁。对于严重违反中央规定，不听教育，劝阻的单位和个人，应执行纪律，予以处分。对于那些造谣破坏，招摇撞骗，伪造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阶级敌人，必须分别情况，依法惩办。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发出

共印四九、五七三份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通知)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通知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加强劝阻收容工作的请示报告 (特急)
1974.09.09; 国发〔1974〕8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国务院同意公安部《关于加强劝阻收容工作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执行。

建国25周年国庆节即将到来。为了维护首都和交通沿线的革命秩序，各地仍应继续严格控制不必要的来京人员；设在首都周围的各劝阻站，要加强劝阻收容工作。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把问题解决在省、市、自治区，特别在基层，减少来京上访人员。对专政对象要加强管制，不许他们到处乱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74年9月9日


关于加强劝阻收容工作的请示报告


国务院：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1972年2月关于劝阻收容工作的指示，和1973年6月关于加强首都重点地区治安管理的指示精神，首都周围七个省、市、自治区有重点的恢复了劝阻收容站，严格控制和劝阻不许进京人员，对保卫首都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仅据一年来的不完全统计，七省、市、自治区劝阻收容站，就劝阻了各类进京人员22万8千多人。其中，自流人员4万3千多人；非正常的赴京上访人员1万4千多人（包括集体上访172批共4900多人）；精神病人1600多人，麻疯病人30人；发现和审查处理流窜的五类分子、劳改犯、劳教人员、劳改劳教期满留场就业人员、违法犯罪分子8400多人；还有因不合规定不让进京的其他各类人员16万多人。北京市收容遣送了外地来京危害治安秩序的各类人员一万余人。有效地维护了首都的革命秩序，保卫了党的“十大”和重大节日及重大外事活动的安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由于对新形势下劝阻收容工作的任务和政策不够明确，劝阻收容工作的组织机构和经费、粮票开支等实际问题未得到解决，工作受到了影响。

为了维护首都和交通沿线的革命秩序，各省、市、自治区应当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继续严格控制不必要的来京人员，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切实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减少来京上访人员。首都周围七省、市、自治区仍应保留劝阻收容站，要劝阻各类不许进京的人员。经与国务院办公室、交通部、财政部共同研究，现就加强劝阻收容工作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在首都周围河北省的石家庄、廊房、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山东省的济南、德州，山西省的太原、大同，河南省的郑州、安阳、新乡，内蒙自治区的呼和浩特、集宁，辽宁省的沈阳、锦州，以及天津市等重点车站设立的劝阻收容站，应当充实和加强。由交通、公安、人武、民政、商业和信访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劝阻收容工作所需的经费、粮票，由有关省、市、自治区统一解决。

二、劝阻、收容的对象和政策。

发现流窜的五类分子、劳改犯、劳教分子、劳改劳教期满留场就业人员、强劳人员和其他犯罪分子，交当地公安机关审查，按照规定送交原地公安机关落实监改或处理。发现自流人员（包括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法办的人），交民政机关收容、遣送原地安置，公安机关可参与做些审查工作，查出五类分子和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处理。

发现非正常的进京上访人员，应予劝阻。向他们宣传中央有关指示，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说服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向当地党委或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其中，劝阻无效的，可同被劝阻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联系，商量处理办法；也可以报告中央联合接待室或中央有关部门，根据答复意见处理。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及时答复。对劝下车的上访人员，钱、粮和返程车、船票自理，确实困难的可适当接济。

发现精神病人，交民政机关收容，公安机关协同处理，根据情况遣送回去，或通知其工作单位、家属领回认真照管。麻疯病人，一律交由当地卫生部门收留后，联系原地卫生部门处理。

一般的无票乘车人员，由交通部门处理。

三、在当前情况下，为了严格控制上述几类不许进京的人员，全国各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在出售到北京和北京市郊各站的车票和车船联运票时，必须查验证明，凡持有符合中央〔1969〕50号文件规定证明的，即售给车、船票；否则不准售给。对正常的进京办事、探亲等人员，不得加以限制。在车、船上应严格检票、验票，及早将无票人员清理下来。

四、北京市有关收容遣送方面的问题，仍按公安部〔1973〕78号通知和北京市的具体规定执行。凡由北京和其他省、市、自治区劝阻和收容遣送回去的各类人员，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应指定一个单位统一接收后，分别交有关单位，按照党的政策，认真负责地进行处理，做到件件落实。

五、各地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请示报告，针对不同情况做过细的工作。要实行内紧外松的原则。劝阻收容站不挂牌子，为了工作需要，可以刻制和使用“××劝阻站”的印章。对做劝阻收容工作的人员，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学好党的政策。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把劝阻收容工作做好。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公安部
1974年8月30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1974.12.31；中发[1974]32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口头传达到群众。)


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教导，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抓了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使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七，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二五(市区为千分之六点九五)；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一点三，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四点七八(市区为千分之一点四八)。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去年同期。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单位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积极组织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虹口区新港街道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召开批判会、声讨会，组织小分队演出，狠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宣扬的修正主义谬论以及孔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等反动观点，提高了广大居民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自觉性。有些同志说：现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男孩、女孩都可以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目前，全街道生了两个女儿的育龄夫妇有二百零一对，其中一百八十五对已表示不再生第三胎。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地区和单位，按照“晚、稀、少”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自报互评的方法，制订生育规划。川沙县金桥公社张浜大队，在制订一九七五年生育规划时，通过调查摸底了解到，打算生育的对象有三十八名，这样出生率就要高达千分之十八。大队党支部先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然后组织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干部上门促膝谈心，做细致工作。在分清路线、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讨论规划，讨论中出现了“二胎让新婚，新婚提倡晚胎”的动人景象，许多育龄妇女主动推迟生育时间，全大队预计明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九。

为了真正实现生育规划，各单位还反复做工作，把工作做得更扎实。许多区、县、街道和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生育规划“半年一修订，每月一检查”的制度，及时分析群众思想动态和晚婚、生育规划的落实情况，交流经验，提出改进措施。同时，发动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根据群众需要，挨户送避孕药具上门，把工作做到家。如上海县辛庄公社莘联大队助产员顾美玲同志，积极主动送药上门，发现服药后有反应的，及时处理，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坚定服药者的信心，消除不必要的顾虑，数年如一日，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她的先进事迹在全市宣传推广后，许多单位都涌现出一大批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分子。由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全市一百二十八万余对已婚育龄夫妇中，已有一百零六万余对落实了各种节育措施，节育率达百分之八十三。

在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中，少数单位一度出现过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的现象。对此我们反复强调了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纠正了这种现象。如上海县有的公社采取不给婴儿报户口等办法去限制出生率，但出生率却是全县最高的。县委注意了这些情况，要求各社、队加强思想教育，狠抓政策落实。这样做的结果，全县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二年的千分之十三点零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九八。

几年来，我们还注意不断提高节育手术的质量，积极组织避孕药的科研和生产，现已鉴定推广的有口服避孕药一号、二号，薄型口服避孕片，避孕针一号，探亲避孕片一号、五十三号，以及中药引产天花粉针剂等，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实践证明：计划生育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一九六七年，有些单位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一九六八年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千分之十二点三上升到千分之十五，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抓好。一九六九年就稳定下来，以后逐年下降。在工作中，注意了抓两头，特别是抓住郊区农村这个薄弱环节。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郊区各县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三点九五，初步扭转了农村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状况。现在各级党组织普遍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同时，注意发挥妇女、工会、共青团等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从公社到生产队，从街道到里弄，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基本上做到层层有人抓，块块有人管，从组织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还有些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够好，出生率较高。有的单位工作做得不细，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最近，有关部门对上海人口发展的趋势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由于解放初期上海人口出生率高达千分之四十左右，这批青年将陆续进入婚期。因而一九七五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可能有上升的趋势。为了使市区的人口出生率保持稳定，郊区的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我们准备再作些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认真抓好。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批林批孔为强大政治动力，积极加强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精神，抓紧、抓细，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工作。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我们于十月八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和部分县委、县革委的负责同志，各地、市、县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各地区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先进单位的代表，共四百零九人。刘子厚同志主持大会并讲了话，马杰同志作了报告。

会议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传达贯彻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议上的指示和汇报会议的精神；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总结、交流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省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经验；讨论安排了一九七五年的工作，并对如何制订人口增长十年规划交换了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议为我们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使我们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大家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省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很好。各地、各单位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计划生育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深刻革命来抓，使许多单位出现了书记动手，全党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大好局面。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落实。为革命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正在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人越来越多，全省晚婚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节育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预计一九七四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将由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四点六下降到千分之十一左右。各地在工作中都取得了一些经验。南宫县在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把计划生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党动员，书记动手，一年大抓几次，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群众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农村建立一支平战结合的医疗卫生技术队伍，“送药、具上门，送手术到队”。该县一九七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一九七二年的千分之十五点六六降到千分之六点九九，一九七四年预计可降到千分之六以下。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的达到妇女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全县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增长两成。定县发动群众，狠批孔老二“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破旧俗，立新风，提倡结婚后男到女家落户，目前男到女家落户的已有六千八百多对，深受群众的拥护和赞扬。乐亭县经过调查研究，按照晚婚、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和生育间隔四到五年的要求，初步摸到了一些人口增长规律，为制订人口增长十年规划提供了依据。但是，与先进的兄弟省、市比较，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小的差距。从省内来看发展也不平衡。有十四个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十五以上；有的地方节育手术质量不高，有事故发生；在工作中有的还有强迫命令现象。

我省“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规划要求一九七五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实现这个要求，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里狠批林彪、孔孟在妇女、婚姻、生育问题上的流毒和影响，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造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死生有命”的反动“天命观”，实现“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批判“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反动谬论，树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无产阶级观念。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发展。

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宣传贯彻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普及节育科学知识。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充分发挥党员、团员、民兵的骨干作用。教育医务人员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提高节育手术质量，防止和杜绝手术事故。大力做好妇幼卫生工作，努力做到生一个、活一个、壮一个，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体现党和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怀。

三、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年认真抓几次。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一个切合实际的人口增长十年规划和保证实现规划的有力措施，使人口增长达到合理水平，并相对稳定。既要抓长远规划的制订，又要抓当年规划的落实，做到经常抓，反复抓。积极推广南宫等地的先进经验，层层抓好典型。充分发挥各级革委会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更好。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出

共印四九、五七三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概要）
1975.05.05


1975年3月8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写给中央《关於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於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消。”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恩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同年5月5日 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3月8日《关於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4月22日《关於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情况的报告》。


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
空军大批判组
1975.06.00


前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为我党我军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的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党我军的历史，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党的第十六次路线斗争，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大搞“克己复礼”，阴谋从根本上改变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他不仅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推行了一条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彪疯狂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以“四好为纲”代替以党的路线为纲，大搞分裂主义的干部政策和军阀主义作风，鼓吹“唯武器论”，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破坏战备，破坏军事训练，等等。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宗旨和性质，妄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变成他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妄图把人民空军变成他们实现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于空军建设破坏极大，影响极深，我们决不能低估它的危害性，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人民空军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建设成长起来的。空军建设二十多年来，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部队建设、作战等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中，为人民立了新功。这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背着空军广大指战员干的，空军广大指战员是身受其害的，而且是有抵制有斗争的。陈修文、张开元、石仁祥等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和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就是范例。“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揭发、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空军部队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形势越来越好。

当前，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这就要深入批林批孔，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在空军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们编写了这份提纲式的资料，供部队在学习、批判中参考。


一、背叛我军建军宗旨，妄图把人民军队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毛主席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但是，林彪一伙背叛我军宗旨，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无产阶级性质。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在空军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人民空军变成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


(一)为实现其反革命野心拼命抓军队


毛主席说：“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公然对他的死党黄永胜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同年，他在大讲“政变经”时又说：“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①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伟大的国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作柱石，而林彪竟然叫嚣“要学蒋介石”，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要步蒋介石的后尘，通过抓军权，进而篡党窃国的反革命罪恶目的。林彪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把“握有兵权”、有“联合舰队的力量”，作为他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铁证。

毛主席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林彪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叫嚷：“军队是复辟不复辟的诸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间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②在这里，林彪闭口不谈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谈党的基本路线，其险恶用心就是要使我军变成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正如他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叫嚣的：“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林彪所说的“暴力革命的突变”，就是他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他所说的“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诬蔑和攻击；他所说的“统率部”，就是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说的“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就是革命人民对他们阴谋活动进行的反抗和斗争；他所说的“严厉镇压”，就是要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的血腥镇压；他要“全国武装力量”“服从”他的“指挥”，不过是痴心妄想；他所能指挥的“武装力量”，只不过是一小撮法西斯别动队。


(二)竭力篡改人民空军的性质、使命


一九五○年四月，毛主席为空军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一九五五年三月，毛主席又为空军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毛主席的题词，规定了人民空军的性质和使命，指明了空军建设的正确方向。一九五○年四月，林彪别有用心地给空军题词：“建设英勇善战的空军”。这个题词根本不提人民空军的性质，不提人民空军的使命，同毛主席的题词是完全对立的，实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一九七○年八月空军“三代会”期间，林彪死党吴法宪、刘锦平、王飞等人正是按照这个题词疯狂叫嚷：“我们要坚决拥护林立果的领导，听林立果的指挥，跟林立果把空军建设成为英勇善战的空军”③。这就为林彪的题词作了最清楚的注解。林彪一伙妄图要空军为他们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英勇善战”，这只能是白日做梦。

林彪为了控制和利用空军，一九六四年初，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擅自立空军为“标兵”。他说：“现在全国学解放军，我看空军可以作为标兵。要把我这个话传出去。”④“宣传空军领导机关这个典型，具有全军的意义”，“对全军有重要意义，对全国有重要意义。”⑤吴法宪在一九六五年初介绍空军“经验”的提纲中，大肆吹捧林彪，虽然篇幅不长，但他提到林彪的地方达二十八处之多。在林彪授意下，他们把“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作为一条基本经验作了介绍，流毒很广。林彪擅自立空军为“标兵”的险恶用心，就是为了竭力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革命战士的崇高职责和光荣战斗使命。但是，林彪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却明目张胆地鼓吹要增强保卫林彪的“历史责任感”⑥，要把保卫林彪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⑦，要把部队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林×××的战斗集体”⑧，叫嚷要“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领导地位”⑨，把“保卫林立果作为自己的一项战斗任务”⑩，“把部队建设成为在林立果领导下，敢于顶逆风、战恶浪的战斗集体”⑾。林彪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的这些反革命叫嚣，完全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狰狞面目。


(三)妄图将空军作为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


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疯狂叫嚣：“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⑿。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还狂叫：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571工程”纪要》，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在反革命政变计划中写着：“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的“基本力量”的赤裸裸的自供！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为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积极发展小“联合舰队”、“分舰队”、“调查小组”、“左派组织”等反革命特务组织，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务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反革命串联，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为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借口战备训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他们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提出，要抓“部队训练(地面训练)”。法西斯别动队头目林立果说：“空军一定要取得陆战能力”，“既能空战，又能陆战”。死党顾同舟说：“要把场站变成空中能打，地面能战的陆战团”。死党王飞公然宣扬要用日本军国主义的“江田岛”精神来训练部队。林彪、吴法宪亲自安排林立果学开坦克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安排周宇驰秘密学会驾驶直升飞机。林彪死党说：“周宇驰学飞行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有紧急情况，可以新版驾机行动”，“发生军事政变，林×××就可以坐他的飞机走了。”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还策动“北兵南调”，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林立果专门看了3710号依尔——10飞机的改装飞行和火箭打靶训练。他们密谋用这架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指出：“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一封信中就英明地预见到：“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主席这些精辟的论断，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在空军倒行逆施，嚣张一时，妄图把空军变成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绝不会得逞的，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反面，“一朝覆亡”，“顷刻瓦解”。

林彪背叛我军宗旨，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性质，其思想根源之一就是孔孟之道。孔孟儒家之流宣扬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的“以礼治军”的反动思想，把军队作为“存亡继绝，救乱除害”的反动工具。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克己复礼”，“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亡国”，“继”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他们“救乱”，就是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除害”，就是要镇压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总之一句话，都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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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②林彪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③⑩见一九七○年空军“三代会”秘密手抄简报

④林彪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对吴法宪等人的谈话

⑤林彪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对吴法宪等人的谈话

⑥查全伦一九七一年七月炮制的“路线教育经验”材料

⑦江腾蛟一九七○年七月炮制的四篇反党文章

⑧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空军报》编者按

⑨某单位“路线教育经验”总结的题目

⑾王维国的话

⑿吴法宪的交代材料



二、鼓吹枪指挥党，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使我军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早在我军建军初期，毛主席就亲自在部队中建立了党委制，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各级党代表，团以上单位建立政治机关，实行“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林彪一伙出于篡党篡军的反革命需要，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肆意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反对党指挥枪，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1．鼓吹枪指挥党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林彪疯狂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胡说：“党是拿枪杆子打出来的”①，“是军党”②，“军队要管党，管政”，“只要军队不变色，那么，其他的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③。林彪肆意颠倒党和军队的关系，这就充分暴露出他妄图用枪指挥党，用军队镇压革命人民的凶恶面目。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对于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得到发挥的，这同林彪鼓吹的枪指挥党的谬论是有根本区别的。


2．鼓吹“缔造者不能指挥”

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林彪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竭力宣扬“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大肆叫嚣空军是林彪“直接领导、直接指挥的”④，要“使空军永远置于”林彪的“绝对领导、直接指挥之下”⑤。他们效法孔老二的“正名”思想，直言不讳地为林彪篡夺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军队的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的谬论，尖锐地指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这是对林彪一伙阴谋篡军夺权的彻底揭露和有力回击。


3．抛出“两个一切”

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林彪妄图把人民空军变成他们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工具，先后将子女派来空军直接掌权。死党叶群对吴法宪说：“我们把儿子、女儿送来空军，是为了给你保驾、保权的”。吴法宪则说：林立果来空军是林彪“对空军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是空军得天独厚”。一九六九年二月，林彪亲自写信给死党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林立果“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将林立果从秘书提拔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一九七○年又阴谋策划他为空军党委常委、司令部副参谋长、空军第二司令、军委办事组成员。林立果叫嚷：“我在空军干定了。”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紧跟着说：“紧跟林立果就是方向，就是胜利。”⑥这就完全暴露了林彪派子女来空军掌权，妄图从根本上改变空军性质，把人民空军变成林家父子的军队的狼子野心。吴法宪经常无耻地对林立果说：“我完全听你的，你说到那里，就到那里，空军的一切也要听你的”。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还胡说：“没有林立果，就没有空军，就没有空军的一切。”“林立果的指示、号令，是压制一切的指示和号令，要闻风而动，坚决贯彻。”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精心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抛出了反革命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为了推行“两个一切”，空军政治部前党委还炮制了极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林彪还狂妄地叫喊：“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一语道破了林彪搞家天下的险恶用心。

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指出：“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是对林彪一伙搞“两个一切”的深刻批判。


(二)大搞立党为私，以“林家观念”代替党的观念


1．鼓吹“选择政治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大肆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组织领导不能选择，政治领导可以选择”，“林立果在行政上不是自己的上级，但他政治上强，是林×××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是自己的上级”，“林立果是空军的最高领导，也是全军的最高领导”⑦。他们这些无耻叫嚣，完全背叛了党的正确路线，疯狂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人们“选择”他们作“政治领导”，把林立果捧为“领袖”，赤裸裸暴露出林家父子妄图取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取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罪恶用心。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还胡说：“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他们叫嚣要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一家”，“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对林彪、林立果“认定了，学定了，跟定了，保定了，忠定了”，“要鲜血洒地滴滴忠”⑧。他们所说的“认准门”，就是要认准林家反革命修正主义之“门”；他们所说的“跟准人”，就是要跟定林彪父子，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家”，为林彪反党集团卖命效劳。实际上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


2．把林彪父子捧为党的化身

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猖狂叫嚣：“林×××，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拿去，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⑨；“什么是党中央？林×××坐在飞机上，飞机上就是党中央。”⑩把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捧为党的化身，真是无耻之极！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公然宣称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是“指导思想”，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在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还规定将它作为党课教材，疯狂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有的还把对林立果“有深厚的感情”，“紧跟副部长”，作为发展党员的标准。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建立林家法西斯党。


3．大搞篡军反党分裂活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

林彪在九大期间，指使他在军队的一小撮死党大搞反党分裂的阴谋活动。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秉承林彪的黑旨意，在空军组具体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要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等人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某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林彪、叶群还在林家黑特意召见在空军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示“特殊关怀”，企图进一步控制空军，分裂党，分裂军队。

在空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又密谋策划对吴法宪等人投全票，对一些同志投半票或不投票，继续大搞分裂党的地下活动。

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伙同黄、叶、李、邱，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大肆造谣诬蔑，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秘密地组织亲信，编造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专案组”，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4．实行个人独裁

毛主席教导我们：“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共产党员“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林彪一伙正是竭力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赫鲁晓夫式的个人专制独裁。林彪胡说：“军队只有命令没有民主”，“在军事上有了民主就糟透了”⑾。诬蔑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吃了”，“集体领导把个人负责削弱了”⑿。他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林彪宣扬孔老二的“上智下愚”，贩卖“驯服工具论”，鼓吹“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疯狂反对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称王称霸，个人独裁。吴法宪在空军完全置身于党委之上，实行“家长制”，大搞“一言堂”。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妨碍林彪一伙搞阴谋的同志，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三)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


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就是这样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林彪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了空军党委领导权。一九六五年，林彪安插其忠实奴才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林彪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还说：“空军吴法宪的领导不能改变”⒀是。吴法宪当上司令后，对林彪感恩戴德，俯首贴耳地听从林彪的驱使，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员大将。吴法宪常奴颜婢膝地说：“我这个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还常说，他这个司令是叶群“手把手教的”。林彪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就是为了进一步从组织上严密控制空军，首先是使空军党委常委蜕化变质。原空军党委八名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一个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三个同志上了贼船。林彪通过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死党吴法宪背着党中央，私设常委办公会议，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等人和不是空军党委委员的人也塞进去，当了常委办公会议成员，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在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的操纵下，常委办公会议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反动透顶的“两个一切”，就是在常委办公会议上抛出并得到一致拥护的；空军“三代会”上一再播放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的录音，大造反革命舆论，是常委办公会议决定的；为配合林彪向党发动“夏季攻势”推广的所谓“飞行安全经验”，是常委办公会议决定的；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策划“北兵南调”的“八·二六”作战预案，也是常委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等等。

一九六九年空军机关整编，规定撤销“党办”，林彪却别有用心地说：“空军党办用的好，还是保留。”在林彪、吴法宪策划下，王飞、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等一小撮法西斯骨干分子把持了“党办”，他们任意发号施令，干尽了坏事。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阴谋活动都是通过“党办”进行的。“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

林彪、吴法宪等还采取“安钉子”、“单线领导”、组织“地下黑班子”等手法，把死党、亲信安插到一些机关和单位，控制和操纵了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妄图使这些单位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变为他们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林彪一伙阴谋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妄图篡军反党窃国，只能是枉费心机，其结果必然走向反面，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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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林彪一九六一年五月在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接见广州军区负责干部的讲话

③林彪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④见一九七○年八月《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有关作战使用方面几个问题的研究》

⑤见一九七○年空军“三代会”秘密手抄简报

⑥王维国的话

⑦吴法宪的话

⑧转引自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上的批判发言材料

⑨江腾蛟炮制的四篇反党文章

⑩胡萍罪行材料汇集

⑾林彪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抗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⑿林彪一九六一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⒀林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期间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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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果，阶级异己分子王飞，反革命分子周宇驰，屡教不改的腐化堕落分子刘世英、于新野，出身大地主、收过租、逼过债的刘沛丰，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坏蛋把持了空军党办，为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干了一系列罪恶勾当。


(四)排斥异己，打击迫害干部，大搞“逆我者亡”


毛主席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林彪一伙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蓄意制造混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党乱军口号，疯狂叫嚷：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⒄，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⒅，对当权派“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⒆，有的“要罢官，要大大的罢”⒇，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21)！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叶群对吴法宪更加露骨地说：“不趁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把那些要搞掉的人搞掉，还等什么时候！”吴法宪则恶狠狠地说：“现在到了杀人不眼红的时候了”。

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对反对过他们或者对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有妨碍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任意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大搞逼、供、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疯狂叫嚷：“决不允许有一个不忠于林立果的人存在，有一个抓一个，有十个抓十个，有一百个抓一百个，宁肯把部队解散也在所不惜”(22)，“咬紧牙关，三年换完”(23)。吴法宪、刘建平、王飞、江腾蛟一伙肆意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清5·16”、“一打三反”等运动，施展阴谋，制造冤案，大搞白色恐怖。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是他们线上的人或者可供他们利用的，就“大保”、“大升”；否则，就“大整”、“大罢”。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的这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在空军部队的贯彻落实，使空军干部队伍的建设受到了极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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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③林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林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对吴法宪的谈话

④吴法宪的话

⑤一九七一年八月在总政干部工作座谈会上空军介绍的“经验”

⑥⑾林彪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

⑦⑨⒁江腾蛟的话

⑧⑩⒇林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

⑿⒅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⒀⒂林立果的话

⒃林彪对吴法宪的谈话

⒄林彪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⒅林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1)林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22)陈励耘的话

(23)刘锦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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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吹“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还是依赖一两件新式武器取胜，这历来是两条军事路线对立和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是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战争中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指针。而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却片面夸大武器的作用，鼓吹唯武器论。由林彪授意炮制的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和由吴法宪等人抛出的《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有关作战使用方面几个问题的研究》(以下简称《空军作战使用》文件)，就是疯狂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散布核恐怖，“突然袭击不可防”，鼓吹“空军制胜”等黑货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


(一)鼓吹人民战争“过时”论，妄图取消人民战争


伟大导师恩格斯高度赞扬“人民战争”，主张实行“全民武装”。列宁也曾明确提出，要“动员全民参战”。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主席还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并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寸步难行。”

林彪竭力散布人民战争“过时了”的谬论，胡说什么：“今后的战争，和过去不同。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已不是靠步兵，是靠空军、原子、导弹；我们防御这些东西也不能靠步兵，要靠新式武器，要靠空军、原子、导弹。”①战争打起来，“人民战争也不好打”。林彪还对抗毛主席关于“对付空降主要依靠民兵”的指示，提出：“以空降对付敌人的空降”②，阴谋取消民兵在反空降作战中的伟大作用。林彪还竟然诬蔑我们的战士是：“新式肉器”。他的这个谬论同赫鲁晓夫诬蔑“民兵是一堆肉”的无耻谰言是一路货色。

林彪一伙肆意夸大小型歼击机和垂直起降战斗机的作用，林立果在反革命“讲用报告”中胡说有了这种飞机就“到处能停，到处能飞，到处能打，到处能落”，这就能使“空军和群众结合起来，适应全民皆兵的体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是对人民战争的极大歪曲。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途径。林彪一伙疯狂反对人民战争，叫嚣人民战争“过时了”，这是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彻底背叛。


(二)宣扬“唯武器论”，鼓吹武器、技术制胜


1．散布核恐怖

毛主席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又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林彪竭力散布核恐怖，胡说什么：“如果是爆发新的大战，我估计，……很可能首先出现一个空战的阶段。敌方根本不调动军队，就是拿原子弹、拿飞机来轰炸”，“把你的工厂、铁路、营房、机关打得稀烂”③。吴法宪等人在《空军作战使用》文件中说：“在敌人导弹、原子弹乱摔乱打的时候，肯定要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如人员、装备受损失，机场、阵地被破坏，秩序混乱，指挥中断，甚至瘫痪”等等。这与孔孟之所谓“杀人盈野”、“杀人盈城”宣扬战争恐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反革命《“571工程”纪要》里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拜倒在核武器脚下，与苏修的核讹诈一唱一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散布核恐怖，投降苏修的罪恶目的。


2．宣扬“突然袭击不可防”

毛主席指出：“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致于措手不及。”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毛主席的指示，既揭示了未来战争的特点，又指明了对付敌人突然袭击，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措施。

林彪一伙则畏敌如虎，被突然袭击吓破了胆，胡说：“现代战争是按电钮的。”④“战争打起来，关键是头三年，头三年又是头几个月，头几个月又是头几天，头几天又是头几个钟头。”⑤又说：“战争打来象暴风雨”，“一下子集中十几万辆汽车、装甲车和坦克，可能满山遍野的来”，“把我们打瘫痪，打个半残废，使你几十年不能翻身。”⑥吴法宪等人在《空军作战使用》文件中也胡说什么：“敌人第一个浪头可能是导弹、轰炸机、原子弹一起来，劈头盖脸”，“致我于死地”。在战争开始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有使我空军处于瘫痪状态的可能。”

林彪一伙宣扬“突然袭击不可防”，是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服务的，是他承袭孔孟之道，宣扬“小国师大国”，阴谋投降苏修，变中国为苏修殖民地，充当儿皇帝的罪恶目的的大暴露。


3．鼓吹“空军制胜”

毛主席指出：“将来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坦克要有公路，空军要有机场，海军要有海。步兵有两条腿，要到哪里就到那里。当然，坦克、空军、海军还是要的。但我们要从最困难的地方着想，完成任务最可靠的还是步兵。”又指出：“战争来了，还是靠近战、夜战，还要靠两条腿，靠炸药，靠炮兵。”

林彪一伙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林彪胡说今后打仗“不能靠步兵”⑦，“宁可叫步兵让路，要特种兵上来。”⑧片面夸大空军的作用，鼓吹“空军制胜”。林彪说：“假如没有空军在上面掩护，我们在下面很难动，瘫痪了，没有空军的时候，人家的队伍动了，你也没有办法把人家瘫痪起来”⑨。吴法宪等人还叫喊：“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主要靠空军”⑩，空军“能否顶得住敌人的第一个浪头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⑾的重大问题。

林彪一伙鼓吹“空军制胜”，是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将来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的指示。人民空军是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战争中，担负着国土防空，协同陆、海军作战的重要任务，是对空斗争中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但空军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中国革命战争，朝鲜、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林彪一伙鼓吹“空军制胜”的政治目的，就是妄图利用空军为其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服务。他们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赤裸裸地说：“空军机动能力强”，“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这就是他们鼓吹“空军制胜”的要害所在。


(三)推行消极防御，对抗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毛主席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为我军制定了“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指导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根本指针。

林彪一伙从资产阶级的唯武器论出发，屈服于苏修、美帝的核讹诈，竭力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防御，胡说：“如果是世界大战，不一定就在一个地方打，中国的沿海都要来，否则，敌人兵力就展不开。……我们过去用过‘诱敌深入’的战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采用。一定要把敌人堵住，一步也不能让。”⑿“没有什么运动战，就是阵地战，就是死守”，“只有顶，没有放”，“要彻头彻尾的顶”⒀。并说，空军在未来战争中要“以空降对空降”，“以机降对机降”，“以轰炸对轰炸”。这些都是林彪在内战时期搞“短促突击”，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游击运动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主张“总的作战方针是要打硬拼仗”等形“左”实右思想的故伎重演，都是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

毛主席说：“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林彪一伙却胡说：“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空军要首当其躲、首当其藏”，“主要是躲”，“以躲为主”⒁。“现在不是准备打人家，而是保证不被炸掉”⒂。他们背离毛主席给空军规定的根本作战任务，闭口不谈“协同陆上部队作战”、“协同海军保卫我国海防”和“加强城市防空”，而胡说什么“敌人在这里取得制空权，我在那里取得制空权，敌人在高空取得制空权，我在低空取得制空权”⒃，别有用心地千方百计在时间、空间上玩弄消极避战的骗术，实际上就是不要制空权。从根本上暴露了林彪一伙畏敌如虎、右倾怕死、消极避战的极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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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林彪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

②林彪一九六九年关于防空降的讲话

③林彪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④林彪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在西郊机场的讲话

⑤林彪一九六一年五月的讲话

⑥林彪一九七○年在某部队的一次讲话

⑦林彪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

⑧林彪一九六五年五月在作战会议上的讲话

⑨林彪一九六○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⑩吴法宪的话

⑾见一九七○年八月《空军作战使用》文件

⑿林彪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同外宾的谈话

⒀林彪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问题的谈话

⒁⒃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

⒂林彪一九六九年对空军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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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行“六个战术原则”，反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


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科学地总结了我军的作战经验，为我军制定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军一切作战行动的根本指针。

林彪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抛出所谓“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三三制”、“四组一队”的“六个战术原则”。林彪的这些黑货，是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否定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典型的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吴法宪等人公然把“六个战术原则”全盘搬到了空军。他们在《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有关作战使用方面几个问题的研究》文件中无耻地吹捧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什么“伟大的军事理论”，“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是空军一切作战行动的根本指针”。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彻底背叛，是对空军广大指战员的最大愚弄和欺骗。


(一)竭力推行“一点两面”、“三三制”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

林彪的“一点两面”、“三三制”，根本不是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客观臆想的东西。“一点两面”的实质是主张击溃战，反对歼灭战。“三三制”是机械地规定只用一种三角队形去套各种不同的地形和情况，不讲军事辩证法，是典型的战争机械论。

但是，吴法宪等人为了把林彪打扮成“天才军事家”，硬把“一点两面”、“三三制”往空战动作上套，胡说什么：作战中贯彻“一点”就是要“开门突破”，“两面就是在要突破的编队上下、左右形成层次和梯次配备”。他们还强令部队按照他们的黑旨意，搞了一个贯彻“一点两面”、“三三制”的合练试验，把一架携带导弹的歼击机置于轰炸机的正后方，用导弹攻击轰炸机的左右侧，待后面的歼击机用导弹对轰炸机的左右机翼，并称之为“两面”。结果到了空中，点不点，面不面，乱七八糟，几次试验均遭破产。这除了说明他们为吹捧林彪而费尽心机，为卖身投靠而不择手段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二)贩卖“四快一慢”


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毛主席在讲到作战决心时指出：“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

林彪的“四快一慢”的实质是坐失战机，不顾全局，消极避战，是作战指导上的右倾机会主义。

但是吴法宪等人，却硬把林彪的“四快一慢”塞进空军作战的指挥原则中。

他们强加在歼击机指挥原则上，叫做：“一、完成战斗准备快，二、起飞引导接敌快，三、突破敌之机群快，四、打击溃散之敌机更要快，而慢主要是下达总的战斗起飞决心要慢。”

他们塞在轰炸突击的指挥原则上，叫做：“一、完成战斗准备快，二、起飞编队要快，三、发现目标轰炸突击要快，四、退出返航要快，但下达轰炸突击的起飞决心要慢。”

他们硬套在高炮、二炮的作战指挥原则上，叫做：“一、战斗准备快，二、定下决心快，三、发现目标快，四、操纵动作快。”但“指挥员决定开火的时机则要慢”。

吴法宪等人，尽管说了这要快、那要快，但林彪一语道破了实质，他说：“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就是说，到了要打的关键时机，就一定要“慢”。

空军作战，敌我机快速运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必须指挥及时、准确，善于抓住战机。林彪的“四快一慢”实质是“慢”。如果用它作为作战指挥的标准，那么高炮、二炮和歼击机必然会在作战时坐失战机、放跑敌机，甚至使自己被动挨打，遭受损失。

空军作战，从战斗准备、战斗出航、搜索发现目标，到投入攻击和追歼敌机，是一个在战斗全过程中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把它们主观地分割开来，并离开敌我双方情况的发展变化，去孤立地硬性规定这个“慢”、那个“快”，这完全是门外汉的“理论”，形而上学的胡说。

航空兵的轰炸突击，不论是空军单独实施，还是协同陆、海军联合实施，都有一个空军内部各机种以及与兄弟军、兵种之间的协同。这种协同的要求是按照时间、地点、任务、目标进行严格区分，紧密配合，准确行动，是不允许任何一方“在下达突击决心时要慢”的。否则，航空兵各机种混合编队就搞不成，陆、海、空军的协同动作就会合不来，统一的协(此处三字辨认不出)就会被破坏。因此，林彪的“四快一慢”纯粹是右倾怯战，危害全局、破坏集中统一的代名词。


(三)编造空军的“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吴法宪等人把林彪的“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黑货也套到空军。他们编造：敌人在进行突然袭击时有“三种情况”，就是：“敌人用导弹袭击，用轰炸机袭击和导弹、轰炸机混合袭击。”我空军也只有“三种打法”，就是“藏”、“打”和“打、藏结合”。他们把复杂多变的战争情况简单化，完全违背了战争实践和战争规律。试问：敌人用歼击机争夺制空权的斗争算什么呢？敌人的陆空协同进攻又算什么呢？敌人的空降作战、海上登陆进攻又是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打”字就可以代替从敌我双方活动规律中引出来的各种灵活机动的战役战斗方法吗？吴法宪等人所谓的“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完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诡辩。

吴法宪等人还学着林彪的腔调，把我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口号、战斗作风，胡诌成什么空军的“三猛战术”。他们不区分条件、不看具体对象，用蛮干精神代替技术、战术，把革命英雄主义歪曲为拼命主义。他们还把林彪的“四组一队”搬到空军，也搞什么航空兵的“尖刀组、突击组、支援组、预备队”，胡说什么要用“尖刀组”冲到敌机编队中去“开个门”等等。

吴法宪等人无耻地吹捧、竭力推行“六个战术原则”，把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说成“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是空军一切作战行动的根本指针”，这既是破坏和对抗毛主席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在空军的贯彻落实，又是为了大树特树林彪的“绝对权威”，为他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


八、制造军政对立，破坏军事训练，削弱部队战斗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

林彪一伙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军事训练的指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制造军事和政治的对立，破坏军事训练，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对空军建设和训练工作造成了严重恶果。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毛主席又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的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政治和军事辩证统一的关系。

林彪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从反革命的需要出发，肆意歪曲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他一会儿胡说：“政治可以冲击军事”，“冲击其他”①；一会儿又胡说：“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②。一会儿胡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③；一会儿又胡说：“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击”④。一会儿胡说：“政治落实到战备是错误的”⑤；一会儿又胡说：“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⑥。一会儿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⑦；一会儿又继续鼓吹搞“比武”，要“营团搞一点”⑧。甚至别有用心地歪曲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胡说什么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⑨。

吴法宪竭力兜售林彪的这一套诡辩。他一会儿强调“一切为飞行服务”，胡说“飞行大队政委是飞行员的保姆”；一会儿又叫嚷：“军事训练没有什么工作好做”，“仗没有打起来，不要飞这么多。”一会儿指责部队“抓了一好忘了带”；一会儿又责备“抓了三好丢了帅”。越搞越糊涂。

林彪一伙制造的军事与政治对立，破坏了团结，造成了部队思想混乱，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当他们大搞忠林反党教育时，就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冲击无产阶级的军事；当他们阴谋加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时，就强调“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他们时而鼓吹这个，时而强调那个，都是为了适应他们不同时期反革命阴谋的需要而决定的。

毛主席历来对我军军事训练十分重视。在战斗非常频繁的年代，毛主席还指示要“争取时间训练”，“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九七一年毛主席又指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林彪一伙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胡说：军事训练“差一点不是那么严重”⑩，“枪打得准不准是次要问题”⑾，“第一枪打不准，第二枪、第三枪还可以失准”⑿。林彪的这些谬论，完全是军事训练上的取消主义。

大砍军事训练时间。一九六六年，林彪强令各“军兵种军政教育时间比例都要来个大改变”，说什么“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以考虑改为四六开，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⒀吴法宪也说：“军事训练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一九七一年二月，吴法宪为了加强搞忠林反党教育，大肆叫嚷：“今年重点是搞路线教育，飞多少，算多少”。结果使航空兵部队飞行时间大幅度减少，有的单位的飞行员半年的飞行时间平均不到十小时。

取消航空理论教育。林彪说：“道理不要讲那么多，……讲得太多，反而把人讲糊涂了”⒁。“有的连课也不用讲，打仗时一看就会了”。吴法宪也胡说：“骑自行车谁学地理论，戴手表谁学过理论？”无端指责部队“航空理论教材成灾”。他们取消了航空理论教育，废弛了行之有效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烧教材，毁教具。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航校的飞行学员只学了几天的理论，有的连飞机为什么能飞的基本道理都不懂，一遇特殊情况，就束手无策。因此“九·一三”以后，这些飞行员不得不回航校重新补课。

大砍军事技术院校。林彪、吴法宪利用院校调整，取消了预校，破坏了培训飞行员的程序；取消了指挥院校和一批技术学校，极大地削弱了干部训练和技术人员的培养。

林彪、吴法宪还竭力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的指示，破坏航空工业，使飞机质量急剧下降。林彪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不能占用××部很大力量生产零备件”。破坏了整机生产和零备件生产的比例，致使部队备件奇缺，严重地影响部队的战备训练和飞行安全。

林彪一伙破坏军事训练，使空军部队军事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下降。航空兵部队由于训练时间少，造成新飞行员训练进度缓慢，质量不高。老飞行员技术水平下降，课目越飞越少，难度越飞越小，气象条件越飞越高。有的单位原来是×种气象作战水平，到一九七一年底下降到×种气象。飞行干部技术业务生疏，指挥能力低。地面部队战斗力降低，有的部队不会正确使用兵器，作战贻误战机，打靶打不中目标。雷达情报漏情、错情多。飞行事故严重，事故万时率上升，不少事故是空军历史上罕见的。这些都是林彪、吴法宪突击资产阶级政治，破坏军事训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主席的指示是对林彪一伙破坏军事训练，削弱部队战斗力的深刻揭露、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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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③⑦⑧林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讲话

②④林彪一九六一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⑤林彪一九六六年初的一次谈话

⑥林彪一九六九年十月对战备的“指示”

⑨林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关于政治工作的讲话

⑩林彪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在军委作战会议上的讲话

⑾⒀林彪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军政教育时间比价问题的谈话

⑿林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一次讲话

⒁林彪一九六一年视察部队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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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搞阴谋诡计，破坏我军的传统作风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为我军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作风，对于我军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完成党的任务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又指出：“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为了在空军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篡权的愿望，他们疯狂地利用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进行阴谋活动。在他们身上那种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封建军阀混合一气的反革命作风，表现得极其突出，十分明显。其影响所及，严重地破坏了我军的传统作风，对人民空军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一)伪装革命，投机钻营，大耍两面派


毛主席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的注意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伪装革命，投机钻营，大耍反革命两面派。其手法之一，是大搞韬晦之计。林彪这个在革命队伍中“暂栖身”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竭力用“高举”、“紧跟”、“三忠于”、“四无限”把自己伪装起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坚决左倾高姿态”的奸诈立场。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口头上高喊“坚决拥护”、“字字照办”、“句句照办”，实际上却肆意歪曲篡改，恶毒攻击诬蔑，疯狂干扰破坏。当他们感觉形势不妙时，就用孔老二“小不忍则乱大谋”和“以屈求伸”的权术来对付党。他们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挫败后，林彪、叶群一再叮嘱吴法宪“要沉住气，不要做一触即跳的将军。”死党刘锦平一语道破了他们同无产阶级司令部较量的反革命策略是“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装孙子，将来当爷爷。”①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批陈整风会议期间，他们一面作假检讨，一面策动“加快、提前”实行《“571工程”纪要》，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韬晦之计，就是一种伪装拥护革命，实则阴谋反对革命的狡猾手法。

其手法之二，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蓄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着“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5·16”、“一打三反”、“三支两军”、“五·七道路”的革命旗号，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扫除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障碍；他们以“路线教育”为名，大搞忠林反党教育。

其手法之三，是利用合法形式大搞非法勾当。他们以加强战备为名策动“北兵南调”；以调查研究为名，行反革命特务活动之实。法西斯别动队的核心——小“舰队”用的就是“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的名义。别动队头子林立果要小“舰队”成员眼睛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上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是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或者以“技术掩盖政治”，以讨论垂直起降战斗机问题掩盖搞反革命的“两个一切”以推广“飞行安全经验”，掩盖反革命串连，搞“路线交底”，发动“夏季攻势”；以加强机场防御能力作幌子，大搞“空军陆战训练”。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的两面派行为，正如马克思在痛斥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时所揭露的：“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异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


(二)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大搞政治交易


毛主席早就指责过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林彪一伙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搬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中来。他们大搞政治交易，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林彪极口赞赏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的“物质刺激”，说是“可作公式语”，他凭自己那个“资本的灵魂”来观察社会，认为“利己多欲乃规律”。从这一点出发，他在黑笔记中公然写着：“诱：以官，禄，德”，赤裸裸地说要效法钓鱼人“以饵取鱼”的办法来大搞“以禄取人”，即网罗党羽。林彪用高官厚禄、特权重威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去笼络他的死党、亲信，使他们为建立林家王朝卖力。他在黑笔记中写明，对这些大鲨鱼要“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要“行特殊优待策，培养带头分子”。死党们则凭着他们投机专家的嗅觉认准了向林家“集中投资”就能“跟对了飞黄腾达”。他们把党的原则，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职位以至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当作“资本”去向林家投资。正如马克思所说：“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拿去交换货币，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的形态。”“一切东西都成了可以买卖的。”维系林彪反党集团内部关系的纽带，除了死党成员之间共同的反革命政治立场而外，就是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林彪一伙还利用一些人热衷于追逐名利地位权势，贪图享乐等资产阶级思想，采取接见照相、请客送礼、封官许愿、“关心身体”、游说串连、“路线交底”等卑鄙手法，拉人上贼船。林彪对待这些人的原则就是：“施小惠，买人心”，“施小恩，获大利”。这是道道地地的“分等论价”“一本万利”的生意经。林立果直言不讳地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点”，这就同大资本家用廉价商品去占领市场一样。他们用这些诱饵引得一些人上了钩。

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还大刮无耻吹捧妖风。他们用资本主义商人的广告术，互相吹捧来抬高彼此的身价。林彪、吴法宪经常用“正确路线的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大节好”、“坚定的左派”等漂亮的商标，去给他们的死党、亲信脸上贴金，好让这些人到处去招摇撞骗。他的死党和亲信则把林彪、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英明的统帅”、“群众的领袖”、“口吐莲花的圣者”，等等。吴法宪一贯是个靠吹捧往上爬的政治小丑。高岗、刘少奇、彭德情都曾是他吹捧过的主子。他对林彪一家的吹捧，更是肉麻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列宁说：“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是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之所以要大刮吹捧妖风，就是要把林彪、林立果这样一些反动透顶的家伙吹成“天生德于予”的“至贵”、“超人”，大肆贩卖孔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黑货，用以蒙骗群众，为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作反革命舆论准备。


(三)造谣撒谎，欺上瞒下，推行说假话哲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三害自己，总是吃亏。”

林彪的哲学就是说假话。林彪、叶群说：“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的家庭就是尔虞我诈。林彪教育子女也说假话。孔孟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成了林彪及其死党的座右铭。他们一伙无一不是造谣撒谎的政治骗子。

吴法宪是个造谣撒谎的专家。“九大”后，他编造谎言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逐字逐句推敲过的，并把许多段落说成是林彪修改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伙同其他死党捏造出五大谎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上，他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拒不批陈、不检讨，还造谣说“批陈整风就是搞好整风”，并写假报告说“就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吴法宪伙同死党胡萍私调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供林彪逃跑投敌使用，当中央追查时，他却装模作样地问胡萍：“这架飞机去山海关，你确实不知道吗？”吴法宪就是这样一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家伙。

列宁说：“沙皇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那它们的政策是一步也不能推行的。”林彪一伙的造谣撒谎，完全是出于他们大搞阴谋诡计，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


(四)专横跋扈，文过饰非，大搞军阀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毛主席还指出：“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空军大搞军阀主义。他们对战士、对干部、对人民群众，作威作福，强迫命令，蛮不讲理，动辄骂人训人，用压服代替说服，用专制代替民主，实行惩办主义；他们在军政关系，军党关系，部门与部门关系，干部相互关系上，蛮横跋扈，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大搞独立王国。谁要是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妨碍了他们一党一群的私利，他们就疯狂地加以镇压，完全是专制帝王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军阀作风；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大搞封建特权，攫取国家财富，恣意挥霍人民血汗。吴法宪甚至动用人民空军的飞机去为林家穷奢极欲、腐朽糜烂的生活效劳。例如，林彪想吃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吴法宪就强令部队捕捞，专门用反修前线的直升飞机运到哈尔滨，再用飞机运到北京。为了五条大马哈鱼，动用飞机六架次②。

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一小撮疯狂反对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们效法赫鲁晓夫“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可以赖账，对于自己干下的坏事，一转身就推到别人身上，嫁祸于人，对于揭发、批评他们的人，就打击排斥，加以迫害，置之死地而后快。流毒所至，在死党们控制很严的一些单位，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毛主席指出：“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我们要彻底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等的军阀主义作风，肃清其流毒，永远保持和发扬我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结束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就是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对于促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巨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他竭力推行的为“克己复礼”反动纲领服务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投机革命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站在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一边，犯右倾错误。他以孔孟之道为反动的思想武器，忠实地继承了孔老二“以礼治军”的反动衣钵，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军队。我们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同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同研究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历史、批判儒家“以礼治军”的反动军事思想联系起来，同批判他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联系起来，才能进一步认清它的极右实质，剥掉林彪“天才的军事家”、“非凡的统帅”、“常胜将军”的画皮，肃清其流毒，使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在空军更加发扬光大。

马克思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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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见《林彪反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

②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调度室一九七○年九月十七日值班日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
1975.06.04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的报告，现转给你们。

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前一个时期，有些人总是说，钢铁上不去，是由于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跟不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对于钢铁工业内部的问题，则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而这恰恰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现在，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推动下，在中央今年九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令人十分高兴的是，石油工业一直是领先高速度地发展着，近两个月煤炭生产也上去了，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计划水平。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如果说，过去钢铁上不去是受了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的某些影响。那么，现在外部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再拿这些作为上不去的理由，那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应当看到，大多数钢铁企业的情况还是好的。北京、上海、天津、唐山、本溪、马鞍山、大连、大冶、抚顺、西安、西宁、邯邢等地的钢铁厂和矿山，以及一批中小钢铁企业，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直很好。欠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就在这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里头，太钢最近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群众发动起来了，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三、四月份都完成了国家计划。太钢的例子，把有些企业被外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问题，揭示得更加清楚了。

那些至今钢铁生产还上不去的企业，有关的领导同志应当认真地检查一下：你们那里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立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总之一句话，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不是真正落实到基层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早就指出，发展工业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个思想，必须牢牢确立，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毛主席一九七○年在谈到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时候还说过：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事实完全证明，我们许多人觉悟了，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了，按照鞍钢宪法办事了，钢铁生产就上去了。如果与此相反，仍然不觉悟，还有可能上不去，甚至还会出现新的徘徊。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辽宁、湖北、内蒙、山西、四川等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动手，对问题多的单位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冶金工业部要主动依靠和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点企业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指挥调度，搞好地质、矿山和科学技术工作。国务院应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要他们像石油化工部、煤炭部、铁道部那样，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敢于负责，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发展钢铁工业，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要加强全局观点，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国家要在产品分配上照顾地方的需要，给地方以好处。

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保证胜利完成。我们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继续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继续贯彻中央今年九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半年快过去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计划完成得好的要争取多超产，欠产的要千方百计完成计划。不仅要完成数量计划，而且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实现安全生产。

中央相信，钢铁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一点能够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全面完成国家的钢铁生产任务，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钢铁企业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制订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措施，并于六月中旬将讨论结果报告中央。

（此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工矿企业的群众。）

附：


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工业战线上，铁路运输、煤炭生产和其他一些行业上得很快，已经达到和超过了国家计划水平。钢铁生产也有增长，但上升缓慢，到五月上半月比计划欠产钢二百零二万吨。前一段我们总是强调煤炭、运输跟不上，现在被外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如不抓紧解决，迅速扭转被动局面，今年钢铁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就会出现新的徘徊。这不但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发展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工业关系全局。我们现在生产的钢，数量和品种都还太少，同八亿人口的需要，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钢铁上不去，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近几年，除地方小钢铁外，国家每年用于支农的钢材只有二百多万吨，很不适应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工业建设需要的钢板、钢管等关键品种，产量严重不足，每年要进口三百多万吨。钢铁上不去，影响国防建设，影响战备。当前美苏两霸的争夺日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我们必须准备打仗，如不抓紧时间多搞些钢铁，一旦有事，就会影响大局。钢铁上不去，物质基础不强大，还会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我们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扭转钢铁工业落后局面的迫切性、重要性。

钢铁生产上得慢，主要在于我们内部工作没有做好。关键是部核心小组抓路线、抓大事很不得力，冶金基本建设歼灭战打得不好，抓典型、推广先进经验很差。特别是对一些大企业的革命和生产没有切实抓紧。如包、武、鞍、太几个大钢厂，由于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班子不团结，有的政策不落实，少数人闹资产阶级派性，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去年欠产很多，今年头四个半月欠产的钢，将近占全国欠产的总数的一半。对这些企业的问题，有的我们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没抓住症结所在，有的我们基本上了解，但有怕字，犹豫等待，未及时下决心会同有关省、区党委加以解决。中央今年九号文件下达后，我们没有像铁道部那样大张旗鼓地传达贯彻，放手发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解决存在的问题，不少单位走了过场，贻误了时机。这些教训，应当深刻记取。

今年是“四五”最后一年，钢铁生产计划必须坚决完成，也是有条件完成的。毛主席对发展钢铁工业有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党对办好钢铁很关心。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钢的年产能力已有三千万吨左右，潜力很大。广大职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很大提高，有改变钢铁工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日益好转。只要路线对头，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就能把生产促上去。从重点企业来看，首钢、本钢、大连、大冶、抚顺等钢厂和邯邢矿山局，革命抓得好，生产不断提高。上海、天津、唐山等钢厂，革命、生产形势一直很好，群众干劲很大，增加生铁供应，钢可以多搞。少数问题多的单位，只要认真去抓，也不难解决。太钢党委从三月份以来，广泛深入地宣传、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整顿公司和厂矿两级领导班子，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形势显著好转。二月份日产钢只有六百吨，四月份就提高到二千多吨。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那种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保守思想和畏难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下定决心，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全面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并为明年更大发展做好准备。

（一）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为什么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促进安定团结。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二）加强各级党委对钢铁工业的一元化领导。要把钢铁搞上去，没有各级党委强有力的领导，不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对全国的重点钢铁企业，要坚持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进一步加强对钢铁企业的领导。建议鞍山、本溪、包头、马鞍山、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大钢厂上，冶金部一定积极努力，做好工作，发挥“条条”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共同努力，下大力量，抓好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特别是十二个大钢厂（鞍山、武汉、包头、太原、上海、首钢、本溪、马鞍山、攀枝花、重庆、天津、唐山）和邯邢，海南两个铁矿。这十四个单位的钢、生铁、铁矿石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主要的钢材品种也大都出在这里。他们上去了，全局就活了。对中小钢铁企业也要抓紧，提供必要的条件，发挥现有能力，完成生产计划，做到两条腿走路。

（三）采取坚决措施，整顿那些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使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有矛盾就得解决，该充实的就要充实，该调整的就要调整，不能回避问题，拖延不决。根据中央九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坚决调离，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捣乱的，要严肃处理。对一些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的要适当处理。要按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拔一批有觉悟、有朝气、有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使企业的领导班子精干有力。大企业，不但要搞好公司的班子，还要抓好厂矿的班子，一直抓到支部。

（四）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要把钢铁生产的现状，全党全国人民对钢铁工业的期望和完成今年计划的重要意义，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充分讨论，使大家了解全局，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团结起来，群策群力，订出具体措施，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技术革新，挖掘企业潜力，要大力表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大鼓革命干劲，大树无产阶级的正气。

（五）落实生产建设中的具体措施。要狠抓矿山、轧钢两个薄弱环节，继续下苦功夫大打矿山之仗，搞好选矿、烧结。以矿保铁、以铁保钢。要求鞍钢、首钢、邯邢、海南、武钢等矿山，发挥潜力，实现超产；攀枝花、本溪、马鞍山、包头等矿山，确保完成今年计划；各地中小企业所需要的矿石，除了原来由国家部分调剂的九个省以外，都要自力更生解决。要通过革新挖潜，提高轧机作业率，多开坯，多轧材，特别要努力增产国家急需的短线品种。除了要把今年生产的钢锭全部轧成材以外，还要积极处理过去积压的钢锭，有色金属生产也要切实抓紧。

要加强设备维护检修，提高设备完好率，防止拚设备。自力更生多搞备件，凡是自己能干的，决不向外伸手。

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狠抓收尾配套，优先完成对今年生产任务有重要关系的竣工投产项目。

要坚持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发动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回收利用废钢铁，节煤、节电、节油、节约钢材料，重点企业炼铁焦比要降到六百公斤以下，低于六百公斤的，要创历史最好水平；非炼铁用焦要比原计划减少四十万吨。

（六）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钢铁生产的环节多、综合性和连续性强，从上到下都要有强有力的统一的生产指挥调度，保证各个环节协同动作，所有企业都要按照中央九号文件的要求，依靠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并严格执行，做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安全生产，改变目前事故多的严重情况。要教育群众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改革。

干部要深入第一线，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抓生产管理，及时解决革命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生活。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破坏企业革命、生产秩序的行为作斗争，对于杀人抢劫、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全党动手，发挥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钢铁生产是一定能够很快搞上去的。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国务院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关于麻风病人来京增多的信访简报》和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加强对外地来京麻风病人管理的报告》
1975.07.21;（1975）室字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

现将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关于麻风病人来京增多的信访简报》和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加强对外地来京麻风病人管理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各地要认真落实今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卫生、公安等部《关于加强麻风病防治和麻风病人管理工作意见的报告》中的各项规定。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对于传染性麻风病人，要尽快收容起来，进行隔离治疗。对他们必须严格管理，绝对禁止外出。各地如发现传染性的麻风病人外出，要坚决制止，就地收容，并通知病人所属省、市、自治区卫生部门在公安部门协助下，迅速接回。各地麻风病人收容治疗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来，今后如再发生传染性麻风病人外出来京，要追究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

 	1975年7月21日

麻风病人来京增多

1975.06.27


一、麻风病人来京增多，有的反复来，长期不走。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仅在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隔离的就有18人次，山东省的最多。医院把麻风病人刚送回原地，原地不加控制，不久又来京了。有个麻风病人半年时间来京6次。有的麻风病人捏造假地址、假姓名，使医院同地方联系困难，以致长期留京，有的一呆半年。

二、一些麻风病人在京为非作歹，加大了疾病传播的危险性。有的传染性瘤型麻风病人，在社会上偷盗、诈骗、搞流氓活动。公安部门以其是麻风病人，不予判罪或收容，只是转给医院了事，而医院又管不住他们。如麻风病人马宝华，冒充上海警备区司令的儿子、孙玉国的战友、珍宝岛反击战的英雄，骗取了大量财物。麻风病人马斗山，不仅散布反动言论，还用金钱勾结女流氓，在公园里乱搞男女关系。这种情况有使麻风病在北京传播的严重危险。

三、有的麻风病人在医院无理取闹。有的刁难、谩骂医务人员；有的故意扩大污染面，到处乱摸，乱泼洗脸水；有的拆毁门窗，跳进钻出；更有的大呼怪叫，打架斗殴，在住院外宾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来信说，为了保证首都安全，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信访简报》第59期）


关于加强对外地来京麻风病人管理的报告


先念、国锋、吴德同志：

收到你们在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信访简报》第59期上关于对麻风病人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严格管理的批示以后，黄作珍同志立即于6月30日召集市委文卫组、市公安局和卫生局的负责同志，进行了传达和认真的研究。为了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保证首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加强对麻风病人的管理，我们决定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一、加强对外地来京麻风病人的管理。动员广大群众、工人民兵、公安人员和医务人员，努力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隔离、早查清来历及原籍，并使其迅速离京。

经指定医院确诊的传染性麻风病人，由第二传染病医院立即收容隔离，并通知病人所属的省、市、自治区卫生部门迅速接回。一时查不清来历和原籍的，由公安局协助查找。经指定医院诊断并出具证明为非传染性的麻风病人，属于危害社会治安及盲目来京的，由公安部门负责处理。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传染性麻风病人，由第二传染病医院收容隔离，对其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部门调查处理。卫生、公安部门要分别通知病人所属的省、市、自治区卫生、公安部门迅速接回。在隔离住院期间有打闹行为、无法看管的病人，由公安部门派人制止，教育其服从医院管理。

病人隔离住院期间的伙食费、粮票， 原则上由病人自理，如确有困难，由市民政局负责解决。

二、卫生部门要加强有关麻风病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使广大群众掌握麻风病常识，及早发现社会上的病人，采取措施，并消除对麻风病的恐惧心理。

此外，为了防止麻风病人盲目来京，确保首都社会治安，我们建议请国务院重申国发〔1974〕86号和国发〔1975〕50号文件，请各省、市、自治区严格禁止麻风病人来京。对经常流窜在外的传染性麻风病人，要责成当地有关部门严格看管。在首都周围重点车站设立的劝阻站，要加强劝阻收容工作。各地铁路、公路乘务人员和公安人员如发现麻风病人，要就地劝阻，制止他们来京。建议铁路部门通知铁路系统有关单位，对护送麻风病人乘车给予方便，安排好座位，做好隔离消毒工作。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7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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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总后勤部关于转发《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商品供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1975.07.25


《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商品供应工作的意见》，1973年在一次会议上讨论过，最近又做了一些修改。现函送你们，请结合本省、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措施，转发所属有关单位执行。


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商品供应工作的意见


在有关省、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建国以来，边境地区的商业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商品供应有的不够充分，有些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数量和质量，还不能适应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商品运输也不够畅通，工业品不能及时调进，农牧土特产品不能及时调出。这些，都给边境军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

为了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商品供应工作，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促进边境地区生产的发展


根据边境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特点。积极做好农牧业生产资料和兽医药品器械的供应工作。配合农林部门，帮助社队推广先进生产工具，改进耕作方法，调剂优良种籽，搞好畜种与耕畜的培育、改良、繁殖、调剂和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同时搞好农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维修。

按照统一规划，在促进粮食和畜牧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山货、药材和各种土特产品，开展采集、编织、狩猎、家畜家禽饲养等多种经营和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除某些少数民族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以外，应当支持社队和社员群众发展养猪事业。

大力支援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发展地方工业，逐步改变民族用品的生产布局，切实安排好边境地区的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凡属生产、生活必需的用品，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供应；某些由于风俗习惯而需要的用品，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加以安排；某些不利于生产、有损于人民身心健康的东西，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不再组织生产和供应，但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简单从事；某些用品，由于少数民族使用习惯已经改变而由新品种代替的，只要群众感到满意，就不能再改回去。要协同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公社、农牧场、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粮油加工厂，逐步实现粮油加工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二、正确执行党的购销政策，努力做好农牧土特产品收购工作


对于国家和群众都需要的主要农牧产品，要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规定适当的购留比例和合理的收购任务，妥善安排社队的生产和社员群众的生活。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边境农业地区的口粮标准，不得低于本省、自治区的中心地区。皮毛要积极收购，要把牧民必需的部分给他们留下来，对于一般农牧土特产品，凡是市场供应和出口需要的，应当积极收购起来；一时销路不广的产品，要帮助社队有计划地安排生产，积极打开销路，充分利用资源，增加社队和社员收入。

收购农牧土特产品，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和国家牌价，坚持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不能压级压价和提级提价。某些商品的价格需要调整时，应当按照物价管理权限的规定，报请领导机关批准，不能自行变动。国家规定的奖售政策，要认真执行，不能随意取消、缩小或扩大。边远地区收购农牧土特产品补贴运费的办法，要认真落实。


三、努力做好迪境地区日用品供应工作，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对于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属于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管理的商品，目前供应偏紧而又为当地群众所必需的少数品种，在分配时，要考虑边境地区特殊需要，除了按一般标准供应外，每年应单独划出一定的数量，加以照顾。属于地方管理的三类商品，根据传统的产销关系，由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地区之间的协作交流。当前在边境地区供应不足的某些商品，在当地生产未上去以前，要组织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主要产区，增加生产，迅速做到保证供应。

生产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原材料，应根据国务院国发〔1973〕171号文件精神，纳入省、市、自治区物资供应计划，优先安排。地方安排确实有困难的某些原材料，如金、银、铜、锡、锌、棉纱、人造丝、生丝、木材及包装物料等，报请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安排。原来生产民族用品的厂社，已经停产转产的，要尽快恢复生产。

积极做好中药材、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工作。配合卫生部门，开展合作医疗，改善卫生条件，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边防部队和边境会晤站的商品供应，应纳入省、自治区供应计划，优先安排，具体办法由商业部同总后勤部另行商定。


四、对民族贸易企业继续实行“三项照顾”的办珐


为了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原来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民族贸易企业的自有资金、利润留成、价格补贴三项照顾办法，应当按照规定继续执行。由于实行价格补贴所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列入企业财务计划，利润留成应按原规定交由民贸企业使用，其他单位不得抽调或挪用。


五、认真解决边境地区的商品运输问题


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商请交通运输部门优先安排调运，一方面积极组织民间运输力量，开展短途运输。边境地区的商业部门也需要直接掌握一定数量的运输工具，专门用于商品运输。


六、健全边境地区商业网点


边境地区商业网点的设置，应本着有利于党委领导、有利于生产和方便群众、有利于合理组织商品流通的原则，因地制宜，不必强求一律。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县，最好是设立一揽子民族贸易公司，同县商业局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有些人口比较稠密、购销业务比较大的县，根据需要，也可以分设必要的专业公司。县以下的主要集镇或商品集散地，要设立相应的购销网点。生产大队主要是设立代购代销店或分销店。对地广人稀、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区，要大力开展流动贸易，又购又销，方便群众。

各级民族贸易机构，都要认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七、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商业部门要切实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加强经济核算，降低费用，厉行节约，增加积累。要根据边境地区的战备情况和交通条件，保持必要的商品库存。对库存物资要注意轮换，加强安全保管，防止敌人破坏，防止失火失盗和霉烂变质。边境地区必需的商业仓库，应在安排基建计划时适当给以解决。商业干部和职工，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思想，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要加强纪律性，照顾分配给边境居民的商品，要如数供应给群众，反对商品“走后门”、搞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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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河南水灾的慰问电
1975.08.11


河南省委、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河南省军区并转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等水灾地区的各级党委、各级革命委员会、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挥员：


八月五日至八日，洪汝河、沙颖河、唐白河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土地，很多房屋倒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灾区的广大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抗洪抢险大军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灾区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指引下，在河南省委和各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一定能够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中央号召，灾区共 产 党 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向洪水灾害作顽强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

附：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电话通知


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地委、舞阳工委：

我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水灾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极为重视，非常关怀，已派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为团长，乌兰夫副委员长和沙风部长等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灾区人民慰问，派来人民解放军医疗队，调来飞机，橡皮船及各种救灾物资进行抢救。

各兄弟省、市得知我省遭灾后，纷纷发电慰问，并派医疗队，自带药品，不日即可达到灾区。

省委、省革委也很关怀灾区人民，对每个灾区县都派了慰问团，并已空投大批物品和救生物资。有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尽快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我们希望受灾地区的各级党委，一定要加强领导，党、政、军、民齐动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战胜灾害，有关地委接此通知后，望迅速传达给广大群众。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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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批发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概要）
1975.09.08


6月25日至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解决西藏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任荣等6人向中央写出《关於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其后，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9月8日批示及西藏自治区6位负责人写给中央的报告。全区组织6，000多名干部下乡，贯彻中央批示和自治区扩大会议精神。

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外贸部关于接待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人员工作中一些问题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1975.09.29


1972年以来，我国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一些成套设备，并和有关厂商先后签订了聘请技术人员议定书和合同附件。我们认为，应当认真做好这些人员的接待工作，以保证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胜利建成投产，并增进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

两年来，有关单位在接待外国技术人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有的单位不能正确对待外国技术人员的建议和意见，把采纳外国技术人员的合理建议，说成是“崇洋迷外”，造成一些人员顾虑重重，怕犯错误。另外，由于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国家对我已经规定的外国技术人员住房及内部设施的标准，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要求，希望我改善其来华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为了做好接待外国技术人员的工作，我们会同有关部共同研究拟定了以下办法：

一、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和通信问题。应按照邮电部有关规定执行。新建电路所需投资和统配材料由国家计委安排，邮电专用设备由邮电部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由所在省、市邮电部门负责。新增的营业点和电路的维护工作，划归地方邮电部门管理。所需新增人员，由所在省、市劳动部门解决。

二、关于外国技术人员在现场的活动范围问题。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应适当扩大外国技术人员的活动范围。在开放城市可以划得大一些，在非开放城市和附近有国防设施的地区要划得小一些。距厂区较远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划入活动范围后，要划定旅行通道。在通道两侧和活动区域附近的军事单位，要采取防范措施。禁区周围要树立禁止外国人通行的标志。

三、关于驻华使馆人员赴施工现场问题。驻华使馆人员提出去施工现场探望他们的技术人员时，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要求前往开放城市的，原则上均可同意。非开放的城市和地区，一般不予同意。如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生严重工伤事故、死亡或其他重要问题，需使馆人员前去处理的，作为特殊情况，可予同意。驻华使节或商务参赞以上使馆主要外交官员要求前往探望，而所在地点在我安全、交通及接待安排上又无大困难的，可酌情同意。具体办法应根据外交部的规定办理。

四、关于商品（包括副食品）供应问题。各有关省市商业部门要切实做好安排，保证供应。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应参照当地市场价格，优质优价。具体定价，由当地商业部门向有关单位提出意见，报省市主管部门批准执行。对所需的特殊商品，地方上解决不了的，报请商业部调剂解决。属于外贸商品，由外贸部负责解决。

五、关于住房标准、子女入学和休假等问题。住房标准按一人一间安排，附有卫生间。携带家属的，住房数可适当增加。现场总代表携带家属的，可以提供三间。如他们提出自炊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可以提供自炊使用的厨房，炊具由他们自备。执行所均应安装暖气设备，气候炎热地区，他们可自备空调设备，我方提供安装条件，并可免税进出我国境。施工现场所在学校不具备外籍儿童入学条件的，可允许外国厂商自费派适当数量的教师来华，我方提供招待所内的会议室、电影室、游艺室等，作为临时教室，并提供必要的设施。休假除按合同规定执行外，未带家属的外国技术人员，如提出要求，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经现场双方总代表商定，半年内可允其自费休假一次（休假期间停发工资和生活津贴费）或家属自费来华短期探亲一次。享受休假的不能在同一期间又享受家属探亲。家属来华时间，一般应安排在外国技术人员来现场的人数进入高峰以前或以后，休假者的出入境手续，由当地公安部门办理。

六、关于招待所管理及交通工具问题。接待外国技术人员的招待所，必须加强管理。要搞好招待所的室内清洁卫生和饮食卫生，办好食堂，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收费要合理。为保证外国技术人员的安全和有利于我方管理，他们需要使用的车辆，由我方提供，不要他们自带交通工具。这些车辆要集中管理，统一调配，不得挪用。距离城市较远的施工现场，为便于他们进城购买日常用品，每月可由我方免费提供班车两次，他们如私事用车，可按北京市出租车收费标准减半收费，但只限于现场提供的车辆。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总政治部关于做好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报告
1975.10.29；国发[1975]170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总政治部《关于做好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报告》和《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分配计划》，现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大批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和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军队和地方都要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严格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的规定，切实加强领导，务必把这项工作做好。

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和军队各大单位要作出总结，分别报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附：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总政治部关于做好

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报告(摘要)


为了做好今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我们于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分别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分管这项工作的负责同志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政治部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学习了中央18号文件和叶、邓两位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讨论了做好一九七五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有关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统一了思想。

会议认为，大批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和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军队都曾输送大批干部到地方工作，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军队和地方切实加强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军队要教育转业干部“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城能乡、能东能西，自觉地服从组织分配，到党需要的地方去。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地方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对于加强国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军队转业干部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政治思想觉悟较高，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转业到地方工作，是一支重要力量。对军队转业干部，各单位要热情欢迎，妥善安排，合理使用，搞好团结，帮助他们尽快熟悉情况，熟悉业务，帮助他们把生活安排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对今年×万×千多名军队转业干部的分配计划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军队的同志说，一定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走者满意，留者安心。地方的同志说，中央分配多少就接收多少，一定把他们的工作分配好，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好。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会议对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涉及到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军队转业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主要去向是加强基层。

在计划外，因特殊情况需要就地转业的，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也可以直接与所在省、市、自治区商定办理，并上报备案。边远省、区需要的军队转业干部，当地驻军应尽量动员一部分干部就地转业。

二、对连排职军队转业干部的分配，在原籍参军的，一般由原籍省、市、自治区分配工作；不是在原籍参军的，一般由参军时所在省、市、自治区分配工作。

三、已下放的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企业、事业单位需要的军队转业干部，由省、市、自治区负责分配；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企业、事业单位需要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有关部委负责分配。

四、各地区、各部门接收的军队转业干部，可相应地增加劳动指标和工资经费。

五、连排职转业干部分配当工人的，其工资待遇，按当地地方干部同等行政级别工资标准执行，其他待遇同所在单位的工人一样。

六、军队转业干部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仍属国家干部，并且可以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进行调动。

七、军队转业干部的爱人，凡属国家正式职工，原则上可随同军队转业干部调动，调入调出单位相应地增减劳动指标和工资经费。属于随军家属，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家属工厂工作的，随同军队转业干部到达接收地区后，当地应根据具体情况，尽可能在城镇或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安排工作，或者组织他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军队转业干部的随军子女，可同转业干部一起前往；应届毕业生，由所到地区根据当地应届毕业生的去向，安排上山下乡或分配工作。已参加工作和上山下乡的子女，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八、军队转业干部的交接，由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派人携带军队转业干部档案，到有关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办理。经双方商量，地方也可以派人到军队去办理。交接时，双方均应按国家统一分配计划进行。军队要负责介绍转业干部的情况，提出分配使用意见，供地方参考。地方对军队移交的转业干部，要积极接收，遇有问题，协商解决。军队转业干部的的工作岗位确定后，由军队师以上政治机关直接介绍到指定单位报到。

会议认为，军队干部成批地转业到地方工作，已将近十年没有搞，做好今年的工作，为今后更大量地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开好头，是十分重要的。军队和地方要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好，注意总结经验，于明年三月底以前完成。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和军队军以上单位参照执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原载《劳动人事法规规章文件汇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第159-163页。)

来源：原载《劳动人事法规规章文件汇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第159-163页。


[中共中央颁发的] 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
1975.11.00


[一] 被捕被俘后，向敌人供出党的秘密组织或党领导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的，出卖同志或出卖党的机密的:


王凯 原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局长。男，七十四岁，福建省闽侯县人。一九二三年入党，一九二五年参加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王凯担任我党中央交通时，在上海孟纳拉路四号，被公共租界新闸巡捕房逮捕。四月十日，被引渡到上海市伪公安局。四月十六日，被解押南京国民党中央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后转蒋匪总司令部军法司看守所。他向敌人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中央跑北方的交通。还供出一九二七年到北京东交民巷苏联东方贸易公司给李大钊送过信。出卖了当时与他有工作关系的我党中央交通顾建业。一九二八年五月，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七年八月被释放。同年九月，王去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隐瞒了自首叛变问题，混进党内。

王凯被捕后自首叛变，按党章规定，清除出党。


张孟旭 原国务院文办副主任。男，六十六岁，河北安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张孟旭一九三○年六月在天津师范读书时，被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逮捕。据敌档记载，张在受审期间，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供出同时被捕的同学、共产党员孟庆章与他“同为担任宣传”，参加过散发传单和开会等活动。后被敌判刑八年，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刑满出狱。一九三七年十月，组织安平县委时，张通过特委吴健民恢复了组织关系。

张对被捕供出政治身份等问题，一九四五年一月向组织作了交代，但长期隐瞒了供出孟庆章的问题，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才作了交代。认罪态度较差。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雷任民 原外贸部副部长。男，六十六岁，山西平遥县人。一九二七年入团，一九三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一月参加工作。

雷任民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北平被伪公安局逮捕以后，承认了共青团员和北平团市委组织委员身份，写了“口供自录”和“我的转变及经过”，出卖了北平团市委及其所属清华、法学院、师大、燕大等支部和革命同志十多人，垂帘指认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常棣。并在“刑事申诉”中辱骂共产党。

以上问题，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五年审干时，本人基本上作了交代，组织上先后作了“自首供人，政治上一度动摇”和“自首叛变行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雷又作了补充交代，认罪态度尚好。

雷任民叛变罪行严重，本应严处，考虑到他在任山西决死四纵队政委时，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晋西事变中，反顽斗争坚决，并带领该纵队编入我军。本人认罪态度尚好。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杨述 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男，六十二岁，江苏淮安县人。一九三六年七月入党，一九三六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五年，杨述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十月被伪北平公安局逮捕，供认自己是“社联”成员，并供出了“社联”内活动情况和进步组织成员张风阁等六人(其中五人在杨被捕前已向敌人登报自首)，同时恶毒污蔑“共党实为摧残我民族国家之罪魁”，叫嚷“愿站在三民主义立场”，“实行铲共工作”。之后又写反共文章一篇。同年十月十九日，在伪《世界日报》上发表了《杨德基(按：即杨述)脱离共党附属组织社联启事》，辱骂共产党，“已属穷途”，表示“诚意自首”。一九三五年十月底被释放。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张友渔 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男，七十六岁，山西省灵石县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入党，同时参加工作。

一九二七年张友渔任北京临时市委秘书时，由于市委成员许锡仁叛卖，于同年十二月初，被北京张作霖反动政府京师警察厅逮捕后，供认是共产党员、北京临时市委秘书；出卖了北京临时市委书记谭啸云等七名领导成员。他还写了“消灭共产党”的《意见书》，为敌人出谋献策。敌人认为张“悔过之心诚恳”，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追究”。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经伪县知事赵子瑗(张的姑父)等人保释出狱。

张一九二八年出狱后到天津，隐瞒叛变罪行，经廖化平(当时北方局军委负责人之一，已故)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张友渔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安排适当工作。


宋劭文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男，六十五岁，山西省太原市人。一九三三年四月入党，一九三五年九月参加工作。

一九三三年宋劭文在北平北京大学读书时，担任过北平“社联”秘书、党团书记等职。一九三四年五月因叛徒关文彬出卖，被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逮捕。他向敌人供认参加过“社联”，担任过北平“社联”宣传干事、秘书职务，供出了清华、燕京两大学、“社联”组织，出卖了北平“社联”秘书老潘(张盘石)、组织雷民生、“社联”成员袁成隆等十一人。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曾用宋的供词作为判处袁成隆徒刑的“证据”。一九三四年六月宋劭文被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同年八月被判处两年半徒刑，送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期间他写过反动文章，诬蔑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五年四月他出院时，领取了“自新证”，并在印有“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以后不做危害民国的事情”的“海过切结”上签了字。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他回到太原投靠了阎锡山亲信邱仰浚，参加了阎匪反动组织“建设救国社”，负责宣传工作，宣传阎匪反动谬论，并介绍一些人参加这个反动组织。同年九月，他隐瞒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宋劭文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鉴于他一九三九年对其叛党问题基本作过交代，此次被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放到基层分配适当工作。


杨浩庐 原外贸部副部长。男，六十四岁，四川宜宾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六年入党。

杨浩庐一九三三年暑假，在四川宜宾家中被“伪二十八军叙南清乡司令部”逮捕，供认是共产党员，写了“卢启文(杨浩庐)脱离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反共宣传。

一九三四年杨到上海，隐瞒了一九三一年叛变罪行，于一九三六年混入党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上海被英租界警务处逮捕，供出我地下联络地点——上海市青岛路七十七号，并随同英帝巡捕前往七十七号搜查，致使我工作人员何车平、金瑾两人遭捕，此后，敌人又在该处和捕杨地点守捕我十几人。杨在巡捕房拘押三个星期左右，被驱逐出上海送江苏南通。

杨对以上两次叛变，长期向党隐瞒。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本人作了交代，认罪态度尚好。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苏幼农 原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男，七十二岁，四川邻水县人。一九二五年九月入团，同年十月转党。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党，被开除党籍，一九四一年又混入党内。

一九三一年二月，苏在四川万县任下川东特委书记时，被国民党逮捕。被捕后，向敌人供出省委通信处和省委负责人姓名；向敌人献策，提出让他继续与省委保持联系，以便将来破坏省委组织；并以特委名义写信给特委所辖各县党、团负责人到万县开会，诱使陈良、罗祥麟等到万县，被敌人逮捕；苏还伙同其他叛徒指捕了我党下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罗南辉等二人。不久，苏乘敌人戒备不严逃跑回家，后作教员、川报编辑。一九三五年，其原妻黄梦谷(当时参加红军)被国民党逮捕，苏又出面与黄联名写了“悔过书”，向敌人自首。后来，苏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大特务康泽的伪军委会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和国民党四十四军政训处任处员。一九四○年，苏到延安后，隐瞒了其主要叛变罪行，于一九四一年混入党内。

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原邮政总局副局长职务。


陈穆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局长。男，六十五岁，南京市人。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二年五月，陈在伪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任营救部长。同年七月，在上海参加江苏省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时被捕，判刑十年，送苏州江苏军人监狱关押。一九三五年春，狱中的共产党员互相传递纸条酝酿绝食斗争。这时陈主动向敌人写自首书，供出这次绝食斗争的准备情况和狱内党员的组织活动情况，请求自新。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把陈供出的狱中党员王致中等九人和三名代传信件的看守，解往南京匪军政部军法司审讯，陈出庭对质，致使王致中等九人加刑八年多，三名看守各判刑五年半，陈则被免刑，转入江苏反省院。陈曾任反省人自治市市长，发表反动文章，密告同在反省院的彭康等四人的活动。一九三六年七月履行自新手续出反省院。一九三九年十月，陈隐瞒叛变罪行混入党内。

陈对上述事实，一九四三年整风时，做过一般交代。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作了交代，认罪态度尚好。

拟定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职务。


[二] 公开或秘密地投靠敌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


张省三 原农垦部副部长。男，七十岁，河北定县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入党。

张省三于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燕大读书。一九二七年燕大党组织被敌破坏，张回定县。一九二八年登记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定县指导委员会宣传干事、县党部执行委员、训练部长等反动职务。张在此期间进行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为国民党进行“党化教育”，亲自授课；并发展了国民党员。

一九三二年，张在定县职业中学任校长时，隐瞒投敌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一九三三年保定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张一九三四年跑到山东荷泽伪县政府任科员，一九三七年初任荷泽县保安旅少校中队长。在此期间，张为国民党扩充实力，为伪区公所维持地方治安等。

一九三八年二月，张所在的保安旅第一中队，编入由我党控制的范筑先部队，当组织决定审查该中队副队长程牧的托派嫌疑问题，并调张为中校参谋时，张对此不满，与程一起携枪投奔国民党部队。同年，又混入革命队伍。

张参加革命后，长时隐瞒其主要罪恶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作了交代。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王超北 原外贸部五金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男，七十三岁，陕西省澄城县人。一九二五年入党。

王超北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主动乞求伪武功县县长赵任卿向伪陕西省主席来哲元说情求饶，表示“不再干共产党了”，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在伪《陕西中山日报》，上发表脱党“启事”，叛党投敌，在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当干事，成为可耻的叛徒。

一九四一年五月，在我利用王超北在西安搞情报期间，他被中统特务李茂堂突击参加了中统。此后，他在李的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他多次将我电台呼，号、密码密报给敌人。按照中统局的旨意，掩护李茂堂到延安进行特务活动。当胡宗南部进犯延安时，他多次发报，让我将中央驻地告诉他，妄图配合蒋匪追剿我中央机关。西安解放前夕，他掩护李茂堂、王克平在西安潜伏下来。解放后，他通过习仲勋的关系，将大批特务网罗起来，组成“西北军区社会工作队”，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王超北是一个叛徒，特务，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根据党章规定，将王超北清除出党，剥夺其公民权，交群众管制。


杜俊西 原十六军后勤部部长。男，五十四岁，河南省清丰县人。一九四○年重新入党，一九四三年十月入伍。

杜俊西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我党，一九三九年春在清丰县南苏村当小学教员时，背着我党组织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小组长。当组织发现杜参加国民党，指出其错误后，杜毫无改悔，一九三九年夏参加清丰县国民党县党部训练班受训后，极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他亲自发展国民党五人，并对他发展的国民党员郑守道说：“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有咱无他，和他不共戴天”。一九三九年底被选为国民党柳格区分部委员。不到一个月当地解放，区分部没再活动。

杜入伍后只交代参加过国民党，对他担任国民党小组长、区分部委员和发展国民党员等重要情节，长期作了隐瞒。一九六九年在军区学习班主动作了交代，态度较好。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行政撤职，分配适当工作。


薛桂树 原粮食部科研院处长。男，六十岁，江苏省涟水县人。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三○年在涟水县参加“八一”暴动，暴动失败与党脱离关系，一九四○年十一月重新参加工作，一九四五年六月重新入党。

一九三五年薛桂树由叛徒薛桂蟾陪同去，涟水县向特务室主任王士华主动自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填写了自首书，供出薛味五、许怀珍、沈华山等五名共产党员。不久即担任薛集特工中心组组员。曾动员、诱迫薛集、罗冲等村庄的地下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数十人。自首叛变，严重地破坏了我党在涟水县的地下组织和农民协会。由于薛忠实为敌效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被涟水县特务室委任为薛集特工中心组组长。后继续破坏我党的组织，从事对叛变自首分子进行反动教育等罪恶活动。

拟定为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撤销处长职务。


[三] 被捕被俘后，拥护和宣传敌人反动主张，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


廖鲁言 原农业部长。男，一九一三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入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参加工作。一九七二年病故。

廖鲁言在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读书时，在一九三二年参加八月一日示威游行前，因叛徒卞永汉出卖，被宪兵侦缉队逮捕。在审讯中他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散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参加过示威游行，供出了“八·一”游行的集合信号。后被判刑六年，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解送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他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在《华北日报》上发表《反共启事》，声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叛变出狱。

廖鲁言对其被捕叛变的罪行，历史上作过一些交代，但隐瞒了登《反共启事》这一罪行。此次被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发。

廖鲁言是一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


张茂甫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商业信贷局局长。男，七十岁，山西晋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张任中共晋城县委委员时，因太原党的通信机关和张的政治身份被暴露而被捕。同年十月，经伪山西陆军审判处判刑四年五个月，押往山西第一模范监狱，一九三一年七月转山西反省院。张在反省院曾多次在反省人出院宣誓、院长或训育主任“训话”大会上担任记录(均有反共内容，会后整理刊登在《自新月刊》上)，张还多次。在反省院出版的《自新月刊》上发表反共文章，宣扬“行易知难是指导人类生活的一切行动之惟一最高原则”，攻击、诬蔑共产党“残暴万恶”、“逆理悖情”，“无存在于中国社会之可能”，“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社会需要”。一九三二年六月，张在敌人印好的反动誓词上签字划押，取保释放。出院后还按敌人规定，向反省院写信报告自己的行踪。一九三七年，张隐瞒了叛党的重要情节，重新入党。

拟定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局长职务。


洪沛然 原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男，七十一岁，四川资阳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团，一九二七年转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

一九三一年，洪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三三年四月转伪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期间，洪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任务，并在《反省半月刊》上发表《一个反省人应有的认识》和《说反省》两篇反动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把社会当作一个实验室，把民命当作贱价的化学药品”“是一种滔天的罪恶”，鼓动其他反省人要“冷静地、诚挚地”反省悔过。一九三四年五月，洪填写了悔过书，领取了“自新证”出反省院。出院后继续给反省院写信，吹捧蒋介石“励行新政”。一九三五年六月，又在四川《合川时报》上发表鼓吹“新生活运动”、吹捧蒋介石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洪隐瞒其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本人认罪态度较好。

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原职务。



[四] 书面或口头向敌人自首悔过的：


汪道涵 原对外经委副主任。男，六十岁，安徽嘉山县人。一九三三年春入党，一九三八年七月重新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汪道涵，一九三三年任我党上海市法南区反帝委员会党团小组书记，于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捕。未暴露党员身份。由其父通过敌伪要员的关系，向伪上海市长吴铁城进行活动，汪道涵向敌人写了要求释放的“报告”，并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上海《晨报》、《民报》上发表《汪导淮(汪道涵)紧要启事》：“前因爱国心切，一时误入共产党领导之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旋因发觉该同盟为共产党所主持，当即无形脱离，兹为避免被该党所利用起见，正式宣告脱离该同盟，并声明此后永远不参加任何反动集团，恐未周知，特此登报声明”。后获释出狱。

汪于一九三七年底到延安时，将他的被捕和登报发表紧要启事等问题向组织作了交代。

定为自首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调基层工作。


王含馥 原湖南省副省长。男，六十五岁，河北广宗县人。一九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一年转党，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王含馥在邢台第四师范读书担任党支部书记时，被叛徒胡丰登、周痒出卖被捕。当年十一月转押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四年王履行了自首手续，于七月四日至十日与王景德等十七人在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上连续发表“脱离共产党启事”，说：“被人诱惑，误入共党”，“共产主义绝不适宜于中国”，“共产政策亦复极端错误”，表示“永远脱离共党，誓死不与共党发生关系”。后交保释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隐瞒了自首变节的重要情节，重新入党。

王含馥承认在敌人写的悔过书上按了手印，悔过书的内容与他出狱后看到报上登的“反共启事”内容相同，要求保留党籍。

拟定自首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分配适当工作。


赖祖烈 原中央办公厅特会室主任。男，六十九岁，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二九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

赖祖烈任赣南军区供给部长时，由于悲观动摇，离职脱队，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江西省安远县仁丰地区，被国民党广东独立第八师俘后投降敌人，供认他是红军被服厂的文书，接受敌人“准返回原籍，安分守已，做一个良民，不要再当共产党”的训话。同年四月初，他拿着敌人发给的通行证，返回福建省永定县原籍，又向国民党第八区区公所自首，并到伪县政府办了自首手续。供认他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在他写的“自新人申请书”和“自首书”中，辱骂我党、我军为“共匪”、“匪军”，恶毒地诽谤苏区根据地“惨不可言”，“民众皆叫苦连天”。声称“我本欲几次投诚反正来归，皆无法逃出。”“蒙国军及政府宽怀，准予自新始得脱险。”他还将我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出卖给敌人。一九三八年，隐瞒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赖祖烈是叛徒，罪行严重。按照党章规定，清除出党。


赵仲池 原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领导小组组长。男，六十四岁，山西五台县人。一九三三年八月入党。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赵仲池在任我河北省委驻冀热边代表并领导冀热边特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将我地下党活动地点向敌人告密，赵去该活动地点接头时，被已埋伏下的伪冀东保安队逮捕，解押到河北省蓟县监狱。审讯时赵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写了“张志周(当时的化名)参加共产党甚悔，今后出狱，保证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的悔过书。并代同狱人写了有类似内容的悔过书。一九三六年四月被释放出狱。

赵仲池出狱后，找到河北省委向组织上报告了写悔过书等情节。

拟定赵仲池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职务，安排适当工作。



[五] 唆使和策动别人向敌人投降、自首的：


帅孟奇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女，七十九岁，湖南省汉寿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帅孟奇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时，因叛徒朱镜如告密，被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同年十一月三日解押到伪南京宪兵司令部。在敌人审讯中，帅孟奇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丝厂罢工委员会主席，莫斯科留学生。她还动员和支持同狱人黄静汶写叛党自首书，劝说同狱人饶卫华对敌人“不要太倔强”，“可以表示消极”。帅孟奇先后被关押于伪江苏第一监狱和伪首都反省院。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景鸿等人“保”出反省院。回到原籍湖南汉寿后，她还向反省院写信报告她的情况。一九三八年一月，帅隐瞒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综上所述，帅孟奇是个叛徒，长期向党隐瞒其叛党罪行，根据党章规定，将其清除出党。


陈艺先 原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男，七十三岁，江西泗阳县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入党，一九四○年九月参加工作。

一九三四年四月，陈在我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会联合会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时被捕。同年六月，解送到匪南京警备司令部后，向敌人供出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及在党内的任职经过，向敌人写了自首书，出卖了共产党员苏觉馨等人，劝说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刘克明、孙宝琦自首叛变，并向伪看守所长汇报过同狱人的思想情况。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出狱。

陈出狱后，向组织交代了其叛变罪行，一九四二年四月重新入党。

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邮政总局副局长职务。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央政治局会议纪录
(根据李昌笔记整理)
1975.11.16


[1975年11月16—17日](注：由於年代久远，字迹潦草、模糊，辨认困难，不能辨认之字，俱以[?]标示。或有不准确之处，仅供参考——整理者)


11月16日


毛远新：

上次会后向主席汇报。

10日开会，11日汇报。(下面传达主席的指示：)

开一开好，谈一谈好。这个会不开怎样能行，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就喜欢胡耀邦、胡乔木这些人。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先念同志的意见好，他讲到井泉不满意，发牢骚。八个人，又不去做工作帮助他。有些老同志，就像李井泉那样。

原来有的同志提迟群是否调出清华，迟调出势必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清华的会议在逐步扩大，很快会影响全国的。

(汇报[?]朝农，过去上学时主席的批评)主席说你(指毛远新——整理者)屁也不会。讲了五条，一条一条又说了一遍，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懂得打仗，五不懂得社会，看了那么多的书，鬼知道有用没有用。(通过我的身上看十七年教育)你去农村半年搞四清，又到连队当兵，后来觉悟了。(中间还到工厂)旧的教育制度，不是没学到知识，最大的失败在於党领导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说，学校怎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更深刻了。用处就那么一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能写文章，学的课程都忘了。真正的学问不是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学，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几何三角我都忘了，几何考试我画了个圆。他打零分，我已打了，圆也是几何。那些课程没有兴趣，国文教员借了一部《御批通鉴》，我读了还了。很多书都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我都不是课堂上学的，天文、地质、土壤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上，而不在多少课程。朝农是根据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信，大部分在山头。又一个是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见鬼，通通搬到农村去。(斗私批修，不离郑州)河南的，华北农大，文化大革命后已搬到陕北，后来又说没有条件建筑，又搬到[?]来。(我说延安是艰苦，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那里时也没有楼房。)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窑洞住的满不错。主席详细问朝阳农学院。(有老教授对毛远新、迟群讲，孙教授说，我到朝阳，人家叫老孙头。迟说这是感情上的变化)、主席听了很高兴。说把朝阳的情形给政治局详细讲一讲。

(问了知识青年的情形，很详细，已有当县委书记的)，最后说，要给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李昌打个招呼，否则他们要作怪的，对他们要帮助，要搞五湖四海。主席又提到刘冰是否也参加。最后我和小平商量一下。参加会也是打招呼。

邓小平：

13号见了奈温以后，主席让春桥、东兴[?]和我留下。

主席说会议扩大五个人。八年没有工作，情况不了解，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帮。取长补短，充分交换意见，容易取得一致。要给四个同志打个招呼。不打招呼，要吃亏。还有几十个老同志，就要打招呼。特别举了河南的例子，给刘建勋和百分之八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打了招呼，他们很快站在左派方面，没有打倒。要帮助他们。

大家有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难受。受了冲击，有气，也难怪。他们要照顾大局，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群众身上。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好，没有打倒，也有人听不进。中南海的服务员，说朱老总是黑司令，我说是红司令。现在看是红司令，是黑司令?小平七八年没有管事，许多事不知道。要注意到这个情况(对张)不要搞成一派，要复杂一些。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张春桥：政治局有很大的变化，在主席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不多。知道全过程的不多，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多商量就团结得好，主席点了头。)有些事不要在背后乱讲。要搞好团结。

邓小平：

我的错误，根本的没有抓阶级斗争。“邓小平他们是吃过这个亏的。”

纪登奎：

朝阳的经验，国务院转发了，张春桥批的，并没有开会讨论。没有用心研究。

张春桥：

不仅没有研究，好多言论反对他。有一段，报上根本不宣传。提出的问题是对着教育革命。对教育革命中的缺点，不用××(此处有两个字实在辨认不出——整理者)的态度来研究，而是站在对立面。有的话前几年都说过。新的创造发明不太多。周荣鑫也在。对劳动者，就非常的看不起。办大学是培养劳动者、农民嘛!我不反对专家，也不反对学文化。问题是提出问题是从另一方面来的，没有社会主义觉悟，没有文化了。批知识私有，就不要知识了。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有些言论不是对哪个人的，还是对主席的。

姚文元：

周荣鑫和新华社记者讲了一次话，批评朝农、迟群、报纸，影响到各个省市。他的话中有小平同志怎样讲的。记者以为就是上面的精神。纲还是阶级斗争。从工农中招大学生，再回到工农中去。

张春桥：

周荣鑫变化很大。特别讲机床厂的道路。这是主席从《文汇报》情况看到如何培养技术人员，而且有进一步的发挥。资产阶级要通过大学，进入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从工农兵中选大学生，再回到工农兵中去，这就堵塞了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道路。

最近关於大学教育的言论，完全和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周荣鑫在铁道部教育局长会上大讲特讲。大学如办不好，不培养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就不行了。离开阶级斗争，谈四个现代化?清华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周荣鑫说反映很好。我说，不是这样。

王洪文：

上海教育局门前有大字报，拥护周部长，反对上海市委的。

张春桥：

斗争中提出的，斗争中展开的，经过辩论才能搞清楚。教育、文艺革命都有不足之处，都可以改，不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走老路是很容易的。教育虽是新的，思想是旧的。

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小革命。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只能用资产阶级的。争论什么几个问题，还集中不起来，整理不出来，必须搞清楚，不搞清楚，已取得的成果会丧失。教育、文艺领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无产阶级进去不容易。58年那次，一个反攻倒算，有个高教60条。新事物又出来了。生长着和死亡着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将来总会继续下来。

王洪文：

上海大字报。

质量，没有知识，没有文化。

阿飞多了，多了，少了?上海北京比过去少。对周荣鑫的讲话有部分人反映好。

毛远新：

主席让我看列宁的关於教育的文章。好多问题，都说过的，“教育界资产阶级的偏见特别顽固”，他们往往用偏见和无知对付无产阶级。在沈阳也调查过，公安局那里青少年罪犯多了，而是教育革命不彻底。

教师放年假，然后回来说教育革命搞糟厂。个别的教师自己就是教唆犯。不满意怎样办?一种是倒退回去，一种继续前进。不满意，你们是对毛主席搞教育革命路线不满意。

姚文元：

教育还有继续革命的任务。

王洪文：

青年进厂[?]三种人：城市青年、军人转业、农业劳动三年后表现最好。

吴德：

对整个青年的估计，过去也有争论的，有的说一代不如一代。广大青年觉悟高了，去年开了一次会。

毛远新：

对朝农学生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主席问回去不回去，大队欢迎。送上还回来。为农学院打开了一条路。

17年要批的，林彪路线也要批的。

张春桥：

林彪说，我们人口多，尖子多，考五分的多。主席说，你也相信这个。现在好像林彪反对学文化。

毛远新：

(主席说：)你学的课程有几门感兴趣的?考画圆[?]吗?争五分，愈学愈蠢。

汪东兴：

朝农，上海机床厂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方针，不解决，教育革命不能继续。

还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九次大会已做了总结。那时林彪反对。十大也肯定了。老同志受冲击，冲得好。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不足。全面内战就是两派武斗。有的挑动，又混进了一些坏人，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的应该冲，有的冲的面大了一些。不看到好的一面，只批评坏的一面。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刘冰，我不认识你。你就可以对迟群、谢静宜采取否定、打倒的态度。清华闹得很厉害时，三万工人进去，他们把你解放的，就现要把迟、谢赶出来。你那时是走资派之一。而且很多问题是造谣污蔑。你不理解，为什么要造谣。刘冰说，你可以说过去同意迟、谢，是违心的，是否符合三要三不要。

吴德：

符合后三条。右倾翻案，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成绩估计不恰当。

再向后看，就是问题。

你不把毛主席的思想读懂，不讲基本路线。要你们参加会，不仅想对你们教育，也是对我们的教育，不理解就要回炉。路线是主要的。

谢静宜：

胡耀邦同志大树“革命雄心壮志”。一句话没有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刘冰到你那里去……(下面谢静宜同志系统发言，没有记)

(这次会纪录的第二页，写得很少，接着是迟群、胡、胡、李、周、刘等发言，没有记。××来得晚——李昌)


11月17日


毛远新：

今天上午汇报昨晚会议情况，然后集中谈教育革命问题。把小谢讲话要点说了一下。把过去的五条讲一讲，第四，不懂得社会，第五、读了一大堆书，用得上用不上鬼知道。“我们在拉你，资产阶级也在拉你。”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第二，朝阳农学院对政治局谈了没有?(张春桥：有几篇比较好的有关朝农的报道，先印出来，大家看了，他再讲，就好些。)

第三，你(指毛远新——整理者注)把列宁几段关於教育革命的话也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听一听。不许批评智育第一的问题。不是不要智育，而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主席讲“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德智体三育也把德育放在第一位。主席也谈到张铁生，说当时有人写信给我，说你搞了一块钢渣，不是黄金。又说20年后卫星上不了天，你和张要负责。我们要四个现代化，要尖端，但第一位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否。阶级斗争也是教育的纲，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主课。其他的课放在后面。要马列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培养成千上万的专家，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只能为社会帝国主义准备干部的土壤。教育有没有阶级性。主席说，72年批极左时，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可不见……(以下缺——整理者注)

来源：根据记录整理的手抄稿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4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所需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学习、讨论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六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6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可以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可以发到党支部。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以来，我校围绕教育革命的方向和路线问题，逐步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革命大辩论。现将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


今年八月到十月，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背着党委，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正如中央所指出的，这两封信，“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从十一月三日起，由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就刘冰等人信的实质开展辩论。同时，召开了干部会，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和安排。

党委扩大会议是逐级扩大的，不断地训练了干部。开始时，由校党委常委、各系党委第一、二把手，校机关各部、处主要负责人共五十三人参加。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同志，对这个时期以来的右倾翻案风早就不满，并有所抵制和斗争。当他们听到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后，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纷纷起来批驳刘冰等人的信，澄清事实真相，揭露刘冰等人的非组织阴谋活动，紧紧抓住两封信的实质，开展说理斗争。一部分在前一段被刘冰等人拉拢煽动过的同志，在会上受到教育，很快地站出来同刘冰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这些同志在整个运动中同样都取得了领导的主动权。刘冰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群众，一开始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会议逐步扩大到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十一月七日晚，扩大到专业领导小组负责人以上干部和全体宣传队员共六百余人。十一月十二日，再扩大到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共一千七百余人。这样，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队员，明确了辩论的指导思想，为开展全校大辩论，训练了领导骨干，使各级党组织在这场大辩论以及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党委常委扩大会开了半个月之后，十一月十八日，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常委扩大会议情况。会上，全文念了刘冰等人的两封诬告信，十几个同志插话澄清事实真相，揭发批判刘冰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反动言行。到会同志对刘冰等人的无耻谰言、卑劣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到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说：“在我们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革命群众撑了腰，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的指示，有力地动员了广大群众，全校迅速掀起了大辩论的高潮。一天之内，就在指定的大字报区，贴出了两千多张大字报。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和各系党总支书记参加了我校一千七百多人范围的党委常委扩大会；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全体宣传队员参加了我校的全校大会，为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了骨干力量。

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事实要澄清，实质要辩明，揭发要充分，处理要慎重”的原则。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他们可以念信，可以补充，让他们把话讲完。事实说明，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在路线上输了理，是极为虚弱的。尽管他们在会上作了各种表演，我们都不受他们的干扰，不上他们的当，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地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整个大辩论中，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党委常委扩大会开得很顺利，斗争也很尖锐。目前，在学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运动正在毛主席指示的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


二


经过辩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的；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企图从文化教育阵地打开缺口。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我们学校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为了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运动逐步引向深入，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讨论了前一阶段运动八个方面的问题。

1、不断明确大辩论的指导思想，搞清楚运动的目的。

这场大辩论，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阵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化革命以来，教育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刚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已多次遇到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特别是受到来自党内一些人的责难。他们妄图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一新生事物。我们的目的，是弄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教育干部和群众，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有人担心，这场大辩论会影响安定团结，事实恰恰相反。挑起这场大辩论的，也就是刮起右倾翻案风的人，他们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破坏安定团结。事实说明，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讲安定团结，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通过这场辩论，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辩明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全校就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

2、运动自始至终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这次运动是在党中央、北京市委以及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人人都参加战斗，但不搞“战斗队”，不搞“串联”，不拉山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一切行动听指挥”。校、系党委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敢字当头，相信群众，所以在斗争中领导主动、有力、有方，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从机关各部门到基层支部，没有一个瘫痪的。相反，经过斗争，更加朝气蓬勃，战斗力增强了。

3、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地相信和依靠群众。

加强党的领导与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是一致的。要看到广大群众积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路线觉悟、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缩手缩脚，甚至还会和群众顶牛。大家体会到：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采取群众性的大辩论是一种好方法。群众动员起来了，事实才能讲充分，道理才能说透彻，毛泽东思想才能在群众心里扎根。因此，党组织对于这场运动的正确的领导，要体现在群众的充分发动上，体现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上。

4、始终贯彻党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讲政策，就要讲区别对待，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前一段在右倾翻案风中传谣、信谣，甚至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的同志，我们反复强调，他们是在运动中接受教育，提高觉悟的问题，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对于他们中间一些觉悟较慢的同志，我们也不要求过急，而是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总之，要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对于老知识分子，要看到他们的进步，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拥护教育革命的。有一位老教授说：“六十多年的曲折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爱护关心。周荣鑫的所谓‘关心’，实际上包藏着祸心，他要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让我们走回头路，只能是枉费心机。”对于他们中旧思想较多的人，只要能在运动中接受教育、有所进步就行了，不能一下子要求过高。全校革命的干部、师生员工、家属，都要团结起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共同战斗。即使对于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至于他们改与不改，要取决于他们的实际行动。

5、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运动期间不停课，不停产。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加扎实了。开门办学等新生事物，不断地巩固完善。今年，我校有四千多名师生，到一百多个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开门办学，结合一百二十多项生产、科研的典型任务，进行了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学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情支持。开展辩论以来，革命师生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坚定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在大辩论的推动下，科研工作不断地加快进度，有些重点项目，已经提前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校办厂今年生产计划要比去年翻一番，任务比较重，由于刘冰等人的干扰和一些具体困难，有些同志在运动前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革命的大辩论激发了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一面参加辩论，一面猛促生产。许多同志是写完大字报，开完辩论会，又主动去加班干。有些同志，一个人干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有的车间，十天就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量。过去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很快就解决了。在运动开展以来的十一月份，全校完成的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目前，全校大部分系厂已经提前跨进了一九七六年。事实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种担心大辩论会影响教学、科研、生产，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6、把运动同加强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这次运动对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它大大促进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校党委领导班子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有位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刘冰在写诬告信的前后，多次对他煽动拉拢、挑拨离间，但他没有上当。他身患多种疾病，运动前刚休养回来不久，现在经常工作到深夜，群众说“真是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

一批过去被刘冰等人压制的新干部，在斗争中冲锋在前。如校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是红卫兵小将，是革命造反派。运动之前，被刘冰等人横加歧视和打击。运动开始以后，他重温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写出了《走资派还在‘走’》等大字报，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场运动对广大的干部、党员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广大干部进一步体会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重要性。广大党员对党的基本路线，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有了更加切实的体会。大家指出，刘冰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旧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忠实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化革命初期，他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九七二年，他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这一次又跳出来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还有那么两、三个宣传队员，背叛了工人阶级，投降了资产阶级，说明：投降派确实有。所以，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通过这场运动，我们教育干部和党员，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党在五十多年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党内要进一步树立好风气，党员要坚持党性，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造谣、信谣、传谣，不允许诬蔑、陷害好人，不允许耍两面派，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总之，“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7、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次右倾翻案风中提出的问题，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批过，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要求批得更深一些，水平更高一些，教育的人更多一些，教育的面更大一些。摆事实，讲道理，就要抓住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抓住斗争的要害问题。这些问题讲透了，多数人是会服的，这种错误思潮再出现时，市场就会更小。

8、把运动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紧密结合起来。

运动以来，我们强调组织师生员工，特别是干部和骨干，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论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思想，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结合评论《水浒》，为搞好大辩论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地方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地方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大辩论促使许多同志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大家越来越迫切地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凡是辩论搞得比较好的，批判水平比较高的单位，都是学习理论抓得比较紧、比较扎实的。

当前，我校的这场辩论仅仅是个开始，形势是大好的，斗争是复杂的，还有可能遇到干扰和困难。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胜利地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

(吉)共印三○，○○○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1975.12.13;中发[1975]25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发给你们，可口头传达到党员和群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鉴于陆定一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且有重大内奸嫌疑，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永远清除出党。


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


陆定一，男，现年六十九岁，江苏省无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加入共青团，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进行审查，一九六八年五月逮捕关押。

（一）阶级异己分子。陆定一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僚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秉承其父“两面有人才能保住家产”的旨意，混入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从查获陆家解放前寄存在上海银行保险箱里的材料中，发现有陆定一一九二八年（当时已任我团中央宣传部长）给他父亲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现在觉到这样下去，只有害处，毫无益处。我要自己打开一条新的生路”，“实行您所计划着的我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无锡陆的家中还查出，一九三七年陆在担任我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长之后，在去南京治病期间，于九月十日，亲笔给其庶母和二叔的两封信，表示：“幸赖鼎力维持，卒能于一切不景气之中使家道未致中落，无限欣慰”，“他日得有寸进，以光陆氏门第与父亲大人之墓茔”。同年九月中旬，陆按照其父亲的遗嘱，从南京专程回家，亲笔签了《分书》，分洋三千一百多元，分田三十四亩，并将田产委托其弟媳杨剑华代为出租，长期进行剥削。解放后，陆家按照陆定一的授意，将田契全部隐藏起来，等待变天。陆定一在其过去写的历史自传中，对于上述问题，都作了隐瞒，至今未交代。

陆定一明知其弟陆亘一是个叛徒、军统特务，却于一九三七年将他安插到我军委三局，并且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出具假证明，进行包庇。

（二）反党分子。陆定一在担任中宣部长期间，把中宣部搞成了“阎王殿”，进行了许多反党活动。一九五六年苏修“二十大”以后，陆多次在会议讲话中，胡说斯大林“独裁”，“象秦始皇”；攻击我们党“比斯大林还厉害”，“权力比秦始皇、希特勒的还大”；诬蔑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都是“秦始皇的办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去庐山开会途中，他同彭德怀在火车上密谋反党。庐山会议前后，他诬蔑总路线只有“主观精神”，“没有客观基础”；大跃进是“大吹牛皮”；人民公社“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一九六一年冬，他紧密配合刘少奇向党进攻，攻击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在旧中宣部组织人员秘密检查中央文件，炮制反党黑材料。一九六二年二月上旬，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文教小组会上，攻击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一九六六年二月，他紧密勾结彭真，炮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三月，他在安徽、江西等地，继续兜售《二月提纲》的黑货，妄图对抗、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陆定一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三）内奸嫌疑问题。陆定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供认:一九三○年十一月在上海被两个特务秘密绑架到一品香饭店，并在吴开先亲信写好的自首书上签了名，得了一千元，沦落为叛徒内奸；一九三七年在南京、一九一四六年在重庆两次秘密会晤吴开先，向敌人提供情报，出谋献策。

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初步调查，有以下几个证明材料，可以印证陆定一的笔供：(1)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的秘书黄旭初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交代：一九三○年九月下旬，他从邮检来的共产党的团中央刊物上看到了陆定一的文章，确悉陆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经和吴开先策划，派特务于十一月十二日左右，把陆绑架到一品香饭店，陆在威胁利诱下，接受了吴开先提出的要他留在共产党内提供情报、吴保证他在上海安全的条件，履行了自首手续，吴给了陆一千元支票。黄的交代与陆的供词在主要情节上基本一致。(2)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确实经过杨尚昆批准，由陕西到南京治病。吴绍澍、黄旭初证明，陆一九三七年在南京秘密会见过吴开先。(3)军统渝特区党政小组长陈兰荪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交代：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旧政协谈判期间，派特务跟踪发现，陆定一密访过CC特务头子吴开先。黄旭初也证明确有此事。(4)陆定一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我的历史问题》手稿中，有意将他一九三○年七、八月间从苏联回国，编造为“一九三一年回国”，妄图掩盖他一九三○年在上海发生的问题。(5) 大量的人证、物证表明，敌特机关一九三三年二月对我上海团中央的大破坏，首先是从陆定一联系的虹口招待所开始的。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敌人在这里守捕了与陆经常联系的总交通蒋屏，八天之内，共捕获了书记王云程等二十三人。在破坏过程中，敌人连看守机关的老妇、幼童都没有放过，有的一般工作人员已经转移八天之后，还被敌人利用叛徒引诱捕获，惟独陆定一，在叛徒蒋屏两次供出他的住址之后，仍然未被敌人逮捕。这次团中央大破坏是否与陆有关，很值得怀疑。(6) 中统局秘书张文一九七四年九月交代：他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听中统局局长叶秀峰说：“他们的中央委员陆定一就是我们的人”。

陆定一对他的内奸问题交代以后又翻案。但是以上几个证人至今仍然坚持原来交代。由于我们没有查到直接物证，此问题可以挂起来考察。

(四) 匿名信问题。从一九六○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查获陆定一之妻严慰冰发出攻击林彪、叶群的匿名信三十二封。在尚未发现林彪、叶群的问题之前，严慰冰采取这种手段，陆定一对她加以包庇是错误的，对他们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可以结案。

陆定一在审查期间态度恶劣，拒不认罪。遵照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建议释放，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安置到外地，养起来，每月发给二百元生活费。陆定一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妥否，请批示。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

附：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证据


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证据


一、阶级异己分子的证据


1、陆定一曾祖父等三代照片(图略)

注：照片由左至右，陆的曾祖父陆敦善清朝“布政使司理问”，陆的祖父陆蓉第“候选州同”，陆的父亲陆澄宙北洋政府京师高等检察厅代理厅长。

2、陆定一一九三七年由南京回家亲笔签署的《分书》（节录）

定一受分田产，计平低回叁拾肆亩肆厘贰毫伍系，秋租叁拾柒石另壹升玖合，经账为凭。

现款存数……尚余洋壹万肆千玖百肆拾贰元，四份均分，每份计洋叁千柒百叁拾伍元伍角。……定一一份，曾用去洋伍百伍拾元．应受分洋叁千壹百捌拾伍元伍角。

 	次男陆定一（盖印）
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补签

3、陆定一的堂兄陆雅达关于陆定一出租土地的交代（节录）

一九三七年秋，陆定一从南京回家领取了分得的地主家产。……钱，他带走了；田，交杨剑华代管出租。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就是靠吃这些田的租米。

一九五○年秋，陆婉巽与我到北京去找陆定一商量对付土改办法。……陆定一说。“将来中央公布土改办法后，定一个日子，准备些便菜在家里请农民吃顿便饭。饭后，把田单交给农民，田契不要就不交……房租可以收。……”我们回来就找陆家四房，将陆定一的办法告诉他们， 并商量了做法。土改开始时即将田单交了，弄了个“开明地主”，逃避了斗争。田契隐藏起来没有交，等待变天。

 	陆雅达（陆玉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

4、陆定一无锡家中隐藏的田契(图略)

注：文化大革命初期，陆定一的四弟陆正一将隐藏的田契，账册拿出来销毁，被红卫兵发现。这是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部分田契。


二、内奸嫌疑问题的证据


1、特务分子黄旭初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笔供（节录）

(1)一九三○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对吴开先说……“陆定一回来了”。吴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邮检来的共产党的团中央刊物上看到了陆定一的文章”。一九三○年十月初，CC大特务吴开先（注：吴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在南京国民党中组部调统科（代理）科长张冲处证实陆定一从苏联回到上海，即对陆进行侦查活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吴开先召集国民党上海市组织部总干事张小通、调查科科长胡星耀和我在他家里共同研究，决定把陆绑架到旅馆，如不答允提供情报，即逮捕法办。约在十一月十二日左右，由张、胡、陈（唯一）三人，把陆绑架到伪市党部调查科秘密办案的地方，西藏路一品香饭店三楼东南角最后一间。张小通打电话给吴开先。吴邀我一起去。

我推门进去，张小通即说，“老黄来了”。我说“……今天请陆先生来这里，决没有为难你的意思，只要你能够在可能范围内提供些情报，开先兄就可以回复（伪）中央。否则只有照命令办事。”……我看陆低头沉思，没有反抗意思，即示意张小通邀吴开先进来。

吴一进来，即抢步上前，与陆握手说，“我来迟了，很抱歉。”并说，“我今天看到你，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你在南洋（即交大）我在同文（书院）的情景。……（伪）中央虽有命令，但我为朋友交情，先请你来商量，你帮了我忙，我也要尽力保证你在上海的安全。提供情报办法，我有个信箱，可以利用。”张小通说，“陆先生如果没有意见，就请签个约罢。”于是我即拟写约书，大意是说陆定一对吴开先提供情报，吴开先对陆定一保证不逮捕。写好后，即给吴看，吴看过，递给陆，陆过目即说，“没有意见”。……于是他签上“陆定一”三个字。签字以后，陆说要小便，进了卫生室。吴从支票簿上撕下一张。张小通轻声问多少，吴把手翻了一翻，知是一千元。陆出来，吴即把支票递过去说，“小意思，随便花花。”陆迟疑未接，我即接了来塞在陆的大衣袋里。

(2)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吴开先从上海到南京，充任伪军委会第六部第一组中将组长，住在程沧波家。九月初，陆定一两次来程家秘密会见吴开先。

(3)一九四六年一月，……陆定一（在重庆）来牛角沱二十五号看吴开先。

注：曾任伪军委会第六部第一组处长的吴绍澍也证实陆定一一九三七年在南京秘密见过吴开先。

2、匪军统局渝特区第四组党政小组长陈兰荪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交代（节录）

一九四六年旧政协谈判期间，……陆定一……与反动派接触频繁。据匪军统渝特区监视组报称：陆定一出入匪国民党中央党部……高级职员宿舍，即上清寺、蔚庐等。匪区区长叶翔之当即电匪渝市组，匪组长杨政商就于我，决定派……组员陈伯毅进一步调查陆所访为何人？陈去了解以后，得知陆是拜访CC特务头子吴开先。

3、叛徒蒋屏（现名庄祖方）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笔供（节录）

一九三二年六月，我在团中央担任交通组组长，当时的化名是蒋屏。我经常跑四个机关。……陆定一住的房子……我至少三天必去那里一次。一九三三年一月底或二月初，一天晚上，我送钱去虹口招待所，被守候的特务胡大海逮捕，……当时我就供出了与党中央外交通接头的自己住址，第二天供出了……组织部秘书陆定一和交通员小唐的住址。陆定一的地址写在一张条子上，交给了马绍武，过了两天，马匪却找我说：陆定一地址的条子掉了，要我重开给他，我又照开了。又过一天，特务张光英等四、五人押我去引破陆住处，从后门进去一直上楼，陆已不在，而房内陈设如常，……其时，张匪等略微搜看一下，也没有向二房东查问，似乎他们早就知道陆已不在了。

4、中统局秘书张文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笔供（节录）

一九四六年四月匪中统局长叶秀峰从外地视察回转重庆后一二天，在匪局长室召集其高级骨干约十人开会，……他自鸣得意的说：“共产党他们能派人到我们这里来（……指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钱壮飞……任徐恩曾私人秘书……）我们也能打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中央委员陆定一就是我们的人。”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六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在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配军队干部问题的批复
1975.12.18; 国发[1975]196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参谋部《关于在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配军队干部的规定》，现转发你们，望遵照执行。超编人员，由原军事单位统一分配，妥善安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


总参谋部《关于在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配军队干部的规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更好地把人民防空工作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今后军队系统仍要有一部分同志继续参加各级人民防空部门，与地方同志共同把人防战备工作做好。为此，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精简机关编制员额的精神，拟对参加人，三十万以上的中等城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各编五人，三十万以下的小城市(县、镇)人民防空力、公室各编三人。

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确定的人防战备工作的重点城镇和大、中、小城市的区(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不编军队干部，共工作由各级军事部门承担。

二、参加省以下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的军队干部，均列入所在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的编制定额，并分别编在作战(训练)和通信等有关部门。军队干部在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所任职务，由地方和军队党委共同任命。

三、人民防空工作是一项长期重要的战备任务，军队党委要挑选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参谋人员和相应的领导干部参加人民防空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相对稳定。军队有关部门要关心和解决他们的政治生活、业务工作和生活福利等问题。要使他们既了解军队的情况，又了解地方的情况，真正起到军队干部参加人防战备工作的应有作用。参加各级人民防空部门工作的军队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搞好团结，发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与地方同志共同努力，圆满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赋予的这项战略任务。

上述报告，如同意，建议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遵照执行。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六日

注：此件关于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军队干部的编配数目已改变，已被《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级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有关部门军队干部编配的规定》所取代，见国发[1978]274号文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财政部关于分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业务费指标的通知
1976.01.07；(75)财事字第329号


省、市、自治区财政(财金)局、知青办公室：


为了进一步促进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自一九七六年起，县以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行政部门开展业务活动的经费，由国家预算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业务费(以下简称知青工作业务费)”。

现根据工作需要和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经与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分配你省、市、自治区一九七六年知青工作业务费××万元。

关于这项业务费的开支，作如下规定：

一、使用范围

1．会议费：指召开以知识青年为主的专业会议费。如，知识青年代表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

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召开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仍由行政经费开支。

2．宣传教育费：指对在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开支。如，编印宣传材料和印刷知识青年登记表，举办小型先进事迹展览和报告会等费用。

3．培训费：知识青年骨干、社队主管知青工作人员、带队干部的短期培训费。

二、知青工作业务费，不能用于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场)和对动员下乡知识青年的困难补助。

凡是在中发〔1973〕30号文件“附件一”第五条中规定，由安置经费开支的建房补助费、生活补助费、农家具补助费、学习材料费、医疗补助费、旅运费和用于下乡青年的特殊开支的其他费用，一律不准挪用知青工作业务费。

下乡知识青年的业余教育、技术培训以及文体活动等费用，均由主办部门按其有关经费开支规定办理。

三、知青工作业务费，按一般事业费管理，年终结余不予结转。这项经费的使用，应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精打细算，反对铺张浪费。

四、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办法。

(附表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机关原副部长和省、市、自治区原副省长以上干部的审查情况（六十一人）草稿
1976.02.00


目 录


拟定为人民内部问题，分配工作和安置休养的


陈丕显…………………(1) 汪 锋………………(2)

贾启允…………………(3) 文敏生………………(4)

赵文甫…………………(5) 黄 岩………………(6)

赵守一…………………(7) 李启明………………(8)

顾卓新…………………(9) 周 桓………………(10)

栗又文…………………(11) 于毅夫………………(12)

刘结挺…………………(13) 袁 振………………(14)

王唯真…………………(15)


拟定为人民内部问题，给以撤销党内外职务以上处分的


王逸伦…………………(16) 刘 刚………………(17)

严子涛…………………(18) 王奂如………………(19)

徐少甫…………………(20) 陈一新………………(21)

罗 琼…………………(22) 曾宪植………………(23)


拟定为叛徒、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的


李一清…………………(24) 王 德…………………(25)

阎秀峰…………………(26) 苏谦益…………………(27)

喻屏……………………(28) 李范五…………………(29)

李砥平…………………(30) 郭芳……………………(31)

卫逢祺…………………(32) 哈丰阿…………………(33)

宋日昌…………………(34) 陈扬……………………(35)

刘瑞森…………………(36) 李杰庸…………………(37)

任一力…………………(38) 栗再温…………………(39)

李予昂…………………(40) 区梦觉…………………(41)

傅雨田…………………(42) 刘晋……………………(43)

张旺午…………………(44) 王延春…………………(45)

王含馥…………………(46) 杨英杰…………………(47)

齐文俭…………………(48) 邵文杰…………………(49)

韩洪宾…………………(50) 张晓东…………………(51)

韩明……………………(52) 张西挺…………………(53)

郑思远…………………(54) 张天民…………………(55)


需要和省委，自治区党委交换意见的


阎红彦…………………(56) 贺希明…………………(57)

霍泛……………………(58) 杨 锐…………………(59)

王树成…………………(60) 孟夫唐…………………(61)



拟定为人民内部问题，分配工作和安置休养的（十五人）




单位：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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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陈丕显│性别│男│年龄│ 60 │民族│汉│籍 贯 │福建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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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1931年│参加工│ │

│原职务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时间│ 转 党 │作时间│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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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农 │成份│学生 │状况│ │何处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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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上海市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报告： │

│ 一、陈丕显一九三○年七月在苏区长汀县任县宣传队分队长 │

│ 时(共青团员)，因患病和一批红军伤病员乘船向上杭一带转移， │

│ 途中遭到匪“铲共救乡团”袭击被俘。一起被俘的有红四军三纵 │

│ 队大队长涂应达等十余人，关押在蔡坊匪团部。当时涂应达跳水 │

│ 突围被匪截回，敌人为了证实涂的身份和探听长汀红军的实力， │

│ 对被俘人员进行了审讯。不久，涂应达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匪首 │

│ 刘恩瑞将陈丕显留给匪一营营长岳连升做义子，陈见到岳匪夫妇 │

│ 时称叔叔、娓娓。后因岳妻嫌陈年龄大（十四周岁）怕养不亲， │

│ 又让陈回到蔡坊。七月底，匪军给了陈一些路费，让他回家。据 │

│ 本人交代，回家后就到南阳区苏维埃政府报到，不久，组织上调 │

│ 他到区里继续工作。上述经过，经多方证明，情况确凿。对陈丕 │

│ 显在敌人审讯中的表现，经反复调查，无法查清。 │

│ 关于陈丕显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袭击我新四军瑞金办事处 │

│ 事件中有否被捕投降，没有查出问题。一九四○年从解放区到上海 │

│ 治病有否被捕投敌叛变的问题，经查未发现陈在上海有被捕的事。 │

│ 二、关于一九七○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运动组提供，陈丕 │

│ 显指使梁国斌、黄赤波等侦控中央负责同志的问题，经查无此事。 │

│ 三、全国解放后，陈积极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 │

│ 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刮起反革 │

│ 命的经济主义妖风，造成严重恶果，破坏文化大革命。 │

│ 本人表示：完全拥护市委对他的结论。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

│ 对他的问题“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重要批示。 │

├─────┬───────────────────────────┤

│ 省、市、 │上海市委遵照毛主席关于陈丕显的问题“似可作人民 │

│ 部委意见 │内部问题处理”的重要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解 │

│ │除了对陈的监护，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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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上海市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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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一九六七年经中央批准对陈丕显公开点名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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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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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汪 锋│性别│男│年龄│ 66 │民族│汉│籍 贯 │陕西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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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时间│ │作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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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上中农│成份│学生 │状况│一般 │何处 │甘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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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甘肃省委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报告： │

│ 一、抗日战争初期，汪锋追随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 │

│ 贡拓夫等一起，公开发表文章，主张“一切抗日的党派和各界有 │

│ 力人士团结到政府的周围”，要“立即实行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 │

│ 的军事上的统一，统一指挥，统一待遇”。 │

│ 二、一九四六年在关中地委扩大会上传达刘少奇“要学习法 │

│ 共经验”，要搞“议会斗争”的黑指示，拥护和宣扬刘少奇“和 │

│ 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

│ 三、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散布消极悲观言论，支持包工包产 │

│ 到户，推行农业单干，使甘肃局部地区的农业集体经济遭到严重 │

│ 破坏。 │

│ 四、在甘肃的民族统战工作中，吹捧和重用大农奴主、反革 │

│ 命分子黄正清，主张开放寺庙，致使甘南地区一九五八年已经关 │

│ 闭的一些寺庙，于一九六二年又重新开放，不少还乡的喇嘛又回 │

│ 到寺庙。 │

│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中，推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六、在交代自己的入党入团时间问题上，前后矛盾，态度不 │

│ 够老实。 │

│ 汪锋基本同意甘肃省委的审查报告。但他不同意省专案团审 │

│ 查报告中说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他接照刘澜涛的旨意提出了围剿 │

│ 兰州大学革命群众的六条；说他没有讲过“黄正清说放谁就放 │

│ 谁”的话，等等。甘肃省委研究认为，省专案团审查报告中认定 │

│ 的问题是恰当的，汪锋所提意见是没有根据的。 │

├─────┬───────────────────────────┤

│ 省、市、 │ 甘肃省委意见，汪锋犯有严惩路线错误，他对自己所 │

│ 部委意见 │ 犯错误作了检查，建议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由中央 │

│ │ 分配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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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甘肃省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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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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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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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贾启允│性别│男│年龄│ 62 │民族│汉│籍 贯 │山西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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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时间│1938.1 │作时间│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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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现任云南│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自由职业│状况│一般 │何处 │省委第一│

│ │ │ │ │ │ │ │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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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贵州省委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审查报告，贾启允于一九三 │

│ 五年三月在闻喜县被捕，一九三七年九月经闻喜县牺盟会交涉获 │

│ 释。其主要问题是： │

│ 　　一、贾启允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填表交代， │

│ “因宣传共产主义参加反帝大同盟被捕”。文化大革命中又否认 │

│ 被捕前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说过去是虚构自己的革命历史。据当 │

│ 时闻喜县地下党负责人席荆山等人证明，贾被捕前没有参加反帝 │

│ 大同盟，贾启允过去说因参加反帝大同盟而被捕是错误的。 │

│ 　　二、据敌人的判决书记载，贾启允等“对于投入共产党以危 │

│ 害民国为目的而加入反帝大同盟”，“当庭供认不讳”。同案人 │

│ 孙哲听、沈全成等人证明，贾在受审时没有供认是反帝大同盟成 │

│ 员和共产党员。贾启允否认有此供词。因此，倾向于否定。 │

│ 　　三、据同案人沈全成一九五五年和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当时 │

│ 与贾启允一起被捕的十人在被管押期间联名写了恳请书，“说我 │

│ 们有的是年幼无知，误入歧途”，“哀求统治阶级减轻罪行”。 │

│ 文化文革命运动中，任保家等五人都交代写过悔过书的问题，但 │

│ 存在很多矛盾。贾启允否认有此事。因此，这一问题不能认定。 │

│ 　　四、同狱人牛玉田一九四五年、一九五六年和文化大革命运 │

│ 动中多次揭发，他看到过贾启允和温润泉在狱中共同写了自首书， │

│ 内容有“允等意识薄弱，信仰共产主义等”，大意是信仰共产主 │

│ 义是错误，后悔、改过的意思。张炳耀一九六八年写信揭发：一 │

│ 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他在闻喜中学念书，同学郝奎（监 │

└─────────────────────────────────┘


单位：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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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文敏生│性别│男│年龄│ 61 │民族│汉│籍 贯 │山西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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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委代理第一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书记、省长 │时间│1937.5 │作时间│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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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市│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贫 民│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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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文敏生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写信给河南省委并报毛主席，党 │

│ 中央，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说他多年来背离了毛主席的 │

│ 革命路线，堕落成为走资派，成为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 │

│ 犯下了严重错误，主要是： │

│ 　　一、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执行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 │

│ “借地渡荒”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二年错误的主张社员可以 │

│ 垦种“小片零星荒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执行了刘少 │

│ 奇的“物质刺激”、“生产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五年 │

│ 秋执行了陶铸提出的“抓分配，促生产”的修正主义黑货。　　 │

│ 三、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尊重党委主要 │

│ 领导同志的意见，严重破坏党委之间的团结。 │

│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又犯了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严重错误。　四、在历史上也 │

│ 犯了不少错误。一九四六年执行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

│ 和叛徒哲学的投降主义路线。　　河南省委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 │

│ 日报告，认为文敏生对其所犯错误的检查比以前有进步，认识有 │

│ 所提高，同意他的检查。文敏生的历史问题已审查清楚。 │

│ 　　据河南省委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报告：文敏生一九三五年在 │

│ 伪河南省确山县四区任区员三个月，主管禁烟事宜，入党时作了 │

│ 隐瞒，直至文化大革命才作了交待。文敏生本是一九三七年五月 │

│ 入党，一九五三年以前谎报为一九三五年六月入党，虚报党龄二 │

│ 年。 │

│ 　　 │

│ 　　 │

├─────┬───────────────────────────┤

│ 省、市、 │建议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适当工作。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河南省委的意见。 │

├─────┼───────────────────────────┤

│ 备 注│中发〔1968〕17号文件点名批判 │

└─────┴───────────────────────────┘


单位：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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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赵文甫│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河南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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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1.10│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教 员 │状况│一 般 │何处 │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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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赵文甫同志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向省委并报毛主席、党中央 │

│ 写了《我的检查》，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 │

│ 压革命群众运动，把矛头指向当时省委革命领导同志，转移了斗 │

│ 争大方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 　　二、一九五七年接受并宣扬刘少奇到河南鼓吹的“阶级斗争 │

│ 熄灭论”，是严重立场错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左”倾蛮 │

│ 干，大刮“五风”，破坏了生产和民主集中制。二九六○年处理 │

│ “信阳事件”时，积极赞成刘少奇打击一大片的反动路线。在国 │

│ 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错误的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一九六四 │

│ 年冬训练“四清”工作队时，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 │

│ 动路线。在分管组织工作中，受叛徒哲学影响，错用了极少数叛 │

│ 变、自首分子。一九六五年曾主持把原参加县（市）委的工农委 │

│ 员从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不少，实际上排挤了工农干部。还存在严 │

│ 重的资产阶级工作和生活作风。 │

│ 　　三、一九三五年在河南辉县百泉师范上学时，受军训三个月， │

│ 被迫集体参加国民党，过去已向党作了交代。一九四○年二月， │

│ 在河南宜阳赵堡初中做地下工作时，国民党去该校捕人，在当地 │

│ 党组织帮助下，当晚逃离。 │

│ 　　赵文甫同志表示：今后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对检查的错误永 │

│ 不翻案。 │

│ 　　河南省委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报告，认为赵文甫对所犯错 │

│ 误的检查态度较好，同意他的检讨。赵的历史问题已审查清楚。 │

│ 　　 │

├─────┬───────────────────────────┤

│ 省、市、 │ │

│ 部委意见 │建议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河南省委意见，建议分配适当工作。 │

├─────┼───────────────────────────┤

│ 备 注│中发〔1968〕17号文件点名批判 │

└─────┴───────────────────────────┘


单位：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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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黄 岩│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安徽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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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1931年入│参加工│ │

│原职务 │安徽省省长 │时间│团1932年│作时间│1931.3 │

│ │ │ │转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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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贫 农│成份│雇 工 │状况│ │何处 │安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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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据安徽省委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日报告： │

│ 　　一、黄岩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在安徽霍邱城区任区委书记时， │

│ 在反“围剿”战斗中被俘。被判刑十年，一九三七年八月释放。 │

│ 据同案人李晓玉揭发，黄被俘后，曾当场证实蔡文宝是城区苏维 │

│ 埃主席。同案人李子全等人证明，蔡因此和黄吵过两架。在敌人 │

│ 预审时，黄等如实招了供，承认自己的职务，供出本部门上下级 │

│ 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据同年七月十九日伪中央日报报导：“分 │

│ 别预审一过，均各供认参加赤共不讳”。但查不到黄受审时的口 │

│ 供笔录，无法取得被黄供出的同案人和办理此案的敌伪人员的证明。 │

│ 　　二、日本投降后，黄任淮南津浦路西地委书记期间，贩卖刘 │

│ 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当国民党向路西进攻 │

│ 时，不顾党中央关于“就地坚持”的指示，擅自撤出路西地区， │

│ 造成严重损失。后又拒绝回敌后坚持。北撤前贩卖叛徒哲学，说 │

│ “自首不自心，回来再当新四军”，先后纵恿陈君哲等四人叛变。 │

│ 　　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执行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

│ 路线。一九六○年积极推行“责任田”，赞成开放自由市场和票 │

│ 证交易所。一九六二年，在甄别平反中搞“一风吹”。先后包庇 │

│ 重用叛徒、特务陈雨田、万金培等七人，支持阶级异己分子宋光 │

│ 曙、罗应生为地主家庭反攻倒算。阻扰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

│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黄岩对所犯错误作了检查，但不同意省委对他历史问题的结 │

│ 论，说在敌人法庭上没有如实招供，同蔡文宝没有对过质。 │

├─────┬───────────────────────────┤

│ 省、市、 │安徽省委意见，黄岩犯有严重走资派错误。被俘后 │

│ 部委意见 │屈从敌人并有叛徒嫌疑。鉴于认定叛徒的直接证据 │

│ │不足，建议挂起来，暂不结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 │

│ │活，分配适当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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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安徽省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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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中发〔1968〕61号文件点名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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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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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赵守一│性别│男│年龄│ 69 │民族│汉│籍 贯 │陕西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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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时间│1937 │作时间│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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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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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陕西省委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报告： │

│ 　　一、一九五八年赵守一积极支持陕西省委党校编写《中国共 │

│ 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历史》，吹嘘反党分子高岗。一九六二年十 │

│ 月，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习仲勋的反党罪行时，赵 │

│ 对同习仲勋的关系和在习指挥下编写《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 │

│ 争历史》的问题没有检查、揭发。赵还阻挠对叛徒柯仲平吹捧高 │

│ 岗、习仲勋的反党问题进行批判。 │

│ 　　二、赵守一长期以来，推行刘少奇、习仲勋的反革命修正主 │

│ 义路线。宣扬过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发展富农 │

│ 经济”的反动纲领。一九五六年七月，赵发表文章，胡说“农民 │

│ 加入了合作社，就不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在国民经济暂时 │

│ 困难时期，赵说“粮食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连年下降，低标准，瓜 │

│ 菜代，人困、马乏、地薄”，这是历史的惩罚。在社教中说过“ │

│ 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网地富分子的工作”。在文教工作方面 │

│ 执行修正主义的文艺和教育路线，赞成文艺创作要“自由”，党 │

│ 委不要干预。执行了旧文化部新戏、旧戏都演的方针。他主张智 │

│ 育第一，提倡“学习冒尖”，“教学冒尖”等。 │

│ 　　三、赵守一的家庭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出卖土地四 │

│ 十多亩，被漏划地主成份，一九五三年又出卖房屋三十多间。赵 │

│ 对此长期隐瞒，一九六六年九月才作交代。此外，一九六二年以 │

│ 后，小病大养，生活腐化。 │

│ 　　赵守一同意省委给他作的审查结论，对所犯错误作了检查， │

│ 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 　　 │

├─────┬───────────────────────────┤

│ 省、市、 │陕西省委意见，赵守一犯了严重走资派错误，已作了 │

│ 部委意见 │检查，拟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安排适当工作。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陕西省委意见。 │

├─────┼───────────────────────────┤

│ 备 注│中发〔1968〕67号文件点名批判 │

└─────┴───────────────────────────┘


单位：陕西省

┌────┬───┬──┬─┬──┬──┬──┬─┬───┬────┐

│姓 名│李启明│性别│男│年龄│ 61 │民族│汉│籍 贯 │山西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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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1936年重│参加工│ │

│原职务 │陕西省委书记、省长 │时间│新入党 │作时间│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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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 │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西安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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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据陕西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报告： │

│ 　　一、西安解放后，李启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和西北 │

│ 公安部副部长时，按照习仲勋的旨意，在“西北军区社会工作队” │

│ 和派遣情报人员等问题上，犯有许多严重错误。“社工队”是习 │

│ 仲勋批准成立的，骨干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队长为叛徒、特务 │

│ 王超北，副队长为中统陕调室主任王克平。一九四九年七月李同 │

│ 意让“社工队”去清查“中统”材料，致使许多敌特借机涂改材 │

│ 料，破坏清理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年十二月，习仲勋 │

│ 以策反中统特务陈建中为名，通过李启明把中统特务孙志刚一次 │

│ 派往汉中，两次派往香港与陈建中联系。第二次派孙去香港前， │

│ 中央公安部曾电告西北公安部：“匪中组部拟派内调局孙志刚（ │

│ 为陕西工委），李仲英（为西安工委）返陕潜伏，现孙遂即返陕， │

│ 特告注意”。孙返陕后，李虽派人对孙进行了外线盯哨和审查， │

│ 但孙并没有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李没有请示中 │

│ 央公安部，就批准同意将孙志刚派出，孙一去不返。 │

│ 　　二、李启明在陕西主管公安工作期间，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

│ 一九五六年李说：“农村斗争的主要方面，也已不是阶级斗争， │

│ 而是进步和落后之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李又说：“敌人更少 │

│ 了，更弱了，敌人同我们斗争的波浪更小了”。在公安业务上， │

│ 李启明强调要“敢于大胆利用敌人”。 │

│ 　　三、一九五九年张德生告诉省公安厅的同志说，中央下次全 │

│ 会将在西安召开，为了把毛主席的指示记下来，要在毛主席将来 │

│ 准备开会的地方和会客室安装能够录音的麦克风。李启明说，你 │

│ 们一定要按德生的指示办好这件工作，后因会议地点改变未办。 │

│ 　　李启明对错误有一定认识，并表示基本同意结论定性意见。 │

│ 但不同意审查报告中说的他曾同意安装能够录音的麦克风问题。 │

├─────┬───────────────────────────┤

│ 省、市、 │陕西省委意见，李启明的问题性质是属于严重走资派 │

│ 部委意见 │错误，拟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适当工作。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陕西省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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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经中央批准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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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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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顾卓新│性别│男│年龄│ 66 │民族│汉│籍 贯 │辽宁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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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1942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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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旅大市复│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冠心病 │何处 │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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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辽宁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报告： │

│ 　　一、顾卓新于一九二八年冬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参加国民党 │

│ 改组派，并进行过一些活动。一九三○年六月断绝了关系。 │

│ 　　二、顾卓新于一九三○年十月在北京大学入党。一九三二年 │

│ 五月被河北省委开除党籍。（顾说河北省委先给他撤消工作、留 │

│ 党察看处分，他不满，去上海找中央申诉，走后被开除党籍）。 │

│ 一九四二年初，经北方局批准重新入党。一九五七年二月，经中 │

│ 央组织部、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审查，恢复其一九三○年至一 │

│ 九四二年一段党龄。顾的党龄从何时算起，请中央审定。 │

│ 　　三、顾卓新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在上海参加“江苏省民 │

│ 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时被捕。一九三 │

│ 七年八月被释放后，参加东北游击纵队工作。顾的这段历史经查 │

│ 未发现问题。

│ 　　四、全国解放后，积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五三年在全 │

│ 国财经会议期间，配合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吹捧高岗“路线 │

│ 一贯正确”。一九六四年推行刘少奇提出的大办托拉斯，和生产 │

│ 第一、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 │

│ 暂时困难时期，说人民公社“是急于过渡”，“脱离农民群众”；

│ 大跃进“把农村搞的人瘦、地瘦、马瘦”，“大伤了原气”，“

│ 还不如张大帅时期”。赞同单干，主张“实行借地、包产到户”。

│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一些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话。 │

│ 　　五、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 │

│ 群众，煽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顾卓新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查。希望恢复他一九三○年至 │

│ 一九四二年这段党籍。

├─────┬───────────────────────────┤

│ 省、市、 │辽宁省委意见，顾犯了走资派错误和严重的方向路线 │

│ 部委意见 │错误。建议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适当工作。 │

├─────┼───────────────────────────┤

│ 中 组 部 │同意辽宁省委意见。其党龄计算问题，可维持中央组 │

│ 意 见 │织部、中央工业部一九五七年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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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中发〔1968〕70号文件点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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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辽宁省

┌────┬───┬──┬─┬──┬──┬──┬─┬───┬────┐

│姓 名│周 桓│性别│男│年龄│ 68 │民族│汉│籍 贯 │辽宁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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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0 │作时间│19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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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半身不遂│何处 │沈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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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辽宁省委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报告，并经省委一九七 │

│ 五年八月复议： │

│ 　　一、周桓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在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 │

│ 副政委期间，参与高岗反党集团的一些活动。吹捧高岗是在西北 │

│ 土生土长，是从游击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和群众有联系的；说高 │

│ 岗正确，领导东北工作有成绩。一九四九年高岗去苏联前，背着 │

│ 中央搞材料，周为高提供过东北军区部队的情况资料。一九五三 │

│ 年高岗利用全国财经会议进行反党活动，周为高在东北的亲信传 │

│ 达过反党“意见”。 │

│ 　　二、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周桓说：“我们也 │

│ 不同意教条主义者只要工农兵方向”，鼓吹文艺要有阶级“共赏” │

│ 和“欣赏、娱乐作用”。吹捧周扬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 │

│ 意见》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文件，今后在苦干年内，都要执行 │

│ 这个政策条例。歪曲“双百”方针，鼓吹“自由探讨”，“自由 │

│ 争论”，“自由竞赛”。反对戏剧改革，污蔑革命现代戏是“大 │

│ 喊大叫”，“劳民伤财”的“炮戏”。极力主张大演封、资、修 │

│ 毒草戏，使一些鬼戏坏戏泛滥。还说：什么小事都表现毛泽东思 │

│ 想，是思想性、政治性庸俗化的表现。鼓吹“多演戏”，“多拍 │

│ 电影”，才能在全国有名、才有票房价值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 │

│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桓散布过攻击毛主席 │

│ 的流言蜚语。 │

│ 　　此外，周桓有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错误。 │

│ 　　周桓对其错误做了检查交代，并同意省委的审查结论。 │

│ 　　 │

├─────┬───────────────────────────┤

│ 省、市、 │辽宁省委意见，周桓犯了走资派错误。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辽宁省委意见。 │

├─────┼───────────────────────────┤

│ 备 注│中发〔1968〕70号文件点名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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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吉林省

┌────┬───┬──┬─┬──┬──┬──┬─┬───┬────┐

│姓 名│栗又文│性别│男│年龄│ 74 │民族│汉│籍 贯 │辽宁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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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省长 │时间│ 1936 │作时间│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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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职 员 │状况│关节炎 │何处 │吉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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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吉林省委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报告： │

│ 　　一、栗又文长期向党隐瞒了一些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一九三 │

│ 二年初在北平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伪“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朱 │

│ 霁青，委任为凌（南）、绥（中）、锦（县）、兴（城）一带政 │

│ 治特派员；同年二月加入“青帮”，并把青帮分子范俊臣掌握的 │

│ 凌南一带的土匪武装，拉入伪“东北国民救国军”；一九三二年 │

│ 春在北平加入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操纵的反动组织“东北 │

│ 行建学会”，为发起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参加了国民党的 │

│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东北分会，充当干事。 │

│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栗去西安充当伪“西北剿总”张学良的 │

│ 机要秘书。但栗过去交代是奉南汉庚同志命令打入张学良总司令 │

│ 部的。经查，栗当时与南无组织联系。一九三六年四月栗经中共 │

│ 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吸收入党。 │

│ 　　二、栗又文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 │

│ 散布过有损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言论。一九五七年以来还 │

│ 散布了许多修正主义言论，说什么；“农民收入少，罪恶归合作 │

│ 化”，大跃进“造成人民生活困难”，人民公社“办早了”。一 │

│ 九六二年说干部的生活水平不如“老民国”时代高，等等。 │

│ 　　栗又文在审查期间，态度较好，对上述问题作了检查交代。 │

│ 栗对省委的审查报告表示同意。 │

│ 　　 │

│ 　　 │

├─────┬───────────────────────────┤

│ 省、市、 │吉林省委意见，栗又文长期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

│ 部委意见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予以适当安置。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吉林省委意见。 │

├─────┼───────────────────────────┤

│ 备 注│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经中央批准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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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吉林省

┌────┬───┬──┬─┬──┬──┬──┬─┬───┬────┐

│姓 名│于毅夫│性别│男│年龄│ 73 │民族│汉│籍 贯 │黑龙江 │

│ │ │ │ │ │ │ │ │ │肇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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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常委、吉林省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6.7 │作时间│1936 │

├────┼───┬──┬────┼──┼────┼───┼────┤

│ │ │本人│ │身体│高血压动│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知识分子│状况│脉硬化 │何处 │长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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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据吉林省委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报告： │

│ 　　于毅夫于一九二六年参加过中国青年党，一九三一年冬参加 │

│ 过国民党。一九三三年春充当伪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谘议， │

│ 一九三五年底充当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

│ 　　一、一九三一年二月，于毅夫充当伪天津市公安局助理秘书 │

│ 时，天津华新纱厂工人发生过春节罢工斗争，于和该局秘书张潜 │

│ 华一起去该厂进行“调解”。张在工人中进行欺骗宣传后，于讲 │

│ 话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并不反对，但不能超过范围，影响治安” │

│ 等。结果把工人斗争给压了下去。 │

│ 　　二、一九三一年六月，于毅夫任伪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铭秘 │

│ 书，随张到北平。该局特务总队主任解如川（解方）到北平找张 │

│ 策划破坏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张不在，于接见，赞同解等的反 │

│ 革命阴谋。于毅夫向张学铭讲后，张同意，并叫他与伪北平公安 │

│ 局联系，由解方伙同伪北平市公安局，逮捕了我河北省委负责人 │

│ 郭亚光、疗化平等二十余人。 │

│ 　　三、一九三四年五月，于毅夫参加蒋介石、张学良发起的“ │

│ 四维学会”成立时，吹捧蒋介石，拥护“先安内后攘外”等反动 │

│ 宗旨。后为该会北平分会负责人之一。当北平分会负责人，东北 │

│ 大学校长王卓然遭到进步同学反对时，于参加策划予以压制。 │

│ 　　四、一九三一年于毅夫在伪天津市《公安月刊》上发表反动 │

│ 文章《中俄交涉与中国之共产党问题》，污蔑我党领导的工农革 │

│ 命运动是苏俄“对于中国的赤化运动”，是“共匪之猖獗”等。 │

│ 　　于毅夫对他的一些反动身份在一九三六年入党时曾作过交代， │

│ 但隐瞒了上述反动活动。他参加工作以来，为党作过一些有益工 │

│ 作。审查中态度较好。于同意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 │

├─────┬───────────────────────────┤

│ 省、市、 │吉林省委意见，给予于毅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予以 │

│ 部委意见 │适当安置。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吉林省委意见。 │

├─────┼───────────────────────────┤

│ 备 注│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经中央批准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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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姓 名│刘结挺│性别│男│年龄│ 57 │民族│汉│籍 贯 │山东平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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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 │入党│1938.10 │参加工│ │

│原职务 │主任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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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二七机车│

│家庭出身│富 农│成份│学 生 │状况│骨节增生│何处 │车辆工厂│

├────┴───┴──┴────┴──┴────┴───┴────┤

│ 审 查 情 况 │

│ │

│ 　　遵照中央指示，中组部对刘结挺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 │

│ 　　一、刘结挺一九三三年春加入过我党，做过一些工作。当年 │

│ 秋因上级党组织遭破坏，党支部失去领导，党组织活动停顿。一 │

│ 九三八年十月刘重新入党。党龄按重新入党时算起。刘一九三三 │

│ 年的入党介绍人鲍衍钦，一九四一年被我山东分局社会部按托派 │

│ 处决，因而怀疑刘是托派。经查，鲍一九三三年确系我地下党员， │

│ 鲍被处决的根据是一九四○年后发生的问题。刘一九三八年即与 │

│ 鲍分子，再无联系。刘的托派嫌疑应予排除。刘一九三七年十一 │

│ 月投考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兵干部训练班”受训五个月，此间， │

│ 没有发现有其他政治问题。后到我安吴青训班学习，刘一九三八 │

│ 年夏到国民党孙殿英部任政训员，是我党派去的，没有问题。 │

│ 　　二、刘结挺在四川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干了很多坏 │

│ 事，中央已有结论，并已在一九七一年同意撤销他在四川党内外 │

│ 的一切职务。刘对他所犯错误，一九七二年已经作过检讨。 │

│ 　　三、刘结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的揭发林彪问题的 │

│ 材料中，犯有攻击、污蔑康生、谢富治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对 │

│ 此，刘一九七二年向中央写过检查，承认他“从资产阶级个人主 │

│ 义出发”，“非常反动地把康老和谢富治同志同林彪反革命集团 │

│ 联系到一起，恶毒地攻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 │

│ 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 │

│ 　　刘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蹲点、学习和劳动， │

│ 据二七厂党委反映，刘在学习、劳动和生活作风方面对自己要求 │

│ 不够严格，群众反映不大好。 │

│ 　　 │

├─────┬───────────────────────────┤

│ 省、市、 │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建议结束对刘结挺同志的专案审查，分配适当工 │

│ 意 见 │作。 │

├─────┼───────────────────────────┤

│ 备 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经中央批准由中组部负责审 │

│ │查。 │

└─────┴───────────────────────────┘


单位：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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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袁 振│性别│男│年龄│ 58 │民族│汉│籍 贯 │山东掖县│

├────┼───┴──┴─┴──┼──┼──┴─┼───┼────┤

│ │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时间│ 1936 │作时间│1937 │

├────┼───┬──┬────┼──┼────┼───┼────┤

│ │小土地│本人│ │身体│ │现在 │现任承德│

│家庭出身│出 租│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地委书记│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中共山西省委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报告： │

│ 　　一、袁振在曲阜师范读书期间，于一九三六年夏，在济宁参 │

│ 加伪山东省八校师范组织的乡村建设及军事训练半年，是国民党 │

│ 政府强制参加的。关于有人揭发袁振曾经被捕过和写过“反共启 │

│ 示”的问题，经查均不属实。此外，袁振参加工作时间应是一九 │

│ 三七年十月，不是他一九五○年以后填写的一九三六年五月。 │

│ 　　二、一九六七年，袁振对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口 │

│ 头上表示拥护、照办，行动上却背道而驰。同年七月底，当他听 │

│ 到关锋讲“要揪军内一小撮”的消息后，对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 │

│ 说过，“要打倒陈再道式的人物，比如张日清就是山西的陈再道”， │

│ “该搞军内一小撮了”。同时，点名批斗军区和一些地、市的军 │

│ 队负责干部。七月会议结束不久，袁支持刘格平把“红联站”几 │

│ 个学生拦住刘格平汽车的事，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对“红 │

│ 联站”广大群众进行镇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召开解决山 │

│ 西问题会议期间，他把会议情况几次泄露给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 │

│ 　　三、一九六七年一月，太原市夺权以后，他推行“上揪下扫， │

│ 捕一批，罢一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给他写大字报的一些 │

│ 干部进行打击报复。一月二十八日，他亲自指挥，对五名干部以 │

│ 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逮捕，宣布三十六名干部为“铁杆保皇派”。 │

│ 　　袁振一九七○年六月到沧州通用机械厂劳动锻炼，能坚持看 │

│ 书学习，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一九七一年十月后，因病休养。 │

│ 　　袁振对自己所犯错误作了检查，对审查结论基本上同意。但 │

│ 不同意说他行动上与七月会议背道而驰，说他也没有说过张日清 │

│ 就是山西的陈再道。山西省委认为，报告中的提法都有人证明， │

│ 袁振提的意见没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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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 │山西省委意见，袁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 │

│ 部委意见 │错误。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山西省委意见，并建议分配适当工作。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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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新华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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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王唯真│性别│男│年龄│ 54 │民族│汉│籍 贯 │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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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新华社代社长 │时间│ 1940.10│作时间│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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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由│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职 业│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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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报告： │

│ 　　遵照周总理、文元同志指示，于一九七一年对王唯真进行了 │

│ 专案审查。 │

│ 　　一九六七年王唯真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后，曾积极为陈伯达效 │

│ 劳，按照陈的指示，把新华社编印的载有陈被捕入狱内容的《参 │

│ 考资料》收回。 │

│ 　　王唯真跟着陈伯达、王力、关锋制造反军舆论，宣扬要把“ │

│ 军内一小撮”“统统揪出来”，“打翻在地”，“彻底埋葬”。 │

│ 王、关垮台后，又按陈伯达指示，把陈、关签发的反军底稿二十 │

│ 二件送陈，使其得以销毁罪证。他对抗周总理关于香港抗暴斗争 │

│ 问题的指示，推行王、关“同英帝大干一场”的阴谋，大讲“打 │

│ 倒英帝国主义”，为火烧英代办处制造舆论。还散布王、关黑话， │

│ 说对朝鲜“我们太客气”，“对朝鲜国内推行修正主义的作法要 │

│ 作适当揭露”；对缅甸问题要“彻底地揭”，“奈温的名字可以 │

│ 点”，“社论可以比政府的调子高一些”，“把过去的清规戒律 │

│ 统统打掉”等。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

│ 　　经批判教育，王唯真对所犯严重错误已作了检查交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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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 │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意见，王唯真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 │

│ 部委意见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建议免于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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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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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中发〔1971〕8 号文件点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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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为人民内部问题给以撤销党内外职务以上处分的（八人）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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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王逸伦│性别│男│年龄│ 72 │民族│汉│籍 贯 │辽 宁│

│ │ │ │ │ │ │ │ │ │翁牛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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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区党委书记处书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记、人委副主席 │时间│ 1932.7 │作时间│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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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富 农│成份│学 生 │状况│高血压 │何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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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报告： │

│ 　　一、经赵世兰等证实，王逸伦于一九三二年入党属实。 │

│ 　　二、一九四二年王逸伦回原籍做地下工作时，曾充任日伪忠 │

│ 孝村兴农合作社董事，当时向党组织写了报告，未发现他与日特 │

│ 机关有联系。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在苏联学习期 │

│ 间，经查没发现政治问题。一九四五年八月将王凌云等二人介绍 │

│ 给苏军当情报员，一九四六年任热北地委书记时支持过苏联情报 │

│ 员牟国璋等人的活动，同年秋去蒙古境内谈过贸易一次，一九四 │

│ 八年春去中蒙边境同蒙古商谈贸易一次，上述问题不属特务活动。 │

│ 一九四九年经同乡穆松乔引见，在北京曾与美特王正伯（公开身 │

│ 份是天津建中贸易股份公司经理）在全聚德吃过烤鸭。经多次审 │

│ 讯王正伯，开始他供称，与王逸伦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情报活 │

│ 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王正伯向美特鲍门提交的情报活动 │

│ 计划中，将王逸伦列为十条情报渠道之一。最后供认，所谓十条 │

│ 情报渠道，是为向美特领取活动经费虚构的，结识王逸伦的真正 │

│ 目的，是企图利用他分管内蒙财贸工作的条件，倒贩物资，牟取 │

│ 暴利。王逸伦的美特问题查无实据，应予否定。 │

│ 　　三、王凌云供称王逸伦一九四五年在赤峰地下国民党任过副 │

│ 书记，后已翻供，别无证据，应予否定。 │

│ 　　王逸伦曾虚报过一年党龄和工作成绩；在热河做地下工作期 │

│ 间，没有积蓄革命力量；组织“冀察热辽游击队热北支队”时， │

│ 表现右倾，使用一些坏人；建国后，执行过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

│ 利用职权安插、使用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道德败坏，屡次乱搞 │

│ 男女关系；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王逸伦对所犯错误已作了检查，表示同意审查报告。 │

├─────┬───────────────────────────┤

│ 省、市、 │内蒙区党委意见，王逸伦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 │

│ 部委意见 │上犯了严重错误，建议撤销党内外职务。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内蒙区党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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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中发〔1967〕126 号文件点名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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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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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刘 刚│性别│男│年龄│ 63 │民族│汉│籍 贯 │河北南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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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局候补书记兼宣传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部长 │时间│ 1937 │作时间│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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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动脉硬化│何处 │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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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陕西省委一九七三年五月报告，并经一九七五年八月复议： │

│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刘刚在北平中国大学加入共青团，任 │

│ 支部书记。同年五月，蒋介石对我东征抗日红军发动进攻，镇压 │

│ 革命学生运动，刘发生动摇，离开团组织，同年九、十月间，参 │

│ 加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北平忠社”，参加了有“实行三民主义， │

│ 拥蒋反共”等反动内容的宣誓。一九三七年初北平各反动组织组 │

│ 成“献剑团”去南京向蒋介石献剑表示效忠，刘对“忠社”派荣 │

│ 孟源参加“献剑团”表示同意。刘参加“忠社”后仍和我个别党 │

│ 员有接触，未发现有出卖组织、同志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 │

│ 刘到济南见到了原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任兰甲（即任仲夷），提 │

│ 出解决党的关系问题，任误认为一九三六年刘已转为党员，给刘 │

│ 解决了党的关系。刘隐瞒了动摇脱团的问题，编造一九三六年入 │

│ 党，并把自动参加“忠社”说成是党组织派他进去的。 │

│ 　　二、跟随刘澜涛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二年他 │

│ 说农村形势“三、五年恢复不了，十年也不行”，“不仅经济上 │

│ 有问题，政治上也有问题”，并提出包产到户的几种设想。在社 │

│ 教期间推行刘澜涛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

│ 　　三、一九六七年一月，刘刚签字同意部分群众从陕西省军区 │

│ 拉走原西北局存放的大批档案，造成严重失密。 │

│ 　　刘刚对参加“忠社”问题，承认当时有投机思想，想脚踩两 │

│ 只船，但坚持是经领导人邹恩洵（已死）同意参加的。邹一九五 │

│ 九年写的证明说，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他已离开中大，不知此事。 │

│ 任仲夷则证明，刘曾向他建议，并经组织同意，派荣孟源打入“ │

│ 忠社”。荣说，我和刘刚打入“忠社”后，刘与我保持单线联系。 │

├─────┬───────────────────────────┤

│ 省、市、 │陕西省委意见，定为变节分子，清除出党。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关于刘刚参加“忠社”是否经组织批准的问题，从查 │

│ 意 见 │证材料看，还不能完全肯定，但他参加“忠社”，有 │

│ │投机思想，想脚踩两只船，是属于政治上的动摇，建 │

│ │议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分配适当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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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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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严子涛│性别│男│年龄│ 74 │民族│汉│籍 贯 │河北宝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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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委常委、副省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长 │时间│1933.8 │作时间│1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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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 削│本人│ │身体│高血压、│现在 │本省五?│

│家庭出身│阶 级│成份│职 员 │状况│动脉硬化│何处 │七干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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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吉林省委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报告： │

│ 　　严子涛于一九二八年秋，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登记为国民党 │

│ 党员。一九三○年一月，国民党“整理党务”时，严被国民党河 │

│ 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指派为国民党宝坻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

│ 他到职后进行反共宣传，在县党部就职大会上说：“反共工作， │

│ 以前的党部没有做好，今后要切实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并诬蔑 │

│ 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不孝父母”，煽动群众 │

│ “不要受共产党欺骗”，吹捧蒋介石，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一 │

│ 九三○年三月，回北平继续教书。 │

│ 　　严子涛在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三年，多次被选为国民党控 │

│ 制下的“北平特别市公立小学教员工会”执行委员。 │

│ 　　一九三三年八月，严在北平三十二小学教书时加入共产党。 │

│ 入党时隐瞒了上述罪行，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作了交代。 │

│ 　　严子涛一九七○年六月交代；一九三五年他在北平任教时， │

│ 和别人谈情说爱，产生抛掉前妻的思想，当年暑假，把妻胡氏和 │

│ 儿子从家乡宝坻骗到北平，后到天津乘船去青岛，趁夜静时将妻、 │

│ 子先后推入海里。作案后回到家乡谎说，胡氏母子乘船得霍乱病， │

│ 送到青岛海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葬于万国公墓。经查，胡氏母 │

│ 子于一九三五年确从家乡到北平找到了严子涛，严在暑假去了青 │

│ 岛，母子二人都在此期间死去。当时海滨医院并未收过此病，人， │

│ 万国公墓也未葬过此人。但胡氏母子究竟如何死亡查不到直接证 │

│ 据。一九七二年严又推翻了原来交代，改口说儿子失足落水，胡 │

│ 氏投水自尽，但也得不到证实。此问题拟挂起来。 │

│ 　　严子涛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拒绝在结论上签署意见。吉林 │

│ 省委认为原结论意见恰当，不拟改变。 │

├─────┬───────────────────────────┤

│ 省、市、 │吉林省意见，撤销严子涛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 │

│ 部委意见 │籍，予以适当安置，不定历史反革命分子。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吉林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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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吉林省

┌────┬───┬──┬─┬──┬──┬──┬─┬───┬────┐

│姓 名│王奂如│性别│男│年龄│ 69 │民族│汉│籍 贯 │河北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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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吉林省副省长 │时间│ 1938 │作时间│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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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病重住院│何处 │长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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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吉林省委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报告，并经省委一九七五 │

│ 年八月复议： │

│ 　　一、王奂如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保定市育德中学读书时加入国 │

│ 民党，同年九月被选为国民党保定市党部第一区党部第二区分部 │

│ 执行委员，直至一九三○年六月毕业离校。王加入国民党后，曾 │

│ 参加国民党训练，宣扬国民党的反动主张，污蔑共产党“杀人放 │

│ 火”、“不得人心”，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恐吓进步 │

│ 学生，发展国民党员。一九四四年整风时王交代了参加过国民党， │

│ 但隐瞒了曾担任区分部执行委员和参加国民党后的反动活动。 │

│ 　　二、王奂如长期欺骗组织，编造他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深泽县 │

│ 抗日动员委员会经邸清哲、袁拙农介绍入党。文化大革命中又增 │

│ 添宋志毅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经查，邸、宋均否认此事，袁拙 │

│ 农已死。据了解，袁当时在安国县工作，与深泽没有党的组织关 │

│ 系，不可能介绍王入党。在这次审查中，王承认是一九三八年六 │

│ 月利用调往冀中区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工作的机会，冒充党员混 │

│ 入党内。 │

│ 　　三、王奂如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任我冀 │

│ 中行署财政科长期间，两次向佃户要钱。一九四九年王的前妻给 │

│ 他写信说，其母（地主分子）一九四八年病死，当地干部开始不 │

│ 让用棺材装殓，王为此对当地干部表示不满。 │

│ 　　在这次审查中，王奂如的态度较好。一九七二年八月他曾给 │

│ 省委写信要求留在党内。吉林省委意见，原结论不变。 │

│ 　　 │

│ │

│ 　　 │

├─────┬───────────────────────────┤

│ 省、市、 │吉林省委意见，将王奂如清除出党，不定历史反革命 │

│ 部委意见 │分子。 给予适当安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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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吉林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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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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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徐少甫│性别│男│年龄│ 56 │民族│汉│籍 贯 │江苏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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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8.4 │作时间│193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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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资本家│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沈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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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辽宁省委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报告： │

│ 　　一、经查，徐少甫参加工作前，其父经商，在常州德昌厚等 │

│ 三个厂、店投资银元四千多元，主要靠剥削为生。解放后拿定息 │

│ 至一九六五年，应定为商业资本家。过去徐自报家庭出身为商店 │

│ 职员，是错误的。 │

│ 　　二、徐在沈阳市委、辽宁省委工作期间，积极执行修正主义 │

│ 组织路线。一九六○年提出在文教科技系统发展党员，把“吸收 │

│ 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发展的重点”。一九六五年九月，毛主席 │

│ 指示今后五年内农村发展党员要达到占人口百分之五，徐却说； │

│ “是否科学，值得研究”。一九五九年在开展“改造农村落后地 │

│ 区”运动中，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后果。一 │

│ 九六一年，徐说：“这几年政治运动多，处分干部多，冤案错案 │

│ 多”，致使全省不应甄别的案件一风吹。一九六六年徐对群众学 │

│ 习《愚公移山》治山治水，说是“用毛主席的话，当棍子打人， │

│ 越学越反感”。 │

│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 │

│ 九六七年一月徐少甫策划辽宁省委假夺权。四月推行《东北局书 │

│ 记处的几点意见》，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说；“ │

│ 沈阳形势发展到武装夺权了”，“想尽一切办法搞武器”，“能 │

│ 抢就抢，能造就造”，“武斗的根子在军区”，并多次策划大规 │

│ 模武斗，造成严重伤亡。武汉“七?二○”事件后，徐预谋“上 │

│ 山打游击”，“发动和武装农民”，再打回来。为此，他亲自布 │

│ 置抢枪一千余支，军用电台四百多部，擅自批准动用大量国库粮 │

│ 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徐还策划揪“军内一小撮”。 │

│ 　　徐少甫同意省委对他的结论和处理。 │

│ 　　 │

│ 　　 │

├─────┬───────────────────────────┤

│ 省、市、 │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 │

│ 部委意见 │分。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辽宁省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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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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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陈一新│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安徽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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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 │时间│ 1930 │作时间│1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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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土地│本人│ │身体│ │现在 │湖北咸宁│

│家庭出身│出 租│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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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报告： │

│ 　　一、建国初期，陈一新任湖北省公安厅长时，利用职权，在 │

│ 政治系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安插亲友故旧十五人，其中八人有政 │

│ 治历史问题（有一人的问题陈事前知道）。陈的这一错误曾受到 │

│ 省委负责同志批评，但一九六○年以后，他又介绍安插五人。 │

│ 　　二、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陈一新对大跃进散布了一些 │

│ 错误言论。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陈在负责全省政法“四清” │

│ 运动时时。搞形“左”实右，造成政法干部大换班，严重挫伤了 │

│ 干部的积极性。 │

│ 　　三、陈一新革命意志衰退，小病大养，一味追求吃、喝、玩、 │

│ 乐。一九六二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到庐山休养，从武汉把大量吃 │

│ 喝物资运送上山。一九六五年他在宜昌搞政法“四清”时，借“ │

│ 治病”为由，到重庆，成都游山玩景。他利用职权，向劳改单位 │

│ 要了很多吃的、用的东西，其中有的没有给钱。 │

│ 　　四、陈一新专横拔扈，妄自尊大，对省委集体领导很不尊重。 │

│ 　　五、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一新的错误被揭发批判后，陈不能 │

│ 正确对待，进行翻案活动。他抛出大量所谓“揭发”、“控诉” |

│ 材料，到处散发，歪曲事实，美化自己，对省委领导同志散布流 │

│ 言蜚语，并进行人身攻击，给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损害。 │

│ 　　陈一新对错误有一定认识，表示同意湖北省委的审查报告。 │

│ 　　 |

│ |

│ |

├─────┬───────────────────────────┤

│ 省、市、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原省委经请示中央批准，给 │

│ 部委意见 │ 陈一新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撤销其党内外职 │

│ │ 务。经复查，发现原认定的陈一新反对毛主席、攻击 │

│ │ 社会主义制度和无阶级专政等问题，许多材料不落实， │

│ │ 出入较大，拟不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给以撤销党 │

│ │ 内外职务的处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

├─────┼───────────────────────────┤

│ 中 组 部 │同意湖北省委意见。但需请省委将改变原定性的理 │

│ 意 见 │由报来，由我们摘入表内报告中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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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全国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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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罗 琼│性别│女│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江苏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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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记 │时间│ 1938.5 │作时间│19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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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落│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教 员 │状况│一 般 │何处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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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全国妇联军代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报告： │

│ 　　一、罗琼一九六九年交代：她一九三二年在苏州女中读书时， │

│ 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校方发现，曾三次向校方表示悔过，保证不再 │

│ 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调查，校方曾扣发其毕业文凭，无人证明 │

│ 她有悔过行为。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参加X 团体，负责人是钱俊瑞， │

│ 罗为一般成员。 │

│ 　　二、罗琼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为《妇女生活》等刊物 │

│ 写的一些文章中，犯有吹捧蒋介石是“最高领袖”，宣扬王明路 │

│ 线，散布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政治性错误。 │

│ 　　三、一九五七年罗琼主持妇联日常工作以后，执行了修正主 │

│ 义路线，在一些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问题上，阉割、篡改马列主 │

│ 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三年她曾把全国妇联书记处工作条例中 │

│ 规定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砍掉；一九六○年她不同 │

│ 意在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 │

│ 政权”的英明论断；一九六○年她批准将“毛主席万岁”的宣传 │

│ 画改为“和平万岁”，发至国外，得到苏修赏识；她在《中国妇 │

│ 女》上讨论“女人活着为什么”、“选择爱人标准是什么”，等 │

│ 等。文化大革命初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罗琼在运动中能正确对待审查，愿意改正错误。 │

│ 　　 │

│ 　　 │

│ 　　 │

├─────┬───────────────────────────┤

│ 省、市、 │妇联军代表意见，罗琼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部委意见 │建议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

├─────┼───────────────────────────┤

│ 中 组 部 │罗琼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鉴于检讨还好， │

│ 意 见 │可不予处分，安排适当工作。 │

├─────┼───────────────────────────┤

│ 备 注│ │

└─────┴───────────────────────────┘


单位：全国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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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曾宪植│性别│女│年龄│ 66 │民族│汉│籍 贯 │湖南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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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28 │作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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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僚│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较 弱 │何处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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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全国妇联军代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报告： │

│ 　　一、曾宪植一九三一年在香港时，党组织通知她去苏区，她 │

│ 没有去，后即失掉党的关系，其间于一九三四年秋回地主家庭生 │

│ 活了三年。一九三七年底在长江局恢复了党籍。 │

│ 　　二、一九二五年在上海被捕，被判刑五个月，后经上诉，提 │

│ 前无罪释放。一九二九年十月在日本被误捕，拘留数日即释放， │

│ 未发现问题。 │

│ 　　三、曾宪植同地主家庭划不清界限，一九五○年将其畏罪外 │

│ 逃的父亲曾镇渭接到北京，供养七年；将其胞兄曾宪朴（参加过 │

│ “仁社”等反动组织）安插到农业部，并证明他“未参加过任何 │

│ 党派”，使他当了该部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定为极右分 │

│ 子；将其堂弟、国民党少校军官曾宪根安插到上海市公安部门（ │

│ 一九五五年被清除）。此外，还通过私人关系将其亲属十二人安 │

│ 插在北京工作。 │

│ 　　四、曾宪植在一九五八年讨论妇女工作会议总结时，反对提 │

│ 阶级斗争，并说“阶级分析观点不要写上”；在干部工作中执行 │

│ 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工作中犯过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经济上 │

│ 有公私不分的问题。 │

│ 　　 │

│ │

│ │

├─────┬───────────────────────────┤

│ 省、市、 │全国妇联军代表意见：属于严重政治立场错误，是 │

│ 部委意见 │人民内部矛盾，建议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

├─────┼───────────────────────────┤

│ 中 组 部 │脱党期间回地主家庭过生活，及包庇地主家庭亲属， │

│ 意 见 │属于犯有严重政治立场错误。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

│ 意 见 │处分，安排适当工作。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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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为叛徒、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的（三十二人）


单位：广东省

┌────┬───┬──┬─┬──┬──┬──┬─┬───┬────┐

│姓 名│李一清│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山西昔阳│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27 │作时间│1935 │

├────┼───┬──┬────┼──┼────┼───┼────┤

│ │城 市│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贫 民│成份│学 生 │状况│糖尿病 │何处 │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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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广东省委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审查报告和一九七五年五月 │

│ 十九日复查报告： │

│ 　　李一清于一九二七年春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 │

│ 一九二八年春因党组织被破坏，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一九三三年， │

│ 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我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 │

│ 盟”和党领导的公开群众组织“现代座谈会”。一九三五年一月 │

│ 八日，李一清等九人被伪北平市公安局逮捕，李供认是“社联” │

│ 成员和“现代空谈会”农村问题组长。李还在叛徒赵文璧起草的 │

│ “反共宣言”上签了字，登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伪《世界日 │

│ 报》上，辱骂我党“硬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拿在中国 │

│ 来试验”，吹捧国民党“对青年爱护不遗余力”，煽动青年“赶 │

│ 快起来”“反对共产党”，等等。同年三月十九日，李履行自首 │

│ 手续后被释放。一九三五年十月重新入党。 │

│ 　　李一清申诉他被捕时已不是党员，没有供人和破坏组织，参 │

│ 加革命后向党作过交代，不应定为叛徒。经广东省委复查，认为 │

│ 李一清被捕叛变问题证据确凿，仍维持原定性处理意见。 │

│ 　　 │

│ 　　 │

│ 　　 │

│ 　　 │

├─────┬───────────────────────────┤

│ 省、市、 │广东省委意见（一）定为叛徒， 清除出党， 撤销党内 │

│ 部委意见 │外一切职务， 按十二级发给生活费。（二）不定为叛 │

│ │徒，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 意 见 │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生活费160元。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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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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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王 德│性别│男│年龄│ 69 │民族│汉│籍 贯 │福建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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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中南局候补书记 │时间│ 1926 │作时间│1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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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冠心病 │何处 │广州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广东省委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报告，并经省委一九七五 │

│ 年八月复议： │

│ 　　王德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时，由于内 │

│ 奸胡敬民告密，与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王秋亭等一起，被国民党 │

│ 北平市公安局逮捕。王被捕后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党内 │

│ 职务和王秋亭的身份，以及他们在京华公寓召开党团会议的目的。 │

│ 一九三四年，被转押于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一九三六年九月， │

│ 在刘少奇的策划下，王同李楚离等一起发表“反共启事”，刊登 │

│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华北日报》和《益世报》， │

│ 表示“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办理“自新” │

│ 手续后于当年十月出狱。一九三六年冬，他给关押在南京伪首都 │

│ 反省院的妻子朱凝去信，指责朱凝在监狱“闹得很凶”，要她“ │

│ 争取早点出来”，被朱拒绝。一九三七年春，王任我党北平学委 │

│ 委员时，又与安子文等共同策划，指使正在狱中的北平学联党团 │

│ 书记黄诚等五人发表“反共启事”出狱。 │

│ 　　王德申述他对发表“反共启事”开始曾表示不同意见，要求 │

│ 区别对待。如党的政策规定，凡是登过“反共启事”的均是叛徒， │

│ 表示服从。经广东省委复议，原结论意见不变。 │

│ 　　 │

├─────┬───────────────────────────┤

│ 省、市、 │广东省委意见，定王德为叛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 部委意见 │清除出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按行政十二级 │

│ │发给生活费。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 │

│ 意 见 │生活费160元。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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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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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阎秀峰│性别│男│年龄│ 62 │民族│汉│籍 贯 │山西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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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1934入团│参加工│ │

│原职务 │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时间│1936入党│作时间│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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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腰椎骨节│现在 │ │

│家庭出身│富 农│成份│学 生 │状况│增生 │何处 │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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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四川省委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日报告，并经省委一九七五 │

│ 年八月复议： │

│ 　　阎秀峰于一九三三年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时，参加我党外围 │

│ 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被捕，供认参加 │

│ 了“社联”，供出入社介绍人、“社联”支部成员张积玉。 │

│ 　　阎秀峰于一九三四年在太原伪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时，经龚 │

│ 子荣等介绍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伪山西反省院经侯富 │

│ 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按照反省院“临时党支部”的 │

│ 规定，并经“临时党支部”审查允许，写了“出院宣言”刊登在 │

│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伪《太原日报》上，声称：“要救中国，只 │

│ 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实现三民主义”，“誓愿站在三民主义 │

│ 旗子下，作一良民，决不参加任何反动团体”。阎于一九三六年 │

│ 九月被释，同年十二月经李远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

│ 　　阎秀峰申述他被捕后是在张积玉已经跑开的情况下，供出张 │

│ 积玉的；写“出院宣言”是按照反省院“地下党支部”的决定办 │

│ 的，“宣言”中没有共产党字样，因此他不承认是叛徒。经四川 │

│ 省复议原定性意见不变。 │

│ 　　 │

│ 　　 │

├─────┬───────────────────────────┤

│ 省、市、 │四川省委意见，定阂秀峰为自首变节。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自首变节，开除党籍，分配适当工作，每月 │

│ 意 见 │发给生活费160元。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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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北局

┌────┬───┬──┬─┬──┬──┬──┬─┬───┬────┐

│姓 名│苏谦益│性别│男│年龄│ 62 │民族│汉│籍 贯 │内蒙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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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1 │作时间│1932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店 员│成份│学 生 │状况│较 好 │何处 │北京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原华北局机关党的领导小组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报告： │

│ 　　苏谦益一九三三年四月任中共归绥县委委员和反帝大同盟绥 │

│ 远省委委员时，被伪绥远省公安局逮捕，在反帝大同盟盟员韩燕 │

│ 如的对质下，承认自己是反帝大同盟盟员，供出安吉人是反帝大 │

│ 同盟盟员（苏的同学，苏被捕前，安已参加反帝大同盟。苏被捕 │

│ 后敌去抓过安吉人，安脱逃未被捕）。据同案人杨叶澎、杨国兴 │

│ 证明：一九三六年七月敌人要他们和苏谦益等四人每人写一悔过 │

│ 书和找两家铺保，即可出狱。他们四人研究后，每人给敌人写了 │

│ 一份悔过书。据苏交代，一九三六年七月出狱时，他以反帝大同 │

│ 盟盟员的面目，写了“因年幼无知，受人煽动参加反帝大同盟， │

│ 现刑满出狱，今后与该盟断绝关系，若有再犯，甘受刑法”等内 │

│ 容的悔过书。上述问题，苏于一九五六年基本上作了交代。一九 │

│ 五七年中央组织部给苏作了“是在敌人面前的一种错误行为”的 │

│ 结论。 │

│ 　　苏谦益在检查中承认是屈服于敌人的行为，有失共产党员的 │

│ 气节。但他对供出安吉人的问题交代说，当时为了应付敌人编造 │

│ 了安吉人是他入盟的介绍人，安没有介绍他入盟，“当时我想安 │

│ 吉人不是盟员”。（注：苏谦益一九五八年在内蒙区党委常委整 │

│ 风会上检讨稿中说，安吉人是盟员，但与他无组织关系。） │

│ 　　 │

│ │

│ 　　 │

│ │

├─────┬───────────────────────────┤

│ 省、市、 │北京军区党委意见：定苏谦益为自首变节，是否开除 │

│ 部委意见 │党籍请中央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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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自首变节，开除党籍，分配适当工作，每 │

│ 意 见 │月发生活费16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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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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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喻 屏│性别│男│年龄│ 71 │民族│汉│籍 贯 │河南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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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1937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东北局候补书记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2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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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农 民│成份│教 员 │状况│一 般 │何处 │辽宁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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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辽宁省委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一日报告： │

│ 　　喻屏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北平 │

│ 任中共临时河北省委秘书处印刷所负责人时，由于叛徒出卖，被 │

│ 伪宪兵第三团逮捕。向敌人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和身份，供出 │

│ 了同他一起被捕的汪淑敏是他的下级，并在敌人面前与汪对质； │

│ 写了“自首书”，表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今后不再参加共 │

│ 产党活动，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做普通公民。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

│ 到南京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住过“优待号子”，给敌人抄写公文、 │

│ 名册，被敌人评为“良”。一九三七年九月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 │

│ 交涉出狱。出狱后，隐瞒了上述问题重新入党。 │

│ 　　一九四四年喻屏曾交代：在敌人审讯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

│ 员和“一贯做技术工作”。当敌人逼要组织关系时，喻说，与我 │

│ 联系的人你们都抓来了，如刘明琦等人，并将自己的历史写出。 │

│ 　　一九七一年三月喻屏交代：审讯后按照敌人规定填写了一个 │

│ 表，写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承认在中共河北省委秘书处刻钢板， │

│ 刻的都是中央和省委的机密文件，讲出了十四名共产党员，其中 │

│ 有河北省委负责人赵生、老孟等。还承认汪淑敏是和他一起住机 │

│ 关的。 │

│ 　　喻屏于一九七五年多次申诉，强调他供出的人，在他被捕前， │

│ 大多数已牺牲，叛变和被捕；不承认写过“自首书”，否认和汪 │

│ 淑敏对过质。认为不应定他为叛徒。经辽宁省革委会组织组复查， │

│ 认为提出的申诉不符合事实。 │

│ 　　另外，喻屏长期以来，追随刘少奇，积极执行反革命修正主 │

│ 义路线，鼓吹“剥削有功论”。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 │

│ 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 │

│ 路线，镇压群众，挑动武斗，反党乱军。 │

│ 　 │

├─────┬───────────────────────────┤

│ 省、市、 │辽宁省委意见，定喻屏为叛徒，清除出党，按人民 │

│ 部委意见 │内部矛盾处理。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辽宁省委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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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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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李范五│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黑龙江穆│

│ │ │ │ │ │ │ │ │ │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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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省长 │时间│ 1932 │作时间│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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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黑龙江 │

├────┴───┴──┴────┴──┴────┴───┴────┤

│ 审 查 情 况 │

│ 　　据黑龙江省委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报告，并经省委一 │

│ 九七五年六月复议： │

│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对李范五与叛徒关书范的关系，一九三 │

│ 三年吉东特委被破坏是否与李有关，李是否与苏联情报机关有关 │

│ 系，和李是否有里通苏修等问题，进行了审查。经调查，李范五 │

│ 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没有发现被捕叛变和里通外国问题。 │

│ 　　李范五在东北解放初期，执行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 │

│ 与国民党合作，与土匪谈判，给土匪划地盘，影响了剿匪和根据 │

│ 地建设，李在黑龙江工作期间，积极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

│ 一九六一年以后，他攻击大跃进，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 │

│ 煤炭、木材调拨上搞地方主义，向中央闹独立性。在工业上支持 │

│ 执行“退够”的方针。在农村工作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在植 │

│ 树造林上鼓吹发财致富。在统战工作上提出“对党外专家要礼贤 │

│ 下士，要学习刘少奇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精神”等。在社教运 │

│ 动期间，执行形“左”实右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 │

│ 反动路线。一九六八年被监护审查期间，在交代思想活动中，有 │

│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等言论。 │

│ 　　李范五从一九四六年以来，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利用职权 │

│ 长期玩弄女性。据本人交代先后与十四个女人乱搞两性关系。据 │

│ 查，一九五三年李奸污过年仅十五岁的亲女儿；一九五七年因与 │

│ 其警卫员的爱人乱搞两性关系，受到林业部党组批评；一九五八 │

│ 年又奸污了他亲侄女（军人家属），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四年，完 │

│ 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德。 │

│ 　　李范五要求作为内部问题处理。 │

├─────┬───────────────────────────┤

│ 省、市、 │黑龙江省委建议，定李范五为严重走资派错误、蜕化 │

│ 部委意见 │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按十四级工资标准发生活费， │

│ │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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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黑龙江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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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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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李砥平│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安徽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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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1937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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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 裕│本人│ │身体│关节炎、│现在 │本省五七│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小学教员│状况│支气管炎│何处 │干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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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吉林省委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报告和十月五日复议报告： │

│ 　　李砥平一九三一年十月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二年八月初 │

│ 加入共产党，八月十六日被江苏省肖县伪政务警察队逮捕。一九 │

│ 三四年在伪镇江县监狱向敌人写了“自白”，承认参加反帝大同 │

│ 盟，供出入盟介绍人张兆坤及任贻任等人。一九三七年六月，李 │

│ 在伪首都反省院又向敌人写了“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

│ 供出了肖县的负责人朱大同、入党介绍人张兆坤等，并在“自新 │

│ 宣言”上签字划押。出狱前，李在敌欢送“出院人”会上讲话： │

│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今 │

│ 后在蒋介石“领导下”，“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等。一九三 │

│ 七年八月十八日出狱后，按照敌人旨意去国民党肖县县党部报到。 │

│ 一九三七年底李砥平隐瞒叛党问题，重新入党。一九五五年李对 │

│ 其叛党问题作了交代，但隐瞒了重要情节。 │

│ 　　一九五四年以来，李砥平散布了一些修正主义言论，执行了 │

│ 修正主义路线。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曾说过“这几年搞糟了， │

│ 人民公社搞急了”，“现在农村粮食困难，饿的人叫，牲畜叫， │

│ 猪鸡叫”，“饥寒交迫”。 │

│ 　　李在审查期间，能够承认叛党事实。但认为定他为叛徒有些 │

│ 太重，要求留在党内。吉林省委认为，李砥平被捕叛变证据确凿， │

│ 定性处理意见不变。 │

│ │

├─────┬───────────────────────────┤

│ 省、市、 │吉林省委意见，定李砥平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 │

│ 部委意见 │民权。分配适当工作，每月发给生活费120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吉林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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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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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郭 芳│性别│男│年龄│ 69 │民族│汉│籍 贯 │河北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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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河北省副省长 │时间│ 1926 │作时间│192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汉沽农场│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劳动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河北省委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报告： │

│ 　　郭芳一九三三年一月任中共直中特委组织部长时，在领导行 │

│ 唐暴动前夕，由于内奸出卖，于行唐县协神村被捕。在敌人审讯 │

│ 时，郭芳供认经郭庭臣介绍入党，供出党员冯金声、吕元儒、高 │

│ 士贞、李景林等人。供出行唐县“有红军一队，一百五十人”， │

│ 高士贞担任队长，“原计划于阴历十九日暴动，领导当地民众分 │

│ 粮”，“由闵镇起手”，“冯金声有支六轮子枪，砍刀一口”等。 │

│ 并供称入党是“一时之迷”，哀求敌人“恩典”。敌人根据郭芳 │

│ 的招供当夜去捕冯金声，冯闻讯走脱，从冯家搜走一口砍刀。国 │

│ 民党河北省政府根据郭芳招供，先后四次指令行唐县出示“面貌 │

│ 书”捕捉冯金声等人。同年四月郭被判刑五年，在北平第二监狱 │

│ 执行。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平西抗日游击队夜袭该监狱时，趁机逃 │

│ 出。出狱后，隐瞒了叛变罪行，混入党内。 │

│ 　　郭芳申诉说：在伪行唐县审讯时无口供，是敌人叫内奸耿小 │

│ 秃、特务芦玉臣质证，编写成材料，强制按去他的手印，不是他 │

│ 供出的；“入党是一时之迷”，求敌“恩典”的话不是他说的， │

│ 是敌误记，等等。经河北省委复查，根据郭芳被捕后的供单、审 │

│ 讯笔录等物证，认定郭芳为叛徒的证据确凿，定性处理意见不再 │

│ 改变。 │

│ 　　 │

│ │

├─────┬───────────────────────────┤

│ 省、市、 │河北省委意见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 │

│ 部委意见 │职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元。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 意 见 │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元。 │

├─────┼───────────────────────────┤

│ 备 注│ │

└─────┴───────────────────────────┘


单位：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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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卫逢祺│性别│男│年龄│ 63 │民族│汉│籍 贯 │山西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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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山西省副省长 │时间│ 1937 │作时间│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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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身体尚好│何处 │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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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山西省委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报告： │

│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卫逢祺担任我长子县县长时，在阎匪发 │

│ 动的反革命“十二月政变”前夕，擅自带领少数干部和独立营三、 │

│ 四十人，向决死三纵队驻地屯留县撤退。当行至屯留县雁落坪附 │

│ 近时，被国民党二十七军四十五师包围。卫在敌人面前毫无抵抗， │

│ 全部缴械投降被俘。 │

│ 　　被俘后，卫逢祺按敌人旨意，亲笔给我屯留县长徐明同志写 │

│ 信，想诱降徐明，被徐明察觉未达目的。卫还向我被俘人员胡说 │

│ 什么，敌人是“抗日的”，诱骗大家“要好好的干”。并将其妻 │

│ （中共党员）由我方接到敌方居住。一九四○年一月，伪长子县 │

│ 县长王明钦勒令卫逢祺交出我长子县的县印，卫派人取到县印， │

│ 交给了王明钦。在此期间，卫接受了敌人委任的四十五师战地服 │

│ 务团中校团长职务，表示愿意为敌效劳。一九四○年二月初，卫 │

│ 乘外出之机，由敌方跑回我屯留县政府。 │

│ 　　上述问题，一九四○年太岳区党委审查认为是“严重的变节 │

│ 行为”，给予留党察看半年处分。一九五六年审干时，山西省委 │

│ 作了“叛变行为”的结论，并决定其党令从一九四一年算起。 │

│ 　　卫逢祺对上述问题作了交代，表示同意省委的审查结论，要 │

│ 求把他留在干部队伍内。 │

│ 　　 │

│ 　　 │

│ 　　 　　 │

│ 　　 │

├─────┬───────────────────────────┤

│ 省、市、 │山西省委意见，定卫逢祺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 │

│ 部委意见 │党内外一切职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建议分配 │

│ │工作。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 │

│ 意 见 │生活费120元，分配适当工作。 │

├─────┼───────────────────────────┤

│ 备 注│ │

└─────┴───────────────────────────┘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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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哈丰阿│性别│男│年龄│1908│民族│汉│籍 贯 │吉林科左│

│ │ │ │ │ │年生│ │ │ │中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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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时间│ 1946 │作时间│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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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 │身体│1970年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旧官吏 │状况│病故 │何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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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报告： │

│ 　　哈丰阿于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入东北后，依靠日寇武器装备， │

│ 组织“内蒙古独立军”，后按日寇旨意改称“内蒙古自治军”， │

│ 哈任第三军秘书长，参与策划攻打通辽，炮击二十八户等地，在 │

│ 战斗中，打死打伤我抗日义勇军百余名。一九三五年夏，我抗日 │

│ 武装打下了伪奈曼旗公署，杀死日寇、走狗多人，哈以伪兴安西 │

│ 省地方科长身份到该地进行“宣抚工作”，并捕了一些人。一九 │

│ 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日寇以武装特务“五三”部队为基础组织 │

│ 反共游击队，建立防卫委员会，哈为幕僚长。因哈效忠日寇，曾 │

│ 获伪满政府七枚勋章。日本投降后，哈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党 │

│ 叛国民族分裂活动。一九四五年组织“内人党”，大搞内外蒙合 │

│ 并活动，派代表团去蒙古请愿，要求将内蒙并入蒙古。在《致乔 │

│ 巴山、策登巴拉》书中，公开要求把内蒙古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

│ 的国境。还发动了内外蒙合并的签名运动。哈去蒙古时被发展为 │

│ 蒙古情报员。一九四六年二月组织“东蒙自治政府”，建立“自 │

│ 治军”，企图搞蒙古独立。同年三月又秘密组织“新内人党”， │

│ 自任总书记，大搞反党叛国活动。一九四七年策划成立“农牧民 │

│ 前进会”，排斥我党领导。同年“五一”大会上，哈提出内蒙要 │

│ “内人党”，不要共产党的反动主张。 │

│ 　　哈极端仇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竟撕 │

│ 毁毛主席像。 │

│ 　　 │

│ 　　 　　 │

├─────┬───────────────────────────┤

│ 省、市、 │内蒙古区党委意见，定哈丰阿为阶级异己分子、蒙奸、 │

│ 部委意见 │反党叛国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清除 │

│ │出党，开除公职。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定为蒙奸、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

├─────┼───────────────────────────┤

│ 备 注│ │

└─────┴───────────────────────────┘

单位：上海市

┌────┬───┬──┬─┬──┬──┬──┬─┬───┬────┐

│姓 名│宋日昌│性别│男│年龄│ 71 │民族│汉│籍 贯 │安徽颖上│

├────┼───┴──┴─┴──┼──┼──┴─┼───┼────┤

│ │ │入党│1938年重│参加工│ │

│原职务 │上海市副市长 │时间│新入党 │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高血压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教 员 │状况│休 养 │何处 │上海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上海市委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 │

│ 日报告： │

│ 　　宋日昌于一九二七年加入我党，一九二八年夏动摇脱党。同 │

│ 年秋，经团北平市委书记王青士接上党的关系，后被停止组织生 │

│ 活，但与王青士仍有个别接触。一九三○年秋，宋在太原进山中 │

│ 学做教员时，根据山西特委书记王青士的意见，在校内设立一信 │

│ 箱，为特委转信及汇款。一九三二年九月，宋给团省委代理书记 │

│ 鲁文元转信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共委员会邮检发现寄给宋 │

│ 的邮件里有我党密写文件，遂将宋逮捕。经敌审讯，宋供认自己 │

│ 参加过共产党，信是为鲁文元写的；并供认鲁文元、杜涤生夫妇 │

│ 住址的方向。致引起敌人对鲁、杜追捕。 │

│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宋被送入阎匪“山西反省院”，在《自 │

│ 新月刊》上发表过三篇反动文章，诬蔑当时的苏联是“赤色帝国 │

│ 主义”，“有侵略的野心”等。一九三二年五月宋出反省院时宣 │

│ 誓“拥护国民党”，“今后决不参加任何反动的团体”。还代表 │

│ 同期出院的四人“致答词”。宋出反省院后，在《中报》、《新 │

│ 农村》杂志上撰写的反动文章，诬蔑我党和红军为“匪共”、“ │

│ 赤匪”。一九三七年来参加我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又混入党内。 │

│ 　　解放后宋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过资产阶 │

│ 级反动路线，还犯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 │

│ 　　宋日昌申诉说，他没有向敌人承认参加过共产党，王青士等 │

│ 没有告诉他信箱是特委的通讯联络点，在《自新月刊》上登的第 │

│ 二篇反动文章是王随兴写的，他看过，发表时他不知道等。上海 │

│ 市委认为，结论中认定的问题证据确凿，所作结论不予改变。 │

├─────┬───────────────────────────┤

│ 省、市、 │上海市委意见，定宋日昌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 │

│ 部委意见 │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生活费160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上海市委意见。 │

├─────┼───────────────────────────┤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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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江苏省

┌────┬───┬──┬─┬──┬──┬──┬─┬───┬────┐

│姓 名│陈 扬│性别│男│年龄│1914│民族│汉│籍 贯 │福建长汀│

│ │ │ │ │ │年生│ │ │ │ │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江苏省副省长 │时间│1938 │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1975年 │现在 │ │

│家庭出身│小 商│成份│职 员 │状况│4月病故 │何处 │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江苏省委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报告： │

│ 　　一、据陈扬交代：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 │

│ 工作期间，参加进步群众团体“南京各界抗日救国会”，从事抗 │

│ 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年十一月，在他联系的世界语学习小组内秘 │

│ 密传阅我党《八一宣言》等文件。该组房家麟因暴露了文件而被 │

│ 捕，供出陈扬，十一月十九日陈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逮捕。在敌 │

│ 人法庭上说文件是姓X （假名）给他的。在写的书面材料中，供 │

│ 出南京救国会的两次秘密会议和该会负责人孙晓村、狄超白、千 │

│ 家驹，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曹孟君。还供出将共产党的文件给李士 │

│ 章、林大光等四人看过，常在周树森处碰头等。因此，孙晓村、 │

│ 曹孟君、周树森及李士章等四人均被捕。他还编造自己是共产党 │

│ 员，孙晓村是我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出狱前写了“悔过书”，承 │

│ 认自己为共产党宣传，反对政府是“犯法行为”，“共产主义不 │

│ 适合于中国”等。经查，陈扬被捕后供出孙晓村，致使孙被捕， │

│ 并写了“悔过书”，于一九三七年九月释放“政治犯”时取保释 │

│ 放。陈扬长期隐瞒了供人和写“悔过书”的重要情节。 │

│ 　　二、陈扬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到苏北搞 │

│ 抗日救亡工作。在淮阴参加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的工作，同年六月 │

│ 脱离。经查，该会上层人员政治情况虽然复杂，但陈在该会中做 │

│ 了一些抗日宣传组织工作，不久离开，没有发现政治问题。 │

│ 　　三、一九三九年陈扬担任新四军与国民党李长江部的联络代 │

│ 表，经季恺介绍，几次与李长江见面。一天，陈佩带季恺给的“ │

│ 愁”字臂章进泰州城，遇到李长江，李查问陈的臂章从何而来， │

│ 经季恺到场证明臂章是他给陈的，即被释放。 │

│ 　　 │

├─────┬───────────────────────────┤

│ 省、市、 │江苏省委意见，定为叛变行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 │

│ 部委意见 │理，党内除名。 │

├─────┼───────────────────────────┤

│ 中 组 部 │陈扬因抗日救国会被捕，写“悔过书”攻击我党，并 │

│ 意 见 │供出孙晓村等，致使孙被捕，属于叛变性质的问题， │

│ │同意党内予以除名。 │

└─────┴───────────────────────────┘

单位：江西省

┌────┬───┬──┬─┬──┬──┬──┬─┬───┬────┐

│姓 名│刘瑞森│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辽宁昌图│

├────┼───┴──┴─┴──┼──┼──┴─┼───┼────┤

│ │ │入党│1931年入│参加工│ │

│原职务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时间│团同年入│作时间│1932 │

│ │ │ │党 │ │ │

├────┼───┬──┬────┼──┼────┼───┼────┤

│ │商人兼│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小地主│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南昌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江西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报告： │

│ 　　刘瑞森一九三三年任我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期间，于七月三十 │

│ 日在天津被捕。据敌伪档案记载和同狱人证明，刘被捕后，向敌 │

│ 人供认：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沈阳文汇中学由张文山介绍加入共产 │

│ 主义青年团，参加沈阳市委西城支部，出席指导文汇中学社会科 │

│ 学研究会开会。九月至北平，住燕京大学，由同学毕仲文介绍与 │

│ 共产党北平市委燕大支部发生关系。一九三二年五月担任燕大支 │

│ 部书记，八月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十月调任组织部长，出席 │

│ 支部指导文化运动。十二月调任交通，送达文件。一九三三年四 │

│ 月经河北省委派至天津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六月调任宣传部 │

│ 长，七月曾参加领导天津裕源纱厂工人罢工。刘瑞森于同年十一 │

│ 月由伪南京警备司令部判无期徒刑，关押在伪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

│ 据敌档记载，刘在狱中表现“善良”。（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八路 │

│ 军驻南京办事处将刘等人集体保释出狱，送到延安，中组部批准 │

│ 恢复党籍。） │

│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整风时。刘交待了被捕后供认政治身份等 │

│ 问题，但隐瞒了供出入党、入团介绍人等情况。一九四四年七月， │

│ 中央党校第一部四支部结论认为“至少是自首”。 │

│ 　　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年十月刘瑞森任绥远省后套特委 │

│ 和伊盟工委书记期间，执行过投降主义路线。 │

│ 　　文化大革命中，刘瑞森幕后指挥对他被捕问题的调查，亲自 │

│ 修改“调查报告”。 │

│ 　　刘瑞森不同意定他为叛徒。 │

├─────┬───────────────────────────┤

│ 省、市、 │江西省委意见，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其省革委 │

│ 部委意见 │委员、常委职务，交群众监督劳动，每月发给生活费 │

│ │一百二十元。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其省革委委员、常 │

│ 意 见 │委职务，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

├─────┼───────────────────────────┤

│ 备 注│ │

└─────┴───────────────────────────┘


单位：江西省

┌────┬───┬──┬─┬──┬──┬──┬─┬───┬────┐

│姓 名│李杰庸│性别│男│年龄│ 68 │民族│汉│籍 贯 │陕西延长│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江西省副省长 │时间│ 1928 │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南昌市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江西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 │

│ 　　一九三三年春，李杰庸在我地下党北平市南区工作时，因惧 │

│ 于白色恐怖，擅自离开北平，到河北怀来县教书，与党脱离了关 │

│ 系。同年冬，李由怀来县转到山东范县教书，一九三四年一月二 │

│ 十八日李到北平找教材时，因叛徒出卖，被伪北平市公安局逮捕。 │

│ 据敌伪档案中保存的李写的供词和审讯记录，李被捕后的第二天， │

│ 即向敌人写了供词，承认“一时不慎，偶入共党”，乞求敌人“ │

│ 恩典”；供出：“经同乡李毓文（即李永文，我地下党员）介绍 │

│ 加入共党社联为盟员”，组长“说话象四川人，姓李（即李尧夫， │

│ 一九三三年任我党北平市南区区委书记）”；“经陈某（即陈曾 │

│ 固，一九三二年任北平市社联书记）介绍加入共产党，陈某为南 │

│ 方口音，脸黑，中等个子，常穿很破的兰色大衣”；供出自己担 │

│ 任过我党北平市南区“区委组织部长”的职务（李当时在南区作 │

│ 社联组织工作），参加过“讨论李大钊出殡该怎么布置和行动”， │

│ 以及“社联”的一些活动情况。后被判刑两年半，一九三七年二 │

│ 月刑满释放。李出狱后隐瞒了被捕中的问题，又参加了党的组织 │

│ 生活。一九五六年审干时作了“自首行为”的结论。 │

│ 　　李杰庸申诉说，他是在叛徒对质下供认的身份；向敌人乞求 │

│ “恩典”，是为了应付敌人；供认李毓文等人，是叛徒都知道的， │

│ 因此不承认是叛徒。 │

│ 　　 │

├─────┬───────────────────────────┤

│ 省、市、 │定李杰庸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每月发 │

│ 部委意见 │给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江西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浙江省

┌────┬───┬──┬─┬──┬──┬──┬─┬───┬────┐

│姓 名│任一力│性别│男│年龄│1908│民族│汉│籍 贯 │浙江临安│

│ │ │ │ │ │年生│ │ │ │ │

├────┼───┴──┴─┴──┼──┼──┴─┼───┼────┤

│ │ │入党│ 1938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浙江省副省长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37 │

├────┼───┬──┬────┼──┼────┼───┼────┤

│ │破 落│本人│ │身体│1969年病│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死 │何处 │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浙江省核心小组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报告，并经省委 │

│ 一九七五年八月复议： │

│ 　　任一力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杭州“上海法科大学”读书时入 │

│ 党，同年七月经其表兄顾涵介绍到国民党驻罗山的“豫南党政军 │

│ 联合办事处”任庶务，九月因中共杭州特支遭到破坏，被叛徒屠 │

│ 伯禾出卖，在罗山县被捕。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他在中共杭 │

│ 州特支的活动情况。并在法庭上写了“悔过书”，声称：“年幼 │

│ 无知，误入岐途”，向敌人要求宽大处理。被判刑十四年。一九 │

│ 三七年十月转押河南省反省院时，又写了与法庭所供相同内容的 │

│ “自述书”。同年十一月保释。出狱后隐瞒了自首叛变罪行，于 │

│ 一九三八年十月重新入党。 │

│ 　　一九四三年八月，任一力在淮南路东区党委时，交代了被捕 │

│ 叛变的主要情节。 │

│ 　　一九五六年审干时，浙江省委给任一力做过“比较严重的自 │

│ 首行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本人对其被捕叛变问题又 │

│ 作了交代，交代的内容与过去历次交代基本相符。 │

│ 　　 │

│ │

│ 　　 │

├─────┬───────────────────────────┤

│ 省、市、 │浙江省委意见，定任一力为叛徒，开除党籍，作人 │

│ 部委意见 │民内部矛盾处理。 │

│ │除了对陈的监护，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原工资。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浙江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山东省

┌────┬───┬──┬─┬──┬──┬──┬─┬───┬────┐

│姓 名│栗再温│性别│男│年龄│1908│民族│汉│籍 贯 │河北平山│

│ │ │ │ │ │年生│ │ │ │ │

├────┼───┴──┴─┴──┼──┼──┴─┼───┼────┤

│ │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副省长 │时间│ 1927 │作时间│1930 │

├────┼───┬──┬────┼──┼────┼───┼────┤

│ │ │本人│ │身体│1967年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2月自杀 │何处 │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山东省委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报告，并经省委一九七五 │

│ 年八月复议： │

│ 　　栗再温于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四年一月任山西大同地区 │

│ 我党特派员时，因被敌人发现，逃往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 │

│ 捕，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自己的入党时间、工作经历和所任职务， │

│ 供出山西太原特委书记小洪、组织干部王孝慈，宣传干部黄顺生、 │

│ 秘书解宜之、河东特派员阎子祥和山西汾阳军官学校我党负责人 │

│ 王霖等，并笔供：“党内斗争是争权夺利”，“共产主义不适合 │

│ 中国，愿改过自新，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为三民主义服务”。宪 │

│ 兵三团团副丁昌找他谈话，要他仍回到共产党内，骗取信任，想 │

│ 法将天津、上海共产党的关系找到；对他的叛党罪行“保守秘密”， │

│ 不予登报。栗当即接受，被释放出来。栗在北平住两个月后，跑 │

│ 到河北省清丰县，与敌特即无联系。 │

│ 　　一九三五年栗再温隐瞒叛变罪行混进党内。一九四二年在延 │

│ 安整风时，向党作了交代。 │

│ 　　 │

│ │

│ │

│ 　　 │

├─────┬───────────────────────────┤

│ 省、市、 │山东省委意见，定栗再温为叛徒，开除党籍，按人民 │

│ 部委意见 │内部矛盾处理。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山东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山东省

┌────┬───┬──┬─┬──┬──┬──┬─┬───┬────┐

│姓 名│李予昂│性别│男│年龄│ 75 │民族│汉│籍 贯 │山西平遥│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山东省副省长 │时间│ 1927 │作时间│1938.5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商 人│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山东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山东省委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报告： │

│ 　　一、李予昂于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年四月在天津市阎 │

│ 匪公安局当法官时，因参加反蒋游行被捕，同年十二月释放。经 │

│ 查，没有发现问题。李此次被捕后即失掉党的组织关系。 │

│ 　　二、李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平遥家中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 │

│ 逮捕。在伪军法会审处受审期间，有人证明他没有承认是共产党 │

│ 员，但承认认识共产党员刘天章，听说刘当过特委书记。本人时 │

│ 而交代承认过是党员，经刘天章介绍一度与共产党发生过关系， │

│ 时而又说什么都没有承认。是否向敌人自首和出卖同志，因证据 │

│ 不足，暂不结论。 │

│ 　　李一九三二年二月被送入伪“山西省反省院”后，填写了有 │

│ “娱入歧途”等词句的“入院誓言”，在《自新月刊》上写了七 │

│ 篇诗词文章。其中《忏悔》一篇，借用法国卢梭的话做自白，说 │

│ “唯有承认我昨日的错失，以为后来的自新而已”。同年十一月 │

│ 出院时，履行了“宣誓”、“出院切结”等手续。 │

│ 　　三，投靠蒋、阎匪帮，为敌效劳。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 │

│ 八年四月，先后任伪山西省民政厅长邱仰浚的秘书，阎匪“山西 │

│ 省国术促进会”秘书主任，反动组织“建设救国社”干事，安徽 │

│ 省休宁，当涂县烟酒印花税稽征所所长、蒋匪八十六师驻延安办 │

│ 事处联络人员。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恢复了党籍。 │

│ 　　此外，李予昂一九三三年曾到南京找叛徒、特务陈高庸谋职 │

│ 业未成，经陈介绍在“上海标准铅笔厂”入股法币五百元，但未 │

│ 发现加入特务组织。 │

│ 　　李予昂说他在敌人面前没暴露党员身份，没出卖同志，没攻 │

│ 击过党；与党失掉关系后去干伪事是为了谋生。不同意定他为叛 │

│ 徒。省委认为，李的申诉是没有道理的，原定性和处理意见不作 │

│ 改变。 │

├─────┬───────────────────────────┤

│ 省、市、 │山东省委意见，定李予昂为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 │

│ 部委意见 │职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工资由八级降为十一级。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职务，保留公民权， │

│ 意 见 │每月发生活费120元。是否供出刘天章的问题挂起来。 │

└─────┴───────────────────────────┘


单位：广东省

┌────┬───┬──┬─┬──┬──┬──┬─┬───┬────┐

│姓 名│区梦觉│性别│女│年龄│ 69 │民族│汉│籍 贯 │广东南海│

├────┼───┴──┴─┴──┼──┼──┴─┼───┼────┤

│ │八届候补中委、广东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省委常务书记 │时间│ 1926 │作时间│1925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商 人│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广东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广东省委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报告和一九七五年八月二 │

│ 日复查报告： │

│ 　　区梦觉于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二年在香港岭东中学任教 │

│ 时，被港英反动当局逮捕，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于她的 │

│ 领导人莫琼兰和与莫接头的地点，莫随即被捕。七月十五日，区、 │

│ 莫二人被驱逐到上海，她们于七月十七日在上海被跟踪的伪广州 │

│ 公安局特务逮捕，区受审时供认：“前曾加入共党，在粤工作， │

│ 现巳脱离。”并出庭顶证莫琼兰是共产党员，去过莫斯科，在上 │

│ 海中央机关工作过，搞工人运动，是她的领导人。后被判刑十年。 │

│ 　　一九三七年七月，经军阀余汉谋的高级参谋黄范一说情，区 │

│ 梦觉接受余汉谋提出的条件，写了“悔过请释呈文”，内容大意 │

│ 是：梦觉无知参加共产党，触犯国民政府法例，现有所悔悟，深 │

│ 恨过去罪行，立志痛改前非，渴望早日出狱，在蒋委员长领导下 │

│ 做抗日救亡工作。区出狱后，即到黄范一家拜谢，表示在狱几年 │

│ 深知共产主义不适合我国国情。 │

│ 　　一九三八年四月，区隐瞒了叛变罪行，又混入我党。一九四 │

│ 一年曾交代在敌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仍隐瞒了出卖同 │

│ 志的重要情节。 │

│ 　　区梦觉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表示，完全同意广东省委的审查 │

│ 报告。一九七四年六月区又给中央写信申诉，说她承认的叛变革 │

│ 命、出卖领导人等都是假的。后经省委复查，与原来查证的事实 │

│ 没有出入。将复查情况向区讲了后，她承认她历史上是有过叛党 │

│ 罪行，表示接受党的处分，要求把她留在党内。 │

│ 　　 │

│ │

│ 　　 │

│ │

├─────┬───────────────────────────┤

│ 省、市、 │广东省委意见，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 │

│ 部委意见 │职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生活费一百元。 │

├─────┼───────────────────────────┤

│ 中 组 部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处一切职务， │

│ 意 见 │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生活费160元。 │

└─────┴───────────────────────────┘


单位：广西自治区

┌────┬───┬──┬─┬──┬──┬──┬─┬───┬────┐

│姓 名│傅雨田│性别│男│年龄│ 61 │民族│汉│籍 贯 │辽宁新民│

├────┼───┴──┴─┴──┼──┼──┴─┼───┼────┤

│ │ │入党│1930入团│参加工│ │

│原职务 │广西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时间│1934转党│作时间│1929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尚 好 │何处 │广西监护│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广西自治区党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报告： │

│ 　　傅雨田，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北平共青团市委工作时，由于叛 │

│ 徒张文勋出卖，被伪北平市公安局逮捕，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儿童 │

│ 宣传部长，后被关押在伪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六年九月，傅 │

│ 雨田接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以自首出狱的黑指示，于九 │

│ 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连续在《华北日报》和《益世报》上发 │

│ 表《反共启示》，声称：“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 │

│ 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 │

│ 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临出院时， │

│ 参加“自新仪式”，接受伪反省院长的“训导”，领取出院证。 │

│ 　　傅出狱后，向党隐瞒了自首叛变的真相，只交代出狱时经过 │

│ “组织批准”履行了一个“简单手续”。 │

│ 　　傅雨田认罪态度较好，同意区党委的结论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市、 │广西自治区党委意见，将叛徒傅雨田清除出党，安置 │

│ 部委意见 │到内地县。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四十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广西自治区党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湖北省

┌────┬───┬──┬─┬──┬──┬──┬─┬───┬────┐

│姓 名│刘 晋│性别│男│年龄│ 68 │民族│汉│籍 贯 │河南临颖│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北省副省长 │时间│ 1927 │作时间│192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富 农│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武汉市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北省委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报告： │

│ 　　一九三四年夏，刘晋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被派往苏联参加 │

│ 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和到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六年一月被派 │

│ 回国，我党驻苏代表团给他的任务是：先到上海找我党中央局负 │

│ 责人洪波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然后去平津重建党的工作。 │

│ 同年四月刘到达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事先得知刘回国的情报， │

│ 在刘与洪波接头时，将他们一起逮捕，关押在上海公安总局。审 │

│ 讯中，刘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莫斯科列宁学院学员，是河南省 │

│ 委派去的，又由中共驻苏代表团派回的；供认到上海是找洪波的； │

│ 还供出了来去苏联的路线，和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通讯地址，以 │

│ 及列宁学院的情况。同年九月转押南京首都反省院反省。入院时 │

│ 填写了“反省人登记表”和“自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释放， │

│ 经我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 │

│ 　　一九四四年整风时，刘晋对其被捕叛变问题，基本上作了交 │

│ 代。一九四四年中央党校结论为“变节自首行为” │

│ 　　刘晋对审查结论基本同意，只提出意见说：没供过是到上海 │

│ 找洪波接头，“只供了在莫斯科列宁学院认识洪波，这次是偶然 │

│ 碰到”。 │

├─────┬───────────────────────────┤

│ 省、市、 │ 湖北省委决定。定为叛徒，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

│ 部委意见 │ 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要职务。由九级降为十二 │

│ │ 级。 │

├─────┼───────────────────────────┤

│ 中 组 部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 │

│ 意 见 │公民权，每月发生活费120元。 │

├─────┼───────────────────────────┤

│ 备 注│ │

└─────┴───────────────────────────┘


单位：湖北省

┌────┬───┬──┬─┬──┬──┬──┬─┬───┬────┐

│姓 名│张旺午│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河南泌阳│

├────┼───┴──┴─┴──┼──┼──┴─┼───┼────┤

│ │ │入党│ 1937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北省副省长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2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半身麻木│何处 │湖北沙市│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北省委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报告： │

│ 　　张旺午于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六年三月张在河南确山县 │

│ 的老乐山附近被俘，后被送到伪河南省第一监狱。一九三七年四 │

│ 月，张被转入伪河南省反省院后，向敌屈服投降，填写了“入院 │

│ 调查表”，写了“自述文”，表示“改过”。同年五月，张旺午 │

│ 等二十八人在反省院的《正路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反共宣 │

│ 言《告汝确信三县迷途朋友书》（汝确信是指汝南，确山、信阳 │

│ 三县），恶毒诬蔑我党“窜扰绑票奸淫烧杀”，“足迹所到，闹 │

│ 得田地荒芜，闾里为墟，屠杀了我们亲爱的同胞，处死了他们自 │

│ 己的同志，使更多人民的生活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是“坑害民 │

│ 族的罪魁”；扬言“誓为全中国民族利益向中国共产党进攻”； │

│ 吹捧蒋介石“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生命上所遭受到的威胁”等等。 │

│ 同年九月张还登台发表反共讲演，说他“误入歧途．……”参加 │

│ 共产党，经过反省认识过去迷途，奉劝大家彻底反省，从走新路” │

│ 等。十月领取“白新证”，离开了反省院。 │

│ 　　张旺午对其叛变革命的问题，于一九四四年整风时向党作了 │

│ 交代，党组织结论为向敌自首。 │

│ 　　此次审查中张的认罪态度较好。 │

│ 　　 │

│ 　　 │

│ 　　 │

├─────┬───────────────────────────┤

│ 省、市、 │湖北省委意见：定张旺午为叛徒，按人民内部矛盾 │

│ 部委意见 │处理，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行 │

│ │政九级降为十一级。 │

├─────┼───────────────────────────┤

│ 中 组 部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 │

│ 意 见 │公民权，每月发给生活费120元。 │

├─────┼───────────────────────────┤

│ 备 注│ │

└─────┴───────────────────────────┘


单位：湖南省

┌────┬───┬──┬─┬──┬──┬──┬─┬───┬────┐

│姓 名│王延春│性别│男│年龄│ 66 │民族│汉│籍 贯 │河北曲阳│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时间│ 1932 │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心脏病、│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高血压 │何处 │湖南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南省委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八日报告，并经省委一九七五 │

│ 年八月复议： │

│ 　　王延春于一九三二年秋，在曲阳县城内东街小学教书时入党， │

│ 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在曲阳县被蒋匪保定行营逮捕。在敌人审讯 │

│ 时，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了县委负责人荀昌武，入党介 │

│ 绍人张厚之、张晓东和党员谷为山、李俊杰等人，并写了“自首 │

│ 书”，被判刑三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七日，王延春在天津 │

│ 《大公报》上发表了“紧要启事”，声称：“前因思想幼稚受人 │

│ 诱惑加入共党团体”，“深感前非”，表示“改过自新”，“决 │

│ 不再入共党祸国殃民”。一九三七年二月王被提前三个月释放。 │

│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张厚之、张晓东等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

│ 　　王延春在湖南工作期间，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错误。 │

│ 　　王延春过去曾向组织上交代过，他被捕后“一度变节，承认 │

│ 是党员”，写过“登报声明”，但隐瞒了被捕后出卖同志和发表 │

│ 的“紧要启事”中的反共内容等重要情节。王承认自己有过背叛 │

│ 党的行为，要求留在党内。 │

│ 　　 │

│ 　　 │

│ 　　 　　 │

│ 　　 　　 │

├─────┬───────────────────────────┤

│ 省、市、 │湖南省委意见。定王延春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 │

│ 部委意见 │民权，每月发给生活费160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同意湖南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湖南省

┌────┬───┬──┬─┬──┬──┬──┬─┬───┬────┐

│姓 名│王含馥│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河北广宗│

├────┼───┴──┴─┴──┼──┼──┴─┼───┼────┤

│ │ │入党│ 1937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南省副省长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贫 农│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湖南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南省委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报告： │

│ 　　王含馥于一九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一年转党。一九三 │

│ 二年十月三日，王在邢台第四师范读书担任党支部书记时，被叛 │

│ 徒胡丰登，周庠出卖被捕。当年十一月转押北平“军人反省院”。 │

│ 一九三四年六月王履行了自首手续，于七月四日至十日与王景德 │

│ 等十七人在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上连续发表“脱离 │

│ 共产党启事”，声称：“被人诱惑，误入共党”，“共产主义绝 │

│ 不适宜于中国”，“共产政策亦复极端错误”，表示“永远脱离 │

│ 共党，誓死不与共党发生关系”。后交保释放。一九三七年十一 │

│ 月，王隐瞒了自首变节的重要情节，重新入党。 │

│ 　　王含馥说他变节出狱后被开除党籍，重新入党后未犯过错误， │

│ 要求保留党籍。 │

│ 　　 │

│ 　　 │

│ 　　 │

│ 　　 │

│ 　　 │

│ 　　 │

├─────┬───────────────────────────┤

│ 省、市、 │ 湖南省委意见，定王含馥为自首变节，清除出党， │

│ 部委意见 │ 保留公民 权，分配适当工作，每月发生活费一百二 │

│ │ 十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湖南省

┌────┬───┬──┬─┬──┬──┬──┬─┬───┬────┐

│姓 名│杨英杰│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辽宁新民│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南省副省长 │时间│ 1933 │作时间│1933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湖南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南省委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报告： │

│ 　　杨英杰于一九三三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五月转党。一九三三 │

│ 年五月，杨英杰由河北省军委派往国民党六十七军特务大队担任 │

│ 党支部书记，同年八月一日回北平向省军委汇报请示工作，因河 │

│ 北省军委被破坏，于八月二十日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杨被 │

│ 捕后，供出了原在国民党六十七军特务大队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

│ 霍庆丰等五人。次日，霍庆丰被捕。后杨又向敌人供认自己是共 │

│ 产党员及党内职务。一九三三年九月在南京被判处徒刑十五年， │

│ 关押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八路军驻南京 │

│ 办事处交涉出狱。 │

│ 　　杨英杰对上述叛党情节，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和一九五六 │

│ 年审干时都作了交代，并做过结论。一九四四年结论为“承认党 │

│ 的关系，供出党的组织，这是变节行为”。一九五七年中央工业 │

│ 部结论为“政治上一度动摇的表现”。 │

│ 　　杨英杰不同意定他为叛徒，要求中央从宽处理，保留党籍。 │

│ │

│ │

│ │

│ │

├─────┬───────────────────────────┤

│ 省、市、 │ 湖南省委意见，定杨英杰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 │

│ 部委意见 │ 民权，分配适当工作，每月发生活费一百六十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河南省

┌────┬───┬──┬─┬──┬──┬──┬─┬───┬────┐

│姓 名│齐文俭│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河北灵寿│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河南省副省长 │时间│ 1938 │作时间│1932.9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健 康 │何处 │河南许昌│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河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报告： │

│ 　　齐文俭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河北省正定七中上学时加入共青 │

│ 团。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十三日，被叛徒王友林带领国民党保定 │

│ 行营特务逮捕。后在王友林指使下，齐领着敌特去逮捕本村的共 │

│ 青团支部书记王文俊。到了王的住处，他们爬到王家房上，齐文 │

│ 俭喊着王文俊的小名说：“三妮，咱们的事犯了，你出来咱们走 │

│ 吧”。王文俊被敌特围住逮捕。 │

│ 　　在敌人审讯中，齐文俭供认自己是共青团员和交通员的身份， │

│ 供出入团介绍人是高林泉，供出共青团员张小偶、智成文，供出 │

│ 共产党员李有理，验证了李有寿是我方在国民党二十五师作地下 │

│ 工作的。后齐被判刑五年，押在伪北平第二监狱。一九三七年八 │

│ 月我抗日游击队打开监狱，齐出狱回家。 │

│ 　　齐出狱后，隐瞒了上述叛变罪行，经灵寿县党的负责人由团 │

│ 的关系转成党员关系，混入党内。一九四五年整风中向党作了交 │

│ 代，但未作处理。一九五六年审干时，经河南省委作了“叛变行 │

│ 为”的结论。 │

│ 　　齐文俭请求维持一九五六年省委对他的审查结论，留在党 │

│ 内。 　　 │

├─────┬───────────────────────────┤

│ 省、市、 │ 河南省委意见，定齐文俭为叛徒，清除出党，按人 │

│ 部委意见 │ 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元。 │

├─────┼───────────────────────────┤

│ 中 组 部 │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 │

│ 意 见 │ 生活费120元。 │

├─────┼───────────────────────────┤

│ 备 注│ │

└─────┴───────────────────────────┘


单位：河南省

┌────┬───┬──┬─┬──┬──┬──┬─┬───┬────┐

│姓 名│邵文杰│性别│男│年龄│ 61 │民族│汉│籍 贯 │河南新安│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河南省副省长 │时间│ 1933.5 │作时间│1938.3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学 生 │状况│一 般 │何处 │河南郑州│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河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报告： │

│ 　　邵文杰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新安师范上学时入党。同年十一 │

│ 月在开封因共产党嫌疑被捕。被捕后，邵曾给同时被捕的王文长 │

│ 递条子说“不承认点错误不行”。一九三四年被判刑十二年，送 │

│ 开封第一监狱关押。一九三六年春邵在填写的“犯人登记表”中， │

│ 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供出入团介绍人郭铎之，填写了信仰三民 │

│ 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开封反省院写了“自述”，供出了路朝 │

│ 聘、郭铎之、王文长、孙瑾行，侯步云、赵之泊、张子安等七人 │

│ 是共产党员。在反省院的反共演讲会上，胡说“只有三民主义才 │

│ 能救中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送到开封监狱，邵起草并和同 │

│ 狱人联名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河南省政府发出三封 │

│ “代电”，承认“年幼无知，误入歧途”，请求释放。一九三八 │

│ 年三月被保释出狱，保状上写了出狱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 │

│ 　　出狱后，国民党中央驻豫特派员李宗黄等与邵谈话，邵表示 │

│ “唯生论”是对的，并答应去“南阳特种工作团”作事（未去） ， │

│ 接受敌人给的路费，返回原籍。第二天，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

│ 作了报告。后又给李宗黄写信，感谢他“谆谆教导”。不久，与 │

│ 我豫西特委取得联系，隐瞒了叛党罪行，混入党内。 │

│ 　　一九四二年邵在中央党校交代了叛变问题。结论为“狱中叛 │

│ 党”。一九五九年河南省委又作了“自首行为”的结论。 │

│ 　　邵文杰申诉说他的错误不属于叛变性质，报告所依据的材料 │

│ 与事实不符，不同意定他为叛徒。河南省委认为，经反复调查， │

│ 根据同狱人的证明和本人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历次交代，说明邵在 │

│ 狱中和反省院期间确已自首叛变。 │

│ 　　 │

│ 　　 │

│ 　　 │

├─────┬───────────────────────────┤

│ 省、市、 │ 河南省委意见，定邵文杰为叛徒，清除出党，按人民 │

│ 部委意见 │ 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元。 │

├─────┼───────────────────────────┤

│ 中 组 部 │ 同意定为叛徒，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每月发给 │

│ 意 见 │ 生活费120元。 │

└─────┴───────────────────────────┘

单位：青海省

┌────┬───┬──┬─┬──┬──┬──┬─┬───┬────┐

│姓 名│韩洪宸│性别│男│年龄│ 59 │民族│汉│籍 贯 │河北望都│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青海省委副书记 │时间│ 1937.4 │作时间│1937.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农 民 │状况│冠心病 │何处 │青海西宁│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青海省委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报告： │

│ 　　韩洪宾于一九三三年夏在河北望都县第一高小上学时参加共 │

│ 青团。同年秋，该县我党、团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一九三四年春， │

│ 国民党望都县党部执行委员、县立第一高小校长刘廷兰，将已毕 │

│ 业回乡的韩洪宾召到学校，令其填写“共产党员自首书”，“以 │

│ 后要与共产党断绝关系”。韩即按着刘的指使，填写了印有“不 │

│ 再信仰共产主义，要遵从三民主义”等反动内容的“共产党员自 │

│ 首书”，并填写了已离开该县的我地下党领导人张立本为其“入 │

│ 党介绍人”。 │

│ 　　一九三七年韩洪宾入党时隐瞒了上述问题。一九四四年整风 │

│ 运动中作了交代。中组部一九五六年对韩的问题作过“向学校填 │

│ 表是属于一种错误”的结论。 │

│ 　　韩洪宾认为定他为“自首变节”太重，恳求党组织把他留在 │

│ 党内。 │

│ 　　青海省委反复讨论了韩的申诉意见，认为韩填写“共产党员 │

│ 自首表”属实，仍拟定为自首变节。但鉴于韩填表后未造成其他 │

│ 严重后果，情节轻微，省委讨论中有些同志提出，是否可以考虑 │

│ 定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留在党内，因无案例，没有把握。 │

├─────┬───────────────────────────┤

│ 省、市、 │ 青海省委意见，定为自首变节，清除出党。按人民内 │

│ 部委意见 │ 部矛盾处理，分配适当工作。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青海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青海省

┌────┬───┬──┬─┬──┬──┬──┬─┬───┬────┐

│姓 名│张晓东│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河北曲阳│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青海省副省长 │时间│ 1931.8 │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冠心病、│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小学教员│状况│肺气肿 │何处 │天津治病│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青海省委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报告： │

│ 　　张晓东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任我曲阳县东南乡区委委员时，在 │

│ 曲阳县七里庄小学被捕，解送到蒋匪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在敌 │

│ 人法庭土，在叛徒对证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入党时间、 │

│ 地点和入党介绍人张厚之、井国彦等，并写了“悔过书”，说自 │

│ 己“年幼无知，误入岐途”，表示“今后愿悔过自新，痛改前非， │

│ 永远脱离共产党”。后被判刑五年。在狱中参加过绝食斗争和暴 │

│ 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减刑，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狱。出狱后 │

│ 未向组织交代自首叛变问题，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恢复了党的组织 │

│ 关系。 │

│ 　　一九四三年张晓东在延安党校整风审干时，曾交代过他被捕 │

│ 后向敌人写“悔过书”及供出其他党员等情节。一九四五年三月 │

│ 作了“填写‘悔过书’供出已逃走的两个同志的姓名，是思想上 │

│ 与政治上的一度动摇和变节行为”的结论。 │

│ 　　一九五六年经山西省委复查，认定张晓东在叛徒对质下，承 │

│ 认是共产党员，暴露了入党时间、介绍人，入党后开会次数、内 │

│ 容，除供了同时自首的张厚之等，又供了已逃走的张占更、杨增 │

│ 文两同志，写了“悔过书”承认参加共产党是“误入岐途，愿改 │

│ 过自新，永远脱离共产党，以后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到底”。 │

│ 山西省委仍同意一九四五年的结论，并确定其党龄从一九三七年 │

│ 九月算起。张晓东写信同意这一结论。 │

│ 　　张晓东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写信申述，认为，重新从严处理 │

│ 不合适，要求维持过去的结论。 │

│ 　　 │

│ 　　 │

├─────┬───────────────────────────┤

│ 省、市、 │ 青海省委意见，定张晓东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 │

│ 部委意见 │ 副省长职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青海省委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青海省

┌────┬───┬──┬─┬──┬──┬──┬─┬───┬────┐

│姓 名│韩 明│性别│男│年龄│ 69 │民族│汉│籍 贯 │山西沁县│

├────┼───┴──┴─┴──┼──┼──┴─┼───┼────┤

│ │ │入党│ 1938年 │参加工│ │

│原职务 │青海省副省长 │时间│重新入党│作时间│1937.9 │

├────┼───┬──┬────┼──┼────┼───┼────┤

│ │ │本人│ │身体│高血压、│现在 │ │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冠状动脉│何处 │杭州治病│

│ │ │ │ │ │硬化 │ │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青海省委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报告： │

│ 　　韩明一九二七年春在山西省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 │

│ 产党。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到进山中学逮捕共产党 │

│ 员时，韩逃出校外，二十多天后回到学校，向学校当局（校长赵 │

│ 一峰是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写了“悔过书”，公布于众，承 │

│ 认过去的进步活动是过错，保证以后再不参加政治活动，安心读 │

│ 书。从此脱党。 │

│ 　　一九三三年冬，韩明在山西大学参加了阎锡山的反动组织“ │

│ 建设救国社”，并为该社发展社员，编写刊物。同年，又参加了 │

│ 反动学术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一九三四年韩明和叶映宣合 │

│ 译了反动文章《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社” │

│ 出版的《社会科学季刊》上，吹捧希特勒“收获了惊人的成功”， │

│ “可歌可颂”，恶毒地咒骂马克思主义“毁灭人之意志”，“已 │

│ 趋于没落”，是“极可怖与卑鄙的主义”。一九三五年暑假后， │

│ 韩赴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同年九月参加工作。 │

│ 　　一九三八年七月，韩明隐瞒了上述问题，重新入党。 │

│ 　　在审查过程中韩明态度不老实，对合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

│ 反动文章的问题，在人证物证面前拒不交代。 │

│ 　　 │

├─────┬───────────────────────────┤

│ 省、市、 │ 青海省委意见，定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开除党籍， │

│ 部委意见 │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

├─────┼───────────────────────────┤

│ 中 组 部 │ 韩明脱党后，参加阎匪反动组织，攻击马克思主义， │

│ 意 见 │ 属变节性质的问题，应开除党籍。 │

├─────┼───────────────────────────┤

│ 备 注│ │

└─────┴───────────────────────────┘


单位：

┌────┬───┬──┬─┬──┬──┬──┬─┬───┬────┐

│姓 名│张西挺│性别│女│年龄│ 50 │民族│汉│籍 贯 │河南淮滨│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时间│ 1941 │作时间│1940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二七机车│

│家庭出身│中 农│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车辆厂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张西挺的问题进行了审查，一 │

│ 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作出了审查结论： │

│ 　　一、张西挺在四川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干了很多坏 │

│ 事，中央已有结论，并在一九七一年同意撤销了她在四川党内外 │

│ 的一切职务。 │

│ 　　二、一九四六年底张西挺任扶太西县崔桥区区委副书记时， │

│ 携枪不作抵抗被俘，向敌人供认是我区政府工作人员，供出给她 │

│ 写信的丁希玲是我方干部。在伪青训队参加了敌人搞的坦白自新 │

│ 等反动活动，向敌人悔过自新，表示不再为共产党做事，不再当 │

│ 新四军。一九四七年八月被释放后回到息县（现属淮滨县）赵集 │

│ 家乡，主动向住在本乡的伪县参议员简衡庵、伪区长简承三和伪 │

│ 乡长、中统特务简增光报到，与中统驻赵集调工组员度道耘谈过 │

│ 话。后在简增光等人指示安排下，由她堂弟简明三陪同到息县县 │

│ 城，通过她表兄、中统特务郑复华和伪息县社会服务处主任、中 │

│ 统特务简省吾，与息县国民党县党部人员谈了话。她前后向简承 │

│ 三、度道耘和息县县党部的人员送交了自述材料，承认是由简允 │

│ 中（当时是我地下党员）派人送她到解放区的，并表示今后要在 │

│ 国民政府领导下，安分守己，当个老实老百姓，不再到新四军那 │

│ 边去了。此后，张西挺约于一九四七年九月间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

│ 　　 │

│ 　　 │

├─────┬───────────────────────────┤

│ 省、市、 │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 问题性质属于自首变节，应开除党籍，可分配适当 │

│ 意 见 │ 工作。 │

├─────┼───────────────────────────┤

│ 备 注│ │

└─────┴───────────────────────────┘


单位：中央办公厅

┌────┬───┬──┬─┬──┬──┬──┬─┬───┬────┐

│姓 名│郑思远│性别│男│年龄│ 62 │民族│汉│籍 贯 │山西襄汾│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国务院副秘书长 │时间│ 1937.12│作时间│1938 │

├────┼───┬──┬────┼──┼────┼───┼────┤

│ │自 由│本人│ │身体│ │现在 │中办五七│

│家庭出身│职 业│成份│自由职业│状况│一 般 │何处 │干 校│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报告： │

│ 　　郑思远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工作期间，长期站在刘少奇资产 │

│ 阶级司令部一边，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党活动， │

│ 犯了严重罪行： │

│ 　　一、郑思远在文化大革命前恶毒攻击诬蔑中央负责同志，文 │

│ 化文革命中又利用写交代材料，对中央领导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 │

│ 　　二、猖狂反对三面红旗，大刮翻案风，参与杨尚昆等人的反 │

│ 党活动。一九五九年他以布置学习为名，在各部党委专职书记会 │

│ 议上攻击大跃进，把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煽动“呜放”，向党 │

│ 进攻。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郑利用整风试点和干部轮训， │

│ 到处煽风点火向党进攻。他攻击反右倾运动是“残酷斗争，无情 │

│ 打击”，叫嚷要搞“政治退赔”。对轮训班少数人攻击总路线、 │

│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言论，他大加赞赏说：“这是好现象”，“ │

│ 应该提倡这种风气”。郑还伙同龚子荣向中央国家机关部署给右 │

│ 派翻案，当他这一罪行被发现后，郑又写假报告欺骗伟大领袖毛 │

│ 主席。 │

│ 　　三、郑思远积极参与炮制人民银行“三大案件”，进行反革 │

│ 命夺权。一九五八年，他按照安子文、龚子荣的意图炮制黑材料， │

│ 诬蔑银行党组、党委负责同志，把几十名革命干部打成右派。一 │

│ 九六二年他反对周总理指示，编造假“甄别报告”，欺骗中央。 │

│ 　　四、利用职权，包庇坏人。 │

├─────┬───────────────────────────┤

│ 省、市、 │ 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意见，将郑思远定为反革命分子， │

│ 部委意见 │ 开除党籍。关于安置处理，国务院办公室意见，安排 │

│ │ 到陕西，发给生活费120元，保留公民权。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中办临时党委和国务院办公室意见。 │

├─────┼───────────────────────────┤

│ 备 注│ │

└─────┴───────────────────────────┘


单位：全国总工会

┌────┬───┬──┬─┬──┬──┬──┬─┬───┬────┐

│姓 名│张天民│性别│男│年龄│ 62 │民族│汉│籍 贯 │山东平原│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2.8 │作时间│1932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富 农│成份│学 生 │状况│ │何处 │北京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全国总工会军代表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报告： │

│ 　　一、一九二七年春，张天民在平原县中学加入共青团，下半 │

│ 年任团支书。一九二八年暑假时，团支部遭破坏，张逃到北平学 │

│ 买卖。一九三○年冬回家结婚，经其堂兄韩庆荣（国民党员、县 │

│ 教育局视察）活动，带领张到国民党县党部自首，写了“年幼无 │

│ 知，误入歧途，曾参加共青团，今后奉公守法，不再做违法的事” │

│ 的悔过书。还在自首书上填写了已经自首的党员马绳武、邵元龙 │

│ 和团员赵留仙、麻然明的名字。此事，张于一九四一年自动向组 │

│ 织作了交代。 │

│ 　　张天民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隐瞒自首问题在滕县入党，十月党 │

│ 组织遭破坏，张闻讯逃跑脱党。一九三三年三月在淄川煤矿恢复 │

│ 党的组织关系。一九三四年二月，因当矿工“太苦”，和“看不 │

│ 清革命前途”，对革命动摇，擅自脱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经孟 │

│ 希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

│ 　　二、一九三一年张在曲阜第二师范读书时，与托派分子有接 │

│ 触，但无组织关系。一九三三年在淄川煤矿做工期间，在已恢复 │

│ 党籍的情况下，参加过托派分子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的一 │

│ 次聚会，并参与起草文件，事后未进行其他活动。 │

│ 　　这次审查中坦白交代态度好。 │

│ 　　 │

│ 　　 │

├─────┬───────────────────────────┤

│ 省、市、 │ 全国总工会军代表意见：定为自首分子，按人民内部 │

│ 部委意见 │ 矛盾处理，清除出党。 │

├─────┼───────────────────────────┤

│ 中 组 部 │ │

│ 意 见 │ 同意全国总工会军代表意见。 │

├─────┼───────────────────────────┤

│ 备 注│ │

└─────┴───────────────────────────┘



需要和省委、自治区党委交换意见的

（六人）


单位：云南省

┌────┬───┬──┬─┬──┬──┬──┬─┬───┬────┐

│姓 名│阎红彦│性别│男│年龄│1909│民族│汉│籍 贯 │陕西子长│

│ │ │ │ │ │年生│ │ │ │ │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时间│ 1925 │作时间│1925 │

├────┼───┬──┬────┼──┼────┼───┼────┤

│ │ │本人│ │身体│1967年 │现在 │ │

│家庭出身│贫 农│成份│革命军人│状况│1月自杀│何处 │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云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报告： │

│ 　　阎红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

│ 服“眠尔通”致死。 │

│ 　　经查证，阎红彦同志的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市、 │ 云南省委建议，将其结论通报全省。关于阎的家属要 │

│ 部委意见 │ 求将阎的骨灰安放到北京八宝山的问题，请中央决定。 │

├─────┼───────────────────────────┤

│ 中 组 部 │ 阎红彦自杀是错误的，但属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 │

│ │ 解，可按革命干部对待。阎的结论不应通报全省，骨 │

│ │ 灰不应移至北京八宝山安放。此事，请郭玉峰同志在 │

│ 意 见 │ 适当时候同贾启允同志谈一下。 │

├─────┼───────────────────────────┤

│ 备 注│ 中发〔1968〕128 号文件点名批判 │

└─────┴───────────────────────────┘

单位：广西自治区

┌────┬───┬──┬─┬──┬──┬──┬─┬───┬────┐

│姓 名│贺希明│性别│男│年龄│ 65 │民族│汉│籍 贯 │广西桂林│

├────┼───┴──┴─┴──┼──┼──┴─┼───┼────┤

│ │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时间│ 1940.4 │作时间│1940.1 │

├────┼───┬──┬────┼──┼────┼───┼────┤

│ │自 由│本人│ │身体│ │现在 │南宁监护│

│家庭出身│职 业│成份│伪官吏 │状况│一 般 │何处 │审 查│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广西自治区党委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报告： │

│ 　　一、贺希明一九三三年通过伪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王公 │

│ 度的关系，到伪广西平乐区民团干训大队任少校政治指导员，并 │

│ 加入桂系核心组织“中国国民党广西革命同志会”。一九三四年 │

│ 冬，我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时，平乐区民团干训大队奉命赴富川一 │

│ 带阻击（未遇），贺参加了这一行动。一九三五年春任伪第四集 │

│ 团军总政训处延回讲演游艺团副团长，该团携带一部诽谤诬蔑我 │

│ 红军的反动影片《七千俘虏》，到各地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一九 │

│ 三五年底至一九四○年一月，贺任伪广西航空学校中校政训主任、 │

│ 伪八十四军政治部上校主任、伪安徽潜山、寿县县长等职。 │

│ 　　二、文化大革命中，贺希明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

│ 同伍晋南等人多次策划夺权，提出“砸烂区党委”，“迅速建立 │

│ 权力机关”。还反对广西军区三支两军工作。 │

│ 　　另外，从查证材料看，贺希明一九三○年春在上海读书时， │

│ 因参加了“上海艺术剧社”，演出了反帝战争的话剧“西线无战 │

│ 事”，被敌逮捕，判刑半年，在狱中，未发现贺有不好表现。 │

│ 　　据贺希明交代和陈雨田等人证明；他一九四○年在寿县任伪 │

│ 县长时，因张正杰（我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伪区长）等人将区 │

│ 里枪枝弹药都带到解放区，他害怕伪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追查责任， │

│ 即同陈雨田（我地下党员）等人投到新四军。 │

│ 　　贺同意审查报告的事实（定性和处理意见未和本人见面）。 │

├─────┬───────────────────────────┤

│ 省、市、 │ 广西区党委意见，定贺希明为历史反革命，清除出党， │

│ 部委意见 │ 放到内地县安置，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四十元。 │

├─────┼───────────────────────────┤

│ │ 从查证材料看，贺希明参加革命前所任伪职是事 │

│ 中 组 部 │ 实，但他投到新四军后，对上述历史问题基本上作了 │

│ │ 交代，表现尚好。据此，似不应定为历史反革命。贺 │

│ 意 见 │ 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的严重错误，已作了检查，似 │

│ │ 可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分配适当工作。这个意见待广 │

│ │ 西领导同志来京时，由部领导同志和他们商量一下。 │

├─────┼───────────────────────────┤

│ 备 注│ 中发〔68〕134 号文件点名批判。 │

└─────┴───────────────────────────┘

单位：广西自治区

┌────┬───┬──┬─┬──┬──┬──┬─┬───┬────┐

│姓 名│霍 泛│性别│男│年龄│ 61 │民族│汉│籍 贯 │山西黎城│

├────┼───┴──┴─┴──┼──┼──┴─┼───┼────┤

│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处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候补书记 │时间│ 1939.1 │作时间│1938 │

├────┼───┬──┬────┼──┼────┼───┼────┤

│ │ │本人│ │身体│胃病、 │现在 │ │

│家庭出身│富 农│成份│学 生 │状况│体弱 │何处 │监护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广西自治区党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报告： │

│ 　　一、一九三五年霍泛在北平上中学时，参加读书会和北平学 │

│ 生“一二?九”运动南下扩大宣传队，一九三六年一月加入共青 │

│ 团。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因叛徒出卖被捕。霍在伪北平公安局供认 │

│ 参加读书会和南下扩大宣传队，读书会是武装自卫会及青年团的 │

│ 先前步骤。表示“以前一切行动均系不当，且彻底觉悟，以后不 │

│ 再参加任何反动团体”。同年二月被转到伪河北高法院后即推翻 │

│ 原供，说组织读书会是为了研究文学；被敌人查获的书，是朋友 │

│ 王佐才寄存的。同年七月，伪法院判霍两年半徒刑。霍不服上诉， │

│ 在“上诉理由书”中说，组织读书会和他“在太原中学时所参与 │

│ 的读书会一样（即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委员会所规定的读书竞赛会） ，” │

│ 此会“系党国先进陈立夫、陶希圣所发起”等，以表白参加的不 │

│ 是革命组织。一九三八年七月刑满出狱。霍泛对上述丧失革命气 │

│ 节行为，一九四四年在太行区党委整风时基本作了交代。 │

│ 　　二、一九六二年霍泛同意广西日报办副刊，推行资产阶级的 │

│ “七性”（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 │

│ 群众性）方针。四清运动中执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一 │

│ 九六六年到田东县搞四清，在日记中写有否定大跃进的言论。 │

│ 　　三、文化大革命中，霍泛同伍晋南、贺希明等在广西进行夺 │

│ 权活动，声言要与广西军区“干到底”。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 │

│ 伍、贺、霍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一派，霍参与策划成立“干联站”， │

│ 为夺权作准备。霍与伍、贺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派6955部队到南 │

│ 宁接替广西军区支左。当中央通知霍等到北京解决广西问题时， │

│ 同伍、贺策划部署了南宁、北京两个战场，并参与策划领导干部 │

│ 参加一派群众组织指挥部，煽动应“主动出击”。 │

│ │

├─────┬───────────────────────────┤

│ 省、市、 │ 广西自治区党委意见霍泛的问题性质严重，给予留党 │

│ 部委意见 │ 察看两年，由九级降为十一级的处分，分配适当工作。 │

├─────┼───────────────────────────┤

│ 中 组 部 │ 被捕问题属于丧失革命气节的政治错误，文化大命中 │

│ 意 见 │ 的错误如果检讨态度好，似可不予处分或给轻一些的处分。 │

│ │ 等广西领导同志来京时，由部领导同志和他们商量一下。 │

└─────┴───────────────────────────┘

单位：湖北省

┌────┬───┬──┬─┬──┬──┬──┬─┬───┬────┐

│姓 名│杨 锐│性别│男│年龄│ 67 │民族│汉│籍 贯 │河南滑县│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8.4 │作时间│1938.2 │

├────┼───┬──┬────┼──┼────┼───┼────┤

│ │ │本人│ │身体│心脏不太│现在 │省五?七│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自由职业│状况│好 │何处 │干校劳动│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报告： │

│ 　　杨锐一九二八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三○年在国民党河南省区 │

│ 长训练所受训，一九三一年起充当伪滑县五区区长。一九三四年 │

│ 杨任该区区长兼民团团长时，犯有严重罪行。 │

│ 　　一九三四年一月滑县冯营村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索粮济 │

│ 贫”和夺取地主武装的指示，领导农民向该村武金刚等地主、保 │

│ 长要粮、要枪。武向杨锐报告，杨当即面示，“抢粮抢枪是犯法 │

│ 的，是不准的，真要抢粮抢枪的话，你们就把人抓起来，送到县 │

│ 政府法办”。武回村后即纠集地主武装，于一月二十八日将高恩 │

│ 才等九名共产党员残酷杀害。事后，杨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我 │

│ 上县里报告，来人验验尸算了”。 │

│ 　　继“冯营事件”后，汴村联保主任赵汉卿抓捕了我地下党区 │

│ 委组织委员赵秋太、支部书记赵新元等十一人。杨锐亲自审问了 │

│ 赵秋太和赵新元，后由武装人员将他俩押送到伪县政府。不久， │

│ 赵秋太惨遭杀害，赵新元被判无期徒刑。 │

│ 　　杨锐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时，只交代过参加过国民党、“ │

│ 忠义救国会”和当过伪区长的问题，隐瞒了他在“冯营事件”和 │

│ “汴村事件”中的罪行。 │

│ 　　杨锐一九七五年九月交代，“冯营事件”时他说过；“抢粮 │

│ 抢枪是犯法的”，“把人抓起来”，“依法惩办”。“汴村事件” │

│ 不是他布署抓共产党，事件发生前并未报告区公所，是赵汉卿等 │

│ 抓了人送到伪区公所的，他在审问中说过；你们参加共产党是盲 │

│ 从，要争取政府从宽处理。杨承认过去向党隐瞒了这些罪行。认 │

│ 为对他的处分过重，请求作为内部问题处理，给以立功赎罪的出 │

│ 路。 │

├─────┬───────────────────────────┤

│ 省、市、 │ 湖北省委意见，定杨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 │

│ 部委意见 │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交群众监督劳动，每月发给生 │

│ │ 活费八十元。 │

├─────┼───────────────────────────┤

│ 中 组 部 │ 同意定杨锐为历史反革命，清除出党。鉴于其认罪 │

│ 意 见 │ 态度好，可否不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由郭玉峰同志 │

│ │ 和湖北省委领导同志谈谈再定。 │

└─────┴───────────────────────────┘

单位：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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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王树成│性别│男│年龄│ 64 │民族│汉│籍 贯 │山东诸城│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时间│ 1937.11│作时间│1937.11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现任省革│

│家庭出身│职 员│成份│教 员 │状况│ │何处 │委会常委│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报告： │

│ 　　根据王树成自己交代，一九三七年他任诸城县小学校长，在 │

│ 同年十月、十一月间，我诸城县委已同意接收其参加共产党的时 │

│ 候，他因害怕被捕，想借参加国民党保护个人安全，便向伪县教 │

│ 育科长张瑞亭提出要求参加国民党，并填了表。但没有参加国民 │

│ 党的组织生活和活动。一九三八年一月，他随诸城县委撤离后， │

│ 即与张瑞亭没有关系。张瑞亭所写证明材料前后很不一致，张一 │

│ 九七三年已死，无法进一步取得证明。王树成对参加国民党问题， │

│ 直至一九七一年二月才作交代。 │

│ 　　对王树成参加国民党问题，省委于一九七三年八月根据本人 │

│ 交代作出结论，现经省委再次讨论，原结论处分不变。给予王树 │

│ 成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已于一九七四年办理了恢复党员权利的 │

│ 手续。 │

│ 　　 │

│ 　　 │

│ 　　 │

│ 　　 │

│ 　　 │

│ 　　 │

│ 　　 │

├─────┬───────────────────────────┤

│ 省、市、 │ 按政治历史问题对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部委意见 │ │

├─────┼───────────────────────────┤

│ 中 组 部 │ 处分似乎重了一些。可在适当的时候由部领导同志同 │

│ 意 见 │ 省委负责同志交换一下意见，向中央报告。 │

├─────┼───────────────────────────┤

│ 备 注│ │

└─────┴───────────────────────────┘


单位：湖北省

┌────┬───┬──┬─┬──┬──┬──┬─┬───┬────┐

│姓 名│孟夫唐│性别│男│年龄│ 80 │民族│汉│籍 贯 │河北永年│

├────┼───┴──┴─┴──┼──┼──┴─┼───┼────┤

│ │ │入党│ │参加工│ │

│原职务 │湖北省副省长 │时间│ 1942 │作时间│1937 │

├────┼───┬──┬────┼──┼────┼───┼────┤

│ │ │本人│ │身体│ │现在 │ │

│家庭出身│地 主│成份│自由职业│状况│ │何处 │湖北 │

├────┴───┴──┴────┴──┴────┴───┴────┤

│ 审 查 情 况 │

│ │

│ 　　据湖北省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报告: │

│ 　　一、孟夫唐一九二八年秋任保定师范教务主任期间，同该校 │

│ 校长、前国民党北平市特别党部党务指导员梁子青，训育主任于 │

│ 纪梦等人一起，开会强迫我地下党员、团员王子刚、郭木文等二 │

│ 十人填写《脱党悔过书》，破坏了保定师范我地下党组织。 │

│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孟夫唐任邢台师范校长期间，曾 │

│ 根据敌特要捕的我地下党团员名单，派人把他们找来交给敌人。 │

│ 有的孟还亲自进行劝降和带人搜查。在此期间，孟夫唐以种种罪 │

│ 名开除我地下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栗曼晴等十余人。该校《邢台师 │

│ 范学校月刊》上，登有吹捧蒋介石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 │

│ 剿”、恶毒攻击我工农红军的反动文章。 │

│ 　　孟参加革命时，隐瞒了上述重要情节，一九四四年整风时简 │

│ 单地作过交代。一九五八年湖北省委进行过审查。对孟在保定师 │

│ 范强迫我地下党，团员填写悔过书问题，认为经本人回忆不记得 │

│ 有此事，可相信本人交代；对孟在邢台师范协助反动当局逮捕党 │

│ 团员的问题，认为孟是被迫参与过这种行动。 │

│ 　　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孟夫唐反对毛主席“三支两军” │

│ 的伟大号召，进行反党乱军的罪恶活动。攻击解放军是“拿枪的 │

│ 敌人”，煽动“夺军权”，破坏革命大联合和反对结合的革命领 │

│ 导干部，多次策划妄图夺取省、市革委会的大权。 │

│ 　　孟夫唐申诉说，关于参与强迫我党、团员填写“脱党悔过书” │

│ 的问题，事先如何研究的没有让他参加，是开会的那天早晨才通 │

│ 知他参加会议的，在填写悔过书会议上，他没有讲话，只是催促 │

│ 过。 │

│ 　　 │

│ 　　 │

│ 　　 │

├─────┬───────────────────────────┤

│ 省、市、 │ 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清除出党，撤销党 │

│ 部委意见 │ 内外一切职务，每月发给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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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组 部 │ 是否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向湖北省委了解一 │

│ 意 见 │ 下情况后再研究。 │

└─────┴───────────────────────────┘




来源：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通知
1976.03.03；中发[1976]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发的中发[1976]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逐级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发出

共印四九、七八九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通知
1976.04.05；中发[1976]8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传达学习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九七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
1976.06.26；中发[1976]12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全国铁路系统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但是，也有个别地方、个别路局，由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比较严重，当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领导很不得力，少数人干扰批邓斗争大方向，运动没有走上正轨。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铁路作的领导，要有一名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来抓。中央认为，只要象大同市委和大同铁路分局的领导同志那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站在运动前列，带头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这些路局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重申：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对破坏铁路运输的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

中央号召全国铁路广大职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努力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火力批邓。坚守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用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

现将大同市委解决大同铁路分局问题的情况报告如下。

四月二十四日晚，国务院领导同志给大同市委书记赵力之同志打电话以后，市委当晚在铁路分局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参加，研究贯彻执行措施。经过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要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邓，搞好突击运煤，确保首都和津、沪用煤，以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会后，分局党委连夜把会议精神传达到了各站、段领导和当班职工。

第二天，市委书记赵力之同志就搬到了大同铁路分局去住，深入基层，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邓，一起参加劳动。市委还派二名常委和一名市革委会副主任，帮助分局党委开展工作。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除留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分三组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去口泉站、大同站、机务段蹲点。

在市委领导同志的帮助下，分局党委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了错误的分局党委书记孙万祥同志，在全分局干部会议和职工大会上，联系实际，带头批邓，他说大同铁路分局的问题，根子在邓小平，责任在铁道部主要领导人，一不能怨工作组，二不能怪下面的同志，他认真检查了自己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向受了右倾翻案风伤害的同志赔情道歉。刚从铁道部“学习班”回来的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任宝让同志，在右倾翻案风中被批判、免职调离，他当时虽然顶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不以“一贯正确”自居，对自己一分为二，姿态很高，也在会上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们都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批邓，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任宝让同志热情支持孙万祥同志的工作，找对孙万祥意见大的同志谈心，说服他们要把仇恨记在邓小平身上，把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了就好，不能揪住不放。任宝让同志在五十多天的时间内，就同别人谈心六百余人次。孙万祥同志也是这样，在找刮右倾翻案风时犯有错误的同志谈心时，用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他们积极支持任宝让同志的工作。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振奋精神，同群众一起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为了解决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干部之间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分局党委反复做工作，说明干部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分裂，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挑动起来的。同时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和“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教导，在全分局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大力提倡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纠缠历史旧帐，不纠缠枝节问题，团结起来，共同批邓。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之间，多次互相谈心，并找问题多的站、段的党委成员集体谈心，交换意见，通过共同学习和批邓，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消除隔阂，增强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全分局领导干部带头，党团员带头，主动登门谈心，团结批邓的气氛越来越浓。一些被撤职、停职的干部，以前火气很大，非要争个输赢不可；现在积极工作，相信组织上能够把问题搞清楚。在右倾翻案风中跟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干部，以前顾虑重重，牢骚满腹，情绪消极，不敢大胆工作；现在大部分思想弯子转得比较好，主动走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邓，能够积极抓工作了。分局机关以前处于半瘫痪状态，现在运动走上了正轨。思想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大多数领导干部站到了斗争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带头抓革命促生产，带头参加劳动。广大群众，纷纷表决心，提保证，订措施。他们说：“意见有千条万条，都得服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条！”“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确保首都和津、沪用煤！”“这重要，那重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最重要！”“扔掉个人恩怨，团结一致批邓，为毛主席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分局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集中火力批邓这个斗争大方向，组织发动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层层举办学习班，召开批判会，办大批判专栏，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坚决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全分局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七百三十一期，召开大、中、小型批判会四千六百八十七次，办批判专栏二千五百九十三期，写出批邓文章和大字报一万五千三百余篇。狠批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狠批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五月二十四日，分局党委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进一步联系实际，把批邓斗争引向深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在狠抓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团结的基础上，市委遵照中央关于“在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影响下，前一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的指示精神，帮助分局党委，对由于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站、段领导班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有步骤地慎重地加以解决。在解决站、段领导班子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考虑到现实及历史的情况，从有利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出发，进行充实、加强，不适合的个别调整。基本上做到了绝大多数职工群众满意，干部本人满意，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巩固发展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成果。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开展，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革命促进了生产。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层层提措施，人人订保证，贯彻“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突击运煤大会战，及时表扬抓革命促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全市各单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大力支援铁路，特别是大同矿务局，抢干“份外”事，主动配合铁路突击运煤。进入五月份以来，运输生产稳步上升。担负大同煤炭外运主要任务的口泉站，四月份平均日装车七百五十九车，平均停时二十三点二小时。六月上旬，平均日装车已达到八百八十六车，最高日装一千零九车，平均停时下降为十四点九小时。目前，全分局已做到每天来多少空车就装多少，卸车也消除了积压。五月二十八日，分局党委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开展突击运煤大会战誓师大会，决心保证铁路畅通无阻，在九月底以前把大同煤矿百万余吨存煤拉完，向国庆节献礼。

解决大同铁路分局的问题，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靠大同市委、大同铁路分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把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指示。

 	中共山西省委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九七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江西省公安局关于当前帝修反和蒋帮对我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情况的通报
1976.06.30； 赣公政字027号


各地、市公安局，南铁公安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入批判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和打击反革命的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开展。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和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形势大好，振奋人心。

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和破 坏。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 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当前，帝、修、反和将帮的破坏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利用反动广播和 投邮夹寄、空飘、海漂反革命宣传品，开展所谓“谣言攻势”，搞反革命煽动，加紧派遣特务，搜集情报，进行捣乱破坏。


一、苏修和将帮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前后的反动叫嚣及其破坏活动。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当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 革命暴徒闹得最凶的时候，苏修新沙皇以为他们所谓的“中国健康力量”，这一回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于是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又是写文章，又是 发报道，胡说什么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受到了“热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当总理”给邓小平撑腰打气。苏修驻华正、付武官，竟然在东德驻华武官举办 的“化妆舞会”上，装扮成宋江和晁盖，还拍了照片，汇成影集在外交使团中散发、传看。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天安门广场分革命事件被迅速粉碎，邓小平很快 完蛋了。苏修头目大为丧气、哀叹，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令人吃惊”，“感到失望”，但仍叫嚣“不是内战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发生，对盘踞在台湾的政治僵尸蒋经国，犹 如打了一针强心剂，反应极为迅速、强烈。四月五日当晚，将帮电台就广播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消息。从四月六日到十二日，短短的一周内，蒋经国就连续四次亲自召集蒋党中常委、伪国大、伪立法院等开会，并发表演说，狂吠什么“现在是反×革命的良好时机”、“缩短了反攻大陆的时间”，要“充实反攻的准 备”。他们错估形势，妄图以此来挽救其内外交困，日暮途穷的绝境。在蒋经国亲自召集的蒋党中常委会上，提出在我区搞什么“精神加盟，行动归队”，叫嚷“不 是敌人就是同志”，并炮制所谓“精神党员”办法。将帮还组织了台、港的“省议会”、“侨联社”、“青年党”、“民社党”、“救总”等二百多个反动组织和团 体，召开了一系列反革命黑会，发表反革命“声明”、“决议”、“告大陆同胞书”，搞所谓“声援”活动，虚张声势，为内地反革命分子撑腰打气。将帮还在香港 与托派合伙，唆使一些反动分子到我新华分社门前进行骚扰捣乱，制造事端。将帮海外工作会、大陆工作会、国防部情报局等特务机关还组织专门班子，收听、摘录我广播和报刊的内容，炮制《敌后心战工作要点》等各种反革命计划和文件，挑拨离间，栽赃陷害，搞“心战”，搞“策反”，进行情报派遣活动。


二、敌人把反动广播作为对我进行“心战”破坏活动的重要武器。


苏修、美帝和蒋帮都非常重视利用反动广播进行反革命煽动。强调：“从 事反×战争，心战乃为主要作战方式之一”，而“在心战所运用的武器中，广播实居首位”。据了解，仅苏修、蒋帮专事对我进行反动广播的电台近四十座，还有 “美国之音”以及打着基督教招牌的“远东福音广播电台”等等。他们针对我党的路线政策，和各项政治运动，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嚎叫。自从我开展反击右倾翻 案风的斗争以来，敌人反动广播的规模越来越大，手法也越来越卑鄙。

苏修动用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站”、“灯塔广播电 台”，以及在邻近我国边境的海参崴、乌斯贝斯克、伯力、海兰泡、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伏龙芝、塔什干、詹加尔等地设立的一批广播发射台，用近百个频率对我国各地，用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和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声嘶力竭进行反华叫嚣。还网罗叛国投修分子，在我国西北、东北边境办了所谓“救国”、“红旗”特务电台，连篇累牍地播送反动文章。他们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伟大斗争，不遗余力地为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在邻近新疆、内幕一线的反动广播电台，着重对我兄弟民族进行煽动，妄图挑拨民族分裂。在东北一线的反动广播电台，针对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和插队知识青年，叫嚷什么“升学、就业、结婚三大自由”，进行反革命煽动。

蒋帮对我进行反动广播的规模日益扩大，一九五零年，反动广播电台只有 两座，目前已增加到二十四座，十五个广播发射点，使用九十七个频率，总功率五千五百多瓩。使用普通话、闽南话、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上海话、维吾尔 语、蒙语、藏语等九种语言。二十四座电台每天广播累计为一百九十五小时五十分。今年以来，敌人利用各种节目，制造种种蛊惑人心的反革命谣言，恶毒攻击我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疯狂地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转移我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并居心险恶地对我人民解放 军进行反革命煽动。指挥潜伏特务搜集情报和唆使内地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处处点火，遍地冒烟的斗争策略”搞行动破坏。从今年二月以来，蒋帮反动电台更无耻地 伪装冒充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活动十分嚣张。他们用与我台相同的时间和频率，模仿我广播员语调，播送伪造的“中央文件”、“中央负责同志指示”、“重要讲话”、“通知”以及伪造的一些机关、工厂、学校、群众组织的“大字报”、“文章”和“新闻报导”等，恶毒地造谣中伤，进行欺骗煽动。如二月下旬，播送了伪 造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六条通知》，极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妄图转移我批邓大方向；五月下旬，又播送了伪造的所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院 校秋季招生的若干规定》，蓄意破坏我教育革命；六月中旬，还播送了伪造的“广州氮肥厂工人理论组”的一张大字报，妄图把斗争矛头引向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干部。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蒋帮伪台有所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之声”、“火花台”、“无产者战斗社”、“红星广播站”等五个，还有一些不报名的 伪台。这些伪装冒充我台的反动广播电台，在广播程序、节目安排上都和我台广播相同。如开始播送《东方红》乐曲，然后冒称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我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并尽力模仿我台的音调、语句，最后播送《国际歌》。但其播送的新闻，一般都是我人民广播电台几天以前就播送过多。敌人的反动广播，一般插在新闻广播结束之后。


三、投寄“心战”品，进行反革命煽动。


向我去投寄反革命“心战”品，是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一贯手法，，目前更加变本加厉了。今年一季度，仅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二十一个省、市不完全统 计，共截获敌人反动“心战”品四千四百多件。广东省公安局今年头四个月截获的就比去年后四个月增加近两倍。最近发现，蒋帮伪造了北京、上海、广东佛山、附 件厦门、湖南衡阳、山东藤县、四川重庆等地的邮戳，伪装成国内错投信件，将反动“心战”品夹杂在香港发来的邮包中，投寄给我党政军负责同志和革命群众。蒋帮还向我区大量海漂、空飘反革命宣传品。四月份以来，天津、广东、湖北、河北、山东、江苏、四川等十四个省、市、区都有所发现。敌人这些反革命宣传品，越 来越多地以伪装形式掩盖其反革命内容。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在截获的三十二种印刷的反革命宣传品中，披上各种伪装的有二十一种，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公开 打着国民党破旗的只有十一种。这些反革命“心战”宣传品的主要内容是：

（一）针对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和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进行反革命煽动。恶毒攻击我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实行“高压政策”，无耻吹捧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时，敌人还疯狂地污蔑我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二）鼓动反革命分子搞行动破坏、骚乱闹事。敌人造谣说什么“要打仗了、快储粮”，煽动农民“吃光、用光、分光”，煽动工人“停工、停产、停水、停电、 停交通”，煽动学生“散发传单”、“支援群众闹事”。指使内地反革命分子“把握时机，充分利用当前形势”，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妄图在我内部制 造“对立和分裂”。用“骂、偷、抢、炸、毙、劫”等方式，进行反革命破坏。还煽动袭击我电台、报社、银行、公安机关，工厂矿山和国防技术。暗杀我党政军负 责同志。叫嚣要“一齐动手，搞它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阴谋煽动反革命暴乱。

另外，敌人还利用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的心情，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进行恶毒污蔑攻击。今年以来，已检获敌人炮制的这一类反动专刊、画册、小册子、传单等 近二十种。二、三月间，先后发现蒋帮伪造了所谓周总理“遗嘱”两种版本。与此同时，发现西德《明镜》周刊和“日本产经新闻”也刊登了伪造的另外两种所谓周 总理“遗言”、“遗书”。苏修塔斯社还造谣说“真实性无可怀疑”。这些伪造的所谓周总理“遗嘱”，内容极端反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以毛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这四个版本，同国内流传的主要版本是不同的。


四、搞所谓“谋略心战”，进行“积极策反”。


今年年初，苏修就针对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污蔑我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历来不信任”，攻击我“所有的运动没有一个不是迫害老干部的”，挑拨离间， 搞策反活动。他们不仅多方设法了解某些列为策反对象的人的情况，并且派遣特务到我区直接进行策反活动。今年六月黑龙江捕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朱××，潜入我区 前，苏特机关就指使他以交朋友方式，积极物色对象，策反去苏。

蒋帮阴谋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受过批判的干部、驻外人员、海外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进行策反，并把受过批判的干部“列为主要策反对象”。四月七日蒋经国特别指 令蒋特对我人员要“积极策反”。蒋帮海外工作会据此颁发了《针对北平天安门群众反×反×抗暴事件工作要点》，饬令其所属特务机构加紧对我驻外使馆人员及驻 外干部“实施电话攻势，投寄劝导函件”；“对海外左派分子及附×报刊、侨社之负责人，通过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进行策反”；设法“接运”参加天安门广场 反革命事件后“逃抵海外”的反革命分子去台湾等。蒋帮大陆工作会、国防部情报局也把策反我军、政干部列为“当前最迫切之任务”，饬令其所属特务单位，要 “动员全力，不惜代价地”发动“策略攻势”。今年第一季度，仅某省就截获投寄给省领导干部的“谋略心战”函件一百四十八件。北京市公安局从今年一月至六月 二十四日，共截获敌人反革命“策反信”150件，比去年上半年上升一倍。蒋帮安全局最近派了一批青年特务去香港搞策反，甚至计划策反不成就“绑架”。驻日蒋特与日特合谋，对我驻日人员进行策反活动。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敌人还阴谋栽赃诬赖，搞政治陷害，妄图制造混乱。


五、加紧情报派遣活动


最近，帝修反和蒋帮，都加紧了对我区的情报派遣活动。他们积极搜集我内部情况，指令所属特务单位“物色对象”，“不择手段地尽速窃取”我各种文件和情报。

苏修特务机关，在我东北、华北、西北接壤的苏蒙边境地区建立一系列特务据点，积极从事征募、训练、派遣特务工作，广泛搜集我各种情报，并力图在我边境地 区安钉子，布建情报网。今年以来，我们先后捕获了苏修派遣特务×名。如苏修派遣特务仲××原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工，今年四月叛国投修，向苏特机关提供 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被苏特机关派回后，又搜集了我中央四月八日、十三日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两次电话通知的情 报。已被我捕获。苏修还在我国的南线，通过与我接壤的一些国家，向我迂回派遣特务，进行情报活动。据悉：苏特在缅甸以经商为掩护，阴谋向我云南地区派遣特 务，建立联络点，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苏修驻华使馆中的特务分子也极为活跃，他们有的驾驶汽车在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附近徘徊，观察动向。 有的还故意在人大会堂附近长时间停车，有搞窃听活动的迹象。他们还不断地到北京市郊一些偏僻地点窥测观察，似为潜伏特务建秘密交接点。

美帝和日本，特别注意搜集有关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以及对外政策、国内各阶层政治动态等战略情报。最近发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个特务，他们的任务就 是专门搜集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有关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事件的情报。日本外务省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突发事件调查小组”，综合分析日本驻华使馆、驻 上海总领事馆及香港总领事馆搜集到的有关我国的情报材料。日蒋特务头子还在东京搞情报交换会，对今后交换情报问题作出了决定。

蒋帮特务机关也加紧对我进行情报派遣活动。制订了“敌后远程目标组织布建实施要点”，“五年发展计划”等。要潜特“伪装进步”、“深入要位”，窃取内部 机密。今年以来，据广东、福建、云南三省统计，共捕获蒋帮派遣特务六十九名，其中四、五两个月就有三十四名。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我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发 展趋势，我内外政策的变化，各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状，以及窃取我中央和省、市军区的文件。最近，蒋帮还出动军舰在台湾海峡连续绑架我渔民，从中套取情报 和发展特务，妄图在我沿海地区安钉子。并有向我沿海地区搞袭扰活动的迹象。

事实证明，帝修反和蒋帮都把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资产阶级的身上，而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又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拥护和支 持。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党委的领导下，依靠群众，严密注意国内阶级斗争 新动向，高度警惕帝修反和蒋帮的破坏活动，并坚决地予以打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08.18；中发[1976]13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中央发了慰问电，派出了慰问团，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赶赴灾区，抢险救灾。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及时支援了大批抗震救灾物资。

灾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各级领导站在斗争前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解放军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先人后己，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同自然灾害斗，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许多奇迹，取得了重大胜利。大批受难的阶级兄弟及时得到了抢救。伤员得到了妥善治疗。受灾群众的吃、穿、住得到了安排。铁路、公路全部修复通车。供电、通信线路迅速联通。灾区农村恢复了生产，正在学大寨，夺丰收。唐山地区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开滦煤矿开始出煤，唐山电厂开始发电。天津、北京人民坚守岗位，抗震救灾，以更大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整个灾区到处是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这一切充分证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经得起严峻考验，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组织起来，人定胜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

要彻底战胜这次地震的严重灾害，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农村，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还要作很大努力。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革命团结，推动各项工作，发展大好形势。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学习灾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用更大的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夺取全国农业的大丰收，生产更多的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化肥、医药和轻工业产品，一定要搞好铁路运输，完成和超额完成铁路运输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斗争，努力争取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努力做好支援灾区的各项工作。支援唐山、天津恢复生产的单位和承担生产、运输抗震救灾物资的工厂企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担负治疗伤员任务的单位，要继续努力，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反革命，对于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煽动哄抢物资、破坏交通运输，要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各级党委要检查一下今年以来的工作，按此通报精神，与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对今后四个月的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加强领导，促其实现。

中央相信，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英雄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新胜利，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九七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电话通知
1976.09.09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午十二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九日下午四时广播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请你们立即向县团以上干部做工作，使他们有精神准备，并领导群众收听广播。要告诉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胜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午十二时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地方翻印件。原标题：中共中央电话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