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

中共中央关于冻结各单位存款的紧急通知
1976.10.28; 中发[1976]19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当前我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很好。我们党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取得了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国内外阶级敌人受到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革命和生产搞得好的地区，形势越来越好；少数问题较多的地区，形势也在迅速好转。各级党委应当因势利导，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

同时，应当看到，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加上唐山地震自然灾害的影响，当前国民经济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有些地区前九个月生产下降，财政收入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支出大于收入，全年财政出现了较大的亏空。如果不立即改变这种状况，就会严重地影响国家建设。中央认为，当前财政上的这种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除他们的影响，困难就一定能够迅速克服。

鉴于今年财政收支差额较大，从现在到年底又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要搞好今年财政收支的平衡，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除了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以外，必须立即在节约支出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为此，中央决定，立即冻结各单位的存款。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九七六年十月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结余存款（包括预算外资金和县、区以上所属集体企业的资金），除去计划内的未完工程基本建设拨款，企业流动资金，今年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今年安排的技术措施费、农田水利、优抚救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以及十一、十二两月的人员经费以外，一律按银行存款的帐面数字，实行冻结。个别必须解冻的资金，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汇总，报国务院批准。停产一个月以上的企业，不得再提取更新改造资金和大修理基金。部队系统如何冻结，由总后勤部提出方案报军委批准。

冻结存款，会给各地区、各单位带来某些不便。但是这样做，对全局有利，对人民生活和市场安排更加有利。望各地区、各单位从全局出发，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所有地区和单位，都要节约开支。已经确定减少的基本建设拨款，要如数减下来。大力节减行政事业经费，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劳动工资，国家核定的工资总额不得突破。适当紧缩信贷，加强信贷管理，控制货币投放。

各级党委在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作出具体部署，并指定专人抓这项工作。要充分发动群众，发挥工人群众当家理财的作用。要认真执行财经纪律。对于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安排落实的情况要报告国务院。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发出

共印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6.11.18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山东省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方针，结合山东的实际，对运动作了具体部署，有领导有计划地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高潮。中央认为，山东省委的经验是较好的，可供各地参考。希望你们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像山东省委那样，对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运动作出具体的部署和安排，这在目前是极为必要的。

此件只在你们党委常委内部传阅，精神可向地、师级党委常委传达。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揭发批判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的情况报告（节选）


华主席、党中央：

我们于十一月二日到五日以三个半天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又于八日到十日召开了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再次学习了中央关于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指示，联系山东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如何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滔天罪行高潮。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全省在前段热烈欢庆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及时转入了深入学习中央文件，愤怒控诉、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各级和各行各业层层大办学习班，认认真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指示、华主席打招呼的讲话、中央十六号文件、吴德同志讲话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深刻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性质、意义和方针、政策，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指示上来。全省仅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学习班就举办了约十五万期，参加学习的五百多万人。广大干部、群众同仇敌忾，人人上阵，口诛笔伐，狠揭猛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从省级机关到基层单位，已召开声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二十五万多场，一百三十多万人发了言。省委和各地市委都建立了由主要领导同志负责的清查小组。采取专门班子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彻底清查“四人帮”在山东的历史罪行和插手山东的阴谋活动。挖出了“四人帮”，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工业、农业、财贸等各项事业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形势一片大好。但我们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运动有待深入，大量的工作需要抓紧去做。当前，我们正在继续贯彻执行华主席打招呼的讲话和中央十六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掀起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以此为强大动力，推动各项工作迅猛发展，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一、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揭、批、查“四人帮”罪行的人民战争。“四人帮”的张春桥、江青原籍都是山东。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姚文元来过山东。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到过青岛。近几年来，“四人帮”尽管未再来山东，但他们在山东插了黑手，搞了不少阴谋活动，对我省的干扰破坏是很大的。我们决心联系山东实际，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彻底查清。（下删）[1]

从揭发材料看，“四人帮”插手山东，作恶多端。多年来，山东曾经山头林立，武斗成风，无政府盛行，极少数坏人和资产阶级派头头搞串连、拉队伍，为非作歹，诬告陷害好人，冲击各级党委，破坏批林批孔，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根子就在“四人帮”。批林批孔时，我省少数人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到处拉山头，搞武斗，公开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拖住生产就是胜利”、“停止旧机器转动”等反动口号，并从青岛开始夺权，闹得全省各级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厂矿停产，农业减产，财政短收，造成严重损失。（下删）[2]

有关揭发材料，我们已陆续报送中央专案组。事实证明，“四人帮”在全国、在山东，都是罪行累累，恶贯满盈。他们的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有揭头，大有批头。省委和各地市委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要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放手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抓住“四人帮”反党篡权的极右实质，进一步展开群众性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领导干部带头揭，带头批。在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批判的同时，积极做好知情人的工作，促使他们揭发问题。对跟随“四人帮”犯错误的人，按照党的政策，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揭露“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对×××、×××等个别人，拟分别采取措施，进行拘留、隔离审查。抓紧清查工作，把张春桥、江青的罪恶历史和“四人帮”插手山东搞的阴谋活动，彻底查清。通过各种形式，深揭深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一切流毒。

二、在斗争中加强学习，掌握好战斗武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当前干部、群众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认为，王张江姚的画皮特别多，什么“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文艺革命的“旗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新生力量的“代表’’等，都必须一一彻底剥掉。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都拼命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量散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谬论，搞乱我们的思想、理论和传统作风，流毒甚广。他们惯于耍阴谋，搞诡计，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要把他们这套修正主义货色批深批透批准，必须下苦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学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和批判“四人帮”的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我们坚持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及其种种修正主义谬论，选读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剥“四人帮”的画皮，揭“四人帮”的罪行，批“四人帮”的实质，论“四人帮”的危害；用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彻底清算“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观点，剖析“四人帮”搞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剖析他们反动的理论基础，剖析他们反党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通过学习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清路线是非，教育干部群众，把“四人帮”搞颠倒厂的东西正过来。我们坚持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办好政治夜校，充实加强各级大批判小组，充分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

三、以揭批“四人帮”为强大动力，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挖出了“四人帮”，大家心情舒畅，团结加强，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我们不但应当而且完全能够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各级党委注意了把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迸发出的巨大革命积极性及时引导到当前的革命和生产上，决心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目前，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出勤率和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不少单位生产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有的闹翻番。煤炭，十月份比国家计划超产三十九万吨。钢，十月份比九月份增长百分之四十。原油，十月份平均日产比九月份增加两千一百吨。我们提出，奋战五十天，保证全年工业总产值突破二百亿元（比计划超额十亿元以上）。农业战线，广大社员日夜奋战，在气候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抢种小麦近六千万亩，秋收已结束，今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五十亿斤，冬季麦田管理和农田基本建设已全面展开，积极为明年实现“五五”粮食总产指标五百亿斤创造条件。

四、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排除一切干扰。挖出了“四人帮”，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但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跳出来破坏捣乱。极少数受“四人帮”影响深的人存有抵触情绪，有的公开对抗，散布错误言论。也有的人想纠缠历史旧账。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对顶风上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予以打击。济南市召开三万人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批斗了七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效果很好。对属于人民内部极少数人的干扰，各级党委正在抓紧做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正。


 	中共山东省委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來源：根据《拨乱反正 山东卷》1-6页。


[1][2]“（下删）”字样及删节的内容，均是《拨乱反正 山东卷》所处理的，非原文如此。


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1977.02.04；中发［1977］3号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望认真贯彻执行，稳妥地把云南问题解决好。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又是多民族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主席、党中央对云南非常关心。这次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开会，在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加强了省委领导班子，为解决好云南问题创造了条件。中央希望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各级党委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不失时机地迅速掀起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四项战斗任务。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各级党委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前哨，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排除一切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云南当前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但是，中央相信，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云南省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只要在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夺回“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实现安定团结、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新胜利，云南大有希望。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报告全文


华主席、党中央：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于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三日参加了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在锡联、登奎、永贵同志主持下，我们回顾一年多来云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检查了前一阶段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情况问题，讨论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意见。会议开得很好。报告如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九七五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贯彻执行了四届人大精神，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一九七五）廿六号文件，得到全省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在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总的形势是好的，调动了我省群众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加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但是，由于“四人帮”直接插手，并唆使其亲信朱克家和黄兆其等几个人捣乱破坏，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贾启允同志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违背中央（一九七六）四号、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七五）廿一号文件的精神，另搞一套，造成云南一次大反复，后来又搞了个省委（一九七六）四号文件，冲击了工业、冲击了农业、冲击了商业、冲击了交通运输，也冲击了部队，使全省更多军队和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昆明军区党委及其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委、全省广大指战员，是按照中央（一九七六）三号、四号、五号文件的，基本上顶住了“四人帮”那一套，军区党委绝大多数同志，对省委四号文件也是不赞成的，抵制的，这样就保持了党委的团结，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但是在“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下，军内也有个别同志违背了中央（一九七六）三、四、五号文件，层层抓代理人，揪走资派，向“四人帮”告黑状，扩散“四人帮”炮制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抗拒军委的整编，不服从调动。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尽管军队工作中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从全区部队来说，总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是主要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奋起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贾启允同志既不按照中央（一九七六）十六号文件办，也不向省委传达华主席对云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对他本人的批评，又另搞一套，捂盖子、压群众，使云南整个运动一贯落空，所有这些都遭到全省军队和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去年十二月前后，经过省委绝大多数同志批评和斗争，才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始好转。当前云南总的形势是好的，去年一年省委领导所犯的错误，应由贾启允同志负主要责任，贾启允同志应当向华主席、党中央作出深刻的检讨，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检查。我们欢迎他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了把云南问题解决好，我们的意见是：

1.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是今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四人帮”对云南干扰破坏严重，前段运动未搞好，各级党委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舆论，打一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人民战争，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要的讲话和党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掌握思想武器，进一步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进一步明确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彻底揭深批透“四人帮”插手云南的罪恶活动，查清同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统筹安排以运动的胜利来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2.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我们对“四人帮”的死党和对不自觉中跟着“四人帮”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无论是深是浅，只要把参与阴谋活动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受“四人帮”影响而说错话、做错事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对他们主要应加强教育，做细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多多挖掘错误，多作自我批评，必要时可以采取学习班的方式，集中学习，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加强团结，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要三不要的方针，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省委（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错误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统筹考虑，逐步解决。

3.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粉碎了“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蓬勃发展起来，各级党委要因势利导，带领群众，坚决批判“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关系问题上所散步的一系列谬论，一切贯彻执行毛主席备荒、备战，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认真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及中央（一九七七）一号、二号文件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首先要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工业战线上也要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把轻工业促上去，要关心群众生活，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

4.加强敌对斗争，巩固边防。云南地处边疆，国境线较长，苏修及美蒋特务、蒋缅残匪内部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采取派进来，混出去的反革命手法相呼应配合，千方百计的破坏捣乱，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全省党政军同志和各族人民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革命认识，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对敌斗争，严防敌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对于专门同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党中央作对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对打砸抢必须坚决镇压。“沙甸平叛”是正确的，绝不许翻案。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昆明军区地处西南前线，贵州是军区的后方，两省都是多民族地区，斗争情形非常复杂，全军各级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必须百倍警惕，加强备战，加强部队建设，加强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坚决粉碎任何胆敢骚扰和侵犯我国边境的敌人。同时，必须进一步密切地方军队的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军队要积极支持和尊重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大力帮助地方工作，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要关心干部建设、关心部队建设，要掀起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新高潮，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发扬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的优良传统，加强民兵建设，搞好军民联防、巩固边防。

5.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来京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安平生同志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陈丕显同志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决定。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免去贾启允同志在云南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央的这两项决定是对云南各族人民的极大关怀，是加强省委领导的极有力措施，我们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安平生、陈丕显同志到云南工作，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都建设成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坚持要老、中、青三结合，新老干部都要解决好，三个正确的对待问题。目前，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这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级党委对下属组织，要加强领导，积极帮助，应给予表扬和鼓励，对少数问题较多的，应采取具体帮助措施，促其迅速转变，党的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加强党的观念，遵守民主集中制的。

6.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绝不允许结帮营私，绝不允许在党内组织派别和秘密小集团。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严守党和国家机密，同一切违背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针对。各级党委要认真传达和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联系本地区的实际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订出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各项工作尽快促上去的行动计划，务必做到工作又细又稳的地步，要特别强调整个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必须遵照华主席、党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在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对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必须在群众中点名批判，或采取组织措施的干部，经中央批准的必须报中央，其余一律报省委批准，不要层层检查，不要层层揪，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坚决不许再拉山头、搞串联，不准搞战斗队，不准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不准冲击机关、部队，切记不要重犯过去另搞一套的错误。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辽宁省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斗争情况的报告（节选）
1977.07.04


[197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7]19号文件，批转了这一报告。中央在通知中指出：“今年二月以来，辽宁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发展迅速，局势稳定，生产上升，中央对此表示满意。”]


（一）


辽宁是毛远新盘踞多年、苦心经营、严密控制的地方。毛远新完全背叛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叛徒江青“认贼作娘”和穷凶极恶的“四人帮”结成死党。他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并把他的话冒充毛主席的话，鱼目混珠，招摇撞骗。他对毛主席毫无感情，在他的房间里不准挂毛主席的像，却把江青给他的题字当作宝贝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他穷奢极欲，腐化糜烂，挥霍无度，一个人占三幢楼，去旅大休养130多天，仅吃喝、抽烟就花掉1万多元，甚至里通外国，用卑劣的手段从外轮上借看300多部反动和黄色的影片。他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操纵了省委的大权，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成了辽宁的太上皇，而且野心越来越大，伙同“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指挥和伙同省委书记李伯秋、魏秉奎、杨春甫、刘盛田和常委尹灿贞、吴玉德等人，全面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把辽宁变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基地，影响很深，流毒很广，危害极其严重。

毛远新一伙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十大”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部署，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林批孔运动中，毛远新大搞“三箭齐发”，亲自在全省四级干部大会上传达江青写给各地的黑信，并指使别人用他的记录稿传达北京“一·二五”大会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向周总理搞突然袭击的黑讲话。毛远新还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集体的，不用提周恩来的名字”。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张春桥3月1日发表反经验主义的黑讲话，毛远新3月5日就布置印发全省，并指令召开反经验主义的理论讨论会，在报刊上大肆宣传。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毛远新及其同伙，更是开足马力，向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公然以省委的名义发出〔1976〕1号文件，发动各级党委搜集和“批判”所谓“来自上面的奇谈怪论”；并在全国军民痛悼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由李伯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名攻击了2位副总理和12位国务院部门的领导同志，还每天向在北京的毛远新汇报发言内容。随后他们又整理了5位副总理的黑材料，派人乘飞机给毛远新送去；还在专报中央的《辽宁情况反映》中，指名或不指名地攻击了8位副总理、14位国务院部门的领导同志。在毛远新一伙的煽动下，当时在辽宁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已经成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义语，达到无所顾忌的程度，而且愈演愈烈。各条战线召开会议，几乎都要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找出几句话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有的部门竟然以党委的名义正式给省委写报告，指名对李先念同志进行系统的恶毒攻击。按照“四人帮”和毛远新的反革命部署，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与上海黄涛等人串联，向党中央猖狂发难，攻击国务院务虚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妄图把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打成走资派。毛主席逝世后，毛远新写信给他的亲信们，要他们“研究赫鲁晓夫上台的教训”，他的亲信们心领神会，立即布置“研究”，私下串联，大发议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逝世的当晚，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以极其恶毒的语言露骨地进行攻击，李伯秋看到他的谈话记录后说“有积极因素”，把材料送给了毛远新。在这以后，张铁生在铁岭农学院毕业时，还被当作英雄一样，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在他的家乡兴城县组织2万人欢迎。

毛远新一伙为了配合“四人帮”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大肆鼓吹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谬论，并且胡说“走资派还在走，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走资派就是“三四百元一幢楼，汽车警卫样样有”的“大官老爷”，“一类老爷在国家，二类老爷在省，三类老爷在市”。他们强迫各级领导干部回答：“走资派还在走，你走没走？”“资产阶级在党内，你在不在内？”并胡说什么“敢不敢把自己划在走资派还在走的范围内，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写“走资派”，大演“走资派”，大画“走资派”，仅在鞍山就炮制了所谓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谁主沉浮》、《顶风记》等30多部。他们还编造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始终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反动谬论，为他们无休止地煽动动乱制造“理论”根据。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他们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更是疯狂已极。去年6月，毛远新从北京传来黑话说：“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现在出来闹的都是小喽啰，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邓纳吉还有可能上台”，“现在已经感觉出一些味道来了”等等。毛远新在省委内的同伙，立即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鼓噪。他们不仅逢会必讲，而且在省报上发表纳吉几上几下的资料，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在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9篇所谓警惕“邓纳吉上台”的文章，公开提出党内资产阶级“还要推出新的代表人物”，“纳吉之类人物还会重新上台”，“要像恨日本鬼子、国民党那样恨邓纳吉”。在这段时间，李伯秋等人都像发疯了一样，剑拔弩张，到处煽风点火。李伯秋说什么“邓那一伙子人和我们的斗争不可避免”，“有个风暴要跟着来”，“弄不好就会出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我们要被迫表态站队”，“要瞪起眼睛看这个形势”，“要做好准备，防止突然事件出现”，准备“独立作战”，“谁要跳出来，就和他干到底”，“看谁敢碰一碰辽宁”等等。他们不仅这样说了，而且按照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作了部署。在此以前，他们早就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学习搞了“第二武装”,李伯秋说：“现在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在党内，民兵工作的任务转变也就在这里”，“我们的民兵工作现在不做好，等到大难、国难临头，那就来不及了”。他还指令在公安部门的亲信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他们利用追查政治谣言掩护“四人帮”，硬把关于江青罪行的议论当作政治谣言追查，大搞白色恐怖，特别强调对高级干部要“一追到底”，并公然向公安部要追查结果。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又组织公安部门和组织部门合开“两长会议”，专门布置向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强调要监视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动向。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竟敢不顾党纪国法，对省委领导同志甚至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动用侦察手段。

毛远新一伙为了把辽宁变成篡党夺权的基地，在组织上大搞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他们以我划线，以帮划线，结帮营私，结帮篡党。不论什么人，凡是紧跟他们，对他们“有感情”的，就被认为“路线是非清楚”，就受信任，就提拔重用；反之，就被扣上“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的帽子，加以排斥打击。他们在省委内部拉帮结伙，只有毛远新及其同伙说了算，其他人都被置于挨整听喝的地位，许多事情都是他们一伙事先策划好了，再提交常委通过走走形式，有些重要问题根本不通过常委，他们几个人就定了。甚至第一书记也不在毛远新的眼里，他去北京后还传话给曾绍山同志，要曾绍山同志多管军区的工作，由他和李伯秋多管省委的工作。他们还密谋策划改组省委，准备了一个“组阁”名单，想让魏秉奎当省委第一书记，并要把毛远新另外几个亲信塞进常委。在省直一些重要部门和各市、地、盟，毛远新一伙都安插了亲信。毛远新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私自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吸收宗明兰等省直部门的一些新干部参加，并亲自主办两期“工农干部学习班”。“学习小组”成员控制了省直各重要部门的大权，工农干部学习班毕业学员的三分之一被提拔到省直各部门和市、地、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毛远新帮派势力中的骨干分子常常举行“帮宴”进行密谈，一般都配有武器。为了发展帮派势力，毛远新公开反对毛主席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猖狂地说：“什么才德兼备谁能说清楚！”他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实际上是培养和选拔效忠于他们的打手。他们极力排斥、压抑和打击老干部，动辄给扣上“三个正确对待没有解决”、“回潮”、“民主派”、“唯生产力论”、“业务篓子”等许多罪名，用“吹氧”、“开刀”、“放虎归山”等各种名堂整老干部。对青年干部则以官、名、利为诱饵，加以腐蚀和拉拢。毛远新提出“青年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形成一股势力”，为此在许多地方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并且专门派人去上海，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学习“青年干部往前排，老的当助手”的所谓经验大搞老干部“让贤”。他们这样搞的结果，在许多地方和部门都把领导班子搞分裂了，严重地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并且把一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人甚至坏人拉入党内，担任领导职务。魏秉奎、刘盛田以及各地一些“闹而优则仕”的人，更是到处安插自己的亲友和“哥们”，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搞得沉渣泛起，乌烟瘴气。毛远新还把他的亲信张维民、崔修范、王景升、薛玉珊等人安插到中央和国务院机关，这些人都成了“四人帮”的黑干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罪恶勾当。

毛远新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等各个方面，都极力煽动同中央、国务院“对着干”。毛远新说：“带国徽的文件太多了，以后对的你们就执行，不对的就不要理他们”，煽动“人人、厂厂、上上、下下都这么顶”。他们以反对“条条专政”为名，肆意攻击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对抗国务院各部的领导，破坏国家的统一计划、统一政策。毛远新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只讲学上海，不提学大庆，胡说什么“大庆的经验没有写到点子上”,“工业方面的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农业方面，他以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卑劣手段，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政策，一手炮制了一个“哈尔套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用以对抗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他胡说：“农村工作就是要把按照哈尔套的路子干”,“有了哈尔套经验，农村路线问题就解决了”。他以落实“哈尔套经验”对抗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贯彻，并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攻击华国锋同志报告的基本精神。在强行推广“哈尔套经验”过程中，他们疯狂对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实行法西斯专政，仅在洽尔套公社所在的彰武县的17个单位中，就揪斗“走资派”42人，还以各种酷刑残害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四堡子一个公社遭受毒打的干部、群众就有45四人，其中致残30多人，死亡四人。毛远新的另一得意之作，是他在教育方面搞的几个所谓典型，实际上都是为了“拣石头打人”，向党进攻。他炮制张铁生这个交白卷的假典型，称之为“有棱有角的石头”，起初是用以攻击经过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批准的关于大学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核的决定；后来又把他豢养为一条疯狗，凶恶地向党中央进攻。他伙同迟群在朝阳农学院开现场会，策划反党阴谋。他们在会上叫嚣要“大破因循守旧，搬掉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疯狂攻击周总理。他们利用朝农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大肆鼓吹“对着干”，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把朝农办成政治大学，培养能识别走资派、敢斗走资派的坚强战士”。他们在朝农的亲信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与“两校”紧密勾结，插手外地运动，而且以校党委的名义两次给叛徒江青写效忠信。在科技战线，他们抢先“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在全国开了第一枪，并布置“要把《汇报提纲》和8位副总理的插话穿起来批”。他们还极力宣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谓“对着干”的经验，攻击“双百座谈会”，叫嚷“座谈会简报来一期扣一期”。他们和“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黑爪牙柳忠阳相勾结，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召开现场会，揪斗了胡耀邦和李昌同志，扬言“要把大连化物所办成清华那样的‘运动点’”。在毛远新－伙的煽动下，辽宁竟然出现了以和中央、国务院“对着干”为荣的歪风邪气，甚至几次围攻国务院部门派到辽宁来检查指导工作的同志，把辽宁变成了独立王国。

“四人帮”及其党羽，很重视辽宁这个篡党夺权的基地。江青等人为了给毛远新捞取政治资本，指令对辽宁要“多拍多报”。在电影方面，拍摄了《莺歌燕舞》、《新型农大》等影片，发行全国。在“四人帮”掌握的全国性报纸上，一个时期连篇累牍地宣传辽宁的所谓经验，有些文稿，姚文远还亲自加工润色。“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从“十大”到“四人帮”垮台，组织辽宁炮制了38篇文章，发表了30篇，仅次于“梁效”和上海，居全国第三。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向中央发难，王洪文亲自召见嘉勉。辽宁省委内反党帮派写给中央的攻击石油出口等问题的报告，“四人帮”给加上批语，当作炮弹用来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辽宁反党帮派的重要成员魏秉奎、刘盛田、吴玉德等都在王洪文主持的“读书班”学习过，并受到王的赏识。这些人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及在“两校”的黑干将，互相勾结，亲密无间。魏秉奎去中央开会，经常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反革命串联。1976年2月，他同这帮家伙一起去钓鱼台朝拜江青，江青说，“我是鬼”,“你们都进鬼门关了”。刘盛田和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等人也来往频繁，互赠礼物，互相吹捧。刘盛田说，“迟群、谢静宜是我们的好老师”，迟群说，“盛田可以调去北京做一个合格的教育部长”。毛远新一伙曾多次派人去上海、“两校”学习“经验”。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祝家耀、周宏宝、肖木以及“梁效”写作班子成员等，都曾窜来辽宁进行阴谋活动。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等对他们殷勤接待，亲如一家。迟群说“咱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王秀珍叫嚷“咱们要南北联合起来，向走资派作斗争”，祝家耀说“到了辽宁就像到了家，我们对辽宁放心”，李伯秋则说“人家说辽海两校一线穿，我们感到不胜光荣之至。”事实的确像他们说的那样，“四人帮”的反革命黑线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四人帮”覆灭的时候，王秀珍被割断了通北京的“热线”，还打电话给魏秉奎，探问北京的“政治气候”，魏秉奎和刘盛田也打电话找迟群、谢静宜摸底。

在“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的控制下，辽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都深受其害。“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把辽宁紧紧地拴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战车上。不少人中毒很深，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些人坚持反动立场，攻击这场伟大的斗争。


（二）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毛远新在省委内的同伙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尹灿贞、吴玉德等人生怕群众起来和他们算账，顽固地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千方百计地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揭批与反揭批、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十分激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到辽宁，刘盛田就蹦了起来，疯狂叫嚷：“如果是真的，我要造反了！”在中央打了招呼以后，他们连忙宣传“毛远新是毛远新，省委是省委”，极力散布过去他们这也是“正确的”，那也“不能否定”。党中央点了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发难的罪行以后，他们又散布这完全是杨春甫自己的事情，根本“与省委无关”。广大干部和群众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奋起揭发他们的罪行。他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到处煽阴风,点邪火，诬蔑群众的“大方向错了”，并且说“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威胁群众，准备秋后算账。中央打招呼会后，上海“长自轮”’带着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来到大连，他们以还未向群众传达为借口，拖延6个小时不让进港，并以要服从当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相威胁。省直机关的广大干部多次要求召开大会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他们硬是不答应。他们不敢提清查同“四人帮”和毛远新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派亲信把清查组控制起来，对揭发他们一伙的材料加以扣压甚至删改。中央把毛远新的亲信宗明兰等人的反动言论印发全国批判以后，他们对这些人还迟迟不采取措施，反而一再为其撑腰打气，使之得以从容地转移和销毁罪证。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于党中央已经点了名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他们还和他难割难舍，让他住在高级招待所里，尹灿贞和他亲切握手，“审查”他的人陪着他打乒乓球，温情脉脉地对他做所谓“转弯子”的工作，极力加以包庇。他们这样倒行逆施，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起而复落，使省委完全丧失了主动。大家眼看着领导近乎瘫痪，革命停滞不前，生产节节下降，满腔怒火，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对解决辽宁问题作了非常切中要害的指示，并且委托李德生同志指导和帮助省委的工作，派任仲夷、陈璞如同志来辽宁加强了省委的领导。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和决定一传达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全省一片欢腾，立即出现了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的局面，斗争如火如荼，势如破竹，从省直到市、地都先后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目前，群众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谁想捂也捂不住了，“四人帮”及毛远新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正在被清算，他们搞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正在被摧毁，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正在逐步澄清，生产情况也有明显好转，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3个多月来，我们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辽宁问题的重要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地、坚决地落实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首先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

在李德生同志参加和指导下，我们首先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讨论了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常委内部开展了思想交锋，检查了省委在毛远新影响下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在运动中的错误，同时改组了省清查组。接着召开了有省直各部、委、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向到会同志和省直机关的全体干部、职工3万来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群众被压抑了几个月的革命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地迸发了出来。会内短兵相接，面对面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外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各方面揭发了毛远新及其同伙的罪行。大家摆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在省委内确实存在一个以毛远新为头子，包括李伯秋、魏秉奎、杨春甫、刘盛田、尹灿贞、吴玉德等人在内的反党帮派。李伯秋、杨春甫虽然都是党培养多年的老于部，但是他们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把“四人帮”特别是毛远新，看成倒不了的大树，拼命地向他们投靠。毛远新一手培植起来的所谓工农干部魏秉奎、刘盛田、吴玉德都不是正经的工人、农民。魏秉奎的祖父和伯父都是土匪，本人当过摊贩，“五反”时因偷漏税被罚款，混入工厂当工人后，和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结拜为兄弟。刘盛田原来是农村的一个二流子、赌棍，合作化时是个“张金发式的人物”。吴玉德原来是个开煎饼铺的，解放后当了工人，思想一贯落后，经常在街上溜溜达达，下象棋，人称“吴大裤衩子”，是个“双突”的典型。他们完全是顺着“四人帮”和毛远新这条线爬上来的，把“四人帮”和毛远新当成恩主和靠山，是毛远新的亲信和忠实打手。尹灿贞品质恶劣，腐化堕落，只要毛远新授意，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敢干。就是这样一伙人，在毛远新的指挥下，把持了省委的大权，干了大量坏事，犯下了严重罪行，把辽宁变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基地。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揪出了这个反党帮派，并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停止了他们的工作以后，全省人民拍手称快。省直机关广大干部和群众，连续用7天时间，召开了有3万来人参加的大会，面对面地揭发批判了他们的罪行。接着省委又召开了有1500万人收听的全省广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批判。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也召开了全省广播大会，公开宣布逮捕法办，进行了批斗。现在，我们正对李、魏、杨、刘、尹、吴等人分别办班，要他们继续交代罪行，对他们深入地进行清查。对错误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的另外2名常委，也已经不让他们参加工作，正在检查交代问题。

二、加强领导，推动运动向深广发展，进一步解决市、地、盟和省直各部门的问题，摧毁“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的帮派体系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我们立即向各市、地、盟委的领导同志，随后又向全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揭发、清查同“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重点解决市、地、盟和省直部、委、组、局领导班子的间题，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注意了加强具体领导。省直各部门，由常委按口分工负责，省委分口听取汇报。对全省13个市、地、盟和沈阳、锦州2个铁路局，我们都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并一个一个地听取了各地党委的汇报，针对具体情况提出意见，采取措施。各市、地、盟的领导班子中，都有3、5个甚至更多的人有严重问题或者是帮派体系的骨干，群众一起来，他们就成了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不能继续领导运动和工作，我们都分别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在13个市、地、盟和2个铁路局中，有5个市、地和1个铁路局新派或调整了一把手，有4个市、地加派了二把手，共调整和加派了21人。省直各部门有48个单位调整或加派了领导干部100人，其中一二把手55人。各地的运动开始时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领导处于被动局面，经过这一段工作，形势已有很大改变。如旅大市，过去是“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插手比较厉害的地方，粉碎“四人帮”以后，捂盖子，压群众也比较严重。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以后，群众的革命怒潮猛烈兴起，市委主要领导越发陷于被动。我们当即加派了第二书记，并从市委中提拔了2位书记，同时宣布问题严重的3个书记停止工作，2个常委不参加领导运动、不参加工作。省委的决定传达后，市内立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大字块贴满街头。在经过调整加强后的市委领导下，仅1个月时间，运动就取得较大的进展，迅速地赶了上来。在县和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等基层单位中，也有少数被“四人帮”和毛远新插过手，问题较多。我们对这些单位，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全省采取各种措施的共491人，其中逮捕法办3人，拘留审查9人，隔离审查8人，离职审查25人，停止工作275人，免职7人，不参加领导运动和工作105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53人，调离岗位6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藏党发〔1977〕38号

西藏自治区党委通知

各地、市、县委，各师、分区党委，自治区各厅、部、办、局、院校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军区司、政、后党委，驻内地各办事处党委：

现将《“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一）》发给你们。
根据中央今年五月三日对封克达问题的批示，区党委成立了专案组，对封克达在我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查，现在专案工作还在继续深入进行。为了密切联系西藏实际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区党委决定分批……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1977年11月？日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印
共印12,000份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一）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封克达专案组
1977.11.00

前言

在我们党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我区广大军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露了原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大量罪行。今年5月3日，经中央批准，对封克达停职反省（含军内职务），专案审查，在全区点名揭发批判。几个月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行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教导，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对封克达的问题进行了专案审查。

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疯狂攻击和肆意诽谤邓小平副主席，犯下了严重罪行；证明他积极追随“四人帮”，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全面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次又一次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妄图搞乱西藏，篡夺西藏党政军领导大权；证明他卖身投靠“四人帮”，千方百计与“四人帮”及其死党挂勾搭线。封克达与“四人帮”的思想体系、政治立场和罪恶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他是“四人帮”在西藏的忠实代理人。我们同封克达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在深入揭批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政治大革命中，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把“四人帮”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我们将分批公布封克达的罪证材料。这次印发的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一），集中揭露了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疯狂攻击和肆意诽谤邓小平副主席的罪行。以后将陆续印发材料之二、材料之三。

目录

第一部分　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干扰破坏广大群众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活动

一、在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期间，封克达竭力干扰、破坏我区各族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活

动…………………………………………………………（2）

（一）封克达擅自下令在9月13日全区停止悼念活动………………………（3）

（二）封克达以“不严肃”为借口，别有用心地规定不准《西藏日报》刊登反映群众悼念活动的照片………………………………………………………………（8）

（三）封克达以非常恶劣的态度对待广播电台记者送审悼念毛主席活动的稿件……………………………………………………………………………………（9）

（四）在区党委常委讨论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悼词时，封克达竟然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中的“光辉”二字砍掉………………………………（10）

二、封克达影射攻击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11）

三、封克达恶毒攻击广大群众传颂的：“小平无罪，主席万岁，悼念总理，想念开慧”，是“谣言”，是“严重的挑拨”……………………………………………（13）

四、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14）

五、封克达在一次区党委常委会上狂妄叫嚣“报告毛主席我也不怕”…………（15）

第二部分　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干扰破坏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逝世的活动

一、批林批孔运动中，封克达跟着“四人帮”叫嚷“批历史儒家和现代儒家结合起来”……（18）

二、在周总理逝世的悲痛时刻，封克达竟于1976年1月9日下令文艺团体继续进行演出 …………（19）

三、封克达下令追查悼念周总理的正常活动…………………………………（20）

四、封克达反对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的影片……………………………………（22）

第三部分　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竭力对抗毛主席关于“要宣传华国锋同志”的指示

一、封克达借华国锋同志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的讲话，多次造谣影射攻击 ………（27）

二、封克达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31）

三、封克达恣意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袖地位，为“四人帮”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33）

四、封克达在日记中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34）

五、封克达阻挠宣传英明领袖华主席……………………………………………（35）

第四部分　封克达疯狂攻击和肆意诽谤邓小平副主席

一、封克达连篇累牍地散布攻击、诬陷、诽谤邓小平同志的恶言毒语…………（38）

二、封克达多次叫嚣“剥”邓小平同志的所谓“画皮”…………………………（41）

三、封克达蓄意歪曲、诬蔑邓小平同志的讲话…………………………………（45）

第一部分 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干扰破坏广大群众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活动

王张江姚“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也利用各种机会影射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封克达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封克达的罪恶活动，特别表现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1976年，说明他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遥相呼应的。去年3月间在听取宣传系统汇报时，封克达把广大群众针对“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出于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怀念和崇敬的心情，传颂的“小平无罪，主席万岁，悼念总理，想念开慧”竟然诬蔑为“谣言”，“严重的挑拨”，写在他的黑笔记本上。“四人帮”施展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封克达对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非常反感，去年1月他借工宣队问题，恶毒地影射攻击说：“我不能团结安定到你那里去……安定到宋徽宗那里去了。成了投降派啦”。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悲恸。封克达利用窃踞的权力，多方干扰破坏我区的悼念活动，并在区党委讨论毛主席逝世的悼词时，他又用心险恶地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中的“光辉”二字砍掉，充分暴露了他仇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一、在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期间，封克达竭力干扰、破坏我区各族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活动

1976年9月在举国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日子里，我区各族人民按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但是，封克达同他的主子们一样，怀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极端仇视，竭力干扰、破坏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他对抗中央指示，背着区党委，于1976年9月11日擅自下令9月13日全区停止悼念活动一天，他不准《西藏日报》刊登群众臂戴白花悼念毛主席的照片，他对广播电台送审报道悼念毛主席活动的稿件的同志蛮横指责；他对悼词中“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中的“光辉”二字要一刀砍掉。

（一）封克达擅自下令在9月13日全区停止悼念活动

1.区党委办公厅李纯臣等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悲恸。9月11日下午，封克达以有人提出“9月13日是林彪死的日子，搞吊唁活动是否合适？”为借口，既不报告去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任荣、天宝同志，也不经在家常委研究，擅自决定要办公厅秘书处打电话通知各地和各单位：“9月13（日）是林彪事件的日子，区党委领导同志意见，请你们掌握一下，这天最好不要开悼念毛主席的追悼会，防止阶级敌人钻空子和利用，把时间提前或推后一天，这个精神可告诉你们下属的单位和县，注意掌握一下。”根据封克达的“指示”，我们给工交办、财贸办、政法办、农牧办、外办、格办和山南、日喀则、那曲打了电话，打电话时，封克达一直在场。通知下达后，各地、各单位反映非常强烈，认为“与中央公告精神不符”，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悼念毛主席的正常活动。但封克达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9月12日中午召开的各部、办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反说是打电话的同志没有讲清楚。按照封克达的要求，我们又给各地委负责同志打了电话。事后，当中央办公厅两次来电话追问此事并要求向中央写出报告时，封克达仍坚持错误。直到办公厅秘书处写出书面报告送封克达看时，封克达在报告上才逸（勉）强签了“电话是我让打的”。
 	李纯臣　郭俊彦　陈培勤
1977年11月9日

2.自治区工交财贸办刘振鑾等同志的揭发

3.日喀则地委1976年9月11日（下午）5时接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电话的记录

影印件原文

9月13日各地不要进行吊唁和追悼活动（因是林彪事件的发生日）。悼（吊）唁和追悼活动可以提前或退（推）后。

4.西藏日报社党委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在全区军民广泛开展各种形式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四人帮”在我区的积极追随者封克达在76年9月12（1）日擅自下令9月13日全区停止悼念活动一天的黑指令。

9月12日，我社到工业局所属建工队去采访的记者正在采访过程中，听建工队负责人说：“刚接到工业局来电话通知说，明天停止悼念活动一天，原安排的悼念活动不搞了”。当时正在建工队的工业局杨副局长立即叫打电话问清楚，紧接着工业局回电话说：“是区党委办公厅通知的。”记者返社将此一情况汇报后，当晚，值班副主任杨炳同志又打电话问询了封克达，封在电话上说：“有这个意思，具体的话是否办公厅没有说清楚，我叫办公厅查查”（。）由于13日停止了悼念活动，14日的报纸上也无悼念活动的报道。

中共西藏日报社委员会

77年11月9日

5.中央办公厅追查1976年9月13日停止悼念活动的两次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电话记录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王同志电话：

9月11日区党委是否向全区发出通知，9月13日停止一天悼念活动。请向区党委领导同志汇报一下，将具体情况写一报告（可用电话报），报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
 	接话人　李纯臣
1976年9月27日

影印件原文

电话记录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许同志电话：

昨天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王同志问的“9月13日不搞悼念活动的问题”，有结果了没有？请用电话报来。
 	接话人　李纯臣
9月28日上午11时

（二）封克达以“不严肃”为借口，别有用心地规定不准《西藏日报》刊登反映群众悼念活动的照片

1.西藏日报社党委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西藏日报社党委的揭发

76年9月10日，我们在送审全区军民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照片时，“四人帮”在我区的积极追随者封克达别有用心地说：“纸花戴在臂上不严肃，今后这类照片一律不能用，特别是军队更不应这样做”。在9月11日晚，封克达在报社召集新华分社、电台和我们三家编辑部负责人的会上，也曾规定过凡纸花戴在臂上的照片，一律不能见报。由于封克达利用窃取的宣传大权，对群众悼念活动进行百般阻挠和反对，使原来不少工农兵通讯员拍摄的我区军民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活动的生动场面的照片，都被封克达认为“不严肃”而不予选用。
 	中共西藏日报社委员会
77年11月9日

2.下面是被封克达砍掉的照片中的两张

（三）封克达以非常恶劣的态度对待广播电台记者送审悼念毛主席活动的稿件

广播电台杨兆振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去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发表后，我台记者全部出动采访，新闻组编辑加班加点，搞出了拉萨各族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的第一篇综合消息。稿子编成，已是午饭时刻。我们打电话给封克达要求审稿。封在电话中发火：“你们还让不让我吃饭？还让不让我休息？”在毛主席逝世的沉痛时刻，同志们都是夜以继日的工作，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而做为区党委书记的封克达却这样讲话，我们感到十分惊呀（讶），封克达对毛主席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我们饿着肚子到军区一号楼门前，等封（克达）吃饭出来呈上稿子，并且说：“如果书记忙，就看关于区党委的两页就行了。”封就站在路边上，把这两页纸（600字左右）用几秒钟扫了一眼，张口就批评“你们怎么光写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呢？！”封这里完全不顾事实，我们的稿中绝大部分篇幅写的是区党委领导的悲痛，只在两页纸的后边写到区党委继承毛主席遗志，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时，只用六个字提到“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所以引起封克达如此反感，是因为封是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他不是攻击区党委“跟着邓小平搞‘唯生产力论’至今不转弯子”吗？
 	西藏广播电台　杨兆振
1977年5月7日

（四）在区党委常委讨论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悼词时，封克达竟然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中的“光辉”二字砍掉

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其它各种渠道，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散布了大量的反动思想和反革命谣言，妄图诋毁毛泽东思想。特务分子张春桥就狂叫，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并抛出了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的荒谬理论。“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理论，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1976年9月15日区党委常委讨论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悼词时，封克达竟然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中的“光辉”二字砍掉。

下面是封克达在区党委常委会上发言的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永远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光辉可以不要。

二、封克达影射攻击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

王张江姚“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我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是，封克达对“四人帮”的一套却全盘接受，积极推行。1976年3月31日，封克达在宣传系统汇报会上大放厥词，竟说“思想转不过弯”的原因是“毛主席对邓小平说了话”。恶毒地影射攻击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

1.这是西藏日报社杨炳同志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封：1.“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这同苏修的要有极大丰富物质基础论调是一样的。领导人认为丰富就丰富了，这是修正主义理论，理论问（题）要弄清楚。

2.对邓小平思想感情：一是邓小平在西藏的影响不能低估、特别是部队，过去是西南进军的，是邓小平部队，批邓批不起来，思想转不过弯。二是毛主席对邓小平说了话；三是生产搞上去了；四是似乎邓小平关心群众生活，关心老干部；五是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忘了走资派，黑“三论”又出来了。

以上原因使对批邓思想感情转不过来，批不起来。主要是理论要搞清楚。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资产阶级。

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必然有人破坏干扰。小道消息起了很坏作用。去年七八九谣言反“极左”，实际自己是“极右”。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束缚着头脑的人，容易看成“极左”。为什么？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攻击清华工农兵大学生来藏，这是西藏的土特产。

2.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侯冶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6年3月31日下午，封克达在宣传部召集宣传系统部分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当报社、电台汇报了干部思想转不过来的一些思想情况后，封（克达）狠批了到会的人一顿后，即讲了转不过湾（弯）子的几个原因。我回忆他讲：1、对邓小平有感情，特别是十八军进藏的和从西南进藏的干部。他是西南局书记，对邓小平的影响不能低估；2、他（指邓）有几张画皮，什么生产抓出成效啦，关心老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哩，敢讲敢说敢干哩；3、还有毛主席对邓小平有过全面的评价，所以人们转不过湾（弯）子来；4、不了解上面斗争的来轮（龙）去脉。这是封克达另搞一套，想把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全面评价一笔抹掉，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想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造反革命舆论。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　侯冶
1977年11月7日

三、封克达恶毒攻击广大群众传颂的：“小平无罪，主席万岁，悼念总理，想念开慧”，是“谣言”是“严重的挑拨”

这是1976年3月29日封克达在听取宣传系统的汇报时，在笔记本的第51页上记录汇报内容的旁边写的批注。“严重的挑拨”下边的扛扛，是封克达用红铅笔划的。由此可见，封克达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多么仇视！

影印件原文

谣言：

小平无罪

主席万岁

悼念总理

想念开慧

严重的挑拨

四、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1974年以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对“四人帮”乱党、乱军、乱国的阴谋活动，接连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四人帮”竭力干扰破坏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封克达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也是极为不满，多次散布流言蜚语。1976年1月23日在自治区工业局政工会议上，他就借工宣队问题大肆叫嚣“我不能团结安定到你那里去”，“安定到宋徽宗那里去了。成了投降派啦”，恶毒地影射攻击毛主席的指示。

1976年1月23日封克达在自治区工业局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节录）

影印件原文

怎样达到安定团结？我把你的错误东西斗下去，批评下去，教育下去，咱们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的团结，安定。我不能团结安定到你那里去，好象宋江那样，光想到宋朝皇帝那里去做官，结果把农民起义取消了。安定到宋徽宗那里去了。成了投降派啦，哪还行啊！

五、1976年4月23日封克达在区党委常委会上狂妄叫嚣“报告毛主席我也不怕”

1.陈卓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在知青口粮标准问题上对常委会发难，破坏党的集中领导原则，影响极坏。据回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76年4、5月份为检查并做好复退军人来藏插队落户的工作，区民政局召开了地市民政局长会议，会议中有的提出知青口粮标准35斤不够吃的问题。封克达参加了这次会表态说：要吃饱，掌握在45斤以内。（大意）后来拉萨市委就安置工作的几个问题向区党委打了个报告，其中就有知青口粮标准问题，知青办拟复时和区粮食局联系未取得一致意见，常委讨论时，开始是两个意见，财贸办意见38斤，知青办（胡宗林同志参加了）意见同意拉萨的意见，讨论中主持常委会的天宝同志倾向财贸办意见，封克达多次讲话中就顶回去了，而且以青年筑路队供应标准为借口发劳（牢）骚，含沙影射（射影）的攻击人，搞的会议很僵。天宝同志无矣（奈）只好讲咱们定不下来报告一下任政委（在京），他定不了可请示国务院，封（克达）这时火头更大了，刘秘书插了句话，报告一下任政委吧，刘的话音未落，封克达就在茶机（几）上把手里拿的东西一摔，怒气冲冲地讲“报告毛主席我也不怕”，会议气氛紧张极了，李本善同志表了个态，按38斤定，实在不足的给予点补助（大意），又议了一下，天宝同志最后讲定38斤确实需要补助的在生产队储备粮中解决。我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会议在封克达很不满意的情况下结束了。

从封克达的多次发言看，一、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常委通过，从而合法化，二、他是知青的唯一支持者，三、他对青年筑路队的待遇非常不满的，四、他目中无人飞扬拔（跋）n（扈）。

 	陈卓
1977年9月11日于拉萨

2.张世栋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攻击毛主席

去年4月23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对拉萨市委一个报告的批复中关于知青口粮标准时，主持会议的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天宝同志和其他常委意见，知青基本口粮标准每人每月38斤不变，不足的采取补助的办法，这样牵动影响不大。封克达坚持每人每月45斤。天书记综合大家意见后，封克达极为不满，立即反驳说：“原则上不同意，（指38斤），要这样定，把青年筑路队的标准减下来。”于是天政委就说，既然封书记不同意，那么给任政委打个电话，把两种意见都说上，请任政委定。刘秘书也插话说，给政委打个电话。封克达马上借题发挥，把文件“啪”的一合，气势凶凶的（地）说，就是报告毛主席我也不怕。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真是狂枉（妄）至极。

这天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除知青办的胡宗林局长和我以外，还有拉萨市委宋绍光书记、计委王和亭主任、财贸办主任侯杰等同志，亦可证明。
 	张世栋
1977年4月


第二部分 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干扰破坏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逝世的活动

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大反敬爱的周总理的阴谋活动中，封克达紧紧跟上，亦步亦趋。江青1974年6月14日在一次“批林批孔”会议上讲，“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恶毒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个月后的7月14日，封克达也在区党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说要把“批历史儒家和现代儒家结合起来”。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各族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四人帮”幸灾乐祸，竭力破坏广大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活动。封克达也在西藏下达黑指示，要文艺团体继续演出，并擅自下令追查悼念周总理的正常活动。1976年6月他又竭力反对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的影片。但他对张春桥访朝影片却特别欣赏，主动安排放映。

一、批林批孔运动中，封克达跟着“四人帮”叫嚷“批历史儒家和现代儒家结合起来”

下面是封克达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宣扬和学习法家，指导现实阶级斗争。儒法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但要革命就必须打破孔老二的束缚，批判他的反动观点。必须继承法家那一套理论。

学理论，学法儒斗争史，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现实阶级斗争的实际，所以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很重要。各级党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特别是带刺的话。要认真学，深入批。很好地联系实际。怎么联呢？

学理论，儒法斗争史，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儒家，扬法家。批历史儒家和现代儒家结合起来。

二、在周总理逝世的悲痛时刻，封克达竟于1976年1月9日下令文艺团体继续进行演出

下面是西藏军区政治部群工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拉萨市民政局李同志电话：丰（封）书记从区党委给拉萨市李书记打电话，今天晚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天书记指示，今天不演出，已通知区民政局）

 	旦增接话
76年1月9日

下面是西藏自治区民政局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来电话问东线的慰问演出问题

经请示领导和区党委办公室，党办任同志（陕西人）说，封书记指示按中央通知执行，中央通知精神是除15号外，其余时间正常。

按此精神已回话给央琼同志。
 	1976年1月9日下午4时20分

三、封克达下令追查悼念周总理的正常活动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全国各族人民悲痛欲绝，以多种形式举行悼念活动。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对敬爱的周总理怀有刻骨的仇恨，千方百计压制、破坏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也是这样干的。

1.下面是西藏军区卫生训练队王秋平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去年清明节，我们卫训队绝大多数教职人员，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万分悲痛的心情，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同志们含泪要求要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扫墓，再次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党委根据同志们的强烈要求，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清明节”举行扫墓仪式，并把周总理的遗像和花圈由领导及各支部所派代表送往八一烈士陵园纪念碑，举行悼念仪式。

但是我们这一行动确（却）遭到了“四人帮”在西藏的忠实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克达的反对和迫害。他怀着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刻骨仇恨，竟然动用专政机关，下令追查送花圈的单位，并声嘶力竭的叫嚣什么“跟总理送花圈不好嘛，是错误的”，“北郊部队也有送花圈的，要追查。”

 	西藏军区卫生训练队　王秋平
1977年4月12日

2.西藏军区政治部邹鸿鸣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76年4月份（大约6号或7号）封克达对我说：“你们有的单位在清明节坐上汽车，抬上周总理的像去扫墓，这样搞不好呀，要查一下”。我说这样搞有什么不好，这是每年的老传统嘛。他们到烈士陵园扫墓，又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封克达叫我们查，我们没有去人查。

 	军区政治部付（副）主任

邹鸿鸣
 	1977年6月18日

四、封克达反对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的影片

1976年6月上旬任荣等同志由京返藏后，提出要看周总理访问朝鲜的影片——《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区党委副秘书长乔加钦同志派人与电影公司联系进行了安排。封克达知道后，暴跳如雷，一再阻挠，并派人侦察。这是封克达紧跟“四人帮”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并公然践踏党规党法，采取阴谋手段，妄图抓区党委领导同志的辫子，准备“秋后算账”的又一铁证。

1.拉萨警备区高庆振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去年6月11日下午在自治区一所食堂西头会议室接待领导小组收集接待尼（泊尔）国王的总结汇报会上当有同志讲昨晚准备在一所放电影由于人太多太乱没有放成时，封克达叫来了地方的一位同志（注：即赵子和同志）并说今晚在区革委小礼堂给工作人员安排一场电影怎么样，答今晚小礼堂已经安排的有了，封问什么片子，答周总理访问朝鲜。封讲为什么放这个片子，这个片子不是不准放了吗？为什么又要放，谁叫放的，答乔秘书长叫放的，封（：）乔叫放的也不行，答任政委也要看（，）封讲看其他片子不行吗，政委看那叫政委写条子。
 	高庆振
77年2月10日

2.区党委办公厅赵子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6年6月11日下午，封克达在自治区一所开会，总结尼泊尔国王访问西藏的接待工作。会议当中，有人打电话叫我去一所，我到一所会议室坐下后，封对我讲“老赵，今天晚上在咱们小礼堂安排一场电影，招待下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

我答：今天晚上小礼堂已经安排好了一场电影。

封问：“谁安排的，放什么电影？（”）

我答：乔付（副）秘书长安排的，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

封听了我的回答以后，声色俱历（厉）的质问：“啊！谁叫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电影的？这部片子多少年都不准放啦，为什么现在又要放？！（”）左一个不准放，右一个不能放，他反复讲了多次，讲了之后又转过头来问电影公司老缪（注：即缪生才同志）：“老缪，谁叫放周总理访问朝鲜电影的？有没有通知？”

缪答：乔付（副）秘书长叫放的，这部片子没有收到停放的通知，只是收到将以林×××为付（副）的一句话删掉的通知，这句话我们已经删掉。

封又问陈伟：“老陈啊，你看怎么样？”陈伟对老缪讲：“老缪，你把封书记的话，去向乔付（副）秘书长讲吧。”封接着陈的话讲：“如果政委要看吗，……（下面一句话记不清楚啦）
 	赵子和
1976年12月10日

3.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同志1977年1月7日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还有对周总理的片子问题，你（指封克达）是反对周总理还是拥护周总理，那天你的声音是比较大的，现在为什么放这个片子，好不好！天政（委）当时就问中央有没有通知不让放？你说没有，天政委说那为什么不能放？你当时不是为了怕我犯错误，而是把事情通（捅）出去，你放周总理的片子，今后犯错误不要找我。

4.区党委宣传部陈伟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派向德珍侦察放映《兄弟的中国人民使者记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电影的揭发材料

76年6月12日或11（日）上午10点左右封克达来宣传部找我汇报工作，在谈工作时，他谈到：今晚小礼堂要放映周总理访朝电影，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封克达又说：听说任政委叫放的。他接着说，在这个时候放总理访朝电影好不好！（或合适不合适）不知是乔秘书长的意见，还是任政委要看。他还说，如果任政委要看，我去给任政委说说最好不放。封又说，今晚要放，叫向德珍去看看群众情绪怎样。这样我就把向德珍找来，封当面给向德珍交待（代）了任务，以后向德珍怎样去的，看后怎样给封汇报的我就不清楚了。
 	陈伟
77年6月4日

5.区党委宣传部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区党委宣传部的揭发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全国各族人民万分悲痛，无限怀念。1976年6月上旬，区党委负责同志提议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影片。可是，封克达对周总理访朝影片，未映之前，他肆意反对；放映之时，又派我部原理论教育处处长向德珍到现场侦察。放映之后，向德珍对封克达作了汇报。封克达追随“四人帮”，仇视和反对周总理，妄图利用放电影问题抓区党委负责同志的“把柄”，秋后算账，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其手段是极为卑劣的。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1977年11月8日

6.区党委宣传部向德珍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建树了不朽的伟（丰）功伟绩，与江河共存，与日月共辉。但“四人帮”却视周总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拼命反对。封克达紧紧跟上，十分卖力。1976年6月×日，他竭力反对放映周总理访问朝鲜的影片，甚至采用特务手段，暗中派人侦察。派的人就是我。
 	区党委宣传部　向德珍
1977年5月6日


第三部分 封克达恶毒影射攻击、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竭力对抗毛主席关于“要宣传华国锋同志”的指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策，“四人帮”极为不满，疯狂反对，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要把华国锋同志搞下台，取而代之。封克达积极配合，大耍两面派手法，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1976年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他攻击华国锋同志的言论竟达十次以上。明明我们西藏在1975年7、8月份的文件、讲话中都用了“三项指示为纲”，他却造谣说是华主席来西藏“批评我们”后才用的。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时，封克达别有用心地散布：“毛主席逝世了，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的时间短”，并借社会反映为名，议论“张春桥当总理”。他还在其反动日记中写道：“在中国右派复辟，是短命的”，恶毒地影射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在打倒“四人帮”后的1976年12月，他仍明目张胆地反对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进一步暴露了封克达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一、封克达借华国锋同志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的讲话，多次造谣影射攻击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华国锋同志受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亲率中央代表团来西藏，对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封克达只字不提华国锋同志的各项指示，却多次造谣说，是华国锋同志来西藏“批评我们”后，我们才开始提“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1.西藏歌舞团降登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在1976年9月（24日）文化局办的“写走资派创作”学习班会上讲的有关“三项指示为纲”方面的揭发如下。封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你们文艺界的很多人跟上了吗（嘛）？我们区党委开始也没有用三项指示为纲，觉得这个纲那个纲，纲太多了，我们只提阶级斗争为纲，三项指示为指针，这样用了很长时间，后来去年9月份有人（注：即指华国锋同志）批评我们说：三项指示是全国的纲，也是你们西藏的纲，这样我们就开始用三项指示为纲了，其实我们用三项指示为纲的时候，在中央已经开始揭发邓小平的问题。

以上我记的大概实事（事实）。
 	揭发（人：）歌舞团　降登
1977年6月14日

2.下面是自治区体委陈善祥同志、自治区农牧局丹增同志、西藏歌舞团杜林同志和西藏日报社任荣魁同志的揭发。这些揭发材料都证明，封克达从1976年3月到9月，在许多场合多次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

3.这是封克达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1976年3月11日上午

参加人员：同前

内容：讨论学习中央4、5号文件

封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很好学习，按文章精神讲，可能跟不上报纸上的精神。

三项指示为纲问题，在内地没有看到文件，回来以后看到，那时以为都是主席的话，不敢怀疑，他把主席的指（示）拼凑到一起，那时纲很多，以后有一段时间不怎么讲纲了，后来华代总理讲，三项指示是全国的纲，更是西藏的纲，当时感到是对西藏的批评。安定团结问题感觉大，只讲安定团结

4.这是封克达1976年10月1日笔记

影印件原文

三项指示为纲，开始只感到纲太多了，有感觉，在一些文件，讲话开始不这样讲，讲坚持基（本）路线为纲或用路线为纲（，）又不好去掉三项指示为纲就为指针，后来上边一讲也是西藏的纲，这样，邓问题已开始揭发了，又让报上见报，比起一些反潮流的同志，小将，差巨（距）太大了，（。）

5.下面是1975年7、8月份我区已提“三项指示为纲”的文件、讲话和报纸（影印件）。铁的事实彻底揭穿了封克达的造谣诽谤。

注：影印件是：1975年7月8日印发的藏革发（1975）60号文件；1975年8月29日印发的藏革发（1975）64号文件；1975年《西藏通讯》第7期区党委一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西藏日报》1975年8月25日第3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讲话材料（续三）》。

二、封克达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四人帮”对于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疯狂地进行攻击。封克达也操着“四人帮”的腔调，攻击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是不够的”。并叫喊“我们不能用过去的安排去搞，不能用过去的一套冲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

1.新华社西藏分社伊晓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对封克达问题的揭发

1976年3月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封克达在组织讨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基本路线教育如何结合的问题时，曾说过：华主席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第二部分开头一段：“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这段话的提法，从今天看来是不够的。当时，我说“政治是经济的保证，毛主席也是这样提的。”他说：“仅仅提‘保证’不够。”他当时一直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到学大寨运动的纲的位置上来，他说：“结合不行，并列也不行，基本路线教育要以‘反击’为主要内容。”他并认为上海郊区经验（见3月一份“内部参考”）中的提法都不够高。封克达对华主席的报告，从他的说法中看得出是不大信任的，似还不如他高明。
 	新华分社　伊晓
1977年7月18日

2.拉萨市农牧局王承义同志1976年3月21日听取封克达在县团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时的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这场斗争，是当前最生动，最现实，最积极的路线、阶级斗争的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

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大批修正主义，不把修正主义批深透，就批不好资本主义。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各级党（委）积极进行整风强（大）动力。重点教育干部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从上面看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所解决的主要问题，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能对立起来。现在我们不能按过去的安排去搞，不能（用）过去的一套冲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三、封克达恣意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袖地位，为“四人帮”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矛头直指英明领袖华主席。“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则别有用心地散布说：“毛主席逝世了，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的时间短”，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恣意进行贬低和攻击。他并以群众反映为名，议论“张春桥当总理”，为“四人帮”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下面是高圣轩同志揭发的有关材料

影印件原文

对封克达的揭发

毛主席逝世后，封克达散布说：毛主席逝世了，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的时间短。

大约在76年9月下旬，或10月上旬，封克达以社会反映的口气说：现在社会上反映很多，都在议论张春桥当总理。
 	高圣轩
1977年5月14日

四、封克达在日记中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王张江姚“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向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射出一支支毒箭。这时，封克达在笔记本上写道：“在中国右派复辟，是短命的”，“要坚定的遵照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极其恶毒地影射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下面是毛主席逝世后封克达写的反动笔记

影印件原文

我认（为）毛（主席）讲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相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在中国右派复辟，是短命的因不得人心，这是主要一方面，这个信心要有的。但是出问题，出现修正主义破坏干扰斗争也并不排除，一、因阶（级）斗（争）存在，正（整）个社（会主义）阶级之斗争，大大小小的总会有的，二、要有个准备，不要盲目（，）有这个思想准备，可能避免（，）出了也不会失措，三、相信党与人民，相信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不同了。

党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首先党中央要团结统一步法（伐）。

要坚定地遵照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五、封克达阻挠宣传英明领袖华主席

197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英明领袖华主席对我区的林业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打倒“四人帮”后，1976年12月自治区林业局写了一篇宣传华主席关于林业工作指示的稿件，在广播电台党委书记侯冶同志送封克达审发此稿时，他竟说“我没有把握”，不准播发。

1.西藏广播电台侯冶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揭发封克达不让宣传华主席

华主席来西藏时对林业工作做了重要指示，说：“长一棵大点的树要一二百年。应该是栽的比砍的多才行。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华主席的丰功伟绩，我区林业局写了一篇歌颂华主席对林业工作很关心的稿子，电台确定广播这个稿子，编辑部编好后，我将稿子拿上送审，原计划先送宣传部领导审查后再送封克达定。我去张再旺同志处，正巧封克达也在张的房间里，我即先让封审定，他了了（潦潦）草草看了一下，不吭声即把稿子给我了，我便问他怎么样？他恶狠狠地说：“我没有把握”。即扬长而去。我只好又把稿子中华主席的一条指示给张再旺同志念了一遍，我们俩商量确定采用。就这样我台在76年12月23日——26日连续广播了。
 	侯冶
1977年8月16日

2.区党委宣传部张再旺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证明材料

75年，华主席来西藏时，曾对林业工作做了重要指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区林业局给广播电台写了一篇歌颂华主席关心林业工作的稿子。侯冶同志将此稿拿到宣传部审稿时，正好封克达也在场，侯让封先审，封看后没有吭气就把稿子退给侯，当侯又征求封的意见时，封（克达）恶狠狠地说“我没有把握”，说完便扬长而去。封（克达）走后，侯冶同志和我研究的结果还是同意播发了。

张再旺

1977年11月10日

3.这是封克达不准播发的广播稿原件


第四部分 封克达疯狂攻击和肆意诽谤邓小平副主席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欲置之死地。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用最恶毒的语言，最卑鄙的手法，在许多会议上和一些场合连篇累牍地攻击、诬陷、诽谤邓小平同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有的甚至比他的主子们的调门还高。他根本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有恃无恐地破口大骂邓小平同志是什么“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的总后台”，什么中国的“纳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等。他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剥”邓小平同志的所谓“画皮”，甚至极其荒谬地把“不搞阴谋”诬蔑为是“画皮”。封克达攻击、诽谤邓小平同志时，竟然把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准召开的一些会议和亲自批发的文件，也加以否定，要进行批判，充分暴露了他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一、封克达连篇累牍地散布攻击、诬陷、诽谤邓小平同志的恶言恶语

1976年，封克达按照“四人帮”及其死党迟群、谢静宜的黑旨意，对邓小平同志放肆地进行攻击、诽谤。他在《全区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治区工业局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地市公安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其他许多讲话中，都大量散布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恶言恶语。他的讲话都有当时整理的讲话记录，有的还有讲话录音，铁证如山。

1.这是封克达攻击邓小平同志的部分讲话记录

2.封克达在1976年4月7日区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严重的，悍（罕）见的，我想一定会与邓小平有直接联系，坚决拥护对反革命事件实行专政，搞个水落石出，这是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最近的谣言还是出自邓小平那里。

3.西藏日报社沙衍孙同志参加地市卫生局长会议的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书记1976年5月22日在地、市卫生局长会议总结发言

邓是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的总后台。

反面教材有时比正面教育来得快，邓记谣言公司，与（舆）论工作的重要，搞颠复（覆），复辟工作。

4.1976年5月8日下午，封克达在拉萨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下面是拉萨市委办公室王成树同志当时记录的封克达的讲话（节录）

影印件原文

谣言是阶级敌人破坏的一贯手法，欺骗群众欺骗自己，反革命本质决定它要造谣，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刘、林、邓、彭都造了很多谣言，欺骗群众，制造谣言，造谣盅（蛊）惑群众，靠造谣吃饭，邓从去年7、8、9月一直到今年，造了周总理的遗嘱，实质为邓小平涂脂抹粉。党内走资派，党外牛鬼蛇神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惯用的手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很复杂，造反革命与（舆）论，迷惑群众，匈牙利的裴多非（菲）事件就是一个教训，为复辟作准备。邓从去年以来，就造了很多谣言，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党中央，为邓小平涂脂抹粉。

二、封克达多次叫嚣“剥”邓小平同志的所谓“画皮”

在“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丑剧中，封克达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他非常起劲地叫嚣要“剥”邓小平同志的所谓“画皮”，这是他攻击、诽谤邓小平同志的拙劣表演，也是他积极追随“四人帮”极端仇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我暴露。

1.1976年4月16日下午封克达在地市公安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批判中揭邓小平几个画皮：1.打着全面贯彻毛主席指示幌子（实际打着毛主席指示为名，反对毛主席指示）。2.关心生活，关心国民经济，而去年都落在邓小平帐上，打着生产旗号，改变生产方向，不抓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抓人，用经济主义办法来抓生产，不能把三个会议的功劳归在邓小平头上，实际邓小平崇洋媚外，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宣扬刘少奇一套，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

2.1976年4月19日封克达在全区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要继续批孔和评论《水浒》，深挖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批判现代的投降派邓小平。为了把大批判引向深入，我们揭他几张画皮，从我们平时了解的，为什么有的人对邓小平恨不起来？！一是说，邓小平这个人是全面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三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嘛，他是为了全面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一张画皮。第二张画皮，说邓小平敢字当头，敢说敢讲敢抓工作，不怕犯错误。说他好心办坏事，只是错提了几句口号。第三张画皮，他是反对派性的，难道派性还不反吗？第四张画皮，他是关心老干部老工人的，他是为了落实政策，调动积极性，他说历次运动中伤害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干部。第五张画皮，他是关心生产的，关心国民经济建设的，难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错了吗？难道说抓生产错了吗？难道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不要物质基础了吗？第六张画皮，他是关心群众生活的，关心福利的。毛主席还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怎么错了呢？这六张画皮，在学习毛主席指示的基础上，应当一张一张剥掉，把他的本来面目揭露出来，看出他反对阶级斗争，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这是封克达在全区电影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带

3.1976年3月下旬，封克达在他的反动日记里，写了一篇非常反动，也是非常露骨的黑话，他写道“热心科技即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关心生活是资本主义天堂；克服派性即镇压造反派；调动积极性就是调动资产阶级积极性，走资本主义道路积极性；敢字当头，即敢带动资、修大小头”。请看，封克达是什么思想感情，是站在那个阶级立场上，是为谁说话，这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下面是封克达1976年3月下旬日记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几张画皮

离开阶级斗争（为）纲去谈关心生产，其实是关心资（本主义）复辟；热心科技即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关心生活，是资（本主义）天堂；克服派性，即镇压造反派；调动积极性就是调动资（产阶级）积极性，走资（本主义）道路积极性；敢字当头，即敢带动资、修大小头；打着红旗反红旗。

抓住邓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分专题批。一纲三论，揭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实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唯心论形而上学世界观，批：鼓吹以英雄创造历史、唯心史观；大搞合二而一的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手法。继续深入批孔。评水浒。

4.封克达1976年4月21日下午在区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邓小平有几个画皮?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敢说敢干；?关心生产；?关心人民的生活的；?关心老干部，关心老工人，甚至成为批邓就是批老干部的；?是反对派性的；?是落实政策，调动积极性的。这几个画皮不揭掉，批不深。他们歪曲这场斗争的性质，否定阶级斗争，说什么新老之争，京派与海派之争。

5.区党委宣传部郑体仁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揭发封克达关于剥“画皮”问题

1976年4月16日上午，封克达到宣传部，以常委分析了形势为名，谈了很长时间，其中要剥邓小平同志的“画皮”，说什么邓小平同志“关心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关心老干部，老工人，敢说敢讲，敢于反对派性，不搞阴谋”，都是所谓的“画皮”，要剥掉。还说：“谣言，许多不是西藏的版权，但对清华、北大的攻击，则是我们的。对此不满，实际是对运动不满”。

1976年4月22日晚，封克达在宣传部又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还有包袱。名为担心国家前途，实际是对运动不满。”

郑体仁

1977年4月12日

三、封克达蓄意歪曲、诬蔑邓小平同志的讲话

“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对邓小平同志，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封克达除了全面兜售“四人帮”的一套黑货外，还把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统统诬蔑为“毒草”，都要进行“批判”。

1.1976年4月19日，封克达在全区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材料来源，一是报纸上公布的，可以把它记录起来，一是过去发的文件。同志们说没有看到什么文件，我举几个例子，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就很有批头，那一直发到县里，生产队也有。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很有批头的，可以组织一些人研究嘛，提出一些问题来批嘛。我们工交战线那就更多了，工业会议上的讲话，钢铁会议上的讲话，铁路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什么国防工业重点会议上的讲话，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还有中央首长对工业指示当中的邓小平的讲话，都发到我们这里，我们还曾经大张旗鼓的宣传了，现在检查起来这是很错误的，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思想上有共鸣嘛，开始对他的讲话觉得好，开大会传达，是钢铁会议。各地方都开了大会，自治区一带头，下面不跟上来了吗，我看是有批头的，说没有材料，我看不对。再一个就是各地来的学生，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增编的第二期，可以选择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辑录了一些邓小平的反动言论，可以在资料室找一找。……从陈独秀搞唯生产力论一直到邓小平，一直到林彪，林彪的材料还有的，这是反面材料嘛。

2.1976年8月31日，封克达在听取汇报时，对有人说的“邓小平讲话对军队影响不可低估”等有感，便在他的笔记本39页旁边写了一段黑话。

下面是封克达批注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说出了我们多年想说不敢说的话

组织路线上讲话在西藏影响不可低估，但不是追查责任

注：影印件旁边是封克达的“批注”，其它是听取汇报时他的记录。



1977.12.26；藏党发〔1977〕51号

西藏自治区党委通知

各地、市、县委，各师、分区党委，自治区各厅、部、办、局、院校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军区司、政、后党委，驻内地各办事处党委：

现将《“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二）》发给你们。

《材料之二》系统地揭露了封克达紧跟“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西藏“三搞一篡”的罪恶活动。大量的事实说明，封克达从1974年批林批孔以来，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大决战的1976年，利用窃踞的权力，篡改毛主席关于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卖力推行“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肆意歪曲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和干部路线，推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借每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否定西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攻击、分裂区党委。其目的，就是要篡夺区党委的领导权。所以，我们对封克达推行的“四人帮”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及其流毒和影响，应有充分的认识，决不可低估。

当前，全区正遵照中央37号文件精神，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各级党委收到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二》后，要认真进行传达、宣讲，充分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 ，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从思想 、理论、路线上分清是非，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传达、宣讲情况及时报告区党委。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1977年12月26日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二）

封克达专案组

1977.12.00

目录


第一部分 封克达紧跟“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封克达卖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丑化、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2）

（一）封克达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化”，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3）

（二）封克达恶毒诬蔑“从中央到公社，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国有个“既得利益集团”…（8）

（三）封克达抛出所谓“走资派”的特点是：党员、领导、有点功劳………（9）

（四）封克达恶毒攻击广大基层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煽动揪“走资派”…………（11）


二、封克达大力贩卖“写走资派”的黑货，积极策划写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13）

（一）封克达擅自批准转载内部刊物上鼓吹“写走资派”的文章…………（14）

（二）封克达系统兜售“写走资派”的反动谬论……………………………（15）

（三）封克达积极策划办所谓“写走资派学习班”…………………………（19）

（四）在封克达策动下，炮制出一批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23）

三、封克达插手公安部门，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26）

（一）封克达公开煽动公安工作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26）

（二）封克达多次叫嚷不能“眼睛只盯着四类分子”………………………（27）


第二部分 封克达竭力对抗与篡改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为其篡党夺权服务

一、封克达肆意篡改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和干部路线，狂妄叫嚣对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赋予新的内容”…（29）

（一）封克达1976年8月13日和9月4日的两次讲话 …………………（30）

（二）封克达篡改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鼓吹领导班子以青为主，叫嚷“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要保护”..（35）

二、封克达违背党的原则，企图一手控制干部工作，擅自策划在一些部门成立革委会……（37）

（一）封克达擅自规定干部任免要一律经他同意………………………………（37）

（二）封克达干扰、破坏我区的审干工作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39）

（三）封克达策划在自治区教育局、卫生局成立革委会……………………（41）

三、封克达封官许愿，结帮营私，培植个人势力，为其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44）

（一）封克达封官许愿，培植个人势力………………………………………（45）

（二）封克达采用卑劣手法结帮营私，包庇坏人坏事………………………（45）


第三部分 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违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另搞一套

一、封克达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妄图搞乱西藏………………………………（47）

（一）封克达攻击我区批林批孔运动“冷冷清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煽动要“大字报上街”，把矛头指向区党委……（48）

（二）封克达大耍阴谋手段，妄图借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制造混乱…（52）

（三）封克达借一份电报和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汇报会议，竭力推行所谓“联系实际揭盖子”…（56）

二、封克达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另搞一套…………………………（58）

（一）封克达为推行另搞一套，向区党委施加压力，强令广大干部、群众“转弯子”…（59）

（二）封克达利用报纸等宣传工具制造另搞一套的反革命舆论……………（62）

（三）封克达背着区党委在师范学院等单位搞试点，在全区推广另搞一套的所谓“经验”…（66）

三、封克达积极策划去朝农、“两校”参观，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串连 （69）

（一）封克达采取阴谋手段，迫不及待地组织参观团………………………（70）

（二）参观团为何受到破格接待，在朝农、“两校”学了些什么………… （73）

（三）封克达竭力推广“朝农经验”，流毒全区…………………………… （76）

四、封克达利用《宣传动态》大量兜售“四人帮”的黑货，制造反革命舆论……（78）


第四部分 封克达攻击、否定西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分裂自治区党委，妄图篡党夺权

一、封克达攻击区党委“路线不端正”，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82）

（一）封克达一再攻击区党委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慎重稳进”方针…… （82）

（二）封克达造谣、攻击区党委“只讲安定团结，不讲阶级斗争”，“搞唯生产力论”… （84）

（三）封克达诬蔑区党委按中央指示办事是“对抗中央”……………… （86）

（四）封克达一再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评价唱反调……………………… （88）

二、封克达攻击、否定西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 （90）

（一）封克达攻击西藏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个刚抬起脚”… （91）

（二）封克达恶毒攻击我区粮食自给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92）

（三）封克达恣意攻击我区工业，财经战线的工作……………………… （94）

（四）封克达攻击、否定我区文教战线的成就 ………………………… （96）

（五）封克达攻击、否定我区卫生战线的成就…………………………… （99）

三、封克达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攻击、诬蔑区党委领导同志，制造分裂，破坏团结…（102）

（一）封克达挑拨离间，制造分裂…………………………………………（103）

（二）封克达造谣诽谤、攻击诬蔑区党委领导同志………………………（106）

（三）封克达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自己凌驾于区党委之上……（110）

（四）封克达抓权、抢权，野心勃勃………………………………………（114）


第一部分 封克达紧跟“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在党内走资派这个问题上，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最集中的表现。”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封克达对“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全盘接受，卖力推行。他擅自批印传播“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文章、材料，到处作报告、发“指示”，大造反革命舆论。他在全区理论座谈会上，全面、系统地推销所谓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黑货。他策划举办“写走资派学习班”，公开煽动写“区党委内部的斗争”，“走资派在农牧区还是不少的”，抛出走资派的特点是“党员、领导、有点功劳”。他还插手公安部门，要专政机关把打击的重点从党外转到党内。封克达甚至把我们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诬蔑为“从中央到下面公社都是一样，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有个“既得利益集团”。真是反动透顶！

一、封克达卖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丑化、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炮制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封克达为了同样的目的，在西藏非常卖力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已发生了变化”，诬蔑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煽动揪所谓“走资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大决战的1976年，他猖狂地向党进攻，紧密配合“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搞乱西藏，篡党夺权。

（一）封克达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化”，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

1、封克达1976年8月的一篇黑笔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已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主课必须从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增加新的内容，新作法，才能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规律，在反（修）防修中打胜仗。

①从党外资（产阶级）找党内的保护人，认识走资派确实是党外资（产阶级）代理人（、）现代投降派，认识其比党外（资产阶级有）更大欺骗性（、）危险性

2、封克达1976年9月4日在全区组织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斗争重点，从党外转到党内。因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嘛，这个要斗，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要坚决和走资派斗。因为这些人，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核心力量，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是复辟的挂帅人物。

3、封克达1976年4月19日在全区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最大的走资派他的危险性最大，我说我们有些单位有没有走资派呀！有没有资产阶级分子呀！毛主席讲：党员的一部分，工人的一部分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嘛，现在看来我们农民当中的一部分也有。

4、封克达1976年3月4日在穷结县听取汇报时，在笔记本旁边的批语

批评影印件原文

民主派？（，）代表什么人利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利益。

5、封克达1976年5月26日在全区理论座谈会上的开幕词（节录）

在这次会议上，要集中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什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这一问题，要研究和探讨：

1、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探讨社会主义的性质，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其特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弄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研究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以及这次运动的性质、目的和伟大意义。

2、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探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研究党内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

3、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论述，弄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性，研究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

4、讨论走资派的活动规律和特点。

6、区党委宣传部向德珍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在全区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贩卖了“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极其反动而又荒谬透顶的，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个发言的材料，是封克达提供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抓阶级斗争，抓来抓去没有抓到点子上、要害上，就是没有抓党内资产阶级，是我们思想右倾，这个观点是封让我写进发言稿的。1976年5月21日，我赶写出初稿后，在宣传部会议室，封亲自坐阵，几个人参加进行讨论。会上封谈了四点意见，肯定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阶级基础，说“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肯定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说“商品、货币、三大差别，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条件”，他们“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更凶更快”，他们“有特权”；肯定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并让“结合西藏的实际”。总之肯定了发言稿的基本内容。快散会时，封从提包内拿出两本《内部参考》转交给我，让按内参中北大（北京大学）的提法，这些提法，全是恶毒攻击邓副主席的，对发言稿中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和特点进行修改，我照办了，所以这部分改动最大。由此可见，这个发言稿，实际上是通过我的口和手，写了讲了封要讲的观点，为“四人帮”及封克达篡党夺权大造了反革命舆论，流毒全区，影响极坏。封克达罪责难逃！

 	向德珍
1977年11月23日

7、区党委宣传部向德珍1976年5月29日在全区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节录）

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给我们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象XXX那样顽固坚持其原来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那部分人，满足于民主革命的完成，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于革到他们自己头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由抵触到反对。“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他们的阶级利益、政治立场、思想体系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息息相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党员一部分，其中特别是那些作了领导干部的“大官”，极力维护并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甚至不择手段地谋（牟）取私利，从而使自己的阶级地位转化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和阶级斗争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党内出现了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掌握着党、政、军、财、文的一部分权力，而生活上、思想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在政治上、经济上集中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能够起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起不到的作用，“比资本家还厉害”，而且有一定的数量，“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时，这些人已经与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只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帮办”不同，他们形成了阶级，能在党内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成为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革命是为了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从来只同党同路，不同党同心，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不但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上滋长起来，胃口越来越大，手中有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在社会主义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经济基础上联在一起，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在政治上气味相投，一拍即合，聚成一个集团，形成党内的资产阶级。

走资派特别是当了“大官”的走资派，手中掌管着一部分权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党和人民做过一定的工作，挂着“老党员”、“老革命”、“老首长”的牌子，有一定的社会名声和政治资本，即便一时被打倒了，名声也远没有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臭。他们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他们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和策略，具有反革命的斗争经验，善于采用各种办法同我们较量。

（二）封克达恶毒诬蔑“从中央到公社，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国有个“既得利益集团”

1、封克达1976年5月17日在区党委常委学习时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就是打倒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可是，我们有些人打倒地主自己想当地主，打倒资产阶级自己想当资产阶级。

回顾10年历史情况来看，讲的深刻，看了这个问题，比以前明白了一步，确实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主要危险。

一是控制一部分权，可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专无产阶级（政）的工具，多么深刻！从中央到下面公社都是一个样，坏人掌权，好人受气。各级都是一样。大到全国，小到一个公社。比资本家还厉害。

2、封克达1976年1月23日在自治区工业局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节录）

我们全国上千万的干部哇，如果上亿的子女变成了精神贵族，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变不变修啊？我们起码有一两亿干部子女呀，连基层算起来，总有一两亿吧，对不对？连家属。如果我们当了干部，我们的子女、家属、亲戚，都有特权思想，都去搞自己的特权，搞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我们这一代完了以后，下一代变不变修啊？那肯定要变修！

（三）封克达抛出所谓“走资派”的特点是：党员、领导、有点功劳

1、封克达1976年8月22日在审查写“走资派”的剧目《一车石头》后的谈话，这是西藏藏剧团伊和同志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封书记审查后的指示：（在影剧院审（查）三个节目时）

走资派还有个特点党员、领导，还有个是有点功劳。
 	76年8月22日晚记录人：伊和（藏剧团）

2、封克达1976年4月21日在西藏日报社记者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谈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何深入

1976·4·21在报社记者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他们有影响，有欺骗性，过去在革命斗争中有过一些功劳（，）群众还对他们有些信任。

（四）封克达恶毒攻击广大基层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煽动揪“走资派”

1、封克达1976年8月22日在审查写“走资派”剧目《一车石头》后的谈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走资派怎么个走法？有些党员变的很厉害，生产队长也可以写成走资派，穷结县有个支部书记，连党的会（议）都不参加，搞钱抓的紧，诉苦都诉不起来，党的（得）羞耻了。在旧社会只有一根打狗棍，现在三大件都有了，比领主的东西还多，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典型的走资派。

2、封克达1976年4月19日在全区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我到农牧区去看，有的公社，有的是生产队的干部民主革命思想就相当严重，领代分子打倒了，我们当了家，做了主人，革命到了头，有了既得利益了，现在是要保护发展既得利益，不想继续革命了，怕艰苦、怕斗争，不想再深入革命啦，我看有的生产队长，有的支部书记仍然有这个东西，这还不是少数人。

3、穷结县委的揭发

1976年3月2日下午，封克达和区党委宣传部向德珍等人来到我县，当时我县委正在召开县委、区委书记和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组长会议，主要是汇报讨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问题。封到我县的当天晚上，向德珍就找了我们县委和工作组组长同志座谈，说封书记这次下来跑了几个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基本路线教育情况，总结一下基本路线教育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如何结合的。我先给你们通通信，你们明天好汇报，汇报时主要是根据你们的经验，在农牧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主要解决那些问题和明确那些问题，大体分那几个方法步骤，抓那几个问题，以什么方法进行，根据目前形势，结合我们实际情况主要解决那几个问题。再一个是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搞，机关怎么干，县委整风如何深入一步。

第二天，封克达、向德珍都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工作组组长和县委刘步文书记关于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工作情况汇报。在汇报中除讲了认真发动群众和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情况外，同时也谈到在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讲到昌嘎公社党支部书记觉阿次仁走中农路线、同有些中农吃吃喝喝，他就把放牧和赶马车交给中农去干，贫农优势未真正树起来。后庆当公社党支部书记干典过去苦大仇深，现在有想换班和退坡思想，这次在基本路线教育中，连诉苦都不敢再诉了，怕别人耻笑他。但我们汇报中并没有讲过这些基层干部是“民主派”或“走资派”。他们在思想和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但并没有带领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能说是“走资派”呢。

封克达为了在西藏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纲领，为自上而下层层揪“走资派”，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把我们在汇报工作时谈到的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作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有走资派的论据，把昌嘎公社支部书记觉阿次仁和穷结公社支部书记巴桑同志说成是典型的“走资派”到处进行散布，走到那里讲到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1977年2月11日封克达第二次到我县来时还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我们县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有些同志的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忘记了自己是个贫下中农，连诉苦都不愿再诉了”等等。

封克达所说的我县昌嘎公社和穷结公社支部书记是典型的走资派，这完全是造谣和诬蔑，昌嘎公社支部书记觉阿次仁同志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及时地改正了错误，工作积极，深入群众，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县党代会又被选为县委委员。关于穷结公社支部书记巴桑同志因该公社当时不是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点，所以我们在汇报工作时就根本未讲过穷结公社和支部书记的问题，巴桑同志过去和现在工作一贯积极，是一个好的支部书记，也被封克达说成是典型的“走资派”，这真是无中生有。

 	中共穷结县委员会
1977年12月26日

二、封克达大力贩卖“写走资派”的黑货，积极策划写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

“四人帮”利用文艺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大搞阴谋文艺，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对此心领神会，跟得很紧。他背着区党委从1976年5月到“四人帮”垮台之前，就“写走资派”问题讲话、作“指示”达6次，不仅大量地、系统地兜售“四人帮”的黑货，而且还有封记“商标”。他声嘶力竭地叫嚣：“写走资派是个新生事物”，“是时代的要求”，“确实有大、中、小走资派”，一再鼓吹要写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式的所谓“走资派”。公然煽动创伤人员“要大胆干”，“怕当右派不必要”，“有了错误我们负责”。他策划办所谓“写走资派学习班”，订“写走资派”规划，并炮制出一批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

（一）封克达擅自批准转载内部刊物上鼓吹“写走资派”的文章

下面是封克达亲笔批的内部刊物原件影印件

批语影印件原文

此文可摘印发文化艺术新闻单位及地市党委参阅

此件印发各（地市）宣传部，文教局（、）出版新闻部门、院校（，）各地市（、）局领导参考 封

下面是转载内部刊物两篇文章的《宣传动态》影印件

（二）封克达系统兜售“写走资派”的反动谬论

1、封克达鼓吹“写走资派”的几次讲话记录的影印件

2、封克达鼓吹“写走资派”的讲话记录（节录）

甲：1976年7月14日在《西藏文艺》试刊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要与修正主义对着干，和走资派斗争，同时，要注意17年的修正主义黑线，要肃清流毒，与XXX对着干。

现在写走资派有刘少奇式的，林彪式的，XXX式的三种。现在写的走资派，多写刘、林式，写XXX式的，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少，走资派不一定都是藏在内部的内奸，不自觉的走资派也很多。总的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乙、1976年6月1日在全区专业文艺调演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可喜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这次调演当中，有几个单位开始直接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这些节目不仅内容好，而且艺术上都有一定的感染力。区文工团筹建组的独幕话剧《霞日唐青》，西藏话剧团的话剧《飞雪迎春》，西藏藏剧《白云坝》等，可以看出是在努力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注意了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抓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根本问题，这也是值得鼓励的。在这次调演节目中反映的走资派，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种走资派是双料的，既是走资派，又是暗藏的敌人。一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象区文工团筹建组演出的《霞日唐青》。就走资派来讲，有刘少奇式的，林彪式的，XXX式的。现在看来，XXX式的走资派，在农牧区还是不少的。当然刘少奇、林彪式的也有，但不能光演刘少奇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在那儿搞破坏，还要演资产阶级民主派怎么变成走资派的。

丙、1976年8月22日晚审查《一车石头》等三个节目后的谈话记录（节录）

写与走资派作斗争方向对，没有大错误，前两个戏纲上的不错。但走资派简单化了，刻划的不深，矛盾不突出，不充分，党内有根子，党外有基础嘛！走资派怎么个走法？有些党员变得很厉害，生产队长也可以写成走资派。

写走资派是个新生事物，都没有经验，你们大胆写，有了错误我们负责，走资派不是特务，他们是干部，走资派历史上有功劳，不能写成小偷样子，丑化了不好，正面人物与走资派斗争有个过程，不要脸谱化。

如何刻划走资派？要写成阿Q正传那样，你看了象你，他看了象他，我看了象我，这样教育意义就大。要大胆干，这是新问题，创作人员不要顾虑，走资派写出后，大家看了都感到有点象自己就对了。

丁、1976年9月24日在自治区文化局举办的“写走资派学习班”结束时的讲话记录（节录）

学习班主要研究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与走资派斗的新问题。谈出来一点顾虑，也谈出来好多好的经验，也安排了今、明年的创作计划，会议完了，会对创作有很大促进的，以后我们也可以扩大点办。

在革命转入新的形势下，要反映同走资派的斗争，来教育工农兵，这是时代的要求，工农兵的要求。

走资派确实有，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上面有、下面有，确实有大、中、小走资派。

要反映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自己要同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只有自己成了造反派，才能写好走资派。

写走资派有几种形式，但看来民主派到走资派作用大一些，如XXX式的人物，文艺战线要（为）反映阶级斗争贡献力量，写到那一级，要根据你所掌握的材料来写，写出来有缺点，有错误不怕，怕当右派不必要，你是右派不写也是右派，如你掌握区党委的材料，你们也可以写，区党委内部也有斗争，写的象你，象我也象他，这样教育意义才大。

3、自治区文化局1976年8月14日汇报文化部召开的文艺调演预备会议精神时，封克达的五点“指示”

下面是自治区文化局张治维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6年8月14日，文化局向封克达和宣传部汇报文化部调办召集的“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调演预备会精神。“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亲信浩亮之流，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要把“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调演，篡改为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调演。封克达与“四人帮”遥相呼应，紧密配合，背着区党委，利用窃踞的职权，极力推行“四人帮”鼓吹的反革命阴谋文艺。封克达别有用心地规定：（一）预备会的材料要印发各地、市文教局。（二）会议精神要向区党委常委汇报。当文化局同志提出，向常委汇报时，是否讲简单一些，因为已送了材料。封克达蛮横无理地说：送了材料，他们不一定都看，要讲详细一些，听不听两点钟，重要的地方要念材料，否则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是怎么犯的。（三）文化局要拿出贯彻执行意见来，要集中创作人员举办“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学习班，贯彻执行。（四）正在开全区召（招）生会议，你们要到会进行传达。（五）给参加调演的及拉萨文艺团体进行传达，等等。封克达就是如此积极追随“四人帮”，在文艺上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证明他是“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

 	张治维
1977年3月22日

（三）封克达积极策划办所谓“写走资派学习班”

1、自治区文化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1976年7月14日，封克达就曾提出要召开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座谈会。8月14日更明确指示要我们举办“学习班”。在他的多次催促下，我们于9月6日办了一个有领导干部、专业、业余创作人员共28人参加的“写走资派”学习班，9月24日，他又窜到会上，大肆鼓吹“写走资派”的问题，他说：“写走资派是新生事物”，是“时代的要求，工农兵的要求”，“走资派上面有，下面有，确实有大、中、小走资派，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挂帅人物，党内资产阶级是党外的保护伞。”讲到走资派有几种形式时说：“看来写民主派到走资派作用大一些，如XXX式的人物”，走资派要写得“象你、象我、也象他，这样教育意义就大”。还说：“你如掌握区党委的材料，你们也可以写，区党委内部也有斗争”。他还为创作人员打气、撑腰，说：“写走资派的方向对，没有大错误”，“你们要大胆写，有了错误我们负责”，“写出来有缺点，有错误不要怕，怕当右派不必要”，“要敢顶、敢斗、敢反潮流，只有自己成了造反派，才能写好走资派”等等。在封克达的直接策划指示下，还搞了个“写走资派”的创作规划，采取五定（即定任务、定题材、定人员、定时间、定深入生活的地点）的办法，限期完成。不久，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封克达在文艺上推行“写走资派”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中共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核心小组
1977年4月22日

2、自治区文化局举办“写走资派学习班”时制订的“今明年创作规划”的原件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今、明年创作规划，主要的共有24个节目，大型的6个，中型的2个，小型的16个。已写出初稿进一步加工的8个，新创作的16个。

（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戏剧、歌午等共11个：

（1）《喜搬家》（小型歌剧），由XXX、XX执笔，已写出修改稿，10月份投入排练。

（2）《一车石头》（小型藏戏）XXX执笔，已写出修改稿，10月份投入排练。

（3）《前哨》（大型话剧）XXX、XXX执笔，已去米林深入生活，明年3月份前完稿。

（4）《白云坝》（大型藏剧）XXX执笔，明年2月前修改好，“5·23”排好演出。

（5）《飞雪迎春》（大型话剧）XXX执笔，已写出修改稿，11月份投入排练。

（6）《新的决战》（中型京剧）XXX执笔。

（7）由XXX写个反映农村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小型话剧，明年第三季度前完稿。

（8）由XXX执笔，写个反映交运战线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小型话剧，明年第三季度前完稿。

（9）由XXX执笔，写个反映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小型藏戏。

（10）由歌午团去昌都深入生活的小队，写个反映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午蹈。今年内完成并投入排练。

（11）由文化局组织XXX、XX、XX组成创作小组，去山南地区深入生活，创作在公社化高潮中革命派与走资派斗争的话剧。明年3月前写出初稿。

3、自治区出版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在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封克达积极追随，竭力鼓吹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以达到他在西藏篡党夺权的目的。

封克达不仅在许多场合作报告、发议论，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于1976年5月12日，背着区党委擅自批发《宣传动态》第10期，介绍《上海文化局等单位举办学习班讨论文艺创作如何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问题》的“经验”。在封克达阴谋文艺的指导下，《西藏文艺》编辑部于1976年6月18日，在林芝毛纺厂举办了有毛纺厂、XX师和西藏民院林芝分院等3个单位共有12人参加的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学习班。通过这个学习班组织创作了《招工》、《战斗没有停止》、《拉珍》、《交锋》、《扎根柳》、《突击队长》等6篇“与走资派斗争”的稿件，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1976年7月14日，封克达在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的《西藏文艺》试刊座谈会议上讲：“现在写走资派，有刘少奇式的、林彪式的、XXX式的三种，现在写的走资派多写刘、林式的，写XXX式的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少，走资派不一定都是藏在内部的内奸，不自觉的走资派也很多”，并鼓励说写走资派“总的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同年8月，《西藏文艺》编辑部在区工业局机修厂组织工人审稿，修改《招工》等稿件时，又再度组织“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由于工人同志的坚决抵制，才没有写成。

 	中共西藏自治区出版局核心小组
1977年11月23日

（四）在封克达策动下炮制出一批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

1、这是“写走资派”的几个剧本的影印件

2、这是“写走资派”的短篇小说等作品的影印件

3、在封克达的策动下，昌都地区文化工作队的个别人以我区商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丁青县色扎区供销社为背景，炮制了反动剧本《翻身农奴站柜台》。

右边是《站柜台》的剧本

下面是昌都地区教育局的揭发

影印件节录

“四人帮”的积极追随者封克达在我区文艺界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唆使和布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效劳。

1976年5月，在全区举办的《5·23》文艺调演期间……封克达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紧跟“四人帮”大唱反调，他在调演大会的总结中，竭力吹捧那些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节目如何好，恶毒贬低没有写走资派的节目。他在总结中，学着“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腔调，要大家“紧跟形势”，“写走资派”。狂叫：“你的节目再好，没有走资派也挂不上号”。

禀（承）承封克达这个黑旨意，并在其大力鼓吹和影响下，昌都地区文工队的个别负责人就拼凑了几个人，搞了一个所谓反映商业战线“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本《翻身农奴站柜台》（以下称《站柜台》）。为了“紧跟形势”，这个剧本从构思到写出第一稿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封克达的“不怕冒风险”的黑话煽动下，剧本取材于丁青县色扎区供销社的“事绩（迹）”，为了突出“四人帮”的“深度”，剧本公然把色扎供销社主任旺杰同志（旺杰是党的十一大代表）写成走资派。剧本写出第一稿后，又经多方修改和润色，几易其稿，并用最快的速度提交排练。

1976年11月3日，地委领导同志和有关负责部门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束时，地委领导同志明确指出：《站柜台》和《欢腾的小凉河》差不多，写的又是色扎供销社，不符合事实，政治上有严重问题，不准演出。因此没有出笼。

色扎供销社是全区商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旺杰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商业干部。反动剧本《站柜台》却肆意颠倒色扎供销社的事实，丑化革命干部，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反党毒草，是封克达推行“四人帮”阴谋文艺的铁证。

 	昌都地区文教局
1977、11、21

三、封克达插手公安部门，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封克达蓄意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一）封克达公开煽动公安工作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

封克达1976年7月25日在全区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新形势向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更高了。

希望这次会议要认真进行学习，要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要了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以正确执行公安工作路线。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搞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怎样解决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根据这个特点，公安工作的打击重点应是什么？要弄清我们西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阶级关系有什么新变化？

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我们公安工作、侦察工作怎么办？资产阶级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和四类分子不同，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好处理。

我们要认真解决好主要矛盾、主要对象、主要危险的问题。“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不是不存在，对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认识提不了那么高，由于是老战友、老上级、入党介绍人等等，很可能就把主要对象给丢了。

学习好坏，不在于看你写了多少批判稿，要看你联系实际解决了几个问题。通过学习理论，公安战线把打击重点的问题解决好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二）封克达多次叫嚷不能“眼睛只盯着四类分子”

1、封克达1976年5月26日在全区理论座谈会上的开幕词（节录）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谈到抓阶级斗争，眼睛只盯着四类分子，当然这是对的，应该注意的，不能掉以轻心。然而，抓来抓去，没有真正抓到要害上，对党内的阶级斗争，对走资派的斗争，抓得不狠，或者没有抓住。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找准革命的主要对象。由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我们的防修反修能力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就不能得到很大提高，有的还始终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这样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很难搞好的，弄不好还会变修正主义。

2、封克达1976年2月29日的黑笔记（节寻）

影印件原文

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了解不够，眼睛只看到四类分子，就容易出问题了。


第二部分 封克达竭力对抗和篡改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为其篡党夺权服务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全面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推行了一条为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组织路线，结帮营私，以帮代党，顺帮者昌，逆帮者亡。封克达利用分管组织工作的权力，大肆鼓吹组织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甚至狂妄叫嚣对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根据新的要求，赋予新的内容”，“我们党现在适应不适应革命新的形势发展要求，要当作课题研究”。他所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内容”，就是所谓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要“向党内资产阶级进攻”，“对老干部要作阶级分析”，要“处理一批”，对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反潮流英雄”“要保护”，要塞进各级领导班子，等等。封克达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过由于区党委对他的坚决斗争和各级党委的抵制，他的那一套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作用罢了。

一、封克达肆意篡改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和干部路线，狂妄叫嚣对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赋予新的内容”

封克达1976年8月13日在区党委组织部的谈话和9月4日在全区组织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是他篡改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和干部路线，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典型之作。封克达在这两次讲话中，打着贯彻毛主席讲话的旗号，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党的建设、党员标准，领导班子和审干工作等问题上，散布了大量谬论。两次讲话，前者为后者定了基调，后者则比前者有所发挥。但是，8月13日谈话有些问题讲得更露骨，更恶毒，如封克达恶毒攻击：“我们党现在适应不适应革命新的形势发展要求，要当作课题研究”，就是在这次讲的。9月4日的讲话全文已印发过了，这次只节录几段，8月13日的谈话现在全文印出。

（一）封克达1976年8月13日和9月4日的两次讲话

1、封克达1976年8月13日在组织部的谈话，这是魏远明、黎远亮、李本善、高志励同志的记录整理

管政工组工作，几次政工会议没有参加，当然有党委统一领导。会议的开法没有更多意见，提点意见参考。会议的重点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变化，组织工作也在变化，会议应根据当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组织工作有什么新的问题？也想了一点：

一、党的建设。从理论上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最根本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反过来，如何建设党？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离开这点就谈不上党的领导。今后加强党的建设，就得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要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党的基本路线，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官僚主义者阶级等重要指示，党的建设怎么搞法，建党路线怎么搞法，目前革命形势在深入发展，我们组织工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党，什么样党的队伍，党委的领导班子，这要结合学习理论研究，才能适应新的形势任务，保证党的领导和任务的完成。7·1社论指出党员存在的6种情况，如何搞好党的建设，我们党现在适应不适应革命新的形势发展要求，要当作课题研究。建设一个什么样党，什么革命队伍，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适应革命发展。

二、领导班子很重要。班子是个关键性的问题，班子能不能达到带领党员、群众继续革命，向党内资产阶级进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领导班子怎么样？当前是什么状况，问题是什么？多数是好的。但是按毛主席指示要求，存在的问题很多，我们的优点是抓落实政策，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骨干领导作用，这一点我们做了；我们的缺点是注意了老的，忽视了青的，有一部分老干部精神、思想有问题，对青的注意选拔不够，有的单位老的过分集中，原班人马，互相看不出问题，容易走回头路，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常常容易走回头路，保守。中年我们基本上都使用了，中年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集中了老年和青年的优点。但青年人一直上不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青年都提不起来，十多年了，为什么找不到青年干部，交通局200多干部，45岁以下的只有2个人。我们74年的文件要求虽然急了，但方向是对的。老、中、青，青年上不来，关键还在老的问题上，老的是一、二把手，你再不提他，除保守思想，“论资排辈”外，还有别的，就是对接班人的理解，对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小将怎么看，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即三个正确对待没有真正解决。但是对自己的子女、老婆又怎么看。看不起青年、儿童团，还有害怕青年，怕青年犯错误，老的犯错误，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对青年就不行了吗？一有错误就过不去，个人得失，这都是不能正确对待青年。对敢于反潮流看不惯，不少的班子，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适应就要阻碍革命的发展，思想问题解决不了，再提几年解决也解决不了，3年、2年，现在10多年了，解决了几个？比如革委会的问题是个薄弱环节，主要是党委领导问题，这可以培养青年、锻炼青年，我们任命的是老、中，青年、妇女没有。现在革命发展了，要求我们组织工作、制度等方面也改变，如革委会应充实和加强建立起来，里面也有个发挥作用的问题，关键使老年人不脱离群众，青年人大胆使用，现在是对革委会的作用发挥不够。教育革命，干部从哪里来？今年中专分配要适当注意一点。

三、干部考核，不能看一时一事，还是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全面历史地看，“社论”提的几种，主要看你思想路线和现在的发展怎么样，考核、任免干部要按现在革命发展的要求看干部，即要看历史，又看现实。老干部要作阶级分析和路线分析，要结合当前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发展党员也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他敢不敢和修正主义斗、和资本主义斗、和资产阶级斗，不能发展好人党、生产党。看你对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的态度怎么样，你的认识、行动怎么样。培养、选拔干部根据毛主席的五条，要在新的形势下，根据新的要求赋予新的内容，去看干部、党员。

四、审干怎么搞法？审查历史和当前形势及现实怎么结合，考核干部，要结合现实对走资派、资产阶级、新生事物怎么认识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要看你的共产主义思想，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要从过去看现在结合来解决。

五、组织工作原则不能变，但要和当前形势要求结合起来。组织工作往往在具体业务工作上花的力量大，但忽略政治性的工作，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了，思想复杂了，组织工作怎样抓好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工作怎样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和传统观念决裂的问题。组织工作本身的思想革命化建设重要，组织工作要把重点变为政治工作，不然政令出在我们这里就可能出不去。会议根据新形势、新内容、新要求、新特点，开始先学习理论，批X这是对的，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中央四号文件，可以安排作点理论辅导，联系实际，建议把朝农“经验”介绍一下，批X问题是不是领导干部中思想都解决了？现在学理论深不下去，有领导问题，有认识问题，有思想问题，有方法问题，去年我们贯彻得也够坚决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在组织战线上也要解决问题，现在主要是思想没解决。

党要管党问题。近年来，党委是重视的，党不管党的现象是存在的，抓革命，抓政治没有很好解决。党不管党，党不管思想，党不管干部，严重的是对坏人坏事没有人敢揭发、斗争。现在由于有领导的不正之风，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党的建设怎么搞？结合学理论要研究。

这是李本善同志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对干部的认识、全面看，五条，以现实当前要求来考核干部、选拔干部，对老干部，阶级分析，对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态度，（。）五条标准，根据新的要求，赋以（予）新的内容。

2、封克达1976年9月4日在全区组织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有一点粗浅想法，提出供同志们参考：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设这样一个党，必须具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把当前的斗争和党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狠抓阶级斗争，勇敢地与资产阶级斗，特别能够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敢于不断地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与走资派作坚决斗争。只有这样的党，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我想衡量一个党的组织是不是先进，是不是有战斗作用，就要看你敢不敢抓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斗，特别敢不敢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同走资派坚决斗争。

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衡量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一个领导者、一个党有没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仅看你敢不敢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老资产阶级、四类分子、社会上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倾向等），敢不敢抓党外的、基层的、群众中的阶级斗争，更重要的要看你敢不敢抓党内的、领导机关以及党员和干部中的阶级斗争，敢不敢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坚定地与走资派斗争。

怎样加强党的建设，同志们已讲了很多好的意见，我想只补充几点：

第一、要克服民主派思想，树立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解剖XXX这些民主派演变到走资派的典型，找到演变的内在因素，演变的情况和危险，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认识到民主派思想的危险性和反动性，自觉地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解决民主革命思想问题，树立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我们西藏农牧区来讲，民主派思想是有的，在我们机关也是有的。

第二、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的个人“革命”愿望达到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自己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

第三、每个党员都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思想革命化程度，永做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在我们党内应当加强教育，全体党员干部都要作到：

1、做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我们是执政的党，我们党员干部都有一部分权力，都有一定的地位，不要把自己的权力当成特权，再把特权变为资本，要认识到这是产生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2、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作支持发展新生事物的促进派。新生事物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型。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是考验你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看你是不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口头上讲支持新生事物，行动上却千方百计地抵制，甚至破坏，这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是干扰或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每个党员、干部要敢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生活作风，要敢于反潮流。

他们看不起“儿童团”，不信任、不培养、不支持、出难题，压制青年干部，不看青年人本质与主流，有的还把青年人看的一无是处，否定一切，……所以不解决思想问题，老中青三结合问题就难以解决，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了。

影印件是9月4日讲话的录音带

（二）封克达篡改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鼓吹领导班子以青为主，叫嚷“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要保护”

1、1974年6月14日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关于老中青问题，主要是青的问题，步子放得慢，跟不上，地直机关50岁以上是32名，最少的是江达，青年占12%，客观上老干部多，论资排辈的思想没有打破，自治区是调点老的走，或处理一批

2、1976年7月3日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对头上有角，身上长刺的必要的还是要保护、鼓励、教育、帮助、提高他，不能讲这个人不注意团结。

3、严发开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3年12月，区党委常委研究领导班子问题时，对结合到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认为暂时不能调到革委会来担负副主任的工作。这个情况封克达74年6月份回来以后应该是知道的。但他回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要把群众代表的副主任都调上来。与区党委常委研究的精神大唱反调。

1974年9月25日封克达到政工组组织组布置：“老中青三结合问题，先从直属机关搞，四大组和局先搞，年底以前解决党委和直属组、局，然后搞地专级单位；各级革委会问题：为什么群众代表的作用发挥不够，要提高到原则高度来认识，对新生事物不理解，对青年干部也有这个问题；老中青三结合，对各单位提原则要求，对自治区提具体要求。自治区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副主任调上来。（”）

当时社会上资产阶级派性还严重，有的人想借批林批孔之机把西藏形势搞乱，有的人跑到“四人帮”那里告任政委的黑状。封克达这时要把群众代表的副主任全部调上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严发开
1977年6月21日

二、封克达违背党的原则，企图一手控制干部工作，擅自策划在一些部门成立革委会

（一）封克达擅自规定干部任免要一律经他同意

1、严发开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干部任免，从1971年我到组织组工作一直到1974年上半年，都是各单位报来后，组织组整理好，先提个初步意见，提请政工组核心组讨论，然后呈报区党委审批。1974年6月封克达回来就规定：干部任免问题，政工组核心组讨论后要先送他看看后（实际是要送他审查）才能报区党委，他在“看”的过程中，有不同意的，他可以随便拉掉或更改，具体事例到干部管理处是可以查出来的。

对机构编制，审干结论也是这样，都要先送他“看看”然后才能提交编委和审干领导小组讨论。编委他不是主任，审干领导小组他不是组长，他兼的都是付职。但这两个部门的工作都要事先经过他。
 	严发开
1977年5月25日

2、区党委组织部黎远亮、李安华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规定区革委政工组核心组、区党委组织部领导小组研究的干部任免必须送他审阅后再报区党委

1974年7月10日下午，当时的区革委政工组副组长XXX同志，指示组织组副组长XXX同志，“今后政工组核心组研究的干部任免，先送封克达阅后再打印上报区党委”，对此，我处（组）一直执行到1977年元月16日，在此期间，凡是政工组核心组或组织部领导小组研究的干部任免，都得由当时主管任免工作的组（处）级领导同志，奉命亲自送封克达审阅，去的时候一般都带个搞任免工作的干事。我们记得和查证，封克达在审阅任免名单时发现政工组或组织部的意见和他的想法不一致，有的就加以扼杀和改变，凌驾于党委之上，如：1976年5月28日，区党委组织部研究，为加强606台的领导力量，在日喀则上送调整的干部中物色XXX同志去该台工作并建议任党委书记、台长，经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任党委书记，此后，封克达在签发任命通知时就一笔勾掉了，无视区党委的决定。又如：1976年9月24日，组织部领导小组研究山南地委报来的地区文教局XXX同志调地委统战部工作，当时组织部考虑到地区文教局工作需要，不同意调统战部，而封克达在审阅任免名单时批上“可调出”，后来终于按他的意见作为组织部的意见打印上报了区党委。
 	黎远亮、李安华
1977年6月17日

（二）封克达干扰、破坏我区的审干工作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1、区党委审干办公室的揭发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利用窃踞的职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根据毛主席对肃反、审干工作重要指示，党中央和中央十人小组对肃反、审干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一系列规定，这些文件仍是我们当前审干工作遵循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封克达1976年2月8日晚在全区审干工作碰头会的预备会上却说：“中央十人小组文件，要分析，不要硬套。”

封克达不仅排挤自治区审干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杨东生同志，而且他不在机关时，区党委常委、区审干领导小组根据职权范围和组织原则研究决定了的问题，他回来后要统统审查一番，有的擅自推翻原来决定，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1973年审干工作配合全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任荣书记曾多次肯定表扬，可是封克达却极力否定，在75年4月全区审干工作会议前，他连肯定审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都不同意。

1976年一次审干领导小组会上复议XXX的历史结论，此结论是封72年签发的，而封克达矢口否认，还借题发挥，很不满意的说：“那时（指72年）我是万马齐暗的时候。”

封克达还通过个别人，在审办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操纵审干工作，干扰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

 	自治区党委审干领导小组办公室
1977年12月9日

2、原封克达秘书陈洪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长期来把西藏落实干部政策的账记在自己的头上。他多次吹嘘说，他从71年就狠抓了落实干部政策，要不是那时候狠抓了，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大好形势（这些话在74年、75年讲的最多）。事实上恰恰相反，落实干部政策上，有的干部长期不能落实，阻力正是来自他那里。任政委和区党委曾经多次指示，要尽快落实干部政策，有的干部问题未查清可以边工作边审查。而封（克达）就死死的压住不同意。74年，他从内地返藏后，还散布什么，我们西藏一讲要落实干部政策，都得官复原职，这是不是回潮呀！现在有的单位出现那么多问题，我看就是有些干部走老路。一方面影射任政委，同时发泄他对落实政策的不满。封克达在落实干部政策上还耍了不少的手腕。有的干部本来事先是他不同意，后来在和这些干部谈话时，又极力表白自己，讨好这些同志。
 	陈洪富
1977年8月7日

（三）封克达策划在自治区教育局、卫生局成立革委会

1、自治区教育局多杰才旦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关于封克达对教育局进行组织改造的揭发材料

76年元月20日封克达召集宣传部陈伟副部长和教育局在家的全体领导，在区党委常委会议室开会作黑指示时说：“教育局领导班子要象内地的省那样搞，如辽宁教育局第一把手XXX，原来是小学教员，二把手XXX是工人，很不错。象他们那里原来的人那样干行吗？（指文化大革命前）思想上赶不上他们那样好。首先把我们的思想弄一下，要培训骨干，XXX政治上无啥问题，参加局核心小组，这是个好事，工厂工作的有好处”。“调领导同志要注意，发现学校中好的教员，思想和教育革命觉悟高的人，工宣队员，贫下中农管校好的从这里选一点，不见得都搞大学生。”又说：“不要迷信，小学生也可以。宣传部、教育局都可要发现人才，现在需要年青的，来了先下工作队或当中层干部。你们文化人，知识分子差不多了，不要搞了，越是专家老框框太多。”

76年6月28日晚（，）封克达召集教育局在家领导干部在宣传部陈伟副部长家一起开会，封克达在作传达贯彻朝农黑经验时说：“上半年搞一搞，能不能在下半年考虑教育局搞成革命委员会，像（象）卫生部一样。”并说：“教育部门调一些工人、贫下中农，有感情的出身好的充实教育部门，下乡知识青年表现好的，来红卫兵对老家伙有触动，原来的红卫兵敏感，接近群众，有点青年人是好的，‘造反派’这样说不太好，成份搞复杂点，有个对立方面，我们犯错误就抓住了。”这次会议上封克达要教育局的全体人员办学习班，领会好朝农的黑经验再下各专市。7月上旬有次在宣传部开会，封克达问我教育局全体人员学习班的情况后说：“下去的同志搞调查研究的内容要加一条，为教育局成立革命委员会物色人选作为内容之一”。封克达并说：“日喀则插队落户的XXX同志很不错，了解一下可以作为人选对象，还有清华在列麦的XXX，也可以了解一下。”他并同意我提出朝农来藏的同学作为了解对象。我回局后按封克达的黑旨意进行了传达布置。又一次在76年8、9月辽宁来了一批插队落户的学生后，在宣传部开会时，我谈起沈阳机电学院XXX同志也来了时，封克达说：“这次辽宁来的不仅是XXX，有好几个是辽宁上报的知名人物，这些人先下去好好锻炼有好处，刚来不能马上参加教育局革委会。”并说：“要了解那曲红旗公社插队落户的复转军人，尤其是我们西藏民院在红旗插队落户的要了解。”从上面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三搞一篡”改组教育局的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
 	多杰才旦
77年8月23日

2、自治区卫生局马瑞华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在76年5、6月间，多次对我及我局其他人讲，卫生部成立革委会，对我很有启发，你们卫生局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可以把赤脚医生弄一点上来，如果一下子当副局长不行，可以先参加革委会，看一看，好的将来可以当副局长。（这是讲话大意）

76年5月23日，封在各地市卫生局长和教育革命座谈会上讲：“有个设想，卫生局成立革委会，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牧几个结合，政治干部、技术骨干几个结合，有利于培养干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年6月25日，我在宣传部向封汇报工作时，封又说：“主张卫生局成立革委会，采取老中青办法。”我提出干部缺少问题，封又说：“干部要自力更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放思想，可酝酿成立革委会。”

封还指责我们不重视青年，记不清哪一天，封说：“不要看刚参加工作的就不能提起来当领导干部，只要好的，刚参加工作的也可以提起来。”（大意）76年8月27日，封又在8省市赴藏医疗队工作座谈会上说：“在卫生系统，充实加强革命委员会，实行老、中、青，工农青妇结合问题，一个一个调查研究解决。”
 	马瑞华
77年6月

三、封克达封官许愿，结帮营私，培植个人势力，为其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

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封克达全面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在组织上也积极培植个人势力。他利用窃踞的分管组织工作的权力，采取资产阶级的卑劣手法，对一些跟他走的、反对区党委和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人，进行拉拢，“官”、“禄”引诱。有的他点名提拔，强迫组织部门通过，有的他一再加官晋职，倍加重用，有的则是当面许愿。总之，他是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抬一些人，压一些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肆意践踏党的原则。封克达和一个反党分子拉拉扯扯，多次密谋，得到此人的赞赏；给那些恶毒攻击区党委和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人送酒上门，以及包庇坏人坏事等，就足以说明他网罗党羽，结帮营私的手段是多么卑鄙。

（一）封克达封官许愿，培植个人势力

下面是揭发材料的影印件

（二）封克达采用卑劣手法结帮营私，包庇坏人坏事

下面是揭发和交代材料的影印件



第三部分 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违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另搞一套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王张江姚“四人帮”“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妄想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1974年以来，完全踩着“四人帮”的脚印走路，学着“四人帮”的腔调说话，亦步亦趋，一唱一和。说明这个问题的材料是大量的，除在其它部分已经揭露的许多重大问题外，这里再选几个典型事例，包括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1976年违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另搞一套，策划组织参观团到朝农、清华、北大进行反革命串连等，公布一些材料。把极右派的行为披上“左派”的伪装，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一切破坏活动，都贴上革命的标签，这是“四人帮”惯用的骗人权术。封克达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表演的。

一、封克达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妄图搞乱西藏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另搞一套，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封克达于1974年5月从内地到达昌都，6月抵拉萨。他秉承“四人帮”及其党羽的旨意，和陶长松等人的反革命活动密切配合，一个劲地攻击区党委“求稳怕乱”，西藏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竭力煽动要“联系实际揭盖子”，“允许大字报上街”，把矛头指向区党委和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当时，封克达很毒辣的一手是：抓住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一手炮制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大作文章，本来区党委已按照当时的文件规定进行了传达贯彻，而封克达说不行，要重新贯彻。他背着区党委授意有关部门写报告，提要求，发指示，妄想借此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制造混乱。

（一）封克达攻击我区批林批孔运动“冷冷清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煽动要“大字报上街”，把矛头指向区党委

1、昌都地委张增文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内容节录

74年封克达从内地返藏到昌都时说“昌都的批林批孔运动冷冷静（静），不如成都，也不如泸定，为什么大字报不能上街”等。

他说，成都很热闹，满街都是大字报，愈往西来愈少，雅安、天全大字报不少，泸定虽然还有大字报但不如雅安天全多了，过了泸定河，愈往西就没有大字报了，昌都街上也没有大字报，有点冷冷静静的。他说，四大是宪法和党章上规定的，要充（允）许（大字报）上街。他又说，怕什么，开展四大，只有通过大揭发后，最后才能看出有没有问题。不经过大揭发，你怎知道那个领导没有问题。
 	张增文 1977.8.15号于昌都地委

2、中共芒康县委1977年7月13日的揭发（节录）

1974年5月，封克达从成都返藏途经芒康时窜来我县。他一进县机关院内，就别有用心地向县委负责同志盖其弟指责我县批林批孔“冷冷清清，没有声势，不如成都，泸定大字报多，劲头不足”。妄图将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3、原606工程指挥部刘光兴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4年5月或6月初，封克达由内地休假回西藏，他是坐汽车，由成都从川藏公路返藏的，路过606工地在工地住了一个晚上，我向他汇报工作时，当时汇报了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工程施工情况等。在汇报到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实际问题时，他说：联系实际问题，全区都没有解决，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你可写报告反映这个情况等。
 	刘光兴
1977.8.21

4、高圣轩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他（指封克达）经常散布对任政委不满。74年各地区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会议之后，封克达不只一次的说任政委怕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联到自己。并说任政委和他谈话时问他：现在联系实际联谁。到76年7、8月分封克达还这样说过。
 	高圣轩
1977年5月14日

5、封克达1974年9月21日在区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现我们在社会上的对立面是几个革委会副主任，这说明我们工作上还有问题，要大胆使用。团结多数，党委的原则、路线、毛泽东思想问题，领导是政治领导，毛泽东思想领导，路线领导，如党委本身搞点派性，那个团结就没基础了，自己说了算，那有团结的基础？有了争论，要求大同存小异，首先要在正确路线上正确对待意见，贴了大字报要欢迎。

6、区党委宣传部谢全国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4年上半年，我区贯彻中央文件，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区蓬勃开展。文件上规定：“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为重点搞好”。区党委根据我区特点，经过多（次）会议，反复研究，认为西藏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反帝反修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搞什么都要慎重稳进。因此，决定我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应放在县以上机关，县以下单位只进行正面教育。5、6月封克达从内地回来，在一次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他阴阳怪气地说，你们规定县以上机关是重点，那么县以下就不是重点，区委、公社党委是不是机关，还搞不搞运动？他的意思很清楚，他是不同意区党委这个正确决定的。他认为区党委领导运动不力，批林批孔运动不能以县以上机关为重点，要以区、社甚至生产队都是重点，所有基层都要大搞，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西藏搞乱，乱中夺权。但是他的阴谋未能得逞，全区运动仍按区党委的部署健康发展
 	谢全国
77年6月10日

（二）封克达大耍阴谋手段，妄图借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制造混乱

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一手炮制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一出笼，封克达就如获至宝。他从内地回来后，虽然此事区党委已按当时文件规定作了传达贯彻，但封克达硬要重新贯彻。他背地策动文教局向他写报告，并经他亲自精心修改后向地、县委发出“指示”。更为险恶的是，他的这样一个阴谋活动，却强加在区党委头上。在一次区党委常委开会即将散会时，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大家来不及讨论，即作为区党委决定，他就借以招摇撞骗。这种手法对封克达说来并非偶然，而是他惯用的。

1、自治区文化局牛庚明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揭发封克达在贯彻中发〔1974〕5号文件另搞一套的罪行

区党委按照中央规定，对中发〔1974〕5号文件已经很及时地进行了传达贯彻。“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从辽宁、上海回来，于74年9月26日（应为25日）下午，突然把宣传部（当时是政工组）和文教局的领导叫到区党委常委会议室，批评我们，大意是：你们教育部门贯彻5号文件很不得力，贯彻得不好。他说5号文件要在全区大中小学校重新传达贯彻。当涉及传达范围时，他叫张再旺同志把5号文件找来，一看是发至县团级的，他仍不肯罢休，又叫我打电话请示国务院科教组：“5号文件可否在全区大中小学校传达贯彻？”会后我们挂电话请示了科教组，答复是：“怎样贯彻请示区党委定。”请示结果报告给封后，他说：“你们起草一个重新贯彻5号文件的报告给区党委，经常委讨论后，连同马振扶（抚）公社中学的新气象一同发下去。”还说：“报告写好后直接送给他（我），这样给常委传阅块（快）。”于是我们起草了这个报告直接送给了他。其内容完全是封的思想和观点，有些是他的原话，只不过变成了我们文教局的口气，后来这个报告又转回了文教局，封在上面作了指示，大意是：经区党委常委10月24日讨论，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请研究执行意见。同时又传来封的“指示”说：“经10月24日区党委常委研究决定，由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起草一个关于继续深入贯彻中发〔1974〕5号文件和国务院科教组7·20电话指示的通知，下达各地（市）县委。”现已查实，这个决定是封克达胃（冒）用区党委常委的名义，私自伪造出来又强加给我们的。我们由于当时不了解封的阴谋，所以按他的“指示”起草了上述通知送陈伟同志转给了封。几天以后，封又将这个报告批回了文教局。我们一看，除开头那段话保留以外，其他内容他全部亲笔重新改写了。并恶毒地删去了原稿中“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这两句话。

从以上事实完全证明封克达确实是一个玩弄阴谋诡计，大搞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能手，他利用窃取的区党委书记职权，打着区党委常委的招牌，招摇撞骗，利用贯彻5号文件，背着区党委另搞一套。其目的完全是紧密配合“四人帮”“三搞一篡”。他妄图从我区教育战线打开缺口，搞乱西藏、搞垮任政委，以便取而代之。
 	牛庚明
1977年12月8日

2、在封克达策划下，以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名义给封克达的报告和封克达对这个报告的“批示”

影印件原文

封书记：

根据你的指示，关于中发〔1974〕5号文件的传达贯彻问题，我们于9月25日请示了国务院科教组，科教组答复：“请区党委定。”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从2月以来，全区传达、贯彻、学习了中发（1975）5号文件，这对在教育战线上搞好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促进教育革命非常及时、十分重要。目前教育战线上的形势大好。但根据我们了解，有些单位和学校对贯彻（1974）5号文件很不认真，至今仍有一些教师、学生和家长还不了解（1974）5号文件的精神。为了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成果，我们建议将（1974）5号文件再次向全区大、中、小学校（包括民办小学）的全体教职工、学生及家长进行传达、贯彻、学习。

为了打好打胜批林批孔这一丈（仗），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将转发“愤怒的控诉，有力的回击” 和“马振抚公社中学的新气象”两篇文章。

妥否，请指示。

 	西藏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
1974年9月28日

右面是封克达对这个报告批示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批林批孔办公室并文教局、政工组：

此件于1974年10月24日夜常委讨论原则上同意文教局意见具体按（安）排请你们研究安排执行。
 	封克达
10月24日

3、以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名义给各地（市）、县委下发的藏革文教党发（1974）8号文件原件

右边是文教局藏革文教党发（1974）8号文件的影印件

下面是经封克达亲笔修改的8号文件原稿，其中第三页至第6页是封克达重新写的

（三）封克达借一份电报和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汇报会议，竭力推行所谓“联系实际揭盖子”

这是区党委宣传部张再旺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封克达为了推行“四人帮”另搞一套的阴谋，一再出难题，煽风点火。

74年6月封克达从昌都回来，大肆吹嘘联系实际、揭盖子的作法。7月，封硬要区批林办按照他另搞一套的主张给昌都和全区发电报推广这一作法，批林办的一些中层以上的干部反复研究以后，认为与中央文件、任政委和当时在家主持工作的杨东生书记讲话等精神不符，就起草了简单的电文，明确指出，下一步作法，望按照“七一”社论、中央文件和杨东生同志讲话等精神进行安排。封看后大发雷霆，批道：“如果只是这么几句话，我看就不发了。……此报这种写法，不同意发。”并且在最后一句话下边加了红圈，以示不满。由此看出，封克达是不把中央和区党委放在眼里，而是硬要另搞一套，妄图搞乱西藏，乱中夺权。

74年9月23日，根据任政委离开拉萨前的指示，召开了四地（市）批林办主任汇报会，主要研究农牧区批林批孔问题。24日封克达把参加会的人都弄到常委会议上去汇报，他在会上硬要大家按照他的联系实际、揭盖子的一套去做。他在会上说：“运动还要深入，要学理论，要欢迎提批评意见，还是不批林批孔，捂盖子？是按中央指示办，还是各行其是？你是抓革命，还是不抓革命、促生产？不要认为贴两张大字报就不得了啦，领导的姿态问题很重要，要在思想上、路线上解决问题。”封克达的用心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在全区煽动搞所谓“揭盖子”，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他的这一阴谋遭到与会同志的坚决抵制，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这样我们回去没法贯彻。任政委回来后，根据中央精神对运动作了部署，使封克达另搞一套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再旺
77年8月17日

二、封克达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另搞一套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1976年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另搞一套，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在“四人帮”另搞一套的反党阴谋活动中，狂吠乱叫，作了充分的表演。他用最恶毒的语言，最卑鄙的手法攻击咒骂邓小平副主席（这方面的主要材料已在《封克达罪证（材料之一）》中公之于众），发泄他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刻骨仇恨。他利用宣传工具，大量散布另搞一套的反动谬论，赤膊上阵，亲自点题写文章。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区党委施加压力，公开质问“区党委为什么顶下住”；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强迫广大干部、群众“转弯子”。他背着区党委抓“点”，组织串连，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

（一）封克达为推行另搞一套，向区党委施加压力，强令广大干部、群众“转弯子”

1、西藏日报社王鉴同志1976年3月31日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3月31日

宣传部汇报会议

封克达：

XXX在西藏影响不可低估。

我们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不理解。爱听小道消息。民主革命思想作怪。辽宁铅锌矿党委顶住了，区党委为什么顶不住？

不了解情况，我们回答不了群众提出来的问题。

传统观念，习惯势力。打破了平静，打破了自己的安静、安定，就认为是“极左”。去年7、8、9，反“极左”容易接受。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又理解不了了。

2、封克达1976年3月26日的黑笔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

有人想不通说什么“老同志都被打下去了，告老还乡吧”。有些同志抵触很利（厉）害，有人说“新生事务（物）没有缺点吗，清华大学也还有人没来吗（嘛）！（”）“党委领导，什么党委领导，两校领导”。

“工农兵是主力军吗（嘛）！（”）他对毛主席不满，不敢说，说两个学校，先造谣说人家不好（，）然后攻击毛（主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我看邓在西藏党委内部是有影响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3、封克达1976年4月16日在地市公安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开始对运动不理解，观望、等待、怕、抵制、摸底，思想转不过弯来，谣言多，是针对毛主席、党中央，这是两个阶级搏斗的重要方面。

4、封克达1976年4月22日在宣传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郑体仁同志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有人还有包袱。名为担心国家前途，实际是对运动不满。

（二）封克达利用报纸等宣传工具制造另搞一套的反革命舆论

1、西藏日报社杨炳同志的原始记录

影印件原文

76、2、6、（宣传部）

李（文珊）向封（克达）汇报宣传报道等

封：运动要逐步展开。这次运动特别稳。教育战线多数省展开，现在到科技界，文化卫生、厂矿企事业单位回潮不少。组织师院写文章。回击修正主义东西，回击翻案风，反击回潮。

组织一批人到师院看大字报。写文章要根据西藏情况来写。文章要有对立面，抓住错误论点搞大批判，树立什么，反对什么？有不同观点的大字报登出来。使报纸在运动中发挥作用，即使有点毛病问题也不大。

2、西藏日报社党委的揭发

1976年8月，“四人帮”在我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黑参谋、窃踞我社党委常委、编辑部办公室主任职务的马逸峰，看到《辽宁日报》上登载了一篇批“论总纲”的黑文，如获至宝，大力吹捧，不遗余力地四处兜售。

“四人帮”在我区代理人封克达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叫报纸予以转载。文章排出后，不少同志提出了反对意见。封克达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又提出先在《报刊动态》上转载，以后看情况再在报纸上转载。马逸峰对封克达的黑指示心领神会，亲自下到车间动手拼版。在封克达和马逸峰的密切配合下，这篇黑文章在我社去年9月第34期《报刊动态》上全文转载了，致使流毒全区，贻害不浅。
 	中共西藏日报社委员会
1977年12月11日

这是封克达指定叫转载《辽宁日报》一篇黑文的《报刊动态》影印件

报刊动态

西藏日报编辑部办公室编

第34期

1976年9月11日（内部刊物）

毛主席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奇文共欣赏 毒草共锄之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选批

3、1976年封克达一再要区党委宣传部编印另搞一套的材料，下面是封克达4月16日给宣传部下达黑“指示”时，郑体仁同志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还要有反面的靶子。对X的（材料：）（1）从报纸摘 ；（2）各系统在北京开会，带回他的讲话；（3）把他的历史、文革前、（文革）初和后来上台（师院有X错误百例，清华二期上〔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字报选编》增刊（二）〕，不准确的可去掉，可用）。能不能把伯恩（斯坦）到勃（列日涅夫）；我们从陈独秀到林彪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辑绿（录）。正面的马、恩、列和毛主席的指示，电台已摘了，可用。最近北大批X在经济上的错误，辑（录）伯恩（斯坦）的东西，还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正面的材料学习用，反面的材料批判用，国际的东西对比用。总之，资料工作要跟上。

4、自治区体委陈善祥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揭发封克达罪行材料

1976年10月9日晚饭后，区党委宣传部向德珍召集运动办公室全体同志开会，向德珍讲：“封书记明日一早赴山南，要大家连夜加班将自治区师范学院理论学习班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稿翻印五、六十份，带往山南”，但组宣部打字室的快速油印机坏了，会上决定去师院借用他们的快速油印机。向德珍去驾驶班安排好车辆，派我去师院借用，由于师院打字室人员外出未归，未借到。返回谈明情况后，有的同志建议用手推油印机少印一点算了，但未采纳。并于（夜）11点左右派我再去师院将速印机借回。当晚很多同志加班到深夜3、4点钟才赶印完毕。
 	区体委 陈善祥
77.7.2

（三）封克达背着区党委在师范学院等单位搞试点，在全区推广另搞一套的所谓“经验”

1、自治区教育局多杰才旦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5年12月底自治区党委在自治区三所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大约是12月27号天政委作了会议总结后小组进行讨论时，封克达来我们小组会并对我说：“下一步学校教育战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辩论，各级党委都要抓个点，区党委的点就确定在师范学院，你向参加会议的各地市主管文教的书记们问一下，他们各地市的点定了没有？定了定在那里，没定，定了后告诉我们，便于了解情况”等。对于抓点问题，封克达在元月20日召集宣传部，教育局领导同志开会时，做了许多黑指示。又在76年元月23号让师范学院领导高传义同志和市委书记宋绍光同志向区党委常委汇报开展大辩论的情况。封克达在会上又作了许多黑指示，说什么点上首先要搞好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和辩论等问题，工宣队中不是没有问题，首先要他们内部搞好辩论等。封克达进一步恶狠狠地讲：必要时把周荣鑫的言论拿出来进行辩论和批判嘛！封克达规定师范学院的大辩论简报，在送区党委、宣传部时，要直接送他一份。当朝农两个毕业生来藏插队落户时，封克达亲自（自）布置让他们在师范学院作“报告”，并规定规模和声势要大，要录音，要发头板（版）头条的消息等。封克达要把师范学院作为点，他的罪恶目的，同“四人帮”直接控制清华、北大同出一辙，妄图作为篡党夺权，另搞一套，搞乱西藏，搞乱西藏教育战线的窗口。
 	多杰才旦
77年8月21日

2、自治区师范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1976年教育革命大辩论一开始，“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便杀气腾腾地把黑手伸向教育战线，擅自决定在师院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点”，妄图把西藏师院变成西藏的清华、北大。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1976年元月11日，他派教育局局长多杰才旦布置说，师院是区党委的“点”，并要尽快搞个安排意见，强调要以清华的经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搞法要具体化；辩什么问题要心中有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措施要有力。

按封克达的布置，我们搞了个安排意见初稿，由多杰才旦等，于元月13日在校召开了联席会议，作了专题研究。定“点”不到10天的时间，封克达就急于要所谓“点”的经验。元月23日，我们向封克达汇报了“点”上十来天的运动情况和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两个估计”的辩论等问题后，封克达神气十足地说：“要提高对运动的认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继续开展对17年的大辩论，有的不承认17年资产阶级统治。”还说“要掌握思想动态，在一定时间召开教育系统的经验交流会”。并要师院派学生到农村、工厂宣讲，妄图利用师院这个“点”，为其另搞一套，搞乱西藏服务。

封克达还亲自出马进行活动。1976年春节，他窜到师院，以看望上海教师为名，行煽风点火之实，亲自出题目叫“写‘反击’方面的文章”，强调“文章要有分量”。1976年8月底，他布置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指定在师院办了批判《论总纲》的“两厂一校”学习班，大造反革命舆论。

封克达背着区党委，把师院定为“点”以后，新闻单位也常来采访和组稿，在1976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西藏日报》刊登师院的报道、文章就有20余篇。有些单位也来校参观学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我院广大师生员工对“四人帮”及封克达的罪恶行径极为不满，是有抵制的。但也受到了他们造成的思想混乱，特别是什么“朝农经验”，交“白卷”的“英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冤案，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的影响和流毒，搞乱了是非界限，严重地破坏了我院的教学计划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不愿学，教师不愿教，个别学生也交起白卷来。师生关系紧张，教学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干扰和破坏了教育革命的进行。

 	西藏师范学院党的核心小组
1977年8月29日

3、在封克达的策划下，不到9个月的时间内《西藏日报》刊登师范学院另搞一套的新闻报道和文章达20多篇

下面是部分所谓批判文章和新闻报道的影印件

三、封克达积极策划去朝农、“两校”参观，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串连

臭名昭著的“朝农经验”，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黑典型，是毁灭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黑经验，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指向了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对所谓“朝农经验”视若至宝。他为了借用朝农这块石头打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违背中央不准串连的规定，采取阴谋手段，组织参观团前往朝农、清华、北大进行串连，并竭力推销他们那一套反革命黑货。封克达是怎样耍阴谋的呢？首先，1976年3月初，任荣同志明确指示：参观朝农可暂不去。可是在时过半月之后，趁任荣同志不在拉萨，封克达蒙蔽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迫不及待地下令去朝农参观，说什么“形势已经明朗化”。其次，封克达在1976年3月就把我区教育参观团去朝农、“两校”参观的事告诉了原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刘洪儒，原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生荣、吴、刘答应由两校接待参观团，并报告了迟群，也引起“四人帮”那个死党毛远新的“关心”。第三，参观团回来后，封克达不仅大肆鼓吹“经验非常好”，推广“朝农经验”“势在必行”，“就是要象朝农那样，和17年对着干”，“不仅路线，方法都要对着干”，而且在区党委常委听取参观团汇报后，他又背着常委具体策划，狂叫“不管你听不听，一定要听”，“军队也得听”，“机关、厂矿、部队各级领导是重点”，甚至煽动说“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联系“形势已经明朗化”的隐语，对组织这次参观的秘密不就找到应有的答案了吗！

（一）封克达采取阴谋手段，迫不及待地组织参观团

1、自治区教育局多杰才旦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6年3月初，在区党委宣传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陈伟同志告诉我：“任政委指示，去朝农、清华、北大参观的事，当前由于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人员少，任务重，暂可不去。”我回局后，将这个指示告诉了具体办理此事的大中专处处长潘秉善同志。

就在这个月（即）3月间，自治区党委在第三招待所召开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即将结束，约在3月20日，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陈伟同志又对我讲：“封书记说，现在形势明朗化了，参观朝农、清华、北大的人可以去了，参观方案就按原来向区党委的报告办。”
 	多杰才旦
77年2月9日

2、自治区教育局潘秉善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去年3月初的一天，多杰局长给我讲，任政委指示，当前各学校都在讲行大辩论，干部少，任务重，参观“朝农”可暂不去。我接到这个指示后，原筹备参观“朝农”的准备工作，即停止了。
 	潘秉善 1977年2月

3、区党委宣传部陈伟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积极推行“四人帮”炮制的黑典型“朝农经验”的揭发材料

76年3月20日左右，封叫我转告多杰才旦同志“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化，可以组织去朝农参观”
 	陈伟 77.5.11.

4、封克达1976年4月8日接见参观团全体人员时的讲话记录（节录）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XXX修正主义路线深入的时候，大家去参观，机会难得。

朝农是全国教育界的典型。北大、清华是这场运动的起点。

把他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教育革命经验认真学回来，带一手材料，回来后对推动我区教育革命，对促进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起到很大作用。

立场和世界观不同，对同一个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朝农等原来大家公认很好的，但XXX一上台就要整，就叫周荣鑫说话，朝农跟17年对着干，他们说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

74年我们说：我区教育革命是刚刚开始，这次到农牧区看了一下，还是刚刚开始，有所变化，但变化不大。从全区来说还不能说都深入下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和路线还没有扎根，有的迈了一步，有的方向道路问题没有解决。

苏修的干部只能从学校来，等级森严。我们西藏的干部，除一部分是从工农兵中来的外，大部分都是走老路从咸阳、林芝来。

旧的东西，在某些人身上比较顽固，弄不好有意无意就搞修正主义，走老路，我们老的缺乏自觉性，就容易复旧。朝农闯了新路，中央肯定了，我们去好好学一下，XXX一伙想否定，那是不行的。

同时，学一学沈阳和辽宁教育革命经验，如工宣队、贫管会、教育局主管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他那里教育局是工人和青年为主，我们是老的为主，他们第一把手是小学教员，第二把手是工宣队员，教育局领导教育革命生动活泼是有一套经验的。

辽宁教育革命搞得很好，毛远新同志亲自抓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是抓出了成效的。但是有人攻击、否定。

有人对清华北大造谣诬蔑，是对这场运动不满。

我们不仅要把他们过去的经验学到手，还要把XXX矛盾转化，点名以后的经验学到手。先到朝农，后到北京。北大刘洪儒，清华吴生荣那里要一套学习资料带回来，主要是要把经验学回来。

（二）参观团为何受到破格接待，在朝农、“两校”学了些什么

1、李伯秋（原辽宁省委常务书记，现已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6年5月，毛远新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西藏有人要来朝阳农学院参观，要注意好好接待一下。由于是边远兄弟省、区来的，加上毛远新有交待，我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做了议论。文教组有人建议，参观团远道来一趟不容易，是不是请他们来沈阳看看，顺便执行一下。我表示同意，确定由省委负责人出面接待，大概是由魏秉奎接待的。以后的活动我没有参与，就不了解了。
 	李伯秋 1977年8月29日

2、在朝农等地参观期间，原朝农党委书记徐明等人的讲话记录（节录）

原朝阳农学院科教组组长XXX1976年4月23日说：“XXX、周荣鑫压朝农，而西藏参观团不远万里来支持朝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原朝农党委书记徐明1976年4月25日说：“在全国军民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深入批X、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西藏教育革命代表团不远万里到我院检查指导工作，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支持，仅代表全院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3、西藏驻北京办事处党委1977年2月13日的揭发（节录）

参观团离京后，北大工宣队队长、校党委常委刘洪儒曾多次给我处打电话，打听参观团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他并提到，我们送学生进藏时，封书记给我们谈过，教育参观团来内地参观的事。他们什么时候回到北京，请你们一定告诉我，我们派车到车站接，就住在我们学校。

5月27日参观团的同志到京，住在我处。约28日晚，北大刘洪儒和清华政治部付主任姓吴的（75年负责送清华学生到过西藏）坐车来到我处，看望参观团的同志，当时，我处在场的有马汉杰、龙德义同志。刘、吴对参观团付团长XXX同志一再邀请参观团到北大、清华去住，由他们接待，说在拉萨时封副政委就谈了。

4、原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生荣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把西藏教育代表团来清华参观学习的事告诉了迟群。迟群说：“要热情接待”。
 	吴生荣
1977.3.15日

5、原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刘洪儒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还谈到最近要派一个教育代表团到朝农、清华北大去学习，我当时表示要热情接待，欢迎西藏同志到北大来。
 	刘洪儒
1977.6.30.

6、参观团团长多杰才旦的《汇报提纲》（节录）

这次学习思想上震动很大，教育很深，收获很大。

出发前同志中没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对教育革命的认识和实践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学习参观后没有一个敢说过去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是端正的。

17年坏秀了，衡量一个学校办的怎么样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对17年批的怎么样，大家恨不恨？恨的程度怎么样。

朝农确实是教育革命的红旗、典型，她的经验具有方向、路线的战略意义，具有普遍意义，各级各类学校都适应（用）。

搞教育的同志看到了教育战线上党内资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和它的活动情况，避免自己当走资派应该怎么办的大问题，所以讲这次参观学习既是个学习又是个挽救。

72年教育战线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学校这块阵地出现工人阶级“上台”到“下台”走向复辟的道路。

17年是古今中外几千年反动教育思想体系和实践即封资修的综合，这一套形成了列宁讲的教育界资产阶级偏见非常顽固。批17年批的大家对17年深痛恶绝一恨到底，才能同17年划清界线实行彻底决裂。

每个青少年都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谁掌握了这块阵地谁就掌握了青年一代，谁就掌握了未来。

朝阳县木头城子公社，那里7个朝农毕业的学生，有6个担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1个担任付书记。他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顶敢刺资本主义。

（三）封克达竭力推广“朝农经验”，流毒全区

1、封克达1976年6月25日在区党委常委和参加地书会议的同志听取多杰才旦汇报后的发言（节录）

多杰同志的汇报，对我个人来说教育启发很大。我区按朝农经验搞好教育革命，势在必行。这个经验非常好，大家听了，建议各级党委认真研究一下，地委、县委，各办事处，还有宣传部、组织部、各局也要认真研究一下。

各地回去后，开个常委扩大会，听听各地参观团同志的汇报，要议议，要很好研究研究。地委要抓点，逐步推广，取得经验，但不能过慢。

听了汇报以后，思想开了窍，震动很大，非狠抓贯彻落实才行，就是要象朝农那样，和17年对着干。

不仅路线，方法都要对着干。

2、封克达1976年6月28日召集自治区教育局负责人开会时的“指示”（节录）

拉萨地区所有单位，所有人都要听这个报告，军队也得听。

如何学习朝农经验写出个意见、方案来，党委批转一下，我是想，不管你听不听，一定要听。

第一步大力宣传，宣传要大造舆论声势，既要广泛，还要深入，先抓广泛。

首先在县以上机关、厂矿、企事业、部队、职工中，进一步整些材料，在贫下中农牧中也要宣传。

机关、厂矿、部队各级领导是重点。

在宣传的同时掌握动态，抓一些典型深入一步。

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第一书记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我们不自觉地恢复旧东西，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我们的思想也有很多旧东西，领导就没有旧东西啦，我看不见得。

区党委的思想比辽宁当然有差距。

3、自治区教育局清查小组关于《学习参观贯彻“朝农经验”等有关问题的清查报告》中“汇报宣传贯彻‘朝农经验’的措施”（节录）

区教育局成立了《朝农经验汇报小组》，任务是：组织传达工作；搞动态反映；出简报；搞单行宣传材料；每周向领导汇报一次，重大问题及时联系。

从朝农带回5个人的讲话录音带共9盘，全套复制录音的单位有：局机关、西藏民院、师范学院、林芝分院、拉萨市、区交通局、昌都地区。复制徐明和赵振邦讲话录音的单位有：那曲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

在“有求必应，无求也要送上门”的思想指导下，在区宣传部、报社总编办公室、区工农学习班、区农牧学校、公安局系统、财金局、财金学校、交通小学、师院、区拉中、局机关播放了录音讲话。

在以下会议和单位进行了汇报宣传：区宣传部和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参加地书会议的同志和各大局负责同志，教育局局机关，师院，区拉中，西藏民院林芝分院，区工农学习班，区公安局、地质局、财金局、工业局、区农牧局系统，区卫生局系统，区招生会议，区卫生会议，区计划会议，区组工会议。

举办学习班：局机关和各直属院校都层层举办学习班，规定勤杂人员也必须参加。休假和出差人员回单位后一律要补课，那怕一个人，也要单独补课听录音。工宣办还组织拉萨各学校工宣队负责人和代表参加的学习班。要求学校要做到家喻户晓。

组织有22名同志参加的6个调查组，分赴林芝分院、拉萨市、山南、日喀则、那曲、昌都等地区调查了解贯彻朝农经验，推动教育革命的情况。局机关的人员几乎被抽调一空，在西藏教育史上可称规模空前。在调查组出发前，多杰局长说：思想路线没搞对头是不准下去的。

规定参观团成员要做朝农经验的宣传员，贯彻落实的带头人，推广经验的战斗员。各成员所在的学校是推广、贯彻朝农经验的重点单位。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要各调查组向局机关未下乡的同志汇报调查情况，同志们对此很反感。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组织各调查组的同志向未听过调查情况的同志汇报，汇报的人不想谈，听的人不愿听，引起群众的气愤。

9月24日，多杰局长又派拉萨组去堆龙德庆县调查了解情况，该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对此很有意见。

四、封克达利用《宣传动态》大量兜售“四人帮”的黑货，制造反革命舆论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其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也利用把持的宣传大权，搞了许多阴谋活动，他擅自“指示”创办《宣传动态》，就是一个罪证。1975年10月封克达要原自治区政工组宣传组出一个“刊物”（后定名为《宣传动态》），并在“批示”中说：“我们应有一块阵地”。封克达要一块阵地做什么用呢？是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还是贩卖“四人帮”修正主义货色呢？从宣传部清查组的报告所提供的事实已经作出明确的回答。

1、区党委宣传部清查小组“关于《宣传动态》清查的专题报告”（节录）

75年10月10日，宣传部（原自治区政工组宣传组）写了一个关于评《水浒》的一期情况反映，封克达看过材料后，写了一个很长的所谓批示：

XX同志：

宣传组人员已大部就位。宣传、理论、文教工作也会马上展开，学理论也会向纵深发展。有些情况需及时反映，经验需及时交流；有些工作问题理论问题以及联系实际问题，还有在学习、理论、研究方面，学术方面，对历史和现实一些问题的认识方面，均会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分歧与争论……这些急需反映与交流，并可展开争鸣。这一切说明，我们应有一块阵地供大家交流、争鸣、探讨……。因此，我建议宣传（部）出一个什么材料，先搞什么类似简报形式的不定期的反映情况，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可先用打印，将来逐步发展成一个什么刊物（内部）之类。想法，供参考。

此件情况反映可作第一期，打印报常委发有关部门或个人。

敬礼
 	封克达
75.10.19日夜

随后，就根据封克达的所谓指示，宣传组研究决定出《宣传动态》。1976年元月20日到10月8日共编了27期《宣传动态》，已印发了25期，第26、27期内容已编好，因粉碎了“四人帮”，一期末印，一期印后销毁。

在印好的27期《宣传动态》中有22期是封（克达）批示要编的，在已发的25期中有21期是封克达批转印发的。封还在选用的材料上作了具体的勾画或修改，规定印发范围和机密等级等。从《宣传动态》的材料来源看，封克达批转的22期中，有15期是转发《内部参考》，有6期是转发其他内部刊物上的；有一期是转发自治区教育局的材料。

从封克达批转的22期的内容分析，推行“四人帮”违背毛主席指示，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另搞一套的5份；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5份；文艺创作写与走资派斗争的2份；所谓教育革命方面的5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1份；其它方面的4份。

总之，决定出《宣传动态》的是封克达，每期《宣传动态》的内容，绝大部分也是封克达决定的。封克达控制《宣传动态》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达到他个人“三搞一篡”，由他主宰西藏的狼子野心服务的。

 	区党委宣传部清查组
77年5月20日

2、封克达擅自批准转载鼓吹“四人帮”反动观点的文章的部分原件

3、按照封克达“批示”印发的部分《宣传动态》影印件



第四部分 封克达攻击、否定西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分裂自治区党委，妄图篡党夺权


西藏解放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几个世纪，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过去黑暗、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坚强地屹立在祖国的西南边疆。

对西藏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都给予充分肯定，百万翻身农奴感到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可是，封克达却极端仇视，肆意攻击，全盘否定。他和“四人帮”一样，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攻击、诬蔑区党委和各级党委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路线不端正”，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他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谣诬蔑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进行分裂党委的非组织活动，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区党委的领导权。

一、封克达攻击区党委“路线不端正”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几年来，特别是1974年以来，向区党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封克达对执行毛主席为西藏制定的“慎重稳进”方针，对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对怎样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各项指示等问题，都大做文章。应当指出的是：封克达直接影射攻击区党委“路线不端正”，正是在1974年10月我区粮食自给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1975年9月自治区成立10周年时华国锋同志讲话之后。封克达口口声声要“抓阶级斗争”，要“联系实际”，这是包藏祸心的，他的真意是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策略，搞乱西藏，乱中夺权。

（一）封克达一再攻击区党委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慎重稳进”方针

1、原封克达秘书陈洪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4年下半年，封克达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揭盖子，当他的这一套受到区党委的抵制和批评以后，就在下面到处散布说：“党委什么事也定不了，西藏的运动没有办法搞，我看是慎重有余，进也有点问题”。

 	陈洪富
1977年8月6日

2、封克达1975年8月27日在区党委常委研究任荣同志在自治区成立10周年干部会上讲话稿时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慎重稳进是方法，武器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不抓根本，只强调方法，有毛病。

3、荣致芳同志1975年11月2日关于封克达发言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班子整顿问题很大，整风问题认识是不一致的，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西藏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习贯（惯），有的自己有问题不敢接触，这在自治区机关问题很大。还有就是对整风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整风就是整人。再就是慎重稳进，领导思想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强调稳（，）不求进。

（二）封克达造谣、攻击区党委“只讲安定团结，不讲阶级斗争”，“搞唯生产力论”

1、封克达1976年3月26日的黑笔记

影印件原文

3月26日

74年75年讲团结多，不讲阶级斗争。就拿拉萨不正之风解决不了，就说明这个问题。抓不抓阶（级）斗（争），不等于抓了资产阶级，过去我们思想不明确不能说我们没有受到影响，去年我们提开门（整）风（，）又叫我们作检查呀！主要同志（注：指任荣同志）找我们谈话，不能说我们没有影响。

我们对XXX的东西是讲了的，是受影响的，如安定团结为纲以后只讲团结不讲斗子（争），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对X东西没有抵制，受了影响，对X影响不能低估。

不研究不好理解，对唯生产力（论）过去批过，现在不仅跟了XXX搞唯生产力论，而且至今未转过来。

2、封克达1976年7月25日在全区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我总觉得去年一段时间，只讲安定团结，不讲斗争，忽视了阶级斗争，忽视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3、区党委宣传部郝超同志1976年1月26日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1月26日上午封书记给宣传部学习班毕业会上的讲话

第一，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安定团结，在马列、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目前现象团结、团结、团结。

安定、安定、安定。

（三）封克达诬蔑区党委按中央指示办事是“对抗中央”

1、原封克达秘书陈洪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4年5月，封克达从内地返藏到昌都后，看到了任荣同志4月份在自治区（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对讲话中“我们坚决按中央指示办”这句话，他大发议论说：“按中央指示办，结合我们实际到底怎么办呀？对中央的指示不研究，不结合实际，照文传达，这是对抗中央的最好办法。我们没有经验，又不学习外省的经验，运动怎么搞呀。”还说，有的人文化大革命没有被打倒，有可能这次被打倒。
 	陈洪富
1977年8月7日

2、封克达1975年11月14日在区党委常委讨论一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总结时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关键是没有联系西藏的实际。中央文件再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结合实际，不研究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对抗。

3、封克达1976年1月23日在自治区工业局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节录）

有的同志讲我们听中央的，中央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话一听对呀，道理是无可非议的呀。

你研究上级指示，不联系你的实际情况来采取措施来解决，光是照本宣读我传达了，我布置了，我都读了，都念了，最后怎么样，还是没落实。这是你反对上级指示最妙的办法。我们联系实际，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四）封克达一再与中央对西藏工作的评价唱反调

1、封克达1974年9月在笔记本上写的发言提纲

影印件原文

我想补充几点意见

我认为对形势看法应该有一个正确看法：即要从实际出发，既不扩太（大），又不缩小，实事求是。

一看主流，看方向路线……该肯定就肯定，不行否定也从实际出发，不是我们个人一箱（相）情愿，比如西藏这几年来一直到现在到底方（向）、路（线）对否？形势好不好应弄清，缺（点）（成）积（绩）问题是什么性质的，再即，一定要正视问题，谈了问题并不能否定大好，不谈问题如不好也不能不准人家讲而成了大好，从西藏历史上也出过这类事，这应是一个教训。

2、自治区教育局多杰才旦1975年9月26日关于封克达讲话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26／9（9月26日）区党委会议汇报会上

封：上次已讲，再重复一下

1、对全区党政军民进行一次实际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端正思（想）政（治）路线

3、封克达在区党委常委听汇报后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二级站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侵（浸）透了我们共产党内部，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向我们进攻的表现。这和我们自治区党的领导抓路线，抓工作有关系的。

二、封克达攻击、否定西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在1975年12月，曾恶狠狠地攻击西藏路线不正确，粮食打1000斤也是为地主，资本家打的。迟群的这些黑话，完全是针对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粮食自给给予的鼓励的，也是直接攻击华国锋同志在自治区成立10周年时的讲话的。封克达也大放厥词，对西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恶毒攻击，全盘否定。他诬蔑“西藏的人民公社是挂牌子”，粮食自给是“一俊遮百丑”，工业是“吹牛”，“文教战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在流”，“17年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云云。他把西藏解放以来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描绘成是“刚抬起脚”。在封克达眼里，西藏简直是漆黑一团。这充分暴露了他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狰狞面目。

（一）封克达攻击西藏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个刚抬起脚”

下面是自治区教育局多杰才旦1975年10月9日在区政工系统汇报会上关于封克达讲话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中央华（副总理）对西藏评价很高，很多讲法，“翻天覆地变化”，“划时代变化，伟大成绩，人类（罕）见的奇迹，对解放军（立下了）不可朽的功勋，崇高威信”，成绩很肯定，真正是盛名之下其势（实）难付，农叶（业）很多工作要做，基础薄，与内地集体所有制差距很大，尚有许多（地方）民（主）改（革）时不彻底，尚得（待）作，差距很大，各方面有长距（离）发展（，）但非常差，如（无）论那方面只是个刚抬起脚（，）算不算迈第一步（？）

（二）封克达恶毒攻击我区粮食自给与生产资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封克达攻击我区粮食自给是“一俊遮百丑”

拉萨市委赵云堂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为了篡夺西藏的党政大权，大肆攻击和否定西藏的大好形势，制造混乱，妄图乱中夺权。

1974年西藏粮食自给，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鼓厉（励）。封克达在1975年7月初，区党委贯彻中央13号文件时，别有用心地说：“我们西藏不要一俊遮百丑呀”。（市委罗铭同志1975年7月4日传达封克达的讲话）恶毒诬蔑西藏粮食自给是一俊遮百丑。
 	拉萨市赵云堂
77.7.6

拉萨市委罗铭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经查我1975年笔记本，在1975年7月3日区党委召集自治区直属机关及拉萨市汇报关于贯彻中央13号文件的情况会议。陈明义同志主持会，有区交通、公安、商业等8个单位作了汇报，之后高圣轩同志作了系统的发言，继高发言之后封克达也发了言，就在这次发言中封克达说“不要一俊遮百丑，文件中指出的很多问题我们西藏是存在的。”我于7月4日向市委传达了以上讲话，赵云堂同志的记录是确实的。

 	罗铭
1977年8月10日

2、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区于1975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胜利地完成了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和城镇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实现了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但是，封克达却恶毒攻击我区人民公社是“挂牌子”，手工业组织起来“也是形式”。

郭锡兰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是在1976年初春，区党委、区革委负责同志接见内地来藏工作的大学生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会上讲话中讲“西藏的人民公社是挂牌子”。他是讲到西藏阶级斗争复杂情况时讲了这句话，此后不久，接见别一批来藏工作的大学生时又讲过一次。
 	郭锡兰
1977年11月27日

下面是新华社西藏分社李惠民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6年3月的一天，区党委讨论分社写的《西藏基本实现城乡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稿，封克达极力反对发这篇稿子。他说：“西藏没有完成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些社队把手工业组织起来了，也是形式，他们照样走资本主义道路。”
 	新华社西藏分社
李惠民
1977年5月6日

（三）封克达恣意攻击我区工业、财经战线的工作

在旧西藏，近代工业是一张白纸，手工业也十分落后，连一颗螺丝钉、一根火柴都不能生产。解放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兄弟省的大力支援下，我区工业建设迅速发展，现在，全区有电力、煤炭、化工、机械、建材、汽车修配、森林、毛纺、造纸、印刷、制革、食品加工等中小型厂矿企业260多个。对此封克达也别有用心的进行攻击。

1、原封克达秘书陈洪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对西藏工业，曾多次讲方向路线问题没有解决，说什么，工厂是管建，不管生产，不搞配套，工厂还没有建好就先吹牛，看不起地方工业，更看不起手工业。还多次对报社、电台的领导同志讲，以后对工业方面的报道要慎重，不要吹，影射攻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
 	陈洪富
1977年5月10日

2、自治区教育局多杰才旦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揭发材料

74年10月召开全区大专院校座谈会时，在正式开会时封克达作会议开法的指示说（：）“我们开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像（象）有的会似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如计划会议不以阶级斗争纲开成吵架的会，谁吵的劲大，就拍拍肩膀多给一点，谁吵的劲不大就少给，像（象）商人做生易（意）似的等。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还有一些一般工作人员。当时王静之同志同我坐的很近，轻声的说（：）“说的太过分了吧！”会后我们有的同志之间议论，计划会议是郭锡兰同志主持的，你们都是区党委常委，有什么意见不在常委会上谈，在这里谈很不好，会起什么作用等。
 	多杰才旦
77年4月7日

（四）封克达攻击、否定我区文教战线的成就

解放后，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区文教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全区有10个专业文艺宣传队，1千多个群众业余文艺宣传队，全区有近半数的公社建起了文化室，电影队不断发展壮大，正在逐步占领农村、牧区的思想文化阵地。我区教育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迅速发展，现在全区有小学6千多所，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57所，高等院校3所，还有工人业余大学、业余技校。一支以藏族为主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知识的建设人才。但是封克达完全操着“四人帮”的腔调，把我区文教战线说得一无是处。

1、1975年12月16日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组织几个人把西藏的问题作些收集、调研，重点是文教部门，但各方面都有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比较普遍。最重要的是两个估计，一个估计是17年以来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二是知识分子的改造接受不了。工人阶级管理学校抵触很大

2、自治区文化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秉承其主子的旨意，竭力贩卖“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黑货，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西藏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他在75年2月全区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我区文艺战线在过去17年中与内地一样，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完全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是封克达积极追随“四人帮”射向无产阶级的一支毒箭，真是反动透顶。
 	中共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核心小组
1977年11月28日

3、1974年12月，封克达在自治区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节录）

要清醒地看到我区教育革命仅仅是刚刚开始。修正主义、封建主义仍然是我区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危险。我加了个封建主义，我们有封建领主、反动活佛喇嘛呀！不加了就不对，加了修正主义。封建喇嘛在西藏教育搞名堂，也是教育战线，特别是农牧区主要危险。

4、自治区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封克达在内地周游了一年多之后，1974年6月回到西藏。下车伊始，就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攻击、否定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大好形势，对教育战线更是诬蔑得漆黑一团。

1974年8月2日，封克达对国务院原科教组派来的“调查学习组”说：“对‘两个估计’还未很好落实，有些知识分子抵触很大，教育战线回潮表现批得很不够。教育机构很不健全，有的地方甚至教育无人过问，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师队伍，很多地方喇嘛领代把持。”

其后，他耍尽阴谋炮制了一个盗用文教局核心组名义向地（市）、县委发的《通知》，妄图利用“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搞乱西藏。在这个《通知》中，他臆造西藏教育战线“存在坏人专了学生的政，封建农奴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接着，封克达对全区第二次教育工作会议进行了疯狂的干扰破坏。1974年12月19日封在这个会议开幕时说：“就我区教育革命讲应当说还仅仅是开始”，“学校领导权还不在我们手里”；不承认“关于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是近几年来教育战线出现倒退的重要思想根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区不是什么回潮问题，而是远远没有批深批透。”12月24日，会议结束前夕，封克达又背着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做了长达6小时的讲话，大肆攻击我区“教育革命才开始，可以说是刚刚迈步。”“修正主义不是回潮，而是没有批。”“这在教育界也好，其他界也好，还是不少的。”狂叫：“教育阵地的领导权还不在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有的是参叛分子掌握了学校权，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反动喇嘛”，“两个阶级争夺教育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仍然是我们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并胡诌“封建主义仍然是我区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他叫嚷，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各级党委首先是区党委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抓得不紧。”道出了他攻击区党委、妄图夺权的野心。

 	自治区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
1977年8月15日

（五）封克达攻击、否定我区卫生战线的成就

旧西藏，没有一所为劳动人民看病的医院，农村、牧区缺医少药尤为严重，巫医、神汉趁机敲诈勒索，残害人民。解放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我区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现在县有医院，区有卫生所，多数公社有卫生室，赤脚医生遍及农村、牧场，对广大农牧民群众实行免费医疗。但是，封克达大肆兜售“四人帮”的黑货，肆无忌惮地攻击我区卫生工作，诬蔑广大医务人员，矢口否定我区卫生战线发生的深刻变化。

1、1975年12月16日封克达在区党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卫生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有没有表现？卫生局说找不出来。批判了的东西，一个一个地又恢复了，对新生事物一个一个地否定，但口头上都还是承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实质上，在客观上达到了抵制作用。

2、自治区卫生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在我区的代理人封克达，为了篡党夺权，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疯狂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1974年12月至1976年10月，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多次诬蔑、攻击我区卫生工作的“路线不端正”，妄图全盘否定我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卫生战线上的巨大成就。大肆叫嚣什么：“卫生战线的方向路线问题没有真正解决”，“首先要把路线问题搞端正，路线不端正，具体工作做得再多也等于零。”在1975年8月份一次会上说：“卫生战线17年基本上同教育上一样，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更不能容忍是的，封克达在1975年11月初全区卫生工作会议期间，背着区党委，撇开卫生局党的核心小组，私自召开部分代表座谈会，不准大会秘书组的同志参加，并将自治区卫生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当众逐出了会场，来搜集他向党进攻，否定卫生工作的炮弹。他说：“现在你能说路线是正确的，我看不一定吧。”1976年7、8月间，封克达又多次说：“卫生战线的最大问题是方向路线问题解决得如何？17年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影响是比较深的，没有肃清。”大讲“批17年的黑线，解决卫生战线谁领导谁的问题。”

封克达还诬蔑卫生系统的广大干部和医务人员，“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干劲越大越走到资本主义”，“服务方向没有解决”，“医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卫生院校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医学影响，在学校受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毒害，到卫生界后又受西洋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受熏陶，传统的反动观念，儒家思想在我们思想上是有一定位置的”，“将来要掺沙子”。又说“你们羞羞答答，不敢承认17年是修正主义统治。”他还造谣说：“有些人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估计不适合西藏情况，说我们西藏特殊，那么我要和你们唱对台戏”，“我和同志们唱反调”。“我听你们对两个估计不适用卫生部门，我听了很生气！”“有些领导班子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主要阻力来自党内资产阶级的干扰”。封克达还要在组织上对卫生系统大动手术，他背着区党委三令五申地要卫生局成立革委会，“要大胆提拔青年干部”，“不要保守”，“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姜惠莲不就是从护士一下子提上来当副部长的”，“把赤脚医生弄上一点来，一下子当副局长不行，可以先参加革委会。”“中央卫生部都成立了嘛，中央有中央的考虑”。封克达还篡改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他提出“卫生系统要充实加强革委会，实行老中青，工、农、青、妇相结合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调查研究解决”。由于封克达散布的种种谬论，诬蔑卫生工作的路线不端正，极大地挫伤了卫生战线广大干部和医药卫生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封克达对卫生系统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他借否定卫生工作，妄图从一个战线上打开缺口，达到全盘否定西藏整个路线，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西藏的伟大胜利，达到他篡夺西藏的党政军大权的罪恶目的。

中共西藏自治区卫生局核心组

1977年11月26日

三、封克达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攻击、诬蔑区党委领导同志，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封克达和“四人帮”一样，完全违背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在党内搞分裂，放暗箭，大耍两面派手法。他擅自改变区党委集体讨论作出的决定，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他对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攻击诬陷，诬蔑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从“权威面子私情出发”，“形成一个体系了”。他把自己分管的部门看作独立王国，狂妄地声称“叫我管的事，别人不要插手”；相反，不属他分管的部门和工作，他却到处伸手、抓权。1976年初，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患病回内地后，封克达认为他上台的时机已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竟然当面向在藏主持工作的天宝同志提出“西藏由我们来干”，公开要权。这正是封克达肮脏的灵魂和狂妄的野心的自供！

（一）封克达挑拨离间，制造分裂

1、原封克达秘书陈洪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对区党委其它（他）领导同志经常散布不满。他的手法是一方面拉，一方面攻。比如，对区党委X书记主要就是拉（也有攻），在会议上，什么请X书记指示呀，请X书记定呀，等等！好象很尊重的样子。而在下面又对着一些同志说，这个人是个少数民族干部，多说点好话，问题就好办。

对区党委分管财金的书记，他就采取攻，经常对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散布说，我们又不管钱，没有权，又是后来的，没有什么人事关系，说了话没人听，我们办事可难了。我支持你们，我可以在党委给你们说话，给你们大喊大叫，但是不一定解决问题。挑拨一些部门负责同志对分管财金工作的书记不满。对其它（他）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是这样，凡是自己不满意的，就在下面散布，甚至出难题，搞得无法工作。

 	陈洪富
1977年5月10日

2、区党委组织部李本善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4年7、8月，区党委一次常委会讨论批林批孔时，我发了言。此后又一次常委会散会后，在4号楼2楼走道里，封克达对我说，“政委说了，对你前次发言很不满意”，并说，“你要打倒任政委”。这是封克达造谣、拉拢、挑拨，并恶意攻击任荣同志。
 	李本善
1977.6.1

3、自治区教育局李笑星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派驻警卫部队（问题），我曾向封克达口头汇报过，封说：“你们向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写个报告”。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于1975年10月14日写出书面报告分呈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因要求派驻警卫部队太多，区党委没有同意报告中所要求的派驻那么多警卫部队。封克达在传达区党委的这一批示时，别有用心地说：“你们向上反映！”这是封克达煽动电台告区党委的状。电台党委没有写这个“向上反映”的报告。过了几天，我到封克达处汇报某附属工程时，他做贼心虚地说：“那个向上反映的报告，没写的话，就不要写了。”
 	李笑星
1977年5月20日

4、西藏日报社李文珊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今年2月某日晚上，我从新华分社回来去到办公室，杨炳同志对我说：封克达来找你，没有找到。他叫我转告你，宣传部大批判组写的那篇关于稳定发展（注：应为“慎重稳进”）的文章最好不要登报，因为他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封克达还说，这篇文章是张再旺同志组织的，而且坚持要发，但实际上发了不会有什么好处。他的意见是请你给（任）政委说说，最好不要发，但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封克达是在看了我们的送审稿小样之后说这番话的，但在退回的小样上又什么都不写。他有意见不直接找政委去谈，却煞费苦心绕那么大弯子想让我们去反映，这都说明他心里有鬼。
 	李文珊
1977年9月8日

（二）封克达造谣诽谤、攻击诬蔑区党委领导同志

1、封克达1974年7月15日的反动日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

我发现他们就是这样的，对我的意见狠（恨）的（得）要命。另外我感觉触犯了他们威严，他们就火了，不管你原则上对不对（，）提这些意见怎么样，从自己权威面子私情出发。

对造反派看法，青年人看法（，）他们对我意见也是非常反感的。

对新生事物的意见也反感。

2、封克达1974年12月10日的反动日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

与任（指任荣同志）（相）处这一段看，正如小X讲的，有点反（翻）脸不认人。这次回来我看出了他不少问题。

现在形势好了，他更是这样了。

我们讲的对了他也不愿意听，很多事情证明。

注：封克达在12月10日写这段日记的同时，又给任荣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如你现在这样子，长期一下（原文如此）、我是忍不住的”，“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但是这封信当时未送出。中央“5·3”批示后，在清理封克达的材料时发现了此信。

3、1974年6月，封克达从内地经昌都回到拉萨后，竭力鼓吹“联系实际”，“揭盖子”，并要以给昌都复电的形式，把他追随“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作法在全区推行。封克达的这种错误作法遭到有关部门的抵制后，他很不满意，7月21日的这段反动日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日记中恶毒攻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形成一个体系了”。

影印件原文

（联系到了任〔指任荣同志〕、谭〔任荣同志秘书谭维民同志〕怕提揭〔，〕看来形成一个体系了）这班子人马怎能出好主意（前几天张〔指张再旺同志〕给我讲，他们都是按昌都这个办法办的，你不在家你不了解，材料未送给你看〔。〕过几天就不同意昌都这个办法了）事实上在6月20日前（或中旬前）并未强调联系实际。看来这个体系很深。

4、封克达1977年1月31日的反动日记（节录）

影印件原文

是有这样的人：“可以同患难，不能同胜利”，这种人甚为危险，本来72年已看出，74年已明确惜手，情感不易一下斩断，故仍受其骗，上其当，教训极为深刻，应深深记取。

5、区党委组织部李本善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5年秋一天晚上，10时左右，封克达来我住处（拉萨市委院内）在谈话中，封克达说，“杨书记改了自己的档案”。今年4月一天常委会结束时，我将此事向杨书记作了回（汇）报，杨书记说，“我根本没有接触过自己的档案。”这是封克达对反对他的杨东生同志进行造谣污（诬）蔑打击陷害。
 	李本善
1977.6.1

6、区党委组织部王有栋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封克达诽谤诬蔑郭锡兰同志

1975（4）年秋有一次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等有关问题。当时全区正在抗旱，在研究时郭锡兰同志提出大家要下去，不能只坐在家里学习。当时会上对如何安排的争论较大，封的意见未得到大家的同意。第二天封克达到政工组会议室（政工组开会人还未到）说：郭锡兰又犯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毛病，只强调生产，不讲路线，不问政治，他现在经常发脾气。
 	王有栋
1977.8.16

7、区党委组织部李本善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6年11月一天，封克达在我住处说，“任政委带热地书记下乡，听一些口的情况汇报，是让热地书记了解面上情况，是培养接班人”。今年春节后一天早饭后在我住处，封克达说：“热地跟任政委跑。”封克达不仅攻击和反对任荣同志，也攻击和反对热地同志。
 	李本善
1977.6.1

（三）封克达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自己凌驾于区党委之上

1、陈卓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封克达怀有个人野心，凌驾于党委之上横行霸道的事例是很多的，我讲一例。1976年大概6月，在讨论知青口粮问题上大闹常委会之后，知青办的同志按常委讨论的最后意见起草对拉萨市委关于知青口粮请示批复国家按每月38斤供应，个别确实不足的由生产队予以补助。这个批复写好并交付印发，封克达突然打电话找我，我没在，他告诉值班的，转告我给他打电话，第二天我打电话问他什么事，封克达讲关于知青口粮的批复还要改，改为生产队不能补助，由国家补助，原则上规定补助到45斤，他并把中央30号文件送给我看，我当时说常委已订（定）了，再变动还得讨论，封克达有点不耐烦，我告知青办把交付打印的批复取回，看来看去改不的（得），没法下笔，托（拖）了几天我又征求知青办同志的意见，都说不好改，心里想任政委不在托（拖）他一段待任政委回来再说，这期间区粮食局按38斤供应下了个通知。事情很清楚，封克达在常委会上的错误意见被否定，下来还在捣鬼，不按他的意见什么事也办不成。
 	陈卓
1977年9月13日

2、区党委办公厅的揭发

1975年7月，区党委在一份电报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风”。昌都地委接通知后，感到根据当时情况全面进行开门整风有些问题，便向正在昌都检查工作的任荣同志进行了反映。任荣同志由昌都返拉萨后，与陈明义、天宝两位书记交换了意见，指示当时的区党委办公室起草了一个电报，经7月18日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因这天封克达和另一个书记到澎波农场去了，未参加会议，他们回来后，区党委办公室即将上述电报送去审签，他们不同意发，并扣压了电报，至今未退办公厅。经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常委集体讨论通过同意签发的电报，因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封克达竟然无理擅自扣压，不准下发，可见其飞扬跋扈到了何种程度。

 	区党委办公厅
1977年12月12日

3、在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因扣发电报问题批评封克达后，1975年10月21日他又继续攻击区党委，下面是严发开同志的原始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封：正（整）顿领导班子，有的有阻力，特别是对开门正（整）风，这个认识还不一致，不一致就是阻力，光看到好的形势一面，对存在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认识不足，特别对开门正（整）风，认识不足，第二是怕乱，认为现在形势不错，怕搞乱了，对群众的觉悟和当前的形势认识不足因怕乱而不继续前进。

阻力不能低估，区党委的认识逐渐统一了，但在具体问题（上）也不一定一致，思想认识也不一定跟上中央的要求，但这一级认识也不一致，有阻力。所以对正（整）风的认识目的要求要解决，我们思想上是守业还是创业，是安于现状还是继续前进，这个问题要解决。

4、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的揭发

1976年4月，经区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批转自治区团委关于在青少年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斗争的请示报告（即藏党发〔1976〕19号文件）。文件经我们修改后呈秘书长宋子元同志审定。根据宋秘书长的批示，办文件的同志抄清后送常委审阅。传阅过程中，封克达亲笔增加了1千多字，主要是散布“四人帮”鼓吹的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纲领，疯狂地诬陷和打击邓小平同志。当时我们感觉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封克达目无党的组织原则，把个人凌驾于区党委之上。文件已经于5月5日由当时在家主持区党委工作的天宝书记签发，但封克达又将文件要去，并且不经天书记同意，把已批发的文件又于5月5日批给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审阅”，并且说什么觉着这个材料“与当前运动联得不紧”，“改了一点，加了一点……，还嫌不足”，要他们“审阅”“定稿后”“再付印”。在封克达看来，天宝书记批准定稿的文件根本不算数，还要重新“审阅”“定稿”，这在党的组织原则上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封克达妄图篡夺区党委领导大权的狼子野心。
 	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
1977年12月2日

下面是封克达对天宝同志签发后的区党委文件任意删改并批给部门负责人“审阅”、“定稿”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团委这个材料我又看了一遍，觉着与当前运动联的（得）不紧，我改了一点，加了一点，看了一下，还嫌不足，送你再审阅一下，定稿后，抄清再付印。

敬礼
 	封克达
76.5.5.拉.

5、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的揭发

1976年6、7月份，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伊朗公主阿什拉芙先后来西藏访问。封克达任接待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接待工作，他飞扬跋扈，滥用职权，目无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在举行欢迎尼泊尔国王的宴会时，任政委指示对出席宴会的名单做一些修改，封克达极为不满，并说：“别管他，还按我们的排，适当增加些。”宴会之前，任政委发现某些席位安排不恰当，调整了几个位子，封克达知道后，怒冲冲地说：“我不管啦！”他还狂妄地声称：“叫我管的事，别人不要插手。”封克达在接待总结上又亲笔加上一段话：“第一次宴会，内部参加人员名单决定得过晚，致使工作人员过度紧张”，别有用心地影射攻击任政委。1976年7月29日我们为伊朗公主阿什拉芙访藏举行了文艺晚会，在陪同和演员见面的人员问题上，封克达拒不执行任政委的指示。

此外，在对外活动中，封还乘机抬高自己，排挤、贬低别人。接待尼泊尔国王结束后，封擅自决定酬劳参加接待工作的全体人员，举行会餐，封还向大家祝酒，表示对工作人员的关心，拢络人心，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严重违反了中央关于内部不得请客、送礼的规定。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外事办公室
1977年9月17日

（四）封克达抓权、抢权，野心勃勃

1、区党委组织部郝殿士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5年12月份，区党委在三所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于26日在三所二号院开常委会，研究体制和地专级干部任免问题，政工组由我和高尚清同志参加。

常委会结束前，封克达提出：今后常委讨论干部时谁参加？（指办公厅和组织部门）由谁作记录？现在研究干部未通知前就能（捅）出去了。组织部长参加，分管干部（工作）的同志参加，组织部建立记录本，专人记，专人管理，设专柜，不能虽（随）便让人看记录。

常委会结束后，我让高尚清同志将封的所谓指示，向有关同志传达，研究如何执行问题。

地（市）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即休假了，什么时候执行的，我就不清楚了。

 	郝殿士
1977.6.3.

注：从此开始，就不让区党委办公厅参加常委讨论干部的会议了，连区党委秘书长也不许参加。

2、区党委审查干部办公室陈德初、陈曼丽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在西藏的积极追随者封克达大权独揽排挤杨书记。区党委1971年29号文件关于成立审干机构的指示中“由杨东生、封克达、陈卓……组成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审查干部领导小组”。由此可见，杨东生同志是当然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而封克达在有杨东生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会上，把自己排列在杨之上，主持会议，个人决定问题，安排工作（，）从不把杨东生同志放在眼里。
 	陈德初、陈曼丽
1977年6月10日

3、天宝同志谈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去年3月，任政委去北京住院治病去了，一天晚上，老郭（即郭锡兰同志）来我家里，谈完事后，我叫刘秘书去叫封也来玩，在闲谈中，封克达说：任政委病了，我看回不来了，你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将来可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去工作，在西藏挂个名，给我们出出点子，指示指示，西藏由我们来干。任政委6月初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把以上情况告诉了任政委。

4、新华社西藏分社周鸿书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1975年5月底，我从新华总社开会回来，找任政委的秘书谭维民同志，联系向区党委汇报的问题。谭秘书请示（任）政委后，即同封克达商量听取汇报的时间。封克达认为自己是宣传工作的主管书记，分社没有直接向他请示而大为不满，说：“咱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管不了人家新华社。”

新华分社历来受（新华总社、人民日报和）地方党委书记处或常委会的（双重）领导，分社有重大问题向区党委汇报，请示第一书记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是无可非议的。野心勃勃的封克达，借机大发牢骚，讽刺任荣同志，充分暴露了他因为没有当上“中委”而不满。

 	周鸿书
1977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陕西汇报会议纪要》的批示
1978.08.10; 中发【1978】46号



中共陕西省委：

经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最近在北京召开的陕西汇报会议，采取整风的方法，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总结了前一段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运动的经验教训，套料了今后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和尽快把陕西各项工作、特别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这是一次整风会、团结会、鼓劲会，是抓纲治陕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央批准《陕西汇报会议纪要》，望坚决贯彻执行。

陕西省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对刘少奇、特别好似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因此，建国二十八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西的各条战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粉碎“四人帮”以来，陕西形势总的是好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当揭批“四人帮”运动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第三战役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讲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不清，顾虑较多，领导不力，致使陕西形势的发展比较缓慢。

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中央决定：任命王任重同志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免除吴桂贤同志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和委员的职务；调肖纯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而后另行分配工作。

李瑞山同志在陕西十多年的领导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是一个好同志，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有的还是严重的。他的错误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和胡炜是根本不同的。

中央希望，经过加强和调整后的陕西省委团结一致，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切实加强对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陕西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揭批胡炜在陕西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坚决拨乱反正，彻底肃清流毒，把他们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是非一一纠正过来。要抓纲带目，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胜利，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前进。

应该指出，十多年来，陕西省和省领导班子中的阶级斗争各路线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在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的时候：首先要充分揭露矛盾，检查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对每一个重大问题，都应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结论。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是毛主席、党中央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又地处全国大三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陕西、特别是对老根据地的革命和建设，十分关怀，非常重视，曾经做过许多重要指示。陕西省委主要领导全省党政军民，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努力把陕西的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各项工作搞上去，把当前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把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

请同志们想一想：过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封锁，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尚且能够依靠“自己动手”，做到“丰衣足食”，把陕北建设成全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现在，我们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粉碎“四人帮”，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陕西还有那么好的党，那么好的干部，那么好的人民，那么好的军队；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把陕西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尽快地搞上去呢？！为了迅速解决哈哈哦这个问题，陕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都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区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请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同陕西省委会商有效措施，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和照顾。

中央相信，只要陕西省党政军民团结一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领导带头，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陕西省就一定能够取得抓纲治陕、大见成效的目标，一定能够尽快地把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

陕西汇报会议纪要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陕西、特别是对老根据地的革命、建设和人民生活非常关心，自党的十一大以来，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今年七月间，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检查贯彻执行这些重要指示的情况，研究解决当前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会议中，由于牵涉到多年来省委内部的路线是非问题，情况比较复杂，认识不尽一致，经请示中央批准，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九日这次会议的，有兰州军区的韩先楚同志和陕西省委常委会的十三位同志。会议临近结束时，王任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受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李先念副主席，纪登奎、韦国清、乌兰夫和胡耀邦同志，自始至终主持和指导了这次会议。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会同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采取整风的方法，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经过批评而后自我批评，在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革命团结。同时，还着重讨论了今后如何深入开展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加快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团结问题。

会议结束前，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了到会同志，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使到会同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的鼓舞。一致认为，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就是这次会议最好的总结，也是今后做好陕西工作的指针，我们一定要坚持贯彻执行。


一、 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一年零十个月来，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陕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军队指战员的共同努力，陕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由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四人帮”在陕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基本粉碎。抓纲治陕初见成效，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当揭批“四人帮”运动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第三战役，需要紧密联系陕西实际，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不清，顾虑较多，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致使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使揭批“四人帮”运动发展缓慢，斗争深入不下去，各项工作起色不大。

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省委必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尽快变被动为主动。关键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紧急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深入揭批胡炜在陕西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把他们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一脉相承，直接或间接地把他们的黑手伸进了陕西，严重干扰破坏了陕西的革命和建设，流毒很深，危害极大。曾经在陕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很大权利达七年之久的胡炜，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给陕西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他玩弄两面手法，骗取党的信任，终于投靠了“四人帮”。对胡炜在陕西犯下的种种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胡炜调离陕西后，他不仅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临别赠言”，而且继续向陕西兜售“四人帮”的黑货，干扰陕西的工作。周茂芹通知在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犯了严重错误，应当继续揭发批判。

李瑞山同志及省委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困难复杂的处境下，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他们对陕西的严重干扰破坏是不满的，有的问题抵制了，有的问题拖过去了，有些问题则屈从了。李瑞山同志在这次会上检查说，自己“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不少错事，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到会同志一致欢迎李瑞山同志的检查，认为瑞山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和胡炜是根本不同的。

为了把陕西省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次会议之后，首先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认真传达这次汇报会议的精神，认真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整风的精神，进一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检查总结前一段运动的情况和问题，制定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计划和措施，迅速地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军队指战员中去。各级党委领导同志要深入下去，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击集中目标，抓住要害，带头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深入揭批胡炜在陕西积极推行他们那条反动路线的罪行，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斗争。在斗争中做到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大局，拨乱反正，发展大好形势。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斗争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揭发批判，搞清问题；又要教育帮助，允许改正错误。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持慎重态度，要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每个犯错误同志的功过。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排除一切干扰和阻力，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纠缠历史旧账。

在斗争中要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推翻；正确的一定要坚持，不能一风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


二、 一定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农业发展的速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陕西省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逐步向前发展的。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变，工业也有较大增长。但是，总的看来，陕西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革命老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中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群总生活还很困难。

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从省委的工作来检查，也存在着没有很好的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对农村工作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措施不力等问题。

加快陕西农业发展的速度，最根本的仍然是要以揭批“四人帮”斗争为纲，加强领导，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进一步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定要把抓好农业防灾国民经济建设的首位。省委和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以主要精力去抓农业。要不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首先，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贯彻中央批转湖南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农历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的三十七号文件，和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四十二号文件，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当前要突出地抓好两条：一是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一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保证增产增收，分配兑现。同时，要注意妥善安排好老、弱、孤、寡及其他有特殊困难的社员的生活。要以中央【1978】42号文件为武器，坚决纠正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作风，坚决纠正不调查研究，瞎指挥，“一刀切”，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等不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关心人民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要因地制宜，搞好规划。通过深入调查，摸清情况，进一步研究掌握陕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关中、陕南、陕北的不同特点，遵循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要求，确定农业生产的具体方针，明确主攻方向，修订和制定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农业发展规划，实行分类指导。重点要抓好陕北、陕南老根据地和关中商品粮基地的建设。要把长远和当前结合起来，狠抓关键措施，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重点抓好改土、治水、肥料、种子和机械。还要积极整顿和发展社队企业。到一九八零年，一定要是全省的农、蔺、牧、副、渔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初步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

要发扬延安精神，树雄心，立壮志。为了迅速把农业搞上去，必须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延安精神的再教育，把任务、政策交给群众，把困难讲清楚，开展群众性的大讨论，总结过去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要组织各行业大力支援农业，特别是要尽快地建立起支援农业的农业体系，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共同努力，作出贡献。

在大力抓好农业的同时，要努力办好工业、科技、财贸、文教卫生；还要搞好城市工作，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关心职工生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陕西国民经济搞上去。


三、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增强革命团结


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是要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是要搞好省委领导班子的建设。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具体分析各级领导班子的现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特别要选配好一、二把手。要切实改变一些地方干部政策不落实的状况。对应当安排工作的老干部要尽快安排，安排不当的要予调整，充分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搞好传帮带。要大胆提拔和使用中年干部，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把政治上经过一定考验的，工作上有干劲和经过一定锻炼的，思想、品质、作风群众公认是好的同志，把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同志，逐步地安排和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中共中央通知
1977.08.29；中发[1977]31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

任命韦国清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发出

共印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关于坚决贯彻中央和军委首长指示精神深入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情况的报告(讨论稿)
1978.08.30


华主席、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


中央军委批准总参关于“三查三整”运动下一步安排的请示后，八月二十日，总参党委常委再次召开处(师)以上干部大会，深入进行动员。杨勇同志在动员讲话中，首先传达了邓付主席的指示，并分析了运动的形势，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强调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把林彪、“四人邦”捆在一起揭批，对总参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漏掉的、没有查清的问题，要一起查清，把总参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切实搞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连日来，各部局召开了党委会或常委会，进行认真地学习讨论，分析运动形势，调整运动部署，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向全体干部进行了再动员。总的看，大家情绪高涨，思想比较活跃。一致认为邓付主席的批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完全符合总参的实际，切中了总参问题的要害，听了之后，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午，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一些同志说，邓付主席对总参的情况很了解，每当运动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邓付主席就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邓付主席亲自抓总参的运动，使我们增强了信心。对杨勇同志的动员讲话，普遍反映比较好，认为指导思想明确，政策界限清楚，联系实际，重点突出，体现了总参常委贯彻邓付主席批示的决心，反映了运动的客观要求，符合广大群众的心愿。一些同志说，杨付总长的动员讲话，点出了总参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需要搞清的主要问题，号召大家从总参领导揭起，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是非分明，战斗性强，真正起到了动员的作用。

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和问题。二部有的同志反映，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怎么看待？有些是毛主席讲了话的，是上了中央文件的，现在摆出来好不好，怕有损毛主席的旗帜。动员部有的同志提出，杨付总长动员讲话中提出“揭发林彪、‘四人邦’的罪行不受时间限制”与“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是否相符。还有些同志对总参的运动能否搞好信心不足，认为总参常委领导运动谨小慎微，积极性、主动性不够，中央、军委首长推一下动一步，动员讲话很好，但措施跟不上还是不行的，希望总参常委加强对重点单位和知情人的工作，特别要做好一些有牵连的部局领导同志的工作。

在学习讨论中，各部局也开始揭摆了总参领导的一些问题。对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多一些，问题大体是两段。一段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前，杨成武同志紧跟林彪，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为林彪歌功颂德，搞什么“大树特树”，为自己树碑立传，特别是六八年初总参“四代会”，吹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的好助手，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军队正确路线的代表”；林彪、“四人邦”为了篡党夺权，残酷地迫害革命老干部，杨成武同志参与了对贺龙、罗荣桓、徐向前等老帅，和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王尚荣、肖向荣等老同志的迫害活动；他诬蔑罗瑞卿同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以我为核心，划线站队，扇动派性，分裂群众，造成恶劣的影响。三部一些同志说，在那一段，杨成武同志“红”得发紫，“左”得出奇，很多问题，不仅影响总参，而是影响全军。另一段是重新工作以后，一九七五年初，他按照江青的旨意，让作战部、二部、三部等单位整理苏美两霸军事基地等敌情材料送给了江青。一九七六年“四人邦”横行时，杨成武同志也是相当活跃，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早在二月十七日就在总参常委会上指令胡炜查阅军委常委会议记录，看邓付主席有哪些“错误言论”，要大家回忆和查笔记，看对总参有什么“错误”指示，进行揭发批判。并要大家联系实际，看怎样贯彻执行的，后果是什么?会后，他还对工作人员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就和邓小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以后根据他的指示和提供的材料，把邓付主席对总参的十次指示广为印发，组织批判。四月八日总参召开“批邓”万人大会，因为没有请八一制片厂同志来拍电影，杨成武同志很不高兴，以后找了一个晚上在三部礼堂补拍电影，台下空无一人，杨成武同志在台上又是念稿，又是呼口号，真是挖空心思搞政治表态。毛主席逝世后，九月二十八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常委会上，一方面继续“批邓”，另一方面又说江青怎样使他感到温暖，说：“十届二中全会时，江青××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信主席看过了，主席委托我看你，主席对你很关心。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粉碎“四人邦”以后，杨对自己的错误不仅不检查，反而千方百计洗刷表白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反“四人邦”的“英雄”。从初步揭摆的问题看，总参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许多重大问题，是与杨成武同志有直接关系的。

当前，各部局正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揭摆总参领导的问题，告一段落后，再揭摆部局的问题。待查清核实后，再向中央军委写出报告。我们决心遵照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有力的措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总参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牵连的问题彻底查清，把“三查三整”运动切实搞好。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附：杨勇同志在总参机关处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

杨勇同志在总参机关处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同志们：

最近，邓付主席对总参“三查三整”运动作了批示，我先传达一下。邓付主席八月三日在一份《信访摘报》上批示：“不少反映，总参运动很不得力，比总政、总后都落后，值得注意。”总参常委对邓付主席的批示作了认真地讨论，分析了运动形势，研究了下一步的安排；八月十日，召开了部局党委书记会议，传达了批示和总参常委研究的贯彻意见。大家一致认为，邓付主席的批示完全符合总参的实际情况，是对我们的教育和鞭策，对总参的运动必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大家表示，决不辜负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中央军委对总参建设的关怀，一定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总参机关“三查三整”运动切实搞好。关于下一步运动的搞法，总参党委八月十二日向华主席、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华主席在出国前已经审阅，中央军委已经批准。现在，我受总参常委的委托，讲一讲前段运动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安排。

总参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从四月底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四月二十六日动员以后，各部局发动群众，从思想作风等方面揭摆了大量问题。五月十三日，邓付主席、罗秘书长对总参“三查三整”作了重要指示，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解决好班子问题和作风问题，要分清路线是非，不能只限于十一次路线斗争，也要联系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一指示，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午，重点更加明确，运动更加深入。六月份传达了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学习了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的重要讲话和韦主任的重要报告，大家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各单位把传达学习政工会议精神作为搞好“三查三整”的强大动力，把搞好“三查三整”作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一项有效措施，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此期间，总参常委多次研究了运动的情况，听取了一些部局的汇报，并召开部局领导干部会议，再次作了动员。

总的看，认识不断提高，运动逐步深入。三个多月来，除从领导班子“软、懒、散”和思想作风、组织纪律、业务建设等方面揭出了许多问题外，在路线斗争方面也揭出了不少问题。

一是部局领导干部在路线斗争中有牵连的问题。“三查三整”前，经过清查，胡炜、张清化以及王岳西、蔡洪江、彭富九、曹振志、黄文明、李石青等同志，因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严重问题，已经免职。这次运动中，除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作了新的揭发外，又揭发出了军训部部长金冶、防化部部长张乃更、装备部付部长朱培章、动员部付部长靳玉峰、测绘局付局长党建中、气象局付局长赵元普等同志的问题。他们中：有的为林彪一伙大砍军事院校出谋划策，并恶毒攻击老帅和革命老干部；有的为“四人邦”搞反革命“第二武装”出力效劳；有的在专案工作中搞法西斯专政，搞逼供信；有的在“四人邦”横行时，攻击诬陷邓付主席。还有原参政付主任周的民同志在大庆支左中的错误，还要继续进行调查处理。

二是有关专案方面的问题。林彪、“四人邦”为了篡党夺权，整老帅，迫害革命老干部，在总参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假案。突出的有张爱萍、王尚荣、彭绍辉、肖向荣等同志的所谓专案；还有通信兵陈鹤桥、樊哲祥、王善甫和管理局苏众等同志的所谓专案，有的部局也有类似这样的“专案”。在专案王作中，有的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积极按照林彪、“四人邦”一伙的旨意，大搞法西斯专政，大搞逼供信。有的单位少数同志严重违犯党的政策，在“要狠狠地整，只要不把人整死就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惨无人道，残酷迫害，把人往死里整。通信兵定为敌我矛盾的二百多人，仅机关被重点审查的就有七十余人。在“清一个准一个，打一个倒一个”、“石头也要榨出四两油”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打人成风，有的耳朵被打聋，牙齿被打掉，肋骨被踢断，眼睛被打坏。据揭发，这些问题与当时总参和某些部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有直接关系。

三是以人划线，搞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不少单位揭摆了资产阶级派性的种种表现，有的领导同志，搞以我为核心，划线站队，对干部任人唯亲，拥护自己的提拔重用，反对自己的就排斥打击；有的不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遇事以派的利益为准，派性超过了党性；有的捏造事实，颠倒是非，散布流言蜚语，诬陷好人，甚至进行非组织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这些问题的根子是在林彪、“四人邦”，但与某些领导同志的支持、怂恿也是分不开的。

从初步揭摆的问题来看，由于林彪、“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总参机关确实象邓付主席指出的那样“问题成堆”。这些问题，不联系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就揭不深，批不透，分不清路线是非。在“三查三整”中联系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正确的。

在揭摆问题的基础上，七个部局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进行查整，初步解决了一些问题。运动中注意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有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对问题严重的人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

前一段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联系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揭摆总参领导和部局领导的问题，不少同志还有顾虑，怕犯错误，怕打击报复，心有余悸。二是有的部局群众发动得不充分，特别对知情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够。三是少数单位有“捂”的现象。有的领导同志自身不干净，怕搞到自己头上，划框框，定调调，问题基本没揭开。四是对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工作抓得不紧，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总参常委领导不力有很大关系。我们对联系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特别是联系到总参领导同志的问题，思想不解放，放手发动群众不够，影响运动深入发展。

下一步运动怎么搞?邓付主席八月三日的批示十分明确，为我们找出了差距，指出了总参的运动比较“落后”；指出了运动落后的原因，在于我们常委领导“很不得力”，要我们“注意”，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邓付主席对总参很关心，三总部他首先抓总参，对运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希望我们把“三查三整”搞好。由于我们对华主席、叶付主席和邓付主席的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思想不解放，没有放开搞，致使运动一般化，有些重大问题至今眉目不清。下一步运动，就是要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参党委的请示报告办。总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把林彪、“四人邦”捆在一起揭批，对总参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漏掉的。没有查清的问题，要一起查清。


现在，我讲四点意见。


一、 要解决几个认识问题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三查三整”运动的认识。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对军队建设极为关心，对整军备战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是我们搞好整军备战的一项重大措施。总参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是在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进行的。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和军委首长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邓付主席和罗秘书长对总参的指示，使我们对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够了。有的单位没有紧紧抓住路线问题，仍停留在一般的思想作风整顿上，有的单位松松散散，磨磨蹭蹭，运动深入不下去，有走过场的苗头。应该认识到，揭批“四人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就总参来说，当前的“三查三整”运动就是揭批林彪、“四人邦”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以整风的形式，进一步搞好揭批和清查工作。“三查三整”要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但必须把分清路线是非、纯洁领导班子放在第一位，当作重点。不抓路线问题，是非就不明，路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也就没有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

其次，要正确理解联系解决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邓付主席指出：“要把‘四人邦’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讲联系，并不是把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重搞一遍，更不是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翻腾出来。而是深入揭批林彪的罪行，查清十次路线斗争中漏掉的人和事。对于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认识上有片面性。他们把“联系”变成“捎带”，对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不敢深揭深批，就是联系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或者把十一次路线斗争与十次路线斗争分割开来，划框框，定调调，束缚群众手脚。这些理解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这样做，有认识问题，也有态度问题。有的领导同志自己不干净，怕揭怕批，想捂想溜；个别人甚至想利用“三查三整”来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林彪同“四人邦”早就勾结在一起，他们是两个反党集团，一套班底，是一丘之貉。“四人邦”的路线是林彪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四人邦”继承林彪的衣钵，干了林彪反党集团没有来得及干的罪恶勾当。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被“四人邦”包庇下来了。特别是我们总参，过去是林彪一伙长期控制、苦心经营的单位，是十次路线斗争的“重灾户”。由于“四人邦”的干扰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得不深，批得不透，流毒和影响远远没有肃清。因此把林彪同“四人邦”捆在一起揭批，把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一起查清解决，是十分必要的，完全符合总参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追根究底，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把总参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彻底揭露出来，分清路线是非，就不能把“四人邦”揭深批透，总结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也是不会深刻的。

第三，“四人邦”在总参的罪行要查清，林彪在总参的罪行也要查清。“四人邦”的罪行，有的也是林彪的罪行，必须一起清算。揭发林彪、“四人邦”的罪行不受时间限制，与林彪、“四人邦”阴谋活动有牵连没有搞清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同志有顾虑。归结起来，不外乎几怕：怕人家说是纠缠历史旧帐；怕派性回潮，出现反复，影响团结；怕触犯某些领导人，遭受打击报复。因而，等待上级点名、表态，不敢揭。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人，自己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有错误，至今没有讲清楚，遮遮盖盖，躲躲闪闪，甚至千方百计捂盖子，保自己。对于前一种人，要邦助他们提高认识，打消顾虑，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大胆揭发问题。对于后一种人，要大喝一声，击一猛掌，要他们改弦易辙，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同群众一起，在揭批林彪、“四人邦”的斗争中把自己的问题主动讲清楚。追随林彪干坏事，犯了错误的，大体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检查了，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并真正改正了，对这些同志要充分信任他们。在我们总参就有这样的同志，他们认真地改正了错误，并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比较好，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因而受到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一种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把的错误没有充分揭露出来，漏掉了，或滑过去了，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又犯了新的错误，这样的问题，就要揭，就要查。一种是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查了一下，但是口服心不服，利用揭批“四人邦”的机会，掩盖错误，美化自己，搞翻案，这样的问题也要解决。总之，没有查清的问题一定要查清。不查清就分不清路线是非，挽救不了同志，也教育不了干部和群众；不查清就不能真正肃清林彪、“四人邦”的流毒和影响。


二、放手发动群众，把总参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引导大家深入揭发问题，不划框框，不定调调，让群众把话说完，谁有问题就揭谁，指名道姓，不讲情面。对于总参领导，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在总参的还是调走的，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只要是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牵连没有搞清楚的问题，都要统统把它揭露出来，核实查清，分清路线是非。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于搞打击报复的，要坚决查究，严肃处理。

邓付主席指出，总参的问题成堆。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指总参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很多，不少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查清，眉目不清。事实证明，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总参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总参的要害，不把它搞清楚，总参的路线是非就分不清，“三查三整”运动也搞不彻底。比如，迫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罗瑞卿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是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我们的好总长。林彪、“四人邦”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们总参有的人参与了这一迫害活动，有的还提出什么总参有两个司令部，诬蔑罗瑞卿同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这些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比如，大搞以人划线，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为林彪歌功颂德，为自己树碑立传，搞多中心，开了恶劣的先例，流毒总参，流毒全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损害了团结。不彻底揭发批判行吗?比如，为林彪反党篡军效劳，整叶帅、徐帅、聂帅、贺帅、罗帅，整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王尚荣、肖向荣等老同志，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搞逼供信，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或授意搞突然袭击，点名发难；或暗中指使，进行摧残折磨；或无中生有，搞栽脏陷害。这些问题不弄清行吗?还有，一些部局的重大事件，也必须搞清楚。再比如，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把邓付主席的十次指示，在总参广为印发，组织批判，这在全军是没有的，是总参的独创。类似这样的问题，必须发动群众，彻底揭露，把来龙去脉查清楚。

要查清总参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到一些人，如当时在总参文办工作过的某些负责同志，搞过专案特别是参与制造冤案、错案、假案的，知道“斗罗筹”情况的，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希望这些同志从党的利益出发，打消顾虑，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如果自己有什么错误也要主动讲清楚，认真吸取教训。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搞“四人邦”那一套，要在揭批林彪、“四人邦”的斗争中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关于向上级组织和领导写信的问题。向上写信揭发问题、反映情况，是每个同志的权利。只要是对党、对同志负责，出以公心，信中反映的问题，尽管有些出入，或认识不够全面，也不能求全责备。但对那些带着资产阶级派性，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存心把水搅混，有意陷害好人的，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批判，严肃处理。


三、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大张旗鼓地为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几年来，总参和各部局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案件进行了清理，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做得不够深入和彻底。有的单位对落实政策抓得不紧，长期拖着，不予解决；对搞错了的同志只强调“事出有因”，不承认有错误，不敢承担责任，有的结论本来不应当留尾巴也留了尾巴；有的抄家物资至今没有退还；有的单位，没有大张旗鼓地落实党的政策，为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由于是非不清，使受诬陷的同志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有的甚至还心有余悸，背上了思想包袱；犯错误的同志，也不能从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以往的案件，正确与否，首先不是看那一级立的，也不是看结论是谁定的，而是通过周密慎重的调查研究之后，符合事实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坚决纠正。这是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问题，也是共产党人对待一切事物的根本态度问题。我们的原则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才是对党、对同志真正负责的态度。落实政策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必须认真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该平反的一定要平反，全错了的全平，部分错了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

对于那些制造冤案、错案、假案，搞打砸抢，搞逼供信，有血债，或把人打伤致残的，要作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只有这样才能伸张正气，打击歪风，以平民愤；才能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对于少数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坚持不改，又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跟着“四人邦”干坏事的，要从严处理。该批判的批判，该调离的调离，该撤职的撤职，该处分的处分，一定要把总参各级领导班子搞纯洁。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有的同志受过林彪、“四人邦”的迫害，但也迫害过别人，把迫害别人的事实掩盖起来，光讲受林彪、“四人邦”迫害的一面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四人邦”迫害了你，应该给你平反，但是你迫害了别人，也必须交代清楚。有错就要认错，是就是，非就非，不能含胡不清，是非不明。


四、加强领导，保证运动健康发展


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武装思想，统一认识，防止松劲情绪，集中精力把“三查三整”运动搞深搞透，搞到底。要在运动中考核干部，配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群众站在一起，领导好运动。自己有问题的，要转变立场，端正态度，自觉革命。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不接受教育，坚持不改，捂盖子的，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排除阻力，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要加强请示报告，及时反映情况。要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注意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加强材料工作，搞好内查外调。对打砸抢的问题，要严格按照中央〔1978〕48号文件的精神，慎重处理。

作为党委和领导干部，还要注意群众中的各种思想动向。运动深入以后，可能会出现各种思想反映，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奇谈怪论，干扰运动的大方向。对于这些问题，要注意引导，加强教育，有的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对于来自群众的善意批评，必须虚心听取，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能改的马上改，能做的立即做。要大力表扬好人好事，坚决打击歪风邪气。应当看到，个别单位的风气很不正，有的人，干工作劲头不大，搞歪门邪道倒是劲头十足，散布流言蜚语，背后搞小动作。这些问题值得各级领导重视。

要充分发挥政治机关的作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要按照全军政工会议的要求，搞好政治机关的整顿，彻底清算林彪、“四人邦”破坏政治工作的罪行，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

这次会议后，各部局要放手发动群众，先安排一周左右的时间，集中揭摆总参领导的问题，然后再用一定的时间，深入揭摆部局的问题。揭摆出的问题，要及时整理上报。属于部局的问题，部局党委要负责查清，写出报告；属于总参的问题，由总参党委负责查清，向中央军委写出报告。揭摆问题告一段落后，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继续进行检查整顿，边整边改。

同志们，现在全国、全军的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的指示，下决心把总参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搞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印发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罪行材料的通知
1978.09.12；省委〔1978〕50号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党委、党组，驻浙部队团以上党委：


现将省委专案清查小组查证的林彪死党陈励耘的反革命罪行材料和南萍、熊应堂参与林彪、“四人邦”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材料印发你们，供揭发批判用。

浙江是林彪和“四人邦”插手深、破坏大的重灾区。陈励耘是林彪死党。南萍、熊应堂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秉承林彪、“四人邦”的旨意，竭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挑动指挥武斗，策划“砸烂公检法”，打击陷害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大搞反党乱军。他们还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陈励耘更丧心病狂地直接参与“571工程”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浙江犯下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制造的假案、冤案是大量的，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散布种种修正主义谬论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揭发了他们的问题，但由于“四人邦”的庇护，清查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四人邦”及其在浙江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把揭批林彪以及陈、南、熊的罪行，诬蔑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打击新生力量”，“复辟倒退”等等，甚至倒转矛头，整专案组，搞反清查，疯狂进行翻案复辟活动。粉碎“四人邦”以来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林彪和“四人邦”是一丘之貉，林彪路线也就是“四人邦”路线。这次清查出来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大多数也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与陈、南、熊一起干了大量坏事的人。因此，要把“四人邦”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各地在揭批“四人邦”及其资产阶级邦派罪行时，必须联系揭批林彪和陈、南、熊的罪行，以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揭批“四人邦”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中，各级党委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牢牢掌握揭批林彪、“四人邦”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资产阶级邦派骨干和反、坏分子伙同陈、南、熊干的反革命勾当，要认真清查，新帐老帐一起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要按照中央〔1978〕48号文件的通知，分别情况，慎重处理。对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检查了，真正改了，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四人邦”，把一切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


 	中共浙江省委
1978年9月12日

附件一：


林彪死党陈励耘的反革命罪行材料


陈励耘是林彪反党集团在杭州地区的头目，是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计划的成员，是阴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罪恶累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他积极参加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的主要罪行如下：


一、 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充当林家父子的忠实走狗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委托江腾蛟将其子女伪装成记者、秘书，秘密带到杭州，交给陈励耘加以“保护”，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励耘伙同南萍忠实执行林彪抛出的“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军内一小撮”等黑指示，干扰、破坏浙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林彪别有用心地表扬了陈励耘和王维国。陈励耘得到主子的赏识，得意忘形，大肆宣扬他们“得天独厚”，竭力吹嘘他们“能有今天，全靠林XXX的直接领导和林立果的具体帮助、指点。”他们的“一切成就凝结着两个老战友（指林彪子女）的心血”。

1969年1月，在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期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背着党中央，找陈励耘、南萍、熊应堂密谈三次，一再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的插话也是有意思的”，“你们不要被人家搞分裂了”，“大权不能旁落”。陈、南、熊心领神会，秉承他们的黑指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陈励耘还以谈“一月会议”感想为名，抛出了所谓“一个坚强信念，一个领导中心，一个唯一标准”的“三个一”思想，突出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党的九大期间，陈、南在吴法宪、叶群等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分裂活动。在华东大组预选中央委员时，发现叶群少票，陈励耘杀气腾腾，破口大骂：“这些反党英雄好汉们，有种的公开站出来反对，不要利用无记名投票搞反革命活动。”选举中央委员时，陈励耘和南萍布置浙江代表选谁不选谁，投谁的全票，投谁的半票，九大刚闭幕，林彪在家里“接见”了空军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陈励耘借机大肆宣扬：“林XXX对空军特别关心”。

九大以后，陈励耘为了效忠林家父子，伙同南萍为林彪搜集搞政变复辟需要的古书以及珍贵文物和古字画。反革命分子林立果、于新野、胡敏以挑选“秘书”、“女服务员”和“女兵”为名，多次窜来浙江，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陈励耘、南萍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接见，写介绍信，陈还组织专门班子，到了浙江大部分县、市，挑了139名女青年，供林立果选“妃”。

1970年3月，林彪抛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陈励耘遥相呼应，提出“领袖和接班人不可分”的谬论，说什么：“读毛主席的书，必须读林XXX的书，读林XXX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必须听林XXX的话，听林XXX的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必须照林XXX的指示办事，照林XXX的指示办事，就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必须做林XXX的好战士，做林XXX的好战士，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忠于毛主席，必须忠于林XXX，忠于林XXX，就是忠于毛主席。”

1970年6月1日，林彪在家里接见了陈励耘及其一伙，当叶群介绍他们“对首长感情非常深”时，林彪得意洋洋地连声说道：“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当叶群说到“立果把你们那里当成第二家乡”时，陈励耘表示：“我们能成为立果XX的第二家乡，这是我们的光荣，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建设成为可靠的第二家乡，成为基地，成为力量。”叶群、林立果还和陈励耘等合影留念，并请吃饭，看电影，赠送芒果等。接见后，陈励耘把它当作“特大喜讯”，立即开“庆祝会”、“表忠心”，抛出吹捧林彪的“九条感受”，大肆喧嚣：林彪有“最大的远见，最大的魅力，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最坚强的毅力。”“忠于林XXX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信念，唯一的奋斗终身的目的，是我们革命事业最大的全局。”

1970年7月6日，吴法宪抛出“空军的一切可以由立果调动，空军的一切可以由立果指挥”的最封建、最买办、最法西斯的“两个一切”，公开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陈励耘竭力加以推行，7月18日，抛出吹捧林立果的“六条体会”，鼓吹林立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可靠的接班人”，“不管出现什么风浪，坚决站在林立果一边，听立果的调动，听立果指挥”。8月，空军预选四届人大代表时，陈励耘卖力为林彪争夺权位，把林彪子女和王维国塞进人大代表名单。

林彪一伙，大搞所谓“送礼送政治”，以笼络感情，收买人心，网罗党羽。1971年2月，林彪给陈励耘送来两只熊掌。陈准备召集“骨干”，举行“熊掌宴”，并说：要“教育更多的人坚定不移地跟着副XX（指林彪）走，压力再大不妥协，风吹浪打不回头”。5月上旬，正当批陈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进一步揭露、批判黄、吴、叶、李、邱的时候，陈励耘给林彪送去一只活野鸡。林彪立即要林立果给陈励耘打电话说：“陈XX在这个时候，送来这个东西，是很可贵的。”林家父子也给他送来了芒果、灵芝草、熏鱼、桔子、花生和各种贵重药品，以及指北针、录音机等。陈把芒果转送给南萍；还以这些“礼物”，召开“分享幸福会”，加深对林彪的反革命感情。他们说：对林家父子的感情“要加深再加深，要象挖井一样，越挖越深。”林家父子则对陈大加赞赏，说他的“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很高”，“水平和才华，远远超过一个军政委”，“这样优秀的领导干部，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


二、积极参加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励耘在林彪一伙的指挥下，与南萍密切配合，猖狂向党进攻。1970年8月11日，黄永胜来杭时，深夜找陈励耘和南萍密谈，要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1970年8月16日，江腾蛟派人到杭州，指使陈励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要坚持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还要他做好南萍的工作。8月23日，林彪抛出反党讲话后，吴法宪接连找陈励耘、王维国等8人“交底”、“打招呼”，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当天下午和晚上，陈励耘在浙江小组会上，疯狂叫嚣：“林XXX报告意义很重大，是有所指的，是有的放矢的”。南萍说：“可以点名，可以把他揪出来嘛！”他俩及时核对了林彪的讲话笔记，叫秘书进行复写。8月24日晚，陈励耘按照吴法宪的黑指示，和王维国、南萍进一步密谋，并说：“国家总要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8月25日，华北组第六号反革命简报一出笼，陈励耘看后，狂叫：“这个简报好得很！”“不是很清楚了吗？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平时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关键时刻就不行啦！在这个问题上（指设国家主席），浙江小组要统一”。下午，在华东大组会上，他顽固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叫嚷“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反党气焰十分嚣张。8月26日，陈、南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给党中央写信“表态”，胡说什么设国家主席“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继续向党猖狂进攻。8月30日下午，在华东大组会上，有的同志点了陈励耘的名，他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发言没有错，是有根据的。”8月30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林彪即派林立果找陈励耘、王维国进行安抚、鼓气。对他们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痛”，“看来这个斗争还长”。事后。陈一再表示：“二中全会上，我虽然暴露了，但有得有失”，“各地知道了我是跟林XXX的，……这是很大的收获”。“为了保卫林XXX，受压也值得。”

九届二中全会后，陈励耘伙同南萍，违抗中央规定，私自带回林彪“8·23”反党讲话，在省党的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上全文传达。9月11日，陈、南又盗用省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彪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决心以林XXX为光辉榜样”。

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在山下，空军“三代会”上抛出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陈励耘一伙积极响应，鼓噪而起，大肆吹捧“讲用报告”“通篇闪耀着伟大的新时代的光辉，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大肆吹捧林立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全面、最理想、最杰出的代表”，“党和国家最可靠的接班人”，“第三代英明领袖”，是“天才、超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将才、帅才、文才、奇才、栋梁之才、超群之才”；“有林立果这样的天才领导，是时代的象征，人类的希望，是我们伟大事业更加兴旺的表现，是空军大发展的重要保证”。“对立果的领导，我们要坚定不够的拥护；对立果的指示，我们要扎扎实实的贯彻；对立果的命令，我们要雷厉风行的执行；对立果的指挥，我们要一丝不苟的服从。”在此期间，江腾蛟、林立果、陈励耘还精心炮制了《划时代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是“卓越旗手”、“伟大天才”、“最高典范”、“最光辉的榜样”，吹捧的调门越来越高，紧密配合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


三、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运动


九届二中全会后，陈励耘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装病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2月，吴法宪专门赶到上海，向王维国、陈励耘密授林彪关于“不能让人家突破，突破一个要倒一片”的黑指示。之后，陈励耘、王维国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说“山下事先没有联系，山上吴法宪找了我们只谈防空问题”，企图逃脱罪责，蒙混过关。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召开前夕，于新野窜到杭州，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要陈励耘“最好托病请假，不去参加中央汇报会议，留在浙江，掌握部队。”陈励耘心领神会，拒绝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1年4月23日，周宇驰给陈励耘打电话，透露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说会议开得很紧张，重点批了黄、吴、叶、李、邱5人。还说：“吴法宪把你出卖了，他说出了他的庐山组织的8个人，其中有你。”陈听后，即表示：“反正我一口咬定，吴法宪在庐山会议前与我没有联系，庐山会议上他找我们去，只谈了防空问题”，并叫周“按照这个口径，通知王维国，要他照样顶住”。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后，中央责成陈励耘交代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反党活动，陈拒不交代，并于7月16日，派亲信王明鑫到广州，找林立果密谋对策。林立果指使“检讨报告不能写，一写就容易抓住做文章”。陈得到这一黑“指示”，有恃无恐，扬言“我不怕压，准备受压十年”。林立果对陈励耘这个反革命决心，倍加赞赏，说“陈XX准备受压十年的决心是很可贵的。”

陈励耘还竭力封锁毛主席关于“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的指示，伙同南萍疯狂反对毛主席对“天才论”的批判，叫嚷：“天才问题，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不能一提天才就是先验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统一在林XXX的指示下”，“对天才问题要原则批判，具体承认，批的目的，是要坚持副XX（批林彪）提出的天才观”，“要批判反副XX（指林彪）的思想倾向”。

1971年9月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浙江，当面指出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的严重问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教育。陈在毛主席面前竟狡辩说，“在庐山上，吴法宪叫我和王维国去谈防空问题时，阴阴阳阳地说了几句，也听不清楚。”之后，陈竟恶毒攻击：“现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党的会议上发个言，也揪住不放。”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


四、积极参与炮制《“571工程”纪要》，参加反革命“三国四方会议”


九届二中全会后，陈励耘在林彪的授意下，装病躲在阴暗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1971年2月21日，林立果从上海窜来杭州，陈专程到市外50里处迎接。林立果在杭期间，与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密谈10多次，密谋了反革命政变计划。3月22至24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定的框框，炮制了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月底，陈励耘从杭州赶到上海，与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一起，参加由林立果召集的反革命“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策划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明确了杭州的头是陈励耘。散会时，林立果对江、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陈励耘返杭后，狂叫“现在要快马加鞭，抓紧落实。”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五、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


陈励耘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进一步大造反革命舆论。他到处叫嚣：“现在路线斗争很激烈”，“斗争的焦点是领袖和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政治大风浪”。在路线斗争中，“我早就准备好了”，“脑袋掉了也只是碗大个疤”，“十年失败不当官，十年胜利再做官”，“好同志在任何情况下，要做终身的战友，不能当叛徒”。1971年6月14日，死党刘锦平从江西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游说，与陈励耘密谈，并且鼓吹：“路线斗争都是从无产阶级总司令部开始的”，“要提防有人抢班”，等等。陈励耘还说：“7、8、9月是关键”，“要准备打国内战争”，“为了捍卫林XXX接班人的地位，我们舍得一切。”“为了保卫林XXX（指林立果）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上刀山让钢刀卷刃，下火海让火灭烟消。”

陈励耘一伙还指使编印了林立果“语录”，大量散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现已查到的就有14种版本，近万余册；并规定为路线教育、“天天读”、“半日制”的学习内容。购买周赤萍吹捧林彪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的黑书44000多册，同时还抛出了严重歪曲、篡改党的历史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迎接林XXX‘9·18’指示发表5周年”教育等材料，刮起了为林彪树碑立传的妖风。

1971年7月，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的重要文章，陈励耘、南萍千方百计地加以反对。陈励耘一伙叫嚷：“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XXX的功绩”，“对林XXX讲得不多，感情不深”。当同志们指出：“这样重要的文章，一定是经过毛主席看过、审阅过的。”但他们竟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公然禁止所属部队学习这篇重要文章。


六、大搞反党分裂活动，为实现反革命武装政变做组织准备


根据“三国四方会议”的策划，陈励耘为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法计划的组织准备，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他到处叫嚷：我们“在未来大发展中，一个师要变几个师，一个军要变几个军”，“要起骨干作用”。1971年2月24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在杭州召开黑会，叫嚷“迎接空军大发展”。陈励耘在林立果的支持下，将自己的老婆鹿才，从地方拉入军队，准备当军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

陈励耘在军内外卖力推行以林彪为“核心”的“亲不亲”、“线上分”的反革命组织路线。甚至公然提出：要把对林家父子和陈励耘的“态度”，作为“入党的条件”，“提干的标准”。在干部中层层划线排队，对敢于坚持革命原则的同志，却被视为“危险人物”，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狂叫：“决不允许有一个不忠于林XXX（指林立果）的人存在，有一个抓一个，有十个抓十个，有一百个抓一百个，宁肯把部队解散了，也得干到底。”妄图拼凑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

陈励耘在杭州、嘉兴、芜湖、衢县等地大肆收集南京军区、安徽省委以及驻浙陆、海军的情报，制造矛盾，叫嚣要“利用矛盾”，“讲究策略”，“争取同路人”，以求“先解决重点，然后再各个击破”。陈励耘一伙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胡说：“南京、上海、杭州是‘政治三角’，‘各有矛盾’，‘相争相抗’”，“当前斗争很激烈”。恶毒攻击南京军区“执行错误路线”，“压制、排挤我们空军”，“要顶得住”，“要斗争到底”。还凶相毕露地说：“我直接受林XXX的信任和支持，休想我会倒台。”


七、为实现反革命武装政变做军事准备


陈励耘伙同南萍，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运用大量人力物力，花去2100余万元，以“70年代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杭州为林彪建造了“行宫”——“704”工程。这个工程有特种设备，地上、地下各有200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有坑道。并计划修建直升机场，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修建作战暗堡。陈励耘在审查图纸、模型时说，这个工程是“保卫林XXX的，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带了《“704”工程情况汇报要点》，亲自向林彪作了报告。《“571工程”纪要》出笼后，又增调2000民工，限期在9月10日前完工，交付使用。陈说：“把林XXX房子早日搞起来，体现一分忠心，是我最大的心愿。”同时，还为林立果在杭州修建了一座反革命秘密据点——“7062”工程。这个“据点”的布局、设备，都是从搞特务活动的需要出发而精心设计的。

按照“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陈励耘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1971年4月10日，专门召集会议，公开提出“政治上能打，军事上也能打，天上能打，地上也能打。”并以“反敌机降、空降”为名，先后在一些地区和单位组建地面武装营、武装排，构筑各种地面防御工事，修建水陆两用汽车码头等设施，丈量了直升机场的场地，并发放武器，进行训练，要求他们学会使用多种地面武器，学会刺杀、投弹、捕俘、格斗、长跑、爬火车等技术。1971年8月，王飞批准给陈励耘补兵XXX名，妄图把某警卫营扩编为一个团，并改换新的半自动、全自动步枪，装备了高机枪、重机枪、六○炮、步话机和摩托车等。

根据《“571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他先后领取和发放大批步兵武器。1971年8月下旬，王飞派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原处长）窜来杭州，与陈励耘密商了补充武器装备问题。据统计，仅1971年2月至9月，陈励耘通过各种手段，搞来步兵武器共计3000多件，子弹100余万发，手榴弹9000枚，并将部分航空火炮改为地面火炮。

1971年3月13日，陈励耘一伙在杭州为林立果组织参观了“伊尔——10”（70号）飞机使用火箭打地靶的表演，林立果还看了弹着点，并提出：“要研究用‘伊尔——10’飞机，‘打直升飞机’问题。”陈励耘即搞了“伊尔——10”飞机，“打直升飞机”的训练。

陈励耘还给林彪一伙专门研制了小型氧气瓶、小型无声电瓶车、小型活动餐具箱和半导体电话总机、单机等。

1971年4月中旬，陈励耘以“加强战备”为名，把训练计划从对空作战改为对地面作战，大搞歼击机打地靶、强击机打直升飞机的训练。严禁外传，不准上报。他还精心炮制了《71年地面训练的意见》，专门组织“地面防御战术研究小组”，指导“地面武装营”的作战训练，在部队非法培训了一批“机务人员兼职汽车驾驶员”和“地面作战司号员”。

1971年8、9月份，他指使各武装营和武装排多次修订“战时行动计划”和“作战预案”，对人员、车辆、器材的疏散隐蔽和家属转移等工作都作了安排，规定警报信号，组织“演练”。

1971年9月，毛主席在杭期间，陈励耘大搞“紧急战备演习”、“地面防御训练”等，为林彪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作准备。陈励耘一伙还强行规定：“武装营的人员、枪枝不准随便变动，要动一人一枪，都要经陈XX（指陈励耘）批准。”

1971年8月26日吴法宪的反革命作战预案出笼后，9月6日，周建平秉承吴法宪关于“北兵南调”的黑旨意，以组织“协同作战”为名，窜来杭州，向陈励耘、南萍等传达了吴法宪关于增加兵力，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新考虑”，策划建立了以空五军为主，东航为副的航空兵联合指挥所，指名原空五军军长白崇善担任正指挥，直接指挥东航和五军所属部队。周建平还于9月8日宣布将驻北京的某部某营南调浙江，隶属空五军建制，11日即派人来浙江勘察阵地，要这个部队20日到达驻地，限两日内做好战场准备。担负作战任务。周建平在杭州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陈励耘、南萍积极支持，密切配合。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南调兵力，妄图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大阴谋。

根据《“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计划中“固守浙江”的实施要点，陈励耘策划在浙江天目山建立反革命“后方基地”，准备打游击。他说：“这是个好地方，我们要常住人，不断线”，“要在这里造点房子”。先后派人去勘察地形，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营建任务，研究了建筑材料和土地问题，大量散发林彪画像和周赤萍的黑书，以及为林彪歌功颂德的“基本路线教育提纲”。


八、接受林彪黑手令，妄图实施反革命罪恶阴谋


1971年9月，林彪决定实施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9月8日晚上，林彪、林立果派于新野从上海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妄图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并密谋了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实施谋害的罪恶计划。于新野返回上海后，同王维国说：“到杭州给陈（励耘）谈了，陈的态度不错。”

毛主席离开杭州时，中央负责同志对陈励耘作了明确指示：“你不要去送行了。”但陈借口职责，执意去“送行”。毛主席离杭后，陈立即派人尾随至上海，刺探毛主席的行动。

陈励耘得悉林彪自我爆炸后，预感末日将临，设法布置反革命退却，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负隅顽抗。并亲自命令：要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立即补齐战备弹药和车辆，准备随时机动执行任务。”命令两个连，由他直接指挥，“任何人不准动用一兵一卒”，还准备了地图、车辆、氧气瓶、指北针、药品和马搭子等，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附件二：


南萍参与林彪、“四人邦”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材料


遵照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的指示，我们对南萍在第10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进行了清查。现将他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报告如下：


（一）


南萍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


一、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上了贼船


1969年1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背着党中央，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三次，一再表示：“我们支持你们的”，“我们的插话也是有意思的”。“你们不要被人家搞分裂了”，“大权不能旁落”。南萍心领神会，秉承他们的黑指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党的九大期间，南萍、陈励耘在吴法宪、叶群的指挥下，大搞反党分裂活动。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南萍和陈励耘布置浙江代表选谁不选谁，投谁的全票，投谁的半票；在华东大组预选中央委员时，发现叶群少票，南萍叫嚷：“不投叶的票，实质上是对林XXX的，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二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二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南、陈的反党行径博得了林彪的赏识。九大刚闭幕，林彪要亲自“接见”他们，因南、熊外出未成。为此，叶群给熊打电话说：“林XXX 对你们很关怀，想同你们谈谈，你们出去参观了”。嗣后，陈励耘将林彪赠给的芒果分送给南、熊，以示“关怀”。九大以后，林彪死党于新野、胡敏多次来杭州，以挑选“女招待员”和“男秘书”为名，搞反革命串连活动。南萍亲自“接见”，派专人协助，积极参与。南萍、陈励耘还给林彪搜集了古书45400余册，其中有希特勒《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拿破仑本纪》等极端反动的书笈。为林彪窃取珍贵文物249件，古字画300余件。

1969年8、9月间，林彪为配合苏修反华，在江西抛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权”的反党讲话，影射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南萍向死党程世清要来林彪讲话的记录稿，在省革委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传达贯彻，说“林XXX最近提醒我们，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谁掌权的大问题，如果权被小资产阶级拿去了，就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敢于斗争，不敢斗争，也会大权旁落。”“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南在省革委会整风学习大会上又说：“要防止小资产阶级篡权，要警惕这个问题。”通过机关整风、开“积代会”、作报告、写文章等，在全省刮起了一股“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妖风。


二、顽固坚持设国家主席，积极参与庐山反革命政变


南萍在参与修改宪法起草工作中，明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有过多次指示，但是他在传达中央修改宪法会议精神时竟说：“修改宪法可以大鸣大放，可以打破框框。”“设不设国家主席，可以按群众意见写。”在修改宪法草案时，南萍、陈励耘不顾全省大多数地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中央谎报“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副主席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应该设”。

1970年8月11日，黄永胜来杭，深夜秘密找南萍、陈励耘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嘛”。8月16日，江腾蛟派人专程来杭，要陈励耘和南萍“商量”，在二中全会上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观”，并说这是林立果的意思。这样，南萍在上庐山之前，对林彪的反革命阴谋就有了“底”。

在二中全会上，8月23日，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后，吴法宪即找陈励耘等人密谈，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陈即与南密谈，在当天下午和晚上的小组会上，南萍叫嚷：“林XXX讲话极为重要”，“这是有所指的，有针对性的”，“应该点名，应该揪嘛！”南、陈还核对了林彪讲话记录，并叫秘书进行复写。24日晚上，陈、南在华东大组会上，一唱一和，陈说：“国家总要有个主席，设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也说：“设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林来当。”华北组第6期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鼓噪说：“看来华北组斗争很激烈，陈伯达说这个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国家主席还是设的好，设了更放心了。”25日下午，当王维国、陈励耘再次跳出来作反党发言后，南萍也抢着表态：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是代表浙江人民的愿望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戳穿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陈、南还于26日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南萍执笔给中央写信，说设国家主席“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继续向党猖狂进攻。27日，南、陈同游庐山，在含鄱口合影以示反革命勾结。8月30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但陈、南仍不甘心失败，陈对南说：“回去以后，好好把工作抓好，把驻浙部队团结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南萍完全同意陈励耘的意见。他违反中央规定，私自带回林彪“8·23”反党讲话，多次进行传达，还用省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向中央报告：听了林XXX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决心以林XXX为光辉榜样”。事实充分证明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的罪恶活动。


三、狂热鼓吹反动“天才论”，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南萍叫嚷“有人反对接班人”，大搞“保卫接班人”的教育，到处作报告、发文件，竭力鼓吹“要保卫林XXX”，说“只有林XXX，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的班接下去”，“这个观念如果我们都很明确，我们就能胜利。”“要狠抓这个教育”，“我们的报纸要注意这一点，要经常宣传。”“以后讲话、作报告，要讲主席的，也要讲林XXX的。”在南萍的指使和煽动下，这一时期的报纸、刊物发表了大量吹林文章，竭力散布“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的谬论；甚至公开提出“誓死捍卫林XXX接班人地位”的反动口号。把林彪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如：“两个忠于”、“两个紧跟”、“两个保卫”、“两个照办”、“两个伟大教导”、“两个光辉照耀下”等等，为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九届二中全会后，南萍推行“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人家不突出我们突出”的反革命黑方针，顽固坚持“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对抗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光辉文献。直到1971年1月，他在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还成段成段地引用林彪“8·23”反党讲话的内容，吹捧林彪是“一贯高举”、“坚定不移”、“光辉榜样”、“最高典范”。在这个报告和经他审定的《浙江日报》发表的社论中，都引用了毛主席多次圈去的“三个副词”。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南萍仍坚持林彪的天才观，说：“九届二中全会林XXX讲话讲到天才问题时说，我过去是这样说的，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XXX的话是完全正确的。”1971年5月2日，南萍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还说“林XXX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副词’是毛主席圈掉几次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以后不要再讲了。但林XXX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对的。”

1971年7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的重要文章，中央规定各地不另发社论。南萍却公开对抗，策划炮制浙江日报“七一”社论，叫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话要讲嘛！”并在关于学习文章的《通知》中，歪曲文章内容，大肆吹捧林彪“一贯高举”，“最忠诚，最坚定”。8月中旬，南萍又炮制印发严重篡改党史、吹捧林彪的《关于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教育的实施意见》，搞试点，进行推广，流毒全省。在这期间，歪曲我党、我军历史，为林彪歌功颂德的黑书、黑画、黑戏纷纷出笼。南萍审批的《三军过后尽开颜》油画，发行了95万幅。南萍批准从死党程世清那里搬来的《井冈山展览》，在杭州和全省各地巡回展出，到1971年10月7日才停止。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的黑书，在全省发行113000余册。《胜利的航向》、《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光辉的榜样》、《井冈山道路通天下》、《首战平型关》、《枪的颂歌》等黑戏，有的一直演到1971年10月中旬。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向南萍明确指出了林彪的问题。但他在9月12日省委读书班上，继续吹捧：“第四次反围剿实际上是林XXX指挥的。”尤为严重的是，林彪自我爆炸后，竟在10月1日《浙江日报》上刊登林贼画像，在消息报道中，仍提林XXX，为林彪扬幡招魂。


四、同林彪死党接触频繁，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加紧实施《“571工程”纪要》的时候，南萍与林彪死党接触十分频繁。1971年1月，王维国派老婆杜贵珍专程来杭，给南、陈、熊“送礼”，并交代她：这次去杭州的“目的 ”，“是要进一步增强同二十军、空五军的关系。”只要我们“团结好了，就可以控制整个华东地区的形势。”1971年2月南萍在北京开会时，江腾蛟把他接到家里密谈。江参加反革命“三国四方会议”后，曾对他女儿说：“过去他（指南萍）浙江的工作开展得那样顺利，那一步不是我给他当的参谋，……都是我直接给他们传达首长（指林彪）的指示，使他们对整个形势有所了解，有些数，每一步该怎样搞，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都替他们想到了”。南萍也曾讲：“江政委虽然是南空的政委，实际上就是我的政委。”1971年3月，周赤萍从北京窜来杭州，特意给南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黑书3本，4月30日，南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回杭后，又与周进行密谈。7月11日，南萍去上海，与在武汉进行反革命串连秘密回沪的王维国勾结。7月29日，王维国同南密谈，并设家宴招待，席间，王维国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支持了我们。记得你以前曾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接着说：我们“真象一家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南返杭后，在二十军干部会上，大吹“这次去上海接待规格很高，很热情”，还说：“我向上海领导同志提出建议，把王维国摆个副书记。”表示要支持王维国。

南萍、陈励耘等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动用国家资金2100多万元，为林彪在杭州建造“行宫”——“704”工程。这个工程有防火、防弹、防原子等特种设备，地上、地下各有200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还有坑道。并计划修建直升机场，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修建作战暗堡。南萍在审查图纸和模型时说：“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房子要适应战备的要求，本身就是战备工程。现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情况很复杂，要注意保密，这是第一位的。这个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南萍不仅亲自察看地形，选定地点，批拨经费，审定方案、图纸和模型，还与陈励耘炮制《“704”工程情况汇报要点》，委托陈励耘向林彪作了报告。《“571工程”纪要》出笼后，南、陈、熊多次督促，加紧施工，增调民工2000，限期在9月10日前完工，交付使用。同时，南、陈还为林立果在杭州改建了一座反革命秘密据点——“7062”工程。这个“据点”的布局、设备都是从搞特务活动需要出发而精心设计的。

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林彪的“北兵南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6日，周建平根据吴法宪“8·26”反革命作战预案，以组织航空兵协同作战为名，窜来杭州，向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传达了吴法宪关于增加兵力、增加参战飞机、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新考虑”，阴谋策划建立了以空五军为主，东航为副的航空兵联合指挥所，指名原空五军军长白崇善但任正指挥，直接指挥东航和五军所属部队。周建平还于9月8日宣布将驻北京的某部某营南调浙江，隶属空五军建制，11日即派人来浙江勘察阵地，要这个部队20日到达驻地，限两日内做好战场准备，担负作战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浙江，当面向南萍指出了陈励耘的问题，但南萍仍让陈负责主席的警卫工作。9月8日晚上，于新野从上海窜来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关于阴谋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以后，陈在9日凌晨和下午，两次找南、熊密谈。


（二）


南萍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极右路线，大搞反党乱军，打击、陷害干部，残酷镇压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后果极为严重。


一、大搞反党乱军，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邦”及其同伙王、关、戚操纵和指使现行反革命分子林岗等人，先后三次窜来杭州活动，南萍亲自接见18次，怂恿、支持他们搜集毛主席、周总理在杭期间的重要机密，炮制《揭露修正主义集团在1966年杭州会议前后，妄图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大阴谋》和《江华等对毛主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大事记》等黑材料，把汪东兴等同志列为“黑邦”审查。林岗向南萍传达了叶群关于“徐帅、叶帅有问题”、“徐、叶公开对抗林XXX”的黑指示。1967年武汉事件发生后，王、关、戚又指派林岗携带《军事调查提纲》来杭，南萍立即接见，分析“形势”，并指使林岗插手部队，到军内作乱军报告，在报上发表乱军文章，多次纠集同伙冲击省军区，甚至占领作战室，盗窃军事机密，殴打战士，搞乱了作战指挥系统。不仅如此，南萍耍弄阴谋，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批准“省军区开展‘四大’”，当周总理严肃指出：“部队不能搞‘四大’”后，南萍仍公开对抗，说“军队本身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不仅是地方上的问题，而且是军队也完全适用”。在他的煽动指使下，省军区的一个独立师，9个军分区和多数县（市）人武部，7个医院，2个团机关，88个连队和县中队都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上下串连，内外勾结，非法夺权，他甚至盗用省军管会名义，用飞机散发揪“军内一小撮”的“8·15”布告，非法关押了温州、金华等分区的负责同志，诬蔑他们“搞武装叛乱”，拉到社会上毒打、游斗，致使军区系统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造成严重后果。

南萍反党乱军一直把斗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收罗重用南京军区的反党乱军分子，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组织”。还专门设立“大批判二组”，“611”等黑专案，拘捕了一批革命群众，大搞刑讯逼供，“深挖黑线、黑根、黑后台”，收集整理诬陷许世友同志“里通台湾”等大批黑材料，送给林彪、“四人邦”。


二、对抗毛主席指示，残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


毛主席一再指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南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刻骨仇恨。他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等诬蔑为“右派”，把谭震林、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黑干将”、“反革命”。诬蔑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独立王国”，“妄图把浙江变成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黑据点”。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要解放江华，浙江三结合要结合江华。但南萍却蓄意对抗，颠倒黑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江华在毛主席住地装窃听器”和“资敌、通敌、养敌”的假案，未经中央批准在浙江日报发表“打倒江华”的大块文章、社论。特别严重的是，1971年初，周总理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上严厉批判了所谓“浙江是特情专政”的谬论以后，南萍公开对抗，竭力封锁，不往下传达，并在同年省党代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写上“浙江公安机关豢养了大批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作孳”，“建立和发展了一个党、政、军、特合一的庞大特务组织”，继续陷害江华、李丰平、王芳、吕剑光等同志。诬蔑省级机关是“旧机构、旧人员、旧思想，是江华的黑班底”，说“旧省委书记处和副省长一级干部中，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假党员。”大揪“黑线、黑网、黑班底”。把133个地委书记、部、厅、局长级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占同级干部的三分之一。把浙江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统统打成“叛徒集团”，否定了1939年在浙南召开的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致使大批老党员、老干部受到打击、摧残，甚至迫害致死。


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秉承江青“砸烂公检法”的黑旨意，把浙江公安机关定性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通敌、叛国的指挥中心”。炮制了《浙江省公安厅勾结美帝、蒋匪，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情况报告》，恶毒攻击浙江省公安机关“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机构”，其领导人员“是一个埋藏在公安专政机关的反革命集团”，把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同志打成特务、反革命，对公安干部大换班、大批斗，仅公安干警被迫害致死的95人，有的被公开枪决。全省480个派出所，被砍掉286个；252个人民法庭，全部砍掉；14个劳改单位，砍掉11个。他们以省革委会文件公布全省“特情”名单，当作特务批斗，有15人被迫害致死。破坏了我们侦察敌人的“耳目”。他疯狂反对毛主席肯定的诸暨县枫桥区对敌斗争的经验，诬蔑为“和平改造的修样板”，进行公开批判。

南萍“砸烂公检法”的同时，从上到下建立了“社会治安指挥部”、“群众专政指挥部”，代替和行使专政机关的职权，大搞所谓“群众专政”、“群众定性”、“群众判刑”，南萍叫嚷：“有一点影子都可以揪”、“揪得越多，成绩越大”。大刮“红色台风”，任意抓人、关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私设水牢、刺牢、冰牢，滥施酷刑（刑具达20余种，刑罚达40余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冤案、假案、错案2000多起，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被关押、揪斗的计50余万人，被逼致死的群众达9198人，甚至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四、挑动武斗，镇压群众


南萍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竭力推行江青“文攻武卫”的黑货，鼓吹“武斗有理”的谬论，说什么“从全省经验来看，凡是红色政权建立的时候，都要搞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他亲自组织、训练专业武斗队，公开发放武器。据全省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7月到1968年底，发放各种枪炮51000多件，炮弹2600余发，手榴弹88000多枚，枪弹560余万发，一手制造肖山、诸暨、温州等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甚至动用部队，开枪、开炮，血腥镇压群众。全省有21个县（市）被“武装解放”。全省在武斗中死亡的干部、群众达2900多人，其中被杀害的“俘虏”731人，不少亲属受到牵连。南萍亲临现场察看地形，动用部队直接指挥的丽水大港头武斗事件，打死群众11人。他组织诸暨、嵊县等几个县的专业武斗队，亲自作战前动员，要他们“杀回去闹革命”，制造了大规模的诸暨武斗事件，打死群众167人。在党的“九大”召开期间，南萍一伙狂妄提出“解放玉环向九大献礼”的反动口号，调动9个县的2000多个武装人员，动用台州军分区船艇大队8条登陆艇，攻打玉环县，当部分群众乘机帆船向福建逃跑时，又进行追击，共打死群众79人，打伤58人。


 	中共浙江省委专案清查小组
1978年8月


附件三：


熊应堂参与林彪、“四人邦”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材料


遵照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的指示，我们对熊应堂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进行了清查。现将他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报告如下：


一、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上了贼船


熊应堂与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周建来、王维国、陈励耘等，紧密勾结，进行反党分裂罪恶活动。早在1969年1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期间，黄、吴、邱等背着党中央，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3次，一再表示：“我们支持你们的”，“我们的插话也是有意思的”，“你们不要被人家搞分裂了”，“大权不能旁落”。陈、南、熊心领神会，秉承他们的黑指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党的九大期间，熊应堂是南京军区的代表，和陈、南勾结在一起，在吴法宪、叶群等直接指挥下，大搞反党分裂活动。九大刚结束，林彪要亲自接见他们，因南、熊外出未成。为此，叶群还专门给熊应堂打了电话，说“XXX对你们很关怀，想同你们谈谈，你们出去参观了。”嗣后，陈励耘将林彪赠给的芒果等分送给南萍、熊应堂，以示“关怀”。

九大以后，熊应堂与陈励耘、王维国等林彪死党，勾结更紧，鼓吹他们“是一条红线上的人”，“是同一个观点的，是一家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陈励耘、王维国对熊应堂竭力拉拢，吹捧他是“老司令”，“老军长、老首长、老前辈”。熊应堂5次去沪，均住在反革命据点——巨鹿路招待所。1970年国庆节，王设家宴“招待”鲁珉一家和熊应堂一家。席间，他们表示：“永远忠于林XXX”“祝林XXX找到了一个好接班人”，竭力吹捧林立果，等等。10月5日，熊又积极参与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召开的李寿山（南京军区原空军后勤政委 ）追悼会，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他们鼓吹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个好同志”，“这不是李寿山个人问题，是个路线斗争问题”，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同志。他不仅亲自参加追悼会，而且以南、熊个人名义送花圈。追悼会后，王维国专门交待：“对南、熊送的花圈不能让南京知道，不能让南京知道南、熊同李寿山的关系，这是路线问题。”在追悼会的当天晚上，王维国设宴招待熊应堂、陈励耘等。席间，陈励耘说：“我们五军感谢二十军的支持。”“老军长的病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这不是老军长个人问题。”王维国也一再表示：“我们四军也要感谢二十军的支持。我们是‘二十九军’（指二十军、空五军、空四军加起来），今后一定还会得到二十军更大的支持。”熊表示：“我们和空四军、空五军是一家人，上海四军是我的老家，王政委对我照顾很好，来上海，就住你们巨鹿路招待所，不到警备区去住”。


二、狂热吹捧林彪，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熊应堂、南萍、陈励耘借口“有人反对接班人”，大搞“保卫接班人”的教育。1970年4月，熊在省革委会第6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说“接班人问题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宣传林XXX不够”，“我们心中都要有林XXX的地位，忠于XXX就是忠于毛主席，这是大节”。他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把林彪描绘成从井冈山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的“英雄”，说“对林XXX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紧跟毛主席，就必须紧跟林XXX。”同年6月，熊在省工交战线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竭力吹捧林彪是“最光辉的榜样”，“最杰出的典范”，要“象XXX那样无限热爱……，象林XXX那样步步紧跟……，象林XXX那样勇敢捍卫……，象林XXX那样……坚决照办。”“把对林XXX的无产阶级感情加深再加深。”“紧跟……林XXX就是胜利！”熊应堂还在其他会议上，大讲“读林XXX的书，也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林XXX的话，也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林XXX的指示办事，也就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林XXX的好战士，也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九届二中全会后，熊应堂伙同南萍、陈励耘竭力推行“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人家不突出我们突出”的反革命黑方针，公开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吹捧林彪的调子越来越高。熊、南炮制的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文章的《通知》，竭力吹捧林彪“一贯高举”，“最忠诚”，“最坚定”等等。7月下旬，熊应堂在温州“政治边防”会议上，又吹捧“林XXX关于加强政治边防建设的重要指示，是边防建设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为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边防建设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8月，熊应堂在永嘉县一次干部大会上，严厉指责主持会议的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读林XXX的语录。”“今后开会，在领读毛主席语录时，一定要读林XXX的语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和态度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向熊应堂等人明确指出了林彪的问题，而熊在9月13日，继续要省军区“党办”，“今后写文件，写讲话稿，要注意多用林XXX语录”。


三、同林彪死党接触频繁，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加紧实施《“571工程”纪要》的时候，熊应堂与林彪死党来往更加频繁。1971年1月，王维国派老婆杜贵珍专程来杭，给陈、南、熊“送礼”，并交代她：“这次去杭州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增强同空五军、二十军的关系。”“只要我们3个军团结好了，就可以控制整个华东地区的形势。”之后，熊应堂在湖州对二十军三支两军人员讲话时，强调要与陈励耘、王维国加强团结，说“我们‘二十九军’要团结战斗，我们团结起来力量就大，打起仗来不怕任何敌人。”“有些问题我们不好讲，要想得深一些，想得远一些。”

陈励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面目暴露以后，装病转入地下活动，熊应堂多次前往“探望”，进行密谈。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点了陈励耘的名，并指示南、熊找陈谈话，要他向中央作出检讨。南、熊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在北京就商定，向省委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涉及陈的问题，还说“要团结，人家是受骗上当。”为陈励耘开脱罪责。

1971年7月6日，熊应堂伙同南萍秘密召集7个地委领导人开会，熊在会上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7月25日和8月14日，熊又在温州分别接见参加地区工业、财贸对口检查会议和地市机关干部大会上，散布“中国不久将发生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现在不能说，以后你们会知道的”黑话。

陈励耘、南萍、熊应堂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动用国家资金2100多万元，为林彪在杭州建造“行宫”——“704”工程。这个工程有防火，防弹，防原子等特种设备，地上地下各有200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还有坑道。并计划修建直升机场，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修建作战暗堡。熊应堂和南萍不仅亲自察看地形、选定地点，批拨经费，审定方案、图纸，还与陈、南炮制《“704”工程情况汇报要点》，委托陈励耘向林彪作了报告。《“571工程”纪要》出笼后，陈、南、熊又多次督促加紧施工，增调民工2000，限期在9月10日前完工，交付使用。

熊应堂、南萍积极参与林彪“北兵南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6日，周建平根据吴法宪“8·26”反革命作战预案，以组织航空兵协同作战为名，窜来杭州，向陈、南、熊传达了吴法宪关于增大兵力，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新考虑”，熊、南委托周建平召开了空五军和东航联合作战会议，周在会上宣布，根据南、熊首长指示，向空军作了报告，他们（指吴法宪）完全同意，和原来空军意见一致，同意组成以空五军为主，东航为副的航空联合指挥所，指名原空五军军长白崇善担任正指挥，直接指挥东航和空五军所属部队。熊应堂、南萍表示：“完全拥护这次会议确定的问题。”12日熊、南向南京军区作了关于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报告，以此掩盖他们搞“北兵南调”的阴谋活动。会上，周建平还宣布，将驻北京的某部某营调浙江，隶属空五军建制，11日即派人来浙江勘察阵地，要这个部队20日到达驻地，限两日内做好战场准备，担负作战任务。

9月8日晚上，反革命分子于新野从上海窜来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阴谋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以后，陈在9日凌晨和下午，两次找南萍、熊应堂密谈。


四、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极右路线


熊应堂伙同陈励耘、南萍，对抗毛主席指示，搞反党乱军，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挑动武斗，血腥镇压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其罪行也是十分严重的。

熊秉承林彪“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的黑旨意，伙同南萍，借口浙江省军区部队情况特殊，要求中央批准开展“四大”。为此，周总理曾明确指示：“部队不能搞‘四大’”，“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部队不能乱”。熊应堂根本不听，反而指使反革命分子林岗参加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独立二师调防会议，作乱军报告。在林岗被捕后，熊应堂伙同南萍亲自到独立二师作报告，公开煽动和支持部队“造反”组织的头头，说“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受到支持。”“要警惕伸进部队的黑手，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不要上当。”“既要勇于打击一小撮，又要敢于解放一大片，逐步团结两个95%”。熊在省军区机关建立“党办”、“学办”，实行单线联系，架空党委领导，军区系统多数部队成立各种“造反”组织，揪斗干部，非法夺权，一度使部队处于瘫痪状态。

熊应堂伙同南萍、陈励耘在驻浙部队中大搞分裂活动。1970年5月，熊应堂、南萍亲自到舟山和宁波，对部队干部作“指示”时说，“要独立自主”，“要顶住”，还说：“要与海军搞好关系，舟嵊就彻底孤立了。”

为了实现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大军区一块块吃掉的阴谋，熊应堂疯狂反对南京军区，恶毒攻击军区领导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手段，搜集整理南京军区的黑材料。1967年8月，熊应堂在驻杭某团政工会议上说：“在大街上游行时，人家喊打倒许世友，而我们战士不喊，对群众影响不好，这个思想工作要做。”同一时期，熊在二十军师、团干部会上说：“南京提打倒许世友、杜平，这也不奇怪，该打倒就打倒，我们要拥护。”“对形势要很好讲，为今后接权做好准备。”1969年7月，熊应堂和南萍在南京军区第五次党代会上，大搞分裂破坏活动。他们背着大会主席团，在师以上干部中大讲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竭力煽动二十军和浙江省军区代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会后，在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时，还继续攻击南京军区领导，宣扬自己如何“坚决斗争”，分裂部队。


 	中共浙江省委专案清查小组
1978年8月

发：公社党委，驻浙部队

共印25200份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
1978年9月21日印发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关于传达贯彻总参常委扩大会的初步情况的汇报
1978.09.15


总参常委扩大会于九月二日结束后，各部局都召开了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传达了邓副主席的指示，杨副总长、伍副总长的讲话和会议的简要情况，研究了贯彻意见和本部局运动的安排。尔后，向全体干部进行了传达。多数部局是由支部分头传达的，少数部局开了干部大会，结合传达，再次进行了动员。

传达后，普遍反映邓副主席对总参运动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作过多次指示，最近又作了重要指示，讲得更明确、更具体，表示坚决拥护，一定要努力贯彻执行。对总参常委召开这次扩大会议，及时传达邓副主席指示，听取大家对总参的意见，畅所欲言，发扬民主，大家认为是好的，反映了总参常委把运动搞好的决心和愿望，体现了总参常委以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党内民主生活的破坏。

各部局传达后，又进一步发动群众揭摆了总参领导的问题，三部采取了分段回忆的方法进行揭摆。目前为止，各部局报来一百六十多条意见，连同以前的意见，共有五百九十条意见。总的来看，常委扩大会后，运动有所进展，但进展不大。有些单位有些同志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些意见和问题。

一、出现了厌倦疲沓情绪。一些同志反映，几个月了，就是叫下面揭摆，没见过这样搞运动的，我们都摆得差不多了，总参一些事我们也不清楚。要搞清，一是要做好知情人的工作，连金涛同志都心有余悸，不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怎么行，一是总参常委本身要带头揭发查整，揭摆问题要自下而上，解决问题要自上而下，总参常委先解决，部局问题就好办了。有些部局运动已基本结束，但又不敢说结束，在那里等待。

二、一些单位、一些同志对运动的大方向产生怀疑，对运动能否搞好信心不足。比较多的反映是，听了杨副总长八月二十日动员讲话后，目标明确，劲头大，集中揭摆了总参领导，特别是杨成武同志的不少问题；听了这次常委扩大会的传达后，心里没有底，劲头不大。测绘局一些同志反映，办公厅几位同志的发言，到底对不对?伍副总长讲话中没有讲，只是说八月二十日讲话是经常委集体研究的，运动方向有没有问题?常委没表态，群众也搞不清楚。通信部反映，群众情绪不好，杨副总长动员后，怎么搞还比较清楚，现在反而不清了，主攻方向在那里，邓副主席指示针对谁的搞不清楚，这次会后，感到茫然。有的同志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搞，现在上下左右的矛盾都摆出来了，收也收不了，深也深不下去，下一步怎么办?一些群众反映，通信部的运动主要在常委，现在这种姿态和搞法，运动、工作都搞不好，总参常委说要督战，实际上一次都没有来。管理局有的同志反映，伍副总长讲话说可以打破调调、框框，比杨勇副总长八月二十日讲话更有利于发动群众，但为什么杨、张副总长不讲，叫伍副总长讲?杨副总长八月二十日讲话一听就知道是指的杨成武同志的问题，邓副主席这次指示不要只限于杨成武同志，杨副总长讲话的依据是什么?还有些同志反映，几个月来，运动到底怎么搞，搞什么，不清楚，运动没有实际进展，没有解决问题。有的还心有余悸，说嘴上说是“三不”，很难做到，搞不好又是“人身攻击，流言蜚语”。一门有的同志说，查流言蜚语是白色恐怖。二管刘家芷干事说，听说邓副主席指示中有“杨勇同志，你要注意”这句话，没有传达。

三、对常委扩大会上办公厅、管理局的发言，有的单位也提出了一些看法。装备部反映，杨副总长八月二十日的讲话是正确的，贯彻了邓副主席的指示，符合总参的实际。从揭摆的问题看，总参问题的根子在林彪、“四人帮”，从整肖向荣、整罗瑞卿同志、以人划线开始，杨副总长点出的几个问题，也是符合总参实际的，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办公厅、管理局提出方向有问题，不是公道话，是有倾向性的，因为他们有的领导和有些中层干部是跟杨成武同志起来的。

四、怎样开展革命大批判，批什么，怎么批?装备部、军务部、通信部等单位都提出了这个问题。通信部原准备开批判大会，但任务分不下去，反映不敢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要涉及一些人和事，说不清楚，你批了，人家愿意不愿意，如果运动就这个样，就不要开批判大会了。

关于各部局运动的进展和安排，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有三个部局和五七干校已基本搞完。四部、防化部、测绘局党委和支部查整均已结束。防化部李伟政委、周村副部长、吴克之副部长已去防化研究所，王学千副政委去防化一团，高朴副部长去工厂，抓下面的查整。测绘局下属的晋南办事处、测绘学院等单位，也将先后开始查整。

二、有三个部局预计九月底前可以搞完。作战部的部党委整风会议已于八月十四日结束，九月十一日转入支部查整，九月二十日后准备开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和批判大会。军训部的党委扩大会已于九月十二日结束，九月十四日转入支部查整，预计九月底前可告一段落。动员部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召开党委扩大会，同时支部进行查整，九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底，自下而上总结提高，制定整改措施。

三、有六个部局大体在十月份可以搞完。办公厅安排一周时间给总参领导提意见后，九月十八日继续开党委扩大会。二部党委扩大会于八月十一日已结束，现用一周时间继续集中力量揭摆部的问题，告一段落后，转入处、室进行查整。三部九月十四日起开部党委扩大会，预计九月二十六日结束，然后机关支部进行查整。军务部各支部查整已开始，九月十八日起开五、六天党委扩大会，再搞一周支部查整，到十月初可搞完。装备部预定九月底或十月初开党委扩大会，然后支部进行查整，大体十月份可以结束。气象局正在开党委会，下步尚未具体安排，估计十月份也能搞完。

四、有五个部局还未作具体安排，结束时间尚难估计。机要局四位新领导同志刚到任，下步运动安排尚待研究。外事局领导这段时间忙于外事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管理局、通信部问题较多，比较复杂，下步怎么搞，尚无具体安排。参政何时开党委扩大会也还未确定。

总的看，在集中一周左右时间给总参提意见后，各部局均抓紧了部局党委自身的查整和机关支部的查整，除少数几家外，大多数部局可以在十月底前结束。同时，强调一面抓运动，一面抓工作。有的部局根据具体情况，在时间上作了些调整，恢复了每周两个半天加一、二个晚上搞运动，其它时间搞工作的做法，保证运动工作两不误。

几点建议：

一、鉴于不少部局的查整已经或即将搞完，根据不要“一刀切”的原则，总参常委应区别不同情况，及时听取他们的汇报，能结束的可以适时验收。

二、通信部、管理局等单位，问题较多，而且大多涉及部局主要领导同志，群众反映大，认识不统一，总参常委、总参首长应加强对他们的领导，集中精力抓好这些部局的运动。

三、为把一些路线是非搞清楚，必须进一步做好发动知情人的工作。处以下干部可以由各部局做工作，个别谈话，或开些座谈会。有些部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如江文、梁锡昌、宋登华等同志，除有关部局党委要做工作外，希望总参首长能找他们谈谈，做好思想工作。

四、关于总参领导的问题如何解决，什么时候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会前要作那些准备工作，需要有个设想，以便抓紧时间筹备，不致把运动时间拖得太久，力争年底前把整个总参的“三查三整”运动搞完。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
(共印二十五份)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
1978.11.02


总参的“三查三整”运动，自八月二十日以来，重点转入揭摆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经过发动群众，给总参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七百多条意见，涉及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十二年来的一些重大路线是非。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关于整老帅和老同志的问题


林彪、“四人邦”大整老帅和老同志，总参的某些领导人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一) 林彪利用“八·二五”事件，诬陷贺龙同志夺权，整王尚荣、陈鹤桥等老同志


所谓“八·二五”事件，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外事局部分群众对局长潘振武同志有意见，不同意总参领导安排他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他们给中央打了电话，周总理没叫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外宾。外事局部分群众写了《毛主席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的“喜报”，送到总参党委会上。作战部部分同志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在群众的要求下，部长王尚荣同志和付部长雷英夫、王强、孟平等同志及李静签了名。林彪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造谣说贺龙同志指使王、雷夺杨威武同志和总参党委的权，让许光达同志当总长。随后在总参抓所谓“贺龙的人”，将王尚荣、雷英夫同志打倒，进行专案审查；以“配合王、雷”等罪名，打倒了通信兵原政委陈鹤桥、原付主任樊哲祥、政治部原付主任王善甫，防化兵原付主任王绍南，测绘局原政委刘清明等同志。

在整贺龙及王尚荣等同志的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多次传达林彪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杨成武同志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揭批王尚荣、雷英夫同志，传达林彪的“指示”说：“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王、雷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要追后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同志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说：“林总说，他(指贺龙)夺空军、海军的权，没有提，他在总参夺权我就提了。‘八·二五’事件出来，‘八·二六’林总就提了。”(证明材料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总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阴谋事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付统帅林×××的。王、雷及其同党，有的在空军、海军，有的在兵种，他们的口供讲得清清楚楚的。六五年就开了会，就准备好了的。他们那时说机会来了，外事局有坏人，来了个贺喜，欺骗受蒙蔽群众来夺权的，王、雷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内容，……老早在首都工作组问题上，他们就想把我挤出首都工作组，谭与王、雷是三家村黑党委，出点子的是谭旌樵，不亚于雷英夫，是狗头军师。……最敬爱的林×××英明伟大，站得高，看得远，他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夺权反夺权行动，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铁证如山，事实证明，他们是贺龙、罗瑞卿、肖华、徐立清、刘邓、彭罗陆杨早就是勾结在一起的阴谋集团。”“他们恨我们毛主席、林×××，恨伯达××、江青××，他们自己讲的最难办的是总参，主要是我，整掉杨成武是主要的。我有病，让我去养病，让许光达当总长，就是要整掉空军吴法宪、余立金，就是要整掉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就是要整掉邱会作、李天焕，快要整死了，叶群××很勇敢，自己去的。”(证明材料二)

杨成武同志和叶群炮制诬陷贺龙同志的小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贺办”工作人员写了一张《炮轰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同志把金涛同志找到他家，让金以办公厅三个领导人的名义写一张小字报，对“贺办”提出质问，为什么要炮轰办公厅党委，是谁指使他们这样搞的。金涛同志当即执笔起草，稿子还未写完，叶群就打电话催问，并提了修改意见。这张小字报，由路阳、金涛、郑汉浩三个付主任署名，打印后分发给当时的军委常委和总参各付总长等。(证明材料三)随后又组织一些部局给反帝路十七号(贺龙同志住地)贴大字报，追后台。

杨成武同志和当时的总参党委，多次同意和支持召开揪斗王尚荣等同志的大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六六年底杨成武同志还支持群众组织，抢走王尚荣、陈鹤桥同志。办公厅原付主任路阳派秘书为抢人的群众组织领路；卫戍区派干部到隔离王、雷的地点掌握部队，观察动向，里应外合；抓人的车，也是让军队有关部门提供的。杨成武同志还授意群众揪斗王绍南、刘清明等同志。(证明材料四、五)

杨成武同志亲自抓王、雷专案组，听汇报，看审讯记录材料，指使追查所谓“夺权”、“政变”的问题。杨成武同志向专案组付组长李静交代：“他们是敌我矛盾，态度不老实，要狠狠地整，只要不把人整死就行”。在杨的授意下，专案组搞逼、供、信，搞法西斯专政。审讯时，对王尚荣等同志搞车轮战术，有时连续提审六、七天，日夜不停，不准休息。不按照他们诱供讲，就拳打脚踢，逼人下跪，还打嘴巴。通信部的专案组，竟把樊哲祥同志的牙齿打掉，耳朵打聋。(证明材料六)


(二)关于整罗瑞卿、张爱萍、肖向荣同志


林彪要整罗瑞卿同志，在上海会议之前，向杨成武同志交了底。一九六五年七月，杨成武同志对叶运高同志说：“因为我了解你，告诉你一些情况，罗瑞卿反对林×××，不向林×××报告情况，不请示工作，封锁林×××，林×××批评了罗瑞卿，罗还不接受，还解释申辩”。杨还告诉叶运高同志：不要同任何人讲，只告诉你和少数几个人(路阳、李静、严俊)。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前，杨成武同志又对叶运高同志说，林×××指示，要他在高级干部里选择一些人，把罗瑞卿的问题向他们先打个招呼。杨说，他在总参和各军种里选择了七、八、十来个人，向这些人都事先打了招呼，总参有三、四人。(证明材料七)

一九六五年七月，叶运高同志提出，杨成武同志决定，召开了总参机关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坐谈会，吹捧林彪，抬高杨成武同志。会议产生的纪要，经杨成武同志审阅修改后，不呈送总长罗瑞卿同志，而直接送给林彪。林彪对这个纪要很欣赏，写了“此件已阅，甚好，可印发总参各部照此执行。”同时还把杨成武同志在这次坐谈会上的讲话列为全军政工会的文件。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四代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一九六五年召集过突出政治坐谈会，专门对罗瑞卿斗争的。这个斗争，没有公开。我因林×××对我讲了，我是知道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纪要和我的讲话，都送给林×××看了……。”(证明材料八、九、十、十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动员开展“四大”的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总参谋部有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就是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证明材料十二)杨还多次说过，“罗瑞卿他还是不想死，他是从楼上跳冰棍下来的”，“罗瑞卿是假党员”，“摔死了才好哪!”

杨成武同志支持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派头头方凡等，成立“斗争罗瑞卿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残酷迫害罗瑞卿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杨成武等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方凡(技术工程学院的派头头)、杨寅田(测绘学院的派头头)等人，杨对他们讲：“我们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也支持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总参就有罗瑞卿嘛，你们可以斗争罗瑞卿。”“斗罗筹”就是根据杨成武等同志的“指示”成立起来的。四月底，全军文革又传达了杨成武等同志的四点指示：(1)“斗罗筹”的大方向对，我们支持，“斗罗筹”只搞斗罗，不要搞别的；(2)材料我们可以提供；(3)要本着节约闹革命原则办事，车辆、经费尽量自己想法解决；(4)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好斗罗。五月初，杨成武等同志正式接见“斗罗筹”核心小组成员，又讲了那四点精神，让搞好斗罗。杨成武同志还说：“我们这场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证明材料十三)

一九六七年七月，总参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罗瑞卿同志。会上，一个警卫人员跑出来，重重地打了罗瑞卿同志一个耳光，声音很大，全场都能听到，罗瑞卿同志几乎倒了下去。会后，有的人反映这是违犯政策的，杨成武同志却说：“打了罗的耳光子，说影响不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文件上不要写了。”(证明材料十四)

李天佑同志也参与了整罗瑞卿同志的活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在总参党委会上，曾提出要成立郝治平的专案，调五个人来搞。

为了整罗瑞卿同志，林彪一伙首先打倒了肖向荣同志。林彪要肖向荣同志监视罗瑞卿同志，报告罗的言行，肖不干；肖不同意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认为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光学老三篇；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否则会成为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林彪因此对肖怀恨在心。一九六四年底，总参机关搞社教时，叶运高同志到办公厅蹲点，搜集肖向荣同志的材料，送给杨成武同志，杨转给了林彪。一九六五年十月，杨成武同志从杭州带来林彪的“指示”，宣布肖向荣同志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违反外事纪律(后说成里通外国)，搞独立王国。要办公厅对肖进行批判斗争。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党委第六十九次会议上宣布：肖向荣“是罗瑞卿反党活动的主要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第二次批斗肖向荣同志时，又增加“不支持常务付总长的工作”，“反对杨代总长过问办公厅的事”等内容。肖被打倒后，杨成武同志兼任办公厅主任和党委书记，改组了军委办公厅党委。(证明材料十五、十六)

打倒罗瑞卿同志后，杨成武同志又以“同罗关系密切，批罗不积极，态度不好”等罪名，下令“火烧”(后上升为打倒)张爱萍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听传达中央关于批判彭真会议精神时，张对有些人的发言持有不同看法，杨成武同志知道后，把邱会作、罗舜初、雷英夫找到家中，授意他们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攻击张爱萍同志。总参开展“四大”后，杨成武同志又授意雷英夫同志把报告抄成大字报贴在旃坛寺。一九六七年三月，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斗张爱萍同志，把张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潮看不惯，说成“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张对杨成武同志有意见，说成“不尊重”，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总参党委写的情况报告中说：张爱萍同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是罗瑞卿篡军反党的得力邦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王新亭同志主持会议，吹捧杨成武同志一贯正确，说：要紧跟杨代总长，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如果说这是拍马屁的话，这个马屁是拍定了。同年。杨成武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张爱萍是个假党员。”这一年的十二月，总参党委建议将张爱萍同志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杨又宣布：“张爱萍不仅是假党员，而且是特务”。一九六八年五月，黄永胜、吴法宪传达江青的黑指示，将张爱萍专案组并入二办建制，由饶漱石专案组领导，继续整张。(证明材料十七至二十)


(三)关于整徐海东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徐的秘书陈玉炳和管理局服务处杜海舟等人给总参党委写信，诬告徐海东同志。林彪一伙出于反革命需要，乘机陷害徐海东同志。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发生后不久，杨成武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召集各军兵种的司令员、政委在京西宾馆开会，说有人反映徐海东支持“百万雄师”，要贴他的大标语，打倒徐海东。当场叫金涛同志拟出几条标语口号，大意是“徐海东是陈再道的后台”，“打倒徐海东”等。在场的军兵种的领导人照抄了。杨还让金涛同志去问叶群的意见，叶群说，造反还要批准吗?就这样，打倒徐海东同志的大标语上了街。(证明材料二十一)对徐家进行监视，如谁到他家中去过，他们请谁吃饭，和谁打电话等动向，由金涛同志和路阳向林彪办公室和杨成武同志报告。

一九六七年冬，杨成武同志主持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批判徐海东同志的问题，决定开小型批斗会，分几个题目，一次一次地搞。要总参党委作出计划，报告军委办事组。当时吴法宪讲，批斗时空军派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徐海东就不是好东西，谁和徐海东有关系赶快划清界限。”

徐的医疗关系，原由北京医院负责，由于林彪一伙派人威胁给徐海东同志治病的医生，要他“揭发”，不许看病等，使徐的医疗关系被迫从北京医院转到301医院。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双方进行交接，陈玉炳写信反映，301医生对徐热情，怀疑徐和301医院搞“阴谋”活动等，金涛同志和路阳把信送给邱会作，邱于三月二十一日批：“徐海东的医疗由他们本单位自己管，今后301不管了。药品亦由他们本单位供应，301一点也不要供应。即电话告靳来川××”。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徐的三个孩子给江青写信，十四日徐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给叶群写信，反映药品供应不上，特别是氧气，只能供应到十五日早上，要求急速解决氧气问题。这两封信都转到了“林办”，“林办”又转给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根本不理，并注明“经总长查问，假的!不理!”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李天佑、王新亭同志同意办公厅派三十五人，由陈玉炳同志带领，去年的住地造反。在病床前用拳头顶着徐的额头，呼喊口号，批斗了两个小时。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黄、吴、李、邱以紧急战备为名，把徐海东同志赶出北京，不顾徐重病在身，拒不考虑徐提出到南方去的要求，强迫去郑州。在林彪一伙的种种折磨下，一九七○年三月，徐海东同志逝世于郑州。(证明材料二十二、二十三)


(四)关于整林月琴同志


林彪一伙为打击罗帅，一九六六年底在总参批斗肖向荣同志大会上点名批判了林月琴同志。路阳曾传达叶群的“指示”，诬蔑林月琴同志经常借钓鱼、串门方式拉拢几个没丈夫的女干部搞“寡妇集团”，议论叶群的历史，说林彪、叶群的坏话，说要打掉她们的活动市场，免得惹事生非。

批判林月琴同志的计划，是杨成武同志安排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杨召集批肖领导小组开会，布置在批肖大会上组织十来个人发言，乘林月琴同志在场来一个突然袭击，要大烧大整，政治上搞臭。会上，拟宣布三条：(1)搬出原来住的房子；(2)停发罗帅的部分薪金；(3)收回汽车。林彪批准了这个方案，参政陈虹同志批判林月琴同志的发言稿，事前发到办公厅各支部，当时与“贺办”在同一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林月琴同志看到了。为此，杨成武同志和叶群把路阳、金涛找到家里，批评了他们。叶群说：既然林月琴知道了，干脆把她的“邻居”(指贺龙同志)点出来，质问他为什么传给林月琴看，通风报信。叶群还提出，要“贺办”付主任何家为写个书面材料，揭发这件事。大会按照杨成武同志和叶群的授意，陈虹、叶运高等同志在发言中，都点名攻击了林月琴同志。在大会过程中，叶群打电话了解发言情况，问哪些人点了林月琴，哪些人没有点，并查问了没点名的同志的情况。

大会开完后，杨成武同志和叶群要林月琴同志搬出原住地，指定住地安门，限制活动。一九六七年一月，斗争肖向荣大会领导小组写了报告，给林月琴同志扣了六顶帽子，诬蔑她与郝治平、余慎同志等所谓“反党分子”界限不清，散布流言蜚语，丧失立场，泄露党的机密，养尊处优，在文化大车命运动中表现不好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林月琴同志在总参学习班说了几句有关林彪前妻女儿林晓霖的事，杨成武同志说林月琴放毒，在那里放毒要在那里消毒。为此逼着林月琴同志作检讨。(证明材料二十四、二十五)


(五)关于打击陷害几位老帅


林彪一伙打击几位老帅，架空军委常委，搜集整理诬蔑他们的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同志在军委办事组会上说：军委办公厅管什么，有的办事组决定了，办公厅去办。军委常委决定的问题怎么办，要动动脑筋，要不要同军委办事组通通气。专案的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的，军委常委没有接触。邱会作插话说：“军委常委的工作由杨代总长抓起来。”杨成武同志在这次会上，还讲了一段林彪的黑话，他说：“九大问题一提出来，斗争会更尖锐，短兵相接”，“林×××说，让他暴露，暴露以后好专政。等、忍、狠，让他再闹一个月，乱够了，就好了。经过大民主，转到大集中。”

一九六八年“三·二四”以后，黄、吴、李、邱继续迫害几位老帅。一九六八年五月，李作鹏、张秀川指使海军的人，找叶付主席办公室原主任莫阳同志，整了四十八天，目的是搞叶付主席关于海军“三·三”会议的所谓“黑指示”，陷害叶付主席。一九六九年春，黄、吴、李、邱指派两个秘书到办公厅收集叶、徐付主席批过的有关文件、电报手稿、整几位付主席的黑材料。他们还在政治上封锁几位老帅，不准给军委常委的几位同志(叶、徐、聂、粟)抄送机密、绝密文电、尖端机密情报、有关兄弟党和两国间的重大问题、边防涉外、援越抗美等文电。(证明材料二十六)

林彪、“四人邦”制造所谓“二月逆流”，黄、吴、李、邱一伙在总参也搞得很凶。一九六八年底，参政原主任陈继德同志曾传达黄永胜的“指示”，说几位付总理、几位元帅有什么功劳呀，指名道姓地攻击了朱委员长、陈、叶、徐、聂等老一辈革命家，并且规定可以在群众中点名，在十九级以下干部、战士、职工中都可以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李天佑同志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布置揭发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黄永胜也参加了这次会，强调搞些大的揭发批判会。李天佑同志强调：总参要有揭发，对陈、徐、聂、叶，要揭开盖子，剥掉画皮，对这些人要有恨。会后，李天佑同志在三坐门召开各部局干部会，专门讲了“二月逆流”问题，讲得很具体，很恶毒，不准作记录。

办公厅请示李天佑同志，各首长住地党支部如何贯彻执行，李问了黄永胜后答复，按照统一规定传达，可以背靠背地揭发批判。办公厅布置几位老帅住地工作人员写了所谓揭发材料(一九七三年查出原件和打印件三十四份，已上交中办秘书处封存)。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在反映李广桥支部(徐帅住地)情况的一期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但黄永胜、吴法宪继续迫害老帅，黄永胜传达林彪的黑话“不要产生新的障碍”，吴法宪对几位老帅住地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往外传，不要引起社会上的混乱，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一九六九年一、二月份召开的总参四好代表大会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证明材料二十七、二十八)


(六)关于整彭绍辉同志


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同志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整彭。当时，杨成武同志不让彭管运动，只叫管业务，不给发运动方面的简报和材料，但又让彭去处理运动方面的问题(如防化学院群众组织“一○五”在防化兵机关夺权问题)。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诬蔑彭是陈再道同志的后台，李天佑、王新亭同志找彭谈话，要彭作检查。批判彭绍辉同志的报告还没批下来。叶群说：“可以先批嘛!”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党委会上说：“明天就开会，不一定等报告批下来再开。人可以多一点，具体数字由李、王付总长定。”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绍辉同志，诬蔑他“公然为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和‘百万雄师’辩护”，“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批判后，就不让彭管工作了。彭给杨成武同志打电话，要求上班工作，杨成武同志说：你不要上班了，在家检查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总参党委决定对彭绍辉同志进行专案审查。专案组，由李天佑、王新亭同志负责，审查期间搞逼供信，经常逼彭付总长写材料，按手印，不让吃饭、睡觉，搞到深夜。有一次，用吉普车把彭拉到原总参第四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审讯，不写好材料，不按手印，就不让回家。

一九六八年七月，由于毛主席问到彭绍辉同志为什么没见出来，总参党委才写报告，对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工作。八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批示：这样处理好。(证明材料二十九、三十)


二、关于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制造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


林彪、“四人邦”推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路线，在他们的影响下，总参的一些领导人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挑起了资产阶级派性，造成了严重后果。

杨成武等同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制造“两个司令部”的舆论，搞“以我为核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动员开展“四大”的干部大会上宣布：在总参“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司令部同时存在”，对“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把它消灭，把它打垮”。“八·二五”事件时，李天佑、王新亭同志在总参党委会上提出，要“以杨代总长为核心”，“团结在杨代总长的周围”。同年九月，王新亭同志说：就是把杨代总长摆在跟主席和林×××的位置上。一九六八年二月，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期，根据杨威武同志的指示，搞了一段所谓路线教育，以杨成武同志划线站队。王新亭同志和有些部局的同志在会上讲话，吹捧杨成武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的好助手，总参的好领导”，“我们军队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总参党委的一切指示，都必须“字字照办，句句照办”，“这是衡量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重要标志，是区分完全革命派和口头革命派的试金石”等，要各部局表态拥护。当时，有的部局发言，没有跟上吹捧的调子，杨成武同志发了脾气，说“我不要你们那一票”。王新亭同志斥责动员部党委“打灰旗”。(证明材料三十一)

在总参狠抓对杨成武同志的态度问题，谁给杨贴了大字报，提了意见，就给谁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党夺权”、“政治扒手”、“站错队”等罪名。“八·二五”事件后，对给杨成武同志贴的大字报，总参文办在旃坛寺搞了集中展览、拍照，整理成文字材料，总参党委召开会议布置“反击”。而后，总参两次办“站错队”同志的学习班，解决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一九六八年三月，王新亭同志传达杨成武同志的指示：“站错队的，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在观望，有的在放毒”，“在学习班要检查为什么站错了队，要搞清原因，接受经验教训”。(证明材料三十二)

杨成武同志在部局干部中也划分了两个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指明革与保的对象。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测绘局整张清化，我就是没作声，看他们怎么整。刘清明是贺龙、王、雷集团的人，他表演得差不多了。我讲张清化是左派，这是江青××讲的，解放战争时期，张清化就是站在主席一边的。通信兵，他们不整陈鹤桥，整江文、黄文明，不整樊哲祥。防化兵他们不去整王绍南，去整李真。王绍南就是贺龙的人，你们现在去管了。在管理局，他们不去整黎化南，去整严俊，整得要死。在参政，他们不整李文一、周特夫，去整叶运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代(兼)办公厅主任，我就没有兼，肖华就派了他的什么人当秘书处长，当付主任。在办公厅，他们不整郑汉浩，而整路阳。江青××、叶群××都讲话了，整路阳就是整杨成武。”在杨成武等同志的支持下，一些部局的领导人也搞以人划线，自封“核心”。他们在本单位、本部门支一派压一派，在群众中搞请罪站队，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同志。(证明材料三十三)

“三·二四”以后，黄、吴、李、邱继续推行林彪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路线，使资产阶级派性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对拥护自己的就包庇、重用；对反对自己的就排斥、打击。如路阳、李静、严俊等积极执行林彪的路线，“三·二四”后总参各部局揭发了许多问题，可是，叶群找他们谈话交底，黄、吴、李、邱给他们安排了重要职务。在干部使用方面，搞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利用清队、审干、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等机会，打击不同观点的同志。使总参内部长期得不到安定团结。


三、关于同江青、叶群的关系和偷改韩庄档案的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空军和批斗刘志坚同志的会议上吹捧杨成武同志，说杨“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特殊贡献”，“党性最纯，对毛主席最忠”，“你们找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找你们的杨代总长嘛!”一九七五年一月到四月，杨成武同志三次按江青的旨意，要作战部、二部、三部的同志编绘《美苏驻国外海空军基地图集》，说江青要研究“声东击西”问题，而且要得很急，限期完成。经反复修改，绘制成图。四月十九日，由杨成武同志署名，写信送给江青。二部情况室翻译的卡特的一次讲话，出现了一个错情，江青作了批评指责，杨成武同志批示：这是江青××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四人邦”垮台前几天，杨还在吹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杨在总参常委会上说：“十届二中全会时，江青××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信主席看过了，主席委托我看你，主席对你很关心。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讲得与江青很有感情。(证明材料三十四)

(二)叶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掩盖她参加国民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特务历史，到处封嘴堵口。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叶群知道陆定一的爱人检举过她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唯恐周扬同志和陆定一等人在被斗中说出她的特务历史，就要杨成武同志派人调查周扬同志和陆定一等人是否讲了她的历史问题。杨成武同志要叶运高同志亲自搞，找到熟人，从侧面，用闲谈方式去了解。叶运高把参政转业到文化部的夏皓同志找到他家，布置叶群要了解的情况。经夏皓同志多方了解，向叶运高同志作了口头汇报，并写了材料，由杨成武同志转给叶群。

一九六六年九、十月份，叶群要杨成武同志的爱人赵志珍同志转告叶运高同志，要叶运高派人调查陆亘一(陆定一的弟弟)在北京、临潼、西安等地治病过程中，是否讲了叶群的特务历史。叶运高同志派参政保卫部付部长许心荣同志和管理局第二门诊部乔子华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并交代说：(1)了解陆亘一讲没讲叶群历史上的什么问题；(2)如讲了是同什么人讲的，讲的内容是什么；(3)如发现了陆在治病地方讲过，要向该单位领导打招呼，做好工作，不要再扩散出去，要把这个口子堵严。许心荣和乔子华同志到三○一医院、临潼陆军疗养院、西安军医大学调查了解后，向叶运高写了书面报告。叶运高将调查材料亲自送到毛家湾，交给了叶群。

一九六七年秋，杨成武同志对叶运高同志说：地方上有人向军队写信说叶群历史上有些问题，有些地方的红卫兵还调查过叶群的历史。叶群说要煞住这股风，不叫事态扩大。办公厅要做的事由路阳去办，参政的由你负责。杨成武同志要叶运高同志查一下叶群的档案和保管情况：在档案里记载了叶群历史上的一些什么问题，档案现在是谁保管的，保管人的政治情况如何，有什么人看过叶群的档案，有什么人到总参调查过叶群的历史，做到心中有数。叶运高同志按照杨的旨意，先后查问了参政干部部和办公厅政治处，将了解的情况向杨成武同志和林彪的秘书郭连凯作了汇报，说没有发现向外泄露叶群历史的情况，转告叶群放心。杨成武同志说：今后还要注意。(证明材料三十五)

(三)韩庄原任总参作战部付部长，文化大革命前调广州军区任炮兵司令员。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央让总参负责重新审查他一九三一年被捕的历史问题。韩的这段历史，北京军区于一九五五年审干时作过结论(韩当时在北京军区工作)，证明他没有叛徒问题。杨成武同志当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在韩庄的结论材料上盖了章。因韩庄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的刘仁，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要调阅韩的档案。这时，叶运高同志把上述情况向杨成武同志作了汇报，把参政保卫部长赵元普同志叫到杨家。杨说，中央要调阅韩庄的档案，要把韩结论材料上我盖的章去掉，免得引起误会。实际上，是怕中央说他包庇叛徒。赵元普同志提出：不需要这样办，杨的秘书张忠庆同志也认为不需要。杨说，地方上办专案的什么人都有，谁知道他怎么想，去掉了好。杨的另一秘书朱政同志建议，把原结论抽出再打印一份换一下。杨说，就这样定了，叶运高你办吧。事后，叶亲自叫人找了和原结论一样的纸张，安排了打字员，让赵元普同志送去照原样打印了一份结论材料，去掉了杨成武同志盖的章子。(证明材料三十六)


四、关于“四人邦”在总参“放火烧荒”，大搞“揭、砸、炸”的问题


批林批孔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直接插手总参各部局的运动，密谋在总参“放火烧荒”，妄图搞乱总参，乱中夺权。他们恶毒诬蔑总参有“死官僚”，有“维持会长、付会长”，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叶付主席，叫嚷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总参领导同志在他们的压力下，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


(一)关于清查所谓“山东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四人邦”的亲信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窜到山东，胡作非为，在北海舰队和内长山列岛看了尖端武器和军事设施，还要到蓬莱等地去看空军的导弹和基地。这时济南军区向总参作了请示报告。张才千同志同意作战部关于不让浩亮等人参观的建议，并提出北海舰队不经请示报告就让参观，要通报有关军区进行批评。叶付主席阅后批示：“问题在不请示，不报告，应批评。”后来作战部参谋顾永忠同志从山东看地形回京，向中央写信反映了浩亮等人在山东胡作非为，引起公愤的情况。“四人邦”抓住这两件事，兴师问罪，诬蔑总参“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不革命这些问题上，站在错误的一边”，逼总参和作战部写了三次报告和检查，强令把“山东问题”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问题进行清查。在“四人邦”的压力下，总参党委作了检讨，并让作战部和有关同志作了检查，给予他们错误的批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错误地说：“作战部某些人的歪风邪气同山东的那股回潮翻案妖风搞到一起，遥相呼应，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大好形势，矛头指向中央，问题是严重的。”


(二)关于清查“防突办”问题


总参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办公室是在一九六一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配属于作战部，为我军战备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张春桥抓住“防突办”个别人的错误，诬蔑“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有的工作人员被整、被抓，搞得人人自危。当时在“四人邦”的影响下，总参党委对“防突办”的问题看得过重，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说：“防突办是林彪擅自设立的”，“干了大量的坏事，问题十分严重”。张才千同志曾说过“防突办”支部是“烂掉了的支部”。


(三)关于反“右倾”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三总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王洪文、张春桥全面否定总参批林整风运动的成果，说总参“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总参领导右，右得很”，是一些有问题的干部的“保护伞”。胡炜在总参机关煽动“踢开党委搞运动”，叫嚣“揭批总参党委，揭批部党委就是大方向”，“条条框框都要冲垮”，积极推行“四人邦”的一套。在一些部局，大砸所谓“保护伞”、“保护盖”、“保护圈”。有的部局党委受到冲击，难以实施正常的领导，战备值勤和各项业务工作受到干扰，机密安全受到威胁。当时，总参党委对“四人邦”的黑指示，大部分作了传达，有些执行了。总参党委对所谓“右倾”问题作了检讨，还批评一些部局“右倾”。经总参党委同意采取组织措施的人员中，有的是不该采取的，有的解脱得晚了些，伤害了同志。

此外，关于清查“北兵南调”问题，根据叶付主席指示，正在调查研究。


五、关于一九七六年运动中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四人邦”疯狂打击诬陷邓付主席，总参党委常委在他们的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一)印发和诋毁邓付主席的十次指示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党委常委学习会上提出，要胡炜查阅军委常委会议记录，把邓付主席的所谓“错误”言论整理出来；同时要求常委同志回忆和查笔记，看邓付主席对总参有什么“错误”指示，联系实际，进行揭发批判。会后，胡炜立即组织力量汇集、整理了邓付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九月在总参和军委常委会上的十次讲话。其中六次，是杨成武同志传达的。经杨成武同志提出，常委同意，铅印二百份，一面作为揭发材料上报中央，一面作为“靶子”下发各部局进行所谓批判。六月中旬，杨成武同志又指示扩大印发范围，加印二千二百五十份(摘要本)，发到总参各基层单位供“批判”用。当时常委同志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证明材料三十七)


(二)总参党委常委带头“揭批”邓付主席


一九七六年传达中央4号文件以后，总参党委常委进行了几次讨论，对邓付主席作了“揭批”发言，说了许多错话，并印发了简报，在总参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胡炜，使用“四人邦”的语言，恶毒诬蔑邓付主席。杨成武同志调子也比较高，早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下旬，他就说邓付主席在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复辟翻案的讲话”，“修正主义纲领”，罗列了七条罪名。三月份，他说邓付主席的十次指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妄图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复辟资本主义”，扣上了“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等四顶帽子。(证明材料三十八)五月七日，他在总参万人大会上带头发言，批判邓付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总参召开万人“声讨”大会时未拍电影，事后补拍主席台的镜头，台下空无一人，杨在台上又念稿子，又呼口号，表现出“愤怒声讨”的样子。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邓付主席从中央党校去三部礼堂时，在汽车上嘱咐杨成武同志，要抓紧落实党的政策。七六年二月，杨却把这一正确指示作为“翻案复辟”的证据拿出来加以批判。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和四月二十八日，他曾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就和邓小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我讲你同军队干部一点没感情”，“骄得厉害，一是以为自己能打仗，二是以为自己能反修，我讲他背了这两大包袱”。(证明材料三十九)

在一九七六年运动中，当时的常委同志都说过错话，在总参造成了不良影响，四月八日、五月七日，总参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是常委集体讨论确定的。杨成武同志在万人大会上的发言，虽然是他亲自组织起草的，但常委讨论过。


(三)组织参观清华大学大字报和印发清华、北大炮制的“一百例”


一九七六年三月，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参加总参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一部分同志去清华大学参观了大字报。后来总参根据一些部局的要求，陆续组织五千多人去清华大学参观，致使“四人邦”及其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反对邓付主席的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流传到总参机关。这是总参党委常委讨论决定的。

在这同时，胡炜得知清华、北大炮制了诬陷邓付主席的所谓“一百例”，要参政找到一份，连夜交代丁莱夫同志铅印二百份，发当时参加常委扩大会的同志人手一册。这个歪曲捏造、颠倒黑白的材料流传总参机关后，造成了思想混乱。(证明材料四十)


(四)天安门事件后查汽车、查花圈问题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四人邦”及其亲信利用追查清明节期间去天安门广场的汽车问题，妄图陷害叶付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月中旬，总政保卫部通知参政保卫部查十三辆汽车，其中有叶付主席、刘伯承付主席驻地的两辆汽车号码。总参党委常委确定，对叶、刘付主席驻地的两辆汽车不查。但事过三个月之后，胡炜于七月二十四日又擅自布置调查。事实上，叶付主席驻地的汽车那时根本没去天安门广场，更没在那里停留。

总参根据上级指示，布置各单位对所属人员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抄诗词的情况作了了解，认为没有谣言的制造者和蓄意传播者，向中央写了报告。胡炜当时对查汽车、查花圈、查所谓“谣言”是很卖力的。


(五)召开三次“理论坐谈会”


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邦”以前，总参召开过三次“理论坐谈会”，讨论当时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第一次坐谈会，是四月初召开的，主要是讨论了“阶级斗争是纲”的问题，否认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应有具体的纲，宣扬了“四人邦”那套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第二次坐谈会，是在五、六月间召开的，主要是讨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宣扬了“四人邦”编造的“党内资产阶级”的谬论，第三次坐谈会，是在十月六日召开的，主要是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第二天听了揪出“四人邦”的传达后立即散了会。

这三次“理论坐谈会”，是由总参政治部建议，总参领导批准召开的。会上宣扬了“四人邦”的反动谬论，诬蔑了邓付主席，在总参机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第三次坐谈会开始时，在京的常委同志都到了会。经常委同意的胡炜的动员讲话，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三株大毒草”“是党内资产阶级射向无产阶级的三支毒箭”，批判它是“党中央的部署”，诬蔑邓付主席。(证明材料四十一)


六、关于领导揭批“四人邦”运动的一些问题


揪出“四人邦”后，总参虽然揭发了胡炜和一些部局干部的问题，但直到“三查三整”前，对总参领导的问题没有真正揭开，运动没有搞透。

杨成武同志在揭批“四人邦”斗争中，渲染自己受了林彪、“四人邦”的打击、迫害，但对自己在林彪、“四人邦”打击、迫害几位老帅、老同志等问题上做的错事、坏事，没有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批评“上海邦”的问题，杨成武同志听过叶付主席打的招呼，可是他却在一九七六年跟着“四人邦”的调子，攻击邓付主席。直到揪出“四人邦”前一个多星期，他还把江青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提，吹嘘江青怎样关心他；揪出“四人邦”后，他又把自己说成受害者，是反“四人邦”的“英雄”。去年一月初，他在七个部局参加的“西山片会”上说：“如果‘四人邦’上台……要杀八十多个人。第一要杀邓小平同志，杀叶付主席；第二要杀杨成武……”；还说：“有一个剧本，叫《年轻的鹰，飞吧!》讲的什么呢?讲了一个军队‘走资派’，名叫范虎山，就是‘放虎归山’，说这个人又回到总参谋部，六十多岁了，危险！危险!这就是讲我。我们成了老虎了。”(证明材料四十二)

总参在一九七六年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多是杨成武同志主持党委常委决定的。可是，杨成武同志却文过饰非，推卸责任。例如，邓付主席的十次指示，本来是他指示汇集、整理、印发、批判的，当去年年底罗秘书长指示要查清楚的时候，他不讲明情况，却批给新来总参的迟浩田同志“阅处”。他在万人大会上攻击邓付主席的发言，本来是他亲自交代起草、亲自修改、定稿的，起草前他向执笔的同志讲了近三个小时的话，要求“用理论去射”邓付主席的所谓“反革命的一切言论、罪行”，诬蔑邓付主席是“中国的纳吉”、“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总根子、总后台”、“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等等，当有的同志揭发这一问题时，他又推卸说：这个稿子是参政的同志写的，是总参常委要我讲的。(证明材料四十三)

杨成武同志对有的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采取袒护的态度。测绘局原局长张清化与江青关系密切，积极参与江青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大量重要机密的阴谋活动，杨成武同志却在“西山片会”上为张开脱，当着张清化的面说：“不能一事错了，一切都错了”，我是“为你说了公道话的”。在去年一月总参常委扩大会上，张清化不肯老实揭发交代问题，杨成武同志却说张“态度好”。三部原政委彭富九同志在批林批孔和一九七六年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揭批“四人邦”运动中捂盖子，保自己，但杨成武同志却在去年一月总参常委扩大会上说，“彭富九同志态度很好”，并在“西山片会”上当着彭的面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保了你的，你要感谢”。这对解决彭的问题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参政原主任叶运高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当叶运高同志在“西山片会”上对总政、总参要给他作结论表示不满时，杨成武同志竟说：“不作结论是总参党委讨论的。要作结论是总政通知的，参政抓得很紧，总政谁批的?总参谁批的?……这些问题都要查”。(证明材料四十四)

杨成武同志还借揭批“四人邦”之机，为他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文章问题上的错误翻案。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他在总参揭批“四人邦”大会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新闻单位的同志说：“我能写出‘大树特树’那样的文章吗?是参政同志写的嘛!是林彪强迫用我的名义发表的，我有什么办法呢?”(证明材料四十五)一九七七年一月，他在“西山片会”上又讲了这个问题，并让参政参加写稿的同志出来讲话，为他洗刷错误。参政写稿的同志认为，杨讲的不符合事实，不肯为他讲话。于是，杨成武同志的秘书崔昌仁同志在军委办公厅党委扩大会上作了一个歪曲事实的发言。“大树特树”一文开始虽然不是杨写的，但是后来杨把它接了过去，不仅派他的秘书和女儿参加修改，而且亲自动手修改多处，崔却说杨成武同志与文章起草、修改无关；明明是杨写报告请示可否用他的名义发表，崔却说是林彪、叶群、陈伯达强迫用杨的名义发表的，杨是不得已的；还强调毛主席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批评是批在湖南省革委会报告上的。(证明材料四十六)总参政治部原付主任周的民等同志汇报工作时，杨的爱人赵志珍同志要参政把崔昌仁同志的发言转载总参简报。这期简报上报中央、军委，下发总参各部局后，在总参机关反应很坏。在这以前，杨成武同志夫妇曾到白广路招待所罗瑞卿同志家中，哭诉“大树特树”一文完全是林彪一伙强加给他的，“那上面哪怕有我一个字，我也完全负责！”这次揭摆问题中，一些了解发表“大树特树”文章真实情况的同志，对文章的起草、修改、定稿、确定署名等过程作了详细的揭发。(证明材料四十七)

总参党委常委对运动领导不力。对于揭批“四人邦”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总参领导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去年一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着重清查了胡炜和几个部局领导干部的问题；今年一月的常委扩大会议仅对一九七六年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但检查是不深刻的，没把总参领导的问题摆透。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总参机关“三查三整”运动总结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
1979.01.15


总参谋部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是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根据总参的实际情况开展的，是总参机关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运动从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起先着重是思想和作风方面的整顿，五月中旬后按照邓副主席和罗秘书长的指示，紧紧抓住分清路线是非、打掉派性、整顿领导班子这个重点，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摆了总参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多年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在群众揭摆的基础上，对总参领导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核实，总参党委常委两次召开扩大会，听取各部局领导同志的意见，并进行了多次研究，对总参的一些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犯有错误的领导同志作了书面检查。十五个部局召开了党委扩大会，抓住本单位的主要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认识，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制订整改措施。绝大多数的机关支部进行了查整。在中央军委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总的看，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发展是健康的，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一、运动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去年三月以前，揭发清查了“四人帮”在总参搞的阴谋活动，重点清查了胡炜以及一些部局四十二个同志的问题。在“三查三整”运动中，继续清查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联系揭批林彪，又清查了二十五个同志的问题。两年来，共清查了六十八个人的问题，其中军职以上干部十九人，师职干部十五人，一般干部和职工三十四人。采取组织措施的四十六人。在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时，广大群众对总参原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一九七四年重新工作以后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总参领导对他进行了帮助。全部材料已报军委并由军委转给了本人。杨成武同志寄来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检查。

(二)紧密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这次运动，突出了路线问题，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揭批，把揭批林彪、“四人帮”与分清本单位的路线是非紧密结合起来，从总参范围来说，着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迫害老帅，迫害老干部；大搞以人划线，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放火烧荒”，妄图搞乱总参；反对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和诬陷邓副主席等罪行。通过批判，一些被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部局还紧密联系业务工作，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民兵建设等罪行。对那些影响大，危害深，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重大路线是非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经验教训。

(三)进一步落实了党的政策，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总参机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或批判的共一千六百三十三人，虽经一九七二年以来的复查工作，改变了一些同志的结论，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复查工作很不彻底，遗留问题不少。揭批“四人帮”运动以来，特别是“三查三整”运动中，加快了复查平反工作的步伐。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凡是搞错了的都认真加以纠正，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总参和一些部局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到去年年底为止，已为一千五百零五人落实了政策；属于冤、假、错案的五百七十九人，已平反昭雪四百三十二人。通过这项工作，伸张了正气，明辨了是非，调动了积极因素，促进了安定团结。

(四)整顿了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状况有所改变。一九七七年整党整风试点时整顿了一批，这次“三查三整”又集中对总参、部局党委和机关处室支部进行了整顿。到去年年底，二十八个军以上党委整顿了二十四个，八十一个师级党委整顿了五十八个，二百五十一个团级党委整顿了一百八十四个，多数部局的机关党支部也进行了整顿。在着重思想整顿的同时，也抓了组织调整的工作。按照军委全会关于配备领导班子的要求，对十一个部局和八个军级院校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还调整加强了部分师、处级领导班子。通过思想整顿和组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和团结得到加强，领导作风有了改进。

(五)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促进了战备和各项业务工作。通过整顿，党的观念、法纪观念有所增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发扬。广大干部思想解放，精神振奋，敢抓工作，敢抓业务了。不少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召开了人防工作、民兵工作和编制、通信、机要、外事等一系列业务工作会议和总参科学大会，明确了各项业务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总结交流了经验，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建立了岗位责任制，有的部局还组织了考核和岗位练兵。广大干部积极钻研业务技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航空兵一师党委的群众运动逐步深入，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步。

“三查三整”运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运动初期，我们对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对运动领导不力，在邓副主席、罗秘书长指出之后，才有了改变。(2)在运动中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有时精力不集中，抓得不紧。有的单位运动进展迟缓，路线是非没有完全分清，认识不够统一，派性影响没有完全清除，领导班子没有认真整顿。(3)对作风的整顿抓得不狠，边整边改不够，有的整改措施落实得不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还比较严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二、几个路线是非问题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篡军，控制和插手总参，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以及温玉成、阎仲川等人把持总参期间，干了大量坏事。他们成立“前指”，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的预演；扣压、删改文件、电报，封锁毛主席、党中央；组织庐山会外班子，查找“称天才”语录，准备向党进攻的炮弹；破坏批陈整风，捂盖子，保自己；搞走大量情报资料和三万美金，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叛逃作准备，犯下了严重罪行。从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总参党委开过四次扩大会和专题清查会，集中揭发清查了他们的问题，向中央上报了九十七期揭发材料。在此期间，除中央审查的二十二人外，总参还清查了有牵连的五十九个人和二百二十多个问题。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这次“三查三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继续清查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和十次路线斗争中漏掉的、没有查清的人和事。十多年来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总参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有抵制、有斗争的，坚持了正常的领导和工作，保持了机关的稳定，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部队的顺畅指挥。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压力和影响下，当时的总参党委在一系列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有的领导同志对林彪、“四人帮”跟得很紧，干了不少错事和坏事，没有及时清理，使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长期得不到澄清。通过“三查三整”，这些问题的情况已经基本搞清，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


(一)关于迫害老帅和老同志的问题


林彪、江青一伙把老帅、老同志看作篡党篡军的巨大障碍，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打击陷害，在总参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主要有：


1．制造所谓“八·二五”事件，诬陷贺龙同志，迫害王尚荣等同志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军反党夺权，蓄意打击迫害贺龙同志，借作战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支持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诬陷王尚荣等同志“在贺龙的指使和策划下，颠覆总参党委、篡夺总参谋部的领导权”，制造了所谓“八·二五反革命事件”。他们到处抓所谓“贺龙的人”。在总参首先打倒了王尚荣、雷英夫同志，谭旌樵同志也受到了诬陷。随后又以“配合王、雷”“阴谋颠覆总参谋部党委”等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陈鹤桥、樊哲祥、王善甫、王绍南、刘清明等同志，进行专案审查，使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残，并株连了家属、亲友。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在“八·二五”问题上执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负有罪责的。


2．捏造罪名，陷害罗瑞卿同志和张爱萍、肖向荣同志


罗瑞卿同志是我们的好总长。林彪迫害罗瑞卿同志，是为了扫除其控制总参、篡夺军权的障碍。当时，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积极追随林彪，参与了迫害罗瑞卿同志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夏，他按照林彪的意图召开座谈会，为整罗作舆论准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动员开展“四大”的干部大会上，他公开宣称总参有个什么“以罗瑞卿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一文中，大吹林彪，恶毒诽谤罗瑞卿同志，流毒全国。他还支持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派头头成立“斗罗筹”，总参还召开大会批斗罗瑞卿等老同志。郝治平同志受到株连，诬陷她伙同罗瑞卿同志搞“反党阴谋活动”，被关押迫害六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张爱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指控为“同罗瑞卿关系密切，批罗不积极，态度不好”，后又被强加了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贺龙罗瑞卿篡军反党的得力帮凶”以及“叛徒”、“假党员”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长期关押。

肖向荣同志拒绝参与陷害罗瑞卿同志的活动，不同意林彪关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遭到林彪的迫害，诬陷他“反党、反毛主席、反军委”，是“漏网的彭德怀分子”，是所谓“罗瑞卿篡军反党这一案的主要成员”等等，对他进行专案审查，残酷斗争。

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罗瑞卿、张爱萍、肖向荣等同志的问题上，当时总参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是有严重错误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有错误。


3．打击、陷害几位老帅


一九六七年以后，林彪通过当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把持军委办事组，架空、取代军委常委。黄、吴、李、邱控制总参期间，变本加厉地封锁和迫害各位老帅。他们不准给老帅抄送极密、绝密文电，派人收集叶、徐副主席批过的文电手稿；他们恶毒诬蔑几位老帅、几位副总理，在总参布置揭批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整几位老帅的黑材料；他们还利用所谓“紧急战备”，把老帅赶出了北京，犯下了严重罪行。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总参有的领导同志也对几位老帅、老同志进行恶毒攻击。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指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之后，总参还在四好代表大会上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诬陷、迫害贺龙、罗荣桓同志，对薛明、林月琴同志也进行了打击迫害。他们诬陷薛明同志参与贺龙同志“篡军反党阴谋活动”，对她长期关押，强迫劳动。他们诬陷林月琴同志“同反党分子界限不清”、“政治上蜕化变质”，在总参批判肖向荣同志大会上，对林月琴同志搞“突然袭击”，“大烧大整”，强令搬出住地，限制活动。当时总参几个领导同志参与了对薛明、林月琴同志的迫害活动。


4．利用武汉“七·二○”事件，陷害徐海东、彭绍辉同志


徐海东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杰出指挥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徐海东同志被诬陷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毛主席下台、交权”，还被诬陷参与贺龙同志“二月兵变”，“支持王尚荣、雷英夫夺总参党委的权”和所谓“七·二○”事件的后台。他们不顾徐海东同志重病在身，搞床前批斗，强行停药断氧。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下，徐海东同志于一九七○年三月含冤逝世。

彭绍辉同志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一九六七年总参党委扩大会对彭绍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搞所谓专案审查，诬蔑他是“假党员”，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折磨，健康受到摧残。

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帅、老同志问题上，当时总参党委的少数领导同志适应了林彪、“四人帮”篡党篡军阴谋的需要，干了不少坏事，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二)关于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制造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在林彪、“四人帮”拉帮结派的组织路线影响下，总参的一些领导人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挑起了资产阶级派性。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推行林彪路线，大造所谓“两个司令部”的舆论，搞“以我为核心”，并以对他的态度如何划线站队。在部局干部中也划分了两个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指明了革与保的对象。这种活动，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总参“四代会”期间达到了高潮，影响很坏。当时总参有的领导同志带头吹捧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的好助手，总参的好领导”，“我们军队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部局的领导人也搞以人划线，自封“核心”，在群众中搞“请罪站队”，抓“政治扒手”，任意上纲上线，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同志。总参的派性，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黄、吴、李、邱把持总参工作期间，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林彪拉帮结派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封官许愿，使资产阶级派性更加发展。他们对拥护自己的就包庇重用，反对自己的就排斥打击，利用清队、审干、干部下放等机会，打击不同观点的同志。进一步分裂了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三)关于批林批孔期间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直接插手总参和部局的运动，密谋在总参“放火烧荒”，妄图搞乱总参，乱中夺权。他们恶毒诬蔑总参有“死官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叫嚷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叶副主席和总参领导。总参有的领导同志在他们的压力下，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


1．关于清查所谓“山东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作战部和总参领导同志不同意“四人帮”亲信浩亮等人在山东乱看军事设施，是完全正确的。作战部有的同志写信反映浩亮等人在山东胡作非为，引起公愤的情况，是对党负责的表现。但在批林批孔中，总参领导同志没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说：“作战部某些人的歪风邪气同山东的那股回潮翻案妖风搞到一起，遥相呼应，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大好形势，矛头指向中央。”这是完全错误的。


2．关于清查“防突办”问题


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是“四人帮”搞的一个阴谋。总参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办公室自一九六一年成立以来，为我军战备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个别人帮林彪、叶群办了一些错事、坏事，九·一三后对他进行清查是必要的，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作战部向军委汇报运动情况的机会，抓住个别人的错误，诬蔑“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并派胡炜抓了人，搞得人人自危。当时，总参党委没有把个别人犯错误和整个机构区别开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写道：“防突办是林彪擅自设立的”，“干了大量的坏事，问题十分严重”。总参个别领导同志也说“防突办”支部是“烂掉了的支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


3．关于反“右倾”的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张春桥全面否定总参批林整风运动的成果，诬蔑“总参领导右，右得很”，是一些有问题干部的“保护伞”。王洪文派孙玉国、彭贵和等人，到总参和几个部局参加运动，搜集材料。胡炜积极推行“四人帮”的一套，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叫嚣“揭批总参党委，揭批部党委就是大方向”，“条条框框都要冲垮”。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总参和一些部局党委受到冲击，难以实施正常的领导，业务工作受到影响，机密安全受到威胁。由于“四人帮”的压力，总参领导对所谓“右倾”问题作了检查，还批评一些部局“右倾”；对一些同志的问题看得过重，有的领导还宣布过有些干部的清查结论可以不算数；经总参党委同意采取组织措施的人，有的是不该采取的，有的解脱得晚一些，伤害了同志。在这些问题上，总参党委是有责任、有教训的。

关于清查“北兵南调”的问题，根据叶副主席的指示，另作专题研究处理。


(四)关于一九七六年运动中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副主席时，总参党委常委在他们的压力和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1．印发和诋毁邓副主席的“十次指示”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在总参党委常委学习会上，布置查阅军委常委会议记录，整理所谓邓副主席的“错误”言论。同时要求常委同志回忆和查笔记，看邓副主席对总参有什么“错误”指示，联系实际，进行揭发批判。之后，汇集整理了邓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九月在总参和军委常委会上的十次讲话。常委开会进行批判，整理了简报，把十次指示作为附件，铅印二百份，上报中央，下发部局党委。六月中旬，经常委确定又印发到机关支部进行批判。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是违背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


2．总参常委带头“揭批”邓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传达中央4号文件以后，总参党委常委进行了几次讨论，对邓副主席作了“揭批”发言，说了许多错话，并印发了简报，在总参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四月八日、五月七日总参两次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所谓“声讨”和“批判”，是常委集体讨论确定的。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在万人大会上的发言调子很高，发言稿是他亲自授意起草的，他应负主要责任，但常委集体讨论过，也是有责任的。


3．组织参观清华大学大字报和印发清华、北大炮制的“一百例”


一九七六年三月，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参加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一部分同志去清华大学参观了大字报。后来总参陆续组织五千多人去清华大学参观，致使对邓副主席的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流传到总参机关。这是总参常委讨论决定的，常委要负责。

在这同时，胡炜让把清华、北大炮制的诬陷邓副主席的所谓“一百例”，印发当时参加常委扩大会的同志人手一册，在总参机关造成了思想混乱。责任主要在胡炜，但常委发现后没有提出异议，也是有责任的。


4．天安门事件后查汽车、查花圈问题


天安门事件后，总参按照上级指示，曾布置各单位对所属人员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抄诗词的情况作了追查，给下边造成压力。常委确定，不查叶副主席、刘伯承副主席住地两辆汽车去没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但胡炜却擅自布置调查，为“四人帮”陷害叶、刘副主席卖力效劳。


5．召开三次“理论座谈会”问题


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帮”以前，总参召开过三次“理论座谈会”，分别讨论了“阶级斗争是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问题。会上宣扬了“四人帮”的一些反动谬论，诬蔑了邓副主席，在总参机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三次座谈会，是由总参政治部提出建议，经总参个别领导批准召开的。第三次座谈会开始时，在京的常委同志都到了会，是有教训的。

在一九七六年的运动中，我们总参党委常委是有不少错误的。当时总参和参政下发的有关文件、讲话、简报、材料，应全部撤销；部局在运动中的问题，凡是按总参的要求办的，责任在总参党委常委，下边的同志没有责任。


三、经验教训


两次路线斗争的实践，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


(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根本态度。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践踏这一原则，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造成严重的恶果。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我们总参有些同志，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犯了不少错误。林彪、江青自封“天马”、“女皇”，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有的同志不顾事实，也跟着搞吹捧之风，不仅吹林彪、吹江青，还吹叶群、吹黄永胜；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放火烧荒乱总参，诬蔑总参领导右，我们有的领导同志不仅检查自己“右得很”，还批评下边“不得力”，给部局党委施加压力，造成很大被动；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诬陷、迫害邓副主席，我们有的同志明知邓副主席的十次指示是正确的，还决定印发进行批判，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林彪、“四人帮”把我军的老帅和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疯狂进行摧残和陷害，搞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当时要求完全识破他们反革命的面目，是不容易的。但是，说一点异常感觉都没有，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别是有些同志，长期在老帅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老帅的关怀、教育，有些老同志在一起共同战斗几十年，按理说相互应当是了解的，感情是深厚的。为什么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捏造罪名，疯狂迫害老帅和老同志时，我们有的同志明知是错的，也跟着说假话、造假案、干坏事呢?从有些同志的检查看，大体是四种情况：一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迷信林彪、“四人帮”的“特殊地位”；二是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毒害，认为“左”比右好，迂事“左”三分；三是怕整到自己头上，个人丢了官，家属受株连；四是为了向上爬，不惜出卖原则，陷害同志。这里有认识问题，有私心杂念问题，也有政治品质问题。斗争的实践教育我们，不尊重科学，不实事求是，就必然一害革命，二害同志，三害自己，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有多大压力，都应当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我们应有的品质和气节。


(二)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制，永远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通过设立专案，举办学习班和“群众专政”等方式，对干部、群众任意进行所谓审查。在审查中，违反党的政策，搞逼供信，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人受到迫害和株连。总参是深受其害的，在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单位对干部先定性后审查，先罗织罪名后编造材料。在一些专案组里，搞车轮战成风，各种酷刑有二、三十种之多。被迫害的同志，有的已含冤身死，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回顾这一段历史，使人触目惊心。林彪、“四人帮”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粗暴地践踏了人民民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必须永远废除。不仅我们这一代不能这样做，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能这样做。

林彪、“四人帮”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把自己的权力、意志当成法律，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在他们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他们从反面教育我们一定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制，同各种破坏法纪的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做法，决不能容许；各种所谓“学习班”和没有法律依据的“群众专政”都应予以禁止；私自扣人、打人、抄家的非法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惩办。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必须永远废止。

在党内斗争和审干工作中，我们应当坚持：(1)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内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问题。除了对于极少数证据确凿的坏人，要坚决斗争、严肃处理外，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严格划分具体工作错误、路线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楚，应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干部要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不能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把过去的功劳一笔勾销，一棍子打死。只要不是屡教不改的，处理时应取宽大方针。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处分，可轻可重的从轻处分。凡涉及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不论受审查、受处分的人问题多大，都不得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3)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审查处理案件，要认真调查研究，反复核实材料，取得确凿证据，按照党的政策，准确定性，恰当结论，正确处理。(4)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自以为“一贯正确”，知错不改，是党性不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三)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任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不准人家讲话，压制对他们的任何批评，扼杀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在他们的影响和毒害下，我们总参也有一些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在党内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有的甚至给提意见的同志，随意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进行打击迫害。这样就破坏了民主，堵塞了言路，造成人们不敢讲话，心有余悸，谨小慎微，积极性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林彪、“四人帮”不仅摧残党内民主，也破坏党的集中。在他们影响下，总参有的人也跟着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使总参有些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事实证明，踢开了党委就谈不上闹革命。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群众运动就必然失去正确的方向。

我们要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教训，把民主和集中正确的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当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我们又肩负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任务，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就更为重要。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内，在人民内部，真正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鼓励大家讲话，实行“三不”主义，把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凡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允许个人说了算。有意见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口头赞成，心里反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允许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拿原则作交易。党委一旦形成决议，必须坚决执行，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各行其是。要关心群众的疾苦，爱护他们的积极性，认真解决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解决人民内部的一切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四)打掉资产阶级派性，才能增强革命团结


林彪、“四人帮”是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的罪魁祸首。他们分裂革命队伍，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培植亲信，网罗党羽，混水摸鱼，乱中篡权。我们有些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比较重，他们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在干部和群众中搞划线站队。对观点相同、拥护自己的，提拔重用；认识不一致或反对过自己的，排斥打击。几年来，我们对派性虽进行过多次的批判，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有的单位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有的同志认派不认党，迂事不向党反映，总要找那么几个观点相同的人，拉拉扯扯，嘀嘀咕咕，搞非组织活动；有的从派性出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心意的就执行，不合心意的就不执行，断章取义，阳奉阴违；有的在批判派性的同时，自己又搞派性，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站在派性的立场上看待干部、处理问题；有的对臭味相投的人，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对不支持自己的，就记小账，搞陷害，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表演一番，搞得你不得安宁。资产阶级派性对总参的建设危害很大，它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组织，败坏了作风，破坏了团结，使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这次“三查三整”，我们把打掉派性作为整顿的一个重点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少单位体会到，打掉派性，首先要打掉领导干部的派性。领导干部有派性要带头检查，自觉改正。要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特别要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切不可亲一部分人，疏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派，绝不允许搞以我划线，安插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对搞派性的要进行批评，不敢与派性作斗争的也要进行批评，支持搞派性的更要进行批评。要敢批敢斗，不讲情面，使派性没有市场。要发动群众联系单位的实际，摆派性的表现，论派性的危害，挖派性的根源，提高大家的认识，增强反派性的自觉性。对个别派性严重而又屡教不改的，不管是多大的干部，都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一批二调，不能重用。通过这次查整，大家深深感到，象总参这样受害比较重的单位，开展反派性的斗争非常必要，不把资产阶级的派性搞臭、整掉，安定团结的局面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每个同志都要顾大局，向前看，警惕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准则。

(五)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尤其是对高级干部一定要严格管理


十次和十一次路线斗争，我们总参都有不少干部犯错误，其中部局以上的干部就有四十三名。其原因：一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二是学习不够，马列主义水平低，不能很好地识别真假马列主义，难免上当受骗；三是个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原因。从领导上检查，与我们没有认真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很好地抓紧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督，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干部缺乏党的观念，背着党委干坏事；有的干部不读书，不看报，不懂马列，爱吹不爱批；有的干部称王称霸，随意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我们有些党组织对此不抵制、不斗争，听之任之，丧失了党的战斗力。

这个深刻的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各级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都要从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进行监督。监督他们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模范地遵守党纪、军纪、国法，有没有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弄虚作假、贪污腐化和其它违法乱纪行为。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列，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参加支部和小组的生活，接受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监督；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有事同下级和群众商量，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不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听不得批评；要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互相谅解，工作出了问题要主动为下边承担责任；要严格教育自己的家属和子女，不要放纵他们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要坚持党委交心通气制度，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对干部进行考核，做到功过分清，赏罚严明。军委强调治军要严，首先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榜样，做学习的榜样，实事求是的榜样，艰苦奋斗的榜样，遵纪守法的榜样，决不要做特殊党员。


四、善始善终做好运动的收尾工作


总参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总体来说，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但是，不能“一刀切”，少数单位的运动需要进一步深入，多数单位也有个巩固和发展运动成果的问题。因此，贯彻中央三中全会决定，转移工作重点，一定要根据各部局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妥善安排，善始善终地把运动结束好。

运动没有结束的单位，必须按照总参党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再用一段时间，把运动搞到底。路线是非一定要分清，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克服，决不能敷衍了事，草率收兵。这些单位，可以把“三查三整”同传达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但要加快速度，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争取在二月底以前搞完，跟上工作重点转移的步伐。

运动已经结束的单位，要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军委〔1978〕42号文件的要求，发动群众，进行验收，搞好运动的总结，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做好战备工作。

根据党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处理好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抓紧搞好结论定案工作；解决好三支两军人员中的遗留问题。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顺利地完成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把领导和群众的智慧和精力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一九七七年军委会议和一九七八年全军政工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为把我军建设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对既要保密工作干扰破坏的情况汇报”
1979.01.12；送阅件第六号


遵照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将这个材料印送你们一阅，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请有关单位负责清查落实。


关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对既要保密工作干扰破坏的情况汇报


我省的机要保密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总的情况是好的，作出聊很大成绩。但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四人帮”未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极力破坏党的机要保密工作，妄图控制、利用机要保密阵地，甚至窃取和出卖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在我省，保密与窃密的斗争，表现的相当尖锐和激烈。那些积极追随“四人帮”的闹派人物，总是利用自己窃取的部分权利，通过种种阴谋手法，大量盗窃党和国家机密，并且把控制和利用机要保密，作为他们妄图达到篡夺各级领导权力的重要手段。

他们为了掌握党委活动，竭力控制利用党的文件机密，非法私抄、翻印，随意扩散，甚至歪曲篡改，为帮所用，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咸阳市原革委会副主任杨淑芳，将李瑞山同志一九七四年在省革委会第使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带回后，没有向市委常委传达，就转给一个闹派头头，让其在市羊肉泡馍馆召集七十余人的黑会上作了传达。传达后，商量对策，大闹市委，以“请隐士、举逸民”的罪名，迫使市委将一批干部任免的决定作废。铜川市委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将中央四、五号文件刚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原市轻工局党委书记郭岱勋当晚就召集了十多个闹派人物开会，断章取义，歪曲精神进行宣讲，然后密谋策划，统一行动，一夜之间打倒市委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贴满了十里长街。宝鸡市原市委常委张会奇，私抄党内文件资料一百五十四份，其中有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内部指示和接待外宾时的重要讲话四十件，华主席内部指示、讲话十三件，周总理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讲话二十六件，中央文件十二份，还摘抄党政军、国民经济等各种绝密资料六十三种。他将这些文件资料送给同伙传看，用以接帮组派、结帮篡权，用以追求女性，乱搞两性关系。原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梦云，积极追随“四人帮”，授意团省委非党群众金令完将一九七六年中央发至省军级、县团级的全部文件，抄录在私人的笔记本上，作为长期使用的资料。更为严重的是，她还将周总理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关于党内六次路线斗争讲话的绝密材料，擅自传抄。加以批注，指派人秘密翻印了二百份，散发到许多单位，制造反党舆论，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在竭力控制党内文件机密、为帮所用的同时，又以假乱真，大肆贩卖“四人帮”及其死党的黑货，公开翻印，广为散发，用以蛊惑人心，制造篡权舆论。原省革委会副主任单英杰，与一九七六年将从小道弄来的江青、毛远新、徐景贤的反党讲话以及“梁效”的反党黑文等七个材料，在千阳县印刷厂翻印四万一千四百册，发至宝鸡市十三个区县和公社以上单位。还批准将原宝鸡市委副书记李维林宣扬“四人帮”论调的所谓辅导报告制成录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到处播放，搞乱人心。

他们泄露党的会议机密，里通帮派，内外配合，进行篡党夺权互动偶那个。一九七四年，咸阳地位原组织部副部长舒兴昌，擅自将省地调查组关于处理咸阳市问题的会议情况捅给闹派，他们便纠合起来闹事，强行收走市委常委的个人原始记录本，将这些材料公布到社会上，闹得整个咸阳乌烟瘴气。随后又煽动部分群众徒步来到西安，大闹省委。一九七四年八月，李瑞山同志在咸阳地区两会期间，讲了反革命分子常本宽的罪行和省委准备逮捕的意见，并告诫一些闹派人物不要和常本宽搞在一起。这一情况，当天晚上就被告密给在西安的常本宽本人。一九七六年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张会奇从驻军一个秘书那里看到党中央关于毛主席的病情通报，便立即从宝鸡赶到西安丈八沟，将党的这一核心机密告诉了参加会议的省革委会常委中少数人，于是他们加紧了在这次会议期间篡党夺权的步伐。李世英、杨梦云等人利用晚上时间分别跑回所在地区和单位，向闹派透露会议内容，分析会议形势，内外配合，密谋向省委夺权。他们随意将党委会上讨论的机密问题，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捅给帮派，将帮派内预谋好的意见带到会上进行发难，致使党委无法正常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原宝鸡市委副书记李维林，事先与张会奇、张忠印等人预谋好第三批突击提干的名单，强迫市委讨论通过。还未正式行文，张会奇就通知马忠林、马昌、邢秀坤等八、九人，一起大摆宴席，互称职务，弹冠相庆。西安市委在一起常委会上，刚讨论了赵以凡任文化局副局长问题，不待会议结束，原市委常委刘绪统便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打电话告诉赵本人，让摆好宴席。由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弄得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有的不是党委成员，硬要参加党委会议。领导成员发言，怕抓辫子，不让记录。甚至造成个别单位党委开会时怕走漏消息，连吃饭、上厕所都搞集体行动

他们利用通讯手段，搞串联活动，监视党委上下之间的联系，甚至利用党的机要通信渠道，向“四人帮”打小报告，为了结帮篡权的需要，千方百计在自己家里私装外线电话，避开单位总机对外进行社会串联，并吹嘘说这是“加强互相联系的重要途径”。铜川市邮电局原革委会副主任郭金川有，于一九七六年三月，肆无忌惮的给话务员布置窃听省委负责同志与市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联系，监视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并将窃听的内容在黑会上进行传达，得意地叫嚣“这就是掌握走资派活动的重要渠道”。他还企图对话务员进行调整，安插亲信，长期监视党委活动。铜川市原轻工局党委书记郭岱勋，利用职权，通过机要通信向迟群、谢静宜、“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出七封诬告市委的黑信，利用机要部门向闹派人物打印发送黑材料。

他们不择手段，盗窃档案文件，利用篡改档案材料，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铜川市粮食局原组织科副科长樊智树，利用职权，把一个准备提拔为该局党委成员的赵警态同志的历史档案进行涂改。这个同志曾任过我人民解放军连长，因为反对他们的那一套，就将其历史改为国民党伪连长，并让上报审批。这个局另一个干部阮世玉，张贴大字报，公布了三十四人的历史档案，攻击市委 “牛鬼蛇神”，“不重视新生力量”。这三十四人的档案材料，是曾任过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贺志清等人所提供的。市公安局干部温生荣，为了打倒党委负责同志，竟不择手段，调转专政矛头，把许多公安案件处理情况公布到大街上，将自己亲自办理的一个富农分子私藏枪支的案件泄露给本人，并亲自登门为这个富农分子写翻案材料。铜川矿务局工人，现行反革命犯席学东，在原西北局进驻工宣队期间，盗窃中央、省委文件和档案资料一百六十六份。一九七六年，他将曾在西北局工作过的市委书记张铁民同志的历史档案公布在大街上，用以煽风点火，搞乱铜川，达到篡夺市委领导权的目的。矿务局工会秘书组组长柳惠选，为了给其姐夫程幸升解决入党问题，通过原组织部干事高庆义将程档案中的特务历史材料私自抽走，使程混入党内，并当上了支部书记。

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已经危及到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各种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受到严重阻碍，党的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的指示，就得不到有力地贯彻。


 	（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



内蒙古党委关于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二月逆流”冤假案的请示报告
1979.01.15


[1月21日，中共中央对此报告作出批示，同意自治区党委的报告。1月2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将此报告连同中共中央的批示转发至公社党委，要求各级党委“即向党内外全体干部和群众进行传达、组织学习、讨论，并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切实做好受害干部，群众的平反昭雪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在我区造成了一系列冤、错、假案，其中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二月逆流”和 “新内人党”三大案件，危害最深，影响最大。挖“新内人党”问题，去年中央“4·20批示”，已彻底平反，现将其他二大冤假案的平反意见报告如下：


（一）


1966年5月华北局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工作会议上，XXX等人按照林彪的“5·18”政变经的调子，诬陷攻击乌兰夫同志。会后，以华北局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以中发〔1967〕31号文件将这个报告加以转发。这个报告，给乌兰夫同志罗织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是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他“搜罗了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搞宫廷政变”，“篡夺领导权”，“在呼和浩特市委发动了修正主义政变”等等。紧接着，XXX、XXX部，特别是党政军蒙古族老干部，诬陷为“乌兰夫黑帮”，统统打倒。


（二）


前门饭店会议后，XXX、XXX等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支持XXX、XXX、XXXXX、XXX等坏头头（现已查明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帮派骨干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围攻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大搞打砸抢。1967年1月，他们同上海“一月反革命风暴”紧密配合，自上而下进行反革命夺权。1月22日发生了《内蒙古日报》夺权事件，内蒙古军区出面干预。于是XXX、XXX等操纵的“呼三司”等群众组织，在XXX等人的支持、怂恿下，冲击了内蒙古军区。从而把内蒙古局势搞得极度混乱。广大干部和群众忿起揭露和批判他们的上述罪行，完全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并且得到了内蒙古军区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支持。而X、X等人却把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勾结内蒙古军区黄厚、王良太之流，支持和利用保守组织，在内蒙古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1967年4月13日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康生、王、关、戚一伙的直接插手破坏下，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所谓“八条”），这个决定中称：“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应当解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等等。

“4·13”后，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XXX、XX、XXX、XXX等，凭借这个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反所谓“为乌兰夫翻案的二月逆流”，把全区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工农兵基本群众，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干将”、“急先锋”、“反革命坏头头”、“老保”、“右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法西斯专政。


（三）


1967年11月，内蒙革委会成立后，发表《公告》号召“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向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发动全面总攻击！”在全区上下大挖“乌兰夫黑线”，大肃“乌兰夫流毒”，进而制造了一个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新内人党”的大冤案。直到1971年4月23日，经中央同意的中共北京军区内蒙古前指领导小组“关于召开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还继续提出深入批判“乌兰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民族分裂主义罪行”。


（四）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前内蒙古自治区的19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辉胜利的19年。我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以乌兰夫同志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以及各族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巩固和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对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上述三大冤、假案，违背了内蒙古的客观实际，颠倒了敌我关系，混淆了路线是非，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民族团结，对我区革命和生产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极为严重的。为此，我们建议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二月逆流”这两大冤、假案，并为受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五）


在纠正上述冤、错、假案工作中，要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在内蒙地区造成的这些冤、错、假案的祸根是林彪、陈伯达、XXX、“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责任在XXX、XX、XXX、XXX、XXX等人身上。至于受蒙蔽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是没有责任的；有些干部和群众或迫于当时的形势，或不明真相，说过些错话，办过些错事，是应该谅解的。我区地处反修前哨，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方针。一定要顾大局，向前看。看本质、看现在、看今后。同志之间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和计较个人恩怨。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齐心协力，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切实把各族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坚决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共山东省委印发《关于解决“二·三”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979.01.19


各地、市、县委，各大企业党委，各高等院校党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省军区党委：

中共中央1979年1月17日批复了山东省委《关于解决“二·三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中央同意你们《关于解决‘二·三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准备明确宣布的4点意见。”

现将省委《关于解决“二·三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印发给你们。中央批示和省委请示报告的要点，可口头传达到群众，但不要登报和广播。


附：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解决“二·三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9.01.12


中共中央：

中央最近转发的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我省的“二·三夺权”，就是在上海一月反革命风暴的影响下，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等一小撮坏人，勾结陈伯达、康生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搞的反革命阴谋。1967年1月22日，王力授意王效禹在青岛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接着，王力又打电话给王效禹，叫他到省里夺权。2月3日，王效禹网罗XXX、XXX、XXX、XXX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2月22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伙，听取了王效禹带领的所谓“山东夺权汇报团”的汇报，国民党特务分子陈伯达当即表态：“我们看，根据考验，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信赖的。”并指定“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3月2日，王效禹一伙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毛主席发了所谓“致敬电”，陈伯达一伙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的社论，给王效禹等一小撮坏人篡夺山东党、政、财、文大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省委、省人委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扣了许多大帽子，什么“省委、省人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什么“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胡说山东省委、省人委“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忠实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宣布“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大划“革”与“保”，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扣上了什么“保皇派”、“黑老保”、“右倾复辟势力”等大帽子，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大肆摧残干部，造成了严重恶果，使山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为此，我们准备明确宣布：

一、所谓“二·三夺权”是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一伙坏人策划的反革命夺权，应予全盘否定。当时参加夺权的干部、群众是不明真相的，是没有责任的。

二、建国以后的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山东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前的山东省委、省人委，尽管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总的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红的，不是黑的。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三、在所谓“二·三夺权”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谭启龙、白如冰等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

四、对在所谓“二·三夺权”前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王效禹一伙而遭受迫害的群众组织，一律予以平反；对林彪、“四人帮”和王效禹一伙制造的一切冤案、错案、假案，以及所有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予以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

在解决“二·三夺权”问题中，我们一定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顾大局，识大体，向前看，进一步增强团结，巩固发民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顺利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当否？请批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中央对贵州“一·二五夺权事件”的批示
1979.02.15


中共贵州省委：

1979年1月30日的报告收悉。

经查，1967年，贵州“一·二五夺权事件”，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批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即这一事件，是在林彪、“四人帮”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下，由李再含及其核心成员罗锡康、张明、孙昌德、徐英年等少数几个人阴谋策划、指挥下造成的，矛头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在这之后，全省各地区、各单位的夺权也是错误的。所谓“西南的春雷”应予以根本否定。他们强加给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统统推倒。当时被点名批判为保守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敢闯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以及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有关的遗留问题。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

中央希望你们充分做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明确宣布，当时受欺骗、受蒙蔽参加各级夺权的干部、群众和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一律不应追究。全省党政军民应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共同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发工作，贡献力量。


附：


关于解决贵州“一月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9.01.30


党中央：

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时，纷纷要求对1967年贵州“一月夺权”问题的性质予以明确。会议期间，我们组织专门力量，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召集有关人员作了调查，在此基础上，省委常委认真进行了研究。现将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贵州的“一月夺权”，是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下进行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李再含及其核心成员罗锡康、张明、孙昌德、徐英年等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和帮派骨干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再含是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对省委当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和部署都是清楚的。随后，他摇身一变，积极投靠林彪、“四人帮”，冒充“左派”、分裂省委、分裂干部、群众，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66年9月至1967年元月，他背着省委向中央文革和林彪先后发出了18份绝密电报，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劣手法，对省委肆意进行攻击和诬陷，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及王关戚的赏识。他公开支持当时窃取革命群众组织领导权的反革命分子李铁乃、黄世明和造反派头头徐英年等人，大搞打砸抢、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煽动停工停产，非法绑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揪斗各级干部，制造一系列严重事件，搞乱贵州形势；反过来又倒打一耙，嫁祸于省委。1966年12月10日，他在给林彪转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欺骗毛主席，要挟党中央“当机立断”，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和篡党夺权的野心。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策划一月反革命风暴之后，李再含等人认为时机已到，经过秘密策划，于1967年1月25日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在全省掀起了从上到下全面夺权的恶浪。王力、戚本禹等炮制的《人民日报》社论，把李再含等人在贵州的夺权炫耀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夺权公告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给全国“又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充分说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代理人李再含等策划的“一月夺权”，是以贵州为突破口，进而在西南地区实现全面夺权的严重步骤，并在全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二、“一月夺权”以后，李再含、张明、罗锡康、孙昌德、徐英年等人疯狂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盘否定贵州17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在所谓《通告》中，胡说“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17年来忠实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诬蔑省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一批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给他们挂上‘马列主义’的招牌，塞进我党政机关各部门。这一伙人串通一气，连成一条线，上瞒中央，下欺群众，把贵州搞成一个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为在贵州进行全面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给广大干部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帽子，实行所谓“抓、罢、提、留、调”的反动方针，勒令党政机关中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统统摘下“乌纱帽”听候处理，不得违抗。利用他们把持的《新贵州报》连续发表《粪土当年万户候》、《必须行使镇压之权》等反动文章，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和错案。他们实行“上夺下扫，右右开弓”的反革命手段，疯狂镇压群众，连续挑起武斗，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破坏工农业生产，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李再含野心勃勃，插手云南、四川。1968年，他伙同谢富治、王力窜到云南，极力煽动“肃清薄一波影响”，进行分裂军队的罪恶勾当；在四川支持刘结挺、张西挺，搞乱四川。贵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李再含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69年在敬爱的周总理主持下，揭发了李再含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严重问题，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他的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职务。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包庇下，李再含的严重罪行和他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一月夺权”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三、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我们认为，贵州的“一月夺权”，矛头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向无产阶级夺权。所谓“西南的春雷”应予以根本否定。在李再含等人阴谋策划和指挥下，全省各地区、各单位的夺权也是错误的。贵州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贵州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要颠倒过来，他们强加在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统统推倒。在“一月夺权”时被点名批判为保守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敢闯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以及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向干部和群众说清楚，阴谋策划“一月夺权”的只是李再含等几个人，当时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是没有责任的。上述意见在中央批准以后，我们打算先在党内逐级传达，做好工作，而后由各级党委召开大会，向广大群众宣布。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为江渭清、惠浴宇、李士英、洪沛霖等同志被诬陷为“通敌”等假案进行平反的决定
1979.03.13


省委政法口领导小组、省公安局党组，并报中共中央、公安部：


省公安局党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报告悉。

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砸烂公检法”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下，吴大胜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期间，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公安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颠倒敌我，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制造了一批冤案、假案、错案。其中直接涉及到省委、省公安厅领导同志的即有三起：（一）一九七○年七月十一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党中央报告的三十六号文件，诬陷江渭清、惠浴宇、洪沛霖和邱路等同志长期“勾结帝、蒋特务机关，出卖情报，进行通敌活动”。（二）一九七○年七月十一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党中央报告的三十七号文件，把省公安厅经过批准，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清理销毁的部分档案，诬陷为李士英、洪沛霖同志“受命于彭、罗反革命集团和旧省委毁灭罪证、保护敌人的严重反革命事件”。（三）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省公检法军管会以军管字第三十号文件，向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了《初步揭发洪沛霖之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搞特务活动所犯罪行的报告》，把公安部门在对敌斗争中所采取的某些必要的侦察手段，诬陷为“盗窃无产阶级司令部情报”。

事实证明，吴大胜等人所提出的这三起案件，纯属捏造，完全是假案。省委常委经过讨论，已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宣布平反。现省委再作出正式的书面决定：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旧江苏省公安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通敌罪行的报告》、《关于李士英、洪沛霖烧毁大量档案的反革命罪行的情况报告》，以及省公检法军管会《初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沛霖之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搞特务活动所犯罪行的报告》和《关于反革命分子邱路罪行的审查报告》，是完全错误的，全部予以撤销。由于这些假案而被迫害、受株连的同志，一律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

(原载《公安建设》，1979年第9期，第33-34页。)

来源：原载《公安建设》，1979年第9期，第33-34页。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关於“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
1979.06.09


各地 、市、县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

现将省委审干办公室、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於“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印发你们。

“七十三号问题”，是胡炜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阴谋篡党夺权，在陕西迫害老干部的一个突出罪证。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省委决定，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各地可将这一冤案的调查报告，向部、职工宣读。组织大家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以及胡炜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中共陕西省委
1979年6月9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加发各人民公社党委）



关於“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


省委：

根据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精神，我们对“七十三号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七十三号”即原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三号，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四月，这里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由省革委会政法组负责管理，省专案办公室负责政治审查。先后关进去五十五人，其中西北局部长以上、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部二十八人，省级副厅长以上，西安市市委书记、市人委副市长以上干部二十四人。戎子和同志被关七年又七个月。赵守一、李启明、赵伯平、王林同志被关都在六年以上，先后被关的同志还有：刘澜涛、王甫、韩劲草、严克伦、白治民、杨植霖、李登瀛、刘刚、方仲如、舒同、张策、章泽、常黎夫、陈元方、刘文蔚、杨宗耀、罗明、陈煦、侯永、刘子久、傅子和、刘刚、刘邦显、林茵如、张毅忱、甘一飞、白瑞生、李骥德、林牧、李宁、高步林、万士杰、、马志超、张之轩、李万春、颜志敏、王光远、宋梦邻、张言博、张峰伯、杨晓初、崔一民、薛焰、张国声、刘颖、秦仲方、尚寅宾、叶迈。

“七十三号问题”，是胡炜积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阴谋篡党夺权，在陕西迫害老干部的一个突出罪证。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胡炜在省革委会全会上说：“要加强专案工作，西北局部长一级、省委常委以及副省长以上、市的副市长以上，分别由西北局、省、市搞。按专案对象建立调查组。”“对赵、李等等，一个组负责一个对象，负责与此有对象联系的一小撮。”五月十六日，原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张虎，在省革委会领导干部会上说：“走资派、专政物件都比较嚣张，专案进展不快，翻供、反动标语、黑信、黑电话都比较多，最近××、×××的老婆搞特务活动。”胡炜当即下令：“对这些必须军管、监管的搞个材料”。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胡炜在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专案工作是‘擒王’的工作。”“陕西敌情严重，中央首长多次讲了，现在揭发的敌情，还是点上的，还没有连成线，连成面。”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讨论专案工作时，胡炜说对李启明下面的人“要查，干这些事，不止李一个人”，“要把这一伙子搞出来。”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讨论专案工作时，胡炜说“陈××三六年刚入党，党组织就破坏，是否与陈有关？”

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推行了胡炜的那一套。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省革委会的碰头会上，××同志说：“政法组要找个地方，把副市长、副省长以上当权派集中起来，搞清问题，和黑帮不一样，但也是半军管。不叫军管，就是要集中管理。”省革委会政法组根据“省革委会首长”指示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要监管的西北局、省委、省人委领导干部二十多人名单。十一月十七日，×××同志批示“经讨论同意此名单，一部分性质明显的军事看管，一部分监护，要抓紧叫他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并揭发别人。”十二月二十日，×××同志又在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搞专案就是对敌斗争。”

“七十三号”实际上是个监狱，是用法西斯的一套办法管理的，凡是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完全限制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个人都单独关押，互相不许见面。见了面也不准说话。早晚两次“放风”。每个人都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外调、谈话叫“提审”，有专门的提审室和审讯室。夜间睡觉通宵开灯照明，以便监视。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通信自由，伙食标準低、管理差，普遍吃不饱肚子，饿肚子，有人浮肿。还随便搜身，任意打、骂、体罚。特别恶劣的是，一九七二年底，毛主席、周总理关於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指示明确规定：要“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这个重要指示，一直没有向“七十三号”的被监管人员传达。

“七十三号”对老干部实行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和摧残，是和专案审查进行政治上的诬陷迫害紧密结合的。被关押的同志，离开“七十三号”有先有后，但大多数人又相继被送往农场、工厂、五七干校，实行监督劳动和继续审查。胡煒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和各个时期的政治气候，对这些同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他们在这些同志中大搞“反右倾”“反回潮”“反翻案”。一九七五年他们搞什么定性升级，一次就补订了八个所谓“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九七六年“四害”横行时，他们又大捞走资派。翻来覆去，揪住不放，只要把这些人打倒、搞臭、整死。许多同志遭受折磨迫害达十余年之久。杨宗耀同志在“七十三号”关了两年，又转入监牢，冤死狱中。刘文蔚同志出了“七十三号”又下放外县，罗明同志被“双开”回乡，都因迫害致死。揭穿胡炜等直接操纵的“专案办”的罪行，才能看清楚“七十三号”问题的政治背景和险恶目的。

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真相大白，被关入“七十三号”的所有老干部，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叛徒、反革命。“七十三号问题”是一起重大冤案。建议省委为“七十三号”这一冤案以及在这里关押过的同志彻底平反，把胡炜帮派的这一罪行，通告全省各级党委，以肃清流毒影响。


 	省委审干办公室
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日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清队”扩大化问题的情况报告》
1979.09.28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组、党委：

现将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清队”扩大化问题的情况报告》印发你们。

“清队”扩大化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胡炜，推行极左路线，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严重罪行。他们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党的组织，败坏党的作风。对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半年来，我们在全省范围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清理“三案”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遗留问题仍然不少，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这个材料可以向广大干部宣读多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胡炜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并结合向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清队”扩大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尚未处理的，要尽快地、妥善地加以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教育干部、群众向前看，顾大局，讲团结。同心同德，为实现“四化”努力奋斗。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关于“清队”扩大化问题的情况报告


我省“清队”工作，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集中搞了一年多时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胡炜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竭力推行极左路线，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清队”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揪、乱斗的混乱局面。他们炮制推广了西安音乐学院、秦川机床厂等所谓典型“经验”，使清队扩大化由机关到基层，由干部到群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的达四十余万人，受整的干部有六万二千一百多人，约占全省党政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省级机关二百二十六名厅、部、局级领导干部中，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有一百三十四人，占百分之五十九。家属、亲朋受株连者数百万人。


（一）胡炜等人竭力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迫害干部、群众


一九六八年“清队”初期，他们就起劲地鼓吹康生关于以“陕西敌情严重”的调子，提出所谓陕西有“三条黑线”。胡炜在一次省革委会负责人碰头会上，听取秦川机床厂汇报“清队”情况时说：“把敌情估计严重些”，“走资派一条线；特务一条线”。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陕西地区的敌情十分严重。根据我们的分析，大体有三条黑线：一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部分地区是蒋介石、胡宗南匪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革命基地，国民党撤退时，有计划地潜伏了一批特务、反革命；二是地下党多次遭到敌人破坏，有一些人叛变投敌；三是解放后，由于刘少奇及其死党彭、高、习，刘澜涛和位销[JG1]在陕西的代理人赵守一、李启明之流，顽固地推行反革今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致使有些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钻进了革命队伍，有的还篡夺了某些单位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提出，要“刮起十二级台风，猛烈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要使全省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商店以及每个家庭，都成为对敌斗争的战场。”

他们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作为“清队”的重点。一九六八年四月，胡炜提出：“西北有五个黑窝子——旧省委、旧省人委、旧市委、旧市人委、旧西北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当时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说：“城市斗批改深入，主要问题是上层。省委、西北局敌情严重。西北局大头好的不多”。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省革委会办事组整理的《原陕西省委领导班子情况》中说：“原陕西省委是一九五〇年四月成立的，历任四届，进行过多次调整、改组，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死党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拼凑的一套又一套黑班子”。“第一届先后任过常委的二十一人，有叛徒、特务和彭、高、习死党十五人；第二届常委十七人，有叛徒、特务和彭、高、习死党十三人；第三届常委十六人，有叛徒、特务和彭、高、习死党十四人；第四届常委二十人，有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十二人”。这完全是极其恶毒的诬陷。他们公开号召要“动员一切力量，采取各种措施，集中火力，从各方面深揭旧西北局、旧省委、旧西安市委，各旧地委、旧县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从而，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许多领导骨干打成“旧势力”和“黑线人物”，大搞法西斯专政。

他们还把各级公检法机关也当作“清队”的重点。利用他们控制的《陕西日报》炮制了《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反动社论。使各级公检法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公安干警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另有专题调查材料）

“ 清队”中，他们一再叫喊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省革委会在潼关召开农村“清队”现场会，当时省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说：“陕西土改、镇反极不彻底”，“中央首长指示，镇反杀头的占千分之一，李启明私自篡改为千分之零点五，实际也没有杀多少。”实际上陕西以至整个西北地区镇反期间杀人不得超过千分之零点五，是中央决定的。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批准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西北方面，根据那里的情况，规定杀人不超过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这也是正确的”。他们在农村刮起了查满[JG2]补划地富的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补划地富五万八千八百六十五户（包括社教时补划的地富），绝大多数是错划的，搞乱了阶级阵线。

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对“清队”扩大化反映很强烈。但胡炜等人却充耳不闻，不许反对扩大化，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千方百计进行压制。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八日，胡炜在干部会上说：“扩大化问题，到此为止，不要讲了，主席没有这么讲，林×××报告、公报也未这样讲，不然会出现反左倾机会主义、平反”。当时省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也说：“清理阶级队伍还要搞吗？如果这里那里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还搞不搞？中央首长指出陕西阶级斗争严重，还存在不存在？”那时候，谁说“清队”有扩大化，谁就是“翻案”，就是“刮冷风”，就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以至受到批判斗争。以致大量冤、假、错案，直至今年以来才开始进行平反纠正。


（二）“清队”中采取了种种法西斯手段，制造冤、假、错案


“清队”初期，胡炜等人在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炮制了几个所谓样板，指导全盘。首先抓了西安音乐学院和宝鸡秦川机床厂；接着，又抓了红安公司大抓特务集团的“经验”；在农村抓了潼关县斗批改现场会的“经验”；他们还组织推广三原、麟游在地下党员中抓“叛徒”的“经验”。

这些所谓“样板”，实际上是搞扩大化、搞法西斯专政的典型。一个秦川机床厂打入的刑法有十八种之多，被揪斗的职工达二百八十多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毒打了一百一十多人，造成五人死亡，五人致残，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西安音乐学院揪出的所谓“特务”、“土匪”“变色龙”、“小爬虫”、“现行反革命”，实行专政的干部、教师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胡炜等人却把这样两个“样板”，吹捧成“最好的典型”，说：“宝鸡秦川机床厂和西安音乐学浣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为我们全省开展对敌斗争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要求各级都要“运用和推广这两个单位的经验，让他们的经验在全省开花结果”。他们利用省革委会的文件、报纸、广播和开现场会等形式，大造舆论，广为传播。当时到秦川厂“学习”、“取经”的人达到三十多万。西安音乐学院还把被揪斗的同志拉到西安以外好多个市、县搞什么巡回“展览”批斗。这两个“样板”推广开来之后，逼供信的黑风愈刮愈烈，打人成风，游斗成风，关露牛提力[JG3]成风。有的私设监狱，栽赃陷害，甚至动用专政工具，送行[JG4]公安侦察，秘密监视，最后发展到株连全家，祸及亲朋，使许多于部特别是许多老党员、老干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了芦量[JG5]摧残和折磨。山阳县“清队”中打人的刑法有四十多种。在这些残酷的刑法之下，全县先后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百九十一人，制造的冤、假、错案有四百五十六超[JG6]，涉及八百五十四人。南郑县里八沟、高家岭公社涛趴中，在几个坏人的操纵和诬陷下，制造了所谓“平新党”、“7.19”等六起反革命集团假案，将四百四十三名基昙干部和群众打成反革命，打死、逼死二十六人，致残十六人。更为严重的是，蓝田县群众组织搞“镇反”，杀了四十一人。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清队”后期，他们借精简下放之名，行清洗之实。采取“一裴子赶力[JG7]和“连窝端”的办法，把大批党政干部赶出机关，下放基层，提出什么“长期下放”，“就地消化”，给干部档案里塞“黑材料”，给不少同志批上“可以使用，不能重用”，“控制使用”等等。有的同志下放后，表现好、工作能力强，被地、县党委使用了的，竟遭到胡炜等安插在省委组织毒妁[JG8]亲信的批评指责，甚至饬令二次下放，不准任用。短短期间，全省下放干部达一万六千多名，直至“四人帮力被粉碎后，才陆续调整分配了工作。


（三）“清队”扩大化造成了严重恶果“清队”扩大化，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全省打死、逼死的行政干部就有二千二百九十八人，还有不少人被整致疯、致残、致伤。 （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次揭批查运动中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共十六万七于多起，涉及十九万五千多人，大多是在“清队”中形成的。 （三）颠倒了敌我关系，搞乱了阶级阵线。“清队”中清出的四十多万、所谓“各类阶级敌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他们中有的是犯有一些错误的人，有的本来什么问题也没有，都被当作“阶级敌人”横遭迫害。“清队”中所补划的地富成份，绝大部分是错的，把大批劳动农民，甚至许多贫雇农划到地富阵营里去了。（四）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破坏了干部队伍。在干部、党员队伍中大抓叛徒、特务、黑手，把各级党政组织打散、搞垮，使之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把对革命有卓越贡献的陕西地下党，打成“土匪”、“第二国民党”，许多优秀的地下党员惨遭迫害，而且株连了一大批人。”（五）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党风。一些坏人乘机兴风作浪，栽赃陷害，甚至进行阶级报复。使好人横遭迫害，歪风邪气上升。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揭批查进展缓慢，“清队”扩大化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广大干部、群众意见很大。去年九月省委扩大会议后，各级党委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重视了解决“清队”中的问题，平反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为过去蒙冤受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惩治了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纠正了农村错划的地富成份。特别是今年二月，省委专门组织了十个工作组，分赴各地，协同地、市委彻底清查处理冤假错案，经过半年工作，“清队”扩大化中以及其他方面所造成的“三案”，绝大部分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有些重大案件，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严肃处理。


 	省委清查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平反“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的决定
1979.09.30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胡炜等人利用他们把持的权力，以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恶劣手段，制造了一起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的假案。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追查了四年，涉及范围有原西北局、省、西安市三级四十多个单啦，迫害和株连干部、群众一百四十人，拘留、逮捕的有：李维斗、李子扬、顾洹、曹忠厚、张俊侠、王子辉等十一人，隔离审查的有：刘茂甫、冀玉锁、马文松、屈文祺、徐秋安、尚行韬、傅登华等四十五人。西安市工会干部烈茂甫同志被长期隔离审查，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含冤雨死。原省商业厅干部柳润堂同志被捕后，横遭折磨，出狱不久，含冤而死。省工会干部李维斗同志先后被隔离审查、逮捕刑讯逼供，逼得他跳楼摔伤，严重致残。大批干部、群众、家属、子女，横遭揪斗、抄家、毒打，造成了严重后果。

现已查明，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案件，纯系胡炜等人制造的一起假案。．在追查这一案件的过程中，他们肆意践踏法制，滥施隔离审查、拘捕关押一刑讯逼供等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这个案件的所谓立案根据，完全是捏造的。所谓交待材料都是逼供、串供、诱供而虚构出来的。对于这一假案，省委决定予以平反。因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而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应予彻底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应予。昭雪；对因此案而形成的个人档案材料应按规定销毁；个人被迫所写的检查材料应退还本人；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应按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对于那些违法乱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由所在单位党组织严肃处理。


附．一《关于“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的调查报告》

二《“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受迫害的人员名单

（此件发至县、团级）


附件一：

关于“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的调查报告


根据省委指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案（即一号案），进行了调查，案情已基本查清。现报告如下：


（一）


一九六七年秋季，西安地区一派群众组织调查霍士廉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的情况时，涉及到康生，胡炜等人就捕风捉影，立案追查，认为是搞了康生的材料。先是在西北局机关等几个单位追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省革委会常委学习班和西安两派头头参加的汤峪学习班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

胡炜等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目的是为了“抓大头”、“揪幕后”，整老干部，同时，还企图借此整一派群众，向康生表忠心。在这一案件的追查过程中，胡炜作动员，听汇报，亲自部署。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在省革委会会议上说：“原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阶级斗争盖子要进一步揭开。要把重点放在抓黑手、挖大头，抓现行、揪幕后上”。同年十二月，胡炜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听取汤峪学习班汇报时又说： “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问题，学习班要当作重大事件抓，把幕后揪出来”。胡炜指派了张虎（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直接控制这个案件，并抽调了包涤等一批部队的干部负责学习班的工作。张虎先后召集汤峪学习班的负贵人和西北局、省、市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负责人顾苏荣、刘同芳、陈博烈参加的会议，交流情况，研究对策，组织机关配合追查，这种会议仅从六九年一月到六月，就开了十七次，胡炜参加过多次。

六九年一月间，胡炜听取汤峪学习班汇报时说：“整中央首长材料严重问题，要彻底弄清”，“列为专题，作为‘重点，集中一段时间来搞”。汤峪学习班于六九年二月七日把这一案件作为专题动员揭发，同时，西北局、省、市三级机关也加紧追查。同年二月二十八日，胡炜在听了汤峪学习班汇报后说：“整中央首长材料，你们讨论一下，防止目标不明确，有些人转移目标。”“按线索一个个追下去，……搞康老是刘子久把材料交给崔××的。领导心中要有数，始终围绕把三级盖子揭开”。三月八日胡炜在听了西安市公安局汇报后说：“市公安局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没有搞出来，专门组织人，专门处理这问题，把有关人员搞个学习班解决”。此后三级机关都排了重点，各单位大会动员点名，小会围斗追查，一些同志被隔离审查。

四月间，在汤峪学习班的追查无所收获时，胡炜说：“否定不行，转到有关单位继续搞清”，“所牵连的重点人，可以隔离，专案审查，调出办学习班，把障碍搬一搬”。接着，汤峪学习班把逼供所得的张玉良、李维斗、顾洹、刘茂甫等同志的所谓交待材料汇编了专辑，发到各单位。省级机关把所谓重点人调到西工大办学习班。西安市公安局集中在白水县办学习班。交大和西北局在本单位进行。使审查工作升了级，扩大化。在这段时间内，西北局党校在顾苏荣（当时西北局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领导下，硬逼张绪从（西北局党校干部）编造了个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第二部分底稿。胡炜如获至宝，在张虎召集的碰头会上说：“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的问题，长期弄不清，现在有了很大线索，问题很清楚，从六七年开始，直接和霍士廉问题联系起来。”“一走要摘清这问题”。这次会后不久，他们就拘捕了省工会李维斗，西安市公安局曹忠厚、张俊侠、李子扬，市工会李宗汉。在杨梧干校设了专案组，把有关重点人集中到千校继续审查。

一九七一年开始清查“五·一六”以后，在胡炜的指使下又把“整理康生黑材料”当作主要问题，继续追查。将部分解脱了的同志又当作审查对象集中到杨梧千校办学习班，西安市在三桥办了专案学习班。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省“三办”汇报这一案件审查情况时提出：“新材料没有多少”，查不到证据。胡炜等人仍不罢手，并强调：“整理中央首长材料，要作为一个问题来抓”。省斗批改领导小组九月间还在杨梧干校举办了“整理康生黑材料”的“罪证”展览。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张玉良、高玉明先后推翻了原来的交待。七月和九月省斗批改领导小组、省委“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先后两次给李瑞山、黄经耀、胡炜和省委写了报告，并向省委作了汇报，对这一案件“倾向于否定”。审查工作才不得不停下来，但仍然留了个尾巴。


（二）


胡炜等人，利用他们把持的权力，捕风捉影，栽赃陷害，迫害干部和群众。在这一案件中，涉及原西北局、省委和西安市级机关等四十多个单位，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一百四十人。被拘捕十一人，隔离审查四十五人，致死二人，严重致残一人。

他们不顾党纪国法，随意侵犯人权，任意抄家、隔离审查，甚至制造假笔迹、假材料，栽赃诬陷，搞得有的同志家破人亡。仅原西北局、省、市机关从一九六八年七月到一九七二年冬先后因此案隔离审查三十四人。追查过程中，他们采取先定罪名，逼取口供，而后扩大范围，指明问供，猎获“战果”。刑法之多，无奇不有，什么车轮战、捆、绑、吊、打、上手铐、上背铐、老虎凳、用电线扭成鞭子毒打等等。省工会干部李维斗同志被隔离后，刑讯逼供，逼得他跳楼摔伤，后又被管押，严重致残。市工会干部刘茂甫同志被残酷折磨，含冤死去。省商业厅干部柳润棠同志被捕后横遭折磨，出狱不久，就含冤而死。

家属子女受株连的情况也很严重。李维斗同志的岳父被隔离审查，逼他交材料。西安市公安局干部李子扬同志的父亲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被斗致死。有的同志的子女，升学、参军、招工都因此受到影响。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所谓“整理康生罴材料”完全是胡炜一手制造的一起假案。他是这一假案的罪魁祸首。当时直接负责这个案件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和原西北局、省、市斗批改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也应负重要责任。

为了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对于这一案件必须彻底平反昭雪：

（一）建议省委作出决定，宣布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案是一起假案，为受害者彻底平反，并将省委平反决定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并发给受害者本人。

（二）对于致死、致残的同志由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切实做好善后工作。被抄家的，由受害同志的现在工作单位负责，作好物资清理和善后工作。

（三）归入个人档案的材料，要认真清理，按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处理。

(四）在这一假案中犯有严重违纪的同志，应责成他们做出认真检讨，吸取教训；对于那些栽赃陷害，违法乱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由有关单位党组织进行审查，严肃处理。


 	省委清查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

附件二：


“ 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受迫害人员名单


刘茂甫 柳润棠 曹忠厚 张俊侠 李子扬 刘志斌 王子辉 溪峰 李宗汉 顾洹 吕富华 徐秋安 王宏谦 尚行韬 李铭堂 史公伟 刘子久 冯廷汉 李德友 张绪从 张俊南 曹云峰 巩平汉 张忠孝 王正金 王守鹏王 斌 风文锦 何 里 韩维良 孙汉才 赵锡坤 高玉明 冯显禄 张国民 刘根初 李本树 王庭英 崔三河 李克恭 王文贤 柴兆雄 李 志 芦志芳 河胜荣 潘云先 舒 同 戴慕荣 陈铁民 崔洪农 苏建农 冯伟年 赵 英 马 杰 刘梦林 武登才 吴家寿 邓建忠 沈荣水 顾雪芹 杨克俭 孙少华顾明芳 周 道 朱初扬 阎保定 周俊卿 李公正 张发勇 梁德群 孟繁森 周鸣泉 蔡元基 张培安 贺 湘 黄善康 段密芝 傅登华 李兆昆 朱其海 牛爱琴 柳育达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印


《红旗》杂志复查组的四份复查结论
1979.10.00


一、许健生所犯错误的综合材料

（一九七九年十月）


许健生，男，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江津人，中共党员，行政十五级。一九六一年调入红旗杂志社，任编辑。一九七一年四月，经驻《红旗》工宣队的推荐，反党分子姚文元指定许健生为《红旗》杂志临时编辑小组召集人，五月又为第一召集人。此后，在姚文元的控制下，一九七三年四月，当上编辑小组支部书记。同年九月，当上出席党的十大的代表。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前，许健生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明确职务。在此期间，他作为《红旗》杂志编辑小组主要召集人，负责组织日常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多次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见报和出席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在同原《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召集人谈话时明确提出：“我挂总编辑名义，表示负责。核心小组组长不兼，不能对日常工作负责。”暗示许健生将担任拟议中的核心小组组长。从此以后，许健生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已经负责初审部分稿件，可以初步确定每期刊物目录和版面计划。

“四人帮”横行时期，在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红旗》杂志成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许健生主持日常编务工作，与“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活动是有许多牵连的。经过查证，现将已经落实的有关错误事实概述如下：


（一）贯彻执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积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许健生在政治思想上是紧紧追随“四人帮”的。几年来，他每月都和其他召集人一起被姚文元召去听取所谓“宣传指示”，按照“四人帮”的反动意图组织和撰写文章。他主持日常编辑工作期间，《红旗》发表了大量反党文章，其中有相当部分，他或者参加过讨论提纲，或者看过定稿后的清样，负有政治责任。

根据本人交代和初步查证，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十九七六年十月的三年时间内，许健生直接经手（指授意、有重要修改或亲自组织处理）有严重问题的文章约有三十五篇左右。这些文章分别在不同阶段鼓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左路线，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如一九七四年的《广泛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认真学，深入批》、《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一九七五年的《克服经验主义，认真看书学习》、《从宋江看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一九七六年的《×××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等许多篇文章，都是在“四人帮”掀起的几次反党高潮中发表的，造成恶劣的影响。

许健生在为“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过程中，是相当积极主动的。他主持日常编务工作，主要是通过制订选题计划，组织撰写评论，贯彻体现姚文元的“指示”和意图。每期刊物制订选题计划，都是由许健生主持讨论修订，报送姚文元定稿的；每期刊物的自写评论文章，许健生或参加过起草讨论，或作过修改。从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版面上开始出现的署名“池恒”的评论文章，就是许健生主持筹划的。三年中间，用“池恒”或“程越”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共二十一篇，大多发表在刊物的头栏头条重要位置上。许健生主持组织了撰写送些文章，负有重要责任。


（二）贯彻“四人帮”的旨意，不登周总理遗象和悼念文章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在姚文元的控制和指令下，二月份出版的《红旗》杂志公然不刊登总理遗象和悼念文章。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是许健生处理和经办的。开始时，许健生就在编辑部内部传播“四人帮”所谓关于压缩悼念总理活动报道的精神，并对要求《红旗》刊登悼念总理文章的读者来信不作处理。以后在向姚文元请示时，他又揣摩迎合姚文元的意图，提出“封面是否用红字”的问题；姚文元决定不登周总理遗象封面仍用红字，他忠实执行。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表明，许健生追随“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立场是比较自觉的，他对“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明显地感觉到了的。

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题为“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中，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荒谬提法。对此，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一位同志来电话指出，这一提法与周总理对十七年科技界工作红线占主导地位的估价是对立的，要求作出说明和回答。许健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不作核对，反而在编辑人员会议上攻击为“阶级斗争新的动向”，要求大家注意。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三）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蓄意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会后中直机关小组进行了四个半天的讨论。许健生代表《红旗》杂志参加会议。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直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许健生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党中央、国务院在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取得的成就，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一大批其他领导同志，放肆地叫喊要掀起一场反右派斗争。这个发言兜售的主要是姚文元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十七日两次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中的反动观点，在当时明显地超出了中央打招呼会议传达讨论的范围。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编辑组内部一个同志写了一份所谓批判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的材料，观点极端错误。许健生看后立即提供给姚文元，这份材料经姚文元定稿后先后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七六年111号附页）、《内部参考》（七六年26期）上，发至政治局和省军以上领导机关参阅。这是许健生主动向“四人帮”提供的攻击性“炮弹”。

一九七五年冬、七六年春，姚文元在同原《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时，多次用歪曲原意的手法影射攻击说，有人只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准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这前后，许健生通过编辑汇报的全国卫生会议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情况已经了解到，姚文元影射的所谓“有人”主要是在诬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但是不久，在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红旗》刊登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许健生却授意把姚文元的谈话观点塞了进去，并亲笔写上一大段文字，攻击这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的“把戏”。

同一时期，许健生还通过文章批判所谓“技术私有”，攻击李先念同志。一九七五年五月，在全国卫生会议有关部委领导同志参加的汇报会上，李先念同志讲话时指出，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技术私有。要讲辩证法，既要反对业务技术挂帅，也要反对空头政治。这一指示，参加会议的编辑向许健生作了汇报。但是，在组织写《反击卫生界的右倾翻案风》（载七六年第四期《红旗》）一文时，姚文元布置批判这一指示的观点，许健生清楚地知道背景和矛头所向，仍然积极支持编辑和作者写了进去。


（四）插手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一些人的反党乱军活动。


一九七五年一月，《红旗》借调编辑、昆明军区宣传部干部曲弦，调回昆明军区宣传部工作。曲弦回去之后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七月，给许健生寄来大约二十二封信件，密报昆明军区和云南省的情况，其中现已查有实据的由许转送姚文元处有六封。这些信件纯属黑信、黑报告，其主要内容有：攻击和诬陷昆明军区党委负责同志，密报昆明军区指战员和云南干部、群众抵制“四人帮”的革命活动；总理逝世后，曲弦又写来劝进书，要求王洪文、张春桥当过总理。有的信件指名攻击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和指示，攻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同一时间内，许健生给曲弦写了七封回信，向曲弦透露“四人帮”的反动意图和《红旗》宣传动向，鼓励和支持曲弦的上述活动。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旬，曲弦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两次来《红旗》找许健生摸情况。许健生把“四人帮”的一些反动意图，同样透露给了曲弦，从而迅速传到“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体系之中。

一九七六年六月，许健生还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作组的林敬荣、王希伦转信给姚文元，攻击云南省委，诬告新华社云南分社。

上述事实说明，许健生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是紧跟“四人帮”的，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已经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之中。

“四人帮”粉碎后，开始一段时间，许健生对自己的错误和对党造成的损失，缺乏认识。在党的政策感召和群众运动推动下，他的态度有所转变，陆续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并能够交代一些反动思想和动机，有争取同“四人帮”划清界线的愿望，从全过程看，态度基本是好的。


二、胡锡涛所犯错误的综合材料

（一九七九年十月）


胡锡涛，男，四十四岁，行政二十二级。一九七三年调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是姚文元指定的非法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

胡一九六三年在华东局内刊工作时，就同姚文元结识。一九六八年，姚文元篡夺了《红旗》杂志的领导权，胡被“选拔”到《红旗》上海组稿组（即后来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上海群众炮轰张春桥时，胡保张有功，得到“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赏识。一九六九年，胡参加炮制《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极力吹捧江青，受到张春桥的夸赞。一九七○年，在徐景贤、朱永嘉打招呼的情况下，胡锡涛到华东局干校履行手续入了党。一九七二年，姚文元深感控制《红旗》“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不行”把胡从上海调到《红旗》工作。

从调来《红旗》到“四人帮”倒台，胡锡涛经手编撰了大量毒草文章。《红旗》发表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原文化部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许多是他参与写作或经手处理的。他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有关正确指示，攻击邓小平同志，不择手段地吹捧“四人帮”；他同“四人帮”一些死党、余党来往密切，大搞帮派活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制造了许多反革命舆论，干了不少坏事。主要事实如下：


一、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有关指示


1、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一九七五年初，电影《创业》上映以后，最初胡锡涛还认为电影是好的，并准备写文章予以肯定。后来得知“四人帮”要扼杀《创业》，胡马上随声附合，积极参与这场反革命围剿。三月，胡锡涛按照姚文元的意图，以《红旗》编辑小组的名义起草了否定《创业》的黑报告送姚转江青，并主动写了《创作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文章（未发表），罗织罪名，围攻《创业》。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胡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肆意歪曲和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到处散布“调整是放宽”、“无大错不等于无小错”一类从江、姚那里贩来的谬论，竭力为“四人帮”开脱罪责。他对《解放军报》等宣传毛主席批示、赞扬《创业》的文章十分不满，诬之为“右倾思潮的抬头”。同年九、十月间，外文版《中国文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人就可否发表《创业》剧本征询胡的意见，他以“无大错并不等于很好”，横加阻拦。到了十二月，“四人帮”向党发起进攻，胡又紧跟“四人帮”，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诬之为“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并作为“右倾翻案风”来批判。

2、同毛主席关于“四个缺少”的批评唱反调。一九七六年二月，胡锡涛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伙同于会泳等人抛出《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动文章。胡早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就听到毛主席对文艺方面“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批评，可是在写文章时仍亲笔加上“近年来”的文艺创作“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都有新的飞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还说“文艺界的十年，是旧貌变新颜的十年，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等等，蓄意颠倒黑白，为“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唱赞歌，同毛主席关于“四个缺少”的批评唱反调。


二、反对周总理


1、伙同梁效写文章批周总理关于理科从中学招生和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指示。胡锡涛明明知道从中学招生和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是周总理的指示。早在一九七二年十月，王知常来京时就告诉过他：“总理最近有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教育部也有人告诉过他，部里不久前传达过周总理关于从中学招生和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指示，还把传达时的记录本给胡看过。可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胡锡涛组织梁效写《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时，竟要作者把从中学招生问题作为靶子来批，并亲笔作了大量修改；文章还突出批了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问题。在核实材料时，作者曾反映：北大一些同志提出，招生问题那样写，会不会同周总理指示相抵触，希望编辑部考虑，胡却置之不理。在同期发表的题为《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一文中，胡锡涛又违背作者原意，硬塞上了大段批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内容，说什么“抓好基础理论课”就是“企图把青少年学生重新关在校门内死读书”，“是要走回头路”。

2、周总理逝世后的反动言行。胡锡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诬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周总理的热爱与怀念，多次胡说什么：“总理逝世，左中右都伤心，正如大观园里哭贾母，各有各的伤心处。”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东海舰队的隋启仁（当时借调到军报工作）托胡给姚文元转一封信，把驻京部队一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在总理治丧方面的种种阴谋活动表示义愤的情况，作为“反动思潮”向“四人帮”告密。胡锡涛连夜将此信转姚，并附信介绍写信人“政治倾向是不错的”，说信中反映的情况“性质和去年夏天盛传的反革命谣言一样恶劣”，建议姚将此信转张春桥一阅。姚看后立即转给张。一月下半月，胡锡涛看到《学习与批判》刊登了总理遗象和讣告插页，他就在一次给朱永嘉的电话中责问道：“你们加了插页，《红旗》没有加”，“你们这样做法，增加了《红旗》的被动”。对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胡锡涛又攻击说：“这叫做用死人压活人”，劝阻别人参加。

3、在批林批孔中搞攻击周总理的影射史学。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胡锡涛经手处理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评吕氏春秋》、《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等九篇借批历史上的宰相，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毒草文章。胡当时明确知道，“四人帮”大讲历史上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是为了开展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复辟和反复辟》一文发表后，朱永嘉和王知常都向胡传达过：“江青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是个宰相。”在写《评吕氏春秋》过程中，胡两次打电话向上海传达姚文元的意图：“重点批折中主义”。在胡的启发下，文章在修改时，突出了“当机会主义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等影射攻击的内容。《秦汉之际》一文，是以捧吕后、批李斯为中心内容的，是一九七四年七月，朱永嘉来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期间赶写的。胡锡涛参加了酝酿，提供过情报和资料，初稿出来后又提过修改意见，最后还动笔修改。文章借评李斯在赵高政变中“私心重，骨头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已极的地位”，“摇摆不定，妥协退让”，影射攻击周总理。


三、吹捧“四人帮”，为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胡锡涛通过编写文章极力美化“四人帮”，为他们树碑立传。胡在所谓宣传样板戏的幌子下，把“四人帮”控制的文坛，描绘为“有史有来未有过的革命文艺繁荣局面”，为江青歌功颂德。例如，在一九七五年第七期发表的《京剧革命十年》一文中，说江青一九六四年《谈京剧革命》发表后，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吹捧这个讲话“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义宣战的檄文”。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一文（一九七四年第一期），说什么“革命样板戏创作的历史，每一页都铭刻着共产主义者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给江青戴上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桂冠。

胡锡涛还不放过任何机会，采取间接的手法吹捧“四人帮”。例如，在遵照“四人帮”意图写出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文中，胡硬塞上一段同该文内容毫不相干的文字，吹捧姚文元一九六三年批判德彪西的“功绩”，说什么“那次批判，对于当时泛滥于音乐界的崇洋复古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又如，胡锡涛知道王洪文自比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冬子，在影评中就借题发挥，大谈“儿童团斗垮还乡团”，为王洪文唱赞歌。

胡锡涛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吹嘘“四人帮”的“革命性比任何人都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马列主义水平高”等。毛主席逝世前夕，江青加紧篡权阴谋活动，迫害毛主席，胡锡涛竟到处对人说：江青“连续四十多小时没有休息”，“到新华厂劳动是为了抑制自己的极度悲痛”，吹捧她如何“坚强”等。上海的群众对张、姚搞篡党阴谋强烈不满，当有人向胡报告这些情况时，他却胡说那是因为张、姚“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胡锡涛对“四人帮”能否抢班夺权问题极为关注。在周总理逝世到毛主席逝世期间，胡多次同于会泳、徐海涛、朱永嘉等人密议，盼望“四人帮”接班。一九七六年六月，胡看到中央关于毛主席患病的电报，深夜跑到于会泳家密谈。他们攻击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胡吐露说：“没有想到”毛主席选中华国锋同志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兼总理。九月十六日，朱永嘉来京参加毛主席治丧活动，对胡说：“批邓以后，实际上是春桥主持中央工作，将来也仍然是张春桥当家。”又攻击说，华主席“是搞实际工作的，在理论上不如张、姚”。胡听了很高兴，赶紧约徐海涛到于会泳处进行传播和密议。徐说：“按我们的心愿当然是希望春桥当主席。”胡则说：“如果春桥的位置再上去一点，作个副主席也好。”在此前后，胡还向《红旗》编辑部和上海写作组一些人散布过“张春桥可能接班”等言论。他同上海写作组一个人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还说：“从理论水平来讲，春桥的可能性最大。”并让这个人注意看九月十八日报上登的一幅政治局全体悼念毛主席的照片，说：“春桥的位置排在正中间，明显地突出，……明眼人一看，是十分清楚的。”


四、攻击人民解放军，为“四人帮”反军乱军效劳。


1、鼓吹最担心军队闹事的谬论。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重，“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胡更关注军队的问题，他同于会泳、徐海涛密议形势时认为：“因为王、张、江、姚不掌握军队实权，总是危险的”。还说：“军队等级森严，对提拔新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感更大”。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又在一块议论，胡说：“总是担心军队要闹事，要搞掉王、张、江、姚”。胡还攻击总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说：“担心北京军区和南京军区闹事，因为北京军区掌握实权的△△△和南京军区掌握实权的△△△都是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期调去的人。”

2、影射攻击解放军存在“骄兵悍将”。一九七四年春，胡锡涛遵照姚文元的授意，组织和修改了《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一文，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同王知常议过姚授意搞这篇文章的意图，他们认为是针对当时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是要“收军队的权”。文章通过歪曲历史，贬低王翦父子的战功，影射攻击我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老将老帅，说什么“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暗示现实中存在“骄兵悍将”。他在修改时，还亲笔加上“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还能发挥啥作用？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把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对立越来，妄图煽动乱军。

3、一九七五年十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隆重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胡锡涛对这项宣传活动非常不满，攻击这“是为老将老帅评功摆好”。


五、大搞帮派活动


1、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收集情报，递送消息。胡锡涛从调来《红旗》到“四人帮”覆灭这几年，一直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写信、打电话和来往于京沪的人捎话等形式，传递了大量消息。胡锡涛在《红旗》可以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谈话等绝密文件，每月从姚文元那里又听到政治局会议一些情况，这些许多在编辑部都不传达，而他却非法地原本本地传给上海余党。例如：一九七三年他听说毛主席批评一位同志不看《红楼梦》，他立即把这个消息，连同姚文元传达时攻击这位同志的黑话，传给上海写作组。写作组根据这个情报，写文章围攻这位同志。一九七五年四月，毛主席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姚文元对一般编辑严密封锁，胡锡涛却打电话告诉王知常；不久，他又到上海与王议论毛主席批示的背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胡锡涛听了姚文元传达的毛主席十二条指示，当时这些指示还未向党内传达，他就抢先透露给上海写作组。

胡锡涛还经常根据“四人帮”的意图，提示上海的余党如何步步紧跟。每当“四人帮”有新的“精神”，他总得设法通给上海。《红旗》每月出版前，他就把目录安排和重点文章内容告诉上海，让《学习与批判》对口径。一九七四年三、四月间，他发现上海的报刊批孔文章越来越少，就给王知常打电话说：“批孔文章要马上赶上去”，并让王向徐景贤打招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他意识到“四人帮”即将向党发起全面进攻，赶紧写信告诉朱永嘉，说他正在搞一篇教育战线发难的文章，并把当时张、姚在《红旗》一篇文章上批的一些话抄给了朱，叫朱尽快组织文章跟上。还说：“联系到七、八、九月的动向，我感到似乎有两个司令部”。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重，他赶紧给朱传达姚文元的黑话：“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

上海的余党也经常交给胡锡涛一些任务，他总是努力去完成。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徐景贤要步江青的后尘，接见美国记者维克特，特派王知常来京向胡要江青接见时的谈话文件。胡就采取欺骗的办法，把文件从机要室弄出来交王摘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时，上海余党要写文章，感到材料不足，胡立即把《论总纲》连同姚文元的旁批，抄寄给他们。此外，胡锡涛还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上海余党统一认识，配合行动。例如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间，群众对《文汇报》反周总理的宣传提出严厉质问，胡赶紧同上海通电话，统一口径。此后他就到处游说：那是某夜班编辑造成的差错，与上头没关系，为“四人帮”开脱罪责。天安门事件后，张春桥对上海余党说：“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朱永嘉托人向胡传达，提醒他注意帮派团结；朱还叮嘱胡：“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要能独立作战，在出了问题的情况下，人家攻了怎么办？”

2、同在北京的一些“四人帮”党羽多方串连，配合行动。胡锡涛在北京接触的主要人物有于会泳、徐海涛、周宏宝、陈亚丁、祝家耀、金祖敏等。每当党内斗争尖锐的时候，他们就聚在一起，通报和研究“四人帮”的意图，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社会上流传许多对“四人帮”不满的议论，胡锡涛感到很忧虑，他向于会泳、徐海涛、祝家耀等人摸底，又同上海王知常打电话商谈。统一口径后，胡就以“辟谣者”的姿态，到处大批“谣言”。十一月，“四人帮”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于会泳向他透露，政治局已批评邓小平同志，并一块攻击了一番邓小平同志。后来，胡又把他们议论的内容告诉徐海涛。同时在编辑部一次会上，胡激动得流了眼泪，说：“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是西风压倒东风，造反派受压”，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九七六年春节时，胡和徐海涛又到于会泳家。于向他们透露了前一天国务院会议的一些内容，大谈邓小平同志如何检讨，吹嘘张春桥在会上起了主要作用等，胡听了连声叫好。二月，陈亚丁到胡锡涛家探听情况时，胡向陈打招呼，要他们主动批判，《解放军文艺》社整理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座谈记要》，并威胁说：“你们这个问题很严重，在文艺方面的右倾翻案言论中，你们这个材料是最系统，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部决定组织全国批判”。事后，胡还向于会泳汇报了上述情况。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都非常得意。四月二十二日晚，周宏宝约请胡锡涛、金祖敏、徐海涛等人吃饭聚会。他们一块各自吹嘘反邓的“功绩”，分析认为国务院许多部门还存在阻力。胡锡涛发表了许多攻击外贸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的言论。唐山地震后，胡锡涛向于会泳传达了姚文元攻击有人“要转变纲，去抓生产”的黑话，于也表示“担心地震冲淡”他们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说文化部正在写文章发排炮，让胡挑选在《红旗》刊用。六月毛主席病重、九月毛主席逝世，胡锡涛同于会泳、徐海涛又聚会一起，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抢班夺权造舆论。

胡锡涛还卖力地为“四人帮”控制的一些部门摆脱困境出谋划策。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传达后，“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日子很不好过。胡锡涛对此感到很焦急，八、九月间他同“初澜”密商，要他们写文章在《红旗》露面，以解其围。搞了两篇，姚文元没有通过，后又搞《春苗》影评，一连送了三个月，姚仍未点头。最后胡又串通徐景贤、于会泳向姚“求情”才发表了。胡锡涛为了帮助周宏宝在教育部摆脱困境，在抛出毒草《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前，给周打招呼，要周抢先贴大字报揭发周荣鑫部长，争取主动。后他又同徐海涛密谋，让周向张春桥写信争取支持，使周当上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要成立核心小组，胡不同意周排斥迟群的做法，要周和迟群“求同存异，搞好团结”，有事多找迟群商量，促进周、迟合流，共同篡夺教育部的领导权。

3、抓住一切可乘之机，拉人效忠“四人帮”。一九七六年二月，胡锡涛装出一副“关心才上级”的样子，对解除监护、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前国家出版局局长△△△做工作，拉他投靠“四人帮”胡说：“你是九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的老干部，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还威胁说：“江青对你意见大，说你是坏人”。劝他赶快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写信投靠。接着胡亲自代笔，在信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肉麻地吹捧“四人帮”，表示要坚决同邓小平同志划清界限。信发出后，胡又积极鼓动和拉拢他到上海“学习”，进一步密切同上海余党的关系。

毛主席逝世后，复旦大学季昌华两次写信给胡锡涛，表示要效忠“四人帮”，在信中叫嚷，现在斗争更复杂尖锐了，“如果右派上台”，“我跟你们”“重上井岗山”，“上山打游击，”。胡复信表示支持和鼓励。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胡锡涛还鼓动文物局一个人和浙江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给张春桥、江青写信“汇报工作”，以示讨好和投靠，遭到了抵制。


六、插手、干预一些单位的工作和运动


1、通过“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或利用老熟人的关系，胡锡涛把手伸进了《历史研究》、《人民音乐》、《北京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中国文学》、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干预这些单位的宣传工作。胡利用这些单位的头头或熟人向他讨“精神”的机会，大力贩卖“四人帮”的黑货。胡锡涛还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替一些刊物出主意，出题目，审改文章。当他发现这些报刊有不符合“四人帮”要求的文章时，就干涉指责。“四人帮”从上海调来两个人当《历史研究》和《人民文学》的头头，朱永嘉等向胡打招呼，要他多支持，他也积极照办。

2、插手江苏和上海复旦大学的运动。胡锡涛积极支持江苏的帮派头头汤大民（原南京市革委委员，胡的熟人），反对省委领导。汤经常给胡写信，诬蔑邓小平同志，攻击省委。胡表示同意与支持。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南京人民悼念周总理，汤诬蔑为“南京街头正在闹事”，胡立即回信煽动说：“反革命谣言及闹事背后，似乎总有人在指挥、串连、煽动，必须把这为首分子揭露出来”。又说：“现在，要把运动深入搞下去，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班子。”提出“要回击当前那股反革命逆流”。汤根据胡的这些黑主意，在南京贴了《天安门广场与南京街头》的大字报，影响极坏。六月底，汤针对省委又向胡提出了一系列怎么办的问题，胡回信说：“恕我不能直言”，然后暗示：“京、沪的许多革命同志都深感雨花台事件和天安门广场事件一样严重，就其时间来说，恐怕更恶劣些。关键在哪里?……一句话就全概括了‘走资派还在走’。”矛头指向江苏省委。

胡锡涛对复旦大学的斗争一直很不放心。一九七二年调《红旗》后，他通过驻复旦大学工宣队的老关系，支持紧跟“四人帮”的学员△△△担任中文系（胡曾在这里工作过）党总支副书记。此后△经常向他反映学校的情况，他则向△灌输“四人帮”的一套，干扰中文系的运动。批林批孔期间，学校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朱永嘉，△指名道姓地向胡作了汇报，胡立即把信转给朱永嘉，予以镇压。

以上事实说明，胡锡涛利用在《红旗》的地位和条件，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自觉站在“四人帮”一边，积极推行“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在帮派体系中表现很活跃，实际起到了帮派骨干的作用。他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对党对人民是有罪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听到党中央的正式传达前，胡锡涛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曾认为是“发生了右派政变”；听了传达后，虽然有所转变，但还认为对“四人帮”要历史地看，不能全盘否定。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才逐步端正认识，交代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群众反复批判、斗争和帮助，胡锡涛对自己追随“四人帮”所犯的严重错误，基本上能主动交代，认识不断提高，认罪态度较好。


三、林兆木所犯错误的综合材料

（一九七九年十月）


林兆木，男，四十三岁，福建省樟州人。一九五五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入党，行政二十一级。林兆木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助教，一九七一年二月初，从人大干校调到中央组织部，同年三月调到《红旗》，经中组部推荐，被姚文元指定为临时编辑小组召集人之一，分工主管经济方面文章的编辑工作。林兆木由于政治上紧跟“四人帮”，深受姚文元的赏识和重用。一九七五年初，在姚文元的直接授意下，当上了四届人大代表；多次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的身分出席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并见报。一九七五的，姚文元暗示林兆木将是拟议中的《红旗》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林兆木到《红旗》工作以来，唯“四人帮”之命是从，按照姚文元的反动意图，积极主动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主要事实如下：


一、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1）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林兆木同“梁效”头头李家宽、王世敏议论天安门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时，用“四人帮”的腔调，说什么“纪念总理是假，保邓是真，用死人压活人，这种事过去就有过。”对广大革命群众热爱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攻击，表现了他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反动情绪。

（2）一九七六年二月反党分子姚文元在修改“罗思鼎”的《批判洋奴哲学》一文时，说了一段矛头针对周总理的黑话：“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不反对输入点，但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如石油我们产量很大，但大量出口换机器，搞得很紧张，工厂停产，还说要把煤矿租给外国人”。二月九月、十日姚文元又连续发下上海批判石油出口的黑材料。林兆木早在一九七三年就知道石油出口是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后批准的。但他仍然坚持要上海写作组按照姚文元批的黑话精神改写，他为了使文章隐晦一些，特意叮嘱作者，文章中不要涉及“石油”这个问题。结果在文章里，写进了“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的出口”等明显的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内容。一九七六年四月，林兆木亲自组织“梁效”定的《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里，再次出现批判所谓“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等内容，实际上仍然暗指石油出口问题，继续影射攻击周总理。

（3）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林兆木在与王世敏的一次谈话中，王说：“最近听说中央开过一个卫生会议，先念同志说过‘现在不是知识私有，而是知识私无’，大批判组曾写了一篇批林彪鼓吹知识私有的文章，不知道符合不符合当前精神。”林兆木说：“只要矛头是对准林彪，批林而不是批知识分子，大概还可以。”“批知识私有的稿子还是要写。”


二、贩卖“四人帮”颠倒是非的一系列反动观点。


林兆木主管《红旗》经济方面的文章，主动迎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按照姚文元的反动旨意，在经济文章中，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条条专政、管卡压、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等，比较系统地宣传了“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据本人交代和查证，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年时间内，他直接经手的有严重问题的文章有十余篇，突出的如：一九七六年第四期《批判洋奴哲学》、一九七六年第七期《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等等。

林兆木经手的《批判洋奴哲学》一文，把根据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经周总理批准的我国对外贸易方针、政策，诬蔑成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诬蔑我们的外贸政策是“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生活。”《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是林兆木组织并亲手修改的，文中同样攻击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什么“对内代表了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卖国，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外国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七六年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四人帮”借口批“条条专政”，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林兆木紧跟“四人帮”对“梁效”成员说：“不少地方对中央一些经济部门的条条专政，意见历来很大。去年受邓△△重搞条条专政的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也刮得越厉害，如铁道部”。授意作者在文中又加进了批所谓“条条专政”的内容。

除此以外，林兆木还参与、组织了其它方面的文章。如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红旗》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就是林兆木亲自主持撰写的，这篇文章集中地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打倒革命的老干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粉碎“四人帮”后，在编写“简报”中，歪曲事实，欺骗党和群众。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印发的由林兆木起草的题为《姚文元背叛毛泽东思想，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的罪行》的第三期简报，以揭露姚文元为名，歪曲事实，把本来是按照“四人帮”的调子写的文章，歪曲为抵制姚文元的文章。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对“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姚文元为了掩盖他们大反经验主义的罪责，同意编辑小组撰写《反修防修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未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作长期努力》（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六期《红旗》上）两篇文章，并亲自作了几次修改。文章根本不接触大反经验主义的实质问题，歪曲篡改毛主席批示的原意。林兆木对这两篇文章的政治倾向是清清楚楚的，但在他编写第三期《简报》时，竟然编造了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红旗》编辑小组与姚有分歧的假象，欺骗了党和群众，给机关揭批“四人帮”斗争制造了混乱。

上述事实说明，在我党同“四人帮”．这场政治大搏斗中，林兆木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四人帮”一边的，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粉碎“四人帮”后，林兆木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全社群众的批判帮助下，陆续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愿意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四、余征所犯错误的综合材料

（一九七九年十月）


余征，男，五十岁，籍贯江苏苏州，行政十七级，文化大革命前为《红旗》编辑部第八组（编《内部未定稿》）编辑。一九七一年五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根据驻《红旗》工宣队的推荐，指定余征为临时编辑小组的召集人之一，每月参加姚文元的召见，听取黑指示，并在《红旗》编辑工作中积极贯彻执行。由于余征在思想上、行动上紧跟“四人帮”，逐步得到姚文元的赏识，政治身分不断提高。一九七五年，以首都新闻界负责人的名义见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身分参加周总理追悼大会，并见报。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还暗示，余征将是拟议中的所谓《红旗》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党的十大召开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反党分子姚文元利用《红旗》这个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余征在主管文史哲方面编辑和群众来信工作中，积极执行了姚文元的黑旨意，完成姚文元交给的替“四人帮”造舆论的任务，越到后期，越是卖力。从一九七三年底“四人帮”，搞所谓“批儒评法”，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底他下干校为止，约两年半时间，据初步统计，经余征组*（此处缺第2页内容）“复辟势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搞“清君侧”策略，攻击矛头对着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余征看后立即通过，送姚文元定稿。

二、《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1967年第2期）。这是“四人帮”把本来正确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标本批判，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毒草文章，由姚文元点题，余征亲自组织“梁效”炮制。文内公开提出科技界十七年“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同周总理关于科技战线还是红线占主导地位的指示唱反调。事后，科学院有的同志来电话责问，但余征既未查对，也不作任何检查。此文还公然对抗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批判所谓当前“存在着一条一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诬陷邓小平同志。余征注意到了这个提法，但他作为召集人之一和责任编辑，一字不改，送姚文元定稿出笼，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1967年第4期）。这是根据姚文元批给《红旗》的“论总纲”一稿（上有姚的诬蔑性旁批四十多处）授意批判，由余征亲自执笔写成的。余征按照姚文元旁批的谬论进行发挥，文章对原文中许多正确的内容和观点加以歪曲、割裂，无中生有进行诬陷。例如原文第一部分明明讲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余征却横加指责，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此文还大肆攻击“四个现代化”，说它是搞“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攻击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对各项工作加以整顿是什么“搞全面整顿，就是搞全面复辟”，余征在炮制此文时，非常卖力，并狂妄宣称要象马克思当年批判《哥达纲领》那样来写此文，充分暴露了他站在“四人帮”政治立场上的鲜明性。

四、《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1967年第5期）。这是天安门广场事件后，余征按姚文元的意图要“梁效”炮制的一篇毒草文章，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诬陷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文章的中心是批所谓“政治谣言”，以莫须有的罪名，疯狂攻击邓小平同志，诬之为“蒋介石、希特勒”式的“谣言世家”。文中还出现“一只黑手操纵”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内容，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对上述反动观点余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综上所说，余征从七三年底到七六年五月这一期间，以《红旗》编辑小组召集人之一的身分，贯彻执行了反党分子姚文元的黑指示，在“四人帮”利用《红旗》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活动中，犯了政治错误。“四人帮”垮台以来，余征在接受审查期间，交代问题时态度一度不端正。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态度有所转变，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关于“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严重事件的调查报告》
1979.10.06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省军区党委：


现将省委政法小组《关于“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严重事件的调查报告》，印发你们。这个报告可向广大干部和公检法系统的干警、职工宣读。

砸烂公检法，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胡炜的重大罪行之一，必须彻底揭发批判。我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广大干警是好的扣比较好的。对于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倒，对于受到打击迫害尚未平反的同志应迅速平反，做好善后工作。

当前，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组织广大干警，认真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熟悉和精通法律，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

关于“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严重事件的调查报告


省委：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政法战线上的统治地位，否定绝大多数干部、民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一九六八年四月，在胡炜的支持下，省军区副司令员黄传龙同志，以省支左委员会政法组长的身份，要《陕西日报》军管组写一篇砸烂公检法的社论。写好后，经他审阅，最后由省军区政委、省支左委员会负责人谷凤鸣同志定稿。谷将社论的标题《彻底揭开我省公检法阶级斗争的盖子》改为《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于四月二十八日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这篇反动社论恶毒咒骂陕西各级公检法机关“是进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工具”，“疯狂推销国民党反动派和苏修的一套反革命黑货”，“多年来为一小撮走资派所把持”，“黑根又长又粗又深”，“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诬蔑广大政法干警是“一群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彭、高、习的黑爪牙”，“杀人的刽子手”。叫嚷要“以最大的决心，最集中的火力，最强烈的阶级仇恨”，把“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旧公检法”“彻底砸烂”，“连根拔除”，煽动坏人向公检法机关进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四·二八”反动社论的煽动下，全省各地立即出现了一股打砸公检法机关的妖风。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二百八十一个公安机关、一百一十个检察院、六十一个法院和法庭被砸。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干警被“扫地出门”。搞得全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处于瘫痪状态。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向我公检法机关反攻倒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社论发表的当天，就有人手拿报纸，高举“公安厅是特务厅”的牌子，在报社门前游行庆祝。西安市一些国民党残渣余孽，组成“三猛战团”（猛冲、猛打、猛攻），打砸公检法机关，抢劫枪支，私设公堂，迫害公检法干警。一小撮坏人给白水县法院门口张贴了一副对联：“对敌人如爹如娘，对人民似虎似狼”，横额是“一窝坏蛋”。有的阶级敌人公开叫嚷：“报仇的时候到了！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汉中县的一小撮坏人，将汉中公安处和县公安局办过的案子拍成照片，当作“罪证”进行展览。全省七个县看守所被打开，放走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三十多名。镇巴县破坏军婚犯陈世录越狱后，纠集反坏分子，先后吊打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四十余人，其中活埋一人，打死三人，致残十人。

公检法干警横遭迫害。全省公检法干警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八百二十二名，其中打死、逼死六十一名，致残致伤四百零四名。延安县法院副院长孙义同志，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坏人枪杀。白水县法院院长刘安祥同志，被当作“白水县的主要矛盾”，遭到捆绑、毒打、游斗，摧残致死。原姚家坡农场副场长马应海同志，一九三四年入伍，长期为党作地下交通，出生入死，被诬为“特务”“反革命”，判刑十年，投入劳改，大女儿迫害致死，小女儿出外讨饭，儿子卖血、打零工，妻子患了克山病，本人终身致残。原省劳改局狱政科长冯兆荣同志，被诬为“特务”，在富县斗批改学习班刑讯逼供，惨遭毒打，迫害致死，尸体被狗吃掉。省公安厅处以上干部四十五人，除一名刚从军队转业的干部外，其余全被赶走。西乡县公安局百分之七十五的干警被打成“坏人”，立案审查。汉中地区召开西乡现场会议进行推广，并在省第一次政法工作会议上作了所谓“经验”介绍。许多基层治保人员、检察通讯员和陪审员，被戴上“特务矽、“爪牙”、“狗腿子”、“黑干将”等帽子，横遭迫害。据统计，全省基层治安保卫人员被打死、逼死三十三人，致残六十入，逼疯十六人，失踪二人。西安车站广场治保主任金宽成同志，十多年如一日，协助公安机关作了大量工作，深受群众赞扬，曾多次出席省、市和全国治安模范代表大会，竟被诬为公安机关的“警犬”，长期揪斗围攻，赶出在外，至今下落不明。

公检法的档案以及枪支弹药被抢劫。据统计，全省档案被抢十四万一千二百五十多卷，枪支被抢五千八百多支、弹药五万多发。

由于公检法机关从组织上被砸烂，政治上被诬陷，大批干警被下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的政法机关被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和打砸抢分子所把持，他们胡作非为，搞、所谓群专指挥部”、 “民办审判”、“民办枪毙”、“群众镇反”，乱拘、乱捕、乱杀、乱斗，严重地破坏了法制，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我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政法战线始终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公检法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多年来，他们强烈要求揭批“四·二八”反动社论，而林彪、 “四人帮”的代理入胡炜，和谷凤呜等同志却一再阻挠和压制。粉碎“四人帮”后，前省委主要负责人，长期捂盖子，致使这一重大路线是非，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澄清。以后，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公检法干警的坚持斗争，省委决定，由《陕西日报》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三日，发表了《加强人民专政机关——批判“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的反革命口号》的社论，才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砸烂公检法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也是林彪、“四人帮”在我省代理人胡炜的重大罪行之一，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为此，我们建议：对于因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的错误文件，应予撤销；强加给公检法机关和广大干警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被迫害致死尚未平反昭雪的同志，应抓紧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的罪行和这个反动社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应继续肃清。总之，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处理好各种遗留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保卫四化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小组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关于围打佳县事件的调查报告》
1979.10.16; 陕发(1979) 181号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省军区党委：


现将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围打佳县事件的调查报告》印发你们。这个报告可向党员、干部传达，有关地、县可传达到广大群众。

一九六八年榆林地区发生的围打佳县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是胡炜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恶性发展的结果。当时的省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在这一事件中也是负有责任的。为了拔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省委决定：对在这一事件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平反，横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对少数几个负有严重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应责成他们作出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并在查清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分别予以处理。军队干部的问题，按中央规定由军队负责处理。当时省军区发表的“九·一”声明是错误的，已经宣布撤销。在处理这一事件，要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着重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分析，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批判林彪、“四人帮”及胡炜的罪行，防止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加速“四化”建没努力奋斗。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


关于围打佳县事件的调查报告


省委：

关于一九六八年围打佳县事件，榆林地委和省军区党委分别给省委写了报告，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作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文化革命中榆林地区有过两派群众组织。一个叫“二红”，一个叫“红、工、机”。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省军区发表声明公开支持“红、工、机”。当地的支左部队同“红、工、机”一起武装参加了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榆林城内出现了“炮轰胡炜”的大幅标语。十一月，榆林“红、工、机”两次攻打“二红”，打死八人。一九六八年一月，属于“红、工、机”的米脂“一O. 一”、佳县“东方红”联络全地区除神木外十一县的同派武斗人员千余人，对属于“二红”的“佳指”围打十八昼夜，打死三十二人。这期间，绥德、吴堡、清涧等县也发生武斗，属于“二红”的群众组织被赶出县城，先后跑到佳县，于一九六八年三月联名成立“陕北联合大队”。三月七日，负责筹备专区革委会的原榆林军分区副攻委赵正光同志途经榆林南郊的三岔湾，被“二红”武斗队以未经协商为什么报送革委会成员名单，要赵去佳县搞两派大联合为理由，抓到佳县。四月八日，地区草委会成立。五月，由地区革委会出面抽调十县武斗队伍组成“武卫联防指挥部”，于六月五日开始武装包围佳县，至九月十日，全部撤离，共包围九十八天，打死八十七人。

以围打佳县为主的榆林地区武斗事件，酿成了严重后果：（一）先后伤亡数百人。（二）国家财产重受损失。两次围打佳县共花费一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参元，其中专区革委会拨款四十八万元，浪费粮食一百六十二万斤，粮票二十三万斤二各县武斗队自筹数也很大，仅米脂革委会即批准开支二十五万多元、二十三万多斤粮食。榆林、佳县的汽车站、医院和机关，均遭严重破坏。（三）部分党政军领导干部遭迫害。原榆林军分区第二政委刘凤山、副司令员成普、惠巨才等同志，不赞成支一爰压一派，被指责力“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多次遒藐斗、毒打，刘凤山同志被迫害致死。原地区粮食局长薛锦瑞等同志，被横加走资派、叛徒罪名。有的还被拘留。

以“二红”与“红、工、机”都是群众组织，应当联合。其所以裂痕愈深、武斗升级，根本原因在于胡炜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支一派压一派，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武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胡炜多次讲过，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联合，不能以“保守派”为主联合。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胡炜在新闻报道工作会上宣扬了所谓“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支持“一O·一”的米脂县武装部）。八月十日在省革委会负责人碰头时说，对参加武斗的群众要“包围，如遇抵抗，可以开枪”。九月二十二日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上总结时说：“全省不少地方长期来两派打内战很凶，其中必有幕后操纵者。要把重点放在抓黑手、挖大头、抓现行、揪幕后上”。地区革委会、省革委会、省支左委员会在处理榆林有关问题时，都是按胡炜这个调子办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到八月二十七日，地区革委会多次向省革委会、省支左委员会、省军区写报告、拍电报和口头汇报，说“陕北联合大队”是由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公检法坏头头、“二红”坏头头、赌棍、地痞等所组成，是已垮台的保守势力拼凑的武装集团，要求式装包围，强行缴械，实行歼灭。还在榆林掀起所谓“追“二月逆流”黑后台”的高潮。八月二日，当时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省革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说：“在佳县有个“陕北联合大队”是由八个县少数坏人和蠢分受蒙蔽的群众组成的”，“当地走资派原绥德县长王世垒、佳县副县长尚守一、吴堡县委副书记高生悟二专署粮食蜀长、叛徒薛锦瑞等直接操纵”，“扬言要拔掉米脂武装部支左红旗等等”。八月二十七日省革委会发出给王世全、尚守一等的一封信，要他们“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九月十四日，省革委会还发出《给佳县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要求“把混入佳县城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说“少数群众组织的头头，客观上已成为敌人的帮凶，如不悬崖勒马，必然走向反面”，“我们严厉警告佳县城内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停止活动”，“如果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将采取坚决措施，严加惩处”。

胡炜是造成榆林地区严重武斗事件的罪魁祸首；当时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负有一定责任。在整个事件中，当时在地区草委会担任领导职务的榆林军分区和地区农业局的主要负责干部，有的亲自担任联防司令，作武斗动员，多次主持研究打佳县的会议；有的充当“红、工、机”派的头头，干扰破坏大联合，支持武斗，犯有严重错误。

省军区开始发表了错误的“九·一”声明，影响很坏。但后来态度有所改变。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省军区电复地区革委会，要他们必须尽快撤走围打佳县的联防武装。八月二十七日，在听取军分区负责人汇报时，黄经耀、袁克服、徐立树等同志指出要双方停止武斗，联防武装要迅速撤出，对待对立派要欢迎，要搞联合，留位子。九月，省革委会、省支左委员会派王加印同志（现任甘肃军区副司令员）．带三个连到佳县后，发现“陕北联合大队”和“佳指”绝大部分成员是干部和基本群众，并非坏人，注意了做好思想工作，群众较为满意。

根据以上情况，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对于在这一事件中遭受打击迫害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志，应一律予以平反，横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二、对少数几个在这次严重武斗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建议由榆林地委和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对其进行必要的审查。责成他们要认真作出检查，把问题交代清楚，严肃处理。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落实贵州地下党、游击队一些同志的政策的报告》
1979.10.18


各地、州、市、县委，省直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


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落实贵州地下党、游击队一些同志的政策的报告》，现批转给你们研究执行。

贵州地下党和游击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团结贵州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党、为人民作出了贡献，对贵州的解放是有功劳的。今年1月，省委对贵州地下党和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曙光社”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宣布给有关同志恢复名誉后，参加过地下党、游击队和“曙光社”等进步组织的一些同志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一些同志的问题，至今未获解决。各级党委一定要认真负责地抓紧落实贵州地下党、游击队一些同志的政策。要尽快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省委组织部提出的意见，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附：


关于进一步落实贵州地下党、游击队一些同志的政策的报告


省委：

关于贵州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曙光社”的问题，今年1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负责同志曾在总结讲话中明确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所做的贡献。这个总结讲话传达以后，参加过地下党、游击队和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些同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还有一些同志的问题，尚未解决。为了进一步落实好贵州地下党、游击队一些同志的政策，经请示省委负责同志同意，我们于8月21日至24日召开了各地、州、市委组织部有关同志的会议，各地汇报了落实这方面政策的情况，交换了看法，统一了认识，研究了意见。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


从1934年1月开始，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同志在毕节、安顺、贵阳、遵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林青、秦天真等同志在毕节建立了支部。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批准林青、邓止戈、秦天真同志组成贵州省工委，林青同志任书记。1936年，邓止戈同志在毕节一带活动，当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毕节时，他即带领当时与贵州地下党的联系的席大明、周质夫等游击队武装，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由著名人士周素园任司令员，邓止戈同志任参谋长。会师后，一部分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一部分留在当地打游击。1935年初，红军撤离遵义时，还组织了黔北游击队，在遵义、湄潭、绥阳等地开展武装游击活动。1938年，邓止戈、秦天真同志又被派回贵州进行革命活动，直到1940年4月。以后，邓止戈、秦天真同志先后被调往延安学习，对留下的同志作了疏散隐蔽和坚持斗争的布置。

1947年以后，张立同志在贵州进行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他是1938年8月由秦天真同志介绍入党的，1946年从中原突围出来后，在重庆和川东地下党接上关系，经川东地下党派回贵州，组织了黔北特委，在安顺、贵阳、遵义等地开展活动。1949年2月，根据华南局指示，改为贵州工作组。在张立同志的领导下，还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贵阳部分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了团员。1949年农历3月3日，王舍人等同志在郎岱举行了武装暴动；宋至平等同志组织了黔东游击纵队，在松桃、德江、印江一带开展武装游击活动，以后改为黔东北游击纵队。遵义地区的川黔边区游击纵队，也是由张立同志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曙光社”的负责人发展来的。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后，张立同志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与二野五兵团胜利会师，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从1948年起，云南地下党也在云南、贵州边界开展游击武装活动。在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刘清、杨江等同志在云南罗平地区和贵州的盘江流域建立了罗盘地委，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支队，在罗盘地区开展反蒋武装斗争。以后，第二支队改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三支队，下属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四等三个主力团。1948年冬，在云南罗盘地区党委和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将盘县的起义武装改编为盘县游击团，在盘县、普安一带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将兴义七舍等地的秘密武装编为兴义游击团，在兴义、贞丰一带开展反蒋武装斗争。罗盘地委于1949年派地下党员在安龙县龙广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并争取了国民党保安十七团起义，建立了安龙游击团。罗盘地委还派段一芳等同志组成了入黔人民解放委员会，在郎岱、安顺、修文一带，组织了盘北游击第6、7、8支队等武装。云南昭通地下党领导下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也在贵州威宁、毕节等地开展反蒋斗争，在威宁发展了威宁游击团，在盘县建立了盘北游击大队。

此外，还有四川地下党的向国灵、温凯庭等同志在赤水、绥阳等地、广西地下党的黄唤民、熊亮臣等同志在望谟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华南局也曾派人来贵州建立了华南局城工部贵阳特别支部，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在贵阳花溪部分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了盟员。

贵州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贵州各族人民，发展反蒋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林青、黄大陆、李策等负责同志，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壮烈牺牲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在贵州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对配合解放区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贵州解放前夕，他们组织群众护厂护路，保护桥梁、仓库，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保证了贵州的交通运输畅通无阻，迎接了贵州的解放。贵州解放后，他们在贵州省委领导下，积极参加政府和部队进行接管工作。在执行清匪、反霸等任务中，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当时省委对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王纲正同志就是贵州解放初期，从云南罗平地区带着200名干部到贵州来工作的。应该肯定，地下党和游击队对贵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有功劳的。


（二）


贵州地下党和游击队，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革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我党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的同志起来参加了革命。其中，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一些同志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有的由于各种原因，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个别人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曾经有过自首变节的问题。解放后，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对他们进行审查，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在三反五反、审干肃反等运动中，有的地区和单位，由于对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情况不够了解，缺乏正确的认识，离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把一些问题看重了，错处理了一些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又给他们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蔑贵州地下党是“地主”、“土匪”、“特务”参加的组织，诬蔑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是“地主武装”、“土匪武装”，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些同志长期受审查，遭受歧视和打击迫害，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被开除了公职，有的被关押判刑。由于一些同志被错误处理，不仅牵连了许多曾经参加过反蒋斗争的革命群众，也株连了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现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同志的政策没有得到落实，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包袱。落实好这些同志的政策，是关系到贵州各族人民的团结，关系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问题。一定要把它解决好。同时，也希望受过委屈的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计较个人得失，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为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三）


落实贵州地下党、游击队和党的外围组织一些同志的政策，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首先，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把情况弄清楚。经过调查研究，对过去确实处理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全错的全纠，部分错的部分纠，不错的不纠。林彪、“四人帮”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凡是有这方面任务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都要组织一定力量，在党委的领导下，通过调查，弄清事实，做出正确的结论，落实好这些同志的政策。在落实这方面政策中遇到的几个具体问题，会议讨论的意见是：

（1）因为参加地下党、游击队和党的外围组织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被错处理的，应按中央组织部〔79〕组通字33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的通知》的精神，予以复查改正。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造成的冤、假、错案，应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工作安排不当的，予以适当调整。对家属、子女过去受牵连的问题，应做好善后工作。参加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的工龄问题，可按195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退休时计算工作年限的暂行规定》的精神办理。

（2）对于被捕被俘的问题，可按1948年7月《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判变分子的处理的指示》、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叛变自首分子的规定》和195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

（3）在参加地下党和游击队之前，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等反动组织的，应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反动党团等反动组织的有关规定办理。由地下党组织争取起义的，对他们过去的政治历史问题，应按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对待。过去被错处理的，应予以改正。

（4）对于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问题，按1949年11月《中央关于脱党分子的党籍、工作与党龄问题的指示》、1979年6月19日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处理战争年代丢失党的组织关系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凡有原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党员或入党介绍人两人以上证明其为党员，离队有正当理由，脱党后积极设法找党，每个阶段均有人证明其表现良好者，可予恢复党籍。凡原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党员或入党介绍人证明其是党员，但无人证明离队脱党有正当理由，或者离队后不积极找党和表现不好者，不能恢复其党籍。但对这些人要做好思想工作，肯定他们历史上曾参加我党，为革命有过贡献，并鼓励他们积极创造条件，争取重新入党，参加地下党和游击队后，自动脱党、脱离革命队伍的，其党籍和工作籍不能恢复，但应承认他们的这段革命经历。

（5）对于参加地下党和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按照国家规定，过去已按烈士待遇，以后被错取消的，应恢复烈士待遇；符合烈士条件，过去没有按烈士待遇的，应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给予革命烈士待遇，其实属应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在革命斗争中伤残的同志，应按处理伤残问题的有关规定，报经民政部门审定，从批准之月起给予优抚待遇。

（6）审查材料的处理，按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规定办理。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州、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参照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陕西省委转发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事件的调查报告》
1979.12.02


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省革委会各委、办、局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省军区党委：


现将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件的调查报告》印发你们。

一九六七年西安地区发生的“九·二”武斗，是胡炜等人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煽动派性，挑唆一些打、砸、抢首恶分子，大肆贩卖“文攻武卫”黑货的一桩严重罪行。这一严重的流血事件，对全省大规模的武斗开创了极为恶劣的先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和巨大损害。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应由胡炜及其帮派骨干、打砸抢首恶分子少数几个人来承担。有几个地师级干部，在这次事件中充当“高参”、 “顾问”，出谋划策，煽动支持武斗，所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坏的。对于他们的错误，应由所在单位党的组织，认真查清问题，并责成他们作出检查交代，按照党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本人的态度，提出切实的处理意见，报告省委讨论决定。对于已调离我省的，应由原单位将材料整理核实，送给现在单位审查处理。对于在这一事件中犯有错误的其他干部，应教育他们自觉地改正错误，记取经验教训。

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和总结武斗事件的经验教训，继续深入批判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派性流毒影响，教育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性，根绝派性，在继续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重要讲话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搞好“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日


关于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事件的调查报告


遵照省委指示，我们对一九六七年西安逮区“九·二”武斗事件，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情报告如下：


（一）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分裂为东、西两大派。敬爱的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接见胡炜时就明确指出，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而胡炜却阳奉阴违，大搞分裂活动，先支持东派，后又支持西派，把一派封为“造反派”，把另一派打成“保守派”，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以后，胡毒等人也跟着制造武斗舆论，支持。打砸抢，西安出现了“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反动口号。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西安的武斗事件不断发生，两派先后都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武斗规模由小到大，逐步升级。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东郊连续发生了关中供电局和胡家庙地区的两次武斗，双方死亡十三人，受伤五十多人，武斗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东派头头马希圣等人，经过策划后，由刘安全率领四十多辆卡车载着武斗人员开往五四四厂、制药厂，名为同派“解围”，实则“声西击东”，想牵走西派在东郊的力量，然后返回来打东郊。西派头头张培信、孙福林、李盛茂等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策划，调集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实行重兵包围，九月二日凌晨，庆安公司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余兆国下令打响机关炮，开始总攻。这次武斗，双方出动近万人，汽车百余辆，死亡六十二人，受伤数百入。造成西安地区交通中断，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许多机关、厂矿企业停工停产，损失十分严重。九月二日上午，周总理下达指示，武斗始告平息。但双方仍在继续加强防卫，扩充势力，大造舆论，积极准备新的武斗。西派策划抢了国家体委一零二库等处的大批武器，举办了“武斗战利品展览”和记者招待会；东派也策划抢了新城区武装部的枪支，还办了“尸体展览”，编印了“九·二血案”专刊，双方继续煽动和激化武斗情绪。


（二）


这次武斗是胡炜等人推行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煽动挑唆派性，贩卖“文攻武卫”黑货的严重恶果。他们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制造分裂，支一派压一派。叫嚷“一碗水端平对陕西不适用”，散布“一派掌权是历史的必然”等谬论，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接着西安出现了反胡炜的口号。胡炜更老羞成怒，变本加厉，继续挑唆支持武斗。公然声称：“旧省、市委不支持他们嘛，他们不打砸抢咋办！”“打砸抢是枝节问题”。在胡炜的影响下，一位副师长对西派的头头说：“你们不要书生气十足，在武斗方面应该有所准备”。一位副军长去西北工业大学，用批评的口气煽动说：“一片和平景象，没有文攻武卫的气氛，这样下去要吃亏的”。于是该校群众组织立即进行传达讨论，并积极开展了“文攻武卫”的准备。

在胡炜的影响下，支左部队中有的人直接参与支持武斗，有的甚至给一派群众组织提供军用电台、电话进行武斗指挥联络；有的把大批武器、弹药，用明“抢”暗送的方式交给一派群众组织。据支左部队某部调查，武斗中他们被“抢刀走长短枪一百五十七枝，冲锋枪六十三枝，一轻重机枪二十七挺，各种子弹三万五千多发，还有火箭筒、信号枪、匕首、望远镜。九月二日下午，西派的几个头头主持策划抢国家体委一O二库武器的会议上，有支左部队的一位处长和参谋参加，默许支持，出动汽车数十辆，将该库两万六千四百多枝小口径步枪和四千万发子弹一抢而空。武斗紧张时刻，胡炜指示给一派头头张培信、孙福林等送去军装，化装成解放军，由师部领导干部亲自陪同，护送到一派武斗指挥部。九月四日凌晨，装甲兵学院受支左部队一位副师长的暗示支持，出动坦克六辆，汽车三辆，满载全副武装人员，经灞桥、交大开往体育学院，中途因误会，被同派打死一人，打伤两人。武斗后支左部队有的领导干部召集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研究总结“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胜利”的经验，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加强防卫”，有的参加“追悼会”，参观武斗现场。

胡炜等人为了推卸罪责，嫁祸于人，竟向周总理谎报情况，编造说一派群众对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和宣传队进行了攻击。戴润生（原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向黄永胜发电报诬陷说：“九·二”武斗是_派群众组织搞的“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收罗了国民党三十九军军长和上校情报处长，进行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他们用刀砍死”了“四十多个小孩”，等等。事后，胡炜等人把两派头头集中到汤峪办学习班，采用贼喊提贼的手法，不让触及他们的阴谋活动，而是发动在原西北局和省、市委领导干部中抓“黑手”、揪“幕后”，并指名诬陷攻击了一批老同志。胡炜表示：“对你们小将我们不追究，但这些老家伙我们决不放过！”

在这次武斗中，原西安市委书记薛焰、原西北局农林政治部主任郎冲、工交政治部主任鄢祥丕、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向前、农林政治部主任周力，以及原西军电党委书记戴润生、工程兵学院副政委马骏驰等同志，公开充当一派群众组织的“高参”、“顾问”，起了极坏的作用。攻打胡家庙地区之前，“高参”们参与了策划研究，事后又总结了“首战告捷”的经验。在策划“九·二”武斗的会议上，于向前献出“口袋战术”，周力等人支持说“要重兵包围，吃掉它”。“九·二”武斗中，戴润生坐镇西军电，用无线电与武斗前线保持联系；鄢、周、于、马等人，随李盛茂坐镇体院指挥部，身佩手枪，守电话，出主意，通霄达旦。他们有酋还参与策划了出动坦克、抢一O二库等活动。武斗停止星，有的出谋献策，成立“武斗专业队”（也叫“机动兵团”），继续坚持武斗。


（三）


这次武斗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仅直接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对全省各地发生的武斗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这次武÷之后，胡炜等人利用举办两派头头学习班（即汤峪学习班）发动揪“幕后”、抓“黑手”，妄图嫁祸于老干部，千方百计包庇武斗首恶分子，藉以控制了两派的主要头头，后来就变成了他们在陕西搞结帮组派，篡党夺权的骨干力量。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九·二”武斗是胡炜帮派势力“发家”的“首战告捷”。从此他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把那些闹派头头掌握在手，里应外合，把持陕西省的大权。

“九·二”武斗是我省的一起重大事件，必须严肃、认真地作出处理。第一，建议把这个调查报告印发各级党委，并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传达，揭发批判，胡炜的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第二，武斗中的打砸抢营恶分子，应根据其罪恶大小，认罪态度，按党的政策分别进行严肃处理。第三，对于在武斗中充当“高参”、“顾问”的几个干部，必须让他们作出认真检查，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审查清楚，提出处理意见，报告省委。已经调到外省的，由原单位将材料核实整理送给现在单位审查处理。第四，涉及部队中一些人的问题，将材料分别转去，由部队党委研究处理。


 	中共陕西省委清查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980.01.11；中组发[1980]2号



中央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请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

关于“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根据有关同志的来信要求和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接触到的材料，最近作了专门清理。现将查证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这一提法，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西北局转发的一期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简报中。原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西北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陕西省委三届五次会议上，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传达报告》中，按照西北局的提法，同样说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个话。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所谓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所谓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原西北局把经过康生审定的陕西省委《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在原西北局召开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和在这一会议精神指导下召开的陕西省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又搞所谓挖“彭、高、习反党集团”在西北和陕西的黑线人物，打击迫害了一批同志，影响很恶劣。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康生先后多次接见××等人，说什么“陕西敌情严重”、“西安是国民党的特务基地”、“西安机关比任何地方都复杂”、“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并且指名道姓，点这个，指那个，要求一个一个揪出来，“扫除祸患”。这就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定了基调。 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老干部，编造出陕西有胡宗南、彭高习、地下党三条所谓黑线。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五十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他们不断地反“右倾”、反“复辟”，大整所谓“彭、高、习的右倾复辟势力”。本来陕西的土改、镇反是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的，镇反的控制比例数字也是中央批准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但是他们却不顾事实地胡说什么“由于彭、高、习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造成“陕西土改、镇反极不彻底”，在“清队”中补划地、富成份，包括“四清”时补划的在内，把×万多户劳动人民错定为地主、富农，被他们乱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为数也很多，严重地搞乱了阶级阵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给一大批小说、诗歌、戏剧、革命历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加上“为彭、高、习歌功颂德”的罪名，打成“反党文艺”、“反党党史”，许多参与编写和提供材料的同志横遭迫害。

以上情况说明，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为此，我们建议：

(一)对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一概推倒。

(二)“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上报下发的报告、讲话、决定、通知、传达提纲等材料，涉及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反党的内容，按照中央《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所确定的原则，“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

(三)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被打成“反党文艺”尚未处理的，由宣传部门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平反。

(四)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尚未平反的要很快平反。错误的结论和处分应予撤销。有关检查和揭发材料，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清查处理。

以上妥否，请批示。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来源：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1980.04.07


中央同意《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现发给你们。

西藏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和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壤，国境线近四千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生产潜力很大。藏族人民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大部住在西藏，藏汉人民在历史上和睦相处的历史很悠久，但因历代统治阶级的错误政策，也发生过不少隔阂。所以对西藏自治区各项问题的处理，必须十分重视和慎重。

西藏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民族自治区。藏族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藏族人民在历史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近三十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藏汉等各族广大党员、干部、驻藏解放军，发动和组织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群众，团结藏族爱国民主人士，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应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中央对于西藏各族同胞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慰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这对于逐步实现藏汉各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事实上的平等，进一步密切党和藏族人民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胜利地进行国际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长期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做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祖国各民族的民主平等团结统一），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末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所有进藏同志都必须充分了解，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

发展西藏建设，仍然应当主要依靠西藏党政军和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共同努力。同时，中央各部门也要加强对西藏工作的正确指导，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组织全国各地积极给他们以支援和帮助。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今后必须注意以下八项方针：

一、中央各部门都要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或等待。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

二、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要积极协助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调查研究西藏工作情况，主动提出建议，协同有关部门处理好西藏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对于有关西藏工作的重大问题，要事先征求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并请示报告中央决定。

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西藏地广人稀，脱产人员的编制和财政支出决不能照搬内地的一套，目前必须精兵简政，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确实最必需的地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和西藏工作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会议，西藏可不派人参加。

四、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除了调派必要的领导骨干外，主要应有计划地输送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及其他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如医生、教员、科学技术人员等。

五、中央各部门，特别是计划、经济、文教、卫生部门，在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照顾西藏的特殊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在物质、技术等方面给以积极的支援。

六、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要注意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实际困难；对调回内地的进藏干部和职工，要妥善安排和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学习、疗养和生活等问题。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七、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报告中央。

八、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和《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对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调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在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纠正各种“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农牧业、财贸、文教、民族、宗教、统战等各项政策，要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抓紧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中央相信，西藏的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指战员、职工群众和各族人民，一定能够加强团结，根除派性，顾大局，向前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在发展西藏建设，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作出更大贡献，夺取更大胜利。

中央着重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之间又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我们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了，加以目前国际形势复杂，我们如再不抓紧时间迅速大力改善民族关系，就将犯极大的错误。全党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统一的充分的认识。

中央认为，本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由于各民族自治地方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各项具体内容，只供参考。中央希望，各有关地方党委根据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检查一次自己的领导工作和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并且拟定今后改善党的领导、落实民族政策、做好各项工作的措施。如有重要问题和意见，望报告中央。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对“高沟事件”平反的通知
1980.06.13


[此标题为编者重拟]


省委批准省委纪委关于“高沟事件”的复议报告。1963年11月至1965年5月，涟水县高沟公社在先后两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确实揭发暴露出一部分基层干部在思想作风和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当时对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也是必要的。但是，将公社党委和工作队之间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基层干部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极左现象不满而讲的牢骚怪话，以及个别基层干部由于对贫下中农提意见有抵触而引起的打击报复的行为，认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复辟性质是错误的；将涟水县原县委书记孙燮华，原县委常委、副县长秦达志，原高沟公社书记司德义、副书记万百川等同志因对工作队执行政策和工作方法持不同看法，被认定为“对抗社教运动”，是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包庇者”、“支持者”、“保护人”，也是错误的。现经复查决定：“高沟事件”政治上予以平反；省委1964年8月22日批转《一场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的118号文件，和9月22日《关于处理涟水县高沟公社反革命事件的报告》的137号文件均予撤销；对于孙燮华、秦达志、司德义、万百川等同志的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对这一“事件”中其他被处理的人员，淮阴地委和涟水县委，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进行复查，确实搞错的应坚决纠正过来。凡是原结论处理恰当的，应维持不变。同时，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为“龙固事件”受株连的刘锡庚等同志平反给徐州地委的批复
1980.06.13


[此标题为编者重拟]


1980年4月19日《关于为“龙固事件”受株连的同志平反意见的报告》悉。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1963年10月16日，沛县龙固公社三河尖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胡广玉持枪自杀事件（简称“龙固事件”），由于当时错误地估计农村阶级状况和党内的思想状况，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地混淆了犯罪与犯错误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龙固公社三河尖大队发生的事定为“反革命案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逮捕、判刑的7人，受到党纪、团纪和行政纪律处分的25人，被迫作过检查的100多人。原中共徐州地委书记刘锡庚、副书记冯克玉，原沛县县委书记王健祥、副书记李德伦、段振春和地委派去帮助工作的徐振东同志，也分别被定为“思想严重右倾”、“政治上麻木不仁”、“不分敌我”、“严重丧失立场”、“负有重大责任”等所谓错误，在大、小会议上受到揭发、批判和检查。刘锡庚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被作为重点受到揭发批判。1964年11月2日省委向中央作的《关于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贯彻反右倾问题的报告》中也点了刘锡庚同志的名。1965年4月20日省委以苏字6号文件批复徐州地委：给予王健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锡庚、冯克玉、李德伦、段振春、徐振东免予处分。

现已查明，所谓“龙固案件”系属错案。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宣告吴国璋、刘玉华等无罪，并为错被逮捕判刑的人员平反，处理了善后问题，使沉冤得以昭雪。省委决定，对刘锡庚、冯克玉、王健祥、徐振东、李德伦、段振东等因这一事件受到揭发、批判、处分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被迫作过检查的同志所写的材料，从档案中抽出销毁。1964年11月2日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和1965年4月20日省委给徐州地委的批复均予以撤销。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
1980.06.14；中发[1980]51号


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因此案受牵连的同志，如尚未落实政策，望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

(此件发至县、团级)


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为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捏造罪名，颠倒是非，诬陷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谢良、杨之华、刘护平、李云场、吉合同志等一百多人，于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后自首叛变。康生、吴法宪、李作鹏等一方面把有关这些同志在狱中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大搞副供信，制造假材料，硬说这是一个“叛徒集团”。康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一次会议的讲话中，竟诬蔑说“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逸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把矛头指向曾代表党中央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在审查中，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宝，对“新疆马明方案”(也称“四三专案”)进行了调查核实。大量材料证明，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在新疆的金部人员(包括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习航空的人员、从苏联归国的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无情揭露敌人，盛世才恼羞成怒，下令杀一儆百，三同志英勇就义。马明方、张子意等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百子一条心”，既同敌人的毒打、监禁、饥饿等法西斯暴行作“至死不变”的斗争，驳斥了对我党的种种诬蔑；又同叛徒的拉拢、引诱作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没有自首叛变的问题。一九四六年，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同志委托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把关押在新疆监狱的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孩子二十三人)，于同年六月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并派专人护送回延安。这些同志回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和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慰问了由新疆回来的同志。马明方、张子意同志代表狱中同志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方志纯同志代表狱中的同志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毛主席、周总理对“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工作十分关心，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将中央专案兰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但是，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报告中把本来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这一冤案，说成是“有人揭发”，“立案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使一些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平反昭雪。

事实证明，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应推倒强加于马明方、张予意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乎反，恢复名誉。凡因“新疆马明方案”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应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按党的政策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凡因此案受到株连的同志也应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依照上述精神，为每个同志作出相应的结论(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组织已作有符合实际的审查结论的，也可维持原结论)。建议撤销总政(77)政审字第l3号《关于新疆航空队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新疆航空队案审查结论的通知》，以此文件为准。有关档案材料，按中央发出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清理。



 	1980年5月12日



附：

一九四六年集体释放出新疆监狱回延安人员名单


1、由莫斯科归国的人员（共十四人）：


*马明方 张子意 方志纯 *杨之华 奏化龙

李握如 刘护平 *杨南桂 *沈谷南 *李景春

曾传芳 *范 娘 任德山 韩福英


2、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共四十三人）：


高登榜 吉 合 于 村 鄢仪贞 熊梅影

蒋连穆 *王 伟 朱旦华 杨锡光 陈茵素

郑亦胜 李云扬 吴乃茵 马 殊 刘 勉

徐明乐 王顺治 *冯家树 郭春则 钱 萍

王韵雪 郝冰清 张东岳 马 锐 许 亮

李 涛 *申 玲 *李 何 *王 谟 *罗乃棠

*胡 鉴 *陈谷音 *程九柯 *刘子平 *谷先南

*陈广竹 *薛汉鼎 *李宗林 *曹建培 *白大方

陈清源 谭桂标 *严振刚


3、我党派往新疆学习航空的人员（共三十一人）：


黎 明 陈 熙 金 生 胡子昆 李 奎

周立范 王云清 夏仁勋 刘 槐 方子翼

吴 峰 张 毅 云 甫 刘忠惠 吕黎平

丁 园 周绍光 袁 彬 刘子宁 赵 群

*方 华 *谢奇光 *陈御风 *陈 旭 *朱火华

*安志敏 *杨一德 *王东汉 *曹麟辉 刘子立

黄思深


4、我党在新疆养病和学习人员（共八人）：


谢 良 谢江亭 罗云章 *胡子明 罗祖远

曾明友 肖永汉 谢良洪


5、我在新疆的家属、孩子（共三十五人）：


张文秋 刘松林 邵 华 张少林 赵建华

郝流霞 郝岳霞 *王妈妈 王淑贞 陈楚三

吉新军 吉新华 吉新玉 方玲芝 *李万钟

（即李老太爷） 阎友（即李奶奶） 张虹生

*苏妈妈 瞿独伊 *周 健 *刘志蕴 *马玉珍

黎苦苦 *陈小喜 马殊珠 谢铁如 *胡岳燕

胡民平 林阿洪 林阿梅 秦秀灵 程远华

程远敏 毛远新 谢五一


注：带*者已经逝世


中纪委二办找汪东兴谈有关少奇专案问题的记录（节录）
1980.07.02 （上午）


凌云同志：现在我们正在审问那些人，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今天想请东兴同志谈谈他们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问题，首先，开始成立少奇同志专案组是个什么情况。

汪东兴同志：他们是他们的问题。关于成立专案组，中央有个文件，开始是成立材料组，有肖孟、郑汉浩，那时我还没有完全参加。这个时候，大字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提出来了。

六六年三月，我陪同少奇同志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回国时，总理打电话转报少奇、陈毅同志，要我们从昆明去杭州，不要回北京。四月到杭州，主要是讨论“五.一六”通知，批评彭真同志。五月，在北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文件，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四个专案组，小平同志，剑英同志，富春同志等等，那时，我是一个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什么，我当时也不太清楚。有文件，可以查。

凌云同志：六六年九月成立王光美专案组，是否在此名义下审查刘少奇同志问题。

汪东兴同志：王光美同志问题进行得早一些。但那时是叫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凌云同志：到十二月成立为组，谢富治说：王光美专案组主要审查刘少奇问题。

汪东兴：当时，谢富治是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是副主任，我也挂个副的，具体工作是肖孟、郑汉浩同志。是否涉及到少奇同志的问题，那也可能。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还是中央常委，排在第八位。原在中南海西楼，叫材料组，后改在中南海丙区，又叫丙组，大概主要是对王光美同志的问题。

凌云同志：后来审查少奇同志问题是否由江青主要负责。

汪东兴同志：牵头的不是她，是总理，后来有一次开会时排名单把江青的名字放在前边了。

凌云同志：谢富治批过一个材料，说刘少奇一案主要是江青亲自抓的，以后报告，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

汪东兴同志：谢富治也是抓此案的，他怕江青，是江青的亲信，互相吹捧。谢对总理态度不好，国务院开会有时都不去的。谢富治与温玉成是跟江青的，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一楼，江青有病在楼上，谢富治、温玉成老不下来，听说在楼上宣誓，向江青表忠心。谢富治批的那个东西，我看过。江青没有单独同我谈过刘少奇同志问题，刘的专案组她是成员之一。也有谢富治，谢是听她的，整个专案组在讨论的时候，江青都参加的。以后把江青的名字排在总理前头，我们说不行的。江青抓刘少奇专案是事实。最后的审查报告，是经张春桥修改的。在开始时，是几个人分别管几个专案组，但材料不交换。刘少奇同志专案组，开始名义不是江青管，后来她就抓了。那时，康生对彭真同志的专案工作，是直接管，也批了许多东西。周杨同志那个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是负责人，审查七、八十人。我们说审查那么多不行，为此，江青等人在钓鱼台还批了总理和我，我们说不管了，你们管吧。少奇同志这个组，以后就没有我了，一是我经常不在，二是说我右了。后来名单排列，把总理勾在江青后头，我们不同意，我估计，是康生、戚本禹他们勾的，他们对总理有意见。总理是中央常委，但不是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决定是总理牵头的，以后他们背着总理抓专案工作，企图把整个专案大权控制在他们几个人手里。我曾批评过康生秘书齐景和同志，齐把专案的一些文件材料送康生，总理看不到，我在专案组会上批评过这个事，凡是我认为重要的材料，都得呈送总理审判。

凌云同志：少奇的厨师郝苗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汪东兴同志：当时，江青他们在会上对郝苗同志提出三条：一、说郝苗给钱和粮食让王光美同志的女孩逃跑；二、说郝在励志社给蒋介石做过饭；三、说王光美同志在军调执行部时认识郝，是王光美同志调去做厨师的、说郝有特嫌问题。当时我说郝调到刘少奇同志处是经过组织上调的。江青他们不听，会上决定写报告抓起来。报告可能是我写的，六七年六月把郝苗同志抓起来了，是公安部派的人，不是我们派的人。少奇同志那里的女保姆戚妈是怎搞起来的，我就不清楚了。对郝苗后来查明，在励志社是给蒋介石送过一次饭，从励志社到东单，被蒋扣下不许马上回去，不是做饭，连蒋介石的面都未见过。以后，我主张释放郝苗同志。

凌云同志：为少奇同志问题，还捕了谢飞、郝苗、孙淑珍、傅连璋。

汪东兴同志：搞傅连璋同志，毛主席是不同意的。长征时傅是主席的保健大夫，他对主席感情很好，主席对他也很好。审查少奇同志问题不应该牵连傅连璋同志，他们为什么要搞傅，我也不清楚。据我所知，傅连璋同志爱人陪江青去过莫斯科，开始江青对她还好，后来不知为什么对她突然不好了。傅的爱人是正派人，我估计她对江青看不惯。

对王光美同志，在定案时，江青主张判刑，而且要判重刑。总理违心地同意，后来主席不同意。

凌云同志：孟用潜的口供是逼出来的，很快就翻了。

汪东兴同志：这个口供材料我们知道，办公室的几个成员都知道。但当时对逼供的情况不清楚，当时，总理、谢富治和我去铁狮子胡同，到专案组审查材料把关。孟用潜同志的材料，总理看过，有几次专案组也汇报了，说孟翻了。后来，总理说这个材料要核实，不能用。当时，认为孟用潜同志的材料不可靠，主张核实的，有总理、我和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在铁狮子胡同开会讨论，是一件一件讨论的。专案组把孟翻案的材料给总理和我们看了，也给谢富治看了。后来在中南海西楼开会讨论时，江青、康生、谢富治、张春桥他们主张用，不同意我们的意见。那个时候，不认为整个案子是假的，认为是真的，但有意见，觉得有反复，有怀疑，不应该用上去。他们说我们是怀疑派。那个时候总理也没有说是假的，但总理和我们主张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要核实，以今天的眼光看，经过中纪委调查核对，是假材料，假证据，假口供，叫做三假，欺骗了主席。那个时候不认为是假的，因为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当时，总理和我们主张只用有把握的八十几份材料，他们主张用一百多份材料。江青、康生他们主张用孟用潜同志的材料，不同意我们的意见，非拿上去不可。当时他们的主要论点，说孟知情，有反复是他害怕。在中南海西楼，是集体审阅刘少奇同志的材料，讨论了一个礼拜。在西楼讨论后形成初稿，江青他们又提出修改，结果又由张春桥动手返工。由原先的两顶帽子，改成是三顶。最后送给中央、主席审阅。

因为孟用潜同志翻供，把孟抓起来。这是江青、康生、戚本禹的意见，江青的代言人就是戚本禹。谢富治同戚本禹的关系也很好，戚司令就是谢富治他们叫出来的。

文革小组有一批内部简报，造谣、污蔑、整老干部。陶铸同志就是上了这种简报的。主席对我说：还有你三期简报呢。我建议你们把这批简报找出来看一看。

凌云同志：丁觉群写的武汉问题的材料，丁说是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打破事实框框写的。

汪东兴同志：丁写的材料，我们看过，当时谁要求他打破事实框框写，不知道。另外当时，还从法国领事馆找出一些材料。这个材料，是谢富治拿出来的，说公安部过去不拿出这个材料，是公安部包庇了。谢又派人到武汉找原件材料。

二七年武汉交抢，说是叛变，又说是内奸，当时讨论是这样认定的，是谢富治提出来的，说刘少奇同志上过庐山。江青、康生都是这个观点。

凌云同志：三零年杜兰亭在沈阳被捕叛变造成的党组织的大破坏，同少奇同志二九年的事毫无关系，但说是少奇同志引起的，专案组认为不能成立，但最后还是定了案。

汪东兴同志：这个问题详细情节不清楚。开始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后来在西楼讨论时，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是少奇同志告的密，是在西楼定下来的。他们还批评专案组未搞清楚，批评我们就事论事。这主要是江青、康生他们搞的。这个会，总理是从头到尾参加了。以后，总理没办法，挨了一次批，总理才撒手，说要改你们改。

凌云同志：六十一人问题，六六年九月肖孟给康生写报告，说成是叛变。十一月，刘澜涛给总理写信，提出中央知道此事，中央应当说话。吉林的赵牧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总理给主席写了报告，说少奇同志是代表中央处理的，查时中央知道，又经过党的七大、八大审查过，中央应当承认知道此事。主席批了：照办。总理传达了，并叫红卫兵不要搞了，中央知道此事。为什么后来又搞呢？

汪东兴同志：六十一人问题怎么提出来的，我不太清楚。听说七大时，主席曾找过一些人谈话，并要薄一波同志开出名单。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到此事，因为我是列席参加，总理要我去报告主席，主席说有此事，可查一下档案材料。我查出了名单，是一张小纸上写的。查出后给了总理。但康生他们不承认，这个案子一直是康生他们管的，放在少奇同志头上，也是他们搞的。延安抢救运动也搞扩大化，以后好多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又翻出来了。

当时，有些问题有分歧，争吵，他们拍桌子。总理很困难，压力很大。谢富治对总理是根本不理的。他那时候坏得很呀。严佑民同志派人到档案馆看材料，是谢批准得，但他又在江青、康生那告严的状，把严抓起来，陷害人家。

动用窃听器搞少奇同志，当时我不在，是戚本禹批准的，戚是请示了江青、康生的，是从公安部十二局拿来的，把罪责加给肖孟同志。

凌云同志：主席不允许面对面批斗少奇同志。

汪东兴同志：一九六七年七月，主席去外地离开北京以前，就指示对少奇同志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要背靠背。当时，江青、康生、戚本禹都在场。同时，还把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交代给戚本禹。主席到了武汉后，他们在家里就搞起来了，面对面地斗少奇同志。此事报到武汉，我报告给主席，主席说已经讲过的，怎么又搞。主席要我报告给总理，总理当时在北京，要我直接打电话告诉戚本禹。戚说这些事情从那听来的，以后家里事情你不要管，由我负责。

凌云同志：专案办有些规定，是谢富治搞的，谁批准的呢？

汪东兴同志：那些规定，是谢富治要专案办公室搞的。有的经总理批准的。但有关审讯方面的规定具体怎么搞的，批准手续如何，我记不清楚，他们搞逼供信，也死了人，那个时候，对少奇同志没有问过他什么事情。

整王世英同志的问题，总理对康生意见很大。王世英同志是反对江青同主席结婚的。

问：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是否谈过专案审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

汪东兴同志：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常委都在，总理说中途到钓鱼台十七楼休息，常委是一起谈了此事，但我不在场。事后总理对我说，由专案组同少奇同志谈好不好？二是少奇同志的身体受得了受不了，总理说，常委是谈了，但未作决定，决心未下。

 	汪东兴
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记录稿打印

中共福建省委批转《全省第五次两案审理座谈会纪要》
1981.05.31



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委、办、厅、局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各大学党委，省军区党委：

省委同意《全省第五次两案审理座谈会纪要》，现转发给你们，望坚决贯彻执行。过去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规定如与此件有抵触的，以此件为准。

省委认为，我省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展的清查工作，是正确的、必要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处理面宽了一点，处分重了一点，解脱得又晚了一点，还有少数搞错了的，这些问题的责任在省委。现在通过复查解决这些问题，正是为了巩固清查工作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两案”定性和处理，要坚决按中央关于“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和有关政策规定办，要把错误与犯罪严格地区别开来，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只能限于少数组织帮派势力，阴谋策划篡夺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个部、委，或一个省、市、自治区领导权的活动，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和武斗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首要分子。其中应依法惩办的，又只能限于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民愤很大的极少数人。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分析他们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要看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只要他们现在认识了错误，愿意改正错误，一般可以不给处分。要处分的，只是极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而又不肯承认错误的。

现在，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四化建设，长期纠缠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就会影响工作中心的转移，对四化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各级党委要认真负责地做好领导干部、专案人员和犯错误同志的工作，教育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排除派性干扰，消除个人恩怨，互相配合搞好两案复查工作，团结起来，为完成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中共福建省委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级）



全省第五次两案审理座谈会纪要



全省第五次两案审理座谈会，于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福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和省直各部、委、办分管两案工作的领导同志，省公、检、法“三长”和“两案”办公室负责人共四十六人。

会议传达讨论了省委常委会议对两案工作的讨论纪要，和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组，来闽四十几天时间，对我省两案工作作了调查后，向省委常委汇报的意见。大家认为，常委会议纪要和调查组的汇报意见，符合中央精神和我省实际情况，一定要认真地传达下去，积极地把工作做好。


（一）


会议回顾了全省两案清查和定性处理工作，一致认为，我省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之后，全省许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地区仍处于动乱之中，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福州军区派出大批干部、战士的支持下，局势才开始稳定， 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才得以逐步展开。经过清查，深入揭批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的反革命罪行，基本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 的人和事，基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实践证明，全省的清查运动是必要的、正确 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应该看到，清查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是处理面大了一些，定性高了，处分重了，解脱得又晚了一些，还有一些搞错了的；也确有极 少数人该清查而漏掉了的。认真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善始善终搞好清查工作，才有利于巩固清查“四人帮”的成果和实现政治上进一步的安定。


（二）


会议认为，对揭批查案件的定性和处理，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按照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受审查人员定性处理的意见》所规定的政策界限办。我省“热”处理的案件比较多，相当一部分定案材料，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定性不准确，处理不恰当，因此，上诉、申诉的也多，为了使这些案件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了搞好安定团结，为了根本上改变过去长期以来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左”的错误做法，进行一次复查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过去对揭批查案件的定性和处理，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没有充分地进行考虑，没有严格地同一般的刑事案件和违纪案件区别开来，因而出现了处理面偏宽一点、处分偏重一点和解脱得又晚了一点的情况，责任在省委。現在，只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用中央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实事求是地搞好复查工作，问题也不难解决。

对以篡党夺权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只限于“组织帮派势力，阴谋策划篡夺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个部、委，或一个省、市，自治区领导权的活动，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和武 斗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首要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其中应依法惩办的，只限于“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民愤很大的”。根据这个精神，定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判刑的面更要小。

对以现反、打砸抢判刑的案件，应按照中发[1979]96号、[1978]48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和处理。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而以其他刑事犯罪判处的案件，应本着“按政策办”、“宜宽不宜严”的精神，参照刑法规定进行复查和处理。

在复查两案的判刑案件中，凡明显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或不够判刑的，可先假释或保外就医，并抓紧复审，作出恰当的结论。对轻罪重判、量刑畸重的，也要依法减刑。

对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的方针。为此，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很好区别：一是要把跟着上级或主要领导人犯错误，同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严格区别开。二是对于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决定犯了错误，不要过分追究执行者的个人责任。三是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犯错误的具体情况，既要考虑他们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要考虑客观原因。过去我们往往看主观原因多，看客观原因少，而个人又强调客观、历史背景；作为组织来讲，应该既看客观，又要看主观，特别是客观。四是既要考虑他们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又要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总之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一个人。最后也要看他的认错态度，只要他真正地认识错误，认真检查错误，吸取了经验教训，一般地不给予处分。要给予处分的，只是那些极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而又坚持错误不肯悔改的。开除党籍不宜多，要严格掌握。

复查工作主要是内部的案卷审理，结合必要的调查研究，核实事实，逐案逐人具体复审，一般可按先易后难的顺序，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处理偏重的减轻，搞错了的改正，不错的不动，不能大呼隆，一风吹，也不能揪住不放，久拖不决。


（三）


会议就复查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对已按反革命定罪判刑的骨干分子，由省委“两案”定性处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法院负责，组织有关地区或单位的力量进行复查审理工作。

二、对已判刑的現反、打砸抢和以其他罪名判的揭批查案件，不论有无申诉，均由各级党委抽调力量，支持和组织各级法院负责进行复查。凡原来由公安、检察机关按不予起诉、免予起诉处理的案件（包括原定骨干分子），应分别由公安、检察机关进行复查。

三、原判刑案件，凡是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无罪释放的，需要给予党政纪处分的，应按干部、职工管理权限，由各级党委纪委和政府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处理。

这些免刑、免予或不予起诉放出来的人，都应由原单位负责，根据具体情况，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适当工作。

经复查，罪该判刑的，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

四、凡已作“双开除”、“开除公职”、“开除公职戴帽”等处分和“自动离职”处理的，也应按上述精神认真进行复查。经复查有什么错误，就认定什么错误，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应由他们原来所在单位予以收回，并根据其具体情况，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适当工作。

对已作党政纪处分或拟给党政纪处理的案件，要按上述精神复查核实。

五、安置收回人员的劳动指标，一般应由各地区、各部门自行解决，确有困难的可申报由省拨给指标。

这些回收人员，在其离职、开除、关押期间的工资，一般不予补发。生活有困难者，可酌情发给补助费。对其中确属于错案的，工资应予补发。

六、尽快给受审查的干部分配工作。凡属于犯一般性错误的，都应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尽快安排适当工作。对老干部一般分配同原来大体相当的职务，个别错误严重，态度不好，群众不谅解的，有的应调离领导岗位，另行分配适当工作，有的也可先安排临时工作， 以利团结教育。

七、要认真地搞好审查结论。审查结论采取纪实的方法，以错误事实为准，属于什么错误，就给予什么结论，而不要牵强地上挂下联为林彪、“四人帮”线上的人，或认定为什么“分子”。

属于政治错误以上的，均应作组织结论；属于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可不作组织结论，兼有其他错误的，就以纪实的方法予以结论。凡不作组织结论的，本人过去写的检查材料应退还本人，其他材料由组织上负责清理销毁。

凡由组织作出定性结论和处分决定的，其结论事实依据和旁证、本人的检查和对组织结论的意见，应归入本人档案。

事实材料和审查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要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得起历史检验。对一些重大问题，一时难以查清的，就根据現有查实的材料予以结论；罪与错难以分清的，就以错认定；证据不足，查不到证据的，宁可去掉；不要根据孤证立论。

凡运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按有关部门的规定，清理归档。

八、对运动中自杀人员，都应实事求是做出组织结论。一般只写明主要错误事实和自杀情况，不要给予定性处分。按正常死亡处理，不株连无辜的亲属和子女。

九、关于“双打”的案件，各级党委和省直各部门党组，应根据清查案件的复查精神，组织一定力量进行复查处理。其中已判刑、免予起诉、不予起诉的案件，分别由原受理的法院、检察、公安机关进行复查处理。

两案复查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很细致的工作，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从大局出发，向前看，克服派性，消除个人恩怨，特别是各级党委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带头示范，严肃认真地把两案复查工作抓紧搞好。


 	中共福建省委两案定性处理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1982.01.31；中发[1982]9号


中央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现转发给你们，请同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传达，认真贯彻执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直接、间接牵连的人很多，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央一贯强调，对“两案”审理工作，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严格执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更为完整的概括，是中央处理“两案”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

1981年12月16日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胡耀邦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方计、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分析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的情况；讨论平衡了“两案”中受审查的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和属于中央管理的拟开除党籍人员的名单；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的有关具体政策。


(一)


会议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这次清查运动，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先后召开过四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反复研究了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做了大量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处理百分之六十以上。

会议认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种人”还在领导岗位上。

会议指出，这次清查运动，由于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对“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抓紧做好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工作，妥善地解决好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运动善始善终。


(二)


会议认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头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的后遗症。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会议认为，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就全国来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后，要把判刑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甚至比较严重罪行的，只要认罪态度较好，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作过一定贡献的，即应据情从宽处理：有的免予起诉；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暂缓处理，以观后效；有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纪律处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同志，要重在现实表现。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作了检查，吸取了教训，就应从宽处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品质很坏的人，则要给予应得的处分。

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会议指出，讲从宽是有原则的，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是宽大无边，马虎了事，“一风吹”。对于确有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本人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的，要批评教育，如仍坚持不改的，则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对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应密切注意，切不可以失去警惕，要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活动。


(三)


会议就执行“两案”定性处理政策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以下的解决意见：

l、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犯有罪行的，是什么罪就写什么罪，除判刑的以外，不戴“分子”的帽子；犯有错误的，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对于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教训，可不作结论。

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的问题查不到证据或证据不足的不写入结论；罪与错难以分清的就以错认定。认定问题要恰如其分，不要无限上纲。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

2、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以后，应根据其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进行适当安置。有的可以分配相应的工作，有的可以降级降职使用，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离休或退休处理。

3、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的和依法作出免予起诉的，都由原单位负责，或与有关部门商定，酌情安置。不予起诉人员中适合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除给予降级处分的以外，一般应维持原来工资；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退休处理。对免予起诉人员在未安排适当工作以前，根据本人具体情况，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五十元至二百元，但不能超过原工资。

4、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

5、凡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经复查属于开除错了的，有关工资补发问题，可参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央对湖南省委关于补发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精神办理。

6、对犯错误人员给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的，一般不要超过两级。对已作过降级处分超过此限的，可按此规定改正。但原处理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7、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组织结论，写明主要问题和死亡情况。除犯有严重罪行畏罪自杀的以外，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常死亡对待。

8、受审查人员，凡不作组织结论的，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由组织负责清理按有关规定处理；凡由组织作结论和给予处分的，其错误事实材料、证明材料、本人检查材料和对组织结论的意见，应归入本人档案。

9、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进行必要的复查(复议)时，主要是由领导上掌握，内部进行案卷审理(注意不要造成复查风)，结合必要的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实错了的应予纠正，定性不当、处分过重的要降下来，判刑畸重的可在适当时机酌情改判，或在适当时机提前释放。

复查(复议)工作，由原结论处理的单位负责。对军队干部已作离队处理的，不再收回军队，由军队原结论处理单位与本人现所在地方的组织联系解决。

10、有的地区和部门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应该结合在改善党的领导、端正党风的工作中继续完成。“三种人”仍在领导岗位上的，都必须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对他们的处理，要根据事实，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根据本人的态度和现实表现，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的方法，由组织、人事、纪律检查部门按正常的干部管理权限，一个一个地解决。对其他犯有严重罪行或严重错误该清查而未清查的，也要按照正常的手续，由原单位负责查清处理。

11、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和只做结论不予处分的，报中央审批。

凡属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干部，给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组)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认真、慎重地讨论决定，报中央备案。


(四)


会议认为，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很细致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

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要加强领导，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适当充实加强工作班子，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要加深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件的处理实行从宽政策的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统一政策思想。要做好办案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做好定性处理工作。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宣传“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为广大群众所理解。

要分析犯错误人员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有针对性地做思想转化工作，教育他们正视错误，吸取教训。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和分析，凡是合理的、正确的要予以采纳和解决。

会议指出，在“两案”定性处理工作中，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要保护参加“两案”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从大局出发，向前看。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善始善终地做好这一工作，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讨论提纲）
1983.01.05


为了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和中央对广西工作问题的有关指示，统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拨乱反正，把“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处理好，进一步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现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区的若干历史问題提出以下初步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


（1）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全国一样，这场内乱也给我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就“文革”整个过程来说，从开始的区党委，一直到三支两军领导机构、区革筹小组、区革委会以及随后庆立的区党委，不管哪个时期，都是按照“文革”那套“左”的理论、方针、政策办事， 当时根本不存在与此相对立的正确路线。我区两派群众组织中的任何一派，都是在“左”的影响下形成和进行活动的，也不存在谁代表正确路线的问题。我区在一九六八年贯彻“七·三”布告、用武力把一派压垮以后，整个社会的动荡表面趋向平静，在这种情况下，自治区一些领导干部看不见这场内乱特別是随便杀人带来的严重问题和潜伏下来的矛盾，反而盲目认为广西在区革筹小组成立以后，有一条以韦国清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其实，所谓在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的提法本身，就是派性的产物，它一方面成为有派性观点的同志的精神支柱，另方面又成为受迫害的广大群众的精神枷锁。正是由于区党委有些主要领导同志长期坚持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得“文革”以来我区的派性得不到及时克服，组织不纯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清理，“左”的思想得不到认真肃清，“文革”遗留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区被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只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响应号召参加这个运动。他们对当时出现的少数极端分子的过火行为普遍反感，更不同意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的斗争。当时，区党委错误地把陆地、钟林同志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三反分子”进行公开批判，撤销他们的职务,将《刘三姐》作为大毒草公开批判；并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撤销了一些党政领导同志的职务，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在林彪、江青掀起的反革命“一月风暴”夺权以后，我区的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状态。由于所谓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两个司令部的错误理论影响，加上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一派压一派，自治区有些领导同志发表了错误“声明”，群众组织也逐步形成两大派。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矛盾日趋尖锐，加与混进两派中的一些坏人兴风作浪，这种矛盾终于发展为全区性的武斗。

当时，全区各级专政机关，由于林彪煽动“砸烂公检法”，大批公检法干部遭受迫害，因而面对打、砸、枪、抄、抓等严重违法行为，无法行使职权，社会秩序陷于混乱。“砸烂公检法”所带来的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后遗症，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3）在林彪、江青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恶性膨胀，我区的武斗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是根据广西革筹小组反映的情况形成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七·三”布告的错误，主要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并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区革筹小组在执行这个布告中，支一派，压一派，动用了军队，调动了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各地大量乱杀人，后果极其严重。

“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日报》又发表了九篇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的社论进行煽动。这就为派性严重的人和坏人所利用，使几个城市、铁路沿线和一些农村乱打人乱杀人找到了依据。本来“七·三”布告中指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两派的坏人由两派各自进行清理。可是，当时实际上是一派镇压另一派。柳州的“八·一九”、桂林的“八·二○”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別是领导干部和支左干部中派性严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量杀人事件。在“七·三”布告发布前的十多天，即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公布了反共救国团的案件，进行镇压，并散发公告，号召追查，造成了许多地方乱抓反共救国团的大批假案，使乱杀人找到了更多的借口。在此以前，相当多的地方号召“刮十二级台风”，一些县发生了所谓贫下中农法庭专政随便杀人的事件，由于派性掩护，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追查，这也助长了一些派性严重的人敢于利用“七·三”布告乱杀人。

（4） “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对我区执行党的组织路线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在“文革”初期，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夺了权靠边站，直到革委会成立，绝大多数仍然被审查、受迫害，不可能参加革委会。革委会按军、干、群“三结合”的办法组成，实际上，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都是作为两派的代表参加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三种人”甚至参与杀人的人，合法地参加到领导班子中来。

“七·三”布告后，在陆续组建的党政机关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中，把“站队”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作为选拔和安排干部的标准，由于一派被认为是站错队，造成只有另一派的“功臣”才能被吸收到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中来，从而使不少部门和单位出现一派掌权的局面。同时，为了使一些“功臣”能够进入领导班子真各级也发生了一些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干的错误。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垮台，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中闹派性的危害感受很深，早就厌恶和唾弃这种派性。但是，一些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掩盖他们在“文革”中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却顽固地坚持派性。当时，区党委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没有听到群众的呼声，抓紧解决派性，从组织上处理好坚持派性干部的调整问题，反而把这些人安排到掌握实权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并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这些人利用窃取的地位，又发展他们的派性。这时的派性，已经不是“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而是少数人在某些部门和单位中借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帮派势力。这种帮派，原来两派的群众都是反对的。它不仅没有群众基础，而且深为广大群众所痛恨。

这种状况，严重地违反了我们党的组织路线，破坏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优良传统，使后来我区的落实政策、解放干部遇到很大障碍，使一些想坚持党性、克服派性的同志遇到重重困难，也给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造成很大阻力。这是我区“文革”遗留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5）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在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期间，将伍晋南等一百多名同志，以所谓“伍修集团”押到区体育馆进行批判和挂牌示众；随后又把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五位同志押到全区几十个地、市，县巡回批斗；在各地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批斗会上，还把当地尚未解放的，许多领导干部拉来陪斗。这都是十分错误的，它严重伤害了大批老干部，助长了派性的恶性发展。

在斗批改阶段，自治区和各地、市、县革委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大批干部集中到各种类型的所谓学习班、五·七干校审查、迫害；还把一些所谓问题严重的隔离审查，武装看押。有些地方还错误地搞什么揪“三家村”、揪“黑班底”。这些干部长期受到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极大地伤害了干部队伍的元气。

当时，区革委会还错误地把广西地下党列为广西的大案、要案来清查，认为里面有不少叛徒、特务、托派和国民党分子，对大批同志进行审查、批斗和迫害由不少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并对广西革命有过贡献的同志，有的无辜遭受到开除党籍飞公职的错误处理；有的在批斗中致伤、致残、致死；有的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被取消烈士的光荣称号。红七军、红八军在广西的光荣历史受到了歪曲，革命文物被破坏，韦拔群同志的塑象也被捣毁，在政治上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严重地伤害了我们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游击队员、地下党同志和他们的家属，歪曲了党的形象。

知识界、文化界乃至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受到严重的迫害。对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和知名人士，都以“历史复杂”、有“海外关系”、“反动学术权威，等为借口，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来揪斗，使他们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甚至有些被迫害致死，严重破坏了党与民主党派飞爱国人士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大大地损害了科技、文化、教育队伍的方量。

在“二·五”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工作中，由于“左”的错误和派性影响，全区各地毫无根据地到处追查、搜家。在当时支左人员的错误部署下，在桂林市进行了三天的连续搜查，被搜查的户数几乎占全市户数的五分之一，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一九七一年二月召开的自治区三次党代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贯彻了“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把我区“文革”以来“左”的错误肯定下来。在大会报告中，把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二·一九”和“四·一九”声明定为反革命性质，把贺希明、谢王岗同志定为广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这些都是错误的。

（6）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把韦祖珍同志调离广西审查后，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韦祖珍同志，给他加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直接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等罪名，并把他对老革命根据地和山区工作提出的积极意见，以及指出山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落实现象（即所谓十八例等），作为诬蔑广西的大好形势来批判。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不仅转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极左影响的注意力，同时又使当时山区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坚持了下来，给后来的山区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区党委根据江青所谓“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八·一八”批示，对许圣亭、张乃健、江滨三位同志进行了批判，这是错误的。它客观上对我区在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广大干部、群众是非常高兴的。可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四人帮”的干扰，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抢先点名批判，并要求中央在全国公开点名批邓，这是非常错误的。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四人常”布置的在全国追查总理遗言，我区也积极执行了。随后还召开丁关于“党内资产阶级”问题的全区性的两次理论讨论会，传播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助长了极左思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区党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地到大寨“取经”，学习大寨批修批资总体战那套“左”的东西。当时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地批“五种人”，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推广大寨评工记分和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等等。七六年六月的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强调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修批资总体战，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七个特点，并印发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左”的错误达到了高峰。这一总体战伤害了大批干部，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我区的农村经济，造成了政治、思想、组织、政策上的极大混乱。七六年到七八年我区粮食连续三年减产，是同这种“左”的错误密切相关的。

（8）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带来了全国性的灾难，在我区造成的内伤和外伤极为严重。特别是大量杀人和“三种人”在台上长期未处理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不少地方派性严重的人掌了权，还打着党性的旗号，以掩盖其派性，混淆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这就使派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对各方面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彻底清除，危害非常严重。总之，我区的“文化大革命”也同全国一样，“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子子孙孙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内乱重演。


（二）


（9）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兴高釆烈，越来越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是，由于区党委没有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和存在派性，这就不可能联系广西“文革”中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拨乱反正。这同抢先点名批邓形成鲜明对照。

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方针，区党委都执行了。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宣传，翻印了不少宣扬他个人的书，敲锣打鼓迎接他的题词，大量印发了我区创作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赞颂他的大标语遍布城乡，特別是在三中全会的前夕还请他书写《广西日报》的报头，并在第一天使用时用双报头套红加以颂扬，在我区广大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七八年在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纠正过去左倾的错误，批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拨乱反正的重大事件。区党委对这场讨论虽然进行了部署，也提出过要补课，但是，由于对这场讨论的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认识不够，加上对我区“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有认真抓好这个讨论，措施不力，特別是联系我区的实际，解决存在的问题做得很不够。这是我区错误长期不能纠正的关键所在。

（10）粉碎“四人帮”后’区党委领导没有认真清理“左”的影响，对自己存在的派性还没有觉悟，继续以派性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一些地方出现的重大问题。例如在处理桂林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上，正是由于区党委的派性思想指导，导致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措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九七八年八月召开的全区四级干部会议，号召与会同志对区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当时，一些同志揭露了我区“文革”遗留的大量杀人和突击提干、突击入党问题，有些同志还批评区党委拨乱反正不力，有求稳怕乱思想，等等。会议不但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反而用打棍子的办法，压制民主，把提这方面的意见说成是“四人帮”语言，使会议开始时熱烈的气氛顿时变为“万马齐喑”。这不仅影响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开展，而且又使我区对“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一开头就受到了挫折。

（11）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召开的自治区四次党代会，错误估计了我区的形势。认为广西“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有所警惕，作了抵制的”，“顶住了‘四人帮’刮起的 ‘突击提干’、‘闹而优则仕’的反革命妖风”，“全区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安排了工作”。这种错误看法，严重影响了我区干部政策的落实。这次会议，根据全国提出“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通过了我区“两年大见成效”的《纲要》（四十二条），号召全区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强调坚持“以钢为纲”，基本建立起广西支农的工业体系，提出到八○年实现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机械化等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这既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急于求成的反映，也是对我区“文革”造成严重创伤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必然结果。


（三）


（12）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展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区党委对这次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认识很不够，没有很好传达和组织学习，因而使我区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都跟不上中央的要求，长期处于被动状态。

三中全会后，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区党委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步伐，希望广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各项工作的步子迈得更快些。区党委在这段时间做了不少工作，但“文革”遗留问题，特别是杀人和“三种人”在台上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主要是在原区党委常委中的一些同志有派性，特别是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顽固坚持派性。这些派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广西“文革”中有一条以韦国清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种错误观点，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都没有自觉清除它的影响。（二）从中央提出处理“三种人”以来，区党委从来没有正面承认广西有“三种人”。（三）处理杀人问题，区党委只规定对阶级报复飞挟嫌报复杀人和谋财害命这三种情况的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派性杀人、打砸抢分子，特别是幕后策划和指挥武斗的领导干部，却没有按照中央多次指示的精神进行清查，分别给予必要的处理。有些地、市委上报了一些人的问题要求区党委批准处理、区党委则以不要影响“安定团结”为借口，多方开脱，百般阻挠，继续保护一些参与杀人的干部留在台上。在当地保护不了，就转到别的单位的台上去安排。（四）对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事机构的人员，也没有认真审查和作必要的调整，仍然依靠一些有严重派性和受“左”的影响较深的人去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五）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有不少同志对上述这些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区党委因为有派性，不仅听不进这些意见，反而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这些不仅使区党委无法正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也严重阻碍各级党组织对这些问题的处理。

几年来，中央对我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八一年中央又派工作组来了解情况，对我区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当时区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实际上是有抵触情绪的。中央对区党委一九七九年一月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关于处理非正常死亡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两次报告，都很快作了批复。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督促区党委要抓紧解决。但区党委对广西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派性问题却迟迟没有觉悟过来。直到今年三月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还指出，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落实政策的步子比较慢，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处理，广大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中央的批评完全符合我区的实际。事实表明，三中全会以来，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的错误，已经严重地脱离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到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了。

（13）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纠正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区党委在这方面的认识很迟钝。对全区七五年到七六年搞的批修批资总体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较迟，直到七九年九月召开的区党委工作会议，才比较系统地从思想上进行清理。在农业责任制问题上，我区从七九年开始，就有少数社队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并显示了优越性，但由于区党委“左”的思想还没有清除，未能跟上群众的创造。八○年四月的地、市委书记会议，还错误地把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视为“单干”，认为这样搞下去会使二十多年经营起来的集体财产毁于一旦。这是对我区实行农业责任制的二次“纠偏”，使得工作走了一段弯路。八○年六月召开的全区经营管理会议虽然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列为责任制的范围了，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区党委并没有明确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准党报宣传大包干的优越性。并过分强调要搞专业承包到组，这是脱离我区实际的。直到八一年五月区党委举办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对于各种不同条件的地方都可以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大包干责任制，仍然顾虑重重。由于区党委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指导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这就束缚了干部的思想，助长了一些干部同群众顶牛，加深了党同群众的隔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四）


（14）今年三月，中央对区党委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并对我区今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同时派来工作组督促、帮助。四月区党委的工作会议以后，全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了认识，初步统一了思想，并开始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处理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由于执行了中央最近的几次指示，我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央对区党委四月工作会议所采取的措施是肯定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还非常繁重。中央指出，我区是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最后的一个省区，要求今年内从组织上、政策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给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作为头等任务来抓，组织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学习十二大文件，学习中央、区党委关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政策，以《决议》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统一对“文革”的认识。通过处理“文革”遗留的一系列工作，推动其他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15）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及其以后的伟大历史转折，六中全会《决议》已经作了极其深刻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必须重新认真地反复学习《决议》，联系广西“文革”以来的实际，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我区“文革”遗留问题长期没有处理好，甚至发展到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地步，其中有着特別值得注意吸取的深刻的沉痛教训。

（一）全党服从中央，地方党委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各级党委任何时候都要严肃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方面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区党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以高度的责任感，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好，特别是“文革”中乱杀人和“三种人”在台上的问题，在中央一再提醒、督促下，仍未及时处理，这不仅给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也给党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增强党的观念，时刻注意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当然，具体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但不能因此而违背党的政策原则。这是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

（二）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区党委在政治上之所以不能同中央完全保持一致，是同思想路线不够端正分不开的。区党委主要领导尽管经常强调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但由于自己右派性，加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掌握第一手材料，主观臆断，自以为是，因而在许多问题上恰恰没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过去认为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错误看法，直到四中全会指出“文革”是一场浩劫以后，仍迟迟未作批判和清理；并运用“共性与个性”这一哲学范畴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不承认广西“文革”中死人多和“三种人”在台上这个特殊性，而是坚持以表面的“安定团结”和暂时的“经济增长”的所谓个性，否定“文革”是一场大灾难这个共性。区党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例如，在林彪反党集团垮台时，区党委说过去曾与林彪“对着干”；在批邓时，又说过去曾与邓小平同志“对着干”多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也说过去曾与“四人帮”“对着干”其实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表现。这是区党委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这个教训，彻底纠正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并加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切实端正思想路线。

（三）在“文化大革命”复杂的斗争中’能否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性，不陷入派性，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一场严竣的考验。特别是各级领导的主要负责成员，如果沾染了派性，不能坚持党性，必然会影响到整个领导工作和全局工作。思想上的派性，不仅使人们是非不分，混淆敌我，而且会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使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和“三种人”得以混进领导班子中来。这些人在台上，必然会成为我们正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组织上的严重障碍，必然。会同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方针发生抵触，阻挠我们正确地贯彻三中全会以后各项方针政策。因此，大力发扬党性，坚决克服派性，这既是我们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和搞好今后各项工作的需要，也是我们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革”中出现的派性是极左思想的产物，派性的核心人物又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革”以来，广西的派性，从形式到内容’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受过一些批判，但一直顽固地坚持下来。这个问题是同我区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没有得到清除密切相关的。人们长期错误地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已成为顽症。在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一次又一次重犯，而没有认真深刻地从中吸取教训，它已成为我们党思想理论上必须解决的遗留问题。当前一定要结合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从各个方面彻底清除“左”的流毒。只有纠正“左”的错误，派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只有根除派性’才有利于彻底纠正“左”的错误。

（四）我们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生活和民主作风不正常的现象，对广西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区党委主要领导沾染了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作风，领导班子中的民主生活长期以来都很不正常。出现错误时，听不进也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甚至文过饰非，在某些方面发展到压制民主的地步，严重违背了我们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使我们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也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使我们脱离了群众。这对区党委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我区“文革”遗留问题所以长期没有解决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成员，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我们要通过总结经验，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健全起来。首先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真正做到发扬民主，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一、二把手，要以身作则，使我们党内的生活真正形成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集中智慧、加强集体领导、团结战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的重要保证。

我区的形势也同全国一样，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只要我们切实按照中央的精神，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广西是大有希望的。


 	一九八三年元月五日修改

（此件是一九八三年五月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下发的文件，八三年六月，区党委对此文件作了修改，这是修改件。）


来源：《“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办公室，一九八七年九月。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浩亮问题的决定
1983.04.25


同意浩亮专案组对浩亮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浩亮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充当亲信，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代理人。浩亮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利用文艺工具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冤案、假案，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浩亮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严重的，民愤也是很大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受审查期间，浩亮对自己的罪行和错误作了程度不同的交代，尚有悔改之意。

据此，对浩亮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浩亮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轻，且本人有认罪态度表示，故决定不予起诉；

二、撤销浩亮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文艺九级降为文艺十级)；

三、分配到外地，在地方戏校做一般教学工作。


 	中共文化部党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浩亮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文化部浩亮专案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浩亮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浩亮(原名钱浩梁，由江青改为现名)，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生，汉族，浙江绍兴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中专毕业，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九年入党，文艺九级，京剧演员。一九七○年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国京剧团(即中国京剧院)负责人，中共“九大”、“十大”代表，四届人大代表，一九七五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之后又兼中国京剧团党委书记。(见附件9)

浩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亲信，是他们在文艺界的重要代理人之一。他同于会泳、刘庆棠、张维民等人一起，积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效力，不但错误严重，而且犯有罪行。经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对浩亮实行隔离审查，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送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一九八○年九月十日转交公安部继续监护审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除监护。

经查，浩亮的主要罪行和错误有：


一、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活动


浩亮早在一九六三年排演京剧《红灯记》时，就受到江青的青睐。后来，江青为浩亮改名换姓，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庇护浩亮，说浩亮是她培养的，是她的人，等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亲自提名，要浩亮上大会主席台。之后，浩亮便进了京剧团的领导班子。(见附件1—9)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浩亮以及于会泳、刘庆棠挽臂合影。后来，江青曾在不同场合先后对于、刘、浩等人讲过“你们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他们不敢卡我的信。”“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我要是死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见附件10—16)一九七○年七月，浩亮给江青写信说：“回忆跟您走过的一段战斗路程，就是在您敲打下过来的。”江青批示把这封信印发各文艺团体学习，并分送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一九七三年，李景德(京剧演员，后被提拔为戏曲学校党委副书记)向浩亮谈到教改有困难时说：“有人说你(指浩亮)是我的后台，”浩亮对李景德说：“人家都说我是你的后台，江青同志是我的后台，你不要怕，大胆地干。”(见附件17—18)一九七○年，江青亲自提名浩亮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一九七五年初，又保荐浩亮为四届人大常委；这年文化部成立时，再次由江青、张春桥提议，任命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为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至此，文化部的领导权被于、刘、浩篡夺了。(见附件19—20)


二、按“四人帮”旨意，在文艺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文艺冤案，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


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被“四人帮”提拔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和文化部部长副部长之后，一直按照“四人帮”的意图办事，在文艺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自一九七三年起，他们以“替刘少奇翻案”、“黑线回潮”、“为修正主义路线唱赞歌”、“对抗文艺革命”、“反对江青”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音乐界、美术界、戏剧界、电影界、曲艺界广大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一连串文艺冤案。其中与浩亮有直接关联的主要的有下列六大案件。

(1)批“无标题音乐”事件。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对外友协邀请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四人帮”为对抗周总理批示，蓄意制造事端，把友协报告附件中“这些东西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一语，篡改为“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诬蔑这个报告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在“四人帮”授意下，国务院文化组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天津召开了有一百一十人参加的全国性音乐座谈会。浩亮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说，“四人帮”的批文“具有指导性的、战略性的、普遍的意义。无论你是搞音乐的、戏剧的、美术的，都要举一反三的来领会这一精神。”说：“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要让历史开倒车”，是“两条道路之争，两条路线之争”，是“大是大非问题”。会后即在全国掀起批关于“标题和无标题音乐”的恶浪，镇压全国音乐界。(见附件21—35)

(2)批“黑画”事件。一九七二、七三年，国务院办公室根据周总理的意图，组织了一批美术工作者为各大宾馆创作了一批中国画。一九七四年初，分管美术的文化组成员王曼恬在“四人帮”授意下，派人收集其中二百余幅，定为“黑画”，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批判性的“内部画展”，又于二月十五日邀于、刘、浩审看。审看时边看边批，浩亮攻击这些画“适合洋奴口味”，并发问“这些画在北京饭店也能通得过？”于会泳说“他什么都通得过。”刘庆棠说，这是“从外贸打开缺口”。浩亮说“投降路线就在外事口，洋人喜欢就行。”于会泳说“赶快组织起来批判！”之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化动态》第十二期上即刊出了《当前美术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一文。并选了几幅所谓黑画，以《黑画录》为题同时刊出，上报了“四人帮”。由此，在全国掀起批“黑画”恶浪，仅在中央美术学院即有八名知名画家受到批判。这是对美术界的一次严重的镇压事件。(见附件36—50)

(3)批《三上桃峰》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时，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无中生有地给晋剧《三上桃峰》捏造了“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华北地区会演办公室，曾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报送浩亮。二月十一日，浩亮圈阅了所谓“群众揭发《三上桃峰》的有关问题”，并作了“此材料建议认真核实”的批示。短期间，即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召开批判会，大批《三上桃峰》，大抓“四上”、“五上”。山西省文化局负责人贾克等同志、晋剧院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人员多人，都受到严重迫害，并直接扰乱了山西省委的工作。一九七四年七月，国务院文化组以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各地大抓“黑戏”、“坏作品”，制造了一系列文艺冤案，搞乱了戏剧界，使社会主义文苑一片凋零。(见附件51—59)

(4)批《园丁之戏》事件。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四人帮”授意下，向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发出通知，对湘剧影片《园丁之歌》发起了全国性的批判。他们按照“四人帮”定的调子，诬陷该剧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他们的煽动和威逼下，全国各地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严重地搞乱了教育界和戏剧电影界。浩亮参与了此事件。(见附件60—78)

(5)批《海霞》事件。一九七五年一月，于、刘、浩等人在“四人帮”授意下，诬陷周总理已肯定的影片《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于、刘、浩三人联名给张春桥写信建议用周总理审看过的影片公映，然后进行批判。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上映《海霞》，他们极为不满，竟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以江天的笔名炮制批判《海霞》的文章(此文未发表)，攻击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镇压电影界。(见附件79—90)

(6)批《创业》事件。一九七五年二月起，于、刘、浩及张维民等人，按照江青旨意，给《创业》罗织十大罪状，企图把影片《创业》一棍子打死，迫害影片作者张天民同志。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他们竟写了假检讨，欺骗、对抗毛主席，保护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中国京剧团党委会上，浩亮说，传达了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批文以后，出现了不正常，八月份较厉害，“妖风肯定是邓小平刮的”，还说张天民写给毛主席的信是“邓小平强加给主席的”。放肆地诬陷邓小平同志。(见附件91—106)

以上文艺冤案，对全国文艺界影响极大，而且波及其他各个方面，造成严重后果。

于、刘、浩、张等人在“四人帮”授意和支持下，还在文艺界制造了一系列迫害知名人士和干部、群众的事件。其中主要的有：

(1)与“四人帮”勾结，在中国京剧团迫害阿甲同志。

江青为了剽窃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成果，蓄意陷害该剧编导阿甲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阿甲同志因对江青乱改《红灯记》提出不同看法，被江青点名批判。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江青宣布：“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也是现行反革命，是叛徒，还可能是特务。”致使阿甲同志遭受残酷斗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阿甲的爱人方华同志，也受到株连屡遭毒打致残。一九七○年五月，浩亮布置张永枚等人用《红灯记》剧组名义写文章，经他审阅后由他转报江青、姚文元拍板，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这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而斗争》的文章中，公开点名说阿甲同志是“反革命分子”。(见附件107—117)

(2)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同志，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就遭受江青迫害。自一九七○年起，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示“王昆没有什么问题”，“要解放王昆”，江青根本不理。在江青支持下，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等于一九七四年三月给王昆同志办“学习班”，组织批斗。还把王昆同志列为追查中“重点的重点”，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对王昆同志实行隔离审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刘、浩等以中共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向张春桥写了《关于胡耀邦、熊复等人策划王昆写诬告信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恶毒攻击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国歌舞团作出了诬陷王昆同志是“现行反革命”和“开除党籍”的决定。(见附件118—126)

(3)中国歌舞团演员于海燕等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贴出一张“致本团筹建小组的公开信”的大字报，要求团领导执行周总理关于中国歌舞团分团的“8．13”批示。由此，于海燕被列为追查中“重点的重点”而遭隔离审查。审查中逼她交待问题，甚至交代涉及叶剑英等多位领导同志的问题。浩亮在艺术局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给他的一份专题报告上批示：“……深入揭发，到高一级的也要追到底。”在另一次报告中，浩亮批示：“认真追查，决不放松。”当时文化部核心组还将逼迫于海燕交待的涉及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材料，综合整理后，上报了张春桥。(见附件123——131)

(4)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贴出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刺到了“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的痛处。经过策划，于会泳等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将李隔离审查。浩亮除在部核心组会议上支持这一迫害外，还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指示中国京剧团，要党委了解和追查毕业后分配到该团的原音乐学院群众组织“北京公社”成员与李春光的联系。(见附件132—135)

(5)一九七四年六月，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将搜集来的诬陷郭小川同志的材料整理成文章，以《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为题，刊登在《文化动态》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第十七期上，报给了“四人帮”。江青看后批示要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一九七四年八月郭被隔离审查，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予解除。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于、刘、浩、张等又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决定对郭要继续追查，“一追到底”。郭小川同志因长时期遭受“四人帮”及其亲信们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同年十月含冤逝世。(见附件136—139)

(6) 一九七六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人李升山同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恩来总理，说了些不满“四人帮”的话，就被文化部核心组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组织全文化部的批斗，然后送进监狱，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得昭雪。(见附件140)

此外，浩亮还参与了原文化部核心组策划和组织的所谓“反行帮”、“追查政治谣言”、以及“清队”、“整党”查“五·一六”等项活动，对文艺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包括浩亮负责的中国京剧团)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在上述文艺冤案的制造过程中，浩亮是参与者和支持者之一，其中如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批《三上桃峰》以及在迫害阿甲、王昆、于海燕等事件中，浩亮负有直接罪责。


三、积极参与“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活动


(1)吹捧江青，把江青抬到领袖地位。

1、竭力为江青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七年五月，浩亮在《红旗》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江青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京剧革命大道上走在最前面的高举红旗的旗手。”一九七○年二月，《解放军报》社邀浩亮讲《演革命戏，做革命人》时，浩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江青同志是第一次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要组织一批真正愿意跟江青同志干革命的队伍。”浩亮事先指定专人详细记录这篇讲话，然后又向许多单位作过宣讲，其中较大范围的宣讲就有二十多次。一九七三年三月，江青指使浩亮组织班子写了《评电影〈自有后来人〉》(京剧《红灯记》是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的，沪剧又是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一文，经浩送江、姚审定，在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上发表。文章中说：“江青同志领导下改编的《红灯记》和坏影片《自有后来人》无关”。同年九月，浩亮就“京剧革命”发表谈话，吹捧江青“重新组织了京剧艺术，使它能反映现代革命题材。”这个谈话，经新华社用外文稿向国外播发，《泰晤士报》等外国报刊还对浩的这篇谈话作了报道和评论。(见附件154—166)

2、为江青大做“国服”。江青为扩大自己影响，指令浩亮为其制作“国服”。浩亮把这件事当作当时工作的重点，耗费大批人力物力，造成巨大浪费，在全国影响极为恶劣。(见附件167—169)

3、大搞效忠江青的反动活动。浩亮经常在中国京剧团搞“路线回忆”，为江青歌功颂德，鼓吹要“热爱江青”、“紧跟江青”等。他还在中国戏曲学校宣扬“学校是江青办的，校名是她起的，校址是她选的，办校方针是她定的，……”(见附件170—173)

4、扩大江青的影响。一九七四年一月，浩亮和一个记者被江青委派为她的特使，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去送江青的一封关于“批林批孔”的亲笔信，浩曾在会上发表讲话，来为江青扩大影响。浩亮还利用出国的一切机会，突出吹捧江青。一九七五年五、六月和八、九月，浩亮带艺术团先后访问拉美三国和朝鲜。他受江青委托送给特里尼达—一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女儿一套江青服，作为生日的礼品。在国外与有关人员谈话中，当对方赞扬我国文艺上的成就时，浩亮借机吹捧江青说：“节目是江青同志亲自搞出来的”，“表现历史长河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并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我国才在文艺上创出了新路子”。(见附件175—186)

(2)支持炮制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革命舆论宣传。

于会泳按照“四人帮”的授意，组织专业写作班子，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以“初澜”、“江天”等笔名，撰写二百六十七篇文章(发表一百七十三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论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应当重视这场讨论》(批“无标题音乐”)《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姚峰〉》、《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毒素极大的反动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全国地方报纸上转载，成为镇压文艺界的信号。迫使各地根据这些文章的论点，相继发表了大量类似文章，如批判《三上桃峰》的有三百多篇，批判《园丁之歌》的将近一百篇，批判《无标题音乐》的有一百多篇，流毒全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规模制造舆论。其中有些重点文章，浩亮曾参与过审定。(见附件187—192)


四、大搞阴谋文艺，紧密配合“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


(1)一九七六年二月份，江青把于会泳、刘庆棠和浩亮找到钓鱼台十七楼，对他们说：“……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这怎么行？！……你们赶快布置给四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这个事，我和春桥已经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在江青主持下决定由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山东京剧团分担改编任务其间，浩亮曾同于会泳一起去山东检查。浩亮还指示中国京剧团《战船台》创作组“从马不停蹄的‘走资派’的角度来写”，“根据今天的现实来写”，要向上面“找风源”，并且一再催促：“今年‘十一’拿出来”，强调“这时期是非常时期”，“要打破常规，”“要有通宵精神”等等。(见附件193—201)

(2)为在整个文艺界迅速贯彻落实江青、张春桥的指示，原文化部核心组召开了文化部司局长会议、六省市和两校作者创作座谈会、评论座谈会、电影厂负责人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艺术局系统的会上，浩亮号召写“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走资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召开的六省市和两校重点作者创作会议，是于会泳决定召开，由浩亮和张伯凡具体领导。会前向张春桥写的请示报告和会后向张所做创作规划的报告，都是由浩亮审定、署名或亲笔修改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在于会泳、浩亮的煽动和胁迫下，制定出了由文化部直接抓的二十部“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一级或省一级“走资派”的作品有八部，并计划在当年完成十七部。(见附件202—213)

(3)浩亮根据江青指示组织中国京剧团，将小说集《序曲》中的《警钟长鸣》，改编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京剧《金钟长鸣》。(见附件214—226)

(4)浩亮在他主管的文艺调演工作中，也大力贯彻张春桥、江青“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的意图，在“农业学大寨”调演中，也要硬塞进“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当张伯凡向浩亮反映：不少代表提出这样和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有矛盾时，浩说：“这是文艺创作嘛，不是指搞运动。”据一九七六年六月各代表团上报的节目统计，这类题材已分别达到“学大寨”调演节目的百分之三十至七十。同时，于、刘、浩、张还派出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到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去调查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中有什么“阻力”。昆明市文化局副局长曲贵年(浩亮妻之堂弟)来京时曾向浩亮反映：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有“阻力”时，浩说：“那不怕，省里不支持，文化部支持，还可以上告嘛”。(见附件227—235)

(5)浩亮在他主管的美术工作中，大搞“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浩亮签发了全国美展办公室的《补充通知》，要求各地特别要抓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通知下达后，仅五个月时间，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二百一十七幅“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这年九月，浩亮两次去审查全国美展，当他看到《针锋相对》的板画时说：“这张画意思说清楚了”。当即由他决定该画正式参加展出。(见附件236一242)

各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作品，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混乱，直接配合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


五、诽谤诬陷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1)恶毒诽谤诬陷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一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早在一九六九年夏，江青就在游十三陵水库时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总理。有些事情都是总理主张的，一批就批到总理头上了，但不批又不能肃清流毒。”一九七四年，江青又在天津、小靳庄对他们说：“儒法斗争现在也是有的，党内就有大儒。”一九七六年夏，江青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攻击说：“总理才是个大两面派”。(见附件243一256)

一九七六年三月，浩亮曾将艺术局美术处写的《关于工艺美术品出口情况的报告》转给了于会泳。于便派人去广交会秘密调查，回来写报告说：“一些人把‘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周总理曾有过此种指示。一九七五年二月李先念副总理又重申过)作为唯一标准，……因此造成‘四旧’又有回潮。”此后这一报告曾刊入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文化动态》(增刊)，上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见附件257—261)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后，浩亮曾参与于、刘、张等猖狂压制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强迫演员照常排练，剧场照常演出。有的单位向浩亮(浩当时分工管艺术局)反映外宾退票，演员抵制演出，愤怒的群众要求停演，否则准备冲剧场时，浩亮不仅下令照常演出，还指令把这些情况告诉公安部门。浩亮还于二月九日在中国京剧团的党委会上对周总理进行极为恶毒的攻击，他说：“在大《参考》的报道中，不论是好人，或是和我们不友好的坏人，在总理去世以后都说总理好话，都拥护总理，这一点都是统一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对待这个问题上我就用不上了。”会后，他还散布说：“现在有群众给主席写信，要求保留遗体，要求延长瞻仰遗容时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见附件262一269)

(2)诬蔑诽谤叶剑英副主席。一九七四年底江青曾问浩亮：“艺术团有人到哪位首长那去‘唱堂会’去了！？”浩亮便派人到艺术团调查，得知闵惠芬、朱蓬博到过叶帅家后，浩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这年八九月，浩把新影乐团某个人写的针对叶帅的材料报给江青。江看后说“很有价值”，要写个更详细的材料。次年三月，那人再次被迫写了指名道姓攻击叶帅的材料，由浩交给了江青。一九七六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浩在中国京剧团创作人员会议上攻击说：“你们听说过哪有因病让别人代替工作的惯例，……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这些老民主派们，革命革到他们头上来啦！”(见附件270—276)


六、参与“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而策动的新动乱


(1)周总理病重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就在攻击周总理的同时，开始着重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八月，江青把于会泳、刘庆棠找去，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邓记谣言公司总经理”，并险恶地说：“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九月，王洪文在上海向刘庆棠作了反革命部署，要刘带话给于会泳和浩亮：“我看有些老的还能活多久，斗争是长期的。”“要吃得饱，睡得好，身体好才能斗争。”“要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那里有大事。”刘庆棠回京后，即密邀于、浩于十一月二日在北海公园传达王洪文的黑话，一起议论了斗争形势。不久，于、刘、浩、张按江青指示，到清华看大字报，并与迟群接头，之后，迟群给他们寄来《大字报选编》。(见附件277—284)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召开的部核心小组会议上，决定翻印于会泳从上海搞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发给他们“信得过”的人，号召他们“揭发批判”，从而使文化部成为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急先锋。浩亮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部核心组召集的各司局和四个样板团学习中央23、24号文件汇报会上，除表示同意刘庆棠不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外，也做了大段发言。他说，右倾翻案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执行这条路线的有“一帮子人”，其中有“相当地位的人”；又说：“全是纲，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这条纲就没有了”。明目张胆地攻击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经浩亮修改定稿的中国京剧团党委的学习汇报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论，浩还把结尾的一句“仅这些就足以看出做为中央领导人几次讲这些话绝不是一时的疏忽”改为“仅就这些就足以看出这场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背景”，并批示。“建议以后在一些观点上，要不点名的进行批判。”(见附件285—291)于、刘、浩还选择部分所谓“揭发材料”，写成《党内有人散布一些攻击文艺革命的言论》汇报给王洪文。一九七六年二、三月，江青向于、刘、浩当面布置：“把邓小平在外事方面的问题搞个材料”。经于、刘、浩三人商定，由起草人炮制，浩亮审看后，报给了江青。在这份《揭发材料之二》中，公然诬陷“邓小平为他在社会上刮起的否定文艺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火上加油”，“企图搞垮文化部，分裂党中央”。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浩在干部会上，还攻击邓小平同志是“洋奴哲学”，叫嚣“要剥下他的画皮”。(见附件292—299)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江青秘密布置浩亮和刘庆棠找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谈话，告诉他江青手里有他的材料，要他主动揭发国务院政研室(实际矛头指向邓副主席)。浩、刘两次找该同志，传达江青的话，向他施加压力。逼他写出“揭发”材料，并经浩、刘看过之后，报给了江青。此外，浩亮等人还通过追查著名歌剧演员王昆与胡耀邦、熊复等同志的关系，企图从中捞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见附件300—306)

(2)参与搞情报活动，为“四人帮”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提供材料。于会泳多次强调“首长那(指‘四人帮’)催着要材料，要赶快送。我们的机器不灵。”成立调研组后，于指示“要注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动向，多到社会上跑一跑，了解社会各部门运动的动态。”“道听途说的消息也可以参考。”同时，于、刘、浩、张利用文化部每年举办调演或派专人去各地调查文化工作情况等机会，大抓情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在调演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浩亮布置收集各地动态，说“调演不能只抓节目，”“要进行调查研究，抓意识形态的倾向问题，看一看全国动态。”这年六月八日调办内部总结工作时，浩又强调：“调演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的机会，要调查出问题来。”“社会上的动向都要反映。”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浩亮在一份调查组写的汇报材料上批示：“……内容要丰富……反映集中的要害问题。”还在一九七六年六月，浩亮就曾指令中国京剧团《金钟长鸣》创作组搜集了兰州铁路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从一九七五年起，于、刘、浩、张等人，用《文化动态》增刊及手抄本《动态》等，向“四人帮”密报材料；此外，还用《情况反映》、《来信摘要》以及专信等方式，将各处搜集来的情报，向“四人帮”报了大批诬陷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见附件307—322、 231)


七、参与“四人帮”反军乱军活动


(1)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派于、刘、浩等人到山东长山要塞去“休假”。三人不仅骄横跋扈、铺张浪费，而且非要看重要军事设施不可，被总参制止。张春桥借此在两个月中压总参三次检讨，一直搞了两年。(见附件323—331)

(2)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张春桥、江青召开反军乱军的黑会。会上，江青煽动在部队“放火烧荒”。攻击李德生同志是“大军阀”，并唆使陈亚丁(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靠边)去夺部队的文艺领导权。浩亮和于会泳、王曼恬、刘庆棠、陈亚丁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亚丁开始了夺权活动。不久，中央发觉了这次乱军阴谋，于三月二十一日召开会议进行调查。张春桥在会上撒谎说没有听见江青讲“放火烧荒”那些话。这时于会泳、王曼恬、刘庆棠、浩亮等人也都紧跟着做伪证说“没听说。”五月十八日，江青把于会泳、王曼恬、刘庆棠、浩亮叫到钓鱼台布置，要他们去陈其通处，让陈其通告知陈亚丁，要他在传达江青讲话的原范围内召集一次会议，公开声明传达讲话中的某些话江青没有讲过，是陈亚丁自己加上去的；还要陈亚丁写了书面检查，由于、浩等转给了“四人帮”。(见附件332—337)


八、粉碎“四人帮”后，坚持反动立场，妄图掩盖罪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十月八日下午，于会泳约刘庆棠、浩亮等一起密商。他们坐卧不安，一面做了被捕的准备，一面同“四人帮”及其余党频繁联系。与上海互通消息。他们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右派翻天”，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是有功的。”当天晚上，浩亮对其妻曲素英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抓起来了，又听说迟群、谢静宜、毛远新、刘湘屏也抓起来了，这些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的，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真是抓起来，不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这不是右派翻天了！”十日，他又对曲素英说：“右派政变如成功的话。……左派就会组织人民把他们打倒。”九日晚上，浩亮听到刘庆棠告诉他马天水见到“四人帮”的假情报后，对中国京剧团党委副书记李纪岚和浩的秘书王毅说：“可以说是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还未结束，要提高警惕。”“我们几位议论了，还是枪杆子出政权，如果发生政变，我们已做好了准备，我们手无寸铁只好束手就擒，要有枪就能和他们干……”(见附件338—343)当粉碎“四人帮”消息证实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刘庆棠利用传阅中央十六号文件的机会和通过电话，主动与于会泳和浩亮联系。就反对周总理的问题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对江青的两次恶毒攻击周总理和反革命交底都“记不得了，”“谁也不说！”。从十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浩亮和他妻子在家里先后销毁了浩亮和江青在大寨的合影、记有“四人帮”黑指示的笔记本和材料以及信件等重要罪证。(见附件338—348)


 	浩亮专案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来源：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刘庆棠问题的决定
1983.04.25


同意刘庆棠专案组对刘庆棠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刘庆棠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成为重要骨干，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重要代理人。他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积极参与了他们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妄图打倒邓小平副主席的阴谋活动；他利用文艺工具紧密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他积极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肆意制造大量假案、冤案，恶意诬陷、残酷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文艺事业。刘庆棠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民愤极大。“四人邦”被粉碎后，他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负隅顽抗，在受审查期间态度极为恶劣。

据此，对刘庆棠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刘庆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罪行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提请检察部门起诉，对他依法制裁；

二、撤销刘庆棠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共文化部党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刘庆棠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文化部刘庆棠专案组

一九八三年二月


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刘庆棠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刘庆棠，男，一九三二年生于辽宁省盖县，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六○年入党，先后在辽东文工团、中国青年文工团、中央歌舞团、北京舞蹈学校、中国舞剧团(即芭蕾舞剧团)任舞蹈演员、教员、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刘庆棠积极投靠江青，深得其器重和信用，从舞剧团演员队副队长一跃而为舞剧团党委书记，中共“九大”、“十大”代表，四届人大代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

刘庆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是他们在文艺界的重要代理人。他同于会泳、浩亮、张维民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开始对刘庆棠隔离审查，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送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一九八○年九月十日转交公安部继续监护审查，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由公安部依法逮捕。

经查，刘庆棠的主要罪行和错误有：


一、投靠江青，上下勾结，篡夺文艺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庆棠造反起家，利用以前排戏的工作关系，多次向江青写效忠信和诬告信，吹捧江青，诬陷别人。江青则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庇护刘庆棠的错误，并亲自点名要刘上“一一·二八”首都文艺界大会主席台，由于舞剧团多数群众抵制，此事未能得逞。之后，刘庆棠接连向江青写信诬告芭蕾舞剧团是“坏人掌权”，“队伍严重不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江青两次对文艺界发表讲话，点名芭蕾舞剧团是“属于捂着的”，并强令舞剧团结合刘庆棠进领导班子。自一九六八年三月刘庆棠参加了“清队”专案工作以后，他伙同军代表黄厚民大打出手，将剧团内凡是对江青、刘庆棠稍有抵制不满的同志统统加以镇压和清洗，叫嚷“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紧跟江青就是胜利！”很快把舞剧团变成了江青的一统天下。他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向江青写信献媚说：“目前我团形势越来越好，正沿着江青同志指示的大方向继续前进”，“若不是江青同志的‘一一·一二’讲话，我团根本翻不过身来。”江青则表扬刘庆棠“阶级斗争心里亮堂”，后又将刘庆棠大乱舞剧团的所谓“总结报告”当作样板，批转给“五团二厂”(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中央乐团、上海京剧团、中国舞剧团、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加以推广。刘庆棠正是在江青庇护下，靠着残酷镇压的手段，逐步篡夺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权。该团党委成立时，刘被指定为党委副书记、书记。

一九六九年四月，江青安插刘庆棠为中共“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四月二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与刘庆棠以及于会泳、浩亮挽臂合影。合影后，江青对于、刘、浩说：“要是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得象你们俩演的那个角色(指浩亮演的李玉和、刘庆棠演的洪长青)”，“他们不敢卡我的信，你们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以后她又对刘庆棠等人讲过：“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我要是死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刘庆棠受宠若惊，一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给江青写信说：“您把我们当作最亲近者，这是我们的幸福和光荣”。他还多次向群众鼓吹说：“我们确实是江青拉扯着走过来的”，“要紧跟江青一辈子”，“掉脑袋也要保卫江青！”与此同时，刘庆棠还在他的讲话、日记和给报刊写的文章中，竭力吹捧江青是：“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硬骨头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芭蕾舞剧的奠基人”、“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等，为江青大造舆论。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在文艺界煽动大抓“5·16”，刘庆棠即于八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两次写信给江青，说：“您指示肃清‘ 5· 16’匪团和清队斗争，实质还是夺权问题”，表示“要为查清文艺界的‘5·16’匪团作出一点贡献”。江青即委派刘庆棠直接插手中直文艺系统各单位的运动。刘到处宣扬：“江青同志有指示，让我过问文化部的清查工作。”并把中直文艺单位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当周总理听说刘庆棠干预文化部运动时，很生气地说：“是刘庆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刘庆棠？”

自此江青对刘庆棠更加器重和信用。一九七○年江青提名刘庆棠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一九七三年又安插刘为中共“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一九七四年为“四届人大”代表，一九七五年文化部成立时，江青更进一步与张春桥合谋，提议任命刘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至此，刘庆棠由投靠江青造反起家，受到江青的庇护重用，青云直上，窃据了国家副部长一级的高位，和于会泳、浩亮等人一起篡夺了文艺领导权。(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一卷)


二、追随江青，恶毒诽谤诬陷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一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早在一九六九年夏，江青就在十三陵水库向于、刘、浩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一批就批到总理头上了，不批又不能肃清流毒。”刘庆棠心领神会。这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给江青的报告中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上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贯彻您的指示，还是抵制您的指示的斗争。”一九七○年文化组成立时，江青对于，刘、浩说：“你们要请示报告，行政方面的给总理，思想创作、大批判方面的给我，现在要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自此，刘庆棠四处宣扬：“我们几个样板团，是江青直接领导的团”，“江青的试验田，不准任何人插手。”而对周总理的指示，刘庆棠则采取阳奉阴违、刁难对抗的恶劣态度。一九七四年夏，在于、刘、浩陪同江青到天津、小靳庄的活动中，江青多次对他们三人讲要批“现代大儒”、“党内大儒”。自此，刘庆棠对周总理的诽谤攻击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周总理调看了影片《海霞》，并于二月二十八日通过邓颖超同志和耿飚同志建议文化部在春节期间用此片招待在京的马列主义外宾。刘庆棠得知后，责问电影局罗光达同志：“谁叫你们把片子送到总理办公室的？”并向北影厂谢铁骊同志追问：“给总理推荐这部影片的是谁？”“是不是拿中央领导同志压文化部？”随即又派电影局钱国栋等人收集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调看这部影片的情况，亲自写成材料向江青密告。同年冬，刘庆棠还分别向于、浩和徐景贤等人扩散江青恶毒攻击周总理的言论：“谢铁骊(北影厂导演)搞了个片子(指《海霞》)就往邓颖超那条线上送”，“总理可支持哩”。

一九七五年底，刘庆棠和于、浩等人窜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起议论说：“教育界反右倾，有的是批周总理的。”后来，刘在文化部批邓时，还公开攻击说：“周总理在邓小平问题上有错误，有些问题是总理支持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刘庆棠向电影演员谢芳说：“总理比较右一些。”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后。刘庆棠又散布江青对周总理的恶毒攻击，说：“邓小平如果没有总理的支持，他那有那么大胆子！总理才是个大两面派。”(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卷至第三卷)


三、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打倒邓小平副主席的活动


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江青为了制造新动乱，策动于会泳、刘庆棠、浩亮说：“现在好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情况，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并进一步向他们交底说邓小平是“邓记谣言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刘庆棠按照江青的示意，先后在芭蕾舞剧团和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议以及山东省文化局等处散布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诬蔑反对江青的干部群众是“存心想翻天”，还说：“让他们讲，天塌不下来，象五七年一样”，“现在先让他们放”。

同年十月底，王洪文在上海接见刘庆棠，再次交底说：“文化部七、八、九月的压力”、“都是邓小平搞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振作精神”，“准备斗争”，“我看那些老的还能活多久”，“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那里要有大事”。刘庆棠回京后，十一月二日即邀集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静憩轩秘密开会，传达王洪文的旨意，并议论说：“也许是他(指王洪文)故意去躲一下，叫邓小平主持工作，以便把问题暴露出来，将来再批。”“文化部为什么现在压力很大，肯定是邓小平搞起来的，邓搞文化部的目的就是反对江青。”

按照王洪文的授意，刘庆棠和于会泳、浩亮立即去清华大学与迟群串联，看大字报，还从迟群处要来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言论摘录》、《大字报选编》等材料，开始在文艺界掀起诬陷邓小平同志的高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于、刘、浩等又秘密翻印于会泳从上海带回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插话》、《邓小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部分司局干部及样板团党委下发批判。在连续召开的两次司局干部会上，刘庆棠带头发言定调，说：“现在的右倾翻案风刮得已很厉害了！这股风不是一般人刮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而一直心怀不满的那个人刮的。”之后，刘庆棠又同于、浩一起以部核心组名义审定了一个综合报告(即《文化部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上报“四人帮”，其中写道：“风从何处来？树由何处生？必须追根寻源。”“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死灰复燃。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周荣鑫等人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言论都是有出处的。”王洪文看后称赞说：“你们真是胆大妄为！”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庆棠亲自修改了《文艺领域右倾翻案风突出的几个问题》，又同于会泳一起指使当时在对外司的吕韧敏搜集、整理《右倾翻案风在外事方面的表现》等黑材料，密报“四人帮”。刘把《问题》材料的前言中“右倾翻案思潮来势汹汹”一语，亲笔改成为“反动思潮来势汹汹”。

秉承江青、王洪文的旨意，自七五年底到七六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和电影系统，利用各种场合肆意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后台”，“拼凑还乡团”，“猖狂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是“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时机成熟，立即搞复辟倒退”，“利用周总理因病住院、毛主席眼睛不好的机会”，要“同毛主席摊牌，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等，煽动群众打倒邓小平。

七六年二月，根据姚文元“继续教育和科技界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方面也要开始反击”的旨意， 刘庆棠伙同于会泳、张维民等人修改审定了题为《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动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文中不点名地诬蔑邓副主席是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反攻倒算”，“让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重新回到文艺界来称王称霸”，煽动文艺界打倒邓小平，从而在文艺界揭开了诬陷打倒邓小平的“序幕”。

七六年二、三月间，江青、张春桥当着于、刘、浩的面诬蔑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邓力群等七位同志是邓小平的“黑班底”，煽动说：“邓小平整文化部整的很苦”，“他压你们，你们要揭发他，批他”，并授意刘等“彻底追查”国务院政研室的活动，收集编造诬陷材料，打倒邓小平。根据这一授意，刘庆棠于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在文化部所属单位的一些会议上先后多次点名诬蔑邓小平“亲自插手”和“指使”他在国务院政研室的“黑班子”，“黑秀才”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复辟”，“搞策反”，煽动群众揭发政研室藉以打倒邓副主席。刘还与于、浩等研究策划，把曾经给邓副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的北影导演谢铁骊和钱江、中国歌舞团王昆等人作为“重点追查对象”，并将王昆“隔离审查”。早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刘庆棠打电话找中国歌舞团高业生传达江青关于王昆问题的指示：“王昆这个人很坏，她的言论很恶毒，现在还有活动，要在群众中进行批判。”要求“马上开会进行研究，组织群众批判。王昆言论要防止扩散。”七五年因王昆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申诉一事，经中国歌舞团王然欣密报于、刘、浩后，被列为“文化部第一个与邓小平有直接牵连的人”。进而，责令艺术局组织力量整成了《胡耀邦唆使王昆给邓小平写信诬陷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上报给“四人帮”。企图通过对胡耀邦、郭小川等同志的追查进一步证实邓小平策反文化部。刘还亲自指挥和参加围攻追逼谢铁骊、钱江及史平(北影编导室党支部书记)、王遐等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以及同邓小平的“黑线”关系。刘庆棠还参与炮制了诬陷邓小平利用政研室“策反”文化部的《揭发材料之一、之三》上报江青、张春桥，并打印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言论摘编》，列为文化部“批判”专题，蒙骗并煽动干部群众诬陷和打倒邓小平。(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四卷至第九卷)


四、利用文艺工具，紧密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为颠覆政府而策动的新动乱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张春桥多次向刘庆棠等人下达“指示”，提供“素材”，布置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说“过去《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现在“创作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并具体布置“应该写一个区、一个市、甚至一个部”，“可以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不要怕”，邓小平、万里“在铁路方面”“搞的名堂很多”，上海丰庆轮“是和走资派斗争的典型”，“要把邓小平他们的那种顽固性、欺骗性、危险性的特点写出来”等等。

秉承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刘庆棠伙同于会泳、浩亮等研究策划，在两个月内连续召开会议，布置下属单位以各种文艺形式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刘庆棠自七五年底到七六年十月，在他把持的电影系统及中国舞剧团的各种会上，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的所谓“重大现实意义”，叫嚷：“要写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要写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地、富杀人放火的阶级敌人不一样，它有两面性、欺骗性、残暴性，手中有权有势，如何刻划它的特征要很好研究”，“可以写四种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部长、秘书长，这些人都是有实权的，邓小平搞翻案就是抓这四种人”，“走资派是葡萄状一大串，层层都有”，可以“写一个县、市、一个工厂，也敢于写一个省、一个部”。刘庆棠煽动说：“现在是大的斗争前夕，(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用我们手中的武器，去反映当前斗争形势，这是参加这场斗争的具体表现”等等，大肆鼓动用电影等文艺形式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打倒邓小平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根据江青的旨意，刘庆棠把持下的电影系统召开了“《序曲》改编座谈会”。会后，刘庆棠等人以文化部核心组名义向张春桥表决心说：“要象‘十八棵青松’一样，顶风劈浪迎头上，拼死拼活干到底！”后经刘庆棠批准，重新调整了七六年度故事片的拍摄计划，全年要拍摄突出“与走资派斗争”内容的故事片二十六部。刘庆棠要求各电影厂把这类影片作为重点题材“优先安排”，“狠抓落实”，定期汇报进展情况，并派出专人检查督促。刘庆棠还积极参与了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抓拍摄进度，抓审查修改，亲临摄影棚督促检查，还伙同于会泳派驻“把关小组”到北影厂支持和协助影片的创作和摄制工作。九月二十六日，刘亲自在上报国务院的备案报告上批示在全国发行放映(因粉碎“四人帮”未能实现)。刘庆棠积极参与了对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的讨论修改，为其摄制完成亲自批准调拨优质胶片和借调演员。根据张春桥的旨意，刘庆棠于这年三月多次布置和督促北影和上影组成创作班子。编写以“铁路”和“风庆轮”为题材，矛头指向邓副主席和万里的电影剧本；七月北影以“铁路”为题材，编写出了电影剧本提纲《搏斗》。截止这年十月，各电影厂共炮制了这类影片二十三部，其中已拍成上演了的七部，发行拷贝七千八百三十二套，拍成未上演的一部，正在拍摄的四部，已写成或正在写剧本的十一部。

七六年三月八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刘庆棠等人，要文化部“派思想、政治过硬，技术也过硬的摄影小组，限期进驻清华、北大，以及上海、辽宁”的所谓“批邓先进单位”拍摄影片向全国扩散。三月九日刘庆棠亲自布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四个厂，派遣三十多名摄影记者进驻北京的清华、北大、上海钟表元件厂、辽宁朝阳农学院等所谓“批邓”先进单位，配合“当前斗争”。截止一九七六年十月，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先后就炮制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和邓小平对着干》等七部纪录片，经刘庆棠等人批准，共发行拷贝一千零七十二套，在全国放映。

自一九七六年三月开始，刘庆棠亲自布置和指挥中国舞剧团炮制了煽动“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反动舞剧《青春战歌》(因粉碎“四人帮”未能公演)。刘将剧中地委书记等领导干部丑化为“还乡团”，编造了公安局长带暴徒抢人、鸣枪镇压群众的情节。在该剧炮制过程中，刘庆棠派创作组去福建，通过“四人帮”在福建的骨干陈佳忠，搜集编写了恶毒诬蔑邓副主席及福建党、政、军负责人的《到福建深入生活的汇报》，上报江青，并在舞剧团进行“宣讲”。

上述电影和舞剧，不仅恶毒诬蔑邓副主席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还捏造了从中央部委领导人，到省委、市委、地委县委书记，直到公社主任、小学教学组长等各级“死不改悔走资派”，竭力鼓吹“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煽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干部，密切配合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新动乱。(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十卷至第十七卷)


五、出于夺权需要，大肆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庆棠认为芭蕾舞剧团给他写大字报的群众是“牛鬼蛇神蠢蠢欲动”，组织所谓“大辩论”进行围攻压制，激起团内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抵制了江青要让刘庆棠上“一一·二八”首都文艺界大会主席台的指示。刘庆棠对此不满，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向江青写信，诬陷给他贴过大字报的杨少甫、李文译、邓元森、陈敏等同志是“敌人第二套黑班子”。一九六八年三月，刘庆棠伙同黄厚民纠集一些人私设公堂，大搞刑讯逼供。他提出“要从搞攻击言论入手打开缺口”的方针，对芭蕾舞剧团及其他单位有牵连的干部、群众开始了镇压和清洗。一九六八年九月，刘庆棠伙同军代表黄厚民给江青写信，诬陷剧团军代表第一把手章亦敏(原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抵制江青指示”，“支持某群众组织调查刘庆棠的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致使章亦敏同志被强令检查交待问题。刘庆棠又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三次伙同黄厚民给江青写信，诬陷章亦敏“包庇反革命5·16”，将章拉回芭蕾舞剧团批斗，后经江青批准逮捕入狱，关押五年半之久。

刘庆棠还多次给江青写信，诬陷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编导之一蒋祖慧同志“恶毒攻击江青，篡改样板戏”，诬陷该剧琼花扮演者白淑湘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并将蒋、白二人分别隔离审查。随后，刘庆棠向江青上报了她二人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定案材料，把她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干校长期监督劳动。同时威逼蒋祖慧丈夫与蒋离了婚。

一九六八年，刘庆棠在清洗舞剧团中亲自对杨少甫、李文泽等九同志进行刑讯逼供。他把一些恶毒的语言写在纸条上，威逼杨少甫等同志照抄下来，作为“攻击江青”的罪行交待。他还纵容打手用皮带把李文泽同志的脊背抽出条条血痕。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邓元森、陈敏以及陈敏的母亲李莪荪，还有丁金城、王秀芳等五位同志投入监狱。总之，当时的芭蕾舞剧团，凡对江青、刘庆棠稍有抵制和不满的干部、群众，无一不遭到通令、勒令、审查、揪斗或坐牢，造成剧团内一片白色恐怖，广大干部群众人人自危。而刘庆棠却得意洋洋地于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给江青的汇报提纲中写道：“揪出二十九人，逮捕五人，自杀一人，……形势大好，成绩很大。”九月二十一日又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您‘一一·一二’重要指示，把舞剧团捂着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阶级阵线搞清了，被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刘庆棠通过对北京舞蹈学校教员邸尔同志进行逼供，将一九六七年七月前文艺组音乐舞蹈口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虚构成“反革命5·16兵团文艺方面军音舞组”成立会。之后，刘又对芭蕾舞剧团杨少甫、中央乐团刘天语、中央民族乐团刘枫晓等同志多次逼供指供，把出席这次会议的十一名同志打成“ 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匪首、骨干，从而一手制造了“ 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假案。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和二十一日，刘庆棠伙同黄厚民两次向江青密报，诬陷前文艺组成员金敬迈同志是这个方面军的“司令”，诬陷中央乐团陆公达同志是“副司令”，诬陷音乐学院危大苏同志是“音舞口组长”，并说“这个反革命组织在文艺界牵涉面较大，人数不少，非常隐蔽”。这就博得了江青的赏识。一九六九年八月，江青指派刘庆棠和黄厚民负责文艺界的“深挖5·16”工作。自此，刘庆棠得以直接到中央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等单位私设公堂，进行刑讯逼供。被诬为“匪首”的危大苏同志，拒不承认自己是“5·16”，为了抗议刘庆棠等人的法西斯暴行而进行绝食斗争，却遭到刘庆棠打手们的毒打，身心受到摧残。中央乐团演奏员陆公达同志在刘庆棠等人反复刑讯逼供下含冤自杀，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中央乐团演奏员王华翼同志也多次被刘等人审讯、毒打，造成伤残。北京舞蹈学校教员邸尔同志被逼无奈，跳楼求死，留下严重伤残。一九七○年一月，经江青、谢富治批准，刘庆棠先后将金敬迈、李英儒、章亦敏、唐益、危大苏五同志投入监狱，关押五年半之久。刘庆棠一手制造的这起假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文艺界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仅据中直八个文艺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假案中被逼自杀身死的六人，自杀未死受到严重摧残的八人，被逼供拷打折磨致伤致残的十七人，连同遭到隔离、揪斗、非法关押、监督改造的干部群众一起。共达三百七十五人。

江青在文艺界掀起的“乱敌人、树队伍”恶浪，以及刘庆棠等人的横行暴虐，激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不满。一九六九年五月，芭蕾舞剧团演员史大里同志在给江青的申诉信中写道：舞剧团的清队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许多专案审查中存在着逼供信现象，“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是剥削阶级和流氓无产者惯用的手段。”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晚，江青在样板团的负责人会上说：“文艺界有一股翻案风，老的、小的都要翻。必须给以回击！”并胡说史大里写万言翻案书，背后定有集团。还大骂中国京剧院阿甲、张东川、李和曾，北京京剧团肖甲等同志。之后，刘庆棠伙同治亮、黄厚民等人，立即筹备召开了“首都文艺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对以上同志进行批判。刘还在舞剧团亲自主持对史大里同志的轮番批斗，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将她送干校管制劳动达八年之久。

一九七○年初，刘庆棠大树江青的“绝对权威”，在芭蕾舞剧团发起所谓“统一思想运动”。二月，江青将刘庆棠等人镇压群众的所谓《总结报告》批转给五团二厂进行学习。随后，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再次掀起“深挖5·16”高潮，使更多的同志蒙受其害。刘庆棠多次威逼孙学敬同志承认所谓“5·16”问题，孙严词回绝，被送往干校劳改。一九七一年五月，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大会上点名批斗续健、韩达夫等同志，续健同志被打成“反革命”，韩达夫同志则含恨病逝。

一九七一年二月，原芭蕾舞剧团乐队指挥卞祖善同志，因表示赞同史大里同志“翻案书”的观点，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竟被刘庆棠作为翻案典型，组织大小会批斗，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被专政六年。

刘庆棠借批林批孔之机，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亲自批示将北京舞蹈学校教员唐满城隔离审查，并在文艺界大会上点名批判，将唐关押一年之久。

一九六九年九月，江青以反对写真人真事为名，胡说原参加过攻打威虎山战斗的英雄孙大德同志去各单位报告英雄事迹是“冒认样板戏中的角色”。刘庆棠即伙同黄厚民收集整理了孙的报告录音上报江青和姚文元，诬告孙“到处作报告”，“流毒甚广”，“应该严肃处理”。江青、姚文元据此大骂孙大德同志是“冒充孙达得的扒手”，并在《红旗》杂志的文章中定他为“政治扒手”，使孙大德同志惨遭陷害，按“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多次，一九七○年含恨死去。

一九七三年七月，江青、姚文元诬指著名诗人郭小川同志“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七四年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拚凑了所谓郭小川“复辟活动”的材料，刊登在文化组《文化动态》第十七期上。这年八月，郭被隔离审查，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解除审查。但当刘庆棠等人得知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接见了郭小川同志后，又认定郭“是通天人物”，“背后定有高人指点”，叫嚷“要一追到底”，继续对郭进行迫害。这一切使郭小川同志身心备受摧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逝世。

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贴出炮打文化部的大字报，刺到了“四人帮”一伙的痛处。于、刘、浩等人暴跳如雷，经过反复策划，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不顾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隔离审查。连芭蕾舞剧团支持该大字报观点的彭传秀同志，也遭到刘庆棠一伙组织的大小会批斗，最后被赶出样板团，家属也受到株连。

一九七六年三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人李升山同志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不同意对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被于、刘、浩等人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组织全文化部的批斗，送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放。

“天安门事件”后，刘庆棠又将芭蕾舞剧团的戴珊、张玉屏、赵汝衡等同志先后列为重点追查对象，加以逼供迫害。

据文化部复查办公室统计，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和于、刘、浩一伙在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制造冤假错案，以停职审查、大小会批判、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直至关进监狱等种种形式迫害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累计达2686人之多，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十八卷至第二十卷)


六、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文艺冤案，严重破坏文艺事业


刘庆棠伙同于会泳、浩亮等人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意图，自一九七三年起，以“替刘少奇翻案”、“黑线回潮”、“为修正主义路线唱赞歌”、“对抗文艺革命”、“反对江青”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音乐界、美术界、戏剧界、电影界、曲艺界广大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连串大冤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故事片《创业》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江青别有用心地抓住这部影片大作文章。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晚她把刘庆棠等人召到钓鱼台十七楼，大骂影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刘庆棠领受江青的旨意，于三、四月份加紧活动，伙同于、浩等人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攻击影片是“为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混淆了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四月五日、八日刘庆棠亲自召集吉林省委负责同志、长影厂的党委书记、《创业》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开调查会。刘在会上说：“这次会，谈谈拍摄过程中的情况，不管涉及到哪个人、哪件事，都要实事求是，如真人真事的问题，希望不要有顾虑。”并责令长影厂写出总结性的自我批评文章。刘反复追问真人真事，送帐篷、送书等情节，企图以“介绍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为幌子，把批判、攻击的矛头指向领导大庆会战的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将真人真事的调查材料，向江青密报。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影片《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八月的一天，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召到钓鱼台十七楼。江青恶毒攻击说：张天民的信“是邓小平逼着毛主席批的！”张、姚也呼应着叫嚷：“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嘛！”“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五七年、五九年都是这样。”对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同志的迫害，从一九七六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七六年九月主席逝世以后。刘等甚至派人对张天民同志的爱人进行逼供，妄图揪出写信一事的“后台”。

一九七五年三月刘庆棠利用影片《海霞》发难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总理后，四月他又进一步指挥北影厂的亲信展开了对《海霞》的围剿，批“行邦”，批“导演中心制”，旨在扼杀此片。六月二十一日，刘庆棠阴险地提出：“还是按北影第一次送审的《海霞》方案上映。”并要求“初澜”组织好“评论文章”(实际是批判文章)，在影片上映的同时发表。刘庆棠伙同于、浩，还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给北影厂写了三封公开信，指责《海霞》是表现“好山、好水、好姑娘”，违反了“三突出”原则，并扬言“就是要动‘三头六臂’的人，蓄意打击迫害该片编导谢铁骊和钱江同志。”七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召集政治局委员审看影片《海霞》，决定在全国上映《海霞》修改稿。刘庆棠等人对此极为不满。在一九七六年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又把《海霞》列为“翻案风”的典型，规定此片“不在节日发行，不在国外发行，不宣传，不用好胶片，收回成本就行了”。

除上述两大事件外，刘庆棠还参与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的批“无标题音乐”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开始的批“黑画”事件和批《三上桃峰》事件，一九七四年七月开始的批《园丁之歌》事件，一九七五年四月开始的批“陶钝”事件。这七大事件，就是文艺方面的七大冤案，对全国文艺界影响极大。它扼杀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使数百名文艺工作者受到迫害，而且波及其他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三卷)


七、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


一九七五年以后，刘庆棠以及于会泳、浩亮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勾结甚密，互通情况，联系频繁。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当刘庆棠听说江青、张春桥等人被抓后，即于晚七时半左右给上海徐景贤打电话摸情况。徐景贤在电话中说：“我们跟北京几位领导，(指“四人帮”)到现在都电话联系不上……下午我们已经找民兵指挥部和新闻界打了招呼，作了部署。”他让刘庆棠进一步探听准确后回告上海。刘庆棠与于、浩等人一起在于会泳办公室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与“四人帮”的秘书和亲信四处挂电话，多方联系。在此期间刘庆棠又与徐景贤多次通电话交换情况。晚十时半左右，刘庆棠在电话中用暗语向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也病了。”刘庆棠的这个电话，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搞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触发剂。

刘庆棠还恶毒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翻天”，“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大家的眼泪未干呢，就这样干，开始抓人了”。

十月十日，在文化部和国家计委共同召开的国产胶片会议上，国家计委的同志宣布退出会议并声明：“刘庆棠八日下午传达的王洪文讲话收回，回去后不要再传达贯彻。”刘庆棠不顾计委同志的明确表态，十日下午在电话里向电影局负责人钱国栋说：“现在外边有人造我传达指示的那个人(指王洪文)的谣言，你要在会上发表声明：一、传达的是精神不是原文；二、传达的精神是对的；三、传达是有效的。”由于钱国栋执行了刘庆棠的黑指示，给会议造成了混乱，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一起严重事件。

十月十三日，刘庆棠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正式传达后，暗地里与于、浩等人互相串连，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负隅顽抗。十月十八日，刘主动找于、浩串连，共同商定对他们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不说！不说！”二十一日，刘又在电话中对浩亮说：“关于那个‘线’的问题，还有‘两面’的问题。……(指江青诬陷攻击周总理的言论)实在想不起来就算啦！就这样吧，反正你心里明白就行了。”

从十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刘庆棠在办公室及舞剧团锅炉房三次亲自销毁大量罪证材料，其中包括江青赠给刘庆棠的题字，江、张、姚与于、刘、浩的挽臂合影等重要罪证及大批铅印、手写文字材料、来往书信等，顽固对抗清查运动。(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四卷)

八、生活糜烂，道德败坏

刘庆棠长期以来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自一九五九年起，就屡次发生调戏、猥亵妇女的恶劣行为，受到党内的批判教育。自从追随投靠江青后，刘庆棠利用窃取的职权与特殊地位，流氓行为更加恶性发展。为达到玩弄女性的卑鄙目的，有的借口女方或女方的丈夫有“5·16”问题，乘人之危进行威逼；有的利用安排工作，封官许愿进行拉拢；有的则以提干、入党、当主要演员等卑鄙手段进行诱惑。他同时与几个已婚或未婚的妇女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有的竟长达五年之久。最为恶劣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刘庆棠在中国舞剧团主持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座谈会之后，竟强迫一位女演员去他的办公室供他发泄兽性。粉碎“四人帮”后，刘庆棠为逃避罪责，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下午对一个女演员进行猥亵之后说：“你我之间，除非一个人死了，或者一个人成了反革命……。”十月十二日中午，刘又对一个女演员说：“我可能被捕，……那件事(指生活问题)你谁也不要讲。”(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五卷)

综上所述，十年浩劫期间刘庆棠积极投靠江青，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诬陷打倒邓小平副主席的阴谋活动；他大造反革命舆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颠覆政府的新动乱；他制造假案、冤案，诬陷迫害了文艺界大批干部和群众。总之，他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反动，生活上腐败糜烂，民愤极大的人。自被审查以来，刘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态度极为嚣张。特别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期间，他常向部队干部、战士挑衅，继续诬陷诽谤中央领导同志，犯下了新的罪行(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五卷)。刘庆棠的上述种种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丧失了共产党员品质和革命干部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扶正祛邪，以平民愤，我们要求对刘庆棠依法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我们还建议开除刘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直至开除公职，从党组织和国家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刘庆棠专案组
一九八三年二月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来源：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于会泳问题的决定
1983.04.25


同意于会泳专案组对于会泳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于会泳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成为主要骨干、死党，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主要代理人。他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积极参与了他们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妄图打倒邓小平副主席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他大造反革命舆论，无耻吹捧江青；他利用文艺工具，紧密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他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肆意制造假案、冤案，诬陷迫害文艺界大量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文艺事业。于会泳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民愤极大。“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坚持反动立场，抵制清查，畏罪自杀。

据此，对于会泳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起诉判刑，但因本人已自杀身死，故对他不予起诉；

二、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一九七七年九月已报请中央批准)。


 	中共文化部党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死党于会泳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文化部于会泳专案组

一九八三年二月


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死党于会泳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于会泳，男，一九二六年生，山东乳山县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入党。曾任山东省胶东文协文工团乐队队员，上海音乐学院讲师、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高教九级。一九六五年开始投靠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包庇和重用，先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筹负责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副组长，十届中央委员，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组长、文化部长等职。

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死党，是江青、张春桥安插在文艺战线进行罪恶活动的代理人。他伙同刘庆棠、浩亮、张维民等人，积极参与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对于会泳实行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他坚持反动立场，抵制清查，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畏罪自杀(八月三十一日身死)。

经查，于会泳的主要罪行有：


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活动


于会泳一九六五年就开始投靠江青。这年春天，于被借调到上海京剧团工作。为了投靠江青，他收集江青对京剧音乐的一些讲话，从中揣摹，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七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两篇讨取江青欢心的文章，受到江青的另眼看待和多次破格接见。一九六六年他炮制江青“呕心沥血”、“精心培育”样板戏的鬼话，为江青捞取政治资本。“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会泳因政治历史问题受到审查，江青、张春桥出面包庇。张春桥公开扬言：“我就是要保于会泳”，“要和江青一起保”。于会泳对江青、张春桥感恩不尽，多次写信表示忠心，声言要“誓死捍卫江青同志”。他对那些了解江青底细或对“四人帮”稍有不满的干部和群众，总要加以诬陷和迫害。一九六八年四月，于会泳给张春桥的一封告密信中陷害了十一人之多，有的人甚至被关押入狱。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于会泳两次收缴基层单位发现的有关江青的材料，背着党中央，秘密送给江青。一九七六年大搞追查活动，凡是有揭露了江青问题的，于会泳都要在旁批道：“纯属阶级敌人造谣”、“纯属反革命谣言，要追查，防扩散。”(见附件1—18)

于会泳对江青忠心耿耿，江青也视于会泳为心腹，加以精心培植，一手提拔。一九六九年初，江青把于塞进“九大”主席团。四月二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特地和于会泳以及刘庆棠、浩亮挽臂合影。合影后，江青向于、刘、浩授意：“你们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他们不敢卡我的信”。以后她又多次对于、刘、浩等讲过：“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我要是死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六人结下了反革命同盟。一九七○年五月，江青将于调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副组长；一九七三年八月，又把于塞进“十大”，成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江青更为于会泳“争”上了文化部长、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之后，于会泳与江青、张春桥的勾结更加紧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五年三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于会泳仅与江青的电话联系就达177次，此外还有大量去钓鱼台与江、张直接勾结的活动。(见附件 19—31)

于会泳掌握文化部领导大权之后，立即按江青、张春桥的意图，拼凑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并建立帮派体系。于会泳经与江青、张春桥、郭玉峰等合谋后，将刘庆棠、浩亮、张维民和袁水拍提名安排为文化部副部长、部核心小组成员，把积极为“四人帮”效力的侯再林和裘翠定也拉入部核心小组，建立起了控制文化部的帮派核心。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于会泳向张春桥请示建部问题时，张春桥“指示”以“江青熟不熟、知道不知道”为标准选拔司局主要领导干部。据此，于提出自己的亲信吕韧敏、张伯凡等人是“江青同志知道”、“江青同志见过”的，任命他们为司局单位第一把手。二月二十五日，于在核心组会上说：“对建部的方针、原则，按春桥讲的精神办，最重要的是路线问题，组织路线要为政治路线服务。”之后，他又从上海将“江青同志提的，洪文同志选的”工人吴玉琴、宋智强，以及他“在上海培养的”肖志才等人调来文化部，突击提拔为厅局负责人，分别控制文化部各司局单位，建立起了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帮派领导体系。这就使得“四人帮”的种种阴谋活动，得以在文化部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见附件32—46)


二、与“四人帮”直接勾结，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和知名人士


1、“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会泳受到江青、张春桥的包庇后，把上海音乐学院部分群众“火车站揪于会泳”一事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宣布“反于会泳就是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于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掌管运动大权，以保于和反于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对反对过于会泳的革命同志大搞反攻倒算，实行白色恐怖。残酷迫害一百多人。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于会泳一手制造的所谓“李(江)戚(荣林)小集团”事件，逼死三人，逼疯四人，半疯四人，还逼死外单位二人，后果十分严重。(见附件47—54)

2、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山西省文艺创作干部赵云龙同志，仅因他提出江青的文艺谬论“欠妥当”，就被于会泳扣上“攻击江青同志”的罪名，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赵因此受到残酷迫害，含恨自缢身死。(见附件55—58)

3、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同志，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受江青迫害。一九七四年三月底在江青授意下，于会泳伙同刘庆棠、浩亮再次给王昆办“学习班”，组织大规模批斗。周总理自一九七○年起多次指示“王昆没有什么问题”，“要解放王昆”。于等不仅不听，反而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进一步升级，对王昆实行隔离审查。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歌舞团甚至给王昆作出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的决定。(见附件59—63)

4、一九七四年六月，于会泳诬陷诗人、作家郭小川同志进行创作活动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复辟活动”，并整理“材料”上报“四人帮”。江青看后批道：“从这篇文章看，他是十分猖狂”，要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使郭小川同志遭到迫害。一九七四年八月，郭被隔离审查，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解除审查。一九七六年九月，于会泳等得知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接见郭后，又认为郭是“通天人物”，叫嚷“要一追到底”，继续对郭进行迫害。郭小川同志身心备受摧残，于同年十月逝世。(见附件64—67)

5、一九七五年四月，原曲艺领导人陶钝同志，在曲艺调演期间探望了山东曲艺队李寿山等同志，听了几个节目，热心提了一些意见，竟被于会泳诬蔑为“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复辟活动”，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夺权”，“严重的政治事件”。他们以《修正主义黑线代表人物陶钝的复辟活动》为题，报告“四人帮”，同时把陶、李等同志隔离审查，进行迫害(见附件68—72)

6、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贴出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刺到了“四人帮”和于会泳一伙的痛处。于怀恨在心，经过反复策划，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不顾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隔离审查。(见附件73—78、167)

7、一九七六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人李升山同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总理，说了些不满“四人帮”的话，就被于、刘、浩、张等人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组织全文化部的批斗，然后送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放。(见附件79—80)


三、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蓄意制造文艺冤案，严重破坏文艺事业


1、制造批“无标题音乐”事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批准对外友协邀请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把友协报告附件中“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一语篡改为“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诬蔑这个报告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在“四人帮”授意下，于会泳伙同刘庆棠、浩亮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性的音乐座谈会，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和文章，说批准外国人来华演出是“为外来渗透敞开大门”，“引狼入室”；进而在全国掀起批“无标题音乐”的恶浪，不仅株连镇压了全国音乐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见附件81—93)

2、制造批“黑画”事件。一九七一年年底，周总理指示要搞好宾馆布置，指出：在宾馆布置中要做到朴素、大方，要反映出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陈列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一些。一九七二、七三年，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批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一九七四年初，于会泳在“四人帮”授意下，派人收集宾馆画二百多幅，列为“黑画”，举办“内部画展”。二月十五日，于会泳在审看画展时百般诬陷，一进门就指着那些画说：“这些画就挂在北京饭店？”“退后了一百年”，并当场下令“赶快组织起来批判！”三月二十五日于会泳给姚文元报送《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的黑文，文中写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政治倾向十分露骨的坏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于会泳等明知宾馆画是在周总理指示下组织绘制的，他们批判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于通过批“黑画”，镇压了全国美术界。(见附件94—103)

3、制造批《三上桃峰》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时，于会泳无中生有地给晋剧《三上桃峰》捏造了“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黑线回潮”运动。短时期内，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召开批判会，大批《三上桃峰》，大抓所谓“四上”、“五上”。山西省文化局负责人贾克等同志、晋剧院负责和该剧有关同志多人受到严重迫害，并直接扰乱了山西省委。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又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各地大抓“黑戏”、“坏作品”，制造了一系列文艺冤案，搞乱了戏剧界，使社会主义文苑一片凋零。(见附件 104—118)

4、制造批《园丁之歌》事件。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在“四人帮”授意下，对湘剧影片《园丁之歌》发起了全国性的批判。于等按照“四人帮”定的调，诬陷该剧是对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在“四人帮”和于会泳的策划、煽动下，很短时期内，全国各地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批判《园丁之歌》，严重地搞乱了教育界。同年十一月，毛主席对《园丁之歌》予以肯定后，于会泳还当作谣言加以追查。(见附件119一135)

5、制造《海霞》事件。一九七五年一月，于会泳在“四人帮”指使下，对周总理肯定的影片《海霞》横加指责，诬陷它“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下令把这部样片“马上要回来”，追查支持者。并向江青告黑状说：“关于《海霞》影片，情况很复杂，受到人的支持。在未改之前就肯定了。”同时于还向江青、张春桥建议，用总理审看过的样片公映，通过公映进行批判。阴险地将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当于会泳听了刘庆棠传江青的话：“搞个片子就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总理可支持啦！”后，他对“线上”这个提法特别重视，说：“提到线上啦，这很不一般啦！”此后，于会泳便伙同刘庆棠对北影厂施加了一系列压力，对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等进行迫害，把北影厂搞乱。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上映《海霞》，于等极为不满，竟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炮制批判《海霞》的文章，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镇压电影界。(见附件136—150)

6、制造批《创业》事件。一九七五年二月起，于会泳按照江青的旨意，伙同刘庆棠、浩亮给影片《创业》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并且追查“后台”，责令吉林省委检查，迫害影片编剧张天民同志。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于会泳对此极为不满，策划了一系列阴谋进行顽抗。如首先向毛主席写假检讨，以保护江青；同时，装病拒不出席传达毛主席批示大会；召集吉林省委负责人，长影厂党委负责人，《创业》作者、演员、导演等人来京追查向毛主席写信的背景、后台，进行威胁、恐吓、迫害；等等。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扼杀《创业》、压制文艺创作的罪行。八月五日，江青打电话给于会泳，撑腰打气说：“不能在这个时候垮下去。尤其不能在精神生活上被人击溃。”同日，江青又送给于会泳一本《枯树赋》，在封面上题字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莫要杞人忧天倾！”在江青的支持下，于会泳更加有恃无恐。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在大寨配合江青围攻《创业》编剧张天民同志。江青骂张天民同志“告老娘的刁状”；于会泳则强令张再给毛主席写信，承认前信是“谎报军情”，妄图借张之手否定毛主席的批示。同时，在文化部广泛收集群众对他们的正确批评，诬之为“黑七论”、“右派言论”，准备进行反攻倒算。一九七六年又造谣攻击毛主席的批示是邓小平同志“将军将出来的！”妄图加罪于邓副主席。(见附件 151—179)

7、制造批“陶钝”事件。一九七五年四月，于会泳对陶钝、李寿山等同志横加罪名，诬为“复辟”、“夺权”(内容见第5页)之后，紧接着就发起了一个文化部的“第二战役”，在曲艺界大搞白色恐怖，追查与陶钝有关的同志约四、五十人，在全国大抓“陶钝式的人物”。这不仅迫害群众，镇压了曲艺界，还直接干扰了山东省委的领导。(见附件68—72)


四、积极参与“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活动


1、无耻吹捧江青，把江青抬到领袖地位。

一九六八年春，于会泳组织了“歌颂江青、张春桥丰功伟绩宣传组”(后改为“颂江小组”)，亲自炮制宣讲稿，四出游说。他说：“要象铁梅听奶奶的话一样”，“对江青同志的每一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必须迅速扎实地执行，必须句句执行、字字执行。”同时，于还以“红长缨”为笔名，多次在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编造材料，对江青竭尽吹捧之能事。同年，又指使宣传组的个别人编造了一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大事记》，肉麻地吹捧江青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象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等等，为江青树碑立传。于会泳还多次用“您的学生、战士”的名义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效忠诗，用北斗星比喻“四人帮”。(见附件180—199)一九七四年三月，于会泳借修改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多处加上“大海”“峻岭”(皆江青笔名)的词句，露骨地把江青打扮成西沙之战的“统帅”，在报纸的突出位置上加以发表。他还在外事活动中，大肆渲染江青，为江青的女皇梦大造舆论。一次，于会泳和刘庆棠、浩亮去新闻电影制片厂审片，竟对该厂领导指示说：“江青同志会见外宾是代表主席的，要认识这个重大意义”，“要加江青的镜头”。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后，于和刘、浩、张等人竟得意忘形地议论说：“首长(江青)不能管文艺了，要管大事了！”(见附件200—208)

2、策划炮制一系列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

于会泳和刘、浩等人，按照“四人帮”的授意，组织文艺方面的专业写作班子，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以“初澜”、“江天”等笔名撰写文章267篇(发表173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论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应当重视这场讨论》(批“无标题音乐”)、《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桃峰〉》、《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毒素极大的反革命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全国地方报纸上被迫转载，成为镇压文艺界的信号。各地根据这些文章的论点，继续发表大量类似文章。如批判《三上桃峰》的有五百多篇，批判《园丁之歌》的将近一百篇，批判“无标题音乐”的有一百多篇，流毒全国，为“四人帮”篡党篡国制造了大量舆论。其中重点文章，都是在于会泳亲自掌握下炮制出笼的。(见附件209—214、90、105、130)


五、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参与“四人帮”反军乱军活动


1、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一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曾多次煽动于会泳等人反周。早在一九六六年夏，江青就在十三陵水库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难题，一批就批到总理的头上，不批又肃不清流毒。”一九七四年，江青又在去天津、小靳庄的路上对他们说：“儒法斗争现在也是有的，党内就有大儒。”一九七六年夏，江青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攻击说：“总理才是个大两面派”。(见附件215—221)于会泳对江青的多次交底心领神会，自他被调至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后，与“四人帮”密切配合，多次制造了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内容见前第三部分1、2、5节)，犯下了许多罪行。

一九七三年初，周总理批评电影太少，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四人帮”和于会泳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于会泳公开谩骂：“近来有些人借现在没有电影向江青进攻，这是放屁。”这年十月，他控制的舆论工具“初澜”炮制《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一文，公然咒骂周总理的批评是“阶级敌人放出来的阴风”。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于会泳又在写给江青的一首黑诗中说：“沃壤栽培甘露润，金风又报百花新；……万民皆喜空前况，气煞造谣喷血人！”恶毒攻击周总理。(见附件222—228)

周总理逝世前后，于会泳对周总理的诽谤诬陷也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动文章，于会泳去上海告诉徐景贤说：“《红旗》批‘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个观点，不光是批周荣鑫的，也是批总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于会泳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炮制的文化部(76)1号文件中露骨地说；“周荣鑫、刘冰等人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如背后没有人支持和唆使，他们能够这么大胆吗？来势能够那么凶猛吗？……主张大学可以直接招高中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死灰复燃。现在看清楚了，周荣鑫等人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言论都是有出处的。”(见附件229—231)周总理逝世后，于会泳疯狂镇压群众的悼念活动。他咒骂哀悼的群众是“哭丧”，要艺术团体坚持排练演出，强令撤除周总理的生平照片，甚至阴险地说：“一个人连敌人也在称赞他，那又怎么说呢！”一月二十八日，于会泳公然称赞张维民为扼杀悼念周总理纪录片所提的四条“意见”，说：“提的完全对，就是要旗帜鲜明”。(见附件232—237)

2、参与“四人帮”反军乱军活动

一九七二年七月，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以休养为名窜到山东海防前沿部队，无理要求参观机密设施，遭到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拒绝。于会泳回京后，向江青写一份“报告材料”告了部队的状。“四人帮”根据于会泳等人提供的“材料”，多次点名批评总参，一九七三年三月进而围攻总参。王洪文攻击说：“总参几位领导就是右”。张春桥攻击说：“总参内部有歪风邪气”，“许多问题没有鲜明的是非观点”，“应该把政治空气换一换”。他们多次压总参和作战部检讨，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副主席。(见附件238—247)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于会泳等人参加了江青召开的“三·五”黑会。江青在会上大骂军队负责同志是“大军阀”，唆使参加会议的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去夺总政的权，在军队里“放火烧荒”。除向部队传达了江青的讲话后，在部队里出现了“打倒大军阀”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江青反军乱军的阴谋败露后，于会泳竟出面做伪证，说：“我就坐在江青旁边，没有听到江青讲这些话，也不可能讲这些话。”欺骗党中央，为江青开脱罪责。事后，他又代表江青动员陈其通去说服陈亚丁写检讨，“自己承担责任”，舍卒保帅。(见附件248—252)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于会泳还借追查为名，派人追查解放军华楠同志以及成都军区、福建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整成材料报给了张春桥。(见附件253—254)


六、诽谤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参与“四人帮”为最终颠覆政府而策动的新动乱


1、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周总理病重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在攻击周总理的同时，开始着重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八月，江青对于、刘、浩说，邓小平同志是“邓记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还说：“现在好比五七年反右前夕的情况，现在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在上海召见刘庆棠时说：“我看有些老的还能活多久，斗争是长期的。”让刘转告于会泳和浩亮：“要吃得饱、睡得好、身体好才能斗争。”要“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那里有大事。”刘庆棠回京后立即在北海公园向于、浩作了传达。于得意地说：“邓小平要是有问题，那主持中央工作，按顺序就该王洪文了。”十月，于会泳对亲信肖志才(原文化部办公厅负责人)说：“在大寨，江青讲了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搞修正主义，这是有所指的，现在国务院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嘛！”十月下旬，于会泳即与刘、浩、张到清华大学迟群那里“取经”。迟说：“邓小平只是个代表，除邓小平外，还有一层人。”这之后，于会泳多次与退群、徐景贤等人互相交流他们编造的诬陷、攻击邓小平等同志的材料。(见附件255—266)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插话》、《邓小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司局及样板团中的亲信印发批判。他接连两次主持召开司局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带头攻击邓小平同志，并煽动说：“难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只有一个人吗？”使文化部成为打击诬陷邓小平等同志的急先锋。之后，于又伙同刘、浩、张以核心组名义炮制了一个综合报告(即文化部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密报“四人帮”，其中写道：“风从何处来？树由何处生？必须追根寻源。”王洪文看后夸于等是“胆大妄为”，并要他们“借目前的好形势，多做一点团结人的工作”。(见附件267—275)一九七六年二、三月，江青向于、刘、浩当面布置：“把邓小平在外事方面的问题搞个材料”。三人研究炮制后，向江青写了《揭发材料之二》，诬陷“邓小平为他在社会上刮起的否定文艺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火上加油”，“企图搞垮文化部，分裂党中央”。(见附件276—278)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于会泳开始大肆制造打倒邓小平同志的舆论，成立“文化部宣讲团”，把从迟群、徐景贤等处收集的诬陷材料抛给宣讲团，强调：“不要讲邓是人民内部矛盾”，“邓是‘还乡团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接着，宣讲团到各单位去放毒，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于还多次在各种会上给邓小平同志捏造什么“逼宫”夺权、“有血债”、“专搞阴谋”等耸人听闻的“罪行”材料，还指示：“核心组的同志也要到大会小会上讲，进行宣传。”三月二十三日，于会泳就窜到上海钟表元件厂进行“宣讲”，大肆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四月四日，于会泳先于“四人帮”栽诬天安门“有一小撮反革命闹事”，攻击邓小平同志是“后台指挥”，是“中国纳吉”。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于会泳指使“初澜”，“江天”连续发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篇黑文，攻击邓小平同志。唐山地震后，于不顾当时中央关于抗震救灾的紧急动员，竟“担心地震冲淡了批邓”，安排了“放排炮”计划，于八月十二日在中国京剧团的梨园召开了文化部“放排炮”大会。会上，于朗诵反革命黑诗。“梨园批邓，排炮齐轰，虽有地震，其乐无穷。”(见附件279—299)

2、大搞特务情报活动，积极为“四人帮”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提供材料。

于会泳从一九七三年起就以反映“动态”为名，向“四人帮”提供情报。他要文化部的创作办公室“搞个通讯网，象新华社在各地都有通讯员一样。”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对于会泳一伙说：“你们不要只知道文化部的事，别的地方也很复杂，你们要注意了解。”于等立即加紧了收集情报的活动。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多次强调说。“首长那(指“四人帮”)催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又对张维民说：“要对口打开关系”收集情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成立办公厅调查研究组，于会泳三次布置调研组“要注意阶段斗争、路线斗争的动向，多到社会上跑一跑，了解社会上各部门运动的动态，要及时反映”，“要新闻，不是旧闻，不能是过了时的消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去核实，道听途说的消息也可以参考。”同时，“要广泛接触人，左、中、右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以便广泛打探消息。”“要给人家一些方便，送点戏票，联络感情”，采取卑鄙的手段去刺探情报。调研组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编写了手抄的《动态》二十四期，还有大量的专题报告，给“四人帮”提供了大量诬陷中央和地方部门领导人的“材料”。(见附件300—312)

此外，于会泳等人还利用全国文艺调演、专题调查、外出观摩、体验生活、来信来访等方式，广泛收集各地情报，上报“四人帮”。如，云南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和省委内部的转弯情况，河南省委(76)豫发12号文件是给运动定调子，湖北武昌街上贴了赵辛初的大字报，四川省赵紫阳同志大搞“反派性”抓了很多造反派头头，河北定县没有一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十六军党委组织创作《中原突破》是“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等等。(见附件313一327)

3、大搞追查活动，为“四人帮”诬陷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提供材料。

一九七六年春，张春桥指令于会泳“要抓紧彻底追查一切与邓小平有关系的问题”。于会泳便搞起了大规模的追查活动，把那些与中央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的于海燕、王昆、张玉萍等同志列为追查的“重点的重点”，企图诬陷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李德生等同志。于会泳强调：“要重点突破，搞尖刀班”“不管涉及到谁，都要追查下去。”“不管多大的官，揭发的材料都可以上报。”对所谓“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他甚至把周总理接见过的同志列为“关键人物”，在一次核心组会上说：“对一些关键人物(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接见过的同志)做做工作，先找他们谈，然后叫他们写材料，了解他们去年听到些什么。”九月底，于等得知王震同志接见了郭小川同志，便立即下令：“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见附件328—344、66、67)一九七六年春，于会泳还派人收集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外贸出口工艺品的情况，收集李先念同志的材料，六月，在报送给“四人帮”的《文化动态》增刊(一)中，引用周总理关于工艺品“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都可以组织出口”的原话，竟说这是“造成了‘四旧’又有回潮”的原因，把矛头又指向了周总理。(见附件345—351)

据不完全统计，被于会泳一伙攻击、整过材料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二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三人，国务院副总理二人，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同志二十二人，以及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几十人。在一次会上，有人反映“文化部简直成了公安部”，于会泳竟得意地说：“就是要把文化部建成上层建筑领域的公安部。”(见附件352—354)


七、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搞“写走资派”的阴谋文艺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的老干部。于会泳利用文艺，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最终颠覆政府而策动的新动乱制造舆论。

1、一九七六年一月下旬，于会泳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布置将影片《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决裂》改编为“斗走资派”的反党戏剧。二月四日，于会泳下令“这四个戏今年要演出，最好是八月份……不能迟过国庆节。”并亲自奔走于京、鲁、沪之间，直接督战。(见附件355—361)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向于会泳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于会泳积极进行组织，要文化部“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多次在会上叫嚣“写走资派”，“不要怕”，煽动“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可以写县、市、省、部”，要求“在文学、电影、戏剧等方面贯彻下去”，把文学艺术创作全面纳入写“走资派”的反革命轨道上。三月三十一日于会泳以核心小组的名义给张春桥写信，表示了“要象‘十八棵青松’一样，‘顶风劈浪迎头上，拼死拼活干到底’”的反革命决心，制定了二十部“写走资派作品”的创作规划，规划中写到中央有关部门一级或省一级的“走资派”有八部，写到地、县一级(包括工厂)的“走资派”有十二部，并规定年内完成十七部。(见附件362一372)

2、编造“写走资派”的反革命理论。于会泳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叫嚣：“反映和走资派作斗争作品，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革命的要求，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胡说：“走资派有欺骗性、危险性、反动性、顽固性，这些东西在‘五类分子’身上也有”，“要敢于写较高级干部中的走资派，因为走资派越是职位高，权力大，它的危害性就越大。”还多次强调要写出“深度和广度”，说：“作品概括的面越大，就越要反映出更高一层的斗争，例如由写公社一级的走资派提到写中央部一级的走资派，也就越要使作品达到相应的深度。”甚至露骨地说：“这不仅是个艺术问题，首先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见附件373—379)

8、一九七六年二月经于会泳、浩亮审阅发出了全国美展的《补充通知》强调“特别要注意抓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在《补充通知》的煽动下，各地绘制了一批“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毒草画，恶毒攻击、丑化革命老干部。然后，他们搜集了二百多幅“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画，准备举行全国美展。在于会泳的“农业学大寨题材的调演也要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这一内容”的旨意下，改变调演计划，把准备参加调演的四十五个节目中的二十六个节目(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改成“斗走资派”的戏。于、刘、浩。张还派出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到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去调查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中的“阻力”情况，向江青、张春桥密报，并积极准备进行镇压。(见附件380一393)

4、积极炮制反革命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把炮制这两部反革命影片列为文化部的重要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抓不好就对不起中央(指“四人帮”)。亲自组织讨论，对《盛大的节日》剧本(由上海组织创作)提供十八条意见，并要上海的“四人帮”党羽徐景贤“重视和支持这个剧本”；对《反击》(由迟群主持创作)，于会泳“担心他们搞不好，弄成个活报剧”，怕“放一阵、演一阵，也就给人家丢掉了”，因此，派出艺术把关小组参加工作，并亲自审查剧本，向迟群提供四点修改意见。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在一次会上叫嚣：“(《盛大的节日》)主题思想要明确，就是讲夺权。结尾也要结在夺权胜利上。”九月下旬，于迫不及待地要抛出《反击》，说：“这部影片一旦放映，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很大推动作用。所以一定要改好。”指令摄制组立即修剪，尽快报“四人帮”。上述作品虽未正式出笼，但在全国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据以闹事，如河南三门峡有人将《反击》剧本散发，叫喊：“中央叫我们夺权了，我们还不夺？”(见附件394—406、293、294)


八、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十月八日，于会泳对刘、浩、张说：“我估计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出事了，这问题严重了，要变天了。这是要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打下去，搞复辟，彻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都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想趁主席去世之机，先把革命的左派搞掉，再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不是右派翻天又是什么？”还说：“到这种时候是枪杆子决定一切了。……有枪的话还能对付一下，现在只能等着被抓。”他和刘庆棠、浩亮、张维民等人紧张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的秘书，以及“四人帮”的同党祝家耀、鲁瑛、解力夫，还有京西宾馆、钓鱼台等处多方联系，探听虚实。当晚十时左右，徐景贤自上海来电话摸底，于会泳让刘庆棠对徐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也病了。”这个话，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搞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触发剂。(见附件407—411)

与此同时，于会泳还与刘庆棠、浩亮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妄图负隅顽抗。十月九日，于对刘、浩说：“反正我没有见到过江青直接反对毛主席的事情，所以我揭不出来。”刘、浩表示：“我们也没有见到过，也没有东西可揭。”于又说。“没见到，就是怎么的我也不能胡说。”十月十五日、十九日又两次告诉刘庆棠，对江青攻击周总理的罪行“不说，不说！”“忘了，记不住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于会泳还把江青的题字、书信，以及他同“四人帮”一起活动的照片等进行涂改、销毁。于会泳几年来的笔记本一本也没有交出，估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天被他销毁了。据张维民交待，于会泳还采取应变措施，布置张接他的班。(见附件412—417)

以上事实说明，于会泳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纂夺了文化部门的领导权，把文化部变成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诽谤诬陷党政军领导同志、迫害文化人士、制造文艺冤案的重要基地，后果严重。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死党，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文化部于会泳专案组
一九八三年二月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来源：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张维民问题的决定
1983.04.25


同意张维民专案组对张维民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张维民在十年动乱期间，原在辽宁省为毛远新的心腹、亲信，后又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安插在文化部充当代理人。他先后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辽宁省和文化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制造舆论、搜集情报，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参与迫害干部、群众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张维民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严重的，民愤也是大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受审查期间，张维民认罪的态度较好，尚有悔改的表示。

据此，对张维民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张维民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为轻，且本人认罪态度较好，故决定不予起诉；

二、撤销张维民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行政14级降为行政15级)；

三、报请中央组织部送回辽宁省，分配到基层工作。


 	中共文化部党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关于张维民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文化部张维民专案组

一九八二年四月


关于张维民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张维民，男，一九三○年九月生，吉林永吉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一九四七年九月参加工作，同年十二月入党，行政十四级，曾任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吉林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东北局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等职。一九六八年七月被毛远新安插在辽宁盘锦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地委第二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经毛远新提名，当上了十届中央委员和未经中央批准的辽宁省委书记。一九七五年一月被“四人帮”提名安排在文化部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常务副部长，主管党、政、行政工作(见附件1—10)

张维民是毛远新一手培植起来的亲信。他投靠“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按照他们的旨意不仅在辽宁省犯下了大量罪行，在被调至文化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与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相勾结，干了大量坏事，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和错误。经中央批准，一九七七年十月对张维民实行停职审查；一九七八年一月进而实行机关隔离审查。

经查，张维民的主要罪行和错误有：


一、参与篡夺控制辽宁省和文化部领导权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之初，张维民就受到“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赏识和重用。一九七三年，“十大”闭幕前夕，“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八月下旬，毛远新向张维民授意说：“你回(辽宁)省后，先在省里办一个工农兵青年干部学习班，培养有棱有角，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干部，准备接省直、市、地领导班子的班。我们不培养一批干部是不行了。”张维民回省后，马上积极筹办了一个学习班，毛远新为组长，张维民为副组长。毛远新经常到学习班鼓动学员“要准备乱”，要“斗、顶”，说“学习班是培养‘小老虎’的，不是培养‘小绵羊’的。”张维民学着毛远新的腔调说：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角要尖”，“刺要硬”的干部。他要求学员“以实际行动回答省委领导(指毛远新)对我们的期望”，还不断煽动学员说：“谁敢造中央、国务院的反，谁就是好样的”就是，“最革命”的。(见附件11—17)

一九七四年三月，学习班结束时，张维民又按照毛远新的旨意，预谋向省委、省革委领导搞突然袭击。事前张维民对学员布置说：结业会上要让省委、省革委组(局)长以上干部参加，通过学员讲用，给省委提意见，批“回潮”，检验学员“角”和“刺”长的硬不硬，你们“不要怕尖锐”，可以指名道姓批判。张还给学员规定发言内容，并让学员连夜回机关搜集材料，做好准备。开会时，毛远新坐镇，张维民主持，对到会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围攻和批判。毛远新还对学员讲：我们不留你们了，让你们回去是“放虎归山”，“当闯将”，今后有事，我不在时，可找张维民联系。(见附件18—25)

张维民亲自修改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竭力宣扬这个学习班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为各地树立了“榜样”。不久，毛远新等人就把黄吉忠等一部分学员安插到省直、市、地机关，窃居第一、二把手。(见附件25—28)

一九七四年底，“四人帮”经与毛远新合谋，把张维民从辽宁调来北京，安插在文化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召见他和于会泳，亲自指定他“负责文化部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行政工作”，要他“支持于会泳”。张受宠若惊，对人说：“可了不得了，春桥找我谈了话”，“你们知道文化部是谁在抓？是张春桥，江青亲自抓呀！”(见附件29—32、3、7、10)

张维民对毛远新感激涕零。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即张维民到文化部上任的前一天晚上，他用电话向毛远新表了决心，并在日记上写下誓言：“以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决心，来完成这个艰巨的战斗任务。”二十三日，张又亲往毛远新处感谢他对自己的栽培之恩。(见附件33—34)

张维民刚到文化部，张春桥就给于会泳和张维民下达指示，“搞一个精干的做工作的机关”，还告诉他“我们不是旧文化部的复活”，“原来文化组的机关干部，并不等于就是文化部的干部，要重新组建，每个司局三至五人就可以了”，“不然你(指于会泳)就会被架空”。同时还以“江青熟不熟，知道不知道”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见附件35—39)

从一九七五年二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维民伙同于会泳首先把张春桥、江青“点过头”的浩亮、刘庆棠、袁水拍作为副部长人选，又把王曼恬介绍给江青的侯再林(天津支左人员，六十六军师级干部)，和经过反复挑选“表现不错”的裘翠定(中国电影公司二十二级女干部)网罗为核心组成员，拼凑了文化部核心小组班底。当刘、浩、张、袁等人的任命宣布后，张维民高兴地说：“中央首长(指“四人帮”)对我们文化部领导班子很关心，在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及时任命了文化部的领导班子，真是火线提干”。(见附件40—45)

张还把于会泳的亲信吕韧敏、肖志才、张伯凡等人，分别安插在厅、司、局、所等要害部门，窃居第一、二把手。(见附件46—47)

张维民为了控制文化部机关各司、局、处、室的领导权，亲自“组建文化部调查小组”，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张向这个小组布置任务时说：“现在文化组的人，不等于文化部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旧文化部的人，对新文化部根本没有感情。这里的办公室(指文化组办公室)根本不替领导办公(连报销都不同意)，于会泳根本无法在这里办公。”要他们“对办公室所有人员进行逐个了解，拿出一个去留方案”。(见附件48—52)

张维民还伙同于、刘、浩大搞“双突”。如，他为了把于会泳的亲信孙维权拉入党内，在部机关党委未成立之前，就迫不及待地令人用文化部的部章批准孙维权入党，并将他安插在《人民音乐》任副主编。张还亲自布置，准备把于的另一个亲信和一名亲戚，也拉入党内，只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得逞。(见附件53—59)


二、参与迫害干部群众和文艺界知名人士


1、在辽宁，参与诬陷马赋广同志，包庇重用马广义，并参与迫害张志新烈士。

参与诬陷马赋广同志(原辽宁盘锦垦区第一书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盘锦垦区革委会成立，毛远新派刘盛田、张维民、高廷权三人任主任、副主任。六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向张维民授意，“要搞一个强的领导班子”，“要抓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要把主要精力针对走资派”。六月三十日，张维民向刘盛田等人传达了毛远新的旨意，强调“要批马赋广”，“在盘锦要点名打倒马赋广”，并亲自修改刘盛田的讲话稿，加上“打倒马赋广走资派”的口号。当有人对此提出质问时，张维民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明朗，旗帜应当鲜明。”(见附件60—65)

七月三十一日，马广义(原辽宁营口市知青办副组长)根据张维民等人的旨意，主持召开了批斗马赋广同志的大会。由于事前马广义在少数“骨干”小会上作了武斗的煽动，大会上发生了毒打马赋广同志事件，会后还继续游斗，致使马赋广同志当晚死去。马赋广同志被打死后，张还扬言“死了一个走资派没什么了不起，死了也要继续批判。”同年十月，张亲自参加小洼大队扎纸人做靶子，继续批判马赋广的现场会。他还强令专案组，连夜写出诬陷马赋广同志的结论。当专案组报告说马赋广定不上走资派时，张维民竟威胁说：“你们懂不懂怎么搞专案？”“你们是搞马赋广专案的，还是为马赋广翻案的？”(见附件66—69)

包庇重用马广义

一九七三年四月，辽宁省组织的调查组，查明了马赋广同志确系被打致死后，省委决定给马广义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四月二十三日，马广义向张维民提出说：“对我的处分我接受，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放到我一个人身上，感到份量很重。”张维民安慰了马广义，并告诉他，“不要咬别人，这件事就得由你负责。”让他作出牺牲，掩盖张维民等人的罪责。以后张维民又伙同毛远新策划，将马广义的处分改为警告，最后竟不了了之。不久张维民便提拔马广义为地革委常务委员，政工组副组长，后又提拔为地委候补委员。(见附件70—80)

参与迫害张志新烈士

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林彪、“四人帮”，遭到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一九七○年五月辽宁省委人保组将张志新同志的“案件”送到盘锦履行手续。五月二十四日张维民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了盘锦垦区第八次核心组会议。盘锦地区人保组副组长崔振千在会上作了汇报，并说明省人保组和地区人保组拟判张志新死刑的意见。张听了汇报后说：“她(指张志新同志)非常反动”，“她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十分严重，可以判死刑。”会议作出决定：“鉴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恶毒攻击的罪行极为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意人民保卫组的意见，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报省革委会审批。”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省革委人保组批复判处张志新无期徒刑。(见附件81—84)

2、迫害干部群众和文艺界知名人士

歌唱家王昆同志，因对江青搞“文攻武卫”不满，被迫害达十年之久。一九七五年，王昆同志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积极要求为人民歌唱。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张得知此事，认为“问题性质很严重”，还说：“文化部的追查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直接同邓小平挂上的。”他立即宣布“追查”，强迫王昆同志交出信的底稿；并指使肖志才整理了一份报告，上报“四人帮”。

(见附件85—88)

诗人郭小川同志，因不满“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被江青打成“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迫害。一九七六年七月，为了搜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张维民伙同于会泳等人派人到郭所在的河南林县，逼郭交待问题。一九七六年九月，当他们了解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过郭小川同志的情况后，张维民伙同于会泳等人进一步加紧追查。于会泳说，“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张维民说：“郭只不过是个上窜下跳的人物。”郭小川同志身心备受摧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逝世。(见附件89—96)

原曲协副主席陶钝同志因关心曲艺事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曲艺调演期间看了山东曲艺队的表演，说了一些意见，被于、刘、浩、张等人诬为“黑线回潮”，“黑线人物夺权”的“严重政治事件”，下令隔离审查，要“抓这个典型”，“作为一个战役来打”，并编造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陶钝的复辟活动》的材料，上报“四人帮”。(见附件97—108)

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在听了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后，给文化部写大字报说“炮打你这个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一九七六年八月，张维民说，“李春光幕后一定有人指使，否则那么稳操胜券？”要“采取果断措施”。(见附件109—113)

北影工人李升山同志，因对“四人帮”诬陷邓小平同志不满，说：“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怎么理解？”“掉了脑袋也要当保皇派”，“我不相信老干部一个好的没有”，“五年见分晓”。张维民认为他是危险分子，致函公安部，把李逮捕入狱。(见附件114——118)

张维民还诬蔑老干部周巍峙、吕骥同志不愿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工作是“到邓小平那里站队”。张还伙同于、刘、浩对抗国务院关于认真安排原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干部的指示，污蔑这些干部“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以后虽被迫接受，却以办“学习班”为名，对这三百多名干部百般刁难，继续排斥迫害。如大肆追查谁给邓小平同志写过信，谁传过江青的“谣”，谁去过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等等。对这些干部制订了种种密令：“一律不准进机关；不到样板团；人员分散；司局干部都压职使用，做副职；处一级都不要放到政治处”等等。(见附件119—131)


三、参与扼杀影片《创业》，对抗毛主席的有关批示


《创业》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拍摄的一部优秀故事影片，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四人帮”却蓄意制造事端，借以对抗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夜，江青召见于、刘、浩、张等人，大骂《创业》：“这个片子不仅在艺术上有问题，政治上也有问题。”二月十八日晚，张召集有关人员重看《创业》，学着江青的腔调说：“这部影片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要大家批判。二月十九日晚，于、张召开核心组会，给《创业》横加“罪状”，并要“创办”(即于会泳设立的主管文艺创作的办公机构)将他们讨论的记录，整理成文，同时将《创业》剧本中的台词，同中央某些部门领导同志的当年讲话，搞出一个“对照材料”。他们给《创业》扣上“写真人真事”的帽子，还要“创办”写出批判《创业》的文章。三月初，于、刘、浩、张等人连续两次给江青写检讨信，并按照“四人帮”的指示，给《创业》罗织了“十条罪状”，一面向有关单位传达，一面上报“四人帮”。(见附件132—140)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张维民伙同于、刘、浩搞了一整套阴谋进行抵制。七月二十八日，核心组给毛主席写“检讨”时，张献策说：“主要检查我们自己做的不对，责任在我们身上”，以此欺骗毛主席，掩护江青。在如何传达毛主席批示的问题上，张又同于谋划，分两次传达，蓄意拖延传达时间，妄图稳住阵脚。当八月二日文化部向群众传达，于会泳装病躺下，不敢见群众时，张自告奋勇替于传达，说：“十条批评意见(指对《创业》加的十条罪状)是部核心组的集体意见，不是一个人的意见”，为“四人帮”开脱罪责。(见附件141—147)

“七·二五”批示传达后，群情激愤，强烈要求于、刘、浩、张检查路线错误。对此，张极力进行压制。八月间，张在司局干部会上和在私下对人说：“我们不能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如果承认，“就等于自己否定了文艺革命……”。九月间，张还对去大寨参加江青召集的会议的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说：“对《创业》的处理，文化部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问题”。此后，于、张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打着调整党内文艺政策的幌子，召开座谈会，暗中搜集群众对“四人帮”及于、刘、浩、张等人的意见，整成材料，八月四日和九日，由于会泳、张维民、刘庆棠两次签名上报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十一月间，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以征求意见为名，召开“创作座谈会”。会上虽许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大鸣大放”，但十一月三十日，张却指使人将会上敢于批评“四人帮”及于、刘、浩、张的同志的发言整成材料，报送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见附件148—158)


四、追随“四人帮”，对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压制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


1、参与围剿影片《海霞》，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一九七五年初，周总理调看了刚拍出的影片《海霞》，予以肯定和赞扬，并通过邓颖超、耿飙同志建议文化部在春节期间用这部影片招待在京的马列主义外宾。此事竟遭到“四人帮”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对抗，影片被于等无理刁难和围剿。张维民当时刚调到文化部，就积极参加了这一围剿活动。

影片修改后，六月十五日晚，由张维民主持审看《海霞》第二稿。看后，张仍不予通过，继续刁难说：“重点两场戏没有改，不改不行，不改决不能上映”，之后，编导谢铁骊、钱江同志给江青写信申述，不同意按于、刘、浩、张等人的意见修改。张见此信后，批道：“看了谢、钱二位的信，实在令人气愤，我们批评的什么，他们不说，我们热情帮助，他们对抗，看来，只有彻底斗一番了”。七月七日，张又伙同刘庆棠找谢铁骊同志谈话，追问“中央领导同志(指周总理)看片子是谁推荐的？你们是不是拿中央领导同志压文化部？”张责令谢要“从路线上、创作思想上、组织观念上作检查”。(见附件159—167)之后，谢、钱两同志忍无可忍，写信给周总理和毛主席。

七月三十日，政治局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审查并决定按作者修改的方案上映。对此，张维民大为不满，攻击说。“这场官司输的真冤枉”，“打的是一面官司”。一九七六年初，张又按张春桥的旨意，将谢、钱二同志列为“重点追查对象”，要查他们的支持者和“后台”，矛头直指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见附件168—176)

2、扼杀悼念周总理的纪录影片。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审看悼念总理的纪录影片。看后，许多领导同志都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但作为治丧委员会宣传组负责人的张维民，竟发言说：“(1)影片用总理的历史资料够呢？还是不够呢？这样用法是否好？用也不能包括总理的一生，片子反被拉长了；(2)纪念碑前群众的悼念活动，是中央安排中没有的，是群众自发的，用了不就成了正式的了么？；(3)有的花圈里有党旗，不好，不要用；(4)哭的厉害的要剪去或剪短，最好不用哭的，按电视片(指姚文元通过的)办，送灵的镜头太长，应剪；整个片子也太长”。张的这番意见遭到许多同志的抵制和反对，而于会泳听张汇报后却大加赞赏，表示完全同意。之后，张得知此片并未按他的“意见”修改时，又与于会泳密谋，谎称：“这部影片文化部没有插手”。由于他们的阻挠和破坏，这部影片一直被压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同广大观众见面。(见附件 177— 182)

3、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后，全国各族人民万分悲痛，但于会泳、张维民等人强令艺术团体继续演出。当中国话剧团一演员看到演员无法演下去，观众也退席时，说了一句不满于、张等人决定演出的话，张即下令“追查”，并强令演出。

张两次指示文化部干校取下周总理的生平照片。

张还打电话给中央乐团和北京京剧团，指责说：“你们的简报里，怎么还反映什么广大文艺战士痛哭流涕呀！要化悲痛为力量嘛！”(见附件183—185)

4、利用所谓天安门广场事件诽谤周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节)，首都人民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张维民竟指使肖志才等人，多次去天安门广场，暗中观察动态。四月五日肖志才向张密报：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了一份印有总理遗像及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传单。张说：“这是一张反动传单”，“传单是科学院一个基层单位翻印的，科学院是胡耀邦领导的，可以向张春桥报告，提出一个追查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台的线索。”张亲自起草了报告，只因张春桥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才未把报告送出。(见附件186—187)

四月四日，美术学院学生李庭辅，去天安门广场画了一幅广大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油画。张得知后，在司局干部会上大叫：“这是一张反动画”、“反革命画”，“是为反革命张目的”，“要查清楚”。(见附件188)


五、参与“四人帮”制造新动乱的活动


1、按“四人帮”、毛远新的旨意，私下搜集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毛远新向张维民交底说：“现在有人(指邓小平同志)反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教育部是复辟部”，“要敢于斗争，不要怕丢掉乌纱帽，一个副部长的乌纱帽算得了什么！”张维民旋即告诉于会泳说：“远新同志讲，这次右倾翻案风是邓刮起来的”。十一月中旬，张私下对肖志才布置说：“中央可能要开会，给我准备一点批邓的材料，主要是邓的言论。”一九七六年一月，张又授意肖志才说：“中央开会批邓，你就在摘录邓的言论材料基础上，再加一点具体联系实际的内容，给我准备一点发言素材，能反映出邓小平怎么刮风，下面怎么下雨。”在张亲自布置炮制出来的第二份所谓批判发言材料中，肆意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一月十七日，王洪文召见了于和张，向他们索要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一月十八日，张即指使肖志才整理一份所谓邓小平同志攻击文艺革命的言论，经张修改后上报王洪文。在此期间，张看到一份所谓“邓放的几炮”材料，又亲自加工修改成《邓攻击文化部种种》上报。在此之前，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张还指使肖志才等人将《胡耀邦汇报时国务院负责同志插话》的材料，秘密手抄回来，后又伙同于会泳秘密印发进行批判。(见附件189—198)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张还动员袁水拍等人打小报告，进行所谓“揭发”(实际上是唆使这些人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同志)，并指使肖志才整理所谓文化部《揭发材料之一、二、三》上报“四人帮”。(见附件199—205)

2、伙同于会泳秘密印发“四份材料”抢先“批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四份材料(即《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的插话》、《邓小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于会泳在核心组会上策划说：“材料中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错误的，而其他四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也是错误的。”“上海已经印发了有关材料，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张维民极力主张在文化部翻印和批判这几份材料及前述肖志才弄来的一份材料。翻印前，张对肖志才说：“邓小平还在台上，此材料要保密，如捅出去不得了，邓小平要说我们文化部整他的黑材料”，所以“要绝对保密”。张和于策划先打印分发给他们认为可靠的八个人看材料，叫他们准备作带头批判发言。十二月中旬，于、张连续两次召开司局、团厂校负责人会议，进行批判。会后，张布置说：“要把两次司局干部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综合一个报告……归纳几个大方面批邓。”报告写好后，张精心修改，作为文化部《关于学习中央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的情况报告》(即文化部[一九七六]一号文件)上报。王洪文看后十分赞赏，一月十七日召见于、张时，夸他们是“胆大妄为”，并要他们“借目前的好形势，多做一点团结人的工作”，“吃好饭，睡好觉，准备斗争”。于、张得意忘形，自夸说：“中央各部委，文化部批邓最早！”二月二十六日张维民在文化部召开的批邓会上发言，进一步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是“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见附件206—215)

3、特辟大字报区，扩散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张维民对肖志才授意说“据说北大、清华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进了一步，已经开始点名批判周荣鑫了。……以后调查组每隔一二天去北大、清华看一次大字报，了解情况及时向核心组反映。”随后张还布置组织人去北大、清华传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并将这一情况立刻写成报告，上送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又在核心组扩大会上提出：“清华的大字报已经组织了六批，我们也要组织，写成更深刻更有力量的大字报。”侯再林(原文化部办公厅负责人)等人秉承张维民的旨意，即在文化部开辟大字报区，大肆扩散从北大、清华要来的“大字报选”和抄来的大字报中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所谓“一百例”。张维民还让出大字报选，并亲自给它定名为《大字报和批判发言选编》。先后共出了十二期。(见附件216—220)

4、策划组织“宣讲团”，大造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舆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于、刘、浩、张领授张春桥的黑旨意后，召开核心组会，决定举办文化部八人“理论骨干学习班”，即“宣讲团”。张维民把于会泳从上海带来的几份材料和从于会泳处听到的福建省委办学习班逼死二十几条人命之类的捏造材料，统统抛给宣讲员，写进八篇讲稿里，在文化部系统到处宣讲，流毒很广。“宣讲团”从组织动员，提供材料，审定讲稿到布置宣讲，都由张维民一手操纵。张还向宣讲员强调说：“不要说邓和刘、林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说邓是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改也难。”张还阴险地说：“有些话我们不好讲”，“你们可以讲，你们是群众”，“比我们讲要好”。积极为打倒邓小平同志大造舆论。(见附件221一228)


六、参与搜集情报活动，为“四人帮”阴谋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提供材料


“四人帮”阴谋打倒一大批中央到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不断向于会泳、张维民下达指令。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于会泳向张维民传达张春桥的指令：“运动主要是学习、追查。追查，干部中就有，不光是群众，往上揭，不管什么人。”于还多次打电话要张“注意兜情况，对口打开关系。”对此，张全力照办，向下布置说：“有的追到职务高了一点就不敢追了”，“不敢追是不对的，部里追的已经超过省军级了，还在追”。张还说：“要揭出和邓小平在一起搞翻案的人报上去，贡献就大了……。”他还公然叫嚷；“文化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公安部。”(见附件229—237)

一九七六年夏，张维民等人追查一位同志传叶剑英同志一个亲属私下对她说的“《杜鹃山》里，又是一个女的正确”，文化部是“于号堂”(指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袁水拍是个投降派”等斥责“‘四人帮”的话，整成材料上报江青和张春桥。(见附件238—241)

一九七六年二月初，艺术局报给张维民一份关于社会上流传着毛主席的两首词，报告中称是从李先念同志的一个亲属那里传出来的。张如获至宝，二月九日亲自起草报告，上报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和四月二十三日，艺术局美术处负责人高景德给于会泳、张维民等人报送了两份关于李先念同志对出口工艺美术品讲话的材料。张明知李先念同志的讲话是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的，仍伙同于会泳派人去“广交会”偷拍照片，以非法手段，搜集材料，整理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恶意诽谤周总理的指示是造成“四旧回潮”的原因。于、张将此报告刊载在《文化动态》增刊上，专报给了“四人帮”。(见附件242—250)

九月初，十六军有人来文化部诬告该军创作的电影剧本《中原突破》，“是为邓小平同志歌功颂德的”。于会泳立即指使人整成材料，经张维民亲自修改，准备上报“四人帮”。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未逞。(见附件251—253)

张维民搞“追查”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当他得知文化部某单位一个同志在北戴河曾住过李德生同志警卫员的房子时，也不放过，认为“有追头”，便伙同于会泳下令“追查”。此外，张维民还伙同于、刘、浩等人多次恶毒地议论和攻击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见附件254—268)


七、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坚持错误立场，进行活动


毛主席逝世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张维民在为毛主席守灵时，毛远新向张交底说：“大的斗争还在后头呢”，“要有精神准备”。张维民随后分别向江青、毛远新写信，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内”，誓死效忠“四人帮”。(见附件269—272)

十月八日上午，原中国歌舞团王然欣和艺术局吴玉琴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向张维民通风报信后，张当作“谣言”立即打电话给于会泳，要他快报“四人帮”，并关照报信人，不要扩散。当于会泳仓惶来到张维民办公室说“和几位首长(指“四人帮”)都联系不上了”之后，张维民和于会泳一起恶毒攻击党中央是“右派政变”。十月九日晚，当吴玉琴再次向张维民通风报信后，张再次攻击说：“邓小平下台了，但他并不臭，跟他跑的人都在台上掌权。”(见附件273—281)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证实后，十月十日，张亲自起草假表态报告，将他给江青效忠信中的“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之类的话，一字不差地用在这个表态报告里，并且诡称：“张春桥、江青经常只找于等三人密谈，从来不找部核心组其他同志(包括部的二把手、核心组副组长)。”十月十一日，张召集侯、袁、裘一起策划后，十二日联名上报中央，明目张胆地欺骗党中央。(见附件282—286)

十月八日上午，于会泳和张维民确悉“四人帮”已被粉碎后，于对张说：“他们四个如果确实被抓起来了”，“我们几个(指于、刘、浩)算不行了，你若还能工作，你就好好干吧！部的工作你都知道”，“依靠那些人，你也知道。”张满口答应“尽量干吧”，随即与侯再林进行活动。张对侯说：“于部长本来很信任你，原打算提你作副部长哩。”并说：“现在有事咱俩商量，过去在辽宁时有重要事情就愿同解放军同志商量。”侯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张、侯两人商定了几项措施：一、张要侯首先找袁水拍、裘翠定谈一下，看看他们的态度，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揭发他们三个人(指于、刘、浩)；二、两人分头尽量找司局“可靠的同志”透透气，打打招呼；三、“分办”(即原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停止“追查”，立即转入分配，妄图把深受“四人帮”及于、刘、浩、张和侯再林之害的干部分散开，进行“灭火”。与此同时，张和吴玉琴谈话，一方面恶毒攻击党中央，一方面要她“转好弯子”，说“态度很重要啊”，张还对一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文化部没有人领导，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见附件287—302)

十月十二日，中央派华山等三同志进驻文化部，张维民谎说什么他自己“是‘四人帮’另眼看待的”，“干什么事都是他们三个(指于、刘、浩)捏咕好了，到我这里就剩一个‘办’字了。”“侯再林是于、刘、浩不信任的”，“袁，侯、裘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表现是好的。”张维民还竭力向华山等同志推荐他认为的“好干部”。在华山同志主持的核心组会议上，为了骗取信任，张维民还支持了同侯再林事先商量过的假查封于、刘、浩材料的建议。十月二十九日，张维民公然贴出为一批司局干部开脱的大字报。他还和侯再林“对口径”，企图欺骗群众，捂盖子，保自己。(见附件303—312)


 	张维民专案组
一九八二年四月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来源：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事实依据
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3.06.17



现就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反映出来的，有关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革”期间所犯错误事实分3个问题整理如下，供中央参考。

第一，韦国清同志应对广西1968年乱打乱杀害死大批干部和数万群众负主谋、祸首的责任。

第二，广西“文革”形成的帮派是以韦国清同志为首脑的宗派集团，特点是杀人夺权，上台干坏事，对抗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正确路线，压制群众，统治广西15年之久。

第三，三中全会后，广西区党委坚持所谓文革中韦国清的正确路线，对抗中央，压制群众。韦国清遥控广西，造成严重后果。韦国清同志的错误性质、结论应由中央来做。这里只摆事实、证据，供中央参考。


一、韦国清同志是广西“文革”杀害7万多人的主谋、祸首。


广西大规模杀人、打死人是1968年4月开始，7月是第二个高潮，延续到八九月，两派武斗致死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被韦国清为首的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有组织、有计划、统一布置、统一指挥杀死、打死的。

韦国清号召杀人的证据和后果：

（1）1968年4月初，韦国清与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广西军区司令欧致富等人内定广西4·22为“反革命组织”。在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工作的陈雄同志去信给避难到武汉的钟国松提及此事，要他不回广西。（钟国松同志作证）

4月中旬，军区布置地市军管会，“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刮12级台风。4月20日，玉林军分区召集各县、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贯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指示。陆川县是4月23日在公安局召开公社武装部长、公安员和革委主任会议布置“刮台风”杀人。4月26日开始杀人，28日晚上大杀，29日晚继续。该县杀死、打死1452人，绝大多数是4.28、4.29两晚打死的。容县被杀1200多人，一个县竟然搞出有43个“反共救国军”，有正、副司令8人，正副军长41人，也是4月份开始大量杀的。贵县是4月13日开始大屠杀，该县县委现在统计杀死2899人。（群众统计有4000人，仅县城就杀死800人）

（2）韦国清于4月26日在革筹小组接见南宁三代会、两大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会上的《重要讲话》（上午9:30时至下午2:20时）就是杀气腾腾的：“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最后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就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所以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打击这些阶级敌人，就是白干了两年！”“广西地处边防，是援越抗美的最前线，又是解放前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老巢，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有暗藏的特务、叛徒，有残留的桂系军阀残余，有钻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有地、富、反、坏、右，他们干尽了坏事。我们要擦亮眼睛，把这些坏家伙揪出来示众”。

“我们说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有一段话简直是为他68年大杀人自画像：“广西有一批人过去血债累累，有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文革”中有的赤膊上阵，妄图篡党、篡政；有的幕后策划，煽动分裂，制造事端，挑起武斗。”“一切阶级敌人，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垂死挣扎，我们要和他们作殊死的斗争。”“对阶级敌人，不断地、主动地打进攻仗。对敌人我们绝不能手软，或者犹豫不决，要猛烈地向敌人进攻……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要看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很疯狂，但我们一点他，他就会粉身碎骨。”

根据韦国清的指示，广西日报68年5月17日刊登了各军分区、地区革委的负责人讲话，口径和韦国清上述一样，都是要“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广西联指报4月30日发表 “外省五人”的万字长文，更是杀气腾腾：“警告阶级敌人，不许轻举妄动，否则自取灭亡”，“不见棺材不掉泪，对待反革命暴动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主动对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3）武鸣县是韦国清四清蹲点的样板县，被杀死、打死、害死2100多人，其中干部74人，工人11人，贫下中农和学生1278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802人。大屠杀是韦国清授意干的，铁证是：他在四清蹲点的梁同大队支部书记梁家俊，副支书黄锡基（韦国清蹲点住在他家）、前任支书梁其均等3人于6月下旬到南宁找韦国清请示汇报，还带了西瓜送给韦，当晚9时，韦国清和贺亦然到区团委办公室接见他们，大队党支书梁家俊说：“我们要把那些反对你的，想打倒你的“4·22”反革命牛鬼蛇神统统都干掉”。韦国清笑眯眯，不正面回答，却兴高采烈和大队3个干部谈判到下半夜1点钟才走。已经向韦国清摸底的3个干部回去。6月26日晚上策划行动，当晚就杀害蒙世太、蒙世坤等19人，随后连续杀人，已查明被杀的共48人（最近又查出漏了6个，应是54人）顿琶三队有一家7口被杀死6人，仅剩一个5岁女孩不死。事实证明韦国清是武鸣大屠杀的主谋祸首。梁同大队是最先动手杀人的，全县推广了梁同大队经验，梁同大队副支书黄锡基杀人立功，直升武鸣县委副书记兼城厢公社书记（已病死）。支部书记升公社企业办主任。该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邓维祚也被毒打及掐死，制造上吊自杀现场。此外，武鸣华侨农场有107人被杀后斩头、割睾丸、挖肝、吃人肉。武鸣中学校长王世泉父子、兄弟5人被杀后挖肝炒肉、王校长被凶手割掉阴茎泡药酒，儿子王绍寅被挖肝后还割肉7斤8两，都被凶手炒吃了，对武鸣县的大屠杀，韦国清是逃脱不了罪责的。

（4）1968年6月23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分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这是“杀人帮”制造的大冤案，是为了大规模杀人而搞的档案，到处抓人逼供讯，不承认的立即打死，承认的随即打死。广西联指同日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公开叫嚣要彻底干净消灭之！成为大屠杀的依据。容县被诬为“反共救国团”而被杀的就有731人，其中十里公社大朋大队支部书记一人就点名杀死37个人，都说是“反团”，有三户全家被杀光。

上思县当时12万人，被杀死、打死1639人，占1.34％，其中干部162人，工人61人，农民720人，四类分子689人。

公然由军区派一个营长带两个连去“剿匪”杀人。杀死的人，都报“战场击毙”。县武装部长段正邦是直接指挥杀人的罪魁，普遍挖肝，在革委会吃人肉。有轮奸致死的，杀夫占妻、杀父占女的，武装部科长韦正宣到堤高大队指挥杀死60多人。那坦大队民兵营长马仕琼杀人40多个，强奸妇女20多人。上思县被称为“土匪”的干部517人，群众1153人。

那坡县武装部长孙相云听收音机偶然有“的、的的”杂音，就下令追“反共救国团”，分析敌台在广播站技术员陈积初处，抓来吊打致死，又抓死者妹夫水电局技术员张振光吊打致死，还查不出电台，又抓粮局干部刘建奎、居民黄镇，逼供打死前假供“反共救国军”政委是副县长郭跃卿，师长是法院干部黄庆，这二人被假枪毙，几十人被吊打，还追查到农村。这个武装部长听“的的”电波声，就追查打死28个人。

北流县新丰公社追查“反共救国团”抓了304人，打死110人。南宁当时传说从民族电影院后面搜出国民党的旗子和反动证据，事实上电影院后面正是市公安局一科所在地，拿出这些证据是制造“反共救国团”假案的需要。

（5）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等人欺骗中央。谎报广西有“反共救国团”，把大屠杀引起铁路交通停顿，诬陷小派破坏铁路交通；把两派夺枪，诬陷小派抢劫援越物资（柳州4·22抢了三个车皮的武器，全区联指则由军区、分区、市、县武装部大量发给枪弹）。于是，由广西革筹小组起草，中共文革定稿，由中央发布《7·3》布告，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韦国清为首的帮派利用《7·3》布告作为发动更大规模屠杀的借口和依据。“7·3”布告事实上成为镇压群众的动员令。南宁地区屠杀17000多人，绝大部分是贯彻“7·3”布告而杀的。

宾阳县杀死、打死、害死3850人，“7·3”布告下达后死的达3758人，占98％，完全是韦国清为首的革筹小组、军区、分区、武装部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屠杀。韦国清是决策者，县革委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现广州警备区副司令）指挥杀人，7月23日，新兵召开落实“7·3”布告誓师大会9000人参加，7月26日，积极布置杀人，搞“群众专政”，王建勋说：“用不到三天就可以干掉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个任务（是韦国清布置的任务）要坚决执行”，“时间3天，行动好坏，是衡量那个地区领导的觉悟问题，今晚我讲的，只能在座的同志知道，不能说是上级布置，就是讲出去，我也不认帐。”

县军委会副主任说：“交给群众零敲碎打，节约子弹……你们当好观察员，自己不要参与，否则将来会变成幕后者”（以上讲话记录，几个人的都一致，并非孤证）。第五次布置杀人会上，县武装部政委（现南宁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说：“要掌握名单，专政谁，民兵营长心中有数”，在统一布置，统一指挥下，12天内杀掉1997人，“煞车”会议后，还杀1853人。王建勋说：“极坏的杀得差不多了，杀下去就不好了。但如果群众认为是坏的，还要专政。”该县医院有八位主治医生、科主任、副院长、被打死7人。王建勋说：“医院一百多人，不死他一、二十个算什么。”

七月下旬，韦国清在北京给南宁打电话提出要把“反共救国团”处理清楚，要武装灭火。

8月28日，韦国清在南宁五十多万军民“庆祝广西革委会胜利诞生大会”上讲话：“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肃清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至此，广西城乡已屠杀74000多人，正如杀人者狂欢叫喊的“广西遍地红了！”韦国清还要狠狠打击，还要更红。

1968年4至8月底，150天内，造成4个重灾市，26个重灾县。仅南宁地区就打死17715人；玉林地区8200多人；桂林地区10000多人；柳州地区7000多人；钦州地区上万人；河池地区6000多人；（梧州、百色地区不详）。南宁市8000多人；桂林市3000多人；柳州市3000人；梧州市1600人。

据区民政局1974年统计全区农村和圩镇居民（不包四市、区直和厂矿）1968年被杀死、打死的共75761人。其中农村社员和圩镇居民26040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9721人。

最近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统计则是7400多人，这还是不完整的答案。民政局同志认为，68年非正常死亡超过10万人，公安厅唐家仁（当时在公检法办公室）曾估算16万人，作为民政局做救济预算的依据。也不够确切。在没有全面查清之前，暂按74000多人计算。

（6）韦国清给军区的指示有：“1、斗一批。2、抓一批。3、判一批。4、处理一批。”当时说“处理”就是“交给群众专政”，打死了算。现在出版局任副局长的刘彬68年任职安县武装部政委他说“四个”一批是革筹和军区布置的，该县就处理（打死）1305人。

区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杨烈同志的亲属被杀5人，剩下2个侄儿也到外县外公社做上门女婿去了。杨烈同志革命40多年是解放战争时的桂中南地委书记，粤桂边纵八支队司令，国民党没有把他家人杀绝，韦国清策动的大屠杀使他家散人亡，他沉痛地说：“教子教孙不要学韦国清搞文化大革命乱打乱杀人。”


二、韦国清为首的广西“杀人帮”是三种人的主体，一派当权，“功臣掌政”逼害老干部，逼害广西地下党，许多同志受残酷斗争致死，大批杀人者，至今还在台上，他们占据要害部门，盘根错节，上下勾结，统治广西达15年之久。


（1）韦国清出尔反尔，把自己同意站出去的贺希明同志打成“反革命”，说成是广西分成两派的根源。1967年2月中旬，韦、乔与王荔（中央文革广西特派员）在乔家密议如何应付局势，霍泛也到来。乔说：“区党委已被夺权，书记常委难以碰头，照此下去，与其死在一堆，不如设法各奔前程。”当时要人出来“抓促”，王荔认为韦乔都不行了，而贺希明的大字报较少，站出来易一点、韦、乔、霍都赞成这个意见。韦认为贺要站出来。可以抓住批判韦、乔，肯定群众夺权，发表声明，在群众中亮相。贺同意这样做，进行了串连，安平生夫妇到贺家苦苦求贺让他参加发表声明。安哭了鼻子，安的妻子还恳求贺的妻子李德欢在贺前求情，无论如何也要让贺参加发表声明。

这就是《二一九声明》，发表后贺希明等同志参加了抓促指挥部工作。但因为军区表态支韦，群众组织才分成两大派，韦掌了权，竟批判《二一九声明》是反革命声明。贺希明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残酷斗争，关押，到全区各地游斗，贺希明同志含冤至死后，区党委还印发他的最后一份检讨，形同鞭尸，死了也不饶。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大批老同志长期受逼害，有的被排挤出广西，有的被打下“地狱”，有的流放，如孙朝相同志（南宁地区专员）只因为不支韦，被放到一个县的小工厂去做一般干部，史乃展（老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九级干部）只表态一句反对韦国清，就被放到邕宁县新华书店做副经理，摆书摊，退休回老家时，组织部填其职务还是县书店副经理。韦国清的亲信梁华新（统战部副部长）把部长李隆斗打，关押歧视，定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含冤病故。民革中央常委、广西副主任李任仁受磨折中被水淹死，在国内外影响极坏。区党委第二书记说了一些真话：“广西生产象乌龟爬河”等，被韦国清诬陷为“上了林彪贼船。”长期受迫害，82年病故。

（2）韦国清、刘重桂打击广西地下党，定为“大案”“要案”，诬为“土匪党”“地主党”“叛徒”株连的达1万多人。仅博白县被“清查”出“叛统”3390人，加上其它的“阶级敌人”共10880人，其中定案的8774人。干部被打叛徒的674人，特务120人，反革命374人，全国有名的语言学家王力（一级教授）原籍博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地下党被骂成“奸匪”比国民党骂得更凶。

韦国清的家乡东兰县也受韦国清的毒害，有16位老干部被定为“叛徒”，农村红军时代的老人被打成“叛徒”的达137人，包括韦拔群的弟媳，县苏维埃妇女主任黄美伦，坚持斗争20年的黄青兰。

要特别指出的是，韦国清于1967年最先出大字报攻击当年的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开小差”。韦国清自认是红七军快离广西北上时在河池整编前入伍的，没有资格谈红七军起义史，“文革”中却无情打击东兰凤山地下党攻击邓小平同志，这种罪恶行为就是对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叛变！河池地区10个县被打杀，死千人以上的有5个县，军区组织武装到凤山县，“剿匪”，杀死1000多人，所以东凤一带群众痛恨韦国清，甚至要挖他的祖坟，认为韦国清比当年围剿根据地的白军军长廖磊还要坏！

（3）韦国清重用的帮派人物，“文革”中罪行严重的有：

安平生 大批冤假错案制造者，帮派后台。

刘重桂 在广西掌实权10年，害人最多，腐化透顶。

赵茂勋 韦国清帮派的组织者，审干害人最多。

肖寒 南宁武斗策划指挥者，韦、乔心腹接班人。

梁华新 逼死民主人士多人，帮派大头目之一。

史清盛 “反共救国团”制造者，由公案厅副厅长升副主席。“红色公安”后台。

刘、赵、肖、梁、史五人被群众称为广西“五霸”，现在又叫“乱广西的五鼠”。

韦国清还重用造反起家者掌握大权：

廖炜雄原为副科干事，升革委付主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疗是广西联指副总指挥赴京联络站负责人。

杜易 原为隆安县委副书记。52年入党，“文革”指挥杀死1600多人，下令处死57年错划右派的副县长何竹。升区党委书记，现梧川地委。

岑国荣 原为柳钢箝工班长，武斗指挥升中央候补委员，区党委常委，工会主任。

郭跃卿 原为糖纸厂工人，南宁南岸武斗指挥者，升中央候补委员，南宁市委书记、区轻工局副局长。

韦国清重用的“三种人”，大部份与杀人有牵连。一部分是支“左”夺权的人，他们是逼害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三种人”占据组织、宣传、纪检、公、检、法、办公厅等要害部门。

??1975年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一直遥控广西，组织人事大权和“文革”定下的案，一律不许动，广西区党委常委，该谁上谁下，决定权在韦国清，因此，群众称他为“壮王”、“两广总督”、“广西第三代军阀头子”（第一代是陆荣廷，两广巡阅使，第二代是李、白、黄）。

各地、市、县的领导班子以“支韦”划线，“文革”杀人越多的官越大。杀人入党、升官，掌权及继续干坏事，上上下下，形成了泼水不入的组织体系。估计全区县以上领导干部中，“三种人”不少于1000名，85个县平均每县有3至5人，地、市平均10余人。区直属机关领导班子则是“三种人”汇集之地。厂矿、铁路、农、林场、大专院校，“三种人”都在台上，成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阻力。

广西帮派是由韦国清组建、安平生巩固，乔晓光发展的。据1981年秋中组部调查广西区党委组织部、人事局，70多个副处以上干部，仅3人无派性。其余不是选反起家者，就是搞三办、审干、逼害老干部的，以及支“左”夺权的。公安系统文革前72个副处以上干部，只留2人，其余均受排挤下放。22级的一般干部潘玉臣，是连指副总指挥，升为副厅长，工资升了4级。

容县造反司令庞昭南，由青年团干事升县委书记。她策划指挥杀害1200多人，罪大恶极。在帮派势力庇护下，长时期窃据县委书记要职（调钟山县任副书记，免职未久）。

以上，是韦国清选拔的“接班人”、“优秀中青干部”，叫做“韦老爷体系，赵茂勋苦心经营的”干部路线。


三、韦国清遥控广西和乔晓光坚持所谓的“韦国清正确路线”


（1）打倒“四人帮”前夕，全国仅有3个省及市在追悼毛主席的唁电后面“向江青同志致以深切问候”，一个是丁盛所在的南京部队，二个是韦国清操持下的两广。而且，韦国清、安平生是批邓的急先锋，他们带头签名要求中央点名批邓，两人深夜动员广西县以上干部批邓，真是赤膊上阵，迫不及待。

（2）打倒“四人帮”后，韦国清又紧跟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乔晓光在广西又坚持多了一个“凡是韦国清定下来的都不能变动“。区党委常委班子有杜易、廖炜雄、岑国荣、曾小平、梁吉泉等五架“直升飞机”，是韦国清在广西时定下的调子，迟迟不给所谓“伍修集团“平反，地下党老干部绝大多数降职使用，而且还做副职。“4·22”观点的干部一律不得重用，下放的不予收回。更重要的是对“反共救国团”假案，对“7·3”布告，定为禁区，不许触犯。

（3）197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时，韦国清身为中央代表团长，回来公然宣扬派性言论，强调广西“文革”的伟大成就，继续攻击贺、霍、付、谢等人。他在桂林讲话更严重地宣扬派性，不许为“8·20”事件翻案。广西为20年大庆挥霍了几千万元，搞几十辆大型彩车接受检阅，一辆要花1、2万元，仅仅通过主席台给韦国清看一眼便了事，还大放焰火，群众说是“庆祝壮王加冕”，到处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字报。

（4）广西帮派头目每到北京必到韦国清处请示，聆听“上谕”，作为中央指示回来传达贯彻。廖伟雄下放到梧州后还直接给韦国清打长途电话。自吹“我可以随时和韦国清通电话”。“有国清在中央，我们就倒不了”。“现在退一步，是为了将来进两步”。1981年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调查文革遗留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广西区党委主任钟绍壮等6人控告中央工作组和反映情况的老干部。乔晓光派贺亦然到京找韦国清、华国锋、王任重，游说工作组偏听偏信，韦国清对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林克武等同志十分怀恨。覃应机同志说：“国清对林克武意见很大。”因为69年林曾向胡耀邦同志汇报广西“文革”问题，韦十分恼火。

（5）中央要将赵茂勋调离广西，赵向韦求情后，韦向王任重等同志说项，仍把赵留在广西，以免伤了韦的根基。

（6）韦国清要广西区党委写作班子为他写辩护书，韦国清说“人家能写多厚你们也可以写多厚”。

（7）乔晓光一直坚持“韦国清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死保广西‘文革’成就，不许给冤假错案平反”，三中全会以来，对上抗拒中央，对下压制群众，不许讲广西死人问题，更不许上挂到韦国清。造成天怒人怨的严重后果。

参加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的1060多名干部中，多数人认为：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革”期间，从理论体系到组织体系，都是坚持林彪、江青那一套极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事实上起到了林彪、“四人帮”在广西的代理人作用。他和华国锋一样，是造反起家的人物。所谓“29个省市唯一不倒的第一书记”（贺亦然评语）是先跟林彪，再跟江青，又跟华国锋。都是跟得最紧最紧的。由区党委第一书记一跃而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永贵同时上，而未同时下），人大副委员长。青云直上，炙手可热。他在广西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杀人之多，吃人肝人肉之惨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这罪恶的一页，玷污了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应于洗刷，以正党纪国法。

为了彻底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既坚决，又慎重地处理“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必须处理好关键人物和重大问题，才能解脱大批有一般错误的同志，稳定局势，团结多数，广西广大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审查韦国清同志的问题，责成其向广西党组织和人民承认错误。并认为他已不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考虑他在解放前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如能认错，取得党和人民宽恕，可安排到政协担任适当的工作，或离休当顾问。


 	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3年6月17日

广西发生攻击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案件情况
中央工作组
1984.01.05


1983年4月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以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敌对分子和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跳出来，对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进行攻击诬蔑。近9个月来，全区发生这类案件共48起，已破获查清24起，其中立案侦察17起，已破获9起。他们有的刻写反动标语，有的张贴、散发反动传单，有的投寄反动匿名信，有的向敌台广播联络通信地址写信挂勾，有的制造、传播妖言、谣言，恶毒攻击我党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攻击矛头，主要是针对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计有攻击邓小平同志内容的案件共42起，攻击胡耀邦同志的18起，攻击赵紫阳同志的6起，攻击李先念同志的2起，攻击叶剑英同志和彭真同志的各1起。（说明：有的一起案件攻击几位领导同志，所以攻击的人次超过48起。）他们恶毒攻击我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妖皇”、“混魔毒僧”、“祸国殃民”，造谣某某已被刺杀，叫嚣要“打倒”、“万炮齐轰”、“枪毙”、“消灭”等等。主要案例如下：

10月份，灌阳县署名“广西灌阳县”者先后在该县黄关公社黄关大队罗善亭涂写反动标语13条，还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投寄反动信一封，攻击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残酷，比中国任何统治阶级更恶毒”。叫嚣“枪毙邓XX，纹死胡XX，活捉赵XX”，狂叫“只有打倒邓XX，人心才能平”，“只有打倒邓XX，人心才能安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已立为重大案件，正在侦破。）

6月16日，防城县垌美农场发生一起反动标语案，作案者用石头在仓库墙壁上刻写“反对中央，反攻大陆”，“打倒胡XX”，每字有24×15公分大。破案后，已将案犯黄至明（男，25岁。该场工人）依法逮捕。

今年6至8月，署名“中国共产主义党”者，先后在忻城县、来宾县、合山市作案4次，张贴反动大字报8张，反动标语,39条（其中大幅横额4条），投寄反动匿名信3封，最长的信26页近万字，对我党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已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攻击我党中央是“反动派”，“对人民任意耻辱，把人民当作牛、鸡、猪、狗看待”，叫嚣“打倒中国共产党反动派，打倒邓XX，打倒胡XX，打倒彭X，打倒赵XX”。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已立为重大反革命案件正在侦破。）

10月23日，署名“中国雷公”者从邕宁县那楼公社向区党委投寄反动信一封，攻击诬蔑邓小平同志是“人民公敌”、“特务分子”，培养年轻接班人是“为了维护修正主义实权”，咒骂“X敌必亡”。经查实，作案者黄元孙，男，50岁。中共党员，邕宁县那楼公社坛墩大队文书。目前正整理材料，准备在第二仗中处理。

5月17日、6月22日。桂林市先后发现一个署名“胡庆民”者，向蒋帮驻香港敌特机关投寄反革命挂勾信2封，密写内容反动，攻击我党30多年来“烧毁中华文化”，“把大陆搞的一穷二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攻击邓小平同志“实行法西斯统治”，“实行惨无人道的人口政策”，扬言要“加入反共行列”，“推翻中共政权”，“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立案。正在侦破）。

上述48起案件，有38起发生在县以下的乡镇、农村，占79％，城市和专区所在地发生10起，占21％。报据25名作案分子情况看，年龄：25岁以下12名（最年轻的17岁，26至40岁9名，41岁以上4名（最大的50岁）：职业：农民19名，工人3名，基层干部1名，在校学生l名，无业青年1名（其中：中共党员1名，共青团员1名，退伍军人2名）。作案原因：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作案10名，因对某项政策不理解，一时一事不满的8名，精神病患者6名，为了向敌特机关索取钱物的1名。破案后，已依法逮捕6名，拘留5名，收容1名，批评教育5名。对6名精病患者，责成所在单位和家属给予治疗和加强管理，待处理2名。

至于“三种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公开进行攻击的，一般由党委出面处理，但实际无人过问。如：

百色地区凌云县粮食局长王丰寒（‘文革’前是县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文革’中跟原政委王德堂很紧，转业后任县政法办副主任）在贯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说：“邓XX这个人是三上三下干部，现在他在台上搞我们，看他能活几年？”“又说以后他们下台到我们上台，那时候更热闹了。”

梧州市公安局二科干部谈到陈云同志关于“三种人”一定要拉下台的讲话时，该科副科长陈爱荣说：“亚爷（指毛主席）讲的都有错，难道他（指陈云）讲的就一定对？

融安县公安局造反起家的干部黄庆朝说：“现在处理‘文革’遗留这些事，还不是邓矮（攻击邓小平同志）搞的，弄得大家心情不安。”

融安县司法局秘书周信说：“邓XX以前说永不翻案，你看他现在翻不翻！”

忻城县县城有标语说：“邓XX80岁了，还活得几年，以后还不是我们的。”

区二建三安公司刘国英（刘“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是南宁市派头头赖添才的左右手）说：“现在邓XX的翻案风又开始了。”

平果县科长张戈开口闭口就骂，“他妈的，邓XX是在搞复辟。”张被停职后说：“反正就是这样了，死猪不怕热水烫，真逼我破罐破摔了。”

1983年8月1日上林县清光水管所长谭卿进回白圩朝文老家，群众问他到现在为什么没有水插田，谭说：“打倒邓XX就有水插田了。”

上林县法院办案组零皆生到巷贤公社苏仁大队向磨其才调查情况时，磨对零说：“邓XX过几年不死吗，你们还来要这种材料做什么？”

上林县食品站党员干部蓝连芳说：“邓XX还能活多少年，死了就难办了，原来讲华国锋做得对，现在又讲不对了。”

区建二安装公司蔡云鹏说：“处理‘文革’遗留就是邓XX、胡XX也没有办法搞通，上下都是我们的人。”

区二建三安公司在传达处理‘文革’遗留文件时，该公司技术科长周朋辉说：“现在是右倾翻案。”

上林县乔贤公社白境大队原大队长吴清波在办案组和遗属找他时，他说：“处遗这个问题不是中央搞的，是特务派人回来搞的。”

武鸣县检察院干部潘朝衡对干部潘珠明说：“这运动（指处遗工作）是邓XX，陈XX搞复辟的。”

武鸣县府城公社德买大队凶手陆桂森于8月14日对一个社员说：“过6、7年以后，邓XX就完了，到那时是我们的天下了。”

那坡县百都公社坡重大队文书兼职会计李建廷。7月23日对赵锦玲说：“处遗工作是邓XX搞得，‘文革’时毛主席把他搞下台，毛主席逝世了，他现在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人家议论他是搞修的，走资派还在走。”

以上情况，系根据区公安厅、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提供整理。


 	中央工作组成员 晏乐斌
1984年元月5日

送：周一峰、王浩同志、钟枫同志

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员会


广西“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央赴广西工作组 〔绝密〕
1984.01.20



根据中央对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与部署，我们于1983年4月来到广西后，在协助广西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调整配备领导班子过程中遇到部队在广西的“三支”“两军”工作中的不少问题，现将情况简报如下：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省、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原自治区党委的错误领导与派性，一直未能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在广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同志，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对广西在“文革”中打死、枪杀干部、群众，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等罪恶行径，深恶痛绝。环江、龙州、恭城县武装部的同志，对于1968年出现的乱打乱杀和调集民兵屠杀群众的暴行进行了抵制和反对。因此，这三个县在“文革”中死人较少，这样的同志在公社武装部干部中也有。原独立一师在广西劳动大学支左的孙焕英同志，一直反对该校革委副主任白金友策划杀人事件，是一位表现很好的同志。但支“左”中多数同志执行了上边的错误命令，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中确有一些人有严重错误，时隔十五年至今没有进行清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广西在“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几乎都与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干部分不开，与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县、市武装部、警备区支左的负责干部分不开。许多重大事件是在他们的统一组织、领导、指挥下发生的。

1. 全区“文革”中死亡89700多人，除两派武斗死亡约3700人，逼死约7000人外，其余70000多人，都是在地、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又主要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保卫红色政权”、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下。有的乱打乱杀死亡，有的是有组织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

2. 1968年6月17日，广西军区与广西革筹小组向全区公布的《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见附件1）这一特大冤案，使全区几十万人民群众和干部受到迫害与株连，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许多人就是被打成“反共救国团”成员后，殘遭杀害的。

3. 玉林军分区和所属博白、桂平等县武装部发生的“抢枪”事件。实际是发枪给群众组织。支持他们参加武斗。1968年玉林地区刮十二级台风，进行大屠杀是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叙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9887人（见附件2），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

4. 1968年6、7月间，军区调动柳州，河池两地区10多个县的民兵，与造反派一起攻打柳江县洛满（对立派据点）。造成大批群众伤亡，和攻打凤山县，称为“剿匪”，持续达几年。

5. 1968年7月，军区调动独立一师、二师、军区警卫营的6个连队和南宁市警备区、南宁军分区调集南宁周围10几个县的民兵一起，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等对立派据点。会后，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用武力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就地掩埋和用卡车拉到市郊煤矿废坑道的，以及丢入和大水冲入邕江的尸体就更多了（见附件3）。

6. 1968年8月，军区副司令员吴华、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等人，策划调集桂林地区11个县的民兵，以“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7·3布告’的公告”的名义，制造了“8·20”事件”，枪杀、打死、逼死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3个县的干部、群众10000多人（见附件4）。

此外，钦州、梧州、河池、柳州、百色军分区和一些县的武装部都存在支一派压一派和调集民兵，策划、组织屠杀群众，迫害干部的严重问题（见附件5~17）。如宜山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季德春、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该县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照、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原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兼任宾阳县革委会主任期间，策划、组织、指挥杀人，致使该县打死、逼死3890余人，后果严重，民愤极大（见附件18）。

二、在广西支“左”的人员中，一些人因支“左”有“功”得到提拔和重用，群众称他们为“支左起家、发迹”，危险的是有的人至今还在部队受到重用。有的在部队离休，有的还在左右、干扰广西当前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清理“三种人”、调整领导班子等工作。前述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王建勋也被提拔当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这类事例甚多，不一一列举（见附件19）。而抵制那些错误作法的同志，像环江、龙州、恭城县武装部的一些同志以及孙焕英同志在部队反受歧视，说他们右倾，有的很快转业了，对孙作了离休处理。

三、“文革”中在广西支“左”留下的干部，1975年有820人，其中：师级4人，团级159人，营级433人，连排级224人。其他年度留下的还有一批。其中确有些人有严重问题。过去由于韦国清、欧致富、刘重桂同志的错误领导，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把支“左”中的错误或罪行当成有“功”，所以许多在部队或转业到广西，得到提拔与重用。留在区直机关和南宁市级机关的172名得到提拔的厅局级、处级干部中，有79名有严重问题，其中，有些人的面目已暴露，正在审查中，有些人的问题本单位尚未查清（见附件20）。就全区来说，也还有一些支“左”中犯有严重错误或罪行的人，已转业到外县、外地区或外省、市的被提拔重用。如临桂县原武装部政委龙凤山，“文革”期间任该县革委会主任，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策划、组织杀人，是造成该县死亡1865人的主要责任者（见附件21），后来转业到区国防工办柳州转运站提拔当了党总支书记（现已逮捕）。原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文革”中任该县革委会主任、1968年策划、组织、煽动乱打乱杀，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死亡、36人失踪的严重后果，占当年该县总人口的1.34％。其中，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有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后来转业到河北省唐山市房管局任副局长（见附件22）。前述宜山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季德春也转业到武汉市一个工厂提拔当了党委书记。类似龙凤山、段振邦、季德春等人情况、已转业到本区或外省的还有不少，有的至今未触动，有的被重用。

四、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军队里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据我们了解，上自广西军区，下至军分区、市、县武装部没有开展，不象地方那样建立相应的机构，配备办事人员。军委总政治部和纪委对广西军区下达的配合地方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的5条指示，广州军区党委的几条贯彻意见在这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无具体布置与措施。其原因之一，是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乔晓光同志没有认真抓，军区内有阻力。前段地方上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和现在部队里的人员查证、弄清，他们把关、设卡太多，有的干脆不予接待、给顶了回来（见附件23、24、26），说什么“军队不介入地方处遗工作”。“我们没有接到军区、军分区的指示，不能接待”等等。前不久区党委处遗办派人到南宁军分区找原在广西劳动大学支“左”的孙焕英同志，调查证实原该校革委会副主任白金友主谋策划杀人问题。开始南宁军分区不接待，经再三说明，找孙不涉及军内人员，只要孙证实白金友的问题，这才答应接待，但又以孙患重病为借口，只允许谈一刻钟话，并规定不得让孙写材料，同时还派了一名干部陪同谈话。结果，孙焕英同志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证实并揭露了白金友1968年主谋策划、组织杀人的重大罪行，谈话过程中没有发现孙有病。

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广西军区及其所属分区、县武装部多么需要在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其任务也十分紧迫、艰巨、繁重。


 	中央赴广西工作组
1984年1月20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印发李瑞山同志《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进一步检查》
1984.09.29；陕字【1984】 29号


各地、市、县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党组，省军区党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党组，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党组，省级各人民团体党组：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现将李瑞山同志《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进一步检查》印发你们，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发至县、团级）


文件【1984】第61号; 机密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现将李瑞山同志的检查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发陕西省委，由省委下达各县委。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


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进一步检查

李 瑞 山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


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这次整党，是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再教育，也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清除“左”的影响的再教育。对于我来说，更是进一步清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矽所犯的严重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极好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同全国一样，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我是当时省委、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对毛泽东同志“左”的错误毫无疑义地执行了，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识别不清，在许多方面也按他们的一套办了，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不少错事，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以来，陕西省委和干部、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不少揭发、批评，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几年来，我也先后几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一九七八年七月至八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陕西汇报会议，先念、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教育，我向中央作了初步检查。在随后召开的陕西省委扩大会议上，我进行了两次检查（挟西省委已报中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会议上，我也做过一些检查。在这次整党中，通过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文选》和其它整党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迸一步认识到陕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和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下面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作迸一步检查。


（一） 关于对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方面的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疯狂攻击、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思想上对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有些问题是想不通的，但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盲目相信毛主席是对的，同时迫于形势，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不少错事，犯有严重错误。比如，对刘少奇同志，对所谓“二月逆流”的一些老同志，一九七六年对邓小平同志的批判等等，因为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也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影响，我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些老同志进行过错误的点名批判，传播过林彪、“四人帮”污蔑这些老同志的反动的语言，在全省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

一九七五年，中央把一批老同志，包括彭真、王任重等领导同志，送到陕西进行安置。当时，自己虽然对他们是所谓“反革命”是不相信的，但又怕牵连自己，既不敢去看望他们，也不敢关心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当毛主席逝世以后，彭真同志要求到北京参加吊唁，我们错误地同意商洛地委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在安置所内对彭真同志进行了极为错误的批判，使他老人家在极端痛苦当中遭受新的严重的精神折磨。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自己不断想这方面的错误，越想越觉得内心不安，有愧于党、有愧于这些老同意，我再次向这些老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


（二） 关于在干部问题上的错误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抛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批判干部运动”的反动口号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我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影响，在干部问题上，犯有错误。

一是，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的“清队”中，由于“清队”从根本上颠倒了阶级关系，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界限，加之我们在领导“清队”中，错误地推广了西安音乐学院、宝鸡秦川机床厂等单位的所谓经验，再加上当时派性严重，各级、各单位领导干部出来很少，组织不健全，当时实际上是群众组织在“清队”，“左”的思想严重，这就使全省在“清队”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使大批干部、党员、尤其是地下党和一些群众无辜遭受打击迫害，甚至致残致死。不少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失去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才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在“--打三反”运动中，我们根据下边报的材料，没有组织调查，错定了商洛、安康所谓“刘总师”反革命暴乱案，错判、错杀了入，错误极其严重。造成这起冤案的责任在省革委，主要在我。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彻底平反了这一冤案，处理了遗留问题，我完全拥护，我永远牢记这个惨痛的血的教训。

二是，我在思想上接受当时一些文件上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是所谓“黑线”、“反革命老巢”等错误观点，对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的问题，形成错误的看法，多次错误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李启明、赵守一、刘澜涛等领导同志。尤为严重的是，一九六八年十月，经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决定，把西北局、省、市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监护审查。当时，虽然有把这些干部保护起来，免被乱揪乱斗的想法，但在实际监护过程中，事与愿违，把这些同志当成敌人看待，采取法西斯手段，使这些同志一的身体、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这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尽管当时我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我要负主要责任。我对不起这些老同志，再次诚恳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三是，在解放、使用干部的工作中，一九六八年以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在一九六九年研究—些干部的审查结论时，因为当时群众组织头脑热，他们无限上纲，还要取得他们的所谓谅解才能解放。军宣队那时头脑也热，我感到问题大，经与军队同志商量，同意能出来的先出来，结论和处理停一下。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以后，又进行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处在“左”的错误情况下，许多同志的结论还是作错了，对一些同志的安排使用也很不恰当，特别是西北局、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干部未能及早出来和分配工作。当时，我们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老干部的治历史怎样作结论的问题。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总理陪同外宾来西安时，我向总理汇报请示过这个问题，总理指示，这不是一个省的问题，你们拖一拖，由中组部研究几条杠杠，中央发个文件下来。现在，有的可以下去蹲点，有的可以先分配一般的工作，等中央文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央一直未能发文件，我们总等文件，也使许多老同志的工作问题拖延了时间。当我们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完全可以尽快解决，由于我受“左”的思想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框框不敢突破，致使许多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没有及时彻底平反、昭雪，迟迟没有解放和分配适当工作，这是我的严重错误造成的。

四是，由于自己有私心杂念，怕字当头，同老同志接触很少，甚至不敢接触，对他们生活上关心更差。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写信或捎话，要同我谈一些问题，我采取回避态度，伤了这些同志的感情。我对老同志的冷淡态度，丧失了对老同志的阶级感情，使我严重地脱离了老干部，脱离了群众。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大批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我是有重大责任的。陕西的干部群众对我提出的批评意见，我诚恳接受。


（三） 关于对待陕西的帮派势力问题上的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的帮派势力与林彪、“四人帮”上下呼应，干了大量坏事，对陕西的工作和生产破坏极为严重。我虽然对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在有些问题上有感觉，不满意，尤其是对“闹派”人物的所作所为很反感。但是，由于当时的错误路线和他们的政治压力，加上我政治上软弱，斗争性差，有私心杂念，不敢坚持原则，做了不少错事，犯过不少错误。

一是错误地迁移了延安“四八”烈士陵墓。一九六八年刚刚成立省革委会，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下，形式主义之风盛行，到处修建毛主席纪念馆。省革委会在群众组织头头的压力下，也决定在西安和延安修建毛主席纪念馆。当时，群众组织的头头提出，延安的纪念馆要建到清凉山上，并要修三十五米高，象征着毛主席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等。事后，组织了一些干部专门做这项工作，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提出，在清凉山上修建，施工困难，工程量大，投资也多。在王家坪修要容易，但要迁“四八”烈士陵墓。经过省革委讨论，就决定在王家坪修，把烈士墓迁到别处。后来，由于中央的制止，纪念馆只打了地基未搞成，但陵园已迁。这件事是在压力下做的，但错误是严重的，破坏了庄严的烈士陵园，违背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感情，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烈士的英灵。

一是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当时，“四人帮”在陕西的帮派势力猖狂向省委进攻，攻击省委贯彻《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开展“三批-清”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思想上不同意群众组织头头的看法。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召开的省革委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意见分歧很大，斗争很激烈，我们害怕在这个问题上搞僵，引起全省观乱，因而对帮派势力作了妥协退让，我在会议讲话中违心地承认“三批一清”是“实际上批了群众，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反潮流精神，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结果，各地的帮派势力利用了这些话向各级党委施加压力，批判他们，在金省造成很坏的影响。

三是没有顶住“闹派”人物要官要权的活动。在“四人帮”的煽动下，“闹派”人物要官要权的话动是很猖狂的。在这方面，。我们省委同他们是有斗争的。曾研究确定，省委常委不能进，办公厅、一组织部、公安局不能进， 这就是当时“闹派”人物攻击我们搞的“三点一线”。还确定运动中间不解决他们的所谓组织问题。但是，我们又没有完全顶住他们的压力，作了一些妥协、让步。比如，一九七四年以省革委中“闹派”人物为主，成立了几个批林批孔调查组，进驻一些省级机关和咸阳、榆林地区，严重地干扰了这些单位的工作。又如，一九七四年底到一九七六年初，我们又把省革委中的“闹派”人物在地区或他们所在单位安排了实职工作，在全省带了坏头。在这些问题上，内心是不同意的，采取“拖”的办法，他们攻一攻，我们就让一让，违背了党的原则，使一些“闹派”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要官要权的目的。

四是没有识破“四人帮”插手陕西工作的阴谋。一九七三年八月到一九七五年初，“四人帮”几次插手陕西工作，省委，特别是我，害怕他们整人，也执行了他们的东西百如反党分子江青一九七五年给我和霍士廉同志转来一些油莎豆、玉米和向日葵种子，我们派人进行具体布置，并进行了一些错误的宣扬活动，还将情况几次用我和士廉两人或我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江青汇报过。在学习所谓无产专政理论时，江青还寄来十几份所谓学习材料，妄图捞取政治资本，我们常委进行了学习讨论，并给江青写信汇报过。再如，一九七三年八月，王洪文、张春桥提出，要我们把王洪文的帮兄弟张育生（当时在汉中的一个工厂工作）提拔到省上工作。我们派人了解后，发现此人表现不好，就放下了。后来，王洪文又提出此事，我们就不敢拖了，但又不想在省里安排，就把张育生安排为汉中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给地区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


（四） 关于在揭批“四人帮”问题上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我思想上极其高兴，发自内心的拥护。多年来，运动一个接一个，不断折腾，经常反复，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把党的各级组织搞乱了，把经济工作搞乱了。那时，我的心情是很忧虑的。尤其是到一九七六年感到没有信心了。心想，形势刚收住，又要搞乱，何时是了？“四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人民无宁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党、国家、人民有了希望，从此，可以好好干工作了。但是，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严重存在，也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使全党的工作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当时，我和省委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还认识不清，也没有认识到华国锋同志的严重错误，对当时一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是执行了的，使陕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主要错误是：当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到联系陕西实际的时候，我在一些问题上，主要是对胡炜等“三副”以及省委内部一些同志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够，顾虑较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压抑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的严重危害，也不敢旗帜鲜明地进行纠正，丧失了时机，致使陕西的形势发展比较缓慢，没有跟上全国拨乱反正的步伐。

所谓“三副”，一是指原省委书记，二十一军军长胡炜，一九七三年十月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二是指原省委书记吴桂贤，一九七三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七四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三是指原陕西省工会主席姚连蔚，一九七五年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这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或罪行，比如，胡炜在陕西支左期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吴桂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意“闹派”人物的一些错误观点；至于姚连蔚，是造反派头头，有人命案，而且作风败坏。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不少干部群众开始揭批他（她）们的问题，这本来是斗争的必然。但是，由于我对他（她）们在陕西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错误地认为他（她）们的主要问题在北京。还因为胡炜是当时支“左”负责人，怕批了“三支两军”，重新挑起派性；加之和胡炜等一起工作了五、六年，怕牵连到自己；同时，自己错误地接受过去“翻烧饼”的教训，怕批不准，处理不当，将来再纠正。总之，没有看到揭批“三副”对联系陕西实际，揭批“四人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求稳怕乱，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严重影响揭批运动的深入发展。

当时，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思想上背了不少包袱，一是认为自己都是按当时中央文件办的，没有什么新创造；二是觉得陕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少，折腾也少一点；三是认为自己虽然在台上工作，但日子也不好过，今天批过来，明天批过去，工作没少干，检讨没少做。因此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结果，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较长的时间内，我未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地检查，也没有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揭批。这也是揭批“四人帮”斗争深入不下去的重要原因。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对错误的进一步检查和认识，由于自己对中央的文件学习的不好，加之自己认识水平有限，对错误的检查、认识还要进一步提高，恳请组织上继续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当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的工作，从政治到经济，从组织到思想，各方面都执行了“左”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就错误的内容还是造成的严重后果都不限于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我是省委、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仅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而且对于省委的错误也要负主要责任，同时，对于省委其他同志的错误，对于下级机关因执行省委或我的错误东西做了错事的，我也要承担责任。

我是党培养了几十年的干部，主观上是想在党的领导下把工作搞好，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处境下，自己也总想干些工作，想使干部少挨点整，生产少受点损失，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值得自己永远记取。

首先，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长期以来，自己习惯于事务主义，满足于忙忙碌碌干工作，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很不认真、不刻苦。因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识别是非的能力非常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对毛主席、党中央是深信不疑的，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无条件执行的。当毛主席离开马列主义，执行“左”的错误时，自己一是分不清正确与否；二是有些事情想不通，不理解，但又觉得中央、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是从全局考虑的，就盲目地接受并执行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确实是很想不通，到处乱揪乱斗，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生活，思想上非常苦闷。当时唯一的思想就是 信毛主席。毛主席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就真心诚意地作过多次检讨。另一方面，当林彪、“四人帮”大搞反革命两面派，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代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时，自己往往是非不分，上当受骗。结果，虽然无心损害党的事业，但实际上却办了不少危害党的事业的错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必然犯错误。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教训。

其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政治坚定，敢于坚持原则，勇于为保卫革命利益而斗争，无私才能无畏。我虽然入党几十年，但世界观改造不好，有私心杂念。因此，自己在政治上软，斗争性差，对正确的东西不敢大胆坚持，对错误的东西也不敢大胆抵制，甚至随波逐流。比如，对反党分子江青，我思想上是很反感的，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坏，对她以个人名义送材料、送东西，自己虽认为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又害怕她整人，怕把全省搞乱。因此，不敢抵制这种错误作法，都照办了。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同“闹派”人物的斗争，对待老干部的错误态度，都反映了自己的私心杂念，怕字当头，党性不纯，丧失了党的原则，所有这些，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都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我要十分警惕和消除“左”的思想影响。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已有“左”的错误，后来随着不断反“右”，发展越来越严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长期以来，。这种“左”的思想对我影响很深，用“左”的观点观查事物，指导工作，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过去，自己对这个问题不认识，总认为是跟不上形势，是右倾保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拨乱反正，全面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才把自己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右错误都会出现，但长期以来，对党的事业危害最大的主要是“左”的错误。特别对于我，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头脑，十分注意克服“左”的错误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在实践中避免犯方向性错误。

这次整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我决心深入学习《邓小平文选》，深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件、指示，深入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认真地、彻底地检查、纠正思想上“左”的错误，从思想到感情上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改造世界观，克服个人主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在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振作精神，尽自己的能力，继续为党做一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