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摘录69-76年】

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8.00.00 为[03.27]

中央首长2月4日接见滕海清同志时的指示
1969.02.04



【滕海清同志1969年2月8日在常委扩大会上传达记录整理】


2月4日晚8时至12时，中央文革碰头会同志，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汪东兴、温玉成同志接见了滕海清同志。现将滕司令员传达记录整理如下：

我简单的向中央文革汇报了自治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首长对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了解的，非常关心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对内蒙各族人民和解放军给了很高的评价。当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缺点。下边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


康老：你们10月3日的电报，请示增加副主任、常委、委员问题，我看过了。我认为增加副主任、常委还要再看一看，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再增加更有把握些，所以没有批。不仅内蒙一个地区没批，其他省市早报了也没有批，包括北京、上海报来的也没有批。

姚文元同志：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搞的比较早，也有不少经验。

康老：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付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

谢富治同志：乌兰夫包庇了不少坏人。

这时，康老拿出了分电报说，你们发了个电报，说我们对挖内人党问题有个电报指示，我没记得发过这么个电报，是不是我们内部传达的。

总理：你们不要把我们某些讲话作为指示。滕说中央的批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总理：内蒙很复杂，内部有敌人，外部有修正主义。乌兰夫在内蒙搞了20年，他要搞独立王国。内蒙问题，要全部解决，有个时间问题。你们时间不长，搞的不错嘛。你们不要太急了。中央从来没有催你们，有些地方，我们说他们怕步子太慢了，你们那儿，我们怕步子太快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学习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江青同志：革委会刚建立起来，混进少数坏人是难免的，只要领导心中有数，没有什么了不起。对这些坏人可以不采取很快做组织处理，防止反扑。

张春桥同志：你们内蒙形势好，对这些人处理没什么影响，在其他地区可能有反复。

张春桥同志：不要只看内蒙问题，可能对外部有影响，起码对山西有影响。要顾全大局，防止阶级敌人对革委会个个击破。

江青同志：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

总理：对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也要做争取教育，总会有个别分子起义。

江青同志：内人党一般党徒，只要登记清楚，就行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谢富治同志：内人党哪里是共产党，哪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

康老：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样的部队要改造，那有内人党的部队，你们能掌握吗？

江青同志：你们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

康老：内蒙就像拉丁美洲的智利那样长，打起仗来怎么指挥？

总理：已经有了个决定，准备把两头划出去。

康老：有这个决定，我还不知道。

总理：文化大革命以来，内蒙跑了多少人？蒙族有多少？

滕司令员说：没跑几个，蒙族有140多万人。

总理：你们比新疆少数民族还少嘛。

康老：内蒙归北京军区领导，还是单独的？

总理：早就划给北京军区了。

康老：谢富治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应该管。毛主席接见时你把滕海清同志忘了。

总理：你们在北京开会，对内人党问题要很好的研究一下。你们搞了个文件还不够，要搞一个好的文件给我们看一下。

康老：对一般党徒，要教育。蒙古族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加入内人党多数是受蒙蔽的。要教育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蒙古族干部要培养，革委会要吸收一些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参加进来。

春桥同志：这个问题怎么搞法，又不能脱离生产，是否采取轮换办法。

张春桥：我看内蒙古日报报头上没有蒙文，新疆日报有维吾尔文。

总理：不要使人感到，乌兰夫打倒了，蒙文也不要了。现在内蒙是不是用斯拉夫文？

江青同志：乌兰夫会不会讲蒙古话？

总理：不会讲。

总理：内蒙是很复杂的，敌人很多。

康老：边防线这么长，敌人到处可以跑。

江青同志：现在有通过沙漠的汽车。

伯达同志：草原要很好保护，赫鲁晓夫把草原破坏了，现在还未恢复。

总理：要很好的保护草原。

法宪同志：包头有几个国防工厂，要好好抓一下。

总理：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完不成，你们产值也完不成。

黄总长：你们要什么干部，写报告，可以调。

张春桥同志：工厂有的工人领袖，要把他们提起来。

康老：包头工业要抓一下。

总理：乌达问题解决了没有？

滕说：解决了。

总理：河西公司问题解决了没有？

滕说：两派已经联合起来，科研已经出了产品。

康老：河西公司我总感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总理：他们搞不好，对国家影响很大。

康老：呼三司头头叫什么？

总理：郝广德，现在怎么样？学生，开始造反时是有贡献的，但要注意他们爱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滕司令员说：已经下放劳动了。

总理：对，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们把劳改农场人员分散到各地，这个办法好。

康老：高锦明的错误很严重，历史问题不清楚，还有三反言论，去年又搞了反复。

总理：高锦明搞反复，当时你们常委怎么样？现在转过来了没有？

康老：高锦明搞反复，就是看文流看多了，这样他必然要犯错误。历次群众运动总要出些毛病，是不可避免的。高锦明对文流问题看到了对你们有好处，使你们有警惕。

总理：地方现在结合了多少干部？对结合的干部要有个政策。

春桥同志：地方干部胆子小，不敢大胆工作，你们要知道，人家犯了错误，怕再犯错误。

总理：对这些干部要有个政策。

康老：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

滕海清同志来北京很长时间了。一方面，我们工作安排不好，另方面，我们感到内蒙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主要的。

滕司令员说：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搞不搞？

总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毛主席已经批了。

滕司令员说：国家没有给钱和物资。

总理：那好办，可以报一下。

春桥；内蒙形势很好，清理阶级队伍成绩很大，应当肯定。

康老：运动中出现些支流是难免的。高锦明的错误严重，要做检查。要把内人党组织搞垮、搞臭，打击少数，教育多数。

总理问滕海清同志，你最近就回去吗？

春桥：他回去一下有好处。出来后谣言很多。


2月3日还向军委办事组作了汇报，黄总长对军队工作有不少指示，另外给军区传达。

滕说，中央对我们的工作，再三鼓励，我们不要骄傲自满。在北京已经给盟市负责同志讲了这个问题。


 	1969年2月

韩先楚皮定均在福州军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韩先楚 皮定均
1969.02.05


韩先楚皮定均在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会支左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晚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韩先楚讲话：


我这里再讲几个问题。

1、第一天会议的简报我看了，好话太多。讲好话，讲坏话都要分析。一个共产党员，要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有的人什么好话都讲，到时候反你最厉害。我第一次讲话，个别同志是不是真正想通了？我的讲话跟党中央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有缺点，能够把问题摆出来，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做好党的事业，我们有的事情下面没有讲下去，有的不敢传达，有的各取所需。第一次讲话，简报上讲没有一个不对的地方，我自己心里很不安，不要人家说好话，不要冲昏头脑，要找差距，工作做好是应该的，工作做不好是不应该的。好话坏话都要分析，绝大部分是好同志，是不是个别同志还想不通，实际上是想不通，说是通了，那样不好。

2、纠察队要少搞，纠察队要精干，看管敌人，保护工厂的机器，可以多组织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把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军队宣传队搞好。报纸各级抓得不紧，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来搞。报社的人员要到下面去，到学校、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社论要看上面的，看中央、中央文革，要有针对性。报社的改革、建设，都要注意搞，《福建日报》的发行要扩大，生产队都要订。纠察队不要搞逼、供、信，我们军区枪毙一个人要经过中央批准的。最近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一个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发”，支左部队要很好地看，很好地学习，要教育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要用党的政策来教育他们。黑帮的子弟谁也不理他，也没有人管，他感到孤立嘛，青年人嘛，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过去有的人把自己的父亲都杀了，自己家里的土地都分了。主席讲了，反动的文人还要给他们出路，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绝大部份还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的同志穿了一件白衣服，怕接近他们沾黑了，不去教育改造人家，张孤梅死了，他有孩子也要照顾嘛。

3、人民群众来信，干部、战士来信要提倡，要引导他们关心军队的建设。有的人告状了，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小的事情要在本单位解决，要看民主空气好不好。

4、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决不允许搞小动作，搞背后的活动，每一个大单位可以查出几个的。总部取消了要用“三代会”来代替，有的总部明取消，暗的没有取消。是公开活动好，还是暗地活动好，我们老是感到人家派性作怪，你又不去分析一下。他们出小报，有好处，可传达中央的声音，他们不是正式的，不是代替官方的。“三代会”要搞起来，要有专门人管这个事。

5、个别单位有的人有了错误向上级检查很好。对自己部队，向群众就不敢讲，要做好部队的工作，向群众检查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路线斗争，团结与斗争是对立的统一，不能光讲团结，不讲斗争，从斗争当中去求团结。听了皮副司令讲话，我们主观上也是想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但是对部队领导教育，对同志的帮助不大，教育抓得不紧。不仅在支左中有缺点错误，而且在各项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有错就改，改了就好嘛！就怕有的人阳奉阴违。有话要摆到桌面上，这就好办了。不要搞文件了，讲得有缺点大家提出，讲好了还可以，但是讲错了问题就大。支左中有错误与领导有关系，除个别少数坏人以外，大多数的干部、战士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要多商量，多提意见，我喜欢当面提出来，工作要认真去做。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一个办法，要到有薄弱环节的地方，到先进的地方，要先派一些同志去摸一摸，然后再去开各种座谈会。你们要多反映情况，不要自作主张，这样才会少犯错误。

大家一定要按着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记录稿，可能有错有漏，仅供参考）



皮定均讲话：


同志们：

军区召开支左工作会议，从二月一日开始，到今天已经开了五天了、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加强军队的责任感，更好地完成斗、批、改任务。大家以毛主席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联系思想实际，联系本地区工作情况，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韩司令讲了话，大家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肯定了大好形势，肯定了成绩，揭发了一些存在问题。有的班子不纯，有的专政队伍违反政策，扩大了打击面，以及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同志们认识清楚了，看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挖到了问题的基本根源。经过这次讨论、学习，也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会议，是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会议，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会议，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是突出一个“忠”字的会议，是对自己突出一个“严”字的会议。会议要解决的问题，韩司令已经讲了。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我完全同意韩司令的讲话。

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必须在群众中反复讲，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广大群众牢牢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教导很多，林副主席讲的很多，我们过去讲少了，尤其没有结合福建的情况来讲。讲也讲一些，但是还不够。韩司令讲，他有责任，韩司令六七年、六八年没有在家，主要责任是在家的，主要是我。我们没有把路线斗争问题提到重大问题上教育部队。要讲讲福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建国以来政治、思想、经济、组织、军事上各方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因为这样，也就揭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福建问题，就要讲到刘少奇在福建代理人叶飞也必然要讲到军区韩司令与叶飞斗争的经过。路线斗争的问题，去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韩司令专门讲了一段。他讲了叶飞的罪行，没有讲他与叶飞的斗争。叶飞的每个错误，韩司令都作斗争，也就是讲了福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有利于肃清叶飞的流毒。有一些根本的情况，大家不知道，现在从反映的情况来讲，部队、地方，关于叶飞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讲得少，讲不多，这是错误的，叶飞在福建，有他一定的影响。韩司令讲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听懂。从这段工作看，好像没有听懂，没有很好传达也没有很好学习。那一次，同志们认真学习，很好传达，可能这一次犯错误少一些。主席的指示要经常讲，反复讲。我着重讲四点。


一、韩司令到军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决同叶飞作斗争。


我过去在战争年代里，没有同叶飞工作过，不认识这个人。到了山东，四七年以后，才认识他。当时他说他有什么高血压，我也不懂得什么血压高。是他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军阀主义作风时，我才认识他。对他不了解。我调福建来，在华东知道这个人的一些情况，一九五三年，我不愿意来。后来说福建面临金门、台湾，要解放金门、台湾，不来，就是怕死鬼，就这样，我就来福建。到了福建，叶飞讲话腔调有时高，有时低，我就听不惯这种腔调。我们这样大老粗，讲话像打篮球一样，讲完就算了。当时，好多副司令和叶飞合不来，都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我想各种办法离开福建。五五年我去学习班学习文化，五七年至六○年学习了三年，又没有排脱，我是不想到福建来，与这些人在一起，没有多大好处。最后叶飞还给我加了一个罪名，说是饶嫩石路线的人。饶嫩石这个人从来不认识、从来没有与他讲过话。什么是饶嫩石路线的人？很奇怪。叶飞这个人，不好相处，脾气摸不着，好起来什么都行，不好，什么都不行。自己感到很复杂。叶飞这个带兵不懂得带兵，又不懂得建设军队，到群众工作，他不懂得种庄稼，到群众家里去，没有他庇股坐的地方。对这个人的大节，我没有像韩司令看的深，更没有与他作斗争。叶、范、候是刘少奇在福建省的代理人，叶飞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派，范式人是叛徒，候振亚是叛徒。这一小撮，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是按刘少奇的指示办事。叶飞把福建看成独立王国。一九五五年，彭德怀来福建，说要搞七十二个营。我就对叶飞说，在旧社会，你就是闽候王了，他说，就是闽候王。他是福建省的大恶霸。这里我讲几件事。

1、韩司令五八年来福建。这一年，叶飞在大跃进中，是弄虚作假的一年，是大暴露的一年。韩司令是坚决反对他的。这一年，叶飞报粮食产量一百八十亿斤，实际上八十亿斤还没有超过。叶飞有没有根据？他就吹一百八十亿斤。征购粮他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这个政策，对群众是什么态度。他说：“我死不如他死”，他是站在什么立场、观点讲话的？叶飞大搞拔白旗，插红旗，打击人。对党的政策，他就是左右摇摆。纠正“五风”，他又从极“左”到极右，他说：“大跃进是大跃退，不是中国老百姓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否定大跃进，实际上，福建是他搞的“五风”。五八年，他大吹一年。我专门回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看一看，很糟糕。有的地区，说一亩地一万斤，我去一看，摇头，不相信。有的说一亩地多少万斤，风都吹不进去啊？我去一看，讲了一些道理风吹不进去，水怎么能进去啊？后来叶飞又全盘否定。韩司令反对叶飞的作法。韩司令这种做法，是维护总路线，捍卫三面红旗的；叶飞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三面红旗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韩司令在干部会议上，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总路线问题，他说地方上犯了缺点、错误，军队有意见，要按组织反映，要支持地方克服困难。叶飞推行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十无”，美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知名人士。这时，韩司令批评他这样做不对。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韩司令到福安等许多地方作了调查。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韩司令与叶飞作过斗争。叶飞不但不接受，反过来，说韩司令是右倾，是反对三面红旗。到底是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面这些问题很清楚，真正反对三面红旗的是叶飞。

2、五八年金门炮战，叶飞不顾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要从一线调九个团到三明、龙岩大炼钢铁。韩司令不同意他这个做法，那时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匪帮要反攻大陆。调那么多部队要请示中央，才能调动。作为军队这是正常的。叶飞就胡搞。韩司令提出说，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要维护党的军权。叶飞要“先斩后奏”，他要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就是为了这件事，军区报告了中央军委，得罪了他，他有意见，不满意，在地方、军队干部会议上说：我这个政委，连部队都调不动，算什么政委，我这个上将不要了，政委也不要了。九个团，我们福建能有多少个九个团。本来韩司今到福建，中央就交代叶飞管地方，军队工作由韩司令主持。这就很明确，叶飞就不能包揽军区大权。

六○年时，他不是以上将的身份，以政委的身份，而是由省委出面，把省委驾于军区党委之上，不要军区党委，不经过军区党委怎么行呢？叶飞胡搞。

毛主席在北戴河就批评叶飞。叶飞说要搞一百万顿钢，主席讲，你福建搞一百万顿钢做什么？叶飞也不知道搞一百万顿钢要搞多少东西。他尽吹福建顶好几个国家。毛主席对叶飞批评，证明韩司令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维护党的原则。在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叶飞，刘少奇却表扬了叶飞。叶飞对毛主席的批评是无动于衷的，对刘少奇的表扬，却沾沾自喜。

3、叶飞主管地方工作之后，为了控制军队，企图把军队拉到自己手里、他说，地方党委要敢于领导军队，问莆田县委敢不敢领导二十八军？厦门袁改敢不敢领导三十一军？韩司令说，军队与地方要互相支持，军队对地方同级党委要尊重。韩司令讲，中央军委住在北京街道，街道支部能不能领导军委？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是维护军队威信的问题，维护党的军权问题。叶飞实际上要夺中央军委的权。六四年、六五年的时候，他出了新花样，他公开讲，我们军队准备应付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当骨干。叶飞讲，我要组织第二野战军。你这个第三野战军，是属谁领导的？我听了很生气。

4、叶飞是逃跑主义者。在战略部署上，叶飞是按彭德怀一套搞的。林副主席说，彭德怀是打烂仗的办法。叶飞五四年有个作战计划 是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搞的计划。韩司令来福建以后，看了叶飞搞的作战方案，不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符合林副主席指示的精神，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韩司令就与大家研究，搞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给了叶飞看，叶飞讲，这个计划还可以，他没有意见。可是六○年肃清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流毒时，叶飞自己搞的作战计划，是错误的。韩司令搞了一个计划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叶飞在一次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搞突然袭击，说他没有看过作战计划。他这一来，就是说，作战计划，政委都没有看过，你不是单纯军事观点吗？后来从作战部拿出作战计划，一查，叶飞是看过的。一拿出作战计划，他没有话讲了，他扯谎，他就是搞这个名堂。

六○年底，叶飞给韩司令加上了种种罪名，什么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彭黄分子沾边的，等等。韩司令一来福建，原来我们两个也不认识。在朝鲜，听说西线有个韩司令，也没有见过，只听说这个人很厉害。自己想，两个人能不能合在一起工作？彭德怀当副总司令时，搞了百团大战（我当时当团长），搞得稀里糊涂。我来福建时，彭德怀跟我说，你最主要的到闽江口去看一看。我一来，就赶快到闽江口看，一看，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呀！韩司令来到福建，一见面，就讲起来了，韩司令一直是和彭黄作斗争的，叶飞是搞罪名加上去的，请同志们注意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利用极“左”思潮，军里一些坏家伙搞了一些什么“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这一些东西无非还是叶飞六○年加的罪名。当时叶飞拿省委帮助军区，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叶飞这个人哪，要先和他比一比本事，是在他的手下他才行的。这个人不是讲阶级路线，不是讲对人民负责。过去人家说：“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实际上他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后来军委说要纠正，对韩司令斗争是不对的，他马马虎虎做了检讨，他那个检讨是别人写的，拿给他看，他连看也不看，就送到中央去了。

5、在干部路线上，韩司令与叶飞作过斗争的，这一点很明显。叶飞只要亲他就行，他重才轻德，他不讲阶级出身，只要会讲会写就可以，听我的话就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听他的话就要受打击，他排斥工农干部。在几次会议上，他说我单纯军事观点，我说“单纯什么东西呀！”他就是重用他过去的老部下，那帮人。郑重、张传生，他就是重用这些人。张传生是个地主羔子，当时他的地主父亲为了留种，把羔子搞出去了。韩司令批评过叶飞，说：“你弄这两个人，对党不负责任的”。叶飞还把王于耕要搞上教育厅当个厅长。叶飞搞名堂，对工农干部打击排斥，他对刘永生同志打击迫害，讲刘永生只能当个营长，说他是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刘永生是闽西的老同志，韩司令给叶飞指出，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对待老干部。对本地干部。叶飞不重视，他就是找一些拍马屁的人。韩司令刚来福建，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干部当县长。韩司令六五年在武汉时，韩司令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主席送出来，讲：“感谢韩先楚同志的帮助。”叶飞就是靠几个南下干部，南下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总是要用地方干部，在闽西开会要讲三次话，普通话讲一次，本地的官话讲一次，本地的土话还要讲一次。

6、他歪曲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毛主席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叶飞在厦门会议上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讲的就是要我们在打仗时灵活机动。叶飞要讲之前，我首先就跟他说：“你要讲就不能讲‘走’，在海岛上有×××军，×××军的一线部队，你这样一讲，打起仗来就走了。林副主席讲‘海上一寸土，好比陆上一座山’，这已经讲到底了嘛。”以后把叶飞的讲话报到中央去了，他这个讲话就是不对的嘛。在民兵工作上，他按照彭德怀的方针，不搞人民战争，对福建省的武装部他很歧视，福建的武装部长搞个县委委员都不容易呀！他与刘培善到北京开会回来，说：“我们国家没有彭德怀这个国防部长就不得了”，福建民兵工作没有搞好。主要是靠人民战争，我们就大抓一顿抵制他们一顿。一九六四，叶飞在晋江县出了个大花样，美国在越南南方搞战略村，他在晋江也搞了个战略村，他破坏民兵工作。当时韩司令坚持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以后搞了武装基干民兵，以后又发展了军民联防，这是全国搞得最早的。济南、广州都来学习这个东西。

7、叶飞在福建搞“独立王国”。他说：“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他把党与群众的关系搞成猫与老鼠的关系。毛主席说，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嘛！那一年开会，韩司令讲话说：“如果第一书记是跟毛主席的你反头头就是反党嘛。如果第一书记不是跟毛主席的，你又是错误的，怎么能够说是反党呢？”叶飞对韩司令这个讲话记得很牢，说韩司令支持省委态度不明确。六○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批评叶飞，还有讲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问题也是批评叶飞的。六○年以来，韩司令就对叶飞进行专门的帮助。韩司令经常对我这样讲，不能人家初一，我们初二，我们要从党的事业出发，他老讲这个话。

从此以后，主席批评叶飞两次，叶飞像没有听到一样。六六年叶飞写了个报告向中央作检讨，毛主席有个批语，说他是“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没有改造，而是根本没有改造”。叶飞从北京回来对主席的批示根本没有传达。总之，两条路线斗争反映 在各个方面。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


叶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红卫兵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炮打司令部》，他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先炮打分司令部（指厅局长）。他对抗毛主席，韩司令是和他作过斗争的。我这里讲几点：

厦门八中到福州来造叶飞的反，要揪王于耕到厦八中去斗，王于耕在厦八中搞过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学生提高了觉悟。认识到王于耕是资产阶级在教育界的代表人物，首先从王于耕开刀。叶飞知道这个事，就赶快叫范式人、侯振亚亲自到厦门去阻挠，也叫军队去阻挠，我们军队不是去阻挠，而是去做宣传工作。叶飞还布置各地怎么办，阻挠红卫兵到福州。他怎么搞的呢？我这里讲几个方面。

1、厦门八中学生到福州来揪王于耕时，韩司令和军区党委就动员叶飞叫王于耕到厦门去，他就是不听，他想尽一切办法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红卫兵要求叶飞接见，韩司令动员他要去接见，对他说：“这是群众”这个时候，叶飞请示了陶铸、谭震林，韩司令叫叶飞去接见群众，有好处，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叶飞为了八中的问题，说有人要把电台砸烂，要我们军队去保护。韩司令一查，根本没有这个事。叶飞对学生运动怕得要死。“八·二九”是怎么来的呢？八月廿九日，把叶飞弄得没有办法，他就到第三会议室，叫刘永生到前面去，刘永生头上没有头发，到外面晒太阳。这个时候韩司令派我去动员叶飞，我就对叶飞说：“你要出去，你不出去怎么行？”他一面打电话问能不能出去，弄得很紧张的样子。八点钟在省委里面去接见了，东海兵也组织好了。东海兵呀，主要是一中的学生，一中是王于耕培养的典型，这些人不知道。这一天郑重把学生叫去保叶飞，与“八·二九”作对，老保就这样保出来了。八·二九小将见了叶飞，叶飞很紧张，对范式人说：“我走了，一切工作由你负责”，象生死离别一样。以后出去了。就回来了。“八·二九”就是这样来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叫作“八·二九”。

2、六六年八月至九月份，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叶飞提出炮打分司令部，转移斗争大方向，蒙混过关，他讲“教育厅是宣传部领导下的”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系统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首先从宣传部开刀，先炮打分司令部，说是“文化教育界执行了反动路线”，他就是往别人身上推。

3、挑动群众斗群众。闽中、闽南红卫兵斗叶飞，叶飞与郑重搞了个“工人赤卫队”（我开始还认为这不错，“赤卫队”嘛，）红军也搞过嘛，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工赤兵”，保叶飞的。“八·二九”造反派是有功劳的，当时都是赤卫队把他们包围着，围攻学生，东海兵也是一样的保叶飞。认识要有个过程。以后，红卫兵要到北京去告状，叶飞不让坐火车，想办法控制他们，红卫兵又到白沙去坐火车。以后又被他们扣回来了。这时韩司令在军区里也批评叶飞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4、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卫兵封闭省委办公厅大楼，叶飞要调军队镇压，韩司令坚决反对，韩司令说：“我们不能去，群众运动是符合大方向的”以后省委要搬到屏山招待所。韩司令说“不能给”，要到后勤招待所，韩司令 说“不能给”，以后他们搞到公安厅，过了二天，叶飞给我打了电话，我一去是在公安厅，他说要架电话，以后我们统统不给。最后没有办法，公安厅造反派起来了，贴了两张大字报，天不亮叶飞就跑了。跑到了马鞍山，伙房也没有。我打了电话说“这是指挥要地，你把省委搞到这里来，我们怎么办哪？”以后我们考虑，这里又是省委的地方，不让他来也不好，就让他来了。以后红卫兵又来了，韩司令经常叫我去打外差，去做工作。

5、六六年“11·23”事件，是叶飞策划的流血事件。当时是“工人赤卫队”总部设在文化宫，造反派砸了工人文化宫抢黑材料，叶飞就叫许多人去看，有的看了还流泪，范式人也去了。“11·24”就组织开大会，反对“11·23”。这一天打了架，流了血。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表了态，支持了红卫兵，叫叶飞负全部责任，这个问题震动很大。

6、六六年底，中央看叶飞不起作用了，福建又是前线，就叫韩司令兼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时省委开会，韩司令就批评叶飞，不符合毛主席指示，叶飞死不悔改。六六年中央工作会议，韩司令就针锋相对地与叶飞作斗争，把叶飞的问题在会上讲了出来，叶飞欺骗中央。军区韩司令一直支持造反派，“革委会”（造反派组织）六七年“1·26”以前军区是支持的，韩司令经常接见他们。“1·26”以后才起了变化。“1·26”以前，有人把干部弄到马尾×××山，开了会，交代了问题。以后回来，就把矛盾指向了军队，这个秘密还没有搞清楚。“革委会”也起了变化，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突出表现出来，在党内军内就更加复杂了。


为什么叶飞刚刚揪出来，就立刻刮了反军风，刮起了反对韩先楚同志的妖风。“一月革命”风暴，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这时，全国大夺权，走资派看军队一介入，权一夺，大势所趋，他们就认为根本问题不在造反派，起主导作用的是军队，就来了个“1·26”，那时，浙江、上海、新疆、西藏不少地方都有“1·26”。我就讲“1·26”是个反动行动，不是革命行动，他把矛头指向军队，人家不好喊“打倒解放军”，不好喊打倒那个排，打倒那个营，打倒那个战士，他就找军队的代表，福州军区就找韩先楚同志，广州军区就找黄永胜同志，南京军区就找许世友同志，沈阳军区就找陈锡联同志。一看全国的情况，我就着急，他妈的！搞军队，军队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福建把矛头就对准韩司令，从广大群众来讲，要打倒韩先楚，群众是受蒙蔽的，他并不懂得嘛！韩司令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敌人是有目的，是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他要破坏文化大革命，首先就要破坏伟大的长城，只有把军队压下去，才能把权夺过去。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资产阶级也懂得，所 以他要搞解放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飞在军内流毒极深，替他说话的有郑克诚、周振祥、李俊海、王锋，还有蒋俊基、孙继争，他们颠倒是非。我们大别山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里养了瞎眼狗”，这帮人就是瞎眼狗，专门咬家里人。他们是野猪，他们会造谣，搞“三百个为什么”、“韩先楚的罪行录”，他们把韩司令与叶飞作斗争说成是个人意气，说韩司令的错误比叶飞重一百倍，韩司令是五八年来福建的，军队原来是叶飞带来的，韩司令原来在第四野战军，对这里的干部也不熟悉，这不是颠倒是非吗？就是借口把军队搞倒。路线斗争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有的甚至说：“韩先楚窝藏叶飞、王于耕”。那时叶飞要写检讨，他说没有地方写，周总理打来个电话，说他住在医院里写材料。这样，这帮狗，瞎眼狗就来咬。叶飞在医院里不写检讨，他在那里打老K。我和廖海光去叫他写，他说“写，写”，走了他就不写了。军队是有人真保叶飞的，还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还有人派汽车去把王于耕今天接到这里，明天接到那里，但是，倒没有人要打倒。韩司令是真正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却说是“保叶飞的”。这帮人要打韩司令，中央表了态，提出不能打倒。这些人顽固不化，王、关、戚在后面操纵，与这帮人勾搭，这帮人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福建有个“五·一六”分部，×××军闽指，×××军有没有呀？现在我们知道后勤部有（闽北尹政委插话：我们那里还有大家伙），他们煽动军内外反对韩司令，反对韩司令不是反对个人的问题，就是反对军队，反对解放军，这是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揪叶飞，他们没有动静，打韩司令他们赤膊上阵。思想上站在叶飞一边。有的是特务分子，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现行反革命，有的是双手沾满贫下中农血鲜的阶级异己分子。李俊海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反共演讲第一名，国民党时他也是反共演讲第一名。还有一个人，想当军区司令，他不打韩司令怎么行呢？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要讲一讲中央对韩司令是什么态度的，重温一下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中央首长一系列的指示。据不完全统计对韩司令的表态有十三次。

(1)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同志给韩先楚同志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以后查清，两张传单是造谣的，总是有反革命的造谣。他们冲军区，这个不是革命行动，要韩司令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司令两天两夜。以后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韩先楚同志这样很好，坐着汽车去接见。”

(2)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总理接见福建赴京代表团讲话时说：“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同志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总理还打电话来讲，新疆、福建出了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影响，福建的形势要特别注意，有什么要报告。

(3)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会议上，陈伯达同志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周总理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总理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显然有反革命分子在挑动的。

(4)六七年九月三日，伯达同志接见福建两派时说：“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5)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八·二九”总司，“革造会”，厦门“革联”、“促联”，伯达同志讲：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不对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6)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总理说“现在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广州揪黄永胜，福州要揪韩先楚，南京要揪许世友，沈阳要揪陈锡联，他们是老将军……’，这是对伟大的军队的诬蔑。”

(7)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革造会”、“军造会”时，（“军造会”是非法组织）总理说：“福建要把矛头对准叶飞，全国对准刘、邓、陶。你们不对准叶飞，打倒韩先楚，台湾在广播了，你们要警惕，敌人欢迎的事总不是好的事。”

(8)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时，问了韩先楚同志身体怎么样……，你是打不倒的。

(9)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部分军队代表时，伯达同志说：“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官，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保卫着祖国。”“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根本要不得，根本错误，中央是反对的。听懂了没有？”周总理讲：“‘九·三’指示不是说明了吗？搞两面派这是刘少奇的作风，彭、罗、陆、杨的作风，在福建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韩先楚，放着叶飞不管，福建的走资派是叶飞，中央的决议里都点了名嘛！你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韩先楚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早就讲了吗？不管怎么，韩先楚中央是保定了。”康生同志说：“中央就是要保韩先楚，保定了！”

(10)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全体同志时，陈伯达同志说：“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吴法宪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11)在中央学习班时，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韩先楚同志，你不是会打仗吗？你同他们打一仗。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主席又讲：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最近，韩司令按照毛主席指示，几次到下面都讲了，韩司令给我们作了榜样。现在有些反复，就是你压了人家才有反复。今天讲了，要象韩司令那样去做好群众工作。不要死不悔改。

(12)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说：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指成立革委会的报告）。

重温这几个问题，毛主席、林副主席，对韩先楚同志作了明确的表态。搞极“左”的是极端有害的，极端错误的，不是值得深思的吗？个别的人转不过来要犯错误，自己要讲清楚，向党内讲清楚。有的还讲“韩司令在漳州的讲话不符合东山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军队有一些人替敌人帮忙，还有没有发现的，现在还做坏事，在阶级斗争中很复杂，要从现象看本质，许多问题看不清楚，中央对这些问题非常明确，这些人为什么胡搞呀，要从两条路线斗争去认识，这些人所作所为，福州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为什么我要列举了这么多事实，为什么这帮人把矛头指向黄永胜、韩先楚、许世友、陈锡联呢？就是要把军队搞垮，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要讲一下，处理“一·二六”、“二·七”的错误问题，这个错误不是韩司令个人问题，是经过军区党委常委统一研究的，当时，我们也有责任，特别是我在政策、策略上考虑不够，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为几件事我出的点子比较多，我们做错了不对，三月中旬较短的时间就发现了，搞到群众头上了，这是不对的。敌人利用旧的公检法，搞群众，我们感到不对头，就开会了，纠正了。当时陈景三出了许多主意，那时，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是他搞来的情况。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问题，特别是泉州的表态问题，他说，那个是造反派，现在看来，是造反派恰恰是保守派，他去检查情况，我们也听他的话，我们警惕性不够“七·二三”事件才感到他有问题。三月十八日。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给康老看了，康老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我们想纠正错误，但是有的地方，有的阻力就很大。现在韩司令讲了，就改了嘛！有的人他错了他就不认错，这就不对嘛！军内外利用我们的错误，我们是要注意的。

我们不是要算账，“反军倒韩”问题，福建军队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叶飞的流毒没有肃清，韩司令不提“反军倒韩”是为了团结群众，但是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在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地方都有一些问题，也有夺权的，也有搞班子的，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要把反军倒韩的头头搞清楚，什么“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这完全是混账逻辑。韩先楚是中央信任的嘛！有人讲×××军，×××军，××军，有问题，就是不持我们的，在他那一边，去年八九个师的干部到四·二Q那里去，还有将军，策划搞“五·一六”，要当“五·一六”的后台。还有的想找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当他的后台，这是大有人在，就有人支持，公开搞一套，背后搞一套，现在还有人不死心，扩大了韩司令的事实，在群众中乱说。就是有师团干部把枪支、子弹送给人家的嘛！这不是家鬼和外鬼牵连起来吗？有许多分区这样搞，挑拨各个部队之间的关系，××师有人要向××师开枪，就有军队丑化解放军的，××师在群众中说××师“这样的面条都不吃，那象军队呀？”有这些问题、那一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你放枪，毛主席支持韩先楚，你打倒韩先楚，毛主席指示清理阶级队伍要对准“九种人”，你去对准群众，不要认为这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有些人，人家喊打倒韩先楚，你也举手，你站在那里去了！人家演反韩节目你上去谢幕，人家开会，你上去登台表态，好多人还代表陆海空军讲话，将来这个账不算吗？这样的解放军是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吗？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中央的表态层层下达，韩司令确实是保护造反派的，韩司令讲话造反派听了流了眼泪。今天在座的要回去了，你们表态是真正的爱护群众，是真正的转过来，还是假转？


四、怎样把这一次会议贯彻好？


这一次一定要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贯彻下去。你们不要要文件了，真正改了就行了，要用各种的方法传达下去，要传达到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去，要传达到所有的支左人员，在部队工作的要传到排以上干部，传达要越快越好。最根本的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指针，结合会议的精神进行传达。

1、要把这次会议传达作为路线斗争学习的动员。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是提高两化建设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是提高“三支” “两军”工作的需要。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要结合实际，使干部、战士真正懂得站在那一边。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就分不清是非，不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就会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2、支左有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作检查，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就想偷偷溜走了，人家群众是不会放的，只有改了才能改得好。领导干部不要担心纠正缺点错误会被敌人利用，只要我们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敌人就利用不了。这里面有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敌人总是要破坏的，有错误不纠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搞破坏，这是不奇怪的，但是要主动向阶级敌人斗争好呢？还是让敌人煽动群众好呢？工作要抓中心问题，就是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是我们的中心。清理阶级队伍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敢于强调，要使运动深入发展，就要靠政策，要坚持这么几条：一是充分发动群众；二是亲自搞调查研究；三是一定要掌握政策。一定把隐蔽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挖出来，一定要把大批判搞起来。

3、春季工作要强调一下，领导班子要搞好，要调整要充实，要更新，要逐步完善，要认真地去摸，各级结合起来，调查研究。搞调查研究要注意向老人调查，要找他们座谈。要把“三代会”搞起来。“三代会”有他们的小报纸，要发挥作用。要解放干部，要让干部在群众中检查好，只有解放干部才能加速把清理阶级队伍搞好。

4、生产一定要搞好。生产搞不好，搞得没有饭吃怎么行呀，已经到了春天了，要抓紧工作。

5、要总结经验，各方面都要抓一个样板，清队要抓一个样板，大批判要抓一个样板，农业生产要抓一个样板，要有样板才能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请同志们抓紧落实，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以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

今天讲的韩司令与叶飞的斗争，是要大讲的。要学习韩司令紧跟中央，敢于斗争，联系群众。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搞“独立王国”，不要“唯我独尊”，请大家要注意。

（记录稿，可能有错误，仅供参考）


来源：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编《造反报》第九、十期（本期六版） 1969年2月24日

来源：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主编《造反报》第九、十期（本期六版）　1969年2月24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接见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山西代表时的重要指示
1969.02.26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1969年2月26日下午5时36分至8时30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参加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

参加接见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有总理、康生、江青、春桥、富治、永胜、玉成同志。中央、中央文革首长重要指示如下：

总理：同志们，今天是春节前夕，我们是革命工作者，做革命工作不过春节，所以把你们留下来，在这里学习。今天有些话我们谈一谈，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来和大家见见面，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来了，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另有工作，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汪东兴同志请假了，其他同志都来了。

(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今天不想多说什么话。现在会议正继续开，冶金会议开了半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以后，其他单位都回去了，就留下山西的四个单位，十三冶、十二冶、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还有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其他省的都回去了，把山西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分裂了。本来是联合的，成立革委会了，当然还是不完善，有些单位，还需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有些单位，必须在原有革委会基础上，根据真正平等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改组革委会，或者补台，或者调整，这个原则对全国来说都是适用的，在你们那儿，也同样适用，但在现在形势下，这一步你们还不能马上实现，要先搞归口大联合，一个厂一个厂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样才能进一步实现革命三结合。

现在，太原、晋中、晋南的侯马、临汾还是需要先把他拖出来的、杀出来的、或者是赶出来的请回来，把这种形势改变过来，不能再分裂了。

大家都要学习解放军，提议先搞个“五不”协议，“五不”就是说话不动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说话要和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了不动枪；做工作不带武器。原则上大家不是都同意了吗?要真心实意地执行。十三冶达成了“五不”协议。上面讲的都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真正实现还需要做细致、认真、艰苦的工作。要真正实现李文忠同志说的四句话：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你们刚才不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嘛!不是喊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就是像李文忠同志那样。因此，今天要按照你们商量的结果，每个单位，一边都推出两个老工人同志，加上军代表一道回去，十三冶已经这样做了，十二冶、太钢、中条山也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选老工人回去宣传落实，因为他们是热爱厂，热爱劳动的，不管你们怎么打架，他们还是在厂里照样劳动，这点他们可以做你们的模范，做你们的榜样。

这次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各厂，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等都要推选出两个老工人，一边一个，还有军代表，每个单位三个人。十二个单位共三十六个人回去。你们冶金会议是四个单位，每个单位回去六个人，共回去二十四个人。

明天是春节，正好他们那个地方放假，工厂放假。我们这里不应当放假嘛!要做工作嘛!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来见见你们。

本来山西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两年前就夺权了，把卫、王、王打倒了，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山西的代理人卫、王、王都打倒了，夺权了。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上海张春桥同志在这里，上海第一个夺权，你们响应的很快。但是两年来，你们好的继续好，不好的还是不好，大同不是很好嘛!六十九军支持，晋东南解决以后搞得很好，阳泉也好。问题是在晋中，首先平遥，有部分人揪住陈永贵闹，谢振华同志去解围，军民关系搞得很好，但是，这个传统没发展，停顿了起来，既然停顿了，我们就要做工作。所以把你们留下来，把你们负责人留下来，今天和大家谈一谈。

总理：杨承效，你回去不回去？(杨：不回去了。)保证不回去？(杨：保证不回去。)你在学习班回去五次，康老很生气。

康生同志：上次在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上，你回去了五次。我赞成你回去，你回去吧！暴露给大家看一看，你杨承效是什么人。你回去我们也不怕你，你自己决定好了，你自己觉得回去好，你可以回去。你回去的次数越多，你的面目也就暴露得越清楚！

总理：你要做好点!康老是谆谆教导你。

康生同志：我们的话对你不发生效力!我已经看你两年了。上次学习班就是你要走就走，要回就回，你来一次，走一次，来来往往的!

总理：姚恩泉同志你回去不回去?(姚恩泉：不回去了。)还有王国太同志，你回去不回去?(王：我来的时候就不想回去。)你们(指大家)都听见了。王国太同志我还没有见过面。你们三位都是头头，要作榜样，不想回去，我们欢迎。

总理：陈广仁同志，你们回去不回去？(陈：保证不回去。)你能保证，敢保证？双方都要做榜样。你是陈广仁、宁以清呢?(宁：保证不回去。)好：希望你们促进。

你们知道两年前的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年前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况？也许你们记得不大清楚，康老记得很清楚，两年前这个时候，正是“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的日子，是吧!就是这个时候，也是春节前夜，正是他们大闹怀仁堂，大搞“二月逆流”的时间。他们跳出来公开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大搞“二月逆流”，大刮翻案风。我们选了今天这个日子来见你们。你们不是反对“二月逆流”吗?那么，你们双方现在就是真正来和我们一道反对真正的“二月逆流”和粉碎“二月逆流”的翻案风。

(群众高呼口号：坚决反对“二月逆流”!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总理：我们反对“二月逆流”，同时也要反对“二月逆流”派生出来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不要在一个山西省革委里搞很多中心。要不要多中心?(大家回答：不要！并高呼：打倒反动的“多中心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但是也不要以我为中心，你搞以我为中心，你一个中心，我一个中心，那还不同样是多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面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只有一个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才是一个中心。不论任何地方，谁在搞以他那个地方的某个人为首的中心，那都是错误的。

过去的总参，杨成武自己搞大树特树，国防科委×××搞以×××为中心的国防科委，这些都是错误的，都反对了，都是要批判的。

山西也要好好吸取这个事情的教训。山西省有很多“多中心”的思想，你们要反对。希望你们老工人回去，要好好宣传，推动每个企业的革命大联合。十三冶也好，十二冶也好，太钢也好，中条山也好，“八·一五”会议的有关单位也好，也是如此，都要做出模范，如果你们宣传发生困难，就需要推荐一些人来开会，来参加学习，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问题学通。(大家：对！)产生困难就学习，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政策，学好了再回去，没学习好就不回去。

对于会议这样一个形势，我们不要求一下子就那么顺利。十三冶、十二冶同志回去，情形可能好一些。不好也不要紧，但是我们也准备了，如果通过你们本厂工人同志的努力，山西人民解放军同志的努力，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努力，问题就可以解决。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自己要很好讲一下子，要一碗水端平，如果还不行，我们就要动员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去促你们，向你们提出要求。刚才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同志们商量的就是这个事情。

今天不打算说太多的话，就是希望你们搞好归口大联合，你们要推动本厂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没有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要搞好革命三结合，已经实现三结合的，有的要在那个基础上，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平等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进行革委会的改组、调整或者补台，正式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没成立的就成立，就是这个意思。

除了回去的同志，其他更多的人继续在这里开会、学习，要真正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到手。学了要会用，要见之于实践，一切应该见之于行动。

就讲这些。下面请康生同志讲几句。

康生同志：讲几句。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我没参加，材料没看，没有更多的意见。我想先认识一下，哪几位同志要回去?

总理：老工人有十二个代表。(此时十二冶的四位老工人郝文学、杨佩友、王友文、杨玉禄一齐站起来)

康生同志：你们是哪里的？(杨玉禄：在晋南中条山井港搞铜矿建设的。)工作多久了？(杨：一九五八年到厂的。)十年多了。你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是造反派头头?(郝文学：我不是共产党员，原来是共青团员，我争取入党。接着杨佩友、杨玉禄都说自己是党员。王友文说：我不是党员是群众。)有个同志讲了，不是党员是群众，党员不也是群众嘛!过去这个说法还写在文件上。要讲是非党员，不要讲是群众，这样讲好像党员是一回事，群众是一回事。共产党员也是群众，党员并不是在群众之上的人，以后不要这样讲。

总理：太钢的呢？(梁明玉、梁润身、耿贵福、张克亮站了起来)

康生同志：你四位是一派还是两派?哪个是“新太钢”的？(梁明玉：现在我们都是一派了，大联合了！)大联合很好嘛！你原来是“红太钢”的还是“新太钢”的?过去你们不是那么团结的。你们这几个团结，头头不团结。去年五月间宿舍楼被炸，有没有这回事?那是什么人搞的?(耿贵福：不是宿舍楼，是职工学校大楼被炸，是“决死纵队”给炸的。)决死?他们决死去啦?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承效从学习班跑回去指挥的，以后杨承效回来检讨了这个事情。(杨：我确实不知道。)我还不大相信。

总理：王国太你去了没有?(王：我去了，在后边看热闹。)

康生同志：看来这件事不大光彩，不大高明！你们都说没有参加；好的话，要是光荣的事情，就都说我参加了。

江青同志：破坏国家财产，危害人民生命安全，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耿贵福：有人还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破坏国家财产，危害人民生命安全这怎么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呢？

康生同志：这是刚才得到的消息，现在不说那些了，不算旧账了，你们已经联合了。你们生产怎么样?现在每天出多少？(耿贵福：成立革委会后上去了，去年年底拉出来后又下降了，现在每天出××多吨。)你们井陉的煤用不用？(答：不用)你们按计划每天出多少？(耿：钢每天最多××多吨，铁每天最多×××多吨。)回去以后要说服大家，要抓革命促生产。

江青同志：要归口大联合。(张克亮表示：不抓革命，就不能促生产，回去以后，保证搞好大联合。)

康生同志：你的这个精神好嘛!你们两方面都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按照林副主席讲的，要革自己的命。人家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先联合起来。坏人“新太钢”有(答：有。)“红太钢”也有(答：有。)

江青同志：革命大联合后才能把坏人揪出来。先搞革命大联合。

总理：再联合嘛！

康生同志：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再联合，联合起来后，清理阶级队伍，才能把坏人暴露出来，这不只是太钢的问题，也是山西的问题。

江青：拉出去多少人?(答：一千人。)

总理：要欢迎他们回去，不管是打出去的，拉出去的，跑出去的，都要团结回来，搞大联合。

康生同志：对阶级兄弟要欢迎，他们是受蒙蔽的嘛！杨承效同志应该作检讨，你们发表的那个一月五日的“宣言”，我还想看一看，必要时在全国报纸上登登，让全国人民看一看。(杨承效：我检讨了)

总理：在那次会议上算是检讨了。太钢的同志说啦，回去后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见诸行动，忠不忠看行动。

康生同志：好不好?一定努力做好工作。你(指杨承效)是总司令，下命令叫他们回去。好吧！祝你们工作成功。你们(指梁明玉四人)女士们是共产党员？(梁明玉和梁润身回答是共产党员，耿贵福回答是共青团员，张克亮回答是非党员)你(指梁明玉)多大年纪?(梁：四十九岁了。)比我还小一点。你(指梁润身)什么时候入的党?(梁：一九六一年四月入的党。)你们两个(指梁明玉和耿贵福)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团员。你(指耿贵福)多大年纪？(耿贵福：三十三岁了。)三十三岁还年青力壮。你(指张克亮)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张：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在哪儿?(张：十九岁做工，刚解放就去太钢了。)

总理：中条山的？(此时中条山的四个老工人党春荣、逯良仁、李树龙、孟林昌站起来)

总理：你们四位回去觉得有把握没有？(逯良仁表示，回去后，要贯彻执行“五不”协议。)

康生同志：你们大联合后，为什么又分裂了？研究没研究经验教训?

你们四位是两派还是一派?(答：去年九月四号实现大联合，现在是一派了。)有没有两派？(答：少数个别人退出大联合了。)拉出多少人？(答：一千一百零二人。)一千一百零二人不是少数。哪一位是党员？(孟林昌、逯良仁两人回答是党员)一面一个党员，你们在哪里工作?工龄多少?你们回去后有信心有把握吗？你们想过有困难没有？(逯良仁：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办，战胜一切困难。孟林昌反映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问题)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平反。

总理：公司有多少人？(答：有一万人。)(孟林昌反映，中条山现在有一派压一派的现象)

康生同志：“兵团”有多少人？(答：“兵团”是四千人，“红总站”是六千人，“兵团”人少一点。)那么，一派压一派，哪派压哪派?(孟：现在形成“兵团”力量大一些，军管会支持“兵团”。)哪个部队？(答：四六五五部队。)现在怎么样？回去怎么办?你们应该检查一下。(王世文：我们没有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有我们就检查。)

总理：多数一定不要压少数。要真正平等，按林副主席指示，一碗水要端平。(王：对！)(逯良仁反映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

康生同志：清理阶级队伍要有一个条件，两派要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不然你怎么清理阶级队伍？这派搞了那一派，那派搞了这一派。所以，主要的是先巩固革命大联合，两方面都要作自我批评。林副主席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要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要支一派压一派。大联合搞好了才能清理阶级队伍，才能做到稳、准、狠，特别是准，不然就分不清敌我。(王世文：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两派都参加了，是三结合的。)

总理：出去的人要请他们回来参加。(王世文：去年十二月份产业工人拉出去一部份人，拉出去的是少数、个别的。)

总理：少数，要争取回来，不要把一千多人说成少数。一千多人数目相当大的！你是军代表，怎么和群众说得一样?要让他们回来。

康生：一千多人还是少数？要团结争取回来。你们(指“兵团”)是多数要把他们团结回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

总理：注意，你们是多数，更要团结少数。(李树龙反映，回去以后，还有困难)困难总会有的，你们联合起来事情就好办啰！就是没有大联合好嘛！中央、中央文革，就是要求大家回去做工作。

(当党春荣汇报生产完成情况时)

总理：应该出多少？(答：应出××吨)你们要把那一千多同志欢迎回来。走一千多，还有九千多，为什么生产还缺这么多?“兵团”有多少人？(党：东风矿有一千一百多人。)我问你们整个公司“兵团”有多少人?(答：有五千多人。)

总理：如果五千多人都上班生产，也不会生产这么一点。大联合搞好了，才能把生产搞好。朱互宁同志，李金时同志，今晚回去还要和他们好好谈谈，他们情绪还很对立，包括军代表，从说话中就听出来了！(董成林：我们那里还有拘留所和监狱……)

总理：我们听懂了，你不要说了。袁振同志，这个事与你有关，你要负更大的责任，你也有对立情绪，一直到今天你还没有通，你还是核心小组的哩！我今天点你一下名，你要做工作，他们是受你影响的，听得出来，你们三位(指朱互宁、李金时、袁振同志)要负责任。

总理：太重怎么样?哪几位同志回去?你们三位同志怎么没有坐在一起?(杨长林：我厂在八·一五大会上达成的三结合协议还没有落实。)省革委批准了没有?(杨长林：省革委批准了)你们是哪个观点的?是“兵团”的，还是“红总站”的？(杨长林：不好说，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参加。我们是“东风野战军”)“东风”不是“红总站”的吗?(杨长林：我们不是“东风”，是“东风野战军”)你(指刘信德)是哪一个观点的?(刘：不好说。我是太重“红旗”的。现在是“红总站”的观点)(杨承效：“东风”是另一个组织，“东风野战军”不是那个“东风”。我们和太重“红旗”是一起的。)

总理：哦！你们是杨承效观点的。(总理又向支左的军代表郭永茂)解放军同志回去没有信心?(郭：回去有一部分群众不好作工作)我看条件不成熟，晚回去一点吧!

总理：北京和太原重机的关系很密切，请谢副总理讲讲吧!

谢副总理：我今天开会来得晚了一点，到首都钢铁公司，就是石景山钢铁公司那里去开了一个座谈会。那里工人同志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他们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他们提出不过春节，不仅是连续生产的工人不过春节，不连续生产的工人也不过春节。我们去说服他们，他们正在搞“三自给”大会战。“三自给”就是矿山自给，修理主要部分自给，轧钢自给。矿山自给有困难，一摆问题好多，现在矿厂只能自给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要在年底全部自给，这是一个硬仗。所以我们不过春节。现在有困难，希望山西帮助。矿山别的问题自己能解决，困难就是电铲，电铲就是太重出的，请你们帮助一下。山西的同志，请你们帮助一下好不好?帮助才能打好这场歼灭战。

过去首钢生产不是“三自给”，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伙的把持下，他们不搞矿山，也不搞开坯。现在要搞八·五开坯机，七○○吨大剪刀，碰到许多问题，有许多备件都在你们重型机器厂出，已经派三十多人去了，请求你们帮助，希望你们兄弟厂，帮助我们首钢的工人同志打这个“三自给”的大会战。

今天，我们去说服他们过春节，他们不干。过一天也好，过两天也好，不能四天都上班生产。基本建设队伍不是连续作业的，为什么不过春节？他们说基本建设要先行，更不能过春节。我们左说右说，他们才同意休息一天。请求山西的同志支援。(鼓掌。喊口号：向首都工人阶级学习！向首都工人阶级致敬！坚决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康生同志：听你们讲了讲，你们两派里都有左、中、右。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三年了，你们还没大联合，影响了全国，你们心里好受不好受？脸红不红?理由一讲一大套。现在已经快三年了，你们影响到全国的生产，影响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你们两派都有责任嘛！不能说这一派怎么样，那一派怎么样，两派都有责任，影响到全国的生产，要从这方面想一想，要照顾大局，要照顾全国这个大局。你们那里是个小局，所以你们太重要看到这点，每个人不要从小局想，要服从大局，这就是大局嘛!刚才谢副总理讲了，你们心里不难受吗?谢副总理讲了两种说服，一种就是对首都钢铁公司，要说服他们过春节；另外一种说服，就是在这个会上，说服杨承效不回去，对比对比都是什么情况，你们落后到什么地步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忠于毛主席，口口声声说要反“二月逆流”；真正忠于毛主席，真正反“二月逆流”，应该照顾大局，要照顾到全国生产的大局嘛！刚才总理讲了，我们今天接见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工作做得好，而是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再不搞好大联合，我们就要动员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工人去造你们的反，全国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你们那里去，看你们怎么样!

总理：听到了没有？(众：听到了。)

康生同志：今天见面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再不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听中央、中央文革和总理的指示，我们就要动员全国有关工厂，到你们那里去，他们对你们的气愤太大了，如果你们再不联合，我们就动员他们到你们那里去，看你们怎么办！(鼓掌)山西的大寨是全国出名的，现在工业方面你们也在全国“出名”，全国要造你们的反。大家要从这个大局上着想，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了，你还在那里搞。今年一月五日杨承效还在那里拉队伍，还在那里发“宣言”，搞分裂，这是革命吗？杨承效同志，你这个人我过去是保过你的，是不是保过?那时你是造卫、王、王的反，造陶鲁笳反，那时我们保过你。因为当时另一派的矛头是对准革委会的，我保你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山西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山西的革命问题。现在是另外一回事，要狠狠批评你。前年十二月你从东北回来以后，我看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现在官做大了，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北京卫戍区反映，你在北京有好多杨承效公馆。(杨：没有)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总理：任何单位来的人，只能在中央指定的学习班里学习，你(杨承效)自己不能到处搞联络站，搞联络点，开旅馆，那不行！

康生同志：你(杨承效)花了国家多少钱，自己检查检查。有些工人同志都是很好的，叫你给带坏了。在座的姚恩泉同志，你多大？(姚：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了，王国太同志多大了?(王：二十九岁)也二十九岁了。青年人都叫你带坏了，你要很好地检查一下。(王国太：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斗私批修，互相批评的)要自己在群众中很好地检查，看看怎么样。我不是说另外一派没有缺点，你们自己的缺点、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你们过去“红总站”在山西力量是很大的，比“兵团”力量大嘛!你们应当带个头。(姚恩泉：这次联合我们早就达成了协议，我们原来十七个常委，落选了七个)杨承效带头发个“宣言”嘛！(杨承效：五号发的“宣言”，六号刘格平同志就批评了)，那个批评是不痛不痒的，这个我都知道，刘格平同志敢批评你，你现在是老子天下第一，谁敢批评你。所以大家还是要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人家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陈广仁同志，你们也要作自我批评。(陈：山西没搞好革命我们有责任，十三冶没搞好革命，我们也有责任)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我看现在叫破坏公司，破坏建设。你们(对杨承效)在东北时是在哪里？(答：在富拉尔基)那时搞得很好嘛，你们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恰恰是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一月份你们还拉队伍出来。(王国太：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我们和部队合着一起开的，一起批判刘、陈、刘，准备批斗刘志兰，他们没有给，还说我们打着批判“二月逆流”的幌子开黑会)你们联合起来批斗不就好了吗？(王：有人不让批判，说刘、陈、刘要结合，什么白毛女要翻身)刘志兰的问题中央老早就知道，中央批评了，为了一个刘志兰问题就可以发“宣言”，发“声明”，就破坏大局，不联合了吗？没有大联合怎么批判呢?(王：大联合问题我准备谈一谈)不要谈了，回去时要好好帮助他们实现大联合。你们不要在这里打电话，搞遥控了。(王国太表态)你别说了，好话我听了好多了，现在要看实际。

我们没有多少话讲了。如果你们再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的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了！赞成吗?(热烈鼓掌)(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摘掉山西的落后帽子！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没有把握的先不要回去，带着派性回去更危险。

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给我们讲几句。

江青同志：毛主席有这么一段教导，是在六七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从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我想，山西的问题在这儿。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一说就可以很清楚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领导的阶级。而山西恰恰在领导阶级中闹分裂，闹得影响全国的生产，在这方面同志们就有责任了，就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这几段指示。

工人阶级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呢？刚才我听说他们炸了一幢楼，我觉得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头头的责任是特别重要的。你们已经搞了革委会，山西成立革委会是最早的，现在是落后了。刚才有同志喊口号要摘掉山西的落后帽子，我看就是应该摘掉落后帽子，我相信你们自己能摘掉。不然全国二十八个兄弟省、市都要到你们那里去造你们的反，替你们摘帽子。

康生同志：还要登在全国二十八省、市的报纸上，都要出名，你们要不要出名?包括袁振在内。

江青同志：袁振我是见过的。不是你要释放人吗?你放了吗？听说还抓了些人?(袁振：放过了，那是去年的事情了。)现在还有吗？听说又抓了很多人？(袁振：我在北京开会，不清楚。)

总理：不清楚，你可以问一下他们，今晚上就问一下。

江青同志：山西的问题主要是搞归口大联合，你们要和社会上脱钩。每个厂自己搞自己的，听来听去，山西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不搞生产，到处乱窜，这叫什么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

康生同志：利用“产业工人”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

总理：还在分裂工人阶级，有“产业工人”、“太原工人”、“山西工人”。

江青同志：阶级敌人就是这样，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混进革命队伍里来了。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搞好革命大联合，归口大联合，然后把一小撮坏人揪出来。(鼓掌)我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鬼，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你脑子里没有革命了，他们就破坏生产啦！

康生同志：十三冶有炸药，把楼炸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破坏国家财产。

江青同志：国家财产你们一点也不爱护。(王国太：不是我们炸的)

康生同志：你不要讲了，楼总是炸了，楼是社会主义财产嘛！

江青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两派都讲对方，那还能好?一个产业工人窜来窜去，不在自己厂搞本厂、车间的革命大联合，要干什么？拉起自己的队伍来，拿着国家的工资到处游去了，这种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们的队伍，这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应当反对。

山西的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晋中有一条带子。这条带子的钮扣要自己解。不是说形势不是那么不好，就是晋中、晋南有个侯马，其他地方形势都是很好的。

康生同志：晋中，主要是太原。

江青同志：我是很希望像同志们讲的那样，自己摘掉落后的帽子，追赶兄弟单位，兄弟省、市，我就有这么一点希望。

(全场高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回去的同志要充分注意。过去碰到过这种情况：头头蒙蔽群众，你们坚持中央的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就说你们在北京学习变修了，变成了陈独秀了。这是经常惯用的手法。这种话是反动言论，是反革命言论，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说这种话的人，说你们学修了，变成陈独秀了，变成修正主义了，你们要顶住。即使受蒙蔽说这种话，也是反革命言论。不要受他的蒙蔽，要认识到他是坏人，要坚决顶回去。说这种话的人要不就是受蒙蔽的，要不就是坏人。

第二种手法，说冶金会议报告不准确，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真实，欺骗了中央，因此，他不执行。好像中央就是傻瓜，什么也不懂，这也是反对中央的。

还有一种手法，不管什么协议，说对方执行他才执行；他不执行，反说对方破坏的，自己不作自我批评，把责任推给对方。

你们自己(指汇报团)要做充分的准备。

江青同志：刚才讲中条山出去了一千多人，怎么说是少数、个别的，一千多人是阶级兄弟嘛!要请他们回来。(答：我们欢迎他们回来)一千多人是群众，坏人是少数，个别的。

康生同志：一千多人在部队是一个小团，一个大营，怎么能说是个别？刚才人家说你们支一派压一派，我看是有点道理。(王世文：如果有就改)

康生同志：还说“如果有”，你刚才讲的就有。

总理：王世文同志，你刚才说的话就不那么客观，你等会儿听听曹中南同志讲。我看你有股劲，影响“兵团”的同志的说法也就是那样，我们现在看到了。

请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同志：刚才总理、江青同志、康老都讲了很重要的话，我代表上海工人说几句。上海夺权和山西夺权都在一个月份，夺权我们在先，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你们在先，在这方面你们是先进的。前一段时间上海工人对你们很关心，我们上海没有煤，又没有铁，要靠全国支援。上海用你们的煤，用你们的铁，还有不少工厂要靠和你们搞协作。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我们工人阶级有共同的利益，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上海和山西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刚才谢副总理讲了，举了一个首钢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上海很多。你们听到上海工人生产好，你们高兴；你们搞好了，上海工人就很高兴。上海缺煤，阳泉送来了煤，上海工人阶级就很高兴。上海工人要求你们支援，我很坦率的说，在这两年多时间内，得到你们的支援不多，有时支援一下，大部分时间没有得到你们支持。上海工人阶级是很好的，他们在革命和生产方面是紧跟毛主席的，那里的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分裂成为两大派。在一个工厂，一个公司里有两大派，就全市范围讲没有分裂成为两大派。曾有过多次分裂的危险，但是大家以大局为重，听毛主席的话，经过整风，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把大联合巩固下来了，所以上海没有两派，没有什么“红联站”、“红总站”。上海工人阶级只有一个组织，从六六年底起就是一个组织。正因为这样，他们生产搞得好，去年尽管生产有很大困难，但是到年底，工业总产值创造了上海市一百多年来最高纪录，比最高的六六年超过八亿人民币。这是因为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也懂得马克思的教导：“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难道太原的工人阶级就不解放你们自己?山西的工人阶级你们有那么多的利害冲突解决不了?难道上海的工人与太原的工人有什么本质区别？那么多工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不相信，我看还是毛主席讲的：“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我觉得两派头头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驻山西的部队要直接向工人群众去讲话，不能老在头头之间做工作。做头头的工作我不是不同意，但是只依靠他们，不直接依靠工人群众，问题就解决不了。有些头头是好人，有些头头稀里糊涂，有些头头是坏人，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够呛啦!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群众。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指示向广大群众说清楚，群众会抛弃这些头头。不要认为自己有本事，是谁给你的权利?是群众给你的。群众给了你权利，如果你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谁拥护你?群众就会把你抛弃掉。不顾大局的人，最后一定会脱离群众。在这里开会的头头很多，我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脱离群众够呛了，再不改的话，那就一定要垮台的。现在，山西整个形势是好的，就是太原，晋中有问题，我们希望太原工人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晋中的局势控制起来，不要被少数人控制，这样才会走在前面，我们希望山西走在前面，希望不要像刚才说的那样，叫全国去给你们摘落后帽子。我们希望，上海派去的宣传队不是去摘你们落后的帽子，而是去向山西的工人阶级学习。现在先订一个协议，比一比，看谁走在前面。(热烈鼓掌)

总理：你们这里有两个从上海来的工人同志，你们要把上海工人阶级的好传统给他们介绍。

现在请黄永胜同志讲话。他是总参谋长。

黄永胜同志：刚才总理、康生、江青、春桥、富治同志说了很多话，我没有什么说的了。在坐的我看了下名单，大多数是工人同志，还有干部，还有军队的同志。

刚才同志们喊了很多口号，这是同志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阶级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有一句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光喊口号不行，要拿行动来表现。

山西夺权已经两年了，成立革命委员会也两年了，比上海先，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多了，现在还是这么个情况，不仅影响山西的生产，对全国的生产也有影响，军工生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没有好好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去年八月份毛主席就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你们大联合、三结合都没有搞好。山西工人、干部不要执行吗?解放军同志不要执行吗?

总理：有人说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指示，不完全适合山西的情况。是不是有人说过?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怎么对山西不适用?有没有说的?(朱互宁：有)你们自己讲一下，有些没听到，是在小组会上讲的。

黄永胜同志：你们怎么忠于毛主席的？在坐的大多数人是忠于毛主席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我看有那么少数人不那么忠。你们这个会议开得这么长，半年啦，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放在一边不管，互相打内战，你们把对敌斗争忘了。阶级敌人混在你们里边，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不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你们拖住全国工业的腿，拖住全国××生产的腿，你们工人阶级心里过得去吗?(接着黄总长严肃批评了侯马××厂，打架，生产上不去，不仅影响了军工任务，也影响了援外任务。)

江青同志：这是不光彩的，太不光彩了！

张春桥同志：丢人！不仅是给山西丢人，是丢了中国人民的脸！

江青、康生同志：给中国工人阶级丢脸！

黄永胜同志：一点大局没有，不顾山西的大局！不顾世界的大局！你们就是在那里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希望驻山西的军队同志要顾大局。军队在山西支左有些地方是有错误的，有的地方很好，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现在要拥政爱民。拥政，就是要拥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爱民，就是要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只爱哪一派，什么“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除了少数叛徒、特务、反革命、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革命群众，你们都得爱，只爱哪一派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屁股要坐得正一点，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一碗水要端平，要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帮助革命群众，帮助工人阶级搞好革命大联合，搞好工作，搞好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生产促上去。让全国二十八个省、市都到山西来造反那就不好了。我们相信山西工人阶级是听毛主席的话，现在就是你们少数头头在这里阻碍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了。山西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现在落后了。

总理：你们说山西工人阶级不行，大同煤矿工人在去年毛主席寿辰那天，超产一倍，原来生产三万多吨，那一天生产七万多吨，同样是工人阶级嘛!把资产阶级派性去掉生产就上去了。你们为什么不行，能不能赶上来，行不行呀2(众答：行)头头们要很好觉悟，再阻碍道路，山西人民是不允许的。

黄永胜同志：我们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一下支左工作，把春节拥政爱民工作搞好，把一碗水端平，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生产搞上去，赶上全国先进地区、先进工厂，祝贺你们很快地赶上去！(热烈鼓掌)

(随后，总理要陈永贵同志、曹中南同志讲话。他们做了自我批评。)

总理：同志们!刚才陈永贵同志、曹中南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作了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引起注意。他们都是革委会成员，他们都检查了自己有派性。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在十二中全会回去以后，陷入了派性，被一派利用，对一派讲得多，听得多，亲一派，疏一派。我一看那些材料都是一派的，把陈永贵的讲话夸大，加以歪曲，支持自己这一派，挑动派性，这怎么行啦！革命委员会成员，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来执行，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办事，不能另外成立一个中心，支持一派。这个自我批评很重要，我们欢迎他刚才这种态度。

刚才曹中南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也是讲的军队的态度。军队有时没有把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加深了两派的对立，当然不是所有军队都是如此，领导上有这个倾向，下面也受影响。

这两个同志的自我批评，我们是欢迎的，希望他们回到革命委员会后，使核心小组加强团结，彻底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听毛主席的话。(鼓掌)你们还记得江青同志前年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吗？讲了要拥军爱民。江青同志把“八条”、“十条”结合起来讲的。前年“九·五”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代表讲话时，提出要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要支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人民解放军，要拥护支持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山西把走资派打倒了，建立了新生的权力机构。对这样的号召，你们山西核心领导小组有些地方作得不对。不对怎么办?我们大家应该帮助他们，不能拉这个人，打那个人，不能一个同志讲错一句话，就打那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他们两个讲的，和中央文革各位同志讲的话，要好好学习。你们多数人还留下，继续开会，继续学习。

十三冶本身就有很多例子。你们本来有很多设备国内可以自己做，但还要进口。还要从外国买进来，这是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这是洋奴的思想。

江青同志：这是“红色买办”的思想！

总理：对，“红色买办”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批判，把他们打倒了，那我们的基本建设就加快了。我们搞快了，这些外国人就走得快了嘛！很早订的合同，现在还未实现，还未安装起来。孙茂先同志，你是革委会主任，你过去是副经理，你也是站在一派方面的，搞基本建设其他几个都来了吧！高义芳同志、王仁山同志、迟景华同志，你们都是干部，还有没有？你们都是搞行政的，基本建设搞得这么长对不对？(答：不对)不需要这么多人，真正有七八千人在现场干活，就能把这个基本建设提前半年完成，你们拖了这么长。上次(一月三十日)见面，你们只有一位在场，还有这个姚恩泉。你们那次报喜，报的你那个小项目完成了，我当时虽然鼓掌了，是鼓励你们的积极性。鼓掌，我是对广大工人鼓的，不是给哪一个人鼓的。你那个小项目是完成了，全公司全部基建是推迟了，不是提早了，你懂得不懂得?其实你也不懂，到处跑着报喜，你也不懂。你们留下来好好学，不要干扰家里，广大工人同志，广大革命群众会把基建搞好的。我们现在就要把工作加快，一道安装机器，把工程接收过来，不要依靠那些外国人，我们自己要搞好试运转，让上海工人帮助，那还搞不好？我们自己也有，不过他那个大点就是了，氧气顶吹转炉北京也有，只不过小一点。我们大家加紧，冶金部军代表，站出来的干部周赤萍同志等，还有大联委同志，你们组织一个组去推动加快，一道去努力，在他们(指这些头头)不在的时候也一样可以把工作干好！(大家热烈鼓掌)

我们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外国人好的我们欢迎，像这些西方资产阶级不仅卖给我们东西，赚我们的钱，还偷我们的情报，搞我们的材料。你们还招待他们，让那些西方资产阶级住在亚洲饭店里头，你们还请他们客，请他们十四次。这是什么思想？洋奴思想！

康生同志：洋奴！洋奴！

总理：两年来请他们十四次，你(杨承效)没参加吗？(杨：参加过)参加多少次?(杨：两次)你呢？(姚恩泉：一次)王国太同志？(王：一次)你们参加多少次？(孙茂先：一次)(高义芳：一次)(杨承效：这些都是省外办组织的，省外办参加了，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没有参加，没有参加！总是有人参加，你们提出意见没有？陈广仁，你参加没有？(陈：没参加，不知道这些事，以后知道了)提出过意见没有?(陈：我给中央打过报告)和省革委会讲了没有?(陈：这个我没有讲，我有责任。)

总理：这件事情讲起来，我们也很难过。是刘、邓那一套。

张春桥：这不光给十三冶丢脸，也给中国人民丢脸，给中国工人阶级丢脸。

总理：要由冶金部组成小组到十三冶现场去，还可以请上海帮忙。我们的原子弹、氢弹都爆炸了，×××××都有了，这个东西还不能安装，我们中国人难道没有这个志气，有没有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众：有。)

总理：还有一件事，解悦，你不也是造反派吗？山西革委会常委。解悦同志来了吗?你是来打官司的，你到前面来。

康生同志：告状的！走到前面来。

总理：我不是要你来讲话，要你到前面来听一听。

康生同志：解悦，你是来告状还是来检讨？先首先回答我这个问题，(解：我是来检讨的)可是你带来的材料都是告状的。(解：这次我来是到针织总厂学习清理阶级队伍经验的)搞派性！不搞大联合怎么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还是先清理清理你自己。

总理：清理清理自己的思想。

康生同志：带这么一大堆东西，哪是来学习的？你看你带来的东西，五大件都是告人家的状，你们自己就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当然不是说袁振没有缺点错误，你这回是告袁振状的，你主要是来告袁振的。

总理：你们厂里大联合怎么样？(解：去年九月份就联合了)现在怎么样？(解：去年九月十四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又补台了，十二月份分裂了)十二月份分裂了，你们是分出来的，还是坚持生产的?(解：我们现在都在生产)生产怎么样?(解汇报生产情况)

总理：这次你们从工厂拉出多少人?(解：没有出来)

康生同志：你们工厂现在有多少锭子？(解：现在有九万六千零四十四个)你们这派多少人?(解：三千二百人，对方四千一百人)你们工厂总数是多少？(解：总数七千五百人)

康生同志：你们是来告状的，我们不接受告状。

总理：你既然来了，把你留两天。你是省革委常委，袁振同志也是常委，你和袁振同志好好谈一谈，军代表做做工作，由李金时同志负责，到北京饭店去，你们好好谈一谈，李金时同志向我们报告。

你们来了不要讲派性，你谈话要老老实实，不能让派性发作。你是“红总站”一派的吗?去年学习班时，康老就知道了。(几个人站起来说：解悦到他们厂去煽动派性)讲革命大联合，哪一派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哪一派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支持，就是坚持这个立场嘛！如果不解决，就要留下来。当然，你们绝大多数人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思想，工人有派性也要教育。

江青同志：工人有派性，也要再教育，再改造。

总理：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都要不断地改造自己。因为有旧社会的影响，刘、邓的反动路线，修正主义的影响，都要好好批判，好好改造。

康生同志：我想你这次来，除了你讲的学习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之外，恐怕还有另外的任务。(解：我现在讲讲)现在不必讲了，我们看行动。忠不忠看行动。

总理：刚才中央文革首长都讲了话，我们要看行动，忠不忠看行动。不管哪派，要不断加强团结，希望你们锻炼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黄永胜同志：王炳伦同志，你是十三冶转业军人代表，你谈谈转业军人代表的来历。你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王：我没参加过什么组织)你这次来是代表谁参加会的？(王：我是六八年复员军人)你不是解放军嘛，那么怎么叫复员军人代表呢？(王：我们没参加过什么组织，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为什么填表那样填呢？(王：那表不是我填的。)

总理：那是你们填的还是工作人员填的？(王：我没填)你们和谁来了？(王：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士学)

康生同志：十三冶有多少复员军人？(王：我不知道)你代表谁？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组织?表是你们自己填的，还是他们做工作的同志写的。

总理：还有一个呢？(陈士学站起来)你是十三冶的？(陈：我是支持大寨红旗，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刚才陈永贵同志讲了，他自己也有派性，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康生同志：大寨的生产搞得好，你们搞得怎样?(陈：我是在革委会领导下工作的，最支持革委会的……)

总理：革委会是集体的。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能笼统地说。复员军人代表这个名字以后不再用了。(王还要解释)不要解释了，这个组织一九六六年已经宣布取消了，过去有过组织，后来取消了，有过痕迹，这次他们把你作为代表了。

今天本来没想讲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会议，一部分同志留下来，一部分同志回去。请冶金部军代表朱互宁同志，国防工业会议陈华堂同志，粟裕同志也来了，你们安排一下。哪个单位联合未搞好对立情绪大的，不要急于回去，中条山就谈得不那么成熟，太钢的好一点，(一个代表站起来报告总理说：十二冶也有困难)你和冶金部军代表说。

(太重红旗代表王世廉：我们红旗这一派跑回去八个代表，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只有四个人在这里)

总理：叫他们回来。(王：叫他们也不回来，省革委通知他们也不回来)

总理：中央下命令，中央文革下命令，叫他们回来，和粟裕同志、陈华堂同志接洽。(王：有的代表回去被控制起来了，也有的说他们代表不了)

总理：控制不了！不管怎么说，把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告诉给广大革命群众，谁也控制不了。只有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我们还是看行动。

散会。(热烈鼓掌)



 	冶金会议办事组、“八·一五”会议山西组办事组整理
来源：四川泸州红联站翻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红革联再翻印（油印件），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中央首长见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山西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谢富治
1969.02.26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志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接见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山西代表时的重要指示(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1969年2月26日下午5时36分至8时30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参加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

参加接见的中央、中文文革首长有总理、康生、江青、春桥、富治、永胜、玉成同志。中央、中央文革首长重要指示如下：


总理：同志们，今天是春节前夕，我们是革命工作者，做革命工作不过春节，所以把你们留下来，在这里学习。今天有些话我们谈一谈，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来和大家见见面，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来了，伯达同志、姚文元同志另有工作，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汪东兴同志请假了，其他同志都来了。

(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今天不想多说什么话。现在会议正继续开，冶金会议开了半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以后，其他单位都回去了，就留下山西的四个单位，十三冶、十二冶、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还有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其他省的都回去了，把山西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分裂了。本来是联合的，成立革委会了，当然还是不完善，有些单位，还需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有些单位，必须在原有革委会基础上，根据真正平等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改组革委会，或者被台，或者调整，这个原则对全国来说都是适用的，在你们那儿，也同样适用，但在现在形势下，这一步你们还不能马上实现，要先搞归口大联合，一个厂一个厂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样才能进一步实现革命三结合。

现在，太原、晋中、晋南瓜侯马、临汾还是需要先把他拖出来的、杀出来的、或者是赶出来的请回来，把这种形势改变过来，不能再分裂了。

大家都要学习解放军，提议先搞个“五不”协议，“五不”就是说话不动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说话要和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了不动枪；做工作不带武器。原则上大家不是都同意了吗?要真心实意地执行。十三冶达成了“五不”协议。上面讲的都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真正实现还需要做细致、认真、艰苦的工作。要真正实现李文忠同志说的四句话：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你们刚才不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嘛!不是喊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就是象李文忠同志那样。因此，今天要按照你们商量的结果，每个单位，一边都推出两个老工人同志，加上军代表一道回去，十三冶已经这样做了，十二冶、太钢、中条山也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选老工人回去宣传落实，因为他们是热爱厂，热爱劳动的，不管你们怎么打架，他们还是在厂里照样劳动，这点他们可以做你们的模范，做你们的榜样。

这次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各厂，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等都要推选出两个老工人，一边一个，还有军代表，每个单位三个人。十二个单位共三十六个人回去。你们冶金会议是四个单位，每个单位回去六个人，共回去二十四个人。

明天是春节，正好他们那个地方放假，工厂放假。我们这里不应当放假嘛!要做工作嘛!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来见见你们。

本来山西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两年前就夺权了，把卫、王、王打倒了，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山西的代理人卫、王、天都打倒了，夺权了。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上海张春桥同志在这里，上海第一个夺权，你们响应的很快。但是两年来，你们好的继续好，不好的还是不好，大同不是很好嘛!六十九军支持，晋东南解决以后搞得很好，阳泉也好。问题是在晋中，首先平遥，有部分人揪住陈永贵闹，谢振华同志去解围，军民关系搞得很好，但是，这个传统没发展，停顿了起来，既然停顿了，我们就要做工作。所以把你们留下来，把你们负责人留下来，今天和大家谈一谈。

总理：杨承效，你回去不回去？(杨：不回去了。)保证不回去？(杨：保证不回去。)你在学习班回去五次，康老很生气。

康生同志：上次在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上，你回去了五次。我赞成你回去，你回去吧！暴露给大家看一看，你杨承效是什么人。你回去我们也不怕你，你自己决定好了，你自己觉得回去好，你可以回去。你回去的次数越多，你的面目也就暴露得越清楚！

总理：你要做好点!康老是谆谆教导你。

康生同志：我们的话对你不发生效力!我已经看你两年了。上次学习班就是你要走就走，要回就回，你来一次，走一次，来来往往的!

总理：姚恩泉同志你回去不回去?(姚恩泉：不回去了。)还有王国太同志，你回去不回去?(王：我来的时候就不想回去。)你们(指大家)都听见了。王国太同志我还没有见过面。你们三位都是头头，要作榜样，不想回去，我们欢迎。

总理：陈广仁同志，你们回去不回去？(陈：保证不回去。)你能保证，敢保证？双方都要做榜样。你是陈广仁、宁以清呢?(宁：保证不回去。)好：希望你们促进。

你们知道两年前的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年前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况？也许你们记得不大清楚，康老记得很清楚，两年前这个时候，正是“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的日子，是吧!就是这个时候，也是春节前夜，正是他们大闹怀仁堂，大搞“二月逆流”的时间。他们跳出来公开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大搞“二月逆流”，大刮翻案风。我们选了今天这个日子来见你们。你们不是反对“二月逆流”吗?那么，你们双方现在就是真正来和我们一道反对真正的“二月逆流”和粉碎“二月逆流”的翻案风。

(群众高呼口号：坚决反对“二月逆流”!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总理：我们反对“二月逆流”，同时也要反对“二月逆流”派生出来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不要在一个山西省革委里搞很多中心。要不要多中心?(大家回答：不要！并高呼：打倒反动的“多中心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但是也不要以我为中心，你搞以我为中心，你一个中心，我一个中心，那还不同样是多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面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只有一个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才是一个中心。不论任何地方，谁在搞以他那个地方的某个人为首的中心，那都是错误的。

过去的总参，杨成武自己搞大树特树，国防科委×××搞以×××为中心的国防科委，这些都是错误的，都反对了，都是要批判的。

山西也要好好吸取这个事情的教训。山西省有很多“多中心”的思想，你们要反对。希望你们老工人回去，要好好宣传，推动每个企业的革命大联合。十三冶也好十二冶也好，太钢也好，中条山也好，“八·一五”会议的有关单位也好，也是如此，都要做出模范，如果你们宣传发生困难，就需要推荐一些人来开会，来参加学习，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问题学通。(大家：对！)产生困难就学习，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政策，学好了再回去，没学习好就不回去。

对于会议这样一个形势，我们不要求一下子就那么顺利。十三冶、十二冶同志回去，情形可能好一些。不好也不要紧，但是我们也准备了，如果通过你们本厂工人同志的努力，山西人民解放军同志的努力，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努力，问题就可以解决。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是权力机构，自己要很好讲一下子，要一碗水端平，如果还不行，我们就要动员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去促你们，向你们提出要求。刚才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同志们商量的就是这个事情。

今天不打算说太多的话，就是希望你们搞好归口大联合，你们要推动本厂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没有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要搞好革命三结合，已经实现三结合的，有的要在那个基础上，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平等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进行革委会的改组、调整或者补台，正式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没成立的就成立，就是这个意思。

除了回去的同志，其他更多的人继续在这里开会、学习，要真正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到手。学了要会用，要见之于实践，一切应该见之于行动。

就讲这些。下面请康生同志讲几句。

康生同志：讲几句。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我没参加，材料没看，没有更多的意见。我想先认识一下，那几位同志要回去?

总理：老工人有十二个代表。(此时十二冶的四位老工人郝文学、杨佩友、王友文、杨玉禄一齐站起来)

康生同志：你们是那里的？(杨玉禄：在晋南中条山井港搞铜矿建设的。)工作多久了？(杨：一九五八年到厂的。)十年多了。你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是造反派头头?(郝文学：我不是共产党员，原来是共青团员，我争取入党。接着杨佩友、杨玉禄都说自己是党员。王友文说：我不是党员是群众。)有个同志讲了，不是党员是群众，党员不也是群众嘛!过去这个说法还写在文件上。要讲是非党员，不要讲是群众，这样讲好象党员是一回事，群众是一回事。共产党员也是群众，党员并不是在群众之上的人，以后不要这样讲。

总理：太钢的呢？(梁明玉、梁润身、耿贵福、张克亮站了起来)

康生同志：你四位是一派还是两派?那个是“新太钢”的？(梁明玉：现在我们都是一派了，大联合了！)大联合很好吗？你原来是“红太钢”的还是“新太钢”的?过去你们不是那么团结的。你们这几个团结，头头不团结。去年五月间宿舍楼被炸，有没有这回事?那是什么人搞的?(耿贵福：不是宿舍楼，是职工学校大楼被炸，是“决死纵队”给炸的。)决死?他们决死去啦?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承效从学习班跑回去指挥的，以后杨承效回来检讨了这个事情。(杨：我确实不知道。)我还不大相信。

总理：王国太你去了没有?(王：我去了，在后边看热闹。)

康生同志：看来这件事不大光彩，不大高明！你们都说没有参加；好的话，要是光荣的事情，就都说我参加了。

江青同志：破坏国家财产，危害人民生命安全，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耿贵福：有人还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破坏国家财产，危害人民生命安全这怎么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呢？

康生同志：这是刚才得到的消息，现在不说那些了，不算旧账了，你们已经联合了。你们生产怎么样?现在每天出多少？(耿贵福：成立革委会后上去了，去年年底拉出来后又下降了，现在每天出××多吨。)你们井陉的煤用不用？(答：不用)你们按计划每天出多少？(耿：钢每天最多××多吨，铁每天最多×××多吨。)回去以后要说服大家，要抓革命促生产。

江青同志：要归口大联合。(张克亮表示：不抓革命，就不能促生产，回去以后，保证搞好大联合。)

康生同志：你的这个精神好嘛!你们两方面都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按照林副主席讲的，要革自己的命。人家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先联合起来。坏人“新太钢”有(答：有。)“红太钢”也有(答：有。)

江青同志：革命大联合后才能把坏人揪出来。先搞革命大联合。

总理：再联合嘛！

康生同志：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再联合，联合起来后，清理阶级队伍，才能把坏人暴露出来，这不只是太钢的问题，也是山西的问题。

江青：拉出去多少人?(答：一千人。)

总理：要欢迎他们回去，不管是打出去的，拉出去的，跑出去的，都要团结回来，搞大联合。

康生同志：对阶级兄弟要欢迎，他们是受蒙蔽的嘛！杨承效同志应该作检讨，你们发表的那个一月五日的“宣言”，我还想看一看，必要时在全国报纸上登登，让全国人民看一看。(杨承效：我检讨了)

总理：在那次会议上算是检讨了。太钢的同志说啦，回去后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见诸行动，忠不忠看行动。

康生同志：好不好?一定努力做好工作。你(指杨承效)是总司令，下命令叫他们回去。好吧！祝你们工作成功。你们(指梁明玉四人)女士们是共产党员？(梁明玉和梁润身回答是共产党员，耿贵福回答是共青团员，张克亮回答是非党员)你(指梁明玉)多大年纪?(梁：四十九岁了。)比我还小一点。你(指梁润身)什么时候入的党?(梁：一九六一年四月入的党。)你们两个(指梁明玉和耿贵福)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团员。你(指耿贵福)多大年纪？(耿贵福：三十三岁了。)三十三岁还年青力壮。你(指张克亮)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张：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在那儿?(张：十九岁做工，刚解放就去太钢了。)

总理：中条山的？(此时中条山的四个老工人党春荣、逯良仁、李树龙、孟林昌站起来)

总理：你们四位回去觉得有把握没有？(逯良仁表示，回去后，要贯彻执行“五不”协议。)

康生同志：你们大联合后，为什么又分裂了？研究没研究经验教训?

你们四位是两派还是一派?(答：去年九月四号实现大联合，现在是一派了。)有没有两派？(答：少数个别人退出大联合了。)拉出多少人？(答：一千一百零二人。)一千一百零二人不是少数。那一位是党员？(孟林昌、逯良仁两人回答是党员)一面一个党员，你们在那里工作?工龄多少?你们回去后有信心有把握吗？你们想过有困难没有？(逯良仁：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办，战胜一切困难。孟林昌反映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问题)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平反。

总理：公司有多少人？(答：有一万人。)(孟林昌反映，中条山现在有一派压一派的现象)

康生同志：“兵团”有多少人？(答：“兵团”是四千人，“红总站”是六千人，“兵团”人少一点。)那么，一派压一派，那派压那派?(孟：现在形成“兵团”力量大一些，军管会支持“兵团”。)那个部队？(答：四六五五部队。)现在怎么样？回去怎么办?你们应该检查一下。(王世文：我们没有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有我们就检查。)

总理：多数一定不要压少数。要真正平等，按林副主席指示，一碗水要端平。(王：对！)(逯良仁反映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

康生同志：清理阶级队伍要有一个条件，两派要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不然你怎么清理阶级队伍？这派搞了那一派，那派搞了这一派。所以，主要的是先巩固革命大联合，两方面都要作自我批评。林副主席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要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要支一派压一派。大联合搞好了才能清理阶级队伍，才能做到稳、准、狠，特别是准，不然就分不清敌我。(王世文：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两派都参加了，是三结合的。)

总理：出去的人要请他们回来参加。(王世文：去年十二月分产业工人拉出去一部份人，拉出去的是少数、个别的。)

总理：少数，要争取回来，不要把一千多人说成少数。一千多人数目相当大的！你是军代表，怎么和群众说得一样?要让他们回来。

康生：一千多人还是少数？要团结争取回来。你们(指“兵团”)是多数要把他们团结回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

总理：注意，你们是多数，更要团结少数。(李树龙反映，回去以后，还有困难)困难总会有的，你们联合起来事情就好办啰！就是没有大联合好嘛！中央、中央文革，就是要求大家回去做工作。

(当党春荣汇报生产完成情况时)

总理：应该出多少？(答：应出××吨)你们要把那一千多同志欢迎回来。走一千多，还有九千多，为什么生产还缺这么多?“兵团”有多少人？(党：东风矿有一千一百多人。)我问你们整个公司“兵团”有多少人?(答：有五千多人。)

总理：如果五千多人都上班生产，也不会生产这么一点。大联合搞好了，才能把生产搞好。朱互宁同志，李金时同志，今晚回去还要和他们好好谈谈，他们情绪还很对立，包括军代表，从说话中就听出来了！(董成林：我们那里还有拘留所和监狱……)

总理：我们听懂了，你不要说了。袁振同志，这个事与你有关，你要负更大的责任，你也有对立情绪，一直到今天你还没有通，你还是核心小组的哩！我今天点你一下名，你要做工作，他们是受你影响的，听得出来，你们三位(指朱互宁、李金时、袁振同志)要负责任。

总理：太重怎么样?那几位同志回去?你们三位同志怎么没有坐在一起?(杨长林：我厂在八·一五大会上达成的三结合协议还没有落实。)省革委批准了没有?(杨长林：省革委批准了)你们是那个观点的?是“兵团”的，还是“红总站”的？(杨长林：不好说，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参加。我们是“东风野战军”)“东风”不是“红总站”的吗?(杨长林：我们不是“东风”，是“东风野战军”)你(指刘信德)是那一个观点的?(刘：不好说。我是太重“红旗”的。现在是“红总站”的观点)(杨承效：“东风”是另一个组织，“东风野战军”不是那个“东风”。我们和太重“红旗”是一起的。)

总理：哦！你们是杨承效观点的。(总理又向支左的军代表郭永茂)解放军同志回去没有信心?(郭：回去有一部分群众不好作工作)我看条件不成熟，晚回去一点吧!

总理：北京和太原重机的关系很密切，请谢副总理讲讲吧!

谢副总理：我今天开会来得晚了一点，到首都钢铁公司，就是石景山钢铁公司那里去开了一个座谈会。那里工人同志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他们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他们提出不过春节，不仅是连续生产的工人不过春节，不连续生产的工人也不过春节。我们去说服他们，他们正在搞“三自给”大会战6。“三自给”就是矿山自给，修理主要部分自给，轧钢自给。矿山自给有困难，一摆问题好多，现在矿厂只能自给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要在年底全部自给，这是一个硬仗。所以我们不过春节。现在有困难，希望山西帮助。矿山别的问题自己能解决，困难就是电铲，电铲就是太重出的，请你们帮助一下。山西的同志，请你们帮助一下好不好?帮助才能打好这场歼灭战。

过去首钢生产不是“三自给”，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伙的把持下，他们不搞矿山，也不搞开坯。现在要搞八·五开坯机，七○○吨大剪刀，碰到许多问题，有许多备件都在你们重型机器厂出，已经派三十多人去了，请示你们帮助，希望你们兄弟厂，帮助我们首钢的工人同志打这个“三自给”的大会战。

今天，我们去说服他们过春节，他们不干。过一天也好，过两天也好，不能四天都上班生产。基本建设队伍不是连续作业的，为什么不过春节？他们说基本建设要先行，更不能过春节。我们左说右说，他们才同意休息一天。请求山西的同志支援。(鼓掌。喊口号：向首都工人阶级学习！向首都工人阶级致敬！坚决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康生同志：听你们讲了讲，你们两派里都有左、中、右。你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三年了，你们还没大联合，影响了全国，你们心里好受不好受？脸红不红?理由一讲一大套。现在已经快三年了，你们影响到全国的生产，影响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你们两派都有责任嘛！不能说这一派怎么样，那一派怎么样，两派都有责任，影响到全国的生产，要从这方面想一想，要照顾大局，要照顾全国这个大局。你们那里是个小局，所以你们太重要看到这点，每个人不要从小局想，要服从大局，这就是大局嘛!刚才谢副总理讲了，你们心里不难受吗?谢副总理讲了两种说服，一种就是对首都钢铁公司，要说服他们过春节；另外一种说服，就是在这个会上，说服杨承效不回去，对比对比都是什么情况，你们落后到什么地步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忠于毛主席，口口声声说要反“二月逆流”；真正忠于毛主席，真正反“二月逆流”，应该照顾大局，要照顾到全国生产的大局嘛！刚才总理讲了，我们今天接见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工作做得好，而是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再不搞好大联合，我们就要动员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工人去造你们的反，全国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你们那里去，看你们怎么样!

总理：听到了没有？(众：听到了。)

康生同志：今天见面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再不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听中央、中央文革和总理的指示，我们就要动员全国有关工厂，到你们那里去，他们对你们的气愤太大了，如果你们再不联合，我们就动员他们到你们那里去，看你们怎么办！(鼓掌)山西的大寨是全国出名的，现在工业方面你们也在全国“出名”，全国要造你们的反。大家要从这个大局上着想，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了，你还在那里搞。今年一月五日杨承效还在那里拉队伍，还在那里发“宣言”，搞分裂，这是革命吗？杨承效同志，你这个人我过去是保过你的，是不是保过?那时你是造卫、王、王的反，造陶鲁加反，那时我们保过你。因为当时另一派的矛头是对准革委会的，我保你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山西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山西的革命问题。现在是另外一回事，要狠狠批评你。前年十二月你从东北回来以后，我看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现在官做大了，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北京卫戍区反映，你在北京有好多杨承效公馆。(杨：没有)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总理：任何单位来的人，只能在中央指定的学习班里学习，你(杨承效)自己不能到处搞联络站，搞联络点，开旅馆，那不行！

康生同志：你(杨承效)化了国家多少钱，自己检查检查。有些工人同志都是很好的，叫你给带坏了。在座的姚恩泉同志，你多大？(姚：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了，王国太同志多大了?(王：二十九岁)也二十九岁了。青年人都叫你带坏了，你要很好地检查一下。(王国太：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斗私批修，互相批评的)要自己在群众中很好地检查，看看怎么样。我不是说另外一派没有缺点，你们自己的缺点、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你们过去“红总站”在山西力量是很大的，比“兵团”力量大嘛!你们应当带个头。(姚恩泉：这次联合我们早就达成了协议，我们原来十七个常委，落选了七个)杨承效带头发个“宣言”嘛！(杨承效：五号发的“宣言”，六号刘格平同志就批评了)，那个批评是不痛不痒的，这个我都知道，刘格平同志敢批评你，你现在是老子天下第一，谁敢批评你。所以大家还是要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人家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陈广仁同志，你们也要作自我批评。(陈：山西没搞好革命我们有责任，十三冶没搞好革命，我们也有责任)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我看现在叫破坏公司，破坏建设。你们(对杨承效)在东北时是在那里？(答：在富拉尔基)那时搞得很好嘛，你们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恰恰是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一月分你们还拉队伍出来。(王国太：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我们和部队合着一起开的，一起批判刘、陈、刘，准备批斗刘志兰，他们没有给，还说我们打着批判“二月逆流”的幌子开黑会)你们联合起来批斗不就好了吗？(王：有人不让批判，说刘、陈、刘要结合，什么白毛女要翻身)刘志兰的问题中央老早就知道，中央批评了，为了一个刘志兰问题就可以发“宣言”，发“声明”，就破坏大局，不联合了吗？没有大联合怎么批判呢?(王：大联合问题我准备谈一谈)不要谈了，回去时要好好帮助他们实现大联合。你们不要在这里打电话，搞遥控了。(王国太表态)你别说了，好话我听了好多了，现在要看实际。

我们没有多少话讲了。如果你们再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的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了！赞成吗?(热烈鼓掌)(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摘掉山西的落后帽子！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没有把握的先不要回去，带着派性回去更危险。

总理：现在请江青同志给我们讲几句。

江青同志：毛主席有这么一段教导，是在六七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从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我想，山西的问题在这儿。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一说就可以很清楚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领导的阶级。而山西恰恰在领导阶级中闹分裂，闹得影响全国的生产，在这方面同志们就有责任了，就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这几段指示。

工人阶级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呢？刚才我听说他们炸了一幢楼，我觉得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头头的责任是特别重要的。你们已经搞了革委会，山西成立革委会是最早的，现在是落后了。刚才有同志喊口号要摘掉山西的落后帽子，我看就是应该摘掉落后帽子，我相信你们自己能摘掉。不然全国二十八个兄弟省、市都要到你们那里去造你们的反，替你们摘帽子。

康生同志：还要登在全国二十八省、市的报纸上，都要出名，你们要不要出名?包括袁振在内。

江青同志：袁振我是见过的。不是你要释放人吗?你放了吗？听说还抓了些人?(袁振：放过了，那是去年的事情了。)现在还有吗？听说又抓了很多人？(袁振：我在北京开会，不清楚。)

总理：不清楚，你可以问一下他们，今晚上就问一下。

江青同志：山西的问题主要是搞归口大联合，你们要和社会上脱钩。每个厂自己搞自己的，听来听去，山西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不搞生产，到处乱窜，这叫什么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

康生同志：利用“产业工人”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

总理：还在分裂工人阶级，有“产业工人”、“太原工人”、“山西工人”。

江青同志：阶级敌人就是这样，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混进革命队伍里来了。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搞好革命大联合，归口大联合，然后把一小撮坏人揪出来。(鼓掌)我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鬼，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你脑子里没有革命了，他们就破坏生产啦！

康生同志：十三冶有炸药，把楼炸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破坏国家财产。

江青同志：国家财产你们一点也不爱护。(王国太：不是我们炸的)

康生同志：你不要讲了，楼总是炸了，楼是社会主义财产嘛！

江青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两派都讲对方，那还能好?一个产业工人窜来窜去，不在自己厂搞本厂、车间的革命大联合，要干什么？拉起自己的队伍来，拿着国家的工资到处游去了，这种行为不是无产阶级的行为，不是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们的队伍，这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应当反对。

山西的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晋中有一条带子。这条带子的钮扣要自己解。不是说形势不是那么不好，就是晋中、亚南有个侯马，其他地方形势都是很好的。

康生同志：晋中，主要是太原。

江青同志：我是很希望象同志们讲的那样，自己摘掉落后的帽子，追赶兄弟单位，兄弟省、市，我就有这么一点希望。

(全场高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回去的同志要充分注意。过去碰到过这种情况：头头蒙蔽群众，你们坚持中央的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就说你们在北京学习变修了，变成了陈独秀了。这是经常惯用的手法。这种话是反动言论，是反革命言论，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说这种话的人，说你们学修了，变成陈独秀了，变成修正主义了，你们要顶住。即使受蒙蔽说这种话，也要反革命言论。不要受他的蒙蔽，要认识到他是坏人，要坚决顶回去。说这种话的人要不就是受蒙蔽的，要不就是坏人。

第二种手法，说冶金会议报告不准确，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真实，欺骗了中央，因此，他不执行。好象中央就是傻瓜，什么也不懂，这也是反对中央的。

还有一种手法，不管什么协议，说对方执行他才执行；他不执行，反说对方破坏的，自己不作自我批评，把责任推给对方。

你们自己(指汇报团)要做充分的准备。

江青同志：刚才讲中条山出去了一千多人，怎么说是少数、个别的，一千多人是阶级兄弟嘛!要请他们回来。(答：我们欢迎他们回来)一千多人是群众，坏人是少数，个别的。

康生同志：一千多人在部队是一个小团，一个大营，怎么能说是个别？刚才人家说你们支一派压一派，我看是有点道理。(王世文：如果有就改)

康生同志：还说“如果有”，你刚才讲的就有。

总理：王世文同志，你刚才说的话就不那么客观，你等会儿听听晋中南同志讲。我看你有股劲，影响“兵团”的同志的说法也就是那样，我们现在看到了。

请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同志：刚才总理、江青同志、康老都讲了很重要的话，我代表上海工人说几句。上海夺权和山西夺权都在一个月份，夺权我们在先，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你们在先，在这方面你们是先进的。前一段时间上海工人对你们很关心，我们上海没有煤，又没有铁，要靠全国支援。上海用你们的煤，用你们的铁，还有不少工厂要靠和你们搞协作。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我们工人阶级有共同的利益，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上海和山西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刚才谢副总理讲了，举了一个首钢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上海很多。你们听到上海工人生产好，你们高兴；你们搞好了，上海工人就很高兴。上海缺煤，阳泉送来了煤，上海工人阶级就很高兴。上海工人要求你们支援，我很坦率的说，在这两年多时间内，得到你们的支援不多，有时支援一下，大部分时间没有得到你们支持。上海工人阶级是很好的，他们在革命和生产方面是紧跟毛主席的，那里的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分裂成为两大派。在一个工厂，一个公司里有两大派，就全市范围讲没有分裂成为两大派。曾有过多次分裂的危险，但是大家以大局为重，听毛主席的话，经过整风，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把大联合巩固下来了，所以上海没有两派，没有什么“红联站”、“红总站”。上海工人阶级只有一个组织，从六六年底起就是一个组织。正因为这样，他们生产搞得好，去年尽管生产有很大困难，但是到年底，工业总产值创造了上海市一百多年来最高纪录，比最高的六六年超过八亿人民币。这是因为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也懂得马克思的教导：“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难道太原的工人阶级就不解放你们自己?山西的工人阶级你们有那么多的利害冲突解决不了?难道上海的工人与太原的工人有什么本质区别？那么多工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不相信，我看还是毛主席讲的：“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我觉得两派头头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驻山西的部队要直接向工人群众去讲话，不能老在头头之间做工作。做头头的工作我不是不同意，但是只依靠他们，不直接依靠工人群众，问题就解决不了。有些头头是好人，有些头头稀里糊涂，有些头头是坏人，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够呛啦!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群众。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指示向广大群众说清楚，群众会抛弃这些头头。不要认为自己有本事，是谁给你的权利?是群众给你的。群众给了你权利，如果你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谁拥护你?群众就会把你抛弃掉。不顾大局的人，最后一定会脱离群众。在这里开会的头头很多，我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脱离群众够呛了，再不改的话，那就一定要垮台的。现在，山西整个形势是好的，就是太原，晋中有问题，我们希望太原工人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晋中的局势控制起来，不要被少数人控制，这样才会走在前面，我们希望山西走在前面，希望不要象刚才说的那样，叫全国去给你们摘落后帽子。我们希望，上海派去的宣传队不是去摘你们落后的帽子，而是去向山西的工人阶级学习。现在先订一个协议，比一比，看谁走在前面。(热烈鼓掌)

总理：你们这里有两个从上海来的工人同志，你们要把上海工人阶级的好传统给他们介绍。

现在请黄永胜同志讲话。他是总参谋长。

黄永胜同志：刚才总理、康生、江青、春桥、富治同志说了很多话，我没有什么说的了。在坐的我看了下名单，大多数是工人同志，还有干部，还有军队的同志。

刚才同志们喊了很多口号，这是同志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阶级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有一句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光喊口号不行，要拿行动来表现。

山西夺权已经两年了，成立革命委员会也两年了，比上海先，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多了，现在还是这么个情况，不仅影响山西的生产，对全国的生产也有影响，军工生产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没有好好贯彻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去年八月份毛主席就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你们大联合、三结合都没有搞好。山西工人、干部不要执行吗?解放军同志不要执行吗?

总理：有人说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指示，不完全适合山西的情况。是不是有人说过?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怎么对山西不适用?有没有说的?(朱互宁：有)你们自己讲一下，有些没听到，是在小组会上讲的。

黄永胜同志：你们怎么忠于毛主席的？在坐的大多数人是忠于毛主席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我看有那么少数人不那么忠。你们这个会议开得这么长，半年啦，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放在一边不管，互相打内战，你们把对教斗争忘了。阶级敌人混在你们里边，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不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你们拖住全国工业的腿，拖住全国××生产的腿，你们工人阶级心里过得去吗?(接着黄总长严肃批评了侯马××厂，打架，生产上不去，不仅影响了军工任务，也影响了援外任务。)

江青同志：这是不光彩的，太不光彩了！

张春桥同志：丢人！不仅是给山西丢人，是丢了中国人民的脸！

江青、康生同志：给中国工人阶级丢脸！

黄永胜同志：一点大局没有，不顾山西的大局！不顾世界的大局！你们就是在那里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希望驻山西的军队同志要顾大局。军队在山西支左有些地方是有错误的，有的地方很好，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现在要拥政爱民。拥政，就是要拥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爱民，就是要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只爱那一派，什么“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除了少数叛徒、特务、反革命、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革命群众，你们都得爱，只爱那一派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屁股要坐得正一点，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一碗水要端平，要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帮助革命群众，帮助工人阶级搞好革命大联合，搞好工作，搞好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生产促上去。让全国二十八个省、市都到山西来造反那就不好了。我们相信山西工人阶级是听毛主席的话，现在就是你们少数头头在这里阻碍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了。山西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现在落后了。

总理：你们说山西工人阶级不行，大同煤矿工人在去年毛主席寿辰那天，超产一倍，原来生产三万多吨，那一天生产七万多吨，同样是工人阶级嘛!把资产阶级派性去掉生产就上去了。你们为什么不行，能不能赶上来，行不行呀2(众答：行)头头们要很们现在就要把工作加快，一道安装机器，把工程接收过来，不要依靠那些外国人，我们自己要搞好试运转，让上海工人帮助，那还搞不好，我们自己也有，不过他那个大点就是了，氧气顶吹转炉北京也有，只不过小一点。我们大家加紧，冶金部军代表，站出来的干部周赤萍同志等，还有大联委同志，你们组织一个组去推动加快，一道去努力，在他们(指这些头头)不在的时候也一样可以把工作干好！(大家热烈鼓掌)

我们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外国人好的我们欢迎，象这些西方资产阶级不仅卖给我们东西，赚我们的钱，还偷我们的情报，搞我们的材料。你们还招待他们，让那些西方资产阶级住在亚洲饭店里头，你们还请他们客，请他们十四次。这是什么思想？洋奴思想！

康生同志：洋奴！洋奴！

总理：两年来请他们十四次，你(杨承效)没参加吗？(杨：参加过)参加多少次?(杨：两次)你呢？(姚恩泉：一次)王国太同志？(王：一次)你们参加多少次？(孙茂先：一次)(高义芳：一次)(杨承效：这些都是省外办组织的，省外办参加了，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没有参加，没有参加！总是有人参加，你们提出意见没有？陈广仁，你参加没有？(陈：没参加，不知道这些事，以后知道了)提出过意见没有?(陈：我给中央打过报告)和省革委会讲了没有?(陈：这个我没有讲，我有责任。)

总理：这件事情讲起来，我们也很难过。是刘、邓那一套。

张春桥：这不光给十三冶丢脸，也给中国人民丢脸，给中国工人阶级丢脸。

总理：要由冶金部组成小组到十三冶现场去，还可以请上海帮忙。我们的原子弹、氢弹都爆炸了，×××××都有了，这个东西还不能安装，我们中国人难道没有这个志气，有没有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众：有。)

总理：还有一件事，解悦，你不也是造反派吗？山西革委会常委。解悦同志来了吗?你是来打官司的，你到前面来。

康生同志：告状的！走到前面来。

总理：我不是要你来讲话，要你到前面来听一听。

康生同志：解悦，你是来告状还是来检讨？先首先回答我这个问题，(解：我是来检讨的)可是你带来的材料都是告状的。(解：这次我来是到针织总厂学习清理阶级队伍经验的)搞派性！不搞大联合怎么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还是先清理清理你自己。

总理：清理清理自己的思想。

康生同志：带这么一大堆东西，哪是来学习的？你看你带来的东西，五大件都是告人家的状，你们自己就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当然不是说袁振没有缺点错误，你这回是告状袁振的，你主要是来告袁振的。

总理：你们厂里大联合怎么样？(解：去年九月分就联合了)现在怎么样？(解：去年九月十四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又补台了，十二月分分裂了)十二月份分裂了，你们是分出来的，还是坚持生产的?(解：我们现在都在生产)生产怎么样?(解汇报生产情况)

总理：这次你们从工厂拉出多少人?(解：没有出来)

康生同志：你们工厂现在有多少锭子？(解：现在有九万六千零四十四个)你们这派多少人?(解：三千二百人，对方四千一百人)你们工厂总数是多少？(解：总数七千五百人)

康生同志：你们是来告状的，我们不接受告状。

总理：你既然来了，把你留两天。你是省革委常委，袁振同志也是常委，你和袁振同志好好谈一谈，军代表做做工作，由李金时同志负责，到北京饭店去，你们好好谈一谈，李金时同志向向我们报告。

你们来了不要讲派性，你谈话要老老实实，不能让派性发作。你是“红总站”一派的吗?去年学习班时，康老就知道了。(几个人站起来说：解悦到他们厂去煽动派性)讲革命大联合，那一派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那一派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支持，就是坚持这个立场嘛！如果不解决，就要留下来。当然，你们绝大多数人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思想，工人有派性也要教育。

江青同志：工人有派性，也要再教育，再改造。

总理：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都要不断地改造自己。因为有旧社会的影响，刘、邓的反动路线，修正主义的影响，都要好好批判，好好改造。

康生同志：我想你这次来，除了你讲的学习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之外，恐怕还有另外的任务。(解：我现在讲讲)现在不必讲了，我们看行动。真不真看行动。

总理：刚才中央文革首长都讲了话，我们要看行动，忠不忠看行动。不管那派，要不断加强团结，希望你们锻炼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黄永胜同志：王炳伦同志，你是十三冶转业军人代表，你谈谈转业军人代表的来历。你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王：我没参加过什么组织)你这次来是代表谁参加会的？(王：我是六八年复原军人)你不是解放军嘛，那么怎么叫复员军人代表呢？(王：我们没参加过什么组织，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为什么填表那样填呢？(王：那表不是我填的。)

总理：那是你们填的还是工作人员填的？(王：我没填)你们和谁来了？(王：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士学)

康生同志：十三冶有多少复员军人？(王：我不知道)你代表谁？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组织?表是你们自己填的，还是他们做工作的同志写的。

总理：还有一个呢？(陈士学站起来)你是十三冶的？(陈：我是支持大寨红旗，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刚才陈永贵同志讲了，他自己也有派性，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康生同志：大寨的生产搞得好，你们搞得怎样?(陈：我是在革委会领导下工作的，最支持革委会的……)

总理：革委会是集体的。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能笼统地说。复员军人代表这个名字以后不再用了。(王还要解释)不要解释了，这个组织一九六六年已经宣布取消了，过去有过组织，后来取消了，有过痕迹，这次他们把你作为代表了。

今天本来没想讲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会议，一部分同志留下来，一部分同志回去。请冶金部军代表朱互宁同志，国防工业会议陈华堂同志，粟裕同志也来了，你们安排一下。那个单位联合来搞好对立情绪大的，不要急于回去，中条山就谈得不那么成熟，太钢的好一点，(一个代表站起来报告总理说：十二冶也有困难)你和冶金部军代表说。

(太重红旗代表王世廉：我们红旗这一派跑回去八个代表，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只有四个人在这里)

总理：叫他们回来。(王：叫他们也不回来，省革委通知他们也不回来)

总理：中央下命令，中央文革下命令，叫他们回来，和粟裕同志、陈华堂同志接洽。(王：有的代表回去被控制起来了，也有的说他们代表不了)

总理：控制不了！不管怎么说，把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告诉给广大革命群众，谁也控制不了。只有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我们还是看行动。


散会。(热烈鼓掌)


 	冶金会议办事组、“八·一五”会议山西组办事组整理
四川泸州红联站　翻即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
红革联再翻印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迟群介绍清华大学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情况
迟群
1969.03.00


(迟群介绍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情况)


领导上要我向负责同志汇报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很不深，所以，工作当中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学习毛主席思想很不够，水平很低，所以，汇报的情况肯定有缺点和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毛主席最近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是当时美帝国主义所谓“一切对华侵略都以教育形式出现”的侵略政策的产物，解放以前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不少的洋奴和反动文人。解放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蒋南翔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他们的把持下，十几年来，清华大学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群众讲有这么几个严重：一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全校中层以上的干部，就是系的主任、总支书以上的，共有一百五十八名，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这些人十几年来不是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而是极力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宣扬什么“南翔精神”，搞什么“教授治校”，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全校共有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这十二个单位，系一级的主要干部七十八名，其中百分之八十九是属于“双肩挑”的。什么叫“双肩挑”呢？就是他既是教授、讲师，又是系的主任、总支书记，这实际上就是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这个学校。一些教学的基层单位，什么教研组，教研室，几乎全部由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着。

再一种严重，群众讲，就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是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顽固地坚持用他们过去在资产阶级学校中学习的那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学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心想成名成家，追求个人的学位、名誉，提倡什么“杂志缝里找题目”，就是写论文，向上爬，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这是他们所追求的。

再一个严重呢，就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之下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三脱离”的现象。由于他们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比较深，严重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所以，有些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十分严重。蒋南翔就公开地宣扬清华大学是一个“工程师的摇篮”，因此，有许多学生就是抱着最低目标也要当一个工程师这样的思想入学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的人就提出来这么一个目标，什么“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学生他们通过同工农相结合，在生产实践当中表现得还不错，也有所创造和发明。

此外，还有一个严重，就是教职员工的队伍严重不纯，在教职员工队伍当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实践证明，确实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打着讲师、教授这样一个幌子，在清华大学干了不少坏事。过去这里被叫做政治上的“避风港”、“防空洞”，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很好地触动这个地方。有一个武装部，原先有一个牌子，本来这个牌子是合情合理的，应该是挂在外边的，蒋南翔都不让挂。说这个牌子对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授和讲师有刺激，所以不能挂这个牌子，不能有一点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从家属区中也清出了一些坏人，其中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叛徒、特务，十几年来历次运动没有动他们。因为清华这个地方占地面积是三千零五十亩。这次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许多学生参加劳动，所以一下子就开了将近六百亩地可耕面积。这些土地过去干什么用了呢？都是这些人当作自留地，自己种菜、种粮食，所以派出所根本也管不着他们，有一些人没户口也长年就住在那里。

上面汇报的这种严重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集中暴露了，各种人都有所表演。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师生员工就起来造他们的反。但是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大叛徒刘少奇就急急忙忙地派了他的老婆王光美和工作组到了清华大学。正如毛主席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尖锐指出的：他们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使清华大学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后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指引下，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造了他们的反，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权，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坏家伙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又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所以，红卫兵小将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的。

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有那么几个月，他们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的操纵、蒙蔽、欺骗之下，特别是利用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以及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作风，使他们当中一些人犯了错误。在中后期这几个月，他们就是谁的话也不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话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就是在那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时是一派，叫清华“井冈山”，是很出名的了。后来就是在一些坏家伙的操纵下分裂成两派了。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惹不了，打“内战”。开始这个学校还是比较文明的，别的学校有点武斗现象，他们这儿还没有搞。但是一经搞起武斗来，就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一些搞武斗的单位。因为它是一个理工科大学，自己可以制造什么枪炮、土坦克、手榴弹、长枪、手抢、匕首，光长矛就制造了五千多支。把拖拉机改成土坦克，把一些教学仪器、教学设备当成工事。把很好的教学楼的墙壁都给搞穿了，还搞土火箭。试验土火箭的时候，不小心搞到校外农田里头，把一个正在劳动的社员给砸伤了。两派说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都是往死里打。他们的武斗是很严重的，互相打死的一共是××个人，打伤残废的不少。到现在还有残废的学生住在医院和学校里。另外还互相抓人、打人，搞了那么一些很恶毒的东西。把人抓去以后，搞逼、供、信，非得按着他规定的那一套去讲，放毒。两派打架用高音喇叭，附近居民白天工作，晚上要休息，他们却晚上大喇叭互相对着吵，根本没法休息。他们大搞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以我为核心，树立他自己这个山头的所谓威信，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的手都伸向了全国。有的人要当什么“领袖”，搞什么以他们这个组织为首，以他这个组织为核心，他们就是不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中心、就是不提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提这个必胜，那个必胜，就是不提毛泽东思想必胜。他们还有一条原则，加入他这个组织就要忠于他这个组织，但是他就不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甚至有的人为了小山头的利益，严重地歪曲和篡改最高指示，并且讲“七·三”、“七·二四”布告在他这个地方行不通，没有普遍意义。公开地抵制毛泽东思想、抵制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他们在反革命小爬虫王、关、戚的直接操纵下，搞了许多黑话，搞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作风、手段。例如他们曾经有这么一些黑话：什么“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要结成死党”；“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全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他们还搞了掌权的三十六条“权经”，全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政客那套东西。

三十六条中有这么一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他们确实也这么干了。为了搞逼、供、信，就专门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校办的工厂里头有一个坏家伙，他专会搞这个，会搞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一套折磨人的办法。他们就交了这么个人，叫这个人专门去搞逼、供、信。

还有一条什么“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根本没有毛泽东思想。

再有“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全是搞阴谋的办法。

再就是“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根本没有阶级分析。

再一条“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这就是他们三十六条“权经”其中的几条。他们完全被资产阶级派性迷住了心窍，在北航开的黑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黑材料，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并且在王、关、戚的操纵下到全国去揪所谓“军内一小撮”。他们有许多动态组。其中有一动态组专门搞军队，把军队的一些机密、绝密搞了不少，而且扩散到社会上，确实是犯罪的。当然了，上面讲这些情况是少部分人干的。有些很坏的事，只是个别人干的，就连他们组织内部的人也不知道，所以真正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是极少数的人，搞武斗的也只有几百个人。宣传队进校的时候，全校是一万四千多人，但是真正在学校搞这些事情的只有几百人。其他人因为不愿意打“内战”，对于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就离开学校回家了。有一些就当了逍遥派了。这些问题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七·二八”召见他们的时候尖锐批评的那样。“你们脑子膨胀，甚至于全身膨胀，闹浮肿病。”“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当时林副主席也批评了他们，说：“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一个时期要干什么。”因为这个学校的运动远远地落后于全国总的运动形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做的许多事情是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自然的就成为北京市的一个“老大难”单位，成为一个“马蜂窝”。这一切就引起了首都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对于他们这样不听毛主席的话，很气愤、很痛心。这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之下，首先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的革命职工，在二十六号一天之内就串连了六十一个工厂，三万多产业工人(包括各厂的军代表)，二十七号上午十一点就很有组织、很有秩序地开进了清华大学。行动这样的快，说明了首都的工人阶级是最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跟毛主席是跟得最紧的，是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且对于前面说的清华少数人那样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十分气愤的。

上午一进去，指挥部就找他们两派头头来谈。就是希望他们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搞革命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好学校中的斗、批、改。去找他们谈，他们不谈。开始搞什么电网，搞铁丝网。其实有的也没有什么电，只写个牌子“此处有电”，总而言之不让你进。后来就向宣传队扔砖头，扔石头。最后就动了长矛，他们冲出来把我们一些军代表、一些工人同志拽到屋子里去打。有些军代表领章、帽徽也给揪了去。同时大肆广播，煽动造谣，说你们都是受蒙蔽的，你们的后台是杨、余、傅，你们是上当了。甚至讲什么你们都是一些牛鬼蛇神，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工人同志没有理睬这些，工人同志进去就是拿着两件东西，一个是毛主席的像，一个就是毛主席的语录，始终坚持给他们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毛泽东思想。后来一部分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下，开了枪，以至于发展到往人群里扔手榴弹。有一些工人进到屋子里以后，他们就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去。当时工人同志是付出了代价的。当时工人是很激动的。感到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竟然遇到这样野蛮的武装袭击。有的工人气得都哭了。但是，工人阶级觉悟最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以感情代替政策，没有还手。工人同志说：“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是来制止武斗的，决不上敌人的当。”因为这一点在事先是有所准备的，预计到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根据这种估计事先就向有关的负责同志报告了。并且提出了“不还手，不还口，不赌气，不顶牛”的规定，因此，当时有些同志虽然是牺牲了，他们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有些负了伤，但是没有用武力反击他们，流着血还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正下着大雨，天也黑了，工人没有带雨衣，大家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其中还有一些女同志，她们当中有的人来的时候很仓促，把自己的孩子锁在屋里头就来了。她们说：“不在这里落实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回去。”连续下了两天大雨，工人宣传队没有动摇、没有撤走。工人阶级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所以，尽管他们造谣污蔑，武力袭击、刁难，耍两面派，都没有吓倒工人阶级，也没有难倒工人阶级。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文革的首长召见了他们，很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紧接着八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清华工人宣传队八个团赠送珍贵礼品——芒果；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自接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我们宣传队的代表，同时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最新指示。这一切，工人阶级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也是最大的鞭策；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了解群众的心愿，同工人阶级永远是心连着心。毛主席发表这一系列的最新指示，毛主席送芒果，成为宣传队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巨大的动力，是精神原子弹。工人同志一致表示决心：“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撑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工人宣传队虽然牺牲了几个同志，受了一些伤，但是大家深深感到我们制止了武斗，落实了“七·三”、“七·二四”布告，落实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政治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取得了主动。我们的损失很小很小，成绩最大最大。现在一提起“七·二七”，有些人就搭拉脑袋，很被动。

工人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在学校当中长期地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宣传队跟他们讲：你们不是扔手榴弹、开枪吗？你们打不走我们！你们不是来刁难我们吗？造谣污蔑吗？你们也赶不走我们！我们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来，长期地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永远来领导你们。给你们掺沙子。

七个多月来，我们究竟是怎样在清华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呢？

一、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迷信他们。对于一些头脑膨胀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藐视他们，就是敢于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争，敢于同那些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当然在这个斗争当中，我们始终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对知识分子就是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但是必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但是也绝不能让他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从这一个指导思想出发，宣传队一进清华，就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指向他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坚持这样一个斗争的大方向，就要不断地同那些干扰这个大方向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否则就不能够坚持这个大方向。宣传队住下不久，资产阶级派性暴露得也比较充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派性是个顽固的东西，它经常反复。你住到房子里，他就停水、停电，给你从生活上制造各种困难。后来见宣传队决心要住下来了，他就开始采取了消极的办法。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学生大批离校，使你宣传没有对象。宣传队也还是住在那里，大量的做学生的工作，把原来一些不愿意参加武斗回到家的学生动员回来。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也不得不回来了。回来以后，接着就给工人宣传队出了好多难题，跟你辩论，说什么你们工人领导不了大学，你们最多可以领导中学、领导小学。工人同志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大学也必须是在我们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什么是最大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你们会讲这国话、会讲那国话，就是不会讲毛泽东思想的话。要说知识分子臭，也就臭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他们又提出来，你们不在工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到这里来干什么？呆的时间长了，国家不就吃亏了吗？你们不能跟我们比呀，我们是吃饱了饭就是闹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在工厂里是抓革命、促生产，今天我们来是抓革命、促教育，我们生产的一些仪器、教学设备，你们搞武斗，都给破坏了，今天来制止你们的武斗，也是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同志讲得他没话可讲了。后来有人又说什么你们应当来支持我们，不能来挖我们的墙角。工人同志讲：挖什么墙角，我们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你这个山头主义的墙角，我们是挖定了，而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讲得他也是哑口无言。总之，一个实质问题，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他们不服气。经过这样一些辩论之后，有的人又给宣传队栽赃了。如他们在武斗的时候，互相都搞到了一些面粉，又都扔到外边。下雨时工人就把一些面粉搬到房子里头放起来。本来是个好事情，结果他们就在外头宣传，说工人把我们的东西都抢走了，甚至连我们吃的面粉都给他们拉走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农场同志，在谈判会上给他们讲：“这些面粉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是我们流着汗一点一点地把这个粮食种出来的，打出来的。但是你们把这些面粉弄在外边糟蹋了，我们看着心疼，才把它搬到屋子里。你们什么时候要吃，就随时可以去取。”谎言是最容易揭穿的。经过这样几个回合，宣传队就站住脚了。

尔后，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大联合问题。两派是那样势不两立，叫作“国共两党的斗争”，打得那么样的严重。在这个形势下怎样使他们两派联合？当时也确实感到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两派谁也不和谁坐在一个板凳上，要把他们都找来坐到一起，就很困难。坐下来以后，他们都是以我为中心。有一个组织就讲了，以我为核心，这是我们这个组织在联合问题上的一条原则。现在听起来几乎都是笑话了。他那个时候就是公开这样讲。这样就在名额比例上纠缠不休。这个问题没解决又提出放人问题，两派互相要对方组织放人，但是谁也不放，都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不能放。不放人，就联合不起来。这样为了放人问题、名额比例问题，在那里扯皮三天、四天，通宵的谈判。各派都准备两套班子，一帮谈判，一帮睡觉，搞疲劳战术，我们工人同志开始没有经验被搞得很疲劳。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参加谈判的那些头头都哈哈大笑了，觉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当时双方都不让提革命的群众组织这个词。因为互相都不承认对方是革命的。工人同志在会上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他们只忙于争夺山头利益，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开会背诵“老三段”，有的人都不会背。这在工人来讲，是最起码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不会背。有的开会根本不拿语录。对工人来讲随身带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但他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工人同志当场就给他严肃地指出来：你们口里讲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你们忠在哪里？连“老三段”你们都不会，连语录你们都不带。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通。开始他们是很不老实的，那个时候尾巴都翘得很高，对于工人根本就瞧不起，轻视得很。可见这个修正主义流毒是很深的了。现在，工人师傅长、工人师傅短的可是亲热咧。

在这个联合当中，双方都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所谓“王牌”，要宣传队支持他们，把对方搞垮。比方说，“团派”就以他掌握了对立面“四·一四”的所谓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这个东西到现在也没有落实，硬要把“四·一四”打成一个反革命组织。“四·一四”呢？他说，远的不讲，我就抓你一件事，“七·二七”工人进来你开了枪，扔了手榴弹，我们没有动手，你这是反对工人阶级。他就是用这个给工人宣传队烧火，叫工人宣传队感情用事，把“老团”压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匆匆忙忙地表态，而是认真地搞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两派的广大群众都是好的，两派组织里都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组织里面也都混进了极少数的坏人，两派在运动当中各有自己的功过，就是程度不同，两派的大方向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不被他们的错误所激怒，感情用事，不被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大方向，也不因他们的功和过而亲一派，疏一派，甚至于支一派，压一派。始终坚持这么三条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地支持你，和你一起战斗；凡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严肃地批评，耐心地帮助；对一小撮公然起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就坚决地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当然，对他们这样一小撮也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给予出路。你今天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今天就支持你，明天不符合了，就批评帮助你；你这件事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支持，那件事不符合，就批评教育。不管那一派，统统如此，一碗凉水端的平。由于坚持了这样三条原则，就使双方谁也钻不了空子。后来座谈当中，双方的头头都心服口服。原“四·一四”的头头沈如槐就讲：“当时，‘团派’犯了错误，我们特别的高兴。心想这一下子‘团派’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宣传队一定得报复它一下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可以捞一根金条，结果呢，由于宣传队坚持了这三条原则，我们连根稻草也没有捞到。”根据这样三条原则，很快地就促使双方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联合以后，又发生有一派的学生打了另外一派的学生的事情。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三拳两脚的打了几下子，问题并不大。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以后，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所以，宣传队就坚持要打人的人作检讨，在全校公开的检讨。当时打人的那一派是“团派”，就说工人宣传队小题大做，过去我们互相都打死了人，现在，三拳两脚，算什么。我们说，意思不一样，现在是工人宣传队进了学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你这两拳破坏了革命大联合，你这两拳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敢于斗争就是要坚持原则，不能让步。一定要检讨，而且要好好检讨，如果检讨不好，群众不谅解，还要把你扭送到公安局呢。有工人宣传队在，就没有你歪风邪气存在的余地。有的便说，你可不要叫我们“物极必反”。宣传队讲，你反就反，没有关系，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反。你再反也超不过“七·二七”。最后，还是开了大会，打人的人在台子上痛哭流涕地做了检讨，向被打的同学赔礼道歉。“大联委”的头头也作了检讨，因为你管理教育的不好嘛。由于对这件事作了严肃处理，所以，从去年八月份发生打人这件事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一起打人的事情。刹住了这股歪风。

那么是不是斗争到这里就结束了呢？没有。资产阶级派性是一个顽症，它是经常反复的。后来他又采取了别的办法来干扰斗争大方向，说什么要“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胜利”。接着又在宣传队指挥部的门口贴张大字报，什么“一点意见”，什么“澄清一点意见”哪，商量商量呀，就是拿一些专门容易使你表态的问题，使得你上当。总而言之，干扰斗争大方向。但是宣传队没有上当，没有被这些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干扰，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对他们始终是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没有抓他们一个人，没有把他们一个人揪到那一次大会上去批斗，不在学生身上打主意，这样搞学生没有意思，没有必要。对他们的问题就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共同对敌，通过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找老工人给他们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组织他们参加劳动，这样子就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就为下一步的斗、批、改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长期独霸的一统天下，被工人阶级占领了，大权被工人阶级拿到手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的政策能够在学校里逐步地落实。

二、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用政策武装群众，提倡斗争的哲学，通过斗争落实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当时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联合了以后，在共同对敌的时候，怎样发动群众。宣传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觉得是一个普通问题。但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究竟是依靠哪些人？怎么发展积极分子队伍？这个问题在工厂里，在农村里不困难，在这个学校里就觉得困难。有一个教研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基础课有一个教研组二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人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就是这两个人，历史上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宣传队下去扒拉来又扒拉去，总觉着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骨干分子，有的说：“这个地方都是一些臭知识分子，再不就是历史上不干净的一些残渣余孽，一窝黑，干脆连锅端到农场劳改算了。”这样，清理阶级队伍去依靠谁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因为我们许多工人同志往往好用工厂的那一套框框来套学校，以自己那个队伍比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是不能比较的。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不能只是相信我们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也要相信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也要相信那些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遵照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发动他三分之一，就是说，有三个人，我们争取了一个人，第二个人就动摇了；第二个人又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第三个人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三分之一，开始就是狠抓三分之一。通过革命的大批判，通过我们宣传队内部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端正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看法，统一了认识，这样很快在全校建立了三分之一的积极分子队伍。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数力系的一个教师，他说我是三臭人物。第一是家庭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第二臭我是清华牌的，即清华毕业的；第三臭是知识分子臭。工人宣传队发动群众时，他觉得自己是应该靠边站的，没有积极性。后来，通过大批判，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他认识到不是家庭臭，而是剥削阶级的罪恶臭；不是学校臭，而是刘少奇的流毒臭；不是我个人臭，而是我头脑里的“私”字臭。他能够正确地认识到香与臭的问题，表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表现得很好，成为一个积极分子。

在发动群众当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被称为“边缘人物”的人。“边缘人物”就是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站过来的人，这些人主要是运动当中犯了错误的，特别是那些学生，以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种人，特别是犯了错误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宣传队进去以后，他们都有一点消极情绪。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老子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消沉情绪。所以，怎样把这些人发动起来，把他们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我们如果不善于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不善于调动积极因素，就不能真正地、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所以，遵照毛主席教导，就是“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团结广大人民，团结的越多越好”。对这两种人做了许多工作。

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种错误的论调，叫做“政治危险论”。这也是知识分子摇摆性的表现，他本来造反是很好的，后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犯了错误，就对前面造反时的方向也动摇了，产生“政治危险论”。什么“积极了太冒险，落后了太危险，不前不后最保险”。还有的人讲，我们这个红卫兵“一年香，两年臭，三年就挨斗”，所以干脆嘛，还是不要干。从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出发，就产生不少不正确的论调，什么我们知识分子“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笑声)还有什么我们是“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弱点的本质的反映。对这些人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耐心的说服的办法，给他们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团结、教育他们。包括蒯大富在内，因为蒯大富是下令开枪的人，就是对他也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只是在他派性暴露，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时候，才严肃地批评他，但是不把他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混同起来。蒯大富后来毕业了，临走时找他谈了话，给他毛主席著作，给他一些鼓励。对其他一些犯了错误的头头也是如此，给他们办学习班，引导他们斗私批修，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加深“三忠于”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个头头叫陈继芳，这个人是搞“动态”的，搞了不少不应该搞的材料，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她触及灵魂地斗私批修，作了检查，也相信她，大胆发挥她的作用。她是一个预备党员，在整党中，她是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沈如槐和陈育延这两个人，沈如槐是“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陈育延是井冈山“团派”的领导骨干之一，这两个人都被群众选为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工作很积极。有时候给一些单位介绍情况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出面现身说法，互相讲当初我怎么想搞你们啦，讲得很有意思。由于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犯错误的头头的一些问题和犯错误的一些学生的问题，就争取、团结、教育了大多数。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和那些运动当中犯了错误的一些学生有不同的特点，人数也不算少，有千余人。发动群众，当时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了这些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什么比较多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有“名望”的人很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清华大学去深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不少人的老子出了问题，被冲击了，有的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了，有的是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有的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上至大叛徒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下至一个公司、合作社的经理。后者当然是少数的，但他们也犯了一些错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关系上来讲都是一个老子和子女的关系，都存在一个政治上需要解决“划、清、站”的问题。这些人在过去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有的人就公开讲，我们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很骄傲。文化大革命以来，老子出了问题了，情绪就马上一落千丈，觉得没有出路了，个别人甚至觉得绝望了，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他的路可走，想着叛国，想着自杀。所以知识分子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的动摇性、摇摆性的弱点，在各个方面都会暴露出来。对于这些人，当时有些工人同志不敢接触，说这些人都是“黑苗子”、“黑帮子女”，给他们做工作，沾在一块没有好处，叫他们靠边站，不愿意接近他们。实际上，这些人无产阶级不去接近他们，一小撮阶级敌人早就在接近他们，而且是在拉他们。因为这里确实存在着无产阶级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拉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说，无产阶级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斗争。如刘涛，这个人开始一直是住在屋子里头不出门的，有时出门也要带着一个大口罩。对这个人，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大胆地给她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宣传队找她谈了二十多次话，特别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布了刘贼的罪行以后，工人同志就找刘涛一起批判刘贼的罪行。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之下，两天之内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贼罪行的大字报。这个人最后表示的态度也很好，说：“我要坚决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锻炼、改造自己，首先要到农村去锻炼，去插队，当一辈子农民。我要好好地改造自己，要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通过刘涛，我们感到很重要的是解决这么三个字，就是解决“划、清、站”的问题，就是同反动的老子、家庭划清界限，肃清刘少奇和修正主义的流毒，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工作上关键是围绕一个“拉”字，重点是教育。使他们理解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有个叫王芹珠的青年助教，她的父亲是一个地委干部，运动当中被群众揪出来以后，因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背叛革命自杀了。王芹珠情绪很消沉，觉得落了个叛徒老子，自己也没有出路了，今后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来了。后来宣传队对她反复进行帮助，跟她讲明，老子、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是站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现在就可以选择，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工人同志跟她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最后把王芹珠教育过来，大胆地起来揭发反动老子的罪行，划清界限，最后成为她这个系的一个很好的积极分子，还被群众选为学习班的班长。

还有一个人，他老子是一个省级干部，这个人就是企图叛国、自杀的，被教育过来以后，把这些活思想，都给工人同志谈了。这个人现在表现就很不错。

后来，有些人的老子在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经过群众的帮助、教育，有了觉悟，及时解放了。于是有的人又变得浑身轻松，说“老子定性我定性，老子解放我解放”。这时宣传队就及时抓住这个活思想，进行教育，指出你的老子今天有了觉悟，被解放了，并不能代替你从政治上、思想上解决“划、清、站”的问题，并不能代替你正确地对待群众的问题。过去的影响、流毒，在自己的脑子里，还要靠自己去批判，去肃清它。抓紧了对这些人的教育，不断提高了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

由于抓住这样一些典型，做好了这些人的工作，所以在整个师生员工当中，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充分，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团结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大多数。

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继续不断地用政策武装群众是十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用政策武装群众的过程。但是要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政策，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有的同志讲，通过几次批斗会，一轰而起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正地用政策武装群众，让群众在斗争中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确实是要经过一番工作的，要经过一番斗争的。毛主席多年以前就教导我们，“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些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当时在群众当中存在着一种“左”的思潮。特别是在两派群众组织当中，在运动的中后期的一段时间内，对走资派没有认真地批，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没有认真地批，对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认真地批，真正的阶级敌人没有挖出来，就是打“内战”，这实际上是右。这个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向极“左”方向发展，就出现了宁“左”勿右的现象，扩大打击面了。这里有一些例子，如：“质询会”，什么叫“质询会”呢？本来是找几个人谈一谈话就可以了，但是却搞五、六十个人坐在下面，叫一个人站在前头问他。其实有一些问题问起来都是很不策略的，有的根本没有多大根据。这一头在“质询”，那一头在他的大门上就给贴上了打倒大特务某某某。结果有的人连家都不敢回去。有些知识分子他过去什么丑事都可以干，但是揭出来以后，他就没有脸皮见人，有的就造成自杀现象。实际上“质询会”真正的东西没有搞出来，是一种变相的逼、供、信。

再一个就是一、二、三级管理，也有人讲一、二、三级专政。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前就搞过，进校以后因为来不及抓这件事，在一两月之内还保留着。什么叫一级管理呢？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关着，写检查交代，劳动。二级管理就是白天在那里写交代、劳动，晚上可以回家。三级管理就是可以和群众在一起，群众说，讨论这个问题不需要你参加了，他就到外边去。所以经常看到走廊里头坐着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书，开始还以为屋子里坐不下，一问才知道是三级管理的，因为屋子里讨论的问题不需要他参加，不让他听。一、二级管理当时有一百三十一名，加上三级管理的将近三百名。他们自己讲叫“专政队”、“劳改队”。当时宣传队说，我们不承认什么“劳改队”、“专政队”。因为你“劳改队”、“专政队”实际上就定了性了。我们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我们才不给你定性呢！办学习班可以，不叫什么“专政队”、“劳改队”。后来宣传队提出除极个别的有特殊情况的、有不安全因素的以外，其他的统统放回去。但是，放人的问题经过了不少斗争，有的就讲，我们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好容易冲刷出来这一小撮牛鬼蛇神，你们来了都给放出来，岂不白搞了。说宣传队右倾。我们说，右倾也得放，因为你关的本身不符合毛主席思想，也是不策略的。因为关的结果久了他也习惯了，有的关了六个月，有的三个月，每天交代，写材料，今天交代材料，明天交代材料，看一看，三个月以前的，还是那一套，反正你要看，我就再抄一份给你。没有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们，他也不用脑子，也适应这种生活了。这实际上对他们起了一个保护作用。实践证明，放到群众当中去还是对的。这样便于群众监督、便于群众审查。放下去以后，他们有的搞小串连，结果把他自己暴露了，群众一发现，当时就找他。另外，你今天交代的问题里头有个什么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去追他。有的人经过群众审查证明了不是敌我矛盾，也被解放了。所以，到了群众当中，确实解决问题，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有利于澄清一些人的历史问题。象原来搞的一、二、三级管理，搞不到真正的敌人。后来揪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好多都不在原先的一、二、三级管理里。所以，原来那种做法实际上保护了敌人，麻痹了群众。落实政策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放人之后，又宽大了几个反革命，有的人就吹出一股风，说宣传队右倾，对敌人手软，甚至提出来，我们坚决要求将原来的那些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实行群众专政，对那些从宽了的，应当加重处分。说这是“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意见”。后来宣传队就按照主席的教导，一竿子插到底，把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开全校的万人大会，把政策向群众说明，同时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群众呼声、群众意见问题，而是要按照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改造这个学校，还是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学校；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还是按照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运动的问题。什么是右？你看不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自己的失败，并且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看不到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从而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一不抓紧，二不注意研究政策，就要犯右的错误。什么叫“左”？你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看不到毛泽东思想改造一切的巨大威力，对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敌人的营垒是会起变化的，有一些人有可能由坏人变成好人，这一点你看不到，一概不给出路，统统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一锅煮”，那就要犯“左”的错误。这个“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指明。经过这样几次斗争，放人的问题，宽大坦白交代问题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等等，逐步地解决了。

但是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固性，在解放干部、深挖阶级敌人的时候又有反复。在头头学习班里头，斗了原“团派”组织里头隐藏的一个坏人，那么“团派”一定要想办法从原“四·一四”这个组织里头揪出坏人来斗一斗，搞所谓“平衡”。要不然，光斗原来我们这一派里头的坏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坏组织了吗？完全从“私”字出发。这样干部也不能顺利解放，坏人也不能很好地来揪斗、批判。后来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明，引导学生斗私批修，讲明毛主席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政治。这就要求我们执行政策的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有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要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要斗私批修。所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就要不断地斗私批修。落实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斗私批修的过程，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经过反复学习、斗争，上边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落实政策又遇到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政策越落实，敌人越孤立，这时，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使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有的公开跳出来破坏和捣乱。当时宽大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没有给他戴帽子。但有的群众不放心，说是加上一句话吧，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要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他回去以后感动得不得了，说毛主席的政策挽救了我，没有给我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表示还要“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问题都要清理干净。当时在学习班里表了这么一个态，对别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很有促进，这时，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放风，说：你先别高兴，什么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没有听见后头还有几个字吗？群众监督，以观后效，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宣传队腾出手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新帐老帐一块算，那时再给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那个时候就够你受的了。结果这个人就不敢吭声了。后来在宣传队反复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一些动动摇摇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包括敌我性质的人，在学习班里表态，要“竹筒倒豆子”。结果有的坏人又在吹风，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没有听到毛主席“五·一九”批示的新华印刷厂的文件里头最后有一段话吗？宽大不是无边的，说是该枪毙的不枪毙，判你无期徒刑也算是宽大，判你无期徒刑改成有期的也是宽大。他从中加上歪曲，这一说，本来想坦白的人也不敢坦白交代了。这样宣传队就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使那些动摇不定的人能够相信党的政策，相信革命群众，及时地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所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是要经过斗争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是那么平平安安地就可以把毛主席的政策落实了的。这不仅要在一些学生、教职员工当中进行斗争，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在我们宣传队内部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宣传队经常开大会进行讨论，争辩，统一了认识，然后我们再去做师生员工的工作。总之，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用政策武装群众，要提倡斗争的哲学，通过反复斗争，不断落实毛主席的政策。

三、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还教导我们说：“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我们在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方面着重遇到这么三种情况：一种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包括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第二种是运动中群众要打倒的这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第三种是运动一开始群众就叫他们靠边站了的、一致主张打倒的反动的学术权威。这三种人的情况都是比较复杂的，必须加以区别。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强调了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要给予出路，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所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区别对待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政策，没有区别对待就不可能做到慎重处理人的问题，没有区别对待也就不能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就不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就不能分化瓦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原来作为反抗力量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没有区别对待就体现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政策上的区别就是要明确打击什么，保护什么，严惩什么，宽大什么，以做到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

上边讲的第一种人，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在清华大学许多旧知识分子都有家庭出身不清、社会关系不清、政治历史不清等问题。据统计，在属于旧知识分子的七百四十五人中，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即达百分之三十九。这一些人的问题主要通过宣传党的政策，让他们自己交代清楚，对于问题严重，根据又大，经过交代政策，本人不交代的要去调查，搞清之后必须好好地加以区别；他们有些人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就是解放以后有一些右倾言论，稍微一上纲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所以，对这些人需要很好地分别情况，加以区别。我们主要坚持这样三个区别：

一个就是很好地区别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所有区别之中的根本区别，搞不好这一条区别，我们就要从根本上犯错误，无法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历来很强调这个问题的界限，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这里着重把混入教员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历史反革命揭出来，使那些虽有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划为敌我矛盾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的旧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些右倾言论，有些曾被定为右派、三反分子，这个怎么样区别开？我们着重是看他这些右倾言论是一贯的恶毒攻击呢，还是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他格格不入。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看问题都是从右的方面来看，散布了一些言论，但是还不能算是一个三反分子。我们就把住这一关。因为把住了这一关，掌握住了政策界限，使一些人就解放了。

其次一个区别就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区别。处理历史问题很重要。因为他们这些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历史问题。他们都是将近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到现在不到二十年，所以他经历了两个时代，都有一个历史问题，特别是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为了向上爬，解放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反动组织，他们在那个时候那里想到现在，一九六八年要清理阶级队伍，现在一看呢，又是特务组织，又是反动组织。有的估计要戴上个特务分子的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觉得吃不消了。对这个要作具体的分析。毛主席历来强调对于人的错误问题，一定要研究他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对旧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区别开来。把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分析。有的人在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根本不懂社会主义，他反动，但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了，他同那些反动组织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现在清队，他又清了，坦白交代了，这就要从宽处理，宽的幅度要大。有一个教授，他是个历史特务，彻底坦白交代了，解放以后只是个一般的右倾言论，所以就没有给他戴帽子。现在清了，批判了，从宽处理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要给他们一个借以立功自赎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他那一套理工科的东西，就是有点文化，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自己服务呢？把这个思想跟他们公开讲了，说：你们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竹筒倒豆子”，“一清二批”，这样你们还有可能运用你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样就使一大批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包括敌我矛盾)旧知识分子积极地向宣传队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有了奔头。

至于现行的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了，也是要从宽的。但是它和历史问题不同，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旧时代，也不晓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也不晓得什么是共产党，说了一些反动的话，跟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一些坏事，是不奇怪的。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还反对社会主义，那和解放以前你不晓得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有一条，只要你坦白交代了，那还是有出路的，还是要从宽的。

其三，就是坦白交代还是拒不交代这个区别问题。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管你历史的，还是现行的，关键看你向无产阶级投降还是不投降。只要你向无产阶级投降了，老老实实坦白交待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了，那就要从宽处理。但这个宽的幅度也还是根据罪恶轻重、民愤的大小，具体的情节来定了。最近对三个一直表现比较老实的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开了一个大会，震动极大。被摘帽的人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整天等着批斗，等着处理，没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其他被专政的对象也都积极地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表示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争取摘帽子，不少人还交代了一些问题。有一个右派分子说，过去我不相信党的政策会落实到我们这些已定性的右派分子头上，我要把这次大会看成是一生的转折点，重打鼓另开张，把自己的罪行连底端出来，彻底批判，脱胎换骨，重新作人。以上谈的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运动中群众要打倒的，怎么把他们区分出来呢？只要不是叛、特、反的，就要多做教育工作，经过帮助教育，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个问题，因为运动开始他们都被不同程度地冲击了，都被群众批判了，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那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样一个冲击，修正主义的东西就冲不垮，就砸不烂。所以，必须要冲击一下子。那么运动到后期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要一个一个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甄别，去落实。这里就是强调了这么四个区别：一个就是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第二就是把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第三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布了一些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第四把由于不突出政治，重才轻德，坚持业务第一而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这个区别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证明一个问题，是好人犯了错误，还是坏人干坏事。当然，就是后者，坏人干坏事，也还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他以出路。当时拿出来几个典型，一个是基础课的总支书记李卓宝，一个是工化系的主任汪家鼎。当时类似他们都有一些材料，都有那么七、八项问题，都有个大标题，第一项是恶毒攻击；第二项是猖狂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第三项是积极地、大力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四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网罗牛鬼蛇神。现在看来，拿出一条来就可以够上反革命了。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招降纳叛这一个词。群众讲，招降纳叛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你还在这里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那不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吗？有一个系的主任，说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原因是包庇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系里头有一个讲师，这个讲师是有严重问题的。包庇了他一个反革命的姑夫，使其逃脱十年法网，最后找到了，把他这个姑夫枪毙了。本来这个人应当受处分的，但是受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包庇，后来就被这个系主任提拔为教研室的主任。凡是出去搞科研工作，就把他带上。这是一。这个系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个助教，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重庆市的一个秘书长，是个官僚家庭。这个人也被系主任重用了。这两个例子就是招降纳叛里头的两个具体的例证。所以，就说他是招降纳叛。后来就找他谈话，谈到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包庇他的反革命姑夫，一个因为他老子是个历史反革命，所以才重用他俩呢？他说，我那里是这样的呢，我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脑瓜灵、很聪明，给他一项科研项目，同样一起搞，他俩就能先搞出来，出活快，所以，我就提拔重用他。我不是什么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这就区别开来了，他是由于重才轻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重用了他们，而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了。这个区别的结果并不能代替解放他们，不能代替他们有了觉悟，关键还是要对他进行帮助教育，关键在于他本人的态度。当时工化系的主任汪家鼎表现很好，扛着斗私批修牌到群众当中征求意见，很有诚意的，很快就被群众解放了。但是这个李卓宝不行，群众对她的意见比较大。她丈夫何东昌，是清华大学旧党委副书记，她本人是旧校党委的委员，又是所谓蒋南翔的红人，在群众当中印象一直很坏。这个人一听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解放干部的最新指示，因此就等着群众来解放了。她准备了一个检查，是抱着过关的思想，结果检查了一次，群众根本没有通过，又检查了一次，还是没通过，群众提了一大堆意见，而且上纲上线反批了她一通。她四天四夜没有睡好觉、吃好饭，回去就斗争。群众跟她讲，你这样检讨，一百次也不行，因为你是过关来的。结果呢，她经过斗争，工人宣传队、革命群众对她又进行帮助，最后下决心，触及灵魂斗私批修。她说就是一百次我也要来检查。那个群众有意见，就到他家里去检查。由于态度变了，只作了一次检查就被通过了。最后她谈体会的时候讲，原来是想一次过关，结果群众讲你一百次也不行；准备作一百次触及灵魂的检查，结果一次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改不改悔的关键问题在于态度。当时在部分群众中有些模糊看法，说这些人算不算好人？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引导群众对一些干部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认为，他们解放前，有的解放后也还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他们过去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那就是好人。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好人，走什么主义的道路是好人呢？群众中还有个活思想，说这些人批臭了，还解放什么呢？感情上也过不去，一看见他们就想到那些封、资、修的毒害。想到他们执行的一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想到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到他们这些人身上的许多问题，所以就有气，觉得臭了，还解放什么呢？后来这个也开大会讲明，说你那个时候不把他批臭，现在就不能解放，你那个时候把他批臭了，恰恰为今天解放他们创造了条件。因为批臭的是修正主义的毒素，是资产阶级的私字，而不是把这个人搞臭。所以，批的越狠，批的越臭，越是为今天解放他创造了条件。开始批判他们是大方向，现在解放他们也是大方向，都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解决了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因此解放了干部，同时也使用了其中的一批干部，让他们参加了第一线的工作。这样就把他们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区别开来了，就使一大批干部很快地获得解放。

还有一种人要区别的，就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这种人也是运动当中群众一致要打倒的。其中，有个反动权威钱伟长就讲，群众都认为我是废品，我也认为自己是一堆垃圾，早晚要打扫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总觉得没有出路、没有前途了。对于这些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那些反动的技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多个，比较有名望的有十四个。但是问题不在于这十四个和一百多，实践证明，解决这一些人的问题，涉及到解决一层知识分子的一个政策问题。特别是解决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当时对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一批、二养(有的是要养)、三用、四改”，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则需要“一清、二批、三用、四改”。这些人过去都是一些“权威”，一些有“名望”的人，他们过去都以教授自居，能当个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觉得很光荣，很荣耀。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被革命群众批判了。由于他们还留恋着过去，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便大有江河日下，前途无望之感。说什么“教授教授，实在难受”，到处在批判封、资、修的东西，没有和他们共鸣的地方，学生、青年教师、革命群众同他们说不到一起。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根本不理睬他们。对于这一些人，我们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要采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遵照这样一个教导，我们拿出了三个典型。

一个是梁思成，就是满清末年的康梁变法的梁启超的儿子。是土建系的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的反动权威。他是搞大屋顶的，搞复古的东西。他原来是旧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主张要把北京市建设成为要保持浓厚的古老色彩的现代化的首都。所谓浓厚的古老色彩的首都就是要搞这个红墙，搞琉璃瓦，搞一些大屋顶。所谓现代化无非是按个电话，有个暖气，有个自来水。所以这个人就是典型搞复古主义东西的。所以运动一开始有的群众说这个人真是老朽不堪的废品，靠边站。

第二个典型是刘仙洲，今年七十九周岁了，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他是研究机械学的，是机械学的反动权威。但是他好多的精力是在研究古代的机械学原理。什么是古代机械学原理呢？有些同志找了一些刘仙洲写的书，都是精装的，翻开来一看，就是原始的一些机械原理。本头杠子，大石头，怎么动呀，怎么推磨，怎么转呀，都是那些东西。所以，学生说，这些东西害人不浅，到了工厂一样也用不上。看人家几时用那个大木头杠子、大石头去推磨呢？这个人也是个老古董，有的群众说，干脆打倒，批臭，当废品处理。

第三个是钱伟长，是中国的所谓“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再加上这个钱伟长了。他是在美国研究火箭炮的。他说，我犯了罪的人，研究杀人武器的。他是力学反动权威。他是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的，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原先这个人是副校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个研究所的主任，那个筹委会的副主任，二十七项职务，定为右派以后，统统撤销，从一级教授撤到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这个人过去群众认为早臭了。对这三个人首先是一个批字，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就是首先批判他们放的毒。过去蒋南翔也组织人批过钱伟长，那是假批判。那个批判没有抓住要害，没有抓住学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没有抓住学术为谁服务这个政治上的根本问题，批来批去批不到要害上，批不臭他，自然也立不起来。过去批的时候，有一个讲师在台子上把钱伟长说得一钱不值，说他是“假科学家”，“冒牌的知识”，全盘否定他，结果钱伟长不服气，群众听了也不服气，就是这个讲师自己会上批判，会后就跑到钱伟长家去求教他，叫他辅导。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有人还说他们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他们政治上臭，业务上还是香的。这一次批呢，就抓住业务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毛主席教导：“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是由他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此，就批他的反动思想、反动的立场。批的目的是教育群众，不是仅仅为了他自己。所以，当时梁思成有病，让他住院。土建系群众就背靠背的批他，批了五、六次，效果很好。有的群众说，虽然他不在场，但是批得很深，把这个人的一些封、资、修的东西真是批臭了。他今后再放毒就没有市场了。他说一句话只要有一点毒素，我们就可以给他指出来，马上消毒。关键是个批字，批字当头才能给予出路。没有批判谈不到出路问题。

批了以后，就遇到了下一步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三个典型，有代表性，有的年大体弱，要养。象梁思成六十七岁，身体有病，肺气肿，又有心脏病。刘仙洲七十九岁了。这两个人群众讲，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了。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讨论说养着他们，而且可以在家里研究他的古董去。有的人又哇啦哇啦议论起来，说简直岂有此理，过去他们放了十几年的毒，现在好容易批判了一通，还回家去研究什么古董去？后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他可以不当副校长了，不当系主任了，挂个教授头衔，还是让他们研究他的古董去，不然回家他坐着没有事儿干，总是要研究东西嘛。梁思成不就是对大屋顶有研究吗，他可以研究大屋顶。刘仙洲不是研究古代的机械学原理吗？这个在中国来讲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研究它。这个东西也不能绝了种，将来有人要了解、批判大屋顶还得找梁思成。了解古代机械学问题就得找刘仙洲。所以这样打通了群众的思想，说他们可以不天天来学习班，他们可以半天来，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完全在家里头，不一定完全叫他们八小时、十小时来参加群众的活动。通过大批判，群众想通了。大家说，关键是我们身上有了免疫力了，有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再放毒没有市场了。他们研究那些东西保留着，还有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一看见他们就想起了封、资、修的毒害，经常警惕着不要忘记了路线斗争，这个也有好处。对于钱伟长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这个人五十六岁，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些事，可以不要养我。他说，我那套体系当然是不行了，叫我将来讲课我不敢讲了。毛主席讲了，将来的学生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我没有勇气到讲台上去面对面对着这样一些学生。但是我可以坐在一个屋子里头去翻译和研究一点外国的科技资料。我会六国文字，我总是比那个不会这六国文字的人来得快一点吧。这个问题也和群众讨论清楚；他那一整套的体系不行了，要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分上，应有所取，取其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人经过批了以后，说，批是为了用，我还是可以用的，用嘛就要改，希望给我个机会下去改一改，和工农、劳动相结合。后来就给他创造条件，同基础课力学教研组一起到北京特殊钢厂去劳动。当然在劳动当中那是出了不少洋相的。因为他是研究力学的，一去嘛，工人就讲，这回来了个“万能科学家”。他过去就吹自己是“万能科学家”，到了工厂以后，工人说：钱伟长咱们这个工厂处处都是讲力学的，你来了以后，有些问题还得让你来讲一讲。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个钢锭，这个纲锭一头粗、一头细，每次都是粗的那一头先断了，细的那一头不断。工人就问钱伟长，为什么粗的那一头断了，细的那一头不断呢？这是个什么道理呢？钱伟长想他是个“万能科学家”，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又觉得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名词，说这是“应力集中”。工人们当然听不懂了，到第二天，又问他，钱伟长你昨天讲“应力集中”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钱伟长说，我实在是不懂，我昨天是胡说八道的。当然还有好多问题了。有一个大模子，四周有二十多个罐子，都是模子，从一个大模子里往里灌钢水，从底下往上满，这二十个多个模子都满了。这里有个力学原理。工人就问这个钱伟长，说这是个很简单的力学道理，你说是那一个模子先满？钱伟长说，这个我是计算不出来的。他说：说老实话，过去在家里头，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杯茶，别的我都不知道。我过去从来不出汗的，就是伏天出汗。为什么？因为天热，大家都出汗。其他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因为不劳动。所以这一次来我是向你们来学习，当小学生的，出了这些洋相。工人同志鼓励他说，你钱伟长不要下不来台，你那个知识分子的面子，不要紧，出洋相正是你的进步，你要不出洋相你就没法进步。因为你过去不接触劳动实践，你没有机会出洋相。现在接触劳动实践了，你这矛盾暴露了，才出了洋相了，这正是你的进步。这么鼓励他，他高兴了。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革新，就是在研究刚才讲这个钢锭问题。最近苏修在我们黑龙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钱伟长连续参加了两次游行，而且还写了一本子材料，画了很多图，前天才交到宣传队，这个材料是他运用力学原理来设计了一种装甲车的外壳。按他的说法，一样的外壳，一样的厚度，他设计的这种外壳防弹能力强。咱们也不懂那个东西，准备转到有关部门去研究。这件事情说明他开始有这样一个积极性：想着把他的学问尽量能够用到实践当中去，不管能不能用上，首先他有了这个愿望和积极性。劳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最近他在谈体会时说，我下去以后感到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和工人阶级距离太远了。他说，我钱伟长过去经常写书、写文章、写论文的，我写完了以后一定在最后写上三个字：钱伟长。或者钱伟长著，不要忘了，这本书是我写的。但是在工厂，没有一个工人在他铸出来的钢锭上铸上自己的名字，某某某铸的钢锭。如果有人这样做，谁都认为他是疯子，而我就当了半辈疯子。从这一点就看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工人阶级正象毛主席教导的，真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后来他作了几个比较，他说毛主席的政策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落实真是感到毛主席英明、伟大，为我们这样一些人都指明了出路。我原来感到毫无希望，现在感到大有希望、大有奔头；原来感到走投无路，现在感到眼前有着一条光明大道；原来感到自己毫无用处，现在感到还可以用，还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原来觉得改造自己很被动，现在有了改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原来很害怕群众，现在相信群众，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过去感到自己是一个近六十岁的糟老头子了，现在感到自己是一个生气十足的一个小伙子了。刘仙洲听说钱伟长还要用，也坐不住了，说，我也不要养了，我还要把过去写的书从头改一遍，看看对今后的教育有无用处。

对于他们在生活问题上也要让他们过得去。根据主席的教导，就是要使他们在生活上要过得去，不要搞的太苛刻了。开始，有些学生搞得是很“左”的。有的教授一个钱不发，有的连银行存款都冻结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后来说给他们二、三十块钱，最多到四、五十块钱。我们的工人同志也有争论，说最多不能超过我们的七级工，后来这样办了，就是说，他本人提个意见，群众讨论，宣传队审定，来个三结合。梁思成说我这个人有病，每月要拿几十元的药费，一个月给我一百块钱就够了。刘仙洲说，我就是一个人，给我五十块钱就满不错了。钱伟长说，我一分钱都不要。我老婆每月挣一百二十块钱，全家四口，三四一百二，过得满好。后来群众在讨论当中讲了，我们无产阶级办事情，就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统统算的是经济帐。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要算政治帐，既然挂上个教授头衔，就应领取一定的薪水，梁思成就暂定一百五十元。刘仙洲是一级教授，原先没有动，就原薪照发。钱伟长原来都是扣了的，这次又一分钱不要，这是算经济帐，你爱人不管挣多少钱那是她的事，我们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给你一百五十块。这样做了，使他们也受到很大教育。由于对这三个人采取了“一批、二养、三用、四改”这样一个方针，生活上又给他们这样一个照顾，那么对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震动。稳定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所以，都很活跃，积极地争取“一批二用”。有历史问题的也争取来个“一清、二批、三用”。

四、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突出一个“准”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过斗争的。因为过去两派在打内战的时候，都搞过一些逼、供、信，有过很沉痛的教训。他们把人抓去以后，为了派性的需要，搞好了一套放毒的东西，然后叫对方照着念，录下音来，再去放毒，以压垮对方。为此，有时把抓去的人折磨死，有的站那么五天五夜，有的人站得腿上下一般粗。最近，春节前从卫戍区、公安局放回来几个，因为过去是在那个地方审查的，是群众组织过去送去的。有一个人有一半屁股没有了，就是用带钉子的木头棒子打的。还有的就是拔牙齿。你讲不讲？不讲就拔牙，再不讲，再拔你一颗牙。就搞这个办法。结果搞的这些逼、供、信，现在没有一个不翻案的。所以，这个逼、供、信，造成的结果确实是害人不浅。真正的阶级敌人并不怕搞逼、供、信。他希望你搞逼、供、信，真真假假，将来他好有借口来翻案。现在已经证明，有的确实是敌我性质的问题，对他也搞过逼、供、信，目前他们正以逼、供、信为借口，企图把自己反革命性质的东西也推翻。经过这一段的清理阶级队伍证明，阶级敌人确实也不怕你“左”，也不怕你右，就是怕你准。你“左”了，抹杀了敌我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统统打击，将来总有一天要平反，这是一条规律。一平反的话，他就跟着过来了。右了，你不搞，他可以滑过去。就是这个“准”字对阶级敌人来讲是个致命的东西。所以，宣传队同志和革命群众体会到，这个“准”字是落实政策的基础，是制服敌人的要害问题。“准”了就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没有“准”字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领导权。今年一月九号全校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拿出了三个典型来：

一个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叫做刘玉泉，他既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又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他在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参加过保安队，参加过还乡团，参加过中统组织，参加过一贯道等等，将近十个反革命组织。罪恶累累，解放后一直隐瞒，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恶毒攻击的言论，还亲自出谋划策，煽动两个反革命分子叛国。给他们出谋划策，如：从什么地方越境，怎么样潜水过去。他还煽动他们说，如果我是二、三十岁的话，就跟你们一块跑。在武斗期间，他积极收集凶器，把长矛、大刀、匕首、长枪收集了那么一堆，精心保管，藏在一个大木头箱子，那是准备变天用的。那么这个人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交代了什么呢？交代了两条，一条是在历史上参加过一贯道，是一个一般道徒；第二参加过保安队，那是日伪时期，叫日本鬼子捉了去，给他们带了一天路，后来就跑回来了。这是他交代的唯一的两个问题。反复地交代政策，他就是这两条。后来有人提到国民党的问题，他说你们谁要能够查出我参加过国民党，你们可以把我枪毙了。他把话都说绝了。但是还对他反复交代政策，他仍不交代。受他煽动叛国的两个反革命，其中有一个坦白了，把他检举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都是六、七个旁证以上，他还是那么顽固。就在揪他的头两天，以至群众讲的最后一分钟还是争取他能走从宽的道路。他还是拒不交代。结果就把他揪出来了。在大会上把他的罪恶给他逐项地宣布，如他当保安队和还乡团时罪恶累累的事实，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的那一些旁证。同时当场就给他把国民党党证拿出来，号码多少，清清楚楚。他保存的那些凶器都拿台子上展览，这样子就打得他措手不及，没有话可讲。这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震动很大。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一个字不露，一点罪恶不交代，但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可以给你论罪定案。第二个人是一个伪保长，但只承认自己是个历史反革命，大帽子戴上了，具体罪恶不交代。他说我就是当过伪保长，当了一年，好事不能说我干了，但是坏事我是一点都没有做。我们反复给他讲明政策，他就是不交代。因此，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调查，调查来调查去，结果调查到他原籍，原籍的群众一听，火冒三丈，说这个家伙还在清华大学，我们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这回可找到了。他当伪保长的时候，罪恶累累。解放初期他当民兵队长的时候还有间接的血债，当地民愤极大。群众说是一定要把他揪回来，当时大队革命委员会就派了两个贫下中农的代表跟着外调的同志来了，说给你们两个活字典，不要写什么材料了。来了以后把他的材料整理好，还找他谈，交代政策，看看最后一个机会，他还坦白不坦白。因为调查了，搞准了，并不是为了从严，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效地分化敌人。这个人还是假装正经，拒不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那天也把他揪出来了。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有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善于耍花招，给自己戴个大帽子，但是不交代具体罪恶，以便滑过去。揪这个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是笼统地戴一个帽子，不交代具体罪恶，同样骗不了人，滑不过去，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一样给你论罪定案。

第三个人是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工人，名叫徐忠祥。当时我们宣传队的一个连队在查档案的时候(内查外调，查档案是一个渠道)，在徐忠祥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检举材料，是一九五二年从石家庄市转来的，说这个人是日伪时期一个警察局长，特务系的系长，罪恶累累。按照罪行来讲是够枪毙的了。可是十六年来一直没有动。去查档案的同志看了很吃惊，觉得发现了个“大鱼”，主张赶紧把他找来接触一下。后来大家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在会上几次交代政策，徐均无反应。因此，只好去搞外调，可是一九五二年承办这件事的公安人员找不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早就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搞外调的同志有点急躁情绪，说这个材料不是一般人写的，是公安部门转来的，都是铁证如山，确凿无疑的嘛，还费这么大的事干什么呢？主张先斗一下试一试。后来还是没有动，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两次交代政策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又派人外调，最后把这个人查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九五二年确实是转来了一个材料，这个人叫徐孤血，又名叫徐汉卿，这个人经常改名换姓，材料上的地址是羊杨胡同二十号，这个胡同最多十八号，办案人员就认为材料上多写了零，正好二号是徐忠祥这个老工人、年龄差不多，那就是他了，因此就把材料转到清华大学。当时承办的人也不加分析，就装到徐忠祥的档案里去了。其实那个伪警察局长一九五五年就被弄到石家庄市，一九五八年已经枪毙了。可是这个档案还在徐忠祥的袋子里。这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是说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他就是推行了刘少奇的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工人同志的政治生命毫不负责任。这么大的案件应该严肃认真地来处理，却毫不负责任压了十六年，使徐忠祥这位老工人背了十六年的黑锅，在那天的大会上当场宣布，给徐忠祥同志予以澄清，卸下他背了十六年的黑锅包袱。当时有好多群众感动得掉泪，徐忠祥当场就哭了，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午也没有吃饭，全家开了一个向毛主席表忠心的会。这个问题的处理，对敌人震动比前两个还大。有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后来交代问题和谈活思想的时候说，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动广大革命群众，严格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漏掉一个坏人，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坦白交代。拿这三个典型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准”字。由于这次大会突出了一个“准”字，对敌人震动大，前前后后有五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是一般性的问题，但是有那么几十人的问题是属于敌我性质的。其中包括特务、历史反革命。所以，“准”的问题，确实是对敌斗争的一个要害问题，离开了“准”字，就不可能把阶级队伍清理好，就不可能使阶级阵线分明。有一些师生员工在谈体会当中讲：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突出一个准字，还是搞逼、供、信，这是两种世界观的问题，是个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是用什么世界观来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大会对革命群众也是一次很大的政策教育。

五、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必须注意斗争策略，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斗争水平。

关于斗争策略问题。毛主席历年来都有过教导的。在一九三零年《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里，有一段指示：“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特别强调斗争策略的问题。后来毛主席又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就是说，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在策略上犯了错误，还不能取得胜利，还是不能制服敌人的。所以在对敌斗争中，斗争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忽视了策略的思想、策略的原则，策略这个武器，就会使我们处在被动的地位，落实政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遵照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我们坚持了以下几个具体的做法：

一个就是大造舆论。所谓大造舆论，就是把毛主席的政策反复地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不仅要对革命群众宣传，也要对那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宣传，也要对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宣传，直接地把毛主席的政策给他们讲。过去我们这样做了，收效很大。最近又办了一个学习班，把一些戴了帽子的人集中起来公开地给他们讲就是对你们这些戴了帽子的人，我们无产阶级还是想把你们从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我们还想从你们身上调动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想着把你们由坏人变成好人。有的一听感动得都哭了，说，没有想到我这右派分子帽子戴了十几年，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帽子戴了多少年，今天宣传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还给我们办了一个学习班，还想着把我们由坏人变成好人，还想着从我们身上调动积极因素，表示决心要痛改前非，同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做人，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最近他们交代了不少问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造舆论的方法就是结合宽严大会搞。全校召开第三次对敌斗争大会以前，就是这样造了一次舆论，对扩大坦白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个舆论工作就是在会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下面耍的一些阴谋诡计，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种种活动收集起来，归纳了几个方面，开了一个全校的大会，在会上一条一条地把它点出来，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然后给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那一小撮有敌我性质问题的人说明政策，指明出路。这个大会着重是做了这么两件事：揭露敌人的阴谋，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出路。会后，发动全校学习毛主席的一篇光辉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因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针对即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阐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敌人虽已成了落水狗，但只要不咬人了，向人民投降了，就给以重新作人的出路，如果顽抗到底就没有好的下场。敌人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毛主席写了这篇文章，分化瓦解，要他们投降，向无产阶级投降。所以，这篇文章在清理阶级队伍那个形势下很有力量，特别是里头有一句话，“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这句话当时很有针对性，就是鉴于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在会上翻来覆去地给你讲，我要竹筒倒豆子，我要坦白交代，但是没有一点真正的货色，欺骗群众。所以，在学习班里、广播里、讨论会上就是大讲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念这一条语录。使一些有问题的反革命分子一边学习，一边流汗，坐不住了，感到现在是兵临城下了，再不坦白交代，革命群众就要揪到自己头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结果没有开会就有一百多人坦白交代了问题。由于当时造的这个舆论起了作用，便把大会延期一天。结果大会之前就有二百二十五人不同程度地交代了一些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很有份量的，接着就开了一个对敌斗争的大会。开完大会，就运用大会的活样板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这时候又组织全校学习毛主席在第四卷里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篇光辉著作，用这篇文章分化瓦解敌人。毛主席当时是针对着战犯们讲的，分化瓦解他们，给他们指明出路。包括他们的家属问题在这一篇著作当中提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学习这篇文章比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又进了一步。运用了大会上的典型，学习这篇文章进一步地开展了政策攻心战，结果促使了三百多人坦白交代了问题。由于大造了舆论，使这次大会前后将近六百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有的群众讲，这次大会，扩大了坦白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舆论要造好，典型要选好，大会要开好，会后的政策心战要跟好。这样子确实是扩大了坦白面，也就是扩大了教育面。

第二个做法就是加强个别的政策攻心战。实践证明，大会、中会也好，几十个人也好，只能起一个轰的作用，震动的作用，促的作用，但是真正地使他坦白交代，还是靠扎扎实实的做好个别的交代政策的工作。因为许多人的问题的交代，除了大会上拿个样板，大会上震动以外，主要是要靠个别的有针对性的具体交代政策，这样有的放矢地而且针对他的活思想做工作，该紧就给他紧一紧，该缓就给他缓一缓，完全掌握了他。特别是开了大会不失时机地找他个别交代政策很重要。因为有了活样板。当时在校部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通过个别攻心战给攻出来的。开始攻了三、四次没有攻出来。他是写了一条很恶毒的反动标语，是模仿他本单位另外一个人的笔体写的，只有一个字不象。公安局备案后一直没破。对这个人就是在大会以后针对他的活思想个别给他讲明政策，指明出路，最后他坦白交代了。他说这一条反动标语是我写的。同时交代了是模仿了某某人的笔体写的，最后还把怂恿他写这条反动标语的人也给揪了出来。他的问题就是靠个别的交代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政策工作给攻下来的。事实证明，光开大会轰啊，叫他在前面站着，责问他，那些办法效果并不大。在个别的政策攻心战当中，他交代一点要注意适当地肯定他一点。因为当时在一部分师生员工当中，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往往抱着宁追不放的思想，所以常常出现即使他交代了也不相信，老是说他们不老实，一概否定，抓住不放，追个没完，结果使这些人产生一种反正我交代不交代你也不相信，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等待发落的消极情绪。那么对这样的人，一方面既要严格地审查他的问题，审查他的历史，不要被他所欺骗，所蒙蔽；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他那些真实的交代，及时地给予肯定，不要毫无根据地怀疑。开始有一些挂得太多了，一大批名单，特嫌、叛疑，好多根据不大。最近经过调查研究就否定了几个。此外，一方面既要严肃地批判，让他作深刻的自我交代、检查；又要注意适可而止，给他一个认识过程，不要老是说他们不触及灵魂，老挂在那里，使他们觉得无路可走。

第三点，策略要拿出具体的样板来，使政策具体化。这个具体的样板也是分析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的一些活思想来做的。因为他们当时给宣传队提出来，我们很想要看一看样板，象我们这样的人，说是给出路，怎么给出路？说是宽，宽到什么程度上，怎么个宽法？他们的活思想就是要看个活样板。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年的十一月到十二月连续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大会就拿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两个现行反革命，一共三个人，从宽处理了三个人都没有戴帽子。当时有的人就说了：宣传队又犯了右倾错误了，宽严大会，怎么光宽不严呢？后来给这些群众讲清楚，宽本身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就是要尽量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争取多宽一些人。就是在宽与严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个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能宽就宽，就是说，尽量地把一些消极的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后来有人反映，样板还不全面，说是有的教授问题比较多，你看光有讲师，有助教，有职员，没有教授。经过研究就在教授当中选了一个典型，加上了另外一个典型，一共二个，准备开一次大会。会前有的人又议论纷纷，说，这一次开大会毫无疑问是一个从严的大会，一定是火药味浓浓的，开起来一定是很过瘾的。这样的同志总想着一揪就是满台子，弯腰，戴牌子，当场逮捕，揪回原籍劳改，戴上帽子等等，认为这样才是火药味浓浓的，才过瘾，才象个对敌斗争的样子。结果这一次二个典型还是全部从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个宣传队真是右倾右到家了，你们就不敢严一个吗？后来我们就给这部分同志讨论了一下，就是说，严和宽说明了什么？你不要认为宽好象是好办，真正的宽的会是不好开的，严的会倒好开，严怎么好开呢？你掌握他的问题有一条属于敌我性质的，他不交代，你就揪上来，就可以从严。这一些人在我们手里有一大批，都是好解决的。但是要从宽就必须既掌握了他的材料，又要通过政策工作使他坦白交代，所以从宽这个工作就不好做。因为这个体现政策更要细致的，更要做些艰巨工作的。这一点他们后来服气了。另外讲到主要是体现扩大教育面，轻易不要搞一台子从严，尽量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最后一分钟他如果坦白交代了，原来方案都可以变，原来从严现在就要适当从宽。所以，这两次会虽然是从宽了，结果对一小撮阶级敌人震动是很大的。有的人讲，原先想出路是窄了，现在一看出路宽了。使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坦白交代了，使一些顽固不化的敌人，感到阵地越来越狭小了。革命群众越逼越近了，不交代路子就越来越窄了。真正这两次宽的会对敌人来讲是紧了，而不是松了。所以，两次会前前后后有六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事实证明，那些顾虑重重的人，他想看样板，就是想看从宽的样板，他对大会上宣布戴帽子，戴手铐子，揪回原籍去，这类样板不感兴趣，他主要是看怎么宽，怎么给他出路。

策略上的第四点具体做法，就是充分运用典型的作用。当时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叫陈惠芳，她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当过区队长，根据公安六条可以戴帽子。这个人十九年来都不敢交代，背了十九年的包袱，这次她考虑到没有跑了，清理阶级队伍，全校群众一发动，肯定要给自己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一天在家里哭呀，愁呀。她是一个讲师，后来当职员。她丈夫是一个右派。一九六一年摘帽，运动当中也有一些错误，群众也批了一下，也是一个讲师，也觉得自己这一次没有出路了。所以，两个人经常在家里哭，很绝望。他有个大儿子十五岁，一看到两个老人要出问题，要戴帽子了，也不回家了，住在清华附中，就剩下了一个小孩九岁。对这个人经过交代政策，最后她坦白交代了。同时在大会上作了现身说法。其中还有一个被从宽处理了的企图叛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在大会上作了现身说法。述说他们为什么当时不交代，后来交代，中间经过了几个反复，把当时的活思想，心理状态，一五一十地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震动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会上宣传队没有讲几句话，说明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内查外调的，今天想要揪到台子上来从严的话，这个台子站都站不下的，但是就是为了给他们一条出路，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机会。好多后来交代问题的人谈活思想时讲，这两个人都把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给讲出来了。这个陈惠芳当她交代了以后，告诉她可以不戴帽子，而且不实行群众监督，完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公民权，还可以叫同志。她当时就嚎啕大哭，回去把她丈夫半夜里叫起来。她丈夫说什么事呀？她就把这些事给他讲，她丈夫说，这么大的事，赶紧把九岁的小孩叫起来，半夜一起向毛主席表忠心。最后她说，你干脆吧，就用我这个典型比较比较你吧，你也得老实交代。结果她这个丈夫一宵也没有睡觉，把他自己的问题作了一个彻底的交代。最后她丈夫也从宽处理了。这样一弄，她的大儿子也回来了，看两个老人从宽处理了，坦白交代了，因此回来还办了一个家庭学习班，他当负责人，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政策，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学习“老三篇”，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另外他说，我妈妈被从宽了，我要用我妈这个典型去告诉我那一些同学。因为我那些同学当中有一部分人的老子都有问题，用我妈妈这个典型去促一促他们的老子，赶紧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陈惠芳不仅要她儿子这做，她还有个哥哥在另外一个大学里工作，她当天就去找她哥哥去。她哥哥已经被隔离反省了，一次没有见面，两次没有见到，三次、四次、五次，最后见到了，她就告诉她自己被从宽处理的过程，并要她哥哥早日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她说，我还有一些亲戚有严重问题的，有一些是敌我矛盾的，有的在广州，她就当天发了两封信，用她自己的体会促使他们快点坦白交代。这就扩大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教育面。现在，这个家庭活跃起来了，原来是绝望的，现在觉得都有生气了，有了奔头了，觉得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了出路了。可见宽大了一个，争取了几十，动摇了几百。当然，这个宽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的，是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的宽，是在严肃批判基础上的宽，而不是无原则的宽，随随便便的宽。宽与严都要为阶级斗争的需要。

在策略问题上还有一个做法，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紧了就要断的。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引了一句话：“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讲了这个道理，不要把弓弦拉得很紧。就是有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个中心，搞个高潮；有的时候工作中心转了，可以适当地放到次要的地位上，比方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前，揪起了一个对敌斗争的高潮，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重点放在酝酿成立革委会的工作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就缓了一缓。成立革委会以后，春节以前，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一·二九”这个文件下来了，全校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没有揪人，运用了原来已经拿出来的宽严典型，对敌人又展开了一次强大的政策攻心战，又促使三百多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目前正在整党，中心工作是整党，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但是反复讲明：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我们要打持久战。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弦是不能放松的。工作中心变为整党了，但是清理阶级队伍要有三个不停：第一坦白交代不停，打好招呼，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整党，就没有机会了，大门还是给你敞着的，随时可以来坦白交代；第二是检举揭发不停，谁来揭发检举，我们都随时接待；第三内查外调不停。三个不停是给他们打个招呼，叫那些有问题的人老是坐不住，虽然是整党，觉得有三个不停，以后再搞起一个高潮，说不定又闹到自己头上，因此最近时期陆陆续续地又有来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

现在来看，学校的整个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不论是学生，教员，家属，很快地就组织起来学习，研究落实。还编节目，搞宣传。有的学生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连夜就可以谱成曲，第二天就可以自己演唱。而且组织宣传队到附近的农村宣传，不坐车，走着去。毕业分配，过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毕业了四千多人，做的工作是很顺利的，而且学生都表示坚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农业劳动的第一线上去，走的时候都给宣传队写了好多信，向毛主席表忠心。革命大批判，过去搞一阵子就完了，现在是贯彻始终，现在凡事都能先抓革命大批判，批中国大叛徒刘少奇。如：苏修在我们边境上搞武装挑衅，大批判就马上跟上去，狠批苏修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现在整党，大批判就跟上去，狠批刘少奇的“黑六论”等，很自觉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走形式的，确实是批到了点子上，解决了问题。目前结合着解放干部，学生一边搞批判，一边去做工作，过去有些学生对这些人一提起来就很恼火，现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主动地和干部编成一个小组，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工化系的一些学生为了解放系里的干部，白天参加一天学习班和其他一些活动，晚上很冷的天，他们还从清华大学跑到木地，帮助干部办家庭学习班，帮助干部提高觉悟。再一个就是学习解放军，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提出的一系列的政治建军的原则，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创造四好连队，发扬三八作风等。这一些，在师生员工当中都逐渐地贯彻了下去。现在军事训练，搞的很热闹，进校时早晨一吹哨子，一开始是很恼火的，几百个人只出来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到四、五十个。现在一吹哨子，几分钟差不多全都到齐，教员学生全部如此。这就大大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在创造四好连队中，他们学习解放军搞一对红，一组红，开展谈心活动，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另外参加劳动，一是在校内开荒，开出了五百多亩地。挖河泥，特别是前些日子寒流来了，水很凉，有些学生就是卷起裤腿跳到河里去挖河泥。下厂、下乡劳动，特别是到附近农村，过去附近农村社员对他们可是恼火，开始去确实不怎么欢迎的，但是，由于他们真正是在卖力气，真正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所以最后走的时候社员还舍不得他们，建立了感情。有的地方来回百余里，他们都是背着背包步行去，步行来，有的地方看到他们在实践中研究教改或者参加劳动很吃苦，不怕脏，回来的时候用车送他们，他们坚决不坐车。过去星期天许多人手里拿着的是半导体，议论的是小道消息，成天琢磨着走。现在星期天到农村、到工厂去找老贫农、老工人给自己的学习班讲家史，忆苦思甜。所以有一个在附近住的老贫农，由于他们经常请教他，同这个老贫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位老贫农还经常关心学校里的事，对系里有些什么活动还打听打听，还参加个会。在整党当中，原来学生说是党员整党，群众下乡，我们劳动去。由于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了五十个字大纲，便和一些党员一起整党。他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按照五十字大纲把党整好，和党员搞了一串红，办家庭学习班，宿舍学习班，随时地帮助党员斗私批修，而且在党员整党当中，他们自己也斗私批修。他们说，党员斗私批修，我们也斗私批修。我们不是党员，但是我们要争取做个党员，按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最近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党员在斗私批修，讲自己今后怎么样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讲到这时，当场就有人站起来，要求申请入党，很是感动人。有的人参加了游行，本来回来很晚了，有时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也很累了，宣传队要他们回去，不要搞什么活动了，但是他们还要办宿舍学习班，开个会，批苏修，他们说批完了以后觉才睡的踏实。过春节的时候，过去清华园变成了大观园，什么打牌的，搞游艺的，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吃喝呀，净搞这一套。现在是革命化的节日，各系自己组织吃忆苦饭，开忆苦会，开大批判会，请老贫农来忆苦，请老红军来讲革命的光荣传统。还有一些学生组织起来背上乐器，冒着寒风，到农村到工厂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最新指示。还有的就去找党员谈心。最近教改，下去一批人，满有积极性，本来安排坐长途汽车的，不坐，背着背包走着去。在搞教改当中，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再教育，一边研究教育革命问题。下去的几个点，都很受工厂、农村的欢迎。过去他们说，毛主席讲过斗、批、走，我们是走、走、走，不斗不批，就是想走。后来看到走不了，就等着走。现在我们是不想走。因为确实是和工人有了感情了。他们有事情做了，忙得很。现在学生白天参加学习班，搞大批判，晚上还要去做家属工作，帮助办家庭学习班。他们说，现在这个清华园从旧变新，从臭变香，我们这些学生是从溜到留，从走到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过去他们讲，对工人师傅讲的那些话，即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忆苦思甜，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去是忠不忠见行动。毛主席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下乡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们纷纷写大字报表示要插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马上要见行动。最近苏修在边境上搞武装挑衅，师生特别是学生，热情更高，写决心书，写大字报，坚决要求参军、参战，反击苏修。现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深感红卫兵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确实是可爱的，红卫兵确实能够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积极作用。总之，现在清华园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思想越来越在逐步地落实。这是毛主席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怀的结果，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切功劳应当归功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在这一段工作当中，我们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不少的教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够，执行得也很不得力，还有许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认识它，还处在盲目状态。但是，我们宣传队和广大的师生员工有信心，也有决心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在清华大学老老实实地、扎扎实实地落实，一定要把清华大学办成一座培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这个汇报肯定有缺点错误，各位负责同志学习毛主席思想水平是很高的，请批评指正，错了就改。汇报到这里完了。(鼓掌，高呼：向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学习！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要认真落实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田化一传达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精神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田化一
1969.03.19


1969年2月中旬至3月6日，中央召开解决贵州问题的“二月会议”，3月19日，省军区副政委田化一在团以上军队干部和部分军代表会议上，首先传达了中央首长讲话精神，随后传达了省革委、省军区贯彻落实意见。


周总理：

这次会议解决军队关系问题，从解决贵州问题开始，联系到云南问题，重要是贵州问题。这次会议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解决贵州问题，首先从军队问题解决起。毛主席讲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还告诉我们要做军队工作。解决问题是这样，解决效果更好。军队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巩固两省领导。军队之间、两省之间、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关系也就好了。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最后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自我批评程度虽不同，但有重点，贵州问题就是重点，李再含同志就是重点。现在贵州出现了落后现象，我们是有发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就知道，没找来谈，这次出了事才找来。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好，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但你不是，搞多中心论，以我为核心，以我为中心，支持我就好，有了不同意见就是错的，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我们有责任，但不能减少你李再含同志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一点李再含同志作得很不好，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下边。你看在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为徐海东问题都承担责任。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也不对嘛！毛主席总是给下边承担责任。从你李再含同志的发言就可以看到，说自己的错误时声音很低，勉勉强强，说到成绩和别人反对你时，声音很高，声声有理。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同志的中心问题是缺乏党的生活作风。你也承认你水平低，不称职，担负工作很吃力，的确是这样。但你昏昏然，骄傲自满。要求你回去要传达中央精神，要有步骤，要逐步传达和群众见面。首先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传达。何光宇同志的检查态度明朗。何光宇同志要互相监督，不要一团和气，有问题吵一吵，吵完了就轻了。总要集体领导，不要个人说了算，要集体商量。军区党委、省革委核心小组都应这样。我们从贵州的报纸、文件看到你李再含同志总是个人说了算，就连你的插话也当成指示下发，要下面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还要再三考虑才形成文字发表。你们那里有国防师，要参加革委会，国防工业、三线建设也要参加。首先希望你们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心问题是党的生活问题，要形成集体领导，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贵州军区形成集体领导。要多听取不同意见，不要有了不同意见就是“四一一”，姿态要高。李再含同志，对你有不同意见就压，这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不能说哪派革，哪派保；哪派好，哪派坏；要以哪派为主，哪派为次。毛主席指示，到一个工厂、学校、部队去，不要急于表态，什么保啊！到去年情况就变了嘛！李再含同志的电话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站在陈康一边？你了解情况吗？你不应当干涉云南的事。既然云南问题解决了，就不应该召开会议。部队为什么气那么大，当然要解决问题，就不应提不适当的口号。但陈康同志、李再含同志也不应该听到喊几句“打倒”就那么计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江青：我们这些人也有人要打倒、油炸、火烧。）反动的多中心论，这是李再含的主要错误，李再含同志要作自我批评。不仅李再含同志，我们在座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以我为核心，不能自封核心，自己一切都对，自以为是，不请示报告，就要犯错误。军队有党委领导，有政治委员制度，要集体领导，军队有首长制，西南离中央远，更要警惕这个问题。

二是军队问题。军队关系一定要搞好。在延安以谭震林名义发表的政治工作报告，其实是主席的。谈判要处理各种关系，地方军、省军区、分区，地方性要浓一些；野战军住久了也受地方影响。这个问题，贵州的关系更紧张。不仅当地关系紧张，就连过路的十三军、五十四军的关系也紧张。你们“八一八”发枪是否轮训？（李答：没有多少枪，是轮训。）你李再含同志不要文过饰非，真实情况你不了解吗？首先解决军队问题，要学习古田会议政治工作决议，今后只要是北京发表的号令，不是小道消息，就要坚决执行。你们都要成为执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表率。

三是对待群众态度问题。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发展的，不能把原来造反的都看成响当当的左派，把原来保守过的都看成保，北京有名的五大领袖，现在就不出名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物总是发展的，李再含就不懂这个问题，犯了错误，要帮他改。你们都要有这个认识。（康老：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山东就有。李再含，谁要提打倒你，就是“四一一”，还提“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你有多大功劳啊！没有毛主席，你什么也搞不成。）没有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来。就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老本就那么一点点，靠吃老本，就要发昏。对李再含不仅一批二保，还要看，不能谁一反对你就压，就是“四一一”，这怎么能行！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李再含检查不深，你压人家，你说这个问题你检查，你没检查，你总压对方。据何光宇说，全省对立面群众有二三十万。（江青：毛主席对几十几百人都很重视。）几十万人你镇压，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大问题，不能检查一次就算了，你走向反面的危险并未取消。人家有意见，毛主席讲不能清一色，只要是内部矛盾，就想法吸收到革委内部来。还有你随便定一个组织为非法的，把革委会翻过来，这都是很错误的。过去你就是倾向一派掌权。四十一师，有群众问你们，你们可以答，支持革委会，支持李再含同志，但不支持他的错误。李再含应当了解，中央是不准这样定的，这是多中心论。因此不能过多地责备它。方针还是归口大联合。（姚文元：主席从贵州发现归口大联合，可你们就是不执行。）云南问题解决了，贵州问题还差得远。你李再含还是两种可能性，你还有“八一八”，走向反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前警告你一下，你检查你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很严重，调部队不请示就发枪，相当严重，不符合林副主席的三性，你不要辩护，你的报告由军委办事处严格审查。

最后，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你们在边防，面临帝修反，还有蒋介石，对敌斗争很重，同时又面临三线建设，贵州任务很重，六盘水任务，粮食西南还未过关，运输任务重，现在还在滇黔线上搞武斗，铁路要由四十一师管好，应有步骤地做好群众工作。


康老讲话：

同意总理全部讲话，同解决浙江的一样，开始都是气冲冲，后来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当然有深有浅，是个良好的开端，证明一个真理，一切按主席思想、方针政策，那就能解决的，都证明主席指示完全正确。希望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主席说群众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的确如此。浙江、云贵的问题都证明了。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都要学毛主席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按林副主席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下功夫。学习毛泽东思想总要和实践对照。接班人的五条：一，干部要读马列主义，我们讲话做事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李再含同志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欢迎。我看了你的信，你讲话引用马恩列斯的话，但引得很不高明，引得荒唐，你学好了没有？以马列主义吓人！二，为大多数人服务，你不能支持一派压一派。三，团结大多数，团结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李再含同志、陈康同志，你们要想想，十三军、十四军为什么要那样反对你。四，民主集中，贵州是李再含说了算，很危险，为什么听不得一点意见呢？五，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看出，只要进行自我批评，什么事都好办，否则，就不好办。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五条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两省是兄弟关系，这就是要顾全大局。李再含的电话是错误的。你看12月11日评论员文章多么恶毒！你是本报评论员。云南还客气些，是以“古田红”名义发。（江青：以后各省的报纸都不准有攻击别省的文章。）总之，大家要以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

这次会议开了个好头，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指示、方法办事的。云贵是国防前线，既是前方又是后方，是三线建设重地。这个地方又远离中央， 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很重要。现在的形势很好。遇到一些困难，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办。部队换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陷入派性。你们无论如何不要管外省的事，云南不要管贵州，贵州不要管四川。李再含同志不要管别人的事，但回去怎么工作，要逐步地把中央精神贯彻下去，不要一下子搞下去，不要叫资产阶级派性牵着鼻子走。多中心论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顾全大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先把军队统一起来就比较好办了。回去要搞好，多做艰苦工作。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千万要注意顾全大局，贵州要不就是大乱。千万不能大反复。


江青同志讲话：

云贵同浙江不一样，没有啥讲的。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主席从来是亲者严疏者宽。大军区对陈康问题要做工作，创造条件，李再含同志也是如此，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前面有许多新鲜事物要学习，李再含同志讲很多话，要注意。


黄永胜：

昆明军区，包括两省军区，两军，重点是把拥政爱民搞好。拥政爱民就是信任、尊重、支持革委会，执行革委会的决定，要很好教育群众，不能合胃口的支持，不合胃口的不支持。因为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支持，这是大局；爱民就是爱工人、爱广大贫下中农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不能只爱一派。军队与革委发生矛盾，军队要作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主席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军队问题解决好，群众问题就好解决了。要更好地进行工作，勤勤恳恳地检查缺点。开几天会，同志们有了点觉悟，回去先解决军队问题，作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毛主席的思想下团结起来，不要各搞各的。主席说军队干部心急像打仗一样，问题还未弄清，就轻易表态。文化大革命三年了，群众运动发展了，群众组织也变化了，不能一成不变。从这次会议开始，都要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


（据谢慧金笔记，来源：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田化一在团以上军队干部和部分军代表会议上传达中央对贵州问题的处理意见
周恩来 江青 谢富治 黄永胜
1969．03．19


[田化一，当时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周总理：这次会议解决军队关系问题。从解决贵州问题开始起，联系到云南问题，重要是贵州问题。这次会议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解决贵州问题，首先从军队问题解决起。毛主席讲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还告诉我们要做军队工作。解决问题是这样，解决效果更好，军队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巩固两省领导。军队之间，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关系也就好了。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最后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基本上达到了目的。自我批评程度虽不同，但有重点，贵州问题就是重点，李再含同志就是重点。现在贵州出现了落后现象，我们是有发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就知道，没找来谈，这次出了事才找来。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好，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但你不是，搞多中心论，以我为核心，以我为中心，支持我就好，有了不同意见就是错误的，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我们有责任，但不能减少你李再含同志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一点李再含同志作得很不好，更多的是把责任推给下边，你看在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为徐海东问题都承担责任。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也不对嘛!毛主席总是给下边承担责任。从你李再含同志发言就可以看到，说自己错误时声音很低，勉勉强强，说到成绩和别人反对你时声音很高，声声有理。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同志的中心问题是缺乏党的生活作风，你也承认你水平低，不称职，担负工作很吃力，的确是这样，但你昏昏然，骄傲自满，要求你回去要传达中央精神，要有步骤，要逐步传达和群众见面。首先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传达。何光宇同志的检查态度明朗。何光宇同志要互相监督，不要一团和气，有问题吵一吵，吵完了就轻了。总要集体领导，不要个人说了算，要集体商量。军区党委、省革委核心小组都应这样。我们从贵州的报纸文件看到你李再含同志总是个人说了算，就连你插话也当成指示下发，要下面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还要再三考虑，才形成文字发表。你们那里有国防师，要参加革委会，国防工业、三线建设也要参加。首先希望你们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心问题是党的生活问题。要形成集体领导，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贵州军区形成集体领导。要多听取不同意见，不要有了不同意见就是411，姿态要高。李再含同志，对你有不同意见就压，这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不能说哪派革，哪派保，哪派好，哪派坏，要以哪派为主，哪派为次，毛主席指示，到一个工厂、学校、部队去，不要急于表态，什么保啊!到去年情况就变了嘛!李再含同志的电话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站在陈康一边，你了解情况吗?你不应当干涉云南的事。既然云南问题解决了，就不应该召开会议。部队为什么气那么大，当然要解决问题，就不应提不适当的口号，但陈康同志、李再含同志，也不应该听到喊几句打倒就那么计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江青：我们这些人也有人要打倒，油炸，火烧。)反动的多中心论这是李再含的主要错误。李再含同志要作自我批评。不仅李再含同志，我们在座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以我为核心，不能自封核心：自己一切都对，自以为是，不请示报告，就要犯错误。军队有党委领导，有政治委员制，要集体领导，军队有首长制，西南离中央远，更要警惕这个问题。

2、军队问题，军队关系一定要搞好，在延安以谭震林名义发表的政治工作报告，其实是主席的。谈到要处理各种关系，地方军、省军区、分区地方性要浓一些，野战军住久了也受地方影响，这个问题，贵州的关系更紧张。不仅当地关系紧张，就连过路的十三军、五十四军的关系也紧张。你们818发枪，是否轮训？(李答：没有多少枪，是轮训)你李再含同志不要文过饰非，真实情况你不了解吗？首先解决军队问题，要学习古田会议政治工作决议，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都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号令。今后只要是北京发表的号令，不要小道消息就要坚决执行，你们都要成为执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表率。

3、对待群众态度问题：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发展的，不能把原来造反的都看成响当当的左派，把原来保守过的都看成保。北京有名的五大领袖，现在就不出名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物总是发展的，李再含就不懂这个问题，犯了错误，要帮他改。你们都要有这个认识。(康老：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山东就有，李再含，谁要打倒你就是411，还提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你有多大功劳啊!没有毛主席你什么也搞不成。)没有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就搞不起来。就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老本就这么一点点。靠吃老本，就要发昏。对李再含不仅一批二保，还要看。不能谁反对你就压，就411，这怎能行！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李再含检查不深，你压人家，你说这个问题你检查，你没检查！你总压对方。据何光宇说，全省对立面群众有二、三十万。(江青：毛主席对几百人都很重视。)几十万人你还压，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是大问题。不能检查一次就算了，你走向反面的危险并未取消。人家有意见，毛主席讲不能清一色，只要是内部矛盾就想法吸收到革委内部来。还有你随便定一个组织为非法，把革委会翻过来，这都是很错误的。过去你就是倾向一派掌权。四十一师，有群众问你们，可以答支持革委会，支持李再含同志，但不支持他的错误。李再含应当了解，中央是不准这样提的，这是多中心论。因此不能过多的责怪他。方针还是归口大联合。(姚文元同志：主席从贵州发现归口大联合，可你们就是不执行。)云南问题解决了。贵州问题还差得远。你李再含还是两种可能性，你还有八一八走向反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前警告你一下，你检查你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严重，调部队不请示就发枪，相当严重，不符合林副主席的三性，你不要辩护，你的报告由军委办事处严格审查。

最后，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你们在边防，面临帝、修、反，还有蒋介石，对敌斗争很重，同时又面临三线建设，贵州任务很重，六盘水任务，粮食西南还未过关，运输任务重，现在还在滇黔线上搞武斗，铁路要由四十一师管好，应有步骤的作好群众工作。

康老讲话：同意总理全部讲话。同解决浙江的一样，开始就是气冲冲，后来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当然有深有浅，是个良好的开端。证明一个真理，一切按主席思想、方针政策，那就能解决的。都证明主席指示完全正确。希望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主席说群众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的确如此。浙江、云、贵问题都证明了的。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都要学毛主席接班人五个条件，按林副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下功夫，学习毛泽东思想，总要和实际对照。

接班人的五条：(1)干部要读马列主义，我们讲话作事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李再含同志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欢迎。我看了你的信，你讲话中引用马恩列斯的话，但引得很不高明，引得荒唐，你学好了没有?以马列主义吓人。

(2)为大多数人服务，你不能支一派，压一派。

(3)团结大多数人，团结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李再含同志、陈康同志，你们要想想，十三军、十四军为什么要那样反对你？

(4)民主。在贵州是李再含说了算，很危险；为什么听不得一点意见呢?

(5)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看出，只要进行自我批评，什么事都好办，否则，什么都不好办，要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五条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两省是兄弟关系，这就是要顾全大局，李再含同志的电话是错误的，你看12·11评论员文章多么恶毒!你是本报评论员。云南还要客气一些，是以古田红名义发表(江青：以后各省报纸都不准有攻击别省的文章!总之，大家都要以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这次会议开得好，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指示办事的。云贵是国防前线，既是前方，又是后方，是三线建设重地，这个地方又远离中央，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很重要。现在形势很好，遇到一些困难，只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就好办。部队换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陷于派性，你们无论如何不要管外省的事，云南不要管贵州，贵州不要管四川。李再含同志不要再管别人的事了。但回去怎么工作，要逐步地将中央精神贯彻下去，不要一下子搞下去，不要叫资产阶级派性牵着鼻子走。多中心论要注意，一定要顾全大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先把军内统一起来，就比较好办了。回去要搞好，多作艰苦的工作，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千万要注意顾全大局，贵州就是大局，千万不能大反复!

江青同志讲话：云贵浙江不一样，没有啥讲的。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主席从来是亲者严，疏者宽。大军区对陈康问题要做工作，创造条件，李再含同志也是如此。一是要认识到我们前面有许多新鲜事物要学习，李再含同志讲了很多话，要注意。

黄总长：昆明军区，包括两省军区、两军，重点是把拥政爱民搞好。拥政爱民就是信任、尊重、支持革委会，执行革委会的决定，要很好教育群众，不能合口味的支持，不合味口的不支持，因为革委会是个新事物，要支持，这是大局。爱民就是爱工人，爱广大贫下中农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不能只爱一派。军队与革委发生矛盾，军队要作自我批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自己。主席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军队问题解决好，群众问题就好解决了，要更好地进行工作，勤勤恳恳地检查缺点，开几天会，同志们有了点觉悟，回去先解决军队问题，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下团结起来，不要过高过低。主席说军队干部心急，像打仗一样，问题还未弄清楚就轻易表态。文化大革命三年了，群众运动发展了，群众组织也变化了，不能一成不变。这次会议开始都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

来源：四川泸州红联站再翻印，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康生同志在“九大”小组上的讲话
1969.04.07


开会喊口号，你们那里不知有这个习惯没有，朝气蓬勃不在这里，是看思想生动活泼不活泼，内容活泼不活泼。要敢说敢提，敢于辩论，敢提意见，不在于形式。敢提意见，提错了也不要紧。

吴涛：同志们对第四部分意见不多。

康老：第四部分意见不多？恐怕修改最多的是第四部分。第四部分要加上外交政策。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不讲我们党的外交政策是不行的。第四部分回答一个边界问题，我们的大会对边界问题要回答。还要加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你们那个地方某边境、前线，要结合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实际斗争，看一看，苏修是不是纸老虎。苏修不是纸老虎，而是纸小狗(康老笑了，大家笑)

我去东北组，听一个朝鲜同志讲得很好。他住在张×峰，这是在图们江那儿一个小岛，三面有两面对着苏修。一面是朝鲜，共28户人家，他们挖了一条排小沟，苏修也怕得不得了，以为是挖战壕(吴涛：对他们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他们恐怕不能实行“五不”政策吧！

在廉善仁发言时，康老讲：特别是年轻人，少用口，多用脑子(当廉善仁说到支持世界革命时)你这真说得很好。我们党从来是这样一条政策。不管是大国、小国。大党、小党，就看他是不是马列主义的，是真马列主义、假马列主义。真马列主义的都是平等的。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当额尔敦朝克吐讲到斗牧主、划阶级时，康老问：“三不两利”是什么意思？滕海清同志和吴涛同志作了回答后，康老说：这完全是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嘛！

下面康老讲了一段话：

内蒙划阶级、清理阶级队伍，作出很大成绩，这是主要的，是好的。但要注意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搞好阶级斗争。就要注意政策，政策是党的生命。政策掌握不好，就会不是搞不彻底，就是搞乱了套。内蒙的蒙族人民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务、蒙奸、地、富、反、坏是极少数。对这一条要坚信不移。你们要有这个信心。绝大多数的蒙族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象暴彦巴图那样的人是个别的，走资派是一小撮。这一条也要有信心，不要看到有的蒙族干部犯错误，就认为是“内人党”，是乌兰夫死党。不会的，不会的。乌兰夫是搞了反革命的一套，但是毛主席的威望在内蒙人民中、干部中是绝对的。对这一条要有信心。一定要掌握政策。不要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在一起，要分清性质，分情况。干部犯错误要看是什么情况。乌兰夫搞了二十年，他又是司令，又是主席，又是书记又是中央委员。过去没有文化大革命，谁敢反他，反他不是成了反党分子了吗？有人受他蒙蔽，就犯了错误，有人帮他做了坏事，除了个别的是他的反革命死党以外，都不是死党。比如中央组织部，头头是安子文。安子文是个叛徒，他统治中央组织部二十一年，他又是部长，又是中央委员，你能不听他的？他下命令，叫你做事，你不做不成了坏分子了吗？有些做了坏事，是受蒙蔽的。不能把组织部的干部都看成是安子文的人。他们受蒙蔽、受欺骗，在他底下二十多年，能不和他没有关系。又如中央党校的杨献珍也搞了二十年，他也是个叛徒，那些干部许多是他的学生，可是，他又是校长，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党委书记，过去干部是受他的教育，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干坏事，这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说学校的干部看成是小杨献珍嘛，你们也不要把蒙族的干部看成是小乌兰夫嘛。还有个地方，中央联络部，是王稼祥、刘宁一在那里，他们两个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所谓二十八个里头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是他们和刘邓一起搞的。他们在联络部也搞了几十年了。当然下面干部和他们很密切了。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王稼祥的死党，不能，不能。你们一定要分清那个真正是乌兰夫死党，是死心塌地跟着乌兰夫干坏事的，那个是好人做了坏事的，那些是受了蒙蔽的，是属于不觉悟，说了乌兰夫的好话。

那时是拥护乌兰夫的嘛，如果不拥护乌兰夫，怎么能选他作中央委员，作付总理？既然如此，干部就可以说：你可以叫他中央委员，当付总理，我说了几句好话就不行了吗？你们要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干部觉悟，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把阶级阵线划清楚。不然阶级敌人就会出来，把阶级阵线搅乱了。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

林付主席报告的第二部分就讲了政策嘛，政策很重要。

内蒙划阶级、清理阶级队伍、反对乌兰夫有成绩，但不要被成绩掩盖了别的问题。我似乎有个感觉，你们那里政策掌握的不稳，有扩大化。

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又要时刻教育干部，时刻注意政策。这一点在内蒙要很好的教育。光给领导讲不行，要教育广大干部都知道。要认真地分析研究。我长期有个感觉，我似乎感到内蒙取得成绩，中间有扩大化的现象。当然，我看得对不对呢？我有快两年没有接触你们了。只和滕海清同志、吴涛同志有接触，谈过几次，这两年的情况不大清楚。

毛主席讲要关于总结经验，要研究个问题的全过程，解剖麻雀，我是和同志们交换意见。提这么一个意见，结合你们的实际工作。不要把这些登到简报上去了。

古时候中国有句话：“旁观者清”，你们搞得热火朝天，脑子热看不清楚。要相信蒙族人民和干部。乌兰夫是反革命，但说他那么厉害，不见得吧！

孙淑琴你是个农民吗？你和毛主席握了手，不要翘尾巴。外国人说看了电视，一个漂亮姑娘和毛主席握了手，你自己要谦虚、要谨慎。和毛主席握了手。手是做工作的，感动了。有时感动地落点泪，予以理解，哭得太多了，不大好吧。提起自己受压迫很感动。但还要提，象我这样受压迫的成千上万，全世界有那么多象我一样受压迫。就把这种感情化为力量。



 	1969．6．12
来源：内蒙师院原政治部批滕站翻印


滕海清 、吴涛同志讲话
1969.05.08


(纪录稿)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下午五点十分到七点四十分，中共内蒙革委会核心组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诸同志及革委会副主任霍道余，常委郝广德、王志有等同志召见呼市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代表肖华山、刘兴业、唐汝铮、周炳高、云羊焕、马之华、黄宝玉、董志、刘代年、李书成等同志。滕、吴、高、权、李等同志先后作了讲话。现将滕、吴二同志讲话发表如下：


滕海清同志讲话：


今天跟同志们商量一下，你们是各单位的代表，跟你们商量一下如何传达“九大”精神的问题。昨天开了一天会，今天不能继续开下去，各盟市都传达不下去，怎么办?跟同志们商量一下。顺便谈谈中央首长对内蒙的批评、指示。

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特别是挖“内人党”的工作中，有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三月九日晚上，康老就对各个地方(指华北组：河北、山西、内蒙、中央直属机关等)讲话，批评了其他地方，也批评了内蒙，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有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后来，总理准备找我和吴涛谈，因为没有时间，就委托谢富治、温玉成同志跟我们谈。第一个问题，说你们挖“内人党”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要像一九三一年鄂豫皖地区犯的错误那样，(按：据中共党史记载，一九三一年在鄂豫皖地区，是以陈绍禹为代表的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从而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要参照六厂一校的经验，搞几条贯下去，落实政策。第二个，展览馆问题，我们准备盖个“忠”字型的展览馆，打了个报告，中央文革说：光“忠”字不行，“忠”字没有阶级性，造价也高了。我们脑子糊涂，说不盖“忠”字型的，盖个别的，造价低的，150元一平方米。后来伯达同志专门派人找过我，我说这个问题正在处理。温玉成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盖，不是一个修展览馆的问题。我这才明白了，不搞了。第二天康老打电话找我，首先批评这个问题：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搞楼堂殿馆，可你们偏要盖，这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什么群众要盖?还不是你们要盖！你们是用群众的要求给中央施加压力，这个问题你们有私心，为什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非要干不可?过几天，康老给吴涛打电话，又批评这个问题，另外，还说：你们要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康老传达：毛主席最近讲了：“内蒙已经扩大化了。”还讲到高锦明问题，康老问，高锦明是否靠边站了?吴涛同志讲，高已没有工作。康老讲，不要靠边站，还要工作，有错误可以批评，不应当停止工作。批评后，我们初步给中央写了个检讨。后来李树德同志去了，我们又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写了检讨：1、接受中央对我们的批评，改正错误。2、讲到挖“内人党”问题，逼、供、信，扩大化很严重，在其他一些政策(对敌斗争、对犯错误的干部、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上，我们都作的很不好。3、对高锦明，停止了他的工作，并在那么大范围内批判，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在四次全委会后犯了严重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并检讨了报纸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最后表示有决心改正错误，也能改正错误。4月20日左右送上去的，闭幕后，临回时，又向中央打了报告，问中央有什么指示?中央说没有了。后又开了两天会，所以才晚回来。

我们把问题向同志们交底，毛主席是怎样批评的，我们是怎么向中央保证的，这样便于群众批评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错误一定改正，希望广大群众帮助我们改正。

现在是如何迅速贯彻“九大”精神，各盟市同志来了，但开不成会，所以把同志们找来，商量一下，从明天起，要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九大”精神，各盟市也要向下传达。希望同志们支持我们。只要“九大”精神传达下去后，同志们再批评我们，我们都是同意的。时间有的是。我们把中央的批评和我们的态度交给同志们，向同志们交心，欢迎同志们批评。批评，上纲高、上纲低都没有关系，我们有什么错误都可以批评。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

我们准备作个全区贯彻“九大”精神的决定，还没写出来，安排全区落实“九大”精神的计划。全区都来执行。有不同观点都可以，但贯彻“九大”精神是共同的，压倒一切的。


吴涛同志讲：


请大家来共同商量一下，如何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和毛主席指示。希望在短时间内作到。中央如何批评我们的，我们如何检查的，滕司令员已经讲了。

毛主席讲：“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康老讲：“内蒙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要立即纠正。康老到我们小组来，又全面地讲了一下，内蒙清理阶级队伍，划阶级、反乌兰夫，是对的，有成绩的，但有严重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

我们作了两次检查，康老批评我们后，我们向中央、中央文革作了检查。康老传达了毛主席对我们的批评后，我们三人又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作了检查。检查：1、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挖“内人党”中有严重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错误是很严重，决心坚决纠正。所以一个半月来了几次信。根据毛主席的批评，我们要改正。已经扩大化了，所以要纠正。现在我们都要来作。错误是我们犯的，不是群众犯的，也不是下边干部犯的。2、检查在高锦明问题上的错误。康老打电话给我讲：对高锦明的错误缺点，可以批评，但不能停止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反乌兰夫是对的，顶“二月逆流”是对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右倾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他工作。因此我们作了检查，承认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有了行动，立即恢复高锦明的工作，并不在工人、贫下中农(牧)，青年学生中抓“内人党”，当然还作的很不够。中央看了我们几个规定，认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落实这个政策不是下个命令就可以作到的。中央指示，要作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从现在看，有的在落实，有的好一些，有的落实不下去。当时很仓促，不管怎么样，先解放，先平反，具体一些规定还没有来得及作。我们认为这样作是对的。我们犯了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中央已经批评了我们了嘛，我们也向中央保证了嘛。我们的观点不强加于同志们，同志们如何批评我们都行。但是“九大”精神一定尽快贯彻落实下去。请同志们向周围的同志们作工作，支持我们。

我们准备规定几条共同的东西。原来考虑得不周到，这方面几条，那方面几条。昨天那几条(指“五条”)是我们的责任，当时是我和滕海清同志、李树德同志共同商定的，李树德同志具体执行的，不能怨小将。这个共同决定正在起草，尽快写好，常委会讨论通过，发下去。

(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略)

来源：内大井冈山54战报编辑部翻印1969年5月9日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同志接见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9.05.08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晚九时，根据记录整理.原题为：“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同志接见呼和浩特工代会、工宣队总指挥部、呼三司红代会、呼和浩特群专总指挥部负责同志及呼市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参加这个接见的还有霍道余、刘立堂、王志友、王金保、郝广德等同志。


滕海清同志讲话


今晚找工代会、工宣队总指挥部、红代会、群专负责同志谈一下目前的工作。“九大”二十四日闭幕到现在，各盟市还没有传达。目前贯彻落实“九大”精神，落实政策，阻力不小，干扰很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真正把我们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能够很有次序地进行工作，现在这段工作比较乱，乱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内人党”扩大化的错误造成的。现在正是我们纠正错误、改正错误的时候，各级革委会、各群众团体动员起来，帮助我们克服错误，当然也包括批判我们的错误。当前中心工作是什么?中心任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政策，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无产阶级政策，这个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谁要是干扰这个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各代会的机构要充分发挥作用，很好的主持工作，特别是工宣队要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作用。工宣队、军宣队和各级革委会团结起来。各级革委会、工宣队有些缺点错误我们领导有责任，不要推到工宣队、革委会身上去。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工宣队是新生事物，过去抓“内人党”扩大化给工宣队造成很多困难，错误不在工宣队，我们领导上负责(指核心小组)。工宣队、工代会、红代会和群专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要稳定工宣队的思想，工人阶级应经得起考验，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教育、要抵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

现在工宣队指挥部要好好抓一下，要恢复原来的工作秩序。最近在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政策的时候，宣传队一不调换，二不撤走，不可能不犯错误，在那里犯错误在那里改，有错误可以批评，不然我们的秩序就稳定不下去。今天我们起草了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政策的几条，明天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发出去。工宣队、军宣队这时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要与各级革委会团结起来，帮助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政策，我们呼市的几个代会是顾全大局的，传达“九大”精神是个大事，我们更要顾全大局。大家不要心情太急了，工作中存在不同观点在文化人革命中是正常现象，将来总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做到“五个统一”，暂时不统一是正常的，宣传队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近为什么发生矛盾，还要自己解决，要团结起来，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政策这就是大局，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九大”的声音不传达，不执行怎么能行呢，明天我们常委开会，各盟市负责人也参加，希望各组织保证我们开好会。各单位发生不同的观点，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又分出来不好吗，不同观点可以辩论，不要搞组织上的分裂，分出来不好嘛。

请各代会同志们保证我们大会开好，把“九大”精神贯彻下去。我先讲这些。


吴涛同志的讲话


我同意滕海清同志的讲话。我们把几个代会的同志找来开会，就是要传达贯彻“九大”会议精神。我们“九大”代表二十八人，二十五人先加来，分九批到各盟市传达，我们三个人晚回来几天，在北京开会。我们正在召开各盟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九大”会议精神，会议以后迅速回去，加上“九大”代表，一同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九大”会议精神，会后过一个时期，准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为了把会开好，请几个代会组织负责同志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做好工作，组织学习、贯彻执行“九大”精神，各级革委会、各代会都要负责，搞好，把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报告都要贯彻落实下去。整个五月份军区是这样安排的，地方上也是这样。

第二个任务就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

我区在划阶级、清理阶级队伍、反乌兰夫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康生同志在我们“九大”代表小组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挖“内人党”上犯了扩大化，逼、供、信的错误。毛主席批评我们说，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在北京我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做了检查，我们准备进一步检查、纠正、克服我们的错误。“九大”期间，我们来了几封信，纠正错误，有的地方落实了，有的地方还没有。我们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我们要向群众做检查。这就须要各级领导，各级革委会，军、工宣队一定要把政策落实下去；如果政策落实不下去，就纠正不了错误，就会造成更大损失。我们已经向中央做了保证，并且已经在进行这个工作，但还没有进行完全。要一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政策。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各单位共同努力，把无产阶级的政策落实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因素。落实无产阶级各项政策，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同时，我们要加强战备，要从思想上加强，要提高警惕，我们这里是反修前哨，要防止敌人军事挑衅。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要按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无产阶级政策的本身，就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只有贯彻落实“九大”精神，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希望军、工宣队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把不同观点群众的工作做好，顺利贯彻“九大”精神。

我们欢迎同志们批评，我们在一定时间要向群众做检查，主要是核心小组负责，不向下推，责任主要在我们身上。

我们已经准备了几条意见，正在起草一个文件，明天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中心是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政策。


高锦明同志的讲话


滕、吴二同志的讲话我同意，他们的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中央首长对内蒙工作的指示，这是对内蒙一千三百万人民的最大关怀，我完全拥护，并愿意与革命同志一起去执行。我同意滕、吴二同志讲的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迅速贯彻“九大”的精神。

我自己在过去长期工作中，特别是在去年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我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了反动的多中心论，给自治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内蒙革委会领导全区人民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斗争，这是正确的，及时的，必要的。这个批判使全区文化大革命不至于造成更大损失，对我是个极大的挽救。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感谢广大群众。今后，我一定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在群众监督下改正错误，立功赎罪。对我的批判，是一次最好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的这是滕海清对我打击陷害。滕海清同志是正确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

目前，宣传贯彻“九大”精神，遇到了前一阶段发生的错误，如何改正的问题。滕、吴、李三同志向中央作了检查，我同意这个检查。他们在三月中就发回信和电话，按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来纠正错误，已经取得成绩，但比较起来，还不平衡，今后还要努力。我了解到核心组是有决心改正的，当前传达“九大”精神，给今后取得更大胜利打下好的基础，广大群众这个要求是一致的。现在对错误的看法尽管不同，但，这正象滕海清同志说的是正常现象。通过学习“九大”精神，可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致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但一致的方面是主要的。

为了避免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发生，首先是核心组内部的团结。但由于我过去的错误，障碍了核心组内部的团结。我愿意改正错误，不愿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现在“九大”开过了，要准备打仗，要更好地团结对敌。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就能够取得更多胜利。怎么把落实“九大”精神，把中心任务作好，他们已经讲了我就不说了。


权星垣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指示。前一阶段运动中有扩大化，逼、供、信的错误，现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使我们更好纠正错误的一个保证。自治区革委会从滕、吴、李三同志去北京后，从三月中旬起不断来信、电话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还有差距。传达和贯彻“九大”精神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还有差距，要相信革委会核心组共同团结，把错误改正。


李树德同志讲话：


我完全同意滕、吴二同志的意见。当前的工作中心，就是传达、贯彻毛主席的讲话，“九大”的决议。我们这次“九大”是有深远意义的。“九大”不仅对中国革命大大向前推进，而且是对世界革命大大推进。世界革命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贯彻“九大”精神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要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政策。我们前一段工作中扩大化，逼、供，信的错误要进一步克服。我们区和全国一样是大好形势。前段错误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毛主席指出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改正这个错误。我们核心小组是团结一致的，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团结一致。错误不是滕海清同志一个人的，我也要负主要责任。我们内蒙的革命派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会得到很快解决。

斗、批、改任务还很艰巨。“九大”有个议程，我们学习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参观和学习了“七厂一校”的经验，感觉到我们的差距很大。和我们工作比较起来，我们还要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我们会迎头赶上去的。我个人是抱着乐观情绪的。

昨天搞了五条，自己考虑不周到，不慎重。这五条不利于发展巩固大联合，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我要承担责任。凡由此发生的问题，那个地方批评我，我是随叫随到。(吴涛同志插话：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是我执行的嘛！这次革委会发一文件，我们共同照办。

来源：呼和浩特工代会 内蒙工宣队总指挥部　呼三司红代会　呼和浩特群专总指挥部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印

中共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接见五原上访团滕海清、吴涛同志讲话
1969．05．09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晚中共内蒙革委会核心组，滕、吴、高、权、李及霍道余、王志有及军区首长，接见五原上访团。滕海清、吴涛同志作了讲话。此稿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但大意不错供同志们参考。)


滕海清同志讲话


二月逆流刮没刮到五原，这个问题是不是他们提出的。我4．18来内蒙时巴盟情况很紧张嘛，有个东方红，是个好造反派，就是二月逆流到处紧张，不管谁，这样讲法，李树德同志不会讲的，在座的同志也不会讲的，我们共同处理的嘛，错了嘛，(指二月逆流没刮到五原的说法)(吴涛同志插话：错了嘛，纠正嘛！)当时造反派受压，保守派占优势，全区都是这个情况。我今天头一次看到这个纪录，有些话也不符合嘛！

第一条：巴盟在挖内人党以前，你们(五原)搞出了两千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这是伟大的成绩，毛主席讲：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统统搞出来，你们搞得很有成绩，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专政这些人嘛！

第二个问题：挖内人党问题，听了同志们的汇报，有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是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和我来负责，4904是刚从山东来的，没有按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来搞，打击了得多共产党员，贫下中农，这是严重的扩大化，我们部队的战士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一个上中农的也没有，难道他们对贫下中农没感情？这是领导同志没调查研究，主观主义造成的。主席讲，在农村中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农村里的政权一定要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贫下中农手里，贫下中农百分之九十九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个别的解放以前叫二流子，不务正业。政权要掌握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贫下中农(牧)手里，要真正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过去革委会里成员有错了的，吐出来的没有问题的，和贫下中农商量还可以请回去。现在无论如何政权不能掌握在敌人手里，搞内人党凡是搞错宽打了的，一律平反，彻底平反，开大会、生产队、生产大队恢复名誉，逼出来的材料，交给本人，其他群众证明材料当面烧毁，真正搞错了的，不论是干部，什么干部都一样，彻底一律平反。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去，他们部队能不能改正错误，就看这一点，忠不忠看行动。干部有历史问题，现在没搞清楚，仍然叫他工作，要相信本人的交待，我们都是二十多年的老干部，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都是反对贫下中农的。我想裴青同志有错误，裴青同志在那里犯了错误，就在那里改正错误，你们同意不同意？(群众插话：谁知他改不改?)现在根本的问题是落实政策。(群众插话：五原的问题本来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滕海清同志讲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错误怎么样，让他们自己去认识。我想目前，主要检查错误，承认错误，贯彻九大，落实政策，贫下中农搞错了，把共产党员搞成内人党！搞错了要平反，要赔礼道欠，部队犯错误我们有责任。(群众质问：打死了的？)要做善后工作。(群众插话：贫下中农来这儿，不是要求平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裴青同志有错误，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检查，我在这里向全区的广大贫下中农(牧)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赔礼道欠，广大贫下中农可以批判，批判就是帮助，我想就讲这点，好长时间对巴盟的问题不大了解。吴涛同志讲讲。(群众还是一再要求裴青答复问题！)他的错误还有个党委领导，党委要研究错误。同志们来，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我同意他们研究解决问题。(群众：五原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个问题内蒙革委会必须解决！不能往下推，4904目前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们要上告中央，找毛主席去！)

(当代表们让裴清表态，五原问题是方向、路线性问题，还是扩大化，逼、供、信的问题时，吴涛同志讲)


吴涛同志讲话


不能这样嘛！犯了错误，也需要他有个时间认识错误，要求一宿认识是困难的，不能控诉一宿就让人家定出一个什么性质的错误来，有个认识过程。

对谁实行专政了，不能对阶级弟兄实行专政，也不能对犯错误的人专政，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让一听汇报就说是个什么性质错误，已经存在的问题，逼、供、信非常严重，照片已经有了，同志们讲了很多挖“内人党”问题，一下子挖到贫下中农身上。以前十二中全会后，我们讲，毛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稳、准、狠”，特别要注意一个准字。我们领导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分析。

毛主席教导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要防止右倾，群众发动起来要防止“左”倾。”我们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没有及时注意“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非常错误的。一月份我讲了政策，发了文件，当时我们从正面讲的多，但没有从反面讲，当时我们已经发现有扩大化的问题，发现了逼、供、信很厉害，很严重，当然没有现在这样明确，没有象中央批评了以后这样明确，4904部队从12月底进入五原的，当然我们有责任，他们不了解情况。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光反右不提防“左”，光从正面讲，不从反面讲。当然反右是对的，不反右就不能搞好清理阶级队伍，但是，没有把“左”倾倾向及时指出来。一月份我宣讲政策，但现在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那时只讲正面，不讲倾向，没有从反面讲，事实上一月份已经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了。当然领导上有责任，我们对支左部队没有作好教育，作好工作。伤害了阶级弟兄，打击了贫下中农，这还了得啊！无产阶级专政，专地、富、反、坏、右的政，专牛鬼蛇神的政，怎能专了贫下中农的政呢?错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非常迟钝，非常不够，反映不灵敏，现在看来很清楚了。看来全区武斗，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当时全区都有这个情况，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各地情况不同。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作了检查，毛主席批评了我们，中央批评了我们，批评得及时，批评得对。如果没有中央批评我们，我们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来，平反还有阻力，还有抵触。应当彻底平反。贫下中农(牧)、青年学生一律不搞“内人党”嘛!一律平反！在自己的阶级兄弟中怎么能搞这个东西呢?一般干部也适用这个。我们抓不抓“内人党”呢？抓!要抓头头！抓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不抓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要抓。内蒙二十年来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是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最高地位。(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内蒙人民心中有绝对威望！(群众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乌兰夫在内蒙搞了二十年，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毕竟是一小撮，一定要打倒乌兰夫！(群众高呼：打倒乌兰夫！)但乌兰夫毕竟是一小撮，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一小撮，世界上也是一小撮。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然就要伤害自己人，伤害自己的阶级弟兄，我们对敌人要狠，要狠狠地打击！对自己人要和，不能伤害。必须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无产阶级的政策就是保护好人，打击坏人。毛主席批评了我们，中央批评了我们。所以我们三月十七日在北京向中央作了检讨。给家里写了信，赶快落实政策。没有毛主席的批评，我们还要执迷不悟，这是毛主席的声音！(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毛主席的批评，我们还会犯更大的错误，我们写的那些条条，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教导，是毛主席政策在内蒙的体现。我们衷心感谢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现在全区各级革委会、革命群众，各工宣队、军宣队要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谁要是不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群众高呼：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政策！)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抵制，不落实政策。还有人不猛醒。搞错了要平反嘛！平反材料都拿出来给烧了嘛！还有人留着材料干啥？还要秋后算帐吗？错了嘛！错了就改正嘛！立功赎罪，将功补过。

我们本来向中央检查了，但是有好多人现在还坚持错误，还在抵制。还有人帮倒忙。我们犯了错误，同志们都希望我们改正，贫下中农决不会一棍子把我们打死！都希望我们改正错误，帮助我们落实政策。北京也抓落实政策，主席亲自抓了六厂一校的经验，但是我们做的很不够！与北京一比，那真是差得太远了，还要做很长时间工作。

这里不存在打击面扩大缩小的问题，什么叫缩小打击面？本来就不应打击嘛!阶级弟兄嘛!一点也不能打击！(鼓掌，高呼：打击贫下中农就是国民党！)错了就改嘛！对阶级敌人要缩小打击面，对阶级弟兄，对人民就是要保护！错了就改嘛！落实政策嘛就要彻底点！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解放军是谁的？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儿子，是你们的儿子！那有贫下中农不要自己子弟兵的呢？问题是我们领导怎样引导军队的问题，是我们犯了错误。

贫下中农爱护是爱护我们的，不愿意我们滑下去，让我们变好！不准变坏！怎样爱护呢？就是批判！就是帮助！

我们的队伍是打美帝的！打苏修的！各国反动派还在嘛！我们要保卫红色政权，保护贫下中农，保护阶级弟兄，谁不爱解放军?所以同志们要好好想一想，要痛下决心，改正错误嘛!包括我自己在内，要做思想斗争。

前几天，同志们对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按：指五月六日七盟二市造反派与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用那样的苦刑，往手指里插竹签子，那能是好人嘛！好人由于气愤搞喷气式，弯弯腰。那样搞不是要把人整死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样搞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镇压就是国民党！保护就是共产党！(群众高呼：镇压贫下中农就是国民党！)

对犯错误的人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痛下决心，坚决改正错误，坚决落实政策，搞错的要一律平反！坚决平反！彻底平反！原来干啥还干啥，受伤的要治疗，死的要抚恤(当然敌人不能抚恤)材料要交给本人，不然留着干什么？(滕海清插话，我们一月发了个文件嘛，工人、贫下中农(牧)、青年学生不搞“内人党”嘛！)发了的东西那能完全传达呢？有的还要搞鬼，不认真传达嘛！

我的态度是：坚决保护阶级弟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坚决给错打为“内人党”的平反！如果再不这样做，我们就要罪上加罪！



 	呼市机关革命造反派翻印 1959年5月13日
来源：呼三司内大《井岗山》54战报\五原上访团联合整理


	
中央首长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群众代表的讲话
1969.05.12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富治、永胜、叶群、作鹏。

被接见人：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湘玉、吴焱金、胡厚民、夏邦银、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王屏、杨玉珍、龙铭鑫、谢华之、胡崇元、沈复礼、李洪荣、张耀忠、曹佩贤、龙克发、王锦铭、郭保安、张维荣、雪湘明、董明会、谢望春、高玉泽、王步青、刘海江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时间：1969年5月12日晚9时半至13日凌晨3时10分。

（中央首长步入大厅，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团结、胜利的党的九大万岁！并热烈鼓掌。）


中央首长亲切地与到会代表一一握手，问了姓名，然后就坐。当康老与胡厚民同志握手时，问其姓名，胡答：“我叫胡厚民。”康老笑着说：“啊！……久闻大名！”

富治：（笑着说）我是特地来看你们的。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天天打内战。

叶群：（笑）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江西佬表。（注：谢副总理因其他重要会议，特地来看看代表后就走了）

总理：今天开个谈心会。你们不是在湖北要搞反复旧吗？搞了一些运动。把你们接到京西宾馆就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嘛！那是个很高级很严密的地方，五不准嘛，军委办公机关在那里，许多军队首长、省革委会主任都在那里，曾思玉、王效禹、李再含、刘格平也在那里嘛！他们也不准出去嘛！要守纪律。你们要摸我们的底，问了刘格平，没有表态；问了王效禹，他作了自我检查；李再含肯定了你们几句。“九大”开了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就是很严密。你们这次到中央来，不是66年的5月份了，也不是67年的5月份，也不是68的5月份，而是69年的5月份，要有纪律，时代前进了，不是串连的时候了，你们几乎闹着要走，在京西宾馆造反，这个反不能造，你们要造反，就是造无产阶级司令的反。你们以为施加一点压力，就可以早点接见你们。今天当面给你们讲。先不听朱鸿霞的，先听胡厚民的。叫你来就是听听你的（对胡）坐到这里来，领教领教你。

（康老指着身边一个座位说：“胡厚民同志到前面来”，总理也打一个手势，胡到总理身旁坐下。）

总理：现在时代不同了，给你们先打个底子，要严格纪律。你们不守纪律，还带个联络站。

康老：（笑着说）复旧啰！

总理：联络站设在那里？（问胡）

朱答：设在铁路上一个同志家里。

胡答：在虎坊桥附近。

总理：是错误的，要取消。你们给我们来个示威，要我们接见，不可能！“九大”开了以后，中央政治局接见你们，排了个顺序：山东、贵州、再你们，今天就接见你们。我们没有亏待你们嘛！你们真要走，就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告别了。你们要清醒点，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百分百的对。当然啰，我们也不能光批评你们，今天是单独接见你们。时代前进了，这是“九大”以后啊，同志！好，先听胡厚民同志的意见。

胡：在前段时间，由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由于派性作怪，没有加强市工代会的工作，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了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影响了他们……

总理：（点头）这样讲就对了！你好好讲嘛！

康老：“九大”文件你们不学，有些人对我们“九大”没有一点感情。你（指胡）还是共产党员，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庆“九大”，我今天接见巴西代表团，他们远隔千山万水还庆“九大”。可是在你们武汉却是另外一种示威，还绝食，我说那种绝食可耻！

总理：你去过山东吗？

胡：去过。

康老：学反复旧。

总理：我们不要复旧要前进，你听过杨保华那个报告吗？

胡：在武汉看过。

总理：他自己已作了检查，他还住在京西宾馆。山东已经丢掉了的东西，你们湖北又搞起来。反复旧不是你们先搞的，是你们学的。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犯了错误是前进中的错误。谭启龙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但愿意改悔的，和张体学一样。张体学犯错误，也在你们面前作了检查 痛哭流涕嘛！如果改得还不好，你们还可以帮助他，改了就好了，要革命，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康老：复旧有的个别地方确是有的，有的甚至原封不动，主席讲要搞好斗、批、改嘛，还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嘛！“九大”精神是什么？总要按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九大”精神办事嘛！你们现在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了，是革委会负责人，是当权派，有问题可以向中央报告。现在要讲三性：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科学性。

总理：是否把你们软禁了？林副主席提三性，就是对我们讲的。

胡：我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情况知道不多，其他同志清楚些，但下面同志的错误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

总理：（点头）这就说对了，你影响了下面的同志。

（对朱）朱鸿霞同志，是我们去解放你们的嘛！你在沙洋，毛主席在武汉，叫我们把你放出来的。你们有意见，写个信给主席、林副主席和我们，还能不看你们的信？你们提出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嘛！我们跟你们是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的！

总理：（对胡）你参加北航黑会没有？

胡：我没有参加。钢工总勤务组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我也没有派人参加。是我们工总下面的一个基层单位交通兵部一个叫郭少华的同志，他因公调查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来到北京，因和北航过去在汉串连的同学认识，曾去过北航。

总理：郭少华？

胡：那天听说北航有个会，他去听了一会就出来了，但不是代表勤务组。当天他就写回来一封信，给我们工总的一个工作人员后转给我，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但他在信上还特地注明：这个会是乱军的，与我们工总当时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不合。我看后把这封信交给了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邵洪基同志，回来也向三办汇了报。后来武船的几个头头不知北航黑会是怎么回事，问起我，我跟他们三、四个人随便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我应该承担责任是传播了小道消息，是错误的。

总理：你没有听康老批判北航黑会？

胡：后来看到了。

总理：你同北航有联系，还是同清华有联系？

胡：北航、清华我都没有联系。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和韩爱晶、蒯大富见过面，只同蒯大富通过一次电话。“7·20”后认识一些北京学生，“7·20”以前我和朱鸿霞同志一起关在沙洋，7月19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和朱鸿霞同志救了出来。

朱：胡厚民是和我一块出来的。

总理：啊！你也是关在沙洋？

（这时，曹佩贤同志插话）

曹：一冶筑炉公司有个叫胡银帮的参加了黑会。

总理：钢工总的还是钢9·13的？

曹：钢9·13的。

总理：和刚才讲的不是一回事吧？

众：不是。

总理：（继续对胡）你去了那些地方？

胡：郑州、北京、天津、山东。今年元月底，他们要抓我，我就跑出来了，先住在郑州，2月5日又吐血，河南医院找不出吐血原因，我又来到北京，后来又想到大连工学院住一段时间。

总理：你是那里毕业的？

胡：不是，我是工人。原打算到天津坐海轮到大连，因为海河冰冻，等了三天决定改道由天津坐火车经济南再到青岛乘海轮到大连，在山东只住了一天。后来在大连接到电报要我回来，又赶回北京，2月14日就是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那天晚上，我又吐血了。

总理：是肺病？

胡：不是。

康老：是癌症吗？

胡：不是，在北京找了好几个医院未找出吐血原因，后经北京胸科医院诊断是支气管结石，得这种病的人很少。

总理：治不好吗？

胡：医生说没有办法，只能到此为止。只要过于激动和过于刺激就要吐血。

总理：哦！你多少岁？二十几吗？

胡：31了。

总理：你几岁做工？

胡：1955年元月16日进工厂。

总理：你那个工厂的？

胡：武昌铸钢厂。

总理：（看见张维荣跟前的红旗杂志）你们拿着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但没有学进去。（对胡）谈谈你的看法，座谈嘛！我们把底都交了，讲，不要紧么！

胡：（谈造反派头头被拉下来的情况，汉阳客车制配厂方斌，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汉光印刷厂高远飞等。）

朱：还有武重厂的祝孝先。

总理：祝孝先是什么人？

朱：是武重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胡：共产党员。

朱：是预备党员，是我们厂里小胡厚民。

总理：（笑）还有小胡厚民？

吴：武汉不是一个胡厚民的问题，问题是上面搞胡厚民，下面就到处揪小胡厚民、男胡厚民、女胡厚民、老胡厚民。

（总理、康老都笑起来了）

（总理逐一将所提厂名、姓名等情况边问边记）

总理：这是事实，结论怎样？

胡：这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总理点头）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总理点头）

朱：有打倒胡厚民，解放辛甫的口号。

胡：（讲省党代会不批判王任重，不批判二月逆流，而是批判革命干部任爱生、杨春亭问题，讲国棉一厂王屏、宁桃珍、陈爱娥问题，讲九大代表问题。）

总理：从你们的讲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是不是这样？

康老：（指着武汉工人报）你们有句话：“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这在一个厂，一个单位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武汉市都是这样，那不把你们自己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否定自己。你们现在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是当权派了。

总理：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过功的。不然怎么把你们请来呢？他们工作中有错误，但你们也是副主任、常委。

康老：你们省有常委、副主任，市有常委、副主任，你们的责任不小啊！你们不是简单的一个头头。如果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集中在这两句话上：“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那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体现？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又怎么理解？湖北省有多少人？

众：3200万。

康老：你们要对湖北3200万人民负责，你们的地位已经变了，是当权派了。

总理：有些要改革，你们提。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不容易啊！一个新的政权就那么完善？它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是不断地改，不断地前进的。清理阶级队伍掩盖了另外的倾向，你们那里不是出来了吗？要举例子可能还会多，结论不要过早地做。

康老：你们不同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不同中央商量，就上街了，就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了，造谁的反？谁高兴？

总理：你们搞成10万人上街，谁高兴？叛徒王明高兴，美帝、苏修高兴，台湾的蒋介石高兴！

康老：“九大”一完，你们就上街游行！

总理：“九大”正在开，你们就上街了。你们冷静点，帮了谁的忙？当然，他们没有给你们做细致的工作，但你们也不听他们的嘛！

康老：我们也有责任嘛！

总理：你们说“百万雄师”反夺权搞复旧了，这最容易煽动人。你们能说曾思玉、刘丰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吗？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头子吗？曾思玉是沈阳调去的，刘丰是支持你们造反派的嘛！“7·20”保卫毛主席的，方铭也是这样。我是在你们放出来后才走的。所以结论不能下的太死。毛主席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什么都考虑到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统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你们认为全面复旧的结论，这符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康老：主席对“九大”的方针是团结、胜利的大会。

总理：你们采取分裂行动。

康老：尽管你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大方向是团结。你们没有很好读毛主席的书，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对胡）你是不是要他们讲？

总理：朱鸿霞同志谈谈吧！你是钢工总一号头头。

朱：好，我向中央首长汇报。……

总理：你们还没有解决跨行业组织？工代会还没有搞起来！

朱：解决了。工代会早就成立了。钢、新两派很团结。

胡：空前团结。

吴：我们确实很团结。

总理：不一定吧，是观点一致在一起。

康老：朱鸿霞同志，我第一次认识你是67年7、8月份吧？

总理：67年8月8日。

康老：那时有人说你在狱中叛变了，上纲很高嘛！当时我对你的印象比较好，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嘛！但是朱鸿霞同志，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是1969年，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座谈，不是两年半以前。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了，当然不能说最后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讲了，不是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任务，但与两年前形势不同。我们是在九大以后接见大家，方向应当按九大方针，照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总的方针。你们同2、3年前也不一样了。你们是当权派，不是简单的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头头。你们是红色政权的当权者，是国家专政机关的省、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你朱鸿霞与刚放出来的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了！现在你们又搞第四次革命，过去北京伪造了一个文件，叫做五个回合中的站队问题，所谓重新站队就是重新分裂。说是我写的，说什么要重新站队，这是造谣。

伯达：是河南搞的，不是北京。

总理：主席有个办法，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按单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贵阳棉纺厂实行归口大联合，是他们自己树立起来的，但他们自己不组织学习推广，自己把这个标兵破坏了，昨天我批评了他们，主席7、8、9从武汉、上海视察回来后，六厂一校，去年7月份总结了北京针织总厂经验，六厂一校经验你们不学习，现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席都想到了，都正在解决，要认清新形势。张立国同志，你找天派、地派没有？

张：没有。

总理：我知道你没有，再找天派、地派也找不到了！

（吴炎金同志把一大包材料送给康老）

总理：要解决好问题，你们也给我们供应点材料。你们可能准备来打官司的，我们是来搞团结的。

朱：（谈到市工代会小报不能出时）

总理：小报还是不出好，出了以后，美帝、苏修在香港买一张小报，用200元。

永胜：500元买一张。

总理：毛主席过去一直看小报，去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以后，就不看小报了。你们再搞联络站就落后了。

康老：（笑）复旧罗！领导上帮助你们不够。

总理：前年蒯大富要大串连，王力拿着小报给我看，满以为我会支持他的，那时杨道远你们也搞什么大串连嘛！你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有责任。只要你们愿意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你们。不要以为犯了点错误就怎么样。

康老：反复旧是个社会思潮，是从山东开始，杨保华的报告到处传。传到福建、河南、武汉、兰州。

总理：我们总不能只批评你们。

朱：（谈到军区三办也就是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领导一切，省革委会从未召开常委会研究过斗、批、改问题，下面也普遍建立斗、批、改小组领导革委会，成立班、排、连等问题时，总理均点头，并注意听。谈到曾司令员乱点名问题，方铭说电信局只有36个好人问题，说群众组织头头有女秘书问题，张体学说你们一年打、砸、抢，二年搞武斗，一减一等于零问题，刘政委对钢派说见了新派就头疼问题，方、张要工总整新派黑材料问题，张体学说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只能代表两万牛鬼蛇神的问题，省党代会不批判王任重和二月逆流，反而批判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造反派抢枪乱军等问题）。

朱：（谈到曾、刘首长偏听偏信，汇假报）我们在京西宾馆，也没有说造反。

总理：造反是我说的。

朱：曾司令员听不得不同意见，说他一个曾老头也发脾气。

康老：我也是老头嘛！康老头嘛！（大笑）

总理：我也是个老头！我们都是老头！（哈哈大笑）

朱：开始我要回厂去，也不赞成。

总理：你们回厂也不赞成吗？

吴：我们回厂还是赞成的。

朱：（讲全市各单位站对队的干部普遍都受到批判时）

总理：是不是站对队的干部都受批判？

朱：是。（这时高玉泽插话）

高：我们学校领导干部陈复兴就没有受批判。……

朱：我是说工厂都是这样。

总理：（详细地听了谢望春同志谈了国棉三厂阚驰受批判情况和军代表进厂情况；问了夏邦银关于汉轧吴勇功受批判情况；听了沈复礼关于武锅赵秀岳受批判情况）

总理：如果我们去检查一下工作，可能问题比你们了解的还多一些。你（指朱）让点时间给其他同志谈谈好吗？

（沈复礼同志开始谈武锅情况）

总理：你的名字是个旧名字啊！（笑）

康老：复旧的复，礼拜的礼，是个旧名字！（笑）（接着，沈复礼谈了武锅的情况，总理作了记录。）

（接着，王屏同志谈国棉一厂情况）

总理：你多大年纪？

王：33岁！

总理：那一年进厂的？

王：13岁做工，52年进厂。

总理：那不很小？

王：很小。

总理：文化程度？

王：初小。

总理：劳动模范是省还是市的？

王：市的。

总理：哪一年

王：53年

总理：文化大革命那一派？

王：钢工总。

总理：你们厂多少造反派？

王：都是“百万雄师”。（大家笑）

总理：（笑）那你不也是“百万雄师”了？

王：说错了，我们厂3千多人，“7·20”后有900多造反派，其余的是“百万雄师”（潘洪斌、龙铭鑫插话：不对，还有许多中间群众）。

总理：革委会名义上还存在吗？厂里清除了多少坏人？

王：厂革委会名义上存在，基层革委会没有了。军代表进厂捅马蜂窝矛头对准革委会基层造反派头头，都用大字报烧了，用编连队的办法，把下面的造反派头头都排掉了，名义上是改连队，实际上排挤造反派只清了一个坏人，是漏网地主，其他光整造反派。

康老：厂里军代表有多少？

王：开始进厂是军宣队，47人，以后是军代表进厂，有6人。

（谈到对陈爱娥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时）

康老：从一个人可以否定武汉？不要说得那么大，实事求是，说大了没有力，反而显得不真实。

总理：陈爱娥是不是贫苦人民出身？

王：是。

总理：你以她有点意见吧？

王：我个人对她没有什么意见，她也是劳模，是个好同志，但感情上一直没有站起来。不够“九大”代表的3个条件。

总理：你是不是党员？

王：是。

总理：那一年入党的？

王：1954年。

总理：她（指陈）那一年入党？

王：比我迟一点。

谢：是1956年入党。

总理：吴炎金同志谈谈吧！

吴：我同意朱鸿霞、胡厚民的意见……

总理：你那个厂的？

吴：无线电元件厂。

康老：几年工龄？

吴：8、9年了！

总理：那里人？

吴：新洲。

总理：啊！新洲是个好地方，今年年景怎么样？

吴：我长在武汉，回去很少，情况搞不大清楚。

（谈到各厂均有斗、批、改小组架空革委会时）

总理：你们调查了没有？有多少工厂有军代表，成立了斗、批、改小组？

众：2430多个工厂。

康老：斗、批、改小组的任务是搞清理阶级队伍吗？

众：是搞清理阶级队伍，但不搞5种人，只搞造反派。

吴：（谈到长办的情况时）

总理：长办的造反派头头是谁？

吴、胡：顾建棠。

众：省革委会常委。

总理：那一个组织的？

吴、胡：长办联司。

龙：是过去的新派。

总理：林一山解放了没有？

吴：没有，准备解放。

（谈到市革委会原编制90人，现扩大到1000人，补上的绝大多数是站错队的，造反派所剩很少时）

众：是1180人。

吴：少说点好，留点余地嘛！

康老：过去90人，现在1000多人，是否包括各局？

吴：包括。

（其他同志解释，有的说包括，有的说不包括）。

总理：你回厂了没有？

吴：回厂很少，有时开会，接喜报。

总理：（笑）接喜报也是任务，成了一种负担了。

吴：我们群众代表的任务是：开会、看戏、接喜报、挨批评、开会坐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

总理：还坐轿车嘛。（笑）

吴：现在武汉人们的印象中，好象当了“百万雄师”还觉得光荣些。

总理：当“百万雄师”还光荣？那怎么看待7·20事件呢？

吴：所以我们想不通。

总理：李想玉同志谈谈。

李：（开始谈武钢问题）

总理：你和董明会同志的观点就那么一致吗？

李：我和他有一些分歧。

曹：他不是总团、分团的，是下面基层的一个头头。

总理：知道。

朱：我们过去根本不认识他。

李：（准备继续谈武钢问题）

总理：向你们澄清几个情况！（随手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你知道，8·15会议以前，武钢搞到几乎一吨钢都不出！

曹：是的，我们是多数派，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总理：这样说的对！（点头）

你们能说现在的生产不如8·15会议以前吗？

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钟：我们是说生产没一月革命夺权时和7·20以后好。

李：那时生产比现在好几倍，主要是发挥了造反派的积极性。

康老：那只是一个短时期嘛！

总理：8·15会议你们翻不翻案？

李：我们从来不翻8·15会议的案。

曹：我们是维护8·15会议精神的。

总理：那就好！8·15会议点了几个人的名。江涛、王敏青……这个你们不翻案吧？

李：江涛、王敏青是坏人，我们不翻案。

总理：不是有一个广西的到你们武钢去过吗？

曹：是原焦化厂的袁家柯。

总理：是袁家柯！还有李一清。袁家柯揪出来对不对？

李：对！

总理：杨连成是工人吧？

众：不是，是技术员。

总理：胡启生是工人吗？

曹：是工人。对胡启生的问题我们有点意见。

总理：你讲。

曹：江涛、王敏青是坏人，张克勤是现行反革命，去年9·15接见时炮打中央文革。

总理：（点头）

曹：对胡启生的问题，我们有点意见。据我们了解，胡启生没有参加北航黑会。不知康老查的结果怎样？我们9·13有一个参加了，是一冶筑炉公司的胡银邦，不是我们总团派的，而是他自己去的。但胡启生传过北航黑会的小道消息的。

总理：胡银邦？和夏邦银的名字倒过来了！（笑）

曹：现在胡银邦还关在那里。

总理：这个问题可以弄清楚。

曹：胡启生的家庭出身问题。他自己报的小手工业。他们说他隐瞒家庭成分，说他是资本家出身，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调查。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资本家，隐瞒了成分，也是他父亲的问题。当然如果他自己知道不报那他也有责任。

总理：（点头）

曹：胡启生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的，有极“左”思潮，应该批判。但我们认为还不是5种人，斗的时间太长，武钢21个厂矿，差不多平均每厂斗2次，还开大会斗了几次，一直关到现在，连他爱人也不准见面，斗了差不多百把次。

总理：是斗他？

曹：是。

总理：这个事可以商量。

曹：在武钢到处搞小胡启生，武钢从纵队到大队的大小头头，我们这一派的，有70%都从革委会拉下来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是5种人。

总：徐大麻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你说？

你们定案没有？你有意见，也可以讲嘛！

曹：武钢后勤部汽水厂付勤义出身贫农，他们硬说他是地主，隐瞒了成分，把他关了3个月。

总理：放出来了没有？

曹：放了。放出来后，他把土改证给我看了，分了田、地、房屋，上面都有，确实是贫农。

康老：土改证也有假的嘛！不能完全凭土地证就证明是贫农。

曹：是。

总理：具体问题可以研究。刘云轩放了没有。

曹：放了。赵伏汉还没有放。

总理：关在那里？

曹：关在厂里小房子里，有民兵看守。

（李想玉继续汇报）

李：冶金会议我们根本不翻案，我们要维护8·15会议。

总理：8·15会议前，武钢一吨钢都未生产，8·15会议后生产上去了，现在生产下降了。今年一季度生产上升了，现在二季度生产下来了。如果说武钢扩大化了，压了你们这一派，要加以纠正，还说得过云。如果反复旧反到8·15会议以前，搞对立情绪，就不好了。如果斗、批、改扩大化了的问题，那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说8·15会议以后的生产比8·15以前还差吗？我相信给你们讲清道理，你们不会这样做的。武钢大有潜力。

（问李）你对徐道基的看法怎样？

李：他坚持118大联合协议，坚持大联合，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反对，说席位少了，是错误的。但对他个人来说，我们有看法，他在57年有右派言论，他原来是团委书记，受到开除团籍，撤职降薪的处分。武钢革委会开始，我们这一派一个也没有。

总理：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吧？你不是付主任吗？

李：我是后来补上的一个常委。

总理：你们这些（指到会的9·13代表）不都是常委吗？

李：他们一个也没有在武钢结合。

总理：武钢在联合问题上是有些毛病的。

李：他们说在冶金会议期间有暗杀队，国民党的旗帜挂出来了，火车搞翻了，开黑会等等，现在了解这些都是假的。我们写了一封信叫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结果武钢抓了不少人，大小头头批、斗的不少。

总理：抓了多少人？你们这一派挨斗的多少？检查的多少？

李：我们写信点名的21人差不多都抓了。武钢21个厂、矿、部、所达成的（在冶金会议期间）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都被撕毁了。他们把我们这一派打成反军乱军派。武钢21个厂、矿、部、所，187个车间、站、段，1,230多个大小头头差不多都写了检查，70%受批判，50%被斗，有的被关。青山区33个街坊，各厂各车间都设了关人的地方。

胡厚民：武汉还搞了不少的甄别教育所。对外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总理：啊，批、斗的一半！检查的70%！

你讲慢点，你讲的话，我只能听懂十分之一、二，他们（指康老、伯达等首长）都听不懂。

康老：我听话的能力还是比较好的，可是听你的话却象听外国话一样。（笑）

（邓金福代替李想玉汇报）

总理：你是不是转业军人？

邓：不是。

总理：你是那里人？

邓：湖南源江人。

总理：湘资源沣，口音相近。

叶群：（点头笑）

邓：（武钢各厂、矿、部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到革委会的付主任如姜振武、管胜祥、廖元凯等等和其他付主任、常委也靠边站。我们认为他们家庭出身90%以上是工人、贫下中农，不应该靠边站，应分配他们搞斗、批、改工作。并讲了武钢大型厂的情况和站对了队的干部邹茂林、李汉泉、张德章等一直在批、斗，不予解放的情况。）

总理：回去以后（指上次开完冶金会议回汉后），你们这一派可能受点压，对造反派要具体分析。你们想一想，你们得势时也压了他们嘛！

邓：是压了他们。

总理：谈得太多受不了啦！每天晚上如此！今天其他讲话都不听了，最后一个听听学生代表杨道远的，你是钢二司的？

杨：钢二司的。

总理：啊，钢二司的，前年到全国各地去支左的是你们吧，你是钢二司头头，我们到武汉头一个到你们那里。

杨：还到我们司令部去了的。

（总理笑，大家都笑）

总理：去了的，我们（指康老等）都到你们那里去了，谢富治同志也去过。我是后去的。晚上到了新华工，还……

（张维荣插话）

张：还到了我们新湖大。

总理：到了新湖大，我是钢、新两派都去了！（笑）你们现在脱勾了吗？你那个学校还有多少学生？

杨：1000多学生。

总理：怎么还有1000多？你什么时候毕业？

杨：66年。

总理：还没有走？

众：他是毕业分配留校的，还有高玉泽、龙铭鑫。

总理：都下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等，他们都走了。

杨：67年没有这个文件。

总理：68年的文件就代替了67年的文件。

杨：还有明年毕业的学生。

总理：今年一起分了。

康老：你们学校到现场去办。

总理：到现场去办。张立国，你什么时候毕业？

张：70年毕业。

总理：也今年一起分了。

杨：（念稿子。这次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总理：你知识分子那一套又来了，要说什么直截了当的讲吧！

永胜：不要念，他们工人都没有稿子。用自己的话讲，这样时间就短，念起来，时间就长了。

总理：朱鸿霞也很有水平，很会写文章。（并问胡厚民同志：朱鸿霞是初中文化程度吧？）

胡答：是！

杨：（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总理：照你们参加的示威游行，文化大革命就不好了嘛！

康老：你们参加上街游行，你们自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总理：你们工人阶级领导你们学生上街游行。

杨：（汇报到夺权问题时）

康老：（唸武汉工人报：这次反复旧斗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的斗争……）你们说反复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这就成了敌我矛盾了，是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前论。

主席批的革委会是资产阶级反夺权，你们是无产阶级再夺权，而这些资产阶级又包括曾、刘，也包括你们自己。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去了？你们本身是革委会的。

总理：去年钢9·13闯了那么大的乱子，我们也没有责怪你们。并没有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而是说你们有点派性。

康老：你们讲了许多材料，可能还举出更多，但却不能下这个结论。你们报纸上讲，这是第四次大革命，要重新夺权，包括你们在内，都成了资产阶级了嘛！你们把主席批准的，信任的人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夺权，（笑）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这就成了敌我矛盾嘛。你是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朱鸿霞讲话头头是道，是你们的东西，你们讲四次革命，一次革王任重命，二次革陈再道命，三次革杨、佘、付的命，四次革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命，你们也是革委会的，你们也都是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了。那你们自己也不承认吗？矛盾得很！（笑）

总理：新的权力机构，前进中可能缺点错误少一点，多一点，你们掌权就掌得那么好吗？我看还得三结合。

康老：清理阶级队伍可能有点毛病，但你们没有一个人说要清理阶级队伍。

永胜：对造反派要作分析，造反派中也有坏人。你们连传达九大精神都听不进去。

总理：你们听不进去，头脑太热了，今天给你们降降温。

康老：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关键，六厂一校的经验你们学了没有！

众：材料发得较少，开始还说是小道消息。

总理：北京郊区木材厂有许多国民党，你们武汉就没有？

康老：刚才黄总长讲对造反派要作分析，确实是这样。我们中央文革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副主席在报告中也肯定中央文革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那该是响当当的吧，可是原来17人，就包括了王任重。

总理：还有王力，我还保护过他。那时，我到武汉，把你（指朱）从沙洋农场解放出来，当时还不知道有你胡厚民同志在内。我一直在等你们，船开得很慢，你们走了，我才走。“7·20”事件中，那时，毛主席指示要王力先走，叫刘丰同志保护王力。在武汉南边的一个什么机场？

胡：在南湖机场。

总理：不对！

张：在山坡机场。

总理：是在山坡机场起飞，然后我们起飞。我的飞机又超过了王力的飞机。所以，我在北京机场，又迎接了他。那时，我是出于阶级感情。后来，我们发现王力是坏人，就坚决把他清洗出去了！

康老：我们中央文革还有王、关、戚，还不是“造反派”吗？事物是变化的，你能说造反派都是好人吗？当然，好人是多数。

杨：（谈到学校情况时）

总理：教授还关在牛棚里？还没有落实政策？

杨：教授还没有动他！

总理：你们要把大方向扭过去，你们这样搞方向错了。

康老：你们红代会有没有办公的地方？

杨：有！

康老：报纸出不出？

杨：出。（讲到普遍搞“捅蚂蜂窝”，从汉阳枕木防腐厂捅起，作为典型，在7千人大会上介绍经验，后全市推广……）

康老：搞的那个头头对不对？

杨：情况不太清楚，听说那个头头是抓起来了。（谈任爱生情况）

康老：任爱生，现在那里？

众：到黄陂搞斗、批、改去了。

康老：现在回来了没有？

众：回来了！

杨：讲武汉普遍存在压造反派的情况，省党代会大规模批判任爱生等站对队的干部，而不批判“二月逆流”，不批判王任重。

康老：你们有几个人参加了省党代会？（参加了的都举手）你们为什么不提批判王任重？

众：提了，我们提了不起作用。

杨：（谈到用大量汽车送喜报时）

总理：报喜再不要用汽车了，这是浪费。

今天就谈到这里。今天是有意让你们激烈派放的。还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说了，今天专听激烈派的，我不给扣帽子，你们算个激烈派吧？胡厚民讲了，朱鸿霞放得最多，还有那个女同志王屏……

你们先回去，学习主席讲话，我给曾思玉打个电话，给你们传达传达。

高：传达了！

总理：我落后了，不过这次是中央印发的，（大家鼓掌）好，读3、4篇，但不要作记录，好好学习。主席讲了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并不比别人高明，要谦虚谨慎，要团结，要认真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还要准备打仗，你们多留几天，到六厂一校去参观一下。

康老：你们回去以前，都考试考试，看你们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学得怎样？看谁考得好。

总理：给你们出题目，看文件，再考。这是毛主席提倡的考试办法。你们要顾大局。你们要打官司，你们受了点委屈；或者有点压，不要讲个人恩怨，这样一场大的革命嘛！解放战争才打了3年，文化大革命3年了，5·16差3天就到了，这是一场比较彻底的大革命，对世界革命是一个大推动，全世界都在向着我们。你们总是从小局着想，也许有毛病，但我们要看到大局，小局的问题，你们应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按毛主席的政策去落实。前途远大得很，要支援世界革命。

（朱鸿霞、潘洪斌插话）

朱、潘：今天首长这样亲切接见我们，批评我们，就是打我们几下也是舒服的。

总理：（笑）那能打你们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谈，我们这些老头子就受不了啦！我和伯达同志还有一个差事——审查电影（南京长江大桥）大家都去吧！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首长和大家一块看电影，有说有笑，十分亲切。电影完后，大家恋恋不舍地欢送首长。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天已经快亮了。）



来源：《学习资料》（内部文件、仅供参考、严禁外传），武汉，1969年6月。


中央首长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成员的讲话
1969.05.19


总理、伯达、康生、富治、永胜、叶群、作鹏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成员。

被接见的有：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赵福新、李化民、方铭、张昭剑、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夏邦银、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王屏、杨玉珍、龙铭鑫、谢华之、胡崇元、沈复礼、李洪荣、张耀忠、曹佩贤、龙克发、王锦铭、郭保安、张维荣、雪湘明、董明惠、谢望春、王步青、刘海江。

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时间：1969年5月19日23.55——20日晨7时55分。


中央首长步入大厅，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首长并与到会同志一一握手，当叶群同志和胡厚民同志握手时“你是李湘玉同志吗？”李答“我是。他是胡厚民。”叶群同志讲：“胡厚民同志我在台上看见你那个头发翘翘地（指毛主席接见时）”接着首长就坐。

康老：今天接见都去了吧！（众：都去了，我们很幸福。）

总理：吴付总长把你们湖北安排在最前面最好的地方。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永胜：我看见你们了，看见了那个女同志。（指杨玉珍）。

叶群：我看见你那个头发翘翘地（指胡厚民）。

康老：好好体会毛主席和林副席的接见，接见也有很多经验，前年去年有很多单位来告状，打官司，有的说：重庆谈判（总理：那是内蒙古的。）不知道他是国民党还是我们是国民党。

曾思玉：二七区工代会50多个单位，在东单贴了大字报，4月27日贴的。

康老：有的人说，到了北京中央要分化我们，有的人要揪叛徒，说在北京变修了，有的还要搞什么统一口径啰！

总理：过去在武汉还有什么“不钢则康”，康老不在这里吗？（笑），我们都是生在康有为时代。

富治：还有叫什么康三婊子（众笑：那是骂人的）。

康老：办学习班，接见也有各取所需的，有的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当成鼓舞，拿主席政策来检查自己的差距，紧跟毛主席，一种是利用主席的接见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主席接见是好事，但有各取所需，看是不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紧跟了毛主席战略部署。

总理：同志们：我们那天见面是12—13日，听取了胡厚民、朱鸿霞、吴炎金、王屏、杨道远等同志讲。李湘玉同志的说话听不清，汉阳人，我们也讲了一些，从那天以后，本想再听其他一些同志讲话，后来内蒙古来了，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耽误了一下，直到今天5时东方红。今天你们又见到了毛主席，你们也可以交谈学习一下，后来13日看到了你们工代会一个决议，题目大得很。你们可以看一看，可能不是你们写的，你们在这里嘛！但在你们来前，武汉市革委会有一个查封材料的文件，大概你们没有参加讨论，通过文件不请你们参加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们李想玉、吴炎金等就发表一个声明，不承认，不同意这个文件，这样就引起了进驻市革委会，你们进驻了市革委会知道吗？（众：不知道），就是根据李、吴等的声明，17日进驻了，武汉街上有一个进驻声明，我念给你们听一听，（总理念文件）我们来请教请教。（当念到……如果有人诽谤、攻击者，后果自负时）来头好大，我们今天就来攻击它一下，来个后果自负。（当念到限……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离职时）。口气这么大好象解放初期，我们派军队进驻工厂差不多，（念，正告辛甫、伍能光……）1969年5月17日有20多人进驻，不仅在市革委会进驻，而且在街上撒传单。你们离开武汉后，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决议，一个是传单和进驻，全面复旧了，先听康老开讲、开讲。

康老：我想问一下同志们，你们看到11日工代会的决议没有。

潘：我们不知道，在体学同志那里才看到的。

康老：你们有什么看法？

潘及其他同志：是有错误的。

康老：有什么错误？

潘：混淆了两类矛盾。

康老：怎样混淆了两类矛盾？

潘：重新夺权是错误的。

康老：这个决议是你们起草的，还是他们搞的？

潘：这个决议我们的确不知道。

总理：你们的联络站没有给你们通消息？

潘：我们已没有联络站了。

朱：上次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接见，批评了联络站的事，我们认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回去就把它撤了，现在和外面已没有联系了。

总理：那不又是修了，康了，右倾了？（笑）

朱：这个决议虽然不是我们起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但责任应该由我们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这也是跟我们在家时的错误思想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因此责任不在这个决议起草的同志，不在留在家的同志，责任在我身上。

总理：好，对，（点头，微笑）。

康老：这个决议有个好处，你们的错误思想就容易看清楚了，容易认识了，是这种错误思想导致了这个行动。

总理：还有17日进驻人数虽不多，但它代表一种方向。

曾思玉：16日还有一个和17日一样。

康老：同志们很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决议，从中得到教训，看到一种偏激的夸大的错误思想，可以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把一个主流和支流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了，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可以得到这个教训，不仅有决议，还有行动，用了调查团的名义进驻革委会，好象我们进驻国民党机关一样，因为你们认为全面复旧了嘛！反夺权了嘛！就必然产生此行动，同志们要引起教训，决议我看了，不讲人，从决议本身来讲，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是一个三反决议，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因此是反动的决议，我这个看法可能不对啰！你们细看里面的内容，他们如何打着拥护毛主席，打着拥护“九大”的召开，但实际上是搞分裂的，“九大”要团结，决议是要分裂的，把革委会的人当成走资派，包括你们在内。那你们首先应该退出，不然你们也成了资产阶级了，那参加省市革委会的人一时是无产阶级，一时是资产阶级，那不是矛盾百出。怎么能从“九大”得出完全把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全部否定了呢？口号没有根据“九大”的方针、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完全反毛主席的，反对“九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武汉开了一个党代表大会，这个会可能有些缺点，但主流应肯定，这个决议完全是反对的，似乎中国共产党应由工代会来领导，我们也被他们来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怎么能脱离共产党呢？列宁讲：工人阶级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会走上工团主义反劝的。“九大”总结了3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包括武汉嘛！决议把3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也包括把你们3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功绩也否定了，武汉地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于你们的努力，也由于张体学同志的觉悟，张体学同志解放了，是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你们的成绩，是武汉文化大革命很大的成绩，不仅是我们的成绩，也是你们的成绩，这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嘛，决议的起草人把张体学作为靶子，实际上是对着曾刘的，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曾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结合的，他们是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张体学也是解放军领导干部，若武汉全面复旧，复辟了，在工厂是军宣队，在学校是工宣队，反复旧的矛头是对准解放军的，山东的反复旧是对准解放军的，武汉工代会的决议是矛头对准解放军的，所以说决议是对准解放军的，至于说反革命会，有行动，并用调查团的名义发了那样一个声明，还声明“谁敢污蔑，后果自负”我现在就要污蔑，就要负这个后果。决议中第八条“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要时将阐明我们的观点，……”还要什么“造反有理”。武汉开党代会，他们要造反，造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反，反共产党嘛！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要由他们决定，他们开，你们怎样理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很高兴地听到你们在看了这个决议后，也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朱鸿霞同志讲：虽然不是他们起草的，但是他们原来在家的思想的发展，主动要承担责任，这很好嘛。这很可能是同志们原来一种错误思想的发展，发展到此种程度，这就说明了一种错误思想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直发展到实际上到市革委会去夺权。我认为革委会、军宣队是有缺点的，你们讲的可能有，甚至更严重都有可能的，你们讲专案组斗批改小组把造反派头头错误地靠边站，挂起来了，泡起来了。“清队”是一个尖锐的敌我斗争。“清队”不仅可能扩大到造反派头头上去，还可能扩大到过去站错队的群众头上去，这都是不行的，要防止扩大化，刚才听张立国同志讲，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对的，但有扩大化的问题。我希望曾刘要注意，一清理阶级队伍，就会有扩大化的问题，但同志们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要肯定，这个大方向要肯定，至于落实政策方面，一个工厂的斗批改要经过很大的工作。决议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千万不能对中央、对毛主席的政策加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明明是违反“九大”，说是维护“九大”，明明是违反政策，说是执行政策，到市革委会去夺权，明明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说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指示办事，这是歪曲，这是欺骗群众的手段，歪曲“九大”的手段。必须实事求是。决议有一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谁是反动派？曾刘是不是反动派？不能搞这种实用主义，不能把毛主席的方针、“九大”的政策加以歪曲，去欺骗群众，对主席的思想不要歪曲，不要打着骗人的旗号去欺骗群众，到结果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造你的反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决议中的一个最大的歪曲，歪曲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什么“那些反对反复旧的人，不了解主席这一学说”。还说“他们会对我们……收买镇压，……道路是曲折的，斗争还有反复”“我们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完全把“九大”歪曲了，主席讲话、林副主席的报告，什么时候说过武汉要反复旧，说武汉资产阶级夺权了？“九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你们把反动的东西强加在主席头上，“九大”头上，这是最大歪曲，这不是犯罪吗？总理要我讲这些，这个决议是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反对红色政权的一个反动决议，这就是我的结论。我重复一遍，是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反对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反动决议，这就是我的结论，是不是对，同志们可以反对的，你们也可以不赞成嘛！我重重复一遍，……这就是我的结论，我是准备负后果的，刚才同志们讲了，认识是好的。

总理：刚才朱鸿霞同志讲的很好，上次讲话我们听了些话，主要是搞通你们的思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是来做团结的，武汉反复旧是有思想根源的，对形势的看法问题，我们要团结你们，你们是7·20以后革命队伍内部的人，3年来是一道搞革命的，我们是战友嘛！最早从反王任重开始嘛！纪念“5·16”嘛！反“二月逆流”嘛！可是现在武汉纪念“5·16”是另一回事！你们来北京十多天了，交换了意见，反复旧也不全是你们的，版权是山东的，胡厚民同志你知道版权不是你的，你见过杨保华没有？（胡：没有）你不是到过青岛吗？（胡：那是路过）。朱鸿霞同志呢？（朱：没有）。吴焱金同志呢？（吴：只是在这次京西宾馆吃饭时见过）。李想玉同志呢？（李：没有。）都没有见过他，他的讲话，武汉印了没有？（吴：我签了字叫印，没有印成，有那个思想）。有那个思想嘛！（朱：武汉有那个传单！最早11月份就有了！）你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开封、兰州、武汉把形势估计错了。后来你们写东西，在今年工代会、红代会，上次康老批评的“论反复旧”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论武汉反复旧斗争，武重的那篇东西到处贴，最早的是《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这篇文章是3月份写的，落款你们3个朱、李、吴的名，是那一个执笔的呀？（朱：是我写的。）啊！你们还能写一点东西的。到了今年5月7日，就是三代会给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信，然后就是决议，然后就是动。“5·1”“5·7”“5·17”进驻，思想发展，游行进驻，夺权，你们把武汉的形势估计得漆黑一团。因为资产阶级夺了权，把你们自己也算在资产阶级里面了，再从资产阶级里面杀出来再夺权。7·20把陈再道那个“二月逆流”击退了，毛主席支持你们，三钢、三新（曾：还有三司革联）然后成立了工代会，你们都是省市革委会的成员，都是战友嘛！现在分成两边，形势估计错了，其它就错了。你们是省市革委会成员，到底站在那一边，反复旧到底对不对？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对的，是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如果是资产阶级夺了权，毛主席、林副主席不管吗？不支持你们吗？你们说的复旧是资产阶级夺了权，那“九大”估计形势不也错了吗？你们对省党代会有点意见，“九大”前有些意见，“九大”中间有些变化，“九大”后有发展，你们在这里搞了2个星期，做了点工作，可能你们没有完全想通。（曾：基本上想通了）基本上想通了。错误难免，这次震动大，汉水流域10个县，你们认识了这个错误怎么改呢？你们回击“二月逆流”，三钢三新有功，你们要紧跟毛主席胜利前进，要立新功！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刚才是那个还没有讲的。

曾思玉：谢华之讲一讲，武大的三司革联的。（当谢讲到毛主席接见时我们坐的好位置时）

叶群：你们是最好的位置。

朱鸿霞：我们今天有几个最，最幸福，坐在最前面，最中间，看见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看得最清楚，最亲切，最高兴。

（当讲到落实政策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落实时）

总理：毛主席很早就讲过这个问题，主席抓的典型，六厂一校，快两年了，先针织总厂、化工厂，然后新华印刷厂、木材厂，再后是二七厂、南口厂，7月27日进清华，今年进北大，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抓的。粗糙了不行，我们把传单订成了一份，你们每人可以发一份学习么！我们也学，社会思潮也学。你们看，今天接见把你们放在最好的位置，没有亏待你们。我们没有把你们当资产阶级看待嘛！当成战友嘛，我们战友嘛！今天是吴法宪同志亲自安排的。武汉7·20余立金去了，不能说，余是坏人，空军司令部就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了。事情总是有分化的，事物在发展中。你毕业了没有？

谢华之：没有。

叶群：哪个系？

谢：外文系。

康老：你们对李达怎么看？

谢：龙派保李达，虎派反李达。他历史上有过脱党。

总理、康老：脱党确有此事。

康老：是龙派多，还是虎派多？

谢：龙虎相等。

康老：就为这个斗吗？何定华呢？

谢：虎派是要打倒何定华的。

康老：刘真呢？

谢：关在警备区。

曾思玉：（对谢华之）还有个李什么……（谢汇报了武大在掘发古立盛，刘朝明坟墓时，发现李XX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旗帜包骨灰盒的问题，李已是现行反革命份子。）

总理：雪湘明讲讲。

雪：我完全同意谢华之同志讲话。在这次反复旧中，完全表现了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摇摆性。

总理：朱鸿霞同志，你有什么话讲吗？

朱：这次反复旧运动的错误，主要是我的责任，是我主席著作没学好，引错路，不能怪下面基层头头和群众，他们确实感到有问题，出于对革命负责任才搞的，由于我们的错误思想引错路，才使他们到社会上来，因此他们是没有错误的，错误在我身上，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希望曾刘首长回去不要压下面头头，不要压他们。

（总理、康老、伯达、中央首长连连点头）。

曾思玉：不会压他们的，我是革委会主任，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朱鸿霞同志汇报到武汉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曾向首长汇报，一直未能及时处理）。

张体学：报告总理，我有责任，我有几件事没有处理好，（举了方斌、郭洪斌、吴金全等问题。）

方铭：主要责任在我们警备区。

总理：对造反派的战友们有缺点，处理要慎重。

朱：这次造反派有90%卷进去了，这里给曾、刘、张提点看法：我们很难找到首长，首长相信秘书比相信我们还厉害，我们找首长，秘书就挡了，（总理、伯达、康老等首长大笑。）如果曾、刘、张在3、4个月前，能象中央首长这样，听听我们的意见，也许问题不会闹到这种程度。

刘丰：我们工作作风上存在问题。

康老：这个经验要注意，要当心，秘书要教育，搞得不好他们会帮倒忙的，你们可要注意。朱鸿霞讲的这点是对的。

朱：我们希望三代会能参加斗批改指挥部去一个一个单位的落实政策。我们认为武汉革命群众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发挥得很充分，形势会更好（总理点头）。有的地方好像军宣队孤军作战，如果把三股绳扭成一股绳，就搞得更好（总理点头）。现在我们好像没有运动初期那样忙（总理点头）。我们反复旧成了一个不好的典型，一定扭过来变成一个好典型。

总理、康老：你们也是从山东接过来的嘛！

总理：王屏同志讲讲吧！

（王表态）

总理：胡厚民同志讲讲吧！

（胡表态）

总理：李想玉同志讲讲吧！

（李表态）

总理：吴焱金同志讲讲吧！

（吴表态）

总理：杨道远同志讲讲吧！

（杨表态）

总理：张立国同志讲讲吧！

（张表态）

总理：还有哪个同志讲讲，钢9·13有没有人讲？（钟锡钢站起来讲）

（当钟锡钢给张体学同志提意见时）

张体学：武汉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批得好，我一定向谢富治副总理学习，批评我无事。回去以后一定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洪斌：这次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由我们到会的头头负责任，不能怪下面的头头和群众。

总理：你是哪里人哪？

潘洪斌：黄陂您家。

总理：黄陂。（笑）

叶群：（重复潘的“您家”笑）

总理：你继续讲。（潘继续汇报，我希望曾刘首长回去后不能压下面的头头和群众）。

（总理：点头）

潘洪斌：刚才胡厚民同志说他是工代会主任，应由他负主要责任。我也是工代会的副主任，我也要负责。我们工造总司原勤务组彭祖龙同志，在四清后确定家庭出身都没有问题，在厂内一贯表现都很好。

总理：他是哪个单位？

潘洪斌：是武汉橡胶厂的。

总理：是工人吗？

潘洪斌：是技术员。

总理（拿着笔做记录）好，你讲。

潘洪斌：（潘继续汇报说）曾司令员在高级步校，点了彭祖龙的名，说他网罗牛鬼蛇神搞打、砸、抢，把这个同志在警司关了8个多月，其实他根本没有搞什么打、砸、抢，他是省革委会的委员。

刘丰：彭祖龙同志是他自己去警司的，这个同志是好同志，对这个同志的问题，我们军区党委开会，决定通知警司放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放，后来问警司说是怕坏人打他，警司把他保护起来的，对这个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错误的。这次回去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曾思玉：邓金福同志讲！

（当邓金福讲到下面有反党乱军这个口号时）

总理：有没有反党乱军这个口号？（对曾、刘）你们提过这个口号没有？

刘丰：我们没有说过这个口号。

总理：是不是只武钢有，不普遍吧？

众：普遍有，各单位都有。

龙铭鑫：湖大把彭勋打成反军乱军的黑元帅。

总理、康老：（大笑）啊！黑元帅。

刘丰：可能是个别干部和部分群众提的。我们上面没有这样提。

（邓金福继续讲，街上出现了炮轰曾刘，打倒张体学的大字报，可能是阶级敌人搞的。）

康老：要注意不能说是阶级敌人搞的，不能说群众都是阶级敌人，不能这样提，有阶级敌人，但大多数是群众受错误思想带来的，要有分析。

总理：还有没有讲的？没有了！曾思玉同志讲。

曾思玉：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重视，我们内心很不安。“九大”开幕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怕干扰了“九大”，没有处理，武汉出现了问题心里很不安，中央在百忙之中，把同志们接到北京来解决武汉问题，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最大鞭策，最大鼓舞。特别是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我们湖北代表，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湖北武汉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特别是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就说形势大好，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整个形势很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取得了伟大胜利。运动是健康的，缺点和错误是前进中的，有的甚至严重的，从去年9月到现在查出5种人有38000多，，其中叛徒1万多人，特务400多人，死不改悔的30多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23000多人，现行反革命分子6000多人，立案的2720人，基本定案的8000多人，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去年9月份在四厂一校进行了整党建党的试点。现在有167个单位转入整党建党。由于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理解不深，我们工作有缺点错误，有的甚至很严重。

第一在思想上有急躁情绪，主观上想把斗批改的步伐加快点，力量使用分散了，面积铺宽了，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去搞。去年8月底，先后组织了5批工宣队和军宣队，有试点带点共3784个单位，军队10573人，工宣队20771人，那里干部强，那里落实政策就好。

总理：干部强的，不总结经验不经常讲政策，要搞好，那很难。

曾思玉：第二，在斗批改运动中，对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单位不该拉的拉下来了，如汉阳客车制配厂方斌，武汉住宅公司二大队郭洪斌、江汉五金厂吴金钱（吴炎金哥哥），张体学、李化民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

总理：要按毛主席教导，抓一个点，以点带面，解剖一个麻雀，不抓点就发现不了问题。

刘丰：我们抓得不紧。

总理：你们自己去抓点，就到几个有问题的点去。

曾继续讲：监护的多了，有7千人，群众监护，现在还有3千多，有的女的监护男的很不方便。

总理：那实际就是专政，为什么要女的监护男的呢？计委有2个女同志监护1个男的，结果男的跳楼自杀，女同志拉也拉不住。

康老：没有搞逼供信？

群众 ：有！

康老：这个问题要注意。

刘丰：生物制品所共300多人逼了100多人，我们发现后，马上做工作。

（王锦铭例举了许多逼供信的实例，中央首长非常注意听。汉阳钢厂120多人批斗一半以上。武汉剃刀厂一头头厂革委会主任被批斗，30多斤的铁板，被打成脑振荡。二七食杂公司一造反派头头，共产党员，被逼跳江自杀。汉阳炼钢厂原团支书，被逼供成现行反革命。汉阳钢厂张百发批斗20多次，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

康老：各方面召集起来，以一个点为例，作报告，引以为戒，逼供信怎么搞的。

刘丰：我们抓点抓得不紧。

总理：你们自己去抓点，到有问题的几个点去。

龙铭鑫：有的人搞调查就不按党性原则，一个调查新一冶曹承义的，一见我说：曹承义已经打倒了，我是原来新派的（总理、康老笑）。又如去调查彭勋的时候，就对被调查人说：彭勋已经揪出来了，这种手法弄的材料就可能不真实。

曾：彭勋看到工代会《决议》时，感到有问题，到外面调查了一下，到军区三办谈了几个小时后不作报告了。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单位也有问题，有些单位造反派结合少了，有的单位采取选举把造反派选掉了。

总理：领导班子，是协商的嘛。

曾：有的领导班子和斗批改班子造反派少了，站错队的多了，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揪的揪了。

第三：解放干部问题上也存在着问题，湖北省局长以上干部5054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站错了队，现在解放3707人，其中参加三结合或工作的2392人，除了要打倒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外，60%已解放，现在干部不大胆，我们很辣手，推到第一线是解放军，干部有顾虑，感觉到这些问题很辣手。

我们很辣手，推到第一线是解放军，干部有顾虑，感觉到这些问题很辣手。

总理：你们选进的3个委员（指夏、董、谢）要帮助他们，主席谈了不要一年就垮了。不要落后了，不然别人就要看笑话，他们不管你们（曾刘）你们就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办？不仅不能骄傲，你们的责任重了。（曾继续讲了：第四对结合的群众代表从政治上关心不够，坐下来从思想上耐心帮助不够，工作放手使用不够。）

总理：他们都是省市革委会的常委，最少1年要劳动2个月，搞个点否则没有全面观点，4个月中2个月劳动 ，2个月工作，光劳动不行，光工作不行，不然怎么前进呢？这是文化革命的新课题，你们武汉先带个头啊，看那一个抓得好，可先不要写出条条来再做，这样没有经验。

曾：体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张体学：总理，我做得很不够。

曾：我们耐心听取意见不够，现在没有大批判转入整党，而是160多个单位，有些符合条件的同志，没有及时吸收入党。

总理：还有预备党员，从文化革命前就是预备党员，现在还是预备党员，还倒退，另外还有整团。

康老：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曾：作风上不深入，不细致，做群众工作差，这点我有感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如何深入细致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很差，有的也搞了，如钢院，自己写不出来，主席讲解剖麻雀就解剖不出来，样板也没有抓好，武汉斗批改群众运动也有一点典型经验，没有总结推广。

这次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提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同志们提得好，特别对我们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有利，湖北武汉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我作为革委会主任要负主要责任，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

我们之间有阶级感情的，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时候，朱鸿霞同志，听说你打伤了，我流了眼泪，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打仗时我们可能死在一起，大量的工作还要大家做，忠不忠看行动，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建议，我们希望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一个报告，中央批准回去一起贯彻。

方铭：毛主席接见是对我们最大关怀，拥护中央首长的指示。武汉市的工作缺点主要由我负责，回去以后一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市革委会的常委同志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努力完成“九大”交给的任务。

张体学：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干部，得到了毛主席一次一次的宽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次又一次的亲切接见我们是一生难忘的，因为工作没有作好，中央把我们请到主席身边，给中央增加许多工作量，内心不安，总理、康老、伯达等首长指示，回去坚决照办。司令员发言坚决同意，工作中缺点错误是存在的，个别单位是严重的，提出来对我们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有好处。我在省革委会主持日常工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没有把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统一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同志们说我作风不民主，这个批评很好。我诚恳希望相互帮助，相互勉励、相互批评。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不多讲了，我个人过去犯了错误得到了主席的宽大，得到了湖北广大人民的谅解，我个人想法紧紧地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水平不高，主席思想学的不好，这一年工作中出现这样缺点和那样错误，批评很好，批评是动力，可促使自己更大的进步，经常敲敲警钟有好处，虽然汉口有少数大字报，这没什么，对我是有帮助的，我是有犯错误的教训的，我不会压群众的，运动初期同志们造我的反造得好，我表示感谢，我与在座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一开始就打交道，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这是永远也抹煞不了的。在主席思想上，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曾思玉：这一点你们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压的。

刘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给我们教育很大，工作没有做好，这次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训，忠不忠看行动。

总理：刚才来了电话，进驻市革委会有70人头头叫谭光前；工代会常委，肉联革委会付主任。

康老：光前裕后吗？（笑）

朱鸿霞：这不怪他们，主要是我们的责任。

总理：好，同志们讲吧。伯达同志讲讲吧。

伯达：总理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这是一个学习会，我们是学生，我是你们的学生。总理、康老的讲话，听了你们很多好的意见，康老对大家的批评是严厉的批评，我觉得对大家有益处，对我们有教育，同志们可以得到很多教育，在坐大部分是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有一条要注意，不要工团主义、工联主义的错误。工人运动要从自发的变成自觉的，要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我也很可能说错的，我很久没有读书了。对工人阶级里的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参加过党团的同志或者没有参加党团的参加了三结合的，可以在革命斗争中严格要求，自己应积极。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领导。全国产业工人2千多万，他不能直接领导，要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要避免工联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普及，大家学主席的著作，要见之于行动。林彪同志把毛主席的语录的精华集中起来编成毛主席语录，学习要见之于行动。我建议同志们看语录本187至190页，毛主席指明我们要避免片面性，片面性就是思想绝对化，或者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这回武汉反复旧的潮流是否定一切，片面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我们中国人说的，只见芝麻，不见西瓜。这次是很好的学习机会，片面性是经常产生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年纪，也要经常产生片面性，片面性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得到比较，你们年龄30左右，但也算很年轻，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大有进步，共同勉励吧，这次会看来是一个团结的，是散会后在武汉夺取更大胜利的会。

大家这样说，我也这样说，我的话完了。

总理：康老你讲讲吧。

康老：刚才朱鸿霞及其他同志讲话中特别提出要求，这次反复旧错误回去以后，在领导机关、军队、军宣队、工宣队原主张反复旧的群众，你们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已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有点担心，可以理解。刚才曾司令员，张体学讲了，决不会这样做的，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同志们很勇敢地自己承担责任，不要下面负责任，因此不能怪下面的群众。我看曾思玉、刘丰同志回去以后，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不仅领导这样，而且基层不赞成反复旧的一样，听到中央对反复旧的批评，批评搞反复旧的群众，感到压力大，就对团结不利，特别是中央讲话，我的讲话中，讲得尖锐些，是强调一下要同志们体会认识哪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提高头头们的认识，我的讲话，我看不全面传。

富治：你一传可能把意思传倒了，不要满街上贴。

（曾思玉：不传达了。）

康老：我们讲，比如：决议上混淆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把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夺权，无产阶级再夺权，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去压群众，那岂不是同样把人民内部的东西用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吗？我看同志们回去以后，各方面的同志要注意。比如说：把这种错误说成是“逆流”就不好了。你们不能把中央首长对你们的讲话，也完全对群众讲，你们不是说了，责任在你们，不要把中央的讲话拿到群众中去讲，因为不是他们的过错，在坐在同志，也有观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同志，也适当进行一些交心，这样才能有利团结。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象主席说的，要按人民内部的方法，各自作自我批评，这样才能达到团结。主席视察三大区时不是说过各自作自我批评，对方的缺点让对方自己讲，求大同存小异。小异今后也会有的。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今后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嘛。你这样作，他那么作，也可能有问题。如国棉一厂，就是一个厂，就是解决一个厂也是非常细致的，也可以有不同意见。按主席指示方针的解决问题，我们的团结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无论省革委会、市革委会，无论赞成反复旧的，无论不赞成反复旧的，都有一个共同任务，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习毛主席讲话、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主席不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自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计较功劳的大小，不赞成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同志们不是有丰功伟绩吗？让人家讲好，自己可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背包袱了。中央文革有丰功伟绩，我们自己怎么能说有丰功伟绩呢？我们能作好主席的记录员就行了，我们跟主席不紧，你们是造反派头头，共产党员是不计较个人自己功劳大小。从这一个问题的主席的这一教导可以引伸另外的问题。同志们讲话中，强调一个站错队的问题，我们是造反派，那些地方受了点委曲，那些地方结合少了，这当然不对，但对站错了队的同志要正确对待。接班人的5个条件第三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要计较自己的功劳，另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错误揪住不放。你们是湖北省3200万武汉270万人民的省市革委会的常委，你们都要负责，对站错队的同志要帮助他们，要具体分析，如王屏讲的，国棉一厂造反派很少，“7·20”以后有变化，很多站过来了，这就是一个胜利，这就要有分析嘛！这就是一个早革命的问题，迟革命的问题，当然也有坏人站错了队。好人站错了队改了一样团结，所以不能把他看成站错队的以后参加了革命，要好好的团结嘛。从十二中全会毛主席的讲话，从九大方针，代表选举委员都体现了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吧，二月逆流的人到六厂一校去学习去参观，而且事先准备的条件做好工作不要去揪他们，你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革委会委员，要学习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政策，对犯错误的已改正了的要与人为善。对人、对己、对功、对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另一方面同志们不是要回去贯彻九大方针学习林副主席报告吗？你们家里11日决议是强调毛主席继续革命学说，显然不了解继续革命的实质，继续革命的学说，你们看过党章吗？就是不断革命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的伟大学说主要用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至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还要不断继续不断革命，当时马克思列宁没有讲到，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继续革命，这是很大的发展，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党章上不是写了吗？这一阶段到那一阶段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因为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所以必须用革命来解决。这就是他们需要的内容，不是你们反复旧的内容。另外毛主席还有一个创造，58年在你们武汉会议上，关于农村问题的基本决议里面，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不断革命论者，同时又是不断革命阶段论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混淆，这是第二个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只停留民主革命上，马克思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瞿秋白就混淆了这个问题，我们是阶段论的不断革命者这是毛主席革命学说的主要内容。同志们不要实用主义，不了解它而去随便应用它，这是讲的第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不断革命，就是对我们自己个人，林副主席讲了，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我们自己的思想上要经常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干部、造反派要经常想这个问题，要作革命的对象。不要满足，自我捧场，不要自我膨胀，象毛主席批评蒯大富、韩爱晶，说他们自己膨胀，害了浮肿病，你们听到没有？你们千万要注意，所以不要说有丰功伟绩，唯我独左，大家共同注意。特别是你们还有点功劳。过去你是一个组织的当权派，现在是一个省市革委会的当权派。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曾、刘要注意，同志们一样也要注意。不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要谨慎，你们3个人一张大字报，还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吗？这是给群众下命令嘛！你们讲群众没有责任，你们就要领导群众，教育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必要性不讲了。同志们知道。造反派同志要注意，要警惕。我是不是可以检查？应当。因为你是造反派嘛？你是当权派嘛！要清理阶级队伍嘛！阶级关系，出身要搞清楚，我们不但要检查人家的，我们还要让人家检查，我们有什么问题，人家了解一下，有什么不行呢？我们还应主动给人家讲。清理阶级队伍，大家检查一下自己是完全应该的。另外，因为我们是一起造反的战友，如果有什么历史问题，清理阶级队伍，有什么要检查就检查。如果检查你抱什么态度 ？杨保华的报告中错在什么地方？一个余金瑞，是一个干部，他的祖父、父亲均是反革命，他是造反比较早的，和王效禹一起的。整党、建党时碰到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加入党？革委会大多数是不同意的，当时杨保华还拿不定。王效禹批评了他，说我可以介绍，批评杨保华对造反派没有感情，说可以入党。杨保华一转变，说复旧了，就反复旧。报告传到兰州去也是这样，工代会二号头头，造反最早的，清理阶级队伍并没有清到他，清到他的老战友，老战友就在他面前诉苦，于是社会上就发了呼吁书，也冲了革委会也是说反复旧。对造反派要有阶级分析，不管你造反早，造反晚，不是看早晚，主要看他执不执行毛主席路线。造反派之间，也是发生变化的，王、关、戚不也是造反派吗？王力他还同总理到武汉去过。回来时到机场还欢迎他，运动一深入就发生变化了。杨、余、付，余立金不也到过武汉吗？不要以为是战友，后来不是发生了变化吗？（总理：与他共事30多年你们才3年，3年就怎么知道没混进坏人。）上海暴动时的区委书记，就剩下我一个人，大多数牺牲了，也有叛变了，我与陈毅是老战友，我在胡中作区委书记，他是支部委员，现在变成机会主义，反毛主席。（永胜：邓华浦东我们一起打仗，最危险的时候都在一块，后来，他还是跟彭德怀走。）所以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革命的深入，会发生变化的。进驻市革委会的谭光前，反对市革委会文件问题要分析一下，若没有同你们商量，有缺点。但文件涉及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材料问题，不要去抄、去封、去烧。文件本身没有什么错误，清理阶级队伍本身是需要的。至于专案组的人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一想，文件没有经过我们讨论，这好象有一点道理，但文件本身没错。清理阶级队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但对出现的错误要正确处理。同志们讲整了造反派的头头。例如说胡厚民同志的母亲是一个渔霸，他母亲根本没有打鱼，怎么会是渔霸呢？你们只提了对造反派头头扩大化，我看不光是造反派头头，而且可能扩大到造反派战士，还可能扩大到站错队的群众。你们不仅要关心造反派头头，要关心整个群众。张立国同志说：“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些单位有扩大化。”我很注意这一点。清理阶级队伍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搞逼、供、信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一个特务，越是不老实就越打，打了阶级敌人，好象问题不大，结果一传播，就好人也打。要你们去搞清理阶级队伍，也会犯错误，讲起来容易，做难。要经常总结经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不那么好分。还有一个问题，过去你们在一个工厂里，在一个学校里你们是头头，你们说了算，现在工厂进了军宣队，学校进了工宣队，不管关系怎么好，总没有过去那么便当，中央党校就有这个问题，一部分权军宣队拿了，或者学校里面一部分权工宣队拿去了，这两方面要注意啰！不那么调和，甚至军宣队有错误，会经常发生矛盾。

总而言之，大家在这里表现很好，今天会开的很好，回去以后要军民团结，干部中的老少团结，老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老年人看青年人那么爱提意见，青年人说老年人两面三刀，老的说年青的搞派性。要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们。北京六厂一校都有班、排、连，但是这些单位原来都是没有革委会的，二七厂是两个革委会。你们有革委会，也搞个班、排、连，一选就选掉了。你们国棉一厂就是这样，一选不就选掉了，王屏就空啰！具体来说，回去以后，新老干部团结，军民团结，广大群众的团结，老造反与迟造反的团结，有功的与有一段功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我有这么一个信心，团结的条件很多。中央的教育，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接见你们，武汉反复旧成为一个不大好的典型。这次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典型。我和富治从上海、青岛走了一趟，武汉最好。我有这个信心，希望同志们团结，取得更大的胜利。

总理：富治同志讲一讲。（其他首长：你是湖北佬嘛，怎么不讲讲）

富治：完全同意总理、伯达、康老讲话。只要按主席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去办，武汉一定会把工作作得好的。武汉要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要按照主席4月28日讲话，要谨慎小心，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不要心血来潮就忘了形，要谨慎。所以，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谨慎就出现好多事。我自己不谨慎，吃了很多亏。对主席精神没有吃透，对群众的问题没有吃透就随便表态，出了不少问题。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到一个工厂、学校去调查，不要急于表态，而我们往往不冷静就表了态。这次武汉同志们也有教训，在坐的不仅有湖北省，市革委会负责同志，武汉军区，省军区负责同志。就是在坐的群众代表既是工代会代表、红代会代表，同时你们又是省、市革委会常委和副主任。你们既是负责人，又是当权的，因此要特别谨慎小心，要多商量多请示。不请示就影响大局。毛主席在“九大”会上教导我们要谨慎小心，不要随便发言。群众负责人也好，干部也好，军队负责人也好，都要谨慎。在大的问题上表态要谨慎小心。为什么主席一再教导要谨慎小心，不要随便表态呢？是总结了多少年的经验。正如刚才大家讲的，出现了这件事，使大家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团结了，更进步了。就讲这一点吧！

总理：永胜同志讲一讲，湖北佬嘛，他是咸宁高桥人。

永胜：刚才总理、伯达、康老、富治讲了很重要的讲话，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回去以后，按毛主席指示办。昨天下午主席接见你们，很幸福，终生难忘。接见以后，又找同志们来解决武汉问题。一方面感到光荣，另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军队和人民，军队和革命委员会都要很好地团结，夺取更大的胜利。今天这个会，作为群众代表、干部、军队都作了自我批评，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回去以后，按照主席的指示，经过细致的工作努力，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讲几点建议：①你们是省市革委会的常委、副主任，是经过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解决革委会存在的问题，你们却把自己置于革委会之外，这就不好。今后处理问题要把自己置于革委会之中，这一点很重要。要考虑怎么对革委会有利。②同志们都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劳。但不要以为好象自己造了反一切都是正确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说造了反，这是功劳，但也会有这样的缺点、错误。我们工作中也可能有缺点和错误，尤其我们个人。造反派中间大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总有少数要掉队，甚至个别是坏人。我们对造反派要作阶级分析，一分为二，造反派也是有变化的，不是一切都不能侵犯的。稍有侵犯，你们就说是镇压造反派，这不利于解决问题。③武汉发生问题，同志们写文章引证了主席很多指示，实际上同志们对主席指示体会很不好，还是象中期那样冲冲撞撞。主席去年讲：“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你们并没有很好的体会。武汉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不学习是不行的，要学习。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革命形势发展了，每一个同志都应跟上。不跟上就掉队，实际上有些没跟上。当前要学习，革委会要组织学，主要靠我们自己学，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说的和做的一样。你们那天讲话，好象很有道理，其实没学好。总理、康老对你们批评很历害，很严厉，这是有好处的。一个革命者，不仅要有正面经验，而且要有反面经验，这种经验也是终生难忘的。我们年纪比你们大，不学习，还犯错误。你们已经走到很危险的边缘了。那个决议是很不好的，是凌驾革委会之上，军队之上，那工代会成了什么呢？这是很危险的。你们要认真吸取教训。伯达同志讲，不要把局部的东西看成普遍的东西。你们是省、市革委会的常委，是新生红色政权的当权派，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我们相信通过今天的会议，一定会克服自己的缺点，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好地团结起来，把湖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去夺取更大的胜利。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当然你们作的好，我这个湖北佬也感到光荣，你们作的不好，我这个湖北佬也有责任。

总理：叶群同志讲讲。

康老：（笑）你是半个湖北人，不讲还行？

众：（大笑）欢迎叶群同志讲。

叶群同志讲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刚才几位老首长要我讲，我从组织上服从，我简单讲两句。我完全拥护康老、伯达，富治，永胜的讲话，等一下总理，作鹏同志还要给大家作很好的讲话，我都完全拥护。康老刚才对大家严厉批评，这是应该的。我希望同志们能习惯这种严格要求。我讲两个问题：一、对武汉革委会态度，拆自己的台是小局，你们都是革委会的成员，但武汉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你们要爱护，对她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革委会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中一个丰硕果实，是毛主席亲手浇灌的。一个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拆了台是小局，对全国29个省市有很大影响，连锁反应，就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大局。你们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每成立一个革委会都亲自批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题目主席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主席亲自培育的成果你们不爱护，谁高兴？帝、修、反高兴，被我们揪出来的走资派高兴，刘、邓高兴嘛？我们千万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对几个负责同志要有个基本信任，有些问题你们不知道，可以给你们讲讲：曾思玉是从沈阳调去的。他在沈阳是与宋任穷作斗争很坚决的，与陈锡联团结的很好的，甚至受了宋任穷很多迫害的。他有年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看到叛徒马明方，他气得坐立不安，连忙报告中央，说：马明方为什么不回去？还在食堂吃饭。怎么说这样好的一个同志一到武汉就镇压造反派了呢？正如主席说的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嘛，这个同志大节是好的。刘丰同志是“7·20”保卫毛主席的，当时“7·20”主席在武汉，林彪同志对主席安全很关心，叫我们打电话给刘丰同志，要保卫主席，就是誓死也要保卫，这是立功的好机会。我和吴法宪同志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当时还不知道王力是坏人，把他千方百计从树林找到了，救了出来，最后对主席也是很好地保卫了嘛。张体学是个老同志，犯了错误是一个转变较快的，改正错误是个标兵，以前给党做过很多工作的。方铭同志也是在“7·20”保卫毛主席的，还有李化民、张昭剑同志，我接触很少，李化民原是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问黄总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张昭剑“7·20”也保卫过毛主席，原在一军做过很多工作的。

对新干部要从政治上关心，有的干了很久，表现不错，还没有入党，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预备党员，还没有转正，就应该逐步解决，当然我们不是“拉夫”，要按新党章提出的条件去培养。

同志们要好好爱护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是三位一体，权力大，老同志在工作中要注意接近群众，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要尊重他们，他们朝气蓬勃，是幼芽，要爱护。刚才同志们提到秘书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首长没有秘书的确不行，但不要光依赖秘书，有些东西首长得自己去查，自己去弄清楚，不要一听秘书的就表态，更不能搞秘书专政，首长没专政，秘书就先把令来行，秘书不能“贪污”，不能拖延，群众要找一次首长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秘书态度不好，人家会说秘书是这个态度那知道首长是个什么样呢？群众要见首长，无论谁都要报告，我们就分轻重缓急给他安排各地同志到北京来，首长接见，我们都一个不贪污的给他们安排，跟他们做卡片，等首长有时间就接见。我们秘书千万注意，如果你那天跟老婆吵了架或孩子病了，心里就不舒服，人家打电话找首长，你就在电话里发脾气，一下子把人家推到三十里之外，人家一辈子不找你了，如果你真跟老婆吵架了，你身体不舒服，你干脆请假，找人顶替一下。当然，有时首长病了，秘书为了保密，不讲，说不能见，我们群众代表也要将心比心考虑一下人家，也有可能，我们一要见首长，首长就见我们，曾刘有其他很多工作，不能整天都跟我们谈，有时个别见，有时集体见。湖北这个地方不小，相当一个国家，有几个阿尔巴尼亚大啦？（总理：有几十个阿尔巴尼亚大了，是嘛！湖北的战备工作，小三线等等他都得管）。（曾司令员：还有河南两省加起来近1亿人口了）是呀还有河南不管也不行啦，今后打起仗来，河南工作做得不好，还是要找曾思玉的。你们要腾出一点时间，让他管管河南工作。你们要互相体谅嘛！我们秘书谦虚，谨慎，因为你出去是代表首长的，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那都是非常谦虚谨慎的，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是这样。有时群众代表找首长谈话，觉得秘书在身边不方便，你就回避一下。总理，伯达，康老还有其他首长到首长那里（指林副主席）我跟他们一个人倒一杯水，就出去，等他们要什么，我进来再帮他们查一查就出去。如果首长讲话，你老是挺在那里不走，当然有时工作方便，首长要什么立即可以帮助查到，但时间长了就不好了，秘书不能独断专行，不能代替首长表态，不要首长在房里谈一个问题，说怎么怎么，秘书就上前插咀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究竟要人听谁的呢？中央负责同志，对每个文件都亲自划签的，不管工作怎么忙，他们都是这样。有一次在怀仁堂，一个文件要请示林彪同志，事情不大，我代他划了签，后来想不对头，这是我一辈子还是第一次代他划了签，这开了戒，开了斋，那今后就不行了，就连忙回去请示林彪同志，他同意，我才打电话到怀仁堂说：林彪同志同意了。你们（指曾、刘）有时文件该自己划签就自己划，毛主席交给你们的权利，你们都下放给秘书了，那不是弃权了。对秘书要严格要求，更不要偏听偏信。

要爱护这些（指群众代表）新生力量，要对他们有无产阶级感情，他们新生力量好比嫩芽，既是嫩芽就不免容易受到挫伤，但我们不要看不起他们，要看到他们是朝气蓬勃的，看到他们会逐渐成熟起来，一定要爱护这些嫩芽，要帮助他们成长。

今天大家态度都很好，我同样受到教育，同样上了一课。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接见大家，你们感到最大幸福，我也和大家一样分享到了幸福，毛主席每次接见都给我们很大的教育，直到现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以说话特别快。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看了你们武汉很多材料，对武汉的最近情况他非常关心，主席在接见前与政治局同志谈话的时候，谈到武汉情况，问：武汉情况怎么样，听说进驻了革委会，还发了声明，总理、康老当时向主席汇报，现在有进步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地说，相信还是可以搞好的。大致精神是这样，不一定是原话，所以毛主席对情况比我们更清楚，对武汉很关心。

毛主席很勤奋的，他有伟大的天才，但他总是亲自抓，比如六厂一校。

今天毛主席接见了你们，武汉造反派坐在最好的地方，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幸福，我一定把你们的心情和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转给林彪同志并代他问同志们好（热烈鼓掌），一定转给毛主席，好，就不多讲了。

总理：67年主席在京，游泳的兴趣来了。主席说北京游泳的地方太窄了，听说武汉要横渡长江；动了念，说：“走，到长江去游。”这样，我们随主席到了武汉。造反派、三司和“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是什么时间？（众：67年7月15日、16日、17日）先三司渡，主席没有去渡，第二天“百万雄师”渡，主席也没有去游，第三天造反派渡，主席考虑到怕群众对立，也没有去游。准备在你们游完了之后，再去游。我们都作了布置，叫李作鹏政委亲自去布置，作好了准备，结果来了“7·20”，没有游成。这说明主席的群众观念是多么强啊！作鹏同志讲讲，“7·20”你也到过武汉嘛！

作鹏：以上总理、伯达、康老、富治、永胜、叶群同志都作了很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坚决执行，接受教训，前两天你们对问题认识不够，认为是个方法问题，大方向还是对的。你们的声明，决议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看看行动，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我完全拥护康老的批评，接受这个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犯这个错误是有原因的。反复旧是外面来的，另外自己经验不够，年纪青，再就是三支两军工作中也有缺点，各种原因造成错误，主要是我们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改造世界观不好。认识了这个错误，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改正错误，坚持下去，就要变成更坏，小事变大事。要避免犯错误，要少犯错误；深刻吸取教训，把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总理：已经东方红了，我没有多少讲的，我们虽然只接见了两次，一头一尾会还是开得好的，你们在这里等于参加了“九大”传达会。来了近20多天嘛！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处的大会，见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省、市两级都来了，有军队的，干部只张体学同志一个，群众代表来这么多，一共34个人。把毛主席讲话、林副主席讲话，都传达给你们了。开始学不进去，后来慢慢联系实际，“九大”就是要联系实际嘛！你们闯了一个乱子，也会变成好事。扩大就会影响几个省，传出去就更大。传入你们那里就有能量传出去。因为钢新“7·20”有摩擦，现在钢、新团结，个别的观点不一致外，大部分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我们找三新代表谈了，他们也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责任。有两个新华工的，有两个新湖大的，有一个什么（众：华农的，新华农的）新华农的。

我们和你们一道把武汉的走资派王任重打倒了，后来又把陈再道那几个也打倒了。你们来，我们先叫胡厚民发言，他没有准备，这就打乱了你们的阵脚。（总理笑，大家笑。）杨道远准备的长，把他放在最后发言，没讲完。我们是会打仗的，这个仗，不是敌我，完全是人民内部。你们采取的步骤我们晓得，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帮助你们的。

我是很激动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去武汉，都在那里参加了战斗。“7·20”你们不知道，邱会作、李作鹏都去了。（叶群：邓大姐也去了，我去送了两次林副主席的信）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说服你们，伯达同志与你们接触很少，他第一天见到你们就有个印象：他们是能够说服的。结果事实证明，可以说服。至于今后还会不会犯错误，还会犯错误的。我们也犯过错误，只要跟主席就会前进。错误性质伯达、康老等同志都讲了，我都同意。刚才几个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江青同志、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他们请了假，我想他们也同意的，今天你们的讲话，从曾、刘、张、方几位领导同志，以及你们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女同志都讲得很好嘛！都作了自我批评。错误性质严重，就是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我们嘱咐你们，没有乱打电话；你们按那样办了。回去靠你们作工作；你们要把他作为经验教训。四个省，四个省的问题不一样。你们三结合是可以做好的。作为你们革命造反派是想把自己锻炼成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解放军也是要锻炼的，才能把各项规律抓到。不可能象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主席亲自试点，掌握客观规律，才正确，要先试点，再扩大。我们只能从大的方面帮助你们；湖北省革委会三结合把团结搞好，湖北省把毛主席提的关于斗、批、改的几个步骤搞好。要靠你们同心协力抓典型。你们参观了没有？（众：没有）没有，就参观两天。刚才曾思玉同志说还搞一个文件，口径一致。参观一个二七厂，一个清华大学，这只能是参观，通过你们当地实验过才可靠，要抓典型例子。曾思玉同志也讲不好搞，搞好就是了，摸索中会犯错误，这是前进中难免的，要你们去搞一个厂会犯同样错误，永胜同志讲；你们好象把自己放在革委会之外，成为对立面，如果你们放在一起共同讨论，就好些了。平时有隔阂，“九大”一公开，隔阂更大了。主席讲几个方面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省、市革委会一定要三结合，你们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你们武汉大多数工厂、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你们看到了别人的经验还要结合本地区的情况，你们去二七厂，二七厂是值得看的，学校清华、北大，北大才进去不久，只看清华，给你们介绍经验。“二七”看呢？你们二七区江岸车站，工作作的差，车子总是在江岸那里出问题，影响了京广线运输。二七有革命历史。工作要作好一点。还有蒲圻。你们错误地估计形势，影响到几十个县，要收回来，不要串连，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不责怪群众，要作工作。

曾思玉：丁家显回来了，他说他到云南是充军。

总理：你们说服他，归口闹革命那不是充军，那是分配。荆大富不是分到宁夏甘肃交界的一个地方，搞的不错嘛？新华社最近有个报道，谭厚兰也下农村了，这是北京五大领袖嘛，聂元梓因为是教员，所以现在还在学校。

这次回合要搞一个段落1年左右，20周年国庆要象个样子，武汉搞个样子迎接20周年，前年“7·20”到今年“7·20”就2年了。武汉三镇很重要，影响全国，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你们把自己放在复旧的地位，要么放在对立地位，另外把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任的人当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立。你们三结合要搞好，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张昭剑要帮助你们，你们也要帮助他们，老少结合，军民结合。有一个好的，你们造反派团结，责任没有推给别人都先自己挑，责任也不往下推，你们承认错误，把责任负起来，底下不会怪你们的，不会说你们修了，右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身边，主席又接见了，怎么修了呢？你们怎么把中央的经验和湖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来完善经验，你们有你们的天地。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问题上，稳、准、狠最主要是准字，要稳偏低了，要狠“空”了，武汉有苗头扩大化了一点。主席早就讲了，清理阶级队伍，容易掩盖着另外一种苗头，扩大化。你们刚才说逼、供、信都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恨敌人，但不掌握准字不行。你们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你们去抓点，主席讲：你们不要一个人一个点，不然不好商量，起码要两三人一个点，几个人一个点，几个老同志两三个人一个点。你们回去搞三结合蹲点，自己厂里还有劳动，半年在厂，半年在外，或者一个厂、一个公社、一个学校。特别注意清理阶级队伍，要老少互相尊重，新老互相尊重，唯我独左，唯我独尊不对，但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对的，军民合作、新老合作，老的老一点，你们也要不了几年就老了，你们要有伟大气魄，王屏你们这个厂造反派900多人，还有2000人不是，你们经过了几次反复，一次是钢、新斗，这一次反复旧，就可以看出人家的态度，要允许人家犯错误，改正错误。

康老：列宁说不允许别人犯错误，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总理：你们这次反面经验对你们有好处，正面教育，反面教育，对你们都有好处，不然你们会膨胀。北京五大领袖是膨胀了。主席一次给他们谈了5个小时，这是给我们都没有的，一次5个小时，结果他们还各取所需，硬要栽一个跟斗，不要看人家错误那么多，现在反过来看看自己。我为什么批评张体学同志厉害一些呢？他说话有时是有些走火，我一听那些话，就知道是他的口味，是他说的，我相信他能改。

康老：（看着曾、刘刚送上去的一份材料）水电一个学生（指丁家显）回来在民族学院作报告，说张体学你当了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笑），说张体学是黑干将，曾、刘是黑后台（康老及首长和大家笑）。

总理：你们现在笑，刚出来时，还可能说是打中要害，这是知道分子的通病，风一吹就回来反复旧，长江水总有点泥沙，那么清，我看武汉就没有清水，长江水总要夹着泥沙，形成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造反派的气魄是大一点，不能说里面没有一个坏人，共产党清除了那么多，难道造反派就没有？要把各种力量团结起来，连过去站错队的人吸取了教训，就会和你们一道前进，用统一的口径传达，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毛主席的红旗下写几条，怎么传达，结束吧！我们能够起一点作用就是。

（20日7时15分散会。）



来源：《学习资料》（内部文件、仅供参考、严禁外传），武汉，1969年6月。


吴涛同志传达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
1969.05.22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听说各个会场来的同志很多，都很热心地要听取中央的指示，这个情况很好。现在我要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内蒙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和对于在九大期间四月十九号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个同志的检查这两个文件的批示，在这里边要向同志们首先讲毛主席的批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中午的批示：


照办。毛泽东

(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央的批语：内蒙革委会、军区党委，中央同意《内蒙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迅速纠正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争取更大的胜利。(热烈鼓掌)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下面传达中央对当前内蒙工作的指示。五月十三日下午总理来电叫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四同志到中央汇报当前的情况，五月十六日中央又叫滕海清、吴涛、肖应棠、何凤山、刘树春、李德臣六同志到中央。从本月十三日到十九日，这七天时间里，中央政治局接见了四次，对当前内蒙的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头两次，接见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四同志参加。后两次内蒙十位同志参加，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肖应棠、何凤山、刘树春、李德臣十个人参加。中央这次把内蒙一些领导人叫到北京去，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央对当前内蒙的局势是异常关切的。这点使我们深受感动。总理关于叫我们一些同志到中央去的报告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后，马上就批准了，马上就派飞机来接，到北京以后马上就接见。每一次接见都是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汇报，耐心地给以教育，每次接见都在五小时左右，尤其是“五·一六”这一天接见了我们两次，约十二小时。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同志接见了我们，参加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郑维山、陈先瑞等同志。我没有向同志们传达这次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指示之前，让我们向大家汇报我们这次赶上的一件大喜事，这就是五月十九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钟，是我们一生又一次永远不忘的时刻。我们和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一些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一起，见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非常健康，(鼓掌，呼口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幸福。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我们一定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地团结起来，认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把内蒙的工作搞得更好。下面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向同志们传达中央的指示。这里不是用一个一个同志的讲话，而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综合到一起的。

第一，这四次接见总的精神是要求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按照“九大”的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内蒙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在前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主要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要团结起来，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稳定局势。要欢迎群众起来进行批判。这有利于纠正错误。不纠正错误，就不能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群众起来批评错误，是对领导机关的革命监督，是帮助改正错误，是必要的。对群众的批判，如果抱有抵触情绪，是错误的。有人说批判滕海清同志的错误，是反革命逆流，配合帝修反，自毁长城，这是错误的。要纠正错误，还必须稳定局势。因为内蒙地区地处反修前线，面对苏、蒙修正主义，有四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保持内蒙局势的稳定，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是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纠正错误，稳定局势，是相辅相成的。借口稳定局势，而不纠正错误是不对的，为了纠正错误把局势搞乱也是不对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嘱咐要把这个精神告诉大家，告诉内蒙的革命造反派。中央领导同志说，内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人民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听中央话的。中央领导同志谆谆告诉我们，要我们要顾全大局，全国是一个大局，内蒙是个局部，要我们告诉大家，要顾全大局，最重要。团结起来，纠正错误，稳定局势，共同对敌。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搞好四个团结：核心小组的团结，军队的团结，民族的团结，群众的团结。林副主席曾经指示我们，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不团结就等于取消革命。我们认为，中央指出这点，非常重要。核心小组和常委的团结，团结一致是关键。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是最重要的。

第二部分，内蒙的各族人民群众是好的，群众工作也是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造反派的头头是好的，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听党中央的话的。内蒙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那里的群众中伤了好多好人，那里的群众没有向外蒙跑的。他们都是心向毛主席、心向北京、热爱相国(热烈鼓掌)、热爱社会主义的，这是你们纠正错误的有利条件。内蒙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我们对你们的成绩估计得高了一些，表扬的多了一些。乌兰夫在内蒙统治二十年，是搞两面派的，如果他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一天也不能存在。毛主席的威望在内蒙各族人民心中是绝对的!(热烈鼓掌)内蒙有敌人，但总是极少数，不能把乌兰夫的黑线说得又粗又长。“内人党”有老根子，它要搞阴谋活动，他是一个隐蔽的、秘密的组织，人数很少。我们觉得你们提“挖肃”这个口号，是混乱的。挖乌兰夫黑线，面上就没有办法控制了，风一下子就吹到下边去了，一直刮到蒙古包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肃反，曾经有过扩大化的问题，但是毛主席没有把它提成为路线的问题。因为路线是包括四个方面的。在滕海清同志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内蒙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违反政策的错误，比延安整风的时候还严重。滕海清同志也参加过鄂豫皖苏区打改组派，但是这个沉痛的教训他没有吸取。中央对内蒙要注意防左和扩大化的问题，曾有多次指示。第一次，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怀仁堂接见滕海清同志时指出过，你们要进行阶级分析，注意面不要搞宽了；第二次是六八年国庆节前，总理接到一个下放到内蒙边境的知识青年来信，说在十几户的人家里，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总理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北京军区陈先瑞同志，陈先瑞同志告诉了滕海清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第三次是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对呼伦贝尔盟清理阶级队伍一个报告里边，曾经批示要注意防止扩大化。这个批示曾经由北京军区给内蒙军区发了一个电报，后来又派北京军区张副政委到内蒙检查落实政策的情况；第四次是六九年二月四号接见滕海清同志又谈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要吸取苏区、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第五次在“九大”期间，中央负责同志找滕海清、吴涛同志谈话，严肃地批评内蒙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同时也谈到了关于高锦明同志的问题，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对中央屡次指示，滕海清同志，没有全部传达，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滕海清同志几次向中央汇报内蒙的问题，没有检查，反而企图说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中央领导同志说，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谈话不要只找一个人，要多找几个人同时在场，以前只找一个人谈，要吸取这个教训。中央并没有把右倾当成内蒙的主要倾向，内蒙所出现的问题都是“左”，“左”是一步一步加高砝码，武斗，逼、供、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过去出现这些问题，不要在社会上扩散。被打错了的好人因为不是在敌人的法庭上，刑场上，所以你打他，没办法，他就说了。逼、供、信的错误、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不宜于提成形“左”实右的方向路线错误。恰如其分的说，是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因为形“左”实右，实际上还是右，那就得还要反右，就不反左了，实际上也就没有左了，那就要导致左比右好。立三路线是“左”，但王明反立三路线是左的形式，右的实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左”在客观上也是帮助敌人的，也能造成很大的损失。毛主席说刘少奇的形“左”实右，那是揭露了刘少奇的本质是右，刘少奇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你们打乌兰夫，挖内人党这个大方向还是对的。现在对挖内人党的问题，你们第一，要停止下来；第二，要给搞错的平反；第三，要放人。(这个运动从现在起始，这个挖内人党的工作要停止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第二个要给予平反，第三要放人，下面还要解释。)高锦明、权星垣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高锦明同志去年八九月份发现了有“左”的倾向，提出了要防“左”的意见，但是滕海清同志把高锦明同志本来不错的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九月暗流”等，无限上纲，加以批判，这是错误的。而且不报告中央就停止了高锦明同志的工作，使我们很被动，我们不好讲话了。你们把事情搞翻了，黄、王、刘、张没有事了。发生这些错误，今天以前，主要责任在滕海清同志。在纠正错误中，关键是滕，要作沉痛的检查。在滕检查了错误以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到了你们几个同志了。你们要好好的做工作，团结一致，共同纠正错误。有人整吴涛同志的材料。吴涛同志是可以信任的，前门饭店会议，是反乌兰夫的，绝不能说吴涛同志和乌兰夫有什么别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的错误，《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那篇文章把历史搞翻了。还有一篇社论，提出以“狠”字为基础，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社论的内容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毛主席说：稳、准、狠，只讲狠就“左”，只讲稳就右，所以关键是在一个“准”字。这不是中间路线，是辩证的关系。从报纸文章上来看，你们报社里还有不少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中央领导同志说，滕海清同志的工作作风很不好，独断专行，违反民主集中制，不听核心小组集体的意见，不听军区党委的意见，搞秘书专政，只听滕办几个小家伙的话。你的滕办要取消，把几个秘书调北京军区学习班学习(鼓掌)。马伯岩带头冲击革委会，围攻核心小组成员，滕海清同志当面不批评，是非常错误的。你是革委会主任，又是军区司令员，对部队干部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制止，这是要把部队搞坏的。听说你们军区还有造反派的说法，军区、军队都是造帝修反的反的造反派嘛!军区、军委早就规定了不搞战斗队嘛!党委领导嘛!另外组织什么战斗队、造反派，在军队是不允许的。还有的人，要级别，要待遇，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马伯岩为什么不严肃处理?要办学习班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鼓掌)。部队要学古田会议的决议，学习毛主席五·二○的指示，内蒙所犯的错误，主要由滕海清同志负责，但核心小组其他同志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通过几次接触来看，你们几个同志是顾全大局的，有团结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过去坚持原则不够，斗争性不强，有“私”字，明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向中央报告，发不了电报写个信也可以嘛。现在纠正错误，你们不要以错误的态度对待错误，不要走滕海清同志的老路，就是说原来有扩大化错误，纠正错误要防止扩大化。责任由上边来负，不要下边来负。

第三部分，内蒙局势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团结一致，迅速改正错误，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另一个可能是乱一下，出个反复，当然反复也不要紧，但会阻碍“九大”精神的贯彻。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力争实现第一个可能，避免第二个可能。只要按照毛主席“九大”方针办事，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就能实现第一个可能。争取第一个可能，你们是有条件的。首先是核心小组的团结。接触几次，其他同志都是抱着团结的愿望的，能否做到，很重要的关键，是滕海清能否深刻的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滕海清同志是老同志，有功劳，但要看到自己做了一些工作，责任大了，有人捧你，骄傲了，不能听不同的意见，独断专行，你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否则是危险的，对待自己的错误，不要先从一个具体的事实，一个具体的事实去想，首先要从整个思想上来考虑。“九大”期间你们向中央写了检讨，回去为什么不向革委会的常委、军区的党委传达呢?不能抵触。中央对你的批评，你不讲，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有些问题你承认了，这好，其他同志也指出来你有进步。首先是你的思想要闹清楚，要沉痛地、诚恳地与人谈心，要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同志们的批评有过火，也要正确地对待，总比你把人家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火吧！你即使方向对，政策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能认为责任不大。核心小组你是负责的，而且独断专行，团结，首先你要负责，你必须自觉地把错误立场、思想、态度、作风改过来。采取老实、诚恳、改悔的态度，其他同志当然也要帮助，一个人有错误，要使他一下子完全适合大家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主席讲要等待嘛!只要他愿意改正错误，都要帮助他，不要要求过急，有微小的进步就要欢迎。希望其他同志、核心小组同志、军区党委同志，也要注意此事。吴涛、高锦明同志，更要多做工作帮助他。其他的同志都要主动的团结他。你们核心小组要定个集体领导的制度，发文件，处理问题不能个人说了算，要集体决定。过去集体领导不好，滕独断专行有责任，你们其他几个同志也有责任，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也不向中央反映?恐怕是有“私”字吧!你们核心小组首先要团结一致，军区党委要团结一致，革命委员会常委要团结一致，军队内部团结，上下团结，群众团结，民族团结。做到迅速按照“九大”精神，团结一致，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第二，要做好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作，滕海清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对于你的错误群众中有两种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对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支持，对错误的都应该批判。滕海清同志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你应该到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中去工作，怎么样做，检查错误就是很重要。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挺起胸脯来承担责任，对于下面，对于军分区那些同志，你们也要承担责任．要讲清楚道理，解决活思想，如承担错误是不是否定成绩？其实改正错误，就更发扬光大成绩，否则就会损害成绩。又如多伦(锡盟多伦县)来电报，总理中央接到电报，说扩大化是敌人搞的，这就把这个错误说成完全是敌人搞的。个别敌人可能有，会利用我们的错误，但说成是都是敌人搞的，这不又是打击了我们的干部和同志吗?这样说就把他们自己也否定了(这个电报是错误的，说扩大化是敌人搞的，这里边或者是有个把敌人也有可能，假如说是敌人搞的，就把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的积极分子，也说成是敌人，是错误的，而且写电报的人也把自己否定了。)还有把群众批滕说成是逆流，说高锦明是头子。遇到这种事情，滕海清同志要明确表态。群众批评你的错误，是应该的，不是高锦明同志搞的，不是搞的阴谋，报复、翻案，更不是逆流。这点要坚决说清楚，中央对滕都是批评了嘛!中央可以批评滕，群众为什么不可以批评滕呢！支持滕，中央都支持了嘛！这次还选了当中央委员嘛!但是对滕的错误就不能支持，不执行中央指示是不对的嘛!正确的东西就要保，错误的东西就要批，大家都批，都保。马伯岩那样的行动滕海清同志要到处去讲，批评他这个错误。你们讲话口径要一致，事先要商量好，不要遇事立刻表态，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毛主席说要细心地工作。首先要欢迎他们的批评，这个批评不是逆流，要热诚的欢迎。这同中央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其次，讲清楚如何批评错误，应该接受一个教训，滕海清同志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批判高锦明的问题上，对形势的估计的问题上，挖“内人党”扩大化了，过头了，不合乎实际了，因此，我们在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就不能又用扩大化的办法，重复以前批判另一个倾向的教训。现在纠正错误也不能扩大化，不要两个过头。还要考虑到，由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和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在批判的时候，不要采取大字报上街、登小报的方式。要回答错误性质的问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政策办事，是犯了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所以这样结论，就是要落实政策嘛!毛主席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没有说路线的错误。对批滕这一方面要做工作，批滕是为了纠正错误，如果把纲上得高了，就会复杂化了。同时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不能说内蒙没有敌人嘛!当然要警惕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犯错误，不利于我们纠正。当然，既然扩大化了，必然要影响到其他方面，有后果，但不能说成是形“左”实右的路线错误。主席说刘少奇形“左”实右，是指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目的是打击一大片。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左”实右，实质是右，如果是右，还要反右，那就更“左”了。滕的这一段错误，看来是“左”的错误，不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政策掌握不好，就容易扩大化。反右的风一吹下去，下边就顶不住了。第三，内蒙、呼市革命造反派的觉悟是高的(几个中央负责同志都讲，总理、伯达、康生同志都讲)，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很好。当然，要防止他们骄傲。这是你们做好工作的很好的一个条件。第四，纠正错误，要积极、坚决、迅速，又要有步骤地进行。当前挖“内人党”要停下来，搞错了的人，要彻底平反，做好善后处理。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以外，其余的立即释放出来，没有定案的一律照常发薪金。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负责人的教导，撤消滕办，滕办的四个秘书同志到北京军区学习。马伯岩两次冲击内蒙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破坏了军政关系，损害了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了拥政爱民，为了维护我们军队纪律，为了挽救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决定马伯岩停职检查。(鼓掌)今天下午已经照办了。高增贵同志(呼市革委会主任)照常工作。(鼓掌)

来源：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滕海清、高锦明在传达中央指示会议上的讲话
1969.05.23


最高指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滕海清讲话：


（先读“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滕、吴、李三同志的检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犯了扩大化错误，对高锦明同志批判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我们核心小组来开会的三个人进一步学习了上述的指示，检查了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这段工作中深感错误严重，我们的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内蒙落实得不好，很差，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不忠，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错误，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委会后发展到全区性，在四次全委会前已经发展个别单位有武斗逼、供、信现象。四次全委会后，又有农村牧区街道全面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事本应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群众已经发展起来或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我们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了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当时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要发展就是“内人党”的发展，“内人党”没有什么证据等等的错误说法，中央早就指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不要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遵循，但是在今年二月初在北京由各盟市参加的汇报会议上滕海清同志提出主要的还是反右，右倾是主要的阻力，以致“左”倾思想到处泛滥，人人怕说右倾，人人自危的局面，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毛主席教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完全正确的。我们口头上也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更多的是说内蒙被乌兰夫统治了二十年，他要叛国必然要培植他的反革命势力，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统治地位，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发生了动摇。内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来就是很落后的，从去年六月到十二月还解放了一些，但从挖“内人党”以来，不但没有解放，原来解放和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也有的被揪回去了。我们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得十分迟缓，造成干部的极大摧垮，使工作和生产受到损失，使犯了错误的干部感到没有出路。

三、对于群众组织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对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九个一样”，而是对亲自己一派则亲，疏自己一派则疏，对不同观点的就压，因而加深了两派的对立。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乌达、巴盟、锡盟、呼市许多单位都存在的。

四、在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以前，高锦明同志提出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防止“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宣布是错误的，把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打，来批判。在全区范围内公开的批判，停止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委会的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二月逆流”都是有贡献的。

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也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思想混乱。如《内蒙古日报》社论上宣布以“狠”字为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倾的思想。这里要加一句，《内蒙古日报》上《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社论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我们说犯错误根本方面是右，这是由于我们对内蒙的情况缺乏辩证唯物的分析，而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所造成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本来内蒙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内蒙的形势会更好。我们感到很痛心，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觉悟很迟，中央严肃批评后我们还没有理解，还想慢慢地克服就成了。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那样，我们有私心，有骄傲，总是看成绩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成绩，怕影响威信，没有很迅速地痛下决心检查、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现在内蒙落实政策已初见成效，(这是指四月十九日那时讲的。)我们的错误使革命损失很大，它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些好人，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干部和群众思想上造成了混乱，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经中央严肃批评和教育后，我们初步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勇敢地承担一切责任，丢掉一切私心杂念，决心改正错误，严格忠实地、迅速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完成“九大”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更大的胜利。以上检查是肤浅的，认识还不够。我们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认识，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决心把内蒙工作作好。

这就是我们三个同志的检查。我的检查要单独的来检查。这实际上是吴涛、李树德同志给我承担责任啰。他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主要是我来负责。

下面是我听了吴涛同志的传达以后还有几点个人意见：

一、对马伯岩的问题。马伯岩在五月七号晚上带了一批同志，还有部队的一些同志，围攻我们革委会核心小组，把我们六个人拉了去，围攻了一宵。但在这个场合下，我没有批评马伯岩，这是错误的。马伯岩是军分区副参谋长，军区的师级干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军队怎么能够冲击革委会、冲击革委会核心小组的会议呢?这个错误非常严重。马伯岩在最近一段搞了不少的背后活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了这些活动，的确有些招摇撞骗。这不仅仅是一个派性问题，这是破坏了军政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他不是一般的群众，若是一般的群众，革命造反派、革命小将那没有关系，我们不怪他们。他们批评我们的错误，我们欢迎他们，诚恳的接受。但马伯岩那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军队的支左同志也有一些人参加，这是错误的。我想这些同志应该很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坚决改正错误，今后不允许再重犯。现在不是那个时候，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走资派的时候，现在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有错误应当进行批判，对某一个人有错误应当进行批判。但是采取那种行动是不好的，是错误的。经军区党委研究，把马伯岩停职检查，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我们还有些同志对于这个行动要吸取教训，要自我批评，今后不再重犯。

第二个问题，这次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搞“内人党”，以前中央指出我们的错误很严重，但在批判我的错误时，我们呼市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不是对两种不同的观点团结一致来批判我的错误。这几天也有搞武斗的，也有对立的宣传，这样很不好。内蒙形势要稳定，内蒙处在反修前线，这样不对嘛。把目标对准滕海清，不要互相指责。革命造反派嘛，都是帮助领导上纠正错误，这是爱护领导。我希望我们呼市造反派和全区造反派团结一致来批判我的错误。如果不这样做，造成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对内蒙形势稳定是不利的。我们要顾全大局，大局这是中央讲的，内蒙是反修前线，我们要团结起来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加强战备，共同对敌，这是大局。不是要去搞哪一个人，那不是大局，有错误应当批。保人不应当保他的错误，只有很好地批评他的错误，这才是真正地对他的爱护，使他不再继续犯大的错误。我希望我们不同观点的同志，不要强调对方上纲高了，上纲高了没关系嘛!是爱护嘛!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指责人家上纲低了。既然有不同观点，高低都可以嘛，不要在这方面去搞对立，那就不好了。

第三，对于这一次错误，我们下面的干部和军队里的许多同志是执行了的，但是这种执行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主要责任在我。因此我希望我们各个群众组织和下面各级干部、军分区武装部、各机关、各级革委会、所有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责任，你们只要吸取教训，很快地落实政策，总结经验就成了。不要去层层地迫究责任，责任主要由我来负，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是我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影响下面同志犯错误，不能把这个责任搬到下面去。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些抵触，落实政策落实不下去呢?他们就是害怕否定了成绩，害怕承担责任。该平反的不平反，该释放的不释放，平反以后还留个尾巴，这就不对了，要彻底平反嘛，还留个尾巴，材料不交，那干什么?当然，打错了嘛，不把材料交给人家，不彻底平反人家不放心嘛。我们这段要坚决地按照贯彻“九大”精神的通知中的几条嘛，还有个附件，按那个附件当然不是很详细，但你按那个做也好啊！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注意，责任不在下面，主要的责任是由我负责。我是欢迎同志们批评的，欢迎同志们来帮助我，我有决心改正错误。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好象那个人一批判滕海清心里有点不大舒服，我讲那个不好。从我心里讲，我是希望同志们狠狠地批判，这样才能帮助我彻底改正错误。人犯错误，犯错误就改嘛。当然改主要靠主观，也还有一个客观条件，群众的帮助，同志的帮助，克服这个错误，纠正这个错误就更快一点。这是我的三点意见，我希望同志们注意一下这个事情。我们革委会(指呼市)的副主任马伯岩，他不仅是一个军分区副参谋长，还是革委会副主任。下一级革委会副主任带领人来冲击上一级革委会，哪有这样的事，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文件，刚才吴涛同志讲这是一个附件，还有个附件。这个文件中央印，可能明天后天就送来，文件发到公社。


高锦明同志讲话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传达的问题，吴涛同志、滕海清同志都已经讲过了。我讲的是我的感想，我的态度。

第一，我完全拥护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及时的，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完全拥护，坚决执行。愿意跟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各族革命群众在一起，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二二号的批示，坚决照办。这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按照“九大”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第二，过去几个月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感谢革命的同志们。在批判中有些过头，是领导问题，是领导上，包括我们在内，共同吸取经验的问题。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的恩怨，不能记仇。不但不能记批判我的同志们的仇，他们是帮助我。也不能记滕海清的仇，他也是帮助我，当然是过了头。但是，我们共同吸取经验教训，由于我受到批判而受到牵连的一些好同志，也会逐步得到处理的，现在已经开始处理。我相信这些同志也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个人恩怨，团结起来，共同纠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落实政策；团结起来，共同稳定局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第三，这一段特别是在挖“内人党”工作当中，内蒙革委会领导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滕海清同志负主要的责任，核心小组其他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我们要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改正错误。不能把犯错误的责任推到下面去，下面的同志是吸取经验的问题，是要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迅速落实政策的问题。更不能推到群众头上去。我们共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党中央对当前内蒙工作的指示，对挖“内人党”的工作要实行：一、停止下来；二、坚决平反；三、把不应该关的人立即释放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内蒙的各族人民，更对不起许多被误伤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热烈鼓掌)我相信我们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的革命群众，对于我们要坚决改正错误，从实际行动上迅速改正错误，不能揪住不放，更不能到下面去抓小滕海清，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第四，对滕海清同志要一分为二，滕海清同志是革命的老同志，对革命有贡献，到内蒙两年以来是立了新功的。在前一段的错误中，当然是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是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一个干部，对于目前的错误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从思想上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滕海清同志认真检查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欢迎他的每一个进步，加强团结，加强帮助，也要有必要的等待。滕海清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能不能检查好、改正好，第一、主要的是靠他自己；第二、也要靠我们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第三、我们胜利实现中央对当前内蒙工作的指示，有利的条件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有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是当前又及时地给了我们重要的指示，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这样一个大好局面，有近三年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全区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各族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够击破阶级敌人和苏蒙修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破坏，我们决心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我们都会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上团结一致，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话完了(鼓掌)。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时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9.05.26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和徐州铁路、煤炭、电业班全体人员时的会议全文记录

时间：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夜23时32分至二十七日凌晨2时36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温玉成。陪同接见的首长：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李水清、余秋里以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

当总理、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登上主席台时，全体同志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周总理：

同志们，现在开会。

徐海学习班，是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早的一个学习班。不但包括徐州，连云港的各方面的同志，还有铁路上的，煤炭方面的，电业方面的同志。我们在“九大”以后，正在谈山东问题。当然也就联系到徐海问题。现在山东问题谈的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也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济南军区的同志，还有“九大”的一部分山东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现在，我们先请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聂济峰同志，把这个学习班的情况简单地说明一下。

聂济峰：今天到会的两千零一十人，徐海班的到了一千二百二十一人，铁路班的到了二百三十八人，煤炭班到了四百零九人，电业班到了一百四十二人。最近学习班不请假跑回徐州去一些同志，截止今天，一共还有三十几位同志没有回来，回来了七十九位。另外这一次连云港没有来，他们主要是“反到底”的同志。原来一些老学员四十五个人回去没有来，另外新学员三十五名没有来，就是八十名没有来。加上跑回去的一百一十九位同志没有到。

总理：刚才聂济峰同志说，我们这个学习班办的时间很长，是从去年开始，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号了，快到二十七号了，差一刻钟。这样长时间的学习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然首先我们要自我批评喽，中央抓的不紧。但这个学习班情况也确实复杂。举一个例子来说，“九大”开完了，胜利闭幕以后，在九届一中全会没有开会的前一天，忽然徐海班刮了阵歪风，是逃跑风吧。逃风。有一些头头不想在这里呆了，说非要回去较量去了。“九大”以后还要较量，两派都有。一直连续跑到五月十八号。二十天，逃回去一百多人，十九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你们都参加了。 （其他首长插话：回徐汇报团的部分同志没有参加。）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回去，我们相信回去的人应该知道，我们要解决这个学习班的问题喽。所以就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和六十八军军长张铚秀同志他们三位同志打电报回去，请回去的同志，就是跑回去的同志回来。因为跑回去的同志有一百六十五位同志。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回来，还是有人说他们三位代表中央发的电报都不能信。那还有什么可信的呢？这就说明问题复杂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现在先由徐州的、山东的、然后再由中央的几个负责同志讲一点话，然后我们再提出解决徐海班的问题。

我们首先请张铚秀同志讲话。


张铚秀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

中央首长在百忙之中，今天接见我们徐海地区学习班全体革命同志，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徐海地区七百万军民的特殊关怀。让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央首长接见我们向我们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声音，并给我们作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最大教育，最大爱护、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林副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实际行动，心往联合上想，话往联合上讲，劲往联合上使，步往联合上走，迅速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改变徐海地区的落后面貌，来报答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殷切关怀。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负责同志陪同中央首长来看我们，要给我们作指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

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是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由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长期陷于资产阶级派性，支左态度不端正，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犯了三个过。一上阵就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指示支左，因此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久，就错误地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压制了一部分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七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军的领导没有认真学习贯彻，对照检查，而继续坚持错误。去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特许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办学习班，十个月来，中央首长多次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们，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操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百忙之中，给我们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这些，本来是我们统一思想，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但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情绪，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一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队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由于我们的错误，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铁路交通一再中断，煤炭生产长期上不去，影响了生产，影响了战备，使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我们这些错误不但造成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长期对立，部队之间思想不统一，影响“三支，两军”工作，也影响了部队建设，特别是群众组织的联合，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字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吃老本，缺乏自我革命精神。我们的私心杂念重，怕字当头，怕担风险，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又不能及时的勇敢的改正错误。正确的没坚决支持，错误的没有坚决斗争。归根结底是我们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和教导，也辜负了徐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

我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解决徐海问题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把今天中央首长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贯彻下去，把部队和两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上来，坚决同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教导，以支左红旗八三四一部队为榜样，认真学习首都六厂两样的先进经验，正确对待两派广大群众，真正做到“三条原则”，“九个一样”，把一碗水端平。前一时期，有些革命群众要打倒我和那统一同志，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表示，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要打倒我的同志你们没事。我们有缺点、错误，一定要改，并欢迎同志们批评监督。我们大家都好要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以迅速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实际行动报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

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同志们：我们要以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这次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为巨大动力，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只争朝夕，急赶直追，改变徐海地区的落后面貌，赶上全面大好形势。

（口号略）


总理：请王效禹同志讲话。


王效禹同志的讲话

徐海学习班的全体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志们，今天我是来向全体同志作检讨的。刚才张铚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现在我通过学习，在毛主席身边斗了私，看到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最根本问题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现在我在全体同志面前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并再一次向同志们作检讨。

不久之前我们党召开了一次划时代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还通过了新党章。我在这次大会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会后，林副主席又找我们谈了话，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其他首长也多次找我们谈了话，给于我们许多教育。留京的济南军区和省、市、地革委的同志也给我许多帮助，使我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认识水平。因而，也端正了我对徐海地区问题的看法。

徐海地区两派过去没有联合好，我负有很大责任。从今天起，希望两派迅速联合起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伟大号召下，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鼓舞下、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进行斗、批、改，搞好拥军工作，密切军民关系、抓好革命、促好生产，特别一定要搞好拥军工作、没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一切。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过去部队工作我没做好，相反给部队工作增加了困难，这里，我要向部队的同志检讨与道歉，我们山东今后绝不插手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央要我们协助做些工作，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一碗水要端平，改正过去的错误，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认真克服派性，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凡是有利于军民团结的，有利于大联合的，有利于三结合的就支持，否则我们都不支持。

徐海地区和山东的临沂，枣庄等地区是唇齿相连，无论战备，无论工农业生产，无论交通运输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希望会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我们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可以争取各项工作的更大胜利。

在这里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刚才张铚秀同志讲话的时候，说在徐海学习班上 提打倒我的口号，我今天向同志们表示：我犯了错误，同志们打倒应该，我和同志们站在一边，打倒我的错误以后，和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感谢同志们。

（口号略）


总理：请杨得志同志讲话。


杨得志同志讲话

徐海班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志们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学习、已经十个月出头了，你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学习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徐海学习班极为关怀。毛主席亲自过问过十几次，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央首长多次接见、不断进行启发教育。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学习班，也深为感动，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今天中央负责同志又在百忙之中和我们见面，做指示。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话，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做检讨，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二十六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六·六三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与军区工作没做好有些问题处理不当，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虽然做了检讨，但从徐海地区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来看，我们所犯的错误还有影响。我们一定进一步检查，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加强以六·六三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一道，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定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切实掌握“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对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管哪一派，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教育。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也希望同志们，在全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乘党的“九大”强劲东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战略部署，坚决贯彻“九大”提高的战斗任务，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前进。 （口号略）


总理：请山东省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同志讲话。


杨葆华同志的讲话

中央政治局首长，徐海班解放军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徐海地区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内战”不休。主要责任是我们山东插手徐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干扰了毛主席一系列关于大联合的指示贯彻执行，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招致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能联合的分裂局面。因此使徐海的革命和生产，尤其是交通运输以至影响全国一些城乡的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惨痛的，在此，我受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委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做深刻检查，向徐海班全体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徐海地区解放军同志们、两派广大革命群众作深刻检查，并坚决表示：保证我们山东再不插手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同样要求你们这样做，从此一刀两断。保证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支派和踢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支持你们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在这里这么讲，回去还要公开这么讲，保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徐海地区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走革命大联合的道路、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革命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人民利益诚恳。谁要是死抱小山头不放，资产阶级派性膨胀，就要脱离广大群众，背弃正确方向，那就必然会陷入资产阶级泥坑，而不能自拔，背叛革命，最后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可悲下场。我本人是有深刻教训的。

我在1968年11月17日“青岛市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发动了全市所谓“反复旧运动”，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

当时全国军民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极为重要讲话鼓舞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扎扎实实地斗批改运动，革命、生产出现一片日新月异蓬勃向前发展的大好景象。我市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但在此时刻，我却抛出了这篇错误讲话，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迎合了社会上一股对抗清理阶级队伍的反动思潮，在一段时间，背离了大方向，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使斗批改运动受到极大干扰，破坏了革命三结合和革命大联合矛头指向了伟大的解放军，破坏了军民，军政关系，使山东青岛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地区的革命队伍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抗清理阶级队伍思潮大为泛滥起来，把运动引向邪路，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资产阶级“私”字，是我所犯严重错误的祸根，以上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惨痛的。

我再次向中央表示，向同志们公开表示，收回我这篇错误讲话。并诚恳要求你们，以我这篇讲话为反面教材，以我犯的严重错误为借鉴，接受经验教训，痛加批判，肃清其影响。

同志们：

当前，党的“九大”精神强劲东风，吹遍了全国城乡，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认真学习毛主席极为重要指示，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和党章，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展开了波澜壮阔地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群众运动，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革命生产无限好。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岂能安然空对视等闲。我们应当在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最新指示鼓舞下，开展活字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斗私，批修”，迎头赶上去，努力提高贯彻毛主席指示的革命自觉性，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帮助下，清除派性增强党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迅速实现徐海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打好斗、批、改这一仗，争取更大胜利。以实际行动，作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好样子，成为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指示的坚强战士，给帝修反和刘贼及在徐海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你们，全国军民也一定会热情期待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会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三结合。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总理：好，现在请我们黄永胜同志讲话。


黄总长：

同志们，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一个工作人员向同志们说几句话。徐海班，是在中央办的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习班。当然，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特别是我，对徐海班的工作做的不够，负有很大责任。我们除了同六十八军的同志有些接触，做了一些工作之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同志，直接接触的不多。但我们从间接接触中，我们感到徐海班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也感到工作难做。徐海班发生的问题也较多，从我们办的这么多省的学习班来说，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同志们，你们徐海班是表现最差的一个学习班。

徐海地区是一个交通枢纽，是一个战略要地。搞好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巩固国防，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你们已经搞了三年多了。从五·一六”通知算起，已经三年多了。但是到今天，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从徐海地区的形势来看，同全国的大好形势比较来说，你们是落后了的。你们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还在抢枪，还在搞武斗，还在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你们完全不顾大局，干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们长期打内战，阶级敌人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混水摸鱼。你们徐海班的同志？我们查，你们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应该感到自己惭愧。同时，你们这些做法。应该看到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应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现在应该到了觉悟的时候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直非常关心徐海的问题。徐海班来北京学习，是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经常地了解你们徐海班的情况的。并且对徐海班做了多次的重要指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经几次讲到徐海地区的问题。毛主席在去年九、十月间要军委办事组首先做实际的工作。军委办事组织曾经找上六十八军的同志开过好几次会。并且把那时军队的情况和徐海班的情况，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断地汇报过。当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很高兴的。今年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接见了徐海班的同志们。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说，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非常关心的，对在徐海班学习的同志们也是很关心的。这是对同志们最大的关怀和爱护。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关怀你们，林副主席和党中央这样关怀你们，可是你们在学习班搞的怎样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你们怎么样贯彻执行的呢？你们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十个多月了，你们觉悟是很慢的。你们没有点真正地认真地按着毛主席教导去办事。你们中间有些人对中央解决徐海地区的问题，对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首先你们对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审定批准的学习班八条注意事项，你们学习班有些同志是置若网闻。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冲、打、跑、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两百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一百六十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八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四十五人。

今天在这里我是有点不大客气呀，我是当军人的，有话讲在当面啊。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这个，心目中那里有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特别是在“九大”闭幕以后，中央正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你们在学习班又刮起了一股叫做“逃跑风”也好，叫做“逃走风”也好，反正刮起一股往回跑的风喽。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六十八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三十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每当学习班形势好转，你们就跑，你们这样做，你们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学习班形势一好，你们就跑呢？你们要跑回去干什么呢？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学员后，广大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你们这样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 “七·四”布告，已经十个多月了。但是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十一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又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四月二十九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八日闭幕，二十九日，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去庆祝“九大”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你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去抢枪，去搞武斗？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发出了号召，“准备打仗”。你们连云港和徐州都是战略要地，你们不仅仅在那个地方没有把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思想搞好。而且，你们在那个地方抢枪，搞武斗。你们想一想，这个究竟帮了谁的忙？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但是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你们究竟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解放军？你们这些人讲话，说相信解放军那还不是假的？“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那就是说，你们根本来说就要和解放军斗争就是了。你们这样不是明目张胆地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对抗吗？中央是信任六十八军，也是支持六十八军的。但是六十八军在“三支”、“两军”工作当中有缺点，有错误，中央要求他们改正错误，也相信他们能够改正错误的，并且正在改正。但是你们不是热情地帮助，而总是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

当我们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的时候，提出了“打到新沙皇”的口号，你们却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胡说张铚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你们这不是人身攻击吗？这样，你们不是帮苏修的忙吗？骂我们自己的解放军，这是你们敌我不分。你们歪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派派出所谓“工人宣传队”，进驻已经实行军管的徐州报社、电台、夺军管的权。连云港“反到底”甚至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不让解放军支左，毛主席叫派工人宣传队，也没有叫派到解放军里头去呀，全国那里有派宣传队到解放军里头去呀，这个点是你们徐州第一吧。也没有叫你们派到军管那里去的呀，你们派的“工人宣传队”到那里去搞了什么斗、批、改？你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实际上你们就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你们这个队伍中，我看有一部分人目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有什么指示，你们就搞个什么错误的决定、采取错误的行为，公开贴大字报，说只有毛主席说了算，什么某某人算老几。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张铚秀同志传达了康生同志提出来的叫你们《徐州工人报》不要登“擒鬼录”的那些反动的东西，要你们停刊。但是你们不听，拒不执行，而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关于帮助群众组织更好地办好报纸、广播的决定。《徐州工人报》、《红色火车头报》、《徐州红卫兵报》还分别地发表“战斗书”。“战斗书”里头说：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给了一小撮穷途末日的阶级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你们这个矛头究竟指向谁？这个“穷途末日”是在骂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学院给你们说过要两派联合灵，一派不灵。可是你们就是不联合。或者联合一下就破坏了。你们两派光打内战，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斗、批、改的伟大任务不能落实，“九大”的路线，根本不能贯彻下去。在去年九月下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两派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但是，到了十一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中间有些人借口“反二月逆流”，在徐州大搞什么“反复旧”、“反复辟”，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军队，使徐海班出现的大联合形势又遭到破坏。今年二月，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徐州两大派大联合气氛又比较好。并且达成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三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回徐工作团”，返徐落实协议。但是你们有些人却极力抵制“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并诬蔑“回徐工作团”向群众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在徐州的二月提纲。你们这是什么话？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你们把中央摆在什么地位？并且提出要彻底批臭，使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很难进行，两派在北京达成的协议不能落实。今年三月，新沂等四伙在北京达成了三结合的协议，等中央首长接见后就回县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大肆破坏，胡说“各县搞大联合，三结合是为了孤立徐州，办不到。”你们在干于县召开两市七县踢派的串联会，反对各县两派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协议，胡说在北京的代表“右了”，“修了”，你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把我们的红色首都，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他们在北京学习就“修了”，难道你们就是革命的？这次会议对各县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月中旬，钢山县踢派又借口什么“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八县的串联会，在地方机关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说在学习班达成的协议吹了。还造谣说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接见徐海班。可是，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的特大喜讯传到徐州后，群众知道受了骗，就纷纷离去了。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踢派在那里强调“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扯皮。

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在徐州有一种很反常的现象，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经常遭到歪曲和抵制，而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谣言、小道消息却畅行无阻，到处传播。你们这样做不感到很危险吗？你们这些做法不感到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吗？你们就是不跟、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林副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你们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合你们口味的，你们就抓住不放，不合你们口味的，你们就抵制。使徐海地区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如果你们要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那你们就要言行一致，应该很好地接受以前的教训。你们就要真正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期间提出的加强团结，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改变徐海地区的落后状态，紧紧地赶上全国的形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的时候曾经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指示：我们“前生无冤，今世无仇。”我们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胜利。在“九大”闭幕以后，林副主席接见了各大军区的军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根据毛主席最近几次报道重要讲话的精神，着重的讲了团结的问题。林副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团结起来，就等于不革命。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团结，两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内部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

当然，我们这个团结，是有原则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林副主席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前面讲的是阶级斗争，后面讲的是无产阶级团结。要团结就是要从大局出发，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局部要服从整体、要顾全大局。大局，我们共同对敌，这是大局。我们内部搞好团结，搞好军民的团结，军政的团结，群众之间的团结 ，这都是大局。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大局。我们只有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才能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才能将“九大”毛主席树为重要的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九大”提出来的各项战斗任务贯彻下去。没有我们军队内之间的团结，军政之间的团结，军民之间的团结，没有人民内部的团结，要完成这些任务都是空话，因为不团结嘛！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就是口头革命，而且是不利于革命，破坏革命。

林副主席最近指出，我们希望我们国家兴旺，我们要依靠无产阶级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世界。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热爱。我们一定要按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教导，我们要联合起来，要团结起来，完成“九大”赋予我们的伟大战斗任务。全面的搞好斗、批、改，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为人民立新功。我们相信，徐海地区虽然现在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全国形势落后了一些，同志们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辅导，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去办事，后来的也可变为先进。我们希望徐海地区的军队，这里在座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迎头赶上，把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好。

今天我这个讲话，也可能有错误。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错了就改。最后，我们喊几句口号：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现在，请李作鹏同志讲话。


李作鹏同志：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主要是来参加接见同志们。

大家知道，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我们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老大难”地区。一直到现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也没有很好联合起来，没有实现革命三结合，没有很好的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没有进行整党建党，也就是说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落后了，比起全国其他地区来讲，落后的很多，落后的很远。当然，应该讲清楚，徐海地区的广大群众是好的，徐海地区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但是由于徐海地区革命群众组织中间确实有少数人，由于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没有按着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资产阶级派性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发展到大大地干扰、破坏了徐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徐海地区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错误。这样，造成了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很落后的局面。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落后，影响很大。不但影响了徐海地区本身，而且影响附近几个省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前进。广大的群众对徐海地区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满意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徐海地区是维持月前这个状态，两派继续对立，继续搞武斗，继续既不搞大联合，不搞三结合，也不搞清理阶级队伍，继续落后下去，还是应该猛醒，应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面，迅速地团结起来，迅速地联合起来，迅速地把目前徐海地区的这个局势扭转过来，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急赶直追，争取同全国其他地区一起并肩前进。我想，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愿意维持目前这个状态的，广大的群众是愿意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迅速地前进，迅速地改变这个落后状态。

大家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相信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是会响应毛主席这个号召的，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的理由，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我们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可以不团结，不联合，继续分裂？继续对立。所以经过同志们十个月的学习，在毛主席身边，在我们首都，在学习中间，大多数同志是有很大进步的。我们应该迅速地通过你们去把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落后形势扭转过来，迅速地搞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大联合，迅速地把徐海地区的革命三结合搞好，争取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其他地区一样搞好，争取更大的胜利。要迅速地纠正我们缺点、错误，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地总结经验，认真地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按着毛主席思想，按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按着“九大”精神办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还在指挥你们两派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排除极少数坏人，有些极少数不好的人，你们两派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到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时候了。我们拥护你们都回去好好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好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刚才康老讲的对，徐海两派你们打来打去，跑来跑去，在全国的名声并不算好。可以说名声是很不好的。现在两派都应该脚踏实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迅速地联合起来。今后，任何一派都不要翘尾巴，不要利用对方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报复主义。我们都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大家都要为徐海革命群众在全国人民面前争取革命的光彩。（全场热烈鼓掌）应该很好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做好工作，补救过去的过错。

应该用事实来证明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模范的战士。未来的时间是允许你们能够取得这个荣誉的，你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争取后来居上。（全场热烈鼓掌）

庆祝徐海的同志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轨道上前进！（全场热烈鼓掌）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并且在行动上迅速地表现出来。（全场热烈鼓掌）

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徐海地区胜利万岁！（全场热烈鼓掌）


总理：

同志们，今天请你们来上一课。我想你们会同意这句话吧？（众答：同意！）首先这一课是出乎你们的意外，你们以为徐海两派这么斗，可以斗下去，为什么呀，军队里有两派嘛，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支持一派嘛，从青岛发出要“反复旧”的斗争嘛，这都是你们的资本，这都是你们押的宝。当然喽，这些思想都不是毛泽东思想，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可是你们硬是这么想的呀，不然怎么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没有解决问题。就拿我所接触的铁路上说吧，煤炭、电业上说吧，跟你们见过多次面，谈过心，达成过协议，亲眼看过你们签过字，并且组织了汇报团回去，也确实有些同志表现得很好，可是闹到最后呢，你们多数人还是跟着那些坏头头跑，把协议破坏了，铁路还是上不去，煤炭反而是下降，电力网经常受到干扰。整个淮海地区不是更加联合了，反而是闹得更凶了。连云港现在又闹起来了。徐州还准备大打。要说你们在北京不起作用吧，可是你们来来去去，来去自由。

这个时期还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时期。你们在北京经过了我们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九大”，经过九届一中全会。最后又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接见。你们总算知道了一些情况了吧，这么多的喜事，不仅中国的人民欢欣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那里庆祝。难道说你们到北京来一点感受没有？这是我们直接听到看到的嘛，报纸谈的最快，学习班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许多最新指示也经常给你们传达。“九大”文献、公报，我们伟大领袖极其重要讲话。林副主席政治报告、新党章都是在那里讨论过学习过，你说一点都不受影响吗？不能说，唉！可是呢，过去就算了，你们的思想还是受着徐海地区那个地方的派性的影响。你首先不要说别的吧，就是这一次非常奇特的现象，“九大”刚开过了以后，四月十四号闭幕，当天晚上就报喜了。可是，你们没等四月廿八日的九届一中全会开会的消息，就从四月廿六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

还有一个怪现象。本来打破头的，不在一起开会的，可是跑的时候互相支援，甚至互相送车票。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不是等于说，你们演的这出戏是反对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吗？所以不怪刚才康老那样的严厉严词来责备你们，这是有道理的。黄永胜同志那样地苦口婆心、义正词严地说服你们，是有道理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陈伯达同志也很鼓励你们，这也是有根据的。情况是复杂的，但是我们首先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一天天的迈步前进了，跟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而你们呢，不是向前，而是后退的。全世界称赞我们这个划时代的“九大”开过，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可是你们呢，要回去打架。要较量一番给中央看。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思想、什么动机？

同志们，深刻地想一想，冷静地想一想，在北京住了十个多月，最后演了这么一出戏，对得起我们伟大领袖吗？还算得起我们伟大领袖的学生吗？配称得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吗？这种行动如果严格地说，意味着以我们伟大领袖的背叛！！当然，这个背叛并不一定就是那些头头他个人起的作用，后头总有些人在牵连，在挑拨玩弄你们。但是你们不明白，现在该明白了吧。你们依靠，说山东是一派掌权，你们就可以得到山东的支援。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对方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要么就过去支派掌权，要么后来踢派掌权。现在劝你们联合，口头上是同意了，文字上达成协议了，可心里头，思想上没有通，还是想一派掌权。现在你的话没有了吧，山东的声音你们这次听到了，你们要见的几位同志都在场，这总不是假的吧。不是中央造谣吧，电报不是假的吧！

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铚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什么话，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那么，中央委托两个中央委员，一位军长传达中央的声音还不行呀？这是借口！就是后头有人扯腿，不让他来。总之，造成一些幻想，造出一些奇怪的消息。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葆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你们亲自听说了。这是一位山东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说这样的话是很光明磊落的，错了就错了，承认起来改了就好。

徐海的工人同志，革命同志，如果你们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类似这样的错误，应不应该向杨葆华同志学习呀？（众答：应该）是呀，这样了就会觉悟嘛，他们现在并不去再坚持那个错误的“反复旧”运动了嘛。当然，个别的单位，有些复旧的现象，是会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中，总是不平衡的，是个别的现象，部分的现象。但是把整个说成是复旧了，那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前进呀，是后退呀，根本形势就估计错了，希望一派掌权，现在看来山东也不是如此。不过，掌权的造反派人数多一点，还有部分没有照顾到，还在外边。适宜现在还要补台呀，还要吸收进来呀，老讲保守，这个时代早过去了嘛，因为走资派早就打倒了嘛。

象山东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山东第一号走资派谭启龙同志，他现在也改悔了，重新站起来做人，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这也证明嘛。就是说过去保了的，现在头子都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跟刘少奇走，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严重。可是，一旦沉痛地改悔，接受群众的批斗。重新爬起来，重新做人，我们伟大领袖还宽恕他，给他机会站到中央队伍里头来。这样的人都允许他改正错误，为什么两派对有些群众站错了队，并且早就不站了，早就回来了，老讲人家老保哪？现在不是革与保的两派，是两个革命组织，或者革的先一点，或者后一点，只是这个差别嘛，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对方打成老保呢？走资派都打倒了嘛。

现在的问题是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怎么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你们能够设想徐州一派能掌权吗？徐州的运动过程就证明不可能。首先，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徐州的革命群众起来响应，夺走资派的权，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还不是有两派的造反派都在一起嘛。山东的就是济南军区的批准了你们，南京军区也批准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因为你们自己闹分裂，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变成踢派了。这就形成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委员会不完全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就不容易坚持下去。那么，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王效禹同志到你们徐州市，他那时候还是对的呀，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你们联合起来。你们不听，后来。就发生了踢派起来把支派又赶走，先是支派把踢派赶出去的。到了八月卅一日，踢派又把支派赶走。这个时候，王效禹同志犯了这个错误。六十八军也犯了这个错误，但不是全部，一部分，因为军队也分成两派嘛。所以，这样子一九六七年地方上的两派也受军队两派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群众。所以八月卅一日那次武斗是错误的。那么这样子支派被赶出去了。后来，有那么一小股采取了土匪的行动，来破坏铁路，断路，断桥，把铁路桥都破坏。那个时候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变成了六十八军，还有安徽的部队，合起来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吧，只给那一小股一点打击，捉了一点人。那个时候的名字也叫“淮海八·三一”。因为他“八·三一”被赶出来，他就用了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八·三一”都参加了。不能把那一小股破坏铁路、抢劫车辆、抢劫物资，算在大家头上。

所以后来的踢派就单独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喽，这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那个时候就得到济南这方面批准了，南京就没有批准了，这就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了。那支派就更不服了，几次斗争，更影响军队，那么这里又搞了差不多半年，然后才劝支派回来，接他们回来。本来希望把支派接回来以后。踢派是掌权的了，应采取团结的态度，大家都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那么徐海形势就改观了嘛。这是去年的事情嘛。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这么说过的嘛，是你们也同意的。但是始终搞不起来，军队开始的确也是轻一派，踢一派，都是济南军区指挥的部队包含守备部队。但是呢，也分成两派，搞得不团结，影响了你们。因此你们就发生了很多的幻想喽，就造成了答应了，签字了又不算数，又破坏。

一直到这一次“九大”以后，还发生这次错觉，错误地估计形势。你们就在北京不晓得我们在“九大”以后，中央解决山东问题，徐海问题。我想你们应该想得到嘛，因为里头有个张军长嘛，是学习班的组长嘛，你们看一直没有回到你们那里去嘛，今天才出面嘛，如果你们头脑冷静一点想一想，大概总是中央在开会解决问题吧，不然张铚秀为什么不见了。大概会有人说张铚秀撤职了，一定会有这个谣言。

不错，他有错误，他是比较偏“支派”的，虽然后来也参加了“八·三一”的那个镇压，但是他还是有偏向的，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他就检讨了嘛，多次检讨嘛。我都听过嘛。在铁路会议上、在煤炭会议上都讲了嘛，就是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揪住不放，非打倒不可。甚至把我们整个人民解放军，在徐海地区，就是刚才我们康老讲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产生那个地方，二十年前，光荣的历史都不想，就是把我们现在解放军在徐海地区造成什么样子？你们想一想，我都不愿意说，是敌人的话。大标语、口号，成什么样子？你们说这是个革命派吗？革命派把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把矛头对准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对准广大革命群众及对方？这称得上革命造反派吗？那是不够格的。不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

所以，这些事情你们都得很好地想一想。不要说，这个话本来是一年多前，两年前不到一点，毛主席巡察三大区的时候发表的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的讲话里讲了的嘛，刚才许多同志念了的。这些话我们背的很熟嘛，可是就是不听！所以无怪乎黄永胜同志、康老那样子愤怒。

你们还口口声声说听毛主席的话，那里听呀！就是听那小道消息，歪风邪气，错误地估计形势，要资产阶级那套作风。不是认真的埋头学习，把毛主席的书读好，把形势研究好，真正地跟毛主席干革命一辈子，不是这样下定的决心。不然，一哄走了一批，一哄又走了一批。我看这一次该是你们明白的时候了，给你们上了一课吗，跟你们估计的相反嘛！现在山东造反派头头，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军的领导同志，都起来自己做检讨，劝你们两派好好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实现真正的革命三结合。

现在看起来，我去年跟铁道、煤炭、电业上所说的那些话，现在我们谈的那些要求，是最低限度。那时我们是这样承认的嘛！在革命委员会现有基础上，就指的“三·一”革委会喽，采取平等的原则，通过充分的协商，实行改组嘛！大家都记得这四句话，记得不记得？当场都赞成呀，回去就翻了，说根本不能一道在一起来参加革命委员会。“唯我独左”，革命委员会要领导一切。不错，革命委员会是一元化的，领导一切。但是上边要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呀！承认呀！如果犯了错误，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有权力改组它呀！你们如果不信，你们看一看“二七”工厂。

我刚才问了聂济峰同志，我们学习班这件事没做好，带你们参观了“六厂两校”，就是没有参观“二七”工厂。“二七”对你们最合适了。“二七”也是开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被推翻了，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又不行了，这一次才真正的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了真正大联合的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三次革命委员会。你们才两次，所以还得搞一次。我现在看，我提的那个办法还低了，你们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没有实现，现在还要中央给你们让步哇。你们想一想，你们不信，从明天起，或者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么多，你们还考虑考虑，酝酿酝酿，过两天到“二七”厂去住他一天、两天，好好地认真地学一学，就会懂得了，为什么一派掌权搞不好的。因为毛主席说过，你们读过语录嘛，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人的思想总是左中右嘛，那有那么一致的呀！一派里也有左中右嘛！没有清一色。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学，要有这个气概。要与同我们不同意见的人，不同观点的人合作。当然前提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伟大领袖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在这里面合作，不仅两派，如果两派以外，还有逍遥派也要与他合作，联合起来嘛，才有力量嘛！

林彪同志说了嘛，要革命最后就是要达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口号。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的口号嘛！怎么能够分裂呢？一派为中心呢？一派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呢？这不可能嘛！明知道不可能。给你们单独谈话，分别谈话，冷静的给你们谈，你们一口同意。一到起哄的时候，就要闹，那是一股什么力量指使你们？不是毛泽东思想。你们如果真正接受毛泽东思想，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这些行动都是违背的。是什么力量在后头影响你们，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总是有坏人说坏话，歪风邪气，总有造谣生事的人。从那里来的，你们自己去检查，我们不乱扣帽子，但一定有，也许在北京，也许在你们本地，也许在别处。

一九六七年是“三·一八”，那么一九六八年是三月一日，头一个是两边都批准的，后一个一边批准喽！所以，无怪你们就偏了。你们想一想，当然我们去年下半年给你们谈的时候，还是承认这个“三一”的基础上，是不是？你们有了个“基础”因此就回去贴大字报。就说“一切权力归三月一日的革命委员会”。还是一派的委员会，一派的革委，派性的革委，我现在给你们起个名字。我现在可以说这句话了，经过半年多的考验嘛！原来承认在三月一日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根据平等的原则，并不用对等两个字，我们用的是平等嘛，并不一定对等人数，通过充分协商，实行改组。

我现在看起来呀，我这个人虽然生活了七十多了，但他还太老实了，不晓得你们花样太多，当场签了字，不算数，那我现在要严一点了，我现在学康老和黄永胜同志，因为你们“三一”革委会是个派性的革委会，我加上这个头衔。那是不是三月十八日的那个，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就不是派性呢？也是派性。我不偏到那一边，我超脱一点，两个都是派性。派性革命委员会是站不住的，非改组不可。不信你们去看看“二七”工厂，最后现在改组的很好了嘛！这个问题呀，你们应该在思想上得到解决，解放开来。所以我刚才说了同意伯达同志给你们的鼓励。

你们这么多群众在场，一千多人嘛！当然其中也有军队的同志喽，还有部分干部，但是，毕竟造反派的同志占多数，你们只想一解放，想通了，绝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嘛！还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难过一看就是喽！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嘛！错了改了就好嘛！我们年青的错了还允许改嘛！毛主席的伟大的政策嘛！无产阶级改革嘛！所以，责备你们也是为的爱护你们，鼓励你们也是为了爱护你们，目的是一个，就是要你们改正错误，端正态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

但是，我们说了这番话不是逃避责任，就拿中央来说，我们抓这个徐海工作抓的不紧，有时过问，有时又丢开了，你们闭得不可开交嘛！过问了，搞别的事情了嘛！以前也派过工作组到连云港去调查尽管调查的时候是超脱的，不管“公社”派还是“反到底”派，我们都接触的，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撤回去了，不然要陷进去，要犯错误。这是抓的不得情，有时抓得不紧，有时抓得不得情不能解决问题。

对军队来说，军队也是分成两派。调到北京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委托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总参谋长为首的召集他们开过多次会，批评他，他们已承认错误。但到了学习班还有一部分人不通，但张铚秀同志开始通了，通了也不行呀！通了他带着郑统一两人一道回去，踢派还是要打倒，管你通不通。你反正张、郑两位统统打倒。那你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吗？怎么法子能团结合作呀！就象着了魔似的。这是这方面。

但是另一面，如果支派比较能够早一点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动手我不动手，就是吃点亏，我还是坚持原则，那也可以不致于两派闹的这样对立嘛！现在不是因为部队总有一部分过去跟支派熟的呀！因为从一月风暴以后就接近的嘛！好，有机会总可以搞到一点枪，用来打几下子。好，你支派一打，踢派伤人，更闹的凶了，说现在徐州就要被包围，又要打起来了。（黄总长：布票问题现在闹得哇哇叫，发不下去） 布票发到了徐州，一派要掌握起来不下去，简直是国家什么权力你们也要拿了去，报馆拿了去，公安学院不能行使职权。这不是派性革委还是什么革委？反正你这个革委呀，为什么我们不要你们都管，要军管呢？因为你们做事不公道嘛！所以要六十八军来管嘛！你们不听，你们要三月一号的革委会，要管一切，连军队也要管，这行吗？这个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专政工具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嘛！保护者嘛，你们都要反，那我不能不替解放军说九句话。我们解放军实行“五不”的呀！如果不实行“五不”，早就解决了问题嘛！因为你们都是群众，我们不采取这个办法。“五不”政策，是我们伟大领袖批准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包括六十八军在内，可以说完全遵守的。打伤了，遵守政策。你们这样欺负，晓得解放军不敢动气、动手、动抢、你们就抢武器，双方抢。

但是，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个底的呀！“七·三”、“七·二四”布告难道在你们那里就没法实施呀！如果这一课你们还不觉醒，那“七·三”，“七·二四”布告总有办法在徐海地区实施。因为在广西情况改变了嘛！在陕西情况改变了嘛！在全国情况都改变了嘛！才实现去年九月初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那为什么单单的在徐海地区我们就不能实施“七·三”、“七·二四”布告呢？我们说广大的群众会听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的党中央的声音的，你们只要不听，总有一天会把你们孤立起来的。

我们相信在场的接近一千位的革命群众，绝大多数总是会说得通的，所以我们把今天作为一课给你们上的，不是打算今天马上解决问题，就是使你们认识过去那种设想是错误了的，跑到山东去拿点抢来，现在拿不来抢了，到山东搞点粮食，不会给你们，专人到山东还劝你们回去。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地闹革命，归口闹革命嘛！按系统、按学校、按阶级、按机关嘛！组织起来嘛！使路要脱钩嘛！过去铁路，因为济南铁路也是插手徐州的事情，所以铁路局就受影响。现在检讨了嘛！济南铁路局他要改嘛！他不能插手徐州铁路局的事了，煤炭也是一样，电力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所以在解决以前先趁着山东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九大”代表没有回去以前和大家见一次面，把真象都告诉你们，我们采取毛主席说理政策，老老实实告诉你们，我们决不欺骗你们。我们说这个时候，是解决徐海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开步走了，不管那一派。

批评踢派今天说得多一点，但是，支派也不要翘尾巴，如果现在踢派认识了错误的话，支派不懂得自己也是一样有错误，开始你们先赶的踢派嘛！反过来他们又赶你们嘛！破坏铁路是一小撮人，那件事情总是不光彩的。当然我们不会牵连你们的，所以支派同样有缺点错误，要好好一样反省，多作自我批评，这样做才能联合起来。谁也不要翘尾巴，谁翘尾巴错误就要犯得快，矛盾就要转化到你那面去了。

尤其是部队，今天张铚秀同志又一次作了检讨，杨得志同志也说了些大军区应该负责的话，我也代表我们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工作的同志，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也给你们承担起来，时间拖得这么长，刚才伯达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嘛！凡是我们应该负的责我们负起来，不能推到你们身上，但是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整个徐海班、铁路班、煤炭班、水电班都应该急起直追了。山东代表团他们就要回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形势要大好转了，本来就是好的，现在更好了，把徐海就孤立起来了，还不解决呀！徐海能够就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中国版图上，就这么一个独立王国，独立下去，独立得了吗？！不会的，广大革命群众不会跟你们走的，如果那么想，这样想的，只是极少数头头，多数会相信，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会感觉要改正更新了。所以今天各位同志讲的话，从山东的三位同志，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杨葆华同志，六十八军张铚秀同志讲话，还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黄永胜同志、李作鹏同志、康老、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补充这么一点，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解决徐海的问题了，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一道来解决，我们应当负的责任，担负了，我们来补偿。你们呢？大家都在“九大”以后新的形势面前，根据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我们本着团结的愿望，多做自我批评，以及相互的实行批评，这样在“九大”的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好不好？ （众答：好）那么我们不定决心，应该下定决心的时候了。我们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这段最高指示来结束我的话。（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还有那位要讲呀！没有。我们唱个歌好不好啊！团结起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都应该最后达到团结嘛！还有反对的呀？ （众答：还没有包含那位女同志啊！我们教育你，还是团结你，方杰同志。）

（周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热烈鼓掌），（周总理宣布散会。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整理”原件刊印。


为落实毛主席《5·22批示》而斗争到底——郝广德同志在内蒙革委会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9.06.00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关心内蒙。中央政治局多次接见，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都是英明、及时、正确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认真学习、体会，为落实这些指示而斗争。

从4月下旬以来，内蒙的广大革命群众，尤其是呼市地区掀起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势不可挡的批判滕海清“左”倾错误的群众运动。但是有人对此横加罪名，百般诬蔑，说什么。这是阶级敌人挑起来的，是高锦明、权星垣挑起来的，是高锦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翻案，大反扑，是反军、反工、反滕的逆流，是配合苏修反华大合唱，批判滕海清同志就是反军，是排外主义。后来他们变成批判是对的，青年学生批判是对的，但是要注意后面有敌人。这在中央指示里已经明确讲出，革命群众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是对革命委员会的爱护，是革命监督。这种革命监督好得很！

这场群众运动是谁发动的？是高锦明发动的吗？是权星垣发动的吗？是阶级敌人挑起的吗？不是。

毛主席3月份指出来，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就是对内蒙广大革命群众的号召和动员。滕海清同志以他的言论，行动，在各个方面的严重错误给我们充当了反面教员，他从反面发动了群众，他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材料。

中央指出，他颠倒了历史。内蒙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内蒙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乌兰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粉碎二月逆流，搞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是滕海清同志像先打了平津战役，打了辽沈战役，打了淮海战役，渡长江，抓了蒋介石，回来一开会，抓出了高锦明，内蒙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取得决定性胜利？他颠倒黑白，把高锦明同志的正确意见，当作错误的意见，把自己错误的意见当作正确的东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内蒙的“学说”很多，打倒假洋鬼子说，狠为基础说，革命委员会要吐故纳新说，直属机关坏人百分之四十、五十说，打死几个人也不要紧，群众的积极性嘛，乌兰夫黑线一条条一股股，又黑又长，还叫作在滕海清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以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挖肃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滕海清同志长期以来封锁中央对内蒙的指示。4次全委会议，他就造中央的谣言，他讲，这样批判高锦明同志是康老的指示。他讲内蒙的共产党就是内人党，是一套人马两套班子，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他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说的。他又讲，康老说，高锦明搞反复，高锦明的历史有问题。2月4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他，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传达给群众。可是，有几条，总是在传达中念念不忘，一条叫高锦明有问题，一条叫中央首长向他道欠。他搞独断专行，《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核心小组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他就一个人说了算，而且说这篇文章把问题算说清楚了。第四次全委会以后他根本不召开常委会议。四次全委会就是不先召开常委会议就来了一个全委扩大会议，我们也不知道扩大到什么范围，反正只要反高锦明的，千方百计地扩大进去。不开常委会议，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他眼中常委们都是木偶。

滕海清搞秘书专政，一些重大问题不在革命委员会解决，而在新城宾馆4号楼滕办解决。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常委，滕办秘书一个电话就可以交给本单位审查，想抓谁就抓谁，想定谁是内人党，谁就是内人党，想定谁是走资派，谁就是走资派，最后没有罪名了，就是他有特务嫌疑，审查不是特务嫌疑，就是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两面派难说了吧，很多嘛。大家翻翻过去的东西，谁是反革命两面派？谁上欺中央，下压群众？谁竟然擅自大造中央首长的谣言？谁不把内蒙的真实情况向中央汇报？是谁？究竟是谁？内蒙最大的两面派就是滕海清。

乌兰夫时代让天天读蒙语，不能天天读毛选。红色政权建立了，滕海清原来还可以，后来有一个时期天天得读读滕司令员某某日讲话，今天读了，明天不读你就得犯错误，因为他今天讲的，明天到那个单位变了，所以跟不上他的“战略部署”。

中央首长讲，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有成绩，牧区划阶级很有成绩。划出了贫下中牧，牧主，牧主蒙古包上插白旗，牧民蒙古包上插红旗。由于滕海清同志狠为基础，就在牧民中挖“内人党”，结果插上红旗的，过不了几天变成了“内人党”的旗。挖“内人党”在牧区，说是乌兰夫不发展地富反坏，专发展贫下中牧。本来划出来的贫下中牧都变成“内人党”，划出来的成绩哪里去了呢？讲团结，莫力达瓦旗好多干部、党员都被抓了，几乎剩下不多，这叫团结吗？这叫革命吗？是民族分裂，还是民族团结？这是从“左”的形式破坏民族团结，搞民族分裂。挖“内人党”挖到汉族了，唉呀！“内人党”有了汉族，值得考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尽是蒙族还问题不大。喀拉沁旗有一个报告，抓“内人党”有几多：党员多，贫下中农多，四清积极分子多……。喀拉沁旗旗一级副科局长以上77人，揪“新内人党”72人，有重大嫌疑的5名，百分之百。锡盟西苏旗九百多共产党员抓了八百多。

现在批判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实“九大”精神。落实政策关键问题是批判错误，不破不立，不批判错误的东西，不批判毒草，不铲除毒草，正确的东西就立不起来，香花就不能开放。有人搞合二而一，有人公然违背毛主席提出的破立原则。搞只立不破。

要做两派工作，要帮助群众认清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支持正确的，批判错误的。对两派群众不要压，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取消团结就等于取消革命，团结是胜利的保证。团结是有基础有原则的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无原则无基础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斗争中团结起来，在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中团结起来，在落实“九大”精神，批判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斗争中团结起来。

谁是搞团结的？谁是搞分裂的？谁是搞阴谋的，谁是搞阳谋的，革命群众看的很清楚。谁在搞支一派压一派。师院怎么搞的，内大怎么搞的，林学院怎么搞的，农牧学院怎么搞的，乌达怎么搞的。谁是搞分裂的，谁是维护团结的都弄清楚，弄清是非，纠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央指示英明、正确、及时，为落实中央指示而斗争。

中央指示有两种可能，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千方百计地争取第一个可能，就是团结一致，迅速改正错误，落实政策，稳定局势而努力，而斗争。关键问题当然是滕海清同志本人是否承认错误，纠正错误。

最近几天来出现的一些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同志的警惕。某些人扬言吴涛政委传达指示和中央文件有矛盾。还有人说，吴涛同志传达不准确，他是蒙族，他带有极大的民族情绪传达的。还有人说，中央片面听取了高、权的意见，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还有一个单位，广播吴政委传达中央指示，他就带着人把500瓦的机器打碎了。还有人在某某人的支使下大量复制，转移、翻印，整理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市公安局二楼和监狱的号子里。被革命委员会查封了几十箱内人党的材料，有呼市机关的，有内蒙机关的，还有军队的。这样，上上下下我们连起来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革命群众要坚决照毛主席司令部指示办事，按中央指示办事，服从毛泽东思想，搞阴谋，不要搞阴谋，在狠揭狠批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第一个可能，这是完全可能的。革命委员会应该注意那些材料，请大家放心。呼市公安局和监狱的材料，内蒙军区和革命委员会滕海清和吴涛下达命令，立即封存了，请同志们相信这一点，不要乱封材料、抓人，这很容易上当，很容易给阶级敌人捣乱、破坏造成机会。

我看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再加上领导带头，真正他领导群众批判，不是虚情假意的，也不要那么多条条框框，抓革命促生产，把工作安排好，革命、工作都不要误。我们的革命群众，中央一再表扬，内蒙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这方面不要以己律人，不要以为你自己不听毛主席的话，其他人都不听毛主席的话。



来源：《5.22通讯》第5期（1969年6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批滕联络总站主办。

王效禹传达的中央首长与他谈话的要点
王效禹
1969.06.05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传达


首长开始问了王效禹山东的形势，后来张春桥指出：

1、根本上的问题是对群众的组织缺乏阶级分析。这个问题前段有些察觉，最近看得清楚了。群众组织总是有左、中、右，初期是统一战线的形势，你（指王）缺乏阶级分析，都看成是左派，这是错误的根子。

2、毛主席六七年对你（指王）有句话，你想不想的？（六七年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时亲自向王讲：毛主席说：相信王效禹不做蠢事。）王效禹答：想的，但行动时忘了。

张春桥讲：看来你忘了。第一、你是军区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即使军队工作有问题，你是什么态度？有问题你应首先承担责任，你对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第二、从“九大”会议看，你没有自我批评，你讲的话，公正人的评论：前段，中段还好，后段又做了解释，看来你没有自我批评。


康生同志：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从你（指王）对杨恩华的批评就看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缺乏阶级的分析。

在问了王“反复旧”的情况后指出：复旧15-20%是正常的。又指出：前年部队犯了错误，作了检讨，毛主席有个批示：“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你想到没有想到，今天轮到你身上了，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王效禹答：我脑子很乱，回去考虑。


周总理插话：你的骄傲更加突出，私字很多，旧东西很多，在主席跟前有什么要讲清楚。

康生同志：我们查了一下你（指王）的历史情况，你就是缺乏阶级分析。如：不是党员可以做检查员的观点是错误的，对某人不同意是右派也是错误的，今天你有了权就更容易反复。这是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问题。

伯达：两年来破除了两个迷信：一个是孔老二，一个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政客的迷信，听小道消息。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编印时间的原版印刷件重新刊印。

	
康生、总理来电内容
1969.06.10 – 06.11


康生 6.10晚2时来电话


批滕是对的，但注意防止过头，不能搞什么小滕海清，要告诉造反派头头，一定要听中央的话，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要主动抓紧检查，不是3个人检查了吗？不要越来越被动。

5·22战团，什么批滕联络站，逐步不要了。（未记录下来，传达未传达）


总理 6：11早5时来电


开几万人的大会不能这样做，这样扩散力越来越大，造成的扩大化反扩大化，局势不好收拾，在礼堂开会有人冲来缓一缓开。

回去后比较被动，对两派做工作不够，问题越来越激化，两派都来上访，两派都派人下去串连，这样局势不好控制，将更被动。

在群众激动时要冷静，检查纲高了如何收拾，纲高了不合群众的要求，只要分别做两派群众的工作，为要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你们地方的问题前一些时候国外人不知道，最近莫斯科有消息，莫斯科开黑会，很可能利用你们那里的问题攻击我们，这样对我们不利，你们要对两派做工作顾全大局。

大会开不了就去个别做工作，前年人大会堂那样（5.27），群众情绪激动时更要注意做工作，做好X等同志的工作，两派都把下去的人收回来，动员上访人员回去就地闹革命，就地解决问题。

主席历来主张对群众因势利导，大会开不了，群众情绪激动时可以缓和一下再开么，不能开几万人的大会，不能在那样大的范围内检查，那样就会扩散。

找你们谈话，几次都谈到了防止扩大化反扩大化，对下面你们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对你们也分担了责任么。

对两派做工作，不要在批判错误时争高低，要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主席指导加强团结意义非常重大，前天两报一刊社论高举九大团结的旗帜，争取更大胜利，要组织群众很好学习，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反复辟运动，违背十二中全会精神，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严重错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稳定局势，准备打仗。

周总理关于内蒙问题的指示
1969.06.23


(1969年6月23日凌晨4时)


解决内蒙问题，要贯彻24字方针，这一段时间，你们狠抓了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形势已有好转，要继续抓好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当前特别要狠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这是大方向。只有狠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主席教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到团结，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责任由上面承担，不要追究下面的责任，对于下面犯错误的同志，叫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错误的危害性，提高觉悟就行啦!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对于受害者，打错了的给于平反，认真作好善后工作，恢复工作的要信任他们，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对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当前最主要的是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内蒙地处边防第一线，备战任务很重，要稳定局势，顾全大局，把广大群众引导到共同对敌。

(当吴涛同志汇报到滕海清同志到铁路局火车头听取群众批判，并作了检查时)总理说：到群众中去做检查，那就主动了嘛！

(当汇报到，经过廿几天接见上访人员后，最近上访人员减少了)总理说：要发动常委同志、造反派头头，大家作工作，动员上访人员回去，就地闹革命，就地解决问题。两种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所派去串连人员都要调回来。

加强团结，非常重要，要加强核心小组，常委的团结，加强军队党委的团结，加强群众团结，加强民族团结。你们要做大量的团结工作，总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你们要狠抓煤炭的生产，你们的两个煤矿几乎停产，最近派军队去支左，你们要狠狠地抓上去。

铁路运输，包头工业生产都要狠狠地抓一抓。

满洲里是边境境岸，面对苏修，要很好地解决该地区的问题，由自治区和盟里共同负责解决好，中央不下文件了。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周恩来
1969.06.28


6月28日和7月31日两次讲话摘录：


“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1969年6月28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1969年7月31日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时的讲话
周恩来 康生
1969.07.05


周恩来康生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时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七日·北京

七月五日晚九时零十分至六日早一时零十分，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永胜、法宪、叶群、作鹏、登奎接见山东学习班李水清、何志远、李遂英、郑洪五、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的讲话：


康老：到北京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思想认识要清楚，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办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林副主席，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不是派性学习班，不是群众组织学习班，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九大”之后召办的第一个学习班，是在新的形势下办的，虽然有个别同志不是党团员，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要加强党性教育，把山东具体问题先抛开。

江青：要学党章，明天就要学。康老，你们组织参观先慢一点，先从党性开始，以共产党员的角度来想问题，都要鉴定一下，每个人都要写一个简历，家庭怎样，什么出身，干过什么，什么时候入党，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开头一课把党章学好，先承认党章，有些人对党认识很差，要补上这一课，入党没有正确认识，这怎么行。党章要逐条逐句学习，有的要背熟对照检查，党纲是最大的毛泽东思想概括，共有几条，三、四、五条都要好好看看。党章是很多人鲜血的结晶。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按党章办事，新党员很多，连党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行。

江青：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好好的学。

康老：五十字建党方针，要很好学。

江青：你们要很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总理：主要学毛泽东思想，你们学好了，把整个学习班空气可以变过来。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中央首长说：学习班要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各连建立支委会。学习班领导小组是行政领导，经过一段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好了，可以吸收几个人到领导小组。


至于党委成员，康老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提高党的威信，一切事都要按高的标准来办事。

中央首长严肃批评：什么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葆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的根本不知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核心小组要三结合，把三结合带到党内来，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现在有人叫我们是“军政权”，这是要抓住好好批判。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调查一下，学习班500多人中有多少党、团员和非党、团员。要抓党的工作不突出党的领导，很可能说是军政权，你们听起来不顺耳，不符合你们山东观点，你们代表群众组织吗？对我们有意见可以驳，党章不能驳只能学。

江青：你们的一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和你们的观点不同，我是山东人，可以开除我。共产党是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党员降低到群众水平。

康生：你韩金海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党章第五条是什么内容，你是九大代表吗？ （韩说：我忘了。）党章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五条是针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这是最重要的，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按党章办事。第四条是党的纪律，三条是接班人的条件，有的没审查就入了党，这是组织不纯，思想上大部分都没入党，必须要端正，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党性降低到群众，甚至落后于群众，说你们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就高兴，说是党员就无所谓。

杨恩华，韩金海反对你，王效禹把你抓起来，愿意改就好嘛。要团结，共产党员起码有党的知识。为了革命，才找一个党，我们和你们走的路不是一样，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把生命都交出来了，你们入党是为了坐官。

总理问彭世杰：住几间房子，合多少房租？

江青：有卫生间没有？

伯达：省革委一宿舍是糖衣炮弹，最危险，要搬出来，否则成了个官僚机构，“九大”回去后，回工厂参加劳动了吗？不劳动就没有代表性，你那时不是党员，要有工人本色，否则很容易变成“工人贵族”，比方英国的工党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当彭世杰说还有群众在里住时）

黄总长说：真是笑话，上海学生都到黑龙江去劳动。

（总理问：）韩金海你脸上无精打彩，精神不对头。你在去年的济南政工会讲话很生动，什么“刘老师”，真是雷霆万钧之势呀。结果搞错了。刘志师、孟庆芝是什么玩艺儿？孟庆芝一会把你吊在天上，一会把你摔在地上。孟庆芝是干什么的，是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

康老说：是恶霸，是国民党。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

当某某说把王效禹比做山东的毛主席，把刘崇玉比做山东的江青时，江青很生气地说：造谣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头上来了。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你们这次来京学习，就是要和王效禹划清界限，韩金海说没出路，什么是出路，向党靠拢就是出路，搬出一宿舍就光彩，不搬就不光彩。 （向杨恩华：）脱离几年劳动了？ （杨：做三年工，两年文化大革命中没劳动。）

你韩金海来这里检查，揭发错误，有什么包袱，你遇到问题总是为自己辩解，你的检查看到了，有微小进步，欢迎，思想不能一下通。你是原则抽象检查，具体否定，没有触及灵魂你党性很少，资产阶级派性很多。说彭士杰，你把家都搬来了，住在一宿舍失掉工人阶级本色。说韩金海，你六六年睡地铺，现在住七间房子，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不要都是为官、权。最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是共产党员。那些官、权是王效禹的糖衣，要注意。

总理：你们错误很严重，来了要好好学习，青年人缺乏经验，改了就好。你在南郊会议上发言了吗？ （问韩）你发言两次，检查不深刻，群众不满意，上纲高了怕丢官，低了群众不满意，这是自然的。

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你（韩金海）把穆林搞下去是错误的。（韩：我只管几天）康老：把生产系统搞乱了。你思想不对头，管一天也不对，是革命政权，张美智是谁推荐的？是王效禹提的，还是你提的？问你三次你都抛开不谈，张美智是两次判刑，你总是躲躲闪闪的。

问郑洪五，你们文革有多少人？干什么？

江青：比我们中央文革的人还多！你们省革委会是干什么的，厅、局存在吗？

谈到刘长茂、朱文至今不来。总理说：下个命令马上来。有的人说学习八小时，时间长。中央首长说：我们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十八小时也不止。

叶群：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星期天，根本就不过星期。

康老：总理都七十多岁了，还日夜工作。



七月七日晚九时，康老、李作鹏在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呆了五个多小时。主要是亲自处理打人事件（七月二日，红旗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傅存贵）。

开始问了生活情况，问的都很详细。学习班有多少文攻武卫？有多少是反复旧上来的？有多少受压的？有多少人挨打……

有多少党员、团员，非党、团员各有多少，都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是否填表了，填表了批准了没有？主席在延安时讲：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反复旧后入党的人有的组织上也没入，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拉进来的。

学习班临时党委要小点，有些人去年12月才入党的，连党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在研究山东核心小组时，这些人把党的性质都没搞清。党、团员和非党、团员都要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要增加这样一个任务，增加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注意事项，是毛主席批准的。汪永康（打人的）是什么人？是党员吗？在红旗区干什么？……不但自己看，还叫别人去看，这样的人群众对他们不会有威信。今天看到你们的打人的打告。五日去汇报时你们忘掉讲了。我今天批了，已去传阅，我批了四条意见。那个笔记本都记的什么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何必偷看呢？印出来大家看，偷看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打人？还弄一帮人去偷看。把文攻武卫这一套搬到学习班，是流氓、恶霸，是党纪国法不容的。偷看笔记不对，打人更是不对，打人胡金杯在扬吗？ （红卫区副主任）？不允许把孟庆芝文攻武卫带这里来，严重性在这里。孟庆芝文攻武卫像个什么样子，就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没有区别。

问汪永康家庭一些情况，在山工总什么职务（他含糊其词）说是服务员。韩金海说是小头头。问他几年没劳动了？汪说，我礼拜天回去。康老说，那不行，回去是活动。你怎么认识孟庆芝的，和他什么关系，谁叫你到红旗区去的，有枪没有？“反复旧”抓多少人？打死多少人？他结婚时你送礼没有，参加婚礼了吗？孟庆芝是什么人，是坏蛋，很坏。为什么让你当头头？你们拿文攻武卫在中央面前示威，你们干坏事，还不让人揭发，是杀鸡给猴子看，把你们反革命暴露了，打错了主意。本应痛改前非，还孟庆芝的威望，在中央面前镇压群众，把十条看成一条空文。要检查，批判错误行为。两个星期就露原形了。

孟庆芝、张美智在济南干了多少坏事，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不划清界限，到中央来继续干，破坏纪律。写自传写清楚，你们是干革命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过去这种影响，王效禹有责任，山工总有责任，韩金海有责任，造成什么后果，孟庆芝是坏蛋，你们跟他胡闹，是反革命，把档案弄走了，是包庇自己，是包庇反革命。

在学习班，有些人对王效禹的反动思想没肃清，什么被“和平夺权”，“被架空”。王效禹反军，不相信解放军，不是今天，已很久了。学习班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就是架空，因为有资产阶级派性。

（不完全，供参考）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毛远新在沈阳市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落实政策学习班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1969.07.06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对这个会议很多情况不大了解，只是看了会议的一些简报，听了王从周同志、张元盛同志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些情况。刚才听了王从周同志的总结，要说的问题基本上都说了。但是，因为看了简报、听了反映，有一部分同志有活思想，就是说，在当前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落实“九大”精神，继续革命的时候，为什么提出来一个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的问题，有些同志觉得有点奇怪，开始来的时候没想到！为什么现在提出要重新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五七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这一段的学习讨论，听张元盛同志讲，绝大部分同志都解决了这个问题，觉得有必要。但是，这个活思想的出现，就说明我们没有向大家讲清楚。组织这次学习班是省革委会陈司令员提出来的，建议组织这么个学习班，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办这次学习班？我想把我们这个想法再重复一下。

为什么学习？提出学习这篇著作是因为在学习“九大”精神，学习毛主席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过程中，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林副主席这个政治报告里边，对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篇光辉著作是照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航向的光芒万丈的灯塔，为文化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评价在我自己来说，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个水平，所以对这篇著作的重要性、它的意义理解得不深刻。但是学习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以后，回过头来重新学习一下这篇著作，这对于理解“九大”精神、继续革命，对于学习林副主席的报告是大有好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辽宁日报、沈阳日报，还有工人战报、红卫兵战报联合发表的编辑部文章里边把这个意思都讲了。这篇著作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说在我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毛主席是在这篇著作里指出来的，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大事情。这本身就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说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还有没有阶级，还有没有矛盾，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好象是进入社会主义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剩下的任务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啦。但是，毛主席提出来还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刘少奇说解决了，就是要只抓建设，不要革命，这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但是，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矛盾，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大家看到了这篇著作的第八部分，那里边毛主席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办的学习班首先学习的一条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四个报纸联合发表的文章，第一条专门讲了继续革命的问题，要继续革命。在57年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又提出了还要继续革命。在当前来说，我们继续革命指的就是认真搞好斗、批、改，一直到全世界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都要继续革命。所以，我们这次学习班为什么要办，为什么要学习这篇著作？第一条就是这个精神，就是领会毛主席提出来的要继续革命的这个思想，当然，在57年以后，毛主席的一系列著作、最新指示里边，更加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对这篇著作要说的第一点，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这次学习班解决的情况怎么样，每个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深刻程度怎么样？这个我也希望大家总结一下。

第二、继续革命就是要解决矛盾，解决社会上各种各样矛盾。毛主席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要我们认真地来区分这两类矛盾，正确地来处理这两类矛盾。这样，我们才能保证继续革命，不然的话，不会认真地区分，不会正确的处理，我们这个继续革命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是我们这次学习班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大家明确了要继续革命，但怎么革命法？很重要一条，就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可是，据了解有些同志好象对人民内部矛盾没考虑过。实际上，目前还是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我们没有解决好。没有解决好，它就要破坏团结，干扰我们的对敌斗争，干扰解决敌我矛盾。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新问题。毛主席在57年就讲过。我们现在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觉得很奇怪，觉得这是个新问题，毛主席说这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在根据地就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人民内部矛盾显得不那么突出。就在我们建国取得胜利以后，到57年，毛主席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提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我们今天讲，那就更不是新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就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是个主要矛盾，要抓住这个矛盾，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在我们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在全国一片红，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一部分问题上很多人民内部矛盾显得突出了一些，某些问题在直接干扰我们对敌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为什么在斗、批、改阶段，毛主席提出这个伟大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讲了政策，有很多政策，如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政策，还有一些经济政策，但是总题目是认真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地处理两类矛盾。所以，毛主席提出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我们把这个指示再深入一步说，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特别需要我们认真地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地解决两类矛盾。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不是说没有事，我们故意找出这么个事情来。经过这一段办学习班，回过头来看一下，确实有很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没有很好地区分，有一些甚至是处理错了，处理方法不当的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客观上需要，是根据“九大”的精神，继续革命，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中央两报一刊“7·1”社论提出来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要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见是需要的。学习这篇著作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是需要的，是正确的。这是讲第二个方面，就是讲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来认真区分这两类矛盾问题。

第三、毛主席在这次“九大”一开会就提出来，一条是准备打仗，第二条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个，陈司令员已经传达过了。我们这次学习班就是认真总结经验，总结我们斗、批、改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个总经验，不象我们过去总结关于干部政策的经验，关于对敌斗争的经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等等一些具体经验，这次是一个总的，因为它是政策的总题目。总的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通过我们这次学习，可不可以得出这么一条，就是斗、批、改阶段，凡是按照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指出来的，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过程中认真地区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地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的斗、批、改就能发展，就能胜利。反之搞得不好，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没有认真地区分两类矛盾，没有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那我们那个单位、我们那个地区斗、批、改运动就受到障碍，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停滞不前或者进展迟缓的局面。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总结经验，这是一条很根本的经验。我们办这次学习班的目的，也是从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这个指示来的，我们总结的这个经验不单纯是交流了干部政策，对敌斗争政策，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这些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总结怎么认真区分两类矛盾，看清楚区分两类矛盾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两类矛盾重要性的经验。刚才王从周同志讲了好几条了。是不是我们这一次总结经验，很重要一条，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来处理。这一条经验教训大家可以好好总结一下。成功的就是因为区分的对、处理的正确；不成功的就是没区分好，混淆了，或者处理的不正确。要想认真区分两类矛盾还有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要“严禁逼、供、信。”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凡是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办的，两类矛盾混淆的现象就比较少，或者就可以说有些地方就没有。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因派性混淆了两类矛盾。但是大多数地方，只要没有搞逼、供、信，而是在老老实实的重证据，搞调查研究，把两类矛盾搞错了的不是很多。可是反过来，凡是搞过逼、供、信的，打过人的单位，现在看起来就是难办一些，真假难分，放又不放心，抓着又没有理由，吃又吃不进去，吐又吐不出来，卡住了。这条教训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是唯心的，不是凭想象你是敌我矛盾，就给你定上敌我矛盾，“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特别是不能打人。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们省革委会在新宾县橙厂大队开现场会议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针对整个铁岭专区当时情况，我说在群众刚刚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可能触动面大一些，抓的人可能多一些，这个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有一条，你触动人也好，你抓的人也好，你关的人也好，保证一条，你不打，可不可以。那天在会上大家提了很多问题，要放人，这么多人搞不清楚怎么放？我说，你们先做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一下，分别情况处理，但是你保证一条，一定不许打，你一打，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不打的话，你抓错了，那我是属于清理阶级队伍嘛，提到你有嫌疑嘛，请你来我问一问，调查一下，最后搞清楚了，你不是，那你回去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最多我说证据不足，对不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请你回去吧。可是，你打了，甚至打残废了，怎么办？当然，我们这是退一步说了，我们首先还是强调没有证据就不该抓嘛。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抓了一大堆，放又放不得，留着又觉得没有多大把握。我说在现在调查研究过程里边，你舍不得放他，你先得保证一条，不要打，好好对待人家，凡是这么做了的，现在看起来就有甜头了。你没有打，把他请来办个学习班，我们好好的来对待，生活上照顾你，现在查清了你没问题，请你回去，他有多大牢骚，有多大意见？可是你把人家打了，逼着人家承认个什么东西，人家就供了一大堆东西，写了一些假东西在你手里攥着，而且有的打残废了，个别的还有打死的，你怎么办！逼、供、信，毛主席是历来反对的。过去就讲过，凡是搞逼、供、信的，最后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搞唯心主义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咱们有一些单位，因为没有经验，搞了这些东西，当时觉得这玩艺见效，叫什么“不打不出货”。再回过来一看，唉呀！上了大当了，结果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现在很难办。所以我们讲区分两类矛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唯物的，实实在在的，实事求是的，把证据分析清楚，再给他定到底是哪类矛盾。不能搞逼、供、信。这也是我们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我们讲区分两类矛盾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我讲的第三点意见，就是我们办这个学习班是从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因为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区分两类矛盾，才能落实好政策，落实好政策才有团结，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团结起来才能继续革命。如果否定了前提，政策不落实，不团结，我们讲继续革命那就是空话。毛主席在“九大”发出了伟大号召，就是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不团结的因素存在？实际上，这次从大家办的学习班看出来了，还是有不少的问题在妨碍我们的团结。没有这个团结，我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就不可能。林副主席讲，这个团结和革命就是氢和氧合成水一样，缺一不可，缺了氢，光有氧这不叫水，这叫氧；缺了氧，有氢它也不叫水，这个例子讲得很生动。只有我们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我们才能够提出来继续革命的问题，不然的话，讲继续革命就是空话。现在从我们全省看起来，我们团结是好的，为什么说是好的呢？事实证明，我们全省的形势是好的，革命形势是好的。在我们沈阳市也是这样，团结是好的。从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就抓了克服派性，抓了大联合的工作，在大多数单位，在沈阳市整个来看，这个问题解决得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局势才比较稳定，革命才能向前发展，形势才比较好。如果当初我们不是搞大联合，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某一派，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怎么样，这也是经验嘛！所以我们讲，总的形势是好的，就是说明我们团结好。但是，也确实还有很多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存在，有很多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派性没有完全克服。一部分地区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造成群众里边有分裂或者涣散，有的革命委员会内部不团结，要争个你高我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里边有一些政策落实不好，伤了一小部分人也造成了一些矛盾。所以我们讲为了进一步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需要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学习毛主席这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光辉著作。这是我们讲这次为什么要提出学习这篇著作的第三点理由。

第四点理由，我们从一些单位了解（没有做全面调查），落实政策以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什么新问题、新动向呢？就是在一部分单位运动有点迟钝了，就是干起来不象前一段那样方向明、决心大、劲头足。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这么个状况，这次大家也觉得这是个问题。一听说办这个学习班，就带着这个问题来了，到底什么原因，怎么回事？一开始听说有两种说法：落实政策以后，放了人，敌人翻案，已经出现了右倾翻案风，是吧？当时有这么个说法。另一种说法嘛，就是说我们政策没有落实好。我们讲政策没有落实好，没有落实到底，这包括很多内容。到底那个是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两方面东西都有，有翻案的，也有政策落实不好的，但是主要的方面是那个？我们分析了一下，看起来主要的方面还是落实政策问题。敌人翻案有，但是现在来说，还不是主要的方面。将来会不会成为主要的方面？也很可能，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有些地方提出，要反击，已经组织好了，准备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说，这个话要分析，你分析一下，如果你那个单位，真正是阶级敌人起来了，那你要反击，你该反击。但是现在，有很多单位还不完全是阶级敌人在搞翻案，是我们处理错了一部分人，心里不大服气，对我们有意见，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这个就不能叫作敌人的翻案啦，这个是我们政策落实问题。所以我们讲，当前主要还是政策落实不够好，这个还是主要矛盾。我们讲政策落实不够好，也是有几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讲我们领导骨干的思想里面，对政策的理解有一些不自觉的，甚至有一些是被迫的，可不可以这么说？没有真正深刻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制定这些具体政策。比如说对敌斗争政策也好、知识分子政策也好、干部政策也好，没有认真的下功夫。只是讲我抓这么多，抓错了，抓错了我放嘛，没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在一部分骨干和我们革委会成员里执行政策不是很自觉的，不是带着一股积极的因素在做工作，而是消极的对待，总觉得好像是我这也错了，那也不是，因为这个情绪，在工作中他那个劲头也就不象前一段那么大了。咱们都可以做点“斗私，批修”回想一下：在前一段搞清理阶级队伍那时候，黑天白夜的拼着命的干；一讲落实政策，有些单位好象气就泄了一半。领导骨干这种精神状态、革委会成员的这种精神状态，造成了我们一些单位运动进展迟钝。为什么出现这种精神状态，不是埋怨同志们，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引导大家深刻理解各项政策。我们讲对敌人要怎么办，对知识分子要怎么办，对干部要怎么办，在执行政策上不要搞逼、供、信，若抓错了人，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放。我们只讲了这些具体东西，要求这样做，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些具体政策都根据什么。所以他在执行政策时不是自觉的，不是带着革命积极性在那执行政策，而是带着多少有一点消极的情绪在那里执行。好，你说我政策不落实，我人都放了，你看看吧！你说我干部没解放，我都解放了！但是没有把落实政策的积极意义看到，所以没有变成我们自己主动的一个行动，象前一段带领群众深挖敌人的时候，搞大批判的时候，那个积极的姿态缺少了。我个人分析，是不是对政策的理解、对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理解还不够，所以我们说需要来重新学习一下。因为领导骨干遇到这些问题思想不是完全通，落实政策有一些是不自觉的，甚至有个别是被迫的，不是积极的态度在那工作，这样我们一些积极分子的精神状态，就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单位运动的面貌，这是个主要的。当然，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些受触动搞错了的人心里不大服气，也影响了团结。但主要的还是讲我们领导，这是主要的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精神状态对头，第二个问题会解决。当然第三个还有一些其他影响了，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资产阶级派性克服得不好，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以及个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多中心论”，还有些经济政策，象什么临时工、什么活工资，在农村还有个自留地，还有些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好，群众有些意见。但是我们讲这几个因素里边，最主要的为什么我们讲政策落实不好，或者主要在政策落实这个问题上造成的原因呢？主要还是指我们领导骨干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积极分子的精神状态。我们落实政策，是深入搞好斗、批、改的关键，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是很深，总觉得落实政策是个消极的东西，单纯看作是个纠正错误的东西。我们是有些缺点、错误，我们要纠正。但是，落实政策并不单纯是个纠正错误的问题。要革命，就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不执行正确的政策，就必然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是通过执行正确的政策，去把我们革命的愿望变成实际行动。所以，落实政策，就是积极地、主动地进行革命。我们是这么分析的这个情况。分析了原因怎么办？我们没有别的好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毛主席讲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我们就办了这次学习班。办学习班中心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提出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一些具体政策，如对敌斗争政策呀，不要抓人呀，不要打人呀，那些具体问题我们讲了多少遍了，谈也不解渴了。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更深入一步，引导大家来理解这些具体政策。就是“九大”林副主席讲的，我们政策的总题目，就是正确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据这个思想，我们觉得要抓政策的学习，首先抓总政策、总题目，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对政策的认识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办了这个学习班。办学习班，我们号召大家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这就是我们办这次学习班总的一个思想。为什么要办这个学习班，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么个问题，为什么提出专门要学习这篇著作，就是这么个思想。我相信这么一条，如果我们通过这次学习班，我们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我们的积极分子、骨干，真正通过这次学习，从思想上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了，把自己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提高了，我们下一步的斗、批、改运动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当然，这次从简报上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方面的问题，讨论的中心也集中在这。这是我们当前在一些单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这次学习班绝不是单纯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里边的一个问题，在目前一段看，在一部分单位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很大。但是，我们这次学习班总的解决的思想，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全面地学习毛主席这篇著作，领会要继续革命的思想，要区分两类矛盾的思想，要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要领会加强团结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因为看了一些简报，大家对这个具体问题反映比较多，就是讲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处理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经过讨论会解决得比较深一些。讲，还是要讲的，讲我们这次学习班总的思想，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这篇文章不是这次学了就完了，还要经常学，反复学，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水平。这次也可以总结一条经验，就是我们要学习，不学习不行，光埋着头在那干不行。特别是我们在前进中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次沈阳市革委会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个好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凡是遇着问题的时候，回过头来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这次我们遇到斗、批、改里的具体问题有点辣手了，下一步怎么办，眼前的状态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引导大家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成员、骨干，要把学习的旗帜举起来，经常学，反复学，带着问题学，解决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所以这次也是提倡我们活学活用的风气，提倡学习的风气，我们革委会的同志将来遇到困难、遇到问题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这次大家带来一大堆问题，回过头一看，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很多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情，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尝到了这个甜头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还是重复讲继续革命，这是我们这次学习的第一条要求。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当前强调落实政策，强调处理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有一些同志觉得这些东西和继续革命联不上。也有人讲，去年6、7月份强调反右倾，现在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混淆两类性质矛盾的问题，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看你下一次还要提出什么新花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当初反右倾是你们提出来的，现在防“左”、防止形“左”实右，又是你们提出来的，下一次是不是又要反我的右倾啊！这个问题怎么理解？还是要从毛主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角度来理解，要不断革命。我们干这行就是要干革命。在革命的过程里面，一段时间出现了某一个问题，出现了某一种倾向，它是主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东西，但是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东西。在去年5、6、7月，王从周同志讲了，分析了我们沈阳的形势，是有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我们革命委员会一成立，没几天人家说宋任穷要去四川当革命委员会主任去了，在沈阳造这个舆论，过了一段时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看，唉！怎么没有姓宋的？又讲什么到海军政治部当主任去了，后来一打听也是造谣！当时就开始给宋任穷叫号了。另一方面，我们革委会一部分同志，觉得革委会成立了，大权在握，大功告成，那个时候沈阳汽车报喜，敲锣打鼓，一天到晚热热闹闹是个好事，但是，另一方面还有没有阶级斗争了，革委会成立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了，这也是个新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省革委会提出来要反对领导上的右倾思想，不要在锣鼓声、鞭炮声里丧失警惕，觉得大功告成，大权在握，万事大吉了。要反对我们领导上的右倾思想，要革命，要狠抓革命大批判，要抓清理阶级队伍，反击右倾翻案。当时中央也发出了“7·3”布告、“7·24”布告，号召我们向敌人进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而且里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提出反对右倾对不对？我们认为是对的。那是为了继续革命。因为当时的主要倾向、危险是什么？是我们领导上有右倾思想，阶级敌人在翻案，这是很危险的。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们提出反右倾是为什么，对不对？大家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经过7、8、9、10月份，我们狠抓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10月份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讲了稳、准、狠，特别提出个“准”字，讲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提出了政策问题，讲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讲了要扩大教育面，要缩小打击面。所以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转向抓政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主流。但是，我们抓得不够紧，跟得不够紧，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如果我们在十二中全会以后，狠狠抓住了认真注意政策，一抓到底，可能我们出现的缺点错误会少些。所以抓得不紧，这是我们的错误，责任在省革委会，在我这里。但我们没有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再提出狠反右倾，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强调落实政策，讲稳、准、狠，这是事实。如果说我们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又经过8、9、10这3个月狠抓了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我们还是盲目提反右倾，那可能就错了，所以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们不否认这一条，我们抓得不够紧，跟得不够紧。11月份我们没有完全抓紧，12月份才感觉有问题了，但是没有抓狠，到今年1月份才开始抓，1月份以后，特别是清华大学经验出来以后，我们才感觉落后很大，当时北京进清华的工人宣传队是怎么进去的，大家知道，是付出代价的，有牺牲的，有伤亡的，清华是那么“老大难”哪！结果这次一看，唉呀！变成这个样子啦！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沈阳，我们去年8月份进驻一些大学的时候，是敲锣打鼓欢迎进去的，比人家的条件好得多呀。所以回过头来一看，唉呀！怎么我们落后这么远了！张元盛同志和我讲：我过去还不服气，还没感觉我们有了骄傲自满，（69）6号文件出来一看，唉呀！人家前进的那么远了，才大吃一惊。什么原因？人家政策落实得好。所以当时就办了学习班，可能在座很多同志都参加了今年二月份的学习班，在3月2日张元盛同志做了一个总结发言，专门讲落实政策的问题，我们到2月份才开始狠抓，所以晚了，跟得不紧。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去年5、6、7月份反右倾就错了，是不是？从2月份到现在，我们是狠抓落实政策的。如果说我们去年5、6、7月份反右倾是为了继续革命，今天，我们狠抓落实政策又是为什么，问大家这么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革命到头了，不该革了，才落实政策？还是说我们落实政策是为了革命，为了继续革命？我们讲落实政策是为了革命，为了前进。不按照政策办事，我们这个革命是革不好的，所以从继续革命这个角度来理解政策，我们工作是积极的、主动的、是打进攻仗的，不是消极的、防御的、被动的。所以从继续革命这个角度来理解落实政策的话，大家所担心的一条，下一次我们再办学习班要批判什么思想，我说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是继续革命的，只要我们是按政策办事的，我们就不会犯更大的其它的错误，如果说大家理解成为是消极的，是被动的，甚至是退却的，那你理解错了，你下边执行也错了，那可能说不定下次还要反你的右倾。是不是？所以有人担心，不知道下一次学习班，又要批判我什么错误思想，我说如果你真理解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在革命的征途上遇到了干扰，分析一下是什么性质的，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前一段干扰是来自右的方面的，我们反右倾，后一段干扰来自于“左”的方面，来自于政策落实不好方面，我们就要防“左”，就强调落实政策。下一段到底有什么新动向，我们还要看。如果说大家理解落实政策是消极的话，下一段很容易出现真正的右倾翻案。反复，或者更大的反复，但是，我们树立继续革命思想，为革命落实政策，就是积极的态度，是进攻的姿态，那反复就不会大了。再出现偏差的话，还可以适当的纠正。没有什么奇怪，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总是那么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遇到新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著作，我们的革命就可以进展的比较顺利一些，遇到的困难就容易克服一些，错误就可以少犯一些，出了错，纠正的就可以快一些。所以我们讲这次学习班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引导我们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来团结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不要单纯理解为放人、赔礼道歉，做什么善后工作，如果这么理解就错了。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点，我们有一部分或少数同志，听说有这个反映，说当革委会的成员、当骨干、当积极分子吃亏了！“吃亏了”、“后悔了”说穿了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干，出了错误还得我们检讨。将来谁保证不出错误，要是将来当走资派打到了，那还不如早去当工人。有一个工厂的同志讲，算了吧，你干脆叫我到车间当工人去吧！只要一条，保证我的党票就行了。我在革委会干不了，太担风险了，谁知明天再犯什么其它错误。让我回车间，一定好好当个工人，当个模范工人，我还要起带头作用，但是有一条让我回去吧。我们不是批评这个同志，同志们仔细想想，怕担风险，说明什么问题？有些个别领导同志、骨干和积极分子也有这些思想,现在出现了一点缺点错误，吓怕了，吓坏了，就不想再革命了！是不是有这个思想？但这是少数人。我们这次学习“九大”精神，毛主席提出，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果不怕死了，一点缺点错误怕什么？连死都不怕，工作上出现一点缺点错误就害怕了，我们就打退堂鼓，就不敢革命了。我说呀，将来打起仗来，你是最怕死，你信不信。因为工作上一点缺点错误你就吓怕了，死你还不怕呀！大家看样板戏“红灯记”，铁梅想，“爹爹不怕担风险，表叔甘愿流血牺牲，他们到底为什么？”用铁梅的话，就是“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这是革命，不怕担风险。我们过去革命先烈是这个态度对待革命，现在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咱们回想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在陈独秀、王明这些人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党遭受损失有多大，拿1927年来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向国民党投降，使多少共产党员被杀害了，革命遭到那么大的损失，你说这个问题比我们现在，在取得伟大胜利里边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个挫折和困难比较起来，没法比。在那种情况下，确实也有一部分人吓怕了，向国民党投降的也有，回家不干的也有。但是毛主席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人要继续革命，还要继续干！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这是共产党员的品德。毛主席领导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又扛起了红旗，我们现在遇到这点困难算得什么呀！后来王明搞的这一套，把我们在南方的根据地都丢光了，几十万红军到陕北剩下几万人，这损失大不大，挫折大不大。但是毛主席怎么看的，毛主席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要继续革命，不被这些困难吓倒。如果说王明、陈独秀两个叛徒集团使我党受到损失，大家都不干了，那我们还有今天，能坐在这办这个学习班呀！而今天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工作上出现一点缺点错误，我们希望各级革委会的同志、积极分子、骨干同志不能因为遇到一点点挫折，一点困难，把我们吓得就不敢继续革命，还是要有一个雄心壮志，没啥了不起的，错了就改，改了我们还是要继续革命，还要往前走。要树立这个思想，这也是对我们新生革委会的一个考验。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讲继续革命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都是宣过誓的，要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那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愿意，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宣过这个誓的，也就是毛主席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用这种精神来继续革命。这是想补充王从周同志讲的意思，提这么两点吧。一是讲我们为什么开办这次学习班，怎么理解这次学习班。二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继续革命，我们落实政策是为了继续革命，要不断前进。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纠正我们的错误，搞错了，有错必纠，不纠正错误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这也是个对我们新生红色政权的考验，我们不仅能带领群众对敌人斗争，而且我们还能够保护群众，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矛盾。这是我们红色政权要做的工作，不是额外的。你做为革委会的成员，你就有这个担子，柴米油盐这些具体问题都是要我们解决的‘更何况搞错了，把人定成反革命了，当然要我们解决了。所以这次也是大家思想上的一个学习、提高，不要单纯看我们就是处理清理阶级队伍里边搞错了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各级革委会要学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真正成为群众信得过的一个政权。而不是说人家对你有意见，将来也不敢讲了，一讲就是叫什么攻击红色政权，说错了一句话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这也是一个新的考验，也是一个锻炼。我看我要补充王从周同志的话，就再讲这么两点意见，如果说大家还有些其它什么不理解的，还可以再提出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研究、来讨论。有一些东西我个人学习得也不好，理解得也不见得正确，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批判，甚至可以炮轰。但是不要搞逼、供、信就行了。



来源：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翻印,1969年7月31日。



康生姚文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负责人的谈话
康生 姚文元
1969.07.19


康生姚文元等对山东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康生、姚文元、李作鹏，陪同接见的有聂济峰、贺盛柱同志。


中央首长讲：召集你们来谈谈学习班的情况。有些什么问题？哪位同志谈一下？听说还跑了个红卫兵？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毕业了没有？家在那里？是否回了家？真有病还是借口？学生为什么要跑？对家庭为什么那么关心？ (李水清、李遂英、何志远三同志先后汇报了学习班的情况，李汇报到：已对汪家康、陈英打人事情作出处理决定时，你们的决定经全体学员讨论过没有？ （李汇报到在各连已成立党支部时）啊，你们支部已成立了。有些问题支部开会，一种是党员开会，一种是党员开会还可以吸收群众参加。（李汇报到山东发展党员有些问题时）这里面可能有的人不够资格，也有的够资格手续不完备，不是简单的组织手续问题，而是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党的问题，不是填个名就行了。

不管哪个同志，应用毛泽东思想来看这个问题。要联系到世界上修正主义的党的问题。好多修正主义的党是这个问题，如日共，宫本显治那个党，宣传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觉得到了很大胜利，过去有九个议员，现在有十八个，增加一倍。日修大肆宣传、包括某某的报刊也大肆宣传，实际怎样？宫本党的方针，把一些人拉到党内来，写上党的名字，干什么？就是选举投票。用通讯的方法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有一个地方好象个站一样，谁签一个名字，也就是一个党员。如拉美修正主义的党就是这样子，他宣布支部不开会，根本不过组织生活。法国青年团在某个晚上开个音乐会，在某个地方开个舞会，这就算开了会。苏修召集七十五党开了个黑会，根本不叫共产党，这些党也不是工入党，也不是共产党，连个社会民主党都不如。宫本显治的党连社会民主党都不如。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建设一个什么党的问题。国际上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国内有刘少奇的建党路线，这个问题的确又要严肃，又要谨慎。我看到你们一期简报，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讲过：讲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现在山东有的组织上也没有入党，这个问题应当严肃，按党章办事，不是马虎。


（当汇报到张景才入党没有批准手续时）现在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韩金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答：在大会上杨恩华宣布过……）什么大会？张景才还不能算入了党，按党章应如此，在“九大”刚刚通过的党章，我们不能破坏，在开会时可以叫他到席，但不能算是党员。韩金海等八个人已经入了小组了，但必须认识是不符合手续的。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怎么能批准？你们不要振振有词，你们这样马虎下去再遇到整风、审干要吃大亏，后患是无穷的，对你们政治生命是个大问题。虽然支部把你们编到里面去了，但是不合法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叫工宣队批准呢？那不是孟什维克党了吗？怎么能把党降到工人组织？你们不觉得羞耻吗？自己也存在着问题，你怎么不觉得？你在哪里看到工宣队可以批准？那不是变成了工会了吗？实际上你们那个山工总超过党之上，不是共产党思想，更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样马虎下去，将来是很大问题，在政治上要担很大的责任。


（姚文元读党章第二条。韩说是不是工宣队批准的我不知道）你这样辩护就成问题，你连谁批准的都不知道。符合党章的是共产党员，不符合党章的是不是共产党员，打个问号，现在马马虎虎，将来还是不行，手续不完备要研究一下，如果合乎党员条件，将来手续还要补的，这是个组织原则。


（当汇报到朱国华入党是刘崇玉拉进来的时。）刘崇玉建的是王效禹的党，是从个人意见入党，这算什么党？ “火线”入党，党章上没有这一条。（聂济峰同志插话：打仗时火线入党也要支部批准，就是黄继光英勇牺牲后追认他入党还要支部批准呢！）打了几十年仗，哪里有这样的火线入党？这完全是歪曲嘛！（指韩金海）你自己还不清楚，不是工宣队批准的是谁批准的？你不知道？你将来填表就会遇到困难。那就下次再整。你说不知道那就更复杂了，下次整风就有后遗症，每个同志都有这样的机会把问题弄清楚，有好处，关系到政治生命嘛。

错误的理论不要轻看，这个理论是原则性的，这点王效禹是错误的，我看到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杨葆华的一个讲话，讲到于景瑞入党问题，我看到很惊异，怎么这样子呢？王效禹说：“我介绍他入党的”，而后又拍拍胸脯向鞠维信说：“你敢不敢介绍”？这个文件还是从兰州寄来的，我当时就批了，“九大”时给了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看到的，还可以找出这个文件叫学习班的同志们看看。


（当彭士杰又谈到王效禹建党思想有个“三同时”个人说了算时）但是不符合他的口味就取消。杨恩华原来报了是“九大”代表， 以后又发来了电报，说是马上撤消，没有说任何理由。

好，你（指李水清同志）继续谈学习班的情况。


（当汇报张景才入党问题时）这个问题学习班可以采取临时办法，要坚持原则，可以临时列席。有些同志手续不全，他们自己要知道，党的组织要把问题弄清楚，不然影响他们的政治生命。


（当汇报到准备进行大批判时）联系到大批判，刘少奇的“六论”以前讲了，有的入党做官论，有的先做官后入党，（韩说：是这样。）毒害党员，瓦解组织，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了。


（当汇报到许洪云同志向济南军宣队的报告引起了一些议论时），抓了四千多人，是最大的错误。 （汇报到许洪云同志在报告中点了三个济南“文攻武卫”副指挥的名字时）不要怕人家点名，首先讲自己的错误，如果包住自己的错误，怎么叫人家不说。


（当汇报到学员请假、电报、书信逐渐增多时）学生跑回去还是要查清楚。凡是不经山东省革委和核心领导小组批准，一切告假，学习班办公室、领导等，根本不予处理，相反还是告诉家里，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是扰乱学习班，那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呢？山东省革委你还承认不承认？来信也好，来电报也好，根本不处理，但是，有时也要看一看家里是否真有病。确实有病无人照顾的，要考虑。但是有些情况，我们这里搞不大清楚，我们这里就很难批嘛。


（当汇报到刘崇玉写了一份自传，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时）既然那样“革命”就要找革命的人来证明她嘛！有证明人吗？每段历史都要有证明人，没有证明人怎么行？哪谁相信哪？


（当汇报到山东各地区当前落实《十条》情况，谈到下丁家有个坏分子投手榴弹炸伤解放军时）那是反革命！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你们领导同志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要企图在学习班解决。这些情况没有电报，我们都看了。（李水清同志说：学习班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家里要我们向中央首长反映一下），另一方面，在学习班听到或了解这些情况，学习班要借此进行教育，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反复旧”的危害性。在“九大”之后，还拉队伍，抢枪，不管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和林副主席报告精神的，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学习班的领导同志，听到、看到这些情况，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不能以派性观点看这些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韩金海你必须认识到你这个山工总到处直接插手，罪恶多大，你根本不认识。

聊城有个电报讲到彭世杰(作鹏同志插话，还有穆悦奎，搞的不对头，有错误，自己想一想，要好好检讨，对照党章检查自己，要以身作则，保存错误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 （当谈到贯彻十条有阻力很大时）落实十条有斗争的。

中央《十条》，学习班知道不知道？无论部队也好，地方也好，做一个革命家，做一个共产党员，不是那么随便的。


（当汇报到学习班发现个别人员散布反动言论时）这是反革命现行活动。要提高警惕，个别反革命总是有的。把事情核实一下，各班的领导同志，总是要核实一下，要弄清楚，很难说那么全面，可能有扩大，片面，领导要注意，进行群众工作，领导学习要细微，要有分寸，绝大多数的人是好的，坏人，反革命是有的，要提高警惕。他的话确实是反动的，但也有个好处，他自己讲出来比不讲好，所以讲出来还是好嘛！


（当汇报到有人看黄色小说和外国书籍时），看《今古奇观》)不要看了，有一个整个的问题，现在不作决定，家里乱七八糟寄一些东西来，是不是要检查？现在不定。如果反革命寄来东西怎么办？要先学党章，先学毛主席著作。那个“列宁传”是谁著的？我记得列宁的爱人克鲁普斯卡娅编写了一本回忆录，还有一本不要看。（当汇报到有人说水平高的可从看时）韩金海你是有不同看法？（韩答：我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当汇报到支部建立和党员情况后）你们（指韩、彭、杨）学习有什么感觉？


（当彭世杰谈到自己学习和山东建党问题时）奇闻啊！这是个奇闻啊！刘少奇有一条工运路线上的修正主义，只讲工人福利，全民工会，不要党，要批判透。


（当汇报学习班有几种错误论点时）山东有什么“二月逆流”，我很糊涂。把部队犯错误硬要套上“二月逆流”，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不是反“二月逆流”而是宣传“二月逆流”。说陈毅、谭震林的力量大得了不得，是帮陈、谭的忙。你问问那些同志，什么叫“二月逆流”，实际上他不懂得什么叫“二月逆流”。


（当汇报到有人回去参加劳动思想还有些想不通时）还是要劳动，不要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有些中央委员还在下面劳动嘛！

杨恩华，你来学习班有些什么心得？（杨谈到他担任的“山工总支部书记”时），山工总怎么能成立一个支部呢？支部是山工总机关的人吧！你在哪里入的党？你入党多久就当了支部书记？（答：一个月以后。）你这支部有多少人？（答：两个半）怎么两个半？（答：两个正式党员一个预备党员）真笑话！这就说明了这个支部的问题。你的介绍人是谁？（答：王效禹、傅健吾。）你在本厂入党的，他们又不是你们厂的，怎么能介绍你？为什么你们本厂没有介绍你的？山工总成立后发展过多少党员？刘崇玉在哪里入的党？

至少把党变成群众组织了。党的原则，组织原则很重要，个别要服从组织，树立牢固的概念，尤其接班人五条，作起来可不那么容易的。

（当谈到王效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济南提出号召“奋战一百天，建立公字城”时，中央首长都笑起来了。当汇报到有人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王效禹犯错误，军队为什么不顶时）这个问题要有分析，“九大”后在这里开会时杨得志、袁升平，还有其他同志都讲过，山东问题你们也有责任，抵制的不够，但这主要是王效禹的责任。

这样理解是对的。如果转移王效禹的错误，为王解围，或者用这个东西反对解放军，是错误的。


（当汇报到有人说“反复旧”上边有错误了，我们那个单位是对的时）这个问题也要分析，个别地方是否有复旧，总之不要简单地肯定，也不要简单地否定。要具体分析。 （当汇报到有人抹杀当前这场斗争的实质，提出什么“团结起来，渡过难关”时）你们今天起来和平过渡，当然是错误的，没有是非了，是同中央路线相反的。(李遂英同志插话：“反复旧”初期孟庆芝说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韩金海插话：不是孟说的，是王效禹说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敌”就是解放军。）团结起来反对解放军，这当然是错误的，韩金海你学习得怎么样？有进步就好。人的进步要有个过程。要不断地进步，韩金海，我个人向你建议一下，我的建议不一定对，供你参考。第一点把“怕”字改变了。过去怕丢官、怕丢面子，现在怕跟着王效禹走很危险，因中央批评了王效禹同志，群众也批评了他，所以不能说一定不改，不是没有改，这是个变。没有变在什么地方呢？正因为你跟着王效禹走，做了不少不好的事情，还是把怕把最痛的地方揭露出来，这一点不晓得你觉得怎样？直到现在觉得你的精神状态不好，但又怕在群众面前、中央面前彻底揭露出来。你精神状态是这样，实际你也讲了王效禹啦，他是领导，在群众揭发中间，揭发了你同孟庆芝作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支持了孟庆芝作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支持孟庆芝作了大量不好的事，这是你最痛的地方，还是不敢彻底揭露出来，不敢和群众见面，还在压着你。从这里看，你还没有变。上次江青同志讲，你对我们戴了一个面具，你还是想掩盖过去，是不好的。今天你想想，问题怎么办？只有一条，彻底进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最痛的地方，灵魂深处当作一个客观事物，当成敌人，共同对敌。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的错误，到底敌人是谁？你还没有弄清楚。第二点，可能有一点进步，基本上你的检查是抽象的，笼统的，我提一个办法，你试一下好不好，你以后检查也不要说那些大话，先把具体事一条一条记下来，从具体到抽象好不好？不要用大帽子盖住，如“反复旧”问题、反军问题、临沂问题等。我们不好给你出什么主意。总之，是把你灵魂深处最痛，最怕见人的揭出来，你的问题不是按照五条（接班人）的问题，你应该从具体问题去进攻好啦。这样精神状态就会振作起来。不然还是在那里压着。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杨得志传达周恩来康生关于批判王效禹的谈话
杨得志 周恩来 康生
1969.07.29


周恩来康生在听取杨得志等赴京汇报山东批判王效禹运动情况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杨得志司令员传达记录稿·1969年7月29日)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我们党的缔造者，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近，我和穆林同志，赵修德同志，到中央汇报了全省军民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措施的情况。我们于七月廿三日上午到达北京，当天晚上总理、康老、黄总长、李作鹏副总长、纪登奎同志等中央首长就接见了我们，第二天晚上又再一次接见。中央负责同志为解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而日夜操劳，我们在北京三天，就连续两次亲自接见，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详细询问的贯彻《批示》和《十条》措施的情况，以及工、农业生产、黄河防汛等方面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对山东广大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中央负责同志对山东情况很关心，很重视，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这次亲自听取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现在，我将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时的指示和我们知道的对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指示，综合成几个问题，向同志传达。


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中央负责同志在指示中反复强调，要活学活用“九大”文献，提高党的威信，坚决按党章办事，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我们：要提高学习“九大”文献，主席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还有林副主席接见你们时的讲话（指林副主席接见南京、济南军区许世友、杜平、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同志时所作的指示）都应当很好的学习，“九大”文献不但要学，而且要活学活用。办学习班，教育干部，首先要把这一点讲清楚，要以“九大”精神作为解决问题的方针。掌握“九大”精神，按党的原则办事，才能消灭派性，你们把“九大”文献，《批示》和《十条》学通了，就有了资本。《十条》和“九大”精神是分不开的，贯彻《十条》就必须贯彻“九大”精神，领导小组要抓住这个东西，说服大家，引导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指示中反复讲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央负责同志说：要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党的领导，群众组织凌驾于党之上那怎么能行？一切要按党的标准来办。共产党是与敌人作阶级斗争的，党性是个重要问题，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有些党员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或思想上大部没有入党，必须端正。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不能降低到群众水平甚至落后群众的水平。

中央特别强调党性教育。中央负责同志说：党章是多少人心血的结晶，是全国人民讨论的，要把党章学好，先承认这个党章。有些人对党的认识很差，入党没有正确的认识，要补上这一课，党章总纲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概括，党章共有十二条，要逐字逐句地学，甚至有的地方要背熟，要对照。山东班要增加一个任务，整党建党。我们感觉要增加这一任务，你们学习班的绝大多数的党、团员，而且是“九大”以后第一个学习班，情况又那么复杂，有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宗派主义没有肃清。因此，要增加一项党性教育。中央办的学习班，就是强调提高党性消灭派性。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党的纪律。


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

正确的方针、政策、部署、来源于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阶级力量的正确估量，如果对形势的估计不正确，就不能正确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部署，就会出现系列的错误做法，甚至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这一次接见，中央负责同志对当前山东形势作了重要指示，教育我们要从大的方向想问题，对山东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对山东形势总的看法是乐观的，在“九大”文献、毛主席党中央的《批示》和《十条》下达后，情况大体是这样：一部分人是坚决拥护“九大”方针和《十条》的，一部分人有些思想问题，经过教育后，可以接受，真正抗拒的是少数，对各个地区的情况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估计，如济宁地区问题比较大一些，也就是三个县，什么人表示反抗呢？一部分是“反复旧”中上台的，思想还没有想通。另一部分是“反复旧”的积极骨干。不管怎样，在全省是少数。还有一种是隐藏的阶级敌人，他们用各种反动手段，用“左”的，右的两面派手法，来造谣破坏，这部分是见不得太阳的，只要“九大”精神和《十条》真正传达到群众中去，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就会觉悟起来，就会拥护中央方针的。

另外，从中央回去以后，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工作比较稳，有步骤，你们先开了省革委和军区党委会议，又开了师和地区的干部会议，然后再展开，这是合乎中央要求的，山东没有大乱和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不是没有关系，领导是有进步的。应当看到形势是好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区有些乱，为什么乱？这是必然的，这没有办法，你搞了“反复旧”，就必然有反应。问题在于领导思想要明确，要很好掌握。中央解决一些省的问题，有四个样板，这就是山东、湖北、贵州、内蒙，看来比较好的是湖北，他们那里的造反派比较讲道理，你们那里的情况也还是好的。

中央负责同志说：上次我们讲过，解决山东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搞乱了，另一种可能是通过逐步做工作，既纠正了错误，又稳定了局势。你们从北京开会回去快两个月了，从近两个月的形势看，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要既能纠正错误，又能稳定局势，关键不在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在于领导小组的领导思想。

中央负责同志在指示中，热忱地鼓励我们，一定要提高信心。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去有些同志在‘反复旧’中犯了错误，纠正这种错误是有有利条件的，你们纠正错误是在‘九大’以后，有主席的讲话，‘九大’方针，有经过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你们又开会进行了传达布置；还有部队情况基本上是好的，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是稳定的，因此，同志们应有信心去解决问题，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和麻烦是少不了的，但是可以逐步克服，不能设想《十条》一下来，大家就整整齐齐地拥护，没有反抗的，这样不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央负责同志还讲到纠正错误和稳定局势的关系。中央负责同志说，据我们了解，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在“反复旧”中受了打击的，就是强调纠正错误，不注意稳定大局；一种是在“反复旧”中犯了错误，不愿检讨错误，就只强调稳定局势。山东学习班也有这些反应，中央在对《十条》的批语中说：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不能只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要辩证地看，落实在稳定大局上。

同志们，中央负责同志肯定了山东形势是好的，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和支持，这对我们增强信心做好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鞭策。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工作领导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活学活用“九大”文献还很不够，有些地区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稳定，出现了一些违犯“九大”精神和《十条》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对这些问题调查研究不够，纠正也不够有力。中央负责同志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把局势搞乱的可能性是小了，但还没有排除，我们如果不很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九大”文献，用毛泽东思想及时观察分析形势，提高全局观念，正确掌握政策，我们就有可能把局势搞乱，就要犯错误。


第三、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汇报过程中，中央负责同志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代表情况询问得非常详细。当了解到“反复旧”中地、县级革委会的主任没有撤换，又多数是军队干部时，中央负责同志说：这很重要，是有利条件，挨了斗不要紧，当然在军队代表中也有支持“反复旧”的。

中央负责同志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主席有两句话“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关键在解放军，解放军首先要团结起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建军已经42年了，还不好团结吗？当然，军队也受社会影响，应当很好进行教育，有缺点就帮助改正，但究竟底子不同，解放军的底子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比地方党政干部底子好，为什么部队涌现出那么多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因为老一辈的解放军干部打下了好底子，他们觉悟高。山东的好处，就是军队大多数思想一致，山东有那么多解放军，地区革委会主任又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干部，军队责任重大。

中央负责同志谈到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间军队支左中的错误时说：当时军队在工厂里支左，犯了一些错误，但很快就纠正了，毛主席曾批示过你们在全国闻名的三条，这就是“早改好，彻底改好，主动改好。”你们改正错误是模范，主席很欣赏你们的三条。

当中央负责同志在山东班了解到有人说“二月逆流”来自军区时，对这种极端严重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央负责同志说：把部队犯错误硬套上个“二月逆流”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不是反“二月逆流”而是宣传“二月逆流”，说陈毅、谭震林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是帮陈、谭的忙，你问问那些同志，什么叫“二月逆流”？山东知道不知道“二月逆流”是什么？你晓得不晓得？那样好像山东的解放军都成了陈毅、谭震林的了。

中央负责同志在谈到山东六七年“反逆流”的问题时指示说：据我们了解，在群众中有三种意见，一是意见说反逆流完全错了；另一种意见说反逆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有错误；还一种意见说，反逆流是完全对的。你们不要和他们扯“二月逆流”的事，就按“九大”精神办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这次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时又强调指出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向部队同志提出了更高要求，部队今后的“三支”、“两军”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部队的同志一定要了解到，过去在支左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首先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和革委会，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绝不可以骄傲自满，应当认清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更严，同时，应当认识到，过去在支左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在所谓“反复旧”中也有少数同志跟着犯了错误，我们一定要记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把军队代表的工作和“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


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中央首长在接见时，详细了解了各地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说：归口闹革命，归口抓生产，这是大前提，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就讲了归口闹革命的问题。“九大”以后，情况变了，即使是造反的，也不能把山头拉起来。“九大”以后再拉队伍，是违犯革命的。“九大”以后再拉队伍、抢枪，不管有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是违反毛主席指示和林副主席报告精神的，是违反“九大”方针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自己说是革命的，中央方针不执行，还能真革命吗？从外地回来的，要欢迎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要他们参加生产。你不回来就不承认你，回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再研究补台，如果回来搞打、砸、抢，就不能说是受压的了，就不能同情他们。

中央负责同志说：在纠正错误期间，不要算老账，这样就超脱了，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不能走回头路，不能按老办法办，不要向后看，要想出新办法来，过去那个账要一算，他们仍然会拉队伍的。拉起队伍来就要进革委会，就要求对等，这没个完。“九大”以后不能再算老账。有的群众组织垮掉了又起来怎么行？垮了就算了，不能再起来，你不承认人家，人家可能攻击你们，现在已经攻你们了，说解放军“复旧”了，又“镇压”群众了，这些你们都要想到，想到了思想就解放了，什么攻击都不在话下。

有的地方没有联合好，打了一些不应该打的，压了一些不应该压的，怎么办？是要立山头搞分裂，还是按九二三厂和济南的办法去解决，按“九大”精神去解决？应该按后一种方法，大联合，三结合不好的要补台。中央负责同志说：山东、贵州等委员会负责人和办事机构中的群众代表太多，看来还是由站出来的干部，解放军代表当第一把手好。那些所谓“老保”中有代表性的，也要吸收到革委会做委员、常委和副主任，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就是不摘帽的摘帽。这些问题要根据每个工厂的具体情况加以解决。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归口闹革命，促生产。浙江“红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合法了，就想要把全浙江变成“红暴”，他们就是要求对等。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不要在群众中划分“革”与“保”，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就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怎么还分革与保呢？“七一”社论讲的很清楚，不要叫“老保”了，要向群众做工作，向他们讲明没有“老保”，走资派打倒了，还有什么“老保”？对那些称人家老保的人，你可以问他“老保”谁呀？

中央负责同志去多次强调指出，要把山头削平，山工总是跨行业的，跨地区的，在全省搞串连，搞不好在全国搞串连。要取消山工总。在各城市搞工代会，把那些未参加革委会的一派群众吸收进来，工代会不能搞全省性的，各市搞各市的。济南可以先搞个工代会筹委会。工代会要吸收两派革命群众代表参加，引导大家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样解决，合乎毛泽东思想。郊区，农村搞贫代会，省贫代会派性少一点，他们插手少，这就好办，贫代会还是以县为单位。红代会也不能搞全省性的，只有革委会是权力机构。在政治运动中，群众组织一出来，就要权力，这不行


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最后中央负责同志一再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下面，我传达一下中央负责同志这次接见我们和在其他会议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说：“九大”以后有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指示，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绝不能再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办法。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搞无政府主义的，绝不能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要坚持党的方针，要坚决反对武斗，维护革命秩序。必须执行党的政策，严守党的纪律，绝不能用打人，武斗甚至采取流氓行为，用错误的办法对待错误。

中央负责同志对加强部队组织纪律性的问题特别强调。中央负责同志说，部队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毛主席的五·二○指示是很有针对性的，军队要很好执行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军队团结了，才能带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军队几百万要团结，靠自觉，顾大局，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团结要有纪律保证，团结没有纪律不行，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没纪律，不成为军队，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对的，要看造什么人的反？我们军队造了几十年反，过去造地主的反，造国民党的反，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美帝国主义的反，现在造苏修的反，文化大革命大造刘少奇的反，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完全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九大”召开了各省、市成立了革委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还造反，造谁的反？再造反，就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是对反动派的造反有理。现在少数人破坏军队纪律，腐蚀战斗力，分裂人民解放军，这是不允许的，军队没有纪律怎么指挥千军万马，你下令冲锋，他说不去怎么行？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要听指挥，要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中央首长的指示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如果不按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办，这就是最大的违反纪律，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自觉的加强组织纪律性，做执行党指示，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就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干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在“九大”期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这一次提名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大多数是第一次进中央，尤其是工人、农民增加的多（还有其他的）工人，农民同志提名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工作，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脱离生产，脱离生产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又要工作，又不脱离生产，脱离本单位生产就要变，就要变成机关工作人员，就没有代表性了，坐机关久了，就失去劳动本色。

毛主席这里讲的是提名做中央委员的工农代表。这些代表都到下边生产劳动。参加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就没有理由不去参加劳动生产，张富贵在“九大”回来以后，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回生产大队劳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十条》中也明确指出：在职干部要轮流下放劳动，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

中央负责同志在接见我们时，再次强调提出这个问题。中央负责同志说：刘少奇有“入党作官论”，现在有“造反作官论”，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就一心想做官，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在学习班就有人说：“文化大革命闹了几年，还得去劳动，心里不舒服。”这是一种反动思想。要动员他们下去参加劳动。蒯大富不比他们出名吗？是蒯司令，是北京有名的所谓“五大领袖”之一，他都下去劳动了。

中央负责同志对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作指示时，也强调群众代表要回去参加生产劳动。中央负责同志说：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做什么官。问一个同志：“你‘九大’以后参加劳动没有？还是回去参加劳动好，脱离劳动很危险。”

同志们，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很重要，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真正落实了，就既能彻底纠正错误，又照顾大局，稳定山东局势。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要坚决执行。上面讲的几个问题，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记录整理的，没有经过中央负责同志审查，如果有错误，由我负责，这些问题在开会期间，是传达到会人员，不准以任何方式向外传，这是一条纪律，希望同志们遵守。至于会后如何传达，再作规定。

最后让我们高呼：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1969.09.00


【原题为：“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坚决迅速完成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战斗任务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省清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战略方针，决定把中央、省属一些主要厂矿企业和各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召集到省里来，开一个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我就这个机会和同志们讲几点意见。


一、当前形势：


当前，我省和全国一样，革命、生产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精神的鼓舞下，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伟大的斗批改运动在我省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工厂，还是农村，都正在广泛深入向前发展，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高潮。特别是“九大”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7·23”布告、“8·28”命令，“命令”发布后，对我们全省震动很大，立即在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效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加强了战备观念，加强了革命大团结，狠批了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革命委员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加快了斗批改步伐。革命形势好，促进了生产向前发展。全省上下，革命朝气勃勃，生产热气腾腾，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煤炭日产量省属矿在去年梁、尚捣乱的时候，日产量只2000多吨，今年7、8月日产水平只6600多吨，9月分后，迅速上升，据18日统计，省属煤炭已经突破1万吨大关。省革委会准备向一些煤矿的革命职工驻煤矿的军宣队、工宣队和省革委会派出的宣传队表示祝贺。煤矿产量是稳步上升的。可以稳定在高产水平，我看会很有希望。在工业方面，煤矿上去促进其他行业的向前发展。工业方面抓革命，促生产情况比较好，向国庆献礼项目有一百几十项。前段，我们去涟钢看了，现在他们的形势也很好。他们狠批了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对一些破坏活动给予了必要的打击，逮捕了2人，开除了2人，批判、斗争了2人，所以形势发展的很好。

在农业战线上，虽然今年遭受了水灾，在洞庭湖区、益阳、宁乡一带连下大雨，山洪水灾，全省受灾面积达6百万亩，其中严重受灾面积达2百万亩。现在晚稻虽未定局，看来形势还是很好的。农村斗批改发展的很好，狠抓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正在向资本主义势力，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全省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很好，到9月上旬止，已完成26亿斤，为征购任务的54％，比去年同期加快了11％。所以总的说来，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随着“要准备打仗”，战略的加强，需要的物资，需要的机械设备就更多。当前，我们还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为了战备，我们要抢在战争之前，争分夺秒，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怎么办？我们是等着，还是想办法？有没有办法可想？我说，可以想办法，不能等。为了使毛主席能睡好觉，加快我们的国防工业建设，我们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争分抢秒。当然，我们整个生产建设也需要争分抢秒，特别是要加强战备，加快国防工业建设。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毛主席批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简报，给我们提示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库存积压的钢铁、设备还很多，大有潜力可挖，我们要坚决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充分挖掘现有的潜力，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群众运动。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过清仓调剂，把积压、闲置的原材料、设备和废钢铁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很多问题，甚至于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这对促生产、促战备，可以取到巨大的作用。所以说，抓紧清仓、回收废钢铁工作，也是当前我们执行中央“8·28”命令，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对上海外贸部门物资严重积压浪费现象的批示和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地照办。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毛主席对上海外贸部门物资严重积压浪费现象作了两次重要批示，在解放日报简报上划了很多杠杠，打了圈圈。毛主席对上海的批示对我省来讲是不是适合呢？完全适合。从部门来说，不仅是个外贸部门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库存积压物资。对地区来说，就不仅是上海，我们各个地区都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是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的。上次我和杨司令员在湘潭开会，住在湘潭宾馆，看到宾馆积压大量物资、钢管不说，就拿积压的卫生设备、抽水马桶够一百年、二百年之用。有的单位库存有设备，到处订货、采购，但一经清仓就发现自己所需的物资、设备仓库里有。所以，我们是不是认真地进行清仓，对我省的情况怎么看，是不是认真对待清仓工作。希望同志们能把我们的情况切实地分析一下。我省的物资设备积压浪费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单位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湘潭电机厂积压物资达2200多万元，物资库存超过正常储备1倍以上。钢材正常储备为3千吨，现在实际达到8千吨，铸钢用的陶土粉库存2200吨，可供10年生产之用。由于积压量大，占用的流动资金多，资金不够用，只好向银行贷款，现在贷款达2200多万元，每月付利息96000元。是不是就是一个湘潭地区有这种情况呢？不是，我省有不少的类似此种情况。所以，大家要认真地清一清，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就会发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外贸部门物资严重积压浪费现象的批示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批示坚决照办。


二、我省前段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成绩和问题：


今年5月，省革命委员会发了指示，大部分地区和单位都是比较重视的，有的负责同志亲自抓，组织了专门班子。以“九大”精神为动力，结合中心工作开展了群众性的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运动。全省前段在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清出设备16200多台，各种主要物资15000余吨，回收废钢铁54800多吨。在地区里大体比较一下，搞得好的地区有衡阳、湘潭、零陵、郴州、邵阳等，其中又以衡阳地区抓得最好。他们回收废钢铁16000吨。常宁县回收废钢铁1878吨，搞得好的厂矿也很多，衡阳冶金机修厂、衡阳探矿机械厂、水口山矿务局、涟邵矿务局、汝城钨矿、二七一队、湘潭电机厂、湘潭锰矿、瑶岗仙钨矿、湘潭钢铁厂等。这些厂子清仓抓出的成绩大一些，他们主要的特点是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搞群众运动。

通过清仓，把许多废物、死物变成了好物活物。柏坊煤矿，把清出的20台废旧机械设备进行修理改制，为国家节约资金9800余元。一台报废车床，利用废旧料修理改制成一台能作刨床、车床、铣床、钻床四用机床。衡阳轧钢厂清出一个3.5吨的旧合金减速机中速齿轮轴，通过修理，已经用在生产上。解决了因缺这个设备而停产1个多月的关键问题。邵阳劳动汽车配件厂清出两把电工剥线钳，解决了多年来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衡阳机械厂清出积压的电动机127台，分给了兄弟单位，解决了设备配套上的关键问题。阳衡冶金机修厂广大革命职工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从水里捞出重达300多斤的水管，从菜地里挖出重达2吨多价值1400多元的钢板。汝城钨矿收回利用废旧物资价值达4200多元。

许多单位通过清仓，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大搞贪污浪费、破坏国家财产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事件，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衡东县杨桥区供销社清出了一个大贪污犯夏德昭贪污人民币12400元。长沙市、株洲市查封了两家地下工厂。长沙市抓获了两个冒称市清仓办公室名义到第三机床厂调机床设备的投机倒把分子。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成绩还不大，还正在发展。昨天听同志们汇报，现在阶级敌人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其中，有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和我们内部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双峰县破获一个投机倒把盗窃集团，搞到的粮票56万斤，布票40多万尺，贵重药材2400多斤，茶叶15000斤。这个集团共10人，男女各5人，他们装成了5对“夫妇”，活动于我们的6个省，来往坐飞机，他们这些粮票从那里来的呢？都是与我们内部有关系。不仅在湖南，他们还把在武汉市粮油食品商店的人拉下去，也在为他们收集粮票，他们有一套暗号，全国粮票叫“飞飞”，布票叫“板子”，被我们抓住了叫“病危”，抓住扣押了就叫“呜呼·住院”。湘潭钢铁公司周围有不少所谓社队办的工业，其中有一综合机械厂前前后后取得37个单位的支持和一些革委会，几个大工厂的支持。他们搞什么呢？实际上是盗窃我们湘潭钢铁公司的焦炭。他们和湘潭钢铁公司供销组的坏人勾结起来，通过盗窃分子将焦炭运出厂，买卖/给附近群众可以说湘潭钢铁公司附近一带几乎全部用的是他们搞出的焦炭。他们还把湘潭钢铁公司加工的螺丝大批偷出厂卖给别人。这个机械厂有8个劳改释放犯。所以说，阶级敌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在窥测方向，变换手法向我们进攻。这些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大都与我们的工厂内部有联系。邵东XX公社有8个人组成一个工厂，公社把它当作小银行，给他们开证明，他们在全国到处招摇撞骗，获得暴利17万元。据平江县统计，4个区被坏人盗窃粮食100万斤。我们感到很吃惊，有的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不知道，长沙还发现300万斤的案子。有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听说有一个仓库的支部书记是土改根子和原来自己斗争过的地主结合在一起，盗窃国家的粮食。支部书记打麻将，地主就在他旁边看，给其出主意，请他吃、喝，到后来与支书一起打麻将，到最后互相勾结。有一个仓库干部，也是贫下中农出身，和地主分子一起搞贪污盗窃。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干部”实际上已经变了，他希望变天，所以，我们说有的干部已经蜕化变质，变到敌人方面去了，外表上看是我们的“干部”，实际上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工厂、企业、工交、财贸各个方面现在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有的东西市场上买不到，而有工人“有法”，开后门能买到。有一个刚转业一年的军人到财贸部门后写信给他未婚妻说：“我1个月33元，最少要顶90元钱使用”，这样的人再搞点投机倒把，那33元不只顶90元钱用，他可以顶900元，9000元钱用。由于贪污盗窃，有些重要机械和原材料在市场上来往能买到。所以，我们清仓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不仅是为了战备，要解决建设速度问题，而且还有与一小撮阶级敌人斗争的问题，要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湘潭钢铁公司要很好地查一查把大批的焦炭和机械设备、钢材拿出去的事情，这里面确实是有大贪污盗窃犯。类似这方面的问题很多，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现象很严重。在贯彻中央“8·28”命令的会议时，在岳阳发现有的上班是“工人”（男同志用铁丝编晒衣架，女同志用短纱接长打纱衣）下班是“农民”（搞自留地）、晚上是“渔民”（600多人的厂子，有50付大鱼网）早上是商人（将鱼拿出去卖）。株洲也有上班是“临时工”，下班是“正式工”，晚上是“姜太公”，早上是“搬运工”。衡阳发现有的工人“自留地”可收1千斤小麦，1万斤红薯，这些对我们队伍腐蚀作用很大。通过清仓。可以揭发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揭发、打击的不够。在下一段，在这方面要狠狠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狠狠地打击。通过清仓，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树立勤俭节约的新风尚，表扬好人好事，批评铺张浪费现象。衡阳冶金机修厂供销科一仓库有15名老弱职工，三年来如一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收旧利废，为国家节约74万元。

我们过来一段清仓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不是已经作得很好了呢？我们和全国比较，和先进地区比较，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全省来说，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单位，有的地区搞得好一些，有的单位，有的地区搞得不够好，抓得不紧，进度不快，效果不大。有的地区（株洲市）动得也很差，有的企业（长沙机床厂）到现在还没有怎么动，关键是领导重视不够，没有下决心抓。有的单位清出的设备不愿意上报，怕调出来。

我省物资、设备和废钢铁的潜力还很大。现在只回收废钢铁54000余吨。上海市清出了70万吨，拿15万吨加工成钢轨，修了500公里的铁路，解决运煤问题。我省衡阳地区回收了16000多吨，常宁县回收了1800多吨，全省回收15万吨、20万吨是有可能的。现在回收了5万多吨这还是小数，大头还在后面，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三、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坚决迅速完成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战斗任务。


毛主席号召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党中央命令我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火/灭入侵之敌。”一切工作都要立足于打，准备它大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中央“8·28”命令是向国内进行备战动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中的第22条中要求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是向全世界革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动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把工业、农业各项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国防建设要争分抢秒，要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赢得时间就是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直接关系到战备的落实。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我们发起猛烈的进攻，有不少的基层单位领导权就不在我们手里，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打起仗来，他们不会为我们服务的，所以，通过清仓实际上是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清仓回收废钢铁可以加强群众的思想建设。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一定要抓到底，迅速完成这一战斗任务。

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对上海外贸部门物资严重积压浪费现象的批示，亲自过问，督促检查，指定专人负责，搞好清仓工作。

我们的负责同志，对清仓工作认识是不是都一致了，有没有活思想？据有关部门的同志掌握的情况，现在有一些活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这是一般性的业务工作，由业务部门抓一下就行了，这种看法不对，抓这一项工作不是妨碍中心任务，不是妨碍斗批改的进行。斗批改要抓紧，中央“8·28”命令要贯彻执行，要准备打仗，首先要在精神上作好准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头脑，这是最好的也是最根本的战备。同时也要作好充分的物资准备，一方面努力增加生产，一方面就要清仓节约，充分利用现有物力。那种认为清仓，回收废钢铁影响了斗批改的部署，影响了中央“8·28”命令的贯彻执行的看法是错误的。清仓工作可以和贯彻“8·28”命令，和斗批改结合起来的。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所以不能把清仓单纯地看成是清出一些废钢铁，还要看到清仓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作用。多清出一件设备对备战有好处，对促进工农业生产有好处。把清仓工作当作对敌斗争来抓，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破坏活动。只要我们抓好了清仓工作，就能使斗批改、贯彻中央“8·28”命令取得更大的成绩。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一定要牢记毛主席教导，把清仓工作和其他工作结合进行。把清仓工作搞好，支持生产和设备。有的同志怕清出来的物资设备上调别单位，这是个局部和全部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应当有全局观点，清出物资设备，调给别单位，是为了加快国家建设速度，加快军工建设，我们应当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把一些财产看成是局部的，一个单位的，这是不对的。国家需要什么，就拿出什么，我们要尽量争取为国家多担负一些任务。干部调动也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当国家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有的地方把一些设备宁可让其生锈也不愿拿出来，这是本位主义，是错误的。

各级革委会，要抓好典型，树立样板，对积极负责搞得好的单位，好人好事要表扬。对不认真负责，搞得不好的单位要批评，要帮助。同时，要抓活思想，对错误思想要批判。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无政府主义。

其次，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进一步掀起一个清仓节约和回收废钢铁的群众运动。这里要求各级领导把毛主席对上海外贸部门物资严重积压和浪费的批示让群众知道，群众就会马上行动起来。紧跟毛主席指示，坚决照办，就会很快形成群众运动。实践证明，只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见面，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在一个单位很短的时间里就会作出显著的成效。长沙电机厂只花5天时间，清出积压设备61台，回收废钢铁120吨。

第三，清理出来的物资怎么办？要积极地把它用在急需要的地方，用在能发挥效果的地方，局部要服从全局，那里最需要就要主动地发扬高风格，予以支援。

第四，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次开了清仓工作会议，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再不要拖延，回去后与当前运动紧密配合，立即行动起来。全省要求在10月底全部完成任务。

现在是反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看来，到一定时候要大搞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株洲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 1969年9月24日翻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9.09.02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接见中央办的各省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及贵州、西藏、内蒙古有关代表时的讲话全文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晚20点50分至23点55分·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中央首长，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二十时五十分至二十三时五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贵州、西藏汇报团、内蒙古党的核心小组的全体同志。


周恩来同志讲话


同志们：

现在开会，今天是在“九大”，以后，遵照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的几个文件，向大家传达一些意见，到会的各个学习班，有山西的，内蒙的、新疆的、西藏的、四川的、山东的、连云港的，还有山东青岛的。另外还有贵州汇报团、西藏汇报团和内蒙古核心小组，都参加了会议。今天，江青同志、叶群同志有别的工作，没来，要我们向同志们问好。

今天，这个所有学习班大会，是“九大”，以后新的气象，“九大”，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党中央，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布了一些新的文件。“九大”，身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的党章，四个公报，以后为着解决地方问题，对于山东问题、武汉问题、内蒙问题、贵州问题批发了指示，中央对山西问题，发布了“七·二三”布告，接着苏修叛徒集团指使武装部队对新疆武装挑衅后，对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了“八·二八”命令，这两个文件是对全国的。同时又发布了对河北防汛的“七·二八”批准的一个公告，也是带全国性的。今年雨水多，汛期还没有过，气候变化不正常，全国各地都要加强防汛工作，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说的，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既备战又备荒。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八月二十一日发出了“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这都是新的文件。连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四篇文章：《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七·一”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八·一”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和《抓紧革命大批判》，这些文件、社论，很够我们在学习班学习的了。学好这些文件，对学习班解决问题，有很大的推动力量。比如，最近学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新疆两派全体成员联合写公开信，打紧急电报回去，表示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命令和布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西藏、内蒙、连云港也都有表示，这对学习班有很大推动。“七·二三”布告是直接对山西的，山西的负责人回去就地解决问题，现在山西的形势正在接着中央的要求一步一步前进。武器上交了，武装据点拆除了，革委会的权威有的恢复，有的建立起来了。学习班的成员一部分一部分地回去了。这说明“九大”以后，五、六、七、八四个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正象林副主席讲的，形势更好，更好，更好，将要更好。

今天我们邀集大家来一起直接听，免得传达走样。我们的话如果不符合文件精神的，以文件为准。经常讲话，不可能每句都准，声明一下，这次讲，我们有个分工。我先讲一讲形势和任务。

我们认为“九大”以后，有了一个新形势，我们很多革委会，革命群众组织，各省的领导同志也好，年轻的同志也好，对“九大”以后的新形势，对取得的伟大胜利，有的不是那么重视，好象“九大”前后没有什么区别似的，造成了许多错误的想法和作法。“九大”以后的新形势不是突然来的，而是逐步发展的，总是由量变到质变。我们想一想，三年多文化大革命，我们动员亿万群众起来，向着一小撮走资夺权，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大串连运动，尔后经过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推动，把走资派打下去了，把他们的权夺过来了。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起，到去年九月五日，除台湾处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可以看出形势的发展变化。当然，每个省运动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不管怎样，我们摧垮了以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黑司令部。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司令部，如旭日当空。大家都听毛主席的号召。凡是革命的群众、革命的干部，特别是解放军，都是照林副主席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主流。这样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各地、县、社、大队、石矿、街道、学校、机关都纷纷成立了革委会，建立了新的红色权力机构。这些权力机构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命令、号召。

这就是说，形势在变，这是主流方面，是三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伟大胜利。“九大”以后，进入了更深入的斗、批、改阶段，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的搞落实。所以“九大”以后提出要经验，落实政策。现在搞斗、批、改，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党中央威信更加提高，使解放军更加得到锻炼。因为许多地方解放军参加了革委员会领导，“三支两军”工作都有解放军参加。同时也锻炼了广大的革命群众代表、红卫兵和革命干部。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机构。既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要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就要实施党的决定，实行党政群一元化的集体领导。党通过它，使党的决定付诸实施。经过“九大”以后，新的党章通过了，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威信，这和“九大”以前有所不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做了几个草案，作了一些初步准备工作，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把是非搞清楚了。更重要的是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揪出来了，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他一切职务，把他公布于众，公诸世界。这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更加深入人心，世界革命人民更加仰望，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更加提高了。

形势起了变化，我们怎样对待这个新形势？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九大”精神，“九大”决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去行动，特别重要的是落实各项政策。这些，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都说了。毛主席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磊的胜利”，说明“九大”要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会后在全国争取更大的胜利”，说明“九大”要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会后在全国争取更大的胜利。象“七大”那样，打倒了国民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要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取得更大的胜利。必须使广大的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人民解放军团结起来，争取新的更大胜利。主席又说，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们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单位，抓紧革命大批判，更好地落实政策，不破不立嘛，旧的破了，新的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就是要认真落实政策，而不是象一部分同志的错误想法，还是三年来的一些错误做法，建立了革命的政权，随便把他搞掉，这就不对了嘛！

我们党几十年在党内外进行两个阶段、两条道路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首先是争夺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又推翻了蒋介石反动政权，解放以后的二十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直和我们争夺领导权。刘少奇黑司令部干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再学习过去毛主席的文章，就能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斗争，无论在国际、国内、工业、农业、建党、文教、军事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两条路线斗争。夺权嘛，他们就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把它搞垮了，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九大”我们选出了新的党中央，我们要拥护新的党中央，拥护党的领导。我们新的权力机构，有缺点，或者代表性不够，自己参加这个机构，自己有资产阶级派性，想把它搞掉，这不符合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我们有新的党中央，有问题就通过领导解决嘛！我们过去说过，新的权力机构，是经过广大群众斗争得来的，如果有缺点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有的可以改组，但不能推翻，朝三暮四，一派代表一派，好象一九五七年批判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章罗联盟”，要“轮流坐庄”，那怎么能行啦。各种观点不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我们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把我们的观点，经过辩论，统一起来，大的的统一了，小的是交要的，可以保留嘛！就会达到毛主席所说的五个统一嘛！你不这样，新的权力机构，稍微不合适就认为是走资派，把它推翻，那就成走马灯似的了，这是发展派性，发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我们是不允许的。

自从全国山河一片红，二十九个省、市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我们一九六七年在解决安徽问题时，康老、江青同志都讲了，我们夺的是走资派的权，新的权力机构，要想破坏它不行。代表性不够，可以协商补充代表，有错误可以改正嘛！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结合在一起。任何事物一开始不会完备，不会尽善尽美，新生事物在前进中总是有缺点、错误，与走资派性质不同。那是走资派窃取的职权，现在是无产阶级政权。特别是今天在座的，有些地方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如山东的“反复旧”，贵州一派压一派，都是上面自己挑起的，是错误的。就是这样，还是完善它，不能推翻另来，因为性质不同了，我们还是要更好的联合。一派代替一派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的政策，就是要把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把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都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在群众组织中，干部中，甚至在军队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不到这是社会上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脱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我们要把他们引回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权力机构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九大”选出的新的党中央，是为我们所拥护的，是经过全党代表选出来的。全党代表都是经过各级革委会讨论过的。“九大”胜利的开了以后，全世界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反动阶级、反动集团惊慌万状。这个形势我们可以从世界舆论中看到，而我们自己某些地方，某些组织搞宗派主义，陷到资产阶级派性中去了，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错了。尤其是有些群众组织头头忘了自己是党员，宁愿做个派性头头。如康老在徐海班一个会上讲，有两个同志都是党员，本来是“一对红”嘛！但他们忘了是党员，忘了“一对红”，吵架，简直是“一对崩”。现在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阶段，为什么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要了，就是派性作祟，迷了心窍。觉得一派头头比党员还光荣，这就错了。我们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搞文化大革命，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无产阶级号令，全国动员以后，把走资派的权夺过来了。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办事，不能再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现在要按新党章办事。新党章组织原则有四条。学习班经过这样一搞比较好了，纪律性好了。过去象旅馆一样，回去打一仗再回来成了风气。当然，我们对学习班抓得不紧，不象“九大”后抓的那么紧。“九大”以后四个月好多了，现在的纪律就是按新党章办事，那就严格了。应该这样，有的说学习班党员少，非党员也是革命战士嘛！将来也会发现个别不符合革命战士，极个别坏头头，但多数是认识问题，思想上的错误改了就好了，经过学习就推动了。拿党性来衡量，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才能逐步减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这样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响应党的号召。过不一些党员受黑《修养》影响，运动初期保了走资派是有的，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就改了嘛。现在搞整党建设，要把三年的表现和过去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历史地全面地来看。

第三点，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三支两军”工作，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他根据“五不”规定办事，绝大多数指战员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为制止群众武斗，有的被打伤，甚至于死去，毛主席语录还拿在手中，他们就这样子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感动了群众组织上交了武器，停止了武斗。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使百战百胜的解放军更加坚强了。二十年的和平环境，虽然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金门打炮，都是局部战争，文化大革命是全面政治动员，这样多解放军参加了全国性的运动，总有一些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能完全避免。当然，首先要求解放军严格要求自己，改正错误，但他也是社会上的一分子，社会思潮不会不影响，也沾染了资产阶级派性，亲一派，疏一派，这是应该教育的，不应该看成就是象过去说的走资派一样，他们受群众的影响，思想情绪有点偏，不是一碗水端平，不按三个原则办事，我们要教育、帮助。中央军委经常以加强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来教育我们支左部队，教育干部战士，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红色权力机构是三年建立起来的，靠谁来保护？还是靠人民解放军。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进行这样在规模的动员，也不可能持续这样长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尽管进行中有各种思潮，群众组织对立，以致发展到武斗，但是国外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国内敌人只能钻到群众组织里破坏，公开破坏是极少数，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专政机构，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作强大的后盾。今天我们在座的群众组织中的同志、革命干部，你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对人民解放军应该教育大家，钦佩他，支持他。现在红色政权建立了，更不应该筑工事，搞武斗，打解放军，对解放军抢枪，殴打战士，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分不清是非的时候了，那时走资派掌权，打起来就分不清；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不允许，再这样做是反革命行为，要由解放军做政治动员，坚持不改的总是少数。山西、新疆都是证明，广大群众是不高兴这样搞的，搞武斗被解放军包围后，结果只有坏头头负隅顽抗，广大人民群众是受蒙蔽的，经过宣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都纷纷离开武斗地点，上交了武器。

第四，现在群众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了。去年就证明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时候，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成了逍遥派，不参加，广大城市居民、革命群众最厌恶武斗，舆论不断，广大群众是不赞成武斗的，真正搞武斗的就那几百人，大学的负责人没有办法说服了，北京市革委也劝不下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革命工人、解放军组成的工宣队、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武斗停了下来，付出了代价，死了五人，伤了几百人。这些头头派性十足，分不清是非，对他们进行教育。清华在北京的大学中，改变是快的，是好的，它能够把武斗停下来，把派性逐步克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学生按分配地点去劳动，留下来的进行大批判，斗、批、改，落实政策，进行教学改革。毛主席要求工厂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样在大学里也要这样办，现在许多教职员工办起“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可见广大群众水平大大提高了。问题是我们怎样领他。不管那个地方有问题，只要一揭发，群众就不会跟着坏头头走。某某、某某地区一小撮坏头头煽动一部分人夺取武器向某某跑，一宣传坏头头孤立了，坏头头被人民解放军抓住了××个人，×个跑散了，以后又抓住了。斗批改工作要做细，粗的话做不好，不要怕困难，落实政策要一个一个单位地来解决。

如山东问题，青岛单独办学习班也好，把青岛问题解决好。徐海班回去后形势发展很好，连云港还有点尾子，单独解决一下。山西机关和各地区分开搞，一个一个搞。内蒙古和东北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我们相信群众的觉悟，绝不是白过了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三年胜过了三十年。问题是我们工作要做细，各级领导要抓住时机，做认真细致的工作，不要失掉这一时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工作做好。现在对权力机构、党的领导、人民解放军要有新的估计，要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时，我们处在新形势面前，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总要以战争手段解决危机，苏联修正主义投降了帝国主义，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的武装挑衅，来转移本国人民的不满和东欧的离心倾向，转移目标，敌视中国，和美帝勾结，讨价还价，出卖中东，出卖越南，缓和东欧的压力，以反华的军事挑衅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做两种估计，军事挑衅不等于他们敢大打和打核战争，玩火者有其自己的规律。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是为了打破两个大国的核垄断。我们有了核武器，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修拿这个威胁不了我们。但是为世界人民反对的孤立起来的反动集团和阶级，它不甘心失败。是疯子，就要冒险。所以必须准备它来冒险，我们准备好了，它来冒险就要它碰得头破血流。如果它们大规模来侵犯，就将它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要有备无患，有决心，有行动，苏修就要考虑，印度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要考虑。所以我们“九大”作了新的动员，国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摧垮了，他们在群众中亮了相，见不得人，它们是不会死心的。这是极少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厂矿的少数坏人孤立起来了，这是最大的成功。我们团结起来，更有力量对付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所以对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不能是一句口号，而要有实际行动。

“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一切为了战争，“八·二八”命令有很多特点，是为了巩固边疆的，象新疆的形势，西藏的形势，内蒙的形势要改变，我们已经在改变中，在东北好一些。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沿海有山东、辽宁、河北、天津、连云港、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也是边疆。“八·二八”命令不仅是对边疆的，对全国都适用，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座的学习班同志很快地学习好，把政策弄清楚，把问题解决，区别两类矛盾，人民矛盾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极少数敌人可以清查出来，人家眼睛是亮的，是能看出来的。不能混战一场，不区别两类矛盾是错误的，把犯错误的同志当作敌人看那是错误。“八·二八”命令，所有学习班都要好好学习。你们来的是少数，家里还有很多群众，要回去宣传，有的打电报，在中央说的很好，家里还在闹资产阶级派上，说你们修了、保了、变了。你们要理直气壮的到群众中去，积极进行宣读，那些人是会改变的。还有解放军、革命干部过去的对立情绪应该消除。毛主席在“九大”前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如何工作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整党内的错误思想》开始，要重新认识，再教育，把错误的东西去掉，保持解放军的本色，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革命的精神、战斗的精神、朝气蓬勃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恢复起来，这样才能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奔赴前线，问题在于学好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九大”精神。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但时间不能太长，要很快回去，拖拖拉拉象徐海班搞了一年，现在不能给你们这个时间，你们不能松松垮垮，要一天的解决问题。有些革命干部在这里学习，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年的经验教训已经积累的够多了，只要错误承认的好，群众是会谅解的。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例如当时的“百万雄师”。毛主席对武汉的批示中说：就连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只要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说：人家诚心诚意要革命，不让人家革命不行。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叫一些犯错误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结果受到很大推动，让群众去教育，比在屋子里去斗好得多。文化大革命的反修斗争非搞不可。

“九大”以后，我们把各省靠边站的干部，没有最后定性的，也让他到工厂学习，也有好处。许多干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受了上级的影响，譬如在新疆，王恩茂要负责嘛！下面认为他对，跟着犯了错误，就允许改正，经过批判，到群众中去锻炼，给他信任，在对敌斗争中，到群众中去考验嘛！这个地方工作不行，换一个地方工作。要给出路。给出路的政策，去年《红旗》杂志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你们都学罗！举个例子，新疆，还有西藏，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原来就在一起，分工不同，犯了错误，要给个改正的机会，首先他自己端正了立场，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组织上才有可能给出路。内蒙、贵州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拿中央这几个布告、命令来动员，这些文件都是主席亲自批准的，你们要很好学习，不要把机会错过。现在离国庆二十周年还有二十多天，绝大多数都要回去过国庆，不要赖在北京过国庆节，在备战岗位上心安理得。当然我们给你们耽误时间太多了。我们要理解备战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在这里群众组织负责同志很多，原来比较好，联合起来夺权，以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两派，生产停顿，内蒙有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急起直追，不能再等待，今年还有四个月，要跟上，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切为了战备，就要把生产搞好，不能一般的好，要搞的更好。上海的同志昨天通了一个电话，上海生产很好，老大难单位少，大多数单位认为“七·二三”布告是对老大难单位的，“八·二八”命令一到，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上海也不例外，不仅把老大难单位搞好，而且要把工作好、生产好的单位搞得更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上海来了一个全面动员，在这方面比过去更有力量了。上海生产好，可为全国服务。要把中央的布告、命令当武器，任务重大，不能再等了。

说得太长了，请别的同志讲。


陈伯达同志讲话


总理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拥护。我没有什么说的，简单表个态。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引下，召开的伟大团结的大会，革命大联合的大会，是各民族革命大团结的大会，是按照“九大”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大会，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大会，是完全的、无保留的、不折不扣的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八·二八”命令的一次动员大会，是保卫祖国边疆、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对我国武装挑衅的一个动员大会，是对各学习班促进更大的一个动员大会。中央的命令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表达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里我想提醒同志们特别注意，命令中所以的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毛主席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说：“如果他们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就把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希望同志们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些伟大指示。不管有什么困难，不论有什么分歧意见，都应当迅速克服。不论有什么国内外敌人，不论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我们一定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它。

希望同志们对中央的命令，要一个字一个字学习，我相信对毛主席的思想，在你们学习领会以后，一定会变成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继续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取得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的新胜利。下面我喊几个口号：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民族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


对不住，我有点感冒，不能多讲了。

开会前看了各个学习班的简报，看了新疆、山东、成都、山西、青岛的。同志们一致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八·二八”命令，你们讨论得很好。

你们每个同志是不是都读了这个命令？ （众答：读了）

看样子你们每人都有一份，是不是啊？ （众答：是）

这说明学习班比过去一个时期有了很大进步。毛主席的思想，在学习班中有提高。相信通过“八·二八”命令的深刻学习，一定会促进你们的工作。同时我又看了各地区的反映，上海、山东、内蒙这些地方，大家认为毛主席批示的这个命令，是有很大战略意义的，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命令，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命令，是粉碎美帝、苏修和印度反动派侵略我们祖国的命令。一致认为，这个命令，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命令。同时，学习班的同志讲，这个命令对同志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对派性是个警告，促进大家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毛主席的号召、命令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刚才，恩来、伯达同志对形势、任务、保卫祖国讲了很好的话，我完全同意。今天开会的绝大多数是学习班的同志，我想在学习班方面讲一讲。有几个省来汇报工作的，也可作参考。

恩来同志讲，认识形势，分析形势，要用新的观点去认识、分析。就是说要用“九大”精神，用毛主席号召、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的精神来统一同志们的思想、工作、学习，用新的观点看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环境变了，接受新的任务，思想还在前一个阶段，跟不上形势，跟不上“九大”精神。这一点学习班的同志、领导同志要注意。我举个例子，我们跟学习班讲，这个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办的学习班。在“九大”以前，我们虽然有时候讲过，但没有普遍在学习班讲，在“九大”以后，向各个学习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各学习班组织临时党委、支部。这是什么意思？有的说党员多还可以，有的人认为党员少，有的认为不是党员，对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大家可以看党章第三章，不管你是国家权力机构，解放军，共青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能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赞成不赞成社会主义，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如果你是革命的，你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如果你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你就不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组织，是假革命，口头上革命，实际上阻碍革命，是反革命。不管那个班，即使是党员少，也要接受党的领导，仍是党性质的学习班，希望同志们深刻了解这一点。恩来同志讲，形势变了思想要提高。

你们来京学习，不是来打官司、争长短的。如果按派性打官司，那你就都要输。也不能争长短，长短是有尺寸的，这个尺寸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你们就长一些。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九大”精神，离开“八·二八”命令，离开《红旗》杂志的文章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不管战争到什么程度，就越争越短。新来的同志，象青岛班，到北京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是学习“九大”精神的，不是来打官司的，争长短的，要很好注意。如果学习班闹派性，不团结，那就不是党校性质学习班了，而是派性的学习班了。通过学习“七·二三”布告之后，学习党章之后，学习“八·二八”命令之后，逐渐了解中央的精神，学习班有的同志讲，命令是彻底消灭派性、增强党性的命令，我看这个认识是对的。

学习“八·二八”命令，要同革命大批判联系起来，要同清理阶级队伍联系起来，同整党建党联系起来，同改造世界观联系起来。“命令”九条，能不能贯彻，不仅表现在简报上，会议讲话上，要表现在实践中。消灭派性，增强党性，然后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高度树立敌情观念，不仅树立，而且要高度。

由于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九大”的胜利召开，使敌人感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但他们是不甘心灭亡的，必然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扰乱我国边疆。命令虽然是对边疆讲的，但有普遍意义。命令不仅在边疆对付美帝、苏修、反动派，同样也是对付国内阶级敌人的。

同志们经常讲刘少奇是什么人物？刘少奇有三个头衔，实际上不只三个。一个叫叛徒，一个叫内奸，一个叫工贼。什么叫叛徒？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共产党，在国内投降了国民党，蒋匪帮，投降阎锡山和其他反动派。国外投降美帝、苏修和其它的反动派，这就叫叛徒，叛徒就是敌人。他就是国外敌人的第五纵队。我们要反对刘少奇，批判刘少奇。我们没有树立高度的敌情观念，怎么能批判刘少奇呢？刘少奇是叛徒，是投降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解决问题首先要看到敌人。譬如内蒙学习班总是不讲面临着蒙修、苏修。新疆、西藏学习班，总是一开口就是这一派怎样，那一派怎样，对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看不到这是个严重问题。现在应该有所进步了。我再三告诉同志们，在这样大敌面前，不谈敌人，不谈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不谈国内敌人，这怎么算命令的，这怎么算共产党员！这怎么能批判刘少奇！要认真学习“命令”这一条，深刻检查自己的敌情观念如何？树立了没有？是高度的还是低度的。

第二，刘少奇是内奸。什么叫内奸？内奸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表面上装着象个共产党，混入共产党内部，而且长期隐藏在革命阵营里面，在内部进行破坏，进行反革命活动。其特点就是两面派手法，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一套。这是一切特务、内奸的共同特点、必须的一点不这样它就不能在内部存在。我们反对奸细，反对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党内的奸细。因此要认清他们的两面手法，是反革命手法，是资产阶级政客手法。不是绝大多数，有一部分群众头头很糊涂。甚至一部分干部，一小部分军队的同志很糊涂。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社会上坏思潮的影响，反映到党内来，反映来革命群众组织中来，个别的也反映到解放军中来。因此少数人用两面手法对待党，对待文化大革命，有没有？你们自己研究研究。有的人还认为，两面手法自以为蛮高明、蛮能干的。如果一个人自己实行两面手法，怎么去反对刘少奇这个内奸呢？他这种资产阶级两面手法与刘少奇一样。“九大”后，我们看到个别领导干部对中央讲假话。个别军队的师长、政委向中央说说话。明明是他写的信，他却讲信不是他写的，是别人写的。对中央讲假话，欺骗中央，这是什么共产党员。讲假话的人是要自己毁灭自己的！你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起码不是把自己摆在共产党的地位，起码是摆在不是共产党员的地位，起码是摆在与中央对立的地方。有人耽心怕在这里讲了，回去人家不信任怎么办？如果你违反毛泽东思想，违犯了毛主席的政策，讲假话，睁着眼说瞎话，怎么叫毛主席相信你，怎么叫中央相信你呢？是我最近一个时期看到的。“八·二八”命令第二条讲，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可能有错误，但也总不会对自己说假话，要团结得象一个人，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两面派手法。彻底地按党章、按毛主席教导、林副主席指示办事。应该是对党无限忠心，忠心耿耿。如果向党要两面手法，怎么去反对敌人，反对刘少奇啊！自己那就口软手软喽！“命令”的第二条就办不到了。有的同志犯了错误不敢承认。有的人长期的、系统的、一贯的说假话，搞两面派，弄到和我们对立的地位。怎么办呢？要求很简单，不高，就是讲实话，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这才算一个起码的共产党员，才是起码的党性，才能贯彻“八·二八”命令。

刘少奇还有一顶帽子叫工贼，什么叫工贼？就是钻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假充工人，或原来是工人变质了，打着工人的旗号，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破坏革命的大团结。刘少奇不是讲他是工连的老手吗？实际上二七年他勾结汪精卫，缴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械，所以说叫做一个大工贼。我们学习班中工人同志不少，还有工人新选上的中央委员，有的是工代会，或者是工人团体的头头，你们想想怎么去反对刘少奇这个工贼？在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要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如果工人团体离开共产党就会变成工联主义，就会变成反动的团体。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是接受毛泽东思想。少数个别人利用工人团体进行他的派性活动，为个人谋利益。在坐的韩金海就是这样。你是“山工总”的头头，你看你搞成什么样子了！贵州工代会“七·二九”有个电报，说知识分子钻进工代会，当了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不是工人阶级教育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篡夺工人团体的领导权，他怎么去执行“八·二八”命令啊！

恩来同志讲了，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军队。也有些缺点错误，这么大的运动嘛。“八·二八”命令中讲，“九大”后还有人冲击解放军，围攻殴打解放军，抢解放军的武器，妨碍解放军搞战备，甚至盗窃军事机密，这个问题要引起学习的注意。少数人对解放军搞反革命情报，象王、关、戚那样，有人跟反革命学的，搞单线的秘密情报工作，泄露军事机密，盗窃军事情报，有的秘密在军队内部搞情报组织，这就是反革命，是要杀头的。这样干就以反革命论处。因为我们解放军要打仗，军事秘密不允许泄露，更不能在军队搞情报。当然，起先可能是为派性利益服务，你用反革命手法对副军队，就必然走向反革命道路了。大家要对照命令第六条，好好检查一下。

文化大革命三年了，情况变了，开始有人犯错误，但以后在毛主席教导下觉悟过来了，成了革命的了。但也有个别少数人，开始是革命的，但后来也成了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了。为什么对我们军队那样仇恨，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实际上起了美帝、苏修里应外合的作用。这个命令是消灭派性、增强党性的命令，离开党性，不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领导一切，那就是只能口头上讲讲。看到简报上有的人说，命令给了我们武器，对我们是敲起了警钟，是挽救了我们。这个认识是好的，这样讲我是很高兴的。好好学习毛主席教导，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如果还没联合的赶快联合起来。要努力彻底消灭派性，增强党性，大敌当前，时间不多了。如果不按这个办事，那是什么革命派。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了。今天到会的多少人啊？八千子弟嘛！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任何敌人的进攻我们将把他打得丢盔卸甲，屁滚尿流。


黄永胜同志讲话


刚才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向我们到会的同志，作了很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我今天没有什么话说。我是个当兵的，在坐的军队同志不少，三句话不离本行，讲一讲打仗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准备打仗”。这是向我们军队、全国人民所发出的一个战斗号召。

要准备打仗，我看首先一条，就是要团结。也就是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仅仅我们军队本身要团结，而且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八·二八“命令第二条说，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就分散了我们的力量，不团结就可能被敌人利用了，不团结会被敌人各个击破。现在我们全国人民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可以说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全国人民也是团结的，而且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但我们军队也有那么少数单位，处于不团结的状态，少数省、区处于不团结状态。我们军队今天在坐的，有些单位存在着互相之间、上下之间不团结的现象，而且同这个地区的人民也团结不好。这个团结问题是个重大问题。我们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根据“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提出来的，是按照主席的思想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促进军队和人民之间团结的。毛主席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打人是伸着个巴掌，还是捏成一个拳头，五个指头不团结就没有力量，用拳头厉害，就有力量。不团结搞分裂，不管主观动机怎样，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帮助了苏修，帮助了美帝，帮助了各国反动派，也是帮助了我们内部的敌人。所以团结问题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九大”，毛主席就提出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条理万条理，不团结就没有道理。团结是最大的原则，最大的道理。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就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军队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全国人民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过去我们妨碍团结的东西，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来促进团结。有些地方不团结，不客气的说，云南的部队是不团结的。部队不多，搞得很乱。毛主席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 。我们军队不团结，影响到地方的团结。我们军队同志应该觉悟，应该按照“八·二八”命令，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九大”以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克服不团结、妨碍团结的消极因素，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要是没有团结，要准备打仗，一切都是空谈。部队不团结的情况，到了觉悟的时候了，不应继续分裂对立下去，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因此，是决不能允许的。我希望军队同志充分认识团结的重要，在团结问题上，军队要带头，做模范。要自己团结好，和人民团结好，和革委会团结好。

第二点，就是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我们要准备苏修、美帝、印度反动派和各国反动派，采取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他们不仅仅在边疆挑衅，要准备他们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在思想上不能有任何的麻痹，认为苏修不会来，认为美帝不会来，认为各国反动派不会来，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自己麻痹自己，那是最危险的。打仗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准备工作。思想上的准备不仅是要准备敌人来，而且要敢打。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我们都敢打，敢于胜利，而且一定能够胜利。我们对苏修要仇视，揭露帝俄时代和新沙皇的侵略罪行，进行仇修教育，使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进行蔑修教育。要使全国人民和军队认识清楚，美帝、苏修都是纸老虎，要蔑视它。还要进行鄙修的教育，要鄙视它。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立足点要放在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来打我们。

第三，要做好组织上的准备。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加强我军的组织纪律性。我们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毛泽东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对美帝、苏修，对刘少奇一小撮走资派更加仇恨。但我们军队也有一股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就是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闹宗派主义，腐蚀我军战斗力。为此，军委发了一个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希望军队的同志好好检查一下。指示中指出了八条不守纪律的行为，在坐的不一定八条都有，这里面你们总有几条，一条没有我不相信，有的地方八条都有，应很好地检查，很好地纠正。当然，我们主要是加强正面教育。特别是在坐的同志，你们在毛主席身边，在林副主席身边，在党中央身边，在北京学习，你们应该成为团结的模范，执行“八·二八”命令的模范，宣传“八·二八”命令的模范，捍卫“八·二八”命令的模范。执行不执行中央批准的一系列措施，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忠不忠的问题，也是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最高标准。所以，我们应该用“八·二八”命令检查，那些地方违犯了，那些地方破坏了纪律。对屡教不改的要坚决采取组织纪律措施。空军有五个人不执行命令，在外不归队，发了指示，他说没有见过文件，提出了四条，说我是革命群众组织，对我无效。我们开除了他们的军籍、党籍、团籍、公职。希望各单位检查一下，对长期流窜地方不归队的，屡教不改的，要坚决执行组织措施，是军人的要开除党籍，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此风不能长。不能让少数人破坏我们军队的声誉，不能叫他们给我们脸上抹灰，不能叫他们破坏我们军队的战斗力，破坏我们军队的光荣称号。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在井岗山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变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井岗山毛主席就很强调这个问题。

第四，要做好物质上的准备。要抓准备、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有些地方生产不大好，有些工人不上班不生产。四川就是这样，那么多军事工厂不搞生产，而且还拿钱、拿工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执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到期不归要停发工资，不上班不发工资，直至开除公职。要准备打仗，就必须搞好生产。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但有少数工厂的工人忘掉了自己是工人阶级。自己在那个地方吵架，不生产，搞经济主义，这不是玷污了我们工人阶级的称号吗！如果我们全国人民、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都能按毛主席的思想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又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再加上物质上的准备，美帝、苏修胆敢进攻，我们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领导、指挥下，就一定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一定能把美帝、苏修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之。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看军队有些同志和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三年文化大革命，把老本吃的差不多了，有的吃过头了，欠债了。希望部队的同志，特别是在坐的同志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功，而且在保卫我们祖国中立新功。


姚文元同志讲话


刚才周总理、伯达同志、康老、永胜同志做了很好的讲话，从各个方面谈了我们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八·二八”命令所应采取的措施和注意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八·二八”命令才发表五天，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迅速传播到全国，动员了我们全党、全军、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它成为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强大动力，成为我们继续搞好斗批改的强大动力，大大保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这个文件以及“九大”的文件一样，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是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文件。这不仅是对副美帝、苏修，也是当前继续革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的强大动力。每个文件我们就应看到这样两个方面，在国际方面，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帝、修反；国内是扫除错误的东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破坏活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是在毛主席直接号召下办起来的，林副主席是学习班主任，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学习班。这样的学习班，不但应该坚决执行“八·二八”命令，而且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八·二八”命令的模范，这样才能与党校性质相适应。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八·二八”命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是对敌人，命令第一条号召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锋芒指向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指向国内一小撮走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树立敌情观念。在战略上要藐视别人，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是纸老虎，苏修有几个乌龟壳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在国内是孤立的，在国际上也是孤立的，内外矛盾重重，如果他们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一定用人民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掉。我们在进行战备教育的时候，要仇视它，藐视它、鄙视它。我们要把苏修叛徒集团同苏联广大人民区别开来，苏联人民、全世界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苏修是纸老虎，是一定要灭亡的，它胆敢发动侵略战争，必将加速它的灭亡。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克服轻敌思想，和平麻痹是不行的。准备好了它不来怎么办？有备无患。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提高敌情观念，就可以粉碎美帝、苏修的侵略。国内也有一小撮坏人，命令中第二条、五条、六条、七条、九条都讲到了。二条是讲的破坏军民团结五条是讲的搞武斗，六条是讲抢解放军的武器等，九条是专门讲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失败的敌人总是要挣扎，他们听说我们准备打仗，有的害怕，有的幸灾乐祸，敌人和一切反动派都是蠢包，他们总是搞一些这样、那样的破坏活动。对这些敌人我们应该这样设想，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它们是要派各式各样特务分子来破坏，二十年从来没有断过。所以，第九条讲到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是根据当前形势发出的。

人民内部矛盾，“八·二八”命令中也讲到了，第四条是讲的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放；第二条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思想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最近，两报一刊批判了许多错误倾向，在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不坚决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不但妨碍团结，而且会为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美帝、苏修瞪着眼睛看着你，是跟毛主席革命到底，还是向那方面滑下去。凡有这种错误倾向的人，要自觉斗私批修。同时，也要做好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贯彻“八·二八”命令中，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最后说几句鼓励的话：在纪念伟大祖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邀请各地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来京观礼。是有条件的，来的单位必须是大联合、三结合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好的。来的个人也有条件，无产阶级党性强的，消灭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如果没有，宁缺勿滥。我们希望同志们不失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借“八·二八”命令的东风，踏踏实实地所问题解决好，不要搞两面派。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做出成绩，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国庆二十周年。希望你们发扬积极因素，尽力克服消极因素，争取派出代表，参加伟大祖国二十周年观礼。祝同志们努力！

大会结束时，周总理讲： “八·二八”命令不要张贴，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是作为内部战备动员的。“九大”以后，我们要更强调组织纪律性。各学习班领导小组要很好掌握，对“八·二八”命令和军委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指示都要登记编号，不要丢失。这件事本身就是考验我们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

接着，康生同志讲：也不要抄一份寄回去！

（注：周总理讲话中，记录时未能分出第一、第二点）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整理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吴涛同志传达九月十三日晚至十四日凌晨中央首长接见内蒙革委会在京常委的指示(记录稿)
1969.09.16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上午于内蒙班在全体学员大会上)


同志们：

学习班党委和学习班领导小组让我在这传达一下中央首长于九月十三日夜至九月十四日凌晨接见内蒙核心小组和在京常委的指示。

中央首长有总理、李作鹏副总长、有李德生同志。

被接见的有内蒙核心小组滕、吴、高、权、李，常委霍道余、高树华、王金保、郝广德、王志有。

总理讲：你们应该很快地解决问题，就剩下你们和贵州了，新疆、西藏都走了。你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要加快步伐，争取走在贵州的前面。内蒙战备还没有迎头赶上，边防还不强，警惕性不高，东北、西北比你们好，他们的警惕性高，捉到了苏蒙修情报特务。敌人对三北都会派遣特务收集我们的情报，不可能不向内蒙派，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特务收集我们的情报。泽登巴尔会派遣特务的，乌兰夫的死党也会趁机进行破坏活动的。滕海清同志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是违反政策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揪住不放，大敌当前，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把仇恨集中到美帝、苏修身上，集中到刘少奇、乌兰夫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位置要摆正，首要的，要把矛头对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自己的人犯了错误要按毛主席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要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同志，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揪住不放。内蒙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团结起来，准备打仗。

总理讲，柯西金来了，进行了一次会谈，是外交嘛，不能麻痹，我们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我们向柯西金严正指出，如果苏修胆敢向我们进攻，轰炸我们的军事设施，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你们的飞机、大炮、坦克多一些，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可能还多一些东西。我们有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英明的领导，有七亿人民，有战无不胜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坚决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对青年革命造反派群众代表，从群众中来，还要到群众中去劳动，才能保持新鲜血液的作用，不能蹲在机关里，不能脱离生产，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就不能成为群众代表，也就失去群众性，也就不成为新鲜血液了。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成长，要以身作则把他们带好。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权力机构，即使里面有不好的人，但还不是敌人，就要很好地教育他们，教育下去劳动都可以。对他们的问题，错误可以批评。那里有那么纯，尽一切努力帮助、教育。初期的造反派总会有变化嘛，要加强教育。

你们革委会常委要扩大一些，增加领导干部，原来批准的有几个同志，如谢振华、杨永松、张广有都另行分配工作了。要加强领导班子，把革委会的工作做好。

解放干部的问题。解放干部很重要。干部不解放不知道落后多少倍。有些干部靠边站，不看文件，不看报，不听报告，不知道情况，与世隔绝，好象桃花源记里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要解放他们，教育他们到群众中去，到工厂中去锻炼，接受群众的再教育，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才能解放。对干部还是要用的，不用是不行的，越靠边站就越落后。当初犯错误是怨他自己，现在你不给他改的机会怎么能解放呢?对这些人还是要经常教育他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长期靠边站，对党，对干部都不利。

总理讲，由群众代表中培养一个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要费很大的功夫，花很大的精力，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他们自己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对革命造反派要好好保护、教育。对他们要有批评。有的人犯错误能够改正过来就好嘛。

李德生同志插话：对群众代表要团结、教育、保护、信任。

总理继续讲，要教育他们学会无产阶级的气魄，不要陷在具体问题之中揪住不放，不要陷在资产阶级派性不能自拔，要胸怀大局，顾全整体。上海的王洪文同志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比较好。内蒙的宝日勒岱比较踏实。内蒙的造反派苗子不错，就是比较嫩。

李作鹏同志讲，东三盟的同志应该很快回去。东北对东三盟很重视，派去一千多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情况很好，比内蒙西部好，有些问题要在当地解决，党的政策是一个，东北三省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动员他们赶快回去，要东三盟的同志三天以内回各盟，十五、十六、十七，也可以分批走。东三盟还有东北同志，沈阳军区，还有东北三省革委会、省军区派人来欢迎东三盟同志回东三盟去。

总理接着讲，河西公司你们要加倍努力，不要骄傲，要再接再励。河西公司革委会要补台，双方组织都要撤掉。你们要执行“八·二八”命令，要把新红联在北京的几十个人欢迎回去，不回去要执行“八·二八”命令，要执行纪律，限制时间让他们回去。王志友同志要多做工作，你是常委，又是河西公司的副主任，要听两种不同观点的意见，特别要听对立面的意见。霍道余、王志友、郝广德你们三个人要做五·二二观点的工作。你们三个人，加上高树华、王金宝同志一共五个人。你们五个人要拧成一股绳，加强党性，克服派性，按党的原则办事，把两派的工作做好。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共产党员不能当派性的头头，要有党性，派性可能把工作关系都颠倒了，把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给颠倒了。山西最近的情况很好，形势很好，已经铲平山头，有的党员退出了群众组织。呼市最近还有小报，小报要一律取消。特别有的小报揪住犯错误的不放，有的无限上纲。中央已经规定不要登报，甚至有的小报还往外地发，更是不对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改正错误，不要揪住不放。

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滕海清同志不再作检查了。“五·二二”批示，毛主席亲自批的，滕、吴、李的检查已经发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内蒙发到公社以上。大敌当前，要团结对敌。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揪住不放，不能够使犯错误的同志感到灰溜溜的。不检查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战备，有利于对敌斗争。

学习班要学“九大”文献，毛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报告，党章有关部分，还要学几篇社论，“五·二二”批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要搞好斗私批修。原定的学习计划不要强调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可以不用，应该以斗私批修为纲，学好文件，应和本地斗争实际情况相结合，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搞好大团结，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学习班要解决问题，能够争取在“十一”以前解决就更好。也可以采取那个连学得好，联合的好，解决了问题，也可以先走。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了，召开了“九大”，建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些领导干部中央已经表了态，有的人还在整理材料，这是不对的，继续整是错误的，双方都要把整人的材料拿出来一火烧之。中央表态的人如果有人再整，这是什么问题呀?各盟市负责同志到学习班来做思想工作，十五、十六、十七三天要做出一定成绩来。沈阳军区来的同志要到学习班迎接东三盟的同志回东北。对各级革委会都要支持。革委会是你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嘛，这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嘛。自己建立起来的，不能推翻。要推翻，那是不对的，如果代表性不足，可以补台，不能拆台。

来源：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中央负责同志几次接见的指示精神》，1969年10月5日。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全体贵州赴京人员
周恩来 康生 谢富治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 纪登奎
1969.09.20


时间：1969年9月20日晚9点20分入场

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1969年9月21日凌晨2时12分，周总理、康老、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等中央首长进入会场。


总理；

今天见一见大家。你们是两批来的，先来了一批，考虑解决问题要扩大一些，又来了一批。“九大”以后本来我们要按“九大”的精神、“九大”的文件办事，响应毛主席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九大”以后，我们把贵州的代表留下来解决贵州问题，规定了一个文件。那次我们解决四个省的问题，湖北有点反复，不大；贵州反复太大，没有按照“九大”精神办事。你们的“九大”代表，回去那样不通，才过6月7月，就出了“7·29”事件，当然还有铜仁事件。铜仁事件有历史因素，“7·29”事件是“九大” 以后发生的，情况不同，“7·29”以后还有武斗，并没有扭转局势。

贵州最大的一个风气是不像一个共产党的风气，不说实话。当然压制群众是错误的，但那群众都看见，你跑不了，刘少奇反动路线就是镇压群众，你镇压群众就是反动路线，群众要抛弃你。你不给中央——“九大”后的党中央说真话，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相信这是少数人处到领导地位，广大党员、广大群众是要听党听毛主席的话的。会议中把欺骗中央的话揭出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绝大多数人觉悟了，说真话了，当然这中间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用内部矛盾解决还是用敌我矛盾解决呀？当然多数是走了邪路。我们总社的记者派下去调查，又把分社的记者叫来问一问，然后下了决心，把你们叫来。

这次经过讨论，你们要写一封信或电报给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分区、人武部、贵州广大群众，告诉他们，中央的“7·23”布告、“8·28”命令要坚决执行。你们提出七条意见，我们经过政治局讨论，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叫何光宇同志来了，我们和他谈了，现在家里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工农业生产搞得好一点了。

贵州省这三年的工作，开始造反是对的，推翻了李井泉、贾启允，这是成绩，是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办事的，后来也有好事要肯定，如归口闹革命，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归口，一月风暴之后，贵州叫“西南春雷”，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在你们那里推动了典型贵阳棉纺厂，但是你们自己把它否定了，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就是说，即使有成绩，也没有坚持下去，我们中央也抓得不紧，今年抓了二月一次，五月一次，但是后来有人说，好像是中央抓坏了，不抓反而可以搞好。其实不是这样。走资派打倒了，内部发生不同意见，用群众的话说是不同观点，这要用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能拉一派压一派。压不垮的，不解决问题。铜仁最严重。不是中央抓坏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央抓得不紧应该负责任，但主要是你的错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肯定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绩。只要把中央的精神这样和群众见面，结合起来，春雷就可以再响。现在要准备打仗，贵州是三线。贵州问题不能再拖了，时机成熟了，大家认识了，贵州出了那些问题，独立王国，个人主义，两面派呀，都是错误的。消灭一派，镇压群众呀，都揭发出来了。

我们同意这封信。大家都同意。何光宇同志回贵州去贯彻。何光宇同志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执行这封信，还推荐了六个同志和他一起去，有张健民、罗锡康、赵琴、徐英年、朱德兰。你们都是革委会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嘛！七位同志回去贯彻，一切要按党性办事，党性高于一切。你们回去先把七点意见落实。其他继续留在这里学习，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多做自我批评，揭发一些问题，主要是政治的，还有组织的，这些都要检查的。然后给中央作个报告。时间不能眈搁。贵州的经济生活、三线建设都很不像话。

中央支持你们这封信。你们是不是看过这封信？（答：看过。）都同意呀？（答：同意。）真的同意呀？（答：同意。）你们在这里，也不要干扰家里，在这里好好学习检查，总结经验。那么多基本建设在你们贵州，要赶上来嘛。不要搞小道消息回去。过去对立得简直不成话了。后来的“捍三红”和“四一一”同志现在能不能对话了？（答：能。）在贵阳不行了，见到就打。这次无论如何把问题解决，主要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的话。当然有的人错误要重一些。铜仁的杨平凡、康××都要作自我批评。

工代会罗锡康是组长要负责，但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罗锡康是个表面人物，实权不在你手里，实权在几个知识分子手里，在徐英年手里。徐英年这次检查很沉痛，要求回去考验一下，给改正机会。知识分子有动摇性，不要信任他，但又有保留。

军区刘安民同志检查就不好。他是李再含信任的，有点装疯卖傻，要继续检查。独立师刘金池硬是向我们说假话，对吴法宪副总长说假话，现在稍微好了一些。军委负责人问你怎么不说真话呢？当然李再含要负主要责任。牛甫（牛甫站起来）你这个秘书了不起，可以代表李再含向700个干部作几个钟头的报告。真是秘书专政啊！不过他揭发了一些问题。还有杨德政（杨德政站起来），你留在家里负责工作，根本和中央精神相反。还有姜湘南（姜湘南站起来）……对抗中央简直已经出格了。这些事都是“7·29”以后了，连何司令员说服都不行了。

贵州的方向路线确实走到边缘了。必须把你们叫回来。当然41师也有错误，他们承认有派性。四一一也有错误，也要作检查；支红派就更错误了。因为他们有上面支持。搞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呀！你们把它总结出来，总结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锻炼，只要认识彻底了，还有改正的机会。执行反动路线严重的“二月逆流”那样的，也要给他改正的机会。谁能够一贯正确啊！

贵州出了个小领袖，有一个什么“小太阳”。红太阳只能有一个嘛。贵州天无三日晴，太阳不那么红，但总还是只能有一个太阳啊！不能搞什么“小太阳”，云雾总是要吹散的。毛主席的红太阳总是要普照大地的。

康老讲几句吧。


康老：

完全同意恩来同志的讲话。回去的同志和留下学习的同志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错误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贵州夺权是肯定的，基本上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但是后来离开了毛主席，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群众，犯了错误。经验证明，凡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事情就办得好，群众就拥护；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自封什么“小太阳”都不行，非犯错误不可，群众就反对你。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不管是在这里学习或回去的同志，必须紧紧按党性办事，特别是“九大”之后，一切要按新党章办事。

贵州最大的错误，当然“7·29”事件是严重错误，但更严重的是党风不正。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的，是对党对中央对毛主席说假话。有的是因为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不了解，这个难免；另一种是明明自己做了坏事硬说没有做，用一切办法想方设法来欺骗中央。上欺中央，下压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就是一个一般的人说假话都是不对的，背离为人的道德的。

同志们想一想在贵州发生什么事呢？

一个解放军一个师的政委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假话；革委的主任、副主任，可以向中央发电报欺骗中央，这在贵州不是一个例子，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在一般群众都是道德败坏。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这种情况是向党向群众玩两面派手法。你们不是反刘少奇的吗？你们怎么也这样呢？完全离开了党的立场，走到党的对立面去了，自己走到背离党的边缘了。这是歪风邪气。我们同意总理的讲话。当然广大党员不是这样的。在贵州主要是领导、负责人，是他们提倡的。

另一件事，在贵州，一些领导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自己坐在后面，用群众出面去压另一派，用群众名义来骗中央，用群众名义来给中央施加压力，对抗中央。这是共产党员做的吗？这种手法很恶劣，很阴险。我对罗锡康讲了，工代会要警惕，不能给人家当工具。知识分子篡夺了工代会。我给罗锡康讲了，你是傀儡。用群众出面反中央。你想这是正气还是邪气？

如在“7·29”事件的第二天，你们成立了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这是省革委组织的。革委会的李再含、李立同志同意搞的。你们想一想，这样把革委会放到哪里去了？把解放军放到哪里去了？革委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你们把革委会和解放军都否定了。

“7·29”不但镇压了“四一一”，也毒害了“捍三红”。所以“八一八”、“捍三红”要觉悟。这是引导你们脱离共产党的。这比打死几个“四一一”更严重。“捍三红”要觉悟，他们拿你们当工具。

作为共产党员，你们这样欺骗群众，镇压群众，毒害群众，如果这种事情不觉悟，后来还要犯错误。你们工代会还要组织三万人上街游行。杨德政同志，是不是你支持的？（杨德政站起来回答：不是我支持的。）是工人自己要来的吗？你是党员吗？（杨答：是。）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杨答：1938年。）你是加入的哪个党啊？是共产党啊？是国民党啊？我看你这个样子不大像个共产党员。你们走到边缘了！不彻底觉悟还要犯错误。当然“7·29”事件要承认错误，要好好检讨。但基本问题是领导同志党风不正，是最危险的问题。特别是“九大”以后。相信同志们会立刻觉悟起来，相信广大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会把贵州搞好。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你们的灵魂，离开这个灵魂就要犯错误。贵州犯了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就更加能提高我们的觉悟，就能使你们思想上的红太阳红起来，但不是你们那个“太阳”。


吴副总长：

我完全拥护总理、康生同志的指示。希望你们好好学习。贵州夺权之后，犯了一系列错误，干了一系列违反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违背了《十六条》，违背了“九大”精神。特别是军队，你们把解放军带错了，带到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道路上去了。军分区分成两派，一边分成六个；军区机关分成两派；两个师是两派。派性迷了你们的心窍，中央的话你们听不进，只听李再含的话，不请示，不报告，你们调军队开枪屠杀群众，镇压群众。铜仁屠杀几百人，杨平凡，我看你不平凡，你们这次把革委会踢翻，打死几百人。贵阳刘安民、刘金池，在李再含支持下开枪屠杀群众，镇压群众，在全国除了青海赵永夫外就是你们了。你们毫无悔改之心，还要欺骗中央，威胁中央。贵州军区、军分区应发来的电报，没有一份是真实的、可以相信的。田化一、韩国锦还没有认识。

康老：哪个是田化一哟？（田站起来：我。）咱们是老乡，出了你这个名人。

总理：韩国锦同志，你的检查很糟啊！

吴副总长：铜仁军分区的几个头头，苏华、罗大勇，你们自己离开队伍几个月，在背后指挥武斗。

总理：戴着领章、帽徽，长期离队，怎么算是解放军呢？你们自己想一想。

康老：我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像你们那样？

吴副总长：安顺的郭绪昆（郭站起来）在“7·23”布告后踏平了三个革委会，打了三个县革委。

总理：你们安顺有个8349部队就很好嘛，来了没有？（8349部队团长站起来）你们是从北京调去的吧？（是从怀柔县官厅水库调去的）就是嘛！离毛主席身边近，对中央精神就领会得多。他们一直有不同意见。

吴副总长：贵州报社的军代表一直不负责（《新贵州报》的军代表站起来），竟敢对抗中央。

总理：你代表哪个军呀？“一碗水端平”是“小道消息”？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搞折衷调和”。简直荒唐！你是独立师的吗？（答：军区的。）好好检讨！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报纸，反中央的报纸。你是共产党员吗？哪年入党的？（答：1944年。）你为什么不抵制呀？顶一下就好了嘛！

吴副总长：他还说他没有看过《新贵州报》。贵州报的军代表不看贵州报。

总理：不看报，不老实，这个不老实。

吴副总长：还有独立营的政委，崔义军，支工办的负责人，动态组长，搞军内情报呀！怪事真多。

康老：贵州还有个特点，对同志搞特务工作。孙昌德用波兰文搞记录。

总理：康岩中也搞了邮检。（康答：邮检组。）这是对待敌人的手法，用来对待革命群众、对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行动？工代会还有动态组，你搞情报，搞单线联系，汇报到李再含那里，就可以决定方针。你李再含是从哪里学来的啊！

吴副总长：还有兴义军分区搞成什么样子。张星炳！（张：我一直没有回去，李再含把我调到招待所，不让我回去，有两年了。）兴义搞得这样乱啊！（没有乱。）云南武斗没有啊？（没有。）怎么能说是云南把你们搞乱了？还有水城搞武斗，用机车头相撞，把机车头撞坏了，压死人。水城有人来吗？（×××：我们介入了铁路，我们犯了错误。）

总理：六盘水，三线建设的重点，最大的煤矿，你们搞成这个样子。

吴副总长：其它还有。你们犯了一系列错误。是彻底觉悟的时候啦！应该接受教训，检查错误，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九大”文件，学习总理、康生讲话，痛改前非，认真向中央检查，向贵州人民检查。你们一切行动不听指挥，党纪、军纪都不要，无法无天，这还像个解放军？像个党员？这些错误责任在你们。解放军不能分成两派。两派都错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

遵义有个工人不肯造武器，就给打伤了。遵义分区，你们要坚决追查。应该警惕了，还这个枪不能收，那个枪不能收。

总理：山西武器上交了，武斗没有了。贵州交了一些是群众自觉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就没有交，你们三交三不交。

贵州还有个特点，歪曲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指示，对自己有利的就拥护、欢呼，对自己不利的就抵制，把我们过去的传统都丢光了。“四一一”的同志要警惕，不要翘尾巴。你们也有许多错误的，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打倒李再含，搞打砸抢是错误的。

康老：“四一一”的同志要记得，你们就参加了“北航黑会”。你们“四一一”也有坏人，在清华丢炸弹，有袁昌福，还有其他人，炸死工宣队。“四一一”也要做自我批评。

“捍三红”头头来了没有？（郁昌奉站起来）你是“八一八”的团长 。你们听李再含的话，搞武斗，对不对得起毛主席？你们把国防工业拖了多少呀？犯罪呀！谁高兴啊？美帝、苏修高兴，蒋介石高兴。我问你，你这个“群众工作组”要不要解散？（我个人意见要解散。）

总理：嘿！你看这个样子，还打点官腔。

康老：你这个话是对我说的，就是不解散了？（要解散。）

总理：你下面还有多少人？（20多个。工代会下面有8大片，每片10多个人。）还有8大片，每片10多个人，共100多人，你是个小头子，这100多人就靠你吃饭。你们那么多工地的工作不去做，去搞武斗队。

康老：你是党员吗？（是。）你有一份共产党员的气味没有？（我对毛主席有罪。）

总理：应该说这个话。

纪登奎：地化所的头头，011的头头，还有113的头头，要好好检查。

总理：都站起来！你们这几个小老子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孙昌德、康岩中也站起来）那里还有一个女将，帮凶郗淑珍。（郗站起来）你看，你们三个这个样子，确实像搞武斗的。你们踏平“四一一”，事实证明也没有踏平，踏了两年另一个月，怎么样？你说是中央抓乱的，实际上你踏平“四一一”开始就搞乱了。

康老：李再含同志，共产党不要玩这一套。

吴副总长：“四一一”还有1000多人在学习班。“捍三红”能不能欢迎他们回去？首先在贵阳做出榜样，影响和推动全省大联合。要保证不再发生歧视、排斥，不能武斗。“四一一”回去不能搞报复。

最后总理问其他几位首长还有什么讲的。

几位首长表示没有什么讲的了。

总理：今天就开到这里。以后还要和大家见面。

大家欢送中央首长离开东大厅后，回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天亮以后）。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中央首长有关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介绍
1969.10.00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简要经过


珍宝岛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位于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心线我侧。珍宝岛历来是我国的领土。就是按照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是无可 争议的中国领土，一直由我国的渔民在岛上生产，一直由我边防部队在岛上巡逻。当地居民都知道，解放以前，王老三等就住在岛上，另外还有中国商人开的一个小 酒店。珍宝岛原来不是一个岛子，岛的北头与我岸连在一起。以后经过江水的冲刷，在一九一九年才形成了这个小岛。这个岛南北一千七百米，东西约五百到六百 米，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约有零点七四平方公里。江宽有三百多米，靠岛的西边有个江岔，约一百三十多米，从来都不通航。为什么叫珍宝岛? 据说珍宝岛古时候出了一棵很大的人参，以后就得名珍宝岛。

珍宝岛的整个地区为丛林、沼泽地，气候寒冷，冬天达零下三十度，昼夜温差高达二十多度，降雪期七个月左右，封冻季节比较长，有五个多月，封冻期内冻土层和结冰层在一米七左右，这是珍宝岛简单的地理情况、自然情况。

苏修叛徒集团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断在中苏边界挑衅。挑衅的手段也是逐步地升级，开始用推、拥、顶、碰、拳打脚踢，警犭扑咬，发展到今年元月二十三号大 打出手，用木棒打伤我边防军二十八人，抢走我们的枪枝弹药。一直发展到今年三月二号，三月十五号，出动大批武装部队和坦克、装甲车侵入我珍宝岛首先向我开 枪开炮，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苏修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三月二号战斗前，我巡逻部队巡逻，敌人就干涉；我登岛，敌人就尾追，他尾追的兵力，总是有意相当于我们的二、三倍。你要出十个，他就出来二十个，你要出来 二十个，他就出来四十个，甚至六十个。因为你出来以后，他打棒子也好，推也好，拉也好，他一个人打我们一个人是不行的，推也是不行的。我们的战士，一个个 和造反派一样，他们害怕，所以他搞推推拉拉总是相当于你二到三倍。我们摸到他这个规律。三月二号八点四十分，我边防站长孙玉国同志就率领三十人，分成两个 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我们部队从边防站一出来，苏修发现了，就从两个方向前来夹击。苏修对方南端有个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他们发现我们孙玉国带着三十 个人巡逻，就出来一辆卡车，一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五十个人；同时，苏修那边的北端，还有一个叫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又出来一辆装甲车，二十个人。我们 三十人，他们两路就出来七十人。出来以后，他南端边防站一个小队长叫伊万上尉，是个瘸子，边民对他很愤恨，都知道这个瘸子小队长很坏，过去在七里沁岛指挥 装甲车压死我渔民就是他搞的。渔民也揍过他、摔过他，原来是个中尉，以后因为反华有功，给了个上尉。所以叫瘸子上尉小队长。老百姓对他很恨，边防部队对他 也很熟悉。上来以后，从下面出来的五十个人分了三路，第一、二路就尾追我们孙玉国带的十八个人这一路。另一路我们十二个人，就在我方江岔上岛进行巡逻，他 的第三路就是这个小队长带的，第三路尾追我第二巡逻组。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又编个第四路。你两路他就四路，他就是分四路合击我巡逻队。在九点十七分钟， 敌人的第一路、第二路尾追我第一巡逻组，就是孙玉国的巡逻组，我当即提出警告，敌人不顾我警告，首先向我们开枪，打死打仿我巡逻队员。当时，因为他们首先 开枪，所以我们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战斗一打响，尾追孙玉 国的这两路一开枪，被我第二巡逻组阻止在江岔的第三路，就是小队长带的那一路，尾追着我们的第二巡逻组，第二巡逻组班长周登国一听岛上响枪，往后一看敌人 在后面追着哩，也准备端起枪来开枪，我们听到岸上一响枪，班长很激动，把枪往后一调，自动枪一扣，一下这一路七个就全部报销了，包括小队长在内。当敌人第 四路由岛的东部向我警戒分队冲击，当即遭到我坚决的还击。九点五十分，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打了一小时零十三分钟。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余人，其中打死五十余 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他一共来了四辆。这是二号作战的简单经过。

三月十五号，三月二号战斗以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向我珍宝岛方向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武装部队。当时我们判断，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 营，还有四个大口径炮营，126呀，120呀，M14火箭呀！敌人大量地增加了部队、坦克、装甲车、大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我们也作了再战动员，作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不打无准备的仗。敌人的活 动也比较频繁，在这个情况下，十四号敌人活动更频繁。因为珍宝岛是我国的领土，敌人你要来、要上，我们坚决不让你上；你不叫我上，我非上不行。我们就去了 一些部队，在我们江岔埋了点反坦克雷，因为敌人他爱迂回包围夹击。我们埋完坦克雷后，就留了一个小分队，在岛上警戒，看看你到底搞什么。敌人于十五号三点 钟，出动了装甲车六辆，步兵三十余人，入侵珍宝岛东侧，并隐蔽起来，在四点钟的时候，向我警戒分队接近，开始往前运动。我们一看敌人这么多，就派了营长和 孙玉国同志登岛坟强岛上的警戒力量。在八点零二分的时候，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残兵跑回了苏岸，粉碎了敌 人的第一次冲击。九点四十分钟，敌人在炮火、坦克火力掩护下，苏修出了三架飞机，俯冲威胁我们，出动了坦克车六辆、装甲车五辆，向我发起第二次进攻。这次 进攻，敌人分了两路，一路以坦克四辆，由岛南江岔向我进行迂回夹击，另一路以坦克两辆、装甲车五辆，由岛的北端向我正面冲击。我岛上的部队不顾敌人前后夹 击的威胁，英勇顽强，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沉着应战，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坦克，当即击毁敌人装甲车两辆，击伤一辆，击毁敌人坦克一辆，又炸毁敌人的坦克一 辆，到我们岛的西侧开来四辆坦克，我们岸上有个“七五”无后座力炮，上去一炮就击伤了。击伤以后，坦克还继续往前走，一走就跑到我们的雷区了，一压地雷就 把这个坦克击毁了，击毁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就着急了，向岛上冲又冲不上去，就调头往回跑，第三辆还在后边跟的很紧，这样第二辆往后跑，第三辆往前冲，两个 坦克一冲一退就撞头了，他也不知道是火箭，还是什么炮！就这样几辆坦克又逃回去了。这一次激战了两个多小时，残兵在他的炮火掩护下逃回去了，我们胜利地粉 碎了敌人再一次的冲击。连续打退敌人两次冲击以后，估计敌人必向我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时估计敌人还要来，我们进行了思想动员，准备迎击敌人更大规模的 进攻。十三点三十五分，敌岸上他以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对我岸开始猛烈的火力进攻，向我纵深打七公里，正面十公里，持续时间打了两个小时。十 五点十三分，苏修一个“大人物”坐飞机到他们199．5高地坐镇，亲自指挥，又出动坦克十辆、装甲车十四辆，又出动了一百多步兵，向我守岛分队发起了第三 次冲击。我们岛上的、岸上的分队，不被敌人的坦克、装甲车、火炮所吓倒，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我们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 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有个火箭筒放到八米上打的。我们前面有两门八五炮，也有直接瞄准敌人二十四辆车，敌人在岛上乱成一团，很暴露。在暴露情 况下，我们岛上的、岸上的直接瞄准火炮，就向那个地方打。他大炮打我打了十公里的正面、七公里的纵深；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发射了××多发炮弹，狠打了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在岛上击毁敌人坦克一辆、装甲车四辆，击伤敌人装甲车两辆，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 量。接着我们进行了炮火转移，又打了一个高地。为什么打? 我们警告你，你打了我们正面十公里、纵深七公里，我打你一下，以示警告，不是我不能打你。这一打也大量杀伤了他的有生力量。打死的那个上校就在那个地方。 十五日战斗，我参战部队与敌人的坦克、装甲车五十余辆和大量的步兵激战了九个多小时，敌人有六次较大的炮火袭击，粉碎了敌人三次冲击，击毁敌人坦克两辆、 装甲车七辆，击伤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四辆，打死敌人上校边防中队长伊凡诺夫，还有个中校跑到岛上前边督战，也在那里报销了，打死六十多人，伤敌人八十余 人，再次给了苏修侵略军以应得的惩罚。

三月二日、十五日，我们的自卫反击作战，狠狠打击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气焰，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租国的神圣领土，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


二、苏修侵略军的作战特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和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使我们认讯到苏修侵略军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现在苏修侵略军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红军有本质的不同，他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从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他有大量 的低级趣味的女人照片、情书，已经看出他生活上的糜烂，这也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控制其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一种手段。我们在阵地上，亲眼看到苏修军官打骂士兵。 他这个部队政治上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教育、资产阶级的教育，战士受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毒害教育很深，所以政治上是糊里糊涂。咱们在边界斗争，文来文 斗，武来武斗，政治上不示弱，军事上也不能示弱。有时咱们边民、渔民去了，揪他的坏头头(军官)，你说揪他的坏头头，当兵的就让你揪；你打他那个坏头头， 士兵也不管。象瘸子小队长很坏，还有个瘦班长(名字忘了)，咱们人去了，要揪格比旦(军官)，战士说，那是个格比旦，我是个傻旦子(士兵)，你别揪我。他 部队里贪生怕死，政治上蜕化变质。咱们这次珍宝岛作战边打边谈，就是二号、十五号，那边打、这边谈，我们就升旗(边防谈判时规定升旗为号，一升旗你就过 来)，有时咱们叫他，他不敢过来，害怕，但不过来又不行，他们过来时披着避弹衣，后边还有部队掩护，来了以后和我们谈，拿上稿子哆哆嗦嗦，念完就走，你谈 你这个，他念他那个。我们这个部队去了以后，小伙子枪一背，腰一叉，确实和造反派一样。敌人很害怕，政治上很糊涂，会谈过程中笑话也很多。谈判时他要他那 辆被我打坏了的坦克，说：“你们把坦克给我们吧！”我们说：“我们没有你的坦克”。他说：“江岔那个坦克。”我们说：“这个坦克是你们侵略我国领土的铁 证，不能给你!”他一听很厉害，就说：“那算了吧，那是你们的坦克。”还有一次，看样子他肚子里还有点词儿一样，说：“啊：日本人反对你们，美国也反对你 们，印度也反对你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战士说：“好啊，证明我们和帝修反都划清了界限，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他撒腿跑了。所以他们政治上 确实是糊里糊涂。我们有时广播：“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打倒尼克松!”他就过来说：“我们没有尼克松呀!”他不知道尼克松是那里的。

第二个特点，军事上唯武器论，迷信现代化装备，靠龟乌壳和大炮打仗。步兵对坦克、装甲车、炮兵依赖性很大，他在进攻的时候，有炮火支援，冲击的时候有坦 克、装甲车引导，撤退的时候有炮火掩护，他的步兵最怕与乌龟壳隔离，不敢单独作战，更不敢打近战、夜战，一离开乌龟壳就傻眼，没有什么战斗力。

第三、战术上墨守陈规，按教条打仗。苏修这次采用的战法还是过去那一套，他的机械化就是机械，不机械就乱套了。他认为我们还是那一套。所以炮兵打什么第一 战壕、第二战壕、第三战壕，第一阵地、第二阵地呀，用他那一套办法来对付我们。所以，他进攻以前，炮火准备由前沿向纵深逐次地延伸，而后他的步兵伴随着坦 克、装甲车冲击，墨守陈规，按教条打仗。兵力使用上逐次增加，添油战术。但是他在进攻中注意前后夹击、包围、迂回的战术，这是我们今后部队训练、对付苏修 要注意的。在冲击时，受我们打击，进展迟缓，爬行战术。这是从战术上来讲。

第四、他的兵力使用上，重视协同，互相依赖。他的装甲兵在战斗中前进为一路，展开成一线，冲击成三角，迂回成纵队，撤退交替掩护，在进攻过程中进进、退 退，不断运动，主要是避免我们的火力打他。在炮兵进攻前，通常采用压制射击，压制正面宽，面积大，持续时间长。十五号第三次冲击前，炮火打了两个小时。有 航空兵，这次使用了些直升飞机、侦察机，主要进行巡逻、侦察、照相、通信、运输物资和校正炮兵的射效。通常一天出动十架次左右，最多就是三月十五号一天， 出动了各种飞机共三十五批、三十八架次，多为单机沿苏岸山腰飞行，就是三月十五号战斗中出动战斗机三架次，在我阵地上空俯冲。工程兵使用上，埋雷速度快， 雷区正面大，纵深大，密度大。今后部队训练、民兵训练要注意绊发线，有时搞地雷有个绊发线，有高、有中、有矮，

高、中、矮结合，伪装比较严密，不易发现。通信兵一般一打起来以后，无线电联络比较频繁；他很注意对对方进行干扰，十五号战斗他就干扰得很厉害。这是我们今后训练过程中要注意的。


三、关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基本经验


基本经验确实很多，也很好。各方面的经验都有，作战方面的、政治工作方面的、后勤工作方面的、各个兵种方面的、支前方面的，经验确实很丰富。珍宝岛自卫反 击战虽然是个局部的小战斗，但是这是我们和苏修侵略军的首次较量，所取得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们加强战备，准备粉碎苏修侵略战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主要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个经验，我们打仗就要靠政治，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一句话，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 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珍宝岛自 卫反击战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就无往而不胜。下面分这么几点：

第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要 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我们军队打仗，历来靠人的政治觉悟，靠勇敢。”这次作战地区，气候严寒，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比较艰 苦，由于广大指战员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刻骨仇恨，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 里连续作战九个多小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白天一身雪，夜晚一身冰，走路一身汗，卧倒刺骨塞。珍宝岛作战的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个情况下，豪迈地 说：“脚踏雪地头顶天，怀揣宝书心里暖，为了保卫毛主席，再苦也幸福，再累也舒服，再冷也热火。”有些炮兵分队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连续三个昼夜，大 雪盖在身上，衣服冻的硬梆梆，鞋子冻得脱不下来，一直坚持在阵地上，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反复背诵毛主席的教导，浑身上下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们前沿 值勤的部队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在雪地里一爬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些同志手脚冻肿了，为了不暴露阵地，仍然一动不动，誓作雪地里的邱少云。有的部队为了争取 时间，昼夜抢修工事，白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的战士累倒了，爬起来照样坚持修工事。有的分队在冰冷潮湿的工事是坚持十几个昼夜。有一个新战士叫孙玉 平，三月二号战斗前，他得了慢性肠炎，一、天拉几次肚子，他总是瞒着同志们不讲，在三月二号战斗中，他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十天多了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 水，他想肚子里边没有东西就不会拉稀了，同志们怕他支持不住，劝他留在家里，他说，保卫毛主席，我有使不完的劲。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岛上值勤十多个小 时，群众称他是雪地里的邱少云。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广大指战员不怕吃苦，能够吃苦，敢于吃苦的硬骨头作风。在战斗中，干部、战士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发扬勇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敌人的坦克、装甲车连续冲击面前，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 步生。这些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有些重伤还继续坚持战斗。三月二号战斗过程中，有个战士叫于清阳，头部负了重伤，子弹从他的太阳穴穿过去，他昏倒在地上，同 志们以为他光荣牺牲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于清阳同志，又呼的一下站起来了，端起冲锋枪就向敌人冲去，又冲了二十多米，他又昏倒在地上，就这么反复了 几次，昏倒在地上爬起来打敌人。所以，没有打过仗的，敢打仗，能打仗，能够打胜仗。于清阳牺牲以后，他母亲来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人民确实 觉悟很高啊！他母亲来了以后，首先没有看儿子，他首先看别的烈士，他看一个就呼“打倒苏修！”最后就去看了他儿子。看后，就问干部：“我的儿子是向前冲牺 牲的，还是怎么牺牲的？” “他平时表现怎么样？”领导讲：“他向前冲牺牲的，他打得很顽强，他打得很勇敢，他平时表现很好。”他母亲当时笑容满面，非常高兴，说：“我向儿子学 习”。回去以后，从家里边拿来二十几个苹果送到连队，说：“你们连队每人吃我一个苹果”。最后还提出来，是不是叫他父亲来继续参加战斗。珍宝岛反击作战 中，广大指战员，广大人民事迹很生动啊，不怕苦，不怕死啊：我们还有一个叫陈绍光的副连长，是沈阳军区树的思想红、干劲足、作风硬的标兵，他在三月二号战 斗中三次负伤，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战斗。起初，他带领部队向敌人冲击，消灭了一股敌人，他左臂负伤。战士们劝他快下去，陈绍光笑着说：“我这点伤不要 紧，别管我，准备冲！”他就给部队高喊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连续战斗。接着他又带头冲上去。一边带着部队冲，一 边嘴里喊：“对敌人要狠狠地打呀！对毛主席要无限忠啊！现在是我们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候了!。”在他英勇行为的鼓舞下，部队英勇顽强地向敌人猛扑过去。他 在冲的过程中，冲了五六十米，敌人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腰部，他第二次腰部又负伤了。但是，致命的疼痛并没有使他停止战斗，他又指挥着，又打出了几个点 射，撂倒了正面的两个敌人。战士们过来抢救他，陈绍光同志对战士说：“不要管我，快消灭剩下的敌人。我这里有子弹，请你们代表世界人民消灭苏修。”他亲手 从他自己子弹袋里边掏出来交给了战士，并一再告诉战士说。“你们注意节约子弹，注意利用地形地物，一定要冲上去消灭敌人。”他三次负伤，继续带头冲。我们 还有个副连长叫王钦荣，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还以最大的毅力坚持指挥，一句一句地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人在阵地在，坚持就是胜利！”他就是用自己的英雄行 为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革命舍下个人想人类，保卫毛主席虽死志不移。珍宝岛作战过程，确实有许多生动例子。还有个杨林同志，他是无后座力炮班的班长，上去 以后，面前敌人有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他毫不畏惧。带领全班投入战斗，他一上去左手打穿了，还继续打，还继续战斗，最后敌人又把他的右手三个指头打断了， 他还在那里打，最后副班长向他报告敌人坦克发现我们了，赶快转移。我们的杨林同志坚定地回答：消灭敌人要紧，快打！他们就是这样击中了敌人装甲车三辆。这 些同志过去都没有打过仗，他敢打，能打，能够打胜。刚才讲的一个华玉其，是个火箭筒小组一个组长。在这次战斗过程中，他带领小组上去，就是三百米不打，二 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五十米突然开火，他打最后一辆装甲车是放到八米，这个人打到什么程度呢？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情况下，把帽子取了，把棉衣 脱了，站起来到地上打，打到最后脸也青了，耳朵聋了，什么也听不到。那天我们见他问怎么样，他说我什么都听不到，班长和其它人打一辆举一个指头，他说我打 中了，打的好，我就还打，别人给我举手势，说来了，我就站在地上打。确实是不怕苦不怕死呀！很年轻，那天，我们看到他和姑娘一样，还羞羞答答的，但是对敌 人确实很恨，打得很好，打得很顽强，很勇敢。他说我一上阵地，就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打近战，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五十米突然 开火。他就老等到这么近，最后他就放到八米。还有个胡克仁同志，在战斗中腹部连中三弹，肠子流出来，仍然坚持不下火线，连续战斗，不断地背诵着：“下定决 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呼：毛主席万岁，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抱着肠子一直打，战斗结束把他送到医院去，医生连续做手术八个小时，他没 喊一声痛，并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给医生做工作：“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励医生大胆工作，使医生很受感动，说做这一 次手术，使我受到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没有打过仗的也敢打仗，能打仗，能打胜仗。这次参加珍宝岛作战的战士和基层干部，都是第一次打仗，参加军事训练也不多， 有的是刚入伍的新战士，有的是出发前一天才到连队的，二十八号入伍的。刚入伍的新战士，就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人的勇敢，不怕死，战胜了拥有大量 的装甲车、坦克的敌人。三月十五号，炮火那样猛烈，我们守岛分队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粉碎了敌人三次冲击．这次作战，我 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三没有什么装甲车，四没有什么指挥车，我们就是靠步兵，就是靠勇敢，打翻了敌人的乌龟壳，就是靠我们的革命化、战斗化打败 了敌人的机械化。有个“八五炮”四班和六班，一共二十名同志，只有三个人打过炮，其它没有打过炮，有九个人是今年入伍的新战士，有的出发前一小时才到连 队。在十五号的战斗中，敌人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向我疯狂地冲击时，他们将火炮推到一没有阵地，二没有辽蔽的公路旁，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以猛烈的火力打得敌 人蒙头转向。有个装填手叫王顺乔，是个很小的战士，今年入伍的，他就是怀着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带病坚持战斗，连缜装填了三十多斤的炮弹四十 多发，两只手被撞坏了，怕别人看见，他就带上手套，连续装填，手不好使了以后，用胳膊夹，累了站不得就跪着干，一直坚持到胜利。

第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没有指挥过战斗的也可以指挥，能指挥，能够指挥好。林副主席指示我们：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三月十五号战斗，先后登岛作战的干部战士都没有打过仗，干部更没有指挥过作战。大家都有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在激烈的战斗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部敢于指挥，战士服从指挥。岛上开始由营长冷鹏飞同志指挥，这个营长也没打过仗，很勇敢地指挥，他在岛上按照 毛主席近战歼敌的思想，把敌人放近打，亲自指挥火箭筒一举击毁两辆装甲车，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冲击。他负伤以后继续坚持战斗，到敌人第二次冲击结束，他不下 来，当时孙玉国给指挥所报告，说冷营长负伤，流血过多危险，指挥所命令他下来，担架抬他不叫抬，自己走着下来，到了医院见谁就给谁宣传，揭露苏修的罪行， 宣传珍宝岛情况，很顽强。孙玉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边防斗争中，他直接和敌人搞过三十二次，自己领导指挥了二十二次。敌人文来文斗，武来武斗，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他的头部也是挨过棒子的。以后到了三月二号、三月十五号他都在岛上亲自指挥。他英勇接替了营长指挥以后，在敌人的大量的猛烈的袭击炮 火面前，他沉着机智地率领分队作战，取得战斗的胜利。还有一个政治干事叫杜永春，没打过仗，过去是个技工，以后当班长，以后到一个部队准备当干事，现在是 某连一个指导员。他这次去以后，二号参加，，十五号参加，十五号就跟上一个班。他在战斗中一直很勇敢，从开始一直打，敌人上来后，他就投手榴弹，他就把这 个班，还有附近什么火箭筒班，无后座力炮班，在八十米的地段就指挥开了。他很会作思想工作，有一个时间电话不通，他就用红宝书指挥，他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 我们，我们永远不会中断指挥，给战士作工作，他用毛泽东思想指挥大家，一直坚持战斗。杜永春这个干事本来没见过也不会打火箭筒，最后有个火箭筒没人用，他 拿起来就打，就这样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他迅速向敌人坦克、装甲车发射炮弹，一个人打毁敌人装甲车三辆。这次战斗，充分说明了用毛泽东 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有最大的勇敢，最大的智慧，最大的战斗力。这种精神很重要，要在平时打好基础。

第二个经验，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方针政策，才能从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取得全面的胜利。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先礼后兵”“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反侵略斗争最有力的 武器，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下边分别讲一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珍宝岛是我们的领土，无论苏修侵略者怎么样阻挠干涉，我们始终坚持登岛生产，下江捕鱼，正常巡逻，决不示弱。如果他要 上岛，我们坚决不让他上，使珍宝岛一直在我边防部队守卫之下。苏修一个坦克被击毁在我国领土上，他要拖，我们坚决不让他拖；我们要拖就坚决拖回来。苏修为 了这辆坦克开始想拖回去，我们就是不让他拖，他就想破坏，想炸毁，以后用炮一直打这个坦克，打到江底下去，打到江底下也不能拖，这是侵略我国领土的铁证， 我们要拖，就坚决地拖，一定要拖，一定要把它拖到北京去。现在这辆坦克已到了北京了，放在军事博物馆展览。第二点，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每一次战斗，我们 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都有了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打就打痛他，打狠他，打胜他，不打消耗战。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就是要 贯彻主席的思想、主席的指示。第三点，耍坚决贯彻先礼后兵，我们不开第一枪，不打第一炮。每一次战斗，我们的人员从不越过主航道，也不追歼溃逃之兵，把战 斗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侧进行，把敌人消灭在我国境内。苏修和一切帝修反他们就是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先礼后兵，每次再 三警告。第四点，讲究斗争策略，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与苏修斗争，始终把主要矛头指向苏修叛徒集团，我们作到了三个区别：把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勃列 日湼夫、柯西金统治下的苏联区别开来，把苏联的革命人民和苏修叛徒集团区别开来；把苏修军队的广大士兵和上层的反动军官区别开来。讲究斗争策略，分化瓦解 敌人，要作到这三个区别。在十五号战斗中，敌人用炮火袭击了我们的工事、边防站和纵深地区，我们只还击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以示警告。他对我边防站打了很多 炮弹，我们边防部队始终在边防站里住，继续做饭，该吃什么吃什么，该休息的回去休息。但是我们反击的时候，没有打他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可是他却吓的了不 得，从边防站跑出二十多天不敢回去，他心虚。这样我们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始终是主动的。

第三个经验，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打歼灭战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林副主席指出的作战原则，敢于打近战、夜战，在近战、夜战中歼灭敌人，所以我们这次作战 就是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五十米左右突然开火，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达到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上边举了很多典型例子。就是打近战。这次 总结三不打：看不见不打，没有把握不打，远了不打。这就是打近战，近战歼敌，按照林副主席教导，敢于刺刀见红，死打硬拚。

第四个经验，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加强军内、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平时团结重要，战时团结吏重要，团结就有战斗力，团结就是胜利。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是革命大团结的胜利。下边讲军队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和军民团结的事迹。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 爱护，互相帮助。”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边防部队的指战员时时刻刻把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铭记在心坎里，落实在行动上。他们无论在任何艰苦困难的场 合下，人人都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集体关心别人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战友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次珍宝岛作战充分显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各部队在艰苦环境中，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把方便和安全让给战友，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干部敢于指挥， 战士很服从指挥。班长周登国暂时失掉了自己上级的指挥，主动接受友邻分队的指挥，英勇顽强地消灭敌人，刚才讲的一个干事杜永春，他看到兄弟部队受到敌人火 力威胁，他马上采取措施，主动把敌人火力吸引到自己的正面，叫敌人火力打自己，给兄弟部队创造有利的战机，同心协力消灭苏修侵略者。在战场上，有的同志为 了抢救战友，自己负了重伤，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个卫生员叫徐发，他抢救别人时，自己负了伤，还是要抢救别的伤员，和伤员一块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 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的战士用自己的生命抢救自己的同志，从后方运来弹药，运来食品，部队都是先同志后自己，互相让。各部队之间， 上下之间，军民之间都是互相谦让，传来传去，互相鼓动。战士们满怀豪情写诗颂扬这种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说：“手握钢枪心向党，赤胆忠心保边疆，团结战斗有 力量，誓为祖国站好岗；”就是讲团结。部队向战区开进的时候，在零下二十多度严寒的气候下，乘车长途行军，老战士怕把新战士冻坏了，自动地围成一圈，把新 战士围在中间，把大衣盖在新战士的身上，确实亲热。战后评功，大家互相让，都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在作战过程中的作用，就是颂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毛 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大家都很谦虚。没有一个争功的。

现在再讲军民之间的团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不仅是军队内部团结的胜利，也是军民 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胜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边防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羣众”的教导，一面同苏修的各种挑衅 作坚决的斗争，一面投入到三支两军的伟大斗争中，积极地向边界地区的人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共同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 泽东思想把边界人民群众和边防部队紧紧连结在一起，边防部队在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的时候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了革命的三结合，使军民革命大团结更加巩固，军 民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党内走资派，共同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共同进行斗、批、改，共同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结下了生死与共的 战斗友谊。军民之间的这种革命团结，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是取得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边境地区 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他们满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人民解放军的无比热爱，对苏修的刻骨仇恨，人人关心反修斗争，个个为支前出力， 和解放军并屑战斗，在这次反侵略斗争中，边境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次黑龙江省黑龙江地区生产兵团广大革命群众，在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下，在一切服从反修斗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反修斗争的胜利的口号下，把支前工作当成一项中心任务，急前线之所急，想前线之所想，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什么时 候要，什么时候送，要多少，送多少。这次组织了上万人的队伍，维修和新修了公路，出动了六百多辆汽车，担负了百分之七十的作战物资的运输任务，对保证部队 的机动和运输起了很大作用。沿公路两侧广大革命群众和生产兵团各团修理厂虽然处于抢修机械春耕生产的大忙季节，为了保证部队的机动和运输车辆通行，仍然抽 出了大量人力物力，组成了支前车辆修理组，昼夜值班，凡是过路的车辆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修，在那里坏，就在那里修，缺什么零件，就补什么零件，有的单位 把自己汽车上的零件拆下来装到军车上去，对过路的车辆作到了七有：车到有人站岗，车坏有人抢修，车辆缺油有人加油，车陷了有拖拉机牵引，道路堵塞了有推土 机开路，重要的桥梁昼夜有人看守，桥坏了有人抢修，有个参战部队有一台180马力的东方红玉叶牵引车，发动机的活塞坏了，请生产兵团二十一团修理连修理， 这个连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活塞，更没有生产过活塞，大家召开了诸葛亮会，说：“只要反修斗争需要，我们一定要把它造出来，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天大 的困难也能克服。”大家敢想敢干，群策群力，经过两昼夜艰苦奋战，终于克服了一无图纸、二无设备、三无活塞钻孔机等等困难，打破了洋框框，用土办法制造成 功了，迅速修复了坏车。有的同志躺在雪地里抢修车辆，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全身都冰冷了，一声不吭，坚持战斗。有的同志连续抢修几昼夜，家里送来的饭顾不得 吃，饭菜冻硬了，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有个女电工叫艾春淑，听说有一台运输弹药的军车坏了，她马上背起自己的孩子到厂里去，把孩子往桌上一放，就去修 车，解放军战士见小孩哭的厉害，再三劝给小孩子喂喂奶，她说早一分钟把车修好，就能早一分钟把弹药送到前线，早一分钟消灭苏修，为了保卫毛主席，孩子哭几 声算不了什么。他们以家为单位，以户为单位都叫支前小组。有个五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叫胡玉兰，看到路滑车辆通行困难，就把全厂的妇女动员起来， 用，炉灰垫路，积极支援前线。有个妇女队长自己有五个孩子，三小孩子有病，别人劝她别来，她仍在那里护理伤员，一护理就是两昼夜，劝她回去，她就不回去， 说：这个时节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间到了。在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动人的事迹很多，我们地方上有些司机，看到军车过来了，主动的让开路，甚至把车 开到沟里边去，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先叫部队过。边界广大人民群众，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儿童，都行动起来了，就连怀了孕的妇女也投入了战 斗，他们冒着严寒，踏着冰雪，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战斗在工地上，抢修公路，抢修桥梁，他们牢记毛主席“工作就是斗 争”的教导，有些同志每天往返十几里不叫苦，

不怕困难，把架桥、架设电线看成是向毛主席敬献忠心的实际行动，他们渴了就吃块冰，饿了就啃一块冻干粮。地方给参战部队供应了所需的全部主副食生活物资。 前织要饼干，黑龙江地区一下子搞了四万多斤。这里有个生产队，实际是个农场，要担架，让这个单位组成一个担架营，要四百五十个人，报名报了五六千，报名连 动员到组成担架营，不到两个小时开到了第一线。男女老少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情况下，部队过来，送水送饭。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她这次见要给伤员输血，就赶 快去了叫输，医生见老大娘岁数大了，说你不能输，她说输血还分岁数大小？血还有个老有个少？为了反修，把血输干我都甘心情愿。还有个胡老大娘也去输，对医 生说，你赶快输我的血，医生说，你先不要慌，输血还得看看血型，她说什么行不行，我是贫下中农。有个北京去的支边

青年，刚满十七岁，叫杨丙亭，他脚受了三度的冻伤，领导上劝他回去，他想到了麦贤得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表示，不完成任务不下阵地，坚持和大 家一起运送弹药，抢救伤员，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自己只穿了一件绒衣，零下二三十度为了隐蔽，他爬了四个小时不动，大家称他是雪地里的邱少云， 一直坚持战斗。还有民工上岛抬担架，上去后首先把水送给部队，部队不要，因为担架队来回跑更辛苦，担架人员哭了，说你不要我们的水就不行，在阵地上的部队 只好把水收下，等其它担架上来再转送给别人。下来时担架队把自己的棉衣给伤员盖上。帽子给垫上，自己就这么抬上走。红卫兵小将有十五岁的有十三岁的，在沿 路给部队烧水烧炉子。有个十三岁的红卫兵，他每天就负责给部队烧炉子，以后给部队烤鞋垫，咱们战士看见红卫兵小将困了爬在炉子那个地方，把他扶到床上，给 他盖上大衣。他醒了后，爬起来又把大衣给战士盖上，又去烤鞋垫烧炉子。有个青年民工叫纪连和，半个月以前抬木头把脚碰伤了，有好，走路还一拐一拐的，跑来 要求参加战斗，他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也要求参战，他们父子要一起上阵，大伙不叫去，他们说抢救亲人要紧，谁说身体不行，咱们就到前线去比比看，就是要到前 线去。这一次支前工作确实搞得很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确实空前提高。有的给部队送鸡去，部队不要，他就用菜刀把鸡头一剁，丢 下就走，部队见到很感动。我们有些妇女同志，把牺牲的烈士抱在自己怀里，拿棉花把血都擦了，冬天天气很冷，烈士腿冻硬了，抱到自己怀里用身体的温度把腿伸展，最后穿上衣服。支前工作确实感人。在边界地区有个地方，群众把百分之八十的房子让给部队，几家住一家，或是自己另找地方。这次广大革命群众担负了 站岗放哨、监视四类分子活动和埋地雷等各项战斗任务。为了拖那个被击毁的坦克，哈尔滨第一机械厂和自来水公司以及东方红林业局这些单位还派出了专业技术人 员，最好的技术人员和广大革命战士一起，在冰下，水下，严寒的条件下，在夜间敌人炮火的封锁下，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潜水员突破了潜 水的惯例，多次潜入冰下，在水底下作业，军民团结，昼夜奋战，终于把敌人的坦克从江底下拖上来了。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威力，体现了广大 革命群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毛泽东思想觉悟，阶级觉悟、两条路绝斗争觉悟空前提高、以及他们对于自己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也体现了政治边防的巨大作用，充分证明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所以，这次战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无比威力。确实是军民大团结、 革命大团结的胜利，体现了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威力。

这次珍宝岛的胜利，是革命大团结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选自1969年10月「中国科学院革委会《革命造反》编辑组编印」之《反修战备教育材料（二）》。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的录音整理稿，出版者不详

中央负责同志几次接见有关内蒙古问题的指示精神
1969.10.05


(传达提纲)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内蒙自治区的形势。中央负责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百忙工作当中，召集内蒙地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群众组织代表，在从八月一日到九月十四一个半月时间内接见我们八次，对内蒙地区的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对内蒙各族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励，最大鞭策。

接见我们的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同志。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陈先瑞等同志。

被接见的有：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内蒙军区负责同志、各盟市革委会和部队部分领导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蒙班的部分同志。第一次，八月一日凌晨，接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各盟市及部队主要负责人十七个同志。中央负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并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八月一日深夜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蒙班九位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也作了重要指示；第三次，八月四日深夜接见自治区核心小组五人；第四次，八月十二日，通宵接见了自治区核心小组、各盟市、各部队来京负责人20人，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蒙班的领导小组和群众代表33人。

在这难忘的四次接见中，中央负责同志忘我的工作精神，过细的工作作风，亲切的谆谆教导，恳切而严肃的批评……。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育。

中央首长号召我们，要借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二三”布告的强大东风，更好地贯彻“九大”精神，落实“五·二二”批示，迅速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一、加强团结，准备打仗。


在几次接见过程中，中央负责同志特别强调，大敌当前，要以大局为重，要加强团结，准备打仗。中央负责同志严肃指出：你们共同点是不顾大局，目无敌人。你们在地图上看一看，你们边防距北京多近?你们还在那里那样搞，分成两派，眼里没有敌人，抢枪搞武斗。内蒙边防地形很平，坐汽车十几个小时就能到北京！你们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内部也有敌人嘛，脑子里要经常想着敌人，把目标对准敌人，目标不对准敌人，怎么对付帝、修、反呢?敌人威胁我们，我们要严阵以待。

你们不管那一派，也包括一些老同志也都缺乏敌情观念。苏修在蒙修那搞战场准备，你们不知道?要用这个教育群众，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在你们自治区一些地区，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煽动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你们老干部首先应当负责任，你们内蒙局势不稳定，苏蒙修一来怎么打仗?！如果守不住祖国的北大门，就要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了。


二、坚决贯彻执行“七·二三”布告。


中央负责同志说：中央叫你们来谈谈内蒙形势，讨论如何执行“七·二三”布告，怎么借这个东风，趁热打铁把内蒙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七·二三”布告是对山西的，但对全国都有重大意义。这个布告是新的中央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个布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不准违反。你们内蒙，是反修前线，乱不得。现在有的地方有点乱，有抢枪的，拿枪搞武斗的，一定要立即刹住。你们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不快，这是不对的。冲击军事机关、冲击革命委员会，搞打、砸、抢、抄、抓，这是不能允许的。你们那里现在又搞起了两派，这就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搞垮革委会、搞乱军队、破坏革命秩序、破坏社会治安，要立即刹住这些歪风。“七·二三”布告是强大的武器，是强劲的东风，要很好的利用这个武器，借这个东风。山西省布告发布后局势很快转过来了。布告发到内蒙也不太晚嘛，但效果不显著，所以要好好讨论一下执行“七·二三”布告的措施。

中央负责同志问我们，怎么内蒙又搞起了经济主义呢?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得到这个材料，包头矿务局工人，群众打人，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三百五十万元，这在全国是罕见的，是个严重问题。发了三十八个月的附加工资，每人分得270多元。那个地方的附加工资什么时候停发的?合同工、临时工没有附加工资嘛。北京的附加工资是四元八，包头矿务局多少?怎么算也不能每人补发二百七十元那么多，还搞什么地区津贴，这就不单是什么附加工资问题了，这是要搞什么名堂的?包头石拐那个地方有坏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指局势不稳定)采取那样办法来搞附加工资，这是搞经济主义妖风嘛！这个事情一定要严加追究处理。

对经济主义妖风，可不能掉以轻心。上海在一月风暴以前，刮过经济主义妖风，它象瘟疫一样，刮到那里，那里就瘫痪。这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你们那里对刘贼的“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批判得很不够。在青年工人中，在合同工、临时工中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用蒙蔽、欺骗、威迫的办法，把工人引上邪路，转移斗争大方向。为什么老工人有的不上这个当呢?因为老工人有阶级斗争觉悟，有经验。搞经济主义在两派中都有。要同“七·二三”布告中列举的七条罪行对照一下，凡是有那种罪行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坏头头，不能说成分、出身好，有什么功劳就可以原谅。你们要注意，布告中有新的打击对象，就是坏头头。你们那里发生打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打解放军支左人员，打银行人员，这就是反革命行为。再说怎么能一打就签字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里去了?要顶住，打死也不能签字嘛！

中央负责同志在答复我们关于附加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时，详细询问了呼、包二市恢复和补发附加工资的情况，并指示说：“中央不打算批复你们的请示报告了，因为批复你们的请示报告，一是对全国有不好的影响；二是也不能解决你们那里的问题。解决你们那里问题的关键是执行“七·二三”布告，这是最有效的武器，你们不好好发挥这个强大武器的作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附加工资问题你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应该了解，不把经济主义妖风，无政府主义打下去，不树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就是一个合理的经济问题也是解决不好的，勉强解决了，也还会增加新的矛盾，给将来的改革还会增加新的困难。经济问题的解决只能在斗、批、改后期整党建党完成以后，改革规章制度时再去解决。要过细地做工作才能解决好。所以现在关键是坚决贯彻执行“七·二三”布告，发挥这个最强有力的武器的作用。内蒙现在铁路不畅通，很多工厂停工停产，所以要用“七·二三”布告去发动职工恢复生产，恢复上班，不上班不生产的要按“七·二三”布告停发工资，直至开除。你们那里是连正工资都快发不成了，还闹什么附加工资，闹什么福利问题！你们现在不狠抓“七·二三”布告落实，让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泛滥，苏蒙修一来你们就都要同归于尽。

你们那里经济主义妖风为什么还煞不住?总理已经批示了，要立即执行。乌达有五个连的部队，人民解放军是红色政权的支柱，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不保卫国家的银行?这是内蒙出的怪事，为什么看到反革命的事件不管?为什么不保卫毛主席批发的“七·二三”布告，你们对包头石拐问题处理没有?为什么那样挺不起腰来，萎糜不振的，你不抓坏人，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敌人就要专你们的政了。乌达这个事情要按总理批示立即执行，把坏人抓起来，抢的钱要追回来。

还有的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擅自离开岗位，要限期回来，否则就要执行纪律。你们应该处理个把人，开除军籍，开除党籍，这就能挽救更多的人不犯错误。

对坏人要实行专政，还是要杀人的。北京前几天一次就枪毙十一个。你们那里“七·二三”布告以后该抓的没有抓人，该杀的没有杀，这是不对的。

大联合问题，你们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要认真细致地去做工作。文化大革命到了什么时候，还搞两派，拉队伍搞山头，这是搞分裂主义，是犯罪行为。观点不同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尺子，对的就支持，错的就要批评教育。不允许搞两派对立，激化矛盾。派性发展起来，眼里就没有敌人，没有大局，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就要出坏头头。要坚决按“七·二三”布告办事，新搞起来的组织都不承认，都要取消。大敌当前，要坚决和分裂主义作斗争。

平反是给误伤的好人平反，敌人乘机翻案肯定是会有的，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混水摸鱼。发现敌人翻案，要坚决打下去。


三、关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问题。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你们来学习班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打官司的，这样才能平心静气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分析处理问题。内蒙问题看得正确要有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枪，不是手榴弹，也不是你们这一大堆材料，而是毛泽东思想、‘九大’精神、新党章。你们是党员，要用党性看问题。提高党性，才能消灭派性。

党员要服从纪律，拿党章作标准。我看你们没有好好学习党章，特别是总纲，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后边几条是组织原则，学习要找差距。“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拿党性来说的，不是拿派性来说，我这派人数多，你就得服从我。“个人服从组织”，现在无政府主义相当严重，有的人要党服从他，甚至超越党之上，要党服从群众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你们学习班要服从中央，这是中央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党校，一切要听从中央的。赞成要执行，不赞成也要执行。学习班不是旅馆，也不是请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切要服从中央的。群众组织要服从党的领导，包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现在不是想内蒙、呼市，而是拿党章想自己。你们是该想想自己了！把党性增强了，这是党员的百年大计，象盖房子一样，是打基础的。

你们不仅是群众代表，还是党员，怎么能忘了党！有些人说自己是群众头头就高兴，不讲党员，认为党员不在话下。你们不是以党员为光荣，而是以当‘派员’为光荣，不愿做党员，而要当‘派员’。这不管新老干部都是很危险的。要以党章为标准，想想你们的言论、行动，合乎不合乎党章要求?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以党性要求，不合的就要改。你们那里过去犯的左倾错误是严重的，不认真批判错误，怎么能改正错误呢?你们要在大的原则下团结起来，看法有不一致，但不能不团结，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部队要特别加强组织纪律性。对擅离岗位的下个命令，限期回去。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要坚守岗位，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关键时刻擅自脱离岗位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七·二三”布告，工人都限期回来嘛！军队有的干部象个野马还能行！苏(蒙)修要搞我们的，这是个大局，为什么不想一想?！军队要团结一致嘛，如果来中央参加学习班的，在外面幌，不来报到的，要限定日期。不守纪律，学习班开除。是毛主席的学习班，还是他们派性的学习班?若不改的话，把他们开除党籍，放到连队当兵。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九大”已开了，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要求更高了。内蒙革委会一部分成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没有把“九大”精神落实，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不快，你们在中蒙边境反修前线，搞乱了对大局不利。中央不是讲了?既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又要稳定局势，共同对敌，你们没有完全做到。一个是苏(蒙)修搞，一个是内部敌人搞。你们这一闹，外部敌人不管了，内部敌人也不管了。这怎么行呢?!

你们那里有两派怎么办?怎么团结呢?也影响了生产，敌人听到就笑哈哈了。你们是群众代表，但都是革委会成员啊，怎么能各支持一派，把错误都加到另一方，这是搞大分裂，大混乱嘛！“九大”以后，还搞两大派，就不利于革命。组织形式要服从革命形势、政治任务。你们做了很多工作，维护了革委会，但这个组织形式不利。要站在革委会立场上，不要站在派性立场上。对敌斗争要一致起来嘛！苏修在搞军事基地，搞导弹，向我们示威，你们却搞派性，搞经济主义妖风，千条道理万条道理，不团结就没有道理；“联络站”也好，战团也好，中央对你们两个组织都不承认，都要取消。你们学习班要混合编班，不能一派一班，派性长城。这个风气非要刹下来不可。要下个决心，把两派搞掉。

文化大革命三年了，你们却是两派，总要找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九大”精神、“五·二二”批示、“七·二三”布告。首先是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报告。“七·二三”布告你们学过了没有?你们都是党员，不过是有先有后，在这个基础上联合起来嘛！你们有派性，坏人就钻嘛！你们要好好考虑大局，要消除分歧，共同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立场上，就是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九大”精神。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老党员更要有党性，有些同志忘掉了党性，只记得当官，甚至当群众一派的头头，口里一套，心里一套，两面手法，不是诚恳的直爽态度。老党员，老干部要有党性，不能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群众水平，站在一派群众一边，没有党性。在中央面前耍两面派，这是很大的错误，不应有这个态度。如果对党不讲实话，就这一条错误就是大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要以为老同志，老资格，就骄傲起来，不愿听取群众意见，不相信群众，不尊重其他同志。也不要以为自己犯的错误小，就骄傲起来。对老共产党员犯错误要着急，要帮助，不能掉以轻心。有错误就承认嘛，要交心，不要说空话，要诚恳的交心，要好好作自我批评。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要你们到北京来，上学习班不是打官司，争输赢，争长短。论长短就要有尺寸，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九大”精神，离开这个就越争越短。徐海打了一年，他们双方都打输了，又都打赢了。学习后联合起来都赢了，赢在那里?赢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的高，嬴在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输在那里?输在过去没有大联合。现在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好好搞团结，搞战备，要注意敌人。要增强党性，消灭派性。不要算具体问题的细账了，眼睛要向前看，要有整体观念。毛主席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不能光解放你那一派。你们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不要光看到别人的错误，你们头脑中没有敌人，今天还在告状，你们去告苏(蒙)修的状吗！敌人一步就到北京，你们还在搞派性。对敌斗争是大局，你们把大局丢了，天天在扯皮，大搞分裂主义，对经济主义妖风也不管，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内蒙不能再反复了，再搞就要变成国家民族的罪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四、要继续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中央负责同志说：内蒙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左”倾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伤害了那样多的好人，错抓了那么多的“内人党”，但并没有往外蒙跑的。在边境地区牧民中抓了“内人党”，牧民还是站岗放哨，内蒙的广大人民是好的。被伤害了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求并不高，就是要求平反，承认错误，落实政策就行嘛。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和贯彻“九大”精神是一致的。

“五·二二”批示下达后，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有的同志反映说有人认为这一段是扩大化反了扩大化时，中央负责同志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说话、做事过头的地方是会有的，但不能把这说成是以扩大化反扩大化了。内蒙问题现在是认识错误不好，平反不好，落实政策不好，怎么能说是以扩大化反扩大化呢！

错误的性质是执行政策上的错误，主观上是为了抓敌人，而误伤了好人，发生了扩大化逼、供、信的严重“左”倾错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几次肃反中也有扩大化的错误，在毛主席领导下能够很快地得到纠正。这个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们不赞成你们上纲过高，作法也不能过头。不要把武斗的情况扩散到社会上，这容易激发人的感情，激化矛盾，不利于团结对敌。脑子里时刻要有敌人，对外有帝修反，特别是苏(蒙)修，内部也还有刘少奇、乌兰夫，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富反坏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纠正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你们批判错误是对的，但不要把位置摆错了，第一位的还是对准阶级敌人，要把仇恨集中到内外阶级敌人身上。不能以批不批来划线，要以是否对敌来划线。在纠正错误问题上，认识错误，批判错误有快有慢有早有迟。认识慢可以等待，帮助提高认识。在纠正错误中分裂成两大派，就会发展派性给敌人钻空子，被敌人利用。你们都是革委会成员，要以革委会来领导批判错误，落实政策。不然就会发展无政府主义，为什么经济主义妖风在你们那里刮起来呢?就是有这种气候，你们都不去注意敌人，你们那里对刘少奇的“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批判得不深。

平反是给误伤的好人平反，不能一风吹，内蒙总还是有敌人嘛。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有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敌人是要利用一切机会翻案的，要特别提高警惕。


五、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


中央负责同志说：内蒙的群众是好的，广大牧民是好的，你们清理阶级队伍搞了扩大化那么严重，没有向外蒙跑的。要关心群众，每个共产党员，革委会成员，都要关心群众，给被误伤的好人平反是应该的。有错误，就作检查嘛！不要怕群众，群众这么好，只要平反，承认错误，群众是会谅解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在群众中生了根。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

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做好群众工作，要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学习他们“三个原则”，“九个一样”的精神。对待两派群众一定要“一碗水端平”。怎么理解一碗水端平呢?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批评、教育、帮助改正。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斗争。这就是一碗水端平的精神。中央负责同志指示：你们要相信有党中央，有毛主席，有解放军，群众是好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想到这些心就放宽了。你们要把腰杆挺起来，军队的精神面貌一振作，情况就大不同了。

要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对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会起很大作用。解放军中有抵触的是个别的。看一个同志有错误要分析，要等待，要帮助。要相信“五·二二”批示一定会实现的。现在边防站是加强了，边防还是稳的嘛！这说明调到内蒙的解放军干部是好的，不能只看到个别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就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心。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不能动摇。如果动摇，就把自己也否定了，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也搞不成。任何时候对相信依靠解放军不能动摇。尤其是面临苏蒙修，要拥军爱民。爱民讲的不少了，还要讲拥军嘛！你们要严肃注意这个问题，我提醒你们，如不严肃注意这个问题，要犯严重的错误。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内蒙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是红色政权。你们是党员，你们没有把自己看成一名党员，而把自己当成一个“派员”是错误的，你们是整体，怎么爱护这个整体?要使红色政权拥有革命权威嘛。现在有的同志把自己置于革委会之外，这个权怎么能掌好哩?巩固革委会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大家的责任。不只是一个主任和几个付主任的责任。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支持革委会的工作，维护革委会的权威，当好红色政权的坚强后盾。


六、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指示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央负责同志说：要你们在民族关系上要特别慎重，要特别警惕，要顾全大局。

内蒙的扩大化，不全象你们说的那样，有一个初中毕业生，是个女孩子，去年九月份下放到锡盟边境。那时还没有反高锦明，也没有开始挖“内人党”，她给我一封信说他们那个队有几十户，除两户外，都被打成“叛国党”了，但是没有一个跑的，还是一样劳动。牧区民兵被打成“内人党”，还在站岗放哨。内蒙的群众是好的，广大牧民是好的，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蒙汉的关系也是好的。最近又接到这个女孩子一封信，说《五·二二》批示传达后，群众很受感动，很拥护，他们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了他们，民族关系更好了。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总有光明面嘛！

民族问题，汉族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汉族是多数，汉族在核心小组、革委会是多数，在内蒙自治区也是多数，应该谨慎。过去错的，汉族同志应当多承担责任。犯了错误的同志，首先应该向少数民族的受害者赔礼道歉。汉族人多，容易忽视蒙族同志，蒙族同志很好嘛！不管那个单位，那个地区都要注意，划出去的也要注意。多数总是要尊重少数。不然，少数人的意见就容易被忽视。在一个班里也是这样，要听取少数的意见嘛！

你们核心小组、革委会要发动群众解放干部。培养民族干部的意义很大。不培养民族干部，怎么能做好工作?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最近划出去一部分。过去内蒙的边界线太长了，不好管，所以划出去东部三个盟，西部三个旗，划出去，是为了战备，为了好管。至于说那部分蒙族多?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且那里也有自治县，盟还存在嘛！回族分布在全国，不也只搞了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嘛。汉族要尊重团结少数民族，不然就容易把少数人的意见忽视了。

你们首先要把敌我分清，把目标对准敌人。内蒙是反修前线，敌人威胁我们，在那里挑衅，不管军队、群众、蒙族、汉族，不论怎样，总要枪口对外，都要对着苏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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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负责同志非常关心内蒙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国防工业、煤炭和包钢重点企业的生产，特别关心铁路交通运输的情况，关心内蒙的农业和牧业的生产情况，关心粮食财政和商业市场的情况。中央负责同志指示我们，前一段革命没搞好，使生产也受到不少损失，要鼓起干劲，赶上去。要准备打仗，生产搞不好，后勤搞不好，怎么行哩?！最近中央负责同志听到铁路交通运输和生产的情况有好转，很高兴，希望你们迎头赶上去，作出优异的成绩，向国庆二十周年献礼！

来源：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中央负责同志几次接见的指示精神》，1969年10月5日。

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黄永胜
1969.10.17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三时二十分至十八日凌晨一时十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中央首长，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内蒙班、成都班、贵州班、西藏班、山西机关班的全体学员。在接见时作了重要指示。


周总理讲话


今天，召开这个大会，在北京所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山东学习班，青岛学习班、内蒙学习班、成都学习班、贵州学习班、西藏学习班，还有山西的机关班，共七个班都来参加了。谈一点共同有关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除叶群同志请假除外，都到了，来看你们大家。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汪东兴同志因为有事，他们三位同志先走。（江青同志：希望你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志们，再见。）

同志们，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省来学习的同志都邀请来，讲一点共同性的东西，也提一点各地区特殊性的问题。但时间不能太长，我们有别的工作，你们明天还要学习。我们学习班的一个主要方针，就是到中央来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锻炼无产阶级党性，认真学习“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使你们更好地回去参加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不管你来自何方，山东来的也好，青岛来的也好，从内蒙来的也好，从山西工作岗位上来的也好，从成都军事岗位上来的也好，从贵州来的也好，从西藏来的也好，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到毛主席身边，到林副主席身边。这是最大的光荣，在国庆节接见观礼代表同时也接见你们，是不是最大的光荣啊！那么，就要很好的学习。国庆你们参加了观礼，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嘛！这是最大的光荣，你们应该加紧学习。

主席接见以后，听说你们很兴奋！你们有的学习班订了学习计划，有的学习班很快就要结束这个学习，既然如此，我们提前接见你们，讲一些问题。不管来的时间长短，总是在“九大”以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党，中央领导下的学习班，总应该得到了新的学习，新的锻炼，带着新的精神学习。不应该象过去的学习班，在这个地方不是认真地学习，来来去去，象泡蘑菇一样，不大讲纪律，搞资产阶级派性。这种作法，在“九大”以前，最典型的是徐海班，搞了一年，“九大”以后，他们认真学习了一个多月，现在徐海地区、连云港都改了样了，赶上来了。说明只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增加无产阶级党性，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很快就会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党性，表现出绝大多数同志都会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徐海一年的学习赶上来了嘛！

现在的学习班是“九大”以后来的，按“九大”精神办事，不要再磨那么长时间了，应该短，要很好接受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群众组织的头头，犯过这种或那种错误，现在就是要团结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斗私批修，好好学习，做好样子给群众看看嘛！看到你们不愧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的好学生。干部也是一样，象山西的和别处的，你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个单位是犯错误的当权派，甚至严重的是走资派，得到群众解放，经过学习，把错误抛弃了嘛！按“九大”精神，按“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好好学习。不管在地方上怎样对立，现在可以团结在一起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各地都有了革命委员会，只有极少数地方、单位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推动，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很快联合起来，消除这些对立。有些对立的，认识不一致，有些观点一下子讲不清，回去在实践中才能求得一致，而且总是要求不同嘛！大的方向、大的政策，看法一致啦，作法一致啦小的认识不同。看法不同，可以保留，但行动上必须一致。首先把主席思想学好，把主席政策学好，达到五个统一的要求。

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个人的意见不同，但行动要一致。要以无产阶级党性来衡量，是不是够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无论是参加“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同志，还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总是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嘛！做对了的总还有些错误，做错的也总还有对的，要互相学习，各自都作自我批评，使大家结合在一起，群策群力。工厂是这样，公社是这样，学校是这样，机关也是这样。你们中还有专门从军队来学习的，象成都班，学了以后，认识到过去支左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不符合毛主席思想。认识到错了嘛，就要改。应该按照林副主席一碗水端平的指示，按照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办事，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帮助，违反了的就批评。要拿这个作标准，不能认为是熟人就是好的，生疏就对立。这都是内部问题，对立久了，就会被敌人钻空子，不仅地富反坏右利用，还有暗藏在党内的。现在一小撮敌人被我们揪出来了，但总不能说揪干净了，还有新生的嘛，还有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嘛，这些人总会兴风作浪，不能因为我们胜利了就放松警惕。不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如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国内外敌人都想来钻空子破坏。甚至打着革命旗帜，挑动群众对立，使革命、生产受影响。

现在离开过“九大”已经半年了，不能继续过去的形势，而是面临新的形势。“九大”的胜利，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往中国，向往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我国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了，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给全世界革命人民、给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一个范例。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要反修正主义，首先要反自己队伍中的修正主义。不但要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国也要警惕。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醒，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了通知，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小撮人，地方上也有一些。但不能说太平无事了，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动。

我们任何一个政策，都要认真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你们再学习，再总结经验，看看过去，想到未来。如内蒙犯了些扩大化的错误，但纠正扩大化，要防止另一种形势，防止对苏修、蒙修挑衅不管，对坏人不管，如果一味纠正扩大化，不注意这些，“左”的倾向就要走到右的方面去了，以错纠错就不好了。总是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要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目前急迫的任务。同样，山东过去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纠正。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把各级革委会真正巩固起来，领导广大群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派掌权的如何补台，而不是重新搞两派斗争，这样就不对了。再如，贵州是犯了错误，但不能否定贵州夺权的成绩，总是把李井泉、贾启允打倒了嘛。他们后来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不承认有对立面。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对立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在大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贵州是大三线，更应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川、云南、广西、湖南也应该做好，把三结合、大联合搞好。那一派有坏人，你这一派也有坏人，要把两派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实行真正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这样才能把西南春雷的形势发展起来，总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不干就不行了。不共同对敌，三线任务就不能实现。我们在学习中要联系共同任务，联系本省实际。

现在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四方，都努力学习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方针和政策，联系本国的革命实践。许多地方革命运动都起来了，不仅亚、非、拉、美洲、欧洲、大洋洲、日本革命都有新的发展。革命力量一天天增加，向往北京，向往毛泽东思想。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群众，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直接参加了革命的浪潮，更应该提高，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形势，停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凡是对自己不满意的，都看成是走资派、资反路线，那怎么行啊！山东不是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吗？还有武汉也犯了。老造反派不能批评吗？好象错了也不要紧，如果错了也不能批评，还有比老革命、老红军老的吗？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功劳很大，他们有错误还批评呢！你们知道，去年我们曾经批评过“二月逆流”嘛！为什么不能批啊？他们承认错误，有改的表现，“九大”还团结他们嘛！有的选了中央委员，有的还选了政治局委员。批评和打倒是两回事。共产党员必须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党章也有规定。我们应该身体力行，犯了错误就要改，从团结的愿望，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但自己治好，也使别人少犯这样的病。凡是老造反派就不能批评，三年半就不能批评，那三十几年不就更不能批评了吗？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知道，军队来了一些同志，老同志，都是团职以上干部，来学习，接见，他们有赶上国庆观礼，一个时候不能接见这么多人，叫他们先回去，以后再说。他们一听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已经接见了两批，现在要停一个时期，不能忙于接见，有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打招呼马上就走，没有一点埋怨情绪，只要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指示，一听就执行。我这次碰到过去一个给我警卫的同志，五十多岁了，他是一块长征的，十几年不见了，看见我打电话，很忙，握了一下手就走了。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不但你们，就是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为什么现在老造反派批评不得？这也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没有好处，阻止我们前进。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林副主席教导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时刻刻地前进，不进则退。这是辩证法，不前进就要后退，你再后退那就更糟了。因此要求我们学习班，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比在家里学得好一些，党性增强一些，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一些，担负起“九大”交给我们的任务，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尤其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更应如此。

现在国际形势那么好。说好，是世界形势大大有利于革命人民，不利于帝、修、反。帝、修、反不满意好的形势，要压下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世界人民革命，他们就是阻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发展。我们不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是讲行动靠那个国家的人民；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别人是不能代替的，他有了觉悟才能促使革命成功，没有到那个程度可能失败。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有过失败。几十年了，台湾还没有收复，不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有反帝、反修的任务。但思想没有国限，到处可以传播。尤其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形势下，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就使帝、修、反吓的发抖，他们仇视我们，封锁传播的道路，这是不可能的，思想是没国界的。

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的形势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现在许多地方正进行着局部战争、地区性的战争，如果发展到世界大战，大战就会引起革命，地区战争就会引起地区革命。现在中东已经搞了两年，尽管帝、修、反想出卖革命利益，但那个地区革命斗争在发展着。巴基斯坦虽然小，但武装斗争搞起来，取得了经验。东南亚打到现在，差不多八、九年了，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搞了五、六年了。战争的发展起了促进周围国家革命的作用，他们纷纷起来反对侵略战争。我们国庆节口号二十二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我们号召全世界作准备，而我们自己倒不准备，还在学习班搞派性斗争，不团结，或以错误对错误，算老帐，不是惩前毖后，而纠缠鸡毛蒜皮、个人得失的事情。我们要支持世界革命的高潮，制止帝、修、反动战争。如果战争起来，帝、修、反要挑起战争，那好嘛，我们就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不仅在东南亚，不仅在中东，而且在祖国的大地上，消灭侵略战争。迎接革命，消灭战争，这样大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很好地动员力量，学习班就是动员的一部分。现在六、七个省、市的学习班在学习，造成很好的学习风气，全国都可以传播，就会有好影响，带动一大片。现在就是要认真进行战备动员，在学习中看到局势的发展，你们学习回去都有战备动员的任务。“备战、备荒、为人民”。

局势发展到今天，比五、六年前动荡的更大了，帝国主义接近死亡，修正主义站不住脚，它们国内有危机，革命压不下去，就要从战争中找出路，当然走的是条死路，但它也一定要找美、帝、修、反要冒险，就要扩军备战，军火摆久了，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只是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当革命威胁它们，到不能再扩张了，就要冒险，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社会帝国主义也是这样。现在美帝、苏修两个头子正在争夺，他们可能自己打，也可以打革命的人民，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对中国。全世界人民向往中国，我们必须按毛泽东思想要有两手准备，我们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国家建得更加强大，使帝国主义不敢冒险。但同时又要有备无患，从坏的方面想一想。中苏边界问题，从三月以来，苏修仍在不断挑衅，现在虽然达成一个协议，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谈判，还有三天了。但拿我们的历史经验想一想，上一次，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同我们谈了半年，没有谈成，破裂了，边界冲突更加厉害。这一次也可能象上一次一样，也可能比上一次更加厉害，出乱子更大一些。来谈判找借口，搞突然袭击。我们要这样设想，要从坏的方面做准备，我们全国人民要认真进行战备动员，我们学习班也要很好动员，我们学习班参加什么宣传工作或转移一个地方，要象革命战士一样，象民兵组织一样，一召就来，一来就能动，能动就能行，象解放军战士一样，执行命令很坚决，战备工作搞的好，不能松松垮垮。有的犯了大错误，如果在战备动员中表现好，就要与人为善，只要他不是敌人，不是两面派，只要他承认错误，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将功补过，将功折罪。我们要给他这个机会，给他一个考验。好好学习，增强党性是考验，这次战备教育也是考虑。我不是耸人听闻，大家不必过分紧张，但总要有备无患。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增强党性。另一方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回去搞好团结，搞好动员。成都、贵州都是三线，山西有一半是小三线，现在工作比较落实，现在赶上了，山西的情况有好转，山西班的同志要好好学习。贵州、四川要很快学好，把资产阶级派性消除，回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我们动员的口号，就是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

刚才说了，在天安门上、天安门南部观礼区都算接见，我们从电影上电视上还可以看到，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不管从远处看，近处看，伟大形象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认真学习，认真准备，搞好革命大团结，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既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敌人敢于来犯，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干净、全部、彻底消灭它。这是今天我们向大家说的，提出学习班的任务，一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好批评自我批评；一是搞好战备动员。两个共同性的任务。你们的事，自己讨论。总之，在毛主席身边，在天安门看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伟大形象，很高兴，你们回去要好好学习好好准备，很快地回到本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希望大家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搞好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象林副主席经常教导的我们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有一个建议，总理向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重要报告，同志们充分讨论，领会这个报告，并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今天的会，是个盛大的会，到会的有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二人，是个万人大会。这是我们革命干部、解放军同志，我们的红红卫兵，过去所谓革命造反派头头及成员，这样一起将近一万五千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我们的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过去我们办党校办了多少年，但一万五千人的党校，这还是第一次。

学习班有的结束，有的刚开始，有的学一半，不管那种情况，到北京来学习，都有进步，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证明，只要同志们直接接触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直接了解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和声音，总会得到进步。过去有的同志犯错误，总的原因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你们研究一下，象山东班也好，内蒙、成都、西藏也好，山西的机关干部班，共同的经验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事情就办好，离开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犯错误。大家都有亲身经验。初到学习班，有争论，有分歧，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带来各种材料，要打官司，争输赢、告状。内蒙应有经验了，开始你们打了一次，我们接见两派头头，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统统没收了。这一次两派又带来了很多材料。内蒙同志在这里，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都没看，因为那种思想不对头。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来打官司，搞派性的时候了，象恩来同志说的，首先学毛泽东思想，学“九大”方针，学“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所以现在结业的，你们就懂得了，没有结业的你们应当得个经验。把派性、打官司、争长短那一套。统统丢开。

为什么同志们一来有那种思想，刚才恩来同志所说的思想落后于形势，思想落后于实际，在这方面有点复旧气味。现在形势大变了，你们还按文化大革命初期形势那样看问题，做事情。形势怎么变了呢？第一，全国除了台湾省以外，实现了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革委会都是经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你们怎么能把他们统统看成是过去刘少奇和跟刘少奇走的走资派，那样的政府干部、党的干部一样看待。可是派性一发作，你们又当作走资派一样看待。如果这么看，那就说明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完全失败了，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了吗？可是派性发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按老办法办事，打官司、争输赢。这里面有犯错误的人，个别的可以调整嘛！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这里面有犯错误的人，个别的可以调整嘛！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有些人犯错误有轻有重，有大有小，同时你们也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点错误没有，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我看不见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时说错话，办错事，你们就那么高明？！很自然，要不犯错误，就不工作。列宁讲：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能干的人是犯了错误就改，这才是好干部。如果有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让人家改正，如果人家愿意改正的话。你们不是要读毛主席的书吗？你们读了接班人五条吗？第三条再读一读，现在没有走的。除学习新党章外，建议你们要把接班人的五条读一读，特别是三、四、五条，当然，每条都重要。头一条是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条为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你那个小宗派利益。毛主席不是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学习班不解放，你自己也解放不了。有些干部怕错误，可以解放的，你不解放，你自己也解放不了。第三条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不同意见的人，直到反对过你的人，甚至反对你反对错了的人，只要他愿意改正错误，那就要团结。当然象赫鲁晓夫那样的阶级敌人不能团结。这一条，学习班常常忘了。内蒙群众是好的，你们头头我们过去也接触过，是听中央话的，现在为什么分成两派不能好好？有不同意见，要求同存异嘛！第四条，要讲民主，你总要让人家讲放，不同意见要很好听。第五条，批评和自我批评。刚才，总理讲了，好象“老造反派”就不能批评，那老革命就更不能批评了。这是个原则问题，很有点功劳，就不能批评，那是很危险的。你那些功劳不能算什么大功劳。就是功劳，就批评不得吗？那样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统统放弃了。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人在政治上就要死亡，党就会死亡，社会就会停止发展，所以要把接班人五条学一下。

现在，贵州刚来，恐怕你们学习班中也有，据说到中央来，有的什么工厂不来，为什么不来呢？象山东班刚来时说的，怕“挖空”、“悬空”’我那次说，就是要“挖空”，把资产阶级派必“挖空”就是要消灭派性，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扎根。

还有的说，我已经当了常委、委员，你不要让我下去劳动。好象革命就不能劳动，就要脱离群众，象鱼离开水一样。这方面已经结业的，好好把经验总结一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切按新党章办事，一切听中央“九大”的精神，一切要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说话也好，做事也好，要想一想，到底违反毛泽东思想没有？违反新党章没有？违反“九大”精神没有？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中央分工叫我管山东班，我对你们帮助很少，但开始的时候，就跟你们领导讲了，要你们抓整党教育，党章学习。没有共产党的思想，做党员不行，做革命群众也不行。党员和非党的革命群众，离开了党就会犯错误。希望同志们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新党章办事，按照“九大”精神办事，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一切听毛主席的话，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还有点不大放心咧！什么问题？例如山东班有什么问题？你们学习得很好，成绩很大。举个例子，韩金海是山工总头头，一来就帮助他，那时很困难。对韩金海我有点粗暴，在人民大会堂点了你的名，我是讲韩金海，另外我讲贵州工代会叫知识分子篡夺了，搞工联主义，实际上讲的是贵州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知道我讲的是他。对韩金海刺激了一下，也有好处。据说韩金海检查了十几个小时，两派群众都赞成这就很好嘛。但我还有一点担心，担心理论和实践到底能不能一致？在北京讲的，回到当地能不能一致？学了的能不能用？言行能不能一致？这个问题回去的也好，在这里的也好，要特别注意。今天我也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讲错了，你们批评。我讲象青岛的杨葆华，过去在北京解决山东问题时，杨葆华检查得比较好，把他的检讨在学习班大会上发了。但是，杨葆华回去后，据说没有完全贯彻那一次的精神。一见到群众，就不那么容易了。在北京讲了，学习班讲了，大会讲了，回到当地，群众批评了两句能否坚持，就不在容易，这是经验。杨葆华要检查这一点，不要以为那次检查得好，群众不是看你的讲话，是看你的实践，看你的行动。因此，要学习和使用一致，只有在“用”中检查你学得到如何？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检验，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言论和运动必须一致，不然就要成了两面派。不客气地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群众组织头头，受社会上资产阶级腐蚀，玩弄两面派手法，我们常常遇到。这是害人害己，实际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说假话骗人，到头来弄到自己头上。这一点，我希望贵州四百多人觉悟，不要纠缠在承认不承认“四·一一”问题上，而是蒙蔽了群众，欺骗了中央。贵州同志应懂得这一点，不管多少问题，态度是欺骗中央，甚至当面撒谎，发展下去要成为敌我问题。党员、解放军、革命干部，以此为戒，要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两面派。那怕错了，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不要紧，改了就好，但不要耍两面派，一切阶级敌人钻到内部，都是耍两面派，刘少奇以隐蔽那么久，就是用两面手法骗人。我们千万要警惕，思想上要警惕，怎么警惕，要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现在仔细看一看，中央下指示，有的坚决执行，有的打折扣，这是不行的！

同志们到学习班，思想有进步，有很大成绩，希望你们在进步的基础上，更加进步，更加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一切指示，紧紧掌握起来，随时检查自己到底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九大精神、新的党章。如果继续保持这个精神学习，相信同志们就有更大进步，那时，你们逐渐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但现在不能轻易自封，有的青年人，自封革命小将。什么小将，我就不赞成！我说就是革命小兵，弄不好成为逃兵。我真正希望你们打下基础，在实践中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现在，我希望同志们要有更大的进步，使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成绩，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发展，祝同志们成功！

我还要补充说一点，对这一排（指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各学习班党委领导同志）我还有意见。特别青岛班，领导班子不团结，群众都说某某军和某某部队不团结，某某某和某某某先要搞好团结。 （某某某和某某某起立表态）你们当着一万多人表态，要实现诺言，要看你们言行一致不一致！


黄永胜同志讲话


同志们：

今天晚上到会的同志一万多人，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向学习班的同志们做了语重心长的诚恳的指示，也是希望。我没有什么话讲了。我拥护总理、伯达、康生同志的讲话。

有些同志学习时间很长了，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党校么，总要结业的，党校性质的学习班，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能老在这里，学了去实践，在实践中再学习。最近，有的班要回去，今天晚上的大会是中央的同志来见见同志们，欢送同志们回么！还有在北京学习的，还有才来的贵州班，到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身边学习，中央表示欢迎。同志们在这里学习不分时间长短都有进步，有的进步大一些，有的进步小一些，有的问题解决的好一点，有的问题解决的不那么理想。

文化大革命到了今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地斗私批修。有的人革走资派的命，革刘少奇的命、革人家的命，同志们是冲锋陷阵的，很勇敢，但有的人在革自己命时不一定是好的，有的不那么勇敢。革命有双重任务，既要革客观世界的命，又要革主观世界的命，只改造客观世界，不改造主观世界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学习班，有些同志学的不怎么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思想不好。我们希望同志们回去后，把自己在北京学到的、看到的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典型经验很好地带回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回到自己那个地方，成为促进地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作革命的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促进促退一字之差，反映了两条路线。如果搞分裂、搞促退，就违背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起很好的带头作用，把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康老：插一句，你们回去不要怕你那一派的人说你修了、右了，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样说，你就说他那个说法是反革命的，反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怎么修了呢！）

刚才总理讲了形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任何时候都要用革命的两手，对副反革命的两手，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积极备战，有两个可能存在，仗可能打，也可能不打，一切立足于行，要作准备，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部队的同志要搞好政治思想教育，搞好四好运动，搞好军事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听指挥。地方的同志，要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地区的工作。斗批改搞得好的地方，整党建党搞了，清理阶级队伍搞了，民兵要进一步搞好，但是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地方不能搞。更重要的是把工作岗位上搞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工人要把工业生产抓好，贫下中农要把农业生产搞好，多生产，就多增加一分物质力量。我们有些军工厂生产是不好的，不上班，还拿工资，群众叫做“七上八下”，就是七点上班，八点下班，领着工资就走了，根本不生产，这种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抓革命，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嘛！光革命，不生产，七亿人民都这样能行吗？每一个地方的同志要作好自己的工作，象林副主席讲的：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要有革命的气魄，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那种光拿着钱不上班是可耻的，是寄生虫，要受到广大人民谴责的。希望各个地方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回到工作岗位上把本职的工作作好。我们一万多人，要成为一万多个火车头，带着很多车厢，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把战备推向前进！如果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胆敢侵略我们，我们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天才指挥下，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定把它们全部埋葬掉！中同同志们不送你们了，在这里祝回去的同志们一路平安！

总理：现在结束这个会，呼几个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整理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中央首长接见贵州汇报团时的指示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9.10.19


[1969年10月19日凌晨]


提供者萧世敏按：此件根据四川省泸州市一居民保存的传达记录手抄件录入。在1967、1968年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支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贵州省革委控制的报刊、广播电台曾大力宣传刘、张夫妇与李井泉“英勇斗争”的事迹）。四川泸州的“红联站”一派群众组织因反对刘、张夫妇而遭到有军分区及外地群众组织武斗队参加的“武装支泸”武力围剿；贵州的“四一一”派群众组织因反对李再含也遭到武装镇压。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李再含先于刘、张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抛弃。当中央批判李再含的这些讲话传到当时的泸州“红联站”一派群众中时，自然引起强烈反响，得到辗转传抄。因是转抄件，其中个别文字特别是提到的贵州有关人名或有错讹，望知情者指正。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有的，不知是否该处有文字被听掉或抄掉。


周总理：

现在开会。经过两批同志回去工作，贵州的形势正在好转。还有少数地方在顶牛，这也难怪。长期的错误领导嘛……二月一次是这样，三月一次又是这样。，情况比别的地方都严重。造成目前这种情况，就是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就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今天请你来开会，你还说，要是个别谈就来，大家一起谈就不来。你的身份、架子就那么大？

九月二十四日，我们三个常委向主席做了汇报，要增派一些生力军，调×××军×××师到贵州协助工作。你们刚来时贵州还那么武斗。“七二九”，铜仁和其他地区，不能容忍了。……“七二九”以前不报告，就是个小独立王国。（康老：是威虎山。）……你们的检讨中，我们认为应当写出李再含的名字。山西他们回去公布了名字，刘格平、张日清全来京学习了，情况就好转了。山东没提名，照顾了他一下，但王效禹又讲他还是六个第一，两个委员。这像什么话？简直是国民党作风！这不是我们党的生活。听了我们皮肤都起疙瘩。

核心组报告，在这共有七个同志。张琦同志虽有派性，但他靠中央，反映的情况多数可靠。这个检讨不知谁起草的，康老看出来了，写的说，你们没有很好突出毛主席，似乎你们还是突出毛主席了，还说不适当的突出了李再含，似乎还可以适当突出。不是用这样词句来掩饰。这是李再含签字的，他就喜欢粉饰自己的错误。

现在将蓝亦农同志调来任贵州军区第一政委，由××军军长张荣森同志带×个师来贵州支左。中央这次先派了七个同志先回去。有的当着徐英年骂，一条条的反对七条。这个根子怎么造成的？就是李再含搞的，还有核心组其他几个。地区也有。就是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按李再含的黑指示办，以及一些小道的东西。

张荣森同志就要走马上任。蓝亦农同志任第一政委，李再含就变成第二政委。蓝亦农任核心组长，成员名单另公布。山西也是新增加了新生力量，调进了×××军，情况马上就改观。山东部队是好的，就是王效禹自己造成派别，自己夺自己的权，把部队搞乱。杨得志同志领导起来后，逐步就好转了。何光宇、石新安同志还是回去工作，他们也有错误，已作了检讨。铜仁问题，韩国锦（韩站起来）你要负责，听说你还有检讨。像李再含，刘安民，康岩中，孙昌德，刘金池，都应当下来学习。你们三年多不学习，远离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九大”后你们还不接受教训，耍两面派。暂不改变革委成员。留个机会观察李再含一段。以观后效。党的核心组要改变。可以告诉你李再含，中央在某种程度上对你失掉了信任。虽然没有完全失掉。你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你尾巴翘到天上了，那么霸道，一次讲话、插话，就搞掉18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就连李立三也没敢这样胆大妄为。你们一块的同志都干什么去了？竟没有人抵制。

贵州过去就没有听到一个人反映，只有×××师反映了，而你们铁板一块，没有反映。这里还有问题，我们就要谈得一些。

希望回去的同志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首先要收枪，搞好联合，留下的要好好检讨，李再含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你造反也才三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三十多年，我们都敢批。对你还不是要批。我们还是一批二保三看。改好了，还是欢迎。（康老：去年十二中全会上就批评了他，他还是坚持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再不能在贵州小天地称王称霸了。你们再搞，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伟大的党，总是有办法的。


陈伯达同志：

这次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很好，揭露了李再含的假面具，打破了李再含的独立王国，搬开了李再含这个绊脚石，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使毛主席的部署可以贯彻下去了。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

李再含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反动典型。


康生同志：

今天有很多同志参加会议，有些同志长期受李再含的蒙蔽，对过去的情况不完全清楚，利用这个机会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同志们。

李再含同志，过去不认识。记得他反对李井泉、贾启允，夺了权之后到北京一次，准备成立革委会，我们很高兴。这次会议我参加了。我问了李立现在怎样，他们说没有解放。我向他们介绍了李立过去的情况，我说，李立是老党员，一九二七年入党，四十年党龄了，在延安一起工作，有点毛病，但可以做点工作，老革命嘛，如能检讨好，群众谅解，可以出来工作。供同志们参考。讲这个话没错，讲早了点。李再含同志不同大家商量，就把李立突然解放了，上了主席台讲话。李立感恩戴德，一下子睡在李再含那里。他和李再含一道对抗中央，自己犯了错误。李立你应觉悟一下，不是李再含解放了你，也不是我的几句话解放了你，是毛主席的政策。你那么搞，上了当。有的野心家用小恩小惠拉拢人，把你拉到泥坑里去。要警惕。

第二次是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的经验，经毛主席批准搞归口大联合。这本来是贵州很好的事情，是群众运动的创造。李再含把这个厂搞得一塌糊涂。把毛主席树立的标兵搞垮了。同志们想一想。以后我们抓得少，贵州没有什么报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似的。李再含的帮手们说过去贵州是很好的，中央抓坏了。以后知道，是你李再含发枪武装一派，镇压群众，对中央封锁。从解决云南问题知道，李再含说××军××军是薄一波的部队，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为什么李再含这个同志这样胆大妄为？向记者发表谬论，敢于把毛主席的军队说成是薄一波的部队。

大概是去年，我想看看小报刊物，偶然在新贵州通讯发现李再含、李再含、李再含的讲话、插话，看了大吃一惊，很少在党内看到这些文章和讲话，对革委会任意推翻，对群众组织任意取缔，这么凶！其中还有张明、张安民的插话，刘安民的插话，没有看到李立的插话。在这个当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北京一个反革命，造了一个假文件，叫《五个回合的站队》。省革委、省军区发了文件，要广大军民组织学习讨论。（总理：陈北蝉同志，你们那里搞了“五个回合站队”吗？陈北蝉同志讲了贵阳的情况，讲了李再含按1966年“八三一”、夺权前后划分造反派以后，总理说：李再含定的造反派、老保，就是不准人家革命。要看鲁迅的文章。）说老造反也是假的，是以赞成李再含为标准，否则你就是老老造反也不行。我们奇怪的是，将这个东西发到连队，发给群众学习，不请示中央，怎么认为这是中央文件？

你们的措施第一条提出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这是好的，但是你们提到时时、事事、处处突出毛泽东思想，你们把鸡毛蒜皮的事也要突出毛泽东思想吗？很不严肃。吃饭、睡觉也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吗？

去年二月，李再含同何光宇到北京来告云南的状，就是告××军××军的状，我们正式接触，他对贵州问题一句话不讲，在这我看穿了他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问他贵州的情况，我们几个同志硬着头皮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五分钟说一句话，有气无力。

去年十月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我不同李再含一个组，当时春桥、法宪同志参加，曹轶欧同志参加，会上批判了朱德，批判了邓子恢，也批判了李再含。我问曹轶欧同志，李再含怎么样，她说李再含不在乎这样批判，他面不改色，无动于衷。李再含真有本事！

第三次是今年二月，何光宇来了，昆明谭甫仁、梁中玉、陈康来了，×××师×××师也参加了，对李再含又一次批评，×××师政委周学臣揭发得多，有点气愤的是赵琴同志。王有福比较客观一点。“七二九”事件，吴副总长打电话问刘金池，刘金池讲假话，核心组统一口径，欺骗中央。我在夜里打电话找张明（过去是我的勤务员），要他给老首长讲点实话。他说我们不知道，是群众搞的，我们制止不住。骗人的技术不高。他说七月二十七日开了会，二十八日开了会。我狠熊了他。我说你们是有领导有计划干的，你们要拿出党性，要不要党？结果他说了：是我们商量同意的。李再含同志，若你是在中央工作的，你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李再含：错了。）错了，这是白话，抽象的语言，一点用处没有。（李再含：这是镇压群众。）镇压群众？中央不是群众。（总理：你就不敢承认欺骗中央。李再含：是欺骗中央。总理：你就是这样认错？你讲到错误时的声音比蚊子的声音还小，不敢正视错误，讲到别人凶得很。）我讲的这些不是谣言，我讲了许多事实。（纪登奎：这次他一来就同我谈一次，说贵州的问题在云南。我不了解情况，我转告康老，把康老的指示转告他，他不学。）你到时候了，说你是小太阳，这个太阳落下去了！有人把你说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林副主席讲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树底下好乘凉。你不要说大树了，连稻草都不如！你要觉悟起来，不要花岗石脑袋，你是共产党员，候补中委，革委主任，核心组长，还是贵州小太阳，哪够得上小太阳！

这里讲讲孙昌德同志。有一次我在人大会堂开会，讲了工代会被知识分子篡权，没有点名，是讲的徐英年、孙昌德，山东的韩金海。觉悟最快的是徐英年，第二天他承认了。抵制很久的韩金海，他现在有了觉悟，他过去假装工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工人。……孙昌德还是个留学生。

这个会开得好，除个别同志外，都有所觉悟。你们光说感动不行，你们要揭露李再含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错误，你们的文件不敢讲这个问题，没有点李再含的名，你们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各打五十大板，××师有错误，与李再含的错误性质有根本的不同。希望你们在蓝亦农、张荣森领导下，好好把工作搞好，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好，紧跟毛主席，遇事多请示。

来源：（根据网上文章刊登）

张国华等向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传达中央指示
1969.11.17


【原件无标题，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


遵照中央指示，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四川日报》和全省各地、市（州）、县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报纸及广播电台，目前只转载新华社、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和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一律暂停刊登、播送地方新闻消息节目。

各地支左机关，要派出军宣队帮助报纸、电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认真做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全省所有的群众组织所办的小报、刊物和有线广播（站），一律撤销。


 	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
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
徐 驰、何云峰、郑志士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泸州红联站派省专分站翻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9.12.27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于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7日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历时长达53天。12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对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后以中发（69）87号文件发出（时称“一二·二五”批示）。这是这次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时间：1969年12月27日20时25分至28日0时10分

地点：京西宾馆会议室

出席接见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周恩来：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在北京全体同志的最后一次会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留在京的，凡能到的同志都请来了。江青同志、富治、文元同志，他们有别的安排了，还是把他们请来见见你们。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嘛。但他们还有别的事，好不好？欢迎他们退场！（热烈鼓掌，欢送江青、谢富治、姚文元退场。）

你们的报告，就是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关于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你们经过多次讨论了，由核心领导小组负责同志起草，你们各小组讨论了两三次，一直到前天还讨论，最近又根据你们要修改的意见，又采纳一些，最后定稿，凡是你们提出的意见都吸收了。根据你们的报告，我们政治局讨论了多次，又修改了两次。最后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是12月25日23时批准的：“照办”。

我现没有带本子讲，你们不要记录，免得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各记所传。所以你们也不需要记录，一定要记，记几个字就够了。我反正照本本解释。免得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最大的就是这两年，这三四个月的经验教训。就是这一条。你们这次也真正吃苦了。

反正你们这派讲的，他必然攻你。他讲以后，你又攻他。攻来攻去，攻得大家都有派性。好啊，现在需要回到党性上来了，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指示办事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想离开本本，照本宣科好一点。我先读批示，批示并不长，很短，一段一段地讲。

（读批示第一段）

第一个报告，我们打算随同批示一直发到你们四川省的县、团级，与县相当的机关，然后再由你们口头传达到下层，基层。第二个报告，《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因为机密性比较多，只发到地、师一级，因为这个任务只传达给地，不需要普遍传，所以这两个报告，中央表示同意。最重要的还是这句话：是你们“坚决贯彻执行”。你们自己写的报告，通过的报告，你们要负责执行。你们总不能说是中央强加给你们的嘛，是不是强加你们的？（热烈鼓掌）啊，没有嘛，那就希望你们贯彻执行。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这是一个帽子。你们要迅速解决四川问题，不能再缓了。我们要迎接七十年代了——还有四天。三线建设也已经耽误两年多了。现在要赶上去，还要落实战备。全国都在搞动员备战。九大以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开会谈了的，一直到现在，已经九个月了。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迟了。一个三线建设，一个备战工作，非常紧迫。首先解决四川问题。你革命抓不好，那三线建设、备战工作就说不上了。首先还是解决你们四川的革命问题，所以中央决定先从组织上解决，组织上就是表示我们要加强领导。第一个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党、政、军的工作。所以要把核心小组明确规定，就是要把党在四川省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里头，成立一个核心领导小组，就是党的领导，领导全川党、政、军、群的工作。这回扩大了。过去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十五名。这里头军队同志占很大数目，有十一位，当然罗，把刘结挺同志也算在解放军里头，他自己说犯有错误，但还是解放军。应该要求自己严嘛。那么，不是解放军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驰同志、张西挺同志，还有鲁大东同志。因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也必须要久经考验的，即使有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但还允许他在集体里面改嘛。毛主席说了嘛，九大政治局里也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嘛。他们愿意改，还是吸收在里头嘛。这个比例当然占少了，紧跟毛主席走的占多数了。那么同样的，四川省应该把解放军成份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在军队同志会上讲了。现在也对你们讲。四川今后的工作，要迅速得到解决。主要的是依靠解放军，这是桥梁。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大的新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使群众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使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把四川工作，从革命到生产、到战备、到工作都促上来。都需要通过解放军的努力。所以在成份上有调整，解放军的比例要扩大，增加。当然也要依靠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常委会的内部，就包含得广了。包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贡献而又犯了错误的青年人，也要吸收他们，教育他们。青年人犯了错误又愿意改，当然要依靠，不仅在工作中，还要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但是担任核心领导不行。这样的组织才更合乎要求。

（读批示第二条）

“中央决定……”这一段是增补或免掉的。增补的就是谢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谢正荣同志是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补他们两位为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大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大军区副司令员）、余潜（省军区政委）、何云峰（十三军政委）四人为省革委常委，然后再补邓经伟（省军区副政委）、顾永武（十三军军长）为省革委委员。

另外，免掉的两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已确定复员了，免去常委。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也不适合作委员了。免去他们的常委和委员。蓝亦农【原五十四军政委】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担任副政委，做了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现又转到贵州省，代理核心小组长，处理贵州工作。贵州工作有很大进步，新的领导去了，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部队。我们这样做，“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韦统泰同志，五十四军军长，现在已调外省去了。

（读批示第三条）

“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原来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是有的。以后，成立省革筹小组以后，就把支左小组取消了。转到政工组、办事组底下来管了。经验证明这是把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削弱了。刘结挺把军区“红总”、“千钧棒”拿出来支左，其他的就成为“老保”了。并在这个带有派性机构的领导下，使军队也陷入派性。现在纠正了。“三支”、“两军”工作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是要回到由军区来管。这个支左领导小组，要加强“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从井冈山以来，毛主席一声号令下，就奔赴前线。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现在回到军区来管。因为分工关系，由梁兴初同志负主要责任。

（读批示第四条）

“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文革前为冶金部副部长、渡口市委第一书记，

1968年后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成都军区参谋长】、唐兴盛（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1969年6月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李安华【应为李华安，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蒋崇璟【文革前为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鲁大东、顾秀【1969年8月前为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时为铁五师师长，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钱敏【文革前为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丁先国【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冀绍凯（五机部政治部主任）等17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刚才说了，耽搁很大了。当然不是什么工作都耽搁了。有些进展还是好的。但受干扰较大。请十七位同志管这个事，张国华同志负责。李大章同志刚才讲了，我们把顾秀同志请来，哪位是顾秀同志？见见面！（顾秀站起来）现在这样称赞你们，你们不要翘尾巴。你参加这次会议，要把成昆铁路修好。何辉燕同志，你们明年七一以前能通车吗？（何辉燕：能。）明年七一通车，这是最紧迫的了。因为要通车，我们就要统一指挥。要把凉山、西昌、雅安统一起来，成立领导小组。把那个地方划为一片。由铁道兵指挥部统一指挥。当然铁工局的同志也参加，统一领导。

以下就是中央的希望了，（读批示最后部分）“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一段是中央的希望。因为你们的报告中十一条措施里都有了。所以中央批示不再重复。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说了。但是集中起来，就是你们过去对主席伟大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在九大前和九大会上提出的“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响应不力。甚至于丢在脑后。你们打内战了，结果没有准备打仗，而是武斗。因此也就不能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站在一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九大以后半年多了，已过去很久了，我们中心的意见就是要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狠抓对敌斗争。从你们的报告也好，你们发言也好，直到最后检讨也好，在对敌方面都不够强调。这次分组讨论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嘛！四川地势远离国外，但内地敌情复杂，内部的敌人，九种坏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这些坏人多得很。特别是你们说的脑子里毛主席思想少，眼睛里没有敌人，这里所以我们提出首先要狠抓对敌斗争，狠抓斗、批、改。你们批得不好嘛！你们没有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之流，批他们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整党。当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斗、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来进行。一直搞到下放。要狠抓战备动员，虽然四川离外国远，但是现在战争是立体的。无论前方后方都会遭到敌人袭击的。不能因为远，就可以松懈。正因为如此，就要狠抓三线建设，建成真正的祖国的战备基地之一。具体工作很多，要按九大政治报告要求，你们把三线建设搞得更好，把四川报告的落实无产阶级政策和战备工作，迅速把大三线、工农业生产促上去，这是你们第二个报告中都有了的。由你们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回去研究贯彻，好好认真讨论体会。分别动员群众进行。说到而且要做到。特别要改变四川农业落后的面貌。集中地说就是这个问题。

（读批示的结束语）

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们辜负了这个希望。时间又过去这么久，现在我们又把主席这个话拿出来说，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办”。你们总要达到毛主席这个希望吧？

众：要！（热烈鼓掌）

周恩来：回去要行动了。重复地来说，相信四川广大军民，人民解放军，广大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解放军和真正向工农兵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愿意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照耀下，要把四川建设成祖国可靠的战备基地。

（对陈伯达）伯达同志，鼓励他们几句！

陈伯达：过去我讲过一些话，大家又听不懂。不用再讲了。祝大家胜利地团结起来，取得新的胜利。经过这次解决，毛主席的口号可能在四川得到很好的实现。听得懂吧？

众：懂！（热烈鼓掌）

周恩来：你们的报告比较长了。我只是打算回答几个问题。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报告有点争论。你们的报告，首先是讲了这次开会，这次开会应该是说确切点，比以前好多了，比别的省在九大到中央来开会，比起来说，你们这次会是好的。另外你们从绝大多数，从领导同志起，正像你们所说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认为，这个估价，是合乎这次开会的事实的。不应把这个估价掉了。发展的过程嘛，这是你们估价对的。当然，揭发错误，自己揭和别人揭，有深有浅。这个不要紧，开了端，总会要前进吧。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他们几个领导同志，大多数的检讨，又坦率又深刻。但总是开了端，开了头。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通，前进了一步又?笸肆?两步。有的还有抵触情绪。这个是少数。绝大多数都作了自我批评。这个精神比别次会议不同。你们估计过去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说夺走资派的权，这总是伟大的成绩呀！这总是广大军民和群众搞起来的。特别是在革委会成立以后，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估价还应该是一分为二，不要觉得四川是漆黑一团了，那是不好的。灰溜溜的，那个不对。应该是朝气蓬勃的，错了就改嘛。你总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在四川最大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这一小撮打倒了嘛！夺了他们的权嘛！各单位也有。其中执行?什准斗炊废叩模姑挥懈幕诘淖咦逝桑阉强勘?站了。然后等他们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然后再结合，解放他们。那你算是作了这件事，总是有成绩嘛！以后还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嘛！但是搞这个成绩，跟九大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当前的工作要求来看，四川是落后了。在这样说来是落后了。而落后的责任，原因不在于群众，在于省革委的领导，把这个问题颠倒过来，不责备下面，责备上面。

我这里还要说，我们也检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对你们过问得太少了？是少了点。这件事情，我们看经过，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这个责任。没有抓紧就是了。但是在革筹小组成立前后，我们还是抓了一段时间，造反派来北京，反对李井泉一小撮走资派的革命群众上北京请愿，我们还是不断接见的，也平反了。刘、张他们过去，李井泉压他们，是错误的，也把这个案子推翻了【1967年4月1日至3日，周恩来和康生主持召开了中央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文件），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的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认定刘结挺、张西挺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解决了四川问题，成立了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回去，你们不请示报告，也不按中央规定的重庆问题的五条、四川问题十条办事，开始有个报告，我们没有批。那么后头呢，就是武斗继续发展了。情况不明了，你们的报告来得少了。当然还是找你们来谈罗。可四川本身呢？给中央的报告实在是数目太少了。这三四个月，一直到你们来了前后那一次，十一月十九日，我们停止一些地方报纸以后的电报，总共的报告一共有五十二份。这些报告中央看几次，这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大的环节我们还是抓一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担责任。不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四川省革委的领导身上。那么中央承担了责任，替省革委承担责任，以后省革委的责任就大了。所以他们作了五条检讨。在检讨中间，对五条检讨有自觉的，有还不够的。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可以的了。

五条检讨第一条，我们把问题集中了，把头绪搞清楚，最主要的，是说我们犯了以下严重错误，什么严重错误呢？以下分五个问题了。一个是我们主要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一个总题目，总的一句是最重要的，是省革委主要领导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没有认真学习，传达执行。还有时忘记了，例如“红十条”，双方都争，真正“红十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去执行。

第二条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违反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发布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这是在一九六七年夏不久就发布了的，而且是在九月《红旗》杂志上，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的。姚文元的文章，当时就论述了工人阶级内部不应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没有必要嘛！应该联合起来嘛！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嘛！这话是毛主席在六七月间说的，在九月就把它用毛主席指示发下来了。在社论上就讲了。可是那个时候，你们成立革筹小组不久，如果说七月王力到重庆、成都，特别是在成都讲了八次话，所有出来时间有八天，干扰了你们，现在他们是不好的人，但是那时候有谢富治讲的话，也讲得对嘛！他是传达中央的声音，并且很快《人民日报》社论就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为什么不注意这个呢？为什么不把两派看成是革命群众呢？这一点在“红十条”上说得清清楚楚的，都是革命群众嘛！为什么不把他们很好地联合起来呢？所以这个不能说中央没有指示。但是这里头，我们特别说了一条，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个当然指的刘、张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们这个意见。但是，他们是拿这个作标准的。这个不仅他，王茂聚【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宜宾军分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常委。于这次会议期间11月21日在京西宾馆住处自杀】在“武装支泸”的那个时候说的，“武装支泸”还早一点嘛。所以他们这个是最大的错误。把群众搞成两派长期对立。有人说“二月镇反”时有“保”的，那个时候过去了嘛！“二月镇反”到我们五月“红十条”中央批示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嘛。如果不是王茂聚在那个地方“武装支泸”闹得那么凶，形势也不会那么紧张嘛！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得清楚。现在我们查出来，王茂聚同郭林川【宜宾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曾与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一起于1967年4月由中共中央平反，时称“刘、张、王、郭”】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郭林川，是不是那样？

郭林川：是。

周恩来：你讲的还记得记不得？

郭林川：记得。

周恩来：你说了这个事情没有？

郭林川：说了。

邱会作：今天晚上是郭林川最干脆的一次。

周恩来：是啊，我是专门查了的。你要不说，我就把全部文件都带到这个地方，我今天是下了功夫的。五十四军作了一件好事，就是把王茂聚、郭林川这个事告诉中央。就这么“武装支泸”，他们打的那个电报是坏透了！这不是讲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因1967年“二月镇反”问题被中央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特别是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因1967年“二月镇反”问题被中央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批判】镇压革命群众那个事情也解决了吗？是讲的革筹小组以后的事。这个当然要承担责任嘛！这个报告是革委会写的，革委会也只能管革筹小组以后的事，革筹小组以前的东西，甘渭汉以前的事他不管，不负这个责任。所以他这个检讨是对的。这个时候，再分“革”与“保”，那就错了，是不对的。应该争取产业军广大群众嘛！这是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那个讲话中有嘛！

第三，检讨的是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的所谓“反复旧”。这个事情不用解释了，四个文件都在一起了。你们把整党座谈纪要提在前面来了，他们提了许多错误作法。因为整党是应该的，整党方针是中央的，就是他们的作法是错误的。那么，既然这四个文件都批判了，那当然都不能承认的了。有的同志还担心，你说他是个错误做法，他说他那个方针还是对的。整党方针是对的，错的是他“反复旧”是错的。这四个文件当然站不住脚，如果哪个还争辩，错的嘛，还争什么？这一点要说清楚。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没有点名。我们觉得这个决议上不要点名，你们看山东文件也没有点王效禹的名，贵州没有点李再含的名，山西没有点刘格平、张日清的名，他们犯了错误，还是让他们改正嘛！所以他这回有了检讨。还给他改正的机会。我们主张不点名。但是性质很严重了。头一个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不必写上个名字，那个等一等再写。何必急呢？如果改了，这个就不写了。有人说还要加个“飞扬跋扈”，那个是形容词。要争权夺位，这不是个人野心家吗？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还不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这不是“独立王国”吗？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还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这不是为个人造舆论吗？所以这个性质够了。我们现在希望他们二位，他们自己承认要改，还有“四看”嘛！这都是毛主席的话，批呀，保呀，帮呀，看呀，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了。这些都是主席的话。而且还有些领导同志，从张国华同志起，没有帮助他们，帮助不够，跟他们斗争不力，例如刚才说的，王茂聚的那个电报坏透了，没有对他们进行帮助，批判不够，郭林川又偏向他，支持他，站在他们一起嘛！一直到九大以后，感觉到“反复旧”不行了，他才纠正，但纠正得不力，所以还有嘛，冯德华【前成都空字028部队（解放军第十三航空学校，1967年5月改称第四航空机务学校，此时已由军委决定撤销）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这些人，他就可以不听指示了嘛，为什么呢？在四川就是刘、张说话算数，别人说话不听，连张国华说话也不行。张国华同志也无可奈何。　　首先你们革委会要负责任，首先是张国华同志，别的同志对他们不注意，没有批判，所以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集体要负责任，所以倡导集体生活，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都应该如此。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省革筹小组制止他，他不听??找他来也不承认错误，你们对他无可奈何，这就放纵他了。这个放纵，首先是刘、张袒护了他。那么这个张国华、梁兴初同志，首先张国华同志。以后还有很多了。三次“武装支泸”，是三次嘛！所以这样情形，这样的班子，以前是革筹小组，以后是革委，再缩小就是核心领导小组。

就像王茂聚的死，那他就“自作孽，不可活”了。但是他为什么放纵到这个程度？就是领导对他的事不负责任，放纵了他，从今以后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可是要抓紧。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组织原则。

第五是强调领导核心不团结。这个是说的很清楚了。这五条检讨说的很清楚了。不一定写什么性质了，不一定要写什么了。

以后的十一条措施，本来是十条，现在我们把办学习班改成第十一条，单独成一条。不然你们又来个“前红十条”、“后红十条”，是吧？又要混淆，又要吵架。横顺吵架。总之我们连数字都给斟酌了，才改成十一条。这个十一条需要解释的就解释。不每条都解释。

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导班子带头学，带头用，自觉斗私、批修。这是最主要的。这次会议要逐步传达到群众中去，统一步调，要斗私批修。这回回去要传达，首先在内部由小到大，逐步扩大范围，传达到县，然后由县往下传。要有一个统一口径嘛！如不带头活学活用，带头斗私批修，那怎么能搞得好呢？各传其所传，各取所需就不行。所以第一条还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拿这一条来考验。四川的党，四川的人民解放军，四川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头头，拿这个来考验，拿毛泽东思想尺度来衡量，特别是头头要带头活学活用。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五统一”【指当时中央提出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组织纪律性，比较重要。都说了，不多说了。要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第三条，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解释几句。有人问四川两派群众组织到底是哪两派？报告说得很清楚：“各地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现有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讲老远的，老远的不存在，产业军已垮了，你不能再复活起来。但对产业军群众要尊重，不能说过去站错过队的就不能改了。他们不论参加兵团、八二六或红成哪一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欢迎。这两派组织都要承认他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你们一来，我们就批判“老保只能守寡不能改嫁”是个反动透顶的话罗！在革命队伍中听到这个话都要恶心！怎么能说这个话？说这样的话，好像那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封建家庭女儿讲恋爱，父母发觉了就把她逼死一样。这在行动上是犯罪，革命队伍中有这个思想就是和老地主说的一样！（这时康生讲司马相如的故事，批判“老保只能守寡不能改嫁”的思想。）而且女同志也有说这个话的。江海云【女，四川大学学生，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你有没有说这个话？

江海云：没有。

周恩来：咳，你没有说过。刚才康老讲的你知道吗？

江海云：知道，讲的司马相如。

周恩来：这是讲的两千多年的事。四川封建得很，两千多年后还出这种事，现在还在说“只能守寡不能改嫁”。改嫁，那时都承认了，是好事嘛！产业军的群众不管参加哪一派，都要欢迎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领导还允许改嘛，改正错误还结合嘛！你看山东谭启龙同志还选入候补中委，现在改得更好了，何况年青人。现在派性很多，也不外乎两派，不管是哪一派，不是甲方就是乙方，要造成这个形势，现在有两大派就联合起来，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现在还有什么不承认呢？但是以后就不能再搞了。今后重拉山头就错了。从今以后再拉山头就不对了。不许拉队伍，不许另立山头。（传达人说：中央一九七0年10号文件规定，凡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成立的组织一律不予承认。）讲重一点，今后一律不准用派性名义发表讲话、文件，进行一切活动。应该消除掉。应不应该？

众：应该！

（周恩来问蔡文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江海云还搞不搞派性。蔡、江答：不搞了。）

周恩来：你们当着中央说的，不搞了。你们两个答应不搞了，就有希望了。不要怕骂你们“修”了、“右”了，从毛主席身边回来还“修”了、“右”了？有批示为证。但是彭家治【四川石油局32111英雄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保刘、张一派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志你那个派性就未丢掉。

彭家治：改了。

周恩来：我们提议你还要迟回去几天。不一定改了。你那个石油搞乱了。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注：应为天然气。】那么少，起劲地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运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王存友【四川石油局32111英雄钻井队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反刘、张一派四川石油工人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解决没有？

王存友：解决了。

周恩来：解决了？我很担心你们两个败家子的。××亿，听一听吧！我刚才说花在勘察上，浪费了很大数字。你们不感到痛心吗？精神能变物质，你们变到哪儿去了呢？你们搞武斗，搞资产阶级派性，这个派性要消灭干干净净！今后不准重拉队伍，用各自的牌子发表讲话。要彻底消除派性。四川要后来居上，要痛下决心。有人问三代会了，三代会，成立革委会的不要搞，已成立革委会搞了的，还能不要吗？未搞大联合的暂不成立。没有成立三代会的也暂不成立。已成立的不能搞垂直领导。让他开一开会还是许可的。三代会不能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不允许了。还有什么“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专政指挥部”……山东这个问题搞得很严重。贵州都改了。你们这个地方就不能允许了。

第四条，你们讲了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更不能推倒重来。两个革委会的联合起来。革委会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组织革命化。不要再笼统地说依靠造反派。那个造反派，有的初期是革命造反派，后来弄得有派性了，不是革命造反派了，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怎么还能依靠呢？依靠那个怎么能行呢？那就成了依靠一派压一派。这是要彻底改正的。依靠造反派是个别“以我为核心”的人提出的。

第五条，关于武斗问题。现在武斗尚未完全停止，你们的措施中提到要坚决执行中央“七二三”、“八二八”布告、命令，要反对一切武斗，在解放军支持下，彻底收缴一切武器，统统上交解放军。解放军首先要保证统一，武器散在个人手里，有的坏人掌握了，不知哪一天捅你一枪，抢汽车，把零件拿去补他的汽车，进行破坏。四川运输很紧张，盐巴也吃不上，就是运输工具嘛！四川省承认，六九年给四川汽车零件是最多的，但用于配件的最少。都走私了，走了后门，吞掉了。不能再允许！必须把武斗停止，古蔺还在武斗，还有些地方在准备武斗。你们开会的同志要把武斗停止下来。认真执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

第六条，讲干部政策。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落实干部政策。认真作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所提的，很重要的。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工作这么多，范围这么广，你们解放军应当要负责任。“三支”、“两军”，群众联合起来。但总得要有一定数量的干部来做组织工作，军队一下子作领导工作，总会有困难，经验不够，所以主席指出了三结合，要有革命干部，要有解放军，革命群众的代表，首先要依靠解放军，但革命干部也要有一些，才好把工作推动起来。光靠老的不行，必须老、中、青结合起来，两个三结合嘛！

第七条，要坚决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实际上在这次报告中强调了。要认清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要积极地帮助解放军作好战备和“三支”、“两军”工作，很好地学习解放军。这个问题，现在在四川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这次开会请了大军区后勤部、参谋部、政治部，省军区、军分区，还有人武部同志参加，还有铁道兵师、特种兵师也参加了。152位同志参加这个会，是半数以上。我们给他们单独开了会。也开了小组会。首先要求解放军团结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不能再有二心，有隔阂。要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大家团结起来，还分什么你我呢？都是一个解放军，一个统帅。在毛主席的统率下的人民解放军，其实是一个，不能分家。首先解放军要先搞好。所以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要起骨干作用。公开地说把四川问题解决好，首先要依靠解放军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传达，要说服教育指战员团结一致，做到一条心。这样四川就有希望了。要坚决三条原则，做到“一碗水端平”。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你拥护毛主席的就支持，违背毛主席思想的就帮助，反对的就斗争他。不管哪个方面。

第八条，关于斗、批、改，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上头大家觉得一定把九种人都列举出来，我们觉得上面已经说清楚了，“不要包庇相同观点的坏人”。特务、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坏人”就代表了。有人说，不一定九种，还有十种，反正都包括了。还有反革命，都应清理出来。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各吐对方的“故”，各纳各的“新”，都是派性，那不行。

（第九条）宣传工作上要统一，这回要彻底的统一，不能像过去了。《四川日报》要彻底改组，派得力干部进去，再不能各唱各的歌，各吹各的号了。就是要在中央报告、批示、方针指导下，首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第十条）战备工作，大军区已到北京开会，三线建设有报告，军工生产在报告中也有了，不多说了。

最后一条，要办学习班。四川要办，到中央来办。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给你们工作上加强，不是减弱。有些同志现在表现得还不那么好，留下来继续学习一下，学好了，再回去。给你们创造学习的机会。

因为大小会还不可能作细致的教育工作，有的同志一时思想不通，不通就学一学再回去嘛！总是相信在毛主席身边绝大多数可以教育好，我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所以这条应该成为独立的一条。成为四川省革委报告的最后一条。要重视这个工作，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帮助四川促进。

这是关于报告的问题。

关于三线建设的报告不多说了。这是你们范围内的工作了。三线建设就搞了两三年，当然也不是所有都落后，还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但不好的多，要快马加鞭赶上去，迎接七十年代。四川三线建设艰巨，要首先把四川的革命搞好。

五项检讨，十一条措施，中央批准了。按照这个执行，四川会改观的。在军队的会上，我曾说，万象更新嘛！新年快到了，七十年代开始了，你们要万象更新。贵州春雷再响了嘛！你们四川可以万象更新，一定会万象更新。真正按批示、报告、文件好好学习，传达执行，通过实践证明你们是真正了解了错误，改正了错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样四川一定会后来居上，万象更新。祝你们胜利！（热烈鼓掌）

请康老鼓励他们几句。万象更新嘛，你们讲的嘛！

康生：文化革命初期，我们接触四川同志比较少。最近接触得比较多了。但不是都认识了，总是熟悉了一些面孔，熟了一些，思想又熟了一些。你们革命的思想，好的思想也熟悉了。坏的思想，不好的思想也熟悉了。你们要回去了，咱们要离别了，离别总要讲几句好话嘛！这次离别相当长，一离别就是七十年代了。六十年代不再见面了。再见面就是七十年代了。我和部队同志讲了，你们回去迎接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伟大的七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将在全中国、全世界得到更大的胜利，祝同志们回去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过去说过万象更新这句话，有些想象嘛！好像一万件事情都要更新，没头没脑的，谁晓得从哪里搞起呢？万象有个基本的一象，特别要更新的?镜囊惶?，就是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一切一切的关键。过去有的同志学习得不好，犯错误。经过这次会议，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边，听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应当有所进步吧？应该有个更新的条件吧？这不是复旧了吧？因为“反复旧”嘛，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什么叫“反复旧”：“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那么，你们既然批判了这个“反复旧”，现在不是要去复旧了，而是要去更新了。还是首先在思想上的更新。在这方面，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这句话：“四川很有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更新，开始了一个很好的开端，那的的确确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四川很有希望”，当然这个希望是要依靠你们二百五十多个同志，你们每个同志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真正按十一条中央批示办事。真正做到，就可以消除落后，就可以使四川有希望，就可以把毛主席的希望变成现实了。祝同志们工作胜利，借此机会，给同志们拜年！拜个早年嘛！（热烈鼓掌）总理叫我讲话，没有什么讲了，重复几句老话。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不知哪个省已成立革委会，毛主席批示“照办”（记得是批云南的六条时）。我当时曾经就“照办”二字发挥了一下。也许在座同志有的听到了。这是初期的事嘛。因为你们大家反落后，现在我觉得四川还可以用一下。你们看这个文件有一行红字，不要轻视这一行红字，要好好想一想，毛主席讲了：“照办”，在毛主席批的两个红字面前，你们怎么想的呢？一个是照，照什么东西呢？就是照毛泽东思想，照中央的指示，照你们省革委、成都军区报告的十一条，应当用这个去照。那么单照照行不行？还要去照一个办。这个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想想你们过去啦，主席已批示了“照办”的那个“五二八”批示【指1968年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批示】，你们照的怎么样呢？办的怎么样呢？你们想一想，现在又批了一个“照办”了，你们采取什么办法呢？是不是还是过去那个办法去“照办”呢？还是按现在毛主席批的这个“照办”真正去“照办”呢？

三年实践中，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两个字中间，我们体会到有这么一种情况，也包括四川在内，有的地区，有的同志，有的群众组织，是既照又办了，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中央的批示，集体的报告，既照又办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方针，真正地把毛主席的思想，把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落实到各个方面去。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就更多了。我想，四川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的。我们不是完全否定四川，你们也有照办的，你们报告中也讲了，夺了走资派的权，你们的工作上也有成绩嘛！既照也办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时期没有照，或者没有完全照，办是办了，没有办好。但是在领导，在群众帮助下，改正了错误，批评了自己的缺点，听毛主席的话，听林副主席的话，按主席思想办事了。四川是有的。首先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在甘渭汉、韦杰、叶剑英错误下面，开始犯了错误，如五十四军，以后经过中央纠正了。就很快改了。文件上也讲了，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后，广大的指战员作了不少的工作。中央批了：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虽然人民解放军初期犯了错误，以后很快改了。在中央处理四川问题批示后，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既照又办了。当然在办的中间也有错误的。不大平衡嘛！但是，应当肯定他们的成绩。不能说四川的群众、革命干部、特别是军队没有照，也没有办，这就是说，在照办中，有的是一个时期没有照办，以后经过自我批评，改正据点错误，基本上又照了，又办了，全国这样情况就很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照是照了，讲也讲了，讲得很多了，在会议上、文件上也讲了，报纸上也讲了，但是照而不办，办也没办好。那是讲空话了，中央的指示就不能落实，成为一纸空文了。没有研究，也没有照办。你们自己也说照，照也是各有各的照法，有真照的，也有假照的。你们那里不是有个“红十条派”吗？自称“红十条派”，他也照了，就是照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并没有全照。只讲别人来照，我是呱呱叫。有的照了，但是办是相反的办，是照而不办。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是办而不照。他相当努力挑动武斗，辛辛苦苦地相当努力地在那里办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许多工作，可是照的什么呢？办的什么呢？照他的思想，照他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照他的想法，照他的那个东西办事。我们遇到四川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件他不研究，办事就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办事。这个办事当然是错误的，与毛主席的“照办”完全相反的。

下面还有一种，更坏了，是少数，也不照，也不办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同志们要慎重，很严肃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看起来是两个字，这包含着思想、政策，也包含着各种工作的落实。照就是要照毛泽东思想挂帅，办就是要各项政策落实。所以，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把这个过去对待中央文件，你们说了“红十条”、“五二八”仔细研究，对照对照，不要忘记过去那些错误。

还有哪，同志们，你们要回去了，可能今天晚上走，也可能明天走。希望同志们想一想，回去怎么办？提出这个题目，对每个同志都是个考验。是什么考验呢？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是党性的考验，是真正拥护、忠于毛主席，还是假的。是真对四川七千万人民负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对人民负责，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假的。到底是不是革命的，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一个多月了，那还好办就是了。有错误时中央可以马上帮助，回去后就要真正地办事啊！要协助千百万人民办事，要认真工作了。尤其从中央开会回去，一举一动对下面影响很大。你们要想想，我们与军队同志讲了，要有信心，四川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搞好。要相信四川落后这个情况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赶上去，后来居上嘛！

这次会议开始是稀稀拉拉的，那个自我批评是敷衍了事的，后来大家觉悟的时候，就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总理讲了，比其他来北京开会的地方好，比过去好。这也算是居上了，应该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空的，而是建筑在党的基础上，建筑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解决四川问题的武器嘛！有的同志几个月的学习，自我批评，阶级觉悟提高了嘛！四川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领导上有了自我批评，只要有这个核心，就能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

第二个方面，你们要设想到会遇到很多困难，多设想一些好，想得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这只有好处的。毛主席在七大时讲，党要遇到困难，十几种困难。讲什么呢？抗日战争一定要胜利，但有困难，有可能敌人来一架飞机，一下把中央同志统统炸死，一个特务用一个炸弹来，一下子把中央同志炸光了。当然这个困难现在不会有的。主席还设想过三年灾害，赤地千里，根本一点粮都没有。这样的困难都想到了。所以在有信心的基础上，要看到困难这方面，就需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中央批示文件。什么样的困难你要分析一下。

这个会我参加一下，绝大部分同志是好的。包括犯错误的同志在内，尤其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你们知道了，根据总理提议，我们专门找军队干部开了一个会，把问题说清楚了。四川之所以有希望，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这是中央既定的方针。当然，依靠人民解放军，也不是说不依靠群众和革命干部，但是人民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都是这样的。绝大多数同志，军队也好，革命干部也好，群众也好，群众组织头头也好，我们接触过四川青年同志，他们很多可爱的，很可以教育的，很可以培养的，可惜的是有个时期在刘、张同志错误的影响下，省革委个别同志未很好帮助，把一些同志带到邪路上去了。但是真正经过帮助能改的，我想到这些同志很可爱的。

这个会议反映了一些情况，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点苗头了，回到四川会感到……（不清）还是有个别的同志思想没有通。基本上思想感情与刘、张的错误（不是刘、张个人），没有完全分开。所以不管他主观上如何，客观上对刘、张错误加以解释的，加以袒护的，讨论报告时，个别同志这种观点有流露，就是讲彭家治同志。你那个讲话，我们注意，记录可能不完全，但这种思想一定会有的，回去后还会遇到的。不止一个人带有这种思想的，彭家治同志是一个。

我认识康致中【建工部第一工程局革委会副主任】同志。（康致中站起来）你的思想未通。虽然是同姓，你也姓康，我也姓康，五百年前是一家。你顶着一个工人阶级的招牌，完全用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工人。你是这么的，你是一个工人，你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不是我才讲的，我是开始接触你就讲了。思想上还通罗！你是一个教员，国民党师范学校毕业，作过小学教员，我们也是同行了。我也作过小学教员。

还有一个袁正蓉【女，四川医学院学生，红卫兵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同志，一个医生，毕业了吗？

袁正蓉：没有。

康生：是内科的，外科的？

袁正蓉：综合。

康生：会开刀吗？

袁正蓉：不会。

康生：我很注意医生，我是有病的。请你给我看一下，我是不怕死的。你是六0年毕业生吗？也有好处。我原来也想作个医生，幸好未作，不然就会分到医院去了。有的同志思想并未完全通，一定会有的。觉悟有快点的，有慢点的，要耐心做工作。回去会遇到有人，有一小部分人，还会保刘、张，会保刘、张的错误，与你们不对头。遇到怎么办？耐心做工作。因此不要给人家戴大帽子。实际上他不是真正保刘、张，他是保自己就是了。所以刘、张同志你自己要觉悟。我看一个简报上说，彭家治说，刘、张错误已在这里检查了嘛，为什么还写在文件上呢？还写上“革”与“保”、“红十条派”与“反红十条派”呢？那些问题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嘛！怎么能说这些呢？是毛主席平反的，是“红十条”肯定的嘛。彭家治说的就是要保刘、张。他是要保的。那好，保一个时候也好嘛！实际上是保自己就是了。

周恩来：说这话时刘结挺在座，听到这话一声不吭。这就不对了。刘结挺同志呀，你们听到这样的话要立即表态，对不符合实际的要立即站起来反对，马上顶回去。你是三十多年的党员了。

康生：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总理这个讲话很重要。你们要时刻注意的。这是表现共产党的一个党性问题。讲的时候应该立即站起来反驳。这些东西，也不能心口不一。那也不行。彭家治讲这个话并不是保你们两个人，人家是保他自己。他是帮你们的倒忙。是害你们。要这样认识这个问题。遇到这个东西，这个人就要打我刘结挺了，是打倒你们两个人的方法。当然主观上不一定是这样。客观上是这样回事。同志们，尤其是解放军要准备。有少数人不理解，会遇到干扰。不赞成不要生气，不要着急，不要戴大帽子。要耐心做工作，帮助他认识，刚才总理讲了，有几个同志留在这里，思想不通的留这儿，有人会这样想：丢了官了，丢了人了，见不到老婆孩子了。好像奇耻大辱。这样想，完全错了。留下是爱护他，不使他走到绝路，是要教育他，挽救他，帮助他改正错误，按毛主席教导，犯了错误一看二帮，允许犯错误，但犯了一定要改。允许改正嘛！

对待错误，尤其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反对中央的错误，离开中央的方针、九大的方针的错误，必须从思想上严肃地对待，严肃地斗争，前个时期，中央对你的错误是相当严肃的，张国华同志，你在四川遇到这个错误，你不是没有看到，你是看到的。你就不是严肃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员的态度，总是有点个人打算，怕得罪人，怕斗争，怕字当头，怕人家斗你，怕丢官。不要怕嘛！怕得罪人。遇到错误一定不能调和嘛！还有另外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这一条，还有另一条，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绝不一棒子打死。所以这一方面会遇到个别地方少数的这样问题，江海云同志，你是川大的，你们要改变那个情况就有相当困难，最近我看了新华社报道，有个记者没有署名啊，姚希林、×××、×××，从成都写来一个报告，讲川大这个老大难单位。这个记者很挖苦就是了。

周恩来：江海云，你是否听过迟群同志的报告？

江海云：听过。

康生：蒯大富不见得比你不好，响当当的司令，都到内蒙劳动锻炼去了。青年人改了就好。那人报告川大有个“32111部队”……

吴法宪：讲讲那个“32111”：每天三顿饭，两顿觉，一场球，一盘棋，一本书——看坏小说，看黄色小说。你们四川还下象棋呀！

康生：这就是“32111”。这个事，记者是比较清楚的。你听了清华大学的介绍，还认为不行，蒯大富不比你差，比你江海云响当当的呀！现在人家还愿意改，你们学校要改变这种情况，真正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不难，要有信心。碰到这样的单位也不要说“老大难”了，只要领导上面明确了，这些事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老大难单位也要信心足，每个地区也会遇到这种情。另外一种情况，周家喻【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同志，八一五工作有什么困难吧？

周家喻：有困难，我们要很好承认，改正错误。

康生：这个会，你八一五重庆的问题讲得少，红成的问题讲得少，总之要一分为二。重庆市革委会办公室与刘、张办公室差不多，你们人多些了。省革委办公室要整顿，你们那里也要整顿。你承认就好了。成都市偏向兵团、八二六多一点。重庆、成都办事机构一千五百多人，起不到作用。承认重庆好，总之要一分为二看问题。并要首先看到自己的缺点、问题。成都的办事机构要彻底改组，事情就是这样了。 总之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按毛主席教导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总要首先看到自己的错误问题，这是一方面，就是保刘、张，实际上就是保自己。要看到这方面，会遇到一些困难罗。那么还要看到另一方面，从我们会议中看到，也有另一方面，就是觉得对刘、张的批评不够味道。这一方面，下去也会遇到的。我们真正是受过错误害处的地方，个别同志讲得更尖锐的，尤其是刚才看到总理念到核心小组还有刘、张，那就不满意了。实际上这种思想也是不符合主席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他们不是真正说刘、张，不是真正对刘、张问题讲的，他是表示他的正确，也是响当当的，呱呱叫的，他就忘掉了主席讲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总是要教育，要帮助，要看喽！这样，这两方面，比如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它就会妨碍团结，影响团结，妨碍十一条往下贯彻。当然，不会不遇到问题，遇到问题要耐心地做工作，拿主席思想，拿中央方针做工作，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引起攻击。我不是讲了，贵州省有个工厂经常打起来，你是“陈独秀”，“康老三”，而且另立山头。贵州那个徐永章是犯错误的，回去检查了，改了。他到贵阳铁厂去，一个××不但骂了，而且打了。

周恩来：打了还签了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康生：那个“二不”还是需要。地方同志也是需要。要学解放军。不管怎样，只要姿态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和你们的报告十一条，一切困难都可以解决的。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这个方针，并不是抽象的那么困难，也并不是还要过个七十年代。绝不是那样子。所以，我看，革命，生产，工作，战备也好，在这个七十年代的第一季度中间，一定会有大的起色。四川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总理不是讲了吗？一个红彤彤的大后方，改为红彤彤的战略基地，实现毛主席的希望，一定会落实，林副主席讲，四川问题不解决，他不放心。我相信同志们的工作作下去，一定能让毛主席、林副主席放心，这方面我要预祝你们新年胜利，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周恩来：请黄永胜同志讲几句。

黄永胜：同志们，我没有什么话说。刚才总理、伯达、康老给同志们作了指示。六十年代剩下几天了，七十年代将要到来了。今天中央同志欢迎你们过元旦。中国有句古话叫“送旧迎新”，你们回去过后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要把旧思想抛掉。要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那些东西统统抛掉，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一切按毛主席思想去办，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四川之所以搞得比较落后，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而是按你们的思想办事。所以我们在迎接七十年代到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思想，就要有一个新的姿态，就是一个革命的姿态，一个战斗的姿态，一个团结的姿态，一个严于律己的姿态，去搞好四川的工作。也要有一个新的作风，这就是要有一个战斗的作风，要有一个紧张的新作风，一切应该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准备打仗”的要求，又要从林副主席指示“要用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就是要有一个战斗的作风，去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总之我们伟大的七十年代的到来，在各方面都应该出现一个新的气象，出现一个新的面貌，我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一九七0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无产阶级政治，按照主席思想，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的更大胜利，在新的岗位上，新的工作中立新功！（热烈鼓掌）

周恩来：吴法宪同志他还有几件事，他还要讲几点，开始还有邱会作同志、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他们过问得勤，一开始他们就过问了。他们最清楚，每天都在过问四川的情况。我补充一下。

大家对报告上有这一段话，就是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有群众代表都不能脱离生产，其中青年知识分子要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就是说参加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他本来未脱产，但是现在参加省、地、县和送到工厂当了革委会成员后，就离开他的业务，脱离生产了，，就做官当老爷，不劳动了，这怎么行呢？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走资派，挖修正主义根子，同时去掉官僚主义。脱离劳动是修正主义温床，高高在上就脱离了群众，不要脱离生产劳动，不要脱离实际，要经常下去。过去在下面生产是好好的嘛！有群众代表性嘛！当委员就能把群众的思想动态反映到革委会来。这就是生动的局面。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氛。如果蹲在机关里开会，那不是死气沉沉了吗？所以革委会要有群众代表参加，一定要有新鲜空气进来，一定要有基层代表委员，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改造我们的领导机构。革委会是新的机构，为什么都跑到上面来了？就不下去了？要能上能下嘛！你们看到中央推荐的一个典型，就是上海市的王秀珍同志嘛！是个工人群众代表，上海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九大后她是中央委员。回到上海，回到工厂里劳动，那就很好嘛！她给中央一封信，也反映了活思想，三年很少劳动了，开始劳动不习惯，腰痛，腿酸，搞一会儿就习惯了。回到劳动中去很不容易呀！群众看到是他们的人，才说知心话，意见就反映到革委会来了。你们讨论好像有这样一个活思想，好像是“造反一场空”，这完全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思想，是“造反做官论”，“劳动镀金论”，劳动了就要当官，不对，这就是“修”了嘛！你们要斗私批修。所以从工厂、公社基层单位来的，应该一边当委员，一边还要劳动，要像王秀珍、吕玉兰那样才好。按主席思想办事，培养新的无产阶级作风，小将们应该回去劳动，青年人更应该劳动锻炼，一边劳动，一边当代表，总是在下面时间多，开会时间少，才合理。

康生：就是聂元梓也参加五七干校去了，她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谭厚兰也下去劳动去了。

周恩来：北京那个中学红卫兵的头头，下去劳动一年多了。但是还是北京市革委委员嘛，到北京来还是要参加会议，但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了。不要总在上面蹲着。到下面去蹲一蹲也好啊！

康生：希望你们把四川搞得红彤彤的。

周恩来：战备搞好，三线建设搞好，我们希望去看你们，是你们来见我们哪，还是我们去看你们好？我们希望去看你们，最好每个地方都像一些兄弟省份搞得那么好，革命、生产都搞得好。七十年代应该如此，元旦有个社论，主要是鼓动大家往前进，我们有七亿人口，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我们搞好了是一个大震动。有个资产阶级作家，韩素英，她是一个女的，到中国来参观了一些地方，就说劳动在毛泽东的中国是光荣的，不是惩罚。

康生：苏修就是把劳动看成是惩罚。

周恩来：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了。

康生：张国华、梁兴初同志，你们核心小组也好，常委也好，都要注意啊！我们的经验，不管哪个省，凡是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学生根本不下放，蹲在机关里。四川也好，新疆也好，内蒙也好。这点你们革委会没有坚持中央的指示，你说人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你们自己就自由主义嘛！所以就出了一个“32111部队”，这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大事。

周恩来：十一条措施中明确规定了办事机构主要是解放军，和原来的革命干部来抓。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大事。

吴法宪：我们四川这个会，从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前后后除省军区领导同志外，到现在已经是五十二天了。这个会议是逐步扩大的，由各军分区、师的同志参加，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军队、地方的同志。开了这么长，今晚这个会议就结束了，闭幕了。中央常委，政治局的同志，只有叶群、汪东兴同志有事外，其他同志都来了。总理、伯达、康生同志都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个人完全拥护。希望你们按主席指示办事。会议开得这么长。刚才总理、康生讲了，这个会开得比较好，我们按照毛主席思想、指示、方针、路线、方法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主持下进行的。你们原来写的报告，中央首长作了很多很重要的指示，总理看了改后，提了许多重要意见，也的确向你们提了很多意见。也是因为大家努力，觉悟了，所以开得比较好。这次会议，总理、康老下的功夫很大，大小会都参加了。伯达同志写文章、写书很忙，刚才的指示非常重要。

康生：你们需要学习吴法宪、纪登奎同志，我们不是评功摆好。特别是纪登奎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对革委会个别同志作了大量工作。还有邱会作同志。

吴法宪：中央首长作了很多指示，都是毛主席的声音。这个会开得好，是在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指示，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林副主席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讲：中国革命几十年来，实践证明，凡是执行毛主席指示，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我们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发展，就前进。但是毛主席思想受到干扰时，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碰钉子。这次会议开得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回去怎么办：是个大问题。能按中央指示、报告办事，按总理、伯达、康生、永胜同志的指示去做，真正能够胜利。如果违背这些指示，还要受挫折，碰钉子，犯错误的。关键就在这里。

周恩来：主要靠你们照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就是胜利。这两个字有两个关键问题，照，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照；要办，必须彻底把宗派主义、派性去掉才行。不然怎么办？越办越坏。这是要高举伟大红旗。

吴法宪：我向同志们作两条检讨。一条是，这个会在总理领导下，我作点具体工作，但作得不够，另一条是，我们有个学校在成都，十三航校，代号叫028，现在叫第四机校，初期对四川文化大革命作了点工作，以后错误越来越大，给四川帮了倒忙，干了许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做了很多错事，陷在派性里拔不出来。这次揭开了盖子，批评了他们了。我向同志们检讨，希望转达给四川同志，希望028同志，再不要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你们支左任务。你们要按毛主席教导，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要向本校同志作检讨，向驻军作检讨，承认错误。

对这次会议的传达，提几点意见：

一、按照文件精神传达，完全按中央规定办事，传达步子稳点，方法要细，不要一下子铺到社会上去，那样可能搞乱，可能出现反复。对四川文化大革命不利。按省革委、成都军区的安排办。到会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个人回去一下子铺出来了。引起群众混乱。敌人知道乘机煽风点火，乘机破坏。执行这个报告、批示，敌人藏不住，揪出来，不然他们会乘机破坏。一定要提高觉悟，不能私人传达。我请示总理，除了今晚上讲话以外，以前首长的讲话都收回来。按党性办事。收不收起来，是个考验。带走传出去各取所需，一搞出来，搞到小报上去，油印，石印，铅印也有，将来很不好。各取所需，派性利用，敌人也要利用。很危险，要收回来。同志们顾全大局，再发生这种事情，要追查责任。按党的纪律，军队纪律，追查责任。为使会议顺利传达，不发生反复，动荡，不被动，更有利于团结，搞好传达，搞好四川文化大革命要注意的。

二、就是八一五、红成同志，或倾向八一五、红成的革命干部、军队干部，无论如何不能翘尾巴，受批评少一点，翘尾巴一定会犯错误。八一五不要翘尾巴。我给××同志提了很多意见，不是你一个的问题，不能利用刘、张错误压兵团、八二六的群众，刘、张自己检讨应承担责任，错误在刘、张身上，不在群众。如不注意这一点，下一次犯错误就要轮到你们八一五、红成了。那么反过来，兵团观点的同志，不要再袒护刘、张的错误，过去帮了倒忙，现在再帮就不行了。康老讲是袒护自己，自己垮台。也为刘、张垮台制造条件。要按总理、伯达、康老的讲话，积极帮助刘、张纠正错误，才真正是从政治上爱护他们。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三、对省革委领导同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犯错误就了不起，一犯错误就大搞特搞，这不好。要帮助纠正错误，只能按文件、大会讲的，不能超过这个以外去添油加醋，那就脱离批示、报告的轨道了。一切宣传工作，按报告、批示、首长讲话为准则，不要自己再搞提纲，夹杂很多东西，那样要犯错误。离开这个以外是不允许的。回答群众的问题，只能按文件、报告，许多问题要按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以九大文件、党章回答问题。才能真正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迅速改变四川落后面貌。有的提出要发动群众批判他们的错误，我们认为是不适宜的。不妥当的。只能由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到一定的线，不能超出范围，搞得太早，面太宽，不好。不能发动群众来批判揭发。大量的材料够多了，好几十条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要让他们继续工作，他们表态了，围绕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围，我们要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威信，使他们好工作。

四、回去以后，一定要言行一致，一定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能再搞两面派了，群众组织名字不用了。规定了坚决照办。回去以后不要不统一口径，找到你们各人说各人的，五花八门那不好，要统一口径，坚定不移地贯彻批示、报告，贯彻今晚中央常委同志的讲话。一定要注意，要以无产阶级精神、党性保证，军队要保证。

五、就是要一些同志留下来，继续让你们学习一个短时间，提高一下，把思想搞通，这是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保护你们，回去搞不好，群众要发生问题。要揪要闹，那就不好办了。你们自己的话，群众的话，对主席忠不忠，要看行动，回去要搞好，四川问题要使毛主席放心，林副主席放心，党中央放心。要使全国人民对大后方放心。要使解放军放心。一定要实现你们的诺言。

这次会，二百五十多个同志，落实这个会的关键在你们，会开完了，空军派飞机送你们回去，乘毛泽东思想东风，把四川工作搞上去！

陈伯达：……

康生：×××同志要求回单位，你也暂时不回去，我们帮助你一下，坦率告诉你，你怕把你留下来，赶快声明。你总是有点滑头。

周恩来：我们不说假话，是要把你留下来，可没有坏处。是要回去的，留下来的，不要那么紧张。刘、张回去，犯错误也算代表人物嘛！领导小组都回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跟着犯错误，怎么不叫你们回去？你们在小范围内影响大，希望你们万象更新。我在帮助你，自己开了小差，那就更要犯错误。反正王茂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真是不知耻，我们把他开除了。再不能走他们那条路，拿他们作反面镜子，“自作孽，不可活”，不能学。

康生：×××同志，你听中央的话没有错，我们不会害你的。

周恩来：这是主席思想，新的九大政治局，就证明了嘛！犯了错误改正的都选上了，也不是都选上，你现在还是革委会副主任嘛！现在二十七日了，绝大多数六九年送你们回去过新年，留下的好好学习，过年再回去。

（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说明：根据两份当时传达原件（一为手抄件，一为油印件）综合整理。圆括号中的文字是原件上有的。为便于局外人理解，略加了一点注释在方括号中。

来源：说明：根据两份当时传达原件（一为手抄件，一为油印件）综合整理。圆括号中的文字是原 件上有的。为便于局外人理解，略加了一点注释在方括号中。


李瑞山通知在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70.02.24


（根据记录整理）


同志们：

刚才由谷风鸣同志向大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又一伟大战斗号令。非常英明，非常正确，非常必要，非常适时，完全适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地、认真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中央指示指出，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党、全国亿万军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趁机蠢动，遥相呼应。他们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发动了进攻。我们陕西省的情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加紧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有的散布战争恐怖情绪，造谣惑众，说什么：“苏联在新疆打开了，可厉害了”，“现在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把中国包围了，中国败得很惨，苏联已经打到榆林”等等。有的盗窃国家机密，妄图通敌叛国，或者向敌特机关挂钩联络，里通外国；活着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或者刺探军情，向敌人提供情报。有的秘密串联，纠合反革命集团，阴谋暴乱。在西安、渭南等地区，连续发现和破获所谓“中国革命党”、“中国决死救国党”、“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执行委员会”等现行反革命集团。这些反革命集团的人数，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纠合这些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有老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劳改释放犯；也有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最近公安机关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中国革命党”，他们有反革命纲领、宣言，还有所谓“党旗”，封官委职，妄图在苏修对我突然袭击时进行暴乱；他们还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在开会时，被我公安机关一举捕获，七名主犯全部落网。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进行阶级报复。他们乘我战备和落实政策之机，猖狂进行翻案活动，威胁干部和积极分子，公然反攻倒算，甚至纵火放毒，行凶杀人，实行阶级报复。潼关县有个反革命分子公然宣扬：“现在你们搞我们的残渣余孽，将来我们要搞共产党的残渣余孽。”有的书写反动标语和大字报，投寄反革命信件，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合阳县有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去年先后在西安和北京张贴反动大字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群众当场扭送公安机关。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作，危害很大，如果不给予严厉打击，战备就不能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

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战备，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贪污盗窃国家财务。华县有个供销社的出纳，利用涂改单据、抬高物价等手段，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共贪污现金八千八百多元。有个县的百货公司一个采购员贪污布票两万多尺。有的内外勾结，投机倒把。咸阳市有个投机倒把分子与物资部门个别人相互勾结，大量套购国家统配物资，仅套购钢材即六十余吨，轴承一百四十余套，还有焦炭、电线等大量物资，私揽工程，牟取暴利。商县永红公社前科犯杨云娃先后倒贩粮票二万二千多斤，布票一千八百多尺，从中牟利一千多元。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西安市郊区投机倒把惯犯李景祥（敌伪电台报务员，实习连指导员）网罗社会渣滓，先后非法组织所为“幸福农具五金厂”等四个地下小工厂，采取各种手段套购、倒卖国家统配物资和原材料，计有钢材九千六百余斤，矽钢片四千金，各种电线六千多米，生铁十吨，焦炭十六吨，汽车九部，车床十二部，还有电动机、轴承等，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西安市已查处的黑包公犯薛培宏，一九五八年因贪污被判刑十年，释放后，又勾结劳改释放犯、地主分子等多人，先后非法承包八处修缮工程，牟取暴利一万二千余元。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特别是私分商品、“走后门”现象，在商业部门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畅销商品一进货，就被少数人大部甚至全部私分或走了“后门”。这些情况说明，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给予有力的打击，坚决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

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指出，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些问题，我们省不仅存在，有的还很严重。省革委会本身就有铺张浪费，去年我们曾动工修建“万岁馆”，还搞了一些非生产性的建筑，等等。这是我们队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教导，理解不深，贯彻执行不力。今天我向大家检讨，今后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在中央文件中，点了我们西安的名，批评我们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爱护，最大教育。问题在下面，责任在领导。开始我们不太清楚，听到反映后，也认识不够，纠正不力，这说明我们见事迟，觉悟低。各地要认真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

为了认真落实中央三、五、六号文件，根据我省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 首先要提高认识


林副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指出：“人们的思想不同，工作的结果就不同。一切工作队的收获，首先来源于认识的正确和思想的进步。”要贯彻好这三个文件，首要的是要统一各级党委（支部）和革委会领导的思想，深刻理解这三个文件的伟大意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这三个文件，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当前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明确的指出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深刻认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包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的需要。深刻认识，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包围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深刻认识，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一定要认真地、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中央这三个文件。这是关系到能不能落实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指示，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彻底粉碎苏修、美帝侵略阴谋的大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包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大问题。为此，各级领导一定要克服忙于抓各项具体工作，看不到阶级斗争或放松抓阶级斗争的右倾思想。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采取最得力的措施，加强领导，以打仗的姿态和劲头，把这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伟大政治斗争进行到底。


二、 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打一场人民战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依靠不依靠群众，发动不发动群众，是关乎能否把这场斗争搞好，搞到底的关键。因此，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群众运动。

要广泛深入地、反复地学习和宣传中央指示，以中央指示精神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开展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并由公社以上各级主要负责同志直接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传达、动员，大造声势，使中央指示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真正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要以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和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大讲国内外和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以大量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种种表现和典型事例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提高阶级斗争觉悟，认识到开展这场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中央指示的英明、正确、及时，从而激发革命精神，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来。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对于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不仅要给予应有的法律制裁，经济上的打击，而且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斗臭。因此，各地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运用各种形式，人人口诛笔伐。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没有活动的市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要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一批阶级敌人，大长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杀、判之前要要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摄。对于大贪污犯盗窃犯、投机倒把犯，要选择一批典型案例，交给群众，广泛讨论，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声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


三、 要突出重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终点就没有政策。突出重点问题，是关系到掌握运动大方向的问题。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要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当前要集中力量搞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重大案件，要首先办理。对于尚未侦破的，要组织力量，发动群众，迅速破案。对于已经破案的，要抓紧审理，弄清犯罪事实，掌握罪证，按照党的政策及时处理。


四、 要严格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三个重要文件，对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政策已经规定得很明确、很具体，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执行，就能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执行党的政策，最主要的就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原则，对不同的犯罪，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以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恶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要“严格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该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立功赎罪。对于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对中小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对于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贪污盗窃必须一律退赔，私分国家财产必须一律追赔，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不许例外，绝不能使他们在经济上占到什么便宜。要坚决地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所有案件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过细致地做工作“，都要搞得很准。要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基础上，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查证落实，并加强审批工作，把专案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党委、支部和革委会要集体研究决定，做到证据确凿，判处得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逼供信。在运动中遇到新的政策性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要自作主张，贸然行事。

对于铺张浪费问题，一般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发动群众批判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提高认识，接受教训，不再重犯。对于违犯中央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则应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五、 要加强领导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在这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伟大斗争中，各级领导能不能站在运动的前头，对运动实施坚强的、有力的领导，是关系到能否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委（支部）负责，首长亲自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各级党委（支部）、各级革委会，要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地、市、县革委会，都要建立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的领导机构，并设精干的办公室，统一领导运动。

各级领导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和运动的发展形势，随时掌握运动进展情况，及时研究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导运动胜利前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领机关干部深入下去，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抓点，通过抓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要加强上下联系，加强请示报告。

要全面规划，具体部署。当前工作任务很多，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对备战工作，斗、批、改工作，和贯彻落实中央三、五、六号文件，要突出重点，妥善安排。要把加强战备、贯彻中央三个文件、完成斗、批、改任务以及其他各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林副主席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结合，就是不要人们简单化。”我们要以战备为中心，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仅仅抓住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这个纲，大力贯彻落实中央三个文件，乘中央指示的强劲东风来促进和推动各项工作。要通过贯彻落实中央三个文件，进一步搞好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整党建党等各项斗、批、改任务的深入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各级领导，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进行破坏，转移斗争大方向；严防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混淆敌我，在极少数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透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李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要加强领导机关和工厂企业的保卫工作，严防阶级敌人盗窃国家机密，行凶破坏；要保护积极分子，严防阶级敌人栽赃陷害、打击报复。

要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各级党委、革委会要对公安工作经常研究，具体指导。对各级公安机关的人员要加以适当的充实和调整，要选调一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优秀干部充实公安队伍。县属区、公社和厂矿企业单位，要迅速把专职保卫干部配备起来。全省城乡的基层单位，都要迅速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要加强公安机关领导班子的建设。

同时，对通过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对混进来的坏人要坚决清洗；一贯表现很坏、不适合做财贸工作的，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要选调一批得力人员充实财贸队伍。

同志们，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战斗已经打响了！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紧急行动起来，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从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对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开展坚决的斗争，为进一步落实战备，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奋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三、五、六号文件！

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坚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都把！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备战、备荒、为人民！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岁！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四日印发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70.06.02


上海理工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一九七零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材料，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做，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人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有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老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紧：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拼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的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O”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O”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O”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得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O”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姚文元：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为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O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拼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起来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




周总理在外语教改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70.11.20


……卫生部搞孙正就是抓住了一个“3·10”大会追查清楚。抓住他的活动，至于是不是5·16，有没有填表是次要的。我说抓住“3·10”追就行。不管“3·10”还是5·16都是搞阴谋，两面派，反党，性质一样，罪行相同嘛！……卫生部搞了4年，这次才突破，就是靠发动群众，把专案公开在群众中间，抓住一件事一直追到底。结果一下就搞起来了，轰轰烈烈。否则就是有头无尾，恍恍忽忽，把专案保存起来，结果使一些人逍遥法外。

各单位彼此要互通消息，专案材料要公开，公布于众，不要象过去那样神秘起来。专案问题要解决，一定要发动群众，内查外调，内部发动群众。把专案公布于众，打破神秘化。



来源：包头市“5·16”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翻印《毛主席及中央首长对清查“5·16”的指示和讲话（摘要）》，1971年11月25日。

中央三办“5·16”专案组XX同志在全国公安会议上关于清查“5·16”问题的发言
1971.02.11


【说明：此材料仅供领导批清运动的同志和专案组同志学习参考。-中国科学院 院一打三反办公室，1971年3月25日。】


首长们、同志们：


我们是中央三办“5·16”专案组。我们的任务是审理中央交给的一部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案犯。现将中央首长最近对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精神，以及我们审理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有关“5 ·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些情况，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深挖“5·16”的一般情况（只是在相互交流情况中了解到的一些片面性的情况），作为个汇报。由于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个侧面，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很不全，有的还没有核实，因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仅提出供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请首长、同志们指正。


一、中央首长最近对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精神。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对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极为重视，早在1967年8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读到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两本书》中：“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句后立即指出：“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指出：“‘5·16’是一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最凶恶的敌人。”毛主席在接见各国访华代表团时也经常指出“5·16”反革命的罪恶的目的和破坏活动。1969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当时有些单位对深挖“5·16”不积极，曾指出，有些组织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5·16”。去年10月20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及时地指出：“5·16”问题不能一风吹。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1967年夏季和1968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群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去年10月20日，林副主席对深挖“5·16”又有极为重要的批示。

总理在1969年7月2日对外交部一个报告中曾批示：“防止对‘5·16’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老对深挖“5·16”也有极为重要的指示。

1969年8月14日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座谈会上讲话指出，“5·16”是个反革命组织，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因为他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5·16”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无论如何都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我们要搞掉。因为太凶恶啦，这些敌人如果叫他藏起来，他摇身一变，好家伙，以后总又是秘密组织。“5·16”是秘密的进行反革命颠复活动，这是不允许的。

1970年1月24日总理、康老、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文化教育系统军工宣队时，非常详细地指出了“5·16”的反革命阴谋和深挖“5·16”应注意事项（不详讲了）。总理在去年（11月4日、9日、18日、20日和12月28日）接见卫生，外事系统的负责人会议上，又作了非常具体的指示。这些会议，有的我们参加了，有的没有参加。现将总理几次指示的精神向同志们作个传达（都不是原话）。由于个人水平很低，现解很差、错误之处由个人负责。

（一）深挖‘5·16’的群众运动过去个别单位出现过扩大化趋势，现在主要问题是一风吹，其表现是“三不”“四同”，扩大化和一风吹是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对深挖“5·16”的干扰，这是由于神秘化，关牛棚，逼供信造成的，这样使坏人猖狂，好人积极性受挫折，都严重的阻碍着运动的前进，当时特别要纠正一风吹的错误。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性。不能搞“三不”“四同”，过去我们有些同志犯了错误，还在档案中登记嘛，为什么“5·16”材料不入档案呢？这是不对的，当然对“5·16”一般分子表现好的，也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但总要在档案中记一下嘛。就是骨干分子坦白交待好的。也可以从轻处理嘛，但不能一风吹。

“5·16”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专门搞阴谋活动。他们不听中央的，而专门听王、关、戚或什么林聿时、周景芳的，他们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专门和中央对抗。如外交部8月11日批陈大会，卫生部9月27日大会，放刘令凯等例子。

主席对深挖“5·16”很重视，“5·16”一定要搞清楚，目前出现的一风吹的作法是错误，还有的单位明明有“5·16”，但是一个也抓不出来，或者一个也不抓，都是不允许的。

（二）深挖“5·16”要首先着眼于挖罪行。不要光去查填表了没有，每个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有几件大的反革命事件，要一件件理出来，一件件追根到底查清楚。谁参加了，谁是头，谁让参加的，目的是什么，都要查清楚。如外事口的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8·11”事件，卫生口的“3·10”事件以及冲京西宾馆等等，都要一件件搞清楚，这样就可定性。不要不搞罪行，专门搞填表没有，这样就将自己的手脚捆住了，是不是“5·16”主要看罪行，看是不是搞阴谋的，如果在“5·16”的策划下参与了“5·16”的反革命活动，就是“5·16”的性质。而不在填没填表。孙正、姚登山、吴传启他们都没有填表，但他们是“5·16”的幕后策划者。填表是形式，而罪行是本质。只要是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就不管他是“5·16”或“6·16”都要挖出来，其根子可以追的很远，但重点应放在1966年、1967年的罪行，尤其是1967年的罪行。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不填表，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看罪行。他们在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开黑会就是组织活动，卫生部“3·10”反革命事件就是“5·16”的罪行。

组织要搞，但目前应着重罪行，搞清罪行后，再搞组织。“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打着这面红旗，进行煽动破坏，欺骗蒙蔽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由于时间较短（到9月份），可能有些单位已经组织起来了，有些单位正在组织，有些人填表了，有些人没有填表。

要首先挖罪行，不要专门去追填表没填表，这样反而将自己手脚捆住了。

（三）打破神秘化，专案和群众相结合。不发动群众，“5·16”搞清楚，要将专案材料公布于众（攻击言论和历史上没有搞清的叛徒特务问题例外）、卫生部的基本经验就是将材料公布于众，由群众再揭发批判引起公愤，专案脱离群众，搞神秘化，正上敌人的当，这些罪行都是明火执仗的，香港反动报纸都登了，我们还保什么密呀？！你搞神秘主义、群众不了解，敌人给你交待假的，反正他也知道你把材料不公布于众，有的又不交待，结果反而将水搅混了，正上了敌人的圈套。

将隔离的对象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不要怕串了供，串了供，多数人会揭发的，放到群众中去揭发批判，监督劳动，有利于将问题搞清楚。

（四）要抓重点，包括罪行要抓重点罪行，人也要抓关键人物，重点是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不要面铺的过宽，没有重点，不利运动的进展，只要重点人、重点罪行一查清就可以定性了嘛，这样又可以教育群众，又能分化瓦解敌人。卫生部的重点人首先抓批斗孙正。

谁要是搞派性或压制群众揭发“5·16”的罪行谁就是破坏挖“5·16”的群众运动，就要受纪律处分。

“5·16”一定要挖干净，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又蠢蠢欲动。我们要支持左派，左派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


二、“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情况


“516”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秘密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黑后台就是???、肖华、杨、余、付、王、关、戚）。他们隐藏在群众组织中，以极“左”的口号，煽动蒙蔽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编有所谓战略战术，宣扬希特勒、戈培尔的谣言：只要重复多次就会有人相信的法西斯理论，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诱惑别人上圈套。他们专门干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妄图篡权，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1、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罪行有：


（一）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量的公开的煽动群众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造谣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要打倒旧政府，其反革命目的就是为了篡夺中央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叫做“清君侧”，反总理就是为了驾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最后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每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传达一个指示，他们立即就针锋相对的提出反对的口号，如中央对机要部门的文化大革命指示后，12月28日他们就提出完全相反的口号，煽动夺了机要部门的大权。康生同志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被坏分子篡夺了机要大权。毛主席提出财政大权不能夺，他们立即煽动群众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总理代表主席作了指示，他们胡说什么这是二月逆流，要反。他们以反二月逆流为幌子，大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将所有的副总理一一打倒，打倒总理，最后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时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一些犯了错误的老同志一批二保，他们就煽动群众打倒，或者当面同意，背后又搞阴谋，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造成了两派群众的严重对立。

他们在卫生部用黄树则专案组为幌子，在交通部用孙大光专案组为幌子，在师大他们打着李立三、张闻天等专案的幌子，在广东他们以搜集陶铸材料为幌子，专门搜集整理中央首长的所谓材料，他们采取这一反革命手法，搜集整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家的所谓材料，整理了攻击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黄永胜总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他们派出了大量所谓调查组到国家各部委、全国各地盗窃国家机密，搜集整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他们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作为刘少奇的指示来批判。如工改兵的问题，何畏的反革命大字报等等。

他们利用反死人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如“讨孔”的阴谋。

他们采取造谣、无中生有的手法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所谓湖南“007号密令”的反革命事件等。

他们采取种种反革命阴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京西宾馆，抗缅大会，围困中南海等。

他们将过去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所谓平反，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专政。如利用死反革命陈里宁的问题，编黑戏到处演等。

他们利用所谓揭保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如卫生系统的“3·10”反革命事件。

他们秘密的进行反革命串连制造反革命舆论（或形势座谈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在公开的群众大会上煽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如67年3月27日和4月1日的两次煽动。

他们甚至采取妄图绑架暗杀中央首长的反革命行动（未逞）。


（二）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攻击林副主席，妄图夺军权）。


攻击解放军支保不支左，并和军内的保守组织相结合到处冲军区。

打着反二月逆流的幌子，到处抓什么老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口号，成立所谓支左办公室，派出人到各军区到处揪什么再道。

制造反革命舆论，即所谓夺权到了第三阶段，即夺军权阶段。

反军的目的也是为了进行反革命篡权。


（三）采取偷、抄、打、砸、抢的手法，抢劫国家机密档案。


1967年“1·15”抢统战民委档案的反革命事件；2月2日抢教育部档案事件；8月间砸抢26个部、委政治部档案事件；“1·7”、“1·8”抢化工部档案事件等等。

抄家，如抄张闻天家抢走档案。

勾结保密员偷机密，进行拍照。

还有以公开名义到处搜集国家机密资料。

他们偷窃的机密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科研、军事、文化方面的核心机密。

这伙反革命分子盗窃国家机密的目的，一是看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否掌握他们的材料；二是给帝修反提供情报；三是为了进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用。


（四）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其目的是为了进行反革命夺权。其手法是：首先制造两派，以便达到混水摸鱼的反革命目的。然后支持他们扶植起来的所谓左派夺权，或者派心腹打入革命领导干部，或者叫成立不了革委会（如北京市的例子）。


（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不少的武斗是他们挑动起来的。如“2·8”翟里武斗，8月民院武斗等。


（六）搞反革命基地。如在太行山等地就选择了所谓滚泥巴的基地。


这个反革命集团在1967年6、7、8月活动最凶，罪行是滔天的（还有许多），9月份中央点出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应变准备。如烧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隐藏起来，叫嚷什么20年后或者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来等，67年9月以后一直到68年69年他们都有活动，不过手法有改变而已。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是滔天的，这里讲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情况。


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叛徒、特务、右派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和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等，（后台就是???、肖、杨、余、付、王、关、戚）。这伙反革命主要成员勾结由来已久，大体上从1957年、58年关、吴、林就勾结在一起，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笔名叫“撤仁兴”，1961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们在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策应，采取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四清又勾结了彭真、戚本禹、邓力群等推行刘贼的桃园经验，吹捧刘贼，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他们的野心很大，经常用聚餐、调查、疗养、讲学等进行反革命活动。后来窥测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便开始伪装成什么“左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勾结陶铸，互相通风报信，抢先造反，先夺了学部的权，然后杀向社会，发现和支持什么“左派”。

开始他们想组织什么国家机关第四司令部未逞，后来以“批陶联委”代之。在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策划下，又成立了“批资”、“斗批批”和“摧资”等组织（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在这个时期他们和各部委的坏人结成了死党，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

1967年4月，中央点了吴传启的问题后，受蒙蔽的群众开始觉悟，他们即开始组织第二套班子。大体在5月份开始搞秘密组织（各单位情况不尽一样，有的早些，有的晚些），《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打着这面红旗，到处造谣，蒙蔽群众，开始组织这个集团，到9月份中央指出后，就布置所谓退却。

根据北京的情况，各单位组织发展“516”的时间不完全一致，组织形式和手续也不一致，但反革命纲领是一致的。有的单位已建立了这个反革命组织，有的开始建立，有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没有形成统一的东西。发展的数目有的多些，有的少一些。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线，我们了解到的大体有：

（一）以学部潘、吴为中心，在国家机关中发展“516”，叫“516兵团”，有司令、付司令。在戚本禹、林杰的策划下出笼的。

（二）以北京市戚本禹、周景芳为中心在北京市系统发展“516”

（三）以原文艺组金敬迈、李英儒、陆公达、刘巨成等为中心在文艺系统发展“516”。

（四）以《红旗》杂志社林杰、周英及北师大谭厚兰为中心发展“516”

（五）在学校中组织“516”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以所谓学生领袖组织“516”（这个不太清楚）；一个是以张建旗、刘令凯为中心组织的“516”和“616”，这个“516”是1967年7月1日正式出笼，下有8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农口，第二方面军：财贸口，第三方面军：文教口，第四方面军：工交口，第五方面军：军口，第六方面军：中学口，第七方面军：外事口，第八方面军：全国联络。

（六）军队系统的“516”。（不清楚）（以上单位的“516”，有的叫“516”，有的是“516”的性质）

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有的单位同时有几个线。


三、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深挖“516”的简要情况：


这个情况不准确，只是简要的介绍一下供参考。深挖“516”的过程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过程，从我们自己来讲，对“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有个认识的过程，从敌人来说，他是想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深挖“516”的群众运动。

1967年8、9月内，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揭露了“516”反革命集团的反动面目。点出了王力、关锋，号召群众同这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在1967年冬和1968年春，又陆续端出了戚本禹和肖、杨、余、付。那时深挖“516”的群众运动由于派性干扰是没有条件进行的，随着大联合、三结合的进一步巩固，清队整党的深入。深挖“516”的群众运动在1969年10月29日，谢副总理在2万人大会上动员后开始的。开始有的单位对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凶恶面目认识不清，有的曾提出对“516”也要一碗水端平；有的对“516”反革命罪行说什么是革命的行动。中央首长1970年1月24日讲话后，认识有提高，“516”比较多的单位开始动起来了，但由于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阴谋手法认识不足，敌人又统一了布置以反对军管会和军宣队右倾为借口，干扰深挖“516”的群众运动，“516”骨干分子态度狡滑，有的就是不交待；有的以假乱真，个别单位曾轻易的相信了敌人的口供，结果出现过扩大化趋势。中央20号文件发下后，有力地纠正了这种倾向，但个别单位对通知精神理解的不全面，这时敌人又疯狂的进行翻案活动，有的单位把清查的重点又放到查填没填表上，将罪行忽视了。专案工作又有神秘化表现，因而又出现一风吹的倾向。总理在11月份为深挖“516”运动作了具体的指示，现在运动发展得很快，卫生部通过批斗孙正分化瓦解了“516”的核心骨干分子，通过将材料公布于众，教育了广大群众，同时揭发了“516”的许多滔天罪行，运动进展较快，他们最主要的体会有以下四点：


（一）集中力量抓幕后操纵者、策划者。


斗争的大方向就是斗倒孙正。

对卫生部文化大革命三个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了分析，件件都和孙正有密切联系。因而确定孙正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他们作了以下工作：

（1）各级领导亲自宣传动员，宣讲指示，斗孙正的意义，作重点人的工作，动员起来揭发；

（2）采取领导、群众、专案相结合具体制定批孙方案；

（3）孙正罪行公布于众，发动群众揭发；

（4）斗争办法活，面对面，有揭有批有对质，作证，有控诉；

（5）每次大会的内容有所侧重；并在关键问题上，作到三证具全。


（二）先清罪行，分化瓦解骨干分子。


三次事件中先抓了“3·10”这个反革命事件，对参与活动的骨干分子排队，先分化出了门惠萍，作了门惠萍的大量工作，让门（14日）当面揭发孙正，并当场宣布解除门的隔离，起了三个震动。第二次分化了邢玉琢，在25日揭孙正，又宣布解除邢的隔离，对孙正和顽固的呼勇陶从严，当众逮捕。

分化在押犯的工作，作的也有成效，因而取得了清查运动的主动权。


（三）打破专案神秘化：


（1）将专案材料交给群众（必须保密的不交），将隔离者写的大字报贴出去。

（2）将重点审查对象放到群众中去。

（3）领导、专案、群众三结合研究案情。


（四）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1）引导群众抓大方向即批孙正，反复学习中央首长指示。

（2）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主要作思想工作，使他们丢掉包袱，轻装上阵。

（3）防止派性干扰，将“516”和群众组织分开；把搞阴谋的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分开，提高警惕，搞派性即破坏深挖“516”运动，要受纪律制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其它各部门深挖“516”的群众运动，也在深入发展，形势很好。

以上介绍不够准确，仅供参考，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1971年2月11日

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XXX在天津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1971.03.22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3、5、6号文件的指引下，我市“一打三反”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到2月底，全市共揭出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XXX人，其中已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XXX；共揭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的XXXX人，其中千元以上的XXXX人，5千元以上的大贪污犯XXX人。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不仅有力地打击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教育、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人，锻炼、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许多单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极“左”思潮，批判一切资本主义思想和作风，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有力地推动着生产、战备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深入发展。一些极“左”思潮和资产阶级派性比较严重的落后单位，革命和生产的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总之，“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了我市的大好形势。

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我们在5个单位进行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试点，面上也做了一般部署。今年1月底，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群众性的清查5·16的斗争。目前，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起来，部分单位的运动正在深入展开。在前一段清查5·16的斗争中，揭发检举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量罪行，发现了一批5·16敌情线索，清查出一批5·16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摸索了一些经验。

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一打三反”和清查5·16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度放松了对运动的领导，使“一打三反”运动、清查5·16斗争的深入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不少单位打打停停，进展迟缓。有的单位把抓运动的骨干力量减弱了，只剩下两三个人应付事务。工业系统许多单位，特别是一些大单位，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盖子基本上没有揭开。有些单位革命大批判抓得不紧。在清查5·16方面，有的分不清那些是5·16罪行，那些是极“左”思潮的错误；分不清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和群众组织的界限。对这场斗争应该怎样搞，心中无数。有的等上级“拿说法”，等别的单位“拿经验”。有的说：“5·16北京多，天津少，我们单位没嘛搞。”还有的认为：“5·16分子上面有，下面没有。”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关于“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的战斗号召，切实按照中央去年的3、5、6号文件和今年13号文件的要求，把“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搞得更好，对下一步运动提出以下意见：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清查5·16的重点


我市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是彻底揭开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盖子。江、胡、王、方、李等一伙，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是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主谋，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天津的策划者和操纵者。1966年和1967年，特别是1967年在我市发生的许多重大破坏事件，都是在江、胡、王、方、李以及李超、高仰先、刘忠等人指使、策划下干出来的。因此，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是我市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主攻方向。

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要集中力量抓罪行。首先要通过查清以下重大破坏事件，清算江、胡、王、方、李等一伙的罪行，清查5·16在天津的罪行。

第一、破坏军管电台、报社，冲击警备区。天津驻军根据中央的命令，在1967年初对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日报社实行军管，李树夫等一小撮坏人百般阻挠破坏，煽动、蒙蔽一部分群众，冲击天津警备区，反对军管。

第二，召开全国反军黑会。1967年8月下旬，在天津工学院以庆祝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一周年为名，召开了一个有21个省、市XXX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反军黑会。

第三，1967年7、8月份，一小撮坏人煽动群众攻打三五二七、六○九等军工厂，破坏军工生产，破坏援外任务的完成。

第四，冲击水上公园干部学习班。1967年4月，原市级机关干部按照市革筹小组和市支左联络站的通知，集中到水上公园党校举办学习班。江、胡、王、方、李以及李、高、刘等一伙就操纵、煽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冲击，把大批原市机关部长以上的干部抢走。

第五，抢宗教事务处档案。1967年4月下旬，天津工学院、飞跃塑料厂和原宗教事务的一些人，抢走了宗教事务处建国17年来的全部档案。并拍照复制，非法展览，严重地暴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

第六，破坏新港，制造港口停运的反革命事件，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抹黑，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第七，二黑一砸。

第八，策划拼凑“革干联”（天津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委员会）、“左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津市左派联络委员会）、“干联站”（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联络站）。

“革干联”，是在1967年1月份，经李树夫、王亢之、李超等人策划，2月1日拼凑起来的。

“左联”，是在原中央外贸部5·16黑后台李一夫以及江枫、胡昭衡等人操纵指使下，于1967年5月1日秘密组成的。

“干联站”，1967年7、8月份拼凑而成，是一个直接为天津极“左”思潮头面人物出谋划策的幕后组织，对天津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坏作用。

还有一个“支干联”（天津市支持革命干部联络站），也是由王、方、李幕后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出面搞起来的。口号是支持王、方、李和李超、高仰先、刘忠等人。

这几个组织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对其中的成员要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组织都是5·16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江、胡、王、方、李等人所策划，并以他们为骨干搞起来的，他们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天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人民解放军，干了很多坏事。因此，对他们的罪恶活动，必须彻底查清。

以上8大事件，作为我市第一步清查5·16的重点。除此之外，还有些事件如火烧政师和39中、为反动组织《天津政法公社》翻案、砸北站调度室、恶毒攻击光辉的“3·7”批示等破坏事件，有关单位也要切实查清。

在清查上述问题的同时，还要注意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北京制造的重大案件与我市有联系的问题：

第一，“学部”5·16骨干分子王恩宇、洪涛、邸富生等人在津的罪恶活动，特别是与南开大学、原公安局某些人的联系。

第二，5·16策划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第三，与中央卫生部“3·10”反革命事件相联系的天津“3·8”体育馆大会。

第四，天津有人参与“揪刘火线”、火烧英代办处、午门大会、冲京西宾馆、夺中央机要局大权等反革命案件。

第五，国际特务李敦白、爱波斯坦、夏皮诺以及姚登山、金弘敏等人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进行反革命活动。天津的一些人跑到北京“学部”与反革命分子陈里宁“座谈”，等等。


（二）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才能使清查5·16的斗争深入、健康地发展。

我们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关键是抓一个“准”字。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这就要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要重罪行，不要单纯搞组织。什么是5·16罪行？在5·16反革命分子的策划下，参与了5·16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就是5·16性质的罪行。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受蒙蔽的群众。要把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和群众组织区别开；把参与5·16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上极“左”思潮影响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人区别开。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他们多做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划清界限，大胆检举揭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核实罪行上，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严禁打人和体罚。不准乱批乱斗，批斗对象一律经区、局批准，并报市打反办公室备案。

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充分发挥政策威力，分化瓦解5·16骨干分子，只要认罪服罪，坦白交代，彻底揭发，就是骨干分子也可以从宽处理。要根据斗争需要，适时选择宽严对象，公开处理，兑现政策，分化瓦解敌人。要坚决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挑动资产阶级派性，混淆视听，破坏运动。谁挑动资产阶级派性，谁就是破坏运动，就要受到批判。


要继续抓紧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


全市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财贸系统开展得较早较好，但任务还很大。如运动搞得较好的区财贸系统，也只有40％的单位比较深透，其余单位还有深挖任务，少数单位还是“空白点”。工业系统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虽有很大成绩，但有些单位，尤其有些大厂搞得还不深不透，绝大多数千人以上的大厂，到现在也没有揭出象样的经济案件。还有些大单位的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尚未触及。有些单位政治、经济上的大案、要案还没有突破。查证落实的进度缓慢，全市千元以上的贪污盗窃案件，查实的只占11.7％。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在下一步运动中，要继续抓紧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凡是经济领域阶级斗争搞得不深不透的单位，都要继续发动群众，突出重点，狠抓薄弱环节，订出具体措施，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罪案件。同时要加强查证核实工作。要做到边揭发、边批判、边查实、边定案、边处理，使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对于已经查实定案的，该减、缓、免的要迅速落实减、缓、免政策，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对于屡教不改，边反边犯，情节恶劣的，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还要交群众批判斗争。

郊区农村的“一打三反”运动要继续抓紧。清查5·16的斗争，可根据情况重点发动，重点深入。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首先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使各级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一打三反”，清查5·16，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是消除隐患，教育后代，加强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大胜利的可靠保证。搞好这场斗争，关键在于领导。对待这场斗争的态度是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党性问题，是忠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问题，也是对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次考验。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13号文件（此件的基本精神可传达到基层单位的领导骨干），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认真学习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抓到底，要彻底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狠批资产阶级思想，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有极“左”思潮干扰的单位，还要狠批极“左”思潮，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要把革命大批判和清查5·16反革命罪行结合起来。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这个根本。充分运用揭发出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通过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达到提高群众，教育、改造犯错误的人，制服阶级敌人的目的。

各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运动。首长负责，自己动手，深入斗争第一线，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分析运动形势，总结经验，掌握政策，指导运动。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具体指导，市革委会打反办公室已充实了力量，加强了领导。各单位也要相应地建立和健全抓运动的班子，充实力量。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专案与群众运动检举揭发相结合，打破专案工作神秘化。要把5·16的罪行公布于众（恶毒攻击的言论和5·16的组织情况不公布），以便更好地发动群众，推动清查5·16的斗争。

还要抓好各级领导机关的运动，特别是要抓好区、局以上机关清查5·16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好“一打三反”、清查5·16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抓好阶级斗争，调动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强大动力。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突出重点，妥善安排。在5·16敌情严重的单位，当前要以清查5·16为重点；经济问题严重，搞得不深不透的单位，继续深入开展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清查5·16的同时，必须抓紧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清查。要分别轻重缓急，订出具体方案，集中力量，突破重大案件。要全面落实中央1970年3、5、6号文件和1971年13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新高潮。总之，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一定要认真执行政策，把“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5·16的斗争搞好，搞到底。


来源：中国科学院“一打三反”办公室印发。


外交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几点体会
（根据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1971.06.07


一、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概况：


外交部的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是从1967年10月18日开始的，已近3年。大体分三个阶段：

1967年10月至69年底为第一阶段，当时是批极“左”，抓坏人，也抓5·16，办了小学习班，突破了十几人。

1970年1月至9月为第二阶段，搞了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揭发5·16。以上两个阶段偏重于抓组织、抓人头、抓表格。

1970年11月至今为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抓罪行、抓案件，进展较快。


二、几个重大案件的进展情况：


外交部重大案件抓了4起：①火烧英代办处；②夺外交大权；③动档窃密；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夺外交大权和动档窃密两案已查清结案，火烧英代办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两案正在进行清查，已有头绪。


三、几点体会：


（一）认真学习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切实抓好案件和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去年1月发动群众清查5·16以来，我们没有首先引导群众重点去查罪行，而是单纯地去追组织、追表格。当时认为，组织是定性的主要依据。罪行则被忽略，只要交代了组织就可定5·16。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虽然在大量的工作之后，有不少人交代了参加5·16问题，但罪行没有搞或没搞清楚，所以不断出现翻案情况。因此，几个月后就感到被动，积极分子产生畏难和急躁情绪。5·16分子则活跃起来，他们进行串连、翻案，甚至寻机对积极分子讽刺、挖苦，有的还写了所谓“九评”，评我们一个支部书记所谓“唯心史观的破产”。领导上也感到缺乏办法，运动难于深入。

去年11月总理指出，清查5·16首先要抓本质、抓罪行、抓重点案件、抓重点对象。之后，我们层层传达，认真进行学习，并回顾了前一段运动，总结了经验教训，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使大家认识到，只抓组织、表格，忽略罪行，本末倒置了，主次颠倒了。大家感到，没有掌握原始证据的情况下，只抓组织、表格，只凭口供材料，既定不了罪，也定不了性；只抓组织，不抓罪行，既分不清骨干、一般，更分不清主犯、从犯，不能很好地区别对待，不能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挽救受蒙蔽者；只抓组织，不抓罪行，就不能把他们所干的反革命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不能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当时，我部已揭发出的5·16嫌疑对象较多，并出现了乱咬乱供、真真假假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大家深切地感到，不抓罪行，就无法区别真伪，就会上当，就无法深入下去。

从偏重于追组织、追表格、追人头，到集中力量抓案件、抓罪行，从偏重于抓一般成员，到集中力量抓坏头头、抓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我们不少同志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转弯过程。这个过程，是进一步认识5·16反革命性质的过程，是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也是认识清查5·16规律的过程。

通过这次学习，普遍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打开了眼界，感到方向明确了，信心足了，干劲大了，方法多了。同时，也加强了领导，充实了骨干力量，组织了重大案件专案组，建立和健全了重点人头专案，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了群众运动，使运动很快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这段工作，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积极分子，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推迟婚期坚持工作，不少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叫苦叫累。5·16骨干分子的压力大了，紧张起来，他们的反动气焰收敛了。在搞组织时，有的硬不承认参加5·16，在罪行上则说“我比5·16还5·16”，一抓罪行，他们就低头了。有个5·16骨干分子，搞组织阶段，他表现很“轻松”，练身体，唱京剧，逍遥法外。抓罪行后，他紧张的两手发抖，开始交代问题。正如群众所说的，罪行抓得好，抓了罪行就抓住了本质，就不怕他翻案。这样既可以防止扩大化，又可避免一风吹。


（二）抓本质、抓要害。


抓本质就是抓反革命罪行，解决案件性质问题；抓要害就是抓黑线关系、抓阴谋策划、抓幕后操纵者和重要骨干，解决定案问题。

1、狠抓5·16的反革命罪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所策划的各种反革命案件，从现象看，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其实质都是搞反革命的。清查5·16案件，一进门就要抓住这个实质，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把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查清，确定案件性质。什么是5·16的反革命罪行？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明确指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罪行有2个：一个是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外交部5·16的主要罪行是：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集中攻击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盗窃和扩散外交机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

在这些罪恶活动中，5·16反革命罪行和极“左”错误是混杂在一起的，要区别是5·16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还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犯的极“左”错误。怎样具体划分这条界限？我们初步感到至少有3条：第一，是否有明确的反革命目的；第二，是否矛头是“三指向”；第三，是否是秘密地有组织地搞阴谋活动。

根据这3条，我们狠抓了5·16反革命罪行。例如，中央三令五申，“外交工作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一小撮5·16分子秉承其黑后台、王、关、戚的黑旨意，对抗中央指示，大搞阴谋策划活动，篡夺了中央的外交大权，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把重点放在砸政治部和封部党委这两件事情上，确定了先砸政治部，后夺部党委权的反革命夺权部署。我们在清查这个案件时，也是着重抓5·16分子在砸政治部和封部党委问题上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大家知道，中央国家机关的政治部，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指示创建的。外交部的一小撮5·16分子砸政治部，矛头是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砸政治部后，擅自向我驻外机构发电报，把中央“打倒刘、邓、陶”的战略口号篡改为“打倒刘、邓、陈”，在国外造成严重混乱；大搞升官图，选派大批5·16分子出国当“大使”；严重泄露人事保卫机密；成立所谓“平反小组”，为牛鬼蛇神鸣冤叫屈，为坏人翻案；以姚登山为首的一些5·16分子，到处作报告，广泛兜售“8·7”大毒草和砸政治部的黑经验，在中央国家机关造成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导致29个单位相继砸了政治部。他们封闭部党委以后，非法向国外大量地批发电报，仅从8月19日到23日，4天内有案可查的共44件，其中有些重要电报按规定应送毛主席和中央审批，这就是说，他们直接夺了毛主席和中央的权。这些电报破坏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严重影响了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他们还利用非法篡夺的权利，进一步在国内和我驻外机构煽动极“左”思潮，不讲政策和策略，四面出击，“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砸缅甸使馆，砸印尼使馆，烧英国代办处），破坏国际统一战线，使自己陷入孤立，适应了敌人的需要，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盗窃外交机密，大量扩散，把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包括一些永久绝密的外交档案都翻了个个，主席的手搞、批示，辗转传抄。党的核心机密，有的直接送王、关、戚，有的扩散到社会上甚至国外，给党和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反革命罪行，充分证明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是一件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抓住这些反革命罪行，5·16分子永远也翻不了案。

2、抓黑线关系，抓阴谋策划，抓幕后操纵者和重要骨干。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清查5·16案件中，抓黑线关系、抓阴谋策划、抓幕后操纵者和重要骨干是最要害的问题，查清这些要害问题就可以定案。

黑线关系是5·16案件的根子。抓5·16黑线关系主要是抓黑后台、王、关、戚的黑指示，抓王、关、戚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句话，就是抓黑后台。这是区别5·16反革命案件与其它的反革命案件的主要标志之一。例如，在清查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案件中，我们狠抓了黑线，查清了黑后台、王、关、戚在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阴谋活动中直接插手的8件事情：①8月4日，关、戚背着中央，与姚登山密谈，煽动姚登山站出来夺权；②8月7日，王力炮制“8·7”大毒草，是反革命夺权的总动员令；③8月10日，王力再一次向姚登山表示支持夺权；④8月14日，王力专门就砸政治部问题下达了黑指示；⑤8月19日，王力批准了封部党委的反革命行动和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所拼凑的黑班子方案；⑥8月22日，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把第一个拼凑黑班子方案报送黑后台、王、关、戚；⑦8月27日，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把第二个拼凑黑班子方案报王力；⑧8月23日，中央首长接见，黑后台利用接见的机会，公开包庇5·16篡夺外交大权的反革命罪行，并布置5·16退却和变换斗争策略。这八件事情，三证俱全，无法抵赖。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完全是5·16干的，是5·16反革命案件，其罪魁祸首、黑后台就是政治骗子王、关、戚。

阴谋策划是清查5·16案件的主要环节。把关键的阴谋策划查清了，案件也就可以基本上查清了。5·16是搞阴谋活动的，5·16案件都是阴谋策划出来的。作案的各种会议，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阴谋策划会议。再从许多阴谋策划会议中抓住并彻底查清一、两个关键策划会议就可以结案。如砸政治部，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从“王八·七”讲话当天深夜就开始策划，一直到8月14日开始行动以前连续8天，策划会议从未间断，各种不同形式的阴谋策划黑会达几十次之多。我们重点抓了8月13日最关键的一次阴谋策划会。为什么说这次会是砸政治部最关键的策划会？因为这次会决定了各方5·16分子采取联合行动，组织了砸政治部总指挥部和前线指挥部，通过了接管政治部领导小组名单，通过了砸政治部的“联合声明”和“通告”，确定了砸政治部的行动时间、暗号、具体分工，以及“智取”和“强攻”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我们掌握了这次策划黑会的原始记录和当时参加黑会的个人笔记，也掌握了大量人证和旁证。把这次最关键、最实质的策划会议查得一清二楚，就可以认为砸政治部的问题基本查清，其它策划会议就比较容易查清了。

在抓阴谋策划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教训的。外交部抓5·16可以说从1967年“9·1”、“9·5”中央首长讲话以后就开始了，当时的口号是“批极‘左’，抓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了，声势也很大，对“夺权”、“动档窃密”、“炮打”、“火烧”等问题都作了大量的揭发和批判，但由于没有狠抓阴谋策划，没有提到反革命的高度来批判，因此，这种揭发和批判，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限于批极“左”的范围，问题一直搞不清，大家都可以讲讲当时的“山海经”，但是谁也不能真正把问题讲清楚；有的把当时的极“左”的东西当笑话来讲，对群众的教育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动档窃密”案，过去我们查了2次，花了不少力量，但由于只查表面现象，没查关键实质，只查动了什么档，谁去动的，没查怎样阴谋策划的，所以，查来查去，还是浮在上面，查不清楚。再如“冲中央机要局”一案，各种细节查了很多，甚至连谁去送的馒头，谁在现场怎么喊的口号等等，都查得清清楚楚，查得很细，但就是没有查清怎样策划的，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总理曾多次指示，查案件要抓关键、要害问题，不要搞烦琐哲学，抓枝节问题。总理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这次抓了阴谋策划，局面就大不一样，问题清楚了。群众在清查5·16案件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得到明显的提高，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感到，清查5·16案件，抓住阴谋策划这个主要环节，全案即迎刃而解。

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是最危险的隐患。在抓关键性的阴谋策划的同时，要把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清出来，把这些关键人物的罪行查清、定死。我们体会，中央1971年13号文件上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种人就是关键人物。例如：

王中琪是外联的主要坏头头之一（外联的一把手）。他在篡夺外交大权的案件中，积极参加了阴谋策划活动，参加了一些重大的反革命行动，如砸政治部同王力联系，勾结学生封部党委、炮制夺权方案、非法批发文电等，都是他指挥或亲自带头干的。

在夺权问题上，姚登山是个典型的主谋，他参与许多阴谋策划活动，在这些阴谋策划活动中出了许多坏点子，在关键问题上起了拍板定案的作用。如砸政治部、揪斗英代办，都是他最后拍板定案并亲临现场指挥干的。

幕后操纵者主要是一些坏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身居幕后，大搞阴谋活动，出谋划策。这种人并不一定在每件事情上都出来献策，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问题上出一、两个黑点子，起了指导全局的作用，这就构成了幕后操纵者的罪行。如砸政治部后，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伙同北外5·16分子积极策划夺部党委的权，就在这个时候，反总理小丑、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家康（原外交部副部长），为刘令凯献策，他说：“联络站和姚登山组织新班子代替旧班子，这是一个办法，你们可以配合联络站支持新班子夺权。”事情正是这样干的。北外一小撮5·16分子，不仅是配合，而且是打头阵夺权，然后把权交给外交部联络站和姚登山。因此，陈家康是个不折不扣的幕后操纵者。

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种关键人物是最危险的隐患。通过清查5·16案件，必须把这样的人彻底清出来，查清他们的罪行，放在群众中斗臭，以铲除隐患，打击敌人，教育群众。


（三）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打破专案神秘化，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不单单是个方法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毛主席提出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是个方向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政策的基础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清查5·16的斗争，同其它对敌斗争一样，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总理在这方面也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的指示。根据主席的教导和和总理的指示，我们经过前一段的实践，体会到，专案工作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好处是：①有力地推动了清查运动的发展，加快了速度，既能搞清问题，又能作到实事求是，又快又好。外交部四大案件，目前两个已经查清结案，两个接近查清。和过去比较，运动的步子加快了。②教育了群众，锻炼了群众。专案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群众不再孤立地看一些事件，心中有了全局，对问题的认识提高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同时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如有的同志听了动员之后，父亲死了都不回家，自觉地积极投入战斗。③打击了敌人。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网大眼小，敌人无孔可钻，无处躲藏，把敌人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具体任务和活动形式有所不同。专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分析、研究、核实和使用材料，发现、提出和深追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后结案处理。群众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进行检举揭发，批斗重点对象，深入开展大批判。

这两者怎样结合？我们的做法是：

1.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自去年11月份以来，我们把主席和总理有关清查5·16的指示精神及时同群众见面，把中央有关清查5·16的文件及时向群众传达，组织群众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和讨论，用党的政策来武装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举一个例子：毛主席曾指出：“外交大权一个半月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过去，我们一直把夺外交大权限制在封部党委的4天，即8月19日至23日，一直都是说“外交大权旁落4天”，因对封部党委以前，特别是7月份五 · 一六夺权活动没有给予注意和重视，掌握的材料不多。这次毛主席的这段话向群众传达后，震动很大。广大群众对5·16反革命本质的认识大大提高，揭发了大量有关7、8两个月夺权活动的材料，很有价值，对证明不是4天，而是一个半月反革命夺权问题起了很大作用。说明主席思想同群众一结合，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又如：我们曾一度偏重于抓组织、追表格、追人头，群众当时头脑比较热，后来把中央、总理关于抓罪行、抓重大案件、抓骨干和幕后操纵者这个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后，广大群众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迅速投入“四抓”的战斗。

2、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专案材料交给群众应该有必要的保密，要把必要的保密和神秘化区别开来，划清界限，既反对借保密的名义小手小脚，怕这怕那，又反对借破神秘化的名义把不应该住外抛的专案材料合盘托出，要根据对斗争是否有利来决定专案材料交到什么程度。我们感到凡是对于下一步清查斗争不利的材料，以及一些未经核实的重大追查线索，不能交给群众，交了对斗争不利。再有一些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材料，不应该拿到群众中去散毒。除此以外，一般的都可以交给群众讨论。

我们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专案组向群众介绍案情。介绍案情时，一定要使用扎实的材料，不能把没有核实的材料都端出去，以免给群众造成错觉。例如：在介绍“8·11”大会的案情时，我们根据某一个人的交代材料，曾向群众介绍说5·16分子在大会前阴谋策划对抗总理的“六不”指示。对这一交代材料，我们并未进行核实，介绍后，结果有关对抗总理“六不”指示的材料，接连送来。实际上，总理对“8·11”大会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六不”指示，而是在7月初通过钱嘉东同志传达过对于批陈小会的六点指示。第二步，专案组向群众提出调查提纲。案情和群众见面后，群众揭发了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使我们掌握了不少证据，运动向纵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及时地分析研究材料，提出调查提纲，有目的地引导群众向纵深揭发。调查提纲的基本内容是：①需要查证和深追的重点问题；②重要线索；③需要重点收集的物证；④还有那些未完全搞清楚的问题。实践证明，及时提出这种调查提纲，有利于促进运动向纵深发展，也可避免重复劳动。例如，“夺权”这一案件，我们开始没有掌握“北外造反团”封部党委“通告”原件，又如“8·26劫陈”案件开始也没有掌握纪焕章提供的路线图的物证。我们把这些交给了群众，群众根据这个线索，深追细找，很快就拿到了这两个对定案起关键性作用的物证，解决了大问题。第三步，专案组提出具体问题到群众中去核实。我们把专案材料分三步逐步交给群众，这样就使光圈一步比一步缩小，问题一步比一步集中，案情一步比一步深入。

3、召开三结合的案情分析会。怎样在大量的揭发材料中理出一个案件的主要案情？我们在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后，接着就召开领导成员、专案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三结合的案情分析会。具体做法是：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一个案件的主要情节（包括上面的黑线关系，主要阴谋策划经过，主要作案人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讨论案件的性质，并根据实际情况，写出该案的“大事纲要”，整理出人证、物证、旁证，再交给群众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为最后写定案报告作好准备。这样的分析会，可以集思广益，可以去伪存真，可以核实补充。

4、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必须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事实证明，凡是革命大批判搞得好的，群众觉悟高，发动充分，是非明确，揭露与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排除了各种干扰，使清查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我们有如下的体会：

第一，领导重视，反复强调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重要性。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破坏清查运动，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施展各种反革命伎俩，制造混乱，混淆是非。他们散布的论点有几个方面：①我犯“左”的错误，你犯右的错误，彼此彼此；②我是造反派犯错误、小将犯错误，你们揪着不放也要犯错误；③混进外交学院革委会的坏人说“反对革委会就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④火烧英代办处是革命群众对英帝的气愤；⑤我上了王力的当，受了蒙蔽，我也蒙蔽了你们等等。怎么使群众认清这些问题？怎样辨别这些大是大非？不解决这些问题，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本质就认识不清，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运动难以深入。因此，我们首先狠抓了革命大批判，用革命大批判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用革命大批判，认清敌我，分辨是非，不断提高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动本质的认识；用革命大批判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第二，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打一场人民战争，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陷入汪洋大海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几种形式：①小会面对面的批判斗争；②对罪恶大、态度顽劣的召开全部、全校大会进行批判斗争；③对5·16的反革命言论和策划的反革命案件有组织、有准备地召开全部、全校大会进行系统批判；④利用大字报、小评论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开展群众性大批判中，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挂了号”的一般成员，要不要叫他们起来批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的同志认为，他本身就是5·16，叫他起来批判是右倾。我们认为，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区别对待，对大多数5·16一般成员从根本上说来，还是一个教育问题，挽救问题，允许他们起来批判，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有利于教育他们自己。

第三，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坚持经常性。怎么样才能使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①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对革命大批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②有组织有领导地对一些罪行大、态度坏的主要骨干，分别在连队和干校范围内进行批判，象姚登山这样有极大民愤的人先后送四个干校和部里轮流批斗，借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打击与分化瓦解敌人；③ 采取大会与小会结合，以小会为主；系统批判与典型批斗，以典型批斗为主；口诛笔伐以口诛为主的方式，不断地把大批判引向深入；④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敌人的新花招。事实证明，大批判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大批判一抓紧，对阶级敌人打击得就狠。

在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项工作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有待今后在实践中继续摸索。


（四）怎样抓好物证。


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问题。毛主席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们在清查5·16案件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对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领会不深，工作作的很不够，讲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来。这里只汇报一下我们怎样抓物证的点滴情况。

总理指示：“要搞到真凭实据，否则，一有机会就要翻案。”物证是最可靠的证据。案件中的要害问题如果有物证为据，那么这个案件搞的就比较扎实，过得硬，靠得住，驳不倒。掌握了真凭实据，永远也翻不了案。因此，在清查案件中，千方百计地下苦功夫去寻找物证，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我们对物证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过去在单纯抓组织阶段，比较轻信口供，把物证单纯理解为表格，而对罪行的物证没有重视，以致于把一些有用的物证在69年战备疏散时毁掉了，有的丢失了。抓案件、抓罪行以来，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感到物证的重要。我们已经结案上报的“夺权”和“动档窃密”两个案件掌握的物证比较多。“夺权”案件的重大要害问题都有物证为据，如一些重要的阴谋策划会议都拿到了原始记录，夺权通告和声明都掌握了原稿，非法进驻政治部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拼凑黑班子的夺权方案都掌握了原件，外交部5·16同王、关、戚在夺权活动中的直接联系都有原始电话记录和笔记等等，还掌握了许多次要问题的物证。“动档窃密”案件的一些重大要害问题，也掌握了几十件原始物证作为凭据。这样，敌人想赖也赖不掉，想溜也溜不了，想翻也翻不成。物证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定罪的依据，即使敌人不交代，也能定罪。比如，一些人揭发姚登山在1967年8月19日晚给朱庭光打电话，通过朱庭光向王力请示夺部党委权的问题。姚登山对这个问题死不交代，死不认帐。后来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我们拿来了朱庭光接电话时作的原始记录，即使姚登山不交代、不承认，我们也可以给他定罪。二是用来辨别交代材料的真伪，特别在口供混乱，人证、旁证材料矛盾多的情况下，物证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如，关于策划“8·11批陈大会”的揭发材料很多，说批陈站8月7日、8日、9日上午和晚上、10日都有策划会，矛盾很多，难以辨别真伪。后来旅游局拿到一个笔记本，记载了批陈站7日开会的情况，这就可以把7日的策划会定下来。

物证包括东西很多，原件、记录、笔记本、简报、小报、传单、照片、登记本等。最好能拿到原始件，没有原始件拿到当时的复制件也可以。有些是间接物证也能用。如，姚登山8月14日传达王力砸政治部黑指示是口头传达的，没有书面东西。这样，听传达人当场记的笔记就是间接物证。由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作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退却，毁掉了一部分罪证，因此查找物证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清查案件中体会到，查找物证有两种办法，一是有目的地查找。知道有这个物证，就要下苦功夫查找，一追到底。另一种是随时注意搜集物证，只要对案件能直接、间接起罪证作用的，或者对辨别材料真假有用的东西，都要搜集，那怕是只字片纸也不放过。

在清查5·16的斗争中，清查、反清查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有些敌人有意制造假物证，或转移视线，或掩盖真相，欺骗群众，破坏清查运动。例如，有一个坏头头有本67年4月——6月的日记，这本日记我们拿到后发现了一些问题：①日记记载的内容全都是正面的东西，和他当时的实际表现全然两样，作为记载每天活动的日记，对他当时的实际表现不可能一点也不记载；②5月下旬，他反总理最凶，而偏偏这一段在日记里没写，又没有撕掉的迹象；③全本日记写的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加字或掉字；④日记本特新，全本日记都用一样的墨水写的。我们经过分析，并结合研究他当时的恶劣表现，认定这本日记是伪造的，是以后重抄的，把反动的东西全删掉，加了些正面的词句，用来欺骗群众，掩护自己。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在清查案件工作中，要时刻加强阶级斗争观念，随时识破阶级敌人耍的反革命花招。


（五）加强协作，互相促进。


5·16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广泛串连，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策划出来的。因此，问题复杂，涉及的单位多，不是一、两个人作案。象“夺权”案就涉及整个外事口十几个单位，“火烧”案涉及到上百个单位。因此，靠一个单位是很难查清的，必须进行协作，互相配合，互相促进。遵照总理指示，外交部负责抓外事口的协作问题。我们作了三件事情：第一，外事口的协作会议，到目前为止，共开了4次，其中又分为一般协作会议和专题协作会议两种。我们感到，协作会的主要好处是：①统一了领导，改变了过去单干的局面，形成了外事口一盘棋；②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如我们召开第一次协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如何理解和贯彻总理关于由追组织、追表格转入抓案件、抓罪行的指示；③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协作会议决定某个阶段全外事口都搞“夺权”，某个阶段都搞“火烧”等等，这样目标集中，行动一致，进展快；④互相介绍情况，交换观点，交流经验，互相促进。如5·16阴谋策划成立“外事口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夺外办大权问题，我们没有花很大力量，主要靠协作会议各单位提供的大量物证、人证材料查清的。再如，1967年8月，联络站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绝密材料提供给北外造反团，造反团刊登出去，流传国外，造成严重泄密。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找到物证，通过协作，一个同志提供了线索，很快就在“外事风雷”上查到了，解决了一个疑难问题；⑤分工合作。如，“夺权”案件，我们负责查在外交部策划的活动，一外负责查在外院策划的活动，然后把材料合在一起，这样避免了大量的重复劳动。经过实践，我们感到及时地、不间断地开协作会议，对推动案件的进展起了较大作用。

第二，互相交流材料。外事口各单位揭发、交代的材料都送我们，由我们再发外事口各单位。这样做，不仅掌握材料及时，而且节省了大量外调工作。这项工作，由于我们力量不足，做得还不够，有许多缺点，主动同兄弟单位联系也不够，材料周转得不及时，没有完全满足兄弟单位的需要。

第三，互相派代表参加批斗大会。如我们召开的批斗姚登山大会，邀请外事口各单位代表参加。外文局组织的批斗大会，邀请我们参加。这也是协作的一种方法，可以互相学习经验。


（六）关于结案工作。


清查5·16案件要做大量工作，最后全部落实到结案工作上，是最后一道关。因此，结案工作要特别慎重，特别认真负责，要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结论。主要谈谈以下两点体会：

1、怎样才算查清了？结案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从“夺权”和“动档窃密”两个案件的结案工作中体会到，要有三个标准：①查清主要罪行和案件的来龙去脉；②查清同黑后台、王、关、戚的黑线联系；③查清关键的阴谋策划以及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等关键人物清出来。我们觉得把这三点查清了就可以结案，其它属于一些枝节性问题，一时难以肯定和否定的，作为遗留问题以后继续调查，不影响结案。

2、在查清罪行、阴谋策划、黑线关系以及清出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的基础上，准确地分清罪责轻重，区分那些人是主犯、从犯，那些人是被胁从、受蒙蔽的。

什么是主犯？“主犯是为首作恶的人”。我们初步认为，在重大的全局性的5·16反革命案件中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以及最主要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执行者，都是主犯。这些人有明确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要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在5·16的罪恶活动中，犯有极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在5·16反革命案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破坏性极大，造成严重恶果。这些人是极少数。例如，在“夺权”案件中，王荣久定为主犯。王荣久是“联络站”的主要坏头头，积极参与策划砸政治部，是砸政治部的指挥。他是夺部党委权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积极参与炮制“黑班子”的反革命夺权方案，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反革命夺权活动中，他主动同王力联系，极力贯彻王力的黑指示。他把持“部业务监督小组”，为王、关、戚掌握外交业务实权，非法批发电报，严重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破坏性极大。他和姚登山到处作黑报告，兜售“王8·7”大毒草和砸政治部的黑经验，造成中央国家机关反革命夺权的连锁反应，后果极为严重。王荣久的这些罪行，说明了他既是坏头头，又是策划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是个比较典型的主犯。

什么是从犯？“从犯是助恶有据者”。我们初步认为，重大的全局性的5·16反革命案件中，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明确，积极参与阴谋策划并极力加以贯彻和执行。在5·16反革命案件中，虽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起帮助作恶的作用，破坏性也是相当大的。这些人也是少数。例如王萍在“夺权”案件中定为从犯。她是反革命组织“反迫害大队”的坏头头，大造反革命夺权舆论，是砸政治部的策划人之一。砸政治部之后，充当政治部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兼秘书组组长，她利用窃据的职权，积极拼凑所谓“平反小组”，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窃取和扩散审干机密，造成严重恶果。

什么是被胁从、受蒙蔽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我们体会，被胁从和受蒙蔽这两种人的基本特点是，虽然参加了一些反革命活动，但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被胁从者是被迫参加的，受蒙蔽是受骗参加的。他们有的知道反革命目的，有的不知道反革命目的，跟着跑的。这两种人是绝大多数。例如，赵小寿在砸了政治部后，非法地当上了政治部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他没有参与事先的阴谋策划，进驻政治部后，也未作较大坏事。5·16企图利用他“红色外交战士”这块牌子，才把他推到第一线，借以欺骗群众。因此，在非法进驻政治部的领导小组中，赵小寿的职务虽比王萍高，但他罪行轻微，定为被胁从者，而王萍罪行重，定为从犯。

定罪时，要把好政策关，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初步认为，主犯、从犯都属敌我矛盾，是少数；被胁从，受蒙蔽的都属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数。划定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他们在5·16反革命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和在本案件中的罪行大小来决定。罪行是定性的主要依据，而态度好坏则是定性后作宽严处理时的重要依据之一。

必须说明一下，上述划法是我们初步摸索做的，很不成熟，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向其他兄弟单位学习，不断修改、充实和提高。关于组织处理问题，我们正根据中央13号文件的精神摸索研究。


来源：中国科学院“一打三反”办公室印发。

陈伟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关于清查“5·16”问题的报告
1971.06.30



1971年6月30日公安部礼堂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中央首长对深挖“5·16”的指示精神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对深挖“5·16”问题极为重视，1967年8月姚文元同志写的评陶铸两本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上了：“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还指出“5·16是个最凶恶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指组织者和操纵者。毛主席在接见各国访华代表团时也谈到“5·16”的罪行。如毛主席和斯诺讲话的开头就讲了5·16的罪行和罪恶目的。1969年针对当时有些单位对深挖5·16不积极的情况，指出“有些单位从极‘左’转到极右，不深挖5·16”。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以《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5·16的总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1970年10月20日又指出：“5·16问题不能一风吹。”

周总理在1969年7月2日对外交部的一个报告的批示“防止对5·16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的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生同志也做了挖5·16的一系列指示，江青同志在1967年9月5日的讲话中点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1969年8月14日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座谈会上讲话中又作了指示，其基本精神是5·16是个反革命阴谋组织，是一个很凶恶的阶级敌人，因为它在各个方面进行破坏，5·16反革命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5·16反革命的骨干幕后操纵者，无论如何要挖出来，这个反革命阴谋组织一定要搞掉，因为他很凶恶，搞破坏，让他隐藏起来是不允许的。去年1月24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及其他首长接见文化教育系统工、军宣队时又作了深挖5·16的指示和挖5·16时应注意的事。

1970年中共中央20号文件，即3·17文件，首先肯定5·16是有的，同时指出要区别对待，防止扩大化，是什么组织就是什么组织。

总理在去年11月12日针对当时北京抓5·16的运动情况，对深挖5·16作了指示，基本精神在1971年中央13号文件中都有。


总理几次指示的基本精神：


（一）着重指出对5·16既不能搞扩大化，也不能一风吹，扩大化和一风吹都是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深挖5·16。为什么会造成扩大化呢？是专案搞神秘化，关牛棚和逼、供、信造成的，这种做法使敌人猖狂，使好人的积极性受挫折，5·16是专门搞阴谋活动的，他们不听中央的话，听王、关、戚的，还听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的话，他们搞两面派，背后专门与中央对抗，主席对深挖5·16很重视，5·16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但不能扩大化，有的单位明明有5·16，但一个也不抓，这是不允许的。

（二）深挖5·16首先要抓罪行，着重清除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不要笼统的先查组织，查填表没有，要通过清理反革命事件来查清坏头头，查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5·16反革命搞的大事件要一件一件理出来，追根到底查清，谁参加了，谁策划了，把策划者挖出来，这样才能定性。在搞重大案件时，要区分是非，要区分5·16罪行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不能将因极“左”思潮而犯错误当成5·16罪行，这就扩大化了。把是搞成非，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在准字上下功夫，事件也不是大小事件都搞，要实事求是，要有一定控制。是不是5·16主要看罪行。5·16是搞阴谋的，如果在5·16的策划下参予了5·16反革命的阴谋活动，这问题的性质，就是5·16性质。主要在阴谋，目标又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填表履行手续就是5·16，不履行手续就不是5·16，主要是看罪行，罪行是本质。在肖、杨、余、付、王、关、戚的策划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5·16、6·16都要搞出来，性质都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如果不是在杨、余、付等操纵下，但搞阴谋破坏，那是其他反革命组织，不是只有一个5·16反革命组织，其他反革命组织都没有了。如火烧英代办，去了很多人，不都是5·16，他们不知道是阴谋。主谋策划的是搞阴谋，是搞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组织者是搞阴谋，广大群众是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5·16的根子可追到30年代、40年代，但清查的重点是在66年和67年，尤其是67年，67年的7、8月是5·16罪行最猖狂的时候，5·16上层在66年就开始勾结。

（三）要打破专案神秘化。专案调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发动群众，5·16是清查不出来的。要将经过核实的材料公布于众。叛徒、特务、历史问题未经核实的材料都不能公布于众。因公布后容易造成混乱。攻击的话也不要公布。把经过核实的公布以后引起群众公愤，让群众揭发批判，专案要组织协作，共同配合作战。如果脱离群众搞神秘化，正上敌人当。有些罪行是明火执仗搞的。如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等。如果搞神秘化，群众不了解，敌人又很狡猾，他给你讲假的，结果水就被搅混了，真假难辨，就要上当。专案对象，可以放到群众中去。隔离的要少，放到群众中去揭发批判，监督劳动，有利于把问题搞深搞透。

（四）要抓重点。包括重点罪行和重点人。重点是幕后的和操纵者。重点人查清了，可以教育群众，又可以分化瓦解敌人，在清查5·16中谁要利用抓5·16搞派性或压制揭发，要以破坏深挖5·16群众运动论处，要受纪律处分。5·16一定要挖干净。骨干、幕后的、操纵者都要挖干净。否则风吹草动就会蠢蠢欲动，是祸根。

（五）要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5·16反革命骨干分子。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把他们最坏的头头抓出来。不能搞大名册，即是有的人挂上了勾，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挂的，还要看他是盲从还是胁从的。交待了都要宽大处理。盲从是不知道，胁从是跟着干坏事，如火烧英代办处，点火的人不一定是幕后策划，是胁从，当然也可能是骨干。这些盲从胁从的，只要交待清楚，有组织问题也好没有组织问题也好，交待清楚就好。从北京地区来看，天派、地派两大派中都有5·16，不能只在一派中搞，当然要实事求是，不管是一派好人还是占多数，那一派都可能有坏人，清查5·16重点要搞已遂的。搞清已遂的再搞未遂的，未遂的也要搞。如攻击中央首长有言论都叫已遂，有个轻重缓急，未遂的也是罪行的一部份，也要搞清。


二、北京地区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介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关怀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北京地区清查5·16运动开展最早，成绩很大。

早在1967年江青同志在“9·5”讲话和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以后，有的单位就开始揭发5·16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吴传启、潘梓年、陈大伦、秦化龙、周景芳等人都相继落网，但是由于当时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还不那么巩固，派性还较严重。5·16上层人物尚未完全挖出来，如戚本禹还在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退却。有的5·16分子还在一些单位掌握一部分权力，所以那时还不可能挖出幕后人，有的5·16打着抓5·16旗号行保5·16之实，有的有意将深挖5·16运动引入歧途。如钻入中央文革的5·16还搞5·16调查组，有的经过调查后说后台是吴传启、潘梓年、周景芳等人。戚本禹听了反而训斥一顿，就不是他们。有的经过调查，说后台是别的一些人，戚本禹就说差不多，他们尽搞这些鬼。

1967年12月成立了中央5·16专案组。那时条件不成熟，主要是审讯在押的5·16犯人。

“九大”召开以后，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8月14日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座谈会上做了深挖5·16的极为重要的指示，12月29日，谢副总理在体育馆召开学部、文化部、教育部1万多人大会上又进一步作了动员。于是深挖5·16的群众运动逐步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当时有的单位的领导同志对5·16问题认识不足，也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如对5·16也要一碗水端平。毛主席及时指出不抓5·16是右倾。1970年1月24日总理、康老、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文化教育系统工、军宣传队时，针对当时主要是右，作了一些指示，批评了有的单位，会后教育震动很大。各单位都掀起了深挖5·16的新高潮。

在这个期间，黑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未挖出来。他搞了不少破坏，一方面在他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让开展运动。他说：“你们都要检查检查，看看小爬虫爬的有多少”，又说“过去的事算了，今后共同进步”。“过去的算了”，就是不要搞，要搞就是“你们都要检查检查”，使群众不敢搞，他连专案组去这些单位调查也不行。如原红旗杂志社关锋、林杰等人在那里搞了不少活动。专案组要去，他就是不让去。另一方面，他又抛出了一个大阴谋。就是“找表”。他说：“你找到了表就是胜利”。假马克思主义者知道有的表填了，但是烧掉了。另外还有不少幕后策划者并未填表，他极力不让挖5·16头头的后台。他说“你不要认为当权派中有5·16就厉害，不一定。”这也是为了掩护他自己，有的5·16骨干分子就是不交待5·16，没有认罪，他就说“你们要手下留情，我给你们泼冷水，对他们要亲切，耐心等待”。他反对毛主席的九条肃反方针，散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他的阴谋活动影响了一些单位。一度出现了扩大化或一风吹的现象。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作了不能一风吹的指示。总理、康老等中央首长及时指出要抓罪行、抓主谋、抓骨干、抓幕后策划者。打破专案神秘化，和群众相结合，总理又亲自起草了13号文件，经毛主席指示下达后，各单位都认真落实，所以当前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正向纵深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运动正向深入发展。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北京市各单位都是领导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大力协作，联合作战，专案与群众相结合，迅速纠正了一风吹现象，搞清了许多长期未搞清的问题，过去搞不开的单位，现在搞开了，许多单位已清出了坏头头、幕后策划者，运动健康扎实。

2、清查罪行工作有很大进展，一些大的单位都排了重大案件，一件件落实，有些重大案件已查清，落实结案，有些接近结案，有些虽未结案，也有重大进展。

3、5·16反革命阴谋已经搞臭了，通过揭发批判，声讨、控诉、罪行展览等，广大群众已经认清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丑恶面目，激起了义愤，积极起来斗争，受蒙蔽者也纷纷起来反戈一击。

4、促进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大好形势，事实证明，那个单位运动搞得好，那个单位的生产也好。个别单位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

①有的单位搞组织的思想还转不过弯来，他们说：“搞不清组织，没法搞罪行”。对大名单有兴趣，有的轻信口供，相信敌人的假供，一讲张三就动张三，一讲李四就动李四，这样就又扩大化了。

②个别单位仍然冷冷清清搞不开，这个单位明明有5·16，但是前怕狼，后怕虎，个别单位走过场，个别单位违反政策，搞逼、供、信，搞车轮战，搞体罚，有的单位有四怕：怕说右，怕说一风吹，怕犯错误，怕漏掉了。所以在等，等别的单位拿出好经验的思想。

根据北京地区的情况，落实13号文件有以下几点认识：


1、怎样认识清查5·16的群众运动。


清查5·16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以要积极发动群众，认真落实13号文件，事实证明，那个单位有5·16又不清除5·16，那儿那个单位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会遇到障碍。

刚开始搞5·16时，往往有怕字，心想“我们单位形势不错，搞乱了怎么办？”实际证明，只要认真贯彻13号文件和毛主席的九条肃反方针，不会搞乱，只会搞好，就真是有点问题，也能很快解决。所以有5·16的单位，都先要敢字当头，坚决把敌人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有的单位没有5·16，也要实事求是的作出结论。

要采取谨慎做法，善于区分是非，区分骨干分子和一般分子，区分5·16组织和一般群众组织，区分不好就可能犯错误，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革命的大方向，就会扩大化和一风吹。

在实践中有些问题即：怎样认识5·16组织和5·16分子？怎样区分受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和5·16罪行？怎样区别5·16骨干和一般分子。经验告诉我们，要善于处理上述几个问题，主要是看罪行，如果是在王、关、戚、杨、余、付、肖华的直接、间接操纵策划下搞阴谋破坏活动，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革命委员会的罪行，就叫5·16罪行。在搞罪行时应该很好的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要区分是说了一些错话，还是恶毒攻击；反军乱军要区分是对某些人或军管会某个领导同志提了过激的意见，还是有反军乱军的阴谋；反对革命委员会要区分对某些人提意见，甚至提了过激的意见，还是搞颠覆阴谋。在清查5·16重大案件时，也要区分知道阴谋的和不知道阴谋的。如围攻中南海涉及到4千多个单位几十万人，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阴谋，以为只是揪刘少奇，所以，不能把参加的都说成是有阴谋的。


2、怎样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清查5·16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部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要干扰毛主席政策的落实，怎么办？从北京地区的经验看，就是要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上挂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下联各单位的黑靶子，开展大批判，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使5·16孤立，对搞极“左”思潮的人，不搞点名批判，进行正面教育。总之，要把路线教育贯彻始终，不断提高群众觉悟。


3、认真贯彻专案调研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很快掀起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重点人要办学习班，一个一个想办法落实，重大案件与有关单位联合作战，这样做比较好，有的清查了长期搞不清的问题。有的单位不是这样，冷冷清清不认真调查，逼供信。搞不清真假，甚至把假的材料公布于众，造成被动。


4、狠抓罪行，狠抓坏头头，骨干分子、幕后策划者，就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但是有的单位追求大名单，把一般群众组织当成5·16组织。


5、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才能团结大多数，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对一般5·16分子要坚持正面教育，不追不逼，使他们起来揭发，对骨干分子也要区别对待，有的单位不敢落实政策，怕被坏人咬了，但是查无实据，又无罪行，仍不敢排除，不敢表态，怕平反，有的交代了，不认真查实，使轻率宣布从宽处理，有的交代了只是一般问题，结果报告不能听，组织生活不能过，没有交代的仍然能够听报告，能够过组织生活，产生了交代吃亏论。

当前在处理上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完全受蒙蔽，没有罪行的一般5·16分子如何处理？例如有一个老工人，听说有这么一个组织，跑去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别人告诉他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他就参加了，参加后没有什么活动，没有罪行，完全受骗，象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有的提出不按5·16，有的说交代了就算了，究竟怎么办好，意见还不一致。


三、从北京地区揭露出的5·16罪行和组织情况


1、阴谋和罪行


5·16主要是搞阴谋，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有整套的战略战术。如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徐凯曾泡制了绝密策略18条，蒯大富搞了36计，有的已搞了什么12条，22条等等。现在来分析这些都是什么货色：首先他们分析了形势，说他们是“左派”，是少数。他们搞极“左”当然是少数罗，其他“中间派”和“右派”是多数。要搞跨怎么办呢？按他们的条条说，就是要把各种罪行加在对方身上，还要发动小学生骂他们是“保皇派”；要制造武斗，武斗时要多抢对方袖章，武斗后要准备一些凶器，说是缴获对方的，只能说他们打伤我们多少人，不承认我们打伤他们。对上级、中央文件要灵活应用，不要受约束。顺我者昌，反我者亡。我们的错误能推就推，不能推的也不承认，把责任推到当权派的身上。要始终肯定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每干一件事，就要党的负责人签字，说是革命行动，不签字就先弄得他晕头转向再让他签字，以后出了事，责任就推给他了，干部凡是支持我们的，不管他的问题有多大，都要扶起来，大胆结合，对方反对就说是打击革命干部，实在不行就藏起来，不支持我们的干部即使一点问题也没有，也要给他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对军代表要缠住不放，不让他深入下层，要尽量使军代表对我们一派有好感。要引导对方犯错误。有的还说，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他们的手法举例：

①极力煽动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革命法制。如戚本禹说：“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改良派”。有的说：“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抢档案作舆论准备。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公开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报纸上也公开介绍红灯照。义和团、红灯照当时都是排外的，他们宣传这些就是妄图破坏毛主席的外交路线。

②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要打倒旧政府”。目的要打倒总理。“中央常委有分歧，四比三，三比四”。

搞政治陷害：如“007号”密令的谣言，这个谣言说是“湖南的军队要在1967年元旦进行政变”，还胡说有人看见了，密令笔迹象总理的，跑到北京来告密，一到北京，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

③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如讨孔，这是1966年11月的事，这件事在戚本禹、林杰、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使下，由谭厚兰亲自带了2000多人亲自去干的。煽动山东曲阜县人民起来讨孔，实际上是攻击总理。他们说“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反”。还煽动给国务院写了抗议书，把矛头指向国务院。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打电话指示：“不要砸明朝以前的碑”，结果首先砸的就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块碑，在给国务院抗议书上，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拉下马来。”他们还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④以反某同志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针政策，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戚本禹亲自策划让财办5·16把何畏弄到北师大，然后又派亲信徐学增（按音记录）去和何畏说，要他写交代材料，并煽动他说什么话都可以说。何畏在50多天的时间里就抛出了7万多字的“何许人也”的大毒草，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非常恶毒的把毛主席的指示说成是刘少奇的。

⑤以搞某事专案为名，实际泄露中央首长的健康情况，丑化社会主义。如卫生部5·16以黄树则专案为名，了解中央首长健康机密，恶毒攻击毛主席一家。

⑥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他们的“左派”。如把反革命分子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出黑书、演黑戏。极力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坏，在监狱里要陈里宁吃屎，完全是造谣，实际陈自己用黄草纸故意搓成屎的形状吃下去。又如他在狱中被吊起来打，这也完全是造谣，是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外交部的5·16反革命分子冯国之翻案，搞“反迫害大队”，公开叫喊要翻17年的案。

戚本禹派徐凯到北京一个修造厂去煽动造反，这个厂是劳改工厂，其中许多人没有公民权，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徐凯一去就叫他们“工人同志们”，说工厂军管会说你们都是牛鬼蛇神，你们是不是呀？要他们起来造反。并说再不起来造反就会石落大海，永无翻身之日，结果把军管会主任都打伤了，工厂也砸了，20多天里，40％的劳改犯成立了20多个“造反组织”。

⑦从帝、修、反和国民党30年代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资料，恶毒攻击中央XX同志。这就是戚本禹搞的“北图事件”（即北京图书馆事件）。

⑧召开所谓“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王进喜同志也来了，但是王进喜同志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结果组织了“大庆战斗队”去搞王进喜同志。

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攻击我们少数人，只是他们的策略……清君侧……”。5·16实际是继承“清君侧”的策略，阴谋把总理、江青、康老等同志反掉，好架空毛主席。为了搞总理，对副总理也打，“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

⑨他们反对军队的手法是针锋相对的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反军。1967年搞了3次反军高潮：第一次毛主席在1月号召军队支左，他们马上对军队进行围攻，1月13日在报上首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攻击军队支保不支左，煽动各地反军。1月23日到处都发生了冲击军队的事件。3、4月时毛主席发出了拥军爱民的号召，他们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军高潮，他们制造了一个口号“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正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7、8月，他们又大叫“揪军内一小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军权的第三阶段”，骂我们警备师是“黑警备师”，他们要成立“红警司”，到处派人搞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到处揪这个“再道”、那个“再道”。“8·1”社论上就有“揪军内一小撮”。最恶毒的是，他们在毛主席亲自审查过的7·20后给武汉地区军民的一封公开信中“揪出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句“党内”的后面加了一个“、”号和“军内”两个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7、8月还有许多事情。

他们围困中南海，四个门都被封锁了，说是8月份要有重大行动，究竟是什么行动，现在还在查。还有人火烧英代办处。这些都证明了他们真是非常凶恶的路人。

对于革命委员会，一是妄图把权夺到手，不得逞，就设法打入革委会掌实权，再不行，就搞“反复旧”。

对于各个单位的群众组织，他们首先制造两派对立，好插手到两派中去。

总之，他们各种反革命手段都有，是无孔不入的。当他们的阴谋被中央识破后，又消灭罪证，订攻守同盟。如有一个单位的5·16订了五项措施，约法三章和一条纪律，五项措施：停止活动，通知成员不交代（三不交代），烧毁罪证，尽量在成员面前烧毁；约法三章：头头要顶，中间的不交代，下面的一个也不露；一条纪律：谁当叛徒，干掉算了。

有的单位5·16还说：要是顶不住了，就各说各的，以假乱真，“二十年后再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再干”。


2、北京地区中央排了15件大事：


（1）夺中央外交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午门“抗缅大会”，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午门“抗缅大会”是背着中央开的，关锋、戚本禹到场。当时缅反动派反华，中央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认为这个声明“右”，在午门召开会议，当时还想到外交部进行示威，因太露骨，临时取消了。

（2）围困中南海，妄图冲进中南海，进行反革命活动。

（3）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全国各地冲击军区或军队。

（4）抢劫国家机密档案，盗窃国家机密。有名的主要有化工部、卫生部、统战部、民委等单位。8月还砸了26个部委的档案。据新华社了解的情况至少有一些绝密、机密文件，其中有的是毛主席的指示，确实落到了国外特务手里。

（5）冲中央机要局，并夺中央机要大权。中央机要局被冲了2、3次，毛主席曾明确指示不能冲，机要部门不搞串连。总理、康老、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戚本禹就马上接见说：“机要部门也要串连”，“保密要有阶级分析”，于是机要部门也成立了“大喊大叫战斗队”。

（6）卫生系统的1967年“3·10”黑会和盗窃中央领导同志保健资料。

“3·10”黑会是名为“揭保健”，总理得知这个阴谋后，马上派先念同志去卫生部制止，指出他们的会议是错误的，必须停止，他们不听，反而攻击为“二月逆流”。

（7）夺中央财政大权。

（8）夺北京市革委会的权。开始是想让戚本禹挂帅中央不同意，这个阴谋未得逞后，就派周景芳率领亲信打入市革委会，掌握实权。

（9）利用搞某人专案为幌子，收集、整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些领导同志的材料。例如“李立三专案”“北图事件”等。

（10）1967年5月13日冲三军演出（地点在北京展览馆）。

（11）1968年6、7月，在北航成立“全国造反组织的北航黑会”。

（12）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天津文艺黑会）。

（13）搞反革命基地。他们准备在失败后，上山打游击，如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曾跑到赞皇、惜阳、王家平、太行一带找基地。

（14）私设电台。如邮电学校、地质学院都设有电台，有的还广播。

（15）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

除上述15件大事以外，并不是没有别的问题了。如盗窃中央档案馆，“7·27”打死了人等都是很严重的。

3、揭发出的组织情况。组织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搞清了，有的还没有搞或还未搞清，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有“5·16”就挖出来。如果是别的组织搞“5·16”罪行也要搞清楚，没有“5·16”组织，就不要搞组织。有“5·16”组织的单位也不一样，各单位都有，根据各单位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先戴框框，不要搞指供、问供、诱供，定性结案靠罪行。因为有以下的看法，有的幕后策划者不一定填表参加“5·16”，但是填表参加“5·16”的，有的是受蒙蔽，有的还没什么罪行。

现在查明“5·16”上层策划人物、核心人物多数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的黑班底。如学部是“5·16”罪行较多的单位，上层之间的勾结，早在1958年开始，吴传启、关锋、林聿时，就用“撒仁兴”的名字写了“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文章，攻击张春桥同志的文章。1961年2月1日至1962年12月，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开辟专栏，借古讽今，攻击三面红旗，和三家村一个手法。1962年10月后，主席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就不搞了。这一伙人常在一起聚餐，调查、讲学，要夺史、经、哲的大权。他们还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说是要写出超过恩格斯的文章，野心很大。1964年10月，这时戚本禹包括了进来。他们一起到通县搞四清，在那打击一大片，还把被判刑劳改释放犯的邓满天（注：按音记录），等人拉入党内，邓满天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关锋、戚本禹。他们出村时，每一家都要送一本黑修养，有一户贫农不识字不要，关锋就说“留给你子孙后代”。可见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1965年他们和彭真勾结，1966年又和陶铸勾结，他们常在一起吹捧刘贼，恶毒攻击毛主席。1965年冬至1966年春，姚文元同志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他们仍然只对吴晗搞学术批判，1966年4月，假马克思主义者、王、关、戚、范若愚、穆欣、林杰还借“二月提纲”成立了学术批判组。

他们经常窥测方向。1966年3、4月份，关锋、戚本禹就指示学部吴传启、林聿时等人贴大字报，好站出来。1966年6月5日关、林、吴又策划潘梓年站出来，关亲自访问潘，出了上、中、下三策。1966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林聿时老婆杨德华的文章，文章说她过去在《北京日报》发表的赞吴晗的文章，是范瑾迫着她写的。她当时还如何进行了斗争。后来她按范瑾的意思写。《光明日报》登的文章是关、吴亲自修改的。是想把右派杨德华打扮成左派。潘梓年是叛徒，吴传启是特务，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他们在学部的地位并不稳。于是1966年9月，陶铸出面公开保潘、吴，说他们是“革命左派”，潘、吴的地位稳定后，关、戚等人要他们立即杀向国家机关夺权。1967年4月，江青同志点了吴传启的名，才使他们的计划被打乱了。开始组织了第二套班子，并且搞秘密活动。

“5·16”组织不是每个单位都有，有的单位不是“5·16”，但组织是秘密的，是“5·16”领导的；有的叫“5·16”，不一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参加“5·16”的人情况也是很复杂的，要具体对待，有一部分是受蒙蔽的，主要的是要打击主要骨干和幕后策划者，一般成员交代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罪行的，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如何处理还要研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陈伟
1971.07.28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主要是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情况，根据丁江同志指示，汇报二个总是。一个是关于当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情况，第二个是关于北京市召开清查“五·一六”专案会议，李震同志和吴德同志指示精神。可能有错误的地方，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还有丁江同志批评指正。

一、关于当前运动方面的一些情况：

由于我个人接触的面比较窄，了解情况也不多，水平也很低，理解也可能不正确，我讲一下可供同志们参考。

1.对运动的认识：

当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场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任务很艰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凶恶的阶级敌人，这主要是指他的总后台、组织者、幕后操纵者和重大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这些人是很凶恶的。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这次运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搞清楚，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隐藏在群众组织中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他的手段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蒙蔽了相当一部分群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当的不少。特别是中央点出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之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布置退却，销毁罪证，策划怎样对付我们。在今天我们清查他们罪行的时候，他们又采取以假乱真的手法。所以，我们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所作的这场斗争，它不同于清队和一般的群众运动，不同于一般的斗争，情况比较复杂的。因为他们钻在群众组织中，又都是暗地里搞阴谋破坏活动，所以，那时也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认真分析、调查研究，就容易犯错误。两类矛盾不一样，要认真分析，不能搞扩大化。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敌我矛盾。另外，还有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主要是清查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尤其是六六年、六七年这一段他们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着重清查这部分了。所以，分清是非是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同样是一个夺权，有的是正确的，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像一月风暴。有的就是搞阴谋，如外交大权、财政大权、机要大权，中央不让他们夺，他们还要夺，这就是搞阴谋，当然里边也有受蒙蔽的一些群众，群众不明真相，是跟着做的。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无罪。

区分不好就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为面对这种情况，敌人又跟我们有意制造混乱，这就是这次运动的复杂性。看到这些情况，我们考虑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要坚决把“五·一六”的阴谋罪行搞清楚，不一风吹，又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所以我们既要坚决，还要提高警惕性，不要上敌人的当。特别是要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九条方针。

关于运动特点有这么一点认识，不知对不对？请同志们指正。这是第一点。

2.怎样搞好这场运动？

（1）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单位情况看，关键问题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三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主席九条方针。现在有不少单位，运动搞的很好，基本罪行查清楚了，组织问题也查清楚了，如二七厂、化工三厂、新华印刷厂、外交部，还有好多单位运动进展很大。外交部走过—段弯路，贯彻总理指示和十三号文件精神以后，运动加快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外交部活动是极端猖狂的，他们那个姚登山极端猖狂，由于他们领导上认真贯彻十三号文件，狠抓罪行，四大罪行有三件已经查清楚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一部分正在搞，火烧英国代办处接近查清楚，组织问题也有了眉目。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当前运动的关键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认真执行毛主席九条方针。他们搞运动的时间并不长，有的也是去年三、四月份开始的。关键是领导问题，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放手发动群众，了解情况。首先要抓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要抓十三号文件的落实，抓伟大领袖毛主席九条方针的落实，抓整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领导班子，抓罪行，抓典型。如果主要领导作到这几个方面，运动发展就快，进展快的都是这个经验。

尤其是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阴谋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在这个阶段，关键在于领导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抓典型，抓总结经验，抓罪行，抓班子。这是我们了解和一些基本情况，向同志们做一介绍。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动群众。现在来看，哪一个单位如果领导亲自抓。抓了认识，抓班子，抓典型，抓罪行，哪一个单位运动就很有起色。就是过去走过弯路，出现过一些问题的，也能够得到及时解决，也能够跟上来，否则，就容易出现偏差。

还有一种是始终搞得比较稳，按照毛主席九条方针搞，像八三四一部队主管的几个点，就是按照毛主席九条方针搞的，又稳又快。有时表面上看暂时慢一点，但是搞得清楚，扎扎实实，实际上是快。

再一种情况，就是走过一段弯路的，由于按照总理指示，按照中央十三号文件和毛主席九条方针搞，进展也很快，搞不起来的搞上来了，进展不快的进展快了。走过弯路，出现过倾向的，不管是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都迅速得到了纠正和克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运动就搞不起来。现在我们了解，有这么一些情况，也可能是过去的情况，好比说对清查“五·一六”斗争怎么认识，这是一场什么运动，还不很清楚。这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不能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也有内部矛盾，但是重点是清查“五·一六”，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要把它们分清楚。可是有些单位不是这个情况。有的单位排重大事件，把两派抢公章也列为重大事件，把内部矛盾排上了，性质就混淆了。

要抓认识，首先就要解决在我这个单位究竟有没有“五·一六”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首先解决。要不要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依靠什么人去清查！进展比较快的单位，都是在认识上解决的比较好。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就进展快。

再一个是办学习班，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但是主要靠发动群众，打破专案神秘化。搞神秘化，搞来搞去就不清楚了。越搞越神秘，越搞越不清楚，过去有这个教训。当然有的重点对象也要办学习班，但是，对有问题的人主要靠发动群众来搞。有怀疑，一种可能是敌我矛盾，一种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弄清他的问题？靠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些有罪行的人，主要靠斗，七斗八斗，而后靠党的政策，而不能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搞“五·一六”专案的要在一起多分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一回事。你问他答，这个办法不行，阴谋部分搞不出来，搞出来的也是表面现象，而且他们是以少避多。

根据各个单位的问题来看，在搞“五·一六”案件的时候。如果领导班子里有“五·一六”嫌疑的，那你就搞不起来，不少的单位有这样的经验。领导班子如果有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怀疑，怀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假的，要具体分析。领导班子如果不纯洁，让有“五·一六”嫌疑或是有牵连的一些人去搞，打开局面就比较困难。

在对重点人批斗的时候，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的单位做得好，没有划框框。凡是给群众划框框的，就不容易发动起来。好比说，有的单位说第一不准提什么什么问题，第二不准提“五·一六”，本来是清查“五·一六”，你不准提，群众就不好发动。甚至有的说在会上，不准提中央首长关于抓“五·一六”的指示，等等，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致使运动搞不起来。

在发动群众的时候，对重点人，对“五·一六”对象，尤其是他的罪行，怎么搞清这个问题。看来，主要靠工作，靠狠斗，七斗八斗才能制服，而后领导出面交代政策。斗得他们动摇的时候，交代政策。不靠广大群众斗，光靠领导出面感化他，那是不行的。对有“五·一六”问题的，在他没有彻底缴械以前，没有彻底转变立场以前，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当然，彻底转变立场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发现他有怎么好的表现的时候，轻易相信了他，甚至要他们有两个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一个人在讲问题，一个做记录，他在会上发言，他在会下听。这样做都不好，容易把问题搞乱。交代的问题他们知道了。他交代什么，他也交代什么。这样做，都是对运动不利的。

清查“五·一六”，关键问题就是贯彻“三·二七”通知，中央十三号文件和毛主席九条方针、总理的指示。不能按十六条办。十六条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清查“五·一六”按十六条搞，那就错了。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不能想通过清查“五·一六”解决十七年的问题，解决整个漏网的走资派的问题。

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不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搞，就搞不好或搞不起来，甚至把它搞乱。

（2）在整个运动中要抓罪行，抓典型，抓重点，抓骨干，抓关键，抓案件。

这是十三号文件的精神，也是总理讲话的精神。凡是这样做的。工作就有起色，进展就快，否则运动就容易出问题。罪行、案件是重点，是关键，是本质，要害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抓，而还是一味地去追那个组织，追填了表没有，这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可能就会出现扩大化或一风吹。有的个别单位追组织，追了一大堆人，现在搞得很被动，开始不理解这个问题，现在理解了。当然运动初期，开始发动群众，揭发了很多问题，也可能揭发了很多人，但领导要很好地掌握，不能动的面太大。不能不去靠群众揭发，要支持群众揭发，不让群众揭发是不恰当的，不让群众揭发也查不出来。但领导上要很好地掌握，按照十三号文件指示精神动。动就要动那些骨干。对没有把握的不能动，特别是对—般成员不能动，这个领导可以掌握，虽然群众揭发的可能面宽，但按照罪行搞，运动还是照常前进。如果群众怎么提就怎么搞，就可能动的面大，就会乱。甚至有的单位动的面三分之二，他怎么能不乱？“五·一六”分子不会那么多。这就大了，一定要动骨干，确实有罪行的人可以动，罪行很严重的人可以动，这样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现在看来，搞组织的，在个别单位还没有完全纠正。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也好，没有组织的也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有的单位区分“五·一六”的罪行和极“左”思潮就是这样区分的：凡是在王、关、戚、萧、余、傅，甚至“小小老百姓”的直接操纵策划下进行的阴谋破坏活动，这种破坏活动，它又是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军乱军，把军队搞乱，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凡属于这一方面的就属于反革命罪行，都是“五·一六”。当然，有些他不是在王、关、戚一伙操纵的，他搞这个，也是反革命，那是另外的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十三号文件讲的很清楚。如果他不是搞阴谋活动，只是说了一些错话，过头话，甚至对军队机关，军队主要领导同志，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要和“五·一六”的罪行区别开。对军管会说过一些过头的话，基至是偏激的话，你也不能说他是反军乱军，那是极“左”思潮，不能算罪行，有组织，没有组织，罪行和错误都可以分开。在一些单位也发现有的人参加组织了，可是他什么罪行也没有，人家不让他参加，嫌他没“闯劲”，可是他非要求参加，连到厕所里都要求参加。北京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都有这样一部分人，都是老工人、党员、团员，他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非参加不可。给他表他不会填，是让别人帮助他填的，这些人属于受蒙蔽的，不能算“五·一六”分子。这个问题，不管有组织也好，没有组织也好，这是按照罪行。有了组织就可以上纲，那也不行，那也不是实事求是。是思潮就是思潮，是罪行就是罪行，有的单位定“五·一六”主要靠罪行来定，有的按组织来定，参加了就定，这样就会漏掉一些人。像吴传启、姚登山、孙正这些人就没有参加“五·一六”，他没有必要参加“五·一六”，按组织定，他们组织上都没有履行什么手续，履行手续参加“五·一六”的，有的是那些受蒙蔽的。要定要靠罪行来定，不能单纯追组织，单纯追组织容易搞乱，不按罪行来定就弄不清楚，政治上受骗。可能把好人也误认为“五·一六”分子，把真正的“五·一六”分子放过去。这点，过去大家也有过教训。

（3）关于重罪证、重证据，还是轻信敌人的口供。

一些进展比较快也比较好的单位，关键问题是搞的准。现在来看，有些单位卡壳，就是卡在“准”字上，对交代的问题，究竟准不准，就不大注意。解决问题就要靠证据，靠分析，靠调查研究，特别是搞已遂的罪行，在这方面要过细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搞就能使运动进展很快。如果轻信一些人的口供，甚至把一些人交代的问题，没有经过查证就公布于众。这样就容易搞乱，特别是重点人的问题，容易被坏人利用。有的坏人也马上挑动你：“你敢不敢公布？”如果我们不很好地提高警惕，公布了就会上当。结果李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都成了“五·一六”，使你分不清楚。要很好地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搞已遂的，搞准，不要一大堆的口供，真正问题搞不下去。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群众揭发了一大堆材料，对群众揭发的就要分清情况，一点一点的查清楚。先查已遂的，在这方面要分清。因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查清在黑核心里讲黑话究竟讲了多少，平时公开场合露骨的说的不多，一般都是影射。尤其是“小老百姓”、王、关、戚公开提口号，除了在最核心黑核心的可以这样讲以外，一般都是影射。在那里讲一句两句黑话，使下边一些人能明白。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要认真分析，不要轻信那此东西，也不要集中力量查那些东西，有些东西也查不清楚，查半天弄得你稀里糊涂。当然对他们的口供可以放在第二步去查。

（4）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问题。

根据一些组织搞清了的单位的情况来看，他们真正的更核心的人，今天坏过去也坏，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坏的，过去也是坏人，在这次运动中打击重点是这些人，这是一小撮。真正受蒙蔽，不明真相的有一定的群众性。所以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一部分人争取过来，教育过来，因为不这样搞，就容易漏掉重要的。如果面搞过宽，不利于运动的进展。如果面搞的过宽了，反而可能把最坏的漏掉。现在来看，搞好的那些单位也是这样经验。要分清哪些人是属于打击的，哪些人是属于受蒙蔽的，哪些人是属于跟着干坏事的。三种人，一种人是最核心的，一种是跟着于坏事的，一种是受蒙蔽的。对这些问题要有个基本的分析，要分别不同情况。来体现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把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5）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搞得好的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狠抓路线斗争教育，不是为清查而清查，是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从这个角度来搞这个运动，从清查罪行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所干的坏事搞出来，把幕后操纵者、策划者搞出来。如果不狠抓路线斗争教育，就不能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清查“五·一六”是一场过去没有过的阶级斗争，经常有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一个是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一个是来自我们非无产阶级思想方面的干扰。排除干扰就必须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表现为极“左”思潮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有两条路线斗争。特别要克服“左”比右好的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提高对清查“五·一六”重大意义的认识，分清是非，激起广大革命群众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仇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也会越来越好。不少的单位抓了这一点进展很快。

清查“五·一六”过程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从各方面来看，要看整个思想情况，要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情况。如果整个情况轰轰烈烈，士气很高，那必定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在口头上说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搞得人人自危，情绪很低落，怎么能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传达北京市清查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的会议精神和李震、吴德同志的指示。

在北京市召开的会议上，李震同志、吴德同志做了一些指示，有可能传达不清楚，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1.围困中南海这个反革命事件，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一系列主要反革命事件中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党乱军，阴谋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妄图煽动蒙蔽群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反革命事件，它不亚于火烧英国代办处。那天，李震同志讲，中南海都能围困，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办公的地方都围困，全国哪个地方不能围困？这是重大反革命事件。当前，这些事件清查的重点是：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就是围困中南海。围困中南海这个案子，由于各单位的努力，现在来看，他们公开组织的活动，已经查清了，而且，这个案子是由“小小老百姓”，王、关、戚，尤其是戚本禹出面策划的，公开出头指挥。人证、物证很多，也查得比较清楚。根据揭发掌握的线索来看，这个反革命活动，是经过周密策划和长期准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007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他，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肘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2.根据当前清查的进度情况，李震和吴德同志指示，这个事件重点是查清他们阴谋策划的部分，特别是上层阴谋策划部分。按照十三号文件的精神，主要是把他们反革命组织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清查出来，主要力量是打击这一小撮，对于广大群众，尤其是受蒙蔽的群众，只要他们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了。这个事件欺骗性很大。“揪刘”是大方向嘛，谁敢不去！谁愿意当老保？！跟着糊里糊涂的去了。参加的有几千个单位，绝大多放是受蒙蔽的，与上线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单位与上线没有什么牵连，也没有什么阴谋，与走资派也没有联系，不是在走资派的策划下，就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主要是看跟上线是否挂了钩，直接挂钩或间接挂钩。把重点放在这里，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抓住重点。

3.要明确清查的重点单位、重点案件和重点人。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每一个时期，都要侧重一、两个重点问题。当然，从当前看，是查他的阴谋策划部分，在这方面，主要抓住两个问题：

（1）“八一团”为什么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还起来围困中南海，“揪刘”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究竟是谁搞的？把幕后的挖出来。

（2）关于“八·五”大会的阴谋目的和幕后操纵者。清查时，着重抓住几个黑会，像七月二十九日、七月三十一日在北航召开的形势串联会，到底策划了什么阴谋，幕后是谁？八月四日在地院，召开所谓二十二个院校串联会，它的幕后操纵者是谁？把它的阴谋查清楚。当然，主要查已遂，他们要绑架总理，把军队整乱，先不查，先查他“八·五”会议想搞什么？究竟谁支持？谁指挥？抓住重点。如果把开始是怎么搞起来的，幕后是谁，这两个问题清楚，这个案子就会有很大进展。当时确定清查的重点单位有七个院校、八个单位，“五大领袖”所在院校和建工、体院、国家计委以及北京工交口等。在确定重点人时，主要通过前台查后台，前台是表演的，把后台挖出来，特别是从现在看，清查围困中南海的材料中，笔记本中有不少记录，有这么一句，那么一句，但是究竟说了些什么问题，这也需要认真查清楚。在国家机关来说，主要是“斗批批”，“斗批批”是搞控制的，究竟它的幕后是谁？与“八一”也是有联系的。要抓住它的开始，开始是怎么搞起来的，谁支持他，需要查清楚。

4.清查围困中南海要认真搞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要割断历史，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视物证。现在交代材料不少，要认真分析，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查清一件落实一件。在每一个单位，自己根据这个精神确定当前要抓的一两个重点或几个重点，但不要重点很多，面铺的很广，主要的是抓和幕后有直接联系的。从现在看，究竟谁参加了，那些单位，怎么组织的。这个已经清楚，不必着重去查。主要是查上线策划，抓重点，我们知道王、关、戚是操纵者，物证也比较多，但是开始下面怎么和“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连起来的？肯定有联系，究竟怎么取得联系的，需要进一步查清楚。

5.各单位要主动协作。现在来看，对于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如果不组织协作，就查不清。要紧密协作，在协作中，每个单位要主动配合，等待不行，都等待就没有进展了。都要主动起来，哪一方面需要别的单位作作证，你自己就主动去找，去完成，这样进展就快。而在查的过程中，着重根据“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他最黑的部分，公开的、明目张胆的罪行有一些。在一般场合，他是讲黑话。

李震同志举了个例子：姚登山交代就到家了。他讲在八月×日戚本禹打电话，叫到大会堂，开会以前，他说：“咱们聊一聊，”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好，你外交部的领导班子考虑了没有？”外交部原来就有领导班子，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掌握的，要你考虑什么？他影射的就是考虑新班子。后来戚本禹又讲，中央文革有个安排，现在还没有研究，将来看起来，总理就是王力，戚本禹抓外事工作，掌管外交方面。他问：那么总理呢？戚本禹说：“到以后总理当主席嘛！”这个黑话就是属于他的内部最核心的部分，他不能说：“你回去以后夺外交部的权。”他能这样说就算到家了。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部分，要很好的分析。因为他们是搞阴谋治动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对群众他不能这么讲：“你围困中南海吧。”围困中南海是最反动的，就是为了夺权，为了把权夺过来，这样，它就不是阴谋集团了。要研究它的特点，他讲一点下面就领会他的意思了。他们把矛头指向总理，说什么“《五·一六通知》发表了，要揪出一个保人保得最多、比陶铸更大的人物来。”这就是影射，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目的。

这是今天介绍的两方面意见，也可能有错误，看的不准，有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最后请丁江同志指正。


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陈伟
1971.08.11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今天把我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运动的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可能有的地方不正确，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天主要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三个问题：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指示精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十分重视，曾先后做过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审阅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读到“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段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指的是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一切“五·一六”成员。这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加上的，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性了，是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

随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又不断地及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例如一些单位，它本来有“五·一六”，可是他又不认真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极右，它不清查五—六。”在清查“五·—六”过程中，有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多次提到“五·一六”的问题，比如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五·一六”的问题，在接见其它一些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候也讲到“五·一六”的罪行，尤其是反复讲了“五·一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罪行。同志们在这方面过去都听过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些什么问题、出现—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把“五·一六”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楚了。这些人是他们的核心，也就是“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也指出了他们的罪行，就是“三指向”，“一挑动”。

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同志们可能都听过传达了。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这些指示同志们过去都听过传达了。今天就不再重复。

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都概括了。十三号文件是总理起草的，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十三号文件后面附了审查干部的决定，也就是九条方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总理多次讲过，非按九条方针做不行。只有按九条方针来办，才能把“五·一六”的问题搞清楚。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有的单位学习以后，他们归纳了“四抓”，“搞好几个区分”。这是一些单位的学习体会和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这是本质。有的单位是这样理解的：“五·一六”为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因为它犯有“三指向”的罪行。这是关键，这样就具体化了。罪行是本质，你有罪行，犯了罪，我就清查你。

去年十月份前后，那时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为什么先是出现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呢？这是因为没有抓住清罪行这一条，而是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填了表没有，履行了组织手续没有。搞神秘化等，就是因这些造成的。

现在，在清查罪行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逐步加深了认识。从这些单位清查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致有三部份人，三种情况。

一种是核心骨干。这一部份人就是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所讲到的，都是一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坏人，有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有的是一贯收听敌台广播、搜集帝修反攻击我们的最恶毒的语言，在背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第一种人数量很少，在一个单位也超不过十来个。像“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样一个大厂，这类人大概是十来个。这是“五·一六”的核心骨干，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履行参加“五·一六”手续，也不一定填表。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有个人野心，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这部份人是跟着干坏事的。一些单位理解，这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胁从者、从犯。因为他想升官发财，投靠那些野心家，上了他们的当，跟着干了坏事，这部份人为数也不多。

第三种是受蒙蔽的，在“五保卫”旗积下受蒙蔽参加的，这是大多数。他们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党中央的，他不了解内幕，不知道阴谋，稀里糊涂参加了。象有些工厂的老工人，他听说有个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这个组织，非要参加，人家说他保守，他还非要参加不行，最后填了表参加了，他不大识字，表还是别人给填的。新华印刷厂一个老工人，因为人家不让他参加，他还追到人家厕所里去，人家走到哪，他追到哪，非要求参加不行。像这些人完全是受蒙蔽的，其中有好多老工人、党团员，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阴谋，完全是受了蒙蔽。

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阴谋家、野心家，打击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是打击的重点。当然，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坦白交代得好，也可以从宽外理，有立功表现的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如果不抓罪行，一开始就抓组织，追查填了表的，结果都是一些老工人，历史上没有问题，什么罪行也没有，这个方向就搞错了。所以，总理指示抓罪行，这是本质。有些人没有填表，象我们知道的孙正、姚登山、吴传启、潘梓年，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光追履行手续的话，恰恰是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人干了坏事，但是他们没有填表。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示要抓罪行，这是中央反复指示的政策。一开始就笼统地追组织，结果伤了好人，重点搞了受蒙蔽的，把坏人放过去了。而通过抓罪行就把坏人抓出来了。

有些单位体会到，只要把罪行搞清楚了，组织问题不是那么难搞的。如果一开始就搞组织，就要犯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看，有些单位面搞得那么宽，就是这个问题，敌人乱供乱咬，有可能伤了好人。搞罪行，这是本质。当然，组织问题也要搞，就是那些受蒙蔽的老工人，也要说清楚，但是不作为重点。

二是抓罪行怎么抓？就是抓重大案件，通过清查重大案件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点是通过清查罪行而形成的，通过清查案件形成的。抓罪行主要是抓重大案件：清出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密谋，搞清他们的阴谋。

在北京地区，当前主要是抓三大重点案件，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围困中南海，一个是“揪军用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它的阴谋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把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搞紧张，他们好趁机混水摸鱼，进行反革命夺权。参加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有一万多人，但知道这个阴谋的是极少数的人。所以，清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就是要清查知道阴谋的那些人，清出谁是主谋和幕后操纵者。现在很清楚，就是姚登山、周景芳。姚登山的后面就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搞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说明他们当时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少一些，毛泽东思想多也不会受蒙蔽。不能在清查重大案件中间去清查群众。

这个案件很有进展，基本上可以结案了。看来在“火烧”四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火烧”的），就是到今年八月份可以结案。

围困中南海也是一个大案件。这个案件也有很大进展。要求十月一日结案，现在看，有希望，还可能提前。围困中南海，真正目的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表面上打着的旗号是“揪刘少奇”，实际上它的反革命目的是为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他们的反革命夺权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也是极少数。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有二十万群众，绝大多数不了解真相，因为说是“揪刘少奇”，谁敢不去？哪个组织要不去，就是保守组织，那时谁都怕说是保守组织，就要揪刘少奇，就赶快去，不去人家揪出来了，就没有你的份，这样去参加的也不少，这是受蒙蔽、受欺骗的。那时反革命野心家王、关、戚、“小小老百姓”又钻到了中央文革里，他们又公开支持“围困中南海”，其欺骗性就更大，因此广大群众完全是受蒙蔽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阴谋。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好同志，受了蒙蔽。当然，他自己也要接受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受蒙蔽。通过清查这些案件，主要是清出坏头头，清出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是清群众。当然，群众也有个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比方说，他怎么去的？谁让去的等等，说清楚就行了。

三是抓阴谋。阴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就是搞阴谋的。真正搞阴谋的人是极少数的。清查搞阴谋的，不会伤害好人，也不会犯扩大化的错误。围困中南海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是很少的，过去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这些人是知道阴谋的，这些人是和王、关、戚，“小小老百姓”挂钩的，“小小老百姓”有时候阴一句阳一句在那说，他们就心领神会了。

“揪军内一小撮”同样是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十二期中那篇社论大毒草出来以后，那时跟着叫“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也不少，也有人到外地去“揪军内一小撮”。“五·一六”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军队搞乱，作为配合他们的反革命夺权的一部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发生的三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是有机的配合，是很大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宴会，陈毅同志走至蒯大富这些人面前向他们敬酒，说向小将们敬酒，向你们学习。戚本禹这家伙随后就走到蒯大富等人面前小声地说：“敬酒就敬酒，别忘了同他们斗争。”戚本禹所说的他们，是指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这就是搞阴谋。戚本禹这一句话，蒯大富他们就领会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阴谋是要害。谁是主谋，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坏头头，谁是“五·一六”骨干？就是他们知道阴谋，就是要找重大事件的阴谋是什么，光去抓表面东西，不去找阴谋，就不能击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

四是抓重点。所谓重点，就是重点案件、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重点人就是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对抓重点抓得很好，去年十—月后，卫生部搞得很好。就是抓了重点，抓孙正，斗孙正，批孙正，分化瓦解其他一些人，面没有搞的过宽。如果搞的过

宽，就搞不深。

上面讲的是一些单位他们对十三号文件的一些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二）搞好几个区分

第一，区分是非。对一件事要区分是非，这件事，究竟是是还是非，要区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清罪行，也可能出现扩大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必须首先弄清楚，每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凡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对，凡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是错的。区分是非，不能离开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区分是非，要根

据中央当时的指示来区分。凡是按照中央指示做的，就是对的，违背中央指示的就是错的。如六七年“一月风暴”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号召，那么在那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

来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就应该肯定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一方面。但有些单位，中央几次指示，有些单位的权不能夺，但有些人他就非夺不可，这就是错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夺权。要认真搞好研究分析，才能把是非搞清楚。

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行。把错误搞成罪行，那是扩大化；把罪行搞成错误，那也是不对的。极“左”思潮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一六”罪行，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怎样区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得很清楚。有些单位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条，是看他是不是在“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他们的操纵下或者和他们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也就是说挂不挂黑线，这是一条。

第二条，要看他是不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五·一六”是搞阴谋的，要看他是不是搞阴谋，是不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有一些坏家伙，他也搞“三指向”、搞阴谋，但他没有跟王、关、戚挂钩。这类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三·二七”通知中讲的很清楚，不要以为只有一个“五·一六”’，别的反革命就没有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也搞了一些阴谋，可是他的罪行不是“三指向”，他是为了搞垮那个组织，搞派性，他虽然也是搞阴谋，但那不能说成是”五·一六”。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放分析。再一个是，清查他们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的因为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军管会、军宣队，甚至军事机关，也可能是领导同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提过意见，这些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能笼统地把这些都说成是反军乱军。要把这些同反军敌军、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如果是因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说过错话，做了错事，就不能说是反军乱军，不能说是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把两者区别开来，不能把极“左”思潮说成是“五·一六”的罪行。

第三，再一个区分，就是要正确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比方说和王、关、戚，有的是属于正当的工作关系，有的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两者要很好地区别。既不能把正当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也不能把反革命阴谋勾结，说成正当的工作关系。

第四，还有，要很好地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骨干说成是一般成员，更不能把骨干说成是受蒙蔽的。当然，也不能把受蒙蔽的，说成是骨干。

关于这些关系怎么区分？有些单位是这样领会中央精神的：区分哪些是骨干、哪些是一般成员、哪些是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罪行，而不以是不是履行了参加“五·一六”的手续为依据。如果你是“五—六”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管你参加没有参加，履行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都是属于骨干。相反，有些老工人，他完全是受了蒙蔽，并且可能还填了表，你能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吗？不能把这些没有罪行、受蒙蔽参加的人，定成“五·一六”分子，那样就是扩大化了。

以上这些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区别，十三号文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搞得好不好，领导很重要。九条方针的第一条讲的就是叫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看来，领导亲自动手和不亲自动手效果大不一样。哪个地方如果领导亲自动手，那个地方的运动就能够健康地发展；如

果不能亲自动手，而是空头指挥，那么运动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单位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也有的单位是有教训的。

二、对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的几点认识。

有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认为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在认识。我感到这个提法很好，有一定的道理。你对这场清查运动认识正确不正确，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怎么认识，这是能不能把这个运动搞好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些单位的同意们提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搞好这个运动，首先要坚决，就是说要树立把这个运动搞好的信心。如果这个单位有“五·一六”，就要坚决把他们搞出来。当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五·一六”。一部分单位有，一部分单位就没有。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分析，如果有就要坚决清查。在开始搞的时候，有些单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感到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三结合，都搞好了，如再搞“五·一六”，耽心引起波动，耽心破坏了大好形势。实际上这些耽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些单位有“五·一六”，你不把他挖出来，是一大祸害。他们专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把这些家伙搞出来，大联合，三结合，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搞不好，因为他们在那里搞破坏嘛。只有把这些人清查出来，革命、生产才会越来越好。这些单位过去一直是“老大难”单位，问题—直得不到解决，但是把“五·一六”挖出来以后，“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总之，有坏人在里边，搞什么也搞不好，清查“五·一六”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来搞，真正贯彻十三号文件精神，不会引起波动，也不会搞乱，只会越搞越好。敌人就是这样，你打打他，他打你。特别是“五·一六”这些家伙，他们是搞阴谋的，如果使他们隐藏下来，过几年以后，一遇时机，他们还是要搞鬼的。所以，要坚决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要正确认识这个运动的目的，以及这次运动的复杂性。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它不同于一般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清队，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较复杂。

为什么比较复杂呢？一个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别，特别是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大好区别的。而且这个问题还须正确区分，区分不好，不是扩大化，就是一风吹。再一方面就是敌人的破坏。特别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他们设下了很多圈套，给你搞的真真假假，真一套，假一套。有的“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完全是给你讲假的，把你引入歧途，叫你犯错误，更增加了这个运动的复杂性。

根据一些单位情况来看，只要认真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去搞，按照九条方针去搞，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从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有些单位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到现在，一直搞得比较好，比较稳，坚决按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办事，现在罪行和组织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经验证明：只要真正贵彻执行十三号文件、九条方针，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运动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运动所以复杂，就复杂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面。

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逐步把它端出来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把王力端了出来，那时戚本禹还在台上，他还搞了很多破坏活动。把戚本禹搞出来后，还有“小小老百姓”在台上，他仍然搞了很多破坏活动。过去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小小老百姓”总是要人们找表、找组织，有意识把运动引入歧途。为什么他要这样搞？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掩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有意不让你去搞。一些单位清查“五·一六”，他不让去挖后台，他胡说，你们不要以为“五·一六”有什么后台，走资派就是他们的后台。那就是说，不让人们去挖“五·一六”的后台，有意把运动搞乱。前—段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倾向，总根子就是“小小老百姓”的干扰，在红旗杂志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检查检查看，你们让小爬虫爬了多少，他使你去搞群众，把运动引入歧途。最后搞不下去了，他又说，过去的事情不说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有些“五·一六”骨干暴露出来了，他不让人们搞他的罪行，而要人们搞他的历史，因为一搞罪行就搞到他头上去了。在这方面也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十三号文件，按照九条方针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第三，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是专门搞阴谋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的手法主要是搞阴谋。阴一套，阳一套，从他们的下层骨干，一直到上层“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萧华、杨、余、傅都是这么一个手法，从我们清查出来的他们搞阴谋的秘密文件看，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陈伟同志谈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和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中的内容）

从以上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搞阴谋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从他们的罪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骨干分子完全是搞阴谋的。

1.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

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

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

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三、当前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

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在中央首长指示，十三号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足，不少单位的领导亲自动手，排出了大的事件，纠正了过去一风吹的错误倾向，放手发动群从，进行路线教育，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对重大案件联合作战，一点一点地查清、落实，掀起了清查的新高潮。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面前，“五·一六”分子感到不交代混不下去了，不少人交代了罪行，许多受蒙蔽的和一些知情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总的来看，这段运动声势很大，发展很快。重大案件的清查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有他已经结案。联合小组排出来的十五件大事，都有很大进展，有的已经结案了。比较大的三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事件，上层策划已经基本查清，“小小老百姓”他怎么策划的，有好多文件已经查清。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上层策划，现在也基本上查清楚了。围困中南海已快查清结案了。通过清查重大案件，也清查出了一小撮坏头头、骨干和幕后操纵者、主谋。

现在来看，运动进展比较快的单位，组织问题和罪行问题已基本上查清，准备结案处理了，有一批这样的单位。

另外，也有不少单位，把“五·一六”分子那些明火执仗的罪行基本查清了。现在正在深挖幕后阴谋部份，深挖他的幕后策划部分，运动正在健康深入地发展。

一些过去曾经出现过偏差的单位，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这些单位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十三号文件精神，现在进展也很快。

整个运动形势看来是好的，发展的也很快，实际上通过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团结，清除了派性，清出了“五·一六”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组织。凡是这样做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生产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有些单位体会到，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光靠你说，要看你这个单位的政治情绪，要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表现出来。二七厂、化工三厂等其它一些单位，由于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的比较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形势，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都很好，这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这一单位在清查中搞得人人自危，再怎么说也不是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九条方针，要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方面表现出来。

现在来看，北京市和中央国家及时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搞得是好的，这些单位有几条经验、体会：

1.是先搞组织，还是先搞罪行；是从搞罪行入手，还是追填没填表？这是保证运动能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凡是一开始就追组织，追填了表没有，面铺得大，运动就受挫折；凡是注意抓罪行，又按照十三号文件，注意了几个区分，这样搞，运动就健康，发展就快，就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2.是认真调查研究，还是轻信口供？凡是认真搞调查研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运动搞得就好，搞的就准。清查“五·一六”关键要搞准，要重证据。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搞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轻信口供，在运动中就要上当，走弯路。也有的个别单位走过弯路，搞了一大批口供，一大堆材料，有的搞了一大堆名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不晓得。这样案子就难搞。特别是一些坏家伙混不摸鱼，开始不交代，你硬迫他，他交代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把你搞得糊里糊涂。

有的是轻信口供，谁交代的越多越好，问题越大越好，他如果不交代或交代的问题小，你就说：“你干什么不好好交代！”就说他态度不好。说是不逼、供、信，实际上还是逼、供、信。态度好坏要区别他是真交代还是假交代，如果谁交代的问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不分真假，那还不把问题搞乱？

面前的不要过大。对有把握的，人证、物证，旁证确凿的可以动，没有这些，就不要动。

敌人是很狡猾的，有时他故意挑动，说你敢不敢公布材料，还有的说你跟“五·一六”斗争不坚决，没有勇气，说你右倾。我们有些同志被敌人愚弄，结果公布了名单，就李××、张××、王××都是“五·一六”分子，但是谁真谁假分不清，搞得人人自危，这是很不对的，这样非搞乱不可，这是上了敌人的当，敌人愚弄了我们。没有分析，只凭口供就动，这是不对的。要搞罪行，通过排案件，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部份人清出来。这些人为数很少，能量很大。

有些坏家伙就是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交代一大堆都是假的，把真的掩盖起来，不要上这个当。要认真调查研究，要认真分析。有些东西有记录或物证我们可以分清，物证有些能找到，有些也可能找不到，只要认真分析也可以分清楚是真是假。我们一开始经验不多，也上过当，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在审犯人的时候，有的坏家伙乱供，乱交代，我们光是听。后来向谢副总理汇报时，谢副总理指出：“你们瞎听，他就瞎说！”可不是嘛，他瞎说，你坐着听，不表态，不批他，他就一个劲儿瞎说。有的交代说，有几百人在一个礼堂里参加“五·一六”宣誓大会，墙上挂着蒋贼的象。显然是瞎说。你听了不批，他还瞎说，越说越假。

要按照“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来分析，因为它是搞阴谋、说黑话的，但只要通过查时间、地点，也可以查出来。首先查在那个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在这个地点有没有这些人，在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景芳交代，六月二十七日戚本禹把他叫到钓鱼台，给他布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就查有没有这件事，经过查证有这件事，因为钓鱼台进门登记簿上证明他是那个时间去的，而且是戚本禹叫他去的。第二查了那时的报纸，从他回去后第二天，北京日报就改变了调子，得到了证明，证实有这回事。所以，有些没有人证、物证的口供，要很好地分析。有一种说法，说判断口供可靠不可靠，要有三个人的口供不能对到一块，只要对到一块就是真的。对不到一块，就不是真的。这种说法要分析，要看你的材料公布没有，如果材料没有公布，又没有搞逼、供、诱供、指供，对到一块了，就可能是真的，如果材料公布了，搞了逼供、诱供、指供，那十几个人的口供也能对到一块儿。

还是要靠调查研究，好好分析。至于公布名单的做法是错误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不要公布。现在就是要搞他的罪行。把骨干搞出来，只要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哪怕只有一条、两条重大罪行，就可以做结论。搞了一大堆，一个也没有查清，也做不了结论。一点一点地搞，搞清一件是一件。要先搞已遂的。未遂的要不要搞？也要搞，可以放到第二位。先把已遂的搞清楚。关键是要搞准，特别要执行政策，落实政策。

区别对待的政策要落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也可能打击面过宽。这次清查“五·一六”要重点打击那些最坏最顽固的骨干分子，主要是打击这些人。对一般成员，要多做教育工作，争取失足者，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大部分是好同志，他们就是不明真相，上了当。对他们更是靠正面教育。主要是打击最坏最顽固的那一小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极“左”反极“左”，加果有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左，表现上是左，实际上是右，形“左”实右。要很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不要怕人家说你右，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怎么是右？要实事求是，不能形而上学，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给定上这个问题，不是搞错了吗？

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五·一六”分子怎么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要处理，如何处理，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有些单位他们是这样做的，向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对骨干分子态度坏的，要从严处理，态度好的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的胁从，跟着干坏事的，按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表现坏的，罪行严重的也可以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于受蒙蔽的不能按“五·一六”处理，只要认真交代就算了，一般也不影响他原来的工作，也不影响他的党籍问题。这样做怎么样？请同志们考虑。

3.领导问题。这是关键的问题，一个单位的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的责任心。有一些单位运动搞得很好，就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领导总结经验、抓典型。也有的单位运动搞得被动，出现了不少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问题。甚至有的单位运动也了问题，领导还不知道。当然运动比较复杂，不同于清队、不同于搞历史问题，这里真真假假、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只要领导认真抓就可以搞好。外交部的运动现在搞得很好，基本上查清了。关键在领导，他那儿的情况复杂得很，姚登山直接和王、关、戚挂钩的，火烧英国代办处那个事件也是比较大的。据我们了解，燃化部专案会议开得不错，认真做了总结，交流了经验，交流了做法，促进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4.搞好路线教育。通过这次清查“五·一六”，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了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教育是根本，要敢于拿出时间，对广大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凡是这样做的，运动搞的就出色。即便是有的单位极有“五·一六”，搞一次路线斗争教育，提高群众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五·一六”的罪行，也是很必要的。搞路线斗争教育很有必要，如果不搞路线斗争教育，就成了就事论事，就成了为抓“五·一六”而抓“五·一六”。

当前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是很好的。就是有个别的单位掌握的不好，有扩大化的趋势。要考虑一下，出现了的要纠正。当然也有个别单位，明明他有“五·一六”，他不搞，他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搞“五·一六”，那也搞不好，有“五·一六”就要搞。也有的不发动群众，靠领导同志谈话感化他，不发动群众去批斗，光靠领导谈几次话感化这是不行的。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首先要斗，七斗八斗，要发动群众。也有的给群众划框框，不抓重点对象，这不要提，那不要提，甚至不叫提中央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你清查“五·一六”不提“五·一六”怎么搞？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然绝大部分运动搞得很好，很有生气，很有成绩，这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轻工业部专案办公室）

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伟
1971.08.21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将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个人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再加上个人水平很低，可能有错误，不对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今天向同志们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二是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对“五·一六”的阴谋怎么认识；三是当前了解到的北京地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提出这三个问题和同志们共同商量、讨论。

（一）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查“五·一六”运动非常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对清查“五·一六”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姚文元同志《评陶铸两本节》的文章时，就加上：“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文元同志在这本书上是这样写的：“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当毛主席读到这里的时候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就给“五·一六”定了性。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指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毛主席指示非常深刻，非常清楚。有些单位就按毛主席这个指示搞的。主要指组织者，操纵者是这样一个阴谋集团，而不是说受蒙蔽的人也是阴谋集团。林副主席在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凤。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段就把“五·一六”的上层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了。指出了“五·一六”组织者，操纵者是些什么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就是这么些人，是“五·一六”的核心。它的组织者，操纵者就是这些人。同时林副主席在报告中把“五·一六”的罪行也指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进行反革命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敬爱的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也都对清查“五·一六”做过多次重要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运动的发展，针对清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出既不要搞扩大化，也不要一风吹，一定要把“五·一六”搞清楚。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都及时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尤其是总理，从去年十一月分以来，做了许多非常具体、明确的指示，所有这些指示的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都反映出来了。中央十三号文件是总理亲自起草的，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执行好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问题，领导的关键又是认识问题。有的单位在贯彻十三号文件中，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概括为“四抓”：

抓罪行，抓骨干（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是打击的重点，这些人也要区别对待，打击最坏的。抓罪行是本质，为什么要清查他，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不犯罪清查他什么？问题在这儿摆着，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主要看犯没犯罪。有罪行就清查。抓罪行怎么抓，就是中央十三号文件中讲的抓重大案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案件一个个排出来，一个个进行清查。清查案件的目的，从清查案件过程中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是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

有些单位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提出抓要害，要害就是阴谋策划部分，不抓这个就抓不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就可能抓了一般。

再一个就是抓重点，重点包括重点事件，在清查重点事件中要抓住重点人（即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当然还有重点单位。

所以有些单位在清查过程中总结为“四抓”。抓罪行是问题的本质，通过清罪行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着，第三是抓出阴谋部分，这是要害，第四抓重点。这样对不对？同志们可以商量，不能一开始就笼统的抓组织，是否填了表格，这样就容易上敌人的当。

根据现在清查的情况来看，要清查的重点是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中有的他恰恰没有填表参加“五·一六”，如有名的姚登山、孙正都是“五·一六”的主谋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都没有履行填表手续。还有特务吴传启、叛徒潘梓年等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去抓填表，就恰恰上了敌人的当。从有些单位来看，有些人交代参加了组织，填了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罪行。如新华印刷厂、二七车辆厂，有些老工人、党团员、二七烈士后代，他们听说有个保卫中央文革的左派组织，非要参加不可。人家说他保守，不让参加，他追到厕所里还要求参加，给了他表格，有的自己不识字，别人代他填表，这些人就是受蒙蔽的。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出不要一开始就追填表，追组织。

搞组织，有的一个人就供出三百人的名单，甚至把车间花名册都交出来了。这个问题向吴德同志汇报时，吴德同志说这个不可信，他能一下记住三百人，记性这么好，不可信。敌人搞诡密手法，和诡密活动，退却时烧毁了罪证。开始搞组织就会把主要的漏掉，这是敌人在搞真真假假，搞出一堆名单，搞乱了套，容易搞得真假难辩。

当然组织不是不搞，把罪行搞清以后再搞。搞罪行搞到一定程度，组织问题就不是那么难搞了。组织不是不搞，是放后一步搞。二七厂搞罪行，组织问题也搞清了，主要是把罪行查清。有的同志有个“组织定性论”的思想，认为“清出罪行不过是极左，清出组织才能分敌我”。我们不能因为他参加了组织，就把错误说成是罪行，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组织就把罪行说成是错误。是罪行就是罪行，是错误就是错误，要实事求是。

有的单位提出组织问题他老不承认怎么办，定“五·一六”就是按罪行定，主要是靠罪行来定。按组织定“五·一六”，有些没有履行手续，怎么定法？他就不是“五·一六”？容易把坏人放掉，按罪行定比较科学。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区分“五·一六”罪行根据有两条：一，是不是有上线，上线指的是“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和他的同伙，是不是在这—伙直接或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的，阴谋是要害。二，是阴谋破坏活动是否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用这些来区分是不是“五·一六”。有些罪行也是三指向，可是没有上线，那么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如去年中央二十号文件讲的那样。不要认为现在只有“五·一六”，就没有什么其他反革命了。不能把什么坏事都说是“五·一六”干的。比如有的说，什么“五·一六”杀人犯，“五·一六”强奸犯等等。不能扩大“五·一六”的作用，要区分是否“五·一六”罪行，关键是挂线。没有“三指向”的，也可能搞阴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也搞了些背后活动，不是“三指向”，是搞了派性，犯了错误，这就不能算罪行。要这样来看问题和认识问题。

搞罪行也要防止扩大化，注意严加区分。“三指向”，第一指向好区分。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是谁都是反革命。比较难办的是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人对军管会、军宣队提了些过头意见，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这个要与反军乱军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混到—起。有些人对革命委员会领导说过错话，做了错事要和颠覆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五·一六”反军不是反那一个人，而是想把军队搞乱，乱军是目的。反革委会目的是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关键在这里。

要把上线划清，要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与阴谋勾结区别开来，要把犯错误的造反派和“五·一六”犯罪区别开来，要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第二点，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必须搞好几个区分。

1、正确地区分是非。我们与“五·一六”这场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五·一六”是搞阴谋的，所以这场斗争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一般的清队。复杂的原因就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起，一时难以区分，不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不好区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一时不易排除，若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就不大容易排除。我们这次清查的目的是保卫伟大项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要搞清是非，把非搞成是，就会一风吹，把正确的说成是罪行，就是政治上的错误。在区分是非的过程中，每个单位都有其不同情况，要对照当时毛主席是怎么指示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起了什么作用。同一件事，在这个单位做的是对的，在另一个单位就可能做错了。如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各单位向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可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明确了，有些权不能夺，这个权是中央的，只能监督，不能夺。他们非夺不可，这就是反革命夺权。无产阶级司令部讲了，你不照办就是错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把是非闹清楚。这是一个区分。

2、区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罪行。

3、区分坏头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从犯、胁从和受蒙蔽。这要很好区别，区分这个问题，要看罪行大小，有无罪行和阴谋。在清查重大案件时，这个问题很重要，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打击重点，他们是具体策划搞阴谋的。这些人一般是过去就坏，现在也坏，也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过去不是他们不坏，而是没暴露，这次彻底暴露了。他们数量很少，但能量大。第二种是从犯、胁从，跟着干坏事的，这些人了解部分阴谋，但不完全了解，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争取。第三种完全是受蒙蔽，根本不了解阴谋，受他们打着红旗的影响。如围困中南海，真正了解阴谋的是少数，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他提出“谁不让揪，就揪谁”。谁敢不揪？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背靠背地批，周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这说明他们不是搞对少奇，而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中南海围的水泄不通，中央所在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广播，中央没法办公，没法休息。中南海都能围困，全国还有哪个地方不能围困？真正了解这个阴谋的很少，这次就主要清查这些人。跟着干坏事的不完全知道阴谋，是从犯、胁从。第三种是受打着红旗反红旗蒙蔽的，认为“揪刘是大方向”，不去是怕当“老保”，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就是看有没有罪行，知道不知道阴谋。

有些单位对这三种人如何处理，只是有个设想，还没有处理。这些设想中央还没有最后批准，中央联合专案小组，准备向中央上报，如何处理，按中央指示去办。

有的单位有些设想，也跟大家谈谈。

1、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敌我矛盾，态度不好的，罪行大的要严加惩处。其中态度好的，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2、从犯、胁从，跟着干了一些坏事的人的处理，一般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争取过来。个别现不好的，问题严重的也可按敌我矛盾处理。

3、对受蒙蔽的人，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不影响工作、党籍、团籍，不给处分，但必须把问题说清楚，不能把这些同志说成“五·一六”。材料要不要入档案，有的说要入档案，有的说不要入了，登记一下就行了。这些问题还都在议论阶段。

（二）如何认识“五·一六”是阴谋集团。

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容易上敌人的当。究竟“五·一六”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即使有些口供找不到物证，也要研究如何分析辨别真假。

比较典型的有两个材料：一个是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一个是徐凯搞的十八条，如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中第二条是这样讲的：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别人搞掉；二是自己垮掉，这太可惜，大痛心。

第四条：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创造条件。

第五条：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不随便踢，要拼命多保，对战友有功的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要重点保。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第九条：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第十五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第十七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第二十四条：准备走曲折的道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目标上。

第二十七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第三十一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第三十四条：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显得到反映，按其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占有—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第三十六条：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再看看徐凯的十八条。比如：

一、北京地区铁路七万多人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只有两万人左右，对立的三万多，还有中立的。只要一致对准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大方向错了”，“是官办的”、“铁杆保皇派”、“武斗急先锋”、“打人凶手”等罪名。要千方百计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从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分化瓦解他们。

二、要经常给他们制造磨擦。如果他们开批判会就说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我们来突然把当权派抢走，要是他们不放，就说他们是保皇。闹出事来武斗，就说他们是当权派操纵的，可以无伤制伤，绝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他们。在武斗时，要尽可能抢一些袖章等东西作证据，事后准备一些凶器，作为对方行凶的罪证。这些都要由有经验可靠的人去干，必须保密。如果被人抓住，也不能承认错误，要抓紧时间大量宣传。

五、我们尖兵排力量强，目前二百多人，但还很不够，必须发展，化整为零，要吸取“财尖”飞虎队的经验，用麻雀战术，使对方感到更大的压力，闹出问题来与“工铁筹”无关。如果遇到他们发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再加围攻。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去撕掉。

六、对立面只要一露头，就想尽一切办法压下去，特别是他们没有基础以前，群众不明真相，就对他们不满，失去领导权，迫使他们下台。

七、对上级所发的各种文件，要灵活运用，千万不要受文件的限制，对立面怕违反就受到文件的约束，就不敢斗争。我们就落得个“敢”字当头。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保字号组织，干错了也不要紧，可以说干革命我们不懂，要不然把责任推到当权派身上。可以说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此来统一内部思想。对外坚决不承认具体错误、缺点，不要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不放，谁要追究—个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把矛头对准他。

九、对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单位要大量宣传，多造舆论。对立面的单位一律做为造谣。大多数不明真象，因此真假也分不出来，如果他们要辩论，在辩论时就说他们完全造谣，污蔑，再加上—条罪名，说他们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十、我们要做到顺我者存，反我者亡。如有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一露头，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打下去，要他们抬不起头来，使其附近的小学生都骂他们是保皇派。

十一、我们公社所属的分社，每干一件事就必须让党的负责人肯定是革命行动，要他们签字以后他们就不好改口，也有我们的余地。如不肯签字搞他个晕头转向，糊里糊涂，逼他签字，错了与我无关，由当权派负责。

十三、不论大小干部，只要他们承认我们是坚强的革命左派，站到我们这边来，不管有多大的错误，我们也要保起来，不让对立面斗他，这样大部分干部都要向着我们说话的。否则我们就要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他，软硬夹攻，无限上纲，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干部，也说他们是顽固坚持走刘邓路线的三反分子，如对立面搞三结合时，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放过对我们不利。

十四、我们要利用三结合的名义，把支持我们的于部，不管他有多大问题，也不要怕，要大胆结合起来。如果对立面揪斗，我们就说：“打击革命干部”，是刘邓反动路线，我们就把干部藏起来，就说：“要揪斗当权派必须经过我们批准”，否则以后发生一切后果和武斗都由对方负责，……。

十七、……要多向解放军和军代表汇报，把军代表缠住不放，不要叫他下基层。他们和群众见不到面。让军代表对我们有好感，各组织对本单位大量宣传，就说军代表根本不支持他们，这使对方与军代表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大造舆论，说他们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罪责难逃。

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五·一大”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所以能蒙蔽欺骗群众就是因为有打着红旗的一面。他们活动的手法是很诡秘的。

1、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如他要抢机密档案，但是他不说抢，而是说“对机密要监督，要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对造反派无密可保”。如制造打砸抢，就说“不搞打砸抢就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派，这些都是戚本禹讲的。

2、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中央常委三比四、四比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还采取政治陷害的手法。如制造00七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一九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见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找了“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就派刘志坚接见他们，他们讲了许多攻击总理的话，刘志坚单独向“小小老百姓”汇报，“小小老百姓”一面说不会吧！一面又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就是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在一起就说黑话，但对下就打着红旗反红旗。如围困中南海事件中，谢副总理传达中央指示要他们彻，“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在八月九日晚上到揪刘火线的帐蓬说：“你们该回去了。”然后又说：“你们辛苦了，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哦！你们还揪谭震林哪！我都不知道！”这些反革命心领神会，马上改了旗号就揪谭，揪陶、揪王光美、谷牧。他完全搞的是两面派。就在这一天“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小汽车送蒯大富，韩爱晶回校，就在回去的路上，蒯大富问军队这么乱，怎么搞？我们这么搞，将来能不能站住脚。他—路哈哈大笑—句话也没有讲，下车时说：“无限光明，无限希望，无限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鼓励他们接着干。这都是黑话。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揪军内一小撮”最厉害时，陈毅同志在宴会上向小将们敬酒时，戚本禹说：“今天喝酒不要忘记斗争啊！”进行煽动。

3、以反死人为名，大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舆论。所谓“讨孔”就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到了山东孔庙后要砸碑，首先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在碑前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向国务院抗议，给国务院写了抗议信，攻击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还跑到几百里外把周公庙也砸了。

4、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很快暴露了。他采取另外的办法，就把毛主席的指示说成是刘少奇的拿来批判，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5、以搞专案为名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如搞什么李立三专案、陈国栋专案、孙大光专案，实际上他并不搞这些人的专案，而是打着搞专案的幌子，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6、公开的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煽动坏人起来造反，他们有个理论叫做：过去受压的人现在最革命，造反精神最强，把一贯反毛主席的陈里宁打扮成为新时代的狂人，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文化大革命。外交部还有个“反迫害大队”，清华（大学）还有一个“红教工”，都是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子弟，其实是黑教工。清华现在已将其定为反动组织。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最突出的就是徐凯，受戚本禹的指示到劳改农场煽动劳改犯起来造反。说什么“同志们，你们现在不利用这个机会起来造反，将来再无翻身之日。”一下子就把坏人煽动起来了，结果把军管会主任打得几个月起不来。

7、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中收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8、他们采取“清君侧“的策略，就是他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是反毛主席周围的人架空主席。他们集中力量反对总理，就是为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很恶毒的。

9、他们专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每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一个部署，他们就干扰破坏。如反军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指示他们起草一个文件，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一方面起草文件，同时起草一个宣传提纲，要“揪军内走资派”。毛主席提出要“三支两军”他们接着攻击解放军“支保不支左，支左方向支错了”；毛主席提出要“拥军爱民”，他们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专门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

10、在每一个重大反革命事件中，真正出头露面的都不是有名的人物，最坏的人在幕后操纵。如火烧英代办处，出头露面的人都不出名。围困中南海，表面上连“五大领袖”都没有去。“揪军内一小撮”，派到各地去的人也都不出名。最坏的是幕后操纵者。这次清查一定要把幕后的查出来，清查表面人物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这些人把幕后的搞出来。在清罪行问题上不能轻信口供，要加以分析，按打着红旗反红旗，阴一句、阳一句的特点，很好的分析。如轻信口供，有的对象交代问题真真假假。什么叫态度好，态度坏，有的认为谁交代的多，问题大，就是态度好。这个不对，我们过去也上过当，一个家伙把问题讲的很大，一天比—天讲的大，我们向谢副总理汇报说他净瞎说，谢副总理说你们瞎听，他就瞎说。要研究，不能说他交代的多态度就好，而是看他交代问题是否真实来看态度好坏。否则就是变相逼供信。我们都是与敌人做斗争的，“五·一六”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很好的研究这个敌人，要把他制服，研究这个敌人用的是什么阴谋，搞的是什么手法。

（三）当前北京清查“五·一六”的情况

当前北京市清查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和中央十三号文件。主要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充分发动群众，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凡是这样搞的运动发展的就健康，就快。搞得快的单位罪行查清了，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都搞清了，有的组织问题也基本查清了。有的单位过去走了一段弯路，一度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但认真按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办事，领导重视，亲自挂帅就抓上去了。外交部相当复杂，敌情多，姚登山与王力直接挂钩，“五·一六”活动猖狂。由于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罪行就基本查清了。只要认真接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去抓并不难。还有化工三厂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今年七月份罪行、组织基本搞清了，运动基本正常，既没有扩大化，也没有一风吹。只要按中央的精神办搞清不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些单位问题比较复杂，可是由于基本上按中央十三号文件搞了，多数进行了深挖幕后、深挖阴谋阶段，没走什么弯路。运动开始发动群众揭发的面大一些不等于扩大化，关键在领导掌握动的面大不大，动就是让他交代，关键是动的准不准。在准字上下功夫，表面上看来慢，实际快。有些大专院校很复杂，全国都插了手，有些搞的很稳，没走弯路，稳准狠就不容易出现扩大化，一风吹。

另外少数单位出现偏差。由于三个原因：

1、追组织，搞出了一堆名单，真假难辨，上了敌人的当。有的基至公布了名单就要被动。有个说法说有三个人交代一致的就可以定，这也不一定，要具体分析，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交代一致的。如果你把未经查实的材料公布出去，十个、八个交代—致的都有可能，那就是串供，搞逼、供、信了。不能只从数字上看，当然不是在逼、供的情况下搞的，几个人交代了就不可不信。

有的单位开始搞罪行，搞着搞着就搞组织了。有的人认为不搞组织漏掉怎么办？不从罪行上搞，就可能漏掉最大的，搞乱了套真假难辨，就更可能把敌人漏掉。单纯搞组织就容易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打击最顽固的，不利于分化瓦解。在没讲围困中南海是反革命事件前，这个讲我去了，那个讲我去了，一提是反革命事件就怕部沾边了。主要是没讲清政策，要打击最顽固的那三种人，不要搞得知情人紧张，怕沾边。要让他们放下包袱讲真话，要按党的政策区别对待。

2、搞罪行，几个区分搞得不好，区分得不对或搞出的罪行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搞出一堆口供，真假难辨。结果就想等，等上边有什么好的办法，别的单位有好的经验。这主要是调查研究做的不够。要在认识“五·一六”反革命特点上很好的下功夫。口供是假的就应该排除，有的同志有顾虑怕人家说右倾，结果就宁“左”勿右。以极“左”反极“左”，就容易搞乱。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该肯定都肯定，该否定就否定，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受派性的干扰。只要认真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就可以解决。

3、政策上区分不清。罪行和错误，没有很好区分，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如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广大群众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方向是对的。把坏人抓出来不能否定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否定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在打倒资产阶部司令部斗争中有很大功劳，不能因为清查“五·一六”否定了造反派的成绩。

所以要把几个区别对待搞好。现在有的出现面搞得大了，有扩大化的苗头，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搞了组织；二是搞罪行没搞调查研究，轻信了口供；三是搞不好几个区分。再加上敌人搞真真假假，有意破坏，派性干扰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当前要集中力量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要千方百计的搞物证、旁证。这些东西只要认真分析，是可以搞清的。

如周景芳交代他参与了火烧英代办处反革命事件，周景芳六月二十七日去钓鱼台，关、戚接待他说：“现在外交方面问题严重，外交部是卖国部，北京市以后要过问外交活功。”周说人民日报怎么登我北京日报就怎么登。戚说“不对，北京日报应走在人民日报前头”。当时也没有记录，也没有物证。结果一查钓鱼台的来客登记果然六月二十七日周景芳去了。又查北京日报，六月二十七日前与人民日报的调子一样，六月三十日以后调子高了，如提出打倒奈温等……。这就给他定下来了。

再一个是抓重点的问题，即使反革命分子犯了好多罪行，只要抓一两个关键性的定性的问题落实下来就行了。就是重大案件也是这样，如火烧英国代办处，查问题要抓几个关键，就抓姚登山怎么参与的，周景芳怎么参与的，有没有人证、物证、旁证，参与有好多线索，只要查清其中一两件和上线挂上就行了。

最近召开夺财权的协作会，夺权查清了，抗交权没查清，主要是查上线，王、关、戚是怎么插手了，先抓住能定性的几件事，主犯、从犯、胁从、受蒙蔽的就可查清，只要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就不难查清。有的说他参加“五·一六”，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学部有六、七百人在蒋介石像下宣誓参加的，这个口供就不可信，这样他就不是“五·一六”了，而是国民党。还有人交代，他在有多少多少人面前布置整毛主席的材料，这个不可信。他要公开说一句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的话，就会有群众揭发，也不会隐藏到今天。这个口供不符合“五·一六”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如他把主席的指示当刘少奇的批判这到可能。

有张大字报（“何许人也！”）攻击先念同志，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的指示都说成是刘少奇的。有些口供要好好分析，不轻易否定，否定要有根据，不要对那些玄乎的口供感兴趣。

对那些搞两面派的要查清，在谁都知道的事件中少数坏家伙搞阴谋，调过查明火执仗的把幕后阴谋策划的搞清楚。查的时候把已遂放在第一步，第二步查未遂。

现在有的单位还没有搞开，为什么搞不开，就是右倾。当前左的也有，形左实右搞扩大化；右的也有；明明有他不搞，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是右倾，都不利于把“五·一六”查清。

北京有些单位形势好，大事件查的快，十五件反革命案件查的进度很快，关键是认真落实九条方针如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领导又在于认识。

今天就讲这些，和同志们讨论，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叶剑英给毛泽东的亲笔信
1971.10.04


[1971年10月4日，叶剑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这封信在以往诸多出版物中均为传抄的片断资料且多有错漏。广州叶剑英史料研究会保存有这封信的手迹影印件，现将其公之于众，以利于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 信封上有叶剑英“呈主席阅示”和毛泽东圈阅及“总理阅，交汪存”的笔迹。汪，即汪东兴。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首先敬祝万寿无疆！

林彪、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结纳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上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

中央57号通知发出后，军委直属各单位、军兵种和院校，按总理指示，分批分片进行传达、学习、讨论、批判和揭发。据各单位初步反映：

一、明摆：各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暗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逆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

二、物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观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待（代）材料（王飞、江腾蛟、鲁珉）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心上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

三、要快：（传达）林彪叛党叛国罪行，是按中央规定，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我们是逐步扩大，层层下达，严格保密。但从传达效果看来，显比隐好，快比慢好，大家同意中央意图，加快步伐，拟于十月中旬传到基层，这样似台风过后，万里无云，做到思想上充实提高，组织上调整巩固。

估计到十一月以后，工作重点将轉到正常，为使政治局参加军委办公会议同志和我，了解一下军委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拟提出第一批汇报题目：

一、战备情况。由总参负责准备；

二、连队建设情况。由总政负责准备；

三、军工生产情况。由总后和国防工办准备。

我这个人脑子空，水平低，能力弱，有时也产生“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自卑感，这不对。当努力克服，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

昨天军委办公会上，我坦白地说出我的低能，请求同志们经常提示工作意见。同志们果然在会上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的意见。如果我能虚心地经常请教各同志，特别是经过东兴同志能够得到主席指示，加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够得到总理和各同志的指示，那么工作上的错误可能比较少些，我当尽力做去，请主席放心。

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谨致

敬礼！


 	叶剑英谨上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

来源：《党史博览》 2017年8期。


许梦侠同志在成都市委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干部会议上的动员讲话
1972.01.30上午


[〔绝密〕NO. 000935]


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和省委的安排，市委决定召开这次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从我市前一段传达学习中央〔1971〕68号、77号文件的情况看，总的发展是正常的。各级领导抓得紧，行动快，培养训练了骨干，带动了群众的学习。按中央规定传达文件的范围，除个别长期病号、外出人员外，基本上都听了传达。通过学习文件，反复讨论，揭发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本质，激发了对林陈反党集团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受到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增强了党的观念，增强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工农业生产持续上升。在提前超额完成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许多单位实现了1972年的“开门红”。现在，全市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正在满怀信心地夺取更大的胜利。

按照中央通知的精神来检查，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单位对中央〔1971〕77号文件学得不深，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批得不透。少数单位领导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深入钻研领会文件精神不够，带头揭发批判作的较差，组织领导抓得不够紧。还有少数同志存在着“差不多”、“等待”、“松劲”的情绪。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时认真加以克服，并要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

为了把中央〔1972〕4号文件传达、讨论好，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的重大意义


中央〔1972〕4号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当前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是一次最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们一定要紧跟照办，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中央〔1972〕4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以及这个反革命纲领的出笼经过和他们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中央〔1972〕4号文件有三个附件：附件一，是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影印件）；附件二，是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原文印件）；附件三，是李伟信的笔供。人证、物证俱在，影印件是物证，原文印件是为了好认，李伟信的笔供是旁证。《“571工程”纪要》是极其反动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贼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已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林贼及其一伙是怎样耍两面派的，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彻底揭露了林贼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个反革命纲领和广大群众见面后，必将更加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更加激发对林贼一伙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必将大大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增强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必将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印发《“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材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胸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群众的信任。充分反映了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

我们同林彪一伙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从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上看得更加清楚了。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四川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战略大后方，也是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命争夺的要地。林贼派他的同伙窜到成都，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林彪一伙在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里，把四川作为他们的所谓“根据地”和“借用力量”。这必将激起我市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进一步看清林贼一伙的狼子野心，加深对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认识。他们所谓的“根据地”和“借用力量”，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我市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他们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定要把四川真正建设成为毛主席放心的，党中央放心的，全国人民放心的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因此，我们到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首先认真学好毛主席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认真学习中央〔1972〕4号文件，掌握思想武器。要认真研究和批判《“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在批判中要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通过揭发批判，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一伙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什么是摆脱或削弱党的领导。从而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增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二、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要抓住重点


中央通知指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进行路线教育的最好的反面教材，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放，把它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在批判中一定要抓住路线这个纲。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改变我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我们一定要抓住路线这个纲，抓住这个要害，抓住最根本的东西，始终突出形势、路线、政策三方面的问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专题批判：

（一）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和谩骂；

（二）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对我党历史的颠倒和污蔑；

（三）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把我国的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

（四）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

（五）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歪曲；

（六）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极端反动的“国富民穷”论；

（七）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对我党各项政策的污蔑；

（八）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旗帜，打击毛主席力量的罪恶阴谋；

（九）彻底揭发批判林彪一伙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分裂军队的罪行。

以上9点，供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只有抓住重点，击中要害，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实质，就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认清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计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通过彻底揭发，深入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全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全市人民的战斗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起来。


三、这次会议的安排


这次到会的同志共3千多人，主要是基层单位的领导和分管这项工作的有关同志，还有各区人武部的同志，和市级机关的部分干部。会议的目的主要是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提高认识，培训骨干。只有各级领导同志先学好，回去后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中央〔1972〕4号文件的工作，更好地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会议计划开7天，分3个阶段进行：

（一）认真学好文件，掌握思想武器。中央通知指出：“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学习的主要文件是中央〔1972〕4号文件，同时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央〔1972〕68号、77号文件。在学习中要逐段反复精读，边读边议，领会文件精神。这一阶段安排3天时间。

（二）揭发批判。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在这个阶段，要把揭、批结合起来。这一阶段安排3天半时间，分9个专题进行揭发批判。

（三）总结和布置向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中央〔1972〕4号文件问题。时间半天。


四、几点要求


（一）党支部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学好文件和揭发批判。领导干部要带头揭，带头批。要掌握学习进度和思想动态。要及时反映学习的情况、经验和问题。

（二）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揭发批判中，应当联系本单位、本地区的情况，揭发林陈反党集团及其在四川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批判中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及其一伙。揭发的材料应按有关规定，密封上报成都市委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办公室、四川省委专案组或中央专案组。

（三）做好保密保卫工作。严格保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最后，希望同志们一定要集中精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志，积极地投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把这次会议开好，把中央〔1972〕4号文件传达、讨论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江青
1972.05.25


江青同志于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与华东组、中南组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并作了三次发言。现将江青同志的这三次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毛主席的这封信，我有这样的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学习。只是我个人的领会，不一定那么深，不一定那么准确。

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六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经过实践是比较清楚的。我坐在飞机上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我没有看到。不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所以说，这封信的根本思想，对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象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B──52旗号，打击D──52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解剖了自己，也解剖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通过混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这次学习有点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最大的学习。我在延安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开始学到了认识自己的困难性和重要性。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江青同志对《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的典故作了解释：

“武林”，指杭州。

“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

“白云黄鹤”，是指武昌。唐朝诗人崔颢曾写过一首黄鹤楼的诗，其中两句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阮籍是晋朝“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上说，他有“济世之志”，能诗善文，为人放荡无羁，非常傲慢。魏晋之交，乃是乱世，有识之士，多难自保，他却常以醉酒的办法，在政治上避开一些难处的事件，保全了自己。但是，他又能在酒醉的时间，为司马昭加九锡书写了《劝进辞》。他曾登广武山（在河南荥阳东北），看楚汉相争时刘邦和项羽打仗的地方，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成皋，即现在河南省荥阳县的泛水镇。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主席青年时代写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可惜那首长诗现在找不到了。对这两句诗，主席曾作过解释，我记得有这样两个典故：一是说，在民国初期有个人叫因是子（蒋维乔），他写了一本书，叫《废止朝食论》，说每天吃两顿饭，这样能活得长久一些。二是《庄子·逍遥游》一篇中，有一种叫鲲的鱼，化为鸟，其名为大鹏。这大鹏展翅击水，便飞越三千里，扶摇而上高飞九万里。毛主席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主席当时意气风发和革命的凌云壮志。

后汉李固给黄琼的信很长，主席引用了其中一段。《阳春白雪》是一种高雅的曲子，唱起来和的人少；《下里巴人》是一种民歌，唱起来和的人多。重点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意思是，名声很大，而名不副实。这里是指林贼讲了“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等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吹捧话。



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
周恩来
1972.07.23


(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批语。周培源：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


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语及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附]：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志对周培源同志谈话中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七月二十日，周培源同志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中央首长在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1973.01.01


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出席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的成员

时间：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晚十时三十分至二日一时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江青：我请同志们看这个电影，内容就不说了，你们都是名家、专家、行家，人家那些技巧我们可以借鉴嘛！这个电影就是《冷酷的心》的摄影在一九五三年自编自导自拍的，原名叫《网》。现在总理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就座谈座谈，现在大家发言。我请你们看电影，要大家讲一讲有那些可以借鉴的，有什么技巧可以学。今天先请你们讲，因为我陪你们看片子看了很多了，你们老说我给你们看黑白脸，你们还不服气。谁先讲？我点名了。谢铁骊先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不要紧，没有抓你们的小辫子。

视觉形象，只有十句话左右。不用话也看得懂。象你们这样的看一遍，就应该有意见，有感触了。钱江，你讲！你也应该有感触了，不要怕讲错嘛！

成本非常低，老板一定欢迎。他等得时间不少，等云，等潮水，各种各样的潮。刻划人物，你们讲究七个色阶，这部电影有没有七个色阶？都用了眼神光。近景多，但不使人感觉跳。只有两堂景，两个小景。调子还是比较偏高的。一堂景是街上……。(钱江：街口也好象是自然景。)

是那个商店，偷枪的。

表现人的心理。这部电影二十年了，这个人很成熟，成家了，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了。哪位同志拍的《奇袭白虎团》？你也讲一讲。

有好几处加了辅助光。成本很低，几个演员嘛。表现海浪，不全给你看白浪，也有黑浪，有时用黑浪衬托白浪。沙滩也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看得都是一面水的，也有两面水的，各式各样。看得很清楚，连胡子都看得很清楚。给人印象深，使人不容易忘记。老是那几棵树那一条路嘛。成荫，你讲！你们搞得那个分镜头，净是蹦来蹦去的。这个片子的编剧、导演也是不错的。整个画面构图都很讲究。

这个李文化躲在哪儿去了？一定是躲我。小桥流水人家嘛！张冬凉躲到哪儿去了？这回看得过瘾了，摄影的没有看了不过瘾的，钱江你看了也过瘾吧！不过没有他的魄力大。没有那样耐心，不敢闯。怕失败，怕丢了名啊、家啊，怕丢了资产阶级的臭名，今天是批评啊，等会儿我还要作自我批评。

还有一部叫《白鬃野马》的片子，吴德同志，我陪他们看过的，可能还有的同志没有看过，可以看看。五本，基本高色调，是很难得的，也没有什么对话。

有很多特写，眼睛的特写，手的特写，还有半个眼睛的特写，都用了，你讲(指张冬凉)。

我老说要给你们付学费，春桥同志也说，给你们付学费，你们还是缩手缩脚。该打屁股！是什么原因，灵魂深处的东西要挖出来，不然将来搞创作还是不行的。成荫同志，你把李奶奶凌驾于李玉和之上，就是个大问题。(此时总理到会)

我刚才请他们看了一部电影，现在在座谈。

比如用手的特写，是表现两种爱。那个男的并不真正爱她，没有精神上的爱。这个从精神到肉体都很崇拜她。没有接吻，这在欧洲是很少的。它用两只手就表现了。

还有那位同志自告奋勇地讲，不要怕讲错了，又不抓辫子。(对总理)刚才看了一个片子，剧团的同志没有看。(对大家)总理来了，现在请总理讲一讲。


当总理指示，电影不只是故事片，还有科教片。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要求来说，太少了，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时，江青插话说：我们还没有用在教学上的片子。


当总理指示：青年人喜欢新的东西，我们要拿革命的新东西给他们。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时，江青插话说：不是七年，是解放以来，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当总理指示说：教学片也要搞一点，推动教育革命。这时，江青又打断说：刚才这个电影，整个一个半小时，只有十句话左右。不用讲话，劳动人民也看得懂，达到这个水平就了不起。


当总理要江青讲话时，江青说：先请先念同志讲，你抓电影工业吆。


当李先念同志讲话时，江青却打断说：北京洗印厂搞染印法的不要散了。过关了没有？千万不要拆掉。


当李先念同志讲到：电影工业会议正在开，我听了一次汇报，有了几期简报时，江青说：这种简报要给我看，政治局的同志都要给。


当李先念同志讲到：保定厂的生产形势还好，质量不稳定，还有些问题，比以前听到的消息好些时，张春桥插话说：不一定。我了解了一下，好多单位一块搞，比较复杂，电影工业包括化工等等，好多单位现在没有人统一管。邱会作插了手，破坏得相当厉害。单打一，把这门搞得水平很高，很困难。


李先念同志：其它上不去，它也上不去。

江青：你去抓一下就好了。过去没有人抓，我去抓了一下，坏人就冲我来了。

江青：我抛砖引玉，你们思考。我应作自我批评，整了你们多少年了。批评也可以说是爱护。每一次批得时候多，批得有的人混身疼。我可能有说过的，说错的，请同志们原谅，当然也要指出：批评对的，你们就要照着做。我还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就是很久不见你们了，当然我也可以推卸，很忙，可是总理比我忙得多。我好久不见你们，该作自我批评。我觉得电影工业是很重要的，是综合的工业，应该很好抓上去。电影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为我们的电视不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修字号国家电视很多。电影才有五十年的历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衰亡了。美国的好莱坞已经成了游览的地方。我们上山下乡的十六毫米影片还很少，八·七五还没过关，彩色印染法还没有过关。我们黑白底片原来过关了，但遭到了破坏。我们应该攻坚。今年如果印染法能够拿下来，就可以大批生产出口，就很了不起。你们现在用的胶片，是伊斯曼，是先进的，这几个样板戏，光、色、构图有缺点错误的话，同志们要负责。当然我也有责任，批你们批得不够。有几个厂分散在各地。我不可能到各厂去，大家聚拢来谈一谈，我抓了一下北京的。我还抓了电视，用电视促你们的。我是不看电视的，偶尔看了一次，还不错。电视我是批过的，后来上去了，我们又表扬了他们一下。我就请了些同志看电视，看了不少次。为什么《智取威虎山》影片那么久出不来？那么为难，拍不出来。学费交得太多了。

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有几个现成的，因为没有精力抓，也走了弯路。

你们批林整风学习也不够，批林整风要掌握武器，你们第一是受刘少奇的毒害，接着又是林彪。他们可不得了，要整死人的，为了一个八一厂，今天欢迎我们了，明天又赶我们走，叫演员吃冷饭，把嗓子都搞坏了。查查军委办事组的材料有一口袋。这几条汉子真可恶啊！现成的不给用。棚也不借给，搞得我们只好借地方。搞得我们好苦噢。我要问一下北影的新建厂建成了没有？(狄答：主要工程都完了。)

在我们这条战线上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揭要批。他们要破坏一个戏，使用种种手段。六九年冬天他们千方百计整我们，我被他们整得什么也吃不下去，突然耳朵都聋了。差点把我整疯了。没有被他们整疯就了不起。十次路线斗争很尖锐，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这成绩，还能站住，还能前进，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七三年怎么上阵呢？首先是洗脸、洗澡。洗脸洗澡的先决条件是剥画皮，批判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各条战线上的罪行。我建议你们不要散，用一个星期到十天，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不要搞倒了，先不要联系自己。

现在拍了十部(革命样板戏等十部)，这也是很大成绩。你们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我们不太满意。原因是什么呢？你们这会是我们倡议召开的，我问了吴德同志怎么样，吴德说开了，可你们这个会是关着门开的，一点消息也不透，简报也不给看，后来说有简报，找来两三份，根本不涉及创作思想，不涉及批林整风，好的坏的都看不出问题来。空的。我建议你们拿出十天时间批林整风，然后每一部戏都做总结。我是把一些片子可借鉴的地方，都拣出来给你们看。这只是北京的两个厂有条件，甚至把钱江、李文化、张冬凉带到颐和园去。但同样是伊斯曼，为什么红的不红，绿的不绿，这是怎么搞的？！有的有安排，导演不拍。总的说工农兵占领银幕是突出的，但是大而化之，小手小脚。比如《红灯记》我千方百计在门帘上给你们安排一点绿，你们就是不搞上。要千方百计地突出李玉和，你们就是突出坐机关的老太太。把李奶奶凌驾于李玉和之上，李奶奶要突出，但主要是突出李玉和。懂戏的人一看就是李奶奶是主角，导演太掉以轻心了！配色上，我在破门帘上配了一块黄一块绿的，但是整个不出绿。《红色娘子军》舞台上用闪电，到电影上就没有了，全是黑的。我讲了用闪电，闪电，为什么不用闪电？一用闪电就可以使叶子的绿色有层次。《红色娘子军》是哪个厂拍的？(舞剧是李文化)他们还自我陶醉，“我们还拍得不错嘛！”《白毛女》听说我批评了，就出了绿，出得太特别了，没有层次。《奇袭白虎团》拍得相当有特色。拍得不够的就是第二场，火光不够，烘托敌人的残暴不够。应该是火光冲天，用火光反照到人物的脸上不够。后面有点特色，充分利用了闪电。绿相当有层次。山很险峻。严伟才唱“英雄何惧走天险”雨珠往前跑，就把英雄人物在暴风雨中行进气氛显示出来了。这样就把人民军队烘托了，还有那个崔大嫂。

对敌人你们用了脸谱化，银灰色，怎么批你们也不听，《智取》我就批了，脸谱化不可取。干什么要搞脸谱化呢？要刻划内心。采光上可以有区别，但也别太明(原稿少一页)“失败是成功之母”。胆子要大一些，学费给你们付着，要大胆！这个人可能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同情强盗，不同情警察。他最近拍得《冷酷的心》看着舒服。

希望在七三年电影、戏剧、音乐，还有一个死了的话剧，要想法救活它。现在小节目蓬蓬勃勃。出版有了偏向了，你们搞京剧改革，我一再说要搞简谱，我最近收到一大打子歌曲，全是五线谱，用非常好的纸。活该！不让更多的人唱。简谱我们也有许多人不认识，不能拿起来就唱，狄福才你能唱吗？(狄：不能！)(于会泳：印了两种，一种是五线谱，一种是简谱。)也不能用那么讲究的纸啊！应大量地印简谱，普通的一个宣传队，不认识五线谱。只有大的团认识。有那么些东西，要抓一抓，究竟是怎么回事？人家说我不认识豆芽菜，我确实不认识，我过去还认识一点，我现在不认识了。(对于会泳讲)你的那个总谱我是要批评的，那么厚，那么大，搬都搬不动，这不是普及方向嘛！小学、中学都用的简谱。总谱还是要用五线谱的。样板戏我们采取种种方法普及，电影、电视、折子戏、教唱。现在那些学校的学生们张不开口，青年演员一开口听不得，吐字不清。老师有责任，你们要教好学生嘛。袁世海来了吗？我就要批评你，袁世海、高玉倩你们要教好学生，你们要教字嘛，要讲究吐字。我对庆棠、浩亮他们就批评得厉害，亲者严、疏者宽嘛！

我发现搞电影的都躲着我，钱江、李文化刚才都躲得那么远。我们六八年按照主席思想把你们从文艺黑线下拉出来，保出来，党的政策嘛！给你们付了不少学费，你们自己不象样子，总是蹦。今天看的片子，那么多近景，却都感到很舒服。

对你们想拍电影的计划，没很好研究，提不出什么意见。就是对《南征北战》，我觉得不宜改动太大。内部矛盾抹平了，原来人家就磨掉了棱角。就是把张灵甫打死就行了。帽徽上的红星又恢复了“八一”，黄边还加“八一”两字，红星就不红了。为了拍《南征北战》，我到总参谋部去过。就用原红军的就行了。你看斯诺拍的主席的照片，红星多红啊。军旗上可以有“八一”，这个电影军旗也用不上，要尊重历史的真实。不要用“八一”了，总理，是不是就这样定下来？

用草绿的和灰的都可以(指军装)。我就怕你们再拍出一个《红日》来。要注意，不然就糟了。不要把已经少得不得了的矛盾抹掉。一个戏没有矛盾就糟了。按原来的基本不动，只能进行艺术加工。没有一个逃兵？后来写了一个，他们也抹了，陈老总只好拿去改。这个戏是陈老总改的，现在搞，也是为了纪念他。当时分歧是很严重得嘛，七战七捷后，主席让后撤，部队就是不愿意后撤，战士们不愿意后撤，不光是为了留恋家，要写战士们是因为打了胜仗不愿意撤。这个要写出来，这是历史。你们还要搞成秋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历史怎么能够改呢？二月到五月，五月就有绿了，怕什么？二月没有还可以在老百姓家布置点绿色，挂点辣椒、大葱、萝卜。你们想要秋天，为了颜色丰富点。你那创作思想是倒着呢。这个我是想了一想，别的我没有怎么考虑。听说《海港》拍了几场了，我们最近很忙。总理和我们见一见你们，就是鼓励大家。我这个批评，还是鼓励。我还是肯定成绩的。不能对成绩自满，也不能对成绩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现在校长实际上是老吴吧(指吴印咸同志)，你要负责任，要选好教员，要教育好孩子们刻苦为革命练功。五点钟就叫孩子们起床，练基本功，练嗓子。我十几岁时，在北京天不亮就爬起来，到西城根喊嗓子，咿咿呀呀的。那时是爱好，人家叫我标准钟，到时候敲敲人家的窗子。要教育孩子们为革命刻苦，怎么开口，怎么踢腿，怎么歌，怎么舞，怎么把电影拍得不用语言就可以叫人看懂。因为，我们还有文盲嘛！今天可惜没有科教片的来。科教片是有成绩的。但我们下的功夫少。

你们有的电影厂搞封建把头式的行会。你们这一行保守，照明不搞照明系，摄影不搞摄影系，现在所有有成绩的摄影的、照明的，都要带徒弟，也要去教学生，不要象行会似的。那怕自己搞不好，也要把徒弟带出来。要真正把心里的东西教给他们，要把窍门给他。

现在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大胆，黑白片也要大胆。舞台的戏、京剧、舞剧、音乐也要从生活里来。过去的程式也是从生活里来的。要创作，一招一式都要从生活里来。你们搞的那两个戏看得我晕头转向。不刻苦不行，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你们还有饭吃呀！早就失业了！你们不知道旧社会的苦。这个片子的摄影师是很刻苦的，钻研，大胆，同时很谨慎。线条严谨而粗犷。直到现在他还是世界上著名的摄影师。我建议你再看一次，我就是记不住他的名字……

我没有准备，错了的你们不要听，就当我没讲。以后隔几个月不见你们，你们就叫唤叫唤吧！搞戏是个细致的功夫，我们哪有那么多细的功夫啊。你们是专业，要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


当周总理指示：文化组要把一些项目接过去，出版、图博你们还得接受呀，要拖到七五年吗？一年接一点嘛。

江青：你们要体谅于会泳、浩亮、庆棠，他们很辛苦，我是培养他们抓创作的。过去我苦了好多年，现在要让他们接上。你们要帮忙，不要帮倒忙。你们有权力帮助，没有权力破坏。

你们是有成绩的，不要翘尾巴。才作了一点成绩，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不要把尾巴翘上天。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真正向工农兵学习。

《沂蒙颂》挖苦菜，一蹲下去就挖。杀小鸡也没有造型。因为没有生活，不能出新，象煮鸡、剥葱、甩甩泥呀……满台都是人，没有个性，哪有共性。《矛盾论》最重要的就是讲特殊性。我们在座的，就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中青、有地方的、有军队的。总理本来就是军人嘛，我也保留了军籍。

还要鼓鼓气，大有潜力，我们已经走出一条路了，要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支持我们嘛，就靠我们干。怎么干？要揭林、批林，然后每一个戏，每一个团搞一点总结。你们去生活，滑稽得很，叫“下生活”，要深入生活。大兴县的那个舞，扬簸箕的，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加加工，就可以放到你们舞剧里去。《草原女民兵》骑马动作也是从生活里来的。

我们的演员连脚踏车都不会骑，太可怜了。解放后我看了一部电影，连骑脚踏车也要找个替身。电影演员要什么都会，骑马、游泳、开车、打枪，都要会。没有实践的机会，我也替他们说点话。可以和体委联系一下，搞点马让他们骑骑。象浩亮、庆棠他们，连马都没有摸过。演员要会骑马、打枪、游泳、开车，多一门技术总是好的。要打枪就找叶帅，要搞降落伞就找李德生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演员会的东西很多。都要替身是不行的。只有危险的，怕伤害他那个演员，才用替身。我解放初期看了一个片子，连骑脚踏车都要替身，真可笑。


张春桥：上海有的演员搞骑马舞，他们连马也没见过，在城市里长大的嘛。后来把他们搞到警备区去了。

江青：现在请叶帅讲话。


当叶剑英同志指出：我们不要延续人家的东西，要创新。现在供不应求，要质量，也要数量时，江青插话：难度大呀！

江青：要让被赶下台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承认我们在艺术上是打不倒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银幕上不要被人家一棍子打倒，思想上、艺术上要统一。

当剑英同志说：我们的片子不够，就要增加生产时，江青：我插一句，《平原游击队》在改吗？谁在改？后边打阵地战是不合理的，我们的人物也相对地低了一点。要改一下。这部戏不错，底子很好，可以重拍。先不谈这个了，以后再说。

剑英同志：你们是：“八一”厂的吧，要配合军队搞一些教学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打坦克的、防原子的。

江青：要搞普及教学片，要不然打起仗来，飞机一来了，就乱跑。其实飞机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掩体的进掩体，没有掩体的就趴下，离房子远一点，不要乱跑，是不是啊，叶帅？现在请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七三年的第一天，政治局的头一个会，就是讨论电影。

江青：还有戏剧、音乐。

张春桥：从接见到交流，这说明我们党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教导，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是很重视的。你看大年初一就开这么个会，用不着多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各方面对文艺的要求很迫切，要求多搞一些。说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要分清两类矛盾。广大人民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要我们多搞一些。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

江青：阻力少一些。

张春桥：建国以前就不说了，新中国二十几年来，文艺战线斗争是很尖锐的。许多大的斗争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

江青：太尖锐了。延安整风也是从文艺开始的。

张春桥：那就不用说了，我是说建国以来的，从《武训传》到《清宫秘史》都是毛主席提出来要批判的。《武训传》是批了，《清宫秘史》没有批起来。刘少奇在阻挠，因为他认为是爱国主义的。

江青：我组织了一篇文章嘛。

张春桥：后来林彪集团又破坏，斗争很尖锐。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斗争，现在领导机关发生了变化，阻力小了。积累了一些干部，有了一个队伍，没有这个队伍是不行的。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根据主席讲话进行实践的经验，也有受到刘少奇错误路线破坏的经验。尽管这个队伍内部还有一些问题，但总是有些经验的吧。只是正面经验少了些。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队伍还不那么大，正在滚雪球。刚才叶帅说过去有几万人，过去不是有几万，是有几十万。现在有些人还在下边，下乡下厂，和工农结合，将来他们还是能搞出一些东西来。

你们现在搞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我看粗了一些。还是一部戏一部戏的总结，不但要总结成功的，也要总结失败的。因为是付了学费的，如不好好总结，学费就白花了。刚才讲了批林问题，练功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对总结经验，我们重视还不够。包括戏剧团体。

江青：他们不善于总结经验。

张春桥：过去一提就是洋人，什么斯坦尼体系。

江青：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啦，这个斯基，那个斯基啦。

张春桥：连梅兰芳还写了几本书。资产阶级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的。所谓体系，就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我们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不能照搬，照搬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我希望从领导也好，从创作同志也好，每一个人都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好好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提高得就慢，要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当作一件重要问题来抓。你们总结了一下，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总结。

江青：十天不够半个月，半个月不够一个月。

张春桥：有的厂不在北京，回去也要向省委汇报，告诉他们七三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开了这样一个会，希望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也要重视。有的也重视，但不经常，不知道怎么抓。抓也不一定抓得很对。他们也要好好总结领导的经验。

江青：请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首先祝贺同志们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刚才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得很多了，我补充一点，就是学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读马列主义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还要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专业知识也要学习。基本功要好好磨练，尽可能把武器磨得更好一些，毛主席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要把这个武器搞得更精一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许多关于文艺方面的指示、批示，我们应该好好学，要反复看，反复学。在批林整风中，要着重批林，包括批刘少奇，要批得好，批得深，批得透，要掌握好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革命路线。刘少奇、林彪都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今后创作更繁荣，就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革命路线。关键在于实践，江青同志不是说嘛，我们现在的这些成绩都是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总结经验要总结得好，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感性的上升到理性，也要学习，学习主席文艺理论，这样才能总结得好，总结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水平比较高的，指导意义比较大的经验来。在新年的时候，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世界观，改造旧思想，彻底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决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现有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江青：总而言之，要总结，要学习，不要做思想懒汉。

姚文元：我们彩色胶片不过关，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前些时候我看了《捕象》，还有个什么纪录片，颜色不能看，尽管捕象很有趣，但天是灰的，树偏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面貌。所以我就不愿意推荐给其他领导同志看了，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

江青：这是“四条汉子”的破坏，他们说搞片子就要偏红。现实生活怎么能偏红呢？采光技巧也有问题。

姚文元：今天有没有“新影”的来？我作为个党员，作为个干部，我有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拍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把毛主席的形象拍好。

江青：要先去占领阵地。

姚文元：机器也响得厉害。


当总理指示：要迎头赶上。进口以后再学嘛。

江青：我到北影看排戏，钱江用的机器笨死了，我都能坐上去。要迎头赶上，不要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走。


当剑英同志指示：搞个考察团出去时，江青：要派几个新闻摄影出去，他们(指钱江等)出不去。

我们设备还有三十年代的，要迫不及待派个小班子出去。

吴德同志，要落实一下，一个是工业，要配备一个懂摄影、洗印的班子出去。要一些先进的东西，各厂配备一套。

一百度的曝光，要用六十四度，这我就没有把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成荫：可能是洗印配方不成套，他们保密。)

江青：这些问题要解决，不然责怪他们就太多了。还有百分之几十要靠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两个脚不在地上不行，要脚踏实地。他们确实有许多困难，你们有什么苦处都说出来吧，可以解决嘛。(钱江：我们看的电影太少了。)你们看的电影还少啊！凡是可以借鉴的地方，都让你们看了。昨天有个南斯拉夫的片子，叫什么狼，可以看看，还有一个《铁道儿童》。

南斯拉夫的两个片子，一个雪景拍得好，一个出绿出得好。《孤独的狼》儿童拍得好。你们要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服务，给孩子们搞个戏吧！(张冬凉：和观众见面的拷贝，一翻底，用代代红胶片印的质量太差。)

姚文元：彩色，我们看的还是好的呢，群众看的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江青：先念同志，要赶快过关哟。可以组织小班子去串门。

姚文元：科教片的有没有来呀？科教片还是大有可为的。

江青：下次开会，你们叫科教片的也来呀。还有《水面庄稼》、《蹲苗》也不错嘛。

姚文元：科教片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外，还有精神鼓舞作用，如登珠穆朗玛峰……

江青：有个出土文物的片子，不讲究配色。是哪个厂拍的？

姚文元：新影。

江青：太不讲究了。比如那个金鼎，铺上绿丝绒或是玫瑰红色的，背景再搞一搞，就非常好。现在不好看，还出国呢！外国很重视我们的文物，再拍一部吧！要讲究一点。

姚文元：工艺美术要拍好，也很好看，我去看了两个馆。

江青：我还没有去看过呢。

灯具要改革，拍一个近景要几万灯，还受得了啊！我拍的时候，是一个两千加一个五百。

我在外景拍，总带上个碘钨灯。不管怎么样，打上一点，不然太暗了。你们在自然光条件下，不给点辅助光不行。要讲究光源。我的经验拉线的五百瓦特的强光灯，在阳光下效果比碘钨灯好。

要改革灯具，不是有个蔡祖泉吗？现在在哪？

王洪文：原来在国防科委，现在回复旦大学去了。

江青：还要提倡他创呀！我用几百就可以拍一张，他们用几万，这个问题可大了。北京有几个大学研究光的，要他们创嘛。吴德同志，你们要让制片厂和搞光的挂起钩来。

我想今天还有个事，一是工业技术上要落实，各种关口加工艺，组织一个小班子，到水平高的国家去，到能去的国家去。另一个是抓创作的班子要建立起来，浩亮、庆棠和老于一起，结合起来。你们两人不要上舞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演一演李玉和，《平原作战》你就让给李光吧！浩亮演别的，观众也把你当作李玉和，庆棠演别的也以为你是洪常青。摆脱一些行政事物，学习学习，把创作抓起来，这要和你们商量，这关系到一个演员的舞台生活(浩亮、刘庆棠表示同意)。

一个抓电影工业技术，搞上一个小班子。一个是要安排抓创作的班子，搞上一两个搞电影的，我看谢铁骊也参加吧，音乐也得有个人。

工业技术小班子可以早点出去。创作班子多酝酿一下。

外行可以提意见，但是不要粗暴，甚至弄成对立面，那就不好了。

现在你们的革命精神面貌没有前几年好了。刚才春桥同志说，七三年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是这个会。你们革命的精神面貌要振奋起来。这就要批林，把批林整风搞起来，然后很好总结。


总理指示：把十个文件发给他们看。

江青：刚才总理批准了，吴德同志，你去办。

姚文元：苏修的电影太堕落了。所谓六十年代的三部曲《记者》、《湖畔》、《人与兽》，都是格拉西莫夫搞的。

江青：那天要看美国的《战争与和平》，转口转错了，把苏修的弄来了。头一本就把我的头搞晕了，它的镜头转来转去，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完全歪曲现实，无可借鉴，要批判。今天这个值得多看几遍，我看了三遍。


(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

来源：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1973.01.14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电影工业会议、电影座谈会、部分戏剧、音乐工作者的讲话

时间：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二十二时至十五日三时半。

地点：人民大会堂。


江青：今天开这么大的会，电影工业会议、电影创作会议、有关的几个团、几个厂。总理有外事活动，一会儿来。

昨晚我们三个(春桥、文元)看了《海港》样片。对不起，谢铁骊、钱江打了报告，我没时间看，又来了电话，才看了样片。越看越糟糕，我坐卧不安。今天千方百计抽了点时间，选了两部影片(《午宫莺燕》《冷酷的心》)，今天演的是部分，要看全的，你们回去看，可以向发行公司借。这两部影片值得借鉴，不只技术，在技巧上也就是艺术上也值得借鉴。推陈出新。你们都是专家，编剧、导演、摄影师、演员、电影工业科学家。我是个二半吊子，什么也不懂，只会找岔子，放炮。这是开场白。有请老帅给我们带路开炮。

(拿起一条毛巾)这就是浅米色，你们可以试试看，还很调和。刚才看电影时，我的意见谢铁骊记了，你说说。

谢铁骊同志：第一场云大假，没有构思。方海珍没有眼神光。

江青：方海珍坐哪里去了？头发真是岂有此理。眼睛象个棋子。头发可以留长一些，去薄一些。眉毛要向上挑一点。

谢铁骊同志：清晰度差。高志扬也看不出眼神光。腰带要换皮的。

江青：要窄的，象小强的一样。

张春桥：现在的绿带子太难看了。

谢铁骊同志：原来是搭肩布系在腰上的。

江青：你们不是说还原舞台、高于舞台吗？现在恰恰是低于舞台，舞台上不那么难看。当然舞台上颜色也可以考虑改变，舞台也是有问题，舞台配色我也是一直与你们作斗争的。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眼眉应往上挑一点。

江青：高志扬的眼眉都是这样的(向下搭拉)。围巾可以改成浅米色，你们都是白的。现在锚是红的，海水是蓝的，没有中间过渡色，调和不了。

谢铁骊同志：台词不清楚，“政治任务”说得不清楚。有的台词重音不对。

江青：“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啦”重音在“我们”。

谢铁骊同志：唱词听得清，说白听不清。以上是第一场。第三场，方海珍眼睛难看。云虚假、零碎。唱词还听得清，说白不清楚。花坛的花都是白的，不好。

江青：白花上面再有一层黄的，波斯菊，就象你们现在给方海珍换的那件衣服的米黄色。

谢铁骊同志：上海港该有风的，现在没有风。

江青：整个的说，你们没有风的观念。

张春桥：钱江，你在上海住过，晚上有风。黄浦江两岸天天有风，海风不断。

江青：到晚上都有风，很凉快。

张春桥：现在影片上没有风的感觉。

江青：你们给方海珍穿粉红格子的衣服，你们看怯气不怯气？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的服装哪一个好？是不是第一个？

江青：第一个，第一个。那是带格子的，不要通场都用格子的。

谢铁骊同志：前边几场方海珍没有单独穿衬衣，只有翻仓那一场才穿。“安全生产”几个字可用玫瑰红的。

江青：这就是玫瑰红的(指着胸前挂表的带子)。(总理到场)

江青：总理，我请你来的，你坐在这儿，我就高兴。

谢铁骊同志：高志扬与方海珍的围巾是否都用米黄色？

江青：你们考虑吧。

谢铁骊同志：高志扬唱到“黄浦江”时，要出现水的空镜头。

江青：空镜头要适合他的唱词，水要有闪光，要有涌，要歌颂它。

谢铁骊同志：法国梧桐不好看。

江青：不好看，都是矮墩墩的，弯弯曲曲，象长了大瘤子，难看得很呀！

张春桥：我都看不出是什么树。

谢铁骊同志：有一个镜头是实景拍的(指下雨的镜头)。

江青：景与真景不调和，这一点技巧你们都没有。怯，这是北京土话，翻成普通话就是俗气。

姚文元：高志扬的衣服是红的，腰带是绿的，大红大绿不好。

江青：红的不红，绿的不绿。

谢铁骊同志：那不是带子，是披肩，后边要有披肩的动作。

江青：观众不会质问你，那个动作你们隔过去就是了。我对这个戏那么熟，我都没有注意。

姚文元：配色要专门研究一下。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的手比脑袋还大。方海珍上衣太深了。

江青：现在太深了，稍微浅一些，也不能成银灰。

谢铁骊同志：要先有闪，再有雷声。

江青：要先有风，你们没有风。

张春桥：风是雨的头嘛。

江青：先有风，后有闪，再有雷声。在一个画面上，这一棵树有风，那棵树就不动了。人家说微风吹动着头发，所以我说，你们象在宴会厅梳好了头会外宾，不象在工作。

谢铁骊同志：四场的窗子，颜色太深了。

江青：要淡绿，浅一点。你们看这里的多淡，多调和。多朴实呀！(指会场四周)

谢铁骊同志：风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要有安排。

江青：云也要有安排。

姚文元：云是不动的。

张春桥：白云能不能动？现在是台风来临以前嘛。

江青：云虚假。上海的云是这样动的，海南的云是这样动的(用手比画)。

谢铁骊同志：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幻灯有困难。

江青：不论怎么动，怎么构图，都要突出人物。你看人家拚命要出绿，但出得不那么亮。

谢铁骊同志：赵振山在前，方海珍在后，焦点不在方海珍身上，焦点不对。四场只挂了世界地图。

江青：大国沙文主义嘛！张××来了吗？我请你来，是要帮他们个忙，画个地图。现在的太淡了，拍不出来了。你要根据摄影的要求，红的怎么红，黄的怎么黄，绿的怎么绿，画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中国地图，上海地图。窗子那么多干什么？

江青：主席像搞得那么难看。

谢铁骊同志：是根据新华社的翻的。

江青：挂歪了。头小，不能平挂，要这样，一平挂，头就小了。

谢铁骊同志：这张可以吗？

江青：可以，这是我们选的嘛。颜色太暗，(对石少华同志)重搞一张吧。但还是这一张，这一张是那个年代的。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头发要吹动一点，头发再薄一点。

江青：方海珍在劳动嘛，在生活里，否则象在真空里。头发后边象个包似的，要在原基础上加加工，你们就是不研究，你头发那么短干嘛？(李丽芳同志：前边加了假发。)

江青：把眼睛搞得象棋子一样。头发后边一定要贴，不然象老母鸡。你看，今天师傅给我吹的鼓了一点(指自己的发形)。

我今天请了画地图的专家。主要问题，所有在座的人都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这个戏是写码头工人的，是写国际主义的，不能蹦一个世界地图，蹦一个世界地图，不称霸嘛，这是主席的教导，不是有三句话吗。

你们这样本身就强加于人了。

所有的人都看不见眼神光。

谢铁骊同志：眼神光比较难，它跟角度有关系，稍一动就没有了。

江青：别说那么难，那么玄乎了。

钱江同志：眼神光在一定的反射角才能看得出来。

江青：我不听你的，不听你的。人家两部片子怎么解释呀？人家有的是四十年代的。在玻璃上跳舞，难度多大呀！

钱江同志：《龙江颂》我们对眼神光还比较注意。眼睛也有关系。

江青：是嘛，《龙江颂》绿也有层次嘛。你们现在是粗制滥造嘛！你讲吧。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和马洪亮拿的杠棒位置太中心了。女工的上衣也不好，象蛇皮一样。

江青：配色不好。注意冷暖，特别要注意中间色调。

谢铁骊同志：仓库钥匙要有特写。

江青：要有特写，钥匙上要涂上一层光亮。我给战士拍照，刺刀上包上锡纸，打上个灯，就亮了。

谢铁骊同志：镜头处理上，二半吊子镜头太多了。船大假。

江青：船是在水上、冰上、还是在棉花上？奇怪。

谢铁骊同志：水位太高了。画得不好。

江青：钥匙拿起来好些，一把钥匙可以单独放下。窗子太多了，不要那么多，可以挂中国地图、上海地图。韩小强的台词应该是“干不好，我还不想干呢！”应该是这样念，现在平的，意思表达不好。整个片子的基调是这样了。我们上次讲，你们不善于总结经验，老要党和国家给你们交学费，现在四、五本片子又要给你们交学费了。你们现在不仅在技巧上不钻研，技术上也不过关。当然你们也有苦处。现在搞工业的也在，同志们，要攻坚呀！《龙江颂》我称赞了一番，现在后退了嘛，红的不红，绿的不绿，又出来了。清晰度差，模模糊糊，乱七八糟。脸平平的，象个饼。这怎么解释呢？配色不好，这不能说电影工业没过关吧？片子是伊斯曼的。现在灯没有过关，现在一百度片子，他们用六十四度，光他们没有办法，本来拍一个近景用三千支光，你们要用多少万？用了多少万，还灰不溜秋的。不象人家亮是亮的，暗是暗的，人家脸上的光有明有暗，很有层次，你们的脸都象铁饼，没有层次，缺少隔离光。你看人家在大榕树下，胡安的脸还衬着白的衬衫。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现在我们没有过关，你们要克服技术上的问题，现在用伊斯曼嘛。用光就是技巧，技巧就是艺术嘛，采光技巧、构图嘛，电影语言嘛。

钱江同志：方海珍的脸型适合于平光，不适合打侧光。

江青：不见得！你们照得太胖了，大亮了，你试试看，用各种光试试看，我是说要用电影的各种手段来把英雄人物塑造出来。从头到尾贯串风，从头到尾设计云。自然环境都要真实一些，不然结合不了，远景要画好一些。构图非常不讲究。

演员表上要写上扮演者谁，歌唱者谁。基本上采光二半吊子。导演镜头二半吊子。革命精神不旺盛，又把《千万不要忘记》搬出来了，总而言之走了回头路。也许我说了过头话，但是是后退了。刚拍了《龙江颂》我称赞过，相对地好。《奇袭白虎团》也相对地好，就是火光不好，脸谱不好。《奇袭白虎团》摄影来了吗？你讲讲！

你们革命意志衰退，骄傲使人落后嘛！(对总理)他们革命意志衰退，你不给他们敲警钟那还了得。你给他们鼓鼓劲吧！

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其中说到：现在开计划会议，计划会议给电影工业要加劲。进点口，作参考，但自力更生为主。进点口作参考，这才能超过。但不要寄希望于进口，要自力更生。上海、北京电影工业要协作，参考外国的东西，以便超过，一年不行，三年嘛，到一九七五年超过嘛。这时，江青打断说：还有个事情。狄福才写了个报告给我，报告基本上是好的，有的提法不妥。印染法……我们完全可以分工合作嘛，迎头赶上，上海、北京、辽宁哪个出来用哪个。要迎头赶上，不能爬行主义，总是爬不完。这全在于先念同志的工业了。弄虚作假欺骗我们不对。北京洗印厂有个事我生气了。林彪专我们政的时候，海军派了个人，叫丁翰，是什么人？我去过。工人很好。上海工人送来染料，积压了两个月不用。又说要偏红，生活当中哪有这样的，刘贤权同志，你解释解释！因为我批了个件，丁翰就写了信给我，说他有活思想，怕洗印厂成了北影的一个车间。好象洗印厂是海军的似的。他到哪儿去了？这家伙破坏活动大了。我建议把他调回来，调到洗印厂去交待清楚他和李作鹏是什么关系。总理在这儿，请总理批吧！

江青：我建议，你们是分别来开会的，可以交流一下，一块谈谈，什么东西要过关。灯具问题就要解决嘛，灯具是可以过关的。你们到北影去看看，那么大的灯，那么高，一层一层的，灯光工人很危险。有搞光学的吗？你们能不能帮他们个忙啊？你们可要帮他们个忙啊！有没有志气？他们用的四十年代的，甚至是三十年代的，还有老修的。你们到北影去看看，就知道了，惨得很。钱江用的摄影机，那个笨哪，我都可以坐上去推磨。你们可以帮忙吗？先念同志，你带他们去北影看看，一排排那么高，用很多灯，也不清楚。技术上没有过关，因此技巧也把握不住了。

不过你的采光技巧也不过硬，红不红，绿不绿。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称霸，但是在电影工业上，我们要迎头赶上，不做爬行的奴隶。我向你们呼吁，要彻底批林，彻底揭发大汉奸、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只有把林彪的罪行批深批透批臭，你们才能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攻克科学尖端。不知我谈的对不对，我讲错了，你们攻我。先念同志讲几句吧，我错了你攻我吧。

先念同志：电影工业很复杂，是综合性的，是个重要部门。现在开了会，希望同志们搞上去，要有个志气，要迎头赶上。卫星都上天了，三座大山都打倒了。

江青：林贼破坏，四条汉子破坏，叶群破坏，加上你们又不努力，不成材。我觉得是有这么点门户之见呀，先念同志。

先念同志：钢都超过两千万吨，主席讲了，我们还不是搞上去了。这个我们为什么上不去？

江青：我们在世界上不称霸，但你们电影工业上就一个个称霸。

张春桥：上海工人同志日夜赶，染料试验出来了，运到北京，就是不试。

江青：就是那个丁翰不用，洗印厂来了没有？技术人员来了没有？“八·一”厂来了没有？我怕忘了你们。

保定厂要打倒我，我直接派人去军管就要打我。

军代表：现在好了。

江青：现在不喊着我的名字打倒我啦？你是三十八军的？(答：防化兵的。)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答：六九年。)那你来的晚了。

保定过去黑白片已经过关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加、减法彩色片也不错了，一军管就完蛋了。记者都怕用保定片，清晰度差，齿孔不好。

先念同志：现在好一些了。我们要很好做工作，还有派性。

江青：派性，只有批林才能团结起来。首先批林。

这是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不然就是强加于人。

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干巴巴地老是万岁万岁，人家最讨厌。

张春桥：电影工业不仅是电影工业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造卫星上天了，全国都欢呼。如果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在卫星上拍照，那个照相机要求就得高了，胶片也就要求更高了。我举这两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不仅地面上的要求，也是天上的要求。我们要赶超，要有远大目标，要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都赶超过去。

轻工业部的对照相机、灯具不重视。

江青：钱江用的摄影机笨得很，我都可以坐上去。

张春桥：轻工业部门有多少万钟，头发夹子、钮扣、牙刷，这些东西也要搞，搞不好，群众也不满意。

江青：我的表带坏了，也买不到(指一指胸前用玫瑰色带子挂的表)。

张春桥：也应该重视，不过这些还有人抓。比较起来电影机、照相机更重要一些，也要有人抓。可我们真要立大志，就要把这些高水平的东西搞上去，这些过了关才行。不然我们的卫星打上去了，拍的照，发不回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这些过了关，我们的人造卫星打上去，才有更大的成果。大家不要只看成电影方面的需要，当然电影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过了关，整个化学、机器制造水平都会提高。抓住这事，促进整个工业发展。阻力是有的，困难是有的，主要是林贼一伙破坏，比如洗印厂，上海搞出染料，就是不试验，一等就是两个月。群众是关心工业发展的。要依靠群众，依靠革命技术人员，在党领导下是能够促上去的，是可以突破的。

我们那天看的那个电影，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就劈里啪啦照完了。我们的摄影机笨得要死。主席接见外宾，群众希望看主席的镜头，机器笨，照不好，要搞上去。

姚文元：电视在努力，他们有雄心壮志。昨晚我看了他们一个计划，彩色电视也有决心赶上去。

昨晚看了《海港》部分样片，召集这个会很及时。江青同志已讲了详细的意见。第一就是要把《海港》拍好，第二要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要把其他电影拍好。要批林，要鼓足干劲，要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一丝不苟地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文艺革命中，我参加了许多会，我体会到都是这个精神，这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态度，要继续下去。革命精神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舞台戏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海港》是表现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应该把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表现出来，用光、配色、构图、造型、电影语言，用种种手段去表现。

江青：一条腰带都斗争好多年，够难斗的。包括那些团，刚取得一点经验，就回潮。你又是《千万不要忘记》(指谢铁骊)。

姚文元：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把取得的成绩巩固下来，不满足，继续前进。不仅电影摄制组，还有其他各团，要总结，要前进再前进。今天我们看了两部片子，用光、配色、技术、艺术技巧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这不是今天看了，从拍样板戏以来就看了不少了，如《智取威虎山》一个骑马动作，就请上海演员们看了许多骑马的片子。艺术创作就是要有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才能把工人阶级的形象搞丰满，表现出革命的新中国的面貌。既要重拍，就要拍好。于会泳、浩亮、庆棠回来了，可以参加，帮一帮。

江青：他们有许多缺点啦，我批评他们很厉害，党要培养他们抓创作的。谢铁骊、钱江，我也带了你们好多年了，六八年把你们从黑线保出来，失败了多少次，这次几本又是付学费。要拿出刻苦精神，才对得起主席，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姚文元：我们现在报纸上还是黑白照片。外国能很快印出彩色照片，今天拍的，明天就登。外国能做的，中国也一定能做到，只要经过努力。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电视还有点雄心壮志，希望你们互相竞赛。

江青：黄永胜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拍一张出来嘛。我就让你们看了电视。主要是不善于总结经验，好的要发挥，不好的要克服，在座的，包括我本人。

姚文元：江青同志还是鼓励你们的。《龙江颂》是肯定的嘛，《奇袭白虎团》也表扬了嘛，就是今天《海港》有几个镜头江青同志也肯定了。希望你们搞好。

江青：电影工业要为电影艺术工作者打下很好的技术基础。

应该说你那个工业跟艺术比起来要容易得多。我的外科医生说：我的外科手术比你的艺术粗得多。他说了一句公道话。

我们试种的二分地，皮棉亩产二百多斤，稻子一千多斤。

批得不深不透也不臭(指批林)，所以眼睛不亮，团结不起来，干劲不十足。

要有一丝不苟的、严谨的、严肃认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工农兵的嘛，兵也是穿着军装的工农。


(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

来源：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



曾思玉在中共湖北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1973.01.18


[曾思玉，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我省农村形势大好


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坚决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我省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前进。大寨大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日益深入人心。不少单位，反骄破满学大寨，先进更先进。许多单位，急起直追学大寨，努力赶先进。全省已出现浠水县、黄陂县，新洲县刘集公社、巴东县泉口公社，浠水县望城公社十月大队、钟祥县快市公社周岗大队等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正在形成一个新局面。

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旱涝保收面积比一九六五年扩大了20％。全省现有农用机械总动力，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点七倍。许多地方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度，扩大复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各地实行科学种田，一个群众性技术革新的高潮正在兴起。

我省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九七二年战胜人旱仍保持了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水平。浠水、黄冈、新洲、麻城、红安、罗田、英山、蕲春、广济、黄梅、黄陂、应城、孝感、大悟、云梦、汉阳、鄂城、大冶等十八个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或超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全省出现了粮食亩产两千斤以上的生产大队，以及一批棉花亩产一百五十斤以上、生猪达到“一人一头，一亩一头”和农、林、牧、副、渔业兴旺的先进社、队。国营农场积极发展生产，在农业学大寨中不断前进。

各级党委遵循党的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在农村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贫下中农的主力军作用。广大贫下中农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国家基本建设和发展地方工业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各级党委在斗、批、改运动中，特别是通过整党建党，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注意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和选拔、培养新干部不断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广大农村干部，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今年以来，各级党委更加重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

工业战线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努力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中央在湖北的大型企业支援了我省的农业生产。全省地方工业，一九七二年一至十一月的支农产品，与一九七一年同期相比，农药、化肥、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柴油机等分别增长了10％到46％，农机具和加工机械也有较大增长。春耕和抗旱期间，工业部门组织大批工人深入社、队，抢修农机具，深受贫下中农欢迎。交通运输部门及时运送支农物资，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财贸战线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支持生产，扶助集体经济。一九七二年一至十一月，供应育秧薄膜六千七百吨、农药九万六千吨、农药械三十三万架；茶叶、黄连、桐油、蚕茧的收购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气象、科研、文教、卫生等部门，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农村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进一步普及。群众性的业余文艺、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巩固和发展，卫生条件逐步改善；已有二十个县、市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一九七二年我省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这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严格的检验。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推动下，各级党委率领广大群众，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展开了顽强的抗旱斗争。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对我省非常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援。驻省人民解放军，与广大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抗旱斗争，为我省的农业建设作出了贡献。武汉部队空军，施行人工降雨，使一些地方的旱情得到了缓和。我省人民在抗旱斗争中，发扬了“龙江风格”，锻炼了革命意志，积累了抗灾经验，夺得了农业好收成。


今后的农村工作任务


为了加快我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步伐，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搞好农业，加强农业，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做到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为在三、五年内实现全省农业上“纲要”而奋斗。


要加强农村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要正确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抓好粮食生产，才能带动多种经济的发展；多种经济的发展，又为增产粮食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合理安排，落实农、林、牧、副、渔和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两个布局，做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我们在全面发展农业的同时，要抓紧植树造林工作，逐步实现“绿化祖国”；要积极发展畜牧业；要办好社、队企业，鼓励社员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要充分利用我省广阔的水面，发展养鱼、植藕等水产事业。

要全面彻底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第一，农田水利建设要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大搞小型水利建设，力求当年受益。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小水电。要抓好大中型水利工程配套、水库管理和综合利用。缺乏自流排灌条件的地区，要有计划地发展机电排灌。需要和可能打井的地方，要积极打井。要利用间隙，抓紧时机，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旱地改水田，坡地改梯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贯彻打歼灭战的原则，注重质量，讲求实效。第二，要下最大的决心，集中解决肥料问题。要大搞养猪积肥，种好和管好绿肥，努力增加饼肥，制造和推广菌肥。省、地、县要把化肥生产搞上去，在抓氮肥的同时积极抓好磷肥。第三，要努力改革耕作制度，积极推广良种。要因地制宜地、逐步地、积极地发展双季稻。人多地少、水肥充足、气候适宜的地方，要逐步扩大“油、稻、稻”或“麦、稻、稻”一年三熟面积。我省旱作物的增产潜力很大，也必须十分重视，认真抓好。要搞好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增加总产。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总结推广农业技术改革的先进经验。既要反对“坐等条件”的保守思想，也要反对瞎指挥、一刀切的错误作法。第四，要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农业机械，要以生产拖拉机和柴油机为重点，切实搞好耕作、排灌、加工、脱粒、运输等机械的配套。同时，要加强农机的维修和管理。

大力加强山区建设。山区是多种经济的宝库。我省山区各县，在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济方面是有成绩的，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今后，山区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和土特产品。各级领导要重视山区，关心山区，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山区。山区的县、社、队，要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大搞山、水、林、田的综合治理，尽快改变山区面貌。


要加强对国营农场的领导。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规定，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体现，要联系起来学习，领会和认真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一）要大张旗鼓地加强党的政策教育。这是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进一步增强政策观念，坚决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自觉地、严格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宣传、执行“六十条”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以及省委关于农村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要把党的政策交给广大群众，并发动群众检查落实。

（二）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一、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近几年，个别地方由生产队核算改为生产大队核算的，如果社员群众同意、生产又有发展，应当继续办好；否则，经过群众讨论和上级批准，应当改回来。今后，不得随意改变核算单位。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正确处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二、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克服平均主义的倾向，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切实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给予合理的报酬。劳动计酬办法，可以“死级活评”，可以定额记分和评工记分相结合。无论实行那种办法，都要由群众讨论决定，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三、社、队多种经营和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要坚决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四、各项规章制度，应当发动群众充分讨论，迅速建立和健全起来，并规定合理的奖惩，以保证制度的实行。要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搞好经营管理。五、粮食问题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指示，任务要定到基本核算单位。超产部分购四留六。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棉农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口粮，要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口粮标准。六、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的奖售政策，必须坚决兑现。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要严格执行。

（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各级党委在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要牢牢记住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来源：原载《湖北日报》，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八日。原题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 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节录）”。

周恩来对广州与朝鲜球队比赛发生问题的指示
周恩来
1973.02.11


总理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日的指示(纪录稿，未经审阅)


广州与外国球队比赛不只这一次发生问题，过去比赛也发生过问题，这次是群众起哄。北京是集体买票，卖票时对群众要教育，还要选择。这次广州比赛是自由买票。既然是内部比赛，但又允许自由买票，这岂不矛盾吗？是谁人主张这样干的。我们要的是集体的自由。有了集体的自由，就没有个人的自由。这次少数人起哄，就破坏了集体的自由，就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心情舒畅。观众起哄，这是一种坏风气，可能是香港球赛的坏风影响了我们。对观众要好好教育，省委、省革委会要对群众做工作。卖票要有组织地卖。有组织群众即使一百人中有一两个坏人，他也不敢起哄捣乱。因为有大多数监视他。他不敢乱说乱动。但如果没有组织，就是一千个人中有一个坏人，也容易出现坏习气。他自己可以起哄，也可以把一些人带起来起哄，要这样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了集体的自由，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有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就没有少数人的自由。一定要驳斥自由买票的理论。自由买票就可能给坏人钻空子。一定要实行有组织的卖票的制度。这要通过机关、学校、各行各业和街道组织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广州那个地方是年年月月甚至天天都有比赛，是个好运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在体育运动中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正气。要把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正气传播出去，要坚决把香港体育运动的坏风气抵制住，不让它来影响我们。我们要利用纠正这次观众起哄的不正之风的机会，把广州社会秩序整顿好，刹住群众中的歪风邪气。

我们的社会，一切都是有组织的行动。所谓有组织就是组织群众，就是群众有组织的行动。因此，要教育宣传群众。只要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有组织的行动，即使混进个别坏人，他也不敢捣乱。

体委要检查，裁判为什么不叫朝鲜罚点球，人家还没有罚球就吹哨子，这就不是政治挂帅。我经常讲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一定要与业务结合。裁判不让朝鲜队罚点球，这就不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裁判如果自己错了，当时就应该站出来作自我批评，向朝鲜同志道歉。道歉不应该光是领导人去作，裁判当时没有勇气承认错误，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公民，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裁判应该经常要想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才是政治挂帅。我看还是与朝鲜队好好组织一场比赛，来纠正错误，挽回影响。

总之，第一要好好解决组织群众，教育、宣传群众的问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有组织的行动，一定要树立体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风气，坚决纠正歪风邪气。第二在场内如何教育观众遵守秩序，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各级领导都要过细地作工作，要抓紧这件事好好教育、宣传群众。要主席思想领先，领导首先应以身作则，而不是光靠上面下命令。此外，十五日基辛格来华访问，路经广州要在那里停留一下，要把接待安全工作作好，不能发生问题。同时，还要准备基辛格在广州过夜。万一天气不好不能起飞，如果事先不准备，就会被动。


来源：《学习资料》，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政治处印，一九七四年五月。


江青看《杜泉山》剧后的讲话
江青
1973.06.25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夜至二十六日凌晨


《杜》、《平》要赶快改出来，“七·一”“八·一”分别发表，“七·一”来不及可不演出。

《杜》剧布景，杜鹃花不红，可以去湖南看看。

闪电老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样子。

柯湘的衣服，要改为暖色的。

(姚文元：唱词改改，太文了。)

艺校搞点小孩舞蹈，红绸舞、剑舞、青蛙舞、京剧的对舞。

筝不叫古筝，就叫筝。许多乐器都是古代传下来的。把人调到中央乐团去。

剑舞还是用《夜深沉》曲牌。

舞蹈通知总政，除了红海洋外，还要搞帮助民兵训练，要有男民兵、女民兵，体现军民联防，要有个女民兵连长。可以长一些。

我们抓中小型抓晚了。要集中力量抓一下小歌、小舞、小戏，人们说我们贪大求全。

北京京剧团《草原烽火》要离开原作，原作者很坏，奴隶写成奴才。

《白毛女》我没有说过让大春、喜儿相会，不要离开阶级斗争。大春也不要一个人去参军，可带几个人。也不一定在根据地，可以打游击。

有人说杨白劳改得反抗太多了，杨白劳反抗要有，但不要过分。原来喜儿哭爹一场很动人，现在比较平。

一台音乐舞蹈节目很精彩，但化妆太难看，眉毛短，眼睛象个窟窿。

署名，《平原》好办，《杜》大部分是于会泳搞的，都有王××参加，署王××等集体创作吧。还要搞个话剧。

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点。现在我跟你们说，京剧还是要姓京。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来源：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记录稿
江青
1973.07.01 （晚）


（看男声小合唱）伴奏的女同志还是穿裤子，不敢穿裙子。女同志"夏穿裙，冬穿裤。"设法把裙子设计出来。

（看木琴演出。演奏者站着演奏）可以坐着弹，也可以站着弹。

（看木琴演出的第三个节目《公社姑娘》）曲子怎么有苏修调子？（李德伦同志：是新疆的。）变奏一下，也还可以。（于会泳：赶快改吧！）

（看胡松华独唱）眉毛都是短的。（唱《献上心中最美的歌》）是抒情还是进行？嗓子不如过去好了。像章太太。女同志穿裙子，还要解决袜子问题。舞台上，生活中都要注意。出国要穿连衣裙，四幅，拼起来，直着垂下来。像章出国二百不够，多带一点。（听胡一松华加演的《今日同饮庆功酒》后）顿挫不错。（对浩亮、庆棠说）《平原游击队》和《杜鹃山》也要写些这样漂亮、短小、易普及的唱段。

（听孙家馨唱花腔女高音）出国尽唱毛主席的歌不行。（于会泳：要注意这个问题。国内是群众要求。）

《敬爱的毛主席》太长了。《千年铁树开了花》不精练，要把它磨好。在花腔之前，再发挥一些，可以看看《翠堤春晓》，要超过他们。

样板团的女同志要穿裙子。但不要穿超短裙。出国时，男女独唱演员可以从《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样板戏中选些唱段去唱，不要老唱少数民族的。我不是说少数民族的不能唱、不唱，而是比例太大。 南方的越剧正在改革，有人说改得好，有人说改得不好。我说改好，不改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改怎么行？声部要改，搞音乐的要帮助他们去改。

（看《草原红卫兵》）钢琴伴奏应弹出马蹄声。（李德伦同志：有，但听不出来。）

西哈努克的歌有没有？

《春香闹学》要突出笛子。《水调歌头》、《浪淘沙》、弹词、要录音。

出国要带《百鸟朝凤》。

总政出了两期简报，题目是"落实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关于音乐舞蹈的指示"──（指六月二十四日）里面说"尽量少安排少数民族歌舞"。不要片面性、绝对化。我不是说不让演少数民族歌舞，是比例太大，要提倡搞汉族舞。我一说剑舞，都去搞剑舞，也可以搞棍舞、刀舞，要举一反三。要有辩论法。 剑舞可以穿古装，也可以穿现代服装。千万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穿裙子也不要那么死，也可以穿裤子。一不能辩证，二不能举一反三。

（向李德生同志）军队女同志服装也要设计得好看些，也可以穿裙子，还有衬衫。

头发谁都不敢烫，我带头烫。不能都弄成三毛流浪记。总不该让四十岁以上的女同志梳两个小髻。该烫的还是可以烫。一当然也不能搞成奇装异服。上海出现过这类现象，要煞一煞。但也不能乱蓬蓬。有的女同志，年岁大了，可以梳抓髻，结彩带。长发也可以，把长发盘起来。

（看《练兵场上》）可以暂时这一样练，也可以换个景，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帮助民兵一起练。

样板团的剧场已搞了卫生，北京市的剧场也要搞卫生，不然传染病不得了。

乐团的服装暖冷颜色要通盘考虑。

（看《战台风》）可以站得住。出国要有独奏。新影乐团有个拉板胡的搞得不错，出国的时候可以借来。

唱主席诗词，出国要有字幕。

明天把三台节目的节目单送给我。

（演唱主席诗词时）《忆秦娥》情绪不对，要雄伟、壮烈、苍凉。当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军队的节目也好，地方的也好，不管哪单位的节目和人，都可以选，演出后可以再回去。来了可以向他们学。 民族乐只带独奏。

《霓裳羽衣曲》搞个录音给我。（后失传，民间有《月儿高》，代替《霓裳曲》）。

毛主席指示，将《杜泉山》仍改为《杜鹃山》。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来源：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周恩来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时的讲话
1973.08.06


（未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请勿翻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晚九时至十一时，中央政治局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以及王洪文、华国锋、吴德等同志。】


周 总 理 的 讲 话


同志们！今天两个会合在一起，同大家见见面。一个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根据主席给福建李庆霖同志的复信，中央发了 21 号文件；主席的复信传到全国以后，国务院召开了这个会议。一个是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两个会都是重点抓批林整风为纲，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请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还有临时邀来的几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典型，不多，三位女同志。到了没有？（邢燕子、侯隽、徐敏光起立回答，来了！）大家不认识，这个是邢燕子（邢举手）这个是侯隽（侯举手），这个是徐敏光（徐举手）邢燕子三十三岁了，侯隽三十岁，徐敏光二十八岁，她们是五八年、六二年、六一年回乡、下乡的。（问徐）你是个别插队的吧？（徐答：是回乡的。）同邢燕子差不多。（对邢）你是五八年回乡的，最早的啦！

这个会议的文件，中央已经批了，主席巳圈阅了。国务院的报告，发到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党委，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两个附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自治区根据附件制定自己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然后下达。这一点，对大家说清楚。

文件把问题的重要性说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基础还是农村人民公社。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七里营人民公杜的报道。毛主席十五年前在这里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这面红旗现在还树着，还在飞跃，还在前进。那里的环境条件与大寨不同，是平原，碱地、涝洼、沙窝子。现在改造好了。我们的公社，有最多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基础。真想把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工业化，就要以农业为基础，首先要农业过关。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的农业过关了。还在过关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还不少。苏联搞了五十六年，农业还没过关，自留地、黑市占多数，真正的集体经济不发展。去年，他们进口了三千万吨粮食，今年上半年气候不好，又进口一千四百万吨粮食。搞得世界粮价飞腾，影响各国人民生活，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这是很好的对照嘛！他们搞了五十六年；我们搞了二十四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时间。我们按照主席指示，把人民公社办好，我们的农业正在过关之中。在农村，少说也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现在一年只生产五千亿斤（两亿五千万吨）粮食，这个数目还是不够，。全国平均每人才有六百多斤。当然，不能光靠粮食，还得农、林、牧、副、渔都有，要各方面全面发展。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都要搞好。不然，农村还是不能很好地发展。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下乡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中学生，在城镇受过十年教育后到农村去的，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当然，首先要抓上层建筑抓思想政治路线，抓领导，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看成世世代代的长期事业，战略部署。从六二年到七二年，下乡八百万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响应主席号召下去的。其中有二百万转到了工厂、升学，或者转到别处去了，还有六百多万下乡青年在农村，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选了些典型，有个人插队的，象邢燕子，是回老家的，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去的。侯隽，是从城市下乡的，两个人同伴去的，那一个没有坚持下来，不干了，她坚持了下来，在农村十多年了。她们是个人下去的。现在是大批大批下去，计划每年要有一百五、六十万或更多些。除了城市补充工厂等方面需要调走的以外，从七三年到八①年，八年计算，要有一千三百多万。按一千万人一个国家来说，连现在下乡的，就有两个国家下去了。我们国家地方大，可以容纳，但要安排好。过去知识青年下去，热情很大；但我们安排得不好。所以要开这个会。从国务院起，各省、市、自治区，我们对下乡青年都关心得不够，安排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延安地区，我们的根据地，主席在那里指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从北京去了一批知识青年，并且派干部去帮助。但是还没有搞好，主要是当地同志帮助不够，北京去的干部也不得法。前段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外地去的干部不能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上海到黑龙江兵团和公社生产队去一批知识青年，也派了干部去．去云南的也有。这些干部，你不给他一定职务，光说是去帮助下乡青年的、说话无权，不起作用。这次规定了四种方式。插队可以个别地去，可以一批批地去，有跨省的，有不出省的，有回老家的，到了生产队，几个人一个组，一起盖房，生活作出初步安排。每个公社有几个干部带着，干部兼公社、大队的职，带工资下去，就在那个公社当委员、常委。副书记，专管这事，不仅管政治，也管生产。这样结合起来，就好了。干部可以轮换，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轮换一次。也有的一年一换，不要同时换，一年换几分之一，要有些老的，熟悉情况的。这样，便于交流经验，把工作做好。最重要的是政洽领导，路线决定一切。政治路线不对，你说话没有人听；政治路线正确，说话才灵。

青年可能各种思想都会有，对下乡的意义认识不一定清楚。青年嘛；有的没到过农村，年轻、生疏，要引导好。光靠去的干部不行，还要靠当地干部、贫下中农帮助他们。这样，就能在那里站住。青年本身不是一般高、一个样，人的思想认识不一样。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果孤独下到一个生产队去，人家不了解情况，对他不好，他情绪不高。两三个青年一道去，带起来，就顺了，可以鼓励他们，不要灰溜溜的，父母有问题不等于是他们的问题嘛。出身不好的也一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总可以改造好的。一个小组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干部、贫下中农也是一种锻炼、考验，看能不能帮助他进步。

我们设想，能回老家的，还是回老家好，比较便当，象邢燕子回去，有爷爷在老家，就比侯隽初下乡时的困难小一些，用钱少一些。但到结婚时，房子也又发生了困难。第一次补助的钱，只能解决刚下去的困难。大城市的青年，十七岁下去比较好，要满十七岁。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二十岁，下去后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结果，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到了结婚年龄住房还有困难的，要再补助一些。怎么补助法，要设想一下。

越是偏僻的地方越要补助。最近苏修也嚷嚷要开发边疆，花了很多钱补助到边疆去的人。实际上是在中苏边疆上，有争议的地区，要堵住我们。我看他们怎么堵！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要搞出个样子来。边疆地区不是严寒，就是沙漠。去边疆的，补助经费要多些。文件上提到了内蒙古、新疆牧区安置经费的比其他地区多一些。西藏还没有，将来也可能有。对边疆要照顾些。苏修搞物质刺激，对到边疆的给的钱特别多。我们不采取那种办法。实事求是，确实困难的，要补助。

我们的四种方式，第二种，是以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成立单独核算的青年队。就是河南的办法。在人比较少地比较多的地方，给下乡青年分点地，大家都安排下。河南的同志想一想，做出点经验来。

第三种方式，办集体所有制农场。投资要多些，好处是可以开荒或恢复熟荒。一般都在边疆，补助也要多些。把权力卞放到各省、市、自治区，实事求是地订出各自的规划。

总之。要使青年下去高兴，贫下中农欢迎。派干部下去，要协助当地领导，和贫下中农合作。当地干部要和带队干部合作。按照红军时代的办法，新的来了欢迎。新农村要不断充实。我国耕地面积才一亿公顷。我国一共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才有一百万平方公里耕地，可耕地还很多。围湖是不能多围了，因为围多了不能蓄水，不利。围海还可以围，江苏、浙江、山东、辽宁还可以围海造田，“沧海桑田”，总归可以改造一部分。从我们的土地面积说，只要人口有计划地增长，农业是可以搞得更好的＿年产五千亿斤粮食，还不很够。但是，拿苏修、印度来比，比他们富裕得多。当然，各地不平衡。有的地方还很困难。平均算起来，有饭吃，还可以有富余。要有更多的人到农村去。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斗争，路线斗争，长期存在，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现在供应精神食粮太少了，我们要作自我批评，国务院科教组、文化组做得不够，电影看不到，书也太少了。（问春桥同志）上海出的青年自学丛书出了几种了？（春桥：正在陆续编印。）中央出版口和各地可以翻印。要适应各个地区的不同需要，南方、北方、牧区，都有它的特性。不光是出自然科学的书，还要有文学的、历史的，等等，青年要多方面发展，头脑活跃起来。要有精神食粮，三、五人一个小组，要有一份报纸。这就得考虑，要是都给《人民日报》就得多印一些，但送到比较慢；地方报送到比较快。出版口要考虑，使下乡青年得到报刊、书籍。否则，精神食粮不够，不能哺育自己，怎能帮助贫下中农？

会议开了，要做的事很多，经验总结得不够，还要继续摸索。我们希望，最重要的，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农村支部，要负起责任来。对各个方面都要关心，不光是精神的，还有物质的，如盖房的材料，要保证供应，凡拨给下乡青年的，都不允许挪用。有的地县扣用了，要处罚，要赔出来。不定这条法律，没法子。下乡青年没有房子，到处借房子住，情绪就会受影响。

毛主席提出的要统筹解决，这次会议就是按照主席指示，统筹解决，把这项工作搞好。会议文件提出的是初步意见，还要通过今后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各省有好的典型经验，要告诉我们。文件传达下去，巳经下乡的六百万知识青年会写信来，负责信访工作的同志要有准备，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要向上反映，不要压下来。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回去，要把这精神传达下去，今后要抓紧。各个地区来了至少两位三位同志，回去要好好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前边讲的是集体的，下面再讲讲国营的，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兵团规模较大的有新疆、黑龙江、海南、云南这几个兵团，有的是多种经营的，不仅搞谷物，还搞了橡胶、棉花、大豆、油料等等。有一个通病，就是开支大，开支不是给青年用了，新疆兵团有的单位现在还没有给去那里的青年把房子盖好。另一方面，开支大，不赔钱的还没有。过去海南岛兵团不赔，现在怎么样（王丙乾回答；去年赔了几千万元。）原因，拿工资是一个，但不是主要的。有的还欠工资，不是每月发。开支大，问题主要在按照军队的办法办，司、政、后一大套，非生产人员多。如果都象过去总后那么大的机关，非败家不可。当然，总后也做了不少好事，要一分为二。生产建设兵团，头大脚轻，非常不适应生产，也不好领导，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参加生产劳动。最近介绍一个外国记者去访问一个兵团，那里原先有一片住房，质量很差，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外国记者路过那里。他们就把那片房子拆了重盖，而别的地方还是原样。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对比起来看，也很不好啊。住在那好房子里，心也不安。还有，不管什么人去，就大摆筵席，大吃大喝一番。这个风，省、地也有，非刹不可。要从我们上边刹起，我看，遇到这个就是不吃，使他冷场，这不是好的风气，利用客人来了大吃一通。真正用到生产上的投资，反倒少了。

兵团要用记工分的办法。北京郊区和上海郊区的公社，都是记工分，平均每个人的收入与工人工资差不多。当然，这是与平均工资比，不是与工资最高的比，（问吴德：北京市那个公社收入最高？答玉渊潭公社。）光靠谷物不行，要靠多种经营。大豆，收购价格低了一些。大豆也不是不能高产，还要找找办法。总之，各种经营，同样记工分，也可以使他们增加收入。要苦干大干，发扬大寨精神，七里营精神，许多地方都是这个精神。主席常说，有困难，就要斗争。克服困难，就是与自然作斗争。社会上总有不良现象，还有路线斗争，反错误倾向的斗争。当然主要是靠公社、生产队本身，我们再转送一批新的力量进去。要有计划地下去，在土地多的地方多插人，土地少的地方少插或不插，这样，有十年，到八二年，就很可观了。毛主席期望的新农村欣欣向荣，农业问题初步过关，多种经营发展起来，有了这个基础，工业就能发展得更快。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徐敏光十七岁回乡的，现在二十八岁了，还没结婚，是模范。晚婚的女同志不要怕。有人说怪话，说年龄大了生孩子困难。没那事，只要平时多运动就好。江青同志特别关心女青年，对例假期间的卫生要注意。有些人有封建思想，有例假也不说。有些女青年在牧区草原上，甚至撤尿也不好意思，成了膀胱炎。她们年轻不懂，领导要注意，年纪大的同志要注意帮助他们。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要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一百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有的出生率巳经下降的地方，疏忽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出生率又提高了．不能疏忽。人口增长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现在，平均年龄高了，老年人多活几年，总是好事，婴儿死亡率低了，也很好嘛。这两头一增。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抓紧计划生育。打仗也要青壮年人，壮年人多，也便于转移。平时，战时，计划生育都是需要的。

总后系统四十万人，随队就有三十三万人，其中小孩子二十多万人。这就与刚才说的上山下乡问题联系起来了。我们军队的同志，从大首长起，要做模范。总后就从部长和政委起，要做送子女上山下乡的模范。地方上一动员，你们就要带头响应，如果有十七岁以上的孩子的话，就要他们下乡。年纪大的没有十七八岁的子女了，这样年龄的孙子孙女有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总后、与军队干部，有切身关系，要动员子女下去。不然，屁股后头随队的就越搞越大。总后要做模范，不要特殊化。后勤机关，一向拿东西便当，要防止“监守自盗”，一根棍子、一把扫帚也要认真，不随便拿，才是好的后勤人员。要以身作则，不做随便的事；另方面，要做模范。这样，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帮助就大了。孩子到农村去，父母从自己工资中补点零用钱可以，但不要太特殊了，那对锻炼不利。


摘自周恩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



江青王洪文在“内蒙乒乓球队两位革命小将反对领导弄虚作假遭打击报复”的材料上的批示
江青 王洪文
1974.02.21


国家体委关于印发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各体育学院、国家体委各直属单位：


现将中央领导同志在“内蒙乒乓球队两位革命小将反对领导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竟遭严重打击报复以至毒打”的材料摘编上的重要批示印发给你们。

江青同志批示：

“应该责成王猛同志负责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殴伤。揭开体育系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王洪文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我们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对内蒙两位革命小将反对锦标主义遭到严重打击报复事件的批示，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体育系统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大关怀和有力的推动。希望你们迅速向全体同志传达，认真组织学习，坚决贯彻，放手发动群众，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体育系统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回潮，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发展。

应该指出，内蒙两位革命小将揭发锦标主义遭到打击报复的事件是体育系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突出反映。我们国家体委对待这一严重事件，态度不严肃，处理不得力，没有满腔热情地对革命小将的反潮流精神给以有力的支持，暴露了我们还严重地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锦标主义和官僚主义。希望体育系统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实际，对国家体委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并望将揭发出来的材料及时寄给我们。


附件：(略)


应该责成王猛同志负责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殴伤。揭开体育系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江青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洪文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王猛同志：


遵领导同志嘱，现将中央首长的批示和刘以珍、张镜如等同志的信复抄于你，请收。

此致

敬礼


 	王洪文同志处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来源：《学习资料》，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政治处印，一九七四年五月。



吴大胜同志第一次接见苏州市工、农、青、妇、红赴省代表团时录音的记录


时间：1974年4月5日上午9时45分

地点：南京市西康路33号招待所会议室

会议开始由钱声远同志介绍苏州赴省代表团人员。


吴大胜：好，怎么样，你们等久了，谈吧！

彭冲：昨天的时间扯掉了，本来上午要来的……。

邹学祺：我们这一次，本来是不想来的。

吴大胜：欢迎你们来。

邹学祺：这次我们到省委来，找省委领导同志，本来我们是不准备来的，我们是上个星期给吴政委发了个电报，我们请吴政委去，我们发了电报，吴政委没有回电，后来我们再打电话，我们希望与吴政委通个电话吧，电话吴政委也不肯接。

吴大胜：你们电话打给谁的？

邹学祺：打给你们办公室副主任王锦州，下午老王同志也不肯接，不肯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跟老王说了，我们准备到南京来了。来了以后，昨天我们一到这里打电话找领导同志，打了几次都没有打通，刚好吴政委在那里讲话，我们电话过去，刚好你在讲话，吴政委的声音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还有肖副司令（肖永银）两个人都在那里谈话，很清楚。

在这个里面，我们想吴政委原来也是造反派，但是现在开始怕群众了，而且怕得很厉害。另外，从今天这个会议，我们请吴政委接见我们，我们感到这个会议也是戒备森严，省警卫处的同志也亲临现场。

彭冲：哈哈……。

邹学祺：现在还在会场里面，这个里面，我看不要对群众那么怕。

吴大胜：不会！

邹学祺：过去接见，吴政委都是很随便的，从来没有什么警卫处的同志，今天是来了两位，我们感到这些都是怕群众的表现。不是一般的怕，怕得很厉害，我说吴政委在这一点上面是变了，由原来一个造反派变到完全怕造反派，这个里面是从量变到质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不长，就那么几年就变得这个样了，我们感到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吴政委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变的？这里必有原因，怕群众怕得这个样子，必有原因呐，你叫警卫处的同志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怕我们有什么行动？

吴：唉！……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邹：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警卫处的同志坐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没有请他，是省委请他的吗？

吴：我们到这儿开会，有两个同志，他们知道了到那里活动，经常总有警卫处的同志他们在那里活动，是不是你们来了，他们就来了。

王烈：省工、贫、青、妇是我们邀请的，南大的同志是我们邀请的，新华社的同志是我们邀请的，新华日报的同志是我们邀请的，那么警卫处的同志我们没有邀请。（金插：邀请的不能进来，不邀请的他可以直通）这是什么原因？

邹：南大有几个同学还是不能进来，门口不让进来嘛！

张：警卫处的同志说我是招待所的，叫他签字，他签的警卫处。这个事我们感到很惊奇的。

吴：喔！这个我们可不知道。

钱：做特务。

吴：我们没有布置的。

邹：没有布置，现在怎么办？

吴：警卫处的同志出去，不要在这儿！啊，好不好？

众：好！

吴：没有布置的。

警卫处人员：我们按照阶级斗争规律，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如果绝对的话……。

群众：（齐声）你当我们什么人，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吵声）

吴：老邹！老邹，啊……算了，算了。

邹：吴政委讲一讲，他刚才这个话对不对？

吴：不对，他是警卫人员，不要怪他们，怪我们，好不好？

王：他的话里有两点，阶级斗争客观规律，就是不是你们是敌人，就是我们是敌人，他是保卫你首长的，那么我们是敌人罗！

吴：话那能这样讲，这样讲不对。

王：这个问题我看上面是有根子的。

吴：唉……算了，算了，这样讲不对！

邹：叫他进来，叫吴政委给他说一说。

众：进来吧，请进来吧！……

邹：他这个屁话连篇，请进来吧！

邹：他这个话屁话连篇，请进来吧！

吴：工作人员嘛！啊……

王：不！他这个话屁话连篇，都是和你一个调子，现在这个问题，他能看到阶级斗争，我们不能看到阶级斗争？

吴：他的讲法不对，在这个场合这样讲不对。

邹：我们找省委领导同志，我们想弄清几个问题，向省委领导同志了解几个问题，特别向吴大胜同志了解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据我们知道吴大胜同志跟林彪是有关系的。

吴：嗯！

邹：那么能不能请你讲一讲这个，现在“九·一三”事件已经2年半了嘛，你应该把这个关系讲清楚。是不是请你把这个问题讲一讲清楚。

吴：你们把问题都提吧。

邹：先这个问题吧！

吴：你说什么关系？

邹：有接触！

吴：啊！我跟谁接触？你们可以调查，这个70年的是3月还是4月，我们到苏州定那个机场的土地问题的时候，说他（指林贼）在那里住着，省里负责同志去，他愿不愿意见呐，汇报一下工作情况，70年的4月吧。后来在那个北园那个房子里等，等了将近3个小时，不见，不见我就马上走了嘛，晚上就飞到南京。就是这一次。你们去查，当时那个交际处的有人在那里嘛！就是我们苏州交际处的同志在那里嘛，就是这一次。

邹：你去的时候，事先怎么联系的？

吴：啊！……事先怎么联系的，事先……。

邹：不能随便去看他的呀！那个时候，他是副统帅，不能随便去看他的，总归事先有联系的。

吴：我预先不知道。就是那次去看地形说，你是省的负责人到那个地区去，如果他能见见你，你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一下。

王：那一个跟你讲的？

吴：那个？那个×××同志说的嘛，他告诉我的嘛，你到那里去看地形，那个时候林彪在那里，他说你去，如果他愿意见，你就把工作汇报一下。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的，去了以后不见嘛。不见嘛我就回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上次他们来时就讲了，你们可以查嘛！

王：那么你没有碰到什么人吗？在苏州没有碰到什么人？

邹：请你讲得详细点。

吴：说的详细有曲言斌，还有交际处的一个干部，我不认识，是他两个同志在那里，再要碰到任何其他要见的人，你们可以查，这次就是喝了一杯茶。

王：肯定没有其他人见到了吗？在苏州。

邹：李文甫。

吴：李文甫呀？

曹承栋：谁告诉你林彪不见你？

吴：等了好久嘛！

插：哪个人通知你不见的。

吴：他就是在的。第一次说是睡了觉了。那个交际处的同志打电话问，说是睡了觉了。第二次说是他散步了。那就是不见了。

插：是交际处的人跟你讲不见，还是其他的人讲不见？

吴：他们什么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什么一个人。

徐：我们交际处的同志没有向你引进一下吗？把你引进去介绍一下都没有吗？

吴：没有，没有！肯定没有见他们任何人，这个你们可以查。

邹：怎么知道不见你呢？我们交际处外事组的同志无权决定这个问题，这个很明显。你是省委书记，他怎么决定林秃子不能见你？

吴：我说他决定不见，他拖了这个……，我是到那里看地形，坐了飞机，看地形当天就要回来，这个见没有见，你们可以查。

邹：我们是了解了情况来的，这个据我们了解是李文甫是给你谈话的。

众：林彪死党警卫队长。

吴：你们查到，如果见过一个人，你们查出来了，那我就是死党，跟他有关系。好不好？

邹：吴政委，我们没有下结论，我们是来给你核对，我们事情都应该查清，我们没有下结论，结论是在调查研究的末尾，不是在他的先头。在这个里面，吴政委你肯定是见了的。

吴：是死党不是死党，我见了就见了。当时交际处有个同志究竟姓什么我不清楚，我没有问他们，我去了在北园那个几号楼倒了一杯茶，问我睡不睡，我说不睡了，等一下。所以一次问，说他睡了觉，要等，没有答复，第二次问，说他去散步了。我就有数嘛。我说走了，我今天晚上，我是坐飞机到这儿来看地形的，决定土地问题，所以说我就走了。是不是？这个同志们可以查。

邹：我们是查的。你这个里面有个东西没有讲清楚。

吴：你们提。

邹：当时有一个人，是李文甫给你讲的。你有没有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交际处的同志你不认识，还有没有其他不认识的？李文甫是穿军装的。

吴：就是两个人。就是曲言斌和交际处的一个同志，啊！再没有跟别的人谈了。

王：曲言斌是穿军装的，交际处的同志穿便衣的。

邹：那么还有没有穿军装的？或者其他穿便衣的？

吴：再没有别人。那就是见到两个人，你们再去查。我在就是见到两个人，很清楚嘛，我在那个会客室里坐了动也没有动嘛，就是吃了些茶。

邹：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吧。我们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向中央报告怎么报告的？现在这个不是机密吧？

吴：报告，什么报告？

邹：就是林贼在这里，在江苏、苏州的阴谋活动，你怎么向中央报告的？

吴：那要看文件了，就要看报告了。现在具体的我记不起来了。

邹：现在你能不能请一个同志回去拿一拿，查查这个问题。在这个报告里面，向中央报告，这个里面你给曲言斌怎么指示的？怎么指示曲言斌应该怎么弄的？另外，能不能把省里给中央的报告请拿得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究竟是向中央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揭发的，还是瞒掉了，能不能请个同志拿一拿？

吴：向中央的报告，我们给分社的同志都看了，都可以给他们看。这个你们相信，上次来了汪永珠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嘛。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要他来把苏州的这个问题，所有原来接触过知道的人，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把苏州，你搞了些什么活动？接触过一些什么人？是不是，报告里面我说你首先要讲你的，他那个第一次报告，确实有些问题没有讲清，他讲的什么，我听到林彪死党叶群到过定海吧，到过舟山吧，还说在路上停过车，在蚌埠、徐州，我说这个停车，你听说的算什么？你把你自己本身的彻底搞清楚，你这个报告要重新好好的写。道听途说的，人家会搞清楚，你把你自己苏州活动的接触的人，你们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这个我讲过的，我还批评过他的。还有一件事，上次来给王炳宇同志也说过这个问题，说买了60斤螃蟹，说这是田普打电话来叫他买的，我说你们买的怎么不叫我买，你们买的，你们还送到北京，就是你们办的嘛，你们还派人送到北京去的嘛，你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呢？大概就是这两件事，

邹：你讲的送螃蟹那个问题是曲言斌叫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吧？

吴：当时他写了报告，我就讲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螃蟹呐，是这样的，是那个田普叫他买的，我说是田普叫你买的，为什么不叫别人买，你还送到北京的嘛。这个话我讲过的，确实是这样的。

邹：据你了解送螃蟹多少次？

吴：那就不知道，我就是这一次。

邹：当省委书记的，对这个事不了解，不去了解它。

吴：我知道的就是这一次。知道苏州……。

邹：这一次的话，文件上是怎么改的？你这个向中央的报告是不是把市委的报告作为基础，然后把各个地方的综合起来，加进去的。

吴：市委的这个报告，我们记得有个综合的，恐怕那个苏州市委的报告也附上去了，大概附了一份吧。

钱：是不是这样，你把那个向中央报告，向中央汇报林彪在江苏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否拿出来，以便于弄清问题，也便于吴大胜能够揭发批判林彪在江苏反革命阴谋活动，你在“九·一三”，当林彪事件没有向全国公布时候，当时作为秘密，现在已经公开化。就不存在保密不保密的问题了。是不是这样，你派个同志把那报告拿出来，咱们来研究研究这些问题。你看是不是这样，好不好？

王：你叫那个张秘书去拿一拿。

张：林彪在江苏在苏州这个反党罪行，是当前批林批孔的大问题。

吴：对啊，对啊！

张：这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去拿一拿。

吴：对啊！这个当然一定要搞清楚！

钱：是不是吴政委把报告拿来，派个秘书去拿来。

众：这是大是大非大问题。

邹：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彭：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好不好，请考虑，把那稿拿来念一下大家提意见。

众：可以！可以！

彭：不过有个问题，这个是电报发的，这个我们都是自己的同志，电报发的，这是你们可以念一下，大家听听吧，就清楚了。

吴：没有什么不是公开的。我们报告都报告情况。

插：现在我们第一要揭发，第二要批判，正是时候嘛。

彭：这个我们都支持的，但是有个问题，我们提出个要求，请大家赞同不赞同，是不是这样，由老邹同志念，念的时候不要记，好不好？

邹：念一念，你念吧！

吴：你念，你念，你看了嘛！

彭：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没有理解？文件没有事，假如电报你就念吧。

钱：这有什么大秘密，这个还要批判，没有什么秘密。

吴：可以给老邹念一下。

邹：吴政委也可以嘛。

众：对！吴政委念。

吴：我这个喉咙哑……。

众：拿来再说吧！

彭：给中央关于清查的综合报告。是不是这个意见？

邹：是我们省委向中央报的。

吴：再打个电话，叫他们拿来吧。

邹：说下去，这个你跟曲言斌……？

钱：再问一下，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田普打电话叫曲言斌派人把螃蟹送到南京，从南京送到北京。就是说你为什么把田普这个名字叫曲言斌拉掉，这是什么意思？

吴：我当时意思啊……。

邹：吴政委我把这个读一读：（吴插：你读我听）邹读：1970年11月，我们派王炳宇同志经南京乘飞机到北京送给林彪100斤螃蟹。

吴：啊，100斤啊！

邹：应该是200斤。在这个里面有几个问题，这里面玩了几个花招，一个是“我们”，就是曲言斌他们送的，是曲言斌出发的，而不是田普要叫他送的。

吴：他是讲田普叫送的。我说你们送螃蟹。

邹：这是一个花招，第二个花招就是经南京乘飞机，就是南京不过是路过一下。明明是王炳宇到了南京。把螃蟹送到南京，田普说你这次你送去吧，这是第二个花招，把田普扣掉了。第三个花招，送给林贼100斤螃蟹，不是送给林贼一个人吃？

吴：这个我就不知道。

邹：是预先在苏州分好5包，分送给黄、吴、叶、李、邱。

邹：还有两包是无锡的（插话：无锡带去的）无锡的两包。

吴：这个我不了解。

邹：那么为什么把黄、吴、叶、李、邱也去掉了，把田普也去掉了。

吴：呃！这个我可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田普打电话就找到你处来，就没有找到我们省委办公室。

邹：吴政委，林贼回去以后，我们查实的田普有6次，不是一次，不是这么一次。

吴：送螃蟹？

邹：其它几次都是田普自己送的。

吴：其它我都不知道。

邹：而且是飞机去飞机来，我们感到在这个里面，共产党人的味道在那里去了？那里象个共产党人的样子？拉拉扯扯。

吴：我在这个里面一点不拉扯。妈的，你干的事，你为什么派人直接送到北京！

邹：一句改的话，根据曲言斌交待，是你吴政委授意的，叫他改，把田普两个字扣掉。

吴：我不担事，改了我还批？我说妈的，你亲自送去的嘛，你们派人（众插问：谁送去的），他跟我讲过王炳宇。

插：并不是从苏州时候开始的，开始是南京打电话去要他们送的。

插：你刚才讲晓得的嘛！

吴：这个曲言斌跟我讲的，我当时，我的指导思想呢你不要这样来分辨这个问题，为什么叫你们送，我并不是呢，在这个里面有其它任何东西。

众插：你回避什么问题。

吴：呀。

众追：你回避什么问题？你说。

吴：我一点也不回避，我意思当时呢：你曲言斌干的事你有责任（手指敲桌子）

众追：苏州有责任？

邹：是田普打电话叫他送的，曲言斌没有上面的命令他怎么敢去送个螃蟹，是不是。

吴：唔！

众插问：既然不回避现实，为什么把田普名字去掉，明明是田普打电话叫曲言斌去送的嘛！

钱：那么就是说，就是你为什么把田普这个大名勾掉？你为什么？

众：回避这个问题！

吴：这个里面，我一点没有什么回避，我当时思想，你现在……，你们干的事，你们就要负责任嘛。

众：到底谁负责任？（众追）

吴：嗯！

钱：曲言斌有曲言斌的罪状，省委某些人有某些人负的罪责，田普要田普她负责，这问题并不能开脱的。（吴：唔）那么你为什么把田普这个大名勾掉呢？

吴：那田普送的她跑不了，田普送的，田普也跑不了，我当时思想，我没任何掩盖，我认为他们，你们做的事不要推卸责任。

王：吴政委，从你们干的事你们不要推卸责任，这句话来说，那你这句已经影响到下面，你把这个本领教给了曲言斌。为什么呢？你把责任推给曲言斌身上，那曲言斌对交际处怎么讲的呢！“点子是你们出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邹：林秃子在苏州的活动，“点子是你们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王：那么这个问题不是从上面根子来的吗！一级级压下去，压到下面还是外事组的同志干的，那有这个道理。

邹：我们外事组的两个同志很怕，对这个话怕得要死，这个点子不是你们出的吗？这个话都是跟你们一样的话，都是能往下面推的就往下面推，能滑的就滑掉。

吴：这个呢！这个话是我讲的！我当时的思想，我说这个嘛，你们干的，为什么叫你们干呢？为什么你们直接干？我认为他有点减轻责任的（众哄）我不对，你们批判，好不好。

邹：你讲这个话有没有经过调查研究。

吴：我没有。

邹：林贼“九·一三”事件爆炸以后（吴：唔！）你为什么不调查？

吴：他这个报告，写的是调查报告的罗！

众：“9.13”以后，你讲讲看。

邹：这个，我讲。这样重大的事情你不调查。林贼一些主要阴谋活动都是在我们苏州搞的。“克己复礼”4条条幅都是在苏州写下来的。（吴：唔）卡片，这么多的卡片都是在苏州搞的，设国家主席现在这本书都看出来了，上面都划在那里，直接想篡党。（吴：这个没有彻底……）江苏在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来揭发批判，而是捂盖子，省里在这个问题上搞的什么鬼，这个问题你们应该负责任。

吴：这个，你们发动群众调查，你们的揭发，发动群众调查。

邹：林秃子的第一个号令是在苏州发出来的。

吴：这个就不知道。

邹：你听我讲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提纲是在苏州拟好的。这个事情以后，把这个书里某些东西摘录出来以后，华林森同志来汇报的，是吧！华林森、曲言斌都来汇报过这个事情嘛！你怎么回答的。（吴：唔）

邹：你怎么回答的。

吴：我说，要他彻底清查嘛！

邹：你有没有讲，你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弄一弄就算了，是不是这样讲的。

吴：没有这个讲法，我说这个问题要继续揭发，要继续清查。

邹：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向中央报告？

吴：这个详细的事我也没有报告。

邹：你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你肯定没有向中央报告。

钱：吴政委，咱们一个个来弄清好不好？

吴：好，好。

钱：但是我首先觉得一个问题没弄清楚，刚才那个田普，就是说你为什么把田普这两个字划掉，你讲讲你的道理，好不好。

吴：我当时呢！你要我讲当时很简单，我当时，你们干的什么呢！你自己把它彻底搞清楚。

钱：彻底搞清楚？（众插）

吴：呃，这个什么意思呀！这个话啊，这个事情错了呢你们批，你们查，有什么关系，跟别人讲的什么（叽笑）你们可以彻底查，最后可以彻底搞清楚。

邹：你这个态度是错误的。特别是我们省委应该是负有查清的主要责任，是不是呀！

吴：唔！

邹：那么怎么光叫我们查清呢！你的态度就是错误的嘛！

吴：从思想动机没有什么可以掩护包庇他们，没有查出来，我还要揭发，我，我还要揭发……。

钱：你说你没有掩护任何人，但恰恰你的行动，你是把田普掩护了，那么怎么把你刚才的言论和行动统一起来呢！

吴：我发言，你们批判。我现在呢！我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当时就是在批评苏州，批评曲言斌：“你们呢，你们把自己责任，自己的问题彻底搞清，你不要七扯八拉。”

王：你讲曲言斌把苏州问题搞清楚，不要七扯八拉，那么是不是田普的问题就不需要啦。

吴：嗨！田普的问题她跑不掉。

众问：送东西不向中央反映，中央怎么晓得呢？

吴：唔？

众：中央怎么晓得呢！

邹：我们新华社，新华社副社长叫什么名字？

到我们苏州，发了内参，内参发出去第三天就到苏州了，说明中央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

吴：呀！

邹：是上个月初，中央才知道。

吴：我们2月份开会，我说你们继续的把它查清楚，要他们查。你们批评我们抓的不紧，这是对的，我欢迎你们的批判、批评。

众：这是重要的罪证。

吴：是呀，我是要他们彻底的继续来查，我说继续来查，把它查清楚，他说好象看了不少的书，在那图书馆，开始只讲了图书馆，我也不知道那些图书馆，最后还有师范学院，最后才看到这个材料。这个重视抓的不紧你们批。

杨金梅：吴政委，这个问题照你讲起来不是说我们批，现在是都要揭都要批，“九·一三”之后，我们江苏省委应该领导我们全省的广大群众彻底揭露林彪在江苏省、苏州地区、苏州市所犯的罪行，全部把他揭开。但是“九·一三”之后，到现在，我们省委并没有号召我们全省革命同志起来批，而是把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还一直把它压在那个地方，省委就是对曲言斌讲：你回去搞搞吧！这个不是说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而是这个曲言斌报上来的这个东西，那么你吴政委是怎么讲的？你怎么指示曲言斌把田普名字拉掉的，当时这个报告上田普的名字是有的，省委有些同志的名字也是有的。后来吴政委作了什么指示，因此回去把田普的名字拉掉了。

吴：就是田普的名字。

邹：那个事情多啦。

吴：我没有什么指导思想，我就是想信你把你苏州的事情彻底来查清，你的检查，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解决得如何？你们做了些什么？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邹：你七扯八拉的问题是对着什么讲的。

吴：我说是针对他们那些听说的，你听说的算什么东西！

邹：我问你，苏州的那份报告你看过没有？这个是第一个报告，后来还有一个补充报告，这个报告更不象样子，你有没有感到七扯八拉呢？那个里面写5、6岁的孩子买顶帽子，你就不说他七扯八拉，我就不相信5、6岁的孩子会变成什么党，那个内容却上去了，但是这么一个大人物，这么一个大人物，倒把他忘掉了。

吴：二次报告我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邹：我再问你，我们认为并不是说和他接触的人一定是死党，这个里面的话，你自己到苏州去报上去没有。

吴：我没有见到吗？

邹：没有见到，有没有求见的愿望呢？这个有没有向中央报上去。

吴：当时考虑没有见到吗？我要去见，他不见我就走吗？有什么呢？

邹：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报上去呢，向中央报一报呢！

吴：这个我认为，没有见到吗，报个什么？

邹：×××有没有去，你知道不知道？

吴：我就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邹：×××去见林彪3次吗？3次去见，你知道不知道？

吴：他去我不知道。

邹：你为什么不查这个事？

吴：他去了几次，我就不知道了。

邹：有没有见过，你知道不知道？

吴：他去不知道。

邹：你当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查这个事？

钱：他们接见，讲了什么话？

吴：他们去我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话我怎么知道呢？

邹：吴政委现在我们能不能下这么个结论：九·一三之后，你对林彪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亲自过问，亲自查过。

张同：这一点怎么样，能不能下这个结论。

吴：有一些问题，过去我们抓得不紧。

众：抓得不紧，还是根本没有抓，还是掩盖！

吴：我要掩盖的话，事实作结论。

众：事实我们抓到了。

吴：我们没有狠抓，我们有责任。

王：你说你抓的，抓了那些？

张：有些事你抓了、查了，是那些？

吴：对选妃子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听不清楚）

钱：你这么许多问题都没有报，几岁小孩你倒报上了，选妃子问题，你知道不知道×××的儿媳妇是选妃子选来的。

吴：什么儿媳妇。

众：老二，×××老二的儿媳妇。

吴：那我就不知道了。

众：那末你抓那些问题，抓那些大事，你说说看？

钱：你说说看，为什么不查，立足点是什么。

吴：这个事情吗！你们说，我们没有查，你们揭，你们批，我也要检查。

邹：吴政委，人民日报在“批克己复”礼的社论中讲了吗！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吴：应该积极。现在这个认识问题，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抓得不紧。第二个我们的思想认识落后于实际，开始我对记者说你们多去一些同志。对苏州这个地区。最后我们那个地市委书记会，一开会不够，马上补发通知，我们承认，我们思想跟形势跟不上，这里面我有责任。

邹：吴政委，我认为这些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就应该把他揭发出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揭发林彪及其死党在各地的罪行，这个是中央的普遍号召，对那个地区都是适用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吴政委采取了什么措施？

吴：后来呢！文件彻底清查，我们也派了些同志到苏州去查过。

众：查了怎么样呢？

邹：一共派了2个人，没有一个人和当事人接触，包括我们那个外事组的负责人。一天到晚陪叶群也没有接触，而且有些材料人家是写的，写了以后是你把他扣掉的，田普这个地方是你把他扣掉的。

吴：对！对！田普这个问题，我承认，我负责任。

邹：现在问你为什么要扣掉呢？

钱：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田普是什么时候送螃蟹的？

吴：我不清楚。

众：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钱：林彪在庐山表现得淋漓尽至，表现得更充分了，再送螃蟹去这意味着什么？给黄、吴、叶、李、邱去送，这是什么关系？庐山会议之后，这样做什么立场，什么性质？

邹：批林整风汇报会以后。

钱：在这种条件，和黄、吴、叶、李、邱拉拉扯扯，和他们倒底有什么关系？

众：那你为什么拉掉，是什么动机？

吴：咳！你们讲，我有什么动机啊！

邹：吴政委，这个动机是很清楚的，给你送的第一稿我们也看了，现在定稿的稿子我们也看了，2个稿子，这个稿子一个半pg，那个稿子是5个pg，里面还有六十军的吴士洪，原来稿子有的，后来稿子没有，这是为什么？

吴：当时我的思想，只要把苏州问题彻底搞清。

邹：六十军的副军长，单独接见完了以后，9·13事件之后，到9·16大概省里面还不知道，吴士洪9·16跑到苏州，说出事了，对曲言斌和外事组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注意动向，这是9月16日，已经出事了，你们要注意动向，他讲完之后，他住在那里弄了一天，还不放心，吴还派自己的老婆坐镇苏州3天，专门布置捂盖子，统一口径，什么道理？

吴：这我都不了解了。9·16没有传达。

邹：肯定没有传达。

邹：省委到9月24日开始开会的。

吴：10月4日吧，10月4日，正式传达了是10月4日。

邹：吴政委大概是9月24号去开会的。

吴：唉，（插：11月份）我没有去。

邹：他是9月16日竟然跑到苏州来，而且那个口气是惊慌失措的口气，很惊惶的，出事了，出事情了。

吴：噢。

邹：要注意动向。

吴：你们这些情况都不了解。

插：你了解都划掉嘛。

吴：我了解就是这一件事，这一件事情你们可以批，可以查。

插：你抓什么大事？

邹：你把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情况谈一谈。

插：还是吴政委读吧。

彭：你读一遍……。

邹：我把他读一读：

中共江苏省委文件。苏委发1973年41号。关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简报。毛主席、党中央：根据我省批林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省委继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以后，又于2月中旬召开了地、市委书记座谈会，讨论研究如何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的问题。最近，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向地、市委书记和地、市委常委以上党员负责干部，传达了中央有关批林整风的7个文件和全国计划会议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座谈会以后，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纠正了有些同志认为林彪已经死了，批得差不多了的错误认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

通过批林，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看书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成立了清查小组，进一步清查了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李作鹏等人来江苏活动的情况，清理了他们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的材料，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1.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李作鹏，先后窜来我省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叶群到苏州两次，第一次从1969年11月中旬，至1970年4月，第二次从1971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均住在苏州南园。林彪、叶群第一次来苏州时，接见了苏州市、苏州地区革委会和当地驻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详见附件〔1〕）在此期间，叶群还窜到太仓县洪泾大队和无锡市活动（详见附件〔2〕）。李作鹏于1970年8月12日到15日，窜到连云港、徐州市，大造有人不围绕红太阳转的反革命舆论（详见附件〔3〕〔4〕）。

2.原军委办事组多次派人到我省选妃子、招驸马，1968年8月至1971年8月，原军委办事组多次派人来江苏。有6次是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亲自带人来的。他们持有原军委办公室的介绍信，先后到了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南通、扬州等地、市挑选，后果严重，影响极坏（详见附件〔5〕）。

3.不少地方和单位翻印复制和传布了林彪一伙为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炮制的材料。9·13事件以前，全省翻印了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57万多册，其中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翻印的有16万多册（已收14万多册）。有6个单位翻印了林立果在空直机关干部会议的讲用报告570册，已收509册，其中包括另星传入我省的64册。省新华书店接售了福建省新华书店推销的周赤萍的《东北战争时期的林彪》共购进75900册。全省75个市、县除6个县以外，共出售50950册，（已收23100多册），苏州市和常州市复制和展出了江西省举办的吹捧林彪的“井岗山展览会”，南京、连云港市和江浦、六合、仪征、江都、南通、阜宁、东台等县，将江西发行的井岗山斗争画册，放大展出。连云港市还到遵义复制“伟大的转折点”展览的部份材料一起展出。更为严重的是无锡市，还有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为线索，举办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展览会”展览，这些展览均在“九·一三”事件后关闭。

第四，苏州市和无锡市为林彪修建了行宫，1970年、1971年总后派了一支施工队伍，在苏州南园大兴土木。新建、扩建、改建地面建筑和地下通道计1600多平方米，除总后施工队伍，施工带来了材料外，苏州市在人工、材料和添置设备方面，共化费150900多元。（详见附件1）（邹：这里面，吴政委你注意这个问题啊，苏州市用了30万，吴政委那就没有了解。钱声远：减掉了一半。这个地方经费，这个省里，南京军区还拨出来将近70万，一共100万，你这里上的，只有150900多元。彭冲讲：你们查一查，苏州到底用了多少。插：我们查了帐。一共是30多万。彭冲讲：恐怕还不止呢，我们再查。）继续读：无锡市在1970年6月，擅自决定为林彪修建平房一所，面积852平方米（另有地下室103平方米），包括设备共化费319500元。材料已报中央专案组。（详见附件3）在批林的基础上，全省公社以上，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整风，同时对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普遍进行了正面教育，盐城县大岗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揭露矛盾，严于解剖自己，检查了自1968年以来，将社员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队中，搞“一平二调”，虚报产量等违反政策的现象，下决心进行整改。分期退赔，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金坛县委常委中的几个同志几年来闹资产阶级派性。去年两次全委扩大会开不下去。县委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党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为了解决金坛的问题，省委和镇江地委派出了工作组，进行帮助，并在南京两次举办金坛干部批林整风学习班，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启发他们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对几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通过整风，各级领导干部，吸取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通过批林整风，进一步进行清查工作。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第十次路线斗争，尖锐性、复杂性，深深感到省委对上述问题，负有严重的责任。我们平时认真看书学习不够，路线斗争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不高，对干部教育抓得不紧。有些同志组织纪律观念相当薄弱。对有些工作控制不严，漏洞不少，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决心认真吸取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努力攻读马列主义。

钱：（读附件一）中共苏州市委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两次来苏州和在苏州修建行宫的情况报告，（摘要）林彪及其死党叶群于1969年和1971年曾两次来到苏州，均住在南园饭店。第一次1969年11月中旬至1970年4月，共住5个月左右。来去均乘飞机，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在苏州期间，共接见市革委会主任曲言斌3次。其中，第二次，同时被接见的有苏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刘金山、市革委会副主任华林森、苏州驻军1784师师长郑克良、政委高柏林、副政委纪光等同志，第三次有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王炳宇同志。每次接见均约10分钟左右，询问地方生产、社会等一般情况。

邹学祺：这里面注意：原来的报告里还有个田普没有了，拿掉了。

王：下面是这样，第三次有田普同志和王炳宇同志，（市公检事军管会主任）田普拿掉了。

彭冲：现在你们调查的材料，到底接见了3次还是几次？

彭学祺：6次。

钱声远：我看，他们里面有鬼吧，这里都是骗人的鬼话。

彭学祺：这上面只报3次，在这个里面只报集体接见的，不报单独接见的，要害在这个上面。

彭冲：现在你们查的究竟是几次？

群众：6次。

彭冲：6次是包括单独接见？

彭学祺：个别接见，现在查实有3次，他3次全部隐瞒掉了，一次都没有，全部是集体接见的。

彭冲：这一点听讲了。

钱：我继续读下去。第三次接见时，林贼以及死党叶群还与被接见者一起合影。林贼离苏州时，曲言斌同志尾车送到硕放机场。第二次1971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共住27天，来时乘飞机，走时乘火车，来去均很突然。在苏州期间，没有接见市里什么人。（邹：这个我们查明了，单独接见一次，第二次到苏州，刚好是《“571工程”纪要》出笼的时候，单独接见。）

钱：这个地方都隐瞒掉的。

张同：卡掉一个月，一开始就造谣。

邹学祺：他为什么卡掉一个月呢？就是说，“克己复礼”“第一号通令”不在苏州搞的。实际上是在苏州搞的，到了苏州第三天就写“克己复礼”，到第六天发第一号命令，即第一个号令。

钱：我继续读。（重读上一段，读到他讲林在苏期间，没有接见任何人的。）

邹：就是说曲言斌不是人么，他不愿意当人嘛。

钱：林贼第一次来苏后，在“林办”的授意下，我们与100医院联系，挑选了一些政治历史比较好的医务人员，组织了一个小组，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抢救林贼时使用。苏州医学院附一院外宾抢救小组，我们也曾考虑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实际均未使用过。1970年11月，我们派王炳宇同志，经南京乘飞机到北京送给林贼100斤螃蟹。林办的一个秘书到机场拿走了螃蟹，将王安排在京西宾馆住宿。之后，那个秘书到宾馆向王表示感谢。王就回来了。

邹：这个里面又是谎话。有的情况，我们查实下来的情况，他去了以后，螃蟹是拿走了，那个秘书去了，然后安排到京西宾馆，然后吴法宪接见，再接下来的话，是叶群请客吃饭，请王炳宇。然后在北京玩了几天，专门开车玩了几天，最后还到内蒙去转了一圈。

彭冲：到内蒙？

邹：到内蒙转了一圈一直转到边界上面，这样情况再回到北京，然后吴法宪派专机把他送到南京。

王烈：临走的时候把螃蟹分了几包，送给黄、吴、叶、李、邱的。

钱：你听我讲，叶群叫问谁好啊？问×××好，问田普好，问曲言斌好！

彭冲：上宾哪！

邹：他在单独接见的话，就是不讲。

钱：读下去：在1970年，1971年两年内林贼派来总后营房部施工队伍在南园大兴土木。翻建了8号平房和小餐厅、厨房，7号楼增加了走廊和卫生间，新建了1个小游泳池，1个学习室，1个放映间，2个车库和2条地下通道等。共计1600余平方米，除7号楼，走廊，卫生间和小餐厅，厨房由市建筑部门施工外，其余都是总后营房部施工的。所用材料、设备和经费，大部分是总后营房部负担。市里在人工、材料和添置室内部分设备方面，共支出150900元。

我们为林贼办了这些事，事前没有向省委请示，“九·一三”事件后，也没有及时地、主动地向省委报告，这是很错误的。我们决心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认真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努力改造世界观。1973年4月29日

邹：最后一句也是说谎话，没有向省委请示报告，×××不是说了吗：“你们不是要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在你们身边。他们要什么，你们给什么，你们没有的，找我。”

吴：这个接见的是不是？

邹：唉，接见的时候。这是集体接见呢，主要的东西都把它丢掉了，那个单独接见的根本没有谈，这个里面也没有谈，那个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可以不怪你省委，怪曲言斌。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里面报上来的田普在上面没有了？

吴：那个螃蟹问题我负责。

插：你负什么责任呢？负责负责？你为什么欺骗党中央，把田普两个字勾掉了？这件事不是王炳宇为首，是田普为首。

吴：螃蟹的问题呀……。

邹：很明显嘛，就是扣掉这么几个字嘛，……为什么扣掉的，这个你吴政委负责的。

插：扣掉几个字的问题。那么向中央的报告田普没有啦，没有是不是欺骗中央？在向中央的报告，你省委文件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为什么搞掉？

钱：你光是讲负责就拉倒了？什么指导思想，为什么这样做？客观造成什么效果？你要负什么责任？

邹：你是捂盖子还是揭盖子？你是不是讲讲这个指导思想？为什么把田普同志和这5个字砍掉？这个很明显的嘛。

吴：那个……这不是因为怕，她的事儿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啥检查，是不是？

邹：你是省委书记！

插：批林批孔运动不是少数人的运动，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革命运动。林彪虽死了，林彪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死，这些问题在我们江苏、苏州是很严重的。这些问题一定要肃清，我们提请省委好好想一想，在这些问题上，你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你到底站在那一边？

邹：你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扣掉这么5个字？这5个字总归是你扣掉的吧！下面的办事人员不敢扣的。

吴：我刚才讲了嘛，你说有什么思想在各方面都可以查。

邹：这个思想怎么查？

吴：我当时……不，思想呀，抓住一件事，譬如螃蟹这件事，我的意思就是它。我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思想有动机或者来掩盖，有些动机我确是没有。咱们现在实际上来讲，你说是这个是她送的嘛，是她打电话叫送的布置的。

邹：现在问你是这个问题，田普这么5个字为什么勾掉了？

插：这5个字的关键你要把它谈出来！为什么把它拿掉？

邹：第三次接见是不是可以扣掉5个字？

插：就回答这个问题。

吴：没有田普3个字，（插：5个字）“田普同志和”5个字。

邹：这是不是你划掉的？这个，吴政委先谈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你划掉的？

吴：这个我记不得，没有根据呀，螃蟹这个确实有这个事。

插：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不要扯远了。

插：5个字是不是你砍掉的？

吴：我看看材料怎么样，是不是，这个螃蟹我确实是我讲的。

插：这个螃蟹，我们现在不谈了。就是“田普同志和”这5个字，正是这个问题你不要谈螃蟹了。

吴：这个事我想不起来。

插：怎么想不起来？我们原件呢拿出来。

邹：拿出两个文件看嘛。你请彭冲同志看一看。

（念：“田普同志和”……）

插：现在吴政委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把它扣掉。

吴：我现在记不起了。是不是我扣掉记不起来。

邹：你分析一下还有谁把扣掉。

插：你不扣，还有谁扣？你也揭发揭发看，到底谁扣掉的？还有谁可能把它扣掉？你想想看，这是欺骗党中央的。

邹：我提个问题，你这个文件定下来是省委集体研究的，还是你一个人研究的？

吴：我们当时讨论上报的罗，他向中央报告嘛，都是讨论的。

邹：据我们查了，我们苏州市委这个文件出来，落款是市委常委会，常委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插：就是一个人）就是曲言斌一个人知道，无锡市我们也碰了头，也是这样情况，（插：就王晏知道）那么这个事情谁布置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报告，73年的报告呀，你还保什么密？不存在保密问题。这个所谓保密的话，就是别有意思，是别有用心的。

插：“九·一三”事件公布后，再保密，这是保林彪，不是保什么密。

吴：我没有布置要保密。

邹：这么为什么把这5个字扣掉，都是不经集体讨论？

吴：……主要任务把问题查清。这个问题我是个检查嘛有个批评的，他们迟迟对这个报告有思想有抵触。

邹：吴政委，我们请问你一个事情……

吴：这个你们也谈过的嘛，讨论过的嘛。

插：要正面回答。他以什么名义报，你都有指示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吴：唉呀，你们知道呀，这个怎么不知道呢？还是一个人嘛，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嘛。

邹：你把这几个字扣掉，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你看能不能从实质性的问题来回答。

吴：可以查，这个我记不清了，这个我确实记不清了。

邹：吴政委，市委这个报告已经很不象样了，里面隐瞒了哪些东西？一个是单独接见×××3次，按照曲言斌过去的说法，凡是死党到苏州的接见都不要经过通报的，直接进去了，那么×××我们查了没有任何一个人通报，就直接进去了，见完了以后也不在苏州停留，马上走。中间只有一次停留一下，到西山去转了一下，当时说是保密吧，×××一个字也没有在上面，田普我们现在查实的有6次，每次基本上平均起来有3、4天，林贼跟叶群在苏州时第一次住7个月不到，你只要算一算这个查实的情况，是有多少，算它有七分之一时间一直在一起，六分之一吧。还有几次还没有完全查清楚的，但是有根据，有群众揭发，还有几次。这样的话，多少时间她是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谈心，一起吹牛，互相之间吹吹拍拍，那个很肉麻的。我们查出了一次吃饭的一次会议，一次东西，这个是田普宴请叶群这是第一次见面。在吃饭的时候这么讲的，田普问叶群：“现在副统帅身体怎么样了？”叶群说：“他嘛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容易感冒。”那么田普就讲了，说：“副统帅最重要的是身体，担子重呀。”这个话说明什么问题呢？身体不行了，你还什么接班，还什么抡班夺权，那就根本没有这个事了，不可能了，因此就叫他保重身体。然后叶群反过来问：“×××身体怎么样？”田普讲：“他年纪大了，上了点年纪，有点小病。”这个时候叶群讲：“象×××这样的老干部在我们党内已经不多了，要好好保重。”从这个话里说明什么问题，当面的互相站出来吹捧，这个时候王炳宇跳出来说：我这个人做梦也梦见林秃子，他那个时候不讲林秃子。做梦也梦见他接见。这个鬼话，谁知道你有没有梦见，谁知道你有没有梦见那个“周公”呀。

吴：那也可能呀。

（吴插：“那也不奇怪，那也可能呀！”）

邹：这个时候曲言斌说：“王炳宇这个人出身好，无产阶级感情是很强烈的”。都是当面吹的话，当面捧的，就从这一次一起吃饭有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么肉麻的话，那个单独接见是什么呢？讲的什么呢？

邹：在这里面，曲单独接见，这里一次也没有提到，还有包括你吴政委虽然没有见到，这个事情也应该向中央报的，也一字不提，这是什么道理呢，那么这个报告到省里面以后，省里再把原来写上去的再划掉。你这个指导思想是应该讲讲清楚的。吴政委你现在是应该积极地和全省人民一道来查清这个问题了。特别是你负担的责任，你吴政委不要怕。

吴：我……我……我……我一点也不怕。

邹：你在客观上起到了欺骗党中央的责任，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论者，把2个文件来比较嘛，为什么勾掉那么5个字？

王：这个问题谁有权利把他勾掉啊！

张同：开始初稿来的时候，你说不要七扯八拉，把他划掉以后，我们稿子又来了，你又改掉，你看：是否有步骤的？

王：我们查，看原稿，送螃蟹的事是怎么会勾掉的？

钱：把省委原稿拿出来，我们再分析嘛？不仅是核实问题，关系立场问题，拿出来我们再研究一番，直率一点。

邹，吴政委，是不是吃饭，吃了饭下午再谈。


4月5日下午继续座谈的录音记录


王：那个“摘要”，2个字是为了划掉5个字服务的，这个手法是很“高明”的。

邹：这是不是你的笔迹。

吴：不是我勾的，是常委讨论过上报的。

众：到底谁勾的。

邹：当时指导思想？咱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应该实事求是。

吴：我这个思想，所以有一个错误思想，我们认为。……

王：吴政委，这是那个修改的？

吴：这个字我还未看出来。

王：那个秘书写的你看不出吗？

吴：这个字我看不出来。

众：你去看看清楚嘛！

吴：我这个字看不清楚，现在看不清楚。

王：吴政委这个字象不象你的。

吴：象我的字呀！（嘻嘻）我说不象，你要说象（哈哈）。

王：老汪（秘书）你看这个字象那一个的。

汪（秘书）：是吴政委的。

王：噢，吴政委的。

吴：这是我的字呀！你看象呀！（哈……）

邹：你把指导思想实事求是讲一讲。

吴：是不是我搞掉，省委讨论的，我负责，我确有麻痹轻敌思想，原来批林批孔开始认为江苏和死党没有联系，有这个思想，所以不是基本力量也不是借用力量，这个思想从我们对清查很不理解，抓得不紧不狠，把这个问题当作一般问题。

邹：你刚才讲的问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吴：这个现在看来，实际看来，林贼这个死党为什么插手苏州，隐藏在这个角落里，在这个地方搞反革命政变和活动《“571工程”纪要》，克己复礼也是在苏州，看出这问题是严重的，实际上在这里活动是很长的，是搞反革命政变的，要清查他的罪行，要发动群众彻底揭，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思想，这里不是他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对于这些问题，确有轻敌思想，确有轻敌思想，现在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邹：吴政委这是出于唯心论的先验论。

吴：“571”反革命工程纪要出来，他又不是借用力量和基本力量，确实这个思想上有些麻痹轻敌，通过一清一查问题越严重，很严重。所以这里面确实错误的思想，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没有认真地去彻底的清查。把一些问题看得一般。确实有这个错误思想。

邹：吴政委，我们有一条应该懂得，向中央汇报、报告情况，我们如实反映情况，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他是什么情况，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说田普就是林彪的死党，但是我们感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汇报，作结论在调查研究的末尾，最后作结论，不是一开始作结论。一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有没有知道这个事，而且从正式报告上面也打上去了。打到省委的报告已经很不象样子的了。田普那么多接见，这次还是个集体接见，偶尔提了一句话，还把他划掉，送螃蟹的事你是训斥了曲言斌，那么罗里罗苏，那末你训斥之后，曲言斌这个人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最后剩下那个地方还有个田普，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勾掉，这是你亲自把它勾掉的。这里面我想还有一个根源，有一个基础，既不是借用力量，也不是基本力量，但“《517工程》纪要”中说：“争取南京中立”，“争取”应该有一个结论，争取到什么程度？“争取”中立是一步，争取一边倒不是最好吗？问题是是否争取到一边倒呢？另外整个南京军区和争取几个人，这个我想不能一致起来的吧！争取某几个主要人物，这不能排斥的吧！从这里面看，为什么捂盖子，这根子在哪里呢？是不是在你吴政委身上面呢？

吴：我捂这个盖子干啥啊！你说有错误我承认，你说捂盖子，直到今天我没有这个思想。

钱：吴政委你这里不是改了一下吗！改一下，不是无意的改的，不是随随便便涂改二个字，你改的过程总有个指导思想。

汪秘书：这个文件是我改的，有一个错字不是我改的，还有个“田普同志和”这5个字不是我改的，其他都是我改的。

吴：原来是省委负责。

秘书：要我办这个事，要我把这个向中央报告有关附件附上去，摘一摘，搞个摘要，不只是这一个摘要，搞个摘要，所以我就照办了。其他的字都是我改的，就是两处，一个是“飞”字，还一个是“田普同志和”不是我改的。有些那个主任的什么的，我要讲实事求是，共产党人。为什么改呢？我有时考虑这个情况，那个时候70年，苏州市还没有成立党委，当时是革委会，这是我当时原始思想，他当时给我介绍的时候，我去的一趟给我介绍情况，也都讲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我回忆查了一下历史，还有那个苏州市党代会是70年下半年开的，所以我把它改成下半年，那个上面是70年下半年开始的，我查了一下不是70年上半年而是下半年，当时我讲的时候也是讲主任。

邹：这个倒是很对的。

汪秘书：我还讲一讲，这5个字在常委讨论的时候，我曾经讲了，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把田普把她划了，当时常委……我提出来以后，吴政委讲，是这样讲的，我这个也如实地讲，“这个事情是田普现在到了部队去了，这个事情让他们报，怎么样？”问了大家一声，大家没有作声，就这样决定，就这么个情况。

汪秘密/书：“田普同志和”你把它划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划的。吴政委看看说，这个是不是不讲了吧，我们报告就不讲了吧，这个他们的事情让他们军区去报吧，是这样讲的。我这是如实反映情况。

邹：现在关键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田普同志和”这几个字，另外写在后面这个是曲言斌拿掉的，这个是你布置他拿掉的，后面这个送螃蟹问题，这里剩下来最后还有个“田普”了，这个时候吴政委你究竟是什么想法？刚才这个同志也讲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把她放上去。

吴：放下去也可以的。这是我们省委的地方报告嘛。

邹：不是这么个问题，你这个话就不对了。

吴：啊，不对啊。

邹：因为你这个就是为了送螃蟹这个里面有了田普两个字，专门把曲言斌训斥了一顿，那么因此你这个训斥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你在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两个思想吧，现在你吴政委想一想。

吴：我当时……

邹：你在这个上面起了什么作用。你把田普没有报中央。

吴：我保田普干什么？

邹：不是，你没有报中央，起了什么作用？是实事求是的作用，还是在那里实事弄非？

吴：我不管怎么讲，我从思想来讲当时不是为田普打个什么掩护，没有这种思想。

邹：那么客观上起什么作用？

吴：客观上那个……当时我们认为田普这个事情嘛让部队去揭嘛。所以实际上现在她有这个事情为什么来不报告呢！从现在来看是错误的。

邹：田普同志当时是什么职务？在我们省里是什么职务？

吴：还是在组织组吧，组织组的副组长开始嘛！

邹：那么不是按当时的情况来写的嘛？

吴：70年回去了。

王：吴政委，我们共产党人就讲认真，对不对，那么根据老汪刚才所讲的一点，把这个书记换成主任，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开党代会，他还是个主任，我认为是正确的，他这样写按照当时实际情况写。那么田普是不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为什么前面要根据实际情况，后来又怎么样呢？这个道理，吴政委是不是请你讲一讲看。

吴：现在来看，什么事情，只要有事情，都应该写上去嘛。

钱：当时你是怎么看的？现在应该写上去，当时怎么看的？你讲讲当时的情况。

吴：当时我觉得，我当时有个什么指导思想和思想，我这个也想不起来。

钱：吴政委你这个话你自己也很难对答，你还是实事求是一点。

吴：当然实事求是嘛，我这个……田普我去保她干什么？

插：问你！

邹：问我们就不象话了。

吴：嘿……（笑）

钱：要吴政委来回答这个问题。

邹：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带来的问题。为什么要包庇她。

插：这个应该解决！

邹：揭露了她有什么利害关系，保护了有什么利害关系，总归涉及到这个问题。

吴：我和田普毫无利害关系。

插：那勾掉它为什么？

吴：现在看来当时本来的面貌不应该拉掉，拉掉是错误的，这个我都接受你们的批评，我都赞成。

邹：吴政委，咱们不要在文字上玩弄词句，你这个错误，你讲的是错误，我们就算这样吧，你这个错误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带来什么效果？是不是使中央就不知道田普的活动了，你讲是军队里的事，这个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什么？很明显嘛，党的一元化领导嘛，一元化嘛，工、农、商、学、兵、政、党这7个方面都在党的领导下嘛，它不是一个军队的问题嘛。林彪反党集团这个问题本身是我们党内的问题。

吴：对。

邹：那么你讲这个论点怎么站得住脚呢？因此，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错误就按你这个标准讲，这个错误实际上面起了什么作用？使中央了解田普，还是不了解田普？

吴：（不响）

邹：问题大不可怕。

吴：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嘛，有什么……

邹：你刚才讲的话是不是符合实事求是的？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白纸上的铅笔是谁弄的，是我弄的还是你吴政委弄的？

吴：我是讲的是……

邹：那你这个实事求是还值几个钱？

钱：客观效果，你应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讲这问题，不要回避问题实质。

吴：我不会回避，白纸黑字还不是在那个地方吗？怎么就可以抵赖。

插：你把当时真实的思想讲一讲。

吴：过去我把它当成一般问题，现在看来，林贼死党，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嘛不是一般的错误嘛，当时有什么一直在反映到中央嘛！

邹：那么你现在再回答我这个问题？在客观上面，我们先不谈主观上的东西吧，这个主观的东西我们也弄不清，我们讲客观。

吴：客观嘛当然起了不好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有这个事，你没有报到中央，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罗。

邹：客观上面是不是起了欺骗中央的作用？

插：省委的报告上面写得很清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那么你呢？

插：这样的话是不是欺骗中央呢？

吴：当时把这个问题没有认清，当作一个……那天没有把全部情况向中央反映，那当然是严重错误的罗。

邹：而且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

吴：有意无意……

邹：这个是无意识指导的吗？为什么你圈的字不圈在其他地方？圈在这个地方呢？

钱：你刚才讲田普是部队的，所以不报，那么师长，政委是地方还是部队的？你怎么报的呢？你这个不是前后矛盾的吗？

邹：178师在苏州还没有支左任务的，他仍然是部队嘛。

钱：吴政委你怎么自圆其说呢？

插：你刚才讲的话不合逻辑的。有错误承认好，不承认就要被动。

吴：我是讲错误是严重的嘛。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向中央反映报告。

邹：这个问题结论已经很好下了，你就怕这个结论。

吴：什么结论？

邹：就是欺骗中央呀。

吴：你们认为是欺骗中央嘛，我是从我内心来讲我当时没有……，现在你说从客观上也可以这样讲嘛……

插：客观怎么讲呢？

吴：你们说客观上没有报到中央嘛，没有报告中央，有这个事情嘛。

插：报了，人家报上来你勾了。

吴：没有勾掉了就没有错误了，你们也不要来找我了。没有勾就没有事了，没有问题了。

邹：没有问题啊？这个里面涉及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曲言斌跟你两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今天是找你的问题，而且是找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问题你可以说我不知道呀，前后接见那么多次。我也没有去，这个你可以推得一干二净的，但这个问题是一点也赖不掉的。你问×××去，一起到那个地方去，我又没有跟他去，这个完全可以赖的。

吴：这个赖，赖得掉吗？赖不掉的，有那个事一辈子也赖不掉的。

钱：吴政委，既然赖不掉，那么这个问题你又怎么自圆其说。田普因为是军队你可以搁住，那么下面都是部队你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承认现实，我们不能捂住耳朵偷铃铛，自哄自，自骗自，错了就错了。

插：你不能把群众当阿斗，看不出问题。

邹：吴政委你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造反派。你现在的造反精神到哪儿去了？这个结论对不对，你自己考虑，我不能代替你下结论。两条路线决不能让。

钱：吴政委，你要冷静一些，田普你也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你抹掉她，意味着什么？里边包含着什么东西？你自己最清楚，是不是象你讲的那样意思，现在看来你讲的是一片谎言，马上可用你自己说的话就可以戳穿。所以我说关键是你的态度不老实，立场没有转过来，一直吞吞吐吐，扭扭捏捏。

邹：我觉得在这里边曲言斌是受到吴政委的训斥，我看这个训斥也是应该的。从什么意义上讲，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讲，他把×××扣掉了，灵敏一点，想一想，把田普报上去等于把×××报上去。

吴：那有什么关系。

插：那你为什么拿掉（众大笑）。

吴：客观存在嘛。

插：客观存在的东西把它拿掉，你干什么？

邹：你过去没有反潮流，现在可以反潮流，来得及。

插：你不要怕嘛。

吴：怕什么。

插：不怕就讲嘛。你还有什么顾虑？

吴：我有什么顾虑。我什么都讲了。我根本没有什么顾虑。

我当时确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从现在客观上来同志们说来那个欺骗了中央，没有把如实的情况反映上去，实际上起了包庇田普的作用，她有错误嘛，她在那里有往来，有勾搭，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一直报到中央嘛。

邹：那么在这个里面我再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以前你做了哪些动作？

吴：呃？

邹：做了哪些动作？特别是中央专案组来，你对苏州做了哪些动作？对苏州市委曲言斌。

吴：我做什么动作？

邹：给曲言斌哪些指示嘛？

吴：就是要他如实地把它清查嘛，所有的来的同志很好地彻底搞清楚嘛。

插：这个不对。

吴：还有什么？

邹：你给他的指示是什么？这个咱们都可以……。

吴：我有什么指示呢？

邹：就是只有报陌生人。

钱：不熟悉的人。

吴：不熟悉的人？

插：你给曲言斌讲的时候：交代问题的时候，你只要把不熟悉的人要写上去，熟悉的人不要写了。

吴：如果有这一句话呢，那么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了。

插：现在不要下保证。

邹：你下这个结论可以，那么我们以后还跟曲言斌算账，这是他自己弄的。不是你吴政委弄的，你是肯定了。

吴：如果我有这个话，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人把他写上，了解的人不要写上，那这完全是搞阴谋，那就是阴谋。

邹：那你现在这个话对曲言斌的话我们是可以应用的，那么曲言斌就是搞阴谋。

吴：那完全是阴谋。

插：现在很明显，不是你吴政委搞阴谋，就是曲言斌搞阴谋。

邹：曲言斌最近有没有给你谈话？

吴：没有。

邹：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曲言斌前一礼拜对军内干部，有几个人，人数不多，4个人，在会上讲：“我是准备一锅端的，你们也不要保我了，现在我为什么不能一锅端？省委不批准。”

吴：什么？

插：我是准备一锅端的。

吴：噢，一锅端。好好好，你们讲。

插：你们也不要保我了，我呢不保了。而且都是军代表。

插：到底是你说的，还是怎么回事？

吴：我要有这个话，叫他不要把问题搬出来，我在任何地方，我向你们还是保证，他这个话从那儿来的？

邹：吴政委，我们打个电话转去，请你吴政委直接跟他来讲。

吴：哎，你们给他讲。

邹：我没有讲过这个话。

吴：你们跟他讲，好不好？

插：他讲的省委啊！

邹：我们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这个问题我们两种认识，一个理解是可以理解你吴政委，另外一个理解，她呢是指田普，田普虽然不是省委的，但是她的意思可以用这个概念来理解。

插：在3月14号在我们苏州饭店跟支左的军代表们讲的“我现在的问题准备一锅端，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要交代出来，你们不要保我了，我也不保其他人了。问题是什么呢？省委不批准。”

邹：这个在座的一共4个军代表，2个听了以后马上写大字报，还有揭发省委这个问题，为什么把盖子捂得这么紧，他要一锅端你还不让他端。

吴：这个可以查清楚，我如果有这个话，就完全是捂盖子。我如果这个运动开始到现在有这个事，有这个话，我是绊脚石，那我就是捂盖子，我可以向同志们来这个这个……。

钱：你打个电话，叫曲言斌来一次。

邹：我感到这个话，假如他造省委的谣言的话，省委应该严肃地对待。

吴：我们同志们这么多人嘛，我讲话来负责。

插：他如果造省委的谣言，省委应该严肃处理。

吴：那当然要严肃处理。

邹：这个是不是能这样，吴政委，我们去通一个电话，接通它，你叫他来，我们等一会面对面查查嘛，为什么造省委的谣言。我们希望是他造谣言。

吴：你们通电话。

钱：这个问题涉及到吴大胜和曲言斌，这里面到底谁在搞阴谋。

吴：对，对，对。

钱：所以这个问题不谈不能明白，所以叫他来便于把问题弄清。

邹：叫他来嘛，你查查看，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造省委的谣言？

钱：如果他真一锅端，就端出来嘛。

邹：我们理解，他这个省委的话，决不是指我们省常委会，这是不可能的，叫常委每个人打电话怎么可能呢？

吴：他真的问题端出来？一锅端出来？就是省委不同意？

邹：“我准备一锅端的，省委，我也不要你们保，我也不保其他人了。现在的问题是我跟省里通过气的，省委不同意我一锅端，省委不批准。”我想这个问题你揭发林彪还要批准吗？

插：党中央、毛主席早已发出了文件，要全国各地群众上报中央林彪在各地的活动。

（吴大胜给华林森打电话，叫曲言斌到南京）

邹：另外一个问题，你对3月17日讲话的看法，尤其是第四点，对几个具体问题，你现在有什么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这个讲话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你所讲的话，前面的这个内容是抽象肯定，后面的话加上具体的否定，一清二楚的具体否定。你看这个第一点；你看了，你对这点，我们今天跟你讲的事情连起来，你看有没有矛盾，这个一、二、三，到底是不是在支持我们苏州市革命群众进行批林批孔呢？还是压制，还是打击？插话：按现在这个认识，谈具体情况以后你再看一看第四条的第三点，这个是给我们群众运动插泼冷水。现在吴政委谈谈。

吴：你们意思是指3条，对苏州市批林批孔运动，（插话：是促进还是压制），这个我们在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委同志在倾听了2位同志汇报以后，我们为了肯定苏州市人民群众揭发林贼是发动起来了，揭发林贼死党阴谋活动，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肯定的；第二、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对几个具体问题，当时我们认识在前进嘛！只能先把问题揭发批判吧！问题的处理放到末了对这个干部。先肯定曲言斌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邹：苏州市的运动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处理一个人？包括孙传煌是不是处理？停职审查是不是处理？

吴：当时我们商量的这个意见是请市委掌握。问题是我们集体讨论的，有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欢迎同志们批。

插话：当时他们怎么汇报？你总是根据汇报作出这几条。根据汇报作的指示。

吴：当时汇报就是说他有些消极抵抗的态度，所以对待问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随时发生问题。这方面揭发林贼死党的罪行，把它揭发，把问题搞清楚，应该积极的嘛，支持群众战斗嘛，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讨论，他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当时我们研究是指出他这个问题的。

钱：当时是怎样汇报的，中心思想是怎样汇报的，然后你根据他的汇报讲这个话，是不是？如果是这样汇报，肯定错误的，如果不是这样汇报是另一回事。曲言斌的问题，不是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既然是“九·一三”事件爆炸以后已2年多，中央号召揭发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这点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欺骗中央，没有如实的向中央汇报，对林彪在苏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没有向中央汇报。欺骗党中央，这是原则立场问题，是路线问题。怎能说是对批林批孔的态度问题。

邹：第一条要害在什么地方，小骂大帮忙，看起来你是骂他一下，错误的，这句话曲言斌对这句话是开心的，我不过是个错误而已。为什么？

吴：没有讲他的全过程。

邹：你的要害没有讲他的全过程，我们就要讲，曲言斌态度好、态度坏，我们也没有叫曲言斌来交待，我们是先调查研究，一句话不交待，就查不出问题来了吗！我们是相信调查研究，不是相信你曲言斌的口供。因此，他态度好也好，态度不好也好，关我们屁事，你自己争取从宽还是从严。那么你在这里面除了讲对运动的问题。

吴：我们也没有讲全面，就是讲当前这个态度，是错误的。

钱：怎么能这样讲的，起定调子的作用。他对林彪的反革命活动有没有向中央汇报？欺骗，这是原则立场问题。怎么能讲批评态度问题，怎么这么讲？实际上是给曲定调子嘛。

吴：没有讲到全面问题。

邹：前面的问题你怎么认识，你表示什么态度？

吴：前面的问题要彻底的揭嘛！他是线上的就是线上。他是严重错误那么以后再讲嘛！最后作出正确的结论。

邹：那么这段话假使完整的来说，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曲言斌现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或者是存在严重问题，应该老老实实交待，应该老老实实揭发，那么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是错误的。是压制。

吴：应该这样讲。

钱：难道对曲言斌的帮助仅仅是常委的问题吗？你知道我们开的什么会。你这个话内因起作用还是外因起作用？你是外因决定论嘛！不是自己起来认真交待问题，揭发林贼的问题，而是和常委解决问题。

吴：第一点发动群众嘛！

钱：曲言斌应该怎么样？

邹：还有54万人民哪！忘掉了。曲言斌的情况不是在常委会上，而是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人越来越多。不是常委对问题揭发。

邹：汪永珠、曲文同志是不是给你汇报了。开始是区、局、厂里一、二把手，到后来发展成为群众都来讲话，这很明显，不仅是几个常委，群众都起来促他，应该是全市人民，包括常委在内，常委更加多做工作。这里面根本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你后面讲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到底有没有相信群众？

吴：第二条放手发动群众。

钱：吴政委，我给你念一念，你不要忘了。念：（一）曲言斌同志在目前……曲言斌应该怎么做，你没有讲，曲言斌走的是什么路线？

邹：现在，怎么是批林批孔中间，批林整风运动就老早该揭发，到现在为止还在捂着。

钱：大家开座谈会，座谈会越来越多。光市委常委说的话，对其他人不是泼冷水吗！

金：这个文件第一是定调子，第二是划框框，第三个就是捂盖子，总的来说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钱：最近几天苏州市批林批孔的情况你也不知了解不了解？现在基本上对你这个屁话进行批驳。他们的口号很明白，吴大胜的屁话，扑灭不了苏州市批林批孔的烈火，你不一定知道这个情况。第一条问题是划了框框。

邹：还有第二个问题今后不要轻易宣布干部停职检查，苏州市到现在为止经常委批准的一共只有一个，就是孙传煌。这个孙传煌，我们经过调查研究，给市委报了，我们写大字报之前预先报告市委的，证据报告市委的，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恶毒地攻击张春桥、姚文元。……

王：一个是座谈会情况向你吴政委汇报了吧？

吴：我们常委都参加。

王：第二个是孙传煌停职检查汇报了没有？

吴：讲了这个问题。

王：苏州市准备召开两委会这个情况汇报了没有？

吴：也提了。

王：好。那么这个3点正好是对准这个3点。第一点曲言斌问题，你没有发动全市人民群众来对他进一步地揭发批判。这个东西没有深入调查，也没有责令曲交代揭发林贼在苏州市罪恶活动，以前跟林秃子搞的那些活动你没有叫他交代，只是谈谈批林批孔运动中态度是错误的，那么这一条你给他定了调子。第二点，就是知道了孙传煌已经停职审查了，这一条就是针对了这一个问题而已，问题在于我们苏州市对孙传煌停职审查这个问题，可能你是不满意，有看法。为什么汇报了3个问题正好就有这3条？就有这3点出来？关于召开两委会的问题，也汇报了，那么吴政委说，那么你对我们苏州市召开两委会有什么看法呢？这里面就是说不要我们开。适当时机……

钱：你听我讲，我插句话。由于曲言斌欺骗中央，站在顽固立场，这次座谈会揭发了好些严重问题，到会者无比义愤，提议应该召开两委会，进一步揭发问题，当时市委决定了应该支持大家的倡议，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有好处。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大胜你讲了第三点，实际上是在压制群众运动。

吴：那也是说当时汇报时准备开这个会吧，会议完了准备继续开两委会，我们省里根据你们的情况，你们掌握，你们自行定，是这样的意思。原来两委会是结束了吧。原来不叫两委会（插：叫座谈会），原来是座谈会。

邹：在座谈会上面是这么个情况，当时各个方面都揭露了很多问题，揭露了曲言斌很多问题。曲言斌一会儿是顶牛，说我都忘掉了；一会儿在那里点头哈腰。我们看他的立场没有转过来。当时市委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检讨，给他一段时间让他作检讨准备。在这个期间里常委也好，群众也好，还可以帮助帮助他嘛，促使他转变立场嘛，立场转变了，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解决，才能一锅端。原来常委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感到这个态度是正确，给他一段时间是应该的。他原来在那里一直捂着捂着，一下子马上醒过来，马上给你端出来是不可能的，让他有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原来常委的想法是正确的。问题在第二点上，今后运动中不要轻易宣布干部停职审查，那么苏州市一共只有一个孙传煌停职审查，那么是不是对孙传煌的停职审查错了。

吴：没有提到……

邹：不要轻易嘛，那么前面的是轻易嘛……

吴：今后要掌握嘛。

邹：吴政委，你讲以后不要轻易，那么前面就是轻易了嘛。我们感到市委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慎重其事的。据我知道从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研究到将近12点钟，都将旁证全部摊出来，一个个旁证研究，还找了一些当事人谈了谈，常委对这个问题都很慎重其事的，最后常委讨论是不是要报省委，这个人常委作了决定后停职审查，是不是要问省委，向省里报一报，这个时候我们省委调查组，不是两个罗部长都在那里嘛，说这个人他不是局长，假如局长的话是省里批的干部，他是主任，是市里批的干部，市里面决定就可以了，不要再报省委了。那么今后要报上级批准，意思说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怎么不向我报告呢？在我们的思想里听了省委调查组的话也有道理，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现在省委实际上采取片面态度，对孙传煌停职审查，我们感到这既不是处分，特别是在公安部门里有这么一个人，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也攻击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攻击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攻击进去了。另外这个人一系列的言论都非常恶毒的，说我们同日本建交，为什么建交呢？因为我们中国太落后，想骗点机器而已，这个话简直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话，连汉奸都没有讲得出这个话来。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吗？是去骗日本的东西吗？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到外交路线，面面俱到地攻击，而且这个人在57年的时候，在部队里是放炮的，本来是野战部队的，然后转到地方部队去的，放炮的那个性质还不是戴帽子，不够戴右派的帽子，就这么个情况。

吴：漏划总有的。

邹：57年。

吴：57年。

邹：在部队里放炮。这样的人，我们感到停职检查完全是正确的，他攻击的东西，都是证据俱在，那么我们省委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还要指责呢？因此，第一条是小骂大帮忙，第二条不骂也帮忙，骂都没有骂他一声，我们省委对这个人的态度应该明朗化吧，你那个三反言论那么多，在清查运动里面这个人也是屁话连篇，在我们苏州市当时的情况之下，公安局负责人，在清查运动里面一共作40多场报告，里面讲来讲去讲一句话，就是两派都有“五·一六”，当时市委叫我当清查小组的副主任，我就问他，你说两派都有“五·一六”，下面是“五·一六”，我邹学祺是造反派头头，我说你还要叫我来搞清查？开玩笑嘛，这个里面……

吴：他在清查办公室？

邹：他名义上是不参加清查办公室的，但是拼命在那里做清查报告，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最后运动办公室倒不起作用，就是他这个人起作用，最后干脆把我们拎出来。

吴：最后你不在办公室？

邹：我在那里没有几个月。象这样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也是很恶毒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攻击的是什么东西？他说造反派都是私心杂念，这个我看连你吴政委也包括进去了，你也是造反派嘛，也都是私心杂念。这一系列的话都是非常恶毒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是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那么我们省委对这个人非但没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而且相反去帮了他的忙。

吴：当时我们考虑还是支持。已经宣布停了，还是表示支持。

邹：吴政委，我有个观点，前面应该有一句，对孙传煌那个是正确。

吴：应该当时更全面嘛，肯定嘛，今后掌握这个问题。

钱：刚才按邹学祺同志来讲应该这样前面加一句，对孙传煌进行停职审查，完全是正确的，应该的，今后运动中这样，老百姓还是懂的，因为证据确属，就应该对他进行停职审查，他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十大路线，这个态度应该明确的。

钱：邹学祺刚才讲的是不是这样，吴政委你谈你的看法。

吴：我欢迎你们，不管我们集体研究得怎么样，错了揭出来欢迎你们批判。你们刚才讲前面有些东西指出来，我们感到有道理的。

邹：是不是这样，省委常委再一起研究一下，我们的意见都提出来了，假如省委感到我们提的意见是正确的，研究这个问题，修改一下嘛，完整一点。

钱：你们这几点是压制了苏州市的批林批孔，如果有这种坚持改正错误，积极支持群众运动，把过去的错误改正过来。我说你们应该有这种态度。有这种态度，转变立场也是不难的。这么群众就拥护了。我们苏州最近几天一直在批判吴大胜的屁话。

吴：我们当时考虑还是支持的，你们这个分析，你们提出来是有道理的。

彭：是不是商量一下，一个肯定是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各方面商量一下，把大家的意见统一之后，另外是不是叫曲言斌来，让吴大胜同志问他一下（听不清）说实在话，对曲言斌过去这一套，给省委的报告（听不清）省里的确不晓得，那有些东西吴大胜同志自己（听不清），这样，看合理不合理，有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商量。（听不清）

钱：省里的组织路线搞的复辟路线。

吴大胜：干部在这方面。

钱声远插话：对待造反派，对待革命派不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多少新干部在这里。省委常委有几个。有那一个是新干部。有那个是青年干部。省委常委没有老、中、青三结合。更不用说过去了，下面更多了，什么以工代干哪，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省是比较厉害的，不揭矛盾，就是捂盖子，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东西，这是马列主义吗？

吴：你们揭嘛！

邹：我们省委组织部在前年年底时有个文件，不准从工人、贫下中农中提拔干部。这个省委知道不知道？

吴：恐怕是那个文件。这个文件发了以后，我们几乎没有这个。

邹：这个文件发到我们这里，元旦社论出来了。

钱：再一个江苏所谓稳，本身包含矛盾。落实政策，不强调斗争，不强调区别，不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这是什么组织路线，这是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我们对待上海问题，上海也不是外国，也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下，他们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习。放了那么多屁话，不准东张西望。我们江苏要搞什么独立王国。

邹：你们苏州，上海放的屁也去闻一闻也是香的。我们苏州都是上海的什么？

钱：从思想上、政治上，到组织上是把矛盾都掩盖住，但总有一天要爆发的。在政治上否定矛盾，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后果很严重。搞的什么东西，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什么都打下去了。可能你吴政委没有打下去吗？打下去较严重的。

邹：那时有个说法：“北京五大领袖没有一个好的，我们江苏省三派头头那一个象样的”。因此，咱们头头没有几个好人嘛！好人不多嘛！后来这个话市委传达时我就说，这个逻辑我不同意的，假使说可以用五大领袖证明造反派头头没有好人，那末，我请问曲言斌，黄、吴、叶、李、邱几个也不是好人，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曲言斌是不是坏蛋。我说你曲言斌打击一大片，我还只打击你一个人嘛！他说：错了，错了。但这个东西对下面还是拼命的传，一传下去后，有人说“造反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谁来造反我就砸烂你的狗头。”也有人说“我要把造反派象拔大葱一样一个一个拔掉。”这句话是恶毒的。搞机构调整，不宣布撤你职也把你靠边。

钱：这个对待组织路线上这个问题，请吴政委要好好思考。对待上海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我们自己的独立王国，搞军阀专政，就这个道理嘛！谁贴大字报把它抓起来，这是在大会上讲的。后面没有人撑腰他敢这么搞，群众贴大字报，公安局还要派人去调查。摸摸看，那个在背后操纵。和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样。吴政委确实要好好来揭发这些问题。这方面矛盾再掩盖下去，我们要变成独立王国，要变成军阀专政。我们确实要好好研究，到底要实行那条路线。贯彻到各个地、县，这个问题是上面下来的。有些问题不是下面发明、下面创造，是上面下来的。

邹：五十七粮店的问题是去年吗？省里来封信。

吴：孙大炮转给我的。

邹：当着我的面讲了二句话。

吴：我接到信后打了个电话，现在宣传五十七粮店是完全错误的。我看了那个，他觉得是大家写的稿子。以后我说这个不行，把他叫得来，把曲文也叫得来，我说二个人来，一个人来不行。批评了他。

邹：省委批评了他，开始他涨红了面孔对我讲了二句话，一个是我路线觉悟太低了，第二个是搞一言堂了。开头的是说对我检讨。我说，你不要对我检讨，又不是我个人的，信是我写的，事情是你做的，意见是群众提的。你光跟我检讨有什么用呢？你到商业局那里去检讨检讨嘛，最后商业局里也只是找一个头头检讨检讨。到后来省委批评以后，到今年年初，再来肯定服务良好运动，再来肯定五十七粮店还是这样子。

吴：那不行，那不行。

邹：用五十七粮店推动服务良好运动。

吴：那不行、不行，所以我接到那个信后，打电话，你们怎么搞的，现在宣传五十七粮店是错误的。他说错误是有呀！上纲太高了，以后我们不说了。叫曲文同志伴了一起来。二个人谈。

有些问题明天谈。



吴大胜同志第三次接见苏州市工、农、青、妇、红赴省代表团时录音的记录

1974年4月6日　下午2:45－6:05


邹：昨天晚上曲言斌已到这里来了，今天上午跟他谈了一谈，他是很怀疑是不是吴政委叫他来的，也怀疑华林森，也怀疑我们，是不是骗他，这个问题我们跟他说了一下。省委领导同志到二点半来，我们上午跟他谈的时候，有几个问题跟他接触了一下，下面是不是把录音放一放。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否请吴政委听一听。

钱：听听他讲什么问题。

（录音）曲：1971年3月7号走的那天，上次我谈的事情说是没看到，以后想了一下是什么过程呢，把我叫到7号楼下面去的时候是没有人，我在那里等的，等的时候不大，从楼上下来，后面那个门半开，我看到是叶群下来了，架了一个人上汽车，我当时就估计他架的是林彪，这个时间以后叶群返回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个大衣，见了我就握一下手说，对不起，马上要走，就出了门了，讲了这几句话。当我出去人就没有了，上次没谈就是这个。

邹插：这是什么内容呢？吴政委。这是林秃子第二次到苏州，就是搞《“571”工程》纪要的那一次，我们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是没有接见任何人，上一次我们市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也是坚持没有见到任何人，但是人家都证明他去过7号楼，林秃子住的7号楼那是不能进去的，除非他接见，特别象曲言斌这样的人怎么能进得去呢？而且他接见完了出来时说，我这一次没有见到林彪，只见到叶群。这个话是接见完了不能说的，很明显的，这是掩盖一下，今天上午我们和他接触一下，他马上就说，我们只见到了叶群，见到林彪还不承认那么这个第二次是3月7号。

吴：3月7号啊！

邹：3月7日，第二次这个问题是关键的问题，林秃子在苏州搞《“571”工程》纪要。

（录音）曲：这个情况我上次给汪秘书汇报过的。我其他还很简单，跟汪秘书谈的还很具体。我在这一次写汇报上底稿上有这么一句，具体情况，口头汇报，以后给拉掉了。

曹：哪个拉掉的。

曲：我给拉掉的，我给他讲具体情况口头汇报。那个报告中写上去了，以后我说不要写了，口头汇报，以后汪秘书来了。我记得我给汪秘书谈的是比较详细的。这一次漏掉了春节的一次，我这个脑子记得是3次，其实是4次，就是这么个情况。

邹插：集体接见应该是4次，他向省委中央报的一直是3次。

王：吴政委，他里面讲的汪秘书是哪个汪秘书，他向你汇报了以后，记录有没有？

汪：有的。

王：记录是不是有的，你是不是拿一拿。

邹：曲言斌讲的（省委）书面汇报的少，但口头上都汇报了，请汪秘书当时的记录能不能借给我们看一看。

钱：看他汇报什么东西，是否如实反映情况。

吴：你有什么记录本？

汪：有的。

吴：你去拿来，看一看吧！

汪：拿来谈一谈，是吧，我带在这里。

吴：你念一念吧，咱们听一听。

汪（念记录）

3月28号下午1973年，在南林一号楼接待室，那天给我谈的那天，我已去了3、4天，他正在接待一个保密外宾，接待完了，上午走了，下午就跟我谈，我根据我的记录全文照读。这个材料我回来整理了一个材料报的。他首先讲关于那个书的清查问题，还要继续查，书就是林彪搞的那个反革命舆论的东西，还要继续查。这是曲言斌讲，问题是人和事，我们觉得应该有的放矢，因此没有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中空军家属查了一下。71年8月×××在无锡我们也汇报了流传的“10月份见分晓”的问题。当时不懂是怎么会事。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会事。

邹插：当时我们苏州有批人跟李世英、王维国关系密切的，他们到苏州拼命地讲“8月大干，9月见分晓，10月见眉目”。

汪：后来南宁军区保卫处来查了这个事，长风厂有个人被审查关起来，至今没有放，她的男的也审查了，叫什么名字没有记下来。

邹：她的男的是飞行大队长，后来提升到副参谋长。

汪：再就是林贼在苏州住的问题，他讲不许告诉别人，69年到70年那一次，首先是我知道，后来华林森同志知道，还有部队同志知道。知道具体是5个人，我，还有公检法的两个，王炳宇，他是管内部的保卫，孙传煌是管外部的，内勤是马杏荪、王义华。这几个人呢是叶群找我去谈了，要我指定的，具体接触他们是王义华、王炳宇，服务的人员是烧饭的，烧炉子的，他住在这里面，九·一三以后南京军区的王副参谋长来查他们的活动，我才进一步了解的。我们要见他，就要在这里等（指南林1号楼）叶群出去买了两次东西，再没有出去。上次开会前，吴政委交代林在的具体情况要说清楚就行，展览会还要有个态度，要检查，不要过多的人知道，研究我们怎么办。这里补充插一句，曾经省委领导同志指示以后3月3号省委办公室发了个电话通知，要各地继续抓好清查工作，进一步抓好清查人和事，他曾经打个电话来问苏州怎么清查，我们怎么清查法。接触的几个人个别谈了话，指和林彪接触的几个人，他个别和他们谈了话。市里准备大批判，已经和华林森同志谈了，他准备在常委中间谈一谈，开展大批判，在此基础上开展整风，总结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饭店结合批林整风把这个事情再查一查，至于不正常的事还没有发现。上次报告中讲到接见了3次，没有具体讲，准备再附上个具体报告，第一次单独接见我一次，时间是大约来了一个月，在11月份，打电话通知我去，有个余秘书把我引进去，当时林彪正在感冒还没有好，接见了10分钟左右，林彪问：你是红军吗？我说：我是胶东，跟×××出来的，林彪讲胶东的这个部队很会打仗，不少地方都有胶东的人，我（曲）就问：身体好吧？林彪就说：我没有什么病，就是有个出汗的病。我说：首长保重身体。这时叶群站起来了讲下去吧，就出来了。第二次，春节前后，扩大到刘司令即刘金山同志，华林森，178师的郑克良，高柏林，还有纪光，27军的陈一明，那一天在178师吃了饭以后来到这里，到1号楼，这一次在楼上接见的，有10分钟的样子，主要问了部队的训练，还问了刘金山生产，还问了他们社会的情况，拍了照，拍了不少照，在场的还有王炳宇、马杏荪、王义华，还有警卫团的侯副团长，当时一个一个的都介绍了，叫什么，干什么的。谈了以后就下来了，叶群送来了桔子，吃了一个，走的时候又塞给他们一个，还送了一个像章。第三次，快走之前，指林彪快离开苏州之前，田普来了，到南面去，在那边吃了晚饭，指田普到那边吃晚饭，约10点钟，电话过来，叫我去，说林彪要接见，说这次有田普、曲言斌、王炳宇、叶群，主要是田普跟林彪谈，主要是讲怎么不感冒、不生病了这么些事情，临走的时候，叶群说照个相吧，就排起来照了，当时还感到这很光荣，要想要这个照片。他们回北京以后个把月寄来了一张照片，林彪要走的时候，大概是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到苏州来啦，车站上原来的人却撤走了，全来了上海来的人搞警卫，林彪到车站上去，去了3个多小时，回来以后就决定第二天就走。

汪：我们提出准备送他，他当时没有表态，后来说你们定吧，那天晚上王晏从南京送来了8号的一封信，8号是指中山陵8号，送了一封信去。这时曲言斌打电话到南园去，那边说没有时间见了。明天到硕放机场，第二次他们就赶到硕放机场。他们下了车，林彪已到了欢送队伍的中间了，当时他们看正在鼓掌，在场秘书看到他来，叫他去，从队伍后面绕到扶梯前面，跟林握了手。另外这一次叶群接见他们两次，问了苏州有那些部队，对他（曲）下达命令，要他来了保密。曲讲还问了叶群，×××来怎么办？叶群说这个由我来报告，就是不告诉他，叶群讲我来报告。另外叫他（曲）确定人跟他们联系，这是第一次，再一次田普来了，把我叫得去，我在那个地方坐得时间长了，打起瞌睡来，叶群看见了，叫你去休息吧，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事情弄得很不好。还有一次是田普来了，就去了，晚上放电影，在北园见到了，也叫他去看电影。71年这一次，林彪到苏州来一次，来得突然，当时正在准备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确定西哈努克在苏州就在南园住一晚，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忙着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当时他在省里面，杨副主任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接待的问题，正在开会的时候，接到电话要他回去，孙传煌打来的电话，说北京来电话，要把炉子烧起来，就是把暖气烧起来，后来不久又来一个电话，说已经出发了，林彪已经从北京出发了。他们就马上赶到硕放机场去，到了硕放机场，第一架飞机已经到了硕放上空，林彪坐的第二架飞机，曲讲他离开飞机30公尺的样子，飞机停稳后，王维国上了飞机，以后跟叶群两人把林彪架下来的，林彪他们一下飞机以后就上了汽车。叶群跟在他的后面，曲讲林彪的车子是第7辆，回到市里，就到北园了。在北园王炳宇传话过来，讲保卫科长讲叶群讲这次来，没有什么事，是来休息的，身体不好，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这一次接待西哈努克亲王，马上就要来，这一次他一来，计划打乱了，所以他们研究了再三，到天亮决定派人到南京向×××作了汇报，因为这牵涉到西哈努克访问计划的改变。林彪讲不要告诉×××，所以这一次×××没有去，过了一段时间，王炳宇根据警卫科长意见叫我来，南林去，到了南园的传达室，警卫科长李文甫讲首长要走，专列从上海来就要走，大约2点半走，过了一会就叫我到7号楼去，在楼上我坐在休息室，听到上下在搬东西，后来听听没有什么声音，叶群来了，急急忙忙的把头伸进来，看了以后握了握手，说对不起，我们走了，她就下来了，曲言斌就跟着他出来。她上了车，曲见周围没有车，见到厨房里有个车，拦了厨房的车，追到火车站，到月台上，专列已经起动了，叶群在窗子上招了招手，没有见到，因为没有见到，心里很担心，想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一是林彪身体不好，二是形势上出了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这里的暖气的温度有问题。当时心很着急。另外这一次后来还听说老虎也来了，小林贼，林立果，把我们的车子开到上海，伏尔加车子，还听说这次空军招待所的过铨来了多次，据说送了东西来，送了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来了都是住在南园。还有一个事情在上次报告中没有讲，就是57粮店的事情。我当时插了一句话，我说当时57粮店的事也提到的，你们的报告我看了的，他讲，提到就算了，我也记不清楚。他说我今天主要就讲这几个问题，现在有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清查法。省里有什么具体的指示。林彪在这里的活动算不算有关的事。我们省委的通知里讲要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他就提出问题，林彪在我们这里的活动算不算有关的事。我们是没有顾虑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清查法。谈好了一会，他又说随便有个事情要讲讲，市委一个委员叫刘国民同志，他现在生了病，他讲曲言斌不可靠了，是林彪线上的人。他讲了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林彪事件发生后，曲讲不好理解。曲解释林彪事件发生后，他在市委各个组、局干部传达会议上讲，林彪昨天还是副主席，今天就是反革命，你们要跟上形势。他说，刘国民同志他没有讲我当时怎么说的，而是讲我讲林彪事件不好理解，曲言斌作了这一段解释。第二点林彪几次到苏州来别人都不知道，只有曲言斌知道。第三，×××在南京已经点了曲言斌的名，曲解释去年省委工作会议上批评我们想搞什么政治投机。

关于选妃子的问题，北京来了2个人，省里来1个人陪的，这人从省里来之前从上海什么地方到苏州来，拿了给省里的介绍信，要苏州接待，苏州说不是给苏州的介绍信，不好接待，这个人不高兴，走掉了。到南京去后一星期后，宋文星同志打电话来，说军委要来几个人选人，你们接待一下，这几个人9.13之前不久来的。曲讲话就这么多，我整理了一个材料，跟领导汇报了。

邹：这个向中央汇报，这里好多东西隐瞒，而且有许多是事关重大的。如那个过铨，是死党，中央已点名，但未报。又如三国四方会议的王维国，包括还有田普。曲本身当时也隐瞒了重大问题。曲还有2次单独接见，第一次是林彪第一次到苏州后集体接见以前，曲今天上午这样讲还有点老实的意思，曲讲吴政委有一本账，曲也有一本账。下面录音连下去，看看曲现在上午讲的和过去讲的有没有矛盾，差距有多大。今天上午他是不老实的，林和叶不是住在一个楼上的，林秃子住7号楼，叶群住在2号楼，林秃子接见在7号楼，叶群接见在2号楼。这是很明显的，他是说谎话。

钱：看看曲过去讲的和现在讲的，有多少差距，当然还是不老实。

（录音）曹：还有写汇报的时候，吴大胜、吴政委给你说，关于林彪的事情常委中是不是你一个人知道，你就讲是的，后来，他就讲汇报不要给别人看了。你汇报没有给别人看吧？常委会的汇报，4月29号的。

曲：没有？

曹：怎么会没有的呢？

曹：你这个报告怎么会一个搞的，不给其他常委看的。

曲：我不是说，吴政委有一次在一个会间讲的。

在这个过程中，×××到苏州2次还是3次，他来呢是直接的过去到南园去，再就是好象是吴副司令，杜政委也来过，我没看到，是以后听人说的，他们没住到南林去，一般来人住在南林，他没住在南林，这些和我上次谈的是一样的。9.13事件以后我把这些事情说得不大完整。这就是需要谈的嘛。

曹：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一个就是：你给省委有个汇报，73年的，写时你曾经跟张秘书，就是张纪涛讲，有些问题要单独写信给省里汇报。你有没有写信。

曲：有的，我讲有的问题还要口头汇报。

曹：你写信有没有写呢？

曲：口头汇报，信没有写。

曹：向汪秘书汇报，除了向汪秘书汇报，还跟谁汇报过？

曲：没有，你问汪秘书，他很快就去了，就口头汇报了，我说写报告太罗苏，必要时，我可以单独口头汇报，可以单独写个信。

曹：你不是写了个报告嘛，吴政委，吴大胜，说你那个报告太罗苏么，他当时是怎么讲的？

曲：就是说，你们苏州写你们苏州的事咯，其他的有他们来写，就是这个意思，田普这个送螃蟹就不用你们写了，回来，我就和张纪涛两个还争论了半天，研究了半天，这么样弄，他妈的，就成了我们主动的，我们怎么想到送螃蟹，就有这么想法。算了吧，不写就不写吧！

曹：你们后来的报告上原文是这样的：“1970年11月我们派王炳宇同志从南京乘飞机到北京”。你这样写就是你送的？你为什么不把实事求是情况汇报呢。

曲：就是原来他讲了以后我不写了。

曹：你不是曾经讲过，省委要求各地成立林贼活动清查办公室，说苏州就不要成立了。

曲：不是这样讲的，是讲省里要成立清查办公室、地、市就不成立了，总的讲的。

邹插：吴政委讲的地、市不要成立清查办公室。

吴：我们这个通知要各级党委负责。

汪：这个我倒没有太明确。

邹：这里面实际讲了两点，一是外地有些人不要写，有他们自己去写吧，在这样情况下，过铨、王维国后来都没有写。

吴：我说你知道的，有关在你们苏州活动接触的人和事，你们知道的就写，你不知道的，那就是听说的你写出来就把你写的更不清楚了嘛，把你自己苏州的彻底搞清，……

邹：那么就是看见的不算数了。

吴：我没有讲看见的不算数。

邹：王维国就是看见的，过铨自己本身接触就很多，林立果这个小狗崽子，他们一直是在一起的，那都是很熟悉的人，名字都不叫，就叫他小老虎，

（录音）曲：吴政委传达的地、市就不成立了，你们领导回去抓一抓。

曹：就是地、市不要成立清查办公室。

曲：就是这个意思，总的讲的，在会上讲的。

邹插：在会上讲的。

吴：大概就是讲清查。

邹：不成立清查办的话，怎么清查。吴政委你后面还有指示，党委其他人不要管，只有了解的人管。

钱：吴政委，你讲的要下面成立清查办公室，还是不要。

吴：当时省里成立一个清查办公室。下面就要各级党委负责任，这个清查很多东西罗。

张同：地、市要不要成立清查办公室。

吴：这好象没有。

问：你确定一下。

吴：大概是没有。

吴：下面就是各级党委负责清查。

钱：事实上是不是党委呢！不管是无锡苏州都是一个市委书记。

邹：你还有一个指示，凡是没有和林贼接触过的人，就不要给他们知道。这是意思，那么还有什么党委负责，党委也不负责，也没有清查办，那么就是一个人了。一个人去查什么东西。现在苏州光看那个书，抽几十个人也看不完。

吴：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时叫他把所有知情的人，把这个问题彻底查对清楚，报省委。我们这个上报都是省委集体讨论的。

邹：那我们苏州市是没有集体讨论的。

钱：曲言斌也承认是他一个人干的，其他常委不知道。

邹、钱：在一次会议的间隙中讲的。

吴：这个肯定没有，怎么不经过党委，党委的报告党委不讨论这还行。

曲：吴政委有这个意思，在一个会间讲的。你们搞的材料不要扩散，知道的人知道就行了，把这个材料直接报告吴政委来。

邹：一个是不要扩散，一个是知道的人就行了！

吴：这个事情，我回忆没有这个事。

邹：假使按照这个逻辑成立的话，一个不要扩散，那么中央首先扩散，把林秃子搞的《571工程纪要》扩散了么，扩散到全党、全国人民了么？

吴：我们那个通知要他彻底清查，所有经手的知道的人和事，彻底来都把它搞清楚。党委报告，怎么党委不讨论，你看我们那个报告，还是在11号讨论的，全体都参加的，有的常委不管清查的也参加。……这个事肯定没有。

邹：等一会曲言斌来的话，问他。

吴：党委的报告怎么不给党委讨论呢？我们的都给党委讨论的。

（录音）曲：我领会就是，林秃在苏州的事知道的人知道就是了。有一次老华在家，我给老华看，这个张纪涛知道，老华说这个都是副政委具体知道，我不清楚。有这么个事。

曹：你报告没有拿出来吧，你这个报告没在常委会上讨论的吧？

曲：没有，没有。

曹：你一个人定的，就是根据吴政委的意见。

曲：根据这么个精神。

曹：什么个精神？

曲：就是材料不要扩散，知道的人知道就行了，把材料直接报他那里。

曹：我们问你个事情，就是3月17号下午你讲过什么话，你有没有到南林去过，3号楼，王政委来，你讲过什么话？

曲：我去过的。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去的，有张秀云，李端，张羽，孙以哲。

邹插：（介绍几个人……）孙以哲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我们苏州现在还有支左办公室。

吴：还有个支左办公室？

邹：我是听了广州军区毛主席批示的那个文件的……这是个笑话，我们市委整风时屡次提这个问题……

（录音）曲：我去时孙以哲在洗澡，其他人在……他们讲，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还可能再有艰苦的，我说，我准备我这个名字还得要倒过来，……

邹插：我准备名字倒过来写，还要打叉叉。

（录音）曹：这是你的原话，你看对不对，“我已打电话请示省委，如果省委同意，我就把林贼在苏州的罪恶活动全部揭出来”。是不是你讲的。

曲：对，是这么讲的。

邹插：在场的几个人都写了一个旁证。

钱：他自己也承认。

邹：如果省委同意，我就一锅端……

邹：那么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他打电话来了么。

吴：……如果省委同意就全部彻底端出，省委谁不同意。

邹：就是省委没有表态，把这个盖子捂起来。

钱：有没有打电话给你的秘书？

吴：没有打。打电话不是讲运动问题，讲我要靠边了，我领导不下了，有这个电话吧？好象……

许家屯：讲过一次，准备靠边。

吴大胜：运动刚起来，就讲我要靠边了，不能领导了。

邹：他这个意思里，批林批孔刚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批林批孔要解决那些主要问题。运动刚刚开始，他就讲，我准备被打倒、靠边、被抄家，精神状态就这样。

钱：做贼心虚。

（录音）曹：王维国的事没有讲清楚，三国四方会议，就是王维国……

钱：这个问题要分清，口头汇报和组织书面汇报是两码事。作为组织的书面汇报没有报，还是没有报，只是嘴上讲讲，这是不算数的，最后还是以组织的书面汇报为准。

曹：你们一道一道关卡下来，到中央根本不了解什么情况。……

曲：我这会准备了一下材料的来龙去脉，把我能记得住的全部讲，分两个部门，一个九·一三以前，一个九·一三之后，那天我和汪永珠同志讲了什么时间谈谈。（录音完）

邹插：王维国到苏州活动，我们看中央文件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看到王维国在苏州活动。那么这个情况，没有向中央汇报，王维国这个死党是死党里面比较大的死党，三国四方会议的《“571工程”纪要》参与决策者之一。那么可以想一想我们江苏省清查林贼在江苏的罪行，这个问题究竟清查得怎么样？

钱：就是我们省委抓得怎么样，吴政委你应该了解这个问题。

吴：王维国当时怎么这个材料没写上，没有写上的原因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是什么原因没有写上，那是常委集体讨论的。为什么不写上的原因是不是当时文件上已经有了名字，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啊？想一想看啊。

姚：那林彪文件上已经有了，那么就不要再把他写上去了。

曹：那田普文件上没有为什么不把她写上去了呢？

邹：那有了名字就算了？具体罪行就不要啦！

曹：我看中央不会公布一个大名单吧！

钱：吴政委，你讲的不能自圆其说，很难解释这个问题。

吴：这个省委是经过常委集体讨论的。这个现在为什么没有写上，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这个原因。

汪秘书：王维国的这个事情跟我口头上讲过，报告里面没有讲。

吴：噢！报告上没有的。

汪：报告上没有的，口头讲的，他向我讲了以后，我就向他传达了省委当时对我的交代，就是省委指示，凡是清查的结果要正式书面向上级报告，你今天谈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在两三天内给我写好，就这个材料报给省委，问他行不行，本来我可以等，但现在我还要到无锡去呢，就不等了，是不是在二三天内写好给省委。他停了一停，说外宾没走，我说是不是找个人写一写，这样我等了天把贰天就到无锡去，后来我回来以后，一个礼拜过去了，查了查还是没有报上来。我就打电话，当时打电话找的是刘书贵同志。当时刘书贵是去看病啦又是什么啦没找到，又找办公室姓孙的，老孙还有一个女同志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还有几个电话，前前后后打了七八十来次电话，有一回找到了刘书贵了，说当时讲好的，2、3天就送来的他说没有明确啊！我讲你怎么还没明确呢？！很明确嘛！我叫他跟曲讲一讲，又怕他不去讲，所以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曲，他说好好好，对对对。这样还过了十天八天还是没送来。还是没送来。后来要向中央报告了，作为附件向中央报告了，向吴政委汇报，其他附件都有了，就少这个附件，怎么办。吴政委说你叫他来，怎么到现在还没送来，你去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去了。说吴政委叫你今天能来就来，不能来就明天要赶到。曲说现在市里在开批判大会，在东方红剧场中心会场，还有其他好几个会场，下午散了会来行不行。我讲那就下午你来吧！下午我又打电话去东方红剧场，老孙接的电话，已经讲好叫曲散了会马上来，乘个什么车子。说晚上8点钟就到，晚上8点钟派车子接他来的，第二天上午，我就不知道了。前前后后一共1个月，3月28号谈的，到4月29号报告才送来。

邹：请吴政委讲一讲，王维国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交代出来，这个你是想得起来的，这个要实事求是。

吴：我想一想。

钱声远：汪秘书找曲言斌去了解情况，他没有叫当事人扯扯找了个刘书贵。刘书贵不是当事人，就是搪塞，搪塞省委去调查。刘世贵，我附带说一句：刘世贵是个什么货色？

邹学祺：刘书贵是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报出来，曲言斌报出来，不是市委报出来。曲言斌报出来的话，省委组织部把他挡回去，这个人不能接触机要工作的。他自己家里面是工商兼地主，他老婆是地主兼工商，那末这个人表现的话也是很腐朽的，比如抄家物资，他一个人就买了5000多元钱。

钱声远：抄家物资，就是红卫兵破四旧的抄家物资，他一个人就买了5000多钱。

吴大胜：什么5000多元，那时候价钱是很低的罗。

钱声远：还有曲言斌。

吴大胜：还有曲言斌，这事情我听到过。

钱声远：他们引成一个盗窃集团，红卫兵破四旧是从老吸血鬼那儿抄出来的，被这些新吸血鬼吸去了。

邹学祺：曲言斌我们屡次向他们提出来，这个抄家物资的账能不能让我们查一查，到现在为止都不敢给我们查，市委办公室也提出来，不能给群众组织查，给我们办公室查行不行？他也不表态。这里不仅是政治上严重的阶级斗争，恐怕经济上也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是很明显了。根据这样的情况，省委领导同志是不是跟曲言斌，这个，已经来了末，就省委领导跟他谈一谈。

吴大胜：叫他来一下，啊，叫他来一下。

钱声远：抄家物资问题啊，价格谁定的？自己定！

吴大胜：当然自己定的。

钱声远：比如说手表，第一次相当高，第二次相当高，最后降到60元钱就可以了。

钱声远：省委将来组织调查一下，关于抄家物资这里明堂很多。

吴大胜：你们就可以组织调查嘛。先把这个阶级斗争……你们可以组织个调查组清查一下。

邹学祺：是不是省里面查一查。

吴大胜：你们先查嘛，可以查，让他表态嘛，市委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嘛。让他同意不同意嘛。

……

邹学祺：他身边多是用的一些什么人，孙以哲，这些人没有一个出身是好的，假使有个把出身不好的我们感到也不奇怪，党的阶级路线嘛，不是唯成份论，但是是有成份论。怎么全部，最好是富农。

钱声远：这些都是曲言斌的亲信、参谋、顾问。

邹学祺：身边一帮人，都是这样的人。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人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我告诉曲言斌，你搞的是黄世仁专政。都是各种各样的黄世仁。

吴大胜：这个人那，还有骄傲自满，骄得一塌胡涂。我讲华林森讲过，要老华帮助他。再加上这一次在南京，我说你们的关系要搞好。几个人找来一起批评了一下。嗳呀，想不到，这么对待我们，想不到这样对待。

邹学祺：林秃子为什么那样放心，放开手干了那么多坏事，这个阶级基础他有的，他也晓得还有社会基础、政治条件，没有政治条件，他也不能搞阴谋活动。

钱声远：曲言斌因为有林彪当他后台，他认为是最高举，最紧跟的，所以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

（下面曲言斌进会场）

吴大胜：唉，曲言斌呢，你对这次批林批孔这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你是怎么认识的。

曲：我这个开始，有抵触情绪，好象是我这个想消极面想得太多了，老觉得好象有人跟我过不去，这个意思。

吴：是不是这样呢？

曲：是这个意思。

吴：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过不去？

曲：那么，通过最近一些学习，我觉得不是这么个事情，我确实有好多的错误。唉！这个都应该是在这次运动中解决的，提高认识的。

吴：那么你对省委那个通知你是怎么认识的，是指明了苏州地区、苏州市、无锡、新海连、新海连就包括连云港啊，徐州、徐州地区，彻底清查林贼死党在这个地区的罪行。

曲：就是在这次运动来的时候，这个通知呀？（吴：唔）这个应该的，我总归拥护的，我完全支持的，而且我还应该在这个中间作出贡献的。这个我对常委也说过了。

吴：怎么运动，群众还没有起来？你就总是认为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还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的问题，复辟反复辟的斗争问题，你觉得总是有人对你过不去。

曲：我这是错误的，这个我知道。

吴：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曲：是的。

吴：你们这个王维国到你们苏州来多少次，你们写报告写王维国没有？

曲：没有，王维国没到苏州，我没看到他到苏州。

吴：他到过苏州没有？

曲：没有，我查了没有，当时查了就是谁呀，就是说是他那个过铨，王维国是怎么会事？是林彪最后这次来，上机场去接的时候，去接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人，那个李政委向我介绍的，说：这是王政委，我根本看也没看见过，就是这么个情况。

吴：第二次到苏州？

曲：第二次到苏州。去接，上硕放机场去接。

邹：是谁跟你介绍的？

曲：是李政委，李槐声。

邹：那么介绍以后，你就认识了嘛。

曲：我没有，他也没有说话呀！他在外面走动，那个人，我本来原来没有在外面走动。那个李，不是我去了嘛，我问了他，说是王政委，我估计是王维国，就这么个问题，他又没跟我说话，也没什么的，说林彪那个飞机来了以后呢，他就上去了。上飞机去了，大概在飞机里有十多分钟，和那个死党叶群把林彪挟了下来了，这个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那么他们走了，我也走了。

吴：你不讲到还有一些问题，这次运动准备一锅端出来，需要省委批准嘛。

曲：这个意思是常委讨论了一下，讨论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给大家讲一讲，讲一讲呀！就要涉及到一些人，就要涉及到上面领导一些人。

吴：那有什么。

曲：就是呀，大家说是不是请示一下。

吴：你请示谁呀，请示没有？

曲：就是请示呀，我请示一下，我请示一下了就打了个电话给那个秘书，那个秘书呢，那么我就说，林秃子在苏州的那个事情我想准备给群众讲一讲，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讲一讲，那么以后呢，秘书没有回电话，没有回电话，那常委又商量了一下，说没有回电话，恐怕还是得讲吧，还是叫讲，就是这么个过程。

吴：这次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10次路线斗争彻底搞清楚。嗯。

曲：对！

邹：讲了个很不象样的东西。

曲：这个不象样是对的。

吴：就是要把10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彻底搞清。

曲：是这个意思。

吴：那你还要，你那个报告你在常委还要在那干部会上请示什么？

曲：是这么个过程，这个常委商量了一下，有些同志说，还是请示请示吧，主要是涉及到上面，还有些人，我们在这个范围讲好不好，这是常委几个人在说的，这个曲文同志也说这个话的。

吴：你们常委几个人？

曲：常委几个人，我说我打个电话给吴政委再请示一下吧，这个他问了我，说是这个请示了有没有电话，我说是没有电话。

吴：我们对你的这样的问题……

邹：曲言斌呢，你认为涉及那一个人的东西，不好汇报，不能向中央告诉的。

吴：这是些什么重要问题。

钱：那一些不可以向大家讲。

曲：主要是涉及到×××的，还有这个田普的，这些这些名字，这些上级名字，主要是这个问题。

吴：那任何事是客观存在的。

邹：现在是叫你下结论吗？是叫你向中央汇报嘛！

吴：要你把问题……

钱：弄清楚嘛。

吴：牵涉任何事，讲清楚，你再那个……

钱：又没有给定性，就这么怕。

吴：再讲那个运动一开始呀，什么事都要打个电话问，那我们来说，一般的不答复，一般的都不答复。

曲：以后省里又有个文件，有个通知，我是18号，我是19号看见的，就说是结合着当地呀。

吴：彻底查清。

曲：彻底查清，所以以后我们常委研究说，不要请示了，这个恐怕省里不好答复的，我们还是讲吧，就这么样。

邹：省里这个文件，这个电话你知道没有？办公室的电话，联系除了4号文件上面所规定的。

曲：我是19号晓得的，19号老华给我看的。邹接：还要联系林彪在苏州的阴谋活动跟罪行这个实际。

曲：这个看到。

邹：这个是你亲自接的电话，我是知道的。

曲：这个是，不是亲自接电话的，不是我亲自接电话的。

邹：你知道这个情况吧！

曲：我知道这个情况。

邹：那么你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你还要请示什么。

曲：我这是在以前。

邹：这个是在批林批孔座谈之前吗？早2个星期了。

钱：王秘书讲过了没有。

曲：没有，没有亲自给我打电话的，我没有亲自接谁电话。

邹：电话是办公室的嘛！省委办公室已经给你打电话，至少是2个星期以前，那个批林批孔座谈会以前，2个礼拜吧！至少是这样，已经告诉你了，联系这几个实际了，你还请示什么呢？

钱：有什么人不可以说的。

吴：所以这个省委呢考虑呢要很快对这些关键性的地区这个都发了电话，这个专门通了电话，就是要彻底的揭发，彻底地搞清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你对这个斗争是怎么去理解的？说群众都对你有点过不去，就说这件事，你曾经为57粮店呢，老邹，我们邹副主任写的那个材料很好，第一次打个电话给你，我们觉得那个会呀，你们那个搞法是错误的。你们认为，你认为上纲，太高，有这个事儿，有这个错误上纲太高。

曲：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吴：所以，最后省委没有办法，才只好请你来，跟这个曲文两个同志一起来谈。

曲：对的。

吴：谈了以后你作检讨没有？

曲：我们回去，也是常委商量了一下，商量了一下是不是给几个有关同志说一说。

吴：有关的同志说一说，这是事关大局，为林贼、林贼树，为什么，就是为了树他死党，树他自己，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不单单打了电话，还找你来谈，谈了结果回去呢，仍是个别地跟老邹承认了一点错误，是不是？

曲：对，我们3个人谈。

吴：你在什么场合开会的？你开会就是几个人吗？嗯！

邹：多少人呀，开会。

曲：商业系统。

吴：商业系统，系统人就不少了，你要是认识到错了，你为什么不到，不在那个原来什么会上搞的，在什么会上去作检讨，这样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你你你是你作的什么态度？嗯，实际上就是为林贼招魂吗？嗯，他宣扬的他为了树他反革命的树他的自己，为着他的政变，你正在清查批判的时候，你还起来把它再去宣扬一番。

曲：这错误的。

钱：不是一般的错误，57粮店是林彪树起来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已经很长的时间。

邹：而且他们完全清楚，这个林贼、叶群都……（吴插话听不清）。

钱：而且叶办曾经打过电话问他，叫他好好地抓一抓57粮店，这不是他完全知道的！那么他最典型的一句话是怎么讲呢？他破口大骂，1972年2月区局干部会议上怎么讲呢，现在下面有人讲，洪泾大队，57粮店是林彪的黑典型，谁再说洪泾大队，57粮店是林彪的黑典型，放他妈的屁，我就要把他抓起来。

邹：你代表谁抓人？

曲：我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我是这样说的。

邹：区局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是一样。

曲：我说这个话，我这个承认的。

邹：现在我们找到了4本记录。

曲：是呀，就是说是牛鬼蛇神掌权，我是从这个问题……

邹：你是扯蛋，人家的记录本会给你造上去吗？

钱：你不仅这一点，在公检法的34（号）期内部动态上，人家说，就是说这个话，你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把群众批判林彪树五十七粮店，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的立场何等鲜明，你九·一三事件以后这样干法。

王烈：他说谁这样说，就把他抓起来。

钱：这不是为林彪翻案？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你再树五十七粮店不是明目张胆为林彪翻案吗？！

插话：去年12期苏州通讯上还有表扬五十七粮店的稿子，这是曲言斌，你是知道的。

曲：我是知道的。

问：你为什么大树五十七粮店？为林彪招魂。

钱：12期苏州通讯是他自己亲自签发的。

邹：人家下面节约粮食，组织了一篇报道，那个文章已经排版排好了，后来是省里面有一个重大的运动，把那个文章搁下来了，搁了一个多月，最后还念念不忘这里面少了一个五十七粮店，专门叫秘书叫我们办公室的秘书下去组织一篇文章。

曲：我没有这样做，没有这个事儿。我没有叫那个秘书下去搞五十七粮店的东西。

邹：你叫陈维新。

曲：没有，我没有叫陈维新下去。

邹：陈维新叫陈荣兴，你签的可以发。

曲：这个可以发是他送的稿子给我看，送的稿子角上写的这么一段，就是关于广积粮，还一个五十七粮店，广积粮他批了个叫我看一看，我签了个“同意”发，就这么个事。

邹：他上面怎么写的？

曲：他写明了这上面有五十七粮店一句话。

邹：特别写明五十七粮店能不能写。

曲：这，这个对的，但我没叫他们下去把五十七粮店再、再弄起来，没有这个事。

邹：你写的什么东西，你写了哪几个字？

曲：我写“可以”。

邹：“可以发”。

曲：嗯！

邹：“可以发”。

吴插：是你同意的嘛。

曲：“同意”这我承认。

吴：这是那个写的，写的人没有责任，你是领导。

邹：秘书同志不可能自己写了再来通知你，他不可能自己写了再来请示你，他写了以后，他都不敢放上去。

钱：关于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慎重的问题，这个秘书也感到很为难了，就来请示曲了，曲怎么讲，秘书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副政委，这篇稿子请你审阅，尤其是五十七粮店，妥当不妥当。”

邹：是不是这样写的？

曲：是这样。

钱：曲言斌看后，签了个“同意”。

曲：对的。

钱：那么就大开绿灯，可以发了。

吴：那个秘书对这个问题还在考虑呢？嗯，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做大事，什么叫做政治。

金：你这个重树五十七粮店是动作不得了，9·13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啊，对不对，在去年服务良好运动的时候，最后的稿子都是在你家里定的，你们4个人吗，对不对，一个生产指挥组的负责人，一个你，2个秘书嘛。

邹：那次我给×××同吴政委写了信以后，给中央写了信以后，后来吴政委呢打电话……

吴：我接到信就打了电话。

邹：他接了电话，马上放下电话就跟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讲：妈的，邹学祺这个小子告我状啦。是不是这样的？

曲：没有。

邹：没有，回去解决这个问题。

曲：没有的，没有这件事。

金：还有批林批孔刚开始的时候，你突然找我去谈了2个小时干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自己把我找到你办公室的会客室里，我要写大字报了。

邹：他要写大字报了，这个时候他就去封官许愿，解决他的入党问题了。

曲：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啊，我是在南京开会回去，曲文同志转了个信给我，说是你的一封信，说是我上一次写了一个信，你没有回音，应该给我讲一讲，那么曲文把信交给我说，你是不是跟他谈一次，所以我就找金志远同志来谈的，就这么个问题，你们问问曲文同志好了，他叫我谈的。

金：你这个意思就是我已检讨过了，这样事情就算了。

邹：这个事情不止一个事情呢，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一开始以后，跟很多新干部都一个一个地谈话，凡不是党员的，一个一个都布置了，“你这个入党问题老早应该解决了”，谈了多少人，还不止一个人谈。

曲：没有这回事，没有，我没有谈。

邹：还不止跟一个人谈，你跟金志远谈了吗？

曲：金志远这个对的，就是他写个信找我的嘛，我是谈的，我没有专门去找那个人去谈这个事。

金：你不是布置马向平找商业系统一个一个造反派头头都谈过的吗？

曲：没有，我也没有布置。

吴：你这个清查写报告，常委不讨论，你写了就是给老华师傅看了一下，嗯，那怎么叫党委。

曲：这个我错，我承认错误。

吴：什么叫做党委。

邹：吴政委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个话，知道的人知道就可以啦，你上午讲的嘛。

曲：是。

吴：嗯。

插：你再讲一遍看。

曲：这个你们弄这个清查材料，哎，不要扩散，知道的人知道就行了，材料送到吴政委这个地方来的，有这么个事。

邹：这个是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曲：时间我想不起来了。

邹：大概是那一年？

曲：是省里那次会议以后。

邹：去年？今年？前年。那一年都记不起来啦。

钱：什么地方讲的。

曲：布置清查以后。

钱：什么地方讲的。

曲：布置清理以后，我想有一次汪秘书去的时候汇报过我还说呢，说这个情况，汪秘书说你按首长的这个指示办就行了，我还说了。

吴：嗯，一个党委就是两个人？一个党委几个人？

曲：这是错误的，这个我承认错误，这个……

吴：嗯，党委的报告，党委都不讨论，你写好了的给华师傅看一下，那叫什么党委呀？

邹：假使你说，假使吴政委有这个指示的话，叫你不要扩散的话，那么你是扩散了，刘书贵他也不是市委委员，也不是常委，都不是常委，那末你叫他去陪汪秘书（转向汪秘书）那次你（汪）不是去吗，就是刘书贵陪的。

汪秘书：他在场。

邹：那末他不是都是叫到了吗？（吴大胜笑声）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凌驾于市委之上呢？市委常委之上呢？他不是常委嘛。

钱：而且他又不是当事者，为什么要叫他去，他能调查出什么东西，这不是搪塞吗，对省委，这么大的问题上，就这么糊里糊涂，是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吴：我们有个正式通知，那个通知现在来看，那个通知是有错误，没有提到来充分发动群众，这个里面呢，我们都查，查着了，嗯，所以你们呢做事儿，还是相信党的组织，还是依靠党的组织，依靠多数，依靠群众，依靠你个人，你们那个林贼修那个行宫，你化了多少钱，究竟化了多少钱？

曲：我没数。

吴：咳，究竟化了多少？

曲：没有数。

钱：怎么没有数。

曲：没有数。

邹：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面讲，大概是100多万，是不是？

曲：那个是预计，大部分是北京化的。

邹：加起来嘛，各方面加起来。

曲：大部分是北京化的，北京拿了东西来，北京来一个营施工，另外一个呢，有些设备呢，是从南京军区搞的，借得去的，还拨了一部分材料，唉，那些设备呢都是从北京来的，谁拿谁化钱，那么市里就是一些土建，象砖瓦什么东西搞了一些，所以这个钱呢，我，我弄不清楚。就知道内部设备化了15万多元钱。

吴：你们化这么多钱，在市委讨论了没有，向省委报告没有？

曲：没有。

吴：市委没有讨论过？

曲：这是过去不让讲。

吴：你们市委的几个书记知道吗？正、副书记？

王：当时哪个不让讲的。

曲：那保密嘛。

王：当时哪个不让讲？哪一个不让讲？

邹：就是到现在嘛，到现在还有谁不让讲吗，化多少钱还不能讲吗？

曲：不是不能讲，那时确实没算这个帐。因此，找多少次，找外事组算账，到底我们化多少钱。

钱：直到今天，我觉得还有些事情，那么，你说×××跟你怎么讲的？

曲：他就是林彪在第二天嘛，第二天对我作了两条指示：一条指示就是警卫工作要做好，做好警卫工作的关键是保密，第二就是在生活上关照好，就这么个问题，最后在走的时候说：“关键是保密，这个警卫工作，保卫工作的关键是保密，这是严肃的问题，搞不好要杀头的”。这是第二天给我讲的这么几句话。

问：还有呢？

曲：再没有了。

邹：无产阶级司令部？

曲：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我讲的，我给他们几个人讲的。

邹：你讲的怎么讲的，你讲吧！

曲：我给这个4个动员的人我讲的，我说是这个过去我们都谈是不是，保卫保卫这个党中央呀，保卫这个什么毛主席呀，保卫这个什么什么，现在到我们身边了，是不是，这是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很光荣，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该作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我给那4个同志，我动员时讲的，是这么讲的，因为这个就4个人知道，我给4个人讲的。

邹：还有呢？

曲：再没有。

邹：那么你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那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怎么靠上去的呀？

吴：我还想来问一个问题，你的那个抢救队，抢救什么，他的医生还没有？抢救队是他布置你们的，还是你们布置的？

曲：他布置的，他布置给王炳宇，向我汇报一下，说是临时有了情况了，现找个医生还来不及，是不是提前摸一摸底，这样呢比较好，这个他都是布置的。

吴：他的医生一大堆（听不清）

曲：他他指示，他指示我，我说王炳宇你你怎么办呢？你上一○○医院去，先摸摸底吧，去商量商量，就这事。

邹：他指示的，是林秃子指示的，这个你给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上面怎么说的，是你们组织的吗，是你有主动性的嘛，你为什么要给他掩盖呢？

吴：我为这个事查、查了好久，这个事情感到奇怪，为什么要有个抢救队。

钱：你给省委的报告，没有说林彪指使呀，指使你抢救队呀，是你自己主动地干的，你报告上怎么说的，你是不是。邹学祺可以念一个东西吧！

邹：我们在一○○医院，挑选了一些政治历史比较好的医务人员，组织了一个小组，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抢救林贼时使用，下面还是“我们”，都是“我们”，不是他们，不是他要，你为什么把林秃子的事情往自己头上面拉，给他掩护啊！

曲：他叫我们做的，不是我们主动做的。

吴：这个问题清理组是查了好久的，就是这个问题是查了很久的，我告诉你，我老实告诉你一下，我们当时也怀疑为什么要搞一个抢救队，为谁抢救，抢救什么，我老实告诉你，告诉你这个问题，10个人呢还是8个人？

曲：几个人我不清楚。

邹：他组织了两套。

曲：这个我不清楚。

邹：一套是医学院。

钱：附属一院的。

邹：一套是一○○医院的。

曲：附属一院的不是，附属一院不是有一个外事来抢救的人吗？是那个人给他讲的。

吴：什么，你现在还是把林秃子，林贼交给你们办的，要你们办的，是啊！你过去总是讲防止他出什么问题，是不是过去的报告也是这样，我们调查呢也是这样，唉，我当时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大事，是不是究竟做什么用，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作过多次调查的。

许：你为什么要对常委会其他书记保密？

曲：保密是错误的，我当时领会，好象在苏州……

插：既然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许：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钱：指导思想是什么？

曲：当时就是想，好象是这个时候林贼在苏州知道的人知道就行了，其他就不一定知道了，有这么个想法。

邹：已经是73年了嘛，报告是73年嘛，去年嘛，你还要保什么密，《“571工程”纪要》中央都把它发出来了。拿出来了，公布于众，拿出来示众了。

吴：苏州的人民群众，是为着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令，主要呢，就是要呢把这10次路线斗争搞清楚，问题彻底搞清彻底揭清，把他的流毒肃清，要流毒肃清，首先是要揭，把所有的问题彻底揭，有关人事他的活动，嗯，搞清嘛，搞清是什么，是什么，我说是线上跑不掉，不是线上群众最后是通情达理的，组织上呢是按照党的政策嘛。

邹：你上了贼船，还可以下贼船嘛，“九·一三”是一条界线嘛，还可以下来嘛。

吴：你为什么首先是这么抵触，嗯，一开始就这么抵触，群众还没有起来，写了几张大字报，就说什么靠边，你，你是什么态度？有人要整你，谁整你。

邹：他特别是怀疑那次刘国民整他，刘国民躺在那床上的话呢，都快死了，那个是我们79师政治部主任转业的，文化大革命前转到地方上的，身体不好，躺在床上，这么一个老同志，躺在床上面，快死了，非但没有从来没有去看看他，也不去给他组织治疗抢救，还老是在那里点点触触地怀疑他，是不是在那里要搞什么名堂，你跟汪秘书汇报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吗？

吴：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两个根本问题。

钱：这个态度是比较顽固，立场比较顽固的，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已经2年多了，在上次座谈会上讲，就关于他和谁在一块吃饭，他都不肯讲，你看这报告和谁一块儿吃饭，没有的，问他和谁在一块儿吃饭，他从来不讲，最后他讲了外事组的一些人，最后讲，他不肯，他再也想不起来了。

邹：你怕吃饭就是没讲话，吃哑巴饭，这个林秃子和叶群有没有讲过，苏州是我的半个家。

曲：说过。

邹：你有没有听到？

曲：听到。

邹：你什么时候向省委揭发的？

曲：没揭发。

邹：什么时候向全市广大人民交待的？

曲：没有。

邹：你半个家，半个家到九·一三事件已经经过2年半了，2年半还多一点了，这个家还没有破。

曲：就是，就是在那次吃饭时讲的，最后想起，是吃饭讲的。

邹：你什么时候交代的？

曲：我没有交待这个事。

吴：你究竟去几次，是3次嘛？

曲：嗯，漏了这个过春节一次，我一直记得是3次，过春节的那次没讲。

邹：还有单独的。

曲：春节那次是这个……。

邹：他这个里面讲的是集体的，这个4次啊都是集体的。

钱：甚至连集体吃饭都不肯讲，单独的就根本不可能讲了。

曲：单独的就是走，他走的时候，最后那次走。

吴：你1次也好，4次也好，6次也好，你实事求是吗，有几次就是几次嘛，你干了什么，做了什么，你这个有什么向群众讲清楚。

曲：我都准备好了一起讲。

吴：去几次，去的目的是干什么，他叫你的，你自己去的，谈的什么，干的什么，这个有什么……。

曲：这几天在家里又回想了一下，我都准备好了。

邹：特别是那个单独接见，他没有事来找你，就那么喜欢你，看看你？他来看你，你这个人，我看看的话，既不能当妃子，又不能当驸马，他看你喜欢你什么东西，看看你就是。

许：当时为什么对常委、对副书记要那么保密，怎么回事。

钱：你讲这个问题。

吴：现在我看了是30多万吧？是你拿了30多万吧？

曲：对！

吴：你30多万块钱，常委不讨论，也不向省里报告。

钱：他在这里，仍然还在隐瞒、欺骗，你就揭发嘛，就是×××告诉他，副统帅在这个地方，要钱就给他钱，要什么给什么，这个他从来就没有讲嘛，直至今天还隐瞒着。

邹：曲言斌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曲：没有讲过。

邹：你不够，你们那里不够，我们负责拨给嘛，南京军区不是拿出来的吗？

曲：对，拿了一点。

邹：是吧，就是拿出一点东西来，也就这样遮遮盖盖的，到现在为止还是遮遮盖盖，那么更加秘密的东西呢？你根本就不肯讲。

钱：这个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这么吃闷头饭，一句话也不讲，你从来也没有揭发过，刚才许主任讲的，你为什么不告诉其他常委，你是什么原因？

邹：是其他常委都不可靠，是跟林彪有关系，还是因为你跟林彪有关系，是不能告诉其他常委？这个事情我看你很清楚的吧。

曲：主要是因为涉及到上面一些人，这么讲了是不是，知道的人知道就行了嘛，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

钱：知道了就不行了。

曲：主要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其他想法。

吴：你的报告不是你写的，你总是找了人家写的，调查了一些事情也是别人调查的，也不是你亲自调查的吧，难道其他常委还不应该知道？

钱：他首先是统一口经，那些陌生人要写，熟悉人就不要写了。

邹：不认识的人写上去还是不认识的人，因此第一给省委的第一个报告里，后来挡回去的那个报告里，有2个不认识的空军，你去找吧，空军那么多空军，我们国家又不是几个空军，我们几十个师的空军部队，你去找吧，5、6岁的小孩，叶群给5、6岁的小孩去买顶帽子。

钱：你记得很清楚。

邹：那个5、6岁的小孩会是死党还是活党，他是什么党也不是，5、6岁的小孩就是小孩吧。

钱：这里涉及到苏州市、苏州地区、南京市、江苏省许多人，一个没有你熟悉的人呀？你怎么不写呢？不熟悉的写了，熟悉的倒不写，这是什么目的？对中央就采取这么个态度，你为什么抱住林彪这个僵尸不放呢？

蒋科：把这个问题如实讲一讲吧，有关的人和事不是省里都要清查吗？你把这个有关的人始终不写不揭，你把那个思想拿出来吧。

曲：这个思想当时嘛就是因为向上写报告，向省里写报告么，那里面要讲么那就是我们这些苏州的人倒没什么了，主要考虑到有×××，有田普，唉，还有涉及到这个吴政委，也去过一次，主要是这个问题。

吴：我去过一次，大家知道。

曲：对的。

蒋：这个思想到底是个什么思想？

曲：我的这些想法，就是上面的这些人他都知道么，他都去了，我向省里报，他们去几次，我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我写呢。

邹：吴政委是书记，这个我们蒋副司令是常委、许副主任也是常委，你们知道不知道×××去过（均摇头）你们知道不知道田普去那么多次，（均摇头）而且他走了以后，田普还给他送东西，你们都知道？（蒋、许均摇头）

钱：省委是不是都知道，田普……

邹：难道常委都没有你那个林彪跟你那个关系可靠。

金：田普很长一段时间在苏州，差不多六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苏州。

钱：而且单独接见，这些事情省委常委是不是都知道？

吴：田普究竟去了多少次？

曲：去了大概有4、5次吧。

吴：送螃蟹那个事怪我。我当时有个思想……

邹：送螃蟹那个事情次数多了，都向你报告了？

吴：那时我不在。

钱：政委晓得几次？

吴：我就知道这一次。

邹：你晓得×××去了几次？

吴：我不知道。

邹：曲言斌告诉你几次？

吴：没有详细告诉我。

插：不可靠嘛。

曲：这个问题我有我的责任。

吴：那一次送螃蟹的事……

曲：我觉得吴政委……这里头你也不能说没有责任。

曲：我上次你单独叫我来的时候，我给王秘书汇报，你不是说了嘛，王秘书回来，你整那个材料，大家看了，写那么具体，不大妥当，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王秘书去了，你是清楚的嘛，这样，对我这个思想是有影响。

吴：我在那里给你讲的？

曲：就在你办公室，你讲了两个事情。

吴：我讲了那个郑洞国在苏州。

曲：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叫我们苏州专门去搞一搞。我看这个也不一定。

吴：这个我有责任。

曲：我的帐就是我的帐，你吴政委的帐是你吴政委的帐。

吴：什么帐啊！

邹：吴政委已经承认了嘛，已经讲了嘛。欺骗……

曲：送螃蟹的事，都不能写，写别人怎么写。

吴：送螃蟹的事，我完全负责任，我跟常委讲过啦，我要负责任，当时我一个指导思想……

王：圈掉的事是吴政委的笔迹，都在这里吗。

吴：那我负责任。还有到舟山一带，还有在苏州请客啊，蚌埠停车啊，这些请客的事写他干什么，把我们自己的人和事搞清楚嘛。这个我负责任。

王：这样子，吴政委你看看我们苏州市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间苏州市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实际？

吴：最大的实际就是把林贼死党在苏州市苏州地区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一切的阴谋活动彻底清楚。

王：那么根据苏州市曲副政委对林贼在苏州市那么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罪行他拒不交代、揭发出来你看他态度怎么样？

吴：我们上次讲态度是错误的，那个讲得很不完善。你们给我们的批判，我觉得是对的。

王：这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间，那么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前跟林贼在苏州一起的罪恶活动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

吴：长达7个月吧？搞的那些孔孟反动的那些条幅，反革命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都在这个地区出笼。

邹：第一个号令。

吴：反革命的阴谋罪行彻底把它揭出。

邹：天才论设国家主席都是在苏州看的书。

吴：最大的实际应该把这些问题彻底搞清楚，彻底揭好只有把这些问题揭出来，往后才能批。

王：曲副政委为林贼在苏州市的罪恶活动提供种种方便，不给苏州市常委，第一副书记都不知道，省委都不知道，群众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

吴：当然是个严重的事情，特别运动初期运动一开始。

邹：照道理应该批林批孔一开始……

吴：早来说应该结合到批林整风，特别是这次运动，应该主动地彻底地揭发，不要认为一揭发这些事情就矛头对准自己。

蒋：现在的情况，事实上领导批林批孔运动是有困难的，请常委进行讨论。

钱：孙传煌的问题他就是黑后台，孙传煌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姚文元、攻击王洪文，他怎么说呢，他说要顶住要沉住气，写反动标语不一定是反革命，给孙传煌打气。

许：曲言斌他本人不是不知道党的政策，现在支支唔唔的，在事情不讲清楚以前，不管什么人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前提问题，是不是啊！这是个复辟与反复辟问题，你到底真正站在主席的路线这一边还是怎么样啊，这么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一丝一毫不能含糊。今天事体是成为历史了，你讲你不讲，我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做了什么事情群众会不知道？最后，一点点事情群众都会知道，你就是，出了杠子，失了足，把问题讲清楚，也就是这么回事嘛，党的政策很清楚嘛。主席这个政策不但是对你这样的干部，更高的干部放样子都在那里。为什么吞吞吐吐呢……？越是吞吞吐吐，或者你有什么顾虑啊？你现在顾虑什么东西啊？你假如真正想革命的话，不应该顾虑嘛，管他什么人啊，不管他什么人什么性质，你把他说出来嘛说清楚嘛，你把问题交待清楚，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主席政策的样子放在那里嘛！你现在吞吞吐吐，你到底想保护你自己还是想保护哪一个呢？就是从想保护你自己，也要把问题讲清楚，今天就是要解决一个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今天群众响应主席的号召，群众起来了。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这样吞吞吐吐遮遮盖盖行啊？大家通情达理的，摆事实，讲道理，刚才提出的这个意见要经常委讨论，请同志们相信常委会正确对待的。主要的问题是曲言斌自己要好好端正态度，至于说在这个问题上省委负什么责任， 我说省委有责任，那另外再说。

蒋：今天参加这个会很受教育，一方面接受教育，一方面还要接受你们批评批判，为什么呢？选妃子选驸马这个问题，我是有错误的。在苏州原来不知道，这一次揭发嘛，才知道，最后一次是在9月26日、27日才离开苏州、九·一三以后。

插：9月26号刚来。

蒋：啊，刚来啊？因为“九·一三”出事以后，没有想到还在活动，下面报告到了9月26、27号才离开苏州，说明为林贼封建法西斯王朝效劳这么长时间，错误是严重的，接受你们的批判，今天事实上关于曲言斌这些错误，批判他的，我也受教育。曲言斌的态度，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确实不端正，对群众有对立情绪，这个事情赶快转变立场，有什么问题自己揭发，自己记不起来的，群众提出来以后你好好回忆，有这个事赶快揭发，和群众一块儿揭发，接受批判，群众批判教育，态度再吞吞吐吐那是不行的，我没有别的意见。

吴：事关革命前进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思想上这样想，要考虑大是大非问题，无论如何，不从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考虑，就会考虑你是在整我。整你不整你，影响有多大呢？你想过没有？群众啊，我同他们两天的接触，给我教育很深。确实上次我们那个省委那个意见，同志们的批判，我看了那个大字报批判稿子，我在上面一听，给我的教育很深。许多问题就是考虑很不完善很不恰当嘛！错了群众才批判嘛！批判是为了教育，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立场。不应该首先抱抵触情绪，把问题搞清楚，彻底搞清，最后按党的政策，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是不是？这次汇报的反映看你的态度问题。彻底地把它向群众交代清楚，不就好吗？所以我们，包括我，还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个人的唯心主义思想就是个世界观的问题，没彻底改造，不是完全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犯错误也就犯在这儿，也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站在一个什么阶级什么立场的问题，要正确对待。把问题搞清楚，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要很好注意上次那个五十七粮店，啊哟，错误有啊上纲上得这么高啊，上纲上高了，我看了他们很有分析，那个信我们常委都研究过，打了电话以后，确证，要你和曲文两个同志来谈，觉得是个大问题，这就说明当作大事来抓。可是你回去当作一般的事，没当作大事来抓，我看呢，你们应当很好地从大事来考虑这些问题，要跟群众站在一起，不要跟群众形成对立，这是根本问题。

王：现在曲言斌是不是跟群众对立的问题？

邹：他本身的问题，没有交代。他这个问题不是对立的问题，是对抗的问题，不交代嘛，跟林彪有关系。不交代嘛，是对抗的问题，另外的话，他所了解的情况应该揭发，早就应该揭发，现在还不揭发，还要群众来揭发，我的看法是对抗问题。

曲：我最近在家里作了如实交代，这个态度我检查。如实交代，如实交代。我不保留。接受广大群众批判。

蒋科：如果有问题，你不交代，那是对抗啦！

曲：接受审查，怎么提都没意见。我不保留。

我最近在家想了好多的。我都准备了些材料，把“九·一三”以前的，“九·一三”以后的。

邹：你最近想了好多，两年多的时间你都干什么啦？

王：吴政委，曲言斌叫他在这儿听听还是叫他走？

吴：你们考虑。




来源：苏州市总工会、贫代会、团市委、妇联、红代会印。

牙含章: 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
牙含章
1974.04.25


（这份材料是74年4月25日牙含章同志在内蒙古大学批林批孔办公室主持召开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外传，请勿遗失。）



（一）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古自治区所犯的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内蒙批林批孔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在这里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我的发言着重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在内蒙地区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罪行。

林彪的路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是极右的，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就是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下面我只举3件事实，说明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执行的就是大汉族主义。

第一，1969年12月21日，陈伯达对郑维山讲：“你们到内蒙军管是拿上方宝剑去的，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1970年2月11日，郑维山在内蒙前指会议上又讲：“我们来内蒙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重复了陈伯达的黑指示。

陈伯达和郑维山的这些黑话的矛头上指伟大领袖毛书席，下指内蒙各族革命群众，是极其反动的。

在封建社会里，专制君主有时给他的将军一把“上方宝剑”，他想杀谁就可以杀谁，不必事先向皇帝请示，叫作“先斩后奏”。陈伯达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封建专制君主，这是对领袖的恶毒诬蔑。陈伯达又说郑维山拿“上方宝剑”到内蒙，这是造谣，是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是造党中央的谣。他造谣的目的，无非是拿“上方宝剑”吓唬内蒙地区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这一方面我不多说，我要着重批判“征服者”这个反动谬论。

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12·19决定，是毛主席对当时内蒙局势的极大关怀，是毛主席对内蒙各族人民的极大爱护。内蒙实行军管是中央为了保护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内蒙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搞好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采取的英明措施，郑维山是执行中央12·19决定而来内蒙的，他怎么成了“征服者”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的地方提到“征服者”这个名词。马克思在论述印度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中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那些阿剌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总是不久就被印度人同化了。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非常明白，“征服者”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指旧社会的压迫民族而言的。我国现在是新社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既不存在压迫民族，也不存在被压迫民族，当然，我国既不存在“征服者”，也不存在“被征服者”，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们要问陈伯达和郑维山，你们既然是“征服者”，那么“被征服者”又是谁呢？

事实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内蒙地区是我国最早实现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一个蒙古族为主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毫无疑问，林彪死党郑维山到内蒙来，就是为了要“征服”居住在内蒙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就是为了要“征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蒙族人民和其它少数民族的人民，就是要剥夺毛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賦与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实行区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就是要取消民族区域自治。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特别是破坏蒙汉团结），危害祖国统一。

林彪死党陈伯达和郑维山自己承认他们是“征服者”，而把内蒙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置于“被征服者”的境地，这就赤裸裸的暴露了他们与内蒙各族革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他们是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牌子，披着解放军外衣的大汉族主义者，是一顆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他们嘴里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做的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第二，林彪死党郑维山窜来内蒙以后，胡说他“走遍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这是对内蒙各族革命干部的恶毒诬蔑，也是反对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郑维山胡说“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这当然是指内蒙地区的整个干部说的，既包括了蒙族干部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也包括了在内蒙地区工作的广大汉族干部。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干部95%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对干部的一个总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观察干部问题的基本观点。而郑维山却胡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是什么？这不是反对毛主席观察干部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这不是在干部问题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毛主席又教导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是毛主席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指示。因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由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个政策需要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来执行。内蒙古自治区自1947年建立以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方面是有成绩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格审查和考验，95%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但是郑维山却胡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他讲这些黑话的目的是什么？他无非是要说明内蒙都是坏干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当然也都是坏干部。既然坏干部，当然不能当家作主，不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以林彪死党郑维山虽然没有公开取消内蒙古自治区，没有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际上就是妄图取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林彪死党郑维山当时是内蒙的第一把手，他不光是说说而己，他是怎么说怎什干的。郑维山根据他的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的荒谬结论，就制定了一个内蒙干部大换班的荒谬计划，并且立即付诸实行。在邱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个时期，在内蒙地区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只剩下了吴涛同志一人，而且也不负主要责任。在盟、市、旗、县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不要说没有一个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当第二把手的也不多，这就是林彪死党郑维山，排斥蒙族出身的干部，剝夺蒙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践踏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铁证。

第三，林彪的另一死党黃永胜在谈到内蒙问题时，恶狠狠地说：“少数人怎么能当多数人的家”。大家一听就明白，他所说的“少数人”，就是指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蒙族人民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数人”，显然指的是居住在内蒙地区的汉族人民。黃永胜的这一句黑话不仅恶毒地挑拨蒙汉民族关系，破坏蒙汉民族团结，妄图煽动内蒙地区的汉族人民起来反对蒙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

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一切少数民族都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剥夺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所以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正确原则。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又明文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保证了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所以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毛主席解决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实质上讲，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长期的压迫剥削，我国少数民族很少有完整的聚居区，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形成各民族杂居状态。这是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过程中，为了使较多的少数民族能够实行区域自治，有意识的把许多民族杂居地区划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之内，这就产生了有些民族自治地方主体民族在人口方面不占多数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如此，还有许多自治地方也是如此。这正表现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英明伟大。

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同时也明文规定，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居住的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同样享有民族平等权利，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政权和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的人民享受同样的政治待遇。因此，在自治地方居住的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同样享有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根本不存在一个民族“当”另一个民族的“家”的问题。

而林彪死党黃永胜恶毒攻击内蒙自治区是“少数人”当了“多数人”的家，他不仅是攻击内蒙一个自治区，而是攻击了全国许多自治地方，因为我国还有些别的自治地方也是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汉族人口占多数，按照黃永胜的看法，这些自治地方都是“少数人”当了“多数人”的家，这样的自治地方都应该取消。所以黄永胜的这一句黑话不仅恶毒攻击诬蔑内蒙古自治区，而且恶毒攻击诬蔑全国的许多民族自治地方。归根到底，他是恶毒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要取消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区各族人民通过林彪死党郑维山、黄永胜这些反面教员，更加认识清楚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从而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也更激起了内蒙各族人民对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仇恨。如果林贼的《571》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的话，我国就要复辟资本主义，沦为苏修的殖民地，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必将取消，我国少数民族又将沦于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并不是从12·19决定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他们的黑手就已插了进来，干扰和破坏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笔账也要和他们清算。

大家都知道，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从1970年9届二中全会才开始的，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抛出了一篇专门议论“政变问题”的讲话。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中就已明确指出：林彪的这篇讲话是“专门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说明林彪的“政变经”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林彪的这个”政变经”对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没有一点干扰和破坏。就在那个时期，内蒙也刮起一股风，说什么内蒙有一个“反党叛国集团”“内蒙要发生宫庭政变”“蒙古人要杀汉人”等等。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杀，妄图把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这个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后果也不可低估，直到最近，内蒙党委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给错打成为“×××反党叛国集团”翻案的群众组织平反，恢复名誉，这就是一个铁证。

内蒙地区在清队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个严重錯误的直接负责人是腾海青同志，但是林贼死党黃永胜也插了黑手，胡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尽。”腾海青同志正是因为黄永胜给他撑腰，他才蛮干一气，误伤了××万蒙族干部和蒙族群众，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有的朋友给我说：你提出“反党叛国集团”问题，会不会被人误解为否定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肯定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巩固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亮明观点，不能回避。

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内蒙地区的革命群众就起来造反，揭发和批判了旧内蒙各级党委一些负责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大大地提高了全区各族人民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清理阶级队伍当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严格（内容不清楚）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基本上划清了内蒙地区的阶级阵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如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干部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赤脚医生等等，从而使我区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面貌焕然一新。

就在民族问题方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例如挖“新内人党”的问题发生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并纠正了清队扩大化的错误，及时拨正了内蒙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这些就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绝不允许否定的。至于在运动初期挖出的所谓的“反党叛国集团”，那是在林彪的“政变经”干扰下产生的一个虚构的问题，否定了这个虚构的问题，才能使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更加扎实、更加巩固。其实，经过党的十大的召开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选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际上已否定了那个虚构的“反党叛国集团”，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再产生任何误解。


（二）


现在，内蒙地区正在开展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但是要把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向广大群众进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育，作为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还有很大的阻力。一部分阻力来自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看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第一个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民族问题，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不是冲淡了批林批孔？这是不是大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首先闹清楚。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表现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就是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所以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林彪的大汉族主义，又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下来的，孔老二是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大汉族主义的祖师爷。所以，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也是批孔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在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把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内容，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不会冲淡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而是把运动引向更加深入。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奉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林彪及其死党在民族问题方面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反映了这几年来，在民族问题这个领域内出现的一股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虽然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历代统治阶级对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但它也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有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特点。

林彪及其死党所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特点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民族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讲民族问题。他们对“民族问题”四个字讳莫如深。他们一听到谁讲“民族问题”，就认为谁就是“民族主义者”，谁就是在搞“民族分裂”。搞“民族分裂”就是“叛国”，就是“敌我矛盾”，就应该对这种人实行“专政”。林彪及其死党就是拿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大整我国的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

林彪及其死党的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谬论，特别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民族问题的谬论，也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从苏修那里偷偷地贩买过来的。苏联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我们中国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和苏联现在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勿庸在此多说。1970年2月27日的苏修《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说：“民族问题在苏联早就彻底解决了，它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解决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苏修不承认苏联国内还有民族问题，谁要说苏联国内有民族问题，苏修就给谁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苏修的这种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它和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修正主义，不过表现形式有些不同而已。所以我们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批判民族问题方面的修主主义，它是我国反修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民族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答复是肯定的。只要民族差别存在，只要阶级差别存在，民族问题总是存在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民族问题的实质还是阶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斗争问题。民族主义又分两种：即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也要区分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它存在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民族问题的论点，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实际上都是阶级斗争息灭论，统统都是修正主义，必须坚决进行斗争。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这种货色，所以我们必须同它进行斗争。

从思想根源来说，林彪及其死党所奉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又完全是从孔孟之道那里继承了衣钵，孔老二是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老祖宗。孔老二和孟轲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那时的统治阶级把汉族叫做“华夏”，把少数民族叫做“夷狄”。孔孟之道对少数民族的反动谬论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曰“严华夷之防”，就是对少数民族瞧不起，不信任，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二曰“尊王攘夷”，就是主张对待少数民族要实行武装镇压，就是要“征服”少数民族；三曰“用夏变夷”，就是用汉族的文明去同化少数民族。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就是根据孔孟之道的这些大汉族主义思想，制定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林彪在民族问题方面，完全继承了孔孟的大汉族主义。所以在民族问题方面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也必须批判孔孟之道，挖出它的思想根子。

由此可见，在内蒙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必须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批判他们在民族问题方面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罪行；必须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大汉族主义；必须进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内蒙地区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问题，“民族问题方面有没有路线问题？有没有路线斗争？”有一种论点认为：“民族问题方面没有路线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主要要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民族问题主要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问题，应该放到运动以后再去处理”。这种论点实质上就是在当前内蒙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不让革命群众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就是不让批判大汉族主义，就是不让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也应该从理论上把它闹清楚。

首先我们要问：民族问题方面，有没有路线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党有基本路线，还有具体路线，这是全党所公认的。教育有教育路线，文艺有文艺路线，军事有军事路线，民族工作怎么能没有路线呢？说民族工作没有路线，只有政策，这是讲不通的。

民族工作首先必须服从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的基本路线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四个存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民族工作必须承认：任何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都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的威胁。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党的民族工作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

那么，党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我们常说：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体现，这就是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就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主要内容。究竟用那些文字把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路线正确地概括起来，恰当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但这也不能说明民族问题没有路线问题，只有政策问题。

有人把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路线概括为四个字，就是“民族团结”。他们认为：“内蒙地区的民族问题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的斗争”。

我认为：“民族团结”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说明了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但是用“民族团结”这四个字，是不能把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概念包括进去的。所以用“民族团结”四个字是否正确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是否正确地表达了毛主席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我表示怀疑。

对于民族分裂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搞民族分裂的，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大整少数民族革命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这不是搞民族分裂是什么？林彪及其死党是以反对“民族分裂”来搞民族分裂的。他们认为，谁讲社会主义中国还有民族问题，谁就是搞“民族分裂”；谁反对大汉族主义，谁就在搞“民族分裂”，这些家伙就是用“民族分裂”这个封条封住了许多人的嘴吧，不让他们议论民族问题，不让他们批判大汉族主义，不让他们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所以，在林彪死党郑维山统治内蒙的那个时期，人们都回避民族问题，都不敢讲民族问题，出现了冷冷清清，很不正常的局面。所以林彪及其死党讲的那种“民族分裂”表面上好象是“革命”的，实际上是反动的；表面上好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这正是我们要批判的。只有批判了这种“理论”，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批深批透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才能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

第三个问题：“大汉族主义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也要批判”，“当前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抬头。”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对目前正在起来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少数民族同志施加压力，似乎他们是以地方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才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有必要从理论上把它闹清楚。

从理论上讲：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共产党人是都反对的。而在反对一种倾向时，同时应该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反一种主要倾向。这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内容不清楚）决定的。

我们就拿建国25年来的实际斗争情况来看，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民族工作方面的斗争主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因为那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刚刚垮台，大汉族主义的流毒还很严重，如不狠狠地批判大汉族主义，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发动了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斗争，持续了7、8年之久，取得了伟大胜利。

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斗争转向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为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时，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也乘机刮起了一阵黑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右”斗争的同时，也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还击。1959年西藏地区又发生了达赖集团叛国事件，随后又揭发了班禅集团叛国事件，新疆地区也发生了“外逃”事件。经过这几次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各族人民更团结了，祖国统一更巩固了，保证了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

最近几年，林彪及其死党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大整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其流毒在我国民族工作中有比较大的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及存在的问题，才发出了“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的英明指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明确指出了大汉族主义是当前民族问题方面应该反对的主要倾向，这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这个指示对我们内蒙地区是否适用？我认为是完全适用的。因为去年在传达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民族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凡是民族地区，民族政策抓的都不好，要好好抓”。毛主席讲的“凡是民族地区”里面，当然包括内蒙地区在内，而且也说明内蒙地区的民族政策抓的也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在内蒙地区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这种状况各族革命群众是不满意的。所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民族问题就必然要提出来，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必然要受到批判，这就是革命群众自发地起来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发地在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现在，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执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斗争刚刚开始，矛头应该指向大汉族主义，把它批深批透。因为它是主要倾向。现在如果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大汉族主义并列地提出来，这就混淆了主要傾向和非主要倾向的区别，掩盖了主要倾向，结果是“各打五十板”，什么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

有人看到目前在内蒙地区批判大汉族主义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志，而且听到他们的发言比较激动，用词比较尖锐，就认为这是“地方民族主义”抬了头，是以“地方民族主义”批判大汉族主义，所以他们就提出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既要批判大汉族主义，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其实，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汉族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都应该批，而且汉族出身的同志批大汉族主义更为有力。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志因为他们亲身受到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的伤害，憋着一肚子气，所以他们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时感情容易激动，用词比较尖锐，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这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的。有些人却把少数民族同志对大汉族主义的这种气愤，误认为是“地方民族主义”抬了头，认为也应该批。这就实际上给这一部分同志头上泼了冷水，对发动他们起来狠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是不利的。


（三）


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有些同志联系内蒙地区的实际，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就很自然地要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实际上这就是革命群众自发地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大方向是对头的，所以我坚决予以支持。但是要在内蒙全区开展这场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就需要内蒙党委对这场斗争的重視，把它作为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有力的领导，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遗憾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展了3个多月，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民族问题还是很不重视，对民族政策再教育还是很不认真，对落实民族政策还是很不得力，对革命群众自发进行的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的斗争，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因而这场斗争目前还处于自发状态，这是很不利的。

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内蒙地区的民族问题采取这种态度，绝不是偶然的，以前也有类似情况，下面我只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1973年4、5月间，中央召开了陆地边防会议，会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需要再教育。”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指明了民族工作方面当前应该反■的主要倾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时我感到十分兴奋，认为内蒙党委一定要狠狠地抓一下民族问题，一定要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广泛深入地民族政策再教育，我自己也愿意积极投入这场斗争，为人民事业作一些工作。但是内蒙党委对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根据这个指示对内蒙地区的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检查了没有呢？内蒙地区有没有大汉族主义？内蒙党委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斗争没有呢？据我所知，内蒙党委只是照例召开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广泛地讨论了一遍，就草草地结束了。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始终没有到会，更没有作什么报告。说明内蒙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个会议很不重视。会议开过以后，内蒙党委对于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如何在全区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也没有作什么计划，只是由内蒙革委会政治部组织了几个干部，编写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的小册子，定为“内部学习材料”，只发到公社以上干部阅读，而且还要“定期收回”。就连这本小册子，公社以下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也没有资格看到，更不用说广大的社员群众了。这就算是在内蒙地区进行了民族政策再教育。

1973年11月，中央负责同志对内蒙工作又作了具体指示。特别指出：“内人党的平反工作方面还有不少遗留的问题”，要内蒙党委抓紧解决。可见中央负责同志对内蒙地区在清队中大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内蒙党委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这个指示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挖“新内人党”以后究竟遗留的问题有多少？是些什么问题？内蒙党委组织专人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呢？如何处理这些遗留问题？政策界限如何掌握？内蒙党委又认真研究了没有呢？挖“新内人党”以后已经5年过去了。遗留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究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能不能规定一个时间限期完成呢？据我所知，内蒙党委也是照例召开了会议，照例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照例组织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了一遍，也就完事大吉，具体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会后内蒙党委也不督促检查，完全放任自流。这就是内蒙党委对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的态度。

由于挖“新内人党”以后遗留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内蒙地区究竟有没有“新内人党”？这么大的问题始终没有结案，内蒙党委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表态，所以许多被打成“新内人党”的同志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呼市街头又出现了“新老内人党的复活是内蒙最大的复辟。”等三条大标语，这就更刺激了过去被打成“新内人党”的这些同志的感情，从而就爆发了，要求内蒙党委落实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迅速处理挖“新内人党”以后遗留问题的，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有人认为：挖“新内人党”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涉面又很广，不仅涉及四盟二市，而且还涉及东三盟，这个问题只有中央表态以后，内蒙党委才好结案。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内蒙党委负责解决。因为这几年的清队工作中已有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基本情况已清楚了，在此基础上做出究竟有没有“新内人党”的结论，然后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区广大群众公布，这就可以解除数十万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包袱，对于加強人民内部的团结，加强各民族团结，加强党内军内的团结，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有利的。

为什么中央负责同志对挖“新内人党”遗留问题解决这样重视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战备问题密切联系着，是和反修防修的斗争密切联系着。大家都知道“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始终没有放弃。所以去年中央召开的陆地边防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在讲话中都強调要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最大的战备。是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民族团结更为重要。所以早日彻底解决挖“新内人党”遗留的问题（包话“新内人党结案问题”），不仅是一个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备问题。所以”新内人党”遗留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内蒙地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的一个迫切的问题，解决的越快越好。

当然，在内蒙地区落实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因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多说了。

以尤太忠同志为首的新内蒙党委成立快3年了，做了不少工作。但对于民族问题始终采取应付态度，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反复向全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没有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没有迅速处理挖“新内人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使自己在民族问题方面陷于被动，远远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目前是到了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为此我向内蒙党委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希望内蒙党委的负责同志明确表态，支持当前起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这些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并且希望内蒙党委的负责同志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带头揭，带头批，把这一斗争当作全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作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领导全区革命群众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建议内蒙党委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认真检查一下内蒙地区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特别是认真检査一下挖“新内人党”以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狠批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狠批他们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根据确实存在的问题和内蒙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各项决定，在全区贯彻执行。第三，建议由内蒙党委成立一个工作组（或调查组），负责在全区调查研究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落实民族政策的情况〔特别是挖“新内人党”遗留问题的情况），及时向内蒙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同时也监督内蒙党委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批判大汉族主义，防止发生“走过场”的情况，以便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来源：内蒙古日报社部分革命群众翻印。



关于报送牙含章同志一份讲话的报告


锡联、登奎并报中央：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牙含章同志（行政9级），从4月25日以来，在内蒙古党委一些同志的支持下，以《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为题，到处讲演，颇为轰动。我们认为，牙含章同志的讲话，许多观点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牙含章同志个人的错误现点，而在于这种观点却得到了内蒙党委领导机关一些同志的默许与支持，致使这些错误观点被认为正确的东西，四处传播。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据了解，5月初，牙含章同志曾要求《内蒙古日报社》发表他的这篇讲话。报社随将这篇讲话送交内蒙党委书记吴涛同志审阅，吴涛同志阅后批示：“请宣传部、文办提出具体意见。”这样，“讲话”经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往夫同志圈阅后，又传到了内蒙古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于北辰同志手里，于未置可否，又于5月22日交给了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特古斯同志。特阅后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在当前应该作这样的报告，特别是汉族领导干部讲”，后又交文教办公室副主任潮洛濛同志审阅，潮阅后又作如下批示：“同意特古斯同志意见”。这份讲话，几经传阅后，虽未在《内蒙古日报》发表，但已在许多单位转抄打印达2000余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5月中旬内蒙古党委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内蒙古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巴图同志又到会公开散发，内蒙党委负责同志不管不问，任其流传全区。

现将牙含章同志讲话的最后修定稿呈上，请首长审示。这份修定稿，是在送交吴涛等同志审阅稿的基础上，经特古斯同志指点后修定的。修定稿第4页“在郑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个时期，……践踏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铁证”的一段，在原稿的提法是：“他把内蒙地方干部8000多人强迫迁往区外办学习班，另从北京部队、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调来了大批新干部，接替了原来的工作。从此以后，在内蒙地区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只剩了吴涛同志一人，而且也不负主要责任。在盟市旗县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不要说没有一个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当第二把手的也不多。所以从事实上讲，郑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一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被取销了，因为当家作主的都不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那还叫什么区域自治？这就是林彪死党郑维山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铁证。”对于这种明显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恶毒攻击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言论，吴涛同志看后不仅不予批驳，反而批交宣传部、文教办公室研办，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震惊的。


 	内蒙革委会常委　王金保
内蒙革委会委员　郝梦枚　高福瑞
1974年6月14日


尤太忠同志传达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1974.05.11


1974年5月11日下午，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同志，在内蒙革委会礼堂，向区党委、革委会两委委员和自治区机关处长以上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现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1974年4月29日晚，王洪文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中央负责同志，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接见了尤太忠、吴涛、李树德、王德山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要点如下：

抓紧时间谈谈。王德山同志来了，内蒙的材料我们看了，登奎同志提议咱们谈一谈，群众无首怎么办？这样下去群众有意见，看看用什么办法解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再商量一下。

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有什么问题，什么是合乎大方向，什么不合乎大方向？那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区党委头脑要清楚。要和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听的。把方向搞对，和群众在一起批林批孔。批林彪，对！批陈伯达，对！批李（雪峰）、郑（维山），对！你（指尤太忠）应该号召联系实际，狠批李、郑。你不号召揭发批判李、郑，人家就批你捂盖子。你们要支持批李、郑，要大胆地支持嘛。

你们那里有个口号要批判，说：李、郑写假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实行了全面军管。这种说法要批判。这样把毛主席、党中央放在了什么地位。好像毛主席、党中央对内蒙的情况不了解。实际上，毛主席、党中央对内蒙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这种说法，是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这个口号是挑拨的口号，煽动群众的口号。把中央看成了什么。你们在一定的场合，要对这个口号进行批判。有人说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包括内蒙前指，说实行全面军管错了。内蒙实行全面军管、中央11号文件，都是毛主席签发的。不是郑维山搞的。内蒙实行军管不是郑维山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完全正确。不能否定，要肯定军管是正确的。你（指尤太忠）作了一件草率的事，收回呼市日报，太草率了。报纸你收回来干什么？收报纸，作检查，说什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批李、郑你支持就对了，只要不批军管，你就让他批嘛。李、郑是搞鬼的，应该批。但不能批三支两军人员，不要一批郑，就把带去的人都批了，一扫一大片，那不行。要区别一下。

有些老干部否定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他。还有人攻击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不是郑维山路线，一律复职才是郑维山路线。去年春桥同志谈了这个问题，你们要把这个观点讲清楚。

内蒙有两个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个是挖内人党问题。一个是两派。归根到底是两派的团结问题。里面夹杂着补台问题，民族问题。是谁打的内人党？现在的区党委是搞平反的，还是平反不彻底，还是继续打内人党？要把是非搞清楚。打内人党是滕海清同志搞的，后来平反了。打内人党不是尤太忠同志搞的，打内人党的时候，尤太忠同志还没有去内蒙呢。区党委本来应该主动动，内人党不是你们打的嘛。平反不够可以检查，但不能对着打内人党的干部和群众，那不就把矛头指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嘛。现在有人在里面挑拨，专门攻击平反的人。什么道理？我看有人在搞鬼。不能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缺点，内蒙的问题不但是军队、地方工作、还有一个民族的问题。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你们工作没有做到家，政策不落实，这是你们的责任。内人党的平反问题还可以继续工作，没有平反的还要平反。有些盟市、旗县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不该免的免了，那是郑维山搞的。不该免的坚决补，你们要坚决一点嘛。你们补台不够区党委要负责任，应该定一个方针，到底怎么办，不能和群众对立。即使有坏人，多数群众是好的，要进行教育。光考虑人家犯错误，不考虑人家还有一部分群众，那不行，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急于处理，可以放一放，群众看他不行了，就会抛弃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少，要很好总结。他犯了错误，我们有帮助的责任，帮他改了，有什么不好呢！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没有分老干部新干部啊。领导班子不解决象现在这样状况下去，是非出乱子的。书记、常委少，现在批也来不及了。现在任命谁当书记、常委，都不行。要指定几个人负责工作嘛，可以列席常委会议。你们定个名单，不要有框框。区党委决定，在适当的场合宣布一下，不然人家不听他的。要从各部门抽调人，组织一个班子，7、8个人或十个人就可以了。在区党委领导下，有领导批林批孔的、有抓工业的、有抓农业的。能工作的都出来干工作，这样有好处，可以考察一下干部。

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不要因为一个人的问题，把两派搞僵了。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对具体人的安排，要慎重一些，要考虑到多数群众，你们4个同志都回去，回去一趟，好把工作安排一下，抓起来。半日工作也好嘛。不然的话自治区领导会脱离群众的，问题越来就越多，还得你们回去收拾。你们几位身体不好，不要太勉强，边工作，边治疗，搞一段看看，正常了，再回来治疗。回去以后，别人不好讲的，我的意见，王德山同志在适当场合，讲一讲老同志的身体状况。他们几位身体不好，带病坚持工作，要照顾他们的身体，不要让他们太疲劳了，不要把他们拖垮了。来访的人多，不要让他们上第一线，主要让他们在后边多出一些主意，身体好的同志在前面多做一些工作嘛。

呼市的工作要注意抓好。我觉得内蒙问题并不难解决。下一步工作有一条，就是要批林批孔。今天不是追查你们的错误，主要是研究把内蒙的运动和工作抓起来。

就谈到这里吧。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首都文艺工作者的讲话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1974.05.23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晚十点四十五分


王洪文：我没有准备讲话。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学习主席这一篇光辉著作，把文艺革命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张春桥：我没有准备讲话。因为《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时间还是很短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搞了两千多年，资本主义社会在全世界搞了二、三百年，但是他们的文学艺术究竟留下了多少？很可怜！不是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们没有过成绩，曾经有过成绩，也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很快历史的发展就把它甩掉了。我们搞革命的文艺，从唱《国际歌》算起，时间也不长嘛！我们才三十几年，真正花功夫，成绩大的还是这十年。

(江青插话：从准备看是六三年、六四年算起)十多年吧！看成绩大小，我觉得要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经过批林批孔，这一股潮流现在是少了，但话还是有的。我们也不是很自满，但是应该说清楚，从整个历史来看，不论资本主义几百年，封建社会几千年，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样一比就很清楚了。所以，毛主席说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的方向代表着中国工农兵的方向，也代表全世界工农兵方向。所以，我们的前途是无限的，要在过去十多年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能超过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就说这点愿望。

姚文元：每一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都要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成为一个好的传统。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一想，在毛主席路线指引下，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有些什么成绩，有些什么经验，还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提出继续革命的任务。

今天看了两个小戏，江青同志说基本上是树起来了。当然还要再磨。《沂蒙颂》后面还有一些层次还可以再改一下。总的说来，刚才看了两个小戏，我们看了很高兴，因为这两个戏改了很多次，一直改，一直磨。(江青插话：人家破坏了！)人家破坏了，我们一直坚持，才获得这样的成绩。说明只要坚持毛主席的路线，总结经验，与破坏作斗争，我们的事业一定可以成功的。

问同志们好，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到明年纪念《讲话》的时候)政治思想上取得更大进步，创作上取得新的成就。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队伍，经过这么多年，是站起来了。希望同志们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团结、壮大。

王洪文：还是这两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江青：不要怕挨骂，象会泳同志，挨了多少骂，有许多事，我给你们顶住了。他们骂我们，同志们，你们怕不怕挨骂？(大家回答：不怕！)反革命不骂，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员、革命者？！越骂精神越抖擞，要有这么一股子劲。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来源：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湖北省委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
1974.05.25


(会议记录稿)


姜一：

现在开会，中央派刘建勋同志来湖北帮助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我们表示欢迎。


王六生：

同志们，我们在北京、中央召开了湖北负责同志汇报会议，杨得志、王六生、赵辛初、张玉华、孔庆德、赵修、韩宁夫、王克文、张震、信俊杰等同志参加了，中央指定刘建勋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在会议期间，学习了中央关于双批的指示，汇报了武汉军区、湖北双批情况，中央首长听了汇报并作了指示，这些指示都体现在“要点”上，5月20日晚九十一点中央政治局接见了我们，并作了重要指示，我现在把中央接见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湖北负责同志的讲话记录（未经审查）

1974年5月20日晚9点至11点

地点：人民会堂东大厅。

中央首长：周总理、王洪文、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倪志福、苏振华

湖北：刘建勋、杨得志、王六生、赵辛初、张玉华、孔庆德、赵修、韩宁夫、王克文、张震、信俊杰。


中央首长：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了？

大家回答：连头一批来的开了50多天（王赵信）。

中央首长：原来打算开一个短会，统一思想，摆情况，接触具体问题就长了，文件已经产生了，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要求中央帮助解决的都提出来，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和看法，也在这里提出来，回去把湖北和武汉部队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大家一致表示：对文件同意，拥护）

中央首长：是不是请湖北的同志讲，是辛初同志还是六生同志先讲？（辛初同志汇报了北京会议情况）。

中央首长：现在湖北情况怎样？干部会你们准备怎样开法？有不同的意见谈出来，不然回去就麻烦了，还要回来，你们是不是先开两个常委会（指武汉军区和省委）地委书记和市以上的干部都来，然后就一杆子插到底，就插到群众，会议上要多作自我批评。（赵修：我们不应该把两清扩大化说成是方向路线错误）。

中央首长：“两清一批”的错误虽然不是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不能说轻了，你们对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主席指示搞过了一点就是说扩大化了嘛？错误还是严重的。“一点”是个形容词，就是说的扩大化，总不能说过了“十点嘛”？

在武汉对刘丰是揭还是梧？揭是对的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揪住不放，这次错误是在揭批中犯的政策性错误，对曾思玉同志的错误，群众批评是可以的，不能压制，但是大军区党委不能把刘丰的罪行和曾思玉同志的错误混在一起，把曾思玉同志的检讨印成文发下去，一直发到战士，这就不好了。“两赵一王”作了自我批评就可以了，他们基本上属于主张的揭的当中出现的问题，大方向是对的。六生同志不论在军区还是省委两边都是主要负责人，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你是要负责任的。省委和武汉军区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改了就行了，还是要抓大方向，批林批孔揭批刘丰。对曾思玉同志的错误，不是不能批评，党委不是不能批评，更不能说不能批评问题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好了。有些文件中写了中央发的一系列文件，你们回去把湖北工作做好，回去后工作量是很大的，不要再回来了，再回来就不好了。

对刘丰要很好地批，没有很好的批是不对的，最近看了很多材料，过去对刘丰揭的不深不透，批了没有很好批。

你们省委常委平均年龄有好大了。（辛初答：平均■十多岁）

你们比我们政治局还要老呢？你们注意培养青年干部。现在还是批林批孔搞好，要在这场斗争中发现人材，你们补台要在弄清思想和路线的基础上，条件成熟了再补，经过批林批孔的考察，表现好的才能够补，不要■在运动中，斗争中再看一下，那些是革命的也可能是他也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你现在不知道的人，也可能是你现在还不认识的人，也可能有更好还没有发现的。一方面要注意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不要太急了。要注意培养女党员、女干部。

武钢还是要搞上去，武钢先是赵修去搞的，这回不是要他去搞起来，要把武汉市几个大厂的工作搞好。如武钢、武锅、武重、武船肉联还有几个纱厂，大厂搞好了，就可以把武汉市带动起来。

张玉华同志，群众对你的意见不少，你回去作一个好的检讨，对马兆昆的意见也不少，给他带个信，两清扩大化的错误责任不要往下推，要给下面承担责任，让同志们放下包袱。黄永胜七一年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个会，湖北是谁参加的？（张玉华答，是刘丰参加的）你看，还是刘丰。

你们要求刘建勋同志去湖北帮助一下工作，中央一致同意刘建勋同志你还是去一下吧！曾思玉帮过河南的忙，你去帮一下湖北的忙，军队要帮助地方，地方要支持部队，搞好团结。就这样吧，文件带回去，你回去传达，就照中央文件传达，记录，简报一律收回。

刘建勋同志在5月25日的讲话：

同志们，我本来没有话讲，看来我不讲几句话，不好交账，我拥护王六生同志传达的“要点”，同意杨得志，赵辛初同志的讲话，这次在中央的会议，中央肯定湖北批林批孔方向是正确的，运动中的问题是主张揭中的问题，曾思玉问题……（略，大意是“要牢牢掌握大方向”）对敌要狠，对友要和，把矛头指向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

（一）刘丰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这方面的人和事要查清。

（二）流毒要肃清。

我们要搞好军政团结，我们的军政本来是团结的，要拥军爱民，要坚持党性，克服派性（“要点”中的一段）对敌要狠，对己要和，要实现这句名言，就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掌握大方向、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才能实现。本来没有讲话，就讲这几句。


来源：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1996年。

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
1974.06.12-07.17


山西省委的负责同志，6月12日至7月16日，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山西批林批孔运动和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指示，要点如下：

一、山西省委召开的这次扩大会议，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深入批判了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山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揭开了省委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了谢振华以及曹中南同志的错误，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希望山西党、政、军、民、学的全体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基础上，更好地团结起来。

在会议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必须肯定，会议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对谢、曹的错误，是揭还是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揭批了他们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会议对谢振华同志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作了认真的清查，是完全必要的。会议期间，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某些缺点，应当注意纠正。如果有人夸大这些缺点而否定会议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二、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他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犯过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了斗争的方向。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所谓批“个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拉山头，搞分裂，破坏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团结。他抵制和干扰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他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他在“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区和单位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他搞一言堂，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曹中南同志也跟着谢振华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谢、曹的错误，谢应负主要责任。

山西省委扩大会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谢振华以及曹中南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在这次会议上，曹中南同志态度比较好，作了认真的检查。中央希望他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振作精神，努力工作。谢振华同志的检查也有进步，但态度仍然是不端正的。中央决定，谢振华同志留在北京学习，以便帮助他继续检查和改正错误。

三、山西省委的这次扩大会议，推动了全省的批林批孔运动。同全国一样，运动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发展。山西省委和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和群众在一起，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在批林批孔中，既要联系山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和纠正谢振华同志的错误，又必须稳定和发展山西的大好形势。这是山西省委和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的一条指导方针。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刘格平、张日清在山西都争“以我为核心”，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各支一派、压一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总想吃掉对方，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群众，造成了严重恶果。1969年，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7·23”布告，批判了刘、张的错误，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深入进行了斗、批、改，团结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山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没有接受刘、张犯错误的教训，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又重复了刘、张的错误。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用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

五、山西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揭发批判谢振华同志所犯错误的时候，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山西省委要主动为下级承担责任。有的领导干部在谢振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勇于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搞人人过关，不准打人抓人。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以批谢为名，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乱抓什么“谢振华之流”，这势必干扰批林批孔，走偏方向。必须注意防止这种倾向。

六、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不同观点的群众之间，要提倡“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互相攻击。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要警惕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进行破坏活动。要继续推广616厂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经验。有的人否定616厂的经验，攻击毛主席关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指示，说什么做自我批评是“矛头向下”、“搞中庸之道”，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准拉山头，不准搞串连，而太原地区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头头，至今仍然擅离生产、工作岗位，不批林，不批孔，拉山头，闹分裂，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要提醒这些人，如果坚持不改，现在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对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和坏人，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严肃处理。

七、在山西担负“三支两军”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投入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民立了新功，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有的人借揭批谢振华同志的错误而否定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挑拨军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八、山西的“一打三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清查5·16，毛主席、党中央有指示，清查是必要的。在这两个运动中，由于谢振华以及曹中南同志所犯错误的影响，打击、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在清查5·16中，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采取过一些错误的做法，有些地区和单位打击面宽了。谢振华同志应负主要责任，省委也有责任。下面的同志是个执行问题，认识问题，不能责怪他们。要继续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纠正错误。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搞对了的不能翻案，全面正确地落实党的政策。

九、为了充分发挥革委会和工、妇、青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凡是代表性不足的，应该补台，不能拆台，不能推倒重来。今后补台，必须在深入批林批孔，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真正实现了思想上的革命大联合，条件成熟的时候，由党委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首先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急急忙忙搞组织上的补台，就会走偏方向。补台要以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5项条件为标准，搞五湖四海，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于那些为争补台而拉山头的人，对于那些向党伸手要官的人，必须坚持原则，进行批评教育，一律不得迁就。

十、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最近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是增产还是减产，这是批林批孔搞得好不好的标志之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广大群众要热情支持各级党委和干部的工作。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要团结一致，坚持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决刹住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妖风。要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发挥专政机关和民兵的作用，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批林批孔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正如中央的通知所指出的，大同、阳泉两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很好，今年上半年超产煤炭较多，贡献很大。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落实好党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十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搞好批林批孔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委内部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要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党委成员之间有意见，要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决不容许搞非组织活动。各级党委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欢迎群众的批评监督，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1974年7月17日翻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江青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给王洪文李先念吴德的信
江青
1974.06.14


江青在科影厂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的信件上的批语


洪文、先念、吴德同志：

这是件大事，不仅青少年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也需要学习这种知识。北京天文馆被外国人占领了，只有中国人一个画面。而天文学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并且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单是二十四史上就占有很大篇幅。

有些中国人不象中国人，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应该批判他们。我们建议支持拍电影，并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整理、研究祖国的天文学。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江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 拂晓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来源：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江青
1974.06.14


地点：人民大会堂


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


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後，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


吕后了不起，她对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出身很苦，参加劳动织布。在刘邦很穷的时候，吕后就跟着刘邦，一直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刘邦没有果断地杀韩信，只是贬了韩信。而吕后果断地杀韩信，这样就断了後患。刘邦死後，吕后亲自掌权，起用了一些比较得力的法家人物。刘邦死後汉朝为什么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吕后。


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是奴隶出身。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後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当时要干事，只得打着正统的旗号，否则不能号召群众。刘备不说明自己是刘家後代，就不能号召群众。曹操也是一辈子称臣，否则是不行的。农民运动也往往如此。


对法家能否找出个标准来？法家都有特点，主要是看其是“法先王”还是“法後王”；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是主张前进革新还是主张复古倒退；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同时还要看其执行什么路线，法家对内是反对土地兼并，对外是反抗侵略的。一般说来，法家都是唯物论，是讲究实际的，是朴素唯物论。


王安石变法也是为了对付外族的侵略，对内是反抗高压政策，过去反儒的打着儒的招牌，连王安石不打也不行。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宋神宗是王安石的後台，是主张变法的，项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司马光的後台是曹太后，英宗的老婆，还有高太后，神宗的母亲。二后代表保守门阀集团。宋二后势力大。王安石有神宗，神宗胆子小，最後对王安石也不敢用。王安石反对异族，符合广大地主利益，代表中小地主，对劳动人民也有点好处。凡反对国内高压，反对外国侵略的，都是法家。


有人对肯定法家怕说是“让步政策”回潮，说李世民不能肯定，是回潮。这不对。“让步政策”根本不存在，只有赤裸裸的镇压。李世民统一天下，人口只有一千万，到李隆基时只有五千万，地大人少，当时不鼓励生产怎么办？这不是让步政策，是农民起义的结果。对他们有利，对人民也有点好处。


汉武帝……对统一是有贡献的，吴楚七国之乱，也是他平定的。


来源：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根据北京市委科教组推荐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选编翻印《大字报选编（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1－7页。


江青在天津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江青
1974.06.19


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之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


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後秦始皇使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後，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同时他（指秦始皇）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份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


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


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些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治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


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


来源：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根据北京市委科教组推荐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选编翻印《大字报选编（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1－7页。


王洪文“长沙告状”前写给毛泽东的信
王洪文
1974.10.08


主席：最近在筹备召开第4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 未公开化， 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如17 日晚会政治局上关于交通部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们几个同志分析，表面是交通部，实质是与筹备人大有关，跟交通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是有直接关 系的，相当复杂 。我们几个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指示……因为不当面一时说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


 	王洪文1974年10月8日，上午7时

附江青的三份材料

来源：美国图书馆的特别收藏。


周恩来有关四届人大给毛泽东的信
1974.11.06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10月20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9/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 4时半

来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


邓小平言论摘要
邓小平
1975.03.00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次在机场送外宾，邓小平问周荣鑫：“朝农的事你知道吗？”“谁叫你们推广朝农经验的？”“迟群在朝农讲话是什么时候？”

(1976年2月17日×××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授意胡乔木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组织人写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胡乔木说，这是很重要的文章，邓小平很赞成写，一定要写好。邓小平说，只要写成功……就可以作为《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

(1976年3月×××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月，胡乔木讲过这样的话：“我已组织政研室的同志写一篇‘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这篇文章拟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如《人民日报》不发表，拟经邓小平同意后交《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

(1976年2月18日×××同志的揭发)


胡乔木同志说，我之所以要写评《水浒》的文章，是由于我不同意说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还有宋江，有些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影射邓小平，我不赞成这种说法。

胡还说，我提出要写“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评《水浒》两篇文章，曾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报告过，他说很好，如果写得好，可送他，还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胡还说，《水浒》的文章写了二稿，正在这时，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开始受到批判。他说“文章写好后直接呈送主席，不要送给我。”在这种情况下，写评《水浒》文章的工作，就不了了之。

(1976年2月×××同志的揭发)


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只是“提法不妥”。

(1976年3月1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在国务院会议厅，邓小平找胡耀邦、李昌、胡乔木、周荣鑫谈话。邓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对周荣鑫说：“你是教育问题。”

(1976年2月16日×××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说：“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邓小平陪外宾到南京时，万里说，有人说铁路会议文件是复辟纲领。邓气势汹汹地说：“复辟就是我。”

(1976年3月4日××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根本不提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五条，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他以落实政策为名，庇护重用一些有问题的老干部，声称这样做无非被说成是搞复辟，后台就是我。他提出只要不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要用。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干部加以排斥，说什么省委书记中的青年人要下放当县委书记，……另一方面又散布“台阶论”，压制青年人的成长。

(1976年3月5日××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说，老中青要提中的，要重视老的，要把青年搞下去。

(1976年3月××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说，现在派性性质变了，派性是社会主义公害，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

(1976年3月××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派性重的头头，一掌了权就干坏事，没有不贪污、走后门的。因此，抓住这一条就可以把他打倒。

(1975年9月邓小平和×××、×××、×××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说，有派性的干部要调换，坚决调，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这怕那，无非是让他骂十年。

有一百个就调一百个，有一千个就调一千个，有多少就调多少。

(1976年3月五日××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说，批派性运动这一点不搞不行，要下决心把派性搞干净。对错误严重的派头头，要下放到基层蹲点劳动。

(1976年3月5日××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说：“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青年干部下放到基层去锻炼”，“工作还是要依靠有经验的老干部”，“‘老中青’要以中为主”。

(1976年3月××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说：“我们军队出现的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厉害”，“军队内部搞派性，军队到地方搞派性”，“我们要安定，要团结，就必须提高党性，消灭派性”，“不消灭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要削弱”。

(1976年3月1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下午，邓小平找张爱萍去谈话。张问邓：“批判派性到底是办学习班，还是发动群众？”邓答：“我以为办学习班现在已不是好办法，他们把学习班弄的不是学习班，还是放到群众中去，交给群众。”

(1976年3月1日×××同志的揭发)


有人问：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会为什么还没有开？邓小平说：“这个班子不行，不认识，不了解，权被夺了。”

（×××同志揭发）


一九七五年六月，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个务虚会。他在会上说，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和钢铁等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在研究长远规划时通盘考虑一下，国务院要找有关部门务虚。可见，《工业二十条》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八月初第一稿送出后，邓主持了一次讨论这个文件的会议。八月二十二日根据邓的意见修改了第一稿。

在第一稿送出后，邓小平在肯定“文件基本上是好的”前提下，提出要增加以下四条：第一，以农业为基础。第二，建立出口基地，引进外国技术。邓说这是个“大政策”，中央批准后就这么做。第三，强调质量第一。第四，增加按劳分配一节。另外，邓小平还批评二十六年工业生产总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二十五倍的说法不对，那时的基数太少，这样说会“产生盲目性”。还有一次在谈文件时，胡乔木说，我们反对一长制，可是现在企业存在着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说，各企业制度建立后，工代会、企业革委会就必须取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

（×××、×××、×××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在十二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过去反对利润挂帅有片面性，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不多增加点利润，机械化怎么搞得上去。”

(1976年3月5日××省委负责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陪外宾到南京，万里去见他，问他××铁路局的问题怎么办，邓说：“你铁路局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省里怎么办不管他，无非是碰上×××。”

(1976年2月××部负责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邓小平要张爱萍搞科技人员档案和赶快办国防科技大学。他说：“科技人员要头脑灵活，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他要张“快点办起国防科技大学，要招收高中学生，数理化知识好的”，“学生主要是学理论，搞千把个，逐步扩大”，“教员不够，找教育部支援，老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当教员”等等。他还大叫：“要快点办，否则技术力量就无以为继。”

(1976年3月日1日×××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授意张爱萍，要把国防科技大学快点办起来，教授不够可以从全国调，要从高中生中招收学员，重点是学好理论，培养研究人材，不是象清华那样培养应用人材。

(1976年2月×××等十三位同志的揭发)


邓小平授意×××炮制了《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胡说什么“关键是七机部的派性”，大骂群众是“跳梁小丑”、“头头都是坏蛋”、“给我滚”。

（××部××同志揭发）


胡耀邦、李昌等人到科学院来，邓小平说：“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并且要一个月内向国务院和中央汇报一次。”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胡耀邦对李昌说，邓小平的意见，科学院的整顿，要放手发动群众，先搞点干部去，然后发动群众，调整领导班子。

(1976年2月22日××院负责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时，说：“真空冶炼是劳改犯搞的。”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薄一波也这样说，其实，完全是谣言。

事实是，早在一九五八年，上海电炉厂广大职工，就制造成功了真空冶炼电炉炉体。一九六○年，造出了十公斤、二十五公斤两种规格成套的真空冶炼电炉。一九六○年十一月，锦州新生电机厂（劳改犯工厂）厂长带劳改犯王××到上海电炉厂参观，详细看了真空冶炼电炉，回厂后才开始动手搞真空冶炼电炉，直到一九六一年三月才搞出一台十公斤的。

王××是一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三反五反时，查出他贪污盗窃了大量国家资财，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送锦州新生电机厂劳改。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包庇下，以“生产好”为由，一再减刑，于一九五九年释放就业，定为四级工程师。一九六四年七月邓小平到辽宁，亲自过问王××的工资，说，“给他三百元吧，花不了存在银行里”。薄一波也大肆吹捧他。后来，王×× 就当上了省、市政协委员，还到处作报告，给他编歌剧《新生之路》，到处公演，影响极坏。

（摘自上海电炉厂的揭发材料）


邓小平修建的房子，新建地面面积四千八百平方米，地下面积一千一百四十六平方米，合计五千九百四十六平方米；再加上旧房维修面积九百三十平方米，共计六千八百七十六平方米。所需经费，现根据五建公司、安装公司、供电局等八个施工单位初步计算，共计四百零九万元（内部设备费、民房搬迁费和地下防空设施尚未计算在内）。

房子的质量要求很高。主房从地面看是二层，实际上是三层，因为要求能防八度地震，基础要挖到老土层，有一层房子在地下。主房所用蓝砖，要一块一块磨光，对缝要求极其严格。维修的旧房还要画画。暖气沟还要做钢筋混凝土的基础。邓小于说别人“奢”，我看最奢的就是他。

（×××同志揭发）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邓小平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邓小平
1975.03.05


邓小平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的补充内容（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搞上去了再拉手。

△工业方面，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在生产能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当然，不平衡，有些行业好一些，石油是好的，电是好的。地区上有三分之一还可以，但有的地方受牵制。

△第二个问题讲铁路。……铁路不解决，计划统统打乱？什么计划都要落空。解决办法，还是集中。……中央决定，是重申，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

△这次确定，铁路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与地方闹派性的人是相联系的，他们懂得抓薄弱环节，把铁路一堵就到北京了。你那个××市，铁路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要把铁路这条线同地方切断，把铁路上里通外线的割断。根据中央决定，铁道部有这个权。地方解决不了的，铁道部解决，调开那里，同样还在铁路，到哪里都工作嘛。这个话要讲清楚，以后就这么办。向全体职工动员时，也这样讲。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他又钻出个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

△闹得厉害的人，两派的头头都要调离。××八个书记，有的不干事，有的可调省冶金局当顾问，当顾问去嘛，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快到二十年了，就没有人？没有从别的地方调。总之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社会主义等他怎么行呢？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邓小平在万里向国务院汇报时的插话
邓小平 万里
1975.03.25


邓小平在万里向国务院汇报××铁路局情况时的插话（摘录）


（当万里同志讲到）××市委检讨很深刻，他们说，向被弄错的受害者认罪。应该平反的大概有七、八千人时)

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

（当万里同意讲到××市委搞了平反证，老工人不要时）

要在群众中宣布。

（当万里同志讲到，××市委说三月底平反问题可以全部解决时）

要借这个东风一块解决，七、八千人，八百人一批，分十批。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很快，念八百人的名字嘛，弄错了立即平反嘛。

(当万里同志在汇报全国铁路系统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时，讲到，问题多的是：××、 × ×、××三个铁路局和四个车辆工厂，他们根本没动)

要查一查，只要是确实的，要调走，军委下命令把他（按：指部队干部）调走，铁路系统的部里赶快调，四月一日行动。

看有后台没有，省委、军区有没有人支持，是不是有人不听中央指示，不听部里调动。有后台的要脱钩，不听铁路指挥的，调走嘛！从四月一日开始。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你们报告嘛！犯错误我们承担，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有九号文件，有脱钩的条件。

铁路局不听指挥的，四月一日就调，铁路第一步可先采取脱钩。如那个副局长，宣布撤职，不只是调的问题。

管你有理无理，这段闹就无理。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见面解决问题比较快，也比较透，多数人对派性厌倦了，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拥护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只要这一条肯定的话，就充分发动群众，问题就好解决了。各部也要同省委商量一下，让能干的、强的同志和地方结合起来，搞几个点看看。××市就是老大难，在铁路，在地方都是典型的。××部这个基地，那个基地，这个单位，那个单位，相信只要群众起来了，问题就好解决了。相信采取这个方法是快的。主席讲过，有些人不怕领导批评，就怕群众，党委会有时不行，群众起来了就行了。现在看起来，问题可以解决了。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清问题。铁路不要等地方，四个厂不搞好计划要落空，你们无法修理，车开不动。铁道部要管，因为和铁道部关系密切，和地方一起搞。肯定有反对的，有怀疑的，有怕犯错误的，××市有人说：“九号文件为复辟的文件”，这相当显明了。

××省有干部在外头，听说不发工资，才回来，也不上班。到了四月一号要行动。

现在是压下去了。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谷牧副总理的讲话
1975.03.30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这次铁路工作会议是个短会，开了三天，现在就要结束了。会议时间虽然很短，但很重要。会上万里同志作了报告，王震副总理也讲了话。昨天晚上听到同志们反映，到会同志一致同意、拥护他们的报告和讲话。现在要我来讲，我实在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讲了，要讲还是要重复他们已经讲过的。我也很重视这个会，也想在这里和同志们交换一些意见。

现在全国的形势很好，一个是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另一个是，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精神，已经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的高潮。9号文件的学习和贯彻已经促进和带动了铁路运输，整个国民经济总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开始稳步上升的局面。一些数字上升的情况不多讲了，同志们都很熟悉。这里我想谈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央对铁路工作抓得这么紧，抓得这么急？道理在那里？同志们都记得，2月25日我们开的研究怎么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会议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就是以后批发的9号文件。这个文件报中央后，政治局立刻就讨论通过，以后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立即批发全国。5号散的会，文件也是5号发的。据我们了解，各省、市、自治区有的7日就开始了工业书记会议和9号文件的传达工作，迟一点的，13、14日也做了传达。这次传达，同志们归纳有这么个说法，传达之快，声势之大，条块结合得好，传达的深入、广泛，是这几年来少见的。有很多地方已经真正做到了象万里同志向铁路要求的那样，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有的地区作了统计，开了几次会，还有那些人没有听到，还有那些家属没有听到，有计划地对没有听到的同志补课。有些省、市对铁路沿线的职工、农民也进行了传达，可以说传达工作做得不错了。但中央仍然不放心，3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请万里同志做报告，检查9号文件传达贯彻的情况。在25日以前，还有一次国务院的办公会议，邓小平同志主持，也检查过一次究竟贯彻的怎样。从3月5日到25日，20天时间国务院检查了两次，而且决定我们开这次会。在另外地方还有一个会，把部分省、市负责同志也请来了，实际上是两个战场，讨论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传达贯彻好9号文件的问题。中央同志对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传达贯彻的情况怎样，要复查一下，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情况，要一鼓作气，乘胜前进。提出不能搞“夹生饭”，不能龙头蛇尾，不能“人走茶凉”，不能“雨过地皮湿”。提出3月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4月要雷厉风行地解决几个问题，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解决铁路的秩序问题。提出3月份要小上，4月份要大上。万里同志提出口号：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6月以前把欠帐还清，真正当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我是同意这样的提法的，应当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想说这样一个问题，中央为什么对铁路工作抓得这么紧？传达贯彻工作应当说搞得不错，但还不放心，要抓紧检查，要乘胜前进。我的看法，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工业建设的步子太慢了，无论从国内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来看，从加强备战、准备打仗的需要来看，从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来看，从限制、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来看，我们都需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我在另一个会上曾经讲我们国家的建设速度问题，在党内应当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摆出来。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速度问题曾经有过简单明了的论断。列宁曾说过，或者灭亡，或者开足马力向前猛进，历史就是这样地提出问题。斯大林讲，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准备打仗，立足点要放在打上，我们打仗当然靠人民的觉悟，爱祖国，但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行吗？同志们经常议论到，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加快建设的速度，但是我们利用得怎么样呢？群众对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争取的时间让你们糟踏了，丢掉了。”我们应当很好地听取群众的批评。

我们的形势当然是大好，政治形势大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粉碎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批林批孔运动，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方面的形势也是大好，农业连续13年丰收。但我们工业建设的情况怎样？工业也有些行业发展很快，形势很好。但从总的方面看，这两年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74年我们的钢产量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达到的水平。今年1、2月份某些指标又有所下降。对这种形势我们能满意吗？就是因为有少数几个点、少数人闹的没完没了，闹的铁路不能畅通，不能起“先行官”的作用。当然，有一些是领导上思想路线不端正，没有很好地解决群众的问题。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这个局面，能说这是小事情吗？不要说我们共产主义战士应当为这事情着急，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面对这一情况，出自爱国主义者的觉悟也应当感到着急。

我在这里坦白地讲，我在国务院是主管生产建设的负责人之一，当我想到这些情况时，感到有很大压力，感到内疚，不好向主席、向中央交帐，也没法向广大群众来说明白。去年中央负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计划执行情况，提到钢的计划完成得不好，几个主要指标没有完成时，毛主席讲，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去年忙了一年，由于抓得不得法，不得要领，没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今年能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现在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9号文件。9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的3条指示，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9号文件下达仅仅20多天，宣传贯彻的结果证明，9号文件的精神是能解决问题的。群众反映，这回路子对了，早就应当下这个决心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鼓作气乘胜前进？要乘毛主席3条指示的东风，乘9号文件的东风，抓住铁路的关键，让铁路运输迅速上去，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官”，然后把整个国民经济带起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完成今年的计划。

今年是第4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为下一步经济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的两步宏图。关键是十年这一仗要打好。完成今年的计划，就能更好地完成第4个五年计划，使关键的十年有个良好的开端。这不仅是个经济任务，而且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乘毛主席3条指示的东风，乘9号文件的东风，一鼓作气地把铁路运输问题解决好，让铁路运输真正成为“先行官”。通过铁路问题的解决，把整个国民经济带动起来。不仅我们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员应当拥护中央这个决定，就是稍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应当拥护这样一个决定，也应当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即便是有些同志在运动中对有些问题有不同观点，看法不完全一致，有这一派与那一派的历史纠纷，应当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大家都来捐弃前嫌，不要再计较个人得失，团结起来，共同实现中央的这样一个决心。中央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奋斗。我看这个道理应当向我们广大职工公开地讲，应当把这个道理联系本单位的情况，摆在广大群众面前，让大家来讨论，究竟我们应当不应当按毛主席的指示，安定团结起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对中央为什么抓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看中央抓对了，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应当把这个道理向广大群众讲清楚，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前一段林彪死党的干扰、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严重得很，真是罪恶滔天，许多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要记在他们的帐上。有些事情是要讲清楚，但现在要团结起来，赶快把局面扭转过来，把国民经济促上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现在才××××万吨钢，搞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满意。这帐要记在林彪死党身上。问题要抓紧解决，生产组织工作要迅速促上去。根据中央这样的精神，让我们复查，要我们一鼓作气乘胜前进，不能满足现在的情况，要继续抓紧工作。怎么抓紧呢？中央、国务院讨论过，讲过多次，万里同志报告也讲了，我重复讲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继续抓对毛主席三条指示、9号文件的广泛深入的宣讲工作。要通过反复宣讲做到落实毛主席的三条指示，落实9号文件精神，真正做到万里同志提出的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成为广大群众自觉参加的一个群众运动。群众觉悟提高了，就会起来批判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做法，批判和抵制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破坏。群众勇敢地站起来同错误思想、错误行为进行斗争，这是发动群众深不深、好不好的很重要的标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气就会进一步地得到伸张，错误思想就会及时得到批判，那些错误的东西就会进一步的孤立，而且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有力地监督我们领导。

据我了解，这一段总的形势是好的，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央决定的，是拥护毛主席指示的。群众讲，毛主席的指示、9号文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们早就应当这样解决问题了。95％以上的群众坚决地拥护中央的决定，愿意和我们一起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奋斗。但也有少数的一些很错误的说法，我看这不足为怪，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越是正确的东西，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有极少数的人心里不舒服，要出来抵制。我们马列主义者不隐蔽我们的观点。我在这里举一点例子。9号文件传达下去后，有的地方极少数人有这样的说法，说是“9号文件怎么样，21号文件不是也说得很厉害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9号文件就能解决问题？”说“过去我这地方，什么药都吃过了，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次9号文件就能解决问题？”我看群众进一步地发动起来了，群众就会自动地同这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论展开辩论、展开斗争。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冻九尺也得把你轰开，有毛泽东思想，你三尺的冰还轰不开？这次非给你轰开不可，别说三尺，就是九尺也非轰开不可。有的说：“好，3月份我不跟你争了，4月份再见，4月份我要大干。”我开始听到这种说法，我说好啊，我们4月份要大上，他要大干，这不是一致的吗？以后，人家说不是这么回事，4月份不是来大干生产，而是还要恢复他那种大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大干。这就怪了，毛主席提倡要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我3月份不跟你吵，4月我要跟你“大干”。这样的错误思想、言论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还有那么一位山西的同志讲：“好啊！你不是要雷厉风行地调吗？你把我调出山西，娘子关内就不得安宁。”把他调出来，娘子关内就不得安宁？我倒建议铁道部下这个决心，非调不可，看看娘子关内能不能安宁。他有这么大本领，山西群众不听共产党听他的？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回事。还有的说得更坏了，说：“现在这是一种复辟势力，是一股寒流，要坚决顶住。”这些人们胆子也太大了。毛主席亲自批阅的文件，他说这是“寒流”、是“复辟势力”。这算什么言论？我说这是反动言论、反革命言论。贯彻9号文件，贯彻毛主席三条指示，这是一场斗争，这也是正常现象。马列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言论做斗争的过程。为什么说要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呢？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群众武装起来，让这种错误思想没有市场，没有它存在的土壤，没有活动的条件，让他们彻底孤立，否则真正贯彻9号文件就靠不住。思想问题不解决深透，光组织调整靠不住。所以一定要抓紧，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透。我说有那么极少数人，有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不足为怪。关键的问题，是看我们敢不敢领导，敢不敢领导这场斗争。这里有一个挺起腰杆子，抓9号文件的落实，抓9号文件的贯彻，同各种干扰坚决斗争的问题。我们领导干部，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我们自己不动摇，我们要坚决地把腰杆子挺起来领导这场斗争。

要继续抓好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毛主席的指示、方针政策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象万里同志在徐州所做的那样，大张旗鼓，反复宣传，而且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的决心。当然，对群众有一个正确对待的问题，那些长期不批林、不批孔、不生产、不劳动，一直在闹事的人，也不能一概而论，也要分析情况。我们的看法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有政策不落实的问题，过去搞了人家，事实证明没有问题，又很长时间不给平反，一拖再拖。这次贯彻落实9号文件，有这个问题，要抓紧落实政策。现在有些地区抓得很紧，有的提出3月全部解决，有的4月全部解决。政策不落实总是有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这个方面欠账总要解决。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能用9号文件压群众，靠压的方法不行。对闹事的，绝大多数有个政策落实问题，要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争取他们脱离少数坏分子，回到毛主席安定团结的路线上来。对广大群众还是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另一类是极少数，象徐州的顾炳华，他明显是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个右派。顾炳华不但在政治上极端反动，而且在社会道德、生活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象这样的人，你还客气什么，就应采取断然措施，有的调动工作，有的强迫劳动，有的抓起来。有极少数的人，毛主席提倡什么，他就反对什么，对这样的人，要采取行动，不这样做就会脱离群众，这样做了，群众就会拥护。对少数坏人的斗争，我们不能怕，要坚决挺起腰杆子来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维护中央的指示，不能软弱无力，要落实无产阶级专政。

还听到同志们讲有几怕。有的同志怕现在讲集中统一，会犯条条专政的错误；有的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会犯管、卡、压的错误；有的怕抓了运输生产，会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有的怕群众发动起来，会引起新的派性。还有的怕搞不好再翻一次烧饼。同志们把这些问题讲出来好。讲出来，经过研究交换意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可以不怕了。可以丢掉多种顾虑。有的说：“现在你们很支持，将来一旦再来个运动，你们上面能不能支持我们？到时候你们没有事，我们又检查不完了”。这里我不想一条一条地解释这些问题，这些怕是不必要的，道理很清楚，同志们只要很好注意一下，就不致于犯错误嘛。怕集中统一，会犯条条专政问题，你的考虑有道理，那你就多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见，多请示地方党委。集中统一，是条条、块块共同的任务，做好了不会犯这个错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是两回事，管、卡、压是“马钢宪法”范围的事情，关起门来搞的，脱离群众，管群众的办法，群众反对，行不通。你根据《鞍钢宪法》的精神，根据大庆的精神，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和群众一起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合理的，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怎么怕抓了生产会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我不想一条条的解释，主要的想讲这么一个问题，林彪死党在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搞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搞了许多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很乱。这些反动的东西，我们应当继续批判。我们现在应当从这些错误的、反动的、混乱的思想中跳出来，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这些东西，而不应当继续在那个圈子里考虑问题。你从那个圈子里跳出来，就不会怕这怕那。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毛主席说过管理也是社教。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没有制度呢？简直不能想象。共产主义也还要有管理，那时候飞机在天上飞，没有人给指挥行吗？不互相碰吗？怎么能不要管理制度呢？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就要起来革命。新型的阶级上台以后，就要不断地发展生产，通过不断发展生产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怎么一谈起发展生产就变成了什么“唯生产力论”呢？列宁说过，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要大大地发展生产，使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怎么能谈起生产来就这么可怕呢！毛主席近几年来的指示，我们大家都清楚。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指示，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听，就知道林彪胡说八道的这些东西，确实对毛主席思想干扰得很厉害。这些东西批判得很不够，要进一步对这些东西展开大批判。在1943年的时候，毛主席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上，提到“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毛主席在1944年曾经说过，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能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另外，也是同一个时期毛主席又讲，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毛主席对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从来论点都是很明确的，政治是统帅的东西，技术业务是被统帅的，如果没有被统帅的东西，统帅不是空了嘛！不就成了空头政治家了？鲁迅给他儿子作的遗嘱不要作空头文学家。林彪这几年胡说八道的东西，把人们思想搞乱了。这些问题由于批判得不够，有些影响还在起作用。同志们一动就怕，这有什么怕的呢？那些都是错误的东西嘛！技术工作、业务工作都不敢提了，业务培训也废弃了。开飞机的不经训练能飞上天吗？飞上天还不算，碰上敌机要能把它打下来，你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最后，我讲讲现在群众有点怕，这值得引起我们重视。有人讲，“你们讲的，我们很拥护，我们的经验是你们往往嘴上说的多，做起来就少，嘴上说的很硬，做起来就软。”群众怕我们不硬，怕我们不敢领导，怕我们龙头蛇尾，闹一阵子，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倒是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应当打消各种顾虑，腰杆子硬起来。还是要搞好9号文件的宣传教育工作，要把思想问题解决得深透，否则可能出现“人走茶凉”，工作组走了，群众冷下来了，或者过一个时期，温度不是很热，有些地方可能出现反复。思想问题不解决透，光靠组织调整不行。所以我主张搞好宣传教育工作，搞好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广大群众武装起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起来，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来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三条指示、中央9号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斗争的。我们各级领导，我们党的组织，我们的干部要挺起腰杆子来，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进行这一场斗争。

第二，组织工作要跟上。要调整领导班子，不称职的坚决调开，坚持闹派性的坚决调开，对少数破坏铁路运输的坏人要坚决惩办。象中央所讲的，雷厉风行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再拖了。我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时，讲到事故比以前有所减少，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我们，不应满足这一点进步，而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拥护中央这个批评，批评得对。我们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解决问题。现在解决组织问题，调整领导班子，就要雷厉风行，不能再拖。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调整班子问题要抓紧解决，铁道部正在做这个工作，对几个路局、工厂的班子问题，还有全国62个分局，所有的各级领导班子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凡是有问题的班子，依靠地方，与地方商量解决。4月上半月全部解决好。分局以下的单位，由路局负责解决，本着同样的精神，也应该在4月份解决好。该调离的调离，该提拔的提拔，该撤掉的撤掉，不能久拖不决。对不团结、闹派性这一类的班子，要下决心坚决调整。调整班子中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有的班子你说他不团结嘛，他也还团结，不闹事情。你说他工作怎么样，这几年也还能完成计划。但是以高标准严要求，他们不敢闯，劲头不大，认为能维持这个局面就算不错了。有人反映，个别同志是：“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在干啥”，满足于小康之家，精神状态不振奋，怎能抓紧自己单位的整顿呢？现在是少数闹事单位掩盖了他们的中游问题，一旦形势大好了，这些单位的问题很快就会暴露。这是软班子，要振奋精神，实在不成，也要采取措施，加强那里的领导班子。现在领导班子里病号很多，这个问题也得解决。铁路单位工作这么紧张，不是安排病号的地方，应一个顶一个用。无论是铁道部，还是铁路局，要对各种类型的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解决好。

在调整领导班子中，总的精神一方面是要雷厉风行，不能再拖。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注意坚持党性，团结95％的干部，团结95％的群众。万万不可发生这样的事：趁此调整领导班子的机会，把反对过自己的和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都排斥走。当权派闹派性危害就更大。要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按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要调整成一个战斗性很强的，能够落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革命领导班子。

第三，铁路本身的组织调度、业务领导问题。不能满足现状，要大力改进工作，适应以部领导为主和大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一开始就给铁道部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前装车数达到52000车以上，但不能满足这个低水平。应当看到自己本身要整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要高标准要求自己。计委管生产的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铁路运输还有十个疙瘩。十个疙瘩解开了，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活起来，整个形势会大大不一样。会后袁宝华同志准备和各局留下的同志一起研究，一项一项地落实。

铁路本身基础工作还比较差，基本功也不过硬，运行秩序还不很好，运输效率低，行车事故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与历史上较好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当抓紧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装车水平相当于1973年5月下旬的水平，但运用车比那时增加两万多辆，车辆增加了，但装车数却没有上去，不能不说这是个问题吧！货车周转时间，1956年至1966年连续十年都在3天以内，最好时为2.56天，有相当长的时间是2.8、2.9天，而现在是3.5天，与1966年的2.96天相比，延长了0.54天。今年如能达到73年的3.21天的水平，装车数就能达到55000车，不要满足52000车。4月份计划是52000车，这不是高水平。现在的列车运行图还用的是73年的旧图，两年没变了，今年2季度应解决这个问题。客、货车正点率现在是70％至80％，而过去客车达到97％，货车95％，是在世界的前列的。正点率能不能提高？过去已达到的水平，现在要分期分批达到，应当高标准。

要提高效率，安全正点，必须执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铁道部不是没有规章制度，而是有章不循。不循，也受不到什么批评。我看这些问题也要提出限期整顿。

要提高效率，安全正点，还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苦练基本功。值班员、调车员、司机、养路工、信号工不太强调基本功，不练基本功，怎么能不出事故，达到安全正点？中央要求各部要有能打硬仗的队伍。石油部有大庆，铁道部过去也打过硬仗。现在的情况不能怪群众，只能怪领导。我们有许多单位，基本功从来是搞得好的，象大家熟悉的天津车站、“毛泽东号”机车组，这些先进单位一直保持了练基本功。要树立好的作风，通过传达中央9号文件，很快形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全国传达中央9号文件，铁道系统走在各行各业的前面，我们希望在依靠群众、整顿秩序、加强管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方面，铁道系统的工作也走在各行各业前面。就是说，不但在生产方面成为先行，在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也要成为先行，要以铁路的先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出现一个跃进的局面。铁路系统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提高学大庆的自觉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鞍钢宪法》，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努力办好人民铁路，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国防服务。

最后提一点，到会的同志都是领导同志，希望领导同志带头学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要领导和组织好所属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极为重要，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可以搞好各项工作，使铁路部门搞好斗、批、改，不致在大的方向上出大的偏差。领导干部要象中央要求的那样带头学习，这是中央当前的战略部署，铁路单位一定要学好，以便进一步贯彻中央9号文件，搞好铁路工作，在大方向上不犯错误。领导同志要挺起腰杆，依靠群众，按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坚决地走下去。


王洪文江青对文化部电影局有关人员的讲话
王洪文 江青
1975.04.04


王洪文江青对文化部电影局在京电影厂染印法会议有关人员的讲话


王洪文：电影工业最近开了个会，今天晚上请会议上代表，还有北京几个厂，北影、新影、科影、八一，有文化部的同志参加。目的是最近看了我们自己染制的片子，现在看进展很快，有了很大进步，借此机会跟大家见见面，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讲讲，主要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我也没什么准备，一个会连一个会，我昨天晚上，今天中午利用一点时间把同志们看二场电影的意见看了一下，送给洪文……

这几天我把这次电影会议的片子都看了，就差《杜鹃山》二本没看，其它都看了。开会我不知道，不知什么原因让我知道了。虽然我同洪文同志都不是国务院的，我抓了七年，洪文同志也抓了三、四年，我知道了就要尽点责任。

我总的感到不要有自卑感，不管是电影工业还是电影艺术，特别是科教片，这二年有很大成绩。但是问题也不少。

我看到感觉到的，你们对主席指示、马列语录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可能还有程度不同的不够深入，不够踏实，看不进去，甚至有的地方抵制。有些人一天到晚庸庸碌碌，忙那些玩意儿。我是觉得不能这样，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同志们有点进步我就鼓励，看了上海平版工艺的《上海的西郊公园》我就鼓励，可以上演，边使用边改进可以。今天最后看了保定的油溶多层片，底片正片都是我们自己的，总的说比过去进步很大。清晰度差一些，反差大，调子硬，不柔和，这是找缺点。总的比过去进步了，我看是比西德、日本超过了，把苏修超过了，把苏修远远抛到后边去了。

我今天提个意见，向国务院建议，总的感觉《新西兰》不错，《渡江》看了二本也不错。我没有一个条件对照着看，凭记忆，你们找地方，我看看，这边是我们的，那边是外国的。

我推荐二部电影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你们正面教育不够扎实，我找了两个反面教员教育你们。我的成长，我所走的革命道路就受过二个大的反面教员的教育，我童年时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我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起就抵制封建主义。

我就受了封建主义和洋鬼子二个反面教员的教育。我高小时是学英文的，不肯学，说是洋奴化，但总要打60分，不然毕不了业，后来才懂了是工具，想补起来也晚了，也穷了，没有钱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帝国主义这个反面教员对我教育很大，我怕当亡国奴，奔走呼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才入党。这二个反面教员，促使我走向革命。我也是属于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青年，我十五岁就被争夺，我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我学第一本马列的书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怕出问题，学习了六次，烧了六次，似懂非懂，懂了我就用，我当时就只懂得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九·一八”后，民族爱国运动高涨，有人说学生运动是捣乱，我想不通，躲到树林里气得哭，我说不出道理，也没有人向我解释。现在我们有党、主席率领我们向帝、修、反作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不好的东西，程度不同，我在内，都有公与私的问题。公与私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私也就没有公。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一个爱国者，公在前还是私在前，我看应该是公字在前。光明面和阴暗面也是对立的统一，把祖国看成光明面大还是阴暗面大，这是原则问题，应该说是光明面大。对自己是光明面大还是阴暗面大，也要恰如其分，要经常解剖自己。

我昨天对工人谈了，解剖了自己，我这个人有私，私字有时作怪，私字当头就不那么纯了，但从我总的历史来看我基本是公字当头的。今年三个月来感冒五次，连搞几天几夜，我狠命工作，当然这样做也不对，我作为主席身边的卒子对身体应该保护使用，为革命多干几年，不应该躺下去。

今天看到你们的反应，感到很高兴，有所触动。人家为发财、成名成家拼命干。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条件那么好，搞出来的东西，粗得很。有时候我都不愿看了，如《平原游击队》后面几本，颜色接不上，乱得很。导演白吃饭，摄影也不好，眼神光也不对，乱。你们再看看，今天导演、演员都来了？我看你们的片子有的是属于采光技巧，有的是片子问题，你们用的胶片可能感光度低，威斯顿64°，我用的是进口80—100°，你们的伸缩性小些，你们熟悉可以不用曝光表，我是很仔细用曝光表的，连背景都仔细量。我不为了出名，我是为了锻炼听声音，看光，看是否能忍受，但钻进去以后对工作有所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我玩物丧志。我拍了好多照片也有人吹捧我，我还高兴，这是私。同志们，我把所有拍的大照片统统烧掉，我把工作室拆掉了，一切都交给新华社，统统交给党，有人说我是浪费，实际我是自己出钱买的，我的浪费比你们少得多，新华社记者拍照十分之三成功已很好了，而我百分之八十能成功，往往一卷胶片都成功了，这里有个条件问题，有个刻苦不刻苦的问题，胆子大不大。钱江、李文化、张冬凉，我捉你们到颐和园去，用用我的采光技术，就是不肯用，顽固到这种程度。你们从个人出发，生怕失败，丢了大名不得了，我就不怕，我不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也不是我高明，是我敢干。我希望你们从八亿人口出发，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劳动人民出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应该甘心情愿做一块垫脚石，我就是一块小小的垫脚石，有的人特别是在暗房工作，不愿做垫脚石。

《南征北战》不比《平原》坏，我告诉你们要用柔光镜，导演就是不用，演员几次要求用，就是不用，弄得我不敢看。摄影是谁？(成荫答：聂晶。)为什么不给他用？(成荫：有柔光镜前后接不上。)导演应该打屁股，你们都是白吃饭。《南征北战》夜景拍得太不像话了，《鸽子号》夜景拍得多好，你们白吃饭。私字当头不得了。要在伟大的革命道路上做一块小小的垫脚石就行了。没有理想就是白吃饭，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卖出去。

你们北影什么全民所有制，从刘少奇起就不是了，文化大革命改了一点，没改多少，现在是“三自一中心”。我今天是点名，我关心你们够了，可是你们拿出的东西呢？当然不能全否定，《南征北战》还是好的，还是按我的意思改的。《智取》拍了三次，给你们交的学费不少了。

我关心你们已经够了，给你们说了不少了吧？钱江！你那一套还是苏修的，为了革命要树雄心壮志。现在全世界人民期望着我们，被压迫的人民都望着我们，我们应负起这个任务，我们变不变修，不仅关系到我国八亿人口，也关系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我们要遵照主席教导，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称霸，谦虚谨慎，要大胆沉着。

今天取得了一些东西，我们刚才议了一下有利有弊，在依斯曼停止进口前，我们要打出去，正片、底片全用自己的，我对照了一下还是可以的。什么时间，搞个指标。要把涂布搞得匀一些，有的技术我不懂，摄影师要讲究曝光，注意对焦点，《冷酷的心》从主角到远处都是清晰的，我们就是主角清楚，摄影师要下点功夫，对对焦点，我们的焦点弄得那么一点点，就是对准自己些点花，其它都看不清。

我最近看了二份东西，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说他们西方是用过去满清官员看西方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中国，这个版没有拆，印五百份发给你们，也给科影。

我找《鸽子号》花了不少时间，我陪你们看电影不少了，剥削了我的时间，就是思想不解放，打不破框框。

《鸽子号》是个大毒草，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有很多可以借鉴。它不仅在技术上，技巧上有借鉴，在内容上骗了我们，说是没有出路，实际上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你们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了，让后代旅游世界，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使他成人，成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他父亲要他把船卖掉回家的时候，用了那么多篇幅，描写他在一个岛上沉思，相当长的一段，还是航海回来，是骗了人的，你们都没有谈到。

第二个骗人的地方是，说是周游世界，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他周游，更多的是解剖青年人的内心世界，用了各种角度和很多画面，发疯、寂寞、欢乐，用各种光，胆子大得很，我现在有些镜头还不知他怎么拍的。大海拍得很有特色，很奇妙，变化多端，我在青岛看了几年海，那时有人说我是傻瓜、怪物，下大雨，我穿着小雨衣在海滨公园蹦到一块石头上看海的变化，汹涌澎湃，有晴天、雨天、刮风天。他这个电影没有什么演员，拍得就是海和小船，海很枯燥，拍得不使你枯燥，拍得使你看了还想看。你们在座的都脱离青少年，对青少年不能理解，女的跳到水里去，你们没看出来，只有八一厂提到出乎意料之外，这不对，我完全意料到，要是我，也下水，原以为青年人死了，后来知道他驾着船来了，要拚命去见他，这种情景，我童年有，现在还有，这可能是性格，一点没变。对青年人的心情刻画得非常细致，一点没有丑化他们。两个演员没有化妆，有也不多，女主角是自然的，男主角也是自然的，电影化妆不要太浓，不要夸张。尤其是故事片，要化得很自然。十二本基本就是一个大海一条船，但矛盾冲突很多，胆子很大，这个公司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要调动一切东西，如果他的片子不能吸引人，他就要倒闭、失业，所以要用一切手段来表现。我看他是打算解决资本主义青年的苦闷，他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走向成名成家。开始他们两个都是无邪的，当他考虑卖不卖船时，很严峻成人了。人家的长处要充分看到，人家是既大胆又谨慎，他的中间色调很丰满。今天看菊花的片子，大红大绿祛得要死，反差太大，阴暗部分显得很突出，开头几个画面发蓝。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出来了，《新西兰》不错，《渡江》衣服不绿发黄象国民党衣服一样，还是采光的关系？不知原来颜色怎样。

王洪文：那时的服装是偏黄的。

江青：资产阶级是为发财致富，成名成家，那么刻苦，我们为了革命，不要把自己当成商品，不要吃工农兵的，穿工农兵的，住工农兵的，不为工农兵服务。要学语录，一条一条学。学春桥、文元文章，春桥文章重点讲所有制，引用了毛主席在一中全会讲话，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另外，我们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是经验主义，不学理论用什么指导？过去延安整风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

我们要认真学主席著作、马列语录，我不多讲了，我给你们开个书单，工人这样学．农民也这样学，你们应该学好。对国外的东西可以借鉴，就是不要学西太后。主席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外国好的为什么拒绝？我们可以借鉴，我们现在还没有超过它，要全体同志认识这个问题。分工是必要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分工把人分蠢了，苏修那一套太细，是要培养多面手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导演不会拿摄影机，摄影不懂戏，就只会那么一点，还拿那一点要挟党，要挟人民，这不是搞垄断主义，过去闭关自守，不搞协作，可不能那样。前几年我气坏了，什么上海染料不用，沈阳的不用，可不能这样，你们互相垄断，闭关自守，可不得了，你们讨论二天再说，我的话可能有片面不妥当，请大家批评。

王洪文：刚才江青同志都讲了，我完全同意。电影工业也好，电影制片厂也好，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刚才江青同志讲要有雄心壮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搞出来，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为什么做不到，我相信一定搞得出来。不能够爬行，我放了一炮，三年后不用依斯曼，不进口，要用自己的。

江青：我讲有了争气片，我们已出了些争气片已经争了一口气，不要都是灰溜溜的，资本主义拿不出好的片子，人家要我们的《智取》、《南征北战》。

王洪文：江青同志讲了，有争气片，保定、沈阳送来的比过去有进步。(江青：还有上海。)我估计三年以后可以不进口。

江青：科教片多数我都看了，今天我特别要表扬科教片，进步很大，当然还有些要改进。故事片要请我才看，科教片我还要提出一些片子要你们去拍，要为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服务。故事片太长，没有全部看，太累，我分几次看，一次只看二本。

王洪文：这几年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的努力，我们有了相当的基础，可以在三年左右实现不进口外国片子，完全用自己的片子拍故事片。

江青：英国设备什么时候来？

刘庆棠：今年下半年。

江青：那我们上半年就要打出去，打出去利多弊少。

王洪文：刚才我们商量过，打出去有利，利多弊少。你们要继续搞好电影工业，胶片、放映机械，要拍好我们的电影，当前首先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主席的指示，学好语录，春桥、文元的文章要很好学，首先把学习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促科研，只有这样把学习搞好，把思想武装起来，才能使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业做得更好。

江青：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洋人把中国人踩在脚下，现在要有民族自豪感。今天毛主席领导下的八亿人民扬眉吐气，我有一部书，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发明，英国××人讲，西欧的工业，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基础上发展的，我要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发给你们，他在剑桥做教授，生活很苦，给他点稿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问我们，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有了罗盘、指南针，到了南洋就不想走了，而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怎么回答？

王洪文：首先把学习搞好，这次我再重复强调，要把“三结合”搞好，科研、使用、生产，要大家共同协作。

江青：“三结合”问题大了，他们不搞“三结合”，导演、演员、摄影师，都要脱节了。(王洪文：要老、中、青三结合。)最近我看了一个材料、科影的《小水电》，(刘庆棠：山村小水电的作者。)他多年一直当摄影助理，现在第一次独挡一面工作，还带一个青年，这样做就很好，不是又要你们来当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孔老二那一套。各行各业都要搞“三结合”。

王洪文：结合得好，就多，就快，多快好省，合主席路线，避免脱节扯皮，过去林彪路线总是互相埋怨。大家共同努力，自己找自己的原因，不要首先找对方，科研有那些不够不要首先找对方，生产部门出了问题，首先找自己，使用部门也有这个问题，最近有很大进步，是和协作分不开。从侧面了解，现在协作还有点问题，如地区之间，使用、生产之间，希望自己协调好，总之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把眼睛盯着对方，搞好“三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要打破洋框框，不要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象小脚女人紧爬，要大胆实践。

江青：要迎头赶上。

王洪文：花一点学费没关系，不能老付下去。

江青：我付了多少年了？我现在抓评论队伍了，批你们导演、摄影师、演员，主要是导演、摄影不再老给你们付学费了。

王洪文：要打破过去框框，有些要破，不破不立，大踏步前进。

江青：主观世界不得到改造不得了，有些厂的人，要下去向劳动人民学习，谢添、凌子风这些人，八一厂也有，就是拿着高薪不干活，不下去就不能改造成为新人。我要学主席，主席在“四清”时对周扬说，你不下去用武装押下去。你不下去，我就武装押送，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客气一点叫他干力所能及的活。学一点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个话你们带回去。你们北影欠国家多少钱，还没有写剧本就要钱，那国的规矩，钱迷，寄生虫，垃圾堆。有的人把自己当作商品，有的人没有商品就伸手要钱，他是买空卖空。(王洪文：这是空头支票。)

王洪文：要学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找找有那些资产阶级法权，各行各业也要查查，有那些被资产阶级法权把我们陷得迈不开脚，要踢开它，大踏步前进。

江青：成荫，你就是北影四大帅之一，还有四小帅，八一也有，这几年拉扯着你过来了。三自一中心是什么？成荫你说说。自由结合，自由创作，自负盈亏，把全民所有制变了，还要分红，这些你们都有分，钱江、李文化在内，八一厂搞了没有？(答：搞过。)成荫是部队的记者，拍《南征北战》是我调来，你就是忘本了；后来，回来了，要解剖自己，认识一点学一点，你给我写的自我批评都是假的，这次学习要认识一点，就写一点。

王洪文：总的来说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问题，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江青：对。

王洪文：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电影工业和拍摄搞好，电影工业我是外行，只能从总的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

江青：我们片子的宽容度很小，感光度低，这个地方能不能攻一步，从惠斯顿64°提到80°就好办了。64°拍牛蜂很困难，要等，你们更困难。64°你们就不太敢大胆用光。(王洪文：破一破这些框框。)我还拍过13D°西德的片子，也不错。拍静的还可以，拍动的就不行了。

江青：今年拿出去行不行？

顾明：染印法可以，油溶性弱点比较大，保定彩底是灯光形，不象依斯曼是两用的，还要赶超。

江青：要赶超，要解剖分析迎头赶上，不要自卑感，解剖它，不要亦步亦趋的模仿。

江青：所有的摄影师都要带徒弟，师傅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孔孟之道。

王洪文：各单位还要搞二个“三结合”。

江青：不下去的，我派人武装押送，回去传达一下。我工作不比同志们少，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我的工作时间比人家长，从来不知道星期天，就是大看小看，大看是看电影，小看是看文件，从不计较工时，那有这一套。亚丁，给心刚、勇手，安排了导演工作没有？(亚丁：安排了。)要帮助他们写分镜头，有合适的还可以演。《海鹰》怎么还不给我送来。我不高兴了，再不拿来，我不看了。(亚丁：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散了，有的弄到上海去了，今天送来了。)《万水千山》要在我健在时搞出来。否则主席交给我的差事就完不成了，怎么办？对陈其通不能老批，要保护他一下，不能老压，不要用我压他，想办法帮助他，将戏搞出来，这是重大题材，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戏，没有电影，气馁得很，我也愁，搞这么大班子，戏出不来。我希望在座同志能想到，我们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爱国主义者，我们有责任对人类作较大的贡献。李文化呢？不敢见我，不要像李文化匆匆忙忙搞了个《侦察兵》，搞出来，牙牙乌。应该记住，光阴是一去不复返的，太宝贵了，要抓紧光阴弥补过去。有的人是有罪的，但弥补不晚，要加强学习，改造世界观，掀起理论学习，好不好？放假三天，专门学习务虚，再多一些也可以，付得起。要养成认真学习的习惯。我去年十二月起，生了三个月的病，我还通读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井冈山的斗争》，通读了《国家与革命》二次、《哥达纲领批判》二次，《五卷》也通读了，语录也读了，但还不够。还要一条一条学，围绕着看别的书。要联系实际，首先联系自己，分析自己。我就不相信，你们有那么多公？没有私？那么多光明，没有私？大多数同志是“公”字当头的，我给你们肯定成绩很大，问题不少，今年要把我们的片子打出去。日本要我们的《智取》、《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你们有没有胆量接，什么时候拿出来？五月份行不行？

顾明：片子我们负责，没有问题。

王雄：《南征北战》已经供给他们日本翻底。

江青：另外二部用染印法行不行？

李高峰：达到《新西兰》水平可以。

江青：也可以了，再加加工。

你们洗印厂已经不象话了，乱七八糟，人人都可以进去，不穿工作服就进去了，要有个制度。

王洪文：以后送审片要加片头说明，《新西兰》大家看了没有，看了是高兴的，给大家看看。

江青：看了没有？还有油熔也看看，中间片多少工序。

王雄：先做反正再做反底，反转片正在试验，效果还不太好。

王洪文：注意总结经验，那些是成功的，那些是失败的。

江青：《新西兰》是那儿洗的？(王雄：底片是新影，正片是洗印厂。)不错的。《马科斯》不错，《渡江》也可以。我还建议你们看看《网》，没有十句话，还有《摩拉托》，也没有几句话。《网》成本很低，就几个人，但印象深。《红星》里有个青年演员到处都有他，就是没有印象，现在改了可能好一点。

王洪文：今天就开到这里吧。


来源：记录稿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晚十时 文化部电影局提供

周荣鑫和教育部理论组同志的谈话
周荣鑫
1975.05.07


今天给大家出几个题目，有些理论问题界限不清。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教育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象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有没有这个倾向？这里要解决个界限问题。

“知识私有”是私有观念的反映。“知识私有”和商品经济有没有界限？当前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什么？大多数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愿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还是主要把“知识”当商品，卖高价，待价而沽？（不否认知识分子有旧思想，但多数人是往那方面走？）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期间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现在一谈知识分子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和法权观念就列了一大套。对知识分子队伍到底怎么看？如何理解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些和工农结合得好的，能不能也算“知识私有”？知识分子有没有改造好的？朝阳农学院老龚头算不算改造得比较好的？多数人是在和工农兵结合方面努力，还是“知识私有”？主流是什么？要研究。问题当然是存在的，讲过头了就要出问题。文化革命已经九年了，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不只是大学，还要把中小学教师加进去看。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针？这里也有个界限问题。对他们的“知识私有”等旧思想旧传统观念要批判。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作为教育部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

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这是不是梯子？要不要拆？这和打破旧的传统观念是不是一个东西？这里要有个界限问题。“读书做官”这个旧观念要打破，从学生来讲，应当为人民服务，国家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走上海机床厂道路，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能不能算梯子？这跟“读书做官”是不是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七·二一指示”？希望理论组认真研究一下。主席讲，从生产实践中来，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指什么？包括不包括当技术人员的工作？从工厂看，技术人员与工人是有差别的。但是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技术人员也参加劳动。技术人员的工资不一定比老工人高。学校的平均工资不比工厂高，在北大一级到四级老教授的高工资只占2%多，这就是限制，并没有扩大嘛。技术员和工人是有差别的，但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这个工作岗位，算不算做官？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这样会出问题。如果压迫人民，当个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有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了五年，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另一个在农村劳动了三年，上了三年大学，毕业后当个公社干事，就算当官啦？就不行？是不是就因为上了大学就不能当干部？这个界限到底怎么划？毕业后当个干事，当个理论队伍骨干，行不行？对孔老二的流毒要批判，要克服学生的旧观念，这没有问题。但是把农村来的，大学毕业后换了个岗位，这个“梯子”要不要拆？学外语的，毕业后当翻译，翻译也是干部，算不算当官？咱们买了一批船，在香港没人开回来，大连海运学院培养大副、二副，算不算做官？搞读书做官和我们国家根据需要进行分配，是不是一回事？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大学已经普及的程度。我们能到这个水平吗？技术员和工人都一样？没有差别了？我国现在还没有达到消灭差别的水平。是扩大？是限制缩小？还是根本不要？要划划线，不然就会踩线。工科厂来厂去，要搞试点，但能不能完全都这样作？现在的工农兵学员和过去的学生是否一样？他们有两年以上的生产实践，还有八年生产实践的，和过去的学生不一样。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是拆梯子，还是认真克服“读书做官”的旧观念？朝农毕业生，也有当支书、队长的，也是当干部，不同的是拿工分。现在是普及中等教育，还没有到普及大学教育，到了那时候，就要起变化了。现在文盲还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小学入学率是百分之九十几，真正巩固下来的，还没有那么多。

现在还有三大差别，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在要限制的情况下，教育要怎么办？口号要怎么提？怎么克服旧传统观念这一套东西？希望你们读点书，搞点调查，作个说明。列宁讲，真理跨过一步，就荒谬绝伦。我们要一面读书，一面调查研究。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到底怎么搞？这一段学理论，边儿沾得还不够，更谈不到深入下去。理论组的任务要帮助大家学理论。读点原著，作点调查研究，说明一点实际问题。这次红旗短评又强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特别是明确了一个观念，不能光提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究竟哪种多些？不一定是五十对五十吧。

特别是对“七·二一指示”，到底怎样理解？怎样执行？什么叫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包括不包括技术人员？现在的技术人员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你们可以到工厂去调查嘛！我们不能和主席指示对着干。理论组要把这个抓一抓，把界限划一划，问题讲得深入一点。搞不好我们还会犯错误。我们要正确解释教育领域的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我们培养的人首先解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能一律强调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建设青藏公路很艰苦，分配你去，去不去？我们如果差之分毫，就会谬之千里。一再强调社来社去，其它部门需要怎么办？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弄清楚，政策才能掌握好；理论问题没搞清楚，政策就要出偏差。理论要搞通，不能什么口号都接受。

特别是“七·二一指示”，到底怎么理解，厂办大学毕了业，能不能当技术员？说不能当，与主席指示符合吗？！批判师生中旧的传统观念和我们学校教育如何办，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的方向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普及大学教育，问题是在步骤上，现在能够走到哪一步？

从“朝（阳）农（学院）”经验看，学校中的问题，关键在知识分子，还是关键在领导？问题在党委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做得怎么样。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一讲知识分子就骂一通，不讲领导的工作做得怎样。徐明不是自己卷铺盖下去了，就把教师带下去了。朝农越办越向下，教师就下去了。你们学校知识分子那么多问题，与你领导有没有关系？陈景润对数学是有贡献的，政治局讨论让他当四届人大代表，可是科学院有些同志思想不通，中央决定还是让他当了。中央批评我们，他有些毛病，但是你们过去歧视他，不理他，不接近他，不教育他，责任在谁？

从国家发展看，中学毕业还要下乡，全民所有制职工逐年还要增加一百多万。从城市到农村，这是必要的。但还要从农村回到城市一些，这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这里也有个界限问题。能不能说，只能从城市到农村，不能从农村到城市？这样工只能工，农只能农，能分得这么清吗？是不是这样发展前途？在二十世纪内我们要实现农业四个现代化，产量提高，农业人口相对减少。我们八○年要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县社也要办工业，不这样怎么能从以队为基础，发展到以社为基础？又怎么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呢？好多问题都涉及理论问题，都带有方向性。

今天说的，主要是如何正确理解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教育领域里的全面专政，是否只是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希望你们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说明问题，要说服人，使人一看界限很清楚，不是简单地做个结论，说明现阶段应该怎么做，否则，理论问题就学不下去。到底下一步解决什么问题？应该把下面出现的问题认真研究一下。今年还要开“七·二一”大学的会，中小学教育工作的会。明年还要开文科理科会，对招生分配，学员，教师到底怎么办？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为了工作，二是会不会走了板？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总不能起干扰作用吧！我们教育是个大头，搞不好真会起干扰作用。现在我们学理论，会不会转到别的问题上？五八年学理论，结果转到了工资问题上。看怎么引导。我们不能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要转移方向。

马克思为什么说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宁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组都需要做些工作，认真研究。对各组中的理论问题，提出请他们注意些什么，起码可以起这个作用。还要和北师大、华东师大挂钩，对外国教育资料也要研究，起码要掌握这方面情况，从反面吸取教训。苏联变修，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训是什么？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列宁讲，要剥夺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知识上的优势。知识上的优势到底指什么讲的，是指拥有科学知识？还是指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管理上的“艺术”？都需要研究。

周恩来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
1975.06.16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写罢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来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


邓小平的言论
邓小平
1975.07.00


×××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揭发（摘录）


去年夏季以来，邓小平把右倾翻案风刮到了××省。他在会议和个别谈话中，一再强调以“三项指示为纲”，妄图按照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扭转××省的工作。


一、邓小平亲自出马，大讲××省形势“今不如昔”。说什么“农业拉了工业的后腿”，“副食品供应紧张”，捏造说工人“没有肉吃”，等等。××省这也落后，那也不行，总之文化大革命搞糟了。


二、去年七月，邓小平专门向××省委鼓吹唯生产力论。他讲：“××省委的工作，第一是农业”。还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省委四个书记管农业，现在谁管”，要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实质上是要重新按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办事。


三、邓小平一再强调“反派性”，要××省过反派性这一关。在全省基本上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情况下，邓小平大讲反派性，在省级机关和×、×两市开展反派性运动，势必纠缠历史旧账，破坏安定团结，转移斗争大方向。邓小平主张采取批斗、调离、抓人的办法来反派性，更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四、在×、×省煽动翻案。××省有一个地委书记，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批林批孔运动中，揭露了这个地委书记的严重错误，经过批评教育，省委给了他停职反省的处分，并发了一个文件。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同志跑到××组，召集地、县委书记讲话，赞扬这个地委书记“敢讲”，说省委那个文件是错误的，要翻案，并说他自己没有承认过是走资派。这股风一下子刮到了全省。当时，弄不清风源在哪里。现在明白了，总后台是邓小平。早在去年七月十一日，邓就指示省委向××同志“请教”。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搬出已经批判过的、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水利方针。……这个错误方针是×××同志提倡的，实质上是支持他翻案。××省本来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很不够，青年干部提拔使用得差，反而指责××省没有调动若干部的积极性，去年九、十月调整省委班子也要听×××的。很明显，邓小平不仅仅是替某人翻案的问题，而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邓小平接见×××等时的谈话摘录
邓小平
1975.08.06


一、关于清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看了你们的报告，讲了一些你们的情况。找你们来，就是要象××省、××省那样，把重大问题一起拿来解决，不光是解决那三个人的问题，解决派性问题、班子问题，态度要坚决。班子要配好，才有人办事。××省的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大批突击提干，实际上是夺权，领导权都是人家的了，全省资本主义复辟严重得很。


二、关于领导班子问题


1.班子配备、调整。

调整领导班子，你们要坚决，要下决心坚决搞好，趁这次大调整，地方也要调整。什么事情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就办不好嘛！九号、十三号文件，中心就是解决班子问题，十二、十三号文件就是为了落实九号文件，我的几次讲话，最重要的是在国务院讲的那一次。（×：还有对××部讲的那次）××部那是最冒尖的单位，现在一搞，也理出个头绪来了，总是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总是有那么几个人要骂的，随他去骂，无非是让他骂十年。

你们地、县班子究竟怎么样？特别是县委班子也要搞好。特别要注意选这样的人。

有的要下决心调换，包括军队干部在内。军区要作个调整班子的计划。你们军区那些人为什么不多调换一些？（×谈到×××同志的工作，希望中央找他谈谈话）要谈，要调出来，总参准备成立顾问班子，老同志调到这里来，准备向中央政治局、主席报告后定。军区的要调换，下面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也要调换。听说你们那个“×××不听指挥，……把他狠狠训了一顿后好了一点。这种人要撤，不撤也要降，不能放在那里。分区、武装部也要调换，这是主席讲过的嘛！要按主席指示办。×××也要调，从全国来考虑调整安排。

班子调整问题，地方也一样，要下决心。县委也要调换，坚决调，不要顾虑，怕这怕那，让他骂十年，总是有少数人会不满意的。（×讲到×××同志时）调出来，或者退休。本来去××省是养老的，怎么又当上省委书记？

有些派性严重的干部，可以调到党校学习。

2．老中青三结合。

老中青，过去讲青讲多了些。现在主要是要搞中年干部，他们对党有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是靠边站的，实际做工作靠这些人，过去注意不够。×××配的大都是中年干部，干他二十年没问题。我们的工作主要靠中年干部，这些人有经验，有的当过地委、县委书记，特别是县委书记，各方面工作都管过。

3.落实政策。

工厂就是靠老工人，同我们党有感情，因为他们把共产党同国民党一对比，对共产党感情非常浓厚，他们又有经验，真正干工作、搞生产的是这些人。

我讲要落实政策，落实老工人、老技术人员的政策，也包括老干部。（×讲到有的把安排老干部说成是“复旧”）无非是讲这些人搞复辟，后台就是我。（×讲到过去的省委书记、副书记、副省长，报了安排意见未批）这次你们都提出来。

4．加强组织部门。

特别要注意那些管干部的干部，一定要选好，最重要的是这个。一定要质量好，没有私心。选好后让他们去管，首长们不要随便去指定哪个干部干什么，一定要按组织手续办，要党管干部，政治机关管干部，首长只能推荐，不能干涉，只能让干部部门去管，首长不能随便干涉。××军就是七个秘书专政，战士们讲我们军是秘书专政。要恢复党的老传统，不能让这些人专政。


三、其它问题


1．主席的三条指示不可分割。

（×讲去年讲生产就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主席的三条指示是不可分割的。有的就是要把它分割开—来，只讲第一条，不讲后一条，只讲学理论，特别是要把后一条搞掉。不搞生产，国家怎么能强大？三条指示是一致的，三位一体，是个整体，不可分割，哪一条也不能丢。

2．民兵指挥部问题。

民兵指挥部，××省都解决了，你们为什么不解决？这是个战略问题，……（×讲过去传达过主席的有关指示）那是过去讲的，现在发现问题，主席又重新讲了，要按新的指示办。难道新的指示不算数吗？就可以不执行！？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四单位和北京市科技局及六所一厂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材料之37）
1975.08.20日下午


……。凡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就挺身而出么。符合主席思想、路线、政策就挺身而出么！符合主席思想、路线、政策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两位副主席特别是邓小平副主席敢字当头么。过两天我们要传达新文件，……。

想跟同志们座谈几个问题。

第一，传达9号、13号、18号中央文件的情况，传达的范围。科技局的，（邓小平在接见）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时）的讲话，没发的补发。传达贯彻的情况究竟怎样？三言两语，讲一下情况，我们商量。听的范围？走了过场没有？……。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一下主席的三项指示，抓贯彻好三项指示和几个中央文件。科技局主要听市委安排。没有向中央汇报前，你们当前还是抓贯彻落实这几个文件为中心任务。我们向中央汇报以后，中央会有指示的。学习不受时间限制，力求搞深搞透一点，力求结合实际。上次部署，传达、学习两周。不要空空泛泛议论，而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那怕在一两个问题上有所前进，有所改进，就好么！不要等院部的布置。

比如说，中央提出增强党性，这一条就可以讨论一下，核心组就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增强党性啊？我是举个例子。好好告诫我们同志，不要认为9号、13号、18号文件与我们毫无关系，与我们这个工作单位、与我这个人毫无关系，都是讲人家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听说，不一定是科学院系统，甚至说是不是回潮文件、复辟文件？那就更糟糕了。中央文件么，……。我看与我们每个单位每一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要告诉和教育我们的同志，中央文件、三项指示与我们每个单位每个同志都有密切关系。把自己划到文件之外，我看至少是使自己得不到教益。

不要等我们，等什么院的统一规划、布署，统一提要求。行不行？有所前进，不具体提要求。……。在一两个问题上，两三个问题上，有所前进，有所收获嘛，一部分问题上有所前进，行不行？头一条，讲的很笼统。领导班子里有10个问题，我们解决一个问题也是有所前进。为什么今天请大家来谈谈，就是怕你们等我们。《汇报提纲》前天送上去了，晓得哪一天汇报，我看还是等些天。你们不要等，能解决多少问题，先解决多少问题。以三项指示、中央文件为武器，使我们的工作一步步地有所前进。

现在所里暂不讨论院的《提纲》。科技局的同志可发一份。……。各种传说都有，听了就是。……。

有的同志看中央文件看得用心，仔细想一想。有的看得很马虎，想也不想自己，就是往人家身上想。我这个人过去犯错误，有时也有这一条。……。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业务也不要等，科研工作也不要等，要求也不高，你们开始部署，要有所前进。先排除干扰太多的东西。

我们昨天开了一个座谈会，好些同志反映，每周六八四十八小时，有些所业务工作时间不到20小时，其他的28小时，搞科研的时间不到一半。我上礼拜到一个所去，他们反映上边布置的任务7、8条，条条都说重要，乒乓球、蓝球、修房子，都说是政治任务。有些任务是要干的，比如政治学习、理论学习，有些劳动是需要的，还有组织生活。有些是业余时间搞的。

组织纪律性上要有所前进。搞业务的时间、空气怎么样？搞业务的空气、时间，上班下班的风，要有所改变，有所前进，具体的要求我们不提。

（某厂的负责人讲：我们应当六点钟下班，可是最晚的是四点半走了）

你向同志们讲，18号文件学了2个月，将来追究责任，你共产党员，学了2个月，还是这个样子？！鼓足干劲讲。有那么些人，就是对18号文件不在话下，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增强党性，在他们心目中是放屁。你们不鼓足干劲讲？同志，我讲话嗓门高点是支持你们，不要误会，我是诚心诚意地支持你们的。你们许许多多同志辛辛苦苦工作么。有些人嘴巴上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修正主义。你们为什么不敢讲呀？！

为什么小平同志号召我们敢字当头，什么意思？要敢讲。（念一段邓小平的讲话）“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我是支持你们敢讲敢干的。

先讲，不要处分人。先讲了，将来可以少处分人。现在讲严格一些，就为了将来少处分人，达到不处分人或少处分人。先我不主张斗争人。你们不要斗争人。要鼓足干劲讲，讲了是为了少处分人，不处分人。

上班下班我们自己要当模范，表率哩。

你们讲到什么程度，我不管，只是要求有所前进。进一尺？一丈？一寸？我不管。但一寸也进不了，毫无进展，你们也不安。即使两三个月一寸不进，我也不会批评你们的。特别是你们老同志身体也不好。我是支持你们讲的。怎么讲得有效果，你们好好研究。

有一些人就是无动于衷呀，心里不动。……你们自己怎么讲法，我不管，但要前进，请你们自己琢磨。

北京市委领导的几个所，抓得好的。我们刚回来的几个所，历史积累问题多一点，也难怪，但要有所前进。要向大家打招呼：将来中央一查，18号文件传达这么久了，照例四点半就下班了，而且还是共产党员，那还行啊？！

首先不是同群众打招呼，首先是党员干部，第二是党员，第三是团员。先不抓干部，先抓群众，怎么行？

有的人不是耳边风，是无边风。刮耳边，多少有些声音；他是无边风，离十万八千里。

先不打招呼呀？

讨论党性、组织纪律性就是过硬的东西。你们怎么讲，我不管。我看次序是干部、党员、团员、然后群众。讲了三个月、半年之后，还有少数人不听，怎么办？革命会这么马马虎虎的？顾炳华什么下场？你们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没有？……。有极少数顾炳华这类的人，满嘴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马克思就是了，实际上坏透了。

先讲先教育，我讲得不完整，你们回去不要照本宣科，讲这精神，不要讲我的话，要讲主席的指示，讲13、18号文件上面的话，最重要的你们划几段，结合实际讲得很活、很实际。

还有一条，第三条，歪风邪气，过去的一般的不要纠缠了，行不行？现在的，今后的，歪门邪道，请同志们警惕。违反党的利益，违反主席思想政治路线、政策，违反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坚决顶住。

什么挑拨离间，背后搞小动作，破坏团结，阴谋诡计，争官、争权等等，歪门邪道，警惕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要警惕。我们每个同志严格遵守三要三不要，用主席的三要三不要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

以前的老账怎么办？我的意见，一般的不要算了，一般的不算是不是可以？我是同你们商量啊！去年的前年的账，你算，算不清楚。特别是后来改进的人不要算。有转变的人更不要算。但现在还有谁还搞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那你们要坚决顶住，坚决斗争，坚决揭露。

歪门邪道，阴谋诡计是一种传染病。什么叫传染病？疟疾、伤害、……，会传染人的。你不顶住他，就传染人。列宁说是瘟疫，说投机小贩是一种瘟疫。正派的人就不怕。自己脚跟站得稳，自己作表率的人，自己严格要求的人，敢字当头的，他就不怕这。

小平同志讲不信邪。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要正派，不信邪”，就在核心小组讨论这9个大字。

邪就是瘟疫。你怕他，……。你们讲话也不要拿稿子，小平同志说无非是抓几个小辫子，我象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我是唯物主义的，不怕。老红军，你们过去讲话拿稿子的？

今天算第一次见面了，算认识认识了，就讲三条，以后机会多。

讲这些，没有硬任务。讲的很粗，很不完整。……。

（有同志问：方向怎么办？）

我昨天讲了原则，先不强调远近，不强调你搞什么我搞什么。搞近的，远的，新技术，新理论，争先恐后的上。争论半天，耽搁了。计划要搞的有点余地，现在是上面下达任务、指标，你一点不许动。人家有这个积极性，就让他发挥。不要满打满算。有些可以搞，为社会主义服务嘛！（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上面计划、指标；二、有余力、兴趣，他有积极性，让他搞，不要一刀子砍下去，就说是自留地、自由化。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我们还研究。

怎么？大家没什么了，散会。

（吴明瑜等同志根据记录事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7—39）》，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院机关支部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材料之32）
1975.08.21


我们党审干是经常的，但审干是有政策的，不要拖得时间太长。叶帅讲话有关政策的六条，这六条其实都是毛主席讲的。……不管新、老干部，党内、党外都适用。必须坚决按六条办事。

先向同志们问一个问题，学习18号文件学了多久了？毛主席的三大指示，9号、13号文件学了没有？哪个单位学得比较好？学得好的介绍介绍。……有的单位传达到群众中去了，你们赞成不赞成？

中央13号文件7个“是不是”贯彻啦？路线、理论、群众、班子、派性、政策、敌人，总之，是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这是关键所在。不要谁提有派性，就是你有派性。不要轻易点张三、王五有派性，因为根据不充分。我们要反对派性，这是全党的任务。联系实际想一想，怎么办？学习怎么深入？支部工作如何搞？（当胡听说18号文件要收回时）不要收，学习一个礼拜不行，两个月也不行。我赞成传达到群众中去，没有什么秘密嘛！为了统一起见，可以传达到群众。时间可以长一点，步子要搞慎重一点，一般的不要点什么名。四条，不管消除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不管哪一条，与我们都有关。

1、消除派性，增强党性。

假使没有派性，就增强党性。认识要提高。如果现在搞派性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分裂革命队伍。假如现在还在搞，那问题就是很严重了。我的意见，过去有些账，一般的不要纠缠了，改了就肯定不要讲了，但是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认识清楚。现在不要指名，自己理会，搞学习。没有派性就增强党性。噢！我这个地方连增强党性的任务都没有了，那还行啊？那还不犯错误？科学院不能特殊论。我们大家都要警惕。

2、坚持安定团结。

3、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些人骄傲自大，伸手要名、要利、要权。

4、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把小平的一些话插到叶帅讲的四条中间去学。有些同志怕字当头，不敢讲话，怕讲了挨批。小平讲的管干部的9个字：“很公道，要正派，不信邪”，……要讨论清楚。

做干部工作，支部工作，思想建设，都以自力更生为主。

提个问题，对毛主席指示、中央指示有没有不正确的想法？如果有，是什么不正确的想法？有些提法，一致拥护，一致赞成，哪有那一致呀！现在全国有X亿多人口，肯定有不同看法，什么三大指示呀！什么9号、18号文件呀！科学院里可能有。如有不同看法，是什么不同看法？采取什么形式？不同手法？

第一，这个不是讲我的，是讲人家的，同我单位、自己毫无关系，不管是三大指示，9号文件也好，和我自己毫无关系。其中有一条就叫增强党性，毫无关系能行？毫无关系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肯定将来要犯错误的。

第二，不知道（指别人）又要搞什么了，又要搞一批人，一批人就要倒霉了，目前形势不明朗，不晓得要搞什么。现在谨慎行事，不要表态，不要说讲，现在弄不清，不晓得还有什么名堂，积几年的经验，少说为佳，不表态。

还可能有第三种看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说这些文件是坏文件。能不能担保X亿人都认为是好文件？我看不一定，……。实际上是不赞成三大指示、中央文件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简报上经常写“一致”、“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不可能一致，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太天真了。

多少年来林彪一伙对我们国家的破坏多大啊！党的作风、传统、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破坏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主席的路线当然伟大啊，那还用怀疑。外边的谣言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讲XXX（指邓小平）要搞复辟，主席相信的人成了复辟的总代表！？同志们听到过没有？对这种东西要警惕啊！当个共产党员，对这个不警惕，危险！如果附和两句，那就不知道多危险了！同志们听过这些话，是不是觉得很凶啊？……

我对一些老同志是很尊敬的。他们几十年为党工作，辛辛苦苦，艰苦奋斗，原则性强。老干部有三条不足：一条是学习不努力；二是作风不民主，生硬，一言堂；三是生活上搞点特殊化。你说他是修正主义，我不这么看。一不学习，二是个人说了算，一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就汪洋大海。我和XXX不熟，我说你革命几十年，肯定是好同志。

今天在座不少年青的同志呢，我从党性说，对成千上万的年青同志，我也是很支持的。在团中央批判我时说“你这么爱才”，我提拔了很多年轻同志。刚才的陆赐麟曾亲耳听主席讲了，青年人“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但是对年青人，要加以分析。本质上坏的是极个别的。一般也有弱点，对党的传统不熟悉，加上林彪的破坏，经验不够，有时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有时对自己估计过高，不够谦虚，不够谨慎。既要朝气蓬勃，又要谦虚谨慎。年青的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这个人，活了60岁，自以为是的东西很多，有时毛毛草草，想都没想清楚，就这么样了。打河北定县时，司令员同志主张等两天，敌人一定来，我主张打定县，后来司令员同志要求我，我才说等两天，后来等了一天半，敌人来了一个团，2小时消灭得干干净净。这还不检讨？大会上讲。……自以为是发展下去就是狂妄自大。年青同志往往容易把事情看得太简单。

18号文件继续学下去，不要太急，但总要使党性一步步增强，组织纪律性增强，革命团结要加强，优良的作风有所发扬。我们的学习要切切实实一步一步地前进。

过去的事情，有些账，一般的不要算了；特别是改了的，不要算了。要警惕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要坚持三要三不要。哪一个单位，哪一个人，再搞歪门邪道，不正之风，背后搞小动作，就要坚决反对。这一条你们赞成不赞成？

生活作风问题，组织纪律性问题，甚至派性影响问题，改了，一般的就不要提了。但今后谁不坚持三要三不要，搞小动作，那不行。

总之，要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前进的快慢，不是第一位的。


（杨礼方等同志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2—36）》，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部分干部座谈会上的插话和讲话（讲话材料之33）
1975.08.22


（首先询问到会每个同志的简历及单位情况。）

干部问题，有标准，合不合乎五项条件嘛！第一条是讲党性的。伸手要官的坚决不给。

你在赶，人家又超过了。各个学科可不能麻痹。任何一种新技术、新理论，都不要麻痹大意。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说的赶上了，超过了，后来一查，人家又前进了。现在科技水平是日新月异的。

XXX的问题怎么样？说是派出所愿意管？……所有人，不管老的、新的，要实事求是，不要上当。既不要上这个人的当，也不要上那个人的当，非常冷静。我们这几年上当可不少。不知你们上当过没有？我是上过当的。刘少奇的当，林彪的当，我都上过。林彪上台时，我靠边站了，但也上过他的当。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可厉害，你就没上当？他的那个20多个字，我就是不同意他那个“立竿见影”，理论问题就不能立竿见影。我不知在哪个地方讲了，60年讲的，人家记下来，算我的账。“立竿见影”也不是他发明的。所以，对骗子可要警惕，要注意，要冷静。有大骗子，有小骗子，这种面孔的骗子，那种面孔出现的骗子，可不要掉以轻心。要查清楚，有的事查了几年。你们在坐同志上过当没有？把生动的经验介绍出来，最容易说服人、启发人。

（在XX同志举例说明后）

你这个例子讲的不生动，讲生动了对人教育很大。

青年团九大的报告：《为我国青年的革命化而斗争》，征求意见时，部队一个干部非要加一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说，报告里边有了，标题长了不好，内容有了。主席文章的题目都很短。我们是相信主席的思想，为贯彻主席的思想、路线坚决奋斗的，这是不成问题的嘛。唉哟！你讲形式主义，我就联想到这件事。标题上也可以用，但主要看内容。

你们谁能讲出生动的例子？上当并不丢脸，是经验教训嘛！

我是上过当的，上过林彪的当的。他说他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我当时也相信的哩。

主席提出骗子问题，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骗子今后还有，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还有没有？我看还有的，不要上当。

审查一个人，审查一件事，要实事求是，可要注意上当。

我指的事是XXX最近的事，我不清楚，你们严格的实事求是。……

我反复说，我没有调查研究的，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可上当，不要上这种当，又不要上那种当。非常冷静的，非常实事求是的。

好分析的，有三五天可以分析清楚。要判断。

要学一学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分析判断那一段话。

这几年发生好几件事。文化大革命初讲过2月兵变。有人问我，我说，第一我不知道，我没参与；第二，要我说，我相信没有。斗了我3个小时，问我为什么你知道没有？

我讲一个故事。1943年5月17日到18日，毛主席找我谈话。延安的抢救运动，主席派我去二局试点（后来叫三部）。二局在安塞。主席3月份让我去的。当时二局是最机密的地方，主席批条子给叶帅，要我去。去了不到2个月，搞出8个特务。主席一听，康老一听，二局很有成绩，就把我找去了。我到门口，喊报告，主席说，你胡耀邦来了，请进请进，你很有成绩呀！不是搞出8个特务来了嘛。我说不是。主席问怎么不是？我说至少5个不是的，是国民党员，3个可能是（后来一查，3个也不是，所以要非常实事求是）。主席问那是怎么一回事？打了没有？吓了没有？饿饭了没有？不让睡没有？一下问了十几条。我一一回答没有。主席说，这些都没有，他为什么自己瞎说哩？我答可能有4个原因。主席让我再讲一遍。主席说可能，可能，不断点头，说现在不谈这个，谈另外一个问题，要我讲经过。我就说怎么发动群众的，主席概括这叫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噢，这就叫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我讲一段，主席总结一条，我讲完，主席就总结了6条。2小时40分钟。最后他要我继续搞，但绝对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下吓，不要饿饭，不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同志找我，我把这个经验告诉他，人家不信，妈的吹牛。我写了3份，一份给我的专案组，一份给中央文革，一份我请他们转给主席。

审干是肯定要的，将来还是要的，可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党是有经验的。我亲自听过主席的指示，主席是这么冷静地教育我的。

讲这个事情，不是说唉呀，你这老兄43年就和主席关系密切，而是说主席很早就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

你们冷冷静静地去处理。

漆克昌的历史查清没有？我主张慢一步做结论，他在晋东南审查过的，在的还有好几个人，这种特殊案子，慢一点，缓一步。事实是清楚的，问题是怎么分析，暂缓一步。……要请示中央。

今天要谈的还是昨天的内容。主席三大指示，中央9号、13号和18号文件究竟学习贯彻的怎么样？主要座谈这个问题。

谁搞的好？你们毛遂自荐。

9号文件讲什么？要抓要点，主要讲4条：班子，派性，落实政策，规章制度。

13号文件也是这4条，提出7个是不是；路线端正吗？这是讲路线；学习开展吗？这是讲理论；群众发动吗？这是讲群众；领导班子吗？这是讲班子；派性克服吗？这是讲派性；政策落实吗？这是讲政策；敌人打击吗？这是讲敌人。

18号文件中心是什么呢？我看归纳到最后4大要求。

三大指示不可分割，4个要点，7个是不是，四大要求。贯彻，你就抓住这几方面就行了。

学习不贯彻呀？不联系本单位实际呀？结合自己的思想谈心得体会。

昨天有的同志讲，等核心组发号施令。我们怎么发号施令？没有甚么，你们不要等待，结合本单位，号召每个同志，首先是干部，党员，团员，结合自己思想谈心得体会，谈如何贯彻？每个人都谈。组长带头，谈自己的思想实际。你不带头，他们怎么谈呀！谈了以后，可以相互之间提点意见。也可以先谈心，不要一下就到会上谈。要重点帮助。你们说这么做行不行呀？不结合本单位怎么行！一阵风过去了，雷声大雨点小。领导干部带头谈心得体会，然后是党员，然后搞点重点帮助。1个月搞不完，就搞2个月。总要收到成效嘛。成效有大有小。一边谈一边讨论，你们看这样做行不行？

总是思想上多多少少要解决点问题。解决多少，不要着急。但总要解决点问题。多少、深浅，是第二位的，总是要往深处前进。不能等我们，不能等核心组发号施令。

还有的人对主席三大指示、中央3个文件有看法。实际上有没有不同的看法？不是讲形式上的，而是实际上有没有？

我看了几个所的简报，叫“一致同意”，“热烈拥护”，“完全赞成”，我一般不大相信。

我们的毛主席从来对这种形容词不同意的。有时在报纸上登一登向国外宣传是可以的。那是公开场合。但内部反映情况要讲老实话，要动动脑筋，要分析。

某一个小单位，如五局，才20多人，可能一致同意的，但一般的说，要百分百一致同意，不见得。否则就不合乎阶级斗争的规律。

“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思想问题，不一定是坏蛋，是思想认识不上去，还有这种情况，不一定每个单位都有坏蛋，而是思想上认识不上去。

可能有三种情况，实际上不通不赞成的。

一种是认为主席三大指示，中央三个文件，同我毫无关系，“与我无关”。是讲军队，铁道，钢铁的么，都讲高级干部的么，与我毫无关系。有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派性，与我无关。我说文件头一条就是讲增强党性，与你有关无关？你党性到顶峰了？与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关，与每个同志有密切关系，怎么无关呢？与我单位、与我个人无关，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就得鼓足干劲讲。

第二种是“还不是那回事”！“就是那么一回事儿，没有多大新内容，没有多少新东西”，“如此而已”，“不过如此”，“还不是几句老话，有什么重要呀。”一种轻视的态度，不在话下的态度，认为是普通文件，“等闲视之”。这种态度、想法正确吗？同样不正确。主席三大指示，中央3个文件，是当前我们全党的主要问题，带关键性的问题。

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有，可能没有。前两种，我冒叫一声，在坐同志的各单位大体上免不了。第三种倒不一定有。认为“这是一株毒草”，“这是错误的东西”。9号文件发下去后，有的地方讲，这是一个“复辟文件”。13号文件下达后，还有这么讲的。对18号文件难道就没这种可能性？但在坐单位不一定有，在全国是肯定有的，面多大，我就不知道了。否则七个是不是，最后一个是不是，阶级敌人破坏问题，就等于无病呻吟。因此，一般讲会有3种，在坐单位倒不一定有第3种。

还有表现形式，不正确的认识怎么表现？可以多种多样。他们转变抹角，“孟子见梁惠王，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根本不听你那一套。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几十条。所以，要分析分析，用脑子想一想，提醒你们想一想。

你们要讲，要敢于讲，敢于批评不正确的态度。第三种你们讲不讲，由你们自己考虑。不要吓人嘛，按你们实际情况讲。你们一把手，总要讲一条：可能有对主席三大指示、三个中央文件，认识态度不正确的。讲一条、二条、三条都可以，你们按实际情况讲。讲的时候不要点人家的名嘛！你没弄清楚，冒冒失失点人家名，这不好吧。

还有怎么落实？怎么贯彻？怎么学习？一条条、一项项、一句句落实，抓紧你们认为重要的先解决。抓一大条可能抓不住，那么抓一项，抓一句，比如先谈谈“增强党性”。比如小平同志讲管干部的人要有9个字：“很公道，要正派，不信邪”。什么叫不信邪？无非是歪门邪道，歪风邪气。现在还搞派性是不是邪？你们自己讨论，先抓哪一条、一项、一句，你们自己去定。选择方法，可先易后难，也可先难后易。很难，可能一下解决不了，先从比较容易的突破。

学习讨论的目的不外乎为了提高大家嘛。其中会有重点帮助的，你们自己掌握就行了，也是为了帮助他嘛。比如说，派性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过去的帐算不算？我看一般的是不算；已经改正了的，检讨了的，我看坚决不要算了。

上次到出版社，当时想把18号文件拿来，念几条。当时王台同志摇了个头，不叫拿。什么意思啊？我是撑撑你的腰，我还有什么坏心眼啊！当然王台同志我相信你本质是好的。

在座有许多老同志和青年同志，两方面我都要说一点。

先从老同志讲起。在坐的是革命的老同志，经过审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总的是好的、比较好的。政治上面是好的嘛，政治历史是清楚了的嘛，几十年来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总的来说还是坚定的嘛，政治立场也是好的，党性、党的原则一般也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嘛。经验总是比较丰富的嘛，有经验的嘛。总的是好的，比较好的。组织上这么看，你们自己也要有信心嘛。但是一般的来说，我们这一类老同志往往有几个弱点：三条弱点，或三大缺点。

第一个是学习不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政策，一般的说学得不够，或者不够认真，不够刻苦。我也有这个错误。今年2月进中央读书班，学习4个月，向主席、中央汇报，不让超过3千字，刚好写了2980字，就检讨了这一条。

第二条是一般的说，作风上有缺点。或者民主作风不够，军队转业的不少，我特别讲一讲，首长当惯了，比较简单。也有另一种情况，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总是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当断不断，当讲不讲。不是讲“软”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受了批评，不是敢字当头，是怕字当头。两种情况都有。也有一种同志，文化大革命前“一言堂”比较厉害，现在变成“不言堂”了，什么都不做声了。

第三条过去的事，生活上有点特殊，不一定“化”了。生活作风上有缺点、毛病。

我是讲经过考验、审查的老干部。这也是我们的经验。要正确地接受经验，不要消极地接受经验。在党和人民事业面前，在革命事业面前，要敢字当头，该说的说，该讲就讲，该坚持就坚持。

18号文件特别讲老干部要起骨干作用，肩负起传、帮、带，是历史的光荣的任务，传好传统好作风，帮助青年。这是很光荣，又很艰巨的。够不够得上传、帮、带？这个不要马虎，这个任务不轻的。同志们呀，自己学习不好怎么行？我现在很担心你们这一条，听说有许多同志每天忙的很，一周开四五次核心会，事无巨细，统统拿到核心组会上讨论，那怎么受得了呀！工作方法怎么才好？分工负责嘛。分工你处理，全权负责。……看过《三国》没有？司马懿调查孔明：“食少事繁，岂能久乎！”我不知道你们工作方法怎样？腾出时间来，学点东西，抓点大事么，本所的大事。请同志们考虑考虑。

在座还有比较年青的同志。年青的革命同志，也是经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培养出来的，有很多优点。主席讲：“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学了许多东西，政治上很敏感，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斗争性比较强。精力旺盛，革命的精力旺盛。有革命朝气，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其中不少同志，很注意学习，抓得比较紧。当然学习方法也还值得注意，有些同志要注意，多半看报纸上的，真正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原著，细心地看，看得不够。报纸杂志也要看，但还要把主要精力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东西。

优点很多，经过考验、锻炼的年青干部优点很多。我是很尊重他们的，凭党性说。但是一般的说，有前提的：是一般的，也有这么几个缺点，很重要的弱点：

第一条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是主席提倡的，不太熟悉。我们党已经成立54年了，主席为我们树立一整套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这几年，被林彪这一伙破坏的很多，走了样子了。在有些地方风气不是我们党的风气了。有些年青同志对历史不大清楚，所以，我昨天讲，对林彪这类骗子对我们党好作风的破坏决不要低估。不要把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林彪的破坏混为一谈。有的老同志说，“过去我们是不这样的呀”，这是对的，你未讲清楚，这些年被林彪破坏的很厉害。一些年青同志熟悉的是这一段情况，50年代的，对30、40年代的不熟悉。有些老同志对30年代的也不熟悉。对党的光荣传统不太熟悉，这是一个弱点。

第二是革命的经验积累了不少，但也还是不够的。中央讲，经验是好的，经验主义是不好的。不要轻视经验。主席说，经验是很宝贵的，是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不是有正反两方面的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有的虽是过去的，现在还有用。

第三条是一般的往往容易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把革命工作、天下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看得过于容易，对它的艰难复杂，事物的多样性、艰巨性、复杂性，看得太容易，就可能引起、引导到思想方法上容易搞一点自以为是，或者叫主观主义、片面性。主观片面性一发展，就可能骄傲自大。再发展呢？我有几层，不要一下从第一层跑到最后一层。骄傲自大的发展可以成狂妄、横行霸道。……这几层都有程度的、性质上的不同。要有分寸，不要一下上纲上那么高。

一般的说，这种毛病青年难以避免的。我过去就有过。昨天我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我这个人也是少年得志，过五关斩六将，在延安二十几岁就当高级干部，那还不自以为是的，骄傲。但是有一条，不横行霸道。主席抓得很紧。当时我“骄而不横”，不敢，地方很小，监督的很严格。主席就在身边。所以需要组织上监督，党委抓，哪有那么大的自觉性啊！我这个人有过这方面毛病的，自以为是，骄傲。

我们现在不是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吗？个人意见是要思想上互相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把思想上优点结合起来，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结合起来。思想上优点结合不起来，那就变成三吵架、三别扭。要把三方面的优点溶合起来。

我一讲你们就记，一大本，一念，上文不接下文。你们回去讲，我不反对，要讲精神。一念，顺序就没有了，讲话要有顺序的么。少一段，减一段，没关系么。你们不会造我的谣的，这一点我相信。就是讲讲意思么。

（当有同志问如何联系科学院的实际批资产阶级法权时）

争官、争权、争名、争利，这还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别的，也还可以想一想。

（当有同志谈对怎样学习贯彻中央9号、13号等文件有点等的思想，看新领导来后如何部署时）

我们现在还不是核心小组成员哪，我们向中央汇报以后，再进。

我觉得现在贯彻主席三大指示、中央三个文件是当前的关键的关键。至于贯彻多少，一步步来，你们不要着急哟！两天就贯彻好，怎么行？要稳扎稳打。

（当某单位负责同志谈党委现在有很大进步，下边面貌也有很大改变时）

宁可低估，不要高估。

（某单位负责同志：只是好的开始，想8月份搞完，9月份不知怎么安排？1个月是不行的。）

8月份不行还有9月份，反正坐地日行八万里，快不了怎么办？

光讲不行，还要改。哪一股风不好，你就把它改过来，有的总得有个别帮助。情况各有不同。总有需要重点帮助的人。先在领导干部中学，然后党员，以后到群众中去。先从领导干部搞起，不能先到群众中去。

9月份还是抓整顿。科学院重点是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前者准备搞到12月，初步见效。又着急，又不着急。着急，是每周总要有所前进；不着急，是思想工作3、5个月都整顿好不可能。思想问题，1、2个月不可能搞好。

底子就是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底子。现在要等中央批准。

目的，通过学习、讨论，谈心得体会，达到一个大提高。并不是有些人担心的烙烧饼。总要有提高嘛！能不能达到人人都提高？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有个大提高嘛。

只能有一个大体方向。我们《汇报提纲》8月18日送上去的，我是7月17号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的，一个月，也很紧张。目的是这个目的，大学习、大讨论、大提高。自上而下的。

你们从何着手，我不清楚，你们自己部署。

（XXX：希望以后领导同志到各所去具体指导一下工作。……）

这个要求完全合理，什么时候来，不好许愿。你们那里肯定会有人去的。但主要靠你们自力更生。


（吴明瑜、杨礼方等同志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2—36）》，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讲话
胡耀邦
1975.08.26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


一千七百人怎么座谈，我一个人包办代替算了。

中央要我们来科学院，我是上月17日谈话，22号上班的，一个月零四天，第一次到你们这里来，一来就上台，夸夸其谈，只讲一个问题，谈谈学习问题。

谈两个学习，第一，谈一个理论学习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第二，谈相互学习的问题。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问题，你们学习好久了？半年了吧！三月开始的吧！整整半年了，学习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的是什么？中央讲的很清楚，四个大字：防修，反修，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个人的想法，主要的恐怕有两条，第一条弄清楚一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概念，比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我的经验，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实际上是弄不清楚的。其实呢，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往往我们一遇到实际问题，懵头转向，比如我们现在有个新名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或者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呢？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呢？我们的党对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呢？往往弄不清楚，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所以我只举这么两个例子，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类似这一些最重要的概念，我们的同志，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党员，每一个青年团员，每一个革命同志，力求应该力求多弄清楚一些，尽可能地弄清楚一些。但是话要说回来，许多的概念不是一下子可以弄清楚的，不是什么一年可以弄清楚，二年可以弄清楚，有些问题要多少年才能够弄清楚的，比如说我们民主革命时期，什么叫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后来把它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我们弄了二十多年，才把它弄清楚，所以这个许多概念，最主要的概念，最根本的概念，不是什么以短时间可以弄清楚的，需要随着革命的实际，随着时间，才能够初步的弄清楚，既要积极努力地把它弄清楚，又不要顾虑弄不清楚，老是纠缠，纠缠在那些概念上。哎呀！我们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怎么一回事，扭过来扭过去，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生物学上这么个问题，自然科学这么个问题。有些基本概念弄不清楚不要着急，你一步一步来，这是我讲的，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头一条，要尽可能的多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第二条非常重要的一条，我觉得，就是要根据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和每个人的一些思想问题，按照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和广大人们的一些思想问题，解决一批最重要的实际问题，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现在不是说有不少单位提出这么个问题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引向深入，如何引向深入。今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不是登了这个问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如何引向深入，可能有两种做法，一个就往上面深入，也叫深入吗！越钻就越空，往天空钻。一个就往地下钻，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了我们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和广大干部中间的，广大工作人员中间的头脑里面的。解决我们头脑中间，解决我们实际工作中间的需要。当前需要急需要解决的一批重大的问题，采取哪个方法呢？采取往上钻呢？还是采取脚踏实地这个钻呢？我们的中央同志说：应该按照主席指引的方向，主席的教导，解决我们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同广大人员中间所存在的一批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中央同志说：我们应该在当前这一段，抓住中央的几个文件，中央的经毛主席圈阅了的审定了的几个主要的文件学习，贯彻，或者叫做学习和落实。文件很多，前几天我们商量的结果，主要是这么三个文件。九号文件、十三号文件、十八号文件。9、13、18。传达了没有？(阎沛霖：都传达了，18号那两部分在党内传达了)，9号、13号文件是全体传达了，18号文件呢？在坐的同志听到了！（阎沛霖：在党内)，呃！党员同志听到了，青年团员没听到，非党同志没听到，可以采取这么个办法，把主要的精神传达到所有的人。9号、13号、18号文件很多，18号文件邓副主席报告24页，一页好多字？一页600或700字。叶副主席报告好多字？多少页？16、17、18页，一个24，一个18页，再加上9号、13号那么多，至少2万字，可能不止，3万字左右可能是。念一遍，念二遍，念三遍，听不清，记不住，又不许做记录，你看看多麻烦。我看呢，有一个办法，不记那么多，记要点抓要害，因此，前几次我在个别地方讲话，就是抓两个四条，抓七个是不是，9号文件抓那么四句话，4条，第一句话班子问题，领导班子，一个班子问题，一个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政策落实问题。第四句话就是规章制度问题。9号文件讲那么多，讲了什么？我得想一想，没什么想的，四条！就这么四句话，一个领导班子，一个派性，一个政策落实，一个规章制度。13号文件讲什么呢？也讲的很多，也记不住，就是抓七个是不是。1、2、3、4、5、6、7，七个是不是，有的同志讲七个了，七个了也可以，七个是不是也可以，有的同志记不住，在中间那一段大概是，不是前头，也不是后头，要不要考试一番呢？现在叫废除考试制度，废除考试，反对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不考了！我们互相的回忆好不好！我说应该多回忆几次，我讲过两次了。第一个是不是，政治思想路线是不是端正了，简单的说就是个路线，路线是否端正了，两个字吗就是个路线，政治思想路线是不是端正了。第二个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有没有“真正”两个字，我还是背不清楚，简单的说就是学习，或者叫理论。第三个是不是，记不记的住啊！有的同志？就是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第四个是不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不是真正建立起来了，简单的说就是个领导班子问题，第五个是不是，叫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可能还有两个形容词，“认真”克服了，记不清楚了！第六，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的落实了，什么党的政策，政策很多，他在这里讲的主要是指清队，批清，恐怕还有知识分子政策。第七，阶级敌人是不是有力的打击了。所以七条都很简单，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第一是路线，第二是学习，第三是群众，第四是班子，第五是派性，第六是政策，第七是敌人。最后还有句话，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真正落实到基层了。总之吗，你记也可以，不记也可以，你反正把上面的七条办好了，落实了。这是13号文件的要点，我看就是这七个是不是。18号文件呢？同我们实际工作有联系的，就是叶副主席最后讲的四条，据我看呢？1条、2条、3条、4条，2页，1千多字，我主张给广大非党同志念，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下面这段话也可以不念了，联系军内实际，当前要注重解决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四个方面：第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提的是现在搞，现在谁搞，不管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魏、蒋、沈、韩、杨，管你谁，现在谁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他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资产阶级派性不消除，就不能贯彻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也不能把军队工作搞好，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绝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头一条简单明确，第二，一条，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专案处理和复查工作，抓紧。下面实际上讲了六条，干部的复查工作和落实问题查清楚的，要尽快做出结论，妥善处理，头一条。一时查不清的，要根据现有材料做出结论，不能老拖下去，第二条。过去搞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平反，搞错了的，不是马马虎虎，同志们一定要，一定要甄别平反，第三条。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应推倒，诬蔑的或者是不实的。他什么1948年参加过国民党，有人说。一查没有，不是！推倒呃！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应予推倒。又一条，被迫死的，应予昭雪，恢复名誉，被迫，逼供信嘛！最后还有一条，但对有些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批评教育不能迁就，本来有错误，你什么都没有，我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干部，你们批评我，斗争我是错了，你有错误，批评好嘛！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批评教育，这是第六条。

听说你们这个所复查工作，干部政策落实工作，任务相当大，别的所可能比你们进展快一些，国庆节基本上完成。同志们，现在已经九年了，又是一个国庆节，还不使最大部分的同志高高兴兴过一个国庆节，那讲不过去！同志们这个六条不是叶副主席讲的，毛主席讲的，可不要马虎啊！毛主席讲的！干部落实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还有阻力，我不知道这个阻力来自什么地方，来自派性，来自派性就不好！你们上边指示我们审查的，批斗的，我脸面上过不去，那有什么要紧的。我这个人当过7年组织部长，延安时期当过7年组织部长，我也审查了不少干部，有错的没有，当然有啊！错了怎么办啊！错了，同志对不起错了！你还有什么讲的。我都把你审查错了吗！我向你承认错了。你还把我揍一顿，那你就犯了错误了。你干这个事情，讲大局嘛！我们党历来都是实事求是的，错了的今年不改，明年改，明年不改，十年之后还要改，你与其晚改，为什么那样子呢！争取主动吗！有多少错，就是多少错，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含糊，第二条。第三，一条，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的改造世界观，下面我就不念了，这是第三条，它那个三条同我们科学院的情况有些不同，有点不同，或者叫有所不同。第四一条，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和各种规章制度，现在有些人没有党的观念，目无组织纪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对抗，有些人以各种借口，不服从组织分配，这些破坏组织纪律的现象，是不能容的，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加强教育，进行整顿，坚决纠正，这四条有什么秘密啊！我看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念，都知道。我讲的9号文件，13号文件，18号文件，四个问题，七个是不是，18号文件的四个方面。我们的科学院搞理论学习，科学院搞整顿，整什么呢？我们派来的几个同志，向中央已经写了一个汇报，科学院的整顿最后一部分，我们讲了五个方面，重要的两个方面，第一是领导班子的整顿，第二是思想作风的整顿，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的打算。我们想三个月中间，院里面的，所里面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把它整顿好。9、10、11月。思想作风什么时候搞好，现在不能定时间。这个军队，听说，军队把两种东西，完全贯彻好，它准备搞到1977年，今年是1975年，明年76年，后年不就77年了吗？我们科学院思想作风，怎么个整顿好，讲的就是两个四条和7个是不是，那看在坐同志们的努力，但是我们初步的打算，半年中间9、10、11、12、1、2半年左右，取得初步成效，那么半年之间取得初步成效，怎么办呢？4天就进入，5天吗！8月大吗！掐手指吗，还有5天就进入9月份了，要求半年之间取得初步成效。我说第一，你们不要等，不要等待观望。院部还没下通知呢，院部还没下决定呢！我们院部新的领导核心，我们还没成立呢，院部新领导班子没成立起来，等我们下通知，就是下了通知，我们也很简单明了，就是我们半年之内取得初步成绩，怎么办呢？各自安排，就是我们有通知，有决定，事情还得你们办，事情还是各所办，各个支部办，事情办不好，追根到底。还是大家自己的事情，谁办好了，谁提早过年，事情要大家办，不是由上面包办的吗？上面包办，顶多发个通知，注意这么几条，所以第一可不能等待、依赖、观望，要争上游，革命竞赛嘛，思想工作不等待。今天支部书记来了没有，你们几个支部书记？24个支部书记，你们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第一条不能等待，第二条扫清思想碍碍，什么思想碍碍呢，我们商量一下，我多少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好几个思想碍碍。第一个思想碍碍：就是18号文件，13号文件，9号文件同我们关系不大，与我无关，9号文件是铁道的吗！13号文件冶金的吗！18号文件军队的吗！与我无关，你搞派性，我没有派性。文件上是这么讲的吗！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第二句话，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吗，你不要增强啊！我不是党员啊，你增强革命性吗！怎么同你无关呢！同每一个同志有关，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毛主席经常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嘛！上面讲的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嘛！就是搞修正主义嘛！你不反修正主义嘛！所以与我无关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想障碍。还有什么思想障碍，第二，其实这几种文件没新内容，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一般化，我也可以写的出来，怎么能那么说呢，同志们，主席圈阅的，中央讨论过了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前的今年做不完的，明年还继续做的，最重要的，最关键性的大事情，马马虎虎，不行，第二个思想障碍。还有什么思想障碍，你们这里不一定有，全国肯定会有的：9号文件，哪里来的9号文件呢？13号文件哪里来的？复辟纲领。听到过没有你们！没有听到过，哎呀！你们消息这么闭塞。全国这么八、九亿人口，都赞成这些问题吗？我们天天讲，不要把阶级斗争看简单了，二十多年以前，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本三字经，当时没有调查研究，不晓得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讲了个四万万”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现在就没有坏蛋了，现在就没阴谋家了。他会赞成毛主席讲的话，他会赞成中央文件？我们平常搞简报，喜欢搞三个形容词，说：中央文件一来，我们这里一致赞成，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一致赞成，完全同意，热烈拥护，我一般看了这么个简报，认为搞了几十年革命，怎么不分析一下。以后写简报怎么写？在坐的有写简报的同志吗？大概有吧！过去怎么写就算了，确实要动脑子想一想，凡事都要动脑筋想一想，一致拥护，完全同意，热烈拥护，这个事情一般不多，要排除这个障碍。还有什么障碍没有，我只想了三条，你们可以想一想。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怎么搞法？怎么学习？我们主张采取大学习，大讨论，谈心得，谈体会，谈决心，谈自己的决心。怎么办？讨论增强党性，我谈谈我的体会，我谈谈我的心得，我的决心。你不是搞组织纪律性吗？你们这里几点钟下班？下午6点啊！听说有的所4点半下班。讨论组织纪律性时就要讨论这些问题，谈体会，谈心得，谈决心。搞不搞斗私批修，我们再考虑一下。但是，学习，讨论，谈心得，谈决心，这是肯定的。共产党员不整风？要先学习，先讨论，谈体会，谈心得，谈决心，达到一个大提高。我这个人是湖南人，不打横炮，两种炮我们都不打，一个打横炮，一个打空炮；伟大的很，这个文件，非常伟大！非常伟大！这就是打空炮，谈实实在在的嘛！谈我有什么心得，体会，怎么办？这是第三一点。第四一点怎么办呢？叫政治学习，业务工作两不误，不要丢了业务去抓学习，两不误，或者是不够的。政治学习，理论学习同业务工作都前进，边整边改，边学习边改。今天讨论组织性，以往我4点半钟下班，组织上再允许我一个礼拜以后，我才6点钟下班。那不行，边讨论，边改正嘛！政治学习，业务工作双双向前，双丰收。以前有这个口号叫双丰收！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加班不加班，一般的不加班，看情况，搞的不好，搞的落后了，加几天班再说，你都落后了嘛！一般的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加班。迟迟不开展，迟迟不落实，迟迟不认真，那再督促积极性。还要注意什么问题，我都忘记了，党文林同志你不听过一次了！假使大家谈了心得，谈了体会，你怎么办呢？欢迎他嘛！他谈心得，经验教训。那件事我错了，谈出来，嗬！我过去不知道你谈的这个，抓住他的辫子不放，不要这样，人家谈，谈出来就要欢迎。两个月以前，我们在中央读书班，我也参加了中央读书班，两个月以前才毕业的，毕业的时候，也写了一个，人家叫小结，你们大概叫毕业论文，写给谁呢？我这个人鼓足了勇气，我就写这么个标题，向毛主席和中央汇报我的这次学习，题目就这么个题目，他规定的字数，1千5—3千字，我的事情那么多，我1千5写不完，2千5也写不完，但是不能超过3千字，我写了2千9百8拾个字，你在毛主席面前还隐瞒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做对了，什么东西做错了，一齐讲啊！革命同志，胸怀坦白，毛选四卷上有的吗，还要注意什么问题，你们还有什么疑难，理论问题，没有讲完全，你们补充嘛！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结合实际，先讨论什么问题，头一步先讨论什么问题，你们说先讨论什么问题好，一下就先讨论资产阶级派性，不发言，讨论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有的同志主张先讨论这个题目，我是赞成的，什么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在哪些地方搞了破坏，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先讨论这个题目。第二个题目讨论什么东西，我没想好，讨论的方法，可以一个一个大问题讨论，也可以一项一项讨论，也可以选择他某一句话，讨论，重要的。比如说：邓副主席讲干部工作，叫搞干部工作的人需要九个字，很公道，要正派，不信邪，做干部工作的人搞山头，搞派性，搞拉拉扯扯，搞邪门歪道，你能搞干部工作。要正派，不信邪，邪门歪道的邪，不信邪的人。你们这里是政治处呃！你们这里是政治部！你们这个政治部可以先讨论这九个字，信邪不信邪，邪门歪道，歪风邪气，该讲批评的不批评，该讲公道话的不敢讲。说这个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一个人就是邪门歪道很不少，有什么事实，1、2、3。讲公道，敢不敢讲！这又是一点，还要注意什么？我最近胃不好，胃疼，第一个问题谈到这里，讲了多久，1个多小时，同志们你们热不热，不热，休息不休息，有地方休息吗？休息一下也好，方便方便嘛！

互相学习的问题，我为什么想起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班子里面，每个单位里面，都有个老、中、青的问题，毛主席提倡领导班子要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五湖四海，老、中、青实际上我们每个单位都有老、中、青。在坐的有老、中、青嘛？这位老同志好大年纪？71岁！就是1904年生的，1904年那么是可谓老矣！人生七十古来希，最小的好大了？这位姑娘穿红衣裳的多大，25，可能比你还有更小的，还有21、22，大的71，小的21。21那不是孙子了，所以三代，老、中、青好啊！想到两头的问题，一面想到老的这方面，一面想到年青的这方面，叫抓两头。老的什么算老的？解放战争时期算不算老的，25年了。党文林你是那年参加革命的，(党：我是46年的)，46年也算老的，解放战争年代的，解放战争算不算老的，抗日战争时代，那就更老了，抗日战争前面是内战时期，第一次国内战争，国内革命战争再上去，叫第一次大革命时期，27年以前，我们全党剩下2、3百人，那就更老了。老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审查、教育，锻炼的革命老干部，他们这些同志一般的来说，有三大优点，也有三个教训。在我看来，不是中央的话，我所想的，他们的优点：第一，经过审查之后政治上可靠的。第二，他们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事业基本上是忠诚的，忠实的。第三，他们的革命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多的。一般的来说，三大优点。可是这些同志一般的来说往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审查，教育，甚至批判，也暴露了有三条教训。第一条教训，长期以来，比较长期以来，在学习问题上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政策往往学习的不好，不够好。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东西。毛主席经常号召我们学点历史，学点哲学，学点文学，还有学点自然科学，学的东西多的是，恰恰相反，我们许多同志，不少的同志，我也在内，长期以来不注意学习，学习的不好，学习的不够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经常分不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马克主义，分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东西，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政策。什么是王明的，李立三的，彭德怀的，高岗的，刘少奇的，林彪的。特别是王明的、刘少奇的、林彪的。分不清他们的假东西，假马克思主义，闭着眼睛抓麻雀。分不清就上当，受骗。为什么我们不少老同志犯错误，重大原因之一，不是全部原因，就是学习不够好，上当受骗，一谈起上当受骗，在坐的老同志可能我这个人上当受骗是很多的一个。我自己有痛苦的经验教训。李立三的当我上过，王明路线的当我上过，刘少奇的当我也上过，林彪的当也上过，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当时靠边站了，来不及被人揪住。思想上上当，同样是上了当的，讲老实话，上当，昨天我谈了二个故事，最早的故事，当时17岁，年纪很轻，第一次亲自上当的，就是王明路线的当。1933年11月当时我们在农村，江西瑞金县，博古他们、王明路线下头号人物，刚从上海来不久，戴眼镜。当时我们土，戴眼镜这个了不起，小孩子嘛，加上穿皮夹克，哎哟！这个没有看过，皮夹克！第一次听到他作报告，就是讲，福建事变，福建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的书背了这么高一摞，讲了几句，把它翻开，马克思怎么说的，列宁怎么说，咱们晓得什么马克思，一概不知道。一讲到有劲时，把手一下子，我们一看好！完全是个盲目性嘛！请同志们回忆一下，林彪、陈伯达这一类骗子，他们是革命派？是骗子！所以不要上当。上当是不可免，避免上大当。减少上当避免上大当，这个总可以提出来吧！在革命队伍里面，要上当，怎么办呢？那我不革命了，不行。又要革命，又要避免上大当，减少上大当。国际歌上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自己发奋图强嘛！学习嘛！我这个人学习不好的，现在不行了年纪六十岁了，学的慢，忘的快，这是年纪大的特点。一个月以前，中央突然下命令，要我到科学院去，这一下抓瞎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许多不懂，还要加上搞自然科学，我是个什么人呢？小学毕业，初中搞了半年，根本不对路，根本不对口，自然科学一点基础没有。想到自己，联想起我们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这个人，他从小既搞革命理论，又搞自然科学。后来同杜林作斗争，他又继续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了8年，有一个时期他集中主要精力学自然科学，他在《反杜林》序言上写，8年来把不少精力放在自然科学上面，自然科学还有许多东西不懂，借用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话，叫李比希，借用他的话来说：我正在脱毛的中间。什么叫脱毛，就是从无知到有一定知识，这么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伟大的天才，他有这个基础，加上8年学习，他还正在脱毛，我同他比，这辈子脱不了毛了，再加8年，68你能够脱毛？我说总要下一个决心，我这眼皮周围的毛，拔掉几撮，嘴皮子周围拔掉几撮，可以晓得这叫自然科学，略微懂得一点点。总得要有点要求吧！学习不用力，我奉劝老同志接受过去几十年的教训。抓紧学习，改进工作方法。这是一个缺点，一个教训。学习不够好。第二教训，工作方法有毛病，或者叫家长作风，或者叫一言堂，或者叫不民主，或者叫喜欢发脾气。或者是相反的革命斗志不旺盛。工作有些疲疲踏踏，工作作风有毛毛病。第三个教训，生活作风上有毛病，容易搞特殊化，包括×年×月走了个后门，生活作风上的病。三大教训。但是中央说：对我们老干部提出要求来，没有问题的老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教育的老同志，还应该起骨干作用，起传、帮、带的作用。传好的传统，好的经验，帮助年青的干部，带领年青干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发扬自己的优点。几十年奋斗的优点，克服自己过去的缺点，才能肩负起这个责任。应不应当这么提出问题来呢？应当这么提出问题！船到码头车到站，那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共产党员革命到底。过去有同志解释什么叫革命到底？底就是呜呼哀哉！你哪一天呜呼哀哉了，就是革命到底了！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奋斗到最后一口气。这是我讲的老同志的优点和缺点。

第二，我想到年青同志的优点和弱点，我们党从恩格斯讲起。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讲过这个话的。我们的党是掌握未来的党。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两个月以前，我们在中央读书班，读到毛选第五卷，我们比你们优先看。毛选第五卷总是要出的，肯定要出的，什么时候出，我就不知道了，五卷上最后一篇，就是1957、12月，在莫斯科留学生的讲话，在座的同志有没有听过的？题目叫：“东风压倒西风”。青年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还不好？我们是什么时候的太阳？一个革命党，就应该关心爱护培养青年，这是没有疑问的。毛主席在革命过程中间对青年发出多少号召，提出多少要求，充满着革命的激情。从文化大革命中间斗争出来，培养出来，成长出来的革命年青干部，他们有什么优点呢？我也把他想了想，在我看来他们同样有三大优点。第一，他们的斗争性比较强。第二，他们富有革命的朝气，敢想，敢干，敢说，上进心很强。第三，他们一般的说学习比较努力，钻研精神比较好。所以瞧不起革命的青年人，那是错误的，不应该的。但是也要说：按照毛主席讲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他们往往有三条弱点。那三条，根据我想。第一他们必竟对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是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间又有新的积累，有新的发展。我们许多青年同志只熟悉这一段，这个八、九年，这个十几年。新中国初期的东西不熟悉。解放战争时期的东西更不熟悉了，抗战时代，延安时代，整风经验，那就更不熟悉了。这几年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粉碎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成绩伟大的。这是不能怀疑的，怀疑是错误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在看到这些年，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传统作风，我们党固有的这一套，被林彪这一类骗子破坏不不少，歪曲了，破坏了，损坏了。同志们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毛主席提倡的，我们党固有的正确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混为一谈，必须把它严格区别开，这就要求我们年青的同志要熟悉，要研究，要体会，要领会，我们党长期以来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更不能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东西，当做我们党固有的东西。应该很好的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弱点。不熟悉，在政治领导上，工作领导上，就可能分不清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坏东西。这是一条。第二条弱点：青年同志的革命经验终究是不够的，革命经验是不足的，不够的。革命经验好不好，革命经验好的很。经验主义好不好？把经验变成主义了吗，你到处乱套，那就不好了！经验主义是不好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是多种多样的，审干的经验，我们党有三次大的审干经验，解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政治思想工作经验，行政管理经验，领导科学技术的经验。究竟什么是毛主席的科技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林彪这一伙怎么破坏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的，有时候也弄不清楚，我现在也弄不清楚。财政经验，农村工作经验，怎么搞社会主义农业，怎么搞社会主义工业，怎么搞工资，怎么搞劳保福利。经验是汪洋大海，漫无边际。太平洋多大，弄不清楚。我们的国家不到一千万平方公里，太平洋一亿九千万平方公里，那不是汪洋大海！经验上面，革命前进了又有新的经验。经验是学不完，经验是不断发展，可不能轻视经验。轻视经验是错误的，斯大林同志讲的。“只要努力，经验今天没有，明天就有了。”斯大林同志有这个话，那一篇的我记不清了。因为学习的不够好。经验可以取得的，要孜孜不倦获取经验，按照斯大林的定律，什么叫革命理论？革命理论就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上升，就是理论。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的高度的总结，高度概括就是理论，就是革命理论。不要轻视革命的经验。这是第二个弱点。第三个弱点，非常重要，有些青年同志往往把事情看的太简单，太容易，革命不容易啊！马克思主义到现在多少年？从1848年算起，120多年，全世界现在一百多个国家，革命搞成了的有几个国家？有的搞成了，又倒回去了，复辟了，回潮了，失败了。我们的中国，人民很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紧促的迈开大步往社会主义，往共产主义前进。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下去，要把它发展一下，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路途还有多远？还多艰难！究竟什么时候到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在座的21岁的青年同志能不能看到共产主义，可能性也不大。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我们再下一代，孙子这一代，曾孙子这一代，可能。所以革命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下来，不变质，不出修正主义，战争起来以后，没有汪精卫，投降派，卖国贼，那容易啊！事情可不能简单，容易，把事情看的太简单，太容易，就容易发展到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发展就是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再一发展，就可能发展到狂妄，狂妄得很，狂妄再一发展，加上个人野心，发展到希特勒那去了，法西斯！林立果不是法西斯！林立果超天才？一步一步发展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盲目性是不行的。年青人有点骄傲，自以为是，也很难避免就是了。我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这个人几十年来经常搞自以为是，骄傲，忘乎所以。昨天在地质所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同时把它讲一讲，1947年，32岁，官当的不小，纵队政治委员，就是一个军的政治委员。晋、察、冀的四纵队。在座的有没有，河北定县人？有没有新乐人？都没有！我只好纸上谈兵。以前在延安工作，官也做的不小，叫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日本投降以后准备到东北去，走到承德没走成，当时叶副主席向中央打电报，要我参加北平的军调部同国民党谈判。第一次土包子进北京，那时不叫北京，叫北平，哎哟！花花世界啊！可是工作没做成功，害病了就回去。46年5月份回到张家口，养了两个月病，7月份调到4纵队，当时司令员陈××同志，原北京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员，20多年来害病。我军队干部当的不低，但是一条弱点不能指挥打仗，不能指挥打仗又自以为是，那你还不犯错误！1947年11月我们在定县南面，离定县30里地的南面，有一个叫寨西店，寨西店再南面30里叫新乐县，我们先打开寨西店，消灭地主武装七百多人，打下以后，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发表意见，打定县去。定县有多少敌人？定县这个城很大，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城。城墙42华里，七千多敌人。别的同志赞成我的意见，司令员就不赞成，这个办法不好，我们最好在寨西店等2—3天，我们装一个布口袋，估计新乐的敌人，会来增援，打通新乐到定县的公路，60华里，我们等2、3天。我说不行，敌人不会来的。你这个话要留余地，可能不来吗？一定不来，这不是自以为是？吵了一，二个钟头，最后司令员说：我求求你们，停2天3天为什么不行？如果不来我们再去打好不好呢？我的自以为是还是没继续下去，还能回一下头，好停三天。这样才达成协议。结果第二天敌人就来了。我们布置好的，不到一个小时消灭敌人正规军一个团，1000多人，缴了两门步炮，第一次缴了一个吉普车。开庆功大会，2千多人开庆功大会，谁做报告，谁发言啊？当然政治委员先讲话！讲什么话！就讲这次打仗的经过，取得胜利主要是司令员指挥的，司令员的决心正确的。下面同志还不懂呢？前因后果同干部讲清楚了，大家一听好嘛！共产党员怕什么！主席经常讲，共产党员的错误，引了古人的话，如明之烛嘛！我们的领导班子更团结了。四个小时解决战斗，陈司令员这个同志打了几十年仗，你虚心点，向人家学习嘛！现在我同他还保持着很好的革命友谊关系。我的自以为是，忘乎所以的经验很多，碰的钉子很多。这次在读书班，最后写总结，写什么东西，想了三、四个小时，不晓得怎样写下去，突然想起，今年是我们党的54周年，也是我跟随毛主席革命45周年，翻一个过，一个54，一个45，45年来，可谓老矣！是个老家伙，老革命了！45年我干了二十年青年工作，三进三出，第一次进青年团又出来，第二次又进青年团又出来，1952年第三次进来，解放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把带领青年的任务交给我，团中央第一书记。带领青年这个任务，我是没干好的，我是有愧的，惭愧的。有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一辈子也是惭愧的。你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没有，你那么谦虚，过份谦虚就变成虚伪。但是有一条，自己可以自愿的，二十年中间看到一些朝气勃勃前进的青年，优秀的青年，革命的青年。二十年来我对那样的青年是热爱的，我是推荐的，我尊重他们。在这一点上我是无愧的。没有把青年带领好，我是有愧的。为什么讲这些话呢？最后归纳到这个地方，希望在坐的年青的革命干部，任何时候，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要忘记主席这个教导：“青年同志既要朝气蓬勃，又要谦虚谨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假使青年同志永远不忘记主席这两句话，有了根本这一条，我们党的伟大事业，至少有60%，70%。的保证。谈到这里，又回到老、中、青三结合。老、中、青，怎么结合呢？单单是年龄上的结合，你60，他40，他25，那还是三凑合，如果是三个弱点结合，那就变成三摩擦。应当把相互之间的优点融合起来，变成我们思想上优点的配合，那我们这个核心，就打不破！什么人也打不破！那我们科学院的工作，可以有信心地说：前进！前进！再前进！

还讲什么，我看就讲这些吧！完了！



（计算所根据记录、录音整理）

来源：计算所根据记录、录音整理


李昌在科学院物理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李昌
1975.08.30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下午


今天上午你们刚念了几个文件，现在要我来讲话，可以说是倾盆大雨呀，应该说中央这些文件能量很大的，说能量大反应很强烈啰，大家可以作更多的功。我也是学习这些文件的，同时也有机会比如说参加一个农田基本建设座谈会呀，听到国务院负责同志的谈话啰，学习一下，也学习了一下耀邦同志在别的单位的讲话，同时来了以后我们院内外很多同志写了一些信，提了些建议，这都是我们的学习资料啰，所以今天我来讲讲我学习心得也好吧，感想也好吧，发个言，讲的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讲那么三个问题：一个问题讲讲形势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讲讲学习联系实际的问题；第三讲讲我们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或者是专和红的关系问题。讲这么三个问题，以后有机会还准备再来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当然有机会我还可以再来发言啰。今天算是开始。

这个形势问题今天上午可能讲到了，特别中间先念同志在农田基本建设座谈会的讲话里面讲过，那么形势现在确实是很好的，讲全国的形势，那么形势好的标志是什么呢？怎么看形势呢？形势好的标志就是要看主席的三项指示贯彻得怎么样。这三项指示就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四届人大以来，特别是中央九号文件以来就是贯彻这三项指示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把三项指示作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贯彻下去的这么一个过程。三项指示学习理论要反修防修在当前来说突出的是克服派性的问题；安定团结的问题内容很多，但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当然内容很多，主要是这些。而这三项指示不可分，就是有些人他就要分。比如说你抓生产，他说你搞唯生产力论，那么你要钻研科学技术，是不是又是有什么个问题来了，总之各种各样，比如说你是不是搞理论风呀？又是知识私有啦，什么各种问题来了，总之说有阻力。但是这些指示不贯彻，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那是搞不上去的。半年多以来，同志们看得很清楚，九号文件首先是解决铁路上的问题，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地方打派仗，铁路不通了，货运停止了，客运也停止了，其他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就是要抓革命，要抓革命，要促生产；把这三项指示作为武器，首先是解决了铁路的问题。中央把铁路的工作加强了，九号文件一下去，有些地方讲，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复辟纲领呀，因为这个地方强调了要加强业务呀！要恢复规章制度呀！有那么一些人他脑筋发热，他觉得就是一天喊些口号就很舒服，你搞个新的东西他就不赞成，规章制度他都要砸烂，好的坏的他都不管。所以他一看，他阻力很大，说这个是复辟文件。当然他不能够阻挡这个事情的啰，因为这个东西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接着就解决了徐州的问题。徐州打派仗打的很凶，抓“五·一六”抓得也不少吧？大概是××，是××是××啦。最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把徐州的问题解决了。所以铁路的问题跟着也就解决了。徐州有个坏头头叫个顾炳华，同志们都知道，把他逮捕了。这个人非常狂妄，是个坏人，他能挑拨是非。结果就产生了一个江苏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就是12号文件，叫徐州和淮河流域徐准地区的一个报告。那个地方的形势好转了。徐州一共听说有××万人，主要的是有三分之二是与煤炭有关系的职工和家属，三分之一是铁路的职工和家属，这个大体来说啦。所以铁路解决了，跟着煤矿就带上起来了，什么徐州附近的煤矿，山东的枣庄煤矿跟着就上去了。所以铁路煤矿首先一抓就上去了。这三项指示，既要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也要克服派性啦，同时又把生产恢复、规章制度统统抓上去了，就形势好了。接着同志们都知道啰，就抓一个钢铁的问题。钢铁会议有名的提出了几个班子的问题，是软班子、是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是不是呀？讲领导班子的问题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啰。第一个是班子问题，第二个是派性问题，第三个是落实政策的问题，第四个是规章制度的问题，那么钢铁战线也有好转。接着中央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啰，中央的部门，七机部也是一个单位，很有名的，现在情况也大好，开始好了。地方上也有好转，有些打派仗打的厉害的什么云南、浙江，现在情况都有所好转。这都是贯彻中央的主席的三项指示的过程得的效果。所以看形势就看这个为标志。那末这个形势好要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时间上来看贯彻这个指示过程是一致的发展的，是持续的，不是贯彻一下又不贯彻了，不是的。一直贯彻下去，从空间来看那么全国这个面呀，原来是革命形势是不平衡的，现在逐步平衡，现在突出打派仗的单位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从全国范围来讲也是扩大的。当然现在还进一步中央还在抓啰，比如说九月十五号左右就要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相信这个会开了以后对全国的农业问题进行很大的促进，那么上午你们听了关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这个会议也会看出这个形势是很好的，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一亿三千万人口下地，那是成绩很大的，到今年底为止北方地区机井配套可以配套100万眼，成龙配套完全发挥使用这个都是了不起的成绩，所以整个形势是好的。当然我们看大的方面可以这么看，讲这段话的意思，这个观点也可以引用看看我们科学院，看看你们的物理所形势如何？这个三项指示呀也就是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嘛，如果有派性，克服派性嘛，也就是要落实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嘛，也是要把国民经济抓上去嘛，就是把科学研究搞上去嘛。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我们的形势，形势是好的，全国来讲。我们的形势下面再谈，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一方面，高枕无忧，形势很好嘛，也还看到天有不测的风云啦，这次河南就下了大雨嘛，三天以内1000多毫米的暴雨，结果就成了灾啦，63年河北省七天以内1000多毫米的大雨，成了灾啦，当然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后来有一个戏叫战洪图，这出戏恐怕同志们看到了，天津要保卫，有冲掉的危险，铁路在水上就是一条线，有个战洪图呀。从那以后就大战海河搞了十年，就治理海河吧，基本上就比较好了，但是这一次在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问河北省的马力同志，如果三天以内下1000多毫米暴雨你河北省保险不保险啦？马力同志说这个东西我也不能保证，所以就是好的形势里面也还有问题，有一种威胁存在，天灾嘛！所以这样就要加固，要加固一二三四年，要着重加固水库，加固是有效果的，第二汽车厂是建筑在×××××部，这次他周围的水库就没有塌，一塌了，整个大工厂第二汽车厂比长春汽车厂还要大啦，那整个就冲掉了，所以可见加固了，也是可以预防的，这是讲天灾啰。我们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看到还有人祸的威胁，什么是人祸啦？就是超级大国在那里扩军备战，有着一天要打世界大战，这个上午已经念过文件了，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战争迟早是一定要打的，谁要是不相信要打呢，恐怕我看是个机会主义了，是不是呀？就是侥幸心里吧，所以我们准备打这个仗，大战一打，我们要受影响，受波及，所以我们有备战的任务，所以主席早就讲过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嘛！好的形势下面要看到备战备荒，荒不仅是旱灾了，还有水灾，今年水灾很突出，讲的是形势的这一面了，那么在这种形势下面，小平同志提出了任务了，要争取时间，也许三年以内打不起仗，也许五年以内打不起仗，最好是争取啰，争取三年争取五年，或者更多点时间，争取这么多和平时间，我们赶紧把工作搞上去，再打仗呢，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所以时间很重要，要积极准备，要把我们的工作搞上去，这个工作搞上去，包括各方面，工业呀，农业呀，国防呀，科学技术呀，四大方面都在内要搞上去，如果不抓紧时间，将来我们就被动了，就有危险了，所以总的任务，就叫做要抓紧时间，争取时间，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工作搞上去，这个是小平同志在国防口军委扩大会上提出来的任务，这也是适用我们全国的，也是对我们全国各方面都讲的，所以现在要争取时间，好好的把工作搞上去，那又怎么办呢？面临一个任务，要进行整顿，军委扩大会，就是要整顿部队了，几个副总理都讲了，这个部队要整顿，地方工作也要整顿，包括我们科学院也要整顿，我们来的时候，就传达了小平同志的一个讲话了，要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一开始我们某些同志听到有点不大舒服，怎么样，我们科学院就是一个烂摊子要整啦！不是这个意思，都要整，军队要整，人民解放军嘛，成绩很大，是我们专政的柱石，但是在林彪反动路线的干扰下，也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是，上午文件都念了，地方上也是一样，科学院也一样，所以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我看这个还是提的很好的，绝大多数都非常拥护的，非常兴奋的，当然有些同志不大了解，或者是个别的，是另外想法啦，对这个提法有点不大愉快啰，我看这个东西是错的，那种态度是不对的，确实都在准备整顿是为了搞的更好嘛，要真正能够争取时间把工作搞上去，来发展我们的形势，如果不整顿，那你这个时间争取不了，还是散散漫漫呀，这个那个的问题多得很呀，那怎么能够发展大好形势呢！就发展不了了！这是一个情况，同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间，这个半年来，也有些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别和我们科学院关系还比较大的，那么这半年多发展过程看起来首先是9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抓紧消除派性，实行铁路整顿，整顿铁路上的工作，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规章制度，那么铁路是畅通了，铁路一畅通，这个精神所及！煤炭也上去了，煤炭原来全国煤炭闹的最凶的，就是象今年这个情况，下面是徐州煤矿，是枣庄煤矿，是什么上抚煤矿，还有几个矿吧，就是往那个江苏和山东那四个煤矿，它同徐州铁路一带动，煤矿也上来了。这个铁路煤矿一上来，突出的问题就是冶金了，原来钢铁上不去，就是铁路不通，煤炭供应不上，有影响，铁路也通了，煤炭供应上来了，钢铁还是起色不大，一发现说是内部问题，一查里面当然有些问题啰，十三号文件讲到，有这个班子问题嘛，有派性问题嘛，有落实政策问题嘛，有规章制度问题嘛，这个四条是对铁路座谈会以后作出来的，更进一步研究的结果，也不仅如此，我们国家钢铁上不去，除了这些原因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更深一层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如何认识有关钢铁这方面，我们中国的条件，资源情况，生产情况，这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这过去没有抓住，那么我们中国光钢铁有关的条件，自然方面、客观方面条件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铁矿是贫矿，所谓贫矿，就是一吨矿里包括的矿石大概就是30%左右，那么也有富矿，富矿就是60％以上了，那么我们就是贫矿，那么和别的国家比较，人家是富矿。我们是贫矿，我们炼一吨铁要四吨矿石，人家炼一吨铁要二吨矿石就够了，那么我们就当然就落后了，上不去了吧！而这个条件认识不够，在选矿这个环节就抓的不够，接着烧结一面创的，炼钢的前面那段就没有抓住。那么加上后边那个尾巴也没有抓住，就是轧钢没抓住，轧钢没抓住，炼出来就是大钢锭。那个东西也用不上啦，有的钢材呀，是板材呀，是园钢呀，是钢轧呀，那么一个大的桶桶，那有什么办法啦！也吃不消呀，所以结果就把我们自己困住了。据说，我们也不熟悉，据说过去刘少奇下面提过口号要抓中间带两头，当然他这个东西是错误的东西，集中表现实际上很多人也没有认识这个特点，也是糊里糊涂的跟着他走。要讲炼钢铁就抓紧高炉啊！抓紧平炉啊！抓紧转炉啊！老是在这里面使劲，其实更根本的是前面，你这个选矿就不行。你这个矿也不行，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这个话也不是完全是没根据，这个还是唯物论吧，是不是呀？你没有米人家怎么作饭呀？是不是？这个还是困难嘛！结果我们钢铁困难就很大了。但是，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就不出富矿呢？人家说是得天独厚，我们就得天独薄呢？也不是这样，现在不能得出这个结论，那么我们看看主要是怎么回事呢！据说过去苏联开始也都是探的都是贫矿。那么现在苏联有全世界最大富铁矿叫库尔茨克，这个矿是列宁同志在世的时候开始就抓的，抓了几十年呢！就抓了一个最大的富矿260亿吨的富矿，还有贫矿在内一共400多亿吨，它开始的时候也是贫矿。起初我们不懂，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地质所同志们专家同志们发个言，情报所提供些资料。据说，开始贫矿磁力异常是反应很强烈，富矿相反是不强烈，磁力异常表现的不明显，所以单纯用磁力探矿找的都是贫矿。一定要用多种的手段，磁力探矿，重力探矿，爆炸探矿，各种各样的手段，而且要综合研究，从成矿规律，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感性吧，要用科学理论指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呢？现在也没有这么做，我们过去有许多是从苏联学来的一些办法，科学研究里面综合性也差啊，比较孤立、分散，各部门都掌握一些资料。什么地质局呀，现在叫地质局，过去叫地质部啦，什么石油部啦，煤炭部啦，钢铁部啦，都搞了一些地质资料，但是没有汇总。科学院当然也有部分人搞这个工作，结果就是我们的富矿没有找出来，现在我们的富矿是集中在×××，那个地方不错的啰，但是整个其它地方就少呀！整个地占的比重就少啦，所以给国家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从这个方面！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常常是这么讲的，抓生产要从科技入手，科学研究要走到前面，今天上午不晓得念到了没有，小平同志讲嘛，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呀，不走在前面不行啊，就讲了这一段话。（本来这个话主席早就讲过了，那个是1963年大概是科学工作的第二个规划十年）（规划。我们从前有个十二年的规划，后来只十年规划。是第二个规划的时候，主席有段话，是这么讲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精神来搞科学技术工作，主席在63年就讲过这个话）（现在联系到实际）（就更加体会主席这个话了）科学这个东西是个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上面也讲过，资本论马列全集26卷第1卷，26卷有三本第一本讲过，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有单行本，这里面也讲过，科学这个东西是生产力，所以你有发展生产力就抓这个了，现在结合我们生产实际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体会深了。中央同志就强调了，要抓生产要从科技入手，科学研究要走到前面，就这么一个问题。比如钢铁来讲吧，现在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你现在还是要吃贫矿，全国钢铁搞了多少个基地，有色金属搞了几个基地，要大抓了，要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解决有些实验工作的问题，科学实验的问题。另外方面要组织会战，如何找富矿，我们最近搞规划，也特别突出这个，要准备打两个科学技术方面歼灭战，一个搞钢铁，特别找富矿这一方面，一个是搞农业，所以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时候，抓生产要从科技入手，科学研究要走到前面，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到科学院来以前，在大寨呆了十天，呆了一个多礼拜吧，一个礼拜左右吧。住到那里了，来回就耽误些时间啦，当时正好陈永贵在家里，他和我们谈了一次，他说大寨现在也是这样，不能说学大寨就是学路线问题，如何贯彻毛主席路线，这个当然是根本的，也不能说只学这个，也不能说只学大寨人干劲大，现在不行，现在要我们搞科学种田。如果说是大干靠大寨，巧干靠别人，那我们不行了。我们也不能老这样，要搞科学种田，这个科学种田包括概念很多了，譬如机械化问题，大寨交通运输是基本上机械化了，不要肩挑手提啊，有拖拉机有汽车，有架空索道，另外耕种也有部分机械化啦，至于粮食加工完全是机械化了，他现在机械化的能力等于现在大寨劳力的一倍到一倍半，没有这个东西，大寨不可能搞这么许多工作，所以现在都到了时候。农业也是要从科技入手，实际上昔阴县大寨，科技工作也不少，有关科学院的也不少，这个，当然有的不是科学院，是农业科学院同志们作的了，有的是科学院去作的，比如力学研究所给他们搞个定向爆破，大寨那个山，太行山上面风吹雨打，尽是石头，中间和下边是泥巴，上面石头定向爆破几万斤炸药，炸药就是化肥，再加上别的什么的，锯沫、煤灰几万斤，一炮一炸呢，这个石头炸下来几十亩地，上面土盖上去，就是几十亩平地，小平原，人造小平原，这都是现代科学的应用，还用了不少，要讲还可以讲很多，多少项。所以现代农业上面要抓生产上去也要靠科技入手，所以我们讲在总的形势任务中间，要争取时间，好好的把各项工作搞上去，其中科学技术工作也有它的重要的任务，要走到前面嘛。现在我们正在搞五五规划嘛，要实现中央主席所提的，总理所表达出来的宏伟规划，两步走吧，在本世纪以内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强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强国吧，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吧，所以这个任务呢是已经到了。现在的形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那么和过去的情况不同了，这个是从生产的发展中间提出这个问题，从整个国内外形势提出这个问题，更不要谈从国际方面的要求了。我们科学院整个的科技战线，对国防建设也担负了很大的任务，这方面当然更不要说啰，就生产方面现在也到了这个时候了。本来我们这个国家，解放以前，是一穷二白，解放以后各方面开始革命成功了嘛，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了，科学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了，但是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工业发展也好，科学技术发展也好，是个平行的发展，我们的工业并不是在科技的直接帮助下，工业发展起来的，我们科学技术也不是在工业发展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我们是平行作的，都是向国外学习的，156项嘛那是搬来的，科学院许多办法，许多研究室，研究所也就是要这个东西，就设起来吧，买点科学实验设备有些专业大学也就设起来嘛。那时候根本也不知道，人家讲要有这么个专业，我们就办这个专业。我在学校也搞了一年多啦，一开始这个专业究竟有多大作用不清楚，反正需要就干吧，说这个东西重要就办。到了后来苏修专家就撤退了，我们自己就搞起来了，逼得我们自己科学要为生产服务，生产依靠科学，这个问题首先是在我们国防上体现出来，两弹上天吧，人家走了还不自己搞呀，就逼迫我们科学和技术紧密的结合起来了。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不仅是国防方面，整个国民经济都到了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过去我们工业进口些东西，大概最早大规模是156项，那个现在也是50年代了，或者是更老了，那个东西已经陈旧了，要在新的水平上前进，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了，这个先进技术如果我们自己不很好的消化，没有科学研究，也是很难掌握的，它有些关键东西不给你，有些数据不给你，完全卡了你的脖子，你买几个东西就卖高价，要么就不给你这个东西，再说我们也不能什么东西都进口，比如发电机组吧，现在我们30万瓩要过关了，60万瓩也要搞了，60万瓩的你现在怎么弄呀？现在不作一些科学实验，你没门啦，逼得我们自己要搞许多东西，所以这个是刚才讲的这么一个形势。抓生产要从科技着手，科学研究要走到前面，是整个我们国家建设20年发展的结果，要看到这个形势。于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高的，那么我们也是很光荣的，这个是当前讲了这么个形势，讲讲这么个任务，我们大家知道这么一个大概的情况。当然我从大的方面讲了，至于具体到我们科学院，具体到我们每个所，这个形势大家还可以分析分析啰，又是怎么样，那也是不平衡的了。物理所听说还是不坏的了，但是是不是和全国那样的，满足全国的要求，国家对我们的需要对我们的要求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了，研究研究。我看总是不大够的。总的来讲，我先讲这么一段，这是我的体会，对不，同志们考虑了。


第二个我就讲一下我们学习和联系实际的问题：

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很久了，现在又读了些中央文件，这个当然是应该说有所进展的了，大家水平有所提高了。我自己也是学的不太好的，现在有的地方常常讲啊，一个单位主要领导同志就不如次要领导同志学的好，次要领导同志不如一般同志学的好，学文件啊，就是忙忙乱乱，乱乱忙忙，没好好读书，恐怕我也属这一类吧，学的不好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这个劲，越说不行哪，我越要干，所以今天也是逼到头，非要讲一通不可，讲的不好请你们贴个大字报，写个意见，那逼得我学，再看点书，不好吗？那很好！是不是呀，所以领导同志要带头，我带的好不好，反正要带，责无旁贷，硬起头皮要学，要讲。那么现在谈一下学文件学的不错，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学习要联系实际，这个从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就讲嘛，那时讲很通俗的说法，生动的说法叫有的放矢吧，自己就是靶嘛，矢就是箭嘛，你拿到一把好箭你就射靶嘛，学习马列是为了中国嘛，我们学习理论是为了加强我们工作，如果没有加强我们工作，没改变我们单位的面貌，那还不能说是学的好嘛，是不是，光读文件是重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是不行的，那还是不能说是及格了，只是为及格打下了个基础，创造个条件，你现在还没有及格。真正的考试不是考试你一个文件，看背的出背不出，而是我们这个单位面貌变没变，主席的三项指示落实没落实。如果按照这样来讲呢，我大胆讲一句，就是我们物理所也在内，恐怕还是只是开始吧，还要进一步抓紧点联系实际的问题，那么联系实际怎么个联法呢？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来了一个多月，对科学院有这么个印象，科学院单位洋洋一大观啊，人很多，力量很大，总而言之潜力很大。潜力很大，任务很重，很多事情一下就通天啦，上面非常重视啊，任务很重，很多的事情要科学院牵头，比如讲钢铁问题吧，现在包钢就是一个问题，包钢矿有特点，它这个矿有汞锌矿，是稀土金属，如果要把包钢工作搞好，这个稀土金属不研究好，这是很成问题的，影响钢的质量。再说稀土金属这个东西，是个宝，全世界产量特少，中国蕴藏量特大，这个可以卖钱，可以出口，那么关于稀土金属的研究，现在就把科学院抓去了，所以重要的方面，科学院都可以贡献点力量，所以任务很重，这个是第二个感觉。


第三个，说老实话，我感到问题也不少，来了一个多月是手忙脚乱，晕头转向，问题太多，但是接着也可以讲是大有可为呀，前途光明，大有可为。总的我对科学院的印象，就是潜力很大，任务很重，问题不少，大有可为。那么问题不少，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我讲不准，尤其你们物理所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更讲不准了，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议论议论啦。小平同志讲了八个字，是不是班子问题讲了三个字，什么软班子、赖班子、散班子呀，讲了这么三个字。另外部队讲了五个字，这个同志们都传达了。那我们科学院各个所有什么几个字呢，这个大家议论了，有的人有创造又有新的又讲了几个字，那且不去说它了，反正大家议吧。但是这里面呢，总是要联系我们的问题，我看我们这个学习联系实际，联系什么实际呢？要联系到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这个实际是不是。小平同志讲，要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呀，那你学习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嘛，这个是个根本的任务，是不是中心问题。当然五五计划里面，我们任务很大，刚才讲的要大打科学技术，关于钢铁方面的科学技术之仗，关于农业方面，科学技术之仗，那要讲的事情很多了，但是首先把这个队伍修顿一下，要打仗，总是要整训部队吧。比如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大战呀，一大战打完仗，我们在部队来讲总是要修整一下，整顿一下，然后再打仗，是不是？也许你会连续打几个战役，但是总要修整一下，整顿补充，总结经验，如此等等吧。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要整顿一下，我们的学习就要联系到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这么一个任务，拿你们所来讲呢，我看恐怕也是这样，那就是整顿你们物理所加强领导，是不是可以套一套呢，我看也可以套吧。那么同志们提出整顿，整顿什么呀，这个问题就比较难了，怎么个说法。那么我们给中央准备了一个汇报提纲，现在中央还没有安排时间，什么时候汇报，这里面整顿提了五项，那个里面，第一项提到：要调整机构，这个是我们从科学院大的方面来说的。调整机构里面，突出的感觉有两个问题，我们一个叫科学院，一个叫科技办，科技办从那儿来的呢？是国家科委，所以我们等于国家的一个部。再有科学院两个搞到一起，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又是一家，又不是一家，搞规划要搞两个，有的时候开会也讲不清楚，反正说这个东西不行，要调整吧，再一个我们感觉的这个运动搞了这么几年，院内讲就是个核心组，党也是它，政也是它，业务是它，什么都是它，这个有点打不开呀，拉不开拴啦。政治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加强，业务工作也缺乏必要的领导，好象是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感觉也要调整吧。凡正是觉得机构呀，领导同志也比较少，这个来了那个来了事情比较多，是个散的抓不起来，各种原因，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出个调整机构的问题。当然所里情况可能好一点，以后第二个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落实政策，次序我没有排，随便讲了。第三个问题呢，是思想作风，思想作风就讲到派性问题啦，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了，还有就是讲了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了。一方面艰苦奋斗，一方面确实有许多生活困难问题，领导上没有很好关心，解决不够，大概我们讲了，整顿讲了五个方面。现在看起来，我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那么联系到首先要整什么，看起来是首先学习，是搞思想的，首先第一位的还是个思想作风，也就是说要整散的问题，其次的问题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也就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要调整机构，配备班子，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学习，学习文件经过了大半年之后，现在联系实际，联系整顿科学院，是不是在联系整顿思想作风呀。要落实政策呀，进而在这个过程中间逐步调正机构呀，配备班子呀。把班子搞强一点呀，搞一个强有力的精杆的班子吧，是不是。这个和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呀可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可能一下解决不了啦，尽可能的吧，是不是这么一个次序。

那么首先我想讲一讲思想作风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派性的问题，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讲当作认识的问题，思想问题来看待。就是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更进一步地提高认识，来消除派性，来加强团结，这个派性从那来的呢？从过去运动上来的了，运动当中问题有各个群众团体，这个派那个派，那么当时是造反中间的几个派啰，那么到了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有的同志还有过去的思想，还在残留，他搞不清楚，我们也接到这种信，我这一派的人怎么怎么，把我压了，我现在是有意见，如此如此，他还是那个派的代表，他不晓得这个已经过时了，到今天这个不时兴了。今天要讲派呢，就讲新的派了，新的派，小平同志过去讲过了，就是毛主席派，“七一”派。为什么叫“七一”呢，就是曾经讲过话，建议七月一号七机部要停止闹派性，所以叫个“七一”派，是个大团结的派，是毛主席的派，是党性的派，如果你们要讲派，就是这个派。那另外一个派有没有呢？当然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如果另外有派，那就不是过去那个派了，那叫什么东西呢？那叫革命的反对派，分裂派，资产阶级的派性的派，也是资产阶级派，那是很危险的一个派了。所以今天的问题，派性的问题要提高认识，不能再讲这个了。有问题我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个派和派的问题，那个已经过去了，今天形势的发展是新的问题了，阶级斗争是没完的，今天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里呢，过去如果说造反派和某些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作斗争，或者是一般的说法叫走资派的斗争吧，环绕着今天就不是的。今天呢，今天是拥护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讲党性的，讲团结的这一派，毛主席派，和不讲团结，分裂派这两大派的斗争，阶级斗争就反映这个了，再有认为自己是那一派，以那一派为代表，为头头，来伸手这个东西就不允许的了。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可能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所以是个思想作风的问题，如果坚持这个东西下去呢，那就问题不同了，那就不是个思想作风的问题了，不是个人民内部的问题的了。你老是要闹嘛，你比如那个徐州那个顾炳华呀，逮捕起来，他是个造反派的头头了，这个人是很狂妄的，他从马克思到主席他都批判的，而且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反动的，他就主张可以多妻制的，这么一套，乱七八糟乱搞一套，所以非常狂妄。从主席，马克思都批，这么个人，大言不惭，根本上狗屁不通，所以这个问题他就不是什么一个革命造反派内部的问题了，就是一个坏人啰，坏头头啰。所以我们今天讲作风问题，就大多数问题来讲，是认识问题，不要被派性所迷惑，要提高，要看到形势新的变化，要克服派性，至于说我们全院，全所有没有派性的表现呢？你们大家找，我看恐怕是有的，因为我们不是个真空嘛，处在这样阶级斗争的环境里面嘛，外面有派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嘛，同时我们这个地方感应的力量还满强烈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子，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就是个思想认识的问题，是个思想作风的问题，克服它就好，真正闹了派性的人，那么他平时闹，只要改正了也还是好，要坚持下去呢，这个性质现在就讲了，现在要闹派性，这个性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是修正主义。所谓学习理论防修反修，现在突出的就是要反对派性。这个话也不是我发明的，今天念文件可能都有，小平同志、叶副主席他们都讲的有，所以要认识这个问题，要检查这个派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纪律性，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次小平同志提了两个，一个叫政治纪律性，一个组织纪律性。比如说吧，上级决定个东西我对抗，我不执行，这是组织纪律性，这个同志很了解了，还有一个特别强调的政治纪律性，我看这个东西更严重，这个问题，我们科学院可是要特别注意了。什么叫政治纪律性呢？就是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他不执行，另外小道来的什么东西，什么口号呢，就奉之若神明，马上就搞，比如随便我们讲个问题这个知识私有，好象我们这里也闹腾了一下，没闹开就是了，这个是那个地方的中央文件提过呢？那个中央同志讲的，下达过任务，说你们要反知识私有呢？恐怕查不出来呀，但是，我们就反开了。据说是那个地方的什么报纸讲过这个话，他报纸是不是就代表中央呀，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是不是呀？中央在北京嘛！这个口号就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个知识，什么叫知识公有哇，你讲讲看，知识公有象什么样子呀？是三角形哪，是四角形，那么知识私有又是怎么个样子呀？是长方形呢，是个平形的东西呢，是个梯形，是个菱形呢！你讲讲看，谁讲的清楚啊。象这种东西搞的不好，就会引起很大的混乱。最近主席讲了，小生产每日每时要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了，这个是列宁同志讲的话啰，主席也引证过了的。有些地方他也不好好学习，他到地方上他就反对小生产，一个几十户人家，五十来户人家嘛，抄家就抄了30多户。一个自留地也是小生产，喂口猪也是小生产，他都抄，有些地方，把一个集市包围起来，鸣枪三下。然后大家不许动，来收小生产，你说这个岂有此理吧！这样搞下去，那不天下大乱吗？这个小生产，现在在这个里边自留地呀，私人喂猪呀，这都是农业60条规定了的呀，你为什么胡搞呢？所以，我们那个知识私有，听说是好象也是有那么个东西呀，（……遗漏一句听不清）后来听说讲了话了，在全国卫生会义上，不是私有公有的问题呀，是知识没有的问题啦，讲了那么一句话嘛！赶快就随风转舵了，这还不错，转的快，但是这个问题暴露个问题，不能随便听到风就是雨，社会上很复杂，我们这么一个国家的科学院不能够随便风吹草动，听见风就是雨，那个不行。还有小道消息谣传的事情，这个要注意，千万不要随便相信谣言，而且我们大家要追查这个东西，要堵塞这个东西。我顺带再讲一讲，当然本来我勿须理会，但我讲一个学习例子，有人讲这个事情说，现在他们三个同志来了，没有人管政治部啦，我管了，管这一方面政治工作的事情，调干部是我负责了，说我是对外文委来的，我向对外文委调了几十个干部，根本就没有那个事情，我就在科学院，你不知道你可以问问我嘛，你可以调查一下，我完全可以奉告的，要得到同志们的监督帮助嘛！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越传越广。我举个例子，这类东西，我们要看成这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你没有什么根据嘛！你就乱传，说的不好听点，就是造谣嘛！我们这么多人，科学院差不多一两万人，就没有造谣的，恐怕也难免，说不清楚啰，那同志们就要提高警惕了，耀邦同志在别的地方讲话，提了这么一个话，那是20年前，我们两个在一个部队工作，他主持下编了革命军人三字经，那个里面有一句话，说“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我看恐怕科学院一个坏蛋也没有，也不敢说，所以同志们要提高警惕呀，是不是？所以以后碰到这些事情，有些小道消息，就到此为止，到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健康的，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尤其更不要传，有些东西没有把握的不要乱讲，这个东西是个现实的阶级斗争，因为可能有个别坏人他就利用这个。你这个队伍，也许讲科学技术方面大家干劲很高啊，日以继夜，这个队伍还不错，但是在政治上你们这个队伍简直是一块豆腐，一戳就破，你看我放一个谣你就受不住，你就为他当了义务宣传员了。所以，这个问题要注意，不仅组织纪律性，政治纪律性也要讲究，这个传达中都有这个话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感觉比较乱的一种方面，散的一种方面，我们科学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同志都害怕负责任，而且也经常给我们吹风，你们千万要小心啦，你们刚来的呀，科学院好多人都没有占住呀，都是一代一代的垮了，我们在党内也是工作了这么多年吧，跟着毛主席，错误也犯了不少，怕也没有什么用嘛，那么该垮就应该垮嘛，不该垮你也垮不了嘛，这怕什么呢？要负责任，什么事情不要抓，现在很多事情，为什么多呢，有些事情好象解决了，又没解决，就是没有落实，一天转去转来。所以小平同志最近很强调敢字当头，看一个干部要敢字当头就是包括各级干部在内，你怕什么呢！你这一点革命性都没有，算什么共产党员呢？我们回想一下几十年，很多的同志，过去很熟的伙伴，躺下去了，生命都献给了革命，那么我们怕什么呢，该作的应该作，错了就检讨，该撤的就撤嘛，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情况。很多事情当然有很多原因啰。我昨天为了要到今天来发这个言，当然也大体上了解点情况，有很多事情，也是过去院里没有表态，所以你院里不表态，我怎么表态呀。所以有这个问题，首先作为一个单位来讲，我们院里边首先要负责任，我们院里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搞好，要担当责任。不要往下推，但是我们各级都应该这样，同时这个东西，搞工作和你们搞科学技术一样的，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的人讲过话了，说现在知识公有人家有意见，知识私有也有意见。知识无有就没有意见，要钻研一下人家就来了。那你也不怕呀，你怕什么呢！科学上最讲究突破，突破那就是一个新的领域了，总要冒点险吧，你和大家都一样的，人家讲什么你讲什么，那最保险了，那叫什么科学研究呀，你总要发现一个未知的东西吧！新的一点东西吧！新的东西才有突破吧。工作也是一样要敢于负责，解决点问题吧，人家都作了你才作，人家讲什么你讲什么那算什么呢！那怎么改变面貌呢！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一个大的质变，总是包括若干小的质变来组成一个大的质变，都是如此的吧！这有一个过程啦。什么事情都怕，不负责任，不根据实际情况，不独立地根据上级处理的规定的方针政策来处理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就没办法。

这个问题我看高兴的问题也是个思想作风的问题，当然先念同志也讲了，我们提倡干部敢字当头，敢字当头，一个是敢想，你想都不敢想，那还作什么工作呢，脑袋都不动了，还作什么工作，脑袋不动，就长锈了吧，机器长锈了就开不动了嘛，人长锈了那还行哪，那就根本上不能够发动这个机器了，不能推动工作了，那当然是无从谈起了。第二个你敢想，你要敢说。你说都不敢说，在会上你不吭气，人家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错了没关系嘛！还是六条标准嘛，特别是两条，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嘛！在这个前题下，有话我就可以讲嘛！观点鲜明嘛！我今天观点也是，水平不高，但是我不隐瞒我的观点，我一向这么讲的，不对你们大家批评嘛！是不是，不要含糊其词。上次华副总理召开一个会，就是百家争鸣的座谈会，有个同志批评，有一种干部叫含糊其词的领导，他的领导是含糊其词的领导。他讲的很生动，他就反对，说一级级的汇报都不解决问题，都是含糊其词的领导，他很生气。所以我们干部，我们党员不能这样干，但是敢想敢说敢干这个问题上面要慎重一点，这是先念同志讲的一个了。我们提倡干部要敢字当头，敢想敢说，但是要敢干，你慎重一点，就是说你要干的时候，要跟上面要打个招呼，他指的下面搞水库，有的是一个亿，二个亿就自己干开了，中央不知道，他就上马了，多少万人就拉上去干了，这个当然不行。那么科学院里面你们要敢干的时候，从所里来讲跟我们打个招呼吧，从你们来讲跟你们所里打一个招乎吧，同志互相通通情报吧！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和希特勒还互通情报嘛！那我们同志更应该通一通嘛，他那是互不侵犯协定嘛，互通情报了，那我们通通情报吧，所以敢干要慎重一点，敢想敢说要有这个空气吧，想也不敢想，说也不敢说，那个工作有什么做头呀。一潭死水，那个不行。但是干嘛，要大家商量商量，慎重一点。但是要求呢首先要敢干，最近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文件上跟你们恐怕也念了，所以我们当然其它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了，我们整作风，联系实际问题，是不不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这里有没有派性的问题，有没有政治纪律性，组织纪律松懈的问题，有没有各级干部敢字不当头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大家议一议呀，这是一大问题吧。

这个思想作风方面属于这个领域的还有问题，但是我想前一段是不是首先抓这些问题，首先就有后一段了。这话怎么说呢！大体我们设想，我们也向中央汇报了，汇报以后呢，要给大家传达，那个里面谈些政策问题，特别是会联系到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那个问题又是一类问题了，所以后一段是不是以那个问题为中心，先集中一段，（换录音带有一段未录上）整风的运动现在大家一听害怕，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和风细雨，也是耀邦同志在别的地方讲的。两大三谈，大学习大讨论嘛，谈心得谈体会，谈决心嘛！同志都谈心，那个方式也挺好的，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不要一听到运动来了，大家就紧张，比如有生产大运动，有学大寨的运动！我们延安时的开荒运动，那有什么呢！开荒劳动大家很愉快吧，学习应该也是生动活泼的，所以也不要紧张，但是我们要抓紧先把这一段学一学，下一段是不是我们集中把政策性的问题再研究研究，这是当前联系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联系落实政策：落实政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我们审查了一些人，批判了一些同志，现在他们的问题有些许多没有最后解决，没最后把他处理好，那么现在我们落实就是根据主席的政策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好，就这么一个要求，我们这个落实政策，是群众性的落实政策，换句话说，大家都要负责的，大家都要参加的，大家都要监督的，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那么有没有标准呢！有的。今天上午可能跟你们念到了，也可能大家听的很清楚了，也可能听的不清楚，我再说一下，这就是叶副主席在他的报告里面讲的五条，这五条并不是他个人的话，有的是毛主席的亲自的语言，有的是中央形成有正式文件的，他把它概括起来，有这么五条，这个大家都要掌握的，都得关心这个工作，比如第一条吧，对这些受审查同志们问题的看法，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专案处理和复查工作，这个是第一条标准，就是看问题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假如我打个比方来说，对某一阶段的工作有的同志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那么你一上纲好象他就反党反中央了，但是你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看，总有矛盾吧，矛盾的统一嘛，他有些不同的意见，不涉及到政治上的反动，这个是工作上不同的意见，不要随便给人家代帽子，过去代了，现在可以下来，要承认，当然有不同的意见，你完全跟着一个标准，过去往往是这样，我看你的话呀，唉呀，对毛主席讲话不符呀，有点出入，你就是什么路线呀，什么主义呀来了，这个不行，说老实话每个人讲的话，都给你录音都录下来，我今天你们录音，我也不怕了，因为还有同志没听到，说他们也可以听听，也可以对我的讲错的话批判，没关系的。但是你要把你的话都录音了，然后按毛主席讲的和你对照，每个人可以找出你一大串问题的，要找多少有多少，因为一个人讲话，那里每一条一般的话都会符合马列主义啰！那样的话那还得了，那你不是变到一贯正确嘛，每一条100%的布尔什维克吗，这个100%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王明的口号，结果他就不是100%，他恰恰相反，0%吧，百分之几吧，最后就垮台了变成个大修正主义了，所以世界上它没有那么纯的，我们科学院搞提纯。你几个9%，那正是有点不9的吧，是不是呀！你是还有点杂质的吧，那里有那么准确呢！所以要承认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东西是可以容许的，有一个人讲话讲的不全你看他的主要精神，主要的部分是正确的，不是反党的，不是反毛主席的，那你就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吧，这是一个吧，这个叫辩证的吧，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吧，要承认这个吧。

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呢，就是一个运动的发展，历史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有些问题拿到现在看是不可理解的，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打个比方，我也是个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有些话你当时讲不清楚，年青同志讲当时谁谁你怎么把他假党员拉进来了，我说不是的呀，不是假党员呀，人家讲带了口信讲了呀，那你有什么证明呀，我说谁谁，他说人都死掉了，口说无凭，当时有什么介绍信啊，我说当时就没有介绍信，他就不可理解，你就是把谁谁拉进来是假党员，你讲不清楚。后来还是中央讲话了，这个历史情况很复杂，当时手续不齐备，和今天环境不一样，只要他是口头讲了就算入党了，以后一直工作，证明他是入党了嘛，是个党员嘛，那就是应该承认嘛，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打这么个比方吧，他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这个运动也是发展的呀，运动初期、中期和后期，讲的语言都不一样嘛！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落实政策的问题，有个同志还讲到了，又是反革命什么分子韩光呀，都还讲到，他们的检查里还有这个词句，那个时候是这么讲的，你现在当然不讲了，韩光他现在是建委副主任，他怎么是反革命呢，所以这个东西要历史来看。

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一个，过去来讲，我们审查一个同志，是作为敌对性质来审查的，那当然调子是很高了，你是敌人嘛，而且我当时就是把你当作敌人来审查的嘛，当时讲的话，语言用的都是比较尖锐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这么几年了，已经明确了，这个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的同志，阶级的兄弟，阶级姊妹，你讲话就不要那么凶了吧。应该还是毛主席讲的，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吧，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应该是这样，既严肃又热情嘛，所以态度你要变化，你还是那样一个观点，今天看了，一看到人家这个人就从头到尾竟是毛病，那这个也不行，你今天看过来，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搞了多少年工作嘛，他总好处还是主要的，你要转变嘛，要转化一下吧，认识要跟着转化。所以这些东西讲是很简单，真正要落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分清两类矛盾。我自己是感觉得很深的，几年来没有一个人叫我个同志的，有那么一天，一个人叫个同志，握握手呀，就感觉到心里非常之热呀，很感激呀，很感动呀，这个就不简单。我们普通讲话一个同志讲得很随便，那个时候听了就是分量很重很重呀，心里就发热呀，感觉得温暖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变化，不要老是那么个观点，看待个同志都是不好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这是一条吧。

第二条呢，问题查清了的，要尽快作出结论，妥善处理，就不要拖，我们现在很忙，尤其是现在搞工作的同志，一看忙的很，一个礼拜，一下就过去了，但是问题没解决的同志，他们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呀，他是度日如年哪。要想到他们的情况，审查这么久了，一个运动都8、9年了，也应该搞清楚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尽快地做结论，要想到他们的处境，这是一条吧。

第三条，一时查不清的，要根据现有材料，作出结论，不要老拖下去。有些问题确实比较复杂，那么你根据现有材料作结论嘛，将来发现材料再说嘛！你老拖，这个就不行了，也可能他材料没查清，他有点问题，但是也不一定有问题，你拖你就成了问题了，你不落实政策，你就犯了错误。所以这个问题也要注意，这是第三。

第四条，过去搞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逼迫死了的，应以招恤，恢复名誉，这里面的话，有的都是毛主席的原话了，你搞错了的，你给人家平反嘛！死了的招恤嘛，恢复名誉嘛。因为牵涉他的家属亲戚朋友呀，很多人嘛，要严肃的态度吧。这个甄别的事情呢，也不要斤斤计较了，譬如说有的单位讲了，我是给他说通的呀，个别谈话都讲了，他没有问题了，可是被审查的人说你是大听广众宣布我是反革命什么什么，你跟我个别谈就算够了，恐怕不够吧，他就争这么一点，这点很简单嘛，开个大会讲一讲嘛，某某同志过去审查过，现在证明没有问题，当众宣布，同志，就完了嘛。这个有什么难的呢！徐州我刚才讲了，打“五·一六”，打了××人还是××人，那是怎么样的平反呢？小平指示，开誓师大会，一次宣布××人，十批就完了。如果××人一个个谈话，你说谈到那年那月，谈得清楚？谈不清楚！这个也是一条吧。

第五条，对有些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批评教育，不能迁就。有些人说，上面你要复查了，要落实政策了，他有错误他也不承认了，或者还要求这个那个的。这个当然也不行了。那样的话呢！那又过了。那也不能同意。这样几条标准，希望大家共同掌握，要形成一种群众的力量，一种舆论，来落实政策，帮助领导把这个事情都搞好。原来院里有个布置了，耀邦同志讲希望在国庆节以前，都把这个问题处理完毕，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国庆吧，这个看你们的情况了，首先是落实政策，其次呢是尽快地落实政策，首先的问题，关键还在落实上面，就是好中求快，如果你不落实，搞快了将来再落实，又麻烦了，那老落实没底了，一次次翻来复去的。要搞呢，要搞好，搞细点，要讲究质量，质量第一吧。你们搞自然科学，是科学，社会科学也是个科学呀，你搞的不到家，人家就有疙瘩，他多少年他就是背个包袱，要看到这个问题，这个团结，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那，是最重要的啦，毛主席一贯强调要团结好同志，但是不是说问题不分清是非，一风吹，那个也不是办法。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在他的问题，调查的时候，应该是严格的，应该分析的很严格很严格，很清楚的，但是最后处理的时候，要宽一些因为你无非是两条吧，一条你惩前毖后吧，得到经验教训，以后工作作的更好吧，再一条，你就是战犯吧，也要给他一个出路吧，与人为善吧，战犯我们还不是与人为善，有的还给200块大洋呢，是不是呀，那么你们何况是革命队伍呢。所以总要给与人为善，鼓励人家前进。从这里就得出一个问题了，叫处理从宽。调研从严，处理从宽，这么几条标准，我看你们大讨论一下，一个是有关作风问题，一个是有关落实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帮助所领导，我看可能你们国庆节以前搞的很好。当然话说回来了，有些事情牵涉院里边。院里面要负责，院里面现在任务就比较大啦，因为过去拖的这么久，积累的多了，可能不是你们拖了院里的后腿，是院里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也很可能的，那也不要紧，那你们促院里嘛，我现在讲的这两个方面，最近这个期间，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联系这两个方面，其它的问题也可以联啰，那将来我们一步步学了。这个搞的好坏的标准是两方面，一方面你们本身，所里面，一方面你所要对整个全院起作用，譬如说反对派性的问题，克服派性的问题，只是你们所里面克服了那个不行，这是关起门来关门主义呀，门楼主义呀，那还不行。那还要对全院，你们积极推动全院，说老实话，我今天到你们这里，作为学习也有个意思，落实政策一样，你们自己本身工作要作好，同时要推动院里面工作要作好，如果院里面作的不好，你们要反对，标准是看是不是中央的东西。政策标准，我今天讲的就五条，这是中央的。如果院里没这样作，你们就反对，你们首先自己要坚持，这样的，我们工作才能作好。所以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联得好不好，不仅是内部问题搞好，同时在全院要起个推动作用。我们部队有这个作风，打仗的时候，打的点上，（不清）敌人东窜西窜，事先也是不能搞的那么准的，判断的那么确切的，那地方枪响就往那地方吧，有敌人就消灭吧，不能说你那个事情，我不管，只要是任务，我们都要参与。所以这个问题搞的好坏还有一条，除了自己搞的好以外，要对全院事情要积极地关心，不正确东西要反对，要积极地起作用。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这一方面，这个问题大体的情况，耀邦同志讲过话了，希望我们全院半年之内初步见成效。那么分析一下，我们学习时间问题不很长的。大概中央最近要开计划会议了，计划会议开了，工作很多要抓紧一点，（以下录音中断依据记录整理）。今后年底要开科技会议，年底就忙了，主要布置5—5计划任务多了更紧张了，看来你们集中学习时间不会很长了，只有9、10、11月份三个月了，学习任务很重，第一阶段思想作风，第二阶段落实政策，第三阶段调整机构，建全领导班子，明年5—5计划任务更多了，更紧张了，时间不能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以下是根据记录整理的。]


科学和政治关系，专与红关系

这一段突出感觉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过去一般看我们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新华社关于科学技术是放在文教组，国家开支是放在文教经费中开支没有户头，地方上有的单位开支不出来，只能从三新经费中开支，是指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没有户头，没有经费，这是过去。现在看来，用毛主席指示看就不够了。

毛主席讲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这就是科技战线的总路线，科学是生产力，不是上层建筑，马克思也讲科学是劳动生产力，是一般的社会劳动力，所以要明确一个概念，全国上下都明确要相当一部分时间，搞到上层建筑不对。科学实验是一大运动，它也不是生产的一部分，科学不是离开生产不能发展，科学的发展可以带动生产的发展，例如原子工业是从研究原子科学中发展出来的，原子能的研究带动了原子能工业，所以不是直接从生产中产生，相反是带动新的工业。

科学研究是否都要到工厂、农村去？数学所×××的工作就不是在大寨搞出来的，当然许多应用科学要在工厂农村搞个点，基础理论不一定。所以在科学方面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要考虑，他讲不对，你也不要专他的政嘛，完全用政治代替业务不大行，大家可以钻研钻研。

生产力对中国，外国都是服务的，用的着的都可以拿来，要学习外国人的东西，总结外国人的东西。×××、×××给科学院提出三大任务：第一是总结外国人的先进技术，推陈出新，我看了联合国的材料，讲农业绿色革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用，在发展中国家就行不通，所以要好好调查研究总结外国的东西，相反你不了解，不懂也就无能为力，有些工作不合乎科学规律，而碰的头破血流，如大工程……许多人不懂得，你们也没有向党和人民汇报够。科学技术有他的特点，规律不掌握，就过不了关。最近×××同志召开的双百方针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好，将来可以发下来。我们生产集成电路人比日本的多的多，规律不掌握，人再多也不行，批判理论风是不对的，我们要搞基本理论的研究，但三脱离不好，不是理论研究多了，恰恰是研究少了，错误是脱离实际，科学要有知识。所以这里叫知识私有的口号错了，因为每个同志是公家的人，干活为国家，在革命队伍中有什么公有私有，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知识无有，至于积极性不够，你调动他积极性嘛！美籍中国科学家，他们的知识是商品，是知识私有，他回国给你讲学也不要追究私有嘛！去年国庆宴会上我见到×××，15岁成天体技术，他是私有吗？多学点有什么私有？今天我们不是水平够了而是不够，不是人多了而是人少了。×××说中国基础科学20年后达不到世界水平，现在没有这种风气，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批评。

科学是生产力，不是上层建筑，但人的思想不能脱离阶级社会，知识分子确实要与毛主席讲的要和工农相结合，不结合立场就不稳定，主观的东西多，个人考虑多。毛主席本身出身也是知识分子，他总结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发展、完整了马克思主义。我没读完大学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到了延安，很年轻就当了领导工作，当时延安只有几万人，经常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叫我们娃娃同志，后来到了前方。在延安自己思想没改造就容易犯错误，当时我在中央青委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团中央，以城市的办法搞农村的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后来到前方，地方上犯错误不多，到学校后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犯了大错误，当时学苏联，全套搬了过来，认为主席说的不对。为什么发生问题，主要是屁股座的不牢，不在工农方面。当时重才轻德，结果反右斗争中许多学生成了右派才大吃一惊。58年搞教育革命，1964年毛主席的春节指示，自己觉得力不能及就离开了学校，但根子是脱离工农。

干校劳动也是好的，我在干校二年，真正与农民生活的体会少，还是知识分子成堆，去大寨10天收莸很大。

我讲有两个意思：

科学是生产力，这是个客观存在，专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另一方面搞科学的人是有阶级烙印的，时刻要与工农相结合，所以最近毛主席讲“九爷不能走”但要与工农相结合，不结合工农也不欢迎。

我们工作的二个方面：

过去主要是搞运动，就只有院党的核心小组，什么都是他管，业务机构领导没建立起来，这样相应削弱政治领导，对业务的领导也不利。这是由于对上面的特点认识不够引起的。政治工作要对人，团结、教育、改造。业务工作就是把科研工作搞好。二方面混在一起什么都搞不好。我们现在业务工作松散，管的不紧。（以上仅据记录整理，以下继续按录音整理）。

而政治领导我看也是比较弱的。因此在全院在人的问题上面，在阶级斗争，思想觉悟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不断地发生一些歪风邪气，恐怕同志们会有一些感觉，一些不良倾向，打架呀，各种各样事情，不应该出现的都出现了，这一方面同志们也可以研究。

比如说，你们这个室里面的工作我不晓得怎么样！如果也是一把抓，就是一个党的领导，行政上也没有，没有分工，我恐怕搞久了搞不下来的。要适当分工。支部你主要抓政治思想工作嘛，要按小平同志讲的如何来提高政治工作这一方面嘛，加强思想领导，加强政治领导。当然也要从原则上管业务。怎么领导法，从路线上来管嘛，从计划上来管吧，从贯彻党的政策双百方针，开展学术讨论，自由讨论从这方面来管，具体的哪件工作哪个题目怎么样，你党支部少管点嘛！这一级的组织大概是不脱产的吧！如果是一个人搞，那是份量很重啰，所以这些问题都应该讨论一下，应该有管业务的，应该有管政治的。这个是双轨制，好比部队吧，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这个是我们的部队几十年的经验，毛主席创造的部队，缔造的部队，我们人民解放军，过去叫八路军呐，过去叫红军呐，几十年来的经验。如果不分工那就恐怕搞不好的。本身客观上工作就是这个，一方面科学它是生产力，它有客观规律，有相对独立性，要好好地抓。另外这个人，他是生长在阶级社会里面的，他是打上了阶级烙印的，在阶级斗争里面，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要很好地抓理论学习，很好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很好地加强团结批评自我教育的工作，这样才能把工作搞上去。这都是从我们工作特点来的。我想我们在学习中间都可以联系这方面问题大家谈一谈。

将来进一步更进一步还要谈政策问题。我今天就不说了。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这方面不讲了。将来我们学到那个时候大家再来讨论。

今天到这里发个言，再声明一句，错的欢迎同志们批判，提意见。我也没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比较乱，讲的不对的地方同志们指教，今天就讲到这里。


（物理所根据录音和部分记录整理）

来源：物理所根据录音和部分记录整理


邓小平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的讲话
邓小平
1975.09.00


（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同志揭发，摘要）


我将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几次谈话的有关内容综合整理了一个记录稿。……现将综合记录稿中邓小平的插话、谈话部分附后。


关于整党整风问题


我向主席汇报，解决了军队的问题，现在有农业问题、商业问题和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一个一个地来解决，主席赞成。主席说，采取什么办法解决，你们研究。

现在各个方面都有个整顿问题。问题相当多，不是少，领导干部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半年来我讲的中心就是讲个敢字当头。要放手发动群众，按主席路线方针去做，凡是方针政策方法对头，放手发动群众的见效就快，不然就慢。我们有二十几年的经验，有群众基础，干部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要怕，错了就改，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

整党这个题目，主席同意了。问题是究竟怎么搞？恐怕同过去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首先是一个党的问题，各方面都要把整党当作中心。党不但有党纪，而且有党风。延安就是整顿三风，学三要三不要也就是这个意思。各行各业要抓干部队伍，抓领导班子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工作的中心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省抓了一下这个问题，经过一个月，现在好转了嘛！工厂开工了，肉也多一点了，农村比城市更好一些。××省农业历来比较好，我看恢复起来也很快。要横下一条心，拚老命。希望在这里，说这样不会错，原因也在这里。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要敢于反资产阶级派性，××省如果不把×××抓起来，安定得了吗？××市如果不把×××抓起来，安定得了吗？××省的老窝子是×××，×××把×××抓起来，生产就上去了。××部，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讲不管你是六十岁、五十岁、四十岁的，老的，新的都得摸。摸一下，面貌就改变了嘛！

反对派性，你们决心下得好，要放手发动群众。

领导班子里硬是要下决心把派性搞干净。你们那里的领导班子由你们自己调整，硬是要把派性搞干净。无论如何要选择一些好的地、县委书记到省委来。

你们下决心把××的材料收集收集，回去商量一下，这个人不能当常委，他不能到丰矿去蹲点，只能搞个小矿蹲蹲，到一个小工厂去或者到一个农村去。


关于经济工作问题


十一、十二月要狠抓两个月，把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好，把班子调整好，今年要把机械设备一律检修好，把规章制度整顿好。今年把这些事情抓好，明年就有希望。

工业管理问题，还是主席讲的矫枉必须过正，现在不严格，不严格就纠正不过来。

全国有影响的骨干工厂大约有××个，产值占到约百分之××，今后还是打算把主要骨干企业收上来由中央各部直接管。与地方党委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条：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二、保证生活供应；三、产品给点分成；四、产值、财政收入纳入地方统计；五、有些物资把前门开大一点，堵住开后门。


其它问题


凡是资本主义泛滥严重的地方，都要象××省一样搞几个战役（按：指所谓反派性），把资本主义整下去。

关键还是班子问题，只要领导班子搞好了，文件上讲的七个“自由”（作物自由种植、手工业副业自由经营、自留地自由扩大、山林自由砍伐、统购统销产品自由买卖、劳力自由流动、集体收入自由分配）不难解决。


关于核算单位过渡问题。


过渡要因地制宜，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规划。搞几个战役，头一两年刹风，整派性、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李昌在科学院机关全体同志大会上的讲话
李昌
1975.09.06


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


讲讲核心组关于学习的部署，并汇报我自己的学习。耀邦同志全面管，光伟抓计划，学习我管的多一点。核心组要带头，我就先讲一讲：


一、首先我讲一下形势问题


当前国家形势很好，主要标志是贯彻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贯彻好的地方整顿了领导班子，克服了派性，落实了政策，促进了安定团结，就把生产搞上去了。上半年整个工业的形势是好的，石油、森林采伐和海上运输是超额。钢铁有起色，但上的较慢。农业春小麦丰收，个别地方如黑龙江有灾，整个地球最北部气象失调，苏修那里农业大欠收，而我们工农业总的形势都是好的。全国突出打派仗的省和地区没有了。有一段浙江打的较厉害，现在也已安定了。这样一个形势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得来的。四届人大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解决铁路问题，中央发了九号文件。第一条是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第二铁路是完整的，有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了中央的统一管理。这是体制问题。第三要求各地阻碍铁路畅通的地方，限期解决问题。第四要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核心是岗位责任制，如扳道岔的搞错了，出多大问题呀！过去规定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司机出问题那不得了，人民生命财产受很大损失，所以要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第五维护铁路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铁路的畅通。文件下去，有的说是复辟文件，这是别有用心的人讲的。所以要坚持革命，要斗争。铁道部协助江苏省委解决了徐州地区的问题，抓了个顾炳华，他是个坏人。徐州几十万人，三分之二是煤炭工人及家属，三分之一是铁路职工及其家属，很快落实政策，实现了安定团结。铁路问题一解决，运输畅通，煤炭也跟着上去了。接着是13号文件，这就是解决钢铁的生产问题。我们的钢铁上不去，原来认为是铁路，煤炭有问题影响了钢铁生产，后来铁路、煤炭上去了，就暴露了钢铁生产内部有问题。13号文件提出了加强领导班子的问题（改变懒班子、软班子和散班子），克服派性问题，落实政策问题和规章制度问题。后来又有一个文件，更加发展了、更加完整了，指出要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和以“三要三不要”为原则，为识别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标准，一共是六条。

接着是18号文件。军队要整顿，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传达了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指示。形势的好转是贯彻中央文件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好形势还在持续向前发展。从地域上或基层单位看也正改变不平衡的状态。我们想如果科学院很好贯彻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我们也一定会发展科学院大好形势。

但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还要看到存在着天灾人祸的威胁。天灾：比如旱、涝、风、虫等。过去虫来了不得了，现在有农药，影响小一些。人祸，就是世界上还有两霸，美帝、苏修两个大怪物，天天扩军备战，还搞什么气象武器等等，他们又争夺，又勾结，到处捣乱。棺材铺老板希望死人，他们的军火商唯恐天下不乱。有美、苏争霸，就有战争威胁。世界大战迟早免不了发生。所以毛主席提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邓副主席号召要争取三、五年的时间把工作搞好。

关于天灾，今年河南发生了暴雨。1963年河北七天下一千毫米，天津附近只剩京浦一线，周围一片汪洋，出了个“战洪图”的戏，反映当时抗洪斗争的情况。今年河南三天就下了一千毫米，在确山有两个水库出了问题，咱们确山干校的同志爬上了山，与解放军同吃同住，没遇到危险。这次在河南，是四百年没有遇到的暴雨，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比较大。所以在三至四年内要大力加固水库。如第二汽车厂，他们事先作了部分山洪暴涨的准备，把周围的一、二十个水库都加固了。厂房基本没损失。总之，我们要争取时间，好好把工作做好，这样，无论天灾或人祸到来，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中央负责同志讲：抓生产要从科技入手，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为什么讲这两句话呢？以钢铁为例，钢铁之所以上的慢，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些不利条件。我国主要是贫铁矿，共生矿，含铁量仅×××左右，美国、苏联、日本（靠进口）是富铁矿，含铁量60—70%，他们炼一吨铁需二吨矿石，而我们要×吨矿石。我们共生矿多，在炼前要分离、净化等等。钢炼出还要轧成各种成材钢，轧钢机我们也不够。叛徒刘少奇提出个口号叫“抓中间带两头”，两头本来薄弱，越来越不平衡，成为我们钢铁工业的大问题。所以不仅要苦干，还要巧干，前边和尾巴都要抓紧解决。现在包头正开稀土金属会议，要求科学院增设稀土金属研究所。共生矿要综合勘探综合开发，综合利用。不分离是包袱，分离出来是财宝。所以抓生产要从科学技术着手。我国只×××有较大富矿，难道我国人民“命不好”，只有贫矿，没有富矿？我们和情报所、地质所的同志开了个座谈会，认为我国很可能也有很多富矿，只是功夫不够。苏联的库尔斯克富矿是列宁在世时就努力去找过的，早期也只找到贫矿，几十年后才发现富铁矿的蕴藏量有270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矿。过去我们学苏联早期的办法，主要采用磁力探矿，而贫矿磁力异常表现强烈，富矿的磁性异常反而弱，所以找的都是贫矿。我们必须采用多种勘探方法，加上成矿理论研究，综合分析，才能找到富矿。中国过去贫油，现在成了世界的多油国之一。大港油田过去谁知道？所以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我国的科技工作，总的说进步很大，解放前的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科研人员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的科学院有×万多人，有×万多科研人员。为国防建设和工农业发展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在某些学科的某些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我们距国际先进科技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最近×××所的×××同志说：生产电子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日本两千人的工厂，一个月生产七百万片，大大超过我们全国一年的产量，我们完全是用人靠手工抠出来的，并没有从理论到工艺完全掌握。所以要在科技上加以摸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设备，关键部位和数据人家不告诉，如果不加强科学研究，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消化不了。

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我总的印象是潜力很大，任务很重，问题不少，大有可为。


二、学习的问题


大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央文件，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有个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华副总理去西藏之前向我们讲：不要等了，要抓紧学习，开始整顿。科学院要整顿，不要看得太严重了。李先念副总理说，解放军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难道科学院这个单位就特殊吗？！

国务院不久要开计划会议，科学院也要作计划，王光伟同志抓这件事。我们想年底要争取开一个科技工作会议，把“五五”计划期间和十年的科技规划进行传达布置。最近两三个月以内部整顿为主，时间不多，所以要特别抓紧。整顿的内容很多，比如有整顿思想作风问题，加强领导班子问题，落实政策问题，调整机构问题等。当前重要的是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整顿思想作风和落实政策。落实政策指的是处理或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者的结论问题，争取国庆前后基本完成。全院各单位分两类，多数单位以落实政策为中心，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的任务较重，工作量大，甚至还有很多阻力。核心组已决定成立了一个落实政策的领导小组来抓，核心组每周至少开两次会研究这个问题。

另一些单位预计月底可完成落实政策任务，而领导上可以开始抓整顿思想作风，即以此为中心。物理所、数学所、地球物理所和标准计量局先搞这方面的试点，摸索经验。院机关现在也开始思想作风的整顿。整顿思想作风，全院来讲，以院机关为重点，党内外，以党内为重点，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要带头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整顿思想作风。

思想作风问题很多，大体分两类，一类属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路线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后一点。这不只是科学院的问题，等向中央汇报后，那时学习可能更好。另一类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如大家对提拔干部问题和发展党员的问题意见很多，我们搞了问题摘要，交核心组的同志传阅，核心组要好好研究和讨论。在学习和整顿工作的步骤上，我们要首先针对问题，学习文件，掌握武器。例如对提拔干部问题，先要掌握党的干部政策。我们要学习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讲的“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要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中央十八号文件中说的，建立领导班子“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按照‘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叶副主席讲话）。

关于党员的问题，毛主席有一系列的教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教导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所以，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和无产阶级本身，和革命群众有区别的，发展党员必须依照这个标准。

再有，邓小平同志讲到政治纪律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问题，我们科学院也有政治纪律性差的情况。政治纪律性差就是不能严肃认真地落实党的政策，而见了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也不斗争，搞自由主义，传小道消息，成为风气。这当然也是组织纪律性的问题，违反党章规定嘛！不久前有两个同志乱传小道消息，一个过路人听到了，传到外边，公安部追谣言，追到我们这里来了。这很危险，现在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乱讲，你究竟站那一边？即令讲的是实际情况，向阶级敌人泄了密，多不好！过去在白区入党时我们宣誓的最后两句不是：“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吗？！现在严守党的秘密，同样十分重要。我们应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还要强调组织纪律性，要坚决纠正那种少数不服从多数、个人不服人组织、下级不服从上级、党的基层组织不服从中央的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恶劣现象。

有人反映，有的领导叫含糊其辞的领导，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不沾边，凡事走在后头，这可不行。要振奋革命精神，敢字当头。

总之，这两三个星期中要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要敢于坚持真理，也要敢于修正错误。

关于学习的领导。胡耀邦、王光伟和我三个人，来时任务是参加领导，了解情况，提出一个新的核心小组名单和向中央作一次汇报。现在要进一步抓学习和整顿工作，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要协助郭老主持党的核心小组的工作。两个国家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核心小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的制度取消了。为了协助核心组抓学习，成立了学习办公室。

我们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在学习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都要以身作则，勇敢地走在前面。我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要把主席的有关教导真正学到心里去，要认真学习文件，想想问题，不能雨过地皮湿。要开展大学习、大讨论、谈心得、谈体会、谈决心，从思想上把大家发动起来，都提高一步。

廿五年来社会主义的中国科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了不少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今后的廿五年内，在本世纪内，我们将要担负起更重大的任务。以后回过头来看，会看到我们这次学习和整顿工作，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它将使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院机关的工作问题


过去我在学校工作，那里与科学院不同。到科学院就碰到一个问题，科学工作究竟是什么个性质的工作？开始认为和文教工作差不多，因为科研经费在国家财政预决算中仍归口到文教项目，来采访的记者也是文教记者，我们参加为计划会议作准备的座谈会也和文教、卫生、体育、广播等在一起，后来才分出一个科技座谈会。经学习才明确认识，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早指出：科学的力量是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之一。它是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的。在近代的生产和技术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它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础，如物理学的牛顿三大定律等，就是机械大工业的理论基础，而科学新发展又为许多新兴的工业开辟了方向，如近代的化学工业是人们对原子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子能工业则是认识了原子核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人类又进一步开始认识基本粒子，可能将来会有广阔的应用前途。这些知识不论在中国或外国掌握了都可以用。

科学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有很多人直接从事自然界的研究或作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作为院部，担负的不外是科研计划，组织协调，物资供应，经费管理，成果鉴定，科学宣传，人员补充，学术交流等一系列业务工作，都是围绕着科学研究进行的。近代科学研究从私人的实验室，学校实验机构，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规模的研究，如基本粒子的研究，美国已花了四十亿美元，苏联三十亿，西欧十二个国家联合搞，花了廿亿。如果没有大的人力、财力也是很难上去的。我院规模也很大，有×万×千人，其中科研人员×万×，我们要很快搞上去，要鼓励科技人员，给他们创造条件，快赶上去，让他们赶超国际先进科技水平。要掌握外国的东西，洋为中用。

科学虽然是客观的自然界的规律性的认识，但国家不同，科学如何为人类服务，要求也不同。联合国委托—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写一本防止公害的书，其中谈到第三世界科学家选题，如只跟着所谓发达国家的科学家选题，就往往成了人家的小伙计，而无益本国的国计民生。如美国大讲能源危机，强调能源研究是首要任务之一，而我们就不能跟着那么讲，我们应把粮食、钢铁搞上去，就我们国家讲，搞海水灌溉，那就大有可为了。华北大平原土质好，可是北方缺水，要南水北调。如渤海水可灌溉沿海地区，就解决了大问题了。

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伟大气魄，要给科技人员创造条件，鼓励他们敢于学习钻研，独立自主地解决我们国防和国民经济的重大科技问题。在过去长征时，有的老同志谈，对王铮同志很照顾，白天用担架抬他，因为他晚上破译敌人电码，非常要紧。

我不久前到大寨参观。陈永贵同志讲：都说要学大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干劲大。但大寨还要前进！要科学种田。有人讲走资本主义的邪门歪道才能搞钱，陈永贵同志说，社会主义难道就不能挣钱吗？种果树，养猪，喂牛等都可以挣钱。大寨一年总收入十九万多元，养马每年收入就占四万元。最近主席讲了“老九不能走”。这说明革命事业是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的。当然，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群众也是不欢迎的。

但是，搞科研的人是离不开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学校出来，他们中的多数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由于努力学习和参加革命队伍的实际锻炼，其中一小部分是熟悉马列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也有些人仍然知识私有，只专不红，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科学院有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比较深，所以，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作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正是我们政治部、政治处、党、团员的思想工作任务所在，群众性的思想工作任务所在。这方面不能忽视，否则，我们与美帝、苏修、蒋介石的科学院就会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的科研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科研队伍应成为又红又专的队伍。

知识私有在有些人中是存在的，但当前，主要倾向是很多人对钻研科学有顾虑，尤其怕搞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他们一怕批，二怕变，三怕理论工作短期出不了成果。我们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革命科技路线，要和广大科研人员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执行，并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断前进。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们科学院，有两大类工作：一是科研人员的直接科学研究和科研辅助工作，在上面则是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包括科研计划，组织协调，物质保证，经费管理，成果鉴定，科学宣传，人员补充，学术交流等；一是科学研究的政治领导工作。在组织上执行前一方面任务的是院部，是正副院长，执行后一方面任务的是政治部，政治部是核心小组（党委）的办事机关。这两个方面，都是在核心小组（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科学院有庞大的业务工作，同时也要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从某种意义讲这是更重要的，是生命线。所以这方面更要加强。

现在什么都是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结果如何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全院思想动态，加强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讨论反而少了。这既代替和削弱了业务工作，更重要的是荒疏和削弱了政治工作。所以最近建立行政业务办公会议，每周开一次，在核心组和正副院长领导下处理日常的行政业务工作。目的是既要加强业务工作，又要加强政治工作，任何一方都不要偏废。

我们党政干部不仅学政治，也要学习点业务知识，很多名词术语不懂不行。科研人员既要钻业务，也要学习政治，要实行和工农相结合，又红又专，是大家共同的方向。反正今后各级领导要有一二把手，一把手抓政治，二把手抓业务，我们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和切实的业务领导。

联系实际，学习文件，整顿作风，落实政策。同时也要逐步进行调整机构等工作。

应当重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件大事，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人民日报》社论已经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水浒》这部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造反”为了做官，后来招了安还去打别的造反派（方腊）。我们学习主席批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到底，反修防修，把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当前要把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工作做好。

（根据九月四日上午李昌在各所第一把手布置当前学习、整顿会议上的讲话，对有关干部政策一段稍作补充，同时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段话，增补为这个记录稿的最后一段）。


（院机关党委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院机关党委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在大寨对录音组同志的讲话
江青
1975.09.17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下午六时三十分


今天和同志们讲一点事情，我们党内的斗争总是曲曲折折的。最近，就有人把主席的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指示传了出去，这是严重的泄密。我们党内有投降派。

最近，就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江某人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自杀了。还说中央有左倾，有极左派，说我是极左派的头子。……张永枚就听了五条谣言嘛！你说说。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主席就让右派放嘛。对于这些谣言，我是不怕的。帝修反没有一天不攻击我，我不怕，顶多杀头嘛！上“五·七”干校嘛！我怕这些就不是共产党员，我害怕的就是腻味地活着。

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受不了了。我顶嘛。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文化部那十条是过了，我说《创业》是粗了一些，我们可以搞得细一点，我建议只在国内发行。我们重新搞一个好的，我帮你们构思。《创业》题材还是我出的题目、推荐的呢。《海霞》是什么玩艺儿！它和《创业》不一样，是两个问题嘛！管他拿的是第几稿，把一个资产阶级的大美人，找一群把眉毛剃得细细的人演我们工农兵的形象。那里就有一个人物我喜欢，是阿洪嫂。现在老子不批《海霞》，怕影响主席评论《水浒》的战略部署。

我现在是科教片迷，我推荐了几十部科教片。科教片厂好，长影不错，珠江差些，就是北影不好，新影也不错。那个谢铁骊、钱江，还有一个什么？(答：史萍。)还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良心呀！就不用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是斗争啊！他们是有大后台的。

你们想一想，从六四年全国会演后，我们出了多少部音乐、舞蹈，——大的、小的、中的，诗歌。比文化大革命前多嘛！(于会泳报了数。)从一八七一年的资产阶级文艺开始，那么多年，有多少东西？你们要想一想，那个资产阶级良心那里去了。现在有的厂子又搞三自由一中心了(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

那个时候，我就向政治局的同志吹吹风，让他们看看《青松岭》、《火红的年代》、《艳阳天》。

同志们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主席提出批《水浒》，为什么？因为党内还有投降派。为什么主席的指示未经政治局讨论就传到下面去？个别的省委还往下传达了。同志们，还有人竟把主席的指示给篡改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把“资产阶级”抹了。后来，通过斗争才把“资产阶级”加上，所以同志们要好好学习。

同志们，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年青的时候是怎么看书的？在东安市场。一个大姑娘，要走几个书摊才能看完一篇文章。那时候在北大图书馆，我中午就吃一个烧饼，我每个月才花七块钱。有的人攻击说：有的团二十多元伙食多了。我那是经过请示中央得到批准的。他们练唱、练功，费不费力气呀！听说有的飞行员眼睛得了色盲，不飞了，还每个月向国家要七十元的补贴呀，这个资产阶级法权要不要限制？同志们，老子今天要骂人了！这些混帐、王八蛋拿这么多钱，不开飞机，不公平啊！

江青在吃饭中说，毛主席说只要不是国民党，我们就团结。即使是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我们也要团结。

吃饭中江青问张天民：“你谎报军情。”张无话。江说：“你是不是再向中央写封信。”王淮湘答：“要写封信。”江追问张永枚五条谣言，张站起来沉默一分钟，说：“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马克思一生没有个人的敌人，有的只是阶级的敌人。说：一、文化部是个大行帮；二、把‘江青比作历史人物’……”江青接下去说：“这些王八蛋，说我是吕后、武则天，她们是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我没有她们那样大的精力。”张说：“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后。”江说：“他们攻击我，就是攻击主席。”

从大寨回北京的途中，江到车厢看到张永枚。江拍着张的肩膀说：“娃娃，你说的那个话，我查了一下，恩格斯没有这样说过，我怎么能和马克思比呀，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我是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我不同意你这么说。”又拍张永枚肩膀说：“娃娃，你可不要当墙头草哇！”

火车开了之后，于会泳分头找各组说：“张永枚的譬喻是错的，大家回去就不要往外传了。”


(中国歌舞团乐改小组提供)

来源：中国歌舞团乐改小组提供


胡耀邦在科学院半导体所座谈会上插话
胡耀邦
1975.09.18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今天重要议题之一，××××多人，抽出300多人搞基础研究工作。×个室确定一个或几个室，搞基础的不要天天催他交任务，几个室都在搞，检查不出来。没有手段，没有能力。集中好？还是分散好？

看书，首先领导带头看就带起来了。室主任、支部书记不领导看书？

名不正即言不顺，室主任就是要领导科研第一线，所、室都是生产第一线。

室主任你们看恢复不恢复？叫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路线？我看是形而上学。支部书记当然是政治领导中心，“业务负责人”是五个字，“主任”是两个字，“室主任”是三个字。一个室主任，一个支部书记，一个司令员。支部书记就是政治委员，室里主要就这两个负责人。

（有人谈到这样是否复旧）

复旧？！你说复旧就复旧。

从工作利益出发，不用拿名词吓人，重要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就是修正主义。所和室都是科研第一线，工作好不好，主要看这一条。科学院不搞科学行不行？《水浒》当然要评论，但不搞科研，不糟糕吗？思想明确了吗，大师傅不送饭，机要通讯员不送信，司机不开车行吗？不要用名词吓人，谁也不行！

不看书，室主任要带头看。他看，你还说是白专道路，那怎么行？

房子问题，有影响，有××××户无房子，还不包括你们所。

搞业务的要读书，要支持他们读书，党政干部业务领导要支持他们读书。政治干部要多读马列的书。长春有一个口号，知识越多，权威越大，越反动。简报登他一下。反对学习， 自以为是，还讲人家是修正主义。党政干部多读马列主义，也要多读本行自然科学。干部带头读书，不读书不行，不读书就要迷失方向。要支持读书，不要反对。要批判那些反对读书的谬论。长春的口号通报他一下，不然他还说他是马列主义。慢慢经过几年。特别要翻译新技术、新资料、新观点、新工艺。

当有人说：（希望领导在适当的场合给大家讲讲）

胡：是要给大家讲，不讲犯错误，你们先讲。领导带头读，支持读，经常熟悉本行新技术、新理论、新工艺。

（汇报到住房困难时）3000平方米就是十分之一（有人插话：他们这里是比较困难）

（汇报到基础理论研究时存在的问题时）

胡：一个叫606，一个叫914，晓得搞了几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讲了这个，是30年代前的事了。

恩格斯死的那年，居里夫人才发现镭有放射性，她只做了播种的工作，未看到收获。

（谈到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时）

你们讲的我不懂，任何时候都要搞科学实验，失败了，一百次，二百次，失败了，不要紧。九百一十四次成功了。炒菜不行，要搞科学烹调法，由炒菜到科学烹调法。

要独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创，但未想到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毛主席做到了。有的同志要搞第四代、第五代，要他想办法。

你们是否掌握了工艺？（答：工艺是掌握了，理论没掌握…）看外国的，要经常看，一个人看不完，要分工看，才行。有组织有分工的合作看，不是一次，要不断跟踪。

还有一条，今年拿不出成果，明年拿不出成果，发不发慌？我们是打过仗的。一九四六年人家七战七捷，我们丢了张家口，战士都骂。你们研究不出来，也难说呢，自己发慌，下面会埋怨，没有成绩，下面埋怨。

工厂的书记，不重视理论，有他的原因，搞不出成绩，发慌，埋怨。

必须努力，艰苦奋斗。首先你们不怕困难。伤脑筋，思虑过多，看你精神状态怎样？是否努力奋斗。马克思未走成社会主义，列宁走成了十月革命。

大家艰苦奋斗，科研上艰苦奋斗，迟一些不怕，大家看的见。打了败仗时，没有办法时，困难时，要团结，鼓斗志，不要吵架。打了败仗，纪律也不好了。

你们团结，艰苦奋斗，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开动机器调查，我们就支持你们，要讲清楚。

我讲了两条：国际上新技术，新理论，要组织人跟踪。无成果时，不要慌乱，不要埋怨，要团结起来，开动机器，也就是艰苦奋斗。我们就支持你们。

就讨论到这里为止。

（讲到房子问题）

先搬到廊房一段时间行不行，一年两年先搬去一个室行不行。

动员一两个室去成不成，看电影差一点吧？（答：不差）菜？（答：不差）就是艰苦奋斗差点。你们室有没有这么个勇敢分子，吃粗粮。派它一两个研究室去嘛！动员不去就算了。

你们落实政策的情况怎样？

（答：略。）

交群众讨论了没有？

（答：今天才交党小组长讨论）

下周各所要开落实政策大会，各开各的。

（继续汇报落实政策的情况）

胡：人都死了嘛！都逼死了嘛！还开除什么党籍。话要简单明确。原因不要去分析他，分析他反而被动。叶副主席六条反复讨论。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同志不是5.16，恢复名誉就行了。有错误的人写个检讨就可以了。越快越好，国庆节后，你们很被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九个国庆节了，还有××个人心情不舒畅，不应该让他们不舒畅。以后一两个月召开一次大会，抓住个题目，国庆节前把四个人宣布了。

在我看来，一百个人是可以完的。今年年初时邓副主席讲落实干部政策时说，不要一个一个地搞，要一串一串的搞。还有一部份搞专案的同志思想不通。有什么不通呢？开始我审查你，我审查过头了，以后你又审查我，他们说有的想不通。半个小时就通了，都不记账，你不记我，我也不记你。三次大的审查，第一次我被审查，十八岁，A、B团，软禁四个月，分配工作。第二次延安审干时，我审查人家有错误，但大错误没有。第三次是这一次，有什么想不开呢？共产党人嘛，什么关牛棚啊，你是老同志？是关云长？不要委曲，家常便饭。挨骂也是家常便饭。犯了错误就检讨，检讨了就干，就敢字当头，犯错误也是家常便饭。不要紧嘛，精神境界高一点嘛！ 自己得到锻炼，得到考验，坏事变成了好事。

复查主要的不是技术工作，主要是政治挂帅，我就不相信有的同志一定要争个平反，主要作好思想工作，复查还是个政治挂帅的问题。思想境界高，多承担些责任有什么不好，为革命承担责任嘛！


（根据半导体所，政治部杨礼方同志、调研处杨绶荪同志记录整理）

来源：根据半导体所，政治部杨礼方同志、调研处杨绶荪同志记录整理


江青对部分电影创作人员的谈话
江青
1975.09.18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下午，江青要北影、长影等单位部分创作人员观摩了《康贝尔王国》《简爱》等影片后，开会进行了座谈。会上，江青作了以下谈话：


主席说，文艺评论太少。我们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基本好，基本坏，把握住这两个大概念，这样才能繁荣文艺创作。我们不要怕评论，也不要怕人家骂。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光讲好的一面，要通过评论了解缺点和不足。在文艺评论上，主席为我们作了典范。比如最近评《水浒》，批宋江。当然这不单是文艺批评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斗争。主席对《创业》的批示，给了你们很大的鼓舞。我找你们来，也是鼓励，也是帮助。对作者，只要不是国民党的，都要帮助。国民党投降我们的，也可以帮助。

我们不搞无冲突论的作品，不搞阶级斗争熄灭论。象《康贝尔王国》这样的资产阶级电影，就注意写冲突。它矛盾冲突不断，一个高潮接着又一个高潮。主人公小康贝尔，有些书生气，把他打扮成英雄，所有资产阶级人物都帮助他，掩盖了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反动本质。摩根这个反面人物写得也不错。他是个小包工头，写他同大老板有矛盾，跟工人有矛盾，就是同那个胖司机，也有矛盾。

“三突出原则”不是我提的。这一点，文化部几位同志清楚。我只讲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对立面也要写好。不能写弱了，写弱了对主要英雄人物衬托不起来，影响塑造英雄典型。

电影创作要搞民主集中制，不搞导演中心制。一个创作班子，就象下棋，有卒子，有老帅，导演不懂这个不行。我们搞戏有这样的经验，既听群众的，也听专家的，不同的和反对的意见都要听。然后把好的意见留下，不好的意见排除，有些不好不坏的，可以暂时放一放。这样最后集中了，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经过充分民主以后，到了摄影棚，要听导演的。

要给创作人员看参考影片。他们搞电影的，不看片子怎么行啊！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只有二百三十五个镜头。有的一个镜头长达四分钟、五分钟，甚至将近六分钟。很讲究调度，构图好。导演要搞沙盘啊！无非是通过推、拉、摇、仰、俯、升、降这些镜头，组成语汇，形成电影语言。电影主要是视觉艺术。我们下一步搞片子，要从这些方面努力。你们在基本功上不刻苦。要刻苦啊！

文学剧本定了，导演要排练戏，要充分做一好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一定要排练，这样，拍起来就快了。还有，导演要给演员做戏的过程。《在那些年代里》的角色是舞台演员，会做戏，和导演、摄影配合得好。演舞台戏，演员面对观众，跟观众有交流，功夫是过硬的，不象电影演员，导演要你怎么来就怎么来，一哭就点眼药水。

技术我们还没有过关。技巧也没过关。技巧是艺术问题。在这方面，你们不要怕失败。我拍照片，就是实验，不好了再拍。每次拍我都有纪录。我看了一些杂志，了解了一些情况，直到去年，才知道我那样做叫“低密度曝光”。在创作上，我鼓励你们敢于创新，勇于实践，不要想一举成名，要做垫脚石。我们的照相设备要改进。服装不能老穿新衣服。象《鸽子号》的男主角。就穿一条破裤衩，很真实。化妆要从塑造形象出发，多给演员想些办法，但不要把工农兵化成资产阶级大小姐。《山花》再拍的时候，女演员要加柔光镜。《南征北战》有些镜头没有加柔光镜，欠妥。电影演员要懂角度，不懂不行。影片《斗牛》的剪接就很好，斗牛时用替身，你都看不出来。我们有些戏，要在场地外景拍摄。场地景宽阔，便于拍运动镜头。


在座谈会上，江青还谈到，她一直考虑，我们有许多新的斗争生活和革命历史应当反映，而且要反映好。并提出了几项创作任务，作了一下安排。

一、江青看了《山花》一些样片，认为有的还不错。要重拍。拍宽窄银幕两条。剧本由原作者孙谦、马烽同志提出修改方案，报文化部。文化部也要提出意见，再上

二、要拍个新《创业》，反映石油工人斗争生活的题材。这次搞宽窄银幕两条。剧本由张天民、孙谦两位同志和大庆创作组来写。孙谦同志完成《山花》剧本以后，投入这项工作。

三、创作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题材的故事片。张永枚同志把《八一的枪声》的文学剧本定稿，马烽同志把《山花》剧本完成后，投入这一创作。导演由崔嵬同志担任。

四、创作反映井冈山斗争题材的故事影片。王树元同志尽快完成《杜鹃山》话剧本，浩然同志完成《金光大道》小说后，投入这一创作。导演由成荫同志担任。

五、创作反映《四渡赤水》题材的故事影片。搞长征、井冈山题材的同志，也要收集《四渡赤水》的素材。另外物色编剧和导演。

江青在提出以上创作任务时，指示创作组，作好准备工作，先下去生活，回来看历史资料。同时，要带上几个有苗头的青年编剧，例如《车轮滚滚》的作者×××同志。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来源：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落实毛主席9月16日批示干部会上的讲话（讲话材料之34）
1975.09.20


我坐着讲不出来，我要站起来讲。讲三点：一、我对主席批示的体会，初步的体会；二、要不要向张锋同志学习？向他学习什么东西？三、我们全院怎么展开对主席批示的学习、讨论和贯彻？不要忘贯彻，不是讨论一下就完了。

先讲第一点。昨天小型座谈会上，我向到会同志提了三个问题：1、我们大家要认真想一想，毛主席为什么批张锋同志这封信？2、毛主席的批示对我们的教育是什么？3、我们应当怎样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刚才同志们的发言解决了一些，完满地解决这三条，我也没有想清楚，办法还是发动群众起来后，一步一步的想清楚。主席的批示，要求同志们，首先是我们核心小组，各单位一、二把手，千千万万不能麻痹大意，是件大事情。

我们回顾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天下大事，国内外大事，多么繁忙，这几年，主席批群众来信，我所知道的重要的三次。一是批李庆霖同志的信，这封信批下去，鼓舞了、坚定了全国青年坚定地走上山下乡、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督促了多少党委克服官僚主义的作风，关心群众。这是批一封信吗？这不是关系路线问题、方向问题的大批示？二、不久前对张天民（《创业》作者）的信的批示，文化部门正传达，这一批，一定会促进文艺战线上的更大的繁荣与发展。第三，我们这一封信，9月16日毛主席批了我们科学院一个小人物张锋同志的信。

9月16日这个日子，我们全院同志不要忘记，这可能是（可能是啊，一切事有两个可能，如把批示吃透了）我们科学院全部工作、各行各业的工作走上更大发展的起点。主席这么大一个号召！为什么呢？以后讨论时决不要以为主席的批示只是解决《化石》刊物的问题，与我无关。主席是抓典型，抓住张锋同志信这个典型，来促科学宣传、科学出版、科学实验，促我们全院、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工作。我完全同意前面同志所讲的，千万不要以为主席批示只是谈到科学出版的问题。主席清楚我们科学院群众的潜力是很大的，广大干群是好的。主席历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么。我们潜力大，政治觉悟是高的。主席也知道我们科学院系统工作中有不少困难。主席、中央领导同志也知道，我们科学院将近X万人，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很好的意见还没有讲出来，有许多思想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张锋同志是这些同志中敢于把好的意见讲出来的一个标兵。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科技工作，科学出版工作，群众中有很多好意见，放在心里，不敢讲或不愿讲，而张锋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怕什么？讲了，讲得多好啊！我看是讲得很好的。为了把科学院各行各业工作搞上去，搞得更好，我们有许多同志有许多很好的意见，但蕴藏在、埋在心里头，没有讲。

张锋同志带头讲了，这就是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抓典型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我们3个人抓不住，主席为我们抓了。主席为我们搞好工作指明了方向，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按这个路子走，把大家发动起来，叫大家把好的意见讲出来。当然，有针对性，有批评。批评么，我看，我们3个人说过，我们这些人，中央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误。过去犯过的，就张锋同志问题上，刚才有人检讨，我也有错误，张锋同志1957年给我写了一封信，为了家庭关系不能入团，……。所以我们这些同志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是家常便饭。犯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再前进。这是我们共产党员应有的风格！爬起来再干！（捶桌子）要敢字当头。主席这方面讲话很多，刚好找到列宁同志这个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也讲了，“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这是列宁的话。不干工作的是最大错误。我们来时，中央指示科学院要整顿，据说还有同志思想不通，说：“为什么要整顿？”假如有这股风，坚决顶住！（捶桌子）打回去！中央同志说了，军队要整顿，我们就不要整顿？！

今天上午向山西同志请教了一下。我没去过大寨昔阳，他告我非去不可，情景可动人呢！我问他，大寨最根本的经验是什么？他答两条：一是班子是硬的，亲自带头干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的干部每年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干部都亲自上前线，真刀真枪的干，真带劲，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村看村，户看户，老百姓看干部，这是我们唱了几十年的话。我们学大寨学昔阳首先要学这一条，我们科学院的干部也要亲自带头上科研第一线。这个杂志怎么办，这个科研项目应怎么攻上去，我们参加进去嘛！所有的都参加进去不行，半年参加一项嘛！贯彻主席的批示，上第一线去，不要蹲机关，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道，上第一线去。听说陈永贵同志一下车，经常在山上。这是硬班子。这位山西同志是XX的，他说：“假如我们XX的干部有他们一半的干劲，我们XX的面貌就变了，我们也翻身了。”这话多么深刻啊！一条是上前线。

第二条经验是经常整风。大寨全国有名，全世界闻名，还要经常整风。我们才整顿嘛！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我们这里提个整顿，就…哎呀！如果有同志不了解，可以原谅，但是，假如有人想刮妖风，说“整顿就是新领导想整什么人”，那是造谣！不是这么回事嘛！我们是通过大学习、大讨论，求得大提高。这一条必须讲清楚，要经常和同志们打招呼，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行动上要坚持“三要三不要”。谁要是口头上讲这，而行动上违反，则2、3个月后群众起来了，保也保不住。不管是谁，不管你胡、李、王，谁不坚持“三要三不要”，都不行！坐下来学习，联系工作实际，查查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总结经验，目的为把科研工作搞上去，那有什么不好呢？

没有问题，我们科学院廿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做出很多成绩，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取得不少成绩，觉悟提高了嘛！经常研究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嘛！如按毛主席这教导，我们是能够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管你什么《化石》、顽石也好，科研上的难关也好。本世纪末我们的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处在世界前列，把科研工作搞上去，那都要我们这条战线上的同志付出辛勤的劳动，艰苦奋斗。如按毛主席教导，经常发扬成绩，经常发现问题，克服缺点，我们就一定能把我们的科技事业做得更好些，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教导。

二、应不应该向张锋同志学习？向他学习什么？这个我没有分析清楚，当然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这可能是我们讨论首先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又出来一个风头人物：叫姓张的，有什么向他学的！这是学习主席批示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我没有见到过张锋同志，我根本不认识他，57年我欠了他一笔账更不清楚，我跟张锋同志没有什么山头关系，谈不上。不搞先验论，退一步说，张锋同志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完美无缺的人是没有的，这我们的革命导帅马克思、毛主席都讲过。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历史上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超人是没有的，完人是没有的。矮子里头挑将军，比较正确，比较勇敢，比较有水平。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现在对XXX同志的争论应该澄清了吧。对XXX不是还有争论吗？全部一致了？XXX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就，不值得学？讲风凉话呀！英国人写了一本关于数学理论的书，第11章叫X氏定理。当然X有这样那样缺点，但他刻苦钻研，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讲，我跟他（指XXX）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哟！同志，我应当惭愧，还讥笑他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赞了历史上多少有名的科学家，假使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非不能含糊。X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么讲？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如果要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当然政治上他有这样那样缺点、弱点，可能的。他拥护社会主义，他不反对毛主席么。中央领导同志还告诉我他还有一条，他不搞资产阶级派性。同志们，我们在党的会议上，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这样讲，也可能中央同志会知道，X政治上基本上是好的。

张锋同志整个这封信好在哪里？充满着对党、对人民事业的热爱，想的是怎么把本岗位工作干好，为了把工作干好，他敢想敢说。是不是充满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热爱，对本职工作的热爱？能不能这么说？我看可以这么说，他对他那个螺丝钉工作充满着革命的激情。还有他通篇充满着分析，讲道理，又敢于提出必要的批评。根据主席的思想，主席的路线，进行分析，至少这一篇我看是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主席不会下批示的嘛！唯物主义是最讲道理的，不是骂人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是鲁迅的话。不是骂人，骂人不是战斗。主席的批语：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我看就是根据这一条。他是个螺丝钉，小人物，实事求是地提批评，提建议。我刚才说了，我院其他同志也有，还多呢！我相信有许多同志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学习怎么搞好，工作怎么搞好，生活怎么搞好。图书进口公司简报讲花XX元钱买到不少很好的资料。好同志我看多的是啊！群众中蕴藏了多少社会主义积极性啊！列宁说：“共产党员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说来说去，还是主席讲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这个人就是因为不相信群众，跌了多少跤子，造成多少损失啊！还请同志们注意，张锋同志今天的发言，特别是第三、第四点，他又讲了新的意见，又是百家争鸣，他敢讲。我建议把登张锋同志发言的简报多印几份，也印它520份，目的是使广大干群把好的意见都讲出来。我相信党政干部、老科学家、年青科学家、工人中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张锋同志今天讲话很好的，值得学习，他今天为了发展百家争鸣，又讲了几点很好的意见，同样值得学习。今天向他学习，是不是张锋同志今后就保险了呢？那也不一定，从不革命到革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两种可能：一天天一年年把自己的工作推向前进，好上加好，也可能；不好了，跌倒了，那很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这个可能，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么。话要说回来，对张锋同志可以不可以学习？要不要学习？学习什么？

三、怎么讨论？全院传达、学习、讨论、贯彻，提这么几点意见，请各级党委研究一下。

1、主席批示，张锋同志的信，我们少数同志商量，还要学习主席的一些语录。譬如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节；《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按主席路线搞科学研究是反修防修的重要工作，反复地讨论这个。还有许多其他语录，你们自己选。加上列宁这一篇（《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制定这么些学习材料。先细读两遍，然后三三两两议论开。指定材料，先学，小组议。

2、如何讨论法？我的意见，千千万万不要先传达我们今天讲的，把我们几个人讲话又搞那么两三个小时，把人口封住了。今天除了张锋同志的讲话，我们核心小组同志讲的至少两个礼拜不要讲。先讲我们的，然后所里的，余下都做活神仙，讲好好好，说都讲的不错，时间过去了，完蛋了。还有一点，干部和群众不要分开，干部到群众中去参加讨论，核心组同志也分头下到群众中去一起讨论，必要时加以引导。比如，不要随便扣帽子，要提高认识。干部必须引导群众，朝着深入发展前进，谈问题，谈好意见。要讲话，到时不讲话是不对的，不要各管各。我们也去参加一些。

3、必须同落实政策、业务一起抓。不要耽误落实政策，不要耽误业务工作，不要隔离开来。搞多长时间，没有把握。把主席批示作为搞好我们科研工作、业务工作、百家争鸣的工作的动力。为此，要花点时间。我的意思，作为起点，讨论一步步深入了，就可以和整顿思想作风、整顿领导班子衔接起来了。把好意见拿出来，光开小组会也不行，每周开一次大会，开一百到三百人的大会。人少了讲不起劲，天天开大会也不行。有好的意见，成熟了，开全院大会。有小组会，有百把人的会，象张锋同志的意见在上千人的会上讲，我看同志们是愿意听的。漫谈、小会、大会交叉干。干多长时间呢？我说不清，搞下去么，摸着石头过。

4、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按照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批示的，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讨论中可能有批评、自我批评，但不是这一部分人反对那一部分人，不是要打倒谁。必然充分讲道理，摆事实，提好的意见，不要动不动就扣大帽子。主席有批示的，不要动不动就训人。还是大学习，大讨论，大提高。中间免不了批评、自我批评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么。被批评的同志不要紧张，好好想想批评得对不对？相信大多数，相信群众嘛！

5、这么多人有这么好的意见，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交流情况？这个问题没想好。有些好意见还要送中央，压在院、所怎么办？真正是好的意见，小组谈的综合一下；在大会上讲的，好的可以挑出来；这要我们认真鉴别。又要落实政策，又要落实批示，又要业务，忙得要死，怎么办？一鼓足干劲，一改进工作方法。……

我们总的目的，主席那么关怀我们，那么寄希望于我们，真正的革命者，总有一天，我们敢在毛主席、党中央面前，挺起腰板说：我们没有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现在不是许愿的时候，但是我们要伤伤脑筋，钻进去，和群众结合起来。一切革命者，共产党员，希望我们有那么一天，等我们工作收了一点成效了，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向主席报告我们没有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应不应该提出这么个要求来？


（根据杨礼方等同志的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2—36）》，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邓小平对×××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
1975.09.21


邓小平通知×××同志到××省委工作时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摘录）


（你）去了，还是搞班子，反资产阶级派性，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搞。相信你去会把工作搞好，我不怕你在工作上出什么问题，就怕你勇气不够，不大胆。靠边站了这样多年，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正确吸取，不敢大胆负责，要怕就怕你这一点。×××到××省，×××到××省也不过是几个月时间，局面就改变了，主要是大胆，不怕。现在有些干部就是怕被打倒，不要怕被打倒，不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如果把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提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不要顾虑多得很，怕这怕那就办不好事情，毛主席的路线就贯彻执行不了。

你去了，班子问题你考虑，关键是团结、使用老干部，解放老干部。有的人无非要说你是“还乡团”、搞“复辟倒退”等等。（×：我一安排老干部，有人就说“峨嵋山幽灵和乌山幽灵结合起来了”，搞“右倾复辟了”）他说他的，搞事情总是有人要反对，不要怕。反正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要调整，老干部要依靠。

几个文件（指核算单位过渡问题的几个文件）你们看后有些什么看法？当然，有一些现在还不行，但是每个县总有一些比较好的大队可以试行，可以分批地搞。这条路肯定要走，大家要作点调查研究，然后按照实际情况逐步地走。……×××同志讲的几条理由中还差一条，就是一定要同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要实现机械化，核算单位不大一点怎么行？

（××同志讲到最近下边有许多政治谣言）主要是报上发表了评《水浒》的文章引起的。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邓小平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预备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
1975.09.22


邓小平在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预备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摘录）


有部分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不纯，主要是“双突”的问题，影响很大。这就涉及到新发展的党员，新提拔的干部，符不符合主席指示的五条标准。请示主席后，政治局也曾谈到要整顿，主席在七一年就谈过，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整军。最近请示主席，还有工业方面、农业方面，以及其它方面，比如科学研究，文艺双百方针等，也要整顿。主席曾说文艺政策要调整，我们理解也就是要整顿。总之，工农和其它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核心是党的整顿，党整顿好了，干部政策端正了，有一个好的党来带头，其他就好办。应该多花点时间考虑整顿问题。这次会议就要讨论党的整顿问题。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李昌在中国科学院院、所干部学习毛主席9.16批示小结会上的讲话（讲话材料之38）
1975.09.22


主席对张锋同志信的批示，大家讨论了两个半天，反映出来一些问题，现在我来讲一讲，讲几点体会。


一、主席对我院张锋同志信的批示，表示了他老人家对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普及工作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宣传的极大的关怀。主席的关怀和广大工、农、兵、学的关心是一致的。主席是从上面反映下边群众的要求。群众都关心这件事。这种事为什么要关怀呢？有很大意义，归根到底，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因此搞好这项工作也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实保证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做科学组织工作的，还有科学家和工人，要看到主席对我们抱极大的希望。这是最高尚最光荣最伟大的事业。主席的关怀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动力，这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誉，……。

学习的目的还是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科研工作搞上去。当前要落实到整顿科学院，把我们工作搞好。

现在群众对各级领导有些信心不足，这有各种原因，问题比较复杂。我们遇到的情况是有些同志对这次整顿信心不足，讨论时有几个同志比较坦白地谈了，信心不大足。对我们新来的领导是不是全院所有的人都相信呢？也不是都相信。我看一半信，一半要看看再说。你刚来么，我不了解，我得看一段再说。这也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能相信过份，我们也犯过错误。但要是对整顿工作信心不足，那就不好了。……能不能说思想没跟上形势的发展呢？不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我说过了，我这个人工作积极，水平不高，耀邦同志比我强。过去有的领导说一两年改变面貌，结果没有完全改，群众有意见。这不是我们那个干部的问题，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如一定一二年改变面貌，要求也过高，一些先进单位可以，要求所有单位则要求高了。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般说搞得好班子起决定作用，但不能说那个单位工作没搞好就是一二把手有问题。我们说这次整顿工作可以搞好，是根据形势发展来谈的。这次应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中央发了9号、13号、15号文件，还有解决XX、七机部问题的文件，还有军队要整顿，发了18文件，经文化大革命后对军队进行整顿。党中央对军队要整顿，对地方和各行各业都要整顿，我们科学院的整顿是党中央对全国各项工作整顿的一个环节。既然铁路整顿见到了效果，地方上见到了效果，军队见到了效果，那我们科学院也一定能见到效果。更重要的是有主席的指示精神，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七机部老大难有所改变，铁路解决了，所以我们科学院的面貌也可以改变的。但也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能解决得了的，如房子问题。这里边有工作问题，也有实际困难。这十年搞运动去了，修房不多，年轻同志成家立业，这些年北京的基建没有跟上去，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指标满足不了，这一窟窿也不是几年内就能解决的。但也不是说就撒手不管，就维持现状，有些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比如外宾要对科学家进行家访，因为我们科学家的居住条件太差，拒绝了。我们相信中央会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但是，也不是一下子都解决得了。整顿工作做得好，开辟解决问题的道路，差距可一年年缩短。要大发展，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所以我们要准备到外地去。所以应迁出的还要迁出。我们有些地方的房子没有充分利用，如合肥科大，还有新乡，要充分利用。最近包头召开希土工作会议，决定建希土所，就准备建到合肥去。虚的问题好解决，实的问题反而难些。虚的问题也努力贯彻党的政策。

总之，毛主席这次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关怀，鼓了很大劲，说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我们，好象他老人家就站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工作一样，我们应该信心很足。


二、关于普及和提高问题。

中国科学院与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应有些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我们的科学研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还依靠人民，是走群众路线的，是专业队伍与群众密切相结合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科研。如运筹学在东京开会，外国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比我们复杂，但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考察团到日本去做报告时，谈到我们国家有一百万人推广应用优选法，外国人听了感到惊讶。……过去我们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美帝，靠人民战争。我们伟大力量所在在于人民。现在我们搞科学技术也是靠人民战争。不久前我们发现了一个新星，江西一个教师、下乡知识青年用肉眼发现的，打了电报来了，群众中大有人才。所以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多少人搞科研，这是我们强大的后备力量。

我们又要搞提高，又要搞普及。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搞提高，要走在前面。我们国家要大搞科研，大的工厂要搞科研，中小工厂几个厂联合起来也可搞一个科研单位。我们和人家搞得差不多，就意义不大。我们要搞得高一些的，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提高，又要帮助他们前进，就得先上。如果我们和企业部门搞的一样，就没有必要，我们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科学院的任务不是和工厂一样生产，而是要走在前面，为工业前进开辟道路，而又不脱离工业。如果不走在前面，就该打屁股。也有现在不完全与现有工业联系的，XXX谈了，有的要几十所，最后工业才跟上来。人们认识了原子核，摸索了几十年，才应用。现在人们研究基本粒子，现用处不知道，但将来肯定有很好用处。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问题，现在怎么用还弄不清楚，但解决偶数与素数的关系，这是理论上的很大的提高。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得别人不敢小看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世界领先的科学家。

每个科学工作者要向李四光同志学习，向党和人民汇报工作。李四光同志为了能让主席了解他的学科，亲自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叫《天文地质古生物学》。大家也应当能够把自己的学科，深入浅出地把它表达出来，让外行也能看懂，向党、向人民汇报自己的工作。那天李涛同志讲的好，工人不了解搞加速器的意义，派人去介绍了，工人了解了，干劲就大了。

我们只是尖兵、侦察兵，要汇报，但不是一提倡搞普及，就不要搞提高了，提高也是要搞的。搞提高后也要向群众学习。今后我们每年可以搞一次学术活动，不光请老科学家，也可以搞老中青，大家也可以互相学习，讲讲辩证唯物主义。1965年开物理讨论会，蔡祖泉就做了关于新光源的学术报告，他讲的很好，老科学家可以向他学习，互相学习。工农兵也有懂科学的，将来搞物理的科学家也要到工厂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得到政治上的营养，思想上的营养。


三、主席批示了张锋同志的信，说明主席很支持下面群众的意见，支持“小人物”，支持一些和贯彻党的政策阻力的人作斗争，有的同志说，学习主席的批示和我院搞落实政策不大联系得上，其实和落实政策是有关系的。贯彻政策是不是有阻力？有阻力，个别的思想上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对这样的同志可提意见进行帮助。我们要采取正确态度，发动群众，把阻力排除掉。落实政策要实事求是，不能因过去感情不一，抓住不放。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单位落实政策后要分配工作，有的就是不分配，该恢复职务的就是不给恢复。对这样的专案人员要换换，要掺砂子。是党委领导专案，不能搞专案左右党委。做了结论不给分配工作不好。党委要敢字当头，支持正确的意见做到分清是非，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如耀邦同志讲了，增加《化石》出版的数量，他们说要顶住，这个思想就不对了，你顶住什么呢？有困难可叫，上面讲，不听，顶住，现有这情况。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代表党和人民来掌权，用党的政策来掌权，不能为所欲为。领导不要怕，要学张锋同志，要支持群众，和这些阻力进行斗争。

张锋同志态度很好，要学习张锋同志。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推动院里的工作，他敢于揭露矛盾，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可以大大提倡，群众起来可以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阴暗面，缺点和错误。不是为了整哪个人，而是要把大家的认识提高，把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好，行动起来，把科研推向前进，以实现毛主席所指示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的目的。同志们注意，最近下面谣传比较多，有些话是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团结的，对党的团结不利，有的甚至是破坏党的团结的。比如说什么年青吃不开了，要把青年人都赶下去，等等，没有这想法么，是不是政治谣言？传这些话的人，政治纪律性是很差的。这些问题要注意，对一些带有政治性的谣言要顶住，要追查。前不久，某些单位传的很凶，我们追了一下顶住了。……


下面讲讲传达主席批示，对发动广大群众的几点意见：

1.要大张旗鼓地传达。主席的批示，现在院里决定印1万份，很快就印好下发。你们要尽快向全体群众传达。我们讲话的精神，你们也可以回去讲。但希望你们讲你们的话，最好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你们自己讲一讲。还是接过去党的传统，上面讲了，下边根据你们的情况讲讲。……重大事情来了，领导带头，主要干部一定要站在前面讲话。……

有的同志讲要造声势，我们的意见不一定故意去强调造声势。学习、讨论、贯彻、落实主席的批示，归根到底是一个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思想发动的问题。当然，必要的大会传达、发动也还是必要的。

2.传达后，大家议论纷纷，这好。但群众运动重点还是抓骨干，无非领导小组成员、支部书记、党员、团员等。要强调党内、团内传达和讨论。对党员要求要高，党员要起作用。核心小组成员首先要起带头作用，是领导么。我们是先锋战士，张锋同志还不是党员，可对照一下，我们怎么样？推动我们的思想前进。……我们这次传达有个缺点，就是业务人员少了，你们开会要改这个缺点，因信里边涉及他们。……要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另外青年团也要单独开会，这也是个环节。人少一些，但青年人么，总是比较活跃。

3.大家的意见如何集中。

群众发动以后，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怎么办？怎么集中上来？群众对领导多少有点意见，有点不大相信，……是不是你们可以推选一、两个人与我们联系？群众都知道他与院联系，我们听他们的汇报。群众告诉我们的，我们设法告诉你们。我们心情也矛盾，想听到群众的意见。但如果都写信谈，一大堆，我们也吃不消。我们共30个单位，都和我们谈，一个单位谈一天，就一个月过去了。我是参加接收上海的，一个月每夜打枪，很紧张，情况不易了解，后来就采取派联络员的办法，请他们轮流汇报，情况很快就上来了。院部派联络员没有那么多人，派不出来，所以打算请你们每个单位选出一、两个同志，这个同志要得到党员和群众信任的，不然大家不同意，不跟他说，情况也反映不上来。……这个办法看行不行？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杨礼方等同志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7—39）》，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院政治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材料之35）
1975.10.06


今天，一方面和同志们见见面，另方面想说明几个问题。

有同志认为新领导来了，似乎什么都行，都会。这么看，不是超天才吗？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我讲过多次，我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也犯过许多错误。每个同志都是两点论。当然，两点论有主次。要看他主要方面是什么，好的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是主要的。在我看来，中央、国务院决定王屏同志来，参加核心组的领导，负责政治工作，是考虑了他的主要方面，经过几十年的革命考验，证明是好同志或比较好的同志，但缺点、弱点当然会有。他刚才说他一无所有，我认为是过份谦虚了。可能文化科学知识面同我差不多，不够，这就对工作有影响。临来时就说明一下，有好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政治部共有51名干部，从肖剑秋同志起到一般科员、干事止，95%以上的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绝大多数的同志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不会抹煞，也不应抹煞。抹煞人家的成绩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应一分为二。有些同志工作做得多些、好些，有些同志缺点、错误可能多些。情况有所不同，应当分析。经过学习、讨论，吸取经验教训，发扬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克服和防止不好的东西。这是主席教导的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即要严肃认真，又不要担心会烙烧饼，整什么人。再重复一点，是要发扬好的，克服不够的。

《汇报提纲》已送上去，中央领导同志忙，还没批下来。可以向同志们透露一点，主要是讲的主席的科技路线问题，与第三稿比，有改动，不是6个问题，而是3个问题：一是方向、任务；二是科技政策；三是整顿问题。趁这次整顿，把科技路线搞清楚，毫无例外的包括核心组同志在内，认真弄清楚，在弄清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要认真愉快地学习，学习主席革命科技路线，以主席革命路线武装头脑还不愉快吗？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可能有一两个晚上睡不着觉。革命嘛！总要经过一番斗争。说实在的，我来科学院，也有多少晚上没有睡着觉，经常睡在床上考虑一些问题。

第三点：政治部还要从外面来几位同志，不会很多，大概要再来三 、五个。要精简机构，还要加人，怎么办？可以公开地告诉同志们，政治部也有个调整的任务，要适当调整。政治部要多少人？核心组没有考虑好，30多，还有40多，或保留51名，没有定。我个人初步的想法：不超过50人，45人左右就差不多。又要加点人，就要减点人，势必就有少数同志要调整一下，或到业务部门，或到所里。所是科研工作的第一线，院部基本上不出科研成果，95%以上的成果是在各个研究所。讲清楚就不会有多大波动。究竟调多少，调谁，都没有定，总之，是7、8个，不超过10个。由王屏、肖剑秋同志负责研究。

第四点：自然科学研究部门的政治工作有什么特点？以往有哪些优点，值得发扬？有哪些不足的，甚至某些不正确的东西需要加以克服？作为科学院的政治机关，对于机构、人员配备、工作方法等问题应搞个条例，不一定急急忙忙搞出来，可在整顿中期起草好，交群众讨论，报请华副总理、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有个章程、条例，也算是一种规章制度。

当前，抓好几件什么工作？如落实政策，有的较好，有的较差。昨天王光伟同志到陶鲁笳同志那里，开了4小时的会，对国防科委交回来的计算所的落实政策问题确定了3条，我认为很重要。还有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问题，XX所那里，从国外来了一封信，反映从国外回来的一个人，因审查，把他的房子占了，告到总理那里了，这种事搞到国外去了，影响是很不好的。

政治部的文件、学习材料不能发得太多。我建议搞一个统一的政治刊物，索性印得好一点。认真办一个政治学习、政治思想工作指导性的刊物。比如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文章加个按语，就可以登在这样的刊物上。《汇报提纲》发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主席的语录，都可以在这个刊物上登载。有这么一个比较权威性的政治刊物，十天、半月或一周一期，也可以不定期。太频繁了不好，但质量要高。科学院要有两个水平，自然科学要有水平，社会科学也要有水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都要集中在这个刊物上反映出来。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上升到马列主义观点上来的，要认真总结些问题，分析些问题。我很重视这个刊物。事务性工作不要轻视，如节制生育、国庆节注意事项通知，但刊物上不要登。要真正马列主义水平的东西。刊物搞得好，还可发到各省科技单位参考。我重复一遍，科学技术里面马列主义理论问题，方针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新鲜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问题，要认真研究，政治部主要领导要亲自审查这种稿子。

自然科学我们有了高水平？不能说；科学院领域中的社会科学我们有了高水平？更不能说这个话。要向这方面努力，要攀登这个高峰。小平同志讲话中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本世纪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在数学所讲科研方向问题，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讲，赶走地主、资本家，人们会向我们鞠躬，但不能把落后的俄国变为先进，人们会骂我们。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要严肃负责的态度。我们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搬走、推倒三座大山，保证国家不变颜色，子孙后代感谢我们；不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是会骂我们的，甚至说我们这些人犯了罪。革命没什么含糊的。邓副主席的讲话，一方面说明取得很大成就，一方面提出当前严肃的问题。有15%到20%单干，这就是复辟。要严肃地提出问题，不能含糊，历史是无情的。

第五点：最近零星听到一些反映，来自不同的角度。多数反映，对于主席、党中央对科学院的关怀充满信心，对新来的同志也充满友好希望，这是大量、压倒的舆论。但也有某些错误言论，甚至极端错误的言论，不利团结，甚至破坏团结，破坏主席三要三不要原则。如果我们自认为党的政工部门，对这种极端错误的言论放过是错误的。几位新领导同志一开始就在核心组、各种场合反复谈三要三不要原则，不管是哪一位都要坚持。现在更有理由说了，要仿照张锋同志的办法讲话，站在党的立场上，人民事业的立场上，光明正大地讲。偷偷摸摸，背后搞是不允许的。第一，党的纪律性、组织性不允许；第二，对散布错误言论的本人将会是很危险的事。违反破坏党的纪律是不允许的，列宁讲革命要有铁的纪律。政治部要反复宣传党的纪律，革命队伍中的纪律。

……。《汇报提纲》讲到资产阶级派性必须克服，但不管资产阶级派性或是别的错误，改了就好。整顿期间对于错误言论，特别是不利于团结的话，每个同志，首先是党员干部，政治机关不能等闲视之。对某些同志的错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按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办事。

就讲这五点。


（政治部袁月华同志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2—36）》，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胡耀邦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讲话材料之36）
1975.10.08


（记者要胡耀邦谈谈科技战线大好形势。）


这个我说不清楚。

我和李昌、王光伟同志来科学院不到3个月。上个月26日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作了一次汇报。有一个书面的《汇报提纲》，7100字。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以后，我们又作了些修改和充实，改成9800字左右，又送给邓副总理了。据说要经过主席看了，政治局讨论一下，才能批下来。我们是9月30日送上去的。主席和中央的同志最近很忙，现在还没有消息，“且听下回分解”。同志们要我讲，我只好讲讲《汇报提纲》的主要精神。国务院已经基本上批准了的。如果我讲错了，不符合中央的精神，由我负责。同志们传错了，你们负责呀。离开《汇报提纲》的主要精神，我别的讲不出来了。同志们要求我们讲，我们也愿意讲，就是要取得同志们的支持嘛。双方面都是光明正大，都是非常友好的，革命的友好。

我按《汇报提纲》讲三部分的问题。


（一）第一个问题讲讲基本概况。《汇报提纲》本身不是讲这个，是讲的科学院的方向任务。


我们主要讲四个观点，用通俗的、形象化的语言讲就是四个“大”。

第一个成绩很大。26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全国科技战线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条要充分肯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了，科学院是这样，全国科技战线也是这样。形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有一定政治觉悟和专业水平的队伍。全国专业机构XXXX多个，不算工厂技术人员，科研人员XX万。包括五大系统：科学院系统，各部委系统，各省市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国防部门系统。解放初有多少呢？国民党留下来的是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两个烂摊子，科研人员只有X百人左右。X百、X千、X万、XX万，发展了一千倍以上。至于队伍的质量更不消说了。美国现在有多少呢？我们未掌握最新的资料，1970年是75万人，苏修1971是94万人。与他们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同历史来比，我们有了一个大发展。XX万是讲的专门搞科研的人员如，算工程技术人员，全国的科技队伍有XXX万人。这是包括了工矿企业和农业科技人员，不包括教员和医生。科学院系统在全国有X万X千人，其中科研人员X万X千人。

除此以外，还有群众队伍。比如工厂的技术革新小组、攻关小组和农村科学实验四级网，最多时达到几千万人。这支力量不要忽视，是作用相当大的一支力量。

我们还在一系列重要科学技术课题上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最初起草的《汇报提纲》稿子里讲了9个方面的成绩，现在我讲不清，同志们有兴趣可以作调查，这些都是有事实根据的。

成绩是很大的。还有积累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丰富经验。主要是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的。两大反面教员，一是刘少奇，一是林彪，他们干扰破坏。反面经验对我们也很有用处。毛主席说过：“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成绩主要讲了三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支队伍，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二是一系列重大科学课题上作出了成绩；三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个是干扰很大。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很大，主要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得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方向和速度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向中央汇报的，在方向上和发展速度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同志可不要低估呀！我是经常这么讲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打垮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们的江山没有改变颜色。苏联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资格比我们老，但是改变了颜色。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江山没有改变颜色。这就了不起嘛。这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所以否定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们的同志也决不要忘记刘少奇、林彪的路线，特别是林彪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干扰破坏，是决不能低估的。低估了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叫差距很大。怎么叫差距很大呢？我们现在的科研力量、科研水平，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相比，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9月26日汇报时，我们不是这个写法，我们说的是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对自己的弱点还有点原谅。中央同志可不原谅，中央很严肃，中央说要写严格一点、尖锐一点，什么相当大呀，就是很大。邓副主席说，谦虚点好。我们想了想，确实应该这样写，回来改了“很大”。何必啰啰嗦嗦，半吞半吐，就是差距很大。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材料多得很。我也讲不清楚。可能有些同志讲得清楚。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年XXX访问我国之后，回去途中到了新加坡，发表谈话。他说他相信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在医学的某些方面可能走在世界前面，但不相信20年内中国科技工作能赶上美国。XXX总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吧，总不会反对我们，对我们没有什么仇恨吧，他说我们在科学理论方面研究还不够，对他的科学估计、预测，总得听一听吧。第二个例子叫做大规模集成电路，日本一个2千人的厂，1个月可以生产700万片。我们呢，听说XX万人，明年一年，不是一个月，才只计划生产XXX万片。那差距还不是很大？看来一个很大还不够，恐怕要两三个很大，差距很大、很大、很大呵！

啊呀！讲我们自己不行！？首先是讲出我们是能行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怎么不行？政治上是能行的，科学上面也还可以么。这就不会有自卑感。但在承认能行的同时又承认我们不行，还差距很大。这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呢？我看是符合的。两点论嘛。是严肃的态度，负责的态度嘛。不搞两点论，讲什么都行了，不行的也说行了，不好的也说好了，我看是反毛泽东思想。承认我们不行，又找出不行的原因，然后动员大家同我们的不行作斗争，同我们的弱点作斗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才符合继续革命的要求。什么是继续革命？如果没有奋斗的目标，空喊，那就是吹牛。不行说行是阿Q精神。

列宁讲的好。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有弱点，往往是痛苦的、难堪的、害羞的，但不承认不行。不承认就要落后，要挨打。不承认就会对人民犯罪。革命从来就是这样无情地提出问题的。

我们不是消极地承认不行和弱点，而是要分析，找出原因，提出办法。这不要紧嘛。我们科技落后，有历史原因，原因多得很嘛！

第四个是任务很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大、很艰巨。我们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两个三方面。一是科学院系统的科研工作任务的三个方面：

（1）要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任务。简单地说就是为当前生产迫切需要解决一些重大科研课题。中国科学院明年承担的任务就有XXX多项（包括国防和国民经济方面的），以后会更多，这是一方面。（2）要开辟一批新兴科学技术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新技术的研究。国际上的新技术，新兴的，这我就讲不清了，什么是新兴的，这是第二个方面，搞新技术，且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搞出成果来。（3）发展基础科学，或者叫做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什么叫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有些什么内容？专业性很强，我也讲不清楚。比如三大基本的理论课题：天体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和人类发展，等等。在座的不少同志知识比我多，我不班门弄斧。以上是科学研究，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要认真地搞好科学普及和科学宣传出版工作。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是反对落后守旧、反对唯心主义、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阵地。

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办法很多，方面很多。重大国际事件教育是一个方面。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是第一条。比如目前农村中出现的“三自一分”，这不就是复辟？这既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去解决的问题，又是反修防修的斗争。还有国际上的重大事件，文艺方面的评论讨论，比如毛主席提出的评论《水浒》，这是对全国人民又一次大规模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我是这么理解。还有历史知识，比如评儒法斗争，这不也是反修防修的教育嘛。还有科学普及和科学宣传出版工作，也是个重要方面。把自然科学知识交给群众，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自然。这方面与同志们的关系就很大了。

为什么9月16日毛主席批了我们《化石》刊物编辑张锋同志的一封信呢？同志们看过了没有？主席批这封信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有好多方面，我看其中意义之一，就是宣传出版、报纸杂志要很好地重视科学技术的宣传，并且提高到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要很好开展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持久的广泛的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要实实在在的把群众科学实验运动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这是主席在1963年讲的，到现在12年了。到15周年时，要大规模地纪念和宣传一下。

这项任务是非常重要的。主席经常讲一切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还未摸清，眼皮底下的还管不了。要我讲这方面的问题，讲不清。我只是提出来。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任务。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报导和指导这方面的情况和工作。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二）第二个问题讲一讲我们向中央汇报的，我们理解的，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全党全国包括科学院的党组织都必须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同时，毛主席对多快好省地发展科学，作了一系列指示，提出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技路线。

我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主席经常讲我们党有总路线，还有具体路线。两者既要区别开来，又要联系起来。我们是这么提出问题的：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路线，科技、文化、教育都有它的具体路线。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不应当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总路线，这是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这个部门主席为我们提出的具体路线。同志们可以再翻开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学一学。

为什么在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时，我们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想的，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科技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应当区分清楚。讲具体一点，什么是刘少奇式的（型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什么是林彪式的（型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要分清楚。你分不清真马列主义和假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现在评论《水浒》，不是称赞李逵吗。过去有一出戏，李逵唱“什么真宋江、假宋江，害得我李逵遭了殃”。李逵对宋江也是分不很清的，就要上当受骗。我这个人，马列主义没有学好，自然科学更差十万八千里，许多问题分不那么清楚。这次请教了很多同志，又在中央同志的帮助和指点下，才初步弄清了一点。吃透没有？肯定没有。在中央同志的帮助指点下，我们写了十条。我向同志们念一念，某些地方作些必要的注解吧。

（胡耀邦逐条念《汇报提纲》第4稿第2部分的10条，这部分略。留下他逐条的解释）

第一条，……。过去引用这段话，往往只引了前两句，没有引用后几句。这后面几句是非常重要的。主席是把科学实验与反修防修密切联系起来的。主席是1963年5月9日在杭州会议上批的。杭州会议，正好开十天会议，我也参加过的，但也忘了，当时参加开会只有十几个人。

这条如简单地说，可以这么概括的话，这是科技工作的根本方针或方向问题。

第二条，……。这引自两个地方，前面两段引自1964年周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主席加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引自1963年12月主席听取聂副总理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后的谈话。（按：经查对，毛主席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也多次提到过。可以查看马恩全集第26卷第420—422页，有类似的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卷369页，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一大段话，讲得很精辟。

第二条如可以概括的话，可否说是个目标问题。

第三条，……。这里也包括你们在内。不是流行一种语言，把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嘛。按照次序，科学家是“老三”，在座各位是“老四”，是臭老三、臭老四吗？什么臭……，没改造好是另一回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需要的，人少了是不行的。我们这一行有XX万，你们那一行呢？斯诺还不是个新闻记者吗？有点红吧？淡红，不是白的，同我们是非常友好的。说是臭老九，太笼统了，没有阶级分析了么，这是不对的。人少了不行，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我们老三老四是“邻居”么，所以你们要我们讲讲，我们也愿来，我们“同病相怜”。我们应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啊！不是什么“同病相怜”。

主席的话是56年说的。这一条如果可以概括的话，是专业队伍。

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一支专业队伍，一支群众队伍。否定专业队伍是不对的，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陈伯达那些人是要取消专业队伍的。李雪峰，那么无知，他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讲得多露骨，他说什么，我们发展几千年，没有科学，照样生产，照样打仗。这多愚蠢。我们的祖先文化不高，但同时几千年前就有了科学。科学不那么发达就是了，怎么是没有科学呢？又很愚蠢，又很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还有陈伯达的，今天没时间详细讲了。

第四条，……。这是毛主席在1958年讲的几段话。“三结合”是毛主席1960年批发鞍山的文件中的。

要敢字当头。同志们，搞科学工作，搞革命工作，搞革命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敢字当头。怕，前怕狼、后怕虎怎么行？说你为什么不谨慎点。谨慎点是要的，过分谨慎也要犯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在《政论家的短评》中，讲过狐狸的被捉，是由于它的过分谨慎。看清了，大方向对头，就要敢干。无非是人家抓小辫子。当然尽量避免，但我看难以完全避免。大辫子要力求避免，那是方向性错误。

敢说敢想敢干，马克思讲了很多。要不畏艰难险阻。科学事业试验不成功的很多，606试了605次未成功，606次才成功。怕什么失败，科学实验肯定要有无数次的失败。失败了有什么可怕，无非人家讥笑，那怕什么，怕讥笑还能革命？

这一条是“三结合”问题，也可以说是风格问题。红色的科研人员必须同工农结合，要敢想敢干，没有这个风格还行？

希望记者报导时反复提倡那种顽强精神，失败了再来。

第五条，……。这是引于两处：一是对《鞍钢宪法》的批示，二是《工作方法六十条》。

对这一条，在糊涂思想的人，可能不在少数。

政治是统帅，一切工作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另外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经济工作的保证。应当这么理解。

这一条可否概括地讲是红专问题。是科技工作方向上的又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宣传工作上，我的意见，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又红又专。将来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上还有精辟的话，但未出版，所以不好引用。我参加读书班第4期，读了清样，讲得非常明确。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第六条，……。毛主席去年同李政道有一段讲话，主席讲是“实践——理论——实践”而不是“理论——实践——理论”。轻视实践是不对的，因为理论来自实践。但是，轻视理论也是不对的。

9月26日汇报时，说是从什么地方刮起了一个反理论风呀！中央同志讲，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就是理论嘛。所以搞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应用科学的理论，是不能反对的。反对自然科学搞理论是不对的，同毛主席的教导是相违背的。

听说最近中央同志讲，林彪他们把主席思想割裂开来，把主席的话庸俗化，什么有了老三篇新五篇就行了。老三篇新五篇当然很重要，但毛泽东思想那么丰富，企图用这几篇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安的是什么心？我看反毛泽东思想，想搞愚民政策。

轻视理论是错误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把理论的作用讲得非常突出、精辟、透彻。不能自以为是。

这条可否概括为认识路线问题。

第七条，……。后两条是1958年毛主席的批示和1964年主席加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

原来我们的稿子上想引用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集上《拿来主义》一文。将来科学院讨论科技路线时要把鲁迅这篇文章印出来给大家学一学。建议同志们提早读一读。写得非常深刻。既反对了奴隶主义，又反对了那种阿Q精神。思想性非常深刻的，比喻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里专讲主席的科技路线，就未引用了。

这一条可以概括为学风问题。

第八条，……。这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得清清楚楚的。

有些同志认真实行了这个方针没有？林彪、陈伯达他们是破坏这个方针的。刘少奇也是破坏的，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破坏的。

这一条是争鸣问题，是发展科技的重要途径问题。

第九条，……。前一段是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引来的，后面这两句话是1966年主席同毛远新同志谈话中的。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不能放松。

这是讲的改造问题。

第十条，……。这一条是领导问题。

什么是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我们头一次汇报，在这一个时间以内，我们只能初步的列这么十条。将来也希望同志们与我们一道 ，从这十个问题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展开来谈。

紧接着这十条，结合十条，我们解剖了当前实际工作中间存在的五对矛盾：一个是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二是群众和专业队伍的关系；三是生产实践同基础理论的关系；四是思想改造同大胆使用的关系；五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

这五对矛盾应该如何处理，为了节省时间，我念一下。

（念《汇报提纲》第五稿，即9月28日稿的有关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革命科技路线，是指引我们的科技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灯塔。坚定地而不是摇摆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科技工作较快地搞上去，一定能够较快地发展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一定能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较大的贡献。

下面分析五对矛盾。

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必须努力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并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对这一路线的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

以前某些同志中的偏离、曲解，好好学习么，接受教训。

比如，（1）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对于许多科技人员和科技工作干部中仍然存在的脱离政治的倾向不认真批评，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承认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不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而努力钻研科学技术，把为革命而努力抓好科技工作钻研科技业务说成是脱离政治、业务挂帅、技术至上，也是不对的。（2）一定要坚持科研工作的群众路线，对于脱离群众、轻视群众、轻视普及工作等倾向不努力克服，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充分发挥专业科研机构和专家的作用，不注意专业科技队伍的发展和提高，不注意专业科技人员的合理使用，也是不对的。（3）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对于科研工作脱离实际的倾向不坚决纠正，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反对或取消理论研究，忽视或否认实验室的工作，也是不对的。（4）一定要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不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不纠正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不安排他们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是不对的；另一方面，离开使用谈改造，认为“改造好了”以前不能使用，不了解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承认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相当进步，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还将继续进步，也是不对的。（5）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不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不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不认真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践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等等。

这一段话另外编了好几条语录，编了自然科学要哲学指导、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马、恩、列、毛主席语录。引自《毛选》773—77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主席最近批了张锋同志的信，我们要发动科学院很好地学习。号召自然科学家、政治工作同志，好好弄清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


（三）最后一个问题是汇报了科学院的整顿问题。


实际上也是中央同志讲的，邓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大寨会议上讲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要整顿，文艺，主席叫调整，据我理解，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所以，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整顿问题。

我们的汇报虽只讲科学院，但在我们看来，对全国科技队伍，一般的都有参考作用。

整顿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明确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整顿。

思想上整顿，主要是弄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科研任务问题。

政治上的整顿，就是要坚决地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既是思想任务，又是政治任务。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那些破坏主席三要三不要原则的现象，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那寸步不让。

组织上的整顿，主要是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按照中央文件讲的，充实和健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按接班人5个条件，同时注意到五湖四海、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符合5个条件，这是主要的。

调整领导班子中，对人的处理采取慎重的态度。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同志，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有错误就改，改了就好”的方针。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改正错误，不管任何人，都要热情地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路线问题那是严肃的，组织处理要非常慎重。

为着发展科技事业，要选拔一批政治好、相当业务水平、有干劲的科技人员（比较年轻的），选到科研业务领导岗位上来，培养新生力量。条件就有三点。科研战线上新生力量不足，中央同志非常关心的。科学院科研人员平均年龄40岁。好几位中央同志讲，世界各国经验，有许多有成就的是30多岁、40岁左右的人，他们敢想敢干，精力充沛。组织调整时，要特别加紧培养选拔新生力量，注意到这一条。

还有一条，就是要整顿科技出版工作，要加强。这方面问题很大。原有80多种刊物，现出30多种。要恢复一些，质量要提高，真正成为宣传自然辩证法、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阵地，这也要请同志们协助的。

大体上汇报就是这么三大部分。许多内容还没有讲。科技路线问题讲得多些。


（四）对你们这一界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老三”“老四”，是邻居。新闻界对科技宣传报导，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代表科技界感谢你们。可能过去的领导人讲过，我不妨再重复一遍。报纸是鼓舞者、组织者，你们作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今后怎么加强，有什么希望？我讲不清楚，简单地说，无非是对你们希望很大。

总之，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为毛主席的路线，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为后代子孙的事业，贡献一切力理。

你们是革命的“无冕之王”，革命工作的鼓动者、教育者、启发者。同志们大笔一挥，作用是很大的，岗位是非常光荣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对你们这一行很羡慕，也是很尊敬的。希望努力、努力、再努力，发挥笔杆的作用。不是象武训传里那支大黑笔，你们是拿红色的笑，革命的笔，为革命奋斗，为马列主义、为毛泽东思想奋斗，为毛主席路线奋斗。

不胜希望之至，也感谢之至！


（吴明瑜等同志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2—36）》，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邓小平在研究××省委领导班子会议上的插话
邓小平
1975.10.12


邓小平在研究××省委领导班子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摘录）


省委书记中的青年人下放去当县委副书记，对他们有好处，在上面架空是害了这些人。

这个新的班子是中上，不弱。

领导班子选准后要相对稳定，要使用适当，才能发挥作用。

群众运动这一关（指批派性）不搞不行。

首先要把组织部的干部选好，要公道，党性强，敢字当头。

对军队干部要管得很严，还搞派性的就调离、降职。要告诉他们继续搞派性那是犯罪。对于拿武器的人，不严格管理那还得了？军队干部有派性的，以调离省为宜，特别是军师级，不能留原地。

派头怕群众。

总之，××省要开展一个反派性的群众运动。地、市班子，你们还要好好研究调整。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胡耀邦在科学院综合考察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
1975.10.15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上午


胡耀邦同志讲（大致精神)：

你们这样的单位外国有没有？在美国(苏联、英国、日本)叫什么名字？我们国家面积很大，你们给我算一下沙漠、草原、高原面积多少？你们单位出了三期简报，叫什么“自然资源考察研究简报”吧。简报还反映了西藏的情况，我国的农业向平原进军，应向广度深度进军。我国×××万平方公里的高山高原区，人口不到×百万，不到1%。高山高原区你们研究研究。向什么地方进军？进军的地方多得很，如高原、黄土高原、1,5亿平方公里的太平洋。青藏高原是天下第一高原吧，世界上有多少高原。(研究)可以以西藏高原为重点，沙漠怎么搞？过去治沙手工办法，普通知识你们搞一点，基本资料、数据整理出来。如海拔多高缺多少氧气。

你们单位名字叫什么好，叫所好不好？叫局好不好？不要什么名声大。

自然资源考察研究项目，属理论探索的项目，你们自己列出，你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科研首先有个协作问题，你问题不了解怎么搞研究。闭门造车行么？我们要借助国内外材料。你们×××多人没有资料行么？要搞好资料交换工作。有些要综合起来么，没资料怎么综合，综合利用有个理论问题。借(助)国外先进技术才行。

自然资源利用的理论问题要搞。要向国外先进技术，先进方法学习，要批判的学习，你们要探索，你们要把概貌搞清楚，用图表示，人家就欢迎。自然资源的总的概貌弄清楚，编制出来，这也了不起的，把基本资料整理出来。自然资源利用、保护的探索性的理论研究，这是第二大类的工作。第一类工作你们可能不重视。我对你们研究方向不懂，是否这样。

太阳能推广利用，要建一个工厂，十年之后就可变成一个大工厂了。那多好么，你们找到省、地、县，把工厂办起来，此工厂一定得办。

干部政策落实了没有？听说审查的同志对×××态度不好，一定叫他签什么字，这一案中央知道，最终会怎样定的。

今天时间短，以后再谈吧，下午我还要开会。



(科学院综合考察组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科学院综合考察组根据记录整理


胡耀邦在科学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
1975.10.24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科学院的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在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四十年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一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的“围剿”、“追击”。同时，也战胜了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是我们世界上一切军队从来没有干过的大事情。正是因为我们的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才使我们中国革命有今天，才开创了我们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从长征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的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胜利，打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我们的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没有改变颜色。这些，我想我们的同志们都是记得的。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我今天只要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毛主席现在又领导我们的党，要领导我们全国人民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新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个新的长征是什么呢？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新的伟大长征，伟大的惊天动地事情的军号已经吹响了。这就是我们党最近在毛主席亲自指示下的要普及大寨县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的党教导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呢？我们的党说，要从农业现代化着手。我想，同志们已经读过了经过政治局讨论的，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的华副总理在普及大寨县这个大会上的讲话（总结报告），我希望同志们反反复复地讨论几遍，学习几遍特别是要非常认真地把这个报告的第二页到第三页仔细地读一读，想一想。单读还不够的，还要认真地想一想。因为，在这个报告里面，非常鲜明地讲清楚了普及大寨县的伟大意义。什么意义呢？我想先念这么两段，华副总理说：普及大寨县，就是要把全国每个县都建设成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堡垒。这样，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我们就可以有更强大的力量，来粉碎任何敌人的任何形式的进攻。我解释几句，我们的邓副总理说过，这个仗么总是要打的，可能两年，可能会争取到五年。报告上说，假使我们把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搞好了，那么我们就有更强大的力量粉碎任何敌人。什么叫任何敌人？台湾不在话下，最大的敌人无非是世界上的两霸嘛，美帝国主义，苏修也是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什么是任何形式？一家来也可以，你两家来也可以，搞颠复也可以，打常规战也可以，你大举进攻也可以，原子弹也可以，我们都可以粉碎任何敌人的进攻。这是一段话。还有一段话，华国锋说：“普及大寨县就是要使全国每个县都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安定团结是要有基础的，什么基础上呢？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万众一心，大干社会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和保证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大大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备战备荒的物质基础。我想解释的这儿段话不知同志们脑子里想过没有。假使我们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假使我们五年间有三分之一的县，全国××××个县，达到了昔阳县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同同志们算一笔账，昔阳县他说五年之内每年可以为国家交售二亿斤商品粮。昔阳县是个小县，假使我们三分之一或者说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按七百个县算。也象昔阳县一个样子，提供×亿斤商品粮，那么我们全国五年之后就可以新增加一千四百亿斤的商品粮。×千×百亿斤的商品粮是个什么意思呢？就可以多养活×亿工人阶级和他的家属。也就是说，可以新增加×亿城市人口。也就是说，比现在×亿×千万的城市人口增加一倍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放手地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放手地发展我们新的工业，可以办更多的学校，可以办更多的科学技术研究机关，可以办更多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至于说什么其它的困难，如副食品的困难呀，上山下乡困难呀，夫妻长期分居的困难，那我看不在话下了。因此我们党员，这个农业是四个现代化带动的东西，带头的东西、保证的东西，一个带头还一个是保证的东西。但是，毛主席党中央又教导我们，单一个现代化还不行，还要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一齐上。同志们，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我们是四个现代化中间的一分子，科技战线上的战士，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老的、有中的、也有年青的同志。我们怎么办？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军号，上面讲了已经吹响了，几千个参加普及大寨县的同志们已经先后的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有的县可能在今天、明天就开会了，我们怎么办，几十个省市的领导同志，二千多个省委领导同志，他们在普及大寨县的会上已向毛主席党中央做了保证，发了誓，赌了咒。不是说要发誓吗？不是说赌咒吗？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发了誓，赌了咒，有些县的同志讲，假如我们前几年没有干好的话，今后的五年我们一定要打上去，打不上去怎么办？不打上去，靠边站！毛主席的号令不执行，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不闻不问，那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那是犯罪。话说回来，我们是四条战线上的一条战线。今天开会之前，你们的团委同核心组的同志讨论，我们向他们提议起草了一个叫中国科学院的全体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向党向毛主席的决心书，决心书是团委同志起草的，我也参加了点意见。一会儿，团委的同志要念一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赞成不赞成。鼓掌就表示赞成的意思。不赞成也可以，我们不做最后的通过。发给大家，团支部讨论一下，修改稿子，修改一个礼拜退回来。赞成的话，将来我们重印一遍，用比较好的纸，写上名字，发给大家去当做纪念。

决心书上讲的什么东西？就是大干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向同志们提了几条什么要求？提了四条要求，我解释一下，团委向全院共青团员、革命青年提了这么四条要求，我用我的话解释一下。

头一条“就是要大学革命理论”。就是说要刻苦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武装头脑干什么？我要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干什么？学了吹牛？吓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了毛泽东思想，同志们不是讲红军的历史吗？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象党的历史上的骗子一样去吓唬人。王明不是骗子？张国焘不是骗子？刘少奇不是骗子？林彪不是骗子？吓唬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为着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首先要我们自己分清真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认认真真地学，不是林彪所讲的要有那么几句口号就行了。林彪要我们有个老三篇，新三篇就行了。不行！要系统地学，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不久还要出第五卷，要认真学，认真体会，认真思考。学马列主义为着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先分清楚，分清楚后才有可能有资本同那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才能同那些错误的东西划清界限，才能大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简单地说，头一条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刻苦、顽强，坚持不懈地学习。有了这个，我们就有了指路明灯，我们就会不迷航。我不久前已经讲过多次，我是学的不好的，几十年来，红军时代没有时间学，天天走路打游击，许多年代，印刷厂也没有，革命成功以后，进城以后，解放以后，又不努力学，那你活该。同志们，你们现在学马列主义，学毛主席著作的条件比红军时代好得多了，你们年纪青嘛，脑子好嘛，住的是楼房，点的是电灯，假使我们现在不学，年青时不武装头脑，那再过三、四十年，三十年以后，你们就老资格了，那就和我差不多，一穷二白！那是很可悲呀！该不该学？应不应该学？同志们讨论。简单地说第一个要求，叫大学革命理论。

第二个要求，大树革命雄心。雄心壮志呀，我们这条战线树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要树这个雄心壮志，在本世纪末，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去。同志们跑上去，挤上去。同志们可不能吹牛啊，我是世界前列呀！什么前列，我们最近向中央向毛主席写了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开始有一段话：我们跟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同国际上先进水平来比，我们和世界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讨论时，中央同志说：什么相当差距？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因此，后来我们改了，叫差距很大。同志们，我在这里急急忙忙补一句，我们并没否认二十六年来，在毛主席路线指引下，我们广大干部，职工同志、科技人员做出了很大成绩，我们承认这一条。但是，我们邓副主席告诉我们，毛主席讲的更多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少吹，不要吹，落后就是落后，落后了怎么办，难道落后就落后万岁？追嘛，干嘛，决心书上这么说：青年同志们，我们现在是科研战线上的新兵。在座的你们是不是新兵呀！是的。你们有权力问我，你是不是新兵？我是新兵、是老新兵。有的同志，台上有些同志是老兵，他们做的此我们多的多。怎么办呢？学嘛！钻嘛，看看谁的本事比我强，谁比我懂的多，采取毛主席教导的，恭恭敬敬地学，不懂的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主席有过这段教导吗？我看有的，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钻研中国的，钻研外国的。一面学，一面钻，把人家的东西拿出来，还要闯，一学、二钻、三创。下决心搞几十年，搞不上去吗？又红又专嘛！我看是党、毛主席，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不要吹牛啊，谁吹牛都不行！假使我们自己不懂，还要拿棒子打人，那犯了罪。我们能不能在今后几十年之内，来个老中青比赛，叫钻研科学技术的革命大竞赛，我也参加。革命不是开玩笑，第二条必须万众一心，科学院的同志，首先我们，现在×万人，万众一心，大干社会主义科研技术，把科研技术打上去，这是第二条。

第三个要求就是大讲革命纪律。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假使我们红军没有严格纪律，我们能够进行胜利的长征？我们早就完蛋了。什么纪律呀？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是不是纪律？按照党的路线政策办事是不是纪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讲革命团结。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团结，那是你好我也好，不是什么假团结背后搞鬼。革命的团结是不是纪律？干革命工作有没有纪律？八点钟上班，九点报到。六点钟下班，四点半走，回家。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科学院有没有某些人破坏纪律，我看有。破坏党的基本路线，破坏党的政策，破坏革命团结，破坏工作纪律，同志们，我们值得警惕呀！当然这是少数，改过来欢迎。青年同志干什么呢，决心书上是这么提的：我们革命青年一定要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维护革命纪律模范，遵守革命纪律模范首先我们要求团员，你们带头当模范，模范越多，歪风邪气就往角落里钻，自己不当模范，没有发言权，人家不服。能不能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在任何革命工作岗位上，都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是第三条。

最后一条，就是要大长革命精神。什么革命精神呢，简单地说，要艰苦奋斗。我们红军长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讲长征上的困难是人类罕见的，红军表现的英雄气概也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时雪山草地多了。今后有没有困难，毛主席讲，过去有过去的困难，现在有现在的困难，将来有将来的困难，物质上的困难，住房子的困难，有时还有冤枉气，委曲了，也算一个困难。胜利同困难是经常在一起的，不经过困难取得胜利，没有，世界上没有。要取得大胜利，就要有大困难。因此，决心书上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把艰苦奋斗看成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贵品质，看成我们党的传家宝，吃大苦，耐大劳，出大力，流大汗，大干社会主义。假如在革命队伍里，不出大力，不流大汗，不大干社会主义，那你干什么，我怀疑你是来干革命，还是想当官。提了这么四条，行不行，院里核心小组的同志加上团委把草稿让全院共青团支部讨论一下。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新的长征，我们到本世纪末，今后二十五年要有的种种情景。什么情景，一个是在台上坐的，今天到了二十五位老红军，科学院有××个，包括我在内。想起今后二十五年的情节，刚才我没讲长征情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在长征中我没为党做出多大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会上你们的同志尊敬我们。你们决心书草稿讲，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看到这个感到有点惭愧。今后二十五年怎么办呢？我们科学院的××位老红军加上台上的其他老同志，无非是三个可能：第一，搞修正主义。第二，落后，落后了。第三，同大家一道为社会主义，为四个现代化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但是我请求同志们要了解这一条，我们有些同志年纪老了，他们的精力有限了，不能对这些老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的老同志，不能象当年要求红军一个样子，加班加点。但有权要求他们一起大干社会主义，反修正主义。同大家一起有多少力量干多少革命工作。我们这些同志不多了，我们红军时代发展到最高阶段三十万，长征结束剩下不到三万。现在还有多少，我没有详细资料，据说还有×千人左右。这是我们新的长征中间我想到的老同志。那么新的长征到本世纪末二十几年，年轻同志怎么办？怎么前进？也无非这三个可能：一是陷到修正主义里去。第二，马马虎虎地混它半辈子。从现在混起，再混二十五年，啊！老革命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这个人是小人之心，第三个可能为社会主义，为党的事业，为四个现代化立下丰功伟绩。我看第三种同志可能现在就懂得这个道理，我看这些同志一定会有的，一定不是少数。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是哪年，是二千年，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再开这么个大会。那个时候，谁来当主席，当主席的恐怕是你们的下一代了，不是李云，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张景秀）不是张景秀当主席了，是二十几岁的共青团员，他们当主席。你们二十五年后，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请你们上台来，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你们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那时候呜呼哀哉了！也有可能，我们有些同志能够挣扎，我也想挣扎一下（掌声）。假使我能挣扎到那一天，我没有什么请求，我就有一条，我就依靠我的孙子，或我的孙女，用小车子，也可能发明新机器，一下子就来了（掌声），坐在一个角落上，别的不要求，只要给我那么一、二颗烟就可以了。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祝贺，然后如果让我讲的话，我回过来向那时的小青年发出希望他们的话，（掌声）同志们不要鼓掌，那个东西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就满怀希望，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首先献给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奋斗的年青人，我把我的话奉送给你们。


（院团委根据录音整理）

来源：院团委根据录音整理


江渭清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江渭清
1975.10.26


时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宾江礼堂

范围：地、市委书记；省委、省革委会各部、室、委负责人；省工、青、妇，新华分社，江西日报，省广播电台负责人。


现在我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要点。这次我去北京，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前后一个月。我是九月十八日去的，二十九日回来。三十日、十月一日在家，十月二日又到北京。

参加座谈会的有广东、广西、湖北、河南、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四川、云南、贵州、河北十二个省的负责同志，还有谭震林、李井泉、江华三人，共十五人。座谈会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永贵同志主持，因小平同志事情很多，他委托这几位同志主持。华国锋、陈永贵同志前个时期在大寨，后一个时期回北京。小平同志三次到会讲了话。关于这次会议，中央领导同志说：“为什么找你们来，是主席提的，找老的省委书记来议一议，听听他们的意见，看行不行。”这是主席过去一贯的办法，什么事情都同第一书记商量，现在又恢复了。中央领导同志说：“这样多的省委书记共同商量问题，这两年还没有过。”小平同志说：“我来两年，没有。过去你们有没有过？有，是一个省一个省来谈。”会议原来的议程有四个，一是讨论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主要是讨论主席批示的陈永贵同志的建议；二是加速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是计划问题（五年、十年规划）；四是整党问题。会议讨论了前面两个问题，农村中若干问题，加速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很忙，外事活动是旺季，这个要来，那个要来，基辛格要来，奈温要来，西德总理要来，美国总统福特也要来。开会也是旺季。这次讨论的都是大事，所以后面两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计划和整党问题准备回来抓一些工作，搞些调查研究，再去议。关于农村中若干问题，座谈会起草了十一条，这个文件提供主席审阅。政治局已审阅了，暂时不下达。关于加速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文件，正在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修改，准备拿到计划会议上讨论，也要送主席审阅。这些问题没有传达任务。

我这次只是把中共领导同志在座谈会上及两次找我谈的主要精神，分作几个问题来讲一下。分八个问题来讲。这八个问题都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经过与刘少奇、林彪两次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干部、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条指示，不止三条，还有一系列的指示，都正在逐步落实，深入人心，形势很好。

政治上，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促进了安定团结，很多地方变化很快。经济上，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好的，农业遭受了这么大的灾害，粮食估计要增产一百多亿斤，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工业形势是九号文件后，才真正好起来的。但是问题不少，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都有很多问题要整顿。农业开了学大寨会议，开得很好，有声势。大家按中央精神去抓。问题虽多，一抓就解决，形势就好起来。关键是党的领导。

中央领导同志还指出，武钢近来的形势很好，一天产一万吨铁，两天两万吨，一天五千吨钢，三个小时一炉，就是怕损坏设备，要看看情况，总结经验，千万不要泼冷水。


二、关于当前工作的总纲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还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强调还是按照现在的搞法，学习理论，全党要定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总的形势是要安定团结。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容之一。

中央领导同志在同我个别谈工作时，对我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你的电报的提法是对的，指我九月十五日给主席、中央的电报，评论《水浒》是为了更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三、关于各行各业整顿的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关于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是同意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又是领导班子问题。现在各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问题相当多，不是少。中央领导同志还讲到，主席七一年就谈过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整军。最近请示主席，还有农业、工业以及其他方面，比如文艺两百方针等也都要整顿。主席说文艺政策要调整，我们理解也是要整顿。总之、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都有个整顿问题。核心是党的整顿。党整顿好，干部政策端正了，有一个好的党来带头，其它就好办。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强调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考虑整顿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还说，我向主席汇报了军队问题，现在还有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的问题，这些都要一个一个来解决，主席赞成。主席说，采取什么办法去解决，你们研究。

在谈到整党问题时，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提出过。纪登奎同志到浙江、河南作了调查，向政治局汇报，谈到党内存在很多问题，成分、思想、作风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有部分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不纯，主要是“双突”问题（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影响很大，严重的是浙江。其他地方，甚至相当多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新发展的党员，新提拔的干部，符不符合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

中央领导同志还说，整党，中央在浙江、河南等省搞点，感到这不成熟，要看一看。整党是要整的，不整好党性，怎么批派性？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整党这个题目，主席是同意的。问题是怎么搞，恐怕同过去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同各省交换一下意见。首先是个党的问题，要把整党作为中心。各个方面整顿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总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林彪提出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罗荣桓同志首先反对，说这样提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中央书记处同意罗荣桓同志的意见，林彪就恨得很。毛泽东思想对一切领域都有完整的一套，包括党的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有一整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六卷是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现在学校提出不读书是毛泽东思想，歪曲了毛主席有关学生负担过重、三脱离的指示。毛主席是为了使学生学习得很好，不是对青少年说过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学毛主席的书，要全面地学。农业也有完整的一套，工业讲了四个现代化，三个领域革命，三大革命斗争等等。

现在连科学研究都不敢讲了。不搞科学实验行吗？中央党校、各省党校中心要读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思想全面学，联系各个方面学，不能分割。要把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搞清楚。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全党都有这个问题。


四、关于整顿领导班子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整党重点放在领导班子，党员的问题容易解决，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派性的领导干部，一个大队要选好一、二把手。县委要选好一、二把手，地委、省委也是这样。关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县委，选好县委的一、二把手。过去为什么总是讲县、团级，县、团级既是指挥机关，又是执行机关。

领导班子要有老、中、青，这个班子要选是肯干的，能带头的，吃大苦，耐大劳的，还要有头脑的。能不能领导大家去干，只要看看手上有没有茧子就知道了。

老干部过去犯过错误，不一定是坏事，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难得的。只要不搞阴谋诡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要用，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央领导同志说，干部要有老、中、青，特别要注意到中年。无论是工厂、农村，四十多岁的人，至少有二十多年的经验，有十多年的领导经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有比较全面的经验，要选这些人。当个县委书记不容易呀，青年人如果是好的苗子，就应该放在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没有直接经验不行。农村当了多年县委书记的，搞得好的就可以提到地委、省委来。选干部就要选这些人。要搞一点有实践经验的人。那么多的地委、省委书记，有的说找不到当省委书记的。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解放老干部，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有的人无非说你是“还乡团”嘛！搞复辟、搞倒退嘛等等。他说他的嘛，搞事情总是有人反对的，不要怕嘛！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

中央领导同志谈到领导班子中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时，十分强调老干部发扬革命精神的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几个月的时间，局面就改变了，就是大胆不怕。现在就是有的干部怕打倒，都不要怕打倒，不要怕犯错误，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吗？工作搞好了，要打倒也没有关系。不要顾虑多得很。怕这怕那，就办不好事情。毛主席的路线就贯彻不了。

中央领导同志还说，领导干部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只要按照主席的方针、政策、路线去做，不要怕嘛，错了就改嘛。横下一条心，拚命干。半年来，我们讲的中心是“敢”字当头，敢于反资产阶级派性，敢于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没有经验的，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今后选干部一定要经过基层。

中央领导同志说，领导干部选准后，要有相对稳定，要使用适当，才能发挥积极性。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首先到把组织部的干部选好，要公道，党性强，“敢”字当头。


五、关于反对资产阶派性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还是要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派性还得批，但也要慎重。

中共领导同志说，浙江如果不把翁森鹤抓起来，安定得了吗？徐州不把顾炳华抓起来，安定得了吗？七机部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就不管你六十多岁，五十岁，老的新的都要摸，摸一下就好了嘛！

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指出，领导班子里硬是要下决心把资产阶级派性搞干净。

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指出，对军队干部要管得很严。凡是搞派性的就调离降级。要告诉他们继续搞派性那是犯罪。对于拿武器的人不严格管理还得了。军队有派性的拟调离省为宜。军师级不能留，师、团级干部调省交流。

中央领导同志说，要发动群众批派性，群众运动这点不搞不行。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有些省九号文件以来，一再错过了时机，没有发动群众批派性。

中央领导同志说，象翁森鹤那样的人只有那几个，只有那么一点力量，没什么了不起，可能有人支持。

要注意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不能宽，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翻来复去，有教训。


六、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政策天天在落实，今年有很大进展。这是安定团结很重要的方面。中央的副部长、副省长以上的干部全国还有若干人没做结论，今年大体可搞完。对他们要做团结工作，要他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常的意见要说，涉及到个人的问题不要说了，说了，不利于党的团结和利益。还是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工厂、农村要注意老劳模、老工人。老劳模、老工人，他们爱社、爱厂如家嘛。据山西王谦同志说，鲁南老劳模一个也没垮。还有技术人员也要注意。

当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落实政策时，平反后还要补台当委员。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政治上平反了，就要纳新，要提干，就是平、补、纳、提，还有官复原职，这些都要顶住。

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要补台，那就是补派性嘛，那怎补呢？补台，要看派性克服了没有，要注意搞五湖四海．老、中、青三结合，要注意从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干部。中央领导同志严肃批评，有人向党要权要官，我说一个不给。从马克思以来，哪有伸手向党要官这一条啊！


七、关于安定团结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总的形势是要安定团结，敌人总是要捣乱，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敌人要造谣，社会上的谣言、小道消息，一律不要听，要按主席、中央指示办。多说一点有利团结的话。多做一点有利团结的事。不利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事不做。更不要听造谣。


八、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说，一个是工业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不注意，往往会重犯过去的错误。没有饭吃总不行吧！工业、农业两筐鸡蛋，两个问题都很复杂，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农业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着重指出，就是按照小平同志在大寨会上的讲话、陈永贵同志的讲话、华国锋报告去搞，去宣传。这样搞下去，农业可能会出现一个高潮，推动各行各业。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当前各地还是要抓住农村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问题，领导精力要放在这里。凡是资本主义泛滥严重的地方，要搞几个战役把资本主义整下去。

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过渡时说，陈永贵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要好好想一想，首先要领导解决思想问题，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公社，是方向，势在必行。这个主导思想要明确。第二，要有个设想，省、地、县委心中有数。中央领导同志说，所有制问题要调整研究，不必急忙，所有制问题要慎重，一是不敢想，二是不顾条件，这两种倾向要注意。（我们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致认为农村矛盾是方向、路线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目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适应农村生产力的。）

工业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十一、十二月，要狠抓两个月，把工业内部关系调整好，把领导班子调整好。既把生产抓好，又把内部关系调整好，把设备维修好，规章制度搞好。今年把这些抓好，明年就有希望。

中央领导同志说，工业管理要严，就是主席说的矫枉必须过正。现在不严格就纠正不过来。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江西有个潘师傅，湖南有个唐师傅，说什么制度都不要，只要安全制度。

中央领导同志讲到，工业支援农业问题。一个城市支援几个县，搞点肥料、劳动力，搞好工农关系，搞好工农联盟。大型工矿企业都要支援农业。建立养猪、养鸡、养鸭场，解决供应问题。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收入，要制定个规划，搞个文件。

农业机械化问题，我看还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个省集中力量搞一个地区或若干县。

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说，同志们要把粮食抓一下，总不能吃进口粮，也不能挖库存。国内要有点积累，全国今年可以增一百多亿斤。不吃进口粮，也不能挖库存。（库存第一少的是贵州，第二是我们。）现在还有人要两碗水……（端平？原稿缺字），指两派端平，端到哪一年？

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抓财政，过去片面反对抓利润是不对的。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不增加点利润，机械化怎么上去呢？既要抓好政治，又要抓好利润，并不坏。

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第一要把钢铁搞上去，农业是最大的问题。


另外，中央领导同志还对江西工作的一些问题作了指示。

中央领导同志说，民兵指挥部要彻底解决问题。要持久地讲井冈山的传统，从井冈山起就搞赤卫队嘛。你们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民兵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军区、军分区、人民武装部来管嘛。

中央领导同志说，农业就照你们的做法，抓好两个基本，就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批派性。你们决心下得好。

我汇报下面批派性提到省委的领导同志怎么办？中央领导同志说，你还不让人家提嘛。中央领导同志问：你们是怎样讨论的？我说，我们研究，人家有意见，让人家提，包括我在内。中央领导同志说，对，只有让人家揭发批判，才能团结全党。

中央领导同志再次表示说，就照你们这样狠抓下去。


补充：


现在党内有一种不正常情况，很多同志怕这怕那，怕东怕西，就是不怕国家建设搞不好。希望大家本着四届人大精神，在本世纪内建成四个“化”，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投降派，你本着主席三项指示办就行了。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把毛主席的观点割裂开来，抓住一两个观点或一两句话，片面地进行宣传，这样行吗？……如工业，主席至少讲了以工业为主导嘛，讲了四个现代化嘛，还有三个领域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现在把科学实验割裂开来了。不搞科学实验行吗？三大革命之一嘛！而且讲都怕讲到，讲了就是罪，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现在的规章制度不是“左”了或右了的问题，而是要从严，宁肯严一点。严一点，才能扭转过来。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批，不要怕还犯错误，先要严一点，以后再松一点。你不严，制度就恢复不起来。最近我们搞了个二十二条，还有点问题。可以把稿子印给大家看看，没关系，可以不算数，大家脑子转转，想想事。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来源：1975年10月26日×××传达的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讲话，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言论摘录》


李昌在一次院、所干部会议上关于整顿的讲话（讲话材料之39）
1975.11.03


谈谈关于最近工作的情况。……

一、两个月来整顿工作情况；

二、关于思想整顿的问题；

三、学大寨精神，为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

四、关于调正机构的问题。


一、两个月来整顿工作情况。


我们三人来了三个半月左右。前一个半月，主要参加领导，了解情况，准备新的核心组名单，准备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限定一个半月，基本上做到。文件（指《汇报提纲》）等政治局讨论，国务院已批准。核心组名单，在原基础上补些人。

……。从9月初我们进入核心组。9月4日开始布置整顿工作。当时认为有5项：1.思想作风，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2.端正对毛主席的科技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3.落实政策；4.调正机构；5.加强领导班子，健全领导班子。主席批示张锋同志的信后，加了第6项，整顿和加强科学出版工作。内容很多，怎么办？9、10、11前3个月主要抓紧落实政策，……，这最影响安定团结，以此为中心，把落实政策放到第一位。同时开始进行思想整顿工作，在部分单位试点，先走一步，取得经验。院部作为试点，院政治部是重点，所一级物理所为试点。原来定地球所，后内部意见不一致，哪些人找富铁矿，哪些人搞地震，……，数学所也是个点，但是，批判、消除派性问题不多，面要广一些。大部分单位是落实政策，其他工作结合进行。

9、10月份，首先在院核心组进行整顿。8月28日起3人参加院核心组，主持工作，组成新的核心组。取消了列席制度。改变核心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划开，业务建立行政办公会议，核心组5个副组长，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武衡、王建中，由王光伟、武衡、王建中管行政业务，我管党的工作、耀邦抓总。核心组才能集中精力抓落实政策，开了16次会议。初步看，这样做比较好些。

落实政策，院、所在这方面工作量很大，可以说基本上打了一个胜仗，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院受批判XXXX人，占全院总数的XX%，要求复查未作结论的XXX人，实际上是XXX人，连同国防科委回来的加到一起恐怖要上XXXX人。这次复查，8月初国务院开专门会议，华国锋副总理传达了主席近2年来一系列落实政策的重要指示，同时国务院有要求，首先是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复查在国庆节前完成，再以后是司局长一级的干部。我们按时完成。国庆节前复查了副部级8个，报告得到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同意。如XXX党内警告处分，撤销副院长职务，一部分事实不符，我们建议撤销副院长职务的决定，还要报中央。司局长以上（包括科研人员任所长、副所长）要做结论的有XXX人，已复查XXX人。另外面上的问题是批清复查等，共XXX人需要复查，XX%已搞完了。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较好，可以说打了个胜仗。普遍反映较好，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广大群众的帮助，好好学习，改造世界观。他们在落实政策以后，非常感动，……当然也不是都做好了，有少数纠缠，有派性干扰，意见不统一不好处理。20个单位，完全结束复查的11个。这些单位最后还要清查一下，看有无遗漏，生活上、工作上的安排都落实了没有？还有XX%，留下问题比较复杂。张本历史问题已查清，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做了结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移交科学院作结论。争取11月复查基本完成。

简单谈谈这项工作中的基本经验：

1.反复宣传主席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科研搞上去。宣传18号文件归纳的6条，几项规定。用党的政策来武装，消除派性干扰。

2.领导亲自动手。耀邦、光伟亲自抓，我抓政治思想作风整顿。XX所较好，XXX亲自抓。

3.依靠群众。开大会，与群众见面，取得群众监督，消除派性最好的办法也就是经过群众。

几个疙瘩问题，抓住了，解决了。

一是对批清运动如何估计的问题。国务院本来有个估计：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中有缺点、错误，责任在领导。这对科学院适用。但院领导过去没有及时明确，产生了一部分人有思想情绪，大方向对不对？有些人怀疑大方向有无问题，有人说真“516”抓假“516”。两部份人对立很厉害，压力很大。被审查的有怨气，参加审查的同志抬不起头来，领导不承担责任，分配工作，人家不要他们。这次承认大方向是对的，问题在领导。

二是攻击言论的问题。过去一直是难题。有人对中央领导同志有些非议，生活上的问题，也传一些流言蜚语。讲是不对的，也批判了，今天怎么看？不算政治问题，不要无限上纲。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要从阶级斗争看问题，只要不是站在敌对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一定都上纲算政治错误，要宽大处理。

三是复查标准的问题。做结论，消除影响，材料清理，对家属子女单位去信更正，工作分配，生活安置，均要认真作出处理。……


二、思想作风的整顿问题。


有了个良好的开端，个别单位如院政治部、物理所，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取得了些经验，情况有些好转，但问题没解决，大量工作还需要做。关于整顿思想作风，开始布置，9月4日提出4个要求：

（1）结合实际学习中央文件，提高思想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根据党员标准要求党员，按党员的要求起先锋模范作用。

（2）干部政策，要端正对干部政策的认识：有违背主席思想的要纠正。上面两条的反面是派性干扰。我们这单位派性干扰主要表现在混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造反派的界限。……原有这么个思想，批林批孔后以造反派，老造反派作为标准吸收党员，提拔干部。去年7月5日发杭州文件，使这个思想更加公开化、扩大化。……原有这思想，拿过来就贯彻。杭州文件本质问题就是混淆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造反派的界线，老强调造反派就把党的队伍分裂了，一部分造反，一部分保守，……就没有一个党的界线。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应该肯定。问题是现在，毛主席讲了很多话，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再去扣老造反新造反，扣派性的话，不利于团结。按这观点处理干部问题就产生派性。

还要说明一下，提到杭州文件与上海经验根本不相干，是三个造反派的派头之一自己搞的，它不代表上海经验，歪曲了上海的经验，也可能上海个别人有错误，就在传杭州文件的同时，中央批转了上海经验的文件，这是正式文件，也是关于提拔年轻干部的。一个要按接班人五条标准提拔；一个是前面戴个帽子后面讲的老造反，根本不一样。但院领导未下达此文件反而发了杭州文件，它是个派性文件，对团结不利。从马克思以来都是造反的。科学院里有派性，在院政治部，物理所开展了批评，……。当然，我院下达杭州文件是思想认识问题，收回搞清楚。……共同来搞四大批，以大批促大干，团结起来，把科研搞上去。我们还是要团结—批评—团结，对所有的同志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最后达到团结，但是要把问题搞清楚，分清是非，才能团结。派性问题，个别党员发展不合规定，个别干部提拔不恰当，犯错误的也提拔了，群众意见很大，责任在领导。对这些问题要区别情况，具体分析，要郑重处理，如不加处理，也不行。要有所区别，有所分析，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多数是好的。首先提高觉悟，从干部政策，党的原则来看待这些问题，批判派性。消除派性。不解决这些问题，影响领导班子健全问题。散、软、懒，现核心问题还是散，散就软，散、软，我们这里懒不是主要的，还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这个问题还要解决，不解决不行。有些老的干部，也只依靠造反派，脱离老干部、老工人、青年，必然是既散又是软的。

（3）要求强调一个“敢”字：为什么现在中层干部不大敢？过去按上面的作，运动一来，上面不承担责任，一整整我们，大家就不敢干了。我们来后尽量做到这一点。敢什么？有标准的，就是敢坚持真理，贯彻中央路线，政策。我们及时传达，有标准就敢。中央同志说，按中央指示干，中央支持你们……。按院核心组决定办事，如有什么问题，院领导应承担责任。所领导有困难，过去的有些困难，院里要负责。如依靠老造反派，这是院里叫出来的，院领导应该承担责任。现在的问题是共同来解决，改变这种状态。有的同志讲，对新来的领导同志要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以来换了几个班子，你们怎么样，要看一看。是唯物论的。我们是有信心的，有同志要怀疑，我们表示欢迎。“三个月滚蛋”，也没有。说我们好象贬低前任，我们说，在真理面前也不要讳言。对你们信心不大，责任在领导。对于过去院里的问题要勇敢，主要是弄清是非。敢字当头的另一表现，要敢于纠正错误，敢于和错误决裂。我个人错误很多，一来讲自己犯过两大错误。要有勇气，敢于正视错误。有同志转不过来，差距越大，群众越不满意。

（4）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党内纪律松懈，群众就松松垮垮。物理所几次开会，有人居然提出不参加，不来，抵制，这是不对的。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要不然，没有我们今天的胜利。如无组织纪律，不就是修正主义的开始？要警惕如核心组开会，未说要传达，下面很快有人知道，纪律到哪里去了？院核心组通过一文件，将印发。……将整顿工作和大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这一段有两件事，大家震动很大，推动了整顿工作。第一是学习毛主席对张锋同志信的批示，把某些单位推动起来，加强科技出版工作，通县印刷厂给主席写了决心书，已转去。……加强了干部配备，出版社也有改变。第二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影响比较大。最近想搞第三次，学大寨的活动，准备星期四开一个中型会，光伟同志传达大会精神，各单位要与整顿工作结合起来，推动整顿，结合整顿，推动业务工作搞上去。会上想通过一个党员决议，带回去带动群众。


三、学习大寨革命精神，为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


（1）学习他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还要坚持党的科技路线。……。

（2）为普及大寨县作出贡献，明确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上不去，其他都上不去。根据我们的特点做工作，在科技方面为农业服务。我们要扎扎实实搞科研，做出成果，为粮食增产打个歼灭仗。找富矿，我们组织了500人，分5个大队，他们认为3、5年可以找到富矿。全国要分若干区，科技用上。现分散搞，零碎，缺威力，单项成果不错，但看不出作用。63年搞了十大样板，还想用那种搞法，搞几个样板，用上所有新技术，大面积增产，发挥它的威力。要帮助农业科学研究系统，支持他们，不仅四级网的问题，要帮助建立地方所需的特殊研究所，新的研究所，或者加强。办一个科技小报，面向农村，一直发到生产队，普及科学知识，鼓动广大群众向科学要粮食。

总之，要学习大寨精神，搞全院的整顿工作，主要精力要放在整顿上。结合整顿，把业务搞上去，这也是整顿的一个内容。……


四、整顿机构问题。


（1）根据XX所的经验，党的领导和业务领导，有适当分开，适当结合的问题，不要一把抓，业务可单独开会，否则整天开会。主席讲军事路线，一个打仗，一个建军，两者有联系，有区分，如不分开，忙于打仗，势必忽视建军问题。党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政策的领导，思想建设，队伍建设。政治行政要有干部分工，设想所一级小单位5人即可，大单位7人。成立党委可多些人，从中选出常委来。书记，副书记，行政所长，业务付所长，行政付所长，五个人。业务付所长，应该是真正搞业务工作的。行政付所长搞后勤，这工作很薄弱。所长可以是党政干部，也可以不是。革委会并不一定取消，可以结合起来，都可以参加，可适当改选。所长制是不是复旧，不能这么看，不能说所长制都是修正主义的，不在形式。革委会，不是取消，而是结合起来。可酝酿一下。至少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一分。

（2）科学院是中国科学院，对全国的科研都要管，它既是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又是管全国科研的归口单位。有个科技办，是个司局级机构，领导各部门有困难，要求有强有力的归口单位。……以后要相应地加强。……任务很重，越如此，越要抓紧整顿。


（根据杨礼方、黎功德等同志记录整理）




来源：《胡耀邦、李昌的讲话（37—39）》，均系内部资料，供批判用，请注意保存，1976。


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
胡乔木 邓小平
1976.03.02


胡乔木揭发的邓小平的言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揭发（摘录）


1．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邓约我谈话。他说正在考虑要我和×××、××、××等同志当国务院的所谓“顾问”，主要是要我们还象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他提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等。他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九评’以后，就很少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他又说，要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他声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2.一九七五年六月八日，邓第二次找我，……随后又回到上次谈话的题目，不过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名单中由我提议，加上了×××。这两件事既仍未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他这样对我说仍是完全错误的。……我当时提议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不要以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为主。这时他立即大发雷霆地说，你嫌他们名声臭是不是？你的名声最臭了！我说的确我的名声最臭，因此才想增加一些新人，减少一些我的臭气。他还是坚决不同意。


3．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选整理工作以后，他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重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严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等等。……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从没有认真下过功夫。……相反，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他规定参加的人不要多，却同意并未参加这一工作的×××、×××两同志参加，而不要长期在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领导下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参加。……在毛选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指使我担负这项那项“紧急任务”，这些所谓紧急任务基本上也就是刮右倾翻案风。这就使我们提出并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毛选整理计划实际上无法按时完成。


4．七月上旬，在读毛选第一篇整理稿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么深入得下去？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是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5．也就在读论十大关系的时候，他……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同时还对文教工作的现状说了些不满的话（大意是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双百方针）。


6．政研室的成立还未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时，邓就提出要政研室代管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他多次催促我一定要学部办一个综合性刊物，而且一定要政治研究室负责帮学部把它“办好”。由此可见，他的目的就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夺思想阵地，就是要通过政治研究室“帮助”学部办一个可以宣传他的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


7．在读毛选整理稿的机会，（邓）对我们大肆宣传所谓“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反动谬论，借此掩盖他的复辟资本主义、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真面目。


8．邓曾说，这几年把党的作风“搞坏”了。因此他说，要恢复他所谓的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以来所提倡的党的作风。


9．邓在全国学大寨会议讲话回来以后，曾对我们说，他在会上着重讲了头脑要清醒的话。他说，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这又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恶毒攻击。


10．邓对我们很少谈到主席的这一指示（按：指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只在一次说过所谓这是主席用三个月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有一次，我把报刊上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话选了一些送他看，说这显然是影射他，他还故作镇静地说不会。我说这决没有错。他才看了一看，说要送给毛主席看。


11．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出笼，是邓掀起右倾翻案风的一件大事。……他要我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这是怕他们两个“乱放炮”，破坏了他的复辟美梦。……他交给我修改后，我因事忙，告他已请×××找几位同志共同修改了。他很不满，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定要我亲自负责，还要我约×××、××二人共同参加讨论修改办法。……在毛主席已对邓否认说过所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后，我刚好收到我要学部编的一份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竟送邓请他转主席，而邓竟转了。这是公然对抗主席的狂妄行为。在毛主席已将提纲修改稿退邓后，邓仍不收兵，还要我再次修改一次。我又修改了一次送他。不过这时路线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邓不敢再送主席了。


12．关于教育革命问题，邓在我面前说过以下的话：……教育革命搞了这多年，还没有作过一次总结。我说近几年也有些重要的经验，如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他说，朝农的经验还不就是社来社去？……他一次对我们说，清华党委有几个人写信给毛主席，告迟群，我转了。又说，迟群也去大寨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13．去年十一月十日，邓约我去，告我说他现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他说主席对他作了很严厉的批评，但未讲批评的具体内容。他又说他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信既要他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他是同情他们的。同时又要我不要提我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我接着就重提以前的话说，政治研究室今后一定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青一点的就行了。


14.今年一月十七日，……他说政治研究室今后的问题要听候中央的处理。还说，毛选整理的工作也要停下来，听候中央处理。……邓未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擅自要我将已由毛主席批准的五卷整理工作暂时停止，这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来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材料组编《邓小平言论摘录（续编）》，一九七六年四月



姚文元1976年日记摘录
1976.02.00-09.00



【原编者卜伟华按：这里有姚文元在1976年2月到9月的日记摘录，共15篇，约5000多字。这些日记摘录的文字是比较可靠的，在一些比较权威的文件和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如在1980年12月10日特别法庭开庭审问姚文元时就以他的日记作为证据来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24页）】


2月11日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 （卜按：2月11日，天安门广场就出现打倒张、姚的“反革命传单”，比我们以前知道的好像早一点。我的印象是在清明前不久广场才呈现出一些具有火药味的文字。据查，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曹志杰等人悼念周总理的花圈是广场花圈的第一个。）

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卜按：姚氏很为自己手中的笔而得意呢！）


2月13日

晚，因金英、郭文（卜按：金英，为姚妻，原为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工作人员，1971年任卢湾区委书记，1976年2、3月份调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郭文，即郭孟文，姚文元的秘书，江青为其改的名字，这在江青的秘书杨银禄的文章《江青为我改名字》中有记述，杨银禄的名字被江青改为杨英路。顺便说一句，江青为人改名的爱好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曾为不少人改过名字。）动员去京西看上海同志——天水、秀珍、景贤。黄涛在，金祖敏也在。毛远新、魏秉奎等二位辽宁同志也在。畅谈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重要性、艰巨性。后冶金部陈绍昆来，考了他一通，要他同邓小平划清界限。他揭发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阻力很大，国务院基本没动。（卜按：如《邓小平在1976》一书（青野、方雷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所说的：“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之前，‘四人帮’已匆匆忙忙同上海的心腹先打了招呼”）


2月16日

从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文章（注：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发表，到明天批判不肯改悔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卜按：197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报导：《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邓是深入一步，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外国人称说，宣传工具是在左派手中。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2月18日

现在运动步伐加快了。人极累，看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人间万窍号呼”（卜按：此句出自稼轩长短句“汉宫春”，辛氏词曰：“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 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本篇透露出姚氏既疲惫又兴奋的状态，我看他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文革主张的。），直指走资派，心中是高兴的。


2月19日

十七日报导（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师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发表后，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资产阶级是多么渴望把新闻武器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啊！这一武器是多么有力！


3月7日

四川出现贴张春桥的大字报，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3月20日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卜按：从这一句看，姚氏并未把政治局内的叶、许、韦、先念、德生、锡联等老人看成异己，而仅认为他们“太迟钝了”。相反，老人们对王、张、江、姚等则是痛恨不已。）又快到“四—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卜按：山雨欲来风满楼，双方都会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


4月1日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卜按：综合各种资料可初步判定：六人者，王、江、姚、华、纪、陈也。毛远新列席会议并记录，4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写了4月1日会议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称，会议讨论了三件事：1、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谣言，要追查；2、五一节活动按去年的办法不变，建议充邓小平不出席；3、《毛主席重要指示》可考虑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毛泽东4月3日对毛远新报告批：同意），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卜按：《通知》全文如下：（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4月3日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卜按：4月3日，天安门花圈已达几千个，人们成群结队前往，许多单位组织职工列队将花圈送到广场。据吴德说，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吴德：《十年风雨纪事》第207页）据人民日报记者所写《天安门事件真相》（《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1日）一文中说，4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200万人次以上。但吴德书中却说，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第207页）明显有误。4月5日那天是星期天，我到了现场，可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绝对不可能是8万人。人民日报记者所说200万人次以上基本可信。）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卜按：姚氏对反“四人帮”的人咬牙切齿的痛恨，感慨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是符合逻辑的。他认为到广场去的人是“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的挣扎和疯狂反扑”。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在日记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他的这种认识可能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而来的。“四五”事件后，在全国范围的清查的批判运动中，在官方媒体上和许多单位内，持姚氏论调的比比皆是。当然，大多数人是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观点的，人心的向背与舆论声音的大小并不成正比。）


4月4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卜按：吴德出去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打电话，问是否有此事，吴忠说的确有人在纪念碑前演讲骂江青，并说：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准备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吴德向政治局会汇报了吴忠的意见，没有获得同意，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卜按：姚氏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挺经典：“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4月5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卜按：1976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说，九时半开始行动；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一文，其中说，九点三十五分，镇压开始了；据吴德说，出去民兵的时间在晚上11点。综合各种材料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日晚9：35广场开始打开全部灯光，并再次广播吴德讲话录音，留在广场的群众大部分迅速撤离，大约在10：00左右，民兵在警察和徒手的解放军配合下出动清场、抓人。抓了多少人，说法不一。姚日记说抓了200多人，放了一些，留下100多人。吴德的说法是：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100多人。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文章中说：200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据1978年11月18日新华社讯，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在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其中说：在事件中被捕关押的共有388人。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月5日晚真正被拘留审查的有100多人，而在这之前，主要是在此之后，陆续有许多人被抓，人数很可能要超过当天晚上抓的人数。）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卜按：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群众的反抗力量的确是弱小的，混乱、无组织、无公开的旗帜和纲领，是群众反抗力量致命的弱点）


4月6日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员会起草，通报全国。（卜按：关于这个文件，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说：“‘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己见报，（卜按：社论题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方向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4月7日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导，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导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１、首都；２、天安门；３、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肖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稿子改、排、校、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己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后，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为“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任做了。（卜按：最后一句不通顺。从上下文看，应为“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的任务就完成了”）

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同时又抱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只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进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全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注：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第二六五期钉在日记中）


4月8日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１）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２）社会的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３）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呼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激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9月13日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卜按：毛去世后，中央高层内的形势微妙，姚氏所说“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开始疏远她”一句颇堪玩味。）我不能这样做，要尽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相，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晚上，同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卜按：姚文元在这里还作了“斗私批修”，检点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处。）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最喜欢的生活——战斗！”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张春桥给儿子的信
1976.04.18


亲爱的毛弟：

这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四月五日，我到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 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话讲，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吹出去）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我感到上海现在镇压反革命劲头不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到农场，要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敌人不会认输。 寄来的信，都看了。退给你。二炮一封，我留下了。内容我大体知道，近来接到不少类似的信。祝你好。我身体尚好，勿念。

 	爸爸
四月十八日
来源：(根据红卫兵传单打印，原印者不详)


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
北京市公安局长 刘传新
1976.05.22
刘传新“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
刘传新
1976.05.22


〔刘传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报告地点：首都体育馆；根据记录整理〕

〔说明：关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都体育馆作过一个题为《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当年十月，四人帮被捕，刘传新在年底自杀。这个报告，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有一定帮助。本文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市委统一部署指挥，依靠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迅速粉碎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两项英明决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为了使大家了解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追查反革命，现在把有关情况分作五个问题，向同志们作个汇报。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这一事件是全国解放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其严重性在于：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三是又烧又打。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从三月底开始，到四月五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敌人进攻的方式是比较隐晦的。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宣传干部曹志杰等人，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获至宝，用打电话、写信、传抄、围观等各种方式，大肆渲染，无耻吹捧。当天，还有一个坏家伙，采用念“悼词”的手法，当众造谣说“中央有人反对总理”，进行反革命煽动。接着，写影射攻击的“悼词”、“祭文”、“挽联”等情况大量出现。

四月二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一０九厂常存玉、宋胜均等人，到纪念碑送了四块近一尺宽、六尺高的反动大诗牌，用铁丝绑在纪念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别有用心地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制造反革命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首反动诗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来写的是“既出”，他们觉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为“倘若”二字。这四块反动诗牌，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当即有人质问：“你们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作贼心虚，吱吱吾吾地回答：“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反革命分子对这四块反动诗牌也极力吹捧，有的还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大肆传播。

这四块反动诗牌在广场纪念碑一摆出来，什么“白骨精”、“闪鬼影”，“擒妖魔”、“斩鬼怪”、“挥刺刀”、“剑出鞘”之娄杀气腾腾的反动叫嚣，顿时增多。一篇署名“薛战”（实际是“血战”）的反动誓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自己的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是一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到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您。”听！这不是阶级敌人在磨刀霍霍吗？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摇唇鼓舌的反动文人、跳梁小丑，也跑了出来，大加表演。什么“呜呼噫兮悲夫哀哉扫墓有感”啦，什么“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啦，什么“有人阴谋杀害周总理，西伯利亚的严寒挣扎不了很久啦”等反动诗词，纷纷出笼。有个冒充“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写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什么“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这首打油诗与悼念周总理毫不相干。谁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光辉典型，他们攻击清华、北大，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这首反动诗的矛头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吗！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两日，阶级敌人感到再用隐晦的手法已经不够劲了，便抛去伪装，撕掉面纱，明目张胆地书写反革命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端恶毒地咒骂“善始无终君主多，伟业败绩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奋斩祭周公”。反动气焰，令人发指。

同时，他们公然无耻吹捧邓小平，为邓小平涂脂抹粉，鸣冤叫屈。说邓小平上台后是什么“面貌大改观，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很短时间卫星上了天。”还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可怜大权旁落去，到头来落得个走资派、牛鬼蛇神。”

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我们只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义，写诗作词，甚至手捧所谓“血书”，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杂在人群当中，上窜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围着念反动诗词的家伙，拍手狂叫：“好！好！用记录速度，再来三遍！”有的狂叫：“谁反对周总理就把他们揪出来，在纪念碑前绞死他们！”“挖他的心，尝他的肉”。有的拿着录音机，进行录音。广播事业局有个家伙，连续四天去广场，专录反动演说，还挑选最反动的诗词，自念白录。还有些家伙，专门拍摄反革命的镜头。他们狂妄地说：要把这些所谓“史无前例的盛况”，作为“历史的一页”记载下来，以便扩大反革命影响。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罪证。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出现在纪念碑周围的各种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号一天抛出来的。这里面，有反动诗词、传单、标语，有反动散文、快板、顺口溜，有反动呼吁书、倡议书、誓词，有反动歌曲，还有反动政治笑话。真是形形色色，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突出的是书写反动诗词，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旧体诗词，有新体诗，还有文字游戏的宝塔诗。旧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旧体词有《清平乐》、《满江红》、《忆秦娥》、《抛球乐》、《诉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个词牌。他们利用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尽了反革命的心机，耍尽了反革命的伎俩。有个反革命分子，经过精心琢磨，炮制了所谓“四绝字头”的反动诗，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怀念总理，良弓不离，誓除魔患，神州称奇。”真是绞尽了脑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毒草，无论是含义情调、引用典故，还是表现手法，都是煞费苦心的。有个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反革命仇恨，恶毒攻击什么“朝堂尽鼠辈，奸权横操同室戈”。用《石州慢》这个词牌是什么意思呢７，这里边也大有文章。据说，北宋有个叫张元干的，作过朝廷命官，他因为秦桧当国，不愿和奸佞同朝，弃官而去。后来惯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对当时的统治的悲愤。今天，反革命分子选用这个词牌作文章，显然是把自己比作张元干，借以发泄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险恶。湖南省桃江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画组成一幅反动对联，让人专门带到北京，贴到天安门广场，蓄意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手段极其恶毒。

第三步，就是五号这—天，一小摄反革命分子，不但继续使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们在三、四两日遭到打击之后，狗急跳墙，凶相毕露，又烧又打，又抢又砸，甚至冲击人民大会堂，威逼警卫战士降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拿打来说，他们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像地主“还乡团”一样，穷凶极恶。被他们打伤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眼睛被打肿，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断，有的耳朵被撕裂。对交通广播车上的宣传员、救火的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放过，围攻殴打。过路的群众说了几句义愤的话，也惨遭毒手。他们不仅打中国人，还围攻殴打外国人，蓄意制造国际事端．被打的外国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田索竹彦，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两架照相机和钱包、证件都被抢走。在这些行凶作恶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儿子姚健，他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怀里揣着反革命传单，窜到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煽动一伙人，殴打公安人员，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烧了一些什么呢？烧毁汽车四辆，砸毁宣传车、救火车各一辆，烧毁自行车近百辆。他们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放火，把营房里的大量家俱、衣物扔进火堆。甚至扬言要“火烧天安门城楼”。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但也变成了好事。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使人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彻底戳穿了敌人所谓“悼念总理”的大骗局。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怎样同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扫墓是个旧习惯，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曾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清明时不再进行扫墓活动，经周总理亲自批示，中央批准，并在全市进行过工作。今年清明节周总理逝世不久，广大群众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蓄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的呢？总的说来，敌人有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只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应的对策。大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认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广场上出现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射攻击以后，市委立即对敌人的动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严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月二日，传达了中央处理南京政治事件的电话通知，戳穿了敌人的阴谋。经过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和群众，提高了认识，看出了“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没有受骗上当。有些原来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众，就不做，不送了。这样，不但孤立了敌人，也为后来的反击，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统一部署指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次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心情，混杂在群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护。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战机：揭露和打击故人。但当时民兵、民警也不能公开出面，维护广场秩序，如果那样做，就会使敌人的活动合法化，在客观上起到支持故人的作用。为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统一的指挥部，抽调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在现场分片包干，隐蔽进行观察，把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起来，为开展反击做好行动上的准备。

第三，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就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三、四两曰，敌人已经充分暴露，我们当即采取措施，给以迎头痛击。一是依靠群众，当场揭露批驳：二是盯住敌人，相机扭获；三是现场取证，抓紧查获；四是对出现的反动诗词标语，当日除掉。在这几天中，共获取实物罪证二百多件，把干得最凶的抓了几十个，及时打击了敌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四日清明一过，就连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门广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于对花圈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事实很清楚，五号以前敌人活动那么猖狂，花圈并没有移走嘛！那么，清明已过，花圈如果还不移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等于纵容、支持敌人继续搞反革命活动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对这伙反革命暴徒，并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暴乱，总是要制造各种借口的。

第五，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展开反击。在三、四两日，敌人遭到打击后，到了五日，这帮家伙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断然措施，进行反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坚决实行镇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有十来万人，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是受蒙骗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只是少教。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打乱仗，伤害群众；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为了把大多数群众与一小撮坏人分开，吴德同志在下午六点半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戳穿敌人的阴谋，号召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骗上当。大多数群众听到讲话就立即离开了。当好人坏人大体分清以后，市委一声令下，五万名严阵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卫木棒，浩浩荡荡地开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士气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继续在广场负隅顽抗的二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团团围住，隔离开来，进行审查。这伙猖獗一时的坏蛋，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的虚弱本质。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工人民兵的反击拍手称快，连声称赞：好！好！好！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


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贼《“571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109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

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草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宫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


第五个问题，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这次，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闹得最凶的时候，帝修反特别是苏修新沙皇，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认为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健康力量”，这一回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克里姆林宫从四月七号到现在，一直忙个不停地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什么《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汽笛报》，还有“塔斯社”、“和平和进步广播电台”等等，又写文章，又发报道，又登照片，不遗余力地给邓小平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的路线受到了“热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当总理”。过去，苏修新沙皇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幻想都破灭了。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满以为就要成气候了。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来得及鼓掌，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邓小平也完蛋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令人吃惊的”，是“感到失望的”。于是便歇斯底里大发作，叫嚷：“邓小平被撤职不是内

战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五月十八日，苏修“塔斯社”这个造谣公司，瞪着眼睛说：“上月底，枪毙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参加者，十人游行者被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这是多么拙劣，多么卑鄙！苏修对天安门事件这么热心，一喜一惊，一捧一骂，无耻造谣，就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总是把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错误估计形势，欣喜若狂，兴风作浪。就连盘踞在台湾的政治僵尸蒋经国，也像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有气无力地嚎叫起来。四月六号，也就是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蒋经国就急不可捺地在伪立法院会议上叫嚷，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么“大陆同胞抗暴行动的新开始”，狂叫要给予“全力支持”，还提出所谓“特别预算”，“全力供给”。四月七号，蒋经国又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制定所谓“精神入党”办法，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叫嚷什么“大陆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动地成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电台，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和广播，造谣诽谤，攻击诬蔑。狂叫“现在是反共的良好时机”，煽动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开展大陆工作”。邓小平挑起的这场反革命暴乱，连蒋帮都这样卖力地吹捧，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一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还有那些老右派，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暗中庆幸，大放厥词。当一小摄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时候，他们手舞足蹈，妄想变天，胡说什么现在是“形势不稳”，已经是“一触即发”，“现状不好维持，局面不好收拾”，“前途演变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么“政权也得变一变了”。有的使劲地吹捧邓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气”。请大家听一听，这是什么腔调，这又是为什么？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灭顶之灾，不甘心失败，仍在垂死挣扎，继续较量。从四月六日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与往常相比大约增加五、六倍。其中，针对中央两项决议进行捣乱破坏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四月十一日，七○六厂有个反草命分子，在厂里公开跳出来狂呼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中央两项决议，被制止时竟接连对三名职工拳打脚踢，疯狂地行凶报复。四月十二日，北京粮食局马连道仓库有个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号，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邓小平”，穷凶极恶地闯进办公室，接连砸坏了三张办公桌。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学院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在集体宿舍，公然将《党的基本知识》一书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导，全部涂毁或撕掉，并当众书写了三条反革命标语，为邓小平扬幡招魂。四月二十日，从太原市流窜来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门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周总理，无耻吹捧邓小平，狂呼反革命口号，当场被工人民兵抓获。五月一日凌晨，从新潜逃来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连续在前门、西单、王府井、南长街等八个地方散发反革命传单，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进行辩护，当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获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同样的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九十三张，反动日记三本，已投寄给中央一领导同志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五月七日，大兴县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连续书写五条反革命标语，疯狂叫嚣“坚决支持右倾翻案风”，胡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徒的活动是什么“自己解放自己”。五月十七日，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子弟王益民，从山西跑来北京，明目张胆地要往天安门东标语塔上贴反革命大字报，以《不理解这个纲》为题，猖狂攻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胡说什么“为何以粮为纲，是不是有总纲、大纲、小纲，游击纲、临时纲”，“这究竟是不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个家伙被抓起来以后，还继续攻击，无耻吹捧邓小平“当个总理也应该”，诬蔑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故意闹意见”，攻击我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错误”，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不如过去那样：海阔由鱼跃，天高任乌飞”，猖狂叫嚣“来京的目的就是为邓小平翻案”，“制造第二次大混乱”。这个反动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丈夫要有沉机独断之志”，“青云有路终需上，宇宙无名志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真是反动透顶。

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颇有启发，耐人寻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谁支持，谁反对？对粉碎这场反革命暴乱，谁害怕，谁高兴？对邓小平搞翻案复辟，谁赞成，谁抵制？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汇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二十六号文件精神，掀起一个继续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具体地说：一是要学好。就是继续认认真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装头脑，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进一步认清邓小平的反动实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肃清流毒。三是要深追。就是认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形势很好。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发出可疑线索两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动交出抄录的反动诗词和所谓“总理遗言”近四万件，交出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摄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张。特别是所谓“总理遗言”这起反革命谣言，经过在全国开展追查，制造者已经有了着落，可以不再追查制造者了。但是，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反动诗词、传单和其他反革命谣言的制造者，把这些家伙统统挖出来，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还需要进行艰巨的工作。为了不使反革命漏网，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别对重点单位、重要案犯、重大线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学和批，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认认真真地抓紧抓好。要深入批邓，彻底揭穿邓小平的画皮和极右实质。只有学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项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因此，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批、追、促抓紧抓好。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批，带头揭，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原载《共识网》


江青对送审翻译影片的意见
江青
1976.05.23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晚，刘玉廷电话传达江青的以下意见：


凡是过去我审定送去翻译的电影，译好应该先送我，不是送远新同志。今后由远新同志通知你们审定去翻译的片子，翻译后也要送我。因为这也是由我审定的，我只是不审查第一关。因为那个范围太大了，我只看远新同志向我推荐的。

另外，送远新同志看的电影，也电话告诉我一下电影目录。《醒目狗》何时送？《新茶花女》、《痴女幽魂》、《砂丘之女》都送给远新同志。

请抄报春桥同志。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来源：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迟群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摘录）
1976.07.18晚


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了，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最大理论脱离实际，不要怕。

本来可以进一步批走资派，有的工厂乱，表面好像是批邓带来的，实际是走资派破坏，为什么有人脱离这些来讲乱，这就要将辩证法。一时有些地区可能出现某些暂时安定，而终究要乱的。上层建筑破坏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本来是更好批走资派，而是笼统将乱，不讲来龙去脉，讲不清楚，一个时期他可以用十八条来卡住大家，表面安定，盖子揭开，矛盾就暴露了。

有人往往看表面，河南某某工厂停工，火车不开，有的地方指挥不灵了。这是由于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的结果，有的地方指挥不灵，应该不灵。邓小平杀气腾腾，现在一批，停下来了，这是正常的。为什么有人对走资派恨不起来。我们不一定把走资派当作反革命来打，但有些人却缺乏对走资派的这种义愤。墙上写了反动标语，毫不含糊抓起来；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却缺乏认识。当然走资派改了，我们欢迎，问题是现在还在走。

毛主席关于社教批示，要害是讲斗争对象，讲的走资派，有人说，主要是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要害是讲斗争对象，讲走资派问题。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段话不长，非常重要，再拿社教批示一看，问题就很清楚。

有人说，把走资派抓起来，他是大官，他抓你。现在反革命是指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在党内，他是大官，手中有权，问题是有个政策问题，不能抓，有的他愿意改。从理论、实践、政策上都解决了，还有个策略方法问题，有些地方由于策略出问题，就有可能把运动走偏，就要失败。最近我接到一些造反派来信，受压，就是策略上出了问题。列宁讲了策略问题，我们要很好学习，我们有理不让人不行，还要讲理说理，讲斗争艺术，就比较复杂。

慢慢来，说清楚是假的；不清，才反映真实情况。10条，11条，8条说明我的水平，一下觉得问题很多，想从各方面说清楚，实际上不一定把问题说清楚了，但还是想钻深点。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从他们表现来分析。要研究国际问题，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开理论讨论会，研究可以。

你们不要拿笔，我害怕。周荣鑫讲迟群说的：“17年培养的大学生对经济基础统统是破坏”，什么背景都不讲，去煽动群众，这些都是走资派的愚蠢。又说迟群这几年“凭风办事”，我们凭东风有什么不好，只要给我们生存条件，就要和他斗，不然人活着干什么。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怎么会整顿掉呢？这是常识。邓小平经常说，我这个跟主席说了，我那个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等等。这些手法，要学习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认识。托洛茨基、考茨基、布哈林都可以，中国党内从陈独秀开始。

考验一个人，顺利时是考验，困难时更是考验。但有人刮西风时，经得起考验，刮东风时站不住。邓小平一上台，我是双手赞成的。主席寄希望于他，为他树一点威信，替他说了一点好话。我们有时坏话从好话上去想，搞翻案，没有想到。

敢字当头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要复辟，他煽动，欺骗性很大，问题很多。

《红旗》揭经济问题，但还不够。

有人认为邓抓生产，关心群众生活，所以有人寄希望于邓，有人把改善生活寄托在邓身上，这就危险了，因为寄托在唯生产力论基础上，满足一时的利益，用经济主义来完成，不是新东西。你当党委书记，就知道了，要解决职工牛郎织女问题，邓小平一句话容易。我下厂总有几个人找我解决问题，说：我看到别人不讲，看到你非说不可，要求解决问题，现在学校有1400对，这些人是生产、教学骨干，就不能都放走。

我可以说你们工资太低，可以提高，我可以得到群众暂时的拥护，可以为我鼓掌，你能到处这样讲。工资提了，国库东西少了，实际并没有提高。满足一时的经济利益，是老机会主义的破烂货。

三项为纲，四项不行，这不是对马克思列宁的歪曲，片面吗？主席对什么是纲，什么是目早有交代，下次走资派就不会再用三项为纲了。

（有同志说：外面说周荣鑫是清华揪斗死的。）

希特勒的部长戈培尔讲，造谣越离奇，谎越大，越使人相信它。3月26日，政治局开会，要邓小平去，说不会戴高帽，你去看看大字报，他不敢，过去他就讲：“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一声不吭。

把主席的理论、指示学好，深入批邓，抓好这两件大事，否则联系实际联不好，有人关心清华联系实际问题，我们从去年11月批刘冰就开始联系实际。11月3号和刘辩论，开始50人，后逐渐增加到100人、300人、700人、2000人，逐步扩大，后来到周荣鑫，到邓小平，应该研究8个月怎么过来的，研究一下形势。

（有同志问：管理就是社教，它的范围应该怎样理解？）

主席64年就已点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管理范围，不关重要，重点在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是说外行就是走资派，当然不能三年五年当大老粗，业务上知道点当然好，但55行（指55个专业）不能都会，但开个车床可不可以，虽不懂电子，但懂得路线，电子已经第四代，你还搞第一代，就不能通过，具体手艺要懂一点，更重要的是要懂路线。例如电子，我线路不懂，但路线要抓，现在如果抓电子管，我就要反对了。应抓第三代集成电路。外行不要老当外行，懂总比不懂好，领导大学，不懂一点文化知识也领导不好，懂得路线，还懂点外语，没有什么不好。

为了和他斗争，首先是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文化科学、教育革命该怎么抓，还是怎么抓，你上大学，光会同走资派斗，锻压学了三年什么都不知道，不一定是成功的。因为它毕竟是理工科学校。首要的问题要抓，次要的问题也要抓。72年回潮，人家也是抓住了这个问题。

（吴生荣：压5学员希望你讲一讲7·27。）

毛主席7·24决定的…7·27进清华，一下子进来8个团，把局、厂军代表找来，出多少人，规定从清华什么门进来。指挥部在照澜院。是走资派挑动，死5人，伤731人。看到走资派毒害青年，蒯大富一伙，本来这些人并不是太坏，是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结果，走资派挑动知识分子和工人对立，工人牺牲是为了文化大革命，从5万人到后来减少到5000人（指工宣队人数）。刘冰锁在生物馆，在吃窝窝头，调子高，实际未改，开始不知道，背后插一刀，知道整我是在4届人大的时候，但刘冰老狐狸尾巴是在他们认为那家天下已定时就露出来了。我从来也不否定自己在革命过程中间存在弱点、缺点、错误，但性质和他们不一样，愿意改，充满信心，改造进步。刘冰说：我建议市委来个书记主持一个会。我说你建议只能建议，你建议是你的建议，我是书记，可以不接受你的建议，我还是可以个别谈谈，因为我知道本质上他是搞坏事。

去大寨学习，有什么罪，回来还告诉他，主要是刘冰认为，已是“邓记天下”，要把你打倒。

刘冰一谈话，就是小平怎么说，不说主席怎么说，听到刺耳。现在刘冰对矛头指向毛主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承认，但当时怎么分析党内形势的，他不敢说，只说当时传了一个什么谣言，听了什么谎言，实际他心中另有一个党中央。


（根据压五班部分师生追忆整理）



来源：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材料之四，供批判用》，1976年11月8日。


江青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的谈话
江青
1976.08.26


（摘录）


邓小平向美国人苦苦哀求要买大型电子计算机，丢中国人的脸。我当面批过他，清华、北大要争口气。说了大话要兑现，千万次电子计算机一定要搞出来。要依靠工农兵，不然就一事无成。我们可以引进一些，拆了为了赶超，外国有的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不是要简单模仿，而是要赶超。

毛主席让我读《老子》，我读的还不够。我看了许多出土的东西，孙膑的一些东西出土了，看来这个人却有其事，他讲过；以其上等，攻其中等，以其中等，攻其下等，以其劣等，对其上等，三局二胜，很有一些意思，孙武子有无其人，还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出土了一大批东西，最近，秦代的法律也出土了。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东西，要找来研究一下。

曹雪芹是补天，不是变天。但他比十九世纪欧洲的作家们高明的多。那些人向上爬，曹雪芹不向上爬，晴雯，袭人有什么区别？我最喜欢晴雯。而袭人是个特务！谁收买的她？不是王夫人，是宝钗。第三十六回，宝钗代袭人刺绣，宝玉假装睡着了，骂，“什么和尚道士”，骂的就是宝钗。

《红楼梦》里有阶级斗争，柳嫂和秦显家的就争厨房的权，各自都有后台。贾府的奴隶四百多人，主子不到三十人。奴隶也有大有小。赖家这奴隶后来阔了，作官，赖家请客，贾府都去。贾政还向赖的大儿子借五百两银子。清朝有个宰相叫法式善，官做得大了，但是他家原来地位很低，遇到原来主人家办丧事，还要去作吹鼓手。

我种了一些金银花，洒了一些药，结果两手长皮炎，不容易好。农药洒在田里，有毒，土地有毒，粮食可能也有毒，还是一个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大问题。要研究以虫治虫，养蜂治虫。

(当听到有些老同志在外边开门办学时)走出象牙之塔，到了广阔天地，(当看到一个人头发白了时)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是，我们无产阶级不“空悲切”，而是要加油干，干革命！

我提出要到小靳庄去一趟，政治局不同意，就是不让我去。今天我是听国锋讲外边有人还住在棚子里，我才出来的；转一转不出北京，没有必要请假！

要多看点书，我现在好多书没有，政治局就是应该给我们买书嘛，我们都是交了党费的嘛！

我想骑马，他们也不让，我要游泳，他们也不让，连我的警卫员也限制我，我怎么啦！

我以两校为自豪。


迟群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摘录）
1976.09.09晚


昨天晚上9点和江青同志还在研究组织给主席看的材料，五号通知我们主席病情恶化，后又稳定下来，我们一直想到主席会好的。我们在搞北京上海出版工作和大批判的文章。我一直忙到今早3点回来，刚睡一会，就把我喊起来，通知主席逝世了，告诉我们停止抄写材料，我怎么去通知他们呢，还是抄下去吧，留着做个纪念。你们不要记录。

主席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最后一直是在关心国家大事，留给我们的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大事，最后主席没有留下什么遗嘱，（还）是要东西看，有什么比这更加高贵，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高贵的品德作风。

正象你们所讲，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但主席思想是永存的，永远在指挥我们战斗，帝修反有什么可怕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对国内反动派也一样，为什么95％以上的人民不能战胜1—2％的反动派，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实践上是有经验的，还要勇气、力量，为什么不能对1—2％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呢？相信主席教导是永远正确的。

有人一遇风浪就动摇悲观，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典型表现是对形势前途缺乏信心。主席逝世后，有人担心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国家前途问题，这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遇风浪就动摇，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只有两个人，向全世界发表《宣言》，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他们敢讲，当时相信他们的人并不多，他们离我们已经一百多年了。列宁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他们国家被帝国主义包围，困难重重，后来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葬送了，但列宁提供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毛主席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毛主席十几次被撤职、罢官、被整，最厉害的时候，连秘书都没有，住在山洞里，周围抬头看到山路上国民党兵在走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坚持斗争，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毛主席和一个个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邓小平，因为他坚信马列，毛主席领导我们把一个幼稚的党、年青的党变成一个成熟的党、有经验的党，要学习毛主席继续革命，彻底革命。

相信你们讲的不是空话，以后会看到你们的实践。

毛主席病情是从9月2号开始恶化的，关于毛主席病情和大家讲了，以后根据中央讲的，这里讲的不要到外面讲了。


（根据压五班部分师生追忆整理）



来源：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材料之四，供批判用》，1976年11月8日。


郭宗林传达迟群9月9日在清华干部会上的讲话
1976.09.09


（根据记录稿整理）


我们学校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为毛主席争了光，为毛主席争了气，现在和将来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一定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毛主席争气。要为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有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五不怕，才能真正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们一定要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搞好工作，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团结一致，努力工作，要高度提高警惕，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侵略颠覆的阴谋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民兵师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动向，了解专政对象的动向。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坚决镇压。

我们入党时，宣过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们要坚信，共产主义必胜，马列主义必胜。马恩两个人时，就坚信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毛主席在党内有几次被排挤、撤职，那时还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主席还做诗说“战地黄花分外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今天我们党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党，毛主席为我们总结了一系列宝贵经验。毛主席逝世对我党、我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世界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最大损失。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了解广大师生如何以沉痛的心情化悲痛为力量，要用简报最生动及时反映，越快、越多越好。同时也要注意苗头，其中主要是老反革命分子，也包括新反革命分子，也包括刘冰这样的走资派，要及时报告。

伟大领袖毛主席9月2日病情日益加重，虽经过精心治疗，但还逐渐恶化，于9月9日0点10分逝世。逝世前主席一直在看材料，关了灯主席还叫打开灯。逝世前，主席一直在关心国际局势问题。这就是主席战斗的一生，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最后一分钟就是这样度过的，这是每个革命者最光辉的榜样，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崇高？毛主席的崇高精神，对我们有无穷的号召力，号召我们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斗，号召我们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的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尽管他们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得势于一时，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他们必然灭亡，毛主席的指示鼓舞我们现在同走资派、将来同走资派作斗争。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让大家都来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实践。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帝、修、反和国内阶级敌人，尽管可以猖狂一时，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和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逝世后，一定能战胜一切敌人和任何困难。

前几天，有一个人问我：“去年以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讲的是一般的，虽然是一般的，但坚持是不易的，就是坚信马列主义，坚信毛主席，这才不怕坐牢、杀头，做到五不怕，不怕孤立，不怕污蔑攻击，要向前看，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我们并不孤立，因为掌握真理，不管他什么人，刮什么风，都能经得住。风一来，不动摇。主席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是我们通过实践证明的真理。遇到困难时，想到主席，就一定会有力量。

我们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战胜了刘少奇、林彪，他们一时搞得我们党不行了，我们国家不行了，正是毛主席拨正了方向，把他们一个个揪了出来，正是这个斗争，我们有的同志缺乏远见，对前途悲观、失望、消极。这是在复杂斗争中，一个骗子比一个骗子欺骗性更大，大家都想，有毛主席健在，就有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毛主席现在不在了，但主席思想永放光芒，进一步武装我们和走资派作斗争。相信毛主席缔造的党，能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下去，沿着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下去，走到底。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不管历史上出现什么曲折，相信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这是历史规律，潮流不可阻挡。

清华、北大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扎扎实实搞好批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工作搞好。我们这些单位，他们都是要打主意的，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们务必提高警惕，不可麻痹大意，从校党委到班组要加强领导，犯过错误的要记一笔账，真改好的，可以摘去帽子，归队。有的表现坏的，也要记一笔账要戴上帽子加罪。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有苗头的要审查，弄明白的要批判，有反革命活动要镇压。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群众掌握专政的，为什么不对百分之一、二的人开展专政呢？是没有力量、没有时间、没有理论、没有经验吗？不，都有。我们没有一点自悲感，我们在外有几个基地，（包括唐山）直通社会，要提高警惕，注意保持联系。

全世界的左、中、右都注意中国，看我们中国，我们要做出好样子，我们党是毛主席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是8亿敢于反潮流的人民，是敢于同任何敌人作斗争的革命人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人民，在主席不在以后，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伟大，更加高大，马克思逝世一百年了，他的思想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他们只有几个人，但是今天，只中国就有8亿人民。

今天我们学习一天，有的连夜批判邓小平，这是好的。这个人是可恶的，他欺负毛主席了，短短几年，就出现了刘、林、邓，他们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对准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是对主席很大刺激。往后，批邓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更重了，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来源：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郭宗林传达迟群9月9日在清华干部会上的讲话》（材料之二，供批判用），1976年11月3日。

王洪文秘书肖木给上海市委的信
1976.09.18


朱、王、王、陈、顾、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 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垮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毛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硬是把自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 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我们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 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四、 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同志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 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也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渡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肖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
来源：(根据红卫兵传单打印，原印者不详)


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讲话
江青
1976.09.27


江青在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晨）


江青：我身体不好，吃了药了，要到花生地走一走。

江青：我到了你们中间，就感到特别高兴，我是到你们这儿来治病的。……我到小靳庄去，我的病就没有了，吃得多睡得好，迟群让我在这儿住几天，我就来了。怎么拖拉机这么响啊？

答：不是讲了不让开拖拉机吗？

众：是附近公社的拖拉机。

答：那给他们讲讲别开了。

（有人讲：你该休息了。）

江青：不用，我这就是休息，我老坐板凳，在这儿劳动就是休息。

江青：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有人讲：您要多保重。）

江青：我挺得住。我昨天看了一个文件，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三天三夜不吃饭，他们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不要效儿女感情，哭哭啼啼，……你们要斗，我还能斗。

（有人要拿走江青手里的花生，让她休息。）

江青：你们不知道我的性格，手工劳动的活给我留下，不然我就失业了。我和你们在一起多好啊！我孤寡一人，一个人吃饭，要看文件，多没意思。

（有人说：江青同志在这多住几天吧！）

江青：冬天不行，我怕冷。（江青拿着摘完的花生秧说）这还可以喂牲口。

众：可以喂马，我们这儿有三匹马。

江青：你们这儿有马！？我要骑马。（警卫人员不答应）我身体不好，走一里路就不能劳动，去大寨时借了四匹马，都是老爷马。……我给你们带几部科教片子，晚上你们看电影，我看文件，你们睡大觉，我会客。

（早晨六点半，江青要走了，带走了一筐花生，临走说）这花生有多少斤？

有人答：回去再称吧。

江青：这是有意义的，不是我吃，是给主席看病的医生、护士，我吃一棵葱也要记帐的，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江青在农村分校吃午饭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江青：睡觉得很好，时间虽不多，质量很高。我到这儿是养病的。和你们这么多好人在一起很高兴，吃得多，睡得好，以后要和你们一起劳动，在田头地头批邓。

（有人说；希望首长多吃一点，保重身体。）

江青：斗争这么激烈，我是要注意身体。我看了一个材料，可以和大家讲一讲。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

（这时有人把玉米饼子端上来，江青看到后说）这个好，我吃这个（一面说一面拿了一个，顺手和谢静宜掰开。）

江青：全国有许多单位批邓处于中间状态，希望你们清华批邓批出新水平。

（当×××同志谈到她和走资派斗争，受到她们大队副书记一家人打时。）

江青：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给他们斗，（讲到这儿，把正在喝汤的汤匙扔到碗里就不吃了，愤愤而去，谢静宜急忙上前扶着走了。）


江青在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


（下午近四时，江青骑着马从大马路上到了花生地。）

江青：我年老多病，其人奈何，但我不服气。主席最近教导我：一张报纸要从头到尾看完，我现在正在培养这种从头到尾看完的精神。

（江青看到地上有一个蟋蟀）

江青：这儿有个蟋蟀。

北大一同志：这是害虫，是地下的害虫，它咬花生的根。

朝农一同志：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盼望您到我们那去。

江青：啊！你是朝阳农学院的，明年我到你们那儿去。

朝农一同志：我们盼望您早点去。

江青：那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工作允许，二是我不死。

有人说；您要好好保重。

江青：精神不死，我还要斗。我要好好恢复，尤其是记忆力。我被他们迫害得很厉害。我要保重身体，好好工作。

有人说：和您在一起，就象和毛主席在一起一样。

江青：不在一个人的去留。死的就算了，主要是我们活着的人。

江青：要自己动手，在延安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我也上山开荒去了，我只会用镢头，后来就纺纱，我是纺毛线。

江青：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记者在不在这儿？记者不许记。讲我学骑马的事吧。先讲我骑毛驴，那时我在白区工作，从老北京西直门外一个什么地方，记不起来了，到香山去，要骑毛驴，……九·一八事件，你们记得九·一八是哪一年？日寇哪一年入侵咱们的？

有人答：三七年。

江青：好象有错误。是三一年。三七年是七·七芦沟桥事变。那时我怕当亡国奴，所以找共产党，去延安，走到半路上，车也没了，路费也没了，尴尬得很。正好碰上一个运粮车，还有一个装得比较空，上面有三个人，你们猜是哪三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秦邦宪（博古），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我就见过那么一次。我要他们带我走，他们不同意，说你还是坐粮车走吧，这时有人告诉我可以借马，我就去借马。人家不知道我不会骑马，我骑上去了，马不是吃草就是往回走，我下来了，折了一根柳棍，又爬上马，在马屁股上使劲抽丁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众：马快跑起来了。

江青；那马没命地跑，一直从××跑（没听清）……我想这下完了，非要把我颠下来不可，跑出好长路后，马也累了，我也颠得浑身疼。到了洛川，那时党中央正在开洛川会议。熟悉毛选的同志知道有名的洛川会议。当时周总理第一个出来接我。我当时一点劲都没有了，站都站不住，但我想，要挺住。中央同志还得一个一个地拉手。当时没见着毛主席。去延安时我搭主席的车去的，我不知道是主席的车。

我学骑自行车，两个小时就会了，我一直以为有人在后面扶着，后来回头一看，没有人，就掉下来了。（众笑）这样蛮干的事，我干过好几次了。

（休息片刻，江青拿出科学教育电影片名册，和大家一起讨论看哪一部，共看多少部）

江青：今晚就不要批判邓小平了，看电影也是受教育，这几部就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江青：你们不要围着我，也是少见多怪嘛，我以前没来过，主要怨我，以后我就跟你们在一起了。


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花生地里的谈话
江青
1976.09.28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摘录）


（江青让人念四号文件）

江青：先武装，然后批判。你们的胶卷不要照我，这样不妥，要照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读四号文件读到第三段完时）

江青：你们听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

答：听懂了。

江青：那我给你们提个问题，什么叫做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答：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差别。

江青：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讲了不少，但还缺一点东西，也许我说的不对。说听懂了，这里还有一点问题吧！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何理解？这是指示的要害，没有明白这个，就白学了。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有没有区别，主席讲了，有人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

江青：我这个官不算小了吧！要搞投机倒把，门口的吉普车装不下，可现在我连一辆自行车也搞不了呀。

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林彪要灵芝草，长生不老。这其实是迷信，实际上是要全国向他们进贡。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不能那样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或者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少教人支配一切。

我也有点法权，到哪个地方去接近群众要坐专机，有时还要有列，非坐不可。我不能坐长途汽车，坐几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呀！组织上照顾我。过去说：“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我出来不也惊动不小吗！

我买了花生是给主席身边的大夫、护士吃的，他们的心情不好，不比我的心情好多少。

文化大革命前，有更大的特权，军队一些干部子女，不用考试就进了大学，这是特权，文化革命给革掉了。

（江青休息后，回来又说）

人格化了的资本家这个提法是我自己学习的体会，不一定科学，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驳，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比资本家还厉害，资本家雇人要自己出钱，而走资派雇佣劳动力国家出工资，这是最本质的一点。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主席讲的非常深刻。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他也没有参加，只是总结了它的经验。列宁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许提高工资，多给他面包他不高兴，看到工人没有多吃。后来他遇刺受了伤，身体不好，他只领导了七年。这是主席对这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发展。

主席著作我学的不好，我要重读主席著作，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四号文件，还有一个批示。（谢静宜，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要不断地复习，读了都象新的一样。

你们清华北大任务很重，斗争摆在面前很艰巨，皮毛的学习不能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你们不要写什么东西，不要帮倒忙。新华社记者不错，顶住了。有人要他们写我的材料，他们没有写。

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搞掉不行，就采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很激动）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邓小平他们已经搞了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赫还是在斯大林逝世了几年后搞的，而邓小平在主席健在的时候就搞。他们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厉害。主席的体魄非常好，这么早逝世，他们的迫害是重大因素，主席在临终的一天，还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头脑非常清楚。他们对主席的迫害你们不知道，以后再谈。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咐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当工物系给她送苹果时）

江青：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

（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宏观世界我还知道一些，微观世界我不清楚，基本粒子不基本。

迟群：你们看了科教片，要立即组织写影评。要把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出来。要搞昆虫标本送给江青。


江青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讲话
江青
1976.09.29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


（有人念四号文件。当念到“小平偏袒刘冰”时。）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当念到“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里指的是三年经济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人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主席亲自到各地进行视察，到了济南，×××垂头丧气，主席视察以后，在全国转了一圈又回到山东，看到庄稼长得很好，结论是：没有那么严重，后来又见到×××，说：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当念完四段以后）。

咱们学了四段以后，你们有什么体会？说一说吧。

（当有人讲到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时）

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连逻辑上都不通。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席对马列贡献很大，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巴黎公社两个月，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参加，但他们总结了公社的经验，这就很了不起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后执政，有七年的实践的经验，但很快就遇刺受伤，以后也没有人听他的，他写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今天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照抄。我们主席从建党、健军、建政以来，经验丰富多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自己是看到了二十三条后，对走资派的认识才明确了，可是，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我现在才看到，被他们压下了，封锁了，这里面讲的更清楚了，那简直是吸血鬼。列宁讲建成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我们就建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对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答：我们是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本家，有党内资产阶级。）

不是，你说的不全面，只讲了个边。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说清楚。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从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了问题。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他不要开工厂，不要办商店，他都不要。资本家的工厂、房屋、土地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也不拿了，只保留了一个高薪。可是走资派有党权、军权、政权，特别是党校。《不夜城》这个电影，就是在上海的大资本家荣毅仁家里拍的，为他们树碑立传，嚣张得很。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人格化。资本家你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资本主义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算了一笔账，走资派特权吓死人。干部子弟可以无条件上大学，特别是军队两分也可以录取。这种情况多了，他们已经不是法权了，超出了法权，是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要保护呢，主席讲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现在工资照抄苏联那一套，级别很多，可麻烦了，要增加工资，面很大。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减工资，我们没有什么负担，进城以后实际是供给制。主席几次提出降工资，降到四百元，有人就说：“你们家里孩子少，我们孩子多。”就降不下去了。

主席对马列的贡献太大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过他的手法变了，剥削手段也变了。

主席讲，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是很有分寸的。我小时候学“修身”课对它很反感。先生在上面讲，我不听他的，后来搞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老二。孔孟之道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腐蚀中国人民。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个妇女，不识字，但是《女儿经》她能背过大半本。我父亲也不识字，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话有许多还是《论语》上的，过去灌输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逝世，大家很悲痛，特别在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悲痛。我一去，大家都哭得厉害，我也忍不住悲痛。后来我想，不能都这样，我把文件拿出来，要大家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我的反面教员很多，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抗日。主席逝世了，不光我们，就是国外华侨，不管他是资本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十分悲痛。从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人民也很悲痛。有些还很有意思，如土耳其等国家，外国人民悼念主席的情况，可以选一些印发给大家参考。

女同志受的压迫和污辱最深。青年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吉普女郎？就是把中国妇女沦为娼妓。不仅是妇女受污辱，过去前门有个叫什么坛的地方出相公，即男人娼妓，所以，也不要搞大女人主义，最近，有一个女船长，叫×××，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女同志能不能参加远洋航海，据说在交通部压力很大。这件事发生在批邓以后，我看了很生气。我说：“你们交通部，得改个名字，叫做男尊女卑部。”他们说世界上还没有过女人当船长内远洋的，我说有，她就叫×××。我在会上说，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妇女生产的，他们听了眼睛直发愣。有人说带孩子不算劳动，我说为什么不算劳动？有人问，江青同志你讲的这个话算不算数？我说，怎么不算数？

中央四号文件在机关每个支部才一本，念一遍就收起来，没有文件，你们能记住吗？应该把文件印发给大家，不应该扣住不发，扣住不发就等于封锁。



附：江青在工物系讲话谢静宜当时不让记录的部份（追记）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


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架，陈伯达连总理的话也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

五·一六通知是我与张春桥在上海起草的。

文化大革命中，总理要保×××，但他说话不灵，所以要康老来找我，我就批了。

文化革命中，蒯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好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的材料。我就不怕别人整我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要看，我当时有个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替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抄出一份，在声明里讲了三点，第一我抗日，在街头上演抗日剧，有什么罪？第二我与国民党没有联系。

我出身独立劳动者，父亲是做车轮的，我只念到高小毕业，九·一八事变我才十七岁，很怕当亡国奴，每天去图书馆看报，当时学校就我一个女学生天天去看报的，我上“修身”课时最没有兴趣，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被女老师看见了，她凶的很，打我手心，我伸手让她打，但不哭，她也没有办法。后来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孟之道那一套。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30日）后（1日）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29日）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

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

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

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都不向我说。他们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例如：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我是这次发表后才知道的。

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要发言，主席不让我讲，我把帽子往桌上一扔说：杨开慧可以坐牢杀头，我连几句话都不能讲吗？主席没有办法，还是让我发言了。

主席许多事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到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主席生病，他们不把病情告诉我，也许怕我难过。

刘冰的两封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影印发给政治局。

我在政治局会上和邓小平大吵，气得他脸直发抖。

我在政治局会上讲批判男尊女卑，说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我们妇女生产的，包括你们这些男人与妇女在内，我说完了，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我被他们斗了两个月，残酷得很，他们迫害我。

我怕被他们赶出来，所以有一段时间，身边带了一千元钱，随身背着，思想负担大的很。后来交给秘书管，我身边只带五，六十元。

我被绑架过一次，我准备第二次被绑架，身边带了把剪刀。（散会时把剪刀拿出来给一个同志看，是一把七、八寸长的手术剪刀）。

主席逝世了，我不流泪，我还要斗争。

（当谈到沈崇事件时）沈崇是吉普女郎，就是外国人的娼妓，当时也有人要拉我当吉普女郎（做挎手膀的姿势）我打了他一耳光。

不仅妇女受污辱，也污辱男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北京天桥那里有“相公”，就是男娼妓。

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说出去，比较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局是最差的，三十三条语录只学了三条就不学了。政治局有时连会也开不起来，开会也净是吵架。


江青在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讲话
江青
1976.10.01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下午）


同志们，节日好！我们不一一拉手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同志送江青一个篮子）哪来的？（是学员自己编的）即是这样，我才收下，那也得给钱。（迟群说：由我处理）干嘛要你处理，我包里就有钱。（让一同志念文件）要慢一点。（江青自己念了几句，做了示范）快了别人不能思考，自己也一念而过，只有你一个人有文件，成了传声筒了。（迟群说：再慢一点）我觉得可以了，不知别人感觉如何，要学会征求别人的意见。昨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去了黑纱。我现在还穿着黑衣服，不戴黑纱，大家也还带着黑纱，心情和大家一样，不要搞形式，要化悲痛为力量，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念到“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你们看一看“桃花源记”，魏晋是汉朝以后的朝代，魏朝的皇帝姓什么？（是曹操）晋是司马懿，汉有西汉和东汉，以公元为界，西汉公元前，东汉公元后。要读点历史，不然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就有困难。要读一点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这本书有缺点，什么缺点，忘了，我给他提过。你们可以批判地看。《中国通史》可以看范文澜的，可惜只写到太平天国。（××同志说：好多观点不对）可以批判地看，在延安时，范文澜骂秦始皇，骂曹操骂得可厉害呢！当时我就开了他一炮，他是重书本而不重地下的（按：指出土文物），现在好多了。

我送给××一本《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送给他一个人的，你们有印刷条件，可以印。

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我开始学《资本论》就先学习了小辞典，还学习了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不学就看不懂。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你们懂吗？要是这些不懂，就没法批判邓小平的《论总纲》。

（江青问一同志的名字，名字中有一“淑”字）淑把三点水革掉。孔老二的“苗条淑女，君子好求”。多大了？念了多少书？我只高小。我上了一年艺大，大学旁听一年也应算学龄，主要靠跑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全国最好的，从早起就去，带一个烧饼，呆好久好久，那里有蒸滤水，主要是自学。学哲学可以学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实践论》比较通俗，《矛盾论》难一些。

主席非常英明，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有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列宁是执政的，执了七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他们手中有权，不仅是法权，而且是特权。他们不需要工厂。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我说全国向他进贡。我的官不算小了吧，我也是有很多法权的，但我要限制，到你们这儿就是一种限制。我要买一辆吉普车，一辆自行车，也要通过别的同志。除了办公事得坐车，不然就到不了，你们这儿要是办私事，就得出钱出汽油钱。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个梁思成？这个老爷可厉害呢！解放初期我们要拆三座门，他反对，痛哭流涕。在长安街上容易出车祸压死人。给你们一张照片看看，有点感性认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的牌楼我在陶然亭看见了，他们把它搬到那去了，我让他们拆，说你们不拆我来拆，难到还想镇压劳动人民吗？

你们知道清华的历史吗？跟帝国主义有点关系，帝国主义打我们，我们还得赔款。灾难深重啊！清华就是庚子赔款盖的，不补上这一课不行。清华哪来的，是个什么东西，要搞个材料让大家学。

走后门，民愤极大啊，人数不少，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慢慢解决。我身边有个同志，妹妹在农村，表现大概是比较好的，贫下中农推荐她上大学，一个干部找了一个人顶替她，她很生气，我叫她不要不愉快，我这里有很多杂志，有科学杂志，还有一点医学的。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不是很好吗？干嘛非得要上大学呢？当然进现在的清华大学不一样，首先是要上阶级斗争课，清华的（学生）历史不学不行，不学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来的？（这时，江青动手给在座的同志摘黑纱）历史无论如何要学一下，不学历史就不懂魏晋。

要上历史这堂课，主要学简史、近代史。夏商靠考古地下的。周是奴隶制，有记载了。中国经过了哪几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我们还没有见到，你们还要斗争，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清华要开历史课、近代史、现代史，批邓还需要很长时间，他现在还过得非常舒服，孩子都在一块，主席同意了。孙子、外孙都住在一起，养了一家牛鬼蛇神。邓小平是官僚地主出身，他老婆出生在云南，云南是出火腿的地方，叫宣威火腿，她就是宣威火腿总公司经理的女儿。不接触就会有迷信，主席看人是观大节，略不过。以前不知道，有一个认识过程，不完整就容易有缺点错误。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这里是有背景的。

中央文革是有两派的，从上海起草“五· 一六通知”时就两派，开不成会。我、康老、春桥、文元是跟主席的。陈伯达、王、关、戚是一派，春桥去做康老的工作，我去做陈伯达的工作。顾问还有陶铸，他是个大叛徒，原来是判他死刑，自己自首，还鼓励别人自首。他反对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才讲了几分钟，也没有讲什么，就讲了人工合成蛋白的同志，向他们致敬。有人说，是中国人发明了，也只能说是模仿，发明权要让给外国人。后来外国人杂志上发表了，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镇压我，轮流来进攻我，陈伯达还篡改了我的讲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么一句，人工合成蛋白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发明的。其实历史上我们的发明是很多的，外国有位教授李约瑟写了一本书（中国科学史）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发明，中国人还没有写这样的书的。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李教授现在住在意大利，意大利经常闹经济危机，教授的工资不稳定。李教授不够吃，我们出书，给他稿费，否则他也不要。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

“全面内战”是走资派挑动的，说是抢枪实质上是发枪嘛。河北省会搬了家，三十八军和省军区各支一派，省军区支的是大派，一次就发了六千支枪，以后我就不知道了。三十八军支的是小派，也发了枪，我就去和稀泥。先做了三十八军的工作，他们态度还好。后来邀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洪文、登奎，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一块去做工作，还参观了保定胶券厂，顶牛的没有来，我对他们说，你们两派都对人民犯了罪，伤了人应该做善后工作。哪有人民子弟兵打自己人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记者要照像）你们不要帮倒忙，要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华国锋同志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主席提议的，主席说得这么明确，你们明白吗？

我要仔细地想一想“三分不足”，主席总结了经验，这次批邓就不许串连，坚持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走五·七道路，不然坏人拱起来屁股就坐不住。

主席总结了经验，非常英明。我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官。主席说，工人、农民、学生、小官不喜欢大官压他们。为了不被打倒，所以我才到你们这儿来。你（指××同志）没有文化革命也不会到这来。当然也不能打倒一切，那样会使我们被动。比如揪军内一小撮，陈伯达就是修改主席审定的中央文件，加了三个“揪军内一小撮”，我们反对。陈说：“勾掉了两个”一个与三个有什么两样，照样搞出去了。我当时说过是“自毁长城”。会上只有两个同志发言支持我，不是说别的同志不支持。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老同志是个宝。我们主席是最老的，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有了主席的领导，我们才有今天。对老同志要执行主席的路线、政策，一看二帮。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因为老的都有权，造反派没有。象我这样的，就要对你们高抬贵手。主席两方面都保了，提出要老中青。邓小平是要老老老，连人生的客观规律都不懂，人一生出来就包含着死的因素。邓小平老的叛徒特务都要保、要翻案，主席害了病，他送烟去，要替一个叛徒翻案，刺激主席。我要控诉他。否则主席还要多活好多年，主席体魄非常好，头脑非常清楚，临终的时候还过问事情。我写了个条子，要参加义务劳动，这不仅是主席的教导，列宁也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否则就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我到群众中来，好多了。我年老耳朵不好，对字听不清楚，声音过敏。医生检查，说是老年性加神经性，是受他们迫害的。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形势是好的，你们看形势好不好？但要警惕。比如说还有地震。这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当然你们也不要去造地震局的反，因为预报准了也难。财产损失一些无所谓，人是可以少牺牲的。我看地震局那个领导已经是个官僚主义者了，他是陕北人，忙于组织他的班子，下面向他汇报，但是他说没有那么回事，那么大的级还了得，不能报，要拖着。一个老工人在井下管水文的，抱着他的水文仪，流着眼泪说：他的一个“但是”多少阶级兄弟不见了。这次唐山有很多动人的事例。

我们地球是很好的，还很年轻，能量很大，要通过地震、火山爆发释放出来。非洲人不懂得地震，他们那里火山很多，通过火山释放了。


（选自北京大学批判材料之一）

来源：选自北京大学批判材料之一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王洪文
1976.10.03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其他单位刊印的材料。


迟群在清华大学5个系（电子、自动化、机械、力学、基础课）体制调整的领导班子会上的讲话（摘录）
1976.10.05


这次调整是“7·27”以来比较大的一次变动，是根据群众意见和教育革命实践，征求了上下左右的意见。班子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精干的。根据教育革命的需要，有些干部要调整，有些地方要加强。李恩元同志（力学系党委书记）你回水利系，老地方，是老人，你的部下作书记，你作副书记。我相信老同志能正确对待，干革命不能讲座次，关键看路线，看能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如果按照邓小平矮子爬楼梯的作法，你吴淑荣（留校工农兵学员、校党委常委）不过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居继忠（工人干部、校党委常委）不过是个工人；你小荣（荣泳霖、校党委副书记）不过是个支部书记，顶多是个总支书记，我们这样作都是对邓小平的批判。

我们现在应该说，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现在要继续长征，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继续，教育革命正处于这个状况，仅仅是第一步，前边的路程还很艰巨，切不能松懈斗志，特别是毛主席逝世了，如何继承毛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样把革命搞到底？怎样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毛主席讲“按既定方针办”，首先是抓这个纲。斯大林逝世后，给苏联党和人民留下了什么，是个大错误，留下了那么多修正主义种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留下了那么多祸害，当然我们对斯大林评价还是三·七开，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错误。斯大林刚一逝世，他们就闹开了，篡改马列路线，而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请同志们很好看一看4号文件，主席五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给我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无限宝贵的财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财富。主席的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不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谈过，马克思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上是谁高举了马列主义这个大旗，是谁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主席，找不出第二个。主席留下了这样宝贵财富，中国的党是非常幸福的，当然不是说就没有曲折，主席就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三、四次，有些同志丧失信心，光看道路曲折，没看到前途光明，主席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失掉哪句话都要陷于盲目性。一个革命者在征途上陷入盲目性很危险，会上当受骗，所以这两句话不可分割。主席在1966年给江青同志的信，提到这句话，很有意义，有的人是杞人忧天，这就是对主席路线不坚定。最近江青同志多次来校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看望大家，作出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榜样，我们要学习江青同志的革命精神，大家都知道，过去9月30日晚上举行国宴，10月1日游行，晚上放焰火。现在江青同志的心情，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计较个人的得失，那谈继承主席的遗志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这个班子建立了，是否就不想动了，根据教育革命的发展，形势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从物理学上说基本粒子还是可分的，领导班子也要不断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进行调整。刘冰这个人如果态度好，也可以留在校内嘛！不要调出去，调出去人家也不要，在校内还可以安排个工作，如果让他参加外宾接待，讲自己怎么翻案的那多好啊！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显得我们无能。

班子，党委作了决定就按这个决定办了。这件事本身说明我们的干部都是好的，是听指挥的，现仅仅是名单，下一步要实践，要拿出行动来，我有信心，下步一定会把工作搞好。

江青同志来校，在座的现在还不知道，当然来校这个事是知道的，因为江青同志委托党委向全校革命师生问好，但具体讲什么大家还不知道，说明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好，何时传达，传达什么，都要请示，江青同志来特别强调要谦虚谨慎。




来源：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材料之四，供批判用》，1976年11月8日。


邓小平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信
邓小平
1976.10.10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的通知

1977.05.03；中发 [1977] 15号


各省市、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将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的信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给华主席并中央的信印发给你们。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同志们看了这两封信会高兴的。中央希望，全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揭批“四人帮”，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

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来源：中央文件的翻印件；1977.05.03《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中发 [1977] 15号。


江青反党黑话摘编
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
1976.11.12


前言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为党锄了大奸，为国除了大害，为民平了大愤！大快人心，大得人心！为了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教育革命展览会摘编了大野心家江青部分反革命黑话，现印发给大家，供批判。



（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　“主席逝世后，我没哭一声，没流一滴眼泪”。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对主席逝世，江说：“你们不要效儿女之情，哭哭啼啼。”

 	（同上）

△　毛主席逝世前夕，江青在新华印刷厂恶毒地说：“一切事物都是新陈代谢，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76.9.8）

△　“主席经常批评我……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不过现在我也过来了。”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我天天挨骂，感到光荣。”

 	（8.28小靳庄）

△　“林彪要给我长工资，我当面把长工资的条子撕了。主席批评我，说我不该得罪林彪，打乱了主席的部署，不批评我批评谁呢？嫁给毛主席可倒霉呢。”

 	（75年4月新华印刷厂）

△　“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不向我说，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64年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是这次发表我才知道。”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主席很多事情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在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刘冰的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印发给政治局。”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不要管我叫首长！我现在是既不首，也不长！”对抗主席对她的批评。

 	（75年8月在钓鱼台）

△　75年9月21日，在钓鱼台恶狠狠地向××说：“你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就调不动你了！这回是主席叫你来的吧？”发泄不满。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疑，就与我分居了，我很少见到主席。”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一次，江召集电影界人物用饭，说什么：“有人把在政治局上讲的话不经毛主席同意，就传播出去”，并破口大骂：“混账王八旦！”“老娘就是要骂，老娘不怕！”“张天民来了吗？你还可以写信去告，你去告，你去告，我不怕！”“《创业》有缺点嘛，将来要重拍一部。”

 	（75年9月在大寨）

△　江对抗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指示，吹捧张春桥的文章：“写得很深刻，要认真学习”，“你们学习张春桥文章没学到点子上，什么才是学到点子上呢？张的文章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反对经验主义。当前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我们的大敌。”

 	（75年新华印刷厂）

△　“要学文元、春桥的文章。春桥的文章有个重点——所有制，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我们党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做了经验主义，你们就完了。”

 	（75.4.4晚对全国染印法会议及电影界代表的讲话）

△　“在风庆轮问题上，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和邓小平大吵，气得他脸直发抖，后来他找我作了检讨，说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是无产阶级钢铁公司，邓小平是资产阶级钢铁公司。”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二）反对敬爱的周总理



△　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攻击周总理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请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的同志来”。周总理当即还击：“我们请了，是他们没有来”。


△　74年6月中旬，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上说：“现在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陈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批林批孔干什么。”


△　多次在小靳庄说：“现代中国还有儒，最大的儒。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人同外国宣扬孔子的人交朋友。”

 	（74.6.天津）

△　74年在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上江说：“蒋介石不是大儒？我们党内也有大儒，刘少奇是大儒，林彪是大儒，现在还有大儒。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并指示谢静宜、王世敏给两校大批判组、党校写作组念攻击周总理的外电报道：“中国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路线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74.天津站）

△　“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74.6.19在天津）

△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贯穿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74.6.14在人大会堂）

△　“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历史上的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

 	（74.6.14在人大会堂）

△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决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反对。”

 	（74.6.19在天津）

△　“要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斗争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74.6.14在人大会堂）

△　“林副主席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连周总理都不知道”。


△　“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陈连总理的话都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74年7月17日在政治局会上，当姚文元说：“这次会议有老中青工农代表参加”时，江插话说：“有没有兵？”答“没有”，江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张春桥插话：“以后开会都要找工农兵，不要以为国务院召开的会就不要兵”。江说：“这个问题要向他们道歉，我在北京、天津都有点”。挑拨军队和总理之间的关系。



（三）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　“我这次出来，政治局只有张春桥知道。”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我来以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现在北京地震，不少人又住到外面来了。我坐车来，没有看见什么人住在外面。”

 	（76.8.26北大）

△　“我到你们这里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里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后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今天来了，是昨天晚上决定告诉迟群、小谢的。”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这次是自己要来的，没有向中央请假。”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我被他们赶出来，所以身边带了一千元钱，随身背着，思想负担大得很，后来交给秘书管，我身边只带五、六十元。”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在主席生病期间，他们迫害主席，欺负主席。”

 	（同上）

△　“主席生病他们不把主席病情告诉我。我不在主席身边，也许怕我难过。”

 	（同上）

△　“主席逝世了，我不流泪，我还要保重身体，我还要斗争。”

 	（同上）

△　“我被他们斗了两个月，残酷得很，他们迫害我”。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他们镇压我，迫害我”。“他们造我的谣”，“他们要暗杀我，软禁我”。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他们绑架过我一次，我准备被绑架第二次，我带了一把剪刀”（注：江恶狠狠地拿出她随身携带准备负隅顽抗的剪刀给大家看）

 	（73.9.29清华大兴分校）

△　“砍头有什么要紧，一刀子不就完了吗？！”

 	（75.9.13大寨）

△　“我是政治局里的单干户。”

 	（在小靳庄）

△　“毛主席是叫邓小平气死的，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就控诉了邓小平，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他们不同意，有人要为他翻案。”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主席逝世后，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质问为什么没听说主席有病就突然逝世了。谁害的主席？这是分裂中央，有人想搞掉我。”

 	（76.9清华大兴分校）

△　“有人怀疑主席的逝世有人谋害，这怎么会呢？主席的病是中央安排最好的医生精心治疗的。”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连一点逻辑都没有。”

 	（同上）

△　“我送了点批林批孔的材料也成了罪状了。我在学大寨会议上讲评论《水浒》，他们也告我的状”。说着就斥骂在旁的新华社记者：“就是你们新华社写信告我的状”，“主席就批评我。”

 	（76.8.26小靳庄）

△　“我应该到小靳庄看看去，去外地要向党中央请假，到你们这里（清华）来不用请假。”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政治局限制我的行动，不让我到小靳庄去。”

 	（同上）

△　“要多看点书，我现在好多书没有看，政治局学得最差，政治局不买书，我是交了党费的。”

 	（同上）

△　“清朝有个宰相，叫法式善，原来他地位很低，做了大官，但他从前的主人办丧事时，还要让他当吹鼓手。”

 	（76.8北大）

△　清华分校有的学生说遭到走资派打击时，江说：“我们二人是同病相怜的，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意死，我要活，活着跟他们斗。”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政治局的学习是最差劲的，30条语录，只学了3条，政治局里是经常吵架的。”

 	（在清华一次座谈会上）

△　“历史的当权人物死后，他们的妻子从来就是受迫害的。”


△　“在政治局他们斗了我两个月，就差让我低头、弯腰、坐飞机了”。又作贼心虚地说：“政治局的事不要外传。”

 	（76年8月28日小靳庄）

△　“我是受压的，你们知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吗？就在国务院。”

 	（76年9月29日清华大兴分校）

△　“抓点不要光找我抓，你汪东兴也要抓。”“有人造谣，说我抓防化连和其他几个点，是专抓林彪的部队。这是污蔑！”

 	（74.6.14在人大会堂）

△　“晴雯与袭人有何区别？我最喜欢晴雯，袭人是特务，谁收买的她？不是王夫人。就是宝钗收买了她。第36回，宝钗代袭人刺绣，宝玉假装睡着了，骂什么和尚道士，骂的是宝钗。”

 	（76.8.26北大）

△　“曹雪芹是补天，不是变天，但他不向上爬，比19世纪欧洲的作家们高得多。那些人向上爬，他不向上爬。”

 	（76.8.26北大）

△　“我到你们这里来是治病的。”“我到小靳庄去，我的病就好了。迟群让我在这里住几天，我就来了。”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四）疯狂的篡党夺权野心



△　“康熙把遗嘱写好了，放到大殿后面，皇四子雍正这个人很狡猾残酷，也很厉害，他会使用特务手段。康熙皇帝写的那个东西，在康熙死了以后才能看。雍正皇帝就偷偷地把十四子改为四子，他就做了皇帝。……雍正不懂得披上一件骗人的外衣，他是赤裸裸地蛮干。”

 	（与维克特夫人谈《红楼梦》）

△　“要看《红楼梦》，不然就没有经验，……柳嫂子、柳五儿还有反复辟夺权的问题。”

 	（75年在新华印刷厂）

△　“赵匡胤是相当高明的，他只统一了一大半”，“匡胤弟赵光义也起了很大作用。”“赵普也应研究，是真儒还是假儒？出主意最多的是赵光义，要研究研究。”

 	（74.6.18、21日在天津）

△　“吕后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她出身很苦，参加劳动，织布。在刘邦很穷的时候，吕后就跟着刘邦一直帮着刘邦平定天下。刘邦没有果断地杀韩信，只是贬了韩信，而吕后果断地杀了韩信，这就断了后患。刘邦死后，吕后亲自掌权起用了一些比较得力的法家人物。刘邦死后，汉朝为什么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吕后”。

 	（74年6月在天津）

△　“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众臣为他所用，就是因为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比李世民宽广多了，当时20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

 	（74.6在天津）

△　“只有皇帝本人是法家，法家才合法”。

 	（74.6.14在人大会堂）

△　“秦朝可以统治很长的，因为赵高掌握了胡亥，李斯是宰相，可以搞掉赵高的。”“李斯还有一个污点是不坚强，应杀赵高，李未采取措施，因他有儒生气。”“秦覆之快，是李斯不够坚强。”

 	（74.6.12）

△　1974年江青写了《琅玡石》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拟发表于“中国摄影”杂志，后因太露骨索回原稿。


△　“今天早上我看到昨天《光明日报》文物出土的一个吕后印，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玺在那里，是真是假，要弄清楚。”又说：“这是万年大计，有现实意义。”

 	（74年3月法家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

△　“我看过许多出土的东西，孙膑的一些东西出土了，看来这个人确有其事，他是讲过以其上乘攻其中乘，以其中乘攻其下乘，以其劣乘对其上乘，三局两胜，很有些意思”。

 	（76.8月26日北大）

△　“现在重温毛主席给我的那封信，就像新写给我的一样。”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75年9月在钓鱼台，江对谢静宜说“做了大官了，不大见了，”谢说：“我才不愿做那个官呢”，江：“真不愿意做官？说的是真心话？”谢扭扭捏捏的说：“当然是真心话”。江慨然背诵南宋陆游《鹊桥仙》词，“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做江边渔父。”


△　“干革命搞生产，搞什么工作都是男女同样干，男的能做的，女的也能做，有些事，男的不能做，女的也能做，可是，一到掌权的时候就变了，什么权男的都一把抓，女的没有份，男的抓权可厉害哩，在政治局里，就我一个女的嘛”。

 	（74年6月天津小靳庄）

△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批‘男尊女卑’，说生产力主要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我们女人生产的，包括你们这些人。我说得他们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　“我要为妇女说几句话，妇女负担重，贡献大”，“你们学过政治经济学吗？生产力是最活跃的，最革命的因素，劳动力又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把话说透了吧，男劳力，女劳力，还不都是女人生的，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他们还直撇嘴”。“一开始原始社会是母系氏族，后来就变了，改为父系氏族了，到了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得变过来，男的不能靠体力强想怎样就怎样，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76.8.28，小靳庄）

△　“现在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但你们要谨慎，不要干蠢事”。

 	（76.8.26，北大）

△　“斗争还要长期存在，你们当秀才，又不要当秀才”。

 	（76.8.28在小靳庄对原大批判组王世敏讲）

△　有人让江到另一个村去时，江说：“只要我不死就去。”“我就要到阎王老子那里喝烧酒去了。”

 	（76.8.28小靳庄）

△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我要向你们年青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长着呢。”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你们那个胶卷不要照我，这样不妥，要留着照重大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帮倒忙，你们明白吗？”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苹果也留着吧，过盛大的节日时再吃吧。”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五）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



△　74年3月5日，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文艺工作会议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代表时胡说：“你们现在被大军阀统治着”，“要整一整军队”，“你们要放火烧荒，要写大字报”，“我今天是斗胆，不敢得罪军人。我也是解放军，我也有军籍，我已经领军服去了，我还是军人嘛！”“我们的话，你们根本不听，看来要夺权，×××你去把权夺过来”。


△　75年4月4日晚，江对全国印染法会议和电影界代表讲话时说：“《渡江侦察记》穿的军大衣，象国民党军大衣。”


△　74年10月18日，江在有关单位选出27幅照片送中央审批的报告上批道：“拟同意发25张，第13、第25张摄影艺术甚佳，可是士兵头上戴着国民党、北洋军阀、沙俄、苏修的大盖帽，有失我军的光荣传统，拟不宜登载。妥否？请洪文、春桥、文元同志批示”。



（六）无耻的吹嘘、丑恶的灵魂



△　“中央文革是有两派的，从上海起草‘5·16’通知起，就有两派，开不成会，我、春桥、文元是紧跟主席的，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付组长，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不足，成绩让大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比较好一点”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陈伯达要改主席审定的文件，加了三个揪军内一小撮，我改掉了两个，我当时说这是自毁长城”。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我是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更要总结经验，三分错误，尽管不是我们干的，要作为经验”。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5·16’通知，我与张春桥在上海起草的”。

 	（同上）

△　“文化大革命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四个政治秘书，就剩我一个了”。

 	（同上）

△　“文化大革命前，蒯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很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怕。我当时的一项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帮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时抄出一份”。

 	（76.9.29清华大兴分校）

△　“37年我去洛川，那时党中央在洛川，正在开‘洛川会议’，周总理第一个出来接我，中央同志还得一个个握手，去延安时，我是搭主席的车，当时我不知道。”

 	（76.9.27清华大兴分校）

△　“我从童年时代起，就抵制封建主义。”

 	（75.4.4对全国染印法会议及电影界代表的讲话）

△　“我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过的青年，我15岁就被人家争夺，我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我读的第一本马列书就是《国家与革命》”。

 	（同上）

△　“我生了3个月病，学习比你们重，还读了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井冈山的斗争》、《国家与革命》，4卷已通读了”。

 	（同上）

△　“主席交给我的学习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呢”。

 	（76.8.26在北大装模作样听人讲《老子·道德经》）

△　“我们一家三个人，都喜欢三李（指李白，李贺，李商隐）。”“主席在学英文，我也在学英文。”

 	（74.6小靳庄）

△　“劳动是我的第一需要，我一天劳动了24小时，都不知道星期几了，只是批文件时才看一下今天几号了。”

 	（新华印刷厂）

△　“你知道我干了多少行吗？我是一个重脑力劳动者，教授才干一行，我干的音乐、舞蹈、戏剧……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

 	（新华印刷厂）

△　“吃茶要给钱，不给钱是不对的，我用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的工资，不能花国家的钱。”

 	（新华印刷厂）

△　“进城时，我手上还有六个老茧。”

 	（8月28日小靳庄）

△　“我们的工作不比别人少，每天连礼拜几都不知道，不计工时。”

 	（75.4.4对全国染印法会议及电影界代表的讲话）

△　74年，江乘海军炮艇去大港，她说：“这炮艇上的设备是国产材料制造的？”有人告诉她是时，她很惊讶，大声说：“啊呀，我们的国家这么伟大呀！”她看见毛主席为海军题的词，叫道：“拿笔来，我也来一个，怎么样？”


△　“邓小平搞的不是法权，是特权，我的权力够不小了吧，可我连倒卖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自行车都不行。‘过去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我也有专列，我不要，他们说不行，非让我要。我不能连续坐火车，走几站要停一停，我还有马。”

 	（9.27清华大兴分校）

△　“武则天这个人很了不起，她是搞男女平等的，有许多面首。”

 	（74.6天津）

△　“我推荐两部电影是什么原因呢？（指外国电影《魔盒》、《鸽子号》）我觉得你们正面教育学得不够扎实，我当反面教员教育你们。”

 	（75.4.4对全国染印法会议及电影界代表的讲话）

△　“我这里有一个保存得很好的美国影片，叫《战地鸳鸯》，他们在那个年代（40年代），就能搞出彩色，这样好的影片，确实应该我们借鉴。看后组织讨论，并分别写出各单位简报送我。”

 	（同上）

来源：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黑话说尽　坏事做绝　恶贯满盈　十恶不赦 ——江青反党黑话摘编》（材料之六，供批判用）1976年11月12日。


王洪文关于长沙告状的问题交待
1980.06.27


（1974年） 七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江青与邓小平争吵 起来 。原因是江青在 新华社整理的材料上批了一段意见，关于交通部一个干部不支持风庆轮远航途中故障时，这个干部看笑话 ，准备向国际呼救。江青写了批评这个干部的批语并批示传阅，邓圈阅但未具体表示意见， 故江青问邓，邓说我已圈阅，这样就吵起来，邓说对此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张春桥就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句话煽动性很大，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散会后我们回钓鱼台，江青通知我，张春桥，姚文元到17楼碰头。江青说小平吵架，就是对文革不满，有气。又说邓反对文革等等。江青说，邓所以跳出来，可能是对总参提名有不同意见，这是一次总爆发（邓提名陈锡联，江青提名杨成武）。 张春桥还说：我觉得最近会发生点什么事。我说：邓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有何意见，我不记得了。

江青和张春桥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所以我提出向主席汇报，顺便把四届人大人选，总参，总政人选问题亦报告主席，三人都同意。记得江青坚持要杨成武当总参谋长。张春桥提议董老或朱德当委员长。我说请示主席, 江青说要去就早去，赶在主席见外宾前 。所以我给张玉凤打电话，很快就回话说主席同意。我就要秘书准备飞机，给中办打了电话。18 日早上约九点出发。

我向主席汇报两个问题，一是讲江青，邓小平吵架问题，说邓对文革不满，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这个问题没说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又汇报人选问题，主席听后问我全国形势如何。我汇报了浙江，江西，铁路和国家财政赤字等问题，毛主席同意我的看法，汇报后还要我去韶山参观。我还告了叶帅的状，当天下午到橘子洲 看了一下。

回来后，给 三人打电话，讲了情况， 并传达了主席的两条指示（我记不起来了），还讲了张玉凤反映她一个人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困难问题。 这次碰头，江青通知了王海蓉，唐闻生参加，并介绍与邓吵架的情况 ， 因为王海蓉，唐闻生就要去主席处。故江青要二人给主席带信，建议增加身边工作人员，还要我把肖木调到主席处当秘书。我还要王唐问主席对人选的指示（汇报时主席未表示意见）。后来王，唐传达了主席对我的批评：王洪文不懂事，干涉我的内政（指增加工作人员问题）。

这次告状主要是告小平，同时也告了叶帅。1974年十月十六日政治局会上，我同江青吵了一架，散会后我找张春桥了解江青情况。叶帅给我打电话支持，鼓励我说 敢顶江青。但因为我当时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我不认为叶帅在帮助我，支持我，反而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江青的关系，是火上加油， 拉我打江青。我怎么跟主席讲的，不记得了。

关于这次告总理状的问题，最近我又反复回忆，我并没有在主席前说总理的坏话。因为在这个时期，我没有同周总理有过任何分歧，总理也未批评过我。我没有理由要告总理的状。我当时的思想活动，只是认为总理生病，没有很好休息，还在指挥工作。这个思想我在政治局几次会上讲过，而且采取措施。如少批送文件给总理，动员大家少去看望他。这个思想在医疗小组也提过，同周本人也讲过。关于总理有病不休息的问题，我以前曾向主席“告状”过。第二次去长沙，我还向主席讲过。这个思想被总理阻止，后来总理说我干扰了主席。这次去湖南可能是主席问到总理，所以我讲了这个思想，主席肯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过我。

这次长沙告小平的状，是政治局讨论人大人选过程中，特别是十月四日主席要张玉凤电话指示邓任第一副总理的背景下去的。我接电话当天就向张，江，姚讲了，但讲后，他们的态度，我们的议论， 我想不起来了。也不记得他们从十月四号至十月十七号这段期间有什么活动。接电话后我是有想法。小平任命的事，我是想不通。我记得初时邓出来工作时，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号走资派， 我看到的，听到的，都讲邓不好。特别是听了几位原先同邓共事的老同志的话，使我更加不信任小平了。

长沙告状实际上就是要 在主席面前搞臭小平，使他不能工作，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 虽然我没有这样说过，但思想上是有过这种活动，特别是江青挑起风庆轮事件后。

把江青同邓吵架看作是一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想法我可能给主席讲过 ，这次告状的三条罪状，完全是对邓小平的诬蔑。背着政治局是阴谋活动，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将继续回忆，争取从宽处理。

来源：美国图书馆的特别收藏。